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反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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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13 16:56 | by admin ]
2016/06/13 16:56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反城市化
——解决三农问题靠知识化而不是城市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观领域的表现，就是反城市化。樊纲们之所以要否认知识经济，就是因为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位于重演西方近代工业化的道路、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即资本主义的道路。樊纲把这种思维方式延伸到“三农”领域，认为农业或农民问题应该跳出农村的视角进行思考，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应该在于“非农产业化”，也即西方工业经济时期的“城市化”。樊纲认为，目前农村大多数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收入的源泉也主要是农业活动；而中国的农业又受人多地少之困，难以开展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技术落后，人均劳动收入难以提高。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困难。许多人都认识到家庭经营规模小、效益差是当前中国农业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组织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农业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少数人的“规模经营”，意味着多数人“无地经营”。因此，规模化经营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问题。在多数农业人口转化之前，也就是说，在许多人离开土地之前，规模化经营是难以实现的。在某些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进行适度的规模化经营，正是因为大多数农业人口已向非农产业转化。第二，很难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来维持农民的收入水平。中国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在加入WTO并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的前提下，维持这种高价已有很大困难，更不要说再进一步提价了。第三，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能改变。土地制度直接影响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但就目前土地收益状况和农民收人结构而言，农户承包的那一小块土地，已经不是“高收入的来源”，而成为“社会保障”的“保命田”。有了这样一块强制性的不可出卖的土地，至少为农民提供了基本收入的源泉，在农民无法找到其他更高收入的工作之前、或者在失去了较高收入的非农就业时，可以有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避免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城市贫民”问题。只要多数农民还没有在非农产业中获得稳定的就业，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不应也不可能发生重大的改变。因此，樊纲认为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也就是说，多数农民最终都能在非农产业(工业、服务业等部门)中获得稳定的就业，逐步走向“城市化”的道路。只有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才能真正实现规模化经营，农产品的价格也才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应有的变动，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入，农业和工业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樊纲：“农业问题思考应眼光辽阔”，农网快讯， 2002-12-3）樊纲认为，由于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许多农民工进城后无法享受到如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城镇中对于农民缺乏基本性保障，导致农民很难在城市中立足，因此收入不平等问题没有根本性的改善，中国未来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至少还需二十年才能真正逆转这个趋势。（《樊纲：收入差距至少20年才逆转》，2013.9.14，中财网）这说明，由于樊纲在“三农”问题上同样秉持西方中心论与西方工业化时期的线性思维方式，认为解决三农问题靠传统的农民离土又离乡的“城市化”，所以他只能在传统城乡关系的模式框架中作茧自缚，无法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城乡差距问题与收入不平等问题。
华西村基本建成农村城镇化、农业科技化、农民知识化、村镇文明化的现代化村镇说明，“三农”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城乡差距、收入不平等问题都要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来定位。知识经济时代，工业化不等于城市化，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规模化生产不等于集约化生产，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的核心是信息化和知识化，城市化的标志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帮助农村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制定产业化方向，建设农业产业化配套措施，就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使农民成为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农民，农村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新型城镇化，用知识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重塑改造使之层次提升与集约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提高农村消费水平、消除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也是我国用发展带增长、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用结构调整促经济增长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充分的市场经济；充分的市场经济，就是对称的市场经济。只有农业与工业的对称发展，才有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业与工业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这种对称，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如果说，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那么，知识经济的纵向重新洗牌，则为农业的发展水平与工业的发展水平持平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知识农业、建设知识农村、培养知识农民，农业将成为与工业相辅相成的一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与各种政策扶持应起主导作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价格经济学与一般均衡论在理论上不能解释、在实践中无能为力的。如果用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来定位知识经济时期的城市化道路，按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让中国重演西方曾经走过的农村人口进城的城市化道路，永远解决不了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问题，不但永远不能缩小城乡差距而且只能使城乡差距日益拉大。樊纲这种“跳出农村的视角进行思考”的“非农产业化”也即传统城市化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和思维方式既是时空错位，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必须让位于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
经济学研究
基础研究 知识经济学研究
知识农业的知识运营研究
知识农业研究
应用研究 知识农业的资本运营研究
知识农业的资产运营研究
知识农业的产品运营研究
知识运营
战略策划案例分析
策划案例分析
战术策划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思想操作案例分析
操作案例分析
行为操作案例分析
策划
实际操作
行为
知识农业知识运营流程设计图
