陈世清：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不能解释解决金融危机（头版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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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27 10:25 | by admin ]
2016/08/27 10:25 | by admin ]
陈世清：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不能解释解决金融危机
——评林毅夫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二）
林毅夫之所以把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无法真正找到解决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因为他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线性思维方式。林毅夫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分析问题”，实现“从西潮到东风”的转变，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就应该用中华民族固有的对称思维方式代替新古典方法论的线性思维方式，用对称的结构经济学代替线性的“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只有彻底抛弃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方法，代之以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才能真正实现“从西潮到东风”的转化。
林毅夫在用“新结构经济学”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战略时，把政府排除在市场结构之外；政府只是做一些让国内企业利用比较优势更快更好地赚钱的外部性服务工作。在用“新结构经济学”解释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走出金融危机的途径时，又不得不把政府请了回来，放在市场结构之中，把政府缺乏监管看成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把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发行超越国家主权的“储藏货币”和“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政府基础建设投资看成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他把政府排除在外的经济学范式形容为“西潮”， 把政府请回来的经济学范式形容为“东风”，把自己在世行4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形容为“从西潮到东风”，从而实现了他的自我否定，这就是他最近从世行回来后同时出版的两本书《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之间的逻辑关系。林毅夫对于自己“从西潮到东风”的自我否定从方法论上作了解释：“理论不管是社会科学的还是自然科学的，都只是一套简单的、说明现象的因果关系的逻辑。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通常根据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说明出现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或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参照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样的理论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并非一成不变，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发展中国家的条件经常不同于发达国家，简单照搬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应该解放思想，包括自己传统的和西方的思想，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分析问题，了解背后的因果关系，自己独立构建理论，这样提出的理论可能和传统的或西方的现有理论相同，也可能是全新的，只有每次都经过这样创造性重构的努力，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与时俱进的、能推动国家现代化、走向繁荣和长治久安的政策措施，也只有这样的方法才是科学的而不是教条的方法。”（36）很明显，林毅夫对于自己“从西潮到东风”自我否定进行解释的方法论依据是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是相对主义真理观，用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把真理参照系的转移当作真理本身的可证伪。西方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理论被实践所证伪时，总喜欢用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为自己打圆场。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特征，西方经济学理论被复杂经济现象证伪是必然的，所以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是西方经济学最一般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备受西方经济学家青睐的一块遮羞布。林毅夫在这里是用“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来为自己《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和《从西潮到东风》对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出路分析对政府作用看法不同、政策建议不一自圆其说。从字面上看，“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正确的，“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也是科学史的现象，但不能因此否定真理的绝对性与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一贯性。正好像《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两本书除了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同，新古典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是贯穿两本书的基本线索一样，在本质相同、某些形式或现象不同的参照系中，不能说两个对立的理论或观点都是正确的。这是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而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虽然不是研究经济学这样的复杂性学科的充分条件，然而确实是研究经济科学的必要条件。由于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两本书都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参照系，所以两本书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同只能说是自相矛盾，而这种自相矛盾是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中对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被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践所证伪，林毅夫在《从西潮到东风》中不得不左支右拙修正自己原来的错误观点导致。这种对原来错误的修正与真理的相对性有本质的区别。
林毅夫虽然在《从西潮到东风》“修正”了他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对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但是他所运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渗透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后面的线性思维方式却是渗透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的不变的“真理”；这使他不能对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立体的结构分析并找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林毅夫：“其实，对全球失衡和美国房地产泡沫应负主要责任的是美国的国内政策。2001年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而引入的宽松货币政策因为金融监管放松和金融工具创新而放大，导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这个现象又因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而持续下去。”（37）显然，林毅夫是把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而他之所以把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缺乏结构性、层次性思维，就金融谈金融，只看金融的现象不看金融的本质。
什么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什么会产生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和现有金融体制之间不对称引起的全球性金融泡沫破灭危机。当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而全球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时，就会出现全球范围游资（“热钱”）的无序运动和银行贷款膨胀，通过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恶意推动和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强力催化形成金融泡沫，形成虚假的繁荣。当泡沫发展到一定程度最终破灭时，就会出现全球性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其具体表现，就是通货膨胀货币急速贬值，银行、企业、个人之间资金和信用链条断裂并造成银行信用危机和银行挤兑风潮，股价暴跌资产缩水股票债券成废纸，银行和企业资不抵债破产倒闭，产品积压订单枯竭资金短缺工厂停工项目下马工人失业，通过全球经济广泛联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各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原先全世界经济一派繁荣繁花似锦到处纸醉金迷莺歌燕舞灯红酒绿欢声笑语欣欣向荣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一夜之间被全球经济一片萧条所代替。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由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推动直接产生，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由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催化直接形成，但根本原因是共同的，且只有一个：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和现有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即所谓“阴谋论”）和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催化（即所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脱节）只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表层，美联储的政策失误（即所谓“政策论”）对金融衍生品工具的无限衍生缺乏监管任由泡沫资金链、虚假信用链无限延伸也没有真正到达根本。只有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必然性要求和人类创造出来的体制产品之间是否对称考虑问题，才算直捣病灶，也才能对症下药，不但治标而且治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是对称经济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防止本国产生金融危机和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对本国产生危害的制度、体制、机制、经济模式设计。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组成的系统工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离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定位金融体制改革，离开金融体制改革建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只能是本末倒置。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为整体框架，体现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的一致、经济主体性与经济规律性的统一。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同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是根本对立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人类意识形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人类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纽带是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逐步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命题与其说是政治意识形态，还不如说是人类意识形态，或者说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人类意识形态。如果说，工业经济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那么发生在知识经济时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林毅夫的“缺乏监管论”属于“政策论”。就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放松确实是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讲，金融危机原因的“政策论”是正确的。就美国政府明明知道对金融监管的放松是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仍然还要多次推行“量化宽松”（QE4）的货币政策使美元贬值损人利己来讲，金融危机原因的“阴谋论”是正确的。可以说，“阴谋—政策”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都不是根本原因。由于林毅夫不懂得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然性中寻找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的根本原因，所以也找不到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和途径。他把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现行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因此提出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这不但舍本求末，而且不能自圆其说。林毅夫：“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一直是金融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波动剧烈的资本流动与汇率变化，持续的国际收支大规模失衡和汇率偏离，以及不充分的全球调整机制，这些都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关。这一体系对跨境资本流动缺乏全球性的监督框架，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约束，而且导致了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不过，假如所有国家都同意采用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则稳定可以实现，以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必然导致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就可以解决。第17章将提出创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纸黄金）的大胆建议，以取代目前储备货币的‘无体系状态’。纸黄金应该由一家国际货币机构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发行，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把纸黄金作为储备，按照固定汇率发行本国货币。纸黄金还可以用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交易，就像美元在今天扮演的角色。”（38）我们在决定是否认同林毅夫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之前，首先要反思“储备货币”这个概念本身是否科学。如果“储备货币”这个概念本身不科学，那么林毅夫“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就只能建立在沙滩上。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货币本身都有储存功能，所以没必要把本币的储存功能委托给专门的“储备货币”。人们之所以需要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因为进出口贸易周转的需要。林毅夫：“为什么世界各国要持有外汇储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调查，80%的受访者把‘流动性需求的缓冲’作为增加储备的动机，60%的受访者提到了‘平抑汇率波动’的目的。”（39）可见“外汇储备”和“储备货币”不是一个概念。“外汇储备”概念中的外汇不管是“流动性需求的缓冲”还是“平抑汇率波动”都只是为进出口服务的手段，“储备货币”概念则很容易使人把作为“储备货币”的外汇本身当做目的。“储备货币”概念和由“储备货币”概念引申出来的“出口创汇”这个概念，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方式造成误导，为出口而出口，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化、固定化，从政策、资源方面对出口导向经济过度倾斜，不但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正常发展，而且一旦“储备货币”贬值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举国竭尽全力支持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目前遇到了因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多次通过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4）大量购买国债滥发美元使美元不断贬值把危机造成的本国损失转嫁给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国家、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首当其冲不断缩水却无可奈何的困境；美国通过军事外交围堵我国，想通过军事外交政治手段直接间接赖掉我国用美元“储备货币”购买的7000亿美国国债造成的我国外交困境等等，都说明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储备货币实质是用自己的财富替外国人存款，而其价值却由外国人来决定。这点美国人最聪明：通过向外国人借钱，把外国的财富流进自己腰包，然后用滥发的美元来偿还；尔后再宣布美元贬值，最终是用一堆废纸来换取国外的真金实银，把那些象中国这样出口依赖型、为贸易顺差沾沾自喜的国家玩了一把。而我们这些出口依赖型国家，为贸易顺差、赚取大量美元而沾沾自喜的国家的财富就这样通过“顺差”而大量地白白流进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被掏空，与此同时国家为了对冲外汇储备而不得不增发大量的基础货币，这一少一多，物价哪有不上涨的道理？美元贬值、外汇储备不能换回等值商品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实质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损失由中国人民来承担。实践证明“储备货币”概念理论上不科学，实践上会给非“储备货币”发行国造成巨大损害。在近日凤凰网组织的、有5万多人参加的“您认为中国政府购买的美债安全吗？”网上投票中，有高达84%以上的人认为“不安全，有重大违约危险”。（40）这宣告了“储备货币”概念的不科学，宣告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失败，也宣告了林毅夫的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发展战略的失败，从实践上证伪了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证明了他提出的建立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不可行。
林毅夫为了给他的理论和战略继续寻找出路，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为由提出了改革以美元“储备货币”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由一家国际货币机构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发行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不但被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挫折所证伪，而且被欧元的实践所否定。“欧债危机”全称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实际上就是欧元主权危机；所以“欧债危机”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不可行。“欧债危机”说明：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众多使用国中，只要有一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以邻为壑，使其他国家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使该“储备货币”的含金量受到影响，信誉度受到损害；如果有多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使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成为废纸。所以“欧债危机”的实质是“欧元危机”，走出“欧元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建立欧洲联邦政府，才能有效控制欧元区各国在货币政策上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大致相同的所谓“最优货币区域”（“欧元之父”蒙代尔）欧元区尚且出现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危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极为不同的全世界范围使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可以说是空中楼阁。虽然林毅夫提到要建立“更大、更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发行国际货币的全球中央银行”，进行“全球政策协调”（41）等等“准主权”性质的机构和措施来作为与他的“纸黄金”相对应的主体机构和措施，但这些机构和措施充其量只能是制定维护汇率规则、监督和有限度地约束各国的货币政策，而不能对各国的货币政策进行有效的行政控制。经验证明：主权和货币是对称的，特定范围的主权和特定范围的货币是对称的；除非建立世界政府，否则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退一步说，如果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成为现实，把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转换成“纸黄金”，只能使我国的外汇储备陷于更大的风险之中。美元的风险只来源于一个美国政府，“纸黄金”的风险则来源于所有国家的政府。
在建立世界政府、发行世界货币之前，任何“储备货币”对于建立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说明，无论是以黄金还是以美元作“储备货币”均不可靠，只有各国货币的交换价值以各国货币自身价值为基础的稳定（不是固定）的汇率，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万全之策。各国货币自身价值就是各国货币效率决定的价值，各国货币效率就是各国货币实际发行量和各国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各国“货币实际发行量”和“有效经济总量”这两个变数只要有一个发生变动，该国的货币价值就发生变化，其和他国货币的汇率就应该发生相应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汇率应该是浮动而不是固定的；但变化前后各国货币价值的比值不变，从这个意义上汇率是稳定的。要理解这种汇率稳定（不是固定）的汇率体系，就必须把各国货币的价值和价格（汇率）区别开来；只有把货币的价值和价格（汇率）区别开来，才有可能把汇率的稳定性和汇率的浮动性统一起来。而这对于把价值和价格（交换价值）混为一谈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来讲，要么固定汇率，要么自由浮动，要么紧盯美元，要么建立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要么就搞虚幻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纸黄金”，愣是不能把“稳定汇率”和“固定汇率”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当他们发现所有这些方案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或根本不可行时，只好束手无策，一声叹息，任凭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林毅夫：“有两种办法可以给各国政府施加政策约束，从而避免导致国际金融不稳定的政策失误：规则和竞争。支持规则办法的经济学家主张在资本账户开放的环境下维持严格的固定汇率，但这就意味着不可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另一种办法是规定货币政策不能突破某个的限制，如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或者泰勒法则，这些规则可以通过国际协定来设施（金本位制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他经济学家则相信市场竞争可以形成约束，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比现有体系更稳定，其背后的逻辑是：美元的垄断权将被终结，政策约束将得到重建，极端政策选择会受到市场的惩罚。不过，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本国的经济稳定，考虑到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现有的结构性问题，今后的货币政策可能仍会维持低利率。这样一来，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可能会周期性地再次出现，此种混乱过程会引起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不但会损害储备货币发行国本身，也对世界其他国家不利。”（42）既然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本身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不一致会直接间接引起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那么采用“新兴的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如何？“新兴的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让世界各国实现储备分散化，在危机期间提供更多的全球流动性。但这些优点可能付出的代价是，作为储备资产的各种货币的汇率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43）林毅夫和其他受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支配的“主流经济学家”由于不懂对称经济学，不懂“货币实际发行量”和“有效经济总量”的对称关系，不懂货币价值和价格的对称关系，不懂汇率稳定性和汇率浮动性的对称关系，只能左支右拙、捉襟见肘、在没有漏洞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大门外不得要领搔首弄姿隔靴搔痒左顾右盼左右徘徊找不着北更找不到钥匙只好大叫“芝麻开门”是不足为奇的。
林毅夫为了给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口导向型战略和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寻找出路，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为由还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林毅夫：“增加政府支出可以提振需求和减少失业，但有关债务水平的担忧可能意味着支出需要政府收入的相应增长作为支持。要使刺激方案顺利实施，政府需要投资于有强劲增长效果的领域，例如教育、绿色技术和基础设施，从而能最终实现财力的自我维持，而不会再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政府的投资还应该纳入可以减轻长期财政压力的计划。此外，政府还可以利用公共资源撬动私营部门的投资”。（44）“这里建议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包括几个关键的设计特征。首先，该计划将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要。……其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集中在那些突破制约增长的瓶颈以及可以自身盈利的项目上，以避免造成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负担……最后，该计划的资金应该来自储备货币发行国和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还应该利用公共资金撬动私人投资。如果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能得到妥善遴选和管理，它们可以带来可观的长期回报。”（45）但林毅夫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由于其理论基础错误使之不可操作。
贯穿林毅夫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宏观经济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微观经济学中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论与边际效率分析方法，以盈利、“回报”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发点，这和凯恩斯在宏观经济领域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所谓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没有本质的不同，充其量只是把凯恩斯主义扩大到全球范围的放大了的凯恩斯主义，不能说是真正的“超越凯恩斯主义”。也只有他的这种新古典边际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结合，才能想出我国这样的“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到全球去搞基础设施投资盈利的主意。从“比较优势”出口“盈利”到全球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盈利”，我搞不清楚林毅夫这样要我国到处“盈利”、将“盈利”进行到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发展到马歇尔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但也好像没有说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这种为赚钱而赚钱的增长观已经在我国此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已经给我国带来了内需不足、消费不振、通货膨胀、发展后劲缺乏的滞涨后果；4万亿外汇储备对于中国人民来讲只不过是观念上的财富，实际上的沉重负担。如果按照林毅夫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把我国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再通过“外向投资型经济”得到继续延伸，即使会使我国的“储备货币”继续膨胀，但将使我国自身的发展资源枯竭而陷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绝境，使我国的民族主体性荡然无存。这样停留在数字符号层面的“储备货币”再多又有何用？
林毅夫一方面看出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把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限定在盈利项目，充分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局限性。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到经济学家马歇尔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的结果，就是把边际分析局限于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益分析被排除在边际分析之外。这是边际分析的异化。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比喻为“新的马歇尔计划”：“今天的世界需要新的‘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46）遗憾的是，此“马歇尔”非彼“马歇尔”；林毅夫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马歇尔计划”中的马歇尔不是政治家的马歇尔，而是经济学家马歇尔。政治家马歇尔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的雄厚实力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同时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考虑的是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要素，主要还是政治因素，美国作为投资者一方在经济上是以“援助”为名的赔本买卖，其遵循的是边际效益分析原则，经济学基础是价值经济学。而林毅夫的“马歇尔计划”则纯粹是为了赚钱，其遵循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边际效率分析原则，经济学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治家的“马歇尔计划”及其所取得的成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包括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的；正好像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包括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的一样。林毅夫把自己的政府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形容为“新的马歇尔计划”是混淆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可以说，如果按照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方法，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根本不可能得到实行。真正的“马歇尔计划”说明：在微观经济领域相对正确的边际效率分析，在宏观经济领域就会成为绝对错误。因此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比喻为“新的马歇尔计划”是不恰当的，美国“马歇尔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对新古典方法的证伪，也是对林毅夫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设想的证伪。
林毅夫遵循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他主张的政府主导投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之间是一个悖论。多数基础设施建设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宏观经济领域只能进行边际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但政府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不是政府盈利，不是为了政府盈利而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而是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健全、产业结构合理、创业环境有利、生活品质提升、资源可再生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盈利化，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相关产业并非是能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把所有产业狭隘地理解成盈利产业，要么使政府陷入盈利的泥坑中，要么使人民背上沉重的包袱。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助长买卖文凭现象，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主客体及其关系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前提和核心内容。每个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相对应的主体只能是本国政府。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由于没有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导致他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主体的错位与缺失。属于宏观经济领域的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属于财政投融资范畴，而财政投融资与民间投融资有不同的目标、原则和功能。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投融资应该坚持取于民、用于民原则，在税收中开支。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以民为本”，只能由本国政府来落实，不能由其他国家的政府来落实；公益性、无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由本国政府来投资，而不可能由其他国家政府来投资。如果政府只能投资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没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将因为无人投资而无法启动。这将使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被误导为急功近利的项目，使社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没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被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挤兑的结果，是使社会发展不平衡而走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反面。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相应的政府主体只能是世界政府。不但无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要靠政府来投资，有长远利润回报的大型项目，也只有政府通过发行长期国债才能融资。只有中期利润回报的大型项目，才可以在政府主导下“利用公共资源撬动私营部门”包括各种基金来投资。对于有短期利润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项目，虽然可以通过投资银行实现直接投融资，但也必须由政府为直接投融资起财政担保作用，用财政手段为发展直接投融资提供现实可能，包括为投资银行作资信调查；为投资银行担保；作为财政投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投资银行提供启动资金。而林毅夫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因为出发点错误、主体错位使之缺乏相应的本国政府主体而不可行，就像他的“纸黄金”因为缺乏相应的世界政府主体而不可行一样。