——解决三农问题靠知识化而不是城市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中观领域的表现，就是反城市化。樊纲们之所以要否认知识经济，就是因为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位于重演西方近代工业化的道路、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即资本主义的道路。樊纲把这种思维方式延伸到“三农”领域，认为农业或农民问题应该跳出农村的视角进行思考，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应该在于“非农产业化”，也即西方工业经济时期的“城市化”。樊纲认为，目前农村大多数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收入的源泉也主要是农业活动；而中国的农业又受人多地少之困，难以开展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技术落后，人均劳动收入难以提高。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困难。许多人都认识到家庭经营规模小、效益差是当前中国农业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组织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农业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少数人的“规模经营”，意味着多数人“无地经营”。因此，规模化经营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问题。在多数农业人口转化之前，也就是说，在许多人离开土地之前，规模化经营是难以实现的。在某些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进行适度的规模化经营，正是因为大多数农业人口已向非农产业转化。第二，很难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来维持农民的收入水平。中国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在加入WTO并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的前提下，维持这种高价已有很大困难，更不要说再进一步提价了。第三，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能改变。土地制度直接影响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但就目前土地收益状况和农民收人结构而言，农户承包的那一小块土地，已经不是“高收入的来源”，而成为“社会保障”的“保命田”。有了这样一块强制性的不可出卖的土地，至少为农民提供了基本收入的源泉，在农民无法找到其他更高收入的工作之前、或者在失去了较高收入的非农就业时，可以有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避免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城市贫民”问题。只要多数农民还没有在非农产业中获得稳定的就业，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不应也不可能发生重大的改变。因此，樊纲认为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也就是说，多数农民最终都能在非农产业(工业、服务业等部门)中获得稳定的就业，逐步走向“城市化”的道路。只有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才能真正实现规模化经营，农产品的价格也才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应有的变动，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入，农业和工业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樊纲：“农业问题思考应眼光辽阔”，农网快讯， 2002-12-3）樊纲认为，由于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许多农民工进城后无法享受到如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城镇中对于农民缺乏基本性保障，导致农民很难在城市中立足，因此收入不平等问题没有根本性的改善，中国未来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拉大，至少还需二十年才能真正逆转这个趋势。（《樊纲：收入差距至少20年才逆转》，2013.9.14，中财网）这说明，由于樊纲在“三农”问题上同样秉持西方中心论与西方工业化时期的线性思维方式，认为解决三农问题靠传统的农民离土又离乡的“城市化”，所以他只能在传统城乡关系的模式框架中作茧自缚，无法真正解决三农问题、城乡差距问题与收入不平等问题。
华西村基本建成农村城镇化、农业科技化、农民知识化、村镇文明化的现代化村镇说明，“三农”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城乡差距、收入不平等问题都要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来定位。知识经济时代，工业化不等于城市化，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规模化生产不等于集约化生产，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的核心是信息化和知识化，城市化的标志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帮助农村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制定产业化方向，建设农业产业化配套措施，就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使农民成为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农民，农村实现农民离土不离乡的新型城镇化，用知识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重塑改造使之层次提升与集约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提高农村消费水平、消除城乡差别的根本途径，也是我国用发展带增长、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用结构调整促经济增长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充分的市场经济；充分的市场经济，就是对称的市场经济。只有农业与工业的对称发展，才有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业与工业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这种对称，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如果说，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那么，知识经济的纵向重新洗牌，则为农业的发展水平与工业的发展水平持平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知识农业、建设知识农村、培养知识农民，农业将成为与工业相辅相成的一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与各种政策扶持应起主导作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价格经济学与一般均衡论在理论上不能解释、在实践中无能为力的。如果用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来定位知识经济时期的城市化道路，按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让中国重演西方曾经走过的农村人口进城的城市化道路，永远解决不了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问题，不但永远不能缩小城乡差距而且只能使城乡差距日益拉大。樊纲这种“跳出农村的视角进行思考”的“非农产业化”也即传统城市化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和思维方式既是时空错位，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在解决三农问题上，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必须让位于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
经济学研究
基础研究 知识经济学研究
知识农业的知识运营研究
知识农业研究
应用研究 知识农业的资本运营研究
知识农业的资产运营研究
知识农业的产品运营研究
知识运营
战略策划案例分析
策划案例分析
战术策划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
思想操作案例分析
操作案例分析
行为操作案例分析
策划
实际操作
行为
知识农业知识运营流程设计图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改进
[ 2016/06/13 16:55 | by admin ]
2016/06/13 16:55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改进
知识经济时代背景条件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制度改进，这个制度改进不是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制度改变。
樊纲：“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任何一种体制改革，说到底都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改变，总会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损；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现在不受损，将来就不会受益。这就是说，体制改革的一般情况在理论上都属于‘非帕累托改变’。改革中的各种难题，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正是由此产生的。……‘补偿’的作用及其局限。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存在一种方式，能在资源配置发生改变之后，将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关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或再分配，从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损失（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损失），那么不论最初分配情况如何，都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就是福利经济学中所谓的‘补偿原理’。改革的困难来自受损失利益集团的阻挠，并因这种阻挠而造成种种经济损失，那么，很显然，如果能对受损失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或‘赎买’，减小他们受损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减少，其减少额大于付出的赎金，就是合算的。毫无疑问，补偿或‘赎买’可以说是消除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阻力的一种基本思路。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维持既得利益。通过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把‘非帕累托改变’转换为‘帕累托改进’，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只要改革本身确实是盈利的，能够提供足够的新增收益，对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当然，在肯定补偿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补偿作用的局限性。首先，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其次，补偿是有一定成本的。补偿操作本身就是费时、费钱的事情。补偿所涉及的面越广，补偿的成本费用就越大，这时就会有一个合算不合算的问题，导致无法给予普遍的补偿，因而无法消除所有的对改革的阻力。这就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应该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补偿这一缓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终总还是要面对一些剩下来的、无法消除事实上也不应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计这些阻力对于改革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所能造成的损失。”⑥樊纲在这里是把\"帕累托改进\"和“改进”划等号，认为要么\"帕累托改进\"，要么就是“改变”，而改变就是利益结构的调整，而调整的结果就是有的人受益有的人受损。对受损这部分人的“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樊纲这种把改革定位于利益结构调整、利益重新分配的结论，其理论基础是西方的配置经济学；通过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参照的私有化、货币化、产业化、自由化改革，这种以利益结构调整、利益重新分配为目标的改革只能演变为一场牺牲上世纪50年代解放后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既得利益”来满足少数人利益、重塑剥削阶级、制造两极分化和贫富对立的掠夺。也就是说，把社会主义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樊纲们所要的“改革”。