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辐射性，决定了不管是盈利的还是非盈利的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放在各国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历史文化背景下全方位考察其可行性，不像其他项目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考察和运营。真正的全球化视野、国际化眼光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隐藏在全球化视野、国际化眼光背后的，是效益不是效率，是价值不是价格，是规模分析不是边际分析。林毅夫的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线性思维方式和还原论的思维方法，把全球基础建设投资还原为一般盈利项目孤立地进行“成本—收益”考察，是把国家基本建设的投资行为简单化了。政府扶持本国的国家基本建设是主体与客体、要素与结构、程序与环节对称的系统工程，而不是林毅夫的根据利润的大小、回报的远近来“妥善遴选”那么简单。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各国民族主体性是相互相成、双向同步的发展过程，当我们用经济全球化的眼光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时，不要忘了可能性，因为只有可能性才有可能使必要性转变为必然性，社会的必然性还要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才会转变为现实。应该说，在没有建立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只能是各国政府；任何外国政府、国际机构的学者参与他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方案、资金，都只能通过他国政府和经济机构的整合、消化和运作。各国政府扶持国家基本建设包括财政投融资都应该遵循从内到外、从无形到有形、从大到小、从下到上、从远期到近期的程序。国内国家基本建设搞好、投资潜力充分发挥是投资国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看不到任何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是看得到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的前提，看得到长期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又是看得到中短期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的前提。如果按照林毅夫的根据利润大小、回报远近来“妥善遴选”，只搞盈利的不搞不盈利的，只搞国外盈利的不搞国内不盈利的，先搞近期盈利的再搞远期盈利的，那么国家基本建设不管盈利非盈利都搞不起来。就拿我国为例。我国政府扶持国家基本建设的主导应该是提供政策资源，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我国政府扶持国家基本建设的核心应该是对称型调控。对称型调控首先进出口要平衡。根据“玛丽卢规则”，贸易顺差与逆差都只是相对的、暂时的。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既使通过贸易顺差而获取大量外汇储备，最终要通过进口来平衡。因此，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不等价交换。为这种不等价交换（其中的代价是廉价劳动力）而沾沾自喜只是自欺欺人，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出口顺差没有进品填平，美元只不过是一堆废纸；把赚取外汇看成经济增长，而进口增加财富、增加生产潜力、平抑物价不看成经济增长，是源于西方数理经济学和中国数字经济学的奇异组合的自欺欺人的经济增长观。这样的增长方式使发展成果不为大多数人所享有、所认同不足为奇——因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只停留在数学统计上。目前国内经济失衡，根本上是由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造成的。国内经济失衡是相对的，出口导向型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是绝对的。不应让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的大量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借给美国人用或拿到国外去投资搞国家基本建设，而应该进口中国国家基本建设所需的技术与原材料，搞国内国家基本建设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国内市场供给，提高国内民生水平。对称型调控其次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对称。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再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建立在再生经济而非配置经济的基础上，虚拟经济才不会演变为泡沫经济。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再生发展观。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再生发展观的必然性。对称型调控再次是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我国政府扶持国家基本建设的起点应该是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国家基本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国家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由国债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其收益通过项目直接收益、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来保证。这些国债可以由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认购，也可以由民间认购。大量发行国债搞国家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我国政府扶持国家基本建设的起点应该是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要从建设新农村开始。在我国，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信息化、知识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直接投融资也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知识带动资本的道路。政府投资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社会复杂系统工程，不知道林毅夫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提出来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是怎样有效组织设施的。
以政府为主导、以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起点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要求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林毅夫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又遇到了瓶颈。林毅夫：“资金在欧洲国家内部以及对外的自由流动、较低的借贷成本、通过杠杆获得流动性的便利、核心国家银行向外围国家的贷款增加以及汇率风险的消失，这些因素给人们带来了能在低风险环境下实现繁荣的错觉。这种繁荣的感觉是虚幻的，因为它并没有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或商业环境的改善，而它们才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事实上，由金融监管放松和欧元启动带来的外围国家的资金流的突然充裕，还导致那些在启用欧元之前已经受到不利影响的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降。……总之，欧元债务危机的核心是区域内国际支付失衡危机，这是由区域内的国际竞争力失衡以及相应的跨境债务流动（私人债务为主）所致。如前文所述，银行的杠杆率在欧元启用后提高，导致对外围国家的贷款大量增加，对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资金流动影响了利率（包括主权债务和私营部门的信贷），促进了金融一体化，并鼓励了核心国家的出口导向增长和外围国家的消费驱动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多数欧洲国家陷入衰退，房地产泡沫破灭，致使不良信贷激增，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救助金融业。救助活动造成公共债务增加，经济产出下跌导致财政收入兑减，还需要采取财政刺激措施缓和危机影响，导致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总之，核心国家对外围国家贷款的增加，欧元启用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核心国家因为金融监管放松造成的银行杠杆率提高。贷款剧增诱发了外围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和消费繁荣，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繁荣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从而引发了当前的主权债务危机。”（47）“美国的银行可以同时提供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机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方面的服务。在存款保险制度和美联储的支持下，各家银行纷纷涉足高风险业务，危及整个金融体系。2004年，美国证监会放松了净资本监管规则，允许投资银行大规模增加它们可承担的债务，从而鼓励了支持次级抵押贷款的抵押担保证劵的发展。……此类证劵以及它们包含的风险很难评估，导致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水平提高。”（48）“不过，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本国的经济稳定，考虑到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现有的结构问题，今后的货币政策可能仍会维持低利率。这样一来，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可能会周期性地再次出现，此种混乱过程会引起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不但会损害储备货币发行国本身，也对世界其他国家不利。”（49）林毅夫描述的上述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这些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现象和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也是正确的。然而从他的发行全球单一的国际“储备货币”、银行民营化等等强化这些因果关系、与应对这些因果关系必须采取的措施逆向的政策主张来看，他对这些现象和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是片面的，而这又源于他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缺乏认识。他明明知道欧元启用是欧元区贷款膨胀的原因之一，却还主张发行全球单一的国际“储备货币”，认为“假如所有国家都同意采用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则稳定可以实现”；他明明知道金融泡沫的原因是缺乏监管，却还一贯主张中国要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银行。（50）他讲到的投资银行不是去搞直接投融资而是跟在银行后面大搞次级信贷，其实质是投行业务的异化，投行成为银行的附庸是间接投融资主导直接投融资在金融机构相互关系方面的集中表现 。由低利率引起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周期性出现混乱过程只是现象，银行为核心的间接投融资体制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对称才是混乱的根本原因。林毅夫没有看到，他描述的这些现象及其后果即金融泡沫的背后是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全球金融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没有适时转变金融体制，仅靠金融监管、利率提高不能阻止贷款膨胀与金融泡沫、也不可能阻止金融危机再次爆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融资主要方式应该是发行国债，但林毅夫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设计中，提到了“税收收入的支持”、“传统的援助资金”、“非传统的援助方和主权财富基金”、“国内储蓄”、“国际金融市场”、“公私合作模式”等等，没有给国债以应有的地位；虽然在“国内储蓄”、“国际金融市场”中提到国债，似乎通过银行贷款还是消化高储蓄的主要途径。（51）在林毅夫的著作中，似乎没有理清直接投融资和间接投融资的逻辑与历史的脉络(52)，理出这样的脉络需要对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融资方式的立体思考，而他的由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决定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只能把视野停留在平面的金融层面，停留在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制，不可能理出这样的脉络。他之所以认为“针对国家层面进行的许多讨论涉及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三角’的概念：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和资本账户开放这三个政策目标中，不可能同时实现两个以上。……不过，有经验研究表明，在过去一个世纪，这个不可能三角基本上是存在的。”（53）就是因为他不懂得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可以化解这个“不可能三角”。所谓“不可能三角”就是金融悖境，金融悖境就是由经济增长方式和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造成，只要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被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所代替、经济增长方式和现有金融体制由不对称转向对称，金融悖境就可以化解，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和资本账户开放这三个政策目标就可以同时实现。林毅夫主张的全球基础建设投资是双刃剑。如果融资渠道正确，是从根本治理金融危机根源的重要途径；如果融资渠道错误，则会强化贷款膨胀，强化全球间接投融资导致的资金流的无序运动，强化金融泡沫与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按理说是有效疏导化解全球游资、使全球游资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挤掉全球经济泡沫、使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从不对称复归对称，促进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消除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途径，但其经济学基础和方法论依据绝非新古典经济学。按照林毅夫秉持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不可能看出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不可能看出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导致的全球金融体制转型的必然性，这就是林毅夫对金融危机现象因果关系的描述和他提出来的应对措施之间相互矛盾的根本原因。方法论的局限使他只看现象看不到现象后面的本质，这必然使他的全球投融资计划的可行性和意义被打折扣。
“在林毅夫看来，研究的方法论其实并没有差异，只是研究对象有差异。‘为什么要研究中国问题？因为研究对象的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不完全一样。中国的经济学家必须提出和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模型、理论判断。’”（54）诚然，正好像有一般的经济学，也有一般的经济学方法论，但这一般的经济学方法论决非林毅夫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科学的一般的经济学方法论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决非没有差异。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一般方法论，以边际效率分析为方法论的核心，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主张让价格自发调节市场，让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优化配置资源，主张市场无政府主义；重实证分析，以线性、非对称、非主体的思维方式为方法论特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一般均衡方法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方法。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主张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本、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模本，用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主导中国改革，以GDP增速为中国改革成功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把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误导为以金钱为中心的发展。然而，由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与复杂经济系统的不对称，所以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结论经常被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伪，使之在理论上陷于悖论，在实践上陷于悖境。林毅夫以标准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建构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实践中走向结构分析的反面陷于结构分析的悖论陷入经济结构的悖境就是经典案例。林毅夫以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为出发点，推导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然后根据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遇到的困境又进一步推导出超主权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最后以政府主导全球投资基础设施计划为落脚点。贯穿在林毅夫由“新结构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国际经济新架构”组成的“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中的，是“一以贯之”的标准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然而政府主导投资基础设施计划中投融资主体、制度、体制、目标、对象、手段、途径、过程是对称的，资金来源结构与项目结构是对称的，只有对称分析才是标准的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要有效组织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离不开标准的经济结构分析。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对政府主导投资基础设施计划做不到真正的结构分析，就是归因于他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的线性、还原论思维方式和投资全球基础设施这一复杂对象之间的不对称。实践证明，新古典经济学可以作为增长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林毅夫是把增长当发展，增长经济学当发展经济学；正好像他把平面当结构，把线性经济学当结构经济学。一个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学范式背景决定他的视角和视野；林毅夫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分析问题”，实现“从西潮到东风”的转变，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就应该用中华民族固有的对称思维方式代替新古典方法论的线性思维方式，用对称的结构经济学代替线性的“新结构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就是结构经济学——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全球范围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运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对称经济学与运用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的实践要求产生对称的理论，对称的理论指导对称的实践。对称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是对称的，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结构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的理论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才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又是一般的人类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范式成为人类主流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空间交替体现时间之矢的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林毅夫只有彻底抛弃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方法，代之以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才能真正实现“从西潮到东风”的转化。
（36）（37）（38）（39）（41）（42）（43）（44）（45）（46）（47）（48）（49）（51）（53）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中信出版社，2012.9，P112—113，108， XX11—XX111，009，157,201，205—212，188—189，193，075，101—102，XXX,055—059，037，188—189，093—101，202
（40）凤凰网http://survey.news.ifeng.com/result.php?surveyId=17523
（50）(5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P202,195.
（54）《是时候提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了》，文汇报，2015-04-11
——评林毅夫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二）
林毅夫之所以把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无法真正找到解决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是因为他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线性思维方式。林毅夫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分析问题”，实现“从西潮到东风”的转变，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就应该用中华民族固有的对称思维方式代替新古典方法论的线性思维方式，用对称的结构经济学代替线性的“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只有彻底抛弃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方法，代之以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才能真正实现“从西潮到东风”的转化。
林毅夫在用“新结构经济学”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战略时，把政府排除在市场结构之外；政府只是做一些让国内企业利用比较优势更快更好地赚钱的外部性服务工作。在用“新结构经济学”解释发达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走出金融危机的途径时，又不得不把政府请了回来，放在市场结构之中，把政府缺乏监管看成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把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发行超越国家主权的“储藏货币”和“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全球政府基础建设投资看成走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途径。他把政府排除在外的经济学范式形容为“西潮”， 把政府请回来的经济学范式形容为“东风”，把自己在世行4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形容为“从西潮到东风”，从而实现了他的自我否定，这就是他最近从世行回来后同时出版的两本书《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之间的逻辑关系。林毅夫对于自己“从西潮到东风”的自我否定从方法论上作了解释：“理论不管是社会科学的还是自然科学的，都只是一套简单的、说明现象的因果关系的逻辑。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的理论通常根据发达国家的社会现实，说明出现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或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为参照来看发展中国家的问题。那样的理论不能说没有价值，但是，发达国家发展出来的理论并非一成不变，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发展中国家的条件经常不同于发达国家，简单照搬容易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甚至是‘好心干坏事’的结果。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应该解放思想，包括自己传统的和西方的思想，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分析问题，了解背后的因果关系，自己独立构建理论，这样提出的理论可能和传统的或西方的现有理论相同，也可能是全新的，只有每次都经过这样创造性重构的努力，才能发现问题的本质，提出与时俱进的、能推动国家现代化、走向繁荣和长治久安的政策措施，也只有这样的方法才是科学的而不是教条的方法。”（36）很明显，林毅夫对于自己“从西潮到东风”自我否定进行解释的方法论依据是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是相对主义真理观，用真理的相对性否认真理的绝对性，把真理参照系的转移当作真理本身的可证伪。西方经济学家在自己的理论被实践所证伪时，总喜欢用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为自己打圆场。由于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特征，西方经济学理论被复杂经济现象证伪是必然的，所以波普的经验证伪主义是西方经济学最一般的方法论原则，也是备受西方经济学家青睐的一块遮羞布。林毅夫在这里是用“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来为自己《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和《从西潮到东风》对金融危机的根源和出路分析对政府作用看法不同、政策建议不一自圆其说。从字面上看，“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正确的，“旧理论经常被新理论否定，新理论又被更新的理论否定”也是科学史的现象，但不能因此否定真理的绝对性与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一贯性。正好像《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两本书除了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同，新古典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是贯穿两本书的基本线索一样，在本质相同、某些形式或现象不同的参照系中，不能说两个对立的理论或观点都是正确的。这是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而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虽然不是研究经济学这样的复杂性学科的充分条件，然而确实是研究经济科学的必要条件。由于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和《从西潮到东风》两本书都是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参照系，所以两本书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不同只能说是自相矛盾，而这种自相矛盾是由于《新结构经济学》中对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被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践所证伪，林毅夫在《从西潮到东风》中不得不左支右拙修正自己原来的错误观点导致。这种对原来错误的修正与真理的相对性有本质的区别。
林毅夫虽然在《从西潮到东风》“修正”了他在《新结构经济学》中对政府在市场中的定位，但是他所运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渗透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后面的线性思维方式却是渗透在他的所有著作中的不变的“真理”；这使他不能对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立体的结构分析并找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林毅夫：“其实，对全球失衡和美国房地产泡沫应负主要责任的是美国的国内政策。2001年为应对互联网泡沫破灭而引入的宽松货币政策因为金融监管放松和金融工具创新而放大，导致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这个现象又因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而持续下去。”（37）显然，林毅夫是把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而他之所以把直接原因当做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缺乏结构性、层次性思维，就金融谈金融，只看金融的现象不看金融的本质。
什么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为什么会产生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和现有金融体制之间不对称引起的全球性金融泡沫破灭危机。当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而全球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时，就会出现全球范围游资（“热钱”）的无序运动和银行贷款膨胀，通过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恶意推动和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强力催化形成金融泡沫，形成虚假的繁荣。当泡沫发展到一定程度最终破灭时，就会出现全球性金融危机，并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其具体表现，就是通货膨胀货币急速贬值，银行、企业、个人之间资金和信用链条断裂并造成银行信用危机和银行挤兑风潮，股价暴跌资产缩水股票债券成废纸，银行和企业资不抵债破产倒闭，产品积压订单枯竭资金短缺工厂停工项目下马工人失业，通过全球经济广泛联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各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原先全世界经济一派繁荣繁花似锦到处纸醉金迷莺歌燕舞灯红酒绿欢声笑语欣欣向荣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一夜之间被全球经济一片萧条所代替。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由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推动直接产生，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由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催化直接形成，但根本原因是共同的，且只有一个：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和现有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国际金融投机资本的兴风作浪（即所谓“阴谋论”）和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催化（即所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脱节）只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表层，美联储的政策失误（即所谓“政策论”）对金融衍生品工具的无限衍生缺乏监管任由泡沫资金链、虚假信用链无限延伸也没有真正到达根本。只有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客观必然性要求和人类创造出来的体制产品之间是否对称考虑问题，才算直捣病灶，也才能对症下药，不但治标而且治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是对称经济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防止本国产生金融危机和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对本国产生危害的制度、体制、机制、经济模式设计。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组成的系统工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离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定位金融体制改革，离开金融体制改革建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只能是本末倒置。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为整体框架，体现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的一致、经济主体性与经济规律性的统一。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本来就是同一个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是根本对立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是人类意识形态，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人类意识形态统一起来的纽带是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资本主义逐步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命题与其说是政治意识形态，还不如说是人类意识形态，或者说是通过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出来的人类意识形态。如果说，工业经济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那么发生在知识经济时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不是两张皮，社会主义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林毅夫的“缺乏监管论”属于“政策论”。就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的放松确实是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讲，金融危机原因的“政策论”是正确的。就美国政府明明知道对金融监管的放松是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仍然还要多次推行“量化宽松”（QE4）的货币政策使美元贬值损人利己来讲，金融危机原因的“阴谋论”是正确的。可以说，“阴谋—政策”都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都不是根本原因。由于林毅夫不懂得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然性中寻找全球金融危机的真正的根本原因，所以也找不到防范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方法和途径。他把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归咎于现行以美元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并因此提出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这不但舍本求末，而且不能自圆其说。林毅夫：“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一直是金融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波动剧烈的资本流动与汇率变化，持续的国际收支大规模失衡和汇率偏离，以及不充分的全球调整机制，这些都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有关。这一体系对跨境资本流动缺乏全球性的监督框架，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缺乏约束，而且导致了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大衰退。……不过，假如所有国家都同意采用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则稳定可以实现，以国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必然导致的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冲突就可以解决。第17章将提出创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纸黄金）的大胆建议，以取代目前储备货币的‘无体系状态’。纸黄金应该由一家国际货币机构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发行，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把纸黄金作为储备，按照固定汇率发行本国货币。纸黄金还可以用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交易，就像美元在今天扮演的角色。”（38）我们在决定是否认同林毅夫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之前，首先要反思“储备货币”这个概念本身是否科学。如果“储备货币”这个概念本身不科学，那么林毅夫“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就只能建立在沙滩上。众所周知，任何国家的货币本身都有储存功能，所以没必要把本币的储存功能委托给专门的“储备货币”。人们之所以需要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因为进出口贸易周转的需要。林毅夫：“为什么世界各国要持有外汇储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中央银行的一项调查，80%的受访者把‘流动性需求的缓冲’作为增加储备的动机，60%的受访者提到了‘平抑汇率波动’的目的。”（39）可见“外汇储备”和“储备货币”不是一个概念。“外汇储备”概念中的外汇不管是“流动性需求的缓冲”还是“平抑汇率波动”都只是为进出口服务的手段，“储备货币”概念则很容易使人把作为“储备货币”的外汇本身当做目的。“储备货币”概念和由“储备货币”概念引申出来的“出口创汇”这个概念，会给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方式造成误导，为出口而出口，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化、固定化，从政策、资源方面对出口导向经济过度倾斜，不但影响到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经济正常发展，而且一旦“储备货币”贬值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直接经济损失。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举国竭尽全力支持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目前遇到了因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多次通过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4）大量购买国债滥发美元使美元不断贬值把危机造成的本国损失转嫁给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国家、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首当其冲不断缩水却无可奈何的困境；美国通过军事外交围堵我国，想通过军事外交政治手段直接间接赖掉我国用美元“储备货币”购买的7000亿美国国债造成的我国外交困境等等，都说明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储备货币实质是用自己的财富替外国人存款，而其价值却由外国人来决定。这点美国人最聪明：通过向外国人借钱，把外国的财富流进自己腰包，然后用滥发的美元来偿还；尔后再宣布美元贬值，最终是用一堆废纸来换取国外的真金实银，把那些象中国这样出口依赖型、为贸易顺差沾沾自喜的国家玩了一把。而我们这些出口依赖型国家，为贸易顺差、赚取大量美元而沾沾自喜的国家的财富就这样通过“顺差”而大量地白白流进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被掏空，与此同时国家为了对冲外汇储备而不得不增发大量的基础货币，这一少一多，物价哪有不上涨的道理？美元贬值、外汇储备不能换回等值商品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实质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损失由中国人民来承担。实践证明“储备货币”概念理论上不科学，实践上会给非“储备货币”发行国造成巨大损害。在近日凤凰网组织的、有5万多人参加的“您认为中国政府购买的美债安全吗？”网上投票中，有高达84%以上的人认为“不安全，有重大违约危险”。（40）这宣告了“储备货币”概念的不科学，宣告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失败，也宣告了林毅夫的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发展战略的失败，从实践上证伪了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证明了他提出的建立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设想不可行。