改革的目标不是所谓的利益重新分配，而是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在再生经济学范式框架中，以解放生产力为目标的改革既不是什么让一部分人受益、其他人利益不受损害的“帕累托改进”，也不是使大部分人利益被损害后给其部分补偿、使少部分人快速先富起来并进行资本积聚形成资产阶级的制度改变，而是在效率与公平一致的基础上使绝大多数人都受益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通过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受益不是仅仅狭隘地定位为得到更多的物资财富，而是人的主体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社会分配结构更合理、社会保障制度更健全、受教育程度与可自由发展程度更高、人得到更全面的发展、生产力得到更快发展、社会得到可持续发展。
樊纲把改革定位于利益关系的调整，源于他的改革理论属于配置经济学，而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前知识经济时代。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这个时候的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生产本身，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不但研究生产中的线性关系，而且研究生产中的非线性关系---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关系，研究知识经济与资源再生时代不同国家之间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称经济学的五维空间范式应运而生。这个时候的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配置经济学视野在分配领域；生产只是生产领域的分配，生产领域只是分配领域的延伸，改革成了利益关系的调整。经济学作为资源优化再生的学说，视野在生产领域；分配只是生产、再生产的分配，分配领域只是生产领域的环节，改革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与生产力的解放。配置经济学把分配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再生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双赢经济、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再生型经济。因此建构和谐社会与明确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都必须建立在知识经济形态与再生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在樊纲们的配置经济学基础上，建构和谐社会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妄想。
知识经济时代背景条件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制度改进，这个制度改进不是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制度改变。
樊纲：“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任何一种体制改革，说到底都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改变，总会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损；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现在不受损，将来就不会受益。这就是说，体制改革的一般情况在理论上都属于‘非帕累托改变’。改革中的各种难题，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正是由此产生的。……‘补偿’的作用及其局限。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存在一种方式，能在资源配置发生改变之后，将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关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或再分配，从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损失（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损失），那么不论最初分配情况如何，都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就是福利经济学中所谓的‘补偿原理’。改革的困难来自受损失利益集团的阻挠，并因这种阻挠而造成种种经济损失，那么，很显然，如果能对受损失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或‘赎买’，减小他们受损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减少，其减少额大于付出的赎金，就是合算的。毫无疑问，补偿或‘赎买’可以说是消除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阻力的一种基本思路。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维持既得利益。通过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把‘非帕累托改变’转换为‘帕累托改进’，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只要改革本身确实是盈利的，能够提供足够的新增收益，对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当然，在肯定补偿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补偿作用的局限性。首先，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其次，补偿是有一定成本的。补偿操作本身就是费时、费钱的事情。补偿所涉及的面越广，补偿的成本费用就越大，这时就会有一个合算不合算的问题，导致无法给予普遍的补偿，因而无法消除所有的对改革的阻力。这就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应该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补偿这一缓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终总还是要面对一些剩下来的、无法消除事实上也不应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计这些阻力对于改革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所能造成的损失。”⑥樊纲在这里是把\"帕累托改进\"和“改进”划等号，认为要么\"帕累托改进\"，要么就是“改变”，而改变就是利益结构的调整，而调整的结果就是有的人受益有的人受损。对受损这部分人的“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樊纲这种把改革定位于利益结构调整、利益重新分配的结论，其理论基础是西方的配置经济学；通过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参照的私有化、货币化、产业化、自由化改革，这种以利益结构调整、利益重新分配为目标的改革只能演变为一场牺牲上世纪50年代解放后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既得利益”来满足少数人利益、重塑剥削阶级、制造两极分化和贫富对立的掠夺。也就是说，把社会主义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樊纲们所要的“改革”。
改革的目标不是所谓的利益重新分配，而是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在再生经济学范式框架中，以解放生产力为目标的改革既不是什么让一部分人受益、其他人利益不受损害的“帕累托改进”，也不是使大部分人利益被损害后给其部分补偿、使少部分人快速先富起来并进行资本积聚形成资产阶级的制度改变，而是在效率与公平一致的基础上使绝大多数人都受益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通过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受益不是仅仅狭隘地定位为得到更多的物资财富，而是人的主体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社会分配结构更合理、社会保障制度更健全、受教育程度与可自由发展程度更高、人得到更全面的发展、生产力得到更快发展、社会得到可持续发展。