林毅夫为了给他的理论和战略继续寻找出路，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为由提出了改革以美元“储备货币”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由一家国际货币机构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发行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不但被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挫折所证伪，而且被欧元的实践所否定。“欧债危机”全称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实际上就是欧元主权危机；所以“欧债危机”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不可行。“欧债危机”说明：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众多使用国中，只要有一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以邻为壑，使其他国家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使该“储备货币”的含金量受到影响，信誉度受到损害；如果有多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使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成为废纸。所以“欧债危机”的实质是“欧元危机”，走出“欧元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建立欧洲联邦政府，才能有效控制欧元区各国在货币政策上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大致相同的所谓“最优货币区域”（“欧元之父”蒙代尔）欧元区尚且出现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危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极为不同的全世界范围使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可以说是空中楼阁。虽然林毅夫提到要建立“更大、更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发行国际货币的全球中央银行”，进行“全球政策协调”（41）等等“准主权”性质的机构和措施来作为与他的“纸黄金”相对应的主体机构和措施，但这些机构和措施充其量只能是制定维护汇率规则、监督和有限度地约束各国的货币政策，而不能对各国的货币政策进行有效的行政控制。经验证明：主权和货币是对称的，特定范围的主权和特定范围的货币是对称的；除非建立世界政府，否则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退一步说，如果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成为现实，把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转换成“纸黄金”，只能使我国的外汇储备陷于更大的风险之中。美元的风险只来源于一个美国政府，“纸黄金”的风险则来源于所有国家的政府。
在建立世界政府、发行世界货币之前，任何“储备货币”对于建立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发展过程说明，无论是以黄金还是以美元作“储备货币”均不可靠，只有各国货币的交换价值以各国货币自身价值为基础的稳定（不是固定）的汇率，才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万全之策。各国货币自身价值就是各国货币效率决定的价值，各国货币效率就是各国货币实际发行量和各国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各国“货币实际发行量”和“有效经济总量”这两个变数只要有一个发生变动，该国的货币价值就发生变化，其和他国货币的汇率就应该发生相应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汇率应该是浮动而不是固定的；但变化前后各国货币价值的比值不变，从这个意义上汇率是稳定的。要理解这种汇率稳定（不是固定）的汇率体系，就必须把各国货币的价值和价格（汇率）区别开来；只有把货币的价值和价格（汇率）区别开来，才有可能把汇率的稳定性和汇率的浮动性统一起来。而这对于把价值和价格（交换价值）混为一谈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对于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来讲，要么固定汇率，要么自由浮动，要么紧盯美元，要么建立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要么就搞虚幻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的“纸黄金”，愣是不能把“稳定汇率”和“固定汇率”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当他们发现所有这些方案都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或根本不可行时，只好束手无策，一声叹息，任凭金融危机周期性发生。林毅夫：“有两种办法可以给各国政府施加政策约束，从而避免导致国际金融不稳定的政策失误：规则和竞争。支持规则办法的经济学家主张在资本账户开放的环境下维持严格的固定汇率，但这就意味着不可能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另一种办法是规定货币政策不能突破某个的限制，如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或者泰勒法则，这些规则可以通过国际协定来设施（金本位制就是典型的例子）。其他经济学家则相信市场竞争可以形成约束，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可能比现有体系更稳定，其背后的逻辑是：美元的垄断权将被终结，政策约束将得到重建，极端政策选择会受到市场的惩罚。不过，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本国的经济稳定，考虑到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现有的结构性问题，今后的货币政策可能仍会维持低利率。这样一来，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可能会周期性地再次出现，此种混乱过程会引起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不但会损害储备货币发行国本身，也对世界其他国家不利。”（42）既然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本身利益和其他国家的利益不一致会直接间接引起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那么采用“新兴的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如何？“新兴的多元化储备货币体系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让世界各国实现储备分散化，在危机期间提供更多的全球流动性。但这些优点可能付出的代价是，作为储备资产的各种货币的汇率会带来更多的不稳定性。”（43）林毅夫和其他受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支配的“主流经济学家”由于不懂对称经济学，不懂“货币实际发行量”和“有效经济总量”的对称关系，不懂货币价值和价格的对称关系，不懂汇率稳定性和汇率浮动性的对称关系，只能左支右拙、捉襟见肘、在没有漏洞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大门外不得要领搔首弄姿隔靴搔痒左顾右盼左右徘徊找不着北更找不到钥匙只好大叫“芝麻开门”是不足为奇的。
林毅夫为了给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口导向型战略和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寻找出路，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为由还提出了“超越凯恩斯主义”、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林毅夫：“增加政府支出可以提振需求和减少失业，但有关债务水平的担忧可能意味着支出需要政府收入的相应增长作为支持。要使刺激方案顺利实施，政府需要投资于有强劲增长效果的领域，例如教育、绿色技术和基础设施，从而能最终实现财力的自我维持，而不会再增加政府的债务负担。政府的投资还应该纳入可以减轻长期财政压力的计划。此外，政府还可以利用公共资源撬动私营部门的投资”。（44）“这里建议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包括几个关键的设计特征。首先，该计划将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需要。……其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将集中在那些突破制约增长的瓶颈以及可以自身盈利的项目上，以避免造成不可持续的公共债务负担……最后，该计划的资金应该来自储备货币发行国和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还应该利用公共资金撬动私人投资。如果这些基础设施项目能得到妥善遴选和管理，它们可以带来可观的长期回报。”（45）但林毅夫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由于其理论基础错误使之不可操作。
贯穿林毅夫在全球范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搞基础设施建设的宏观经济的基本思路，仍然是微观经济学中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论与边际效率分析方法，以盈利、“回报”为政府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发点，这和凯恩斯在宏观经济领域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所谓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没有本质的不同，充其量只是把凯恩斯主义扩大到全球范围的放大了的凯恩斯主义，不能说是真正的“超越凯恩斯主义”。也只有他的这种新古典边际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结合，才能想出我国这样的“外汇储备丰富的国家”到全球去搞基础设施投资盈利的主意。从“比较优势”出口“盈利”到全球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盈利”，我搞不清楚林毅夫这样要我国到处“盈利”、将“盈利”进行到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发展到马歇尔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但也好像没有说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这种为赚钱而赚钱的增长观已经在我国此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已经给我国带来了内需不足、消费不振、通货膨胀、发展后劲缺乏的滞涨后果；4万亿外汇储备对于中国人民来讲只不过是观念上的财富，实际上的沉重负担。如果按照林毅夫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把我国已经走入死胡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再通过“外向投资型经济”得到继续延伸，即使会使我国的“储备货币”继续膨胀，但将使我国自身的发展资源枯竭而陷于不可持续发展的绝境，使我国的民族主体性荡然无存。这样停留在数字符号层面的“储备货币”再多又有何用？
林毅夫一方面看出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把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范围限定在盈利项目，充分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局限性。新古典经济学发展到经济学家马歇尔把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的结果，就是把边际分析局限于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益分析被排除在边际分析之外。这是边际分析的异化。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比喻为“新的马歇尔计划”：“今天的世界需要新的‘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46）遗憾的是，此“马歇尔”非彼“马歇尔”；林毅夫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马歇尔计划”中的马歇尔不是政治家的马歇尔，而是经济学家马歇尔。政治家马歇尔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凭借其在二战后的雄厚实力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同时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考虑的是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要素，主要还是政治因素，美国作为投资者一方在经济上是以“援助”为名的赔本买卖，其遵循的是边际效益分析原则，经济学基础是价值经济学。而林毅夫的“马歇尔计划”则纯粹是为了赚钱，其遵循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边际效率分析原则，经济学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治家的“马歇尔计划”及其所取得的成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包括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的；正好像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包括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所不能解释的一样。林毅夫把自己的政府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形容为“新的马歇尔计划”是混淆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可以说，如果按照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方法，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根本不可能得到实行。真正的“马歇尔计划”说明：在微观经济领域相对正确的边际效率分析，在宏观经济领域就会成为绝对错误。因此林毅夫把自己的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设想比喻为“新的马歇尔计划”是不恰当的，美国“马歇尔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对新古典方法的证伪，也是对林毅夫全球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设想的证伪。
林毅夫遵循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他主张的政府主导投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之间是一个悖论。多数基础设施建设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宏观经济领域只能进行边际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但政府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不是政府盈利，不是为了政府盈利而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而是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健全、产业结构合理、创业环境有利、生活品质提升、资源可再生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盈利化，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相关产业并非是能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把所有产业狭隘地理解成盈利产业，要么使政府陷入盈利的泥坑中，要么使人民背上沉重的包袱。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助长买卖文凭现象，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主客体及其关系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前提和核心内容。每个国家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相对应的主体只能是本国政府。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由于没有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导致他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主体的错位与缺失。属于宏观经济领域的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属于财政投融资范畴，而财政投融资与民间投融资有不同的目标、原则和功能。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财政投融资应该坚持取于民、用于民原则，在税收中开支。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以民为本”，只能由本国政府来落实，不能由其他国家的政府来落实；公益性、无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由本国政府来投资，而不可能由其他国家政府来投资。如果政府只能投资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没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将因为无人投资而无法启动。这将使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被误导为急功近利的项目，使社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没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被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挤兑的结果，是使社会发展不平衡而走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反面。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全球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相应的政府主体只能是世界政府。不但无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要靠政府来投资，有长远利润回报的大型项目，也只有政府通过发行长期国债才能融资。只有中期利润回报的大型项目，才可以在政府主导下“利用公共资源撬动私营部门”包括各种基金来投资。对于有短期利润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项目，虽然可以通过投资银行实现直接投融资，但也必须由政府为直接投融资起财政担保作用，用财政手段为发展直接投融资提供现实可能，包括为投资银行作资信调查；为投资银行担保；作为财政投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投资银行提供启动资金。而林毅夫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因为出发点错误、主体错位使之缺乏相应的本国政府主体而不可行，就像他的“纸黄金”因为缺乏相应的世界政府主体而不可行一样。
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辐射性，决定了不管是盈利的还是非盈利的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放在各国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历史文化背景下全方位考察其可行性，不像其他项目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考察和运营。真正的全球化视野、国际化眼光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隐藏在全球化视野、国际化眼光背后的，是效益不是效率，是价值不是价格，是规模分析不是边际分析。林毅夫的新古典边际分析的线性思维方式和还原论的思维方法，把全球基础建设投资还原为一般盈利项目孤立地进行“成本—收益”考察，是把国家基本建设的投资行为简单化了。政府扶持本国的国家基本建设是主体与客体、要素与结构、程序与环节对称的系统工程，而不是林毅夫的根据利润的大小、回报的远近来“妥善遴选”那么简单。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各国民族主体性是相互相成、双向同步的发展过程，当我们用经济全球化的眼光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性时，不要忘了可能性，因为只有可能性才有可能使必要性转变为必然性，社会的必然性还要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才会转变为现实。应该说，在没有建立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只能是各国政府；任何外国政府、国际机构的学者参与他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方案、资金，都只能通过他国政府和经济机构的整合、消化和运作。各国政府扶持国家基本建设包括财政投融资都应该遵循从内到外、从无形到有形、从大到小、从下到上、从远期到近期的程序。国内国家基本建设搞好、投资潜力充分发挥是投资国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看不到任何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是看得到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的前提，看得到长期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又是看得到中短期经济效益的基础建设的前提。如果按照林毅夫的根据利润大小、回报远近来“妥善遴选”，只搞盈利的不搞不盈利的，只搞国外盈利的不搞国内不盈利的，先搞近期盈利的再搞远期盈利的，那么国家基本建设不管盈利非盈利都搞不起来。就拿我国为例。我国政府扶持国家基本建设的主导应该是提供政策资源，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我国政府扶持国家基本建设的核心应该是对称型调控。对称型调控首先进出口要平衡。根据“玛丽卢规则”，贸易顺差与逆差都只是相对的、暂时的。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出口，既使通过贸易顺差而获取大量外汇储备，最终要通过进口来平衡。因此，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实质上只不过是一种不等价交换。为这种不等价交换（其中的代价是廉价劳动力）而沾沾自喜只是自欺欺人，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出口顺差没有进品填平，美元只不过是一堆废纸；把赚取外汇看成经济增长，而进口增加财富、增加生产潜力、平抑物价不看成经济增长，是源于西方数理经济学和中国数字经济学的奇异组合的自欺欺人的经济增长观。这样的增长方式使发展成果不为大多数人所享有、所认同不足为奇——因为经济发展的成果只停留在数学统计上。目前国内经济失衡，根本上是由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造成的。国内经济失衡是相对的，出口导向型造成的经济结构失衡是绝对的。不应让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的大量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借给美国人用或拿到国外去投资搞国家基本建设，而应该进口中国国家基本建设所需的技术与原材料，搞国内国家基本建设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国内市场供给，提高国内民生水平。对称型调控其次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对称。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再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建立在再生经济而非配置经济的基础上，虚拟经济才不会演变为泡沫经济。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再生发展观。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再生发展观的必然性。对称型调控再次是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我国政府扶持国家基本建设的起点应该是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国家基本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国家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由国债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其收益通过项目直接收益、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来保证。这些国债可以由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认购，也可以由民间认购。大量发行国债搞国家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我国政府扶持国家基本建设的起点应该是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要从建设新农村开始。在我国，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信息化、知识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直接投融资也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知识带动资本的道路。政府投资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社会复杂系统工程，不知道林毅夫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提出来的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是怎样有效组织设施的。
以政府为主导、以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起点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要求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林毅夫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又遇到了瓶颈。林毅夫：“资金在欧洲国家内部以及对外的自由流动、较低的借贷成本、通过杠杆获得流动性的便利、核心国家银行向外围国家的贷款增加以及汇率风险的消失，这些因素给人们带来了能在低风险环境下实现繁荣的错觉。这种繁荣的感觉是虚幻的，因为它并没有伴随着生产率的提高或商业环境的改善，而它们才是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事实上，由金融监管放松和欧元启动带来的外围国家的资金流的突然充裕，还导致那些在启用欧元之前已经受到不利影响的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进一步下降。……总之，欧元债务危机的核心是区域内国际支付失衡危机，这是由区域内的国际竞争力失衡以及相应的跨境债务流动（私人债务为主）所致。如前文所述，银行的杠杆率在欧元启用后提高，导致对外围国家的贷款大量增加，对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资金流动影响了利率（包括主权债务和私营部门的信贷），促进了金融一体化，并鼓励了核心国家的出口导向增长和外围国家的消费驱动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多数欧洲国家陷入衰退，房地产泡沫破灭，致使不良信贷激增，政府采取相应措施救助金融业。救助活动造成公共债务增加，经济产出下跌导致财政收入兑减，还需要采取财政刺激措施缓和危机影响，导致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总之，核心国家对外围国家贷款的增加，欧元启用是一个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核心国家因为金融监管放松造成的银行杠杆率提高。贷款剧增诱发了外围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和消费繁荣，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这种繁荣的不可持续性暴露无遗，从而引发了当前的主权债务危机。”（47）“美国的银行可以同时提供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机构、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权基金方面的服务。在存款保险制度和美联储的支持下，各家银行纷纷涉足高风险业务，危及整个金融体系。2004年，美国证监会放松了净资本监管规则，允许投资银行大规模增加它们可承担的债务，从而鼓励了支持次级抵押贷款的抵押担保证劵的发展。……此类证劵以及它们包含的风险很难评估，导致整个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水平提高。”（48）“不过，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本国的经济稳定，考虑到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现有的结构问题，今后的货币政策可能仍会维持低利率。这样一来，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可能会周期性地再次出现，此种混乱过程会引起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动荡，不但会损害储备货币发行国本身，也对世界其他国家不利。”（49）林毅夫描述的上述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对于这些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些现象和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分析也是正确的。然而从他的发行全球单一的国际“储备货币”、银行民营化等等强化这些因果关系、与应对这些因果关系必须采取的措施逆向的政策主张来看，他对这些现象和全球金融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是片面的，而这又源于他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缺乏认识。他明明知道欧元启用是欧元区贷款膨胀的原因之一，却还主张发行全球单一的国际“储备货币”，认为“假如所有国家都同意采用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则稳定可以实现”；他明明知道金融泡沫的原因是缺乏监管，却还一贯主张中国要大力发展民营中小银行。（50）他讲到的投资银行不是去搞直接投融资而是跟在银行后面大搞次级信贷，其实质是投行业务的异化，投行成为银行的附庸是间接投融资主导直接投融资在金融机构相互关系方面的集中表现 。由低利率引起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流动周期性出现混乱过程只是现象，银行为核心的间接投融资体制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对称才是混乱的根本原因。林毅夫没有看到，他描述的这些现象及其后果即金融泡沫的背后是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全球金融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没有适时转变金融体制，仅靠金融监管、利率提高不能阻止贷款膨胀与金融泡沫、也不可能阻止金融危机再次爆发。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融资主要方式应该是发行国债，但林毅夫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渠道设计中，提到了“税收收入的支持”、“传统的援助资金”、“非传统的援助方和主权财富基金”、“国内储蓄”、“国际金融市场”、“公私合作模式”等等，没有给国债以应有的地位；虽然在“国内储蓄”、“国际金融市场”中提到国债，似乎通过银行贷款还是消化高储蓄的主要途径。（51）在林毅夫的著作中，似乎没有理清直接投融资和间接投融资的逻辑与历史的脉络(52)，理出这样的脉络需要对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融资方式的立体思考，而他的由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决定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只能把视野停留在平面的金融层面，停留在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制，不可能理出这样的脉络。他之所以认为“针对国家层面进行的许多讨论涉及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三角’的概念：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和资本账户开放这三个政策目标中，不可能同时实现两个以上。……不过，有经验研究表明，在过去一个世纪，这个不可能三角基本上是存在的。”（53）就是因为他不懂得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可以化解这个“不可能三角”。所谓“不可能三角”就是金融悖境，金融悖境就是由经济增长方式和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造成，只要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被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所代替、经济增长方式和现有金融体制由不对称转向对称，金融悖境就可以化解，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稳定和资本账户开放这三个政策目标就可以同时实现。林毅夫主张的全球基础建设投资是双刃剑。如果融资渠道正确，是从根本治理金融危机根源的重要途径；如果融资渠道错误，则会强化贷款膨胀，强化全球间接投融资导致的资金流的无序运动，强化金融泡沫与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按理说是有效疏导化解全球游资、使全球游资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挤掉全球经济泡沫、使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从不对称复归对称，促进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消除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途径，但其经济学基础和方法论依据绝非新古典经济学。按照林毅夫秉持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不可能看出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不可能看出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导致的全球金融体制转型的必然性，这就是林毅夫对金融危机现象因果关系的描述和他提出来的应对措施之间相互矛盾的根本原因。方法论的局限使他只看现象看不到现象后面的本质，这必然使他的全球投融资计划的可行性和意义被打折扣。
“在林毅夫看来，研究的方法论其实并没有差异，只是研究对象有差异。‘为什么要研究中国问题？因为研究对象的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不完全一样。中国的经济学家必须提出和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模型、理论判断。’”（54）诚然，正好像有一般的经济学，也有一般的经济学方法论，但这一般的经济学方法论决非林毅夫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科学的一般的经济学方法论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决非没有差异。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一般方法论，以边际效率分析为方法论的核心，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主张让价格自发调节市场，让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优化配置资源，主张市场无政府主义；重实证分析，以线性、非对称、非主体的思维方式为方法论特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一般均衡方法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方法。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主张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本、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模本，用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主导中国改革，以GDP增速为中国改革成功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把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误导为以金钱为中心的发展。然而，由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与复杂经济系统的不对称，所以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结论经常被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伪，使之在理论上陷于悖论，在实践上陷于悖境。林毅夫以标准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建构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实践中走向结构分析的反面陷于结构分析的悖论陷入经济结构的悖境就是经典案例。林毅夫以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为出发点，推导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然后根据全球金融危机和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遇到的困境又进一步推导出超主权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最后以政府主导全球投资基础设施计划为落脚点。贯穿在林毅夫由“新结构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国际经济新架构”组成的“一以贯之”的经济发展转型理论体系中的，是“一以贯之”的标准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然而政府主导投资基础设施计划中投融资主体、制度、体制、目标、对象、手段、途径、过程是对称的，资金来源结构与项目结构是对称的，只有对称分析才是标准的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要有效组织全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离不开标准的经济结构分析。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对政府主导投资基础设施计划做不到真正的结构分析，就是归因于他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的线性、还原论思维方式和投资全球基础设施这一复杂对象之间的不对称。实践证明，新古典经济学可以作为增长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林毅夫是把增长当发展，增长经济学当发展经济学；正好像他把平面当结构，把线性经济学当结构经济学。一个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学范式背景决定他的视角和视野；林毅夫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国家的现实，分析问题”，实现“从西潮到东风”的转变，建构符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就应该用中华民族固有的对称思维方式代替新古典方法论的线性思维方式，用对称的结构经济学代替线性的“新结构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就是结构经济学——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全球范围内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运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对称经济学与运用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建构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包括新古典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的实践要求产生对称的理论，对称的理论指导对称的实践。对称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是对称的，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结构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的理论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才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又是一般的人类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范式成为人类主流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空间交替体现时间之矢的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林毅夫只有彻底抛弃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方法，代之以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才能真正实现“从西潮到东风”的转化。
（36）（37）（38）（39）（41）（42）（43）（44）（45）（46）（47）（48）（49）（51）（53）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中信出版社，2012.9，P112—113，108， XX11—XX111，009，157,201，205—212，188—189，193，075，101—102，XXX,055—059，037，188—189，093—101，202
（40）凤凰网http://survey.news.ifeng.com/result.php?surveyId=17523
（50）(52)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P202,195.