樊纲把改革定位于利益关系的调整，源于他的改革理论属于配置经济学，而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前知识经济时代。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这个时候的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生产本身，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不但研究生产中的线性关系，而且研究生产中的非线性关系---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关系，研究知识经济与资源再生时代不同国家之间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称经济学的五维空间范式应运而生。这个时候的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配置经济学视野在分配领域；生产只是生产领域的分配，生产领域只是分配领域的延伸，改革成了利益关系的调整。经济学作为资源优化再生的学说，视野在生产领域；分配只是生产、再生产的分配，分配领域只是生产领域的环节，改革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与生产力的解放。配置经济学把分配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再生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双赢经济、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再生型经济。因此建构和谐社会与明确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都必须建立在知识经济形态与再生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在樊纲们的配置经济学基础上，建构和谐社会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妄想。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比较优势主体化动态化系统化
[ 2016/06/13 16:54 | by admin ]
2016/06/13 16:54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比较优势主体化动态化系统化
工业经济是资源配置型经济，所以工业经济时代一国的比较优势是客体、静态、二维平面的，工业经济时代解决产能过剩靠的是周期性经济危机来实现的消极的均衡；知识经济是资源再生型经济，所以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比较优势是主体、动态、系统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解决产能过剩靠的是积极的对称——通过创新-创造-创业实现的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来化解产能过剩。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以降低增长速度为必要前提，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可持续增长是可以并行的。
樊纲认为，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赶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时髦”，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只要在专业化竞争上下功夫，在质量上抓“升级”，传统产业还够我们的企业“吃上几十年”， “我们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但传统产业仍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樊纲还用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告诫中国人民：“作为发展中国家，要防止片面强调高科技产业，防止劳动力成本过快增长，注意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改进(这就要求改进制度，发展教育、科技)；而另一方面则是指发挥比较优势。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必须重视再重视，但它们的实现是一个充满艰辛的长期过程，在逐步实现这方面改进的过程中，则必须充分注意保持劳动成本的竞争性优势，一方面防止高消费、防止工资成本上升过快；另一方面不能过早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片面强调产业升级换代。政府和理论界要防止片面强调竞争力的科技方面，而忽视其比较优势方面”。樊纲指出：“一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与贸易赤字有关，与增长方式有关，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有关，因此许多人指责这些国家不注重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片面进行外延式增长，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这种观点值得作深入的分析”。樊纲还认为，要寻找自己的相对优势，那就是“穷的优势”、“土的优势”与“落后的优势”。所谓穷的优势是指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像劳动力成本便宜等，土的优势是说拥有本土市场，落后的优势则是表示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能节省发展成本。“我们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还是低成本的劳动力”，“那些幻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在‘高新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等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强手的所谓‘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只能最终导致增长速度放慢、差距最终拉大而不是缩小”。①樊纲在这里是把知识经济归结为技术经济，并由于这种归结，把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凝固化、低层次化。知识经济不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老调重弹，而是要改变知识本身的结构，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知识经济之所以能使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并带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也就是因为知识经济不等于技术经济。制度高于技术，知识高于制度。技术有垄断性，知识没有国界，没有垄断性。技术一旦上升到知识,形成原理性的东西，就可以打破技术的垄断，从而实现知识的重新洗牌；知识的重新洗牌，可以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这里，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发挥作用。通过知识融合，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从而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进入全球一体化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可以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而且可以在经济学、管理学上也演奏第一提琴。只有通过首先在哲学、然后在经济学、管理学上演奏第一提琴，才有可能在经济上演奏第一提琴。经济转型为中国实现上述转化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基础。认清必然，梳理偶然，在改革开放发展中把体现经济发展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演变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正确路径。
知识经济也是文化经济——使文化成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经济的重新洗牌中使传统文化的潜在优势得以开发，而得到开发的传统文化的潜在优势又成为经济重新洗牌的催化剂。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仅仅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且在于知识经济带来的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如果说，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线性科学的发展以“天人相分”的西方思维方式为基础，那么以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则必须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对称思维方式为前提。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
知识经济、文化经济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主体化、高层次化、动态化。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像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知识经济、文化经济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整体化、系统化。在樊纲们看来，比较优势是要素概念；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从诸如人口、资源、成本等要素考虑的地区比较优势；其定位是纯客体的。在再生经济学看来，比较优势是结构概念；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其定位是主客体的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互补性强，经过协调就可以门类齐全、结构完整、化劣为优；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秉持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时间结构优势。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通过时间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用空间结构优势提升时间结构优势。用系统来整合、提升要素，会使要素产生新的功能。即使从要素看资源禀赋，大中华经济圈具备经济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发达地区（港、奥、台、东部地区）与落后的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禀赋特点，中华民族的感情纽带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相联结，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的缩影。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用知识经济定位具有立体结构的大中华区域经济，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变劣势为优势，碰撞出原子核裂变级数的生产力。大中华经济圈，拥有任何一个国家（如美日）和任何一个区域联盟体（如欧盟，东盟）都不具备的“对称型结构生产潜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只不过这样的比较优势在樊纲们的理解力之外。