（54）《是时候提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了》，文汇报，2015-04-11
陈世清：新古典经济学不能作为发展的理论基础（头版头条）
[ 2016/08/27 10:24 | by admin ]
2016/08/27 10:24 | by admin ]
陈世清：新古典经济学不能作为发展的理论基础
——评林毅夫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一）
如果林毅夫奉为经典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指出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途径时，不能统一解释存在的问题和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法，只能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被证伪，不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只能是用社会发展代替GDP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和目标的对称经济学。
为了掩盖其“比较优势论”、“要素禀赋论”、“市场换技术论”只重要素分析不做结构分析的线性思维分析在经济理论方面遇到的尴尬和实践方面遇到的困境，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对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迁”关系做了一番“结构”分析，而他的所谓“结构分析”只不过是在原来属于平面二维分析的要素分析的基础上多了一层要政府顺应他的“比较优势论”制定政策的建议，似乎他的经济分析也属于经济“结构”的分析而不仅仅是要素分析。但我们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经济结构的分析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而不仅仅是看字眼，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林毅夫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并没有真正超出要素分析的范畴而上升到结构分析的高度，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评价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的依据，应该是它所提出的新的政策见解，以及由它引发的未来研究议题的相关性。”①这说明林毅夫自己也认为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新的经济学范式，不是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甚至不是新的理论，而只是新的经济政策见解。虽然他在新近出版的《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一书中开辟专章“流派之争与范式的变迁”，但该章正文中只有“为人生赋予意义”、“增长的演进”、“破解财富之谜”、“收敛与发散的解释”、“对发展的思考”、“新的战略思考的必要性”，似乎没有任何真正和“范式”、“范式的变迁”有关的文字②。他在本章的末尾提出“用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来补充现有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理论框架应该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提供结构化分析——具体而言，就是识别出使穷国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使富国能创造机会和财富的决定因素。”（同上）也只是提出建构新的“结构经济学”范式的设想，而设想还不等于现实。是否提出新的经济学范式要看体系本身的内容。林毅夫：“本书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主要围绕三个要点来组织：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的数量）——在每一个特定时期是给定的，且随着时间推移是可变的——决定了它的总预算、相对要素价格和比较优势，而且随着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演变。……第二，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经济的连续谱上的一点。……第三，在每一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要求在每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上都有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以及‘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③在林毅夫“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中，只有客体的要素，没有主体的要素；既没有静态的主体要素：国民素质和知识构成，也没有动态的主体要素：文化传承与历史积累；甚至没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结构：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均衡”）关系分析。需求的后面是主体，供给的本质是客体，在结构经济学中展开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必然离不开主体与客体的动态关系。林毅夫如果在经济结构中承认主体的要素，他的“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就不能成立，因为在经济主客体关系中，主体总是占主导地位，而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却是以否认人的主体性为立论依据。主客体关系是经济结构中最基本的关系，也是结构经济学的核心。由残缺不全的“要素禀赋”组成的不成结构的“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林毅夫按图索骥——按他一贯秉持的“比较优势”思路量身定做，以给他的“比较优势”理论贴标签、提供支持的“结构经济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结构会成为一种循环论证：用“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论证“新结构经济学”，然后又用“新结构经济学”论证“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只是他的“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的“皇帝的新装”。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经济学，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结构经济学”。从思维方式来讲，林毅夫之所以在他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新经济学名词的同时，却不能对他提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新的结构经济学基础理论不是偶然的——林毅夫认为经济理性就是选择理性。创立新的基础理论需要创造理性而不是选择理性，选择理性只能在现有理论框架范围内选择政策、提供政策支点而不能创造新的基础理论。不过从科学学对学科名称规范的意义上，不是新的基础理论、仅仅新的政策见解是不足以在“学”前加“新”字的，正好像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以世界学科发展前沿为参照系的世界级的原创基础理论、仅仅在世界最高级别经济机构担任最高级职务、在国外最高级别刊物发表论文、在国外最高级别论坛上发表演讲、有最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享有国际最高级别声誉不等于就是“世界级经济学家”一样。不要说仅仅新的政策见解，即使有某些理论上的新观点就在学科前加“新”字，恐怕科学史上的新学科会多如牛毛。这对认识科学发展规律、把握学科发展脉络没有好处。从严格的科学学意义上，只有新领域才有资格称为新学科，只有新范式才有资格称为学科发展的以人名或概念命名的新的里程碑，只有新的基础理论才有资格在旧学科前加“新”字成为原范式发展的新的阶段。按此要求“新结构经济学”必须在结构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提出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包括新的结构经济学概念、范畴与新的结构经济学原理，比如对称经济学第一次提出以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为经济的核心结构，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原理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对称经济学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用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的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又可以称为发展经济学。所以没有新的基础理论、没有新的理论、甚至没有新的理论观点只有新的理论设想和新的政策建议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有在“世界级经济学家”头衔光环照耀下自我拔高、自我炒作、标新立异、过度包装、强力推销之嫌。这不是严谨的学风，更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但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林毅夫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为杠杆，硬是把他所谓的“旧结构经济学”中原本一息尚存的“结构分析”肢解、还原成了线性平面分析。没有结构的“结构分析”，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悖论。林毅夫：“就政府干预的目标和方式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深刻的差异。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的结论是，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应被限制在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孵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政府还必须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方面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④如果我们把市场看成立体的结构，那么政府就是市场的要素，政府不在市场之外而就在市场之中。而林毅夫在这里显然是把政府看成市场之外只能处理市场外部性的因素。在林毅夫那里市场是不包括政府在内的二维平面的“结构”。这实际上是披上结构分析外衣的平面线性分析。知识经济时代所谓的“旧结构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乃至知识密集型产业从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来看是“价格扭曲”，从边际效益分析的角度来看原则上是正确的。林毅夫只会边际效率平面分析的“新结构经济学”相对于“旧结构经济学” 从结构分析的方法论层面而言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为了理解什么是结构经济学，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结构。什么是结构？结构就是事物作为系统的内部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所谓结构就是空间结构。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出现以前经典力学占统治地位时期，所谓结构是三维空间关系；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出现以后所谓结构就是时间一维加上原来的三维空间成了四维空间关系，自从本人的五维空间理论出来后所谓的结构就是原来的四维加上层次一维成了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关系。“时过境迁”所以人的观念必须“与时俱进”，“士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五维空间是宇宙事物存在的基本属性，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以五维空间结构存在；这五维空间的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时间、空间、层次维度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转化的，事物就是通过这五维空间的相互转化来实现发展的。因此，如果说认识事物离不开对对象的结构分析，那么可以说结构分析离不开五维空间结构分析——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对称分析。五维空间结构的对称分析方法是认识事物必备的基本方法，更是打着结构分析旗号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复杂系统，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分析离不开结构分析即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五维空间分析的方法；对人类经济复杂系统用二维的、三维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就像用牛顿定律对量子现象进行分析，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根本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空间经济学，是根据时间、层次、传统三维空间相互转化原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预测经济发展趋向、进行经济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空间结构、取得经济规模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空间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使发展经济学才成为科学。但林毅夫带有“结构”字眼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对市场经济进行结构分析时，竟然没有做到五维空间分析；其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是抛开主体要素的平面二维的，甚至没有达到三维空间的要求。这样平面的、片面的“结构分析”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如果说简单系统在其所属的复杂系统中只不过是要素，那么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在五维空间整体框架中也只不过是要素，构不成完整的结构，因此从本质意义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这一复杂系统的二维、三维空间分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分析，而仍然属于要素分析。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只不过是要素经济学，或打着“结构经济学”旗号的要素经济学、解构经济学。解构经济学就是线性经济学，渗透在线性经济学后面的是线性思维方式，也就是他自己讲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林毅夫之所以把结构分析变成了平面线性分析，根源在于，在他的“结构分析”中，没有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时间、空间、层次的对称分析；在他的“结构分析”中时间维、空间维、层次维是脱节的。林毅夫：“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⑤林毅夫在这里把政府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划等号，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对立起来，是小商品经济的思维方式。在小商品经济时期，市场和政府是外在的；政府的行政“干预”确实会扭曲价格。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市场本身已经立体化、整体化，政府客观上已经成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前期投入大、见效周期长、风险系数高，如果没有政府扶持民间创新—创造—创业，只能靠市场来换技术。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市场换技术的结果，就是市场丢掉了而技术却没有换回来。因此林毅夫历来主张的“市场换技术”这套路行不通；而要走自主创新这条路，离不开政府政策、资金、行政扶持。这时政府的行政支持不是扭曲价格，而是社会创造价值的必要环节。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在小商品经济时期，“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通过“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近似表现出来，但并不等于市场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由于市场的立体化、整体化，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得到直接表现。此时如果再秉持“市场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的过时观念让价格自由放任，只能放任投机者借助金融衍生品工具兴风作浪，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甚至全球经济危机，政府控制市场、“扭曲”价格就是价值机制的必然表现，也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环节。这里“扭曲”的是投机产生出来的不正常价格，维护的是价值及价值正常表现的正常价格。如果说，在小商品经济时期把政府排除在“市场”之外有近似的真理性，对小商品经济的结构分析大体可以把政府作为外部因素来考虑，那么对现代知识市场经济的结构分析把政府打入市场外部性的“冷宫”就有点不合时宜。时间维分析是五维空间分析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若想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来说，资本的稀缺、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新配置无利可图。”⑥在这里，林毅夫根据新古典方法以“有利可图”作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提升的必要条件，以“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然后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必须以“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作为产业结构提升的必要条件。林毅夫的这个三段论推理，大前提、小前提都是错的，所以结论无疑是错的。
首先大前提错误。产业结构提升的后面是技术的提升，技术提升的后面是科学的发展。人类历史上任何大的科学革命都会带来技术的发明创造、社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而科学家、发明家的发明创造绝大多数不是出于狭隘的金钱利益动机，而是出于好奇、兴趣爱好和自我实现的追求。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把人类带入原子能时代，电视台记者要求爱因斯坦发表讲话答应每讲一分钟酬金1000美元，爱因斯坦却拒绝：“我的话根本不值那么多钱。”记者问：“您不爱钱吗？”爱因斯坦：“噢，基金会寄来一张1500美元的支票，我把它作了书签，连同那本书一起丢了。”“那太可惜了！”“一点也不！依我看，每份财产都是一块绊脚石。”瓦特发明蒸汽机及因此带来的人类工业革命，其动机也不是出于林毅夫的“有利可图”——人的好奇心和自我实现的追求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最深层的原动力。人的主体性确实是科学的结构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正是对人的本性缺乏深层次的分析、主体性的缺位导致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得出错误的结论。
其次小前提错误。即使根据新古典边际方法，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也显示出主体的缺位与时间维的缺失。知识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与工业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有不同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以平均利润率为参照，那么知识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往往是以常态化的超额利润率为目标。如果说，平均利润率建立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之上，那么，超额利润率只能靠整体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其中知识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是有机整体，认为仅仅靠技术创新就能提高产品附加值是不现实的。整体创新靠什么？靠人的主体性，靠国民创新体系，而不是靠比较优势！由整体创新产生的、常态化的超额利润率虽然也符合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的行为取向，然而却是一般均衡论无法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兼容的。所以，即使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企业要获取最大化利润也不一定非要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获取利润最大化的边际主义原理也必须在主客体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能得到充分展开。如果说，发展中国家企业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获得平均利润使发展中国家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那么靠整体创新使企业获取超额利润，发展中国家就能获得超速发展。因此，即使按照林毅夫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也不是靠“比较优势”获取平均利润的资本积累，而是靠整体创新获取的超额利润。林毅夫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逐步积累资本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说明其观念仍然停留在工业经济时期，他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无法与时俱进对知识经济和传统经济作出统一说明。这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历史局限性，说明了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基础上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说明了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基础上无法建立真正科学的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所谓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靠的就是“有利可图”、以利润为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说明他的“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只是增长经济学。发展是立体的、五维空间的，而增长只是平面的、线性的。发展经济学需要结构分析，而增长经济学只需要平面分析。发展经济学注重规模分析，增长经济学注重边际分析。发展经济学注重边际效益分析，增长经济学注重边际效率分析。即使拿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擅长的微观经济分析来讲，经济发展也不是仅仅遵循边际效率规律，而是更多遵循边际效益规律。企业的规模化、多元化生产、名牌战略，科学家的跨学科研究，名人效应的跨领域移植等，追求的就是边际效益而非边际效率。
我国改革的“红利”就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红利”而不是比较优势的“红利”，市场实质上就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市场就是价值之间发生关系的平台，发展经济学要求用主客体的对称分析代替纯客体的线性分析，用五维空间分析代替平面二维分析，用复杂系统论分析代替还原论分析，用规范分析代替实证分析，用规模分析代替边际分析，用“边际效益分析”提升“边际效率分析”，用价值经济学代替价格经济学，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的核心机制，用国民福利体系代替GDP增长体系，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科学发展代替增长。秉持线性思维方式不可能建构真正的发展经济学。林毅夫把新古典经济学的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的一般均衡论“原理”一竿子插到底，不但把价格机制作为微观经济领域的核心机制，而且把价格机制作为宏观经济领域的核心机制，不但作为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而且作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机制，不但作为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而且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这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错误出发导致对经济发展的结构分析中犯了层次混淆的错误。如果说，把价格机制作为微观经济的核心机制尚有近似的真理性，那么把价格机制搬到宏观经济领域作为核心机制则是绝对错误。在宏观经济领域明显地必须以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作为核心机制；如果说，决定企业是否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利润，那么决定经济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则只能是对整个社会有效益。能够保证落后国家技术更新、产业升级、增长方式转变、发展模式转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社会创造出来的福利总和无论是量还是质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每个企业的利润相加，其中看起来“无利可图”的空缺部分应该主要由政府来填补，仅仅靠“唯利是图”的企业根本不可能做到。这对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方法论原则、把政府定位于市场外部性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而言无法理喻也无法兼容，所以林毅夫只好把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唯利是图的企业，把企业发展经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发展“有利可图”的产业，把发展“有利可图”的产业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上面，最后得出中国只能靠卖地炒房增长GDP、做“世界工厂”来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发展”的“发展经济学”结论。这样的“发展经济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而只是增长经济学。
林毅夫之所以把价格机制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把利润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是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发展，而把发展定义为增长。什么是发展？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国民收入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有两种途径：外延扩张与内涵深化。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经济结构简单，GDP增长大体可以反映一国增长状况。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结构已经复杂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林毅夫：“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全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严重影响都强烈呼唤着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研究议程应该能够丰富人们的研究，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这将有助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实现动态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消除贫困。”⑦但按照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利润多少积累资金快慢来衡量“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并制定“发展战略”的“新的框架”，并不能正确思考发展，更不能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正好像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无法真正容纳幸福经济学，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的“发展”、“发展经济学”也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有“增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如果有也只不过是名词而在概念上仍然是“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主要内容是通过扩大公共品范围，创造更多的生产性就业岗位、确保机遇平等、减少风险、缩小收入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使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到保护，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受益。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核心是机会平等。目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形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社会和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容性增长”概念所包含的社会理念及其经济学基础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对称发展的经济学同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产业化、包括公共产品产业化的政策建议及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价格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也同林毅夫以利润为导向、价格为核心机制的“比较优势论”根本对立。“包容性增长”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过渡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展示了“发展”概念和“增长”概念的本质区别，揭示了经济GDP增长向经济对称发展转变、增长向发展转变的历史必然性，说明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秉持的GDP增长经济学已落后于时代发展对经济学发展的要求。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范式。林毅夫之所以把价格机制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把利润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还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不是把发展经济学定位于研究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经济学，而是把发展经济学定位为研究不发达国家怎样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决策经济学、设想经济学、方案经济学、政策建议经济学、利润最大化经济学。这就使林毅夫要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的愿望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深厚的、扎实的理论经济学功底而仅仅靠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发展经济学，只能把发展经济学建立在沙滩上。
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的宏观化，任何宏观经济决策的细微偏差，都会给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我国前段的出口导向型经济、GDP导向型经济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困境就是证明。这说明指导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必须是精准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结构经济学必须是精准经济学，结构经济学方法必须是多角度多维度多层次的全面分析、精准分析方法。我们可以试对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林氏“发展经济学”本身进行结构分析。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如下：（1）建立一个分析架构，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考虑在内；（2）分析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作用，以及从一个水平向另一个水平的转换机理；（3）分析经济扭曲出现的原因，以及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措施。”⑧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结构有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这是经济结构层面，虽然在这里林毅夫未穷尽经济结构的要素子项，因而是不完整的经济结构层面；二是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及转换机理；三是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这“二”和“三”层面都是政府行为层面，属于要素或经济现象层面。按照系统论的分层法，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应该有以下六大层次：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经济趋势、经济周期、经济规律、经济本质。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应该包含这六个层次的分析，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建构充分发挥社会经济功能的精准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而政策建议只能是在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中，把握规律、预测趋势、掌控周期。其中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是结构分析的终点、政策建议的起点。所以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就是“精准经济学”——精准指导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而林毅夫在没有经过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的基础上，直接跨阶段进入了政策建议。在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目标结构的三个层次中最深层次的是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离经济规律间隔两大层次，离经济本质还差三个层次。经济的本质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
经济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只是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价值的中介与手段，而不是价值本身。经济的本质与经济的规律同把价值和交换价值划等号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马歇尔原理”不兼容；以经济本质与经济规律为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的“马歇尔原理”、 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原理”基础上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将被证伪。林毅夫没有触及经济本质与经济规律、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原理”基础上的政策建议，基础是不扎实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可行性是要打折扣的。这样的“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的“模糊经济学”。这说明，林毅夫并没有把他的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发展经济学定位于研究经济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这不是发展经济学，而是发展博弈学、发展政策学。这样的“发展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不可能作为科学决策的精准依据，不可能正确指导经济发展。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整个西方经济学在“拒斥形而上学”思潮和还原论思维方式支配下从来没有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经济发展“规律”这个概念。不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在研究经济、市场经济的静态结构时尚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的，各家各派都能混口饭吃而皆大欢喜。但一旦涉及到研究发展问题时，不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发展经济学”恐怕只能捉襟见肘、漏洞百出、贻笑大方。研究发展却不研究发展规律本身是一个悖论。事物发展的深层规律制约浅层规律；不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特殊规律，不能从对策论的层次提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精准战略，只能从博弈论的层面提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模糊设想。这种低层次、现象学层面的遐想由于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很容易被事实所证伪，给经济发展带来误导损害。
真正能够“丰富人们的研究，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的“新的框架”只能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不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更不是发展经济学的唯一内容。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相对而言。从经济学的本义来讲，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因此经济学本来就是发展经济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本来就是同一的。之所以发展经济学会被当做只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因为增长经济学的存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包括西方现代经济学，实际上都是增长经济学。如果说，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那么增长经济学就是研究增长。增长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以价格为核心，以理性选择为途径，以资源配置为归宿，以利润增长、GDP增长、经济总量增长、经济规模扩大为目标，是指导经济增长而不是指导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动态发展过程。它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要素禀赋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为了让一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同时这些要素价格只能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决定。因此，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⑨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范式框架是新古典主义的“价格均衡论”。随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从主观价值理论、边际主义理论演变为马歇尔的“价格均衡论”，就把市场价值通过交换价值来实现的市场行为逐步演变为把价值完全等同于交换价值（价格）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把市场经济逐步演变为金钱经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就同时演变为一切向钱看经济学的庸俗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就是线性思维方法，是把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是市场的原动力归结为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用价格高低、“经济剩余”即利润多寡与“资本积累”速度快慢来衡量资源稀缺度和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程度，这种利润导向的“微观经济学”在微观经济层面有正当性、合理性与近似正确性，不恰当地运用到宏观经济层面则只能是GDP导向的增长经济学。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研究“结构经济学”是方法和内容的不对称，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建立的“新结构经济学”只能是增长经济学而不可能是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范式决定经济发展模式，利润导向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决定利润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林毅夫根据他的西方新古典利润导向的经济学方法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以利润最大化为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实现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名为“发展”实为“增长”的“发展模式”，林毅夫把这种模式称为“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林毅夫：“本书第三部分的标题所提到的‘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概括了许多信息。经济发展是持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处于哪一发展阶段，如果能积极发展适应自身比较优势（由本国的优势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都可以成功完成这一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取得杰出增长表现的秘诀是利用后发优势，兴办与本国要素禀赋类似的国家曾发展迅速的那些产业。通过有选择地认真学习先进国家，后来者可以成功的模仿自18世纪以来已让多个后进国家顺利实现赶超的‘燕行模式’”。 ⑩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发展程度进行先后顺序的排列组合，和发达国家一起组成燕阵，领头雁是发达国家（曾经的后进国家），最落后的国家是雁尾，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带领下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依次取得发展。林毅夫又进一步对“燕行模式”进行细化分析，在“燕行模式”里又分离出“领头龙模式”，即同样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的发展中国家，其中跟得最紧的是“领头龙”，它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随着自身逐步向高端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腾出相对低端发展的空间，使其他发展中国家得以跟在“领头龙”后面得到发展。这是典型的线性发展模式。不过承蒙林毅夫把中国定位于“领头龙”。林毅夫：“世界经济新增长极的出现，巴西、中国和印度等中等收入大国的崛起，凭借它们充满活力的增长和巨大的产业规模，给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宝贵机遇。中国自身曾经是发展燕阵中的追随者，正由低技能的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转型，即将成为‘领头龙’。这样的转型将释放出接近一亿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足以让低收入国家目前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4倍以上。其他中等收入增长极国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低收入国家如果能够制定并实施可行的发展战略，抓住这一新的工业化良机，就可以踏上结构变迁的活力之路，成功实现减贫和经济繁荣。”（同上）“如果发展中国家能顺应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掘后发优势潜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则完全可以在未来数十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迅速增长……如果低收入国家的政府能采纳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建立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框架，填补领头龙留下的空间，则有望在未来数十年里达到8%甚至更高的年增长速度。”⑪林毅夫在这里讲增长速度，讲“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就是没有讲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创新。非但这样，林毅夫还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先进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了明确分工。林毅夫：“对于技术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 ⑫林毅夫在这里是把“世界工厂论”建立在“国际分工论”的基础上，把“国际分工论”建立在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基础上；通过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定格在“世界工厂”的位子上。不管林毅夫描绘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市场换技术”来取得的“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的蓝图能否实现，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主义边际分析方法和线性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发展经济学”显然是简单地把效率当作效益，把增长当作发展，把增长经济学当作发展经济学。按照林毅夫的发展路线图，发展中国家即使能够取得“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和由落后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取得较高的边际生产率与GDP增长率，人民生活水平也会得到较大提高，但永远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这显然不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发展。发展不等于增长，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各自的理论基础、理论框架与核心内容都有本质的不同。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只能是扬弃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整体经济学。作为整体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以经济的整体发展规律为对象，以对称发展观为理论基础，以价值机制为核心，以理性选择和理性创造为途径，以价值创造和资源再生为归宿，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提高为目标，是指导经济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看来，一国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于该国企业在进入该产业时的眼前盈利能力、暂时的资金积累能力、通过购买技术实现技术更新的能力，也不是靠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率和边际生产率，而在于该国整体发展的潜力、自主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在于该国通过暂时的“扭曲价格”变暂时不利的“要素禀赋”为长期有利的“要素禀赋”实现技术更新换代、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转轨的跳跃式发展后来居上实现该国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结构经济学，其逻辑结构是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架构相对称的；在经济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建构中，实现经济发展，体现经济规律，展现经济本质。经济发展的结构是五维空间的结构，人类经济发展在时间、空间、层次的相互转化中实现，在五维空间相互转化中实现的各国经济发展轨迹是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的非线性过程。人类率先进入农业社会的，不是当时畜牧业最发达的国家；工业革命之花之所以绽开在英国，不是因为英国当时农业最先进；而信息革命的机遇女神之所以静悄悄地降临自由女神的国度，也不是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程度高于英国。这种超越发展不见得完全是基于后来居上国家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更多的是文化、制度、地理环境和人的主体性，其中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起着更关键的作用；由各国结构变迁展开来的人类经济发展的路线图不是、也不可能是呈现出林毅夫的由“燕行模式”与“领头龙”模式组成的直线，而是曲线。因此，林毅夫基于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的发展与他的“燕行模式”与“领头龙”模式之间不对称，他的结构经济学理论与他的经济发展模式逻辑上不兼容，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也不吻合。发展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是五维空间的“全息元”；知识经济时代在发展经济学指导下建构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知识经济（层次）、经济全球化（空间）、各国国情（空间）、经济现代发展趋势（时间）的统一，是企业、市场、政府，要素、结构、功能的统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而不是技术经济学。重技术轻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社会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科学主导技术，软技术（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对应的技术）主导硬技术（同自然科学对应的技术）。强调技术立国的日本如强弩之末，而注重知识创新的欧美则保持强势就是证明。知识经济的生命力，在于知识产业的龙头化：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来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使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使传统产业——工业、农业、畜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技术没有共享性，知识有共享性，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实现技术后来居上，把知识的层次性转变为时间的跨阶段发展。发展经济学和创业学、经营学、管理学是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创业模式、经营模式、管理模式是统一的；当今时代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家市场和企业孵化器可以轻易地解决具有市场潜力的新技术的企业化、产业化，使之转变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靠自身资金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进行创业使技术转变为生产力和效益的做法已经过时。诚然，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依次经过资源（即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运营（金融产业）—知识运营（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带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但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借助知识的共享性、信息高速公路和全球经济的普遍联系，具体某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跨阶段或浓缩某个阶段的时间段取得跨越式发展，使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实现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统一。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城市生态化建设就可以做到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统一。发展中国家政府从政策、资金、人才、基础设施、法制诚信环境方面扶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工程，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更新、产业提升、超越发展的必要环节乃至主导环节。在此过程中政府逐步从市场外部性转变为市场内部性是自然历史过程。发展本来就是解决外部性问题。解决“市场失效”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政府扶持创业工程、促进技术创新与技术转化、优化提升社会产业结构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企业边际效率或为企业资金积累提供外围环境服务，而是提高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与福利水平。发展只能是五维空间的，具有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结构的经济本身不可能是按照新古典边际效率视野线性发展的；冠以“结构经济学”名号的发展经济学不但离不开经济结构的分析，而且离不开本身的结构分析，离不开经济学、创业学、经营学、管理学、创业工程相互关系的结构分析，打着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旗号的所谓“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劳动密集论”、“比较优势论”等理论背后的新古典线性发展观和线性发展模式不可能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指导经济发展。这就是林毅夫“此次全球危机以其巨大的金融、经济和人力资本代价，也未能帮助其找到原因” ⑬的原因。
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发展经济学”由于以“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使之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时，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林毅夫：“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知道如何恰当利用技术、产业以及社会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其年均增长速度完全有可能在数十年时间内数倍于高收入国家，直至与后者的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幅度。”⑭那么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知道如何恰当利用技术、产业以及社会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后发优势”？林毅夫：“利用后发优势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且因为节约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方面的成本而取得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 ⑮为什么1979年以前中国未能取得高速增长？林毅夫：“自1953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以加速建设先进的现代工业，目标是赶上先进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在先进技术和产业上的专利保护甚至技术封锁，这种迎头赶上的战略使得中国放弃了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利用后发优势的可能……在既定就业结构和收入水平的条件下，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发展高收入国家先进的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因而中国建立的同类企业不具有在开放、竞争市场上的自生能力。”⑯为什么其他转型经济体没有取得同样成绩？林毅夫：“20世纪50年代以后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中国家都十分流行进口替代战略，以便在本国加速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现代工业。然而，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现代产业违反了低收入农业经济体国内资源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经济效率低下不可避免。”⑰通过纵向和横向、正面和反面、经验和教训的多角度、多维度比较，绕了一圈，林毅夫还是用他的“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市场换技术论”来解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如果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用简单枚举法可以证明任何荒谬的经济学观点是正确的。发展和发达是相对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是相对的。当英国是日不落帝国时，美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美国超过英国成为比英国更发达的国家靠的不是什么“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也不是什么“进口替代”，而是技术创新。二战后日本作为遍地荒野、满目疮痍的战败国，也无法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现代产业，却能够在民用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后来居上超过美国，靠的也不是什么“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或“进口替代”，而是靠的技术立国。中国1979年以前中国“迎头赶上的战略”虽然使得中国放弃了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利用“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取得后发优势，也不具备发展高收入国家先进的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但仍然在航天技术、原子能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计算机技术、水稻杂交高产技术方面取得领先世界水平的成就。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如果是按照林毅夫讲的，系通过“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来取得后发优势，但好像自主创新的成果还不如1979年以前的多；虽然1979年以来“年均增长速度在数十年时间内数倍于高收入国家，直至与后者的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幅度”，但在出口带来的GDP构成中，主要还是低附加值产品，自主创新产品的比重不高。这说明我国通过“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取得后发优势换回来的技术仍然是别人的。这样的技术对于中国增强自身的民族主体性、实现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没有太大意义；仅仅靠“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的GDP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实践证明：虽然人类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依次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但技术密集不以“资本密集型的现代产业”为必要前提；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目标也不是什么简单的“进口替代”，而是增强自身的民族主体性、实现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后来居上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如果说，一定的资本是技术创新的必要基础，那么现代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不以“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为必要前提；相反，如果有可行的现代技术密集型产业化项目，也完全可以通过现代融资手段来筹集必要的资本使之形成在现代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下的“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即使仅仅是GDP的快速增长也不是林毅夫的“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取得后发优势的成就，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制度创新使人的主体性解放并推动持续不断的创业潮是更根本的原因。毕竟进出口贸易在GDP增长中的比重不是太高，国内市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包括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国家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家）在GDP和人均收入中都占有主要地位。林毅夫的“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市场换技术论”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参照系，即使仅仅用来解释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GDP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是以偏概全。用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用技术创新带动资本密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的更本质的路线图，只不过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必须用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秉持不是进口替代就是出口导向、不是出口导向就是进口替代的新古典边际效率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能停留在现象层面。林毅夫先是把“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必要前提，然后总结出发展中国家只能靠“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取得后发优势实现GDP与人均收入高速增长后发展“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路线图和逻辑结论，在逻辑上是把结论当前提的循环论证，在历史经验总结上是片面、表面、肤浅的。
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发展经济学”由于以“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不但不能对中国改革开放后GDP快速增长的原因做出全面、客观的解释，而且不能对成功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做统一的解释。林毅夫：“伴随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不断扩大的收入和城乡差距……资源利用低效与环境失衡……外部失衡与货币升值……腐败……中国教育过度注重数量而不是质量，不利于培养劳动者的素质，也不利于长期社会发展。……教育领域的问题不是唯一的障碍。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滞后、技术水平低下、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不断加剧的全球竞争、不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其他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乃至外部失衡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社会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动荡。如果不能保持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快速增长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后发优势所给予中国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⑱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林毅夫：“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双轨制都消除掉。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让企业平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给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我们应该改，否则会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的稳定。”（2013.9.16 经济参考报）这说明林毅夫要消除的“双轨制”不是“价格双轨制”而是国有民营双轨制；要建构的不是价值一元化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私有化、价格一元化、利润最大化。林毅夫认为只要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私有化、价格一元化、利润最大化原则消除国有民营双轨制，让各个行业都真正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发展的潜力就会挖掘出来；“如果把中国发展的潜力挖掘出来……在2010年，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再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可能会达到12700美元。按照联合国世界银行统计，一个国家的人民收入达到12700美元，就代表是高收入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就会初步实现。”(同上)林毅夫没有意识到，中国存在上述问题的根源就是把“人均GDP”挂在嘴上的GDP经济学，而GDP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就是林毅夫奉为经典的新古典经济学。国有企业问题的本质不是“双轨制”，而是利用垄断地位与民争利，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的根源也正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一元化与利润最大化，因此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是消灭“双轨制”，而是扩大“双轨制”——民营企业可以遵循新古典边际效率原则，追求利润最大化；国有企业只能遵循边际效益原则，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如果林毅夫奉为经典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指出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途径时，不能统一解释存在的问题和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法，只能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被证伪，不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只能是用社会发展代替GDP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和目标的对称经济学。
①④⑤⑥⑦⑧⑨⑫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P25,25—28，37，38，5，5—6
⑩⑪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中信出版社，2012.9，P112—113，108，
②③⑬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P14，11，269
⑭⑮⑯⑰⑱林毅夫：《中国的复兴之路：经验、挑战与未来的展望》，《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人民出版社，2013.3.P56,57,58,60,62—68.