①樊纲：“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丢”，东方网2001.7.3。
工业经济是资源配置型经济，所以工业经济时代一国的比较优势是客体、静态、二维平面的，工业经济时代解决产能过剩靠的是周期性经济危机来实现的消极的均衡；知识经济是资源再生型经济，所以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比较优势是主体、动态、系统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解决产能过剩靠的是积极的对称——通过创新-创造-创业实现的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来化解产能过剩。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以降低增长速度为必要前提，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可持续增长是可以并行的。
樊纲认为，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赶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时髦”，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只要在专业化竞争上下功夫，在质量上抓“升级”，传统产业还够我们的企业“吃上几十年”， “我们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但传统产业仍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樊纲还用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告诫中国人民：“作为发展中国家，要防止片面强调高科技产业，防止劳动力成本过快增长，注意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改进(这就要求改进制度，发展教育、科技)；而另一方面则是指发挥比较优势。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必须重视再重视，但它们的实现是一个充满艰辛的长期过程，在逐步实现这方面改进的过程中，则必须充分注意保持劳动成本的竞争性优势，一方面防止高消费、防止工资成本上升过快；另一方面不能过早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片面强调产业升级换代。政府和理论界要防止片面强调竞争力的科技方面，而忽视其比较优势方面”。樊纲指出：“一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与贸易赤字有关，与增长方式有关，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有关，因此许多人指责这些国家不注重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片面进行外延式增长，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这种观点值得作深入的分析”。樊纲还认为，要寻找自己的相对优势，那就是“穷的优势”、“土的优势”与“落后的优势”。所谓穷的优势是指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像劳动力成本便宜等，土的优势是说拥有本土市场，落后的优势则是表示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能节省发展成本。“我们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还是低成本的劳动力”，“那些幻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在‘高新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等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强手的所谓‘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只能最终导致增长速度放慢、差距最终拉大而不是缩小”。①樊纲在这里是把知识经济归结为技术经济，并由于这种归结，把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凝固化、低层次化。知识经济不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老调重弹，而是要改变知识本身的结构，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知识经济之所以能使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并带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也就是因为知识经济不等于技术经济。制度高于技术，知识高于制度。技术有垄断性，知识没有国界，没有垄断性。技术一旦上升到知识,形成原理性的东西，就可以打破技术的垄断，从而实现知识的重新洗牌；知识的重新洗牌，可以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这里，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发挥作用。通过知识融合，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从而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进入全球一体化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可以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而且可以在经济学、管理学上也演奏第一提琴。只有通过首先在哲学、然后在经济学、管理学上演奏第一提琴，才有可能在经济上演奏第一提琴。经济转型为中国实现上述转化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基础。认清必然，梳理偶然，在改革开放发展中把体现经济发展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演变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正确路径。
知识经济也是文化经济——使文化成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经济的重新洗牌中使传统文化的潜在优势得以开发，而得到开发的传统文化的潜在优势又成为经济重新洗牌的催化剂。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仅仅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且在于知识经济带来的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如果说，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线性科学的发展以“天人相分”的西方思维方式为基础，那么以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则必须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对称思维方式为前提。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
知识经济、文化经济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主体化、高层次化、动态化。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像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知识经济、文化经济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整体化、系统化。在樊纲们看来，比较优势是要素概念；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从诸如人口、资源、成本等要素考虑的地区比较优势；其定位是纯客体的。在再生经济学看来，比较优势是结构概念；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其定位是主客体的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互补性强，经过协调就可以门类齐全、结构完整、化劣为优；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秉持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时间结构优势。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通过时间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用空间结构优势提升时间结构优势。用系统来整合、提升要素，会使要素产生新的功能。即使从要素看资源禀赋，大中华经济圈具备经济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发达地区（港、奥、台、东部地区）与落后的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禀赋特点，中华民族的感情纽带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相联结，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的缩影。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用知识经济定位具有立体结构的大中华区域经济，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变劣势为优势，碰撞出原子核裂变级数的生产力。大中华经济圈，拥有任何一个国家（如美日）和任何一个区域联盟体（如欧盟，东盟）都不具备的“对称型结构生产潜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只不过这样的比较优势在樊纲们的理解力之外。
①樊纲：“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丢”，东方网2001.7.3。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的转轨、变迁与融合
[ 2016/06/13 16:53 | by admin ]
2016/06/13 16:53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的转轨、变迁与融合
在知识经济形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我国目前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特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制度的转轨、变迁与融合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