——评林毅夫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一）
如果林毅夫奉为经典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指出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途径时，不能统一解释存在的问题和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法，只能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被证伪，不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只能是用社会发展代替GDP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和目标的对称经济学。
为了掩盖其“比较优势论”、“要素禀赋论”、“市场换技术论”只重要素分析不做结构分析的线性思维分析在经济理论方面遇到的尴尬和实践方面遇到的困境，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对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迁”关系做了一番“结构”分析，而他的所谓“结构分析”只不过是在原来属于平面二维分析的要素分析的基础上多了一层要政府顺应他的“比较优势论”制定政策的建议，似乎他的经济分析也属于经济“结构”的分析而不仅仅是要素分析。但我们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经济结构的分析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而不仅仅是看字眼，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林毅夫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并没有真正超出要素分析的范畴而上升到结构分析的高度，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评价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的依据，应该是它所提出的新的政策见解，以及由它引发的未来研究议题的相关性。”①这说明林毅夫自己也认为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新的经济学范式，不是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甚至不是新的理论，而只是新的经济政策见解。虽然他在新近出版的《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一书中开辟专章“流派之争与范式的变迁”，但该章正文中只有“为人生赋予意义”、“增长的演进”、“破解财富之谜”、“收敛与发散的解释”、“对发展的思考”、“新的战略思考的必要性”，似乎没有任何真正和“范式”、“范式的变迁”有关的文字②。他在本章的末尾提出“用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来补充现有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理论框架应该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提供结构化分析——具体而言，就是识别出使穷国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使富国能创造机会和财富的决定因素。”（同上）也只是提出建构新的“结构经济学”范式的设想，而设想还不等于现实。是否提出新的经济学范式要看体系本身的内容。林毅夫：“本书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主要围绕三个要点来组织：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的数量）——在每一个特定时期是给定的，且随着时间推移是可变的——决定了它的总预算、相对要素价格和比较优势，而且随着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演变。……第二，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经济的连续谱上的一点。……第三，在每一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要求在每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上都有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以及‘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③在林毅夫“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中，只有客体的要素，没有主体的要素；既没有静态的主体要素：国民素质和知识构成，也没有动态的主体要素：文化传承与历史积累；甚至没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结构：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均衡”）关系分析。需求的后面是主体，供给的本质是客体，在结构经济学中展开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必然离不开主体与客体的动态关系。林毅夫如果在经济结构中承认主体的要素，他的“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就不能成立，因为在经济主客体关系中，主体总是占主导地位，而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却是以否认人的主体性为立论依据。主客体关系是经济结构中最基本的关系，也是结构经济学的核心。由残缺不全的“要素禀赋”组成的不成结构的“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林毅夫按图索骥——按他一贯秉持的“比较优势”思路量身定做，以给他的“比较优势”理论贴标签、提供支持的“结构经济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结构会成为一种循环论证：用“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论证“新结构经济学”，然后又用“新结构经济学”论证“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只是他的“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的“皇帝的新装”。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经济学，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结构经济学”。从思维方式来讲，林毅夫之所以在他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新经济学名词的同时，却不能对他提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新的结构经济学基础理论不是偶然的——林毅夫认为经济理性就是选择理性。创立新的基础理论需要创造理性而不是选择理性，选择理性只能在现有理论框架范围内选择政策、提供政策支点而不能创造新的基础理论。不过从科学学对学科名称规范的意义上，不是新的基础理论、仅仅新的政策见解是不足以在“学”前加“新”字的，正好像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以世界学科发展前沿为参照系的世界级的原创基础理论、仅仅在世界最高级别经济机构担任最高级职务、在国外最高级别刊物发表论文、在国外最高级别论坛上发表演讲、有最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享有国际最高级别声誉不等于就是“世界级经济学家”一样。不要说仅仅新的政策见解，即使有某些理论上的新观点就在学科前加“新”字，恐怕科学史上的新学科会多如牛毛。这对认识科学发展规律、把握学科发展脉络没有好处。从严格的科学学意义上，只有新领域才有资格称为新学科，只有新范式才有资格称为学科发展的以人名或概念命名的新的里程碑，只有新的基础理论才有资格在旧学科前加“新”字成为原范式发展的新的阶段。按此要求“新结构经济学”必须在结构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提出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包括新的结构经济学概念、范畴与新的结构经济学原理，比如对称经济学第一次提出以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为经济的核心结构，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原理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对称经济学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用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的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又可以称为发展经济学。所以没有新的基础理论、没有新的理论、甚至没有新的理论观点只有新的理论设想和新的政策建议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有在“世界级经济学家”头衔光环照耀下自我拔高、自我炒作、标新立异、过度包装、强力推销之嫌。这不是严谨的学风，更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但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林毅夫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为杠杆，硬是把他所谓的“旧结构经济学”中原本一息尚存的“结构分析”肢解、还原成了线性平面分析。没有结构的“结构分析”，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悖论。林毅夫：“就政府干预的目标和方式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深刻的差异。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的结论是，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应被限制在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孵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政府还必须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方面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④如果我们把市场看成立体的结构，那么政府就是市场的要素，政府不在市场之外而就在市场之中。而林毅夫在这里显然是把政府看成市场之外只能处理市场外部性的因素。在林毅夫那里市场是不包括政府在内的二维平面的“结构”。这实际上是披上结构分析外衣的平面线性分析。知识经济时代所谓的“旧结构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乃至知识密集型产业从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来看是“价格扭曲”，从边际效益分析的角度来看原则上是正确的。林毅夫只会边际效率平面分析的“新结构经济学”相对于“旧结构经济学” 从结构分析的方法论层面而言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为了理解什么是结构经济学，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结构。什么是结构？结构就是事物作为系统的内部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所谓结构就是空间结构。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出现以前经典力学占统治地位时期，所谓结构是三维空间关系；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出现以后所谓结构就是时间一维加上原来的三维空间成了四维空间关系，自从本人的五维空间理论出来后所谓的结构就是原来的四维加上层次一维成了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关系。“时过境迁”所以人的观念必须“与时俱进”，“士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五维空间是宇宙事物存在的基本属性，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以五维空间结构存在；这五维空间的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时间、空间、层次维度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转化的，事物就是通过这五维空间的相互转化来实现发展的。因此，如果说认识事物离不开对对象的结构分析，那么可以说结构分析离不开五维空间结构分析——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对称分析。五维空间结构的对称分析方法是认识事物必备的基本方法，更是打着结构分析旗号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复杂系统，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分析离不开结构分析即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五维空间分析的方法；对人类经济复杂系统用二维的、三维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就像用牛顿定律对量子现象进行分析，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根本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空间经济学，是根据时间、层次、传统三维空间相互转化原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预测经济发展趋向、进行经济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空间结构、取得经济规模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空间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使发展经济学才成为科学。但林毅夫带有“结构”字眼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对市场经济进行结构分析时，竟然没有做到五维空间分析；其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是抛开主体要素的平面二维的，甚至没有达到三维空间的要求。这样平面的、片面的“结构分析”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如果说简单系统在其所属的复杂系统中只不过是要素，那么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在五维空间整体框架中也只不过是要素，构不成完整的结构，因此从本质意义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这一复杂系统的二维、三维空间分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分析，而仍然属于要素分析。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只不过是要素经济学，或打着“结构经济学”旗号的要素经济学、解构经济学。解构经济学就是线性经济学，渗透在线性经济学后面的是线性思维方式，也就是他自己讲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林毅夫之所以把结构分析变成了平面线性分析，根源在于，在他的“结构分析”中，没有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时间、空间、层次的对称分析；在他的“结构分析”中时间维、空间维、层次维是脱节的。林毅夫：“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⑤林毅夫在这里把政府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划等号，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对立起来，是小商品经济的思维方式。在小商品经济时期，市场和政府是外在的；政府的行政“干预”确实会扭曲价格。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市场本身已经立体化、整体化，政府客观上已经成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前期投入大、见效周期长、风险系数高，如果没有政府扶持民间创新—创造—创业，只能靠市场来换技术。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市场换技术的结果，就是市场丢掉了而技术却没有换回来。因此林毅夫历来主张的“市场换技术”这套路行不通；而要走自主创新这条路，离不开政府政策、资金、行政扶持。这时政府的行政支持不是扭曲价格，而是社会创造价值的必要环节。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在小商品经济时期，“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通过“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近似表现出来，但并不等于市场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由于市场的立体化、整体化，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得到直接表现。此时如果再秉持“市场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的过时观念让价格自由放任，只能放任投机者借助金融衍生品工具兴风作浪，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甚至全球经济危机，政府控制市场、“扭曲”价格就是价值机制的必然表现，也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环节。这里“扭曲”的是投机产生出来的不正常价格，维护的是价值及价值正常表现的正常价格。如果说，在小商品经济时期把政府排除在“市场”之外有近似的真理性，对小商品经济的结构分析大体可以把政府作为外部因素来考虑，那么对现代知识市场经济的结构分析把政府打入市场外部性的“冷宫”就有点不合时宜。时间维分析是五维空间分析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若想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来说，资本的稀缺、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新配置无利可图。”⑥在这里，林毅夫根据新古典方法以“有利可图”作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提升的必要条件，以“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然后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必须以“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作为产业结构提升的必要条件。林毅夫的这个三段论推理，大前提、小前提都是错的，所以结论无疑是错的。
首先大前提错误。产业结构提升的后面是技术的提升，技术提升的后面是科学的发展。人类历史上任何大的科学革命都会带来技术的发明创造、社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而科学家、发明家的发明创造绝大多数不是出于狭隘的金钱利益动机，而是出于好奇、兴趣爱好和自我实现的追求。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把人类带入原子能时代，电视台记者要求爱因斯坦发表讲话答应每讲一分钟酬金1000美元，爱因斯坦却拒绝：“我的话根本不值那么多钱。”记者问：“您不爱钱吗？”爱因斯坦：“噢，基金会寄来一张1500美元的支票，我把它作了书签，连同那本书一起丢了。”“那太可惜了！”“一点也不！依我看，每份财产都是一块绊脚石。”瓦特发明蒸汽机及因此带来的人类工业革命，其动机也不是出于林毅夫的“有利可图”——人的好奇心和自我实现的追求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最深层的原动力。人的主体性确实是科学的结构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正是对人的本性缺乏深层次的分析、主体性的缺位导致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得出错误的结论。
其次小前提错误。即使根据新古典边际方法，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也显示出主体的缺位与时间维的缺失。知识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与工业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有不同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以平均利润率为参照，那么知识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往往是以常态化的超额利润率为目标。如果说，平均利润率建立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之上，那么，超额利润率只能靠整体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其中知识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是有机整体，认为仅仅靠技术创新就能提高产品附加值是不现实的。整体创新靠什么？靠人的主体性，靠国民创新体系，而不是靠比较优势！由整体创新产生的、常态化的超额利润率虽然也符合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的行为取向，然而却是一般均衡论无法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兼容的。所以，即使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企业要获取最大化利润也不一定非要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获取利润最大化的边际主义原理也必须在主客体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能得到充分展开。如果说，发展中国家企业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获得平均利润使发展中国家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那么靠整体创新使企业获取超额利润，发展中国家就能获得超速发展。因此，即使按照林毅夫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也不是靠“比较优势”获取平均利润的资本积累，而是靠整体创新获取的超额利润。林毅夫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逐步积累资本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说明其观念仍然停留在工业经济时期，他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无法与时俱进对知识经济和传统经济作出统一说明。这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历史局限性，说明了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基础上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说明了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基础上无法建立真正科学的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所谓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靠的就是“有利可图”、以利润为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说明他的“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只是增长经济学。发展是立体的、五维空间的，而增长只是平面的、线性的。发展经济学需要结构分析，而增长经济学只需要平面分析。发展经济学注重规模分析，增长经济学注重边际分析。发展经济学注重边际效益分析，增长经济学注重边际效率分析。即使拿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擅长的微观经济分析来讲，经济发展也不是仅仅遵循边际效率规律，而是更多遵循边际效益规律。企业的规模化、多元化生产、名牌战略，科学家的跨学科研究，名人效应的跨领域移植等，追求的就是边际效益而非边际效率。
我国改革的“红利”就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红利”而不是比较优势的“红利”，市场实质上就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市场就是价值之间发生关系的平台，发展经济学要求用主客体的对称分析代替纯客体的线性分析，用五维空间分析代替平面二维分析，用复杂系统论分析代替还原论分析，用规范分析代替实证分析，用规模分析代替边际分析，用“边际效益分析”提升“边际效率分析”，用价值经济学代替价格经济学，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的核心机制，用国民福利体系代替GDP增长体系，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科学发展代替增长。秉持线性思维方式不可能建构真正的发展经济学。林毅夫把新古典经济学的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的一般均衡论“原理”一竿子插到底，不但把价格机制作为微观经济领域的核心机制，而且把价格机制作为宏观经济领域的核心机制，不但作为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而且作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机制，不但作为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而且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这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错误出发导致对经济发展的结构分析中犯了层次混淆的错误。如果说，把价格机制作为微观经济的核心机制尚有近似的真理性，那么把价格机制搬到宏观经济领域作为核心机制则是绝对错误。在宏观经济领域明显地必须以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作为核心机制；如果说，决定企业是否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利润，那么决定经济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则只能是对整个社会有效益。能够保证落后国家技术更新、产业升级、增长方式转变、发展模式转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社会创造出来的福利总和无论是量还是质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每个企业的利润相加，其中看起来“无利可图”的空缺部分应该主要由政府来填补，仅仅靠“唯利是图”的企业根本不可能做到。这对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方法论原则、把政府定位于市场外部性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而言无法理喻也无法兼容，所以林毅夫只好把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唯利是图的企业，把企业发展经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发展“有利可图”的产业，把发展“有利可图”的产业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上面，最后得出中国只能靠卖地炒房增长GDP、做“世界工厂”来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发展”的“发展经济学”结论。这样的“发展经济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而只是增长经济学。
林毅夫之所以把价格机制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把利润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是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发展，而把发展定义为增长。什么是发展？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国民收入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有两种途径：外延扩张与内涵深化。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经济结构简单，GDP增长大体可以反映一国增长状况。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结构已经复杂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林毅夫：“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全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严重影响都强烈呼唤着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研究议程应该能够丰富人们的研究，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这将有助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实现动态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消除贫困。”⑦但按照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利润多少积累资金快慢来衡量“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并制定“发展战略”的“新的框架”，并不能正确思考发展，更不能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正好像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无法真正容纳幸福经济学，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的“发展”、“发展经济学”也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有“增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如果有也只不过是名词而在概念上仍然是“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主要内容是通过扩大公共品范围，创造更多的生产性就业岗位、确保机遇平等、减少风险、缩小收入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使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到保护，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受益。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核心是机会平等。目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形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社会和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容性增长”概念所包含的社会理念及其经济学基础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对称发展的经济学同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产业化、包括公共产品产业化的政策建议及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价格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也同林毅夫以利润为导向、价格为核心机制的“比较优势论”根本对立。“包容性增长”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过渡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展示了“发展”概念和“增长”概念的本质区别，揭示了经济GDP增长向经济对称发展转变、增长向发展转变的历史必然性，说明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秉持的GDP增长经济学已落后于时代发展对经济学发展的要求。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范式。林毅夫之所以把价格机制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把利润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还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不是把发展经济学定位于研究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经济学，而是把发展经济学定位为研究不发达国家怎样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决策经济学、设想经济学、方案经济学、政策建议经济学、利润最大化经济学。这就使林毅夫要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的愿望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深厚的、扎实的理论经济学功底而仅仅靠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发展经济学，只能把发展经济学建立在沙滩上。
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的宏观化，任何宏观经济决策的细微偏差，都会给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我国前段的出口导向型经济、GDP导向型经济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困境就是证明。这说明指导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必须是精准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结构经济学必须是精准经济学，结构经济学方法必须是多角度多维度多层次的全面分析、精准分析方法。我们可以试对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林氏“发展经济学”本身进行结构分析。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如下：（1）建立一个分析架构，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考虑在内；（2）分析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作用，以及从一个水平向另一个水平的转换机理；（3）分析经济扭曲出现的原因，以及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措施。”⑧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结构有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这是经济结构层面，虽然在这里林毅夫未穷尽经济结构的要素子项，因而是不完整的经济结构层面；二是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及转换机理；三是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这“二”和“三”层面都是政府行为层面，属于要素或经济现象层面。按照系统论的分层法，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应该有以下六大层次：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经济趋势、经济周期、经济规律、经济本质。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应该包含这六个层次的分析，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建构充分发挥社会经济功能的精准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而政策建议只能是在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中，把握规律、预测趋势、掌控周期。其中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是结构分析的终点、政策建议的起点。所以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就是“精准经济学”——精准指导经济发展的经济学。而林毅夫在没有经过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的基础上，直接跨阶段进入了政策建议。在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目标结构的三个层次中最深层次的是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离经济规律间隔两大层次，离经济本质还差三个层次。经济的本质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
经济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只是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价值的中介与手段，而不是价值本身。经济的本质与经济的规律同把价值和交换价值划等号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马歇尔原理”不兼容；以经济本质与经济规律为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的“马歇尔原理”、 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原理”基础上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将被证伪。林毅夫没有触及经济本质与经济规律、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原理”基础上的政策建议，基础是不扎实的，科学性、精准性和可行性是要打折扣的。这样的“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的“模糊经济学”。这说明，林毅夫并没有把他的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发展经济学定位于研究经济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这不是发展经济学，而是发展博弈学、发展政策学。这样的“发展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不可能作为科学决策的精准依据，不可能正确指导经济发展。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整个西方经济学在“拒斥形而上学”思潮和还原论思维方式支配下从来没有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经济发展“规律”这个概念。不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在研究经济、市场经济的静态结构时尚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的，各家各派都能混口饭吃而皆大欢喜。但一旦涉及到研究发展问题时，不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发展经济学”恐怕只能捉襟见肘、漏洞百出、贻笑大方。研究发展却不研究发展规律本身是一个悖论。事物发展的深层规律制约浅层规律；不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特殊规律，不能从对策论的层次提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精准战略，只能从博弈论的层面提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模糊设想。这种低层次、现象学层面的遐想由于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很容易被事实所证伪，给经济发展带来误导损害。
真正能够“丰富人们的研究，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的“新的框架”只能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不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更不是发展经济学的唯一内容。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相对而言。从经济学的本义来讲，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因此经济学本来就是发展经济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本来就是同一的。之所以发展经济学会被当做只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因为增长经济学的存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包括西方现代经济学，实际上都是增长经济学。如果说，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那么增长经济学就是研究增长。增长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以价格为核心，以理性选择为途径，以资源配置为归宿，以利润增长、GDP增长、经济总量增长、经济规模扩大为目标，是指导经济增长而不是指导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动态发展过程。它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要素禀赋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为了让一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同时这些要素价格只能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决定。因此，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⑨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范式框架是新古典主义的“价格均衡论”。随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从主观价值理论、边际主义理论演变为马歇尔的“价格均衡论”，就把市场价值通过交换价值来实现的市场行为逐步演变为把价值完全等同于交换价值（价格）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把市场经济逐步演变为金钱经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就同时演变为一切向钱看经济学的庸俗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就是线性思维方法，是把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是市场的原动力归结为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用价格高低、“经济剩余”即利润多寡与“资本积累”速度快慢来衡量资源稀缺度和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程度，这种利润导向的“微观经济学”在微观经济层面有正当性、合理性与近似正确性，不恰当地运用到宏观经济层面则只能是GDP导向的增长经济学。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研究“结构经济学”是方法和内容的不对称，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建立的“新结构经济学”只能是增长经济学而不可能是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范式决定经济发展模式，利润导向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决定利润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林毅夫根据他的西方新古典利润导向的经济学方法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以利润最大化为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实现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名为“发展”实为“增长”的“发展模式”，林毅夫把这种模式称为“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林毅夫：“本书第三部分的标题所提到的‘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概括了许多信息。经济发展是持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处于哪一发展阶段，如果能积极发展适应自身比较优势（由本国的优势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都可以成功完成这一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取得杰出增长表现的秘诀是利用后发优势，兴办与本国要素禀赋类似的国家曾发展迅速的那些产业。通过有选择地认真学习先进国家，后来者可以成功的模仿自18世纪以来已让多个后进国家顺利实现赶超的‘燕行模式’”。 ⑩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发展程度进行先后顺序的排列组合，和发达国家一起组成燕阵，领头雁是发达国家（曾经的后进国家），最落后的国家是雁尾，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带领下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依次取得发展。林毅夫又进一步对“燕行模式”进行细化分析，在“燕行模式”里又分离出“领头龙模式”，即同样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的发展中国家，其中跟得最紧的是“领头龙”，它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随着自身逐步向高端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腾出相对低端发展的空间，使其他发展中国家得以跟在“领头龙”后面得到发展。这是典型的线性发展模式。不过承蒙林毅夫把中国定位于“领头龙”。林毅夫：“世界经济新增长极的出现，巴西、中国和印度等中等收入大国的崛起，凭借它们充满活力的增长和巨大的产业规模，给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宝贵机遇。中国自身曾经是发展燕阵中的追随者，正由低技能的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转型，即将成为‘领头龙’。这样的转型将释放出接近一亿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足以让低收入国家目前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4倍以上。其他中等收入增长极国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低收入国家如果能够制定并实施可行的发展战略，抓住这一新的工业化良机，就可以踏上结构变迁的活力之路，成功实现减贫和经济繁荣。”（同上）“如果发展中国家能顺应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掘后发优势潜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则完全可以在未来数十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迅速增长……如果低收入国家的政府能采纳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建立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框架，填补领头龙留下的空间，则有望在未来数十年里达到8%甚至更高的年增长速度。”⑪林毅夫在这里讲增长速度，讲“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就是没有讲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创新。非但这样，林毅夫还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先进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了明确分工。林毅夫：“对于技术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 ⑫林毅夫在这里是把“世界工厂论”建立在“国际分工论”的基础上，把“国际分工论”建立在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基础上；通过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定格在“世界工厂”的位子上。不管林毅夫描绘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市场换技术”来取得的“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的蓝图能否实现，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主义边际分析方法和线性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发展经济学”显然是简单地把效率当作效益，把增长当作发展，把增长经济学当作发展经济学。按照林毅夫的发展路线图，发展中国家即使能够取得“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和由落后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取得较高的边际生产率与GDP增长率，人民生活水平也会得到较大提高，但永远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这显然不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发展。发展不等于增长，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各自的理论基础、理论框架与核心内容都有本质的不同。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只能是扬弃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整体经济学。作为整体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以经济的整体发展规律为对象，以对称发展观为理论基础，以价值机制为核心，以理性选择和理性创造为途径，以价值创造和资源再生为归宿，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提高为目标，是指导经济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看来，一国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于该国企业在进入该产业时的眼前盈利能力、暂时的资金积累能力、通过购买技术实现技术更新的能力，也不是靠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率和边际生产率，而在于该国整体发展的潜力、自主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在于该国通过暂时的“扭曲价格”变暂时不利的“要素禀赋”为长期有利的“要素禀赋”实现技术更新换代、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转轨的跳跃式发展后来居上实现该国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结构经济学，其逻辑结构是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架构相对称的；在经济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建构中，实现经济发展，体现经济规律，展现经济本质。经济发展的结构是五维空间的结构，人类经济发展在时间、空间、层次的相互转化中实现，在五维空间相互转化中实现的各国经济发展轨迹是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的非线性过程。人类率先进入农业社会的，不是当时畜牧业最发达的国家；工业革命之花之所以绽开在英国，不是因为英国当时农业最先进；而信息革命的机遇女神之所以静悄悄地降临自由女神的国度，也不是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程度高于英国。这种超越发展不见得完全是基于后来居上国家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更多的是文化、制度、地理环境和人的主体性，其中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起着更关键的作用；由各国结构变迁展开来的人类经济发展的路线图不是、也不可能是呈现出林毅夫的由“燕行模式”与“领头龙”模式组成的直线，而是曲线。因此，林毅夫基于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的发展与他的“燕行模式”与“领头龙”模式之间不对称，他的结构经济学理论与他的经济发展模式逻辑上不兼容，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也不吻合。发展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是五维空间的“全息元”；知识经济时代在发展经济学指导下建构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知识经济（层次）、经济全球化（空间）、各国国情（空间）、经济现代发展趋势（时间）的统一，是企业、市场、政府，要素、结构、功能的统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而不是技术经济学。重技术轻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社会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科学主导技术，软技术（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对应的技术）主导硬技术（同自然科学对应的技术）。强调技术立国的日本如强弩之末，而注重知识创新的欧美则保持强势就是证明。知识经济的生命力，在于知识产业的龙头化：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来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使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使传统产业——工业、农业、畜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技术没有共享性，知识有共享性，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实现技术后来居上，把知识的层次性转变为时间的跨阶段发展。发展经济学和创业学、经营学、管理学是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创业模式、经营模式、管理模式是统一的；当今时代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家市场和企业孵化器可以轻易地解决具有市场潜力的新技术的企业化、产业化，使之转变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靠自身资金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进行创业使技术转变为生产力和效益的做法已经过时。诚然，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依次经过资源（即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运营（金融产业）—知识运营（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带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但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借助知识的共享性、信息高速公路和全球经济的普遍联系，具体某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跨阶段或浓缩某个阶段的时间段取得跨越式发展，使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实现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统一。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城市生态化建设就可以做到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统一。发展中国家政府从政策、资金、人才、基础设施、法制诚信环境方面扶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工程，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更新、产业提升、超越发展的必要环节乃至主导环节。在此过程中政府逐步从市场外部性转变为市场内部性是自然历史过程。发展本来就是解决外部性问题。解决“市场失效”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政府扶持创业工程、促进技术创新与技术转化、优化提升社会产业结构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企业边际效率或为企业资金积累提供外围环境服务，而是提高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与福利水平。发展只能是五维空间的，具有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结构的经济本身不可能是按照新古典边际效率视野线性发展的；冠以“结构经济学”名号的发展经济学不但离不开经济结构的分析，而且离不开本身的结构分析，离不开经济学、创业学、经营学、管理学、创业工程相互关系的结构分析，打着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旗号的所谓“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劳动密集论”、“比较优势论”等理论背后的新古典线性发展观和线性发展模式不可能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指导经济发展。这就是林毅夫“此次全球危机以其巨大的金融、经济和人力资本代价，也未能帮助其找到原因” ⑬的原因。
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发展经济学”由于以“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使之在解释中国改革开放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时，捉襟见肘，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林毅夫：“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知道如何恰当利用技术、产业以及社会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后发优势，其年均增长速度完全有可能在数十年时间内数倍于高收入国家，直至与后者的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幅度。”⑭那么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知道如何恰当利用技术、产业以及社会和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后发优势”？林毅夫：“利用后发优势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且因为节约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社会转型方面的成本而取得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 ⑮为什么1979年以前中国未能取得高速增长？林毅夫：“自1953年开始，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以加速建设先进的现代工业，目标是赶上先进国家。由于发达国家在先进技术和产业上的专利保护甚至技术封锁，这种迎头赶上的战略使得中国放弃了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利用后发优势的可能……在既定就业结构和收入水平的条件下，中国当时并不具备发展高收入国家先进的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因而中国建立的同类企业不具有在开放、竞争市场上的自生能力。”⑯为什么其他转型经济体没有取得同样成绩？林毅夫：“20世纪50年代以后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非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中国家都十分流行进口替代战略，以便在本国加速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现代工业。然而，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现代产业违反了低收入农业经济体国内资源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经济效率低下不可避免。”⑰通过纵向和横向、正面和反面、经验和教训的多角度、多维度比较，绕了一圈，林毅夫还是用他的“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市场换技术论”来解释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如果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用简单枚举法可以证明任何荒谬的经济学观点是正确的。发展和发达是相对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是相对的。当英国是日不落帝国时，美国是发展中国家，但美国超过英国成为比英国更发达的国家靠的不是什么“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也不是什么“进口替代”，而是技术创新。二战后日本作为遍地荒野、满目疮痍的战败国，也无法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现代产业，却能够在民用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后来居上超过美国，靠的也不是什么“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或“进口替代”，而是靠的技术立国。中国1979年以前中国“迎头赶上的战略”虽然使得中国放弃了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利用“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取得后发优势，也不具备发展高收入国家先进的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但仍然在航天技术、原子能技术、生物工程技术、计算机技术、水稻杂交高产技术方面取得领先世界水平的成就。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如果是按照林毅夫讲的，系通过“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来取得后发优势，但好像自主创新的成果还不如1979年以前的多；虽然1979年以来“年均增长速度在数十年时间内数倍于高收入国家，直至与后者的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一定幅度”，但在出口带来的GDP构成中，主要还是低附加值产品，自主创新产品的比重不高。这说明我国通过“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取得后发优势换回来的技术仍然是别人的。这样的技术对于中国增强自身的民族主体性、实现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没有太大意义；仅仅靠“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的GDP高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实践证明：虽然人类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依次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但技术密集不以“资本密集型的现代产业”为必要前提；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目标也不是什么简单的“进口替代”，而是增强自身的民族主体性、实现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后来居上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如果说，一定的资本是技术创新的必要基础，那么现代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不以“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为必要前提；相反，如果有可行的现代技术密集型产业化项目，也完全可以通过现代融资手段来筹集必要的资本使之形成在现代技术密集型产业主导下的“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即使仅仅是GDP的快速增长也不是林毅夫的“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取得后发优势的成就，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制度创新使人的主体性解放并推动持续不断的创业潮是更根本的原因。毕竟进出口贸易在GDP增长中的比重不是太高，国内市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包括外贸依存度很高的国家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国家）在GDP和人均收入中都占有主要地位。林毅夫的“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市场换技术论”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参照系，即使仅仅用来解释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GDP增长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也是以偏概全。用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用技术创新带动资本密集，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的更本质的路线图，只不过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必须用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秉持不是进口替代就是出口导向、不是出口导向就是进口替代的新古典边际效率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能停留在现象层面。林毅夫先是把“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必要前提，然后总结出发展中国家只能靠“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取得后发优势实现GDP与人均收入高速增长后发展“现代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发展路线图和逻辑结论，在逻辑上是把结论当前提的循环论证，在历史经验总结上是片面、表面、肤浅的。
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发展经济学”由于以“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原则，不但不能对中国改革开放后GDP快速增长的原因做出全面、客观的解释，而且不能对成功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做统一的解释。林毅夫：“伴随经济高速增长，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不断扩大的收入和城乡差距……资源利用低效与环境失衡……外部失衡与货币升值……腐败……中国教育过度注重数量而不是质量，不利于培养劳动者的素质，也不利于长期社会发展。……教育领域的问题不是唯一的障碍。社会保障体系发展滞后、技术水平低下、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不断加剧的全球竞争、不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其他许多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乃至外部失衡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正确认识并妥善处理。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都可能导致社会经济危机，甚至政治动荡。如果不能保持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国就不可能实现快速增长的目标，也不可能实现后发优势所给予中国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⑱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林毅夫：“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双轨制都消除掉。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让企业平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平等参与市场竞争，给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机会和空间。我们应该改，否则会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的稳定。”（2013.9.16 经济参考报）这说明林毅夫要消除的“双轨制”不是“价格双轨制”而是国有民营双轨制；要建构的不是价值一元化而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私有化、价格一元化、利润最大化。林毅夫认为只要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私有化、价格一元化、利润最大化原则消除国有民营双轨制，让各个行业都真正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发展的潜力就会挖掘出来；“如果把中国发展的潜力挖掘出来……在2010年，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4400美元，翻一番是8800美元，再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到2020年，我国的人均收入可能会达到12700美元。按照联合国世界银行统计，一个国家的人民收入达到12700美元，就代表是高收入国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就会初步实现。”(同上)林毅夫没有意识到，中国存在上述问题的根源就是把“人均GDP”挂在嘴上的GDP经济学，而GDP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就是林毅夫奉为经典的新古典经济学。国有企业问题的本质不是“双轨制”，而是利用垄断地位与民争利，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的根源也正在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一元化与利润最大化，因此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是消灭“双轨制”，而是扩大“双轨制”——民营企业可以遵循新古典边际效率原则，追求利润最大化；国有企业只能遵循边际效益原则，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如果林毅夫奉为经典的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指出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途径时，不能统一解释存在的问题和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方法，只能说明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被证伪，不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的，只能是用社会发展代替GDP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和目标的对称经济学。
①④⑤⑥⑦⑧⑨⑫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P25,25—28，37，38，5，5—6
⑩⑪林毅夫：《从西潮到东风》，中信出版社，2012.9，P112—113，108，
②③⑬林毅夫：《繁荣的求索》，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P14，11，269
⑭⑮⑯⑰⑱林毅夫：《中国的复兴之路：经验、挑战与未来的展望》，《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人民出版社，2013.3.P56,57,58,60,62—68.
陈世清：经济学运用数学的方法论（头版头条）
[ 2016/08/27 10:22 | by admin ]
2016/08/27 10:22 | by admin ]
陈世清：经济学运用数学的方法论
——评林毅夫的《论经济学方法》（五）
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西方经济学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线性思维方式使然；西方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数学方法，由于本质上属于传统逻辑范畴，其先天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对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解释的苍白无力和缺乏指导意义。
林毅夫：“数学不是经济学，数学只是一种逻辑工具，其实逻辑性强的人即使不用数学，只用语言也是能把这种因果关系讲清楚的。”①但林毅夫同时又说：“但对于同学们来说，我认为数学是加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各位在当学生时要尽力学好数学工具，拿到进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 ②林毅夫第一句话认为数学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林毅夫第二句话认为数学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从形式逻辑上看，林毅夫这两句话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这又和林毅夫的“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就必须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相背离。遵守形式逻辑虽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然而又确实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数学，则既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充其量是某种程度上有用的工具之一。如果说一门学科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才是成熟的学科，那么也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如果不是在正确的思维方式指导下，以正确的内容为基础，运用数学只能是文字游戏、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形式再精美也只能是水上浮萍、南辕北辙；数学模型越精致，越是误人子弟，离成功地运用数学十万八千里。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西方经济学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线性思维方式使然；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线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之中。西方经济学用剔除主体性的数学模型方法来研究博弈论的数理博弈论，相当于用力学方法来研究量子力学，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非数理博弈理论，否认了博弈理论中逻辑的普适性，等于说博弈理论可以不需要逻辑来建构，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里方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数学方法，由于本质上属于传统逻辑范畴，其先天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对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解释的苍白无力和缺乏指导意义。霍金用数学方法推出整个宇宙起源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 “奇点”，这个“奇点”不是宇宙、时间真正的起点，而是荒谬的极点。这说明，用数学这种抽象的方法来演绎复杂的过程、推断具体的结论，无异于用树叉来打渔。
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等人工语言虽然都是语言，因而都是思维的形式，但同思维内容的关系不同：前者的“自然”性质，使其同内容有着天然的一致，而后者由于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维内容距离较远。所以用自然语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原始统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实；而用数学语言建立的模型则只是思维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脱离现实。虽然前者看起来浅显，然而揭示了事实的真实本质，因而更深；而后者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然而只是形式化的东西，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沾边，因而更浅。这就是经济学深和浅的辩证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经济学数学化的认识根源在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的对立。实际上经济社会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是统一的，前者恰恰通过后者体现出来，正好像微观世界的自然规律通过基本粒子的无序运动体现出来一样。经济世界的多样性与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在经济学体系中，传统逻辑是必要的，数理逻辑、数学工具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充分的，过量使用是有害的。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神化，把建立数学模型看成建构经济模型的唯一手段，是西方经济学模型远离经济现实、特别是远离中国经济现实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整体上脱离实际，使之显得似乎不够科学。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就用严密的数学推理来使之披上科学的外衣。可是，当它这样做时，却使自己离现实更远，数学推理越严密，使自己越不科学。“精致”的理论体系及其“精致”的模型缺乏现实的基础，只能失去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传统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对称所致。经济现象是经济社会生活中最具体、最核心的现象，要解释经济现象、特别是转型中国的经济现象必须用对称逻辑。
经济世界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经济科学是研究经济世界实体、属性、关系的，数学是纯粹研究数量关系的。经济系统的功能是经济要素和经济结构统一的属性深层次的结构是经济事物的本质。结构就是要素的结构，所以结构的属性已经包含了要素的属性在内。现代经济的发展，结构功能所占的比重比单独的要素功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由于忽视了结构的功能，只看到要素的数量属性，不能反映任何层次的本质，虽有抽象的认识意义，却无任何实用价值。线性的知性逻辑只能使经济科学成为抽象的真理。意义和价值的不对称不会使经济学成为合理的真理。经济学的核心是价值,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只体现关系的价格只是价值的局部表现。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这个经济学数学化的前提不成立。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不管推导过程逻辑多么严密，数学体系多么完整，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以偏概全的根源在于把经济学看成局部学科，这在前知识经济时代是正确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是整体的学科，经济学数学化将制约经济学的发展。数学的纯理性、抽象性与横断性使之不具备形而上学功能。从表面上看，数学是实证的；然而从本质上、整体上看，数学工具是不实证的。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都是从数量着眼对经济学形式化，不能产生新内容、新观点。除了数学以外，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数学化。数学悖论的产生、危机的出现，说明数学本身也要运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对称的思维方式，只能使数学发展陷入困局。无论是数理逻辑还是数学,其普适性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数学只能是经济学辅助工具而不是必要的工具。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中国转型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经济科学发展是对称的过程，数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对称的过程。只有对称地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数学属于知性逻辑，经济属于复杂现象，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思维方式来整合，这个思维方式就是理性逻辑——对称逻辑；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哲学范式来建构，这个哲学范式就是对称哲学。
观点（狭义的理论） 广义 内容
范式 方法 的
（坐标参照系） 模型 理论 形式
模式
对称经济学
再生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 幸福经济学 对称哲学
合作经济学
价值经济学
历史发展与逻辑进程
均衡经济学
配置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GDP经济学 选择哲学
竞争经济学
价格经济学
附：用对称逻辑解“数学悖论”
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很快渗透到大部分数学分支，成为它们的基础。到19世纪末，全部数学几乎都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190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兴高采烈地宣称：“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 1903年，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有漏洞！这就是英国数学家罗素提出的著名的“罗素悖论”。“罗素悖论”使集合论产生危机。“罗素悖论”就是“理发师悖论”：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们看他能不能给他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
解悖：理发师要给“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这个广告语中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他可以为之服务并且可以从对方身上盈利的人，所以广告语中“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这个集合显然不包括他自己。这个悖论之所以会成为悖论是因为混淆了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对象和这个广告语本意不包括的对象的区别，把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不包括作广告本人的对象集合，抽象化为也包括作广告的人本身。而这种主客体对象的混淆、把这种不包括主体在内的对象的集合错误地认为也包括主体在内，源于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集合论没有主客体区分这个概念, 而这又源于传统形式逻辑没有主客体区分，所以很容易把主客体混为一谈造成对象的混淆而陷于悖论。“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集合论悖论”是同义语，都是所谓的“数学悖论”。“数学悖论”说明：形式逻辑必须有限度有条件使用，把形式逻辑抽象化无条件使用会陷于悖论。社会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现象是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复杂性现象，把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抽象化无条件运用到经济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只能陷于悖论。计量经济学可以成立，但计量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和经济学不能化等号，用计量经济学证明经济学可以数学化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性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对称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成反比，这是一条定理。
①②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P16，P14—15
——评林毅夫的《论经济学方法》（五）
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西方经济学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线性思维方式使然；西方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数学方法，由于本质上属于传统逻辑范畴，其先天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对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解释的苍白无力和缺乏指导意义。
林毅夫：“数学不是经济学，数学只是一种逻辑工具，其实逻辑性强的人即使不用数学，只用语言也是能把这种因果关系讲清楚的。”①但林毅夫同时又说：“但对于同学们来说，我认为数学是加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各位在当学生时要尽力学好数学工具，拿到进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 ②林毅夫第一句话认为数学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林毅夫第二句话认为数学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从形式逻辑上看，林毅夫这两句话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这又和林毅夫的“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就必须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相背离。遵守形式逻辑虽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然而又确实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数学，则既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充其量是某种程度上有用的工具之一。如果说一门学科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才是成熟的学科，那么也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如果不是在正确的思维方式指导下，以正确的内容为基础，运用数学只能是文字游戏、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形式再精美也只能是水上浮萍、南辕北辙；数学模型越精致，越是误人子弟，离成功地运用数学十万八千里。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西方经济学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线性思维方式使然；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线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之中。西方经济学用剔除主体性的数学模型方法来研究博弈论的数理博弈论，相当于用力学方法来研究量子力学，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非数理博弈理论，否认了博弈理论中逻辑的普适性，等于说博弈理论可以不需要逻辑来建构，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里方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数学方法，由于本质上属于传统逻辑范畴，其先天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对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解释的苍白无力和缺乏指导意义。霍金用数学方法推出整个宇宙起源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 “奇点”，这个“奇点”不是宇宙、时间真正的起点，而是荒谬的极点。这说明，用数学这种抽象的方法来演绎复杂的过程、推断具体的结论，无异于用树叉来打渔。
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等人工语言虽然都是语言，因而都是思维的形式，但同思维内容的关系不同：前者的“自然”性质，使其同内容有着天然的一致，而后者由于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维内容距离较远。所以用自然语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原始统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实；而用数学语言建立的模型则只是思维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脱离现实。虽然前者看起来浅显，然而揭示了事实的真实本质，因而更深；而后者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然而只是形式化的东西，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沾边，因而更浅。这就是经济学深和浅的辩证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经济学数学化的认识根源在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的对立。实际上经济社会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是统一的，前者恰恰通过后者体现出来，正好像微观世界的自然规律通过基本粒子的无序运动体现出来一样。经济世界的多样性与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在经济学体系中，传统逻辑是必要的，数理逻辑、数学工具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充分的，过量使用是有害的。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神化，把建立数学模型看成建构经济模型的唯一手段，是西方经济学模型远离经济现实、特别是远离中国经济现实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整体上脱离实际，使之显得似乎不够科学。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就用严密的数学推理来使之披上科学的外衣。可是，当它这样做时，却使自己离现实更远，数学推理越严密，使自己越不科学。“精致”的理论体系及其“精致”的模型缺乏现实的基础，只能失去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传统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对称所致。经济现象是经济社会生活中最具体、最核心的现象，要解释经济现象、特别是转型中国的经济现象必须用对称逻辑。
经济世界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经济科学是研究经济世界实体、属性、关系的，数学是纯粹研究数量关系的。经济系统的功能是经济要素和经济结构统一的属性深层次的结构是经济事物的本质。结构就是要素的结构，所以结构的属性已经包含了要素的属性在内。现代经济的发展，结构功能所占的比重比单独的要素功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由于忽视了结构的功能，只看到要素的数量属性，不能反映任何层次的本质，虽有抽象的认识意义，却无任何实用价值。线性的知性逻辑只能使经济科学成为抽象的真理。意义和价值的不对称不会使经济学成为合理的真理。经济学的核心是价值,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只体现关系的价格只是价值的局部表现。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这个经济学数学化的前提不成立。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不管推导过程逻辑多么严密，数学体系多么完整，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以偏概全的根源在于把经济学看成局部学科，这在前知识经济时代是正确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是整体的学科，经济学数学化将制约经济学的发展。数学的纯理性、抽象性与横断性使之不具备形而上学功能。从表面上看，数学是实证的；然而从本质上、整体上看，数学工具是不实证的。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都是从数量着眼对经济学形式化，不能产生新内容、新观点。除了数学以外，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数学化。数学悖论的产生、危机的出现，说明数学本身也要运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对称的思维方式，只能使数学发展陷入困局。无论是数理逻辑还是数学,其普适性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数学只能是经济学辅助工具而不是必要的工具。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中国转型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经济科学发展是对称的过程，数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对称的过程。只有对称地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数学属于知性逻辑，经济属于复杂现象，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思维方式来整合，这个思维方式就是理性逻辑——对称逻辑；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哲学范式来建构，这个哲学范式就是对称哲学。