樊纲：“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开始的文件最早的转轨目标，如果今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话，当时正式提法是向一个计划经济以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你仔细想想，你不要光想一开始，你把这全过程想想。把这三十年的过程想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西方人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怎么做，他们这个法是怎么定的。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的妥协，做很多的变故。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一块，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这不转轨嘛，一会我要讲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渐进的过程，它中间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东西拿来照照，每一次学者研究的时候，领导人前三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别人怎么搞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搞的？国际规则是什么？你一下子实现不了，就说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转轨，但是转轨的每一步它的目标模式，它的目标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你的参照系是存在的，你是已知的。后面还要讲，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①樊纲在这里是把参考当参照，把“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当做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经济混为一谈，如果有什么特点也只不过是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适当照顾一下旧计划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某些利益，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并用所谓的“制度转轨”来概括这种模式、用所谓“渐进式改革”来概括这个过程。这是把中国的改革看成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并轨，把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前段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面临着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所以我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所谓的向西方看齐的“制度转轨”，而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要往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变迁”而言，根本不存在、也不应该以西方为参照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道路，才有可能后来居上，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即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樊纲之所以认为中国不可能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制度变迁中后来居上，也同样是因为他否认知识经济，否认知识经济对现有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洗牌作用。樊纲认为，“新经济并不能改变体制。……现在不少人以为新经济发展了，我们的体制也会随之改善——并非如此!虽然好的体制可以促进新经济的发展，但新经济本身不会带来新体制，所以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痛苦的改革过程是绕不过去的。”②
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因此知识经济必然使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着两种转型：一是经济制度的转型，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实践模式的转型。两种转型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使后者得到充实，前者得到升华。中国改革开放，是两种转型的历史契合。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因此樊纲认为新经济并不能改变体制的观点，把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脱离，认为社会经济体不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片面的、抽象的、简单的、线性的、非系统的经济观，这样的经济观根本不符合任何经济现实。
知识经济使市场经济成为立体的市场经济，立体的市场经济就是民主与法制对称、公平与效率对称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协调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与生产社会化相对称的，是经济的宏观化。在经济全球化、宏观化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更显重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先天的优势。因此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通行的转型、制度变迁经济实际上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包括了向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所谓转型，就是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过程，是扬弃、综合、升华的过程。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发展，用历时性的方法、层次性的方法化解同时性的矛盾，整合同时存在的不同经济制度，实现相容与超越，而不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模本的渐进式改革。
哲学
横断科学
理论 思维科学
真：是什么 社会科学 纵
自然科学（科学）
技术 深
知识
认识 因为什么：因果关系——规律性 科
善：为什么
为了什么：道德关系——目的性 学
世界应当怎样：理想
美：怎么样
应当怎样去做：实践观念（行动计划）
经验
知识、科学与技术：知识经济不是技术经济
①樊纲:“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讲坛，2008-06-12。
②经济学家樊纲：“新经济不新在哪里”，《羊城晚报》 2000。11。3
在知识经济形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我国目前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特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制度的转轨、变迁与融合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
樊纲：“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开始的文件最早的转轨目标，如果今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话，当时正式提法是向一个计划经济以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你仔细想想，你不要光想一开始，你把这全过程想想。把这三十年的过程想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西方人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怎么做，他们这个法是怎么定的。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的妥协，做很多的变故。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一块，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这不转轨嘛，一会我要讲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渐进的过程，它中间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东西拿来照照，每一次学者研究的时候，领导人前三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别人怎么搞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搞的？国际规则是什么？你一下子实现不了，就说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转轨，但是转轨的每一步它的目标模式，它的目标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你的参照系是存在的，你是已知的。后面还要讲，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①樊纲在这里是把参考当参照，把“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当做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经济混为一谈，如果有什么特点也只不过是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适当照顾一下旧计划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某些利益，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并用所谓的“制度转轨”来概括这种模式、用所谓“渐进式改革”来概括这个过程。这是把中国的改革看成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并轨，把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前段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面临着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所以我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所谓的向西方看齐的“制度转轨”，而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要往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变迁”而言，根本不存在、也不应该以西方为参照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道路，才有可能后来居上，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即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樊纲之所以认为中国不可能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制度变迁中后来居上，也同样是因为他否认知识经济，否认知识经济对现有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洗牌作用。樊纲认为，“新经济并不能改变体制。……现在不少人以为新经济发展了，我们的体制也会随之改善——并非如此!虽然好的体制可以促进新经济的发展，但新经济本身不会带来新体制，所以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痛苦的改革过程是绕不过去的。”②