观点（狭义的理论） 广义 内容
范式 方法 的
（坐标参照系） 模型 理论 形式
模式
对称经济学
再生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 幸福经济学 对称哲学
合作经济学
价值经济学
历史发展与逻辑进程
均衡经济学
配置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GDP经济学 选择哲学
竞争经济学
价格经济学
附：用对称逻辑解“数学悖论”
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很快渗透到大部分数学分支，成为它们的基础。到19世纪末，全部数学几乎都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190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兴高采烈地宣称：“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 1903年，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有漏洞！这就是英国数学家罗素提出的著名的“罗素悖论”。“罗素悖论”使集合论产生危机。“罗素悖论”就是“理发师悖论”：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们看他能不能给他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
解悖：理发师要给“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这个广告语中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他可以为之服务并且可以从对方身上盈利的人，所以广告语中“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这个集合显然不包括他自己。这个悖论之所以会成为悖论是因为混淆了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对象和这个广告语本意不包括的对象的区别，把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不包括作广告本人的对象集合，抽象化为也包括作广告的人本身。而这种主客体对象的混淆、把这种不包括主体在内的对象的集合错误地认为也包括主体在内，源于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集合论没有主客体区分这个概念, 而这又源于传统形式逻辑没有主客体区分，所以很容易把主客体混为一谈造成对象的混淆而陷于悖论。“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集合论悖论”是同义语，都是所谓的“数学悖论”。“数学悖论”说明：形式逻辑必须有限度有条件使用，把形式逻辑抽象化无条件使用会陷于悖论。社会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现象是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复杂性现象，把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抽象化无条件运用到经济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只能陷于悖论。计量经济学可以成立，但计量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和经济学不能化等号，用计量经济学证明经济学可以数学化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性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对称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成反比，这是一条定理。
①②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P16，P14—15
陈世清：经济主体性就是内生变量与自生能力（头版头条）
[ 2016/08/27 10:21 | by admin ]
2016/08/27 10:21 | by admin ]
陈世清：经济主体性就是内生变量与自生能力
——评林毅夫的《论经济学方法》（四）
林毅夫以保护企业“自生能力”为由，把通过资本积累实现从劳力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化看成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并把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定位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模式，在知识经济时期已经过时。在知识经济时期，劳力密集和资本密集可以统一。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强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是一种要素禀赋，政府宏观调控和保护企业的“自生能力”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
林毅夫：“因此，两个国家从长期比较起来，当然是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发展较好，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谓‘欲速则不达’，这是短期的赶超和长期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但是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精英都看不到这个矛盾，只看到本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急切的想要弥补这一差距，却不知道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①林毅夫这种“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的思维方式就是经典的线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否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全球知识的重新洗牌实现技术和经济的重新洗牌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后来居上的可能。这实际上就是说，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对称经济学的发展模式，是五维空间的发展模式。五维空间的发展模式更全面、更系统地揭示了经济技术发展的本质和结构。五维空间模式揭示了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相互关系。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技术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阶段发展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技术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我国实行赶超战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目标决定战略而不是相反。企业的目标是利润；对于数字经济学来讲，国家只是放大的企业，宏观经济只是放大的微观经济，因而国家的目标是GDP增长。在他们看来，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几千亿人民币的损失，国家财政拿出几百亿来重建，不是中国人民财富的损失，而是为GDP增长、企业利润增加、国家经济规模扩大带来机会的大好事。这种扭曲的、宏观经济微观化的 “破窗”经济学固然可以作为民营企业的指导，但作为政府绝对不可以随鸡起舞。我国国家的发展目标、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而不是以GDP增长最快、经济规模最大、资本积累最多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由国家的发展模式决定国家的发展战略，由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产业、技术结构，与其说是政府直接干预，不如说本身就是产业技术的内生变量。
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仅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于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技术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而把先天优势通过主观努力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内生变量”。
思维方式创新
哲学创新 哲学后来居上
哲学范式创新
带动
经济学创新 经济学后来居上
管理学创新 管理学后来居上
制度创新 制度后来居上
知识创新 知识后来居上
科学创新 科学后来居上
技术创新 技术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知识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信息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服务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传统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技术内生变量形成路线图
林毅夫：“所谓‘自生能力’，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激励机制问题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之上。”②林毅夫在这里把企业的主体性归结为所谓的“自生能力”，又把企业的“自生能力”归结为“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这是对企业主体性的片面肤浅的理解。所谓企业的主体性，是指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通过自组织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能力，就是企业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价值的能力。主体性高低同自组织能力成正比，由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两方面决定。一个企业能靠自身能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主体性强的表现。而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是由于它们缺乏自组织能力。但如果为了提高国企的主体性，而把其廉价拍卖甚至送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则同样是用他组织来代替自组织，因为主体改变了。提高企业主体性的基础和渠道是创业，提高国有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二次创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创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潮，使企业主体性大大增强。改革开放、体制调整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对企业的主体性的导向和催化来实现的。非创业型企业是平面型企业，创业型企业是立体型企业。创业型企业就是不断改进自身的要素与结构、不断提升自组织能力的企业；就是以创新能力为主导、以产权明确为基础、以团队精神为核心、以制度健全为保证的主体素质全面提升的企业；就是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纽带、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的创业型组织。创业型企业肯定是创新型企业，而创新型企业要成为创业型企业，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与非创业型企业只着眼于资本的扩展、生产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不同，创业型企业首先着眼于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企业创业和创业管理的核心是机会管理。企业在创业再创业过程中，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如果没有企业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和以机会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仅仅靠“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是不现实的。“正常利润率”管理是工业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传统企业的管理核心，高科技企业以机会管理为管理的核心；机会管理的根本，是企业家的主体性；根本特征：超速发展。苏东“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欠缺国有企业创业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主体性，特别是缺乏真正的企业家阶层，认为只要“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就可以形成企业“自生能力”，结果苏东国有企业全部成了真正的“休克”，只好拍卖送人了事。苏东“休克疗法”不是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成功佐证，而是苏东按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疗法导致休克的失败证明。实践证伪了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理论。
由于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不是建立在企业主体性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企业对比较优势的认定、要素禀赋的选择上，所以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和企业主体性概念有本质区别；以这样的概念为出发点，也必然造成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定位错误。林毅夫：“从自生能力的概念出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须提升其产业、产品、技术水平。在每个国家的土地（自然资源）的禀赋是给定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指的是每个劳动者所可支配的资本的量的增加，资本来源于剩余的积累，要最快地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就必须在每一个时点创造最大的剩余，并将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来作为积累。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每一个时点上按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整个经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会最大，要素禀赋结构提高的速度就会最快。”③林毅夫在这里是以保护企业“自生能力”为由，把通过资本积累实现从劳力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化看成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并把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定位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把劳力密集和资本密集看成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层次是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模式，在知识经济时期已经过时。在知识经济时期，劳力密集和资本密集可以统一。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强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是一种要素禀赋，通过政府推动可以形成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的中国的优势产业——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政府宏观调控和保护企业的“自生能力”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决定不同的企业“自生能力”，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因此，市场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要素禀赋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不是某个要素的功能。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是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与核心竞争力的过程。因此，企业“自生能力”是必要的，但提升民族工业的产业结构也是必要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企业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全球经济技术“洗牌论”的理论依据。企业的“自生能力”和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是也不应该是国际分工的结果；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是弱化而是强化我国的经济主体性。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在知识经济的全球知识重新洗牌、通过知识重新洗牌带动技术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实现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产业技术结构与企业主体性的提升，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数量的后来居上并可持续发展，才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
①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P133
②③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P153—154，P172，
——评林毅夫的《论经济学方法》（四）
林毅夫以保护企业“自生能力”为由，把通过资本积累实现从劳力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化看成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并把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定位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模式，在知识经济时期已经过时。在知识经济时期，劳力密集和资本密集可以统一。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强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是一种要素禀赋，政府宏观调控和保护企业的“自生能力”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
林毅夫：“因此，两个国家从长期比较起来，当然是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发展较好，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谓‘欲速则不达’，这是短期的赶超和长期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但是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精英都看不到这个矛盾，只看到本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急切的想要弥补这一差距，却不知道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①林毅夫这种“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的思维方式就是经典的线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否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全球知识的重新洗牌实现技术和经济的重新洗牌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后来居上的可能。这实际上就是说，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对称经济学的发展模式，是五维空间的发展模式。五维空间的发展模式更全面、更系统地揭示了经济技术发展的本质和结构。五维空间模式揭示了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相互关系。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技术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阶段发展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技术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我国实行赶超战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目标决定战略而不是相反。企业的目标是利润；对于数字经济学来讲，国家只是放大的企业，宏观经济只是放大的微观经济，因而国家的目标是GDP增长。在他们看来，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几千亿人民币的损失，国家财政拿出几百亿来重建，不是中国人民财富的损失，而是为GDP增长、企业利润增加、国家经济规模扩大带来机会的大好事。这种扭曲的、宏观经济微观化的 “破窗”经济学固然可以作为民营企业的指导，但作为政府绝对不可以随鸡起舞。我国国家的发展目标、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而不是以GDP增长最快、经济规模最大、资本积累最多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由国家的发展模式决定国家的发展战略，由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产业、技术结构，与其说是政府直接干预，不如说本身就是产业技术的内生变量。
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仅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于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技术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而把先天优势通过主观努力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内生变量”。
思维方式创新
哲学创新 哲学后来居上
哲学范式创新
带动
经济学创新 经济学后来居上
管理学创新 管理学后来居上
制度创新 制度后来居上
知识创新 知识后来居上
科学创新 科学后来居上
技术创新 技术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知识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信息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服务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传统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技术内生变量形成路线图
林毅夫：“所谓‘自生能力’，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激励机制问题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之上。”②林毅夫在这里把企业的主体性归结为所谓的“自生能力”，又把企业的“自生能力”归结为“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这是对企业主体性的片面肤浅的理解。所谓企业的主体性，是指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通过自组织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能力，就是企业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价值的能力。主体性高低同自组织能力成正比，由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两方面决定。一个企业能靠自身能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主体性强的表现。而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是由于它们缺乏自组织能力。但如果为了提高国企的主体性，而把其廉价拍卖甚至送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则同样是用他组织来代替自组织，因为主体改变了。提高企业主体性的基础和渠道是创业，提高国有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二次创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创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潮，使企业主体性大大增强。改革开放、体制调整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对企业的主体性的导向和催化来实现的。非创业型企业是平面型企业，创业型企业是立体型企业。创业型企业就是不断改进自身的要素与结构、不断提升自组织能力的企业；就是以创新能力为主导、以产权明确为基础、以团队精神为核心、以制度健全为保证的主体素质全面提升的企业；就是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纽带、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的创业型组织。创业型企业肯定是创新型企业，而创新型企业要成为创业型企业，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与非创业型企业只着眼于资本的扩展、生产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不同，创业型企业首先着眼于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企业创业和创业管理的核心是机会管理。企业在创业再创业过程中，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如果没有企业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和以机会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仅仅靠“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是不现实的。“正常利润率”管理是工业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传统企业的管理核心，高科技企业以机会管理为管理的核心；机会管理的根本，是企业家的主体性；根本特征：超速发展。苏东“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欠缺国有企业创业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主体性，特别是缺乏真正的企业家阶层，认为只要“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就可以形成企业“自生能力”，结果苏东国有企业全部成了真正的“休克”，只好拍卖送人了事。苏东“休克疗法”不是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成功佐证，而是苏东按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疗法导致休克的失败证明。实践证伪了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理论。
由于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不是建立在企业主体性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企业对比较优势的认定、要素禀赋的选择上，所以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和企业主体性概念有本质区别；以这样的概念为出发点，也必然造成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定位错误。林毅夫：“从自生能力的概念出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须提升其产业、产品、技术水平。在每个国家的土地（自然资源）的禀赋是给定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指的是每个劳动者所可支配的资本的量的增加，资本来源于剩余的积累，要最快地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就必须在每一个时点创造最大的剩余，并将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来作为积累。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每一个时点上按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整个经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会最大，要素禀赋结构提高的速度就会最快。”③林毅夫在这里是以保护企业“自生能力”为由，把通过资本积累实现从劳力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化看成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并把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定位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把劳力密集和资本密集看成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层次是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模式，在知识经济时期已经过时。在知识经济时期，劳力密集和资本密集可以统一。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强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是一种要素禀赋，通过政府推动可以形成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的中国的优势产业——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政府宏观调控和保护企业的“自生能力”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决定不同的企业“自生能力”，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因此，市场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要素禀赋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不是某个要素的功能。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是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与核心竞争力的过程。因此，企业“自生能力”是必要的，但提升民族工业的产业结构也是必要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企业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全球经济技术“洗牌论”的理论依据。企业的“自生能力”和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是也不应该是国际分工的结果；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是弱化而是强化我国的经济主体性。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在知识经济的全球知识重新洗牌、通过知识重新洗牌带动技术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实现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产业技术结构与企业主体性的提升，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数量的后来居上并可持续发展，才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
①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P133
②③林毅夫：《论经济学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P153—154，P172，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五）（头版头条）
[ 2016/08/27 10:19 | by admin ]
2016/08/27 10:19 | by admin ]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五）
再生农业 通过多种经营与循环农业，最充分开发利用我国农村资源，使之转变为再生生产力。根据项目间的科技含量和知识间的内在联系，结合当地特点形成农业多角经营→规模经营→系统经营→全息经营→绿色经营的格局，做到收益性与再生性的统一、专业化与多元化的统一、分工化与规模化的统一、细化与全息化的统一，从而使农村经济规模取得规模经济、生态经济、再生经济的效益。
观光农业 指农村生态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生态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是智慧生态大农业的基础，智慧生态大农业是农村生态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与灵魂。
网红 在互联网上有很高知名度的人，包括某个突发事件在网络上走红和长期经营网络注意力凝聚人气两种。前者主要表现在公共领域网络信息平台，后者主要表现在某专业领域和个人微博等网络信息平台。网红概念只反映网络知名度，网红不等于网络影响力，只有长期稳定吸引眼球并获得网友长期稳定积极评价，网红才转变为网络影响力。网红概念说明互联网时代网络已经成为公众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是草根大众提高知名度、形成影响力的主要途径，从而实现了社会话语权与影响力形成途径的多元化。
法治中国 是由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组成的社会系统工程，核心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完善的、使每个人在每个判决中都感到司法公正的司法体制。法治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障。
维稳 指维护政权稳定与社会稳定。狭义来讲，所谓维稳就是我国改开以来特定历史时期以维护党的形象、维护政权稳定与社会稳定为由，通过法院非法判决使地方党组织与政府部门、“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先富起来的人的违法侵权行为合法化，并在随后老百姓的不断上访过程中采取截访、关押措施。这样的维稳与维权本质上是对立的，与真正的维稳本质上是对立的。广义来讲，所谓维稳就是通过法院公正判决，维护老百姓合法权益，消除两极分化，从源头上消除一切使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样的维稳与维权本质上是统一的，与真正的维稳本质上是统一的。
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思想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主要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产品分配形式主要由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决定。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及产品分配形式的，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外，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与社会思想关系也起重要作用。所以从广义上，一切社会关系都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主要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产品分配是按权分配、按资分配的不平等分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资料共有制——公有制主导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制约下的私有民营企业中的老板与员工的关系也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产品分配是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的多种形式的平等分配。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关系方面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是与一般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特殊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阶级性、抽象性、片面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特征。人类经济活动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经济发展规律是社会生产各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只研究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不能从总体上研究经济规律，把握经济本质，所以政治经济学是前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以一般经济规律为对象，从总体上研究经济规律、把握经济本质，所以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一般的理论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
共产主义社会 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人民当家作主，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极高，没有任何剥削压迫，共同生产平等分配共同富裕，每个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都能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引入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等可量化指标可操作模型的共产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化，共产主义社会成为可以实现的目标。
再生农业 通过多种经营与循环农业，最充分开发利用我国农村资源，使之转变为再生生产力。根据项目间的科技含量和知识间的内在联系，结合当地特点形成农业多角经营→规模经营→系统经营→全息经营→绿色经营的格局，做到收益性与再生性的统一、专业化与多元化的统一、分工化与规模化的统一、细化与全息化的统一，从而使农村经济规模取得规模经济、生态经济、再生经济的效益。
观光农业 指农村生态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生态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是智慧生态大农业的基础，智慧生态大农业是农村生态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与灵魂。
网红 在互联网上有很高知名度的人，包括某个突发事件在网络上走红和长期经营网络注意力凝聚人气两种。前者主要表现在公共领域网络信息平台，后者主要表现在某专业领域和个人微博等网络信息平台。网红概念只反映网络知名度，网红不等于网络影响力，只有长期稳定吸引眼球并获得网友长期稳定积极评价，网红才转变为网络影响力。网红概念说明互联网时代网络已经成为公众知名度和影响力的重要途径，是草根大众提高知名度、形成影响力的主要途径，从而实现了社会话语权与影响力形成途径的多元化。
法治中国 是由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组成的社会系统工程，核心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完善的、使每个人在每个判决中都感到司法公正的司法体制。法治中国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障。
维稳 指维护政权稳定与社会稳定。狭义来讲，所谓维稳就是我国改开以来特定历史时期以维护党的形象、维护政权稳定与社会稳定为由，通过法院非法判决使地方党组织与政府部门、“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先富起来的人的违法侵权行为合法化，并在随后老百姓的不断上访过程中采取截访、关押措施。这样的维稳与维权本质上是对立的，与真正的维稳本质上是对立的。广义来讲，所谓维稳就是通过法院公正判决，维护老百姓合法权益，消除两极分化，从源头上消除一切使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样的维稳与维权本质上是统一的，与真正的维稳本质上是统一的。
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产品分配形式、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社会思想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主要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产品分配形式主要由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决定。决定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及产品分配形式的，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外，社会政治法律制度与社会思想关系也起重要作用。所以从广义上，一切社会关系都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主要是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地主与农民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产品分配是按权分配、按资分配的不平等分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生产资料共有制——公有制主导下的多种所有制并存，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与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平等的合作关系，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制约下的私有民营企业中的老板与员工的关系也是平等的合作关系，产品分配是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的多种形式的平等分配。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是从生产关系方面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是与一般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特殊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阶级性、抽象性、片面性，是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特征。人类经济活动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经济发展规律是社会生产各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只研究生产关系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不能从总体上研究经济规律，把握经济本质，所以政治经济学是前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以一般经济规律为对象，从总体上研究经济规律、把握经济本质，所以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一般的理论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
共产主义社会 生产力高度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人民当家作主，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极高，没有任何剥削压迫，共同生产平等分配共同富裕，每个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都能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完善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态。引入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等可量化指标可操作模型的共产主义实现了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化，共产主义社会成为可以实现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