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因此知识经济必然使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着两种转型：一是经济制度的转型，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实践模式的转型。两种转型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使后者得到充实，前者得到升华。中国改革开放，是两种转型的历史契合。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因此樊纲认为新经济并不能改变体制的观点，把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脱离，认为社会经济体不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片面的、抽象的、简单的、线性的、非系统的经济观，这样的经济观根本不符合任何经济现实。
知识经济使市场经济成为立体的市场经济，立体的市场经济就是民主与法制对称、公平与效率对称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协调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与生产社会化相对称的，是经济的宏观化。在经济全球化、宏观化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更显重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先天的优势。因此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通行的转型、制度变迁经济实际上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包括了向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所谓转型，就是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过程，是扬弃、综合、升华的过程。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发展，用历时性的方法、层次性的方法化解同时性的矛盾，整合同时存在的不同经济制度，实现相容与超越，而不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模本的渐进式改革。
哲学
横断科学
理论 思维科学
真：是什么 社会科学 纵
自然科学（科学）
技术 深
知识
认识 因为什么：因果关系——规律性 科
善：为什么
为了什么：道德关系——目的性 学
世界应当怎样：理想
美：怎么样
应当怎样去做：实践观念（行动计划）
经验
知识、科学与技术：知识经济不是技术经济
①樊纲:“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讲坛，2008-06-12。
②经济学家樊纲：“新经济不新在哪里”，《羊城晚报》 2000。11。3
陈世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怎样形成的：评吴敬琏的市场经济与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今日头条）
[ 2016/06/05 20:15 | by admin ]
2016/06/05 20:15 | by admin ]
陈世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怎样形成的：评吴敬琏的市场经济与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
任何理论，它的逻辑结论与历史结论是一致的；一个经济学家，不管他是否自觉，他的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结论都是建立在他对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吴敬琏之所以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没有本质的区别，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市场经济的标准模式，是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对现有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市场经济模式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和人类文明碰撞的结晶。
吴敬琏：在讨论中，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大致提出了四种体制目标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国有企业更大自主权。这种办法在1970年代末首先在四川省进行试验，叫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迅即在全国铺开。不过这种改革并未取得成功，很快就由于引起了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和经济秩序混乱而在1987年停止。（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力图在微观（企业）层面引进一些市场因素。我国一些学者在1980年代初期写过不少文章介绍这种模式。但是，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匈牙利等国的经济改革陷入困境，这种模式的影响力也逐渐消失。（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二战”结束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采用威权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形成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模式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许多理论界人士接受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树立起来的观点，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内的公共物品，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滋生腐败。而东亚模式中政府对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只是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育时期的一种阶段性的替代办法。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以欧美类型的成熟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响逐渐消退的同时，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风。大体说来，在后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例如，邓小平本人就十分欣赏“四小龙”，特别是新加坡的许多做法。流行的经济学启蒙读物，则以古典经济学为基准。不过，虽然这两种模式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差别，但在当时命令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最终目标的人们，也往往认为在落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模式（3）的内容。这样，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了一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④按照吴敬琏上述对“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对体制目标模式的探索和辩论的总结，由于（1）（2）两种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的市场经济模式都已失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只能是（3）（4）两种，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虽然这种模式贴上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标签，但其形式是欧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内容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由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在吴敬琏的体制目标模式选择范围中，所以吴敬琏通过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论证，他最终把我国的体制目标模式定位为（4）种，即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正是这些曲折和辩论，使愈来愈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⑤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吴敬琏在这里是把不完全归纳当做完全归纳，把或然性推理当做必然性推理，把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出的或然性结论当作完全归纳得出的必然性结论。上述（1）(2)两种并未穷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选项，更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因而其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失败；正好像斯大林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本身已经失败一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是历史的选择，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却既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简单移植，也不是“选择”斯大林模式，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现实合乎逻辑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科学，和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无必然联系。真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我们之所以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以中国本身固有的文化和国情为主体，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价值、“普世价值”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之所以能接纳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蕴含了共同价值，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共同价值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价值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同样，“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概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比西方更早出现，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要成为“共同价值”，也必须寻找和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共同价值”的共同点，使之成为通过空间展示体现时间发展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合理的一环。计划体制之所以成为建国以后30年中国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备的前提。新中国的计划体制和斯大林的全部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模式也有诸多不同，如农村的自留地、农村城镇的小生产和自由贸易从未间断过，这就为后来从农村承包制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当苏联和模仿苏联的东欧计划体制只能休克时，中国之所以能一枝独秀，顺利转型，就是因为中国的计划体制不是简单模仿斯大林模式，而是走符合自己国情的路。从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可以看出，中国的计划体制从来不是照搬斯大林模式。虽然中国的计划体制仍然有斯大林模式固有的诸多弊病，主要是限制了个人的主体性、生产效率低，以致产品匮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凭空产生，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不能断裂更不容否定，建国以来前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基础和环节，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所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应该从建国时算起，而不应该从改革开放时算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但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而且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与高扬，没有民间创业潮形成的经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主体基础。在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机制已经成型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降低、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明理论的主客体对称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选择”的过程——
首先是理论指导实践。改革开放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指的是社会主义具体模式，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中国人民摸索了一百多年才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个结论不需要再摸索，而是我们理论探索的公理、实践摸索的前提。当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而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我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实证性得以统一，社会主义理论的规范性与科学性得以统一，就必须首先规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规范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公平社会化、主体社会化（个性、创造性、团队精神、自由自觉地劳动）、资本社会化（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富裕社会化（反对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化（法制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化、人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必须以真正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
其次是实践证明理论。人类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民主与法制、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民主与法制，是改革的马车向前推进的两个对称的轮子。只有民主，才能为法制打下人的素质基础；只有法制，才能为人的主体性提高提供正确的行为导向。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对称的，民主与人的主体性是对称的，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与法制健全程度是对称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同步建设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有先有后也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哪个先哪个后，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这也是对称的。“休克疗法”失误在于把政治与经济的对称理解为政治与经济的平行，所以成了真正的“休克”。对称不等于平行，先增长后发展、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发展、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违背对称发展的要求。
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效率与公平是对称的，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改革的马车向前推进的另两个对称的轮子。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二者是内在一致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只讲公平不讲效率，自由资本主义和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则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无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无公平的效率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得以统一的核心、纽带与标准。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是摸索、辩论出来的，也不是选择出来的，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碰撞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渗透、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如果说在此过程中也有“选择”，那么这里的“选择”是扬弃，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是模仿，更不是照搬。吴敬琏先生擅长对不同国家的经济模式进行优劣比较，然后通过排除法逐步得出该放弃什么选择什么的结论。问题是比较的前提是要有进行比较的正确的思维方法。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模式进行比较的正确方法是什么？是对称方法，即时间、空间、层次相对称的方法。根据对称方法，空间上并列的不同经济模式，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对称方法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但是传统经济学范式的转换，而且是传统经济模式的转轨和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扬弃、综合、升华。这种重新洗牌和扬弃、综合、升华的结果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根据对称方法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市场经济学，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公有制，而是单一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专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一公有制的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个人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其中，自由自觉的劳动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相容与超越来实现。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所谓的制度转型实际上只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