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智慧经济与意识形态科学化——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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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9 10:26 | by admin ]
2016/05/19 10:26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意识形态科学化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
智慧经济要求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科学化就是意识形态人类化，使人类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必须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合理定位，对它们的合理性作出合理性证明，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科学化首先要求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传统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之所以水火不容、难以融合，除了由于它们各自的方法论局限、使它们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利益机制，使这些经济学政治意识形态化了。政治意识形态化是传统经济学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根源之一，也是传统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表征之一。经济全球化也是经济利益的趋同化，社会发展要求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使意识形态科学化，才能扫除经济学融合的障碍，为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予主义相统一的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打下基础。
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与经济学规律的运用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整体论思维方式，只能把改革开放发展与人类发展结合在一起。而政治经济学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只管经济“发展”，不讲人类发展。政治经济学，包括它们所谓的“宏观经济学”，都只是人类经济活动某个局部领域、某个层面的反映。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表现在局部领域，只是微观的、局部的、抽象的“真理”。对称经济学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对它们合理定位，通过对它们的相容，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对称经济学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扬弃，是人类一切精神文明成果的结晶。对称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
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只有以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未提出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只是一种描述性的经济学，而不是一种规范性的经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是规范的而不仅仅是描述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是可以统一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都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必要环节。
对称经济学是一般经济学，是超越阶级、揭示人类经济一般规律的人类一般经济学。人类一般经济学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揭示了人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是物质经济学与精神经济学、静态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要素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的综合。只有对称经济学这样的一般经济学才能作为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
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相伴随的是经济帝国化；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已逐步被经济意识形态所代替，经济取得了君临一切的地位。在经济利益面前，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退居二位。大陆与台湾之间，中美、中日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求同存异。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国际经济主导下的国际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为对称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也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客观要求。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经济学，那么要建立和谐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称发展、和谐发展就必须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依据。
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就是变政治意识形态为经济意识形态；而只有使配置经济学转变为再生经济学，才能使经济意识形态有与之对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政治意识形态 经济意识形态
对称 对称
配置经济学 再生经济学
如果说，政治意识形态是狭义的、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经济意识形态则是广义的、人类的意识形态。经济学人类化的前提，是经济学范式背后的意识形态人类化。重新定位意识形态，把政治意识形态转变为经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人类化、经济学科学化的必要步骤。
从经济意识形态与人道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问题，本质上不应该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建立怎样的政府、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对经济发展、对人的发展有利的问题。计划调控与市场调控，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公有制与私有制，是政府采取不同调控手段所赖以进行的产权法律关系基础。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计划调控会更加得心应手；如果仅以微观调节为手段，私有制可能会更有效。不管哪一种，隐藏在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是不同的发展观。当然，不同的发展观，会牵涉到不同人的利益。但既使是同一种发展观中的不同政策，也都会关系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发展观政治意识形态化对形成科学的发展观与形成科学决策并无好处。
改革开放以前的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有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政治意识形态容易走极端，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私有化就无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割资本主义尾巴，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排除政府干预，等等，都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发展观、经济观的写照，并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起来似乎有着“深厚理论功底”的经济学理论。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只有片面的真理，在整体上都是错误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主流经济学恰恰都是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理论。它们相互之间的互相攻击本身就构成了一道对称的风景线。只有彻底抛弃政治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桎梏，把经济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敷中解放出来，才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理论经济学，然而又用这种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的实践，并使之得到更快地发展。
意识形态科学化：以对称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既然市场经济是立体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方法要求中国经济的解释必须力求做到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阐述系统化、具体化；从知识运营、知识经营、知识管理、知识产业、资本运营、传统产业、劳动力产权、政府经济、法制经济、转型经济、融合经济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知识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深入探讨知识经济、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对称关系，并把这种探讨和研究紧密同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现状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国经济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化，并更快地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去，使我国经济走上知识经济的快车道，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同步，与国际潮流合拍，并创新性、超前性、持续性发展。中国经济的解释，将从个别上升一般、偶然体现必然，产生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问题的根源：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对称;人与人的不对称（两极分化）;人与自然的不对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不可持续发展）。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对称是根本对称，其他如积累和消费的对称、两大部类生产的对称均源于此。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经济的重建，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称；就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明理论。
首先是理论指导实践。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首先必须规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规范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公平社会化、主体社会化（个性、创造性、团队精神、自由自觉地劳动）、资本社会化（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富裕社会化（反对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化（法制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化、人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
其次是实践证明理论。人类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证明了民主与法制、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证明了中国经济的重建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是改革的两个对称的轮子。只有民主，才能为法制打下人的素质基础；只有法制，才能为人的主体性提高提供正确的行为导向。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对称的，民主与人的主体性是对称的，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与法制健全程度是对称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同步建设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有先有后也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哪个先哪个后，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这也是对称的。“休克疗法”失误在于把政治与经济的对称理解为政治与经济的平行，所以成了真正的“休克”。对称不等于平行，先增长后发展、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发展、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违背对称发展的要求。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效率与公平是对称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二者是内在一致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只讲公平不讲效率，自由资本主义和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则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无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无公平的效率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得以统一的核心、纽带与标准。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公有制，而是单一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专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一公有制的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个人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其中，自由自觉的劳动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相容与超越来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实践将会证明：用对称工程来重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空间上并列的不同经济模式，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和融合，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不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转换，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转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重新洗牌。通过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市场经济学。通过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转型、融合、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由于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所谓的制度转型实际上只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
随着人类进入智慧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将由资本运营转为知识运营；发展模式将实现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到价值的转型。
中国经济发展是经济体制转型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契合。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落后的经济水平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二者使中国优先地实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给生产力带来裂变级数的增长。中国体制转型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契合，使中国转型经济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对称发展的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范式，正好象中国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一样。
根据改革的对称性、主体性、复杂多样性，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象通向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而罗马只有一个。作为社会主义，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通过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研究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研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建立一般的经济学。这里研究的方法、结论、模式都是一般、特殊、个别的统一，多样性、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西方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二者的互补关系，是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共同的本质、共同的本质特征。这本质和本质特征就构成了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的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规律。2.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共有制；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3.健全的民主与法制；4.政府宏观调控成为市场必要的组成部分；5.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6.以财富GDP、社会GDP、绿色GDP作为发展的指标。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改革既是社会主义的对称发展、自我完善，也是市场经济的对称发展、自我完善。对称经济学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资本主义工业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信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知识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对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全盘照搬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又不是回到只讲公平不讲效率的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西方市场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和综合。智慧经济制度高于技术，中国只有在经济体制方面后来居上，率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建设比现有西方更完善、更彻底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并后来居上。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
智慧经济要求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科学化就是意识形态人类化，使人类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必须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合理定位，对它们的合理性作出合理性证明，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科学化首先要求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传统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之所以水火不容、难以融合，除了由于它们各自的方法论局限、使它们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利益机制，使这些经济学政治意识形态化了。政治意识形态化是传统经济学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根源之一，也是传统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表征之一。经济全球化也是经济利益的趋同化，社会发展要求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使意识形态科学化，才能扫除经济学融合的障碍，为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予主义相统一的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打下基础。
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与经济学规律的运用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整体论思维方式，只能把改革开放发展与人类发展结合在一起。而政治经济学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只管经济“发展”，不讲人类发展。政治经济学，包括它们所谓的“宏观经济学”，都只是人类经济活动某个局部领域、某个层面的反映。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表现在局部领域，只是微观的、局部的、抽象的“真理”。对称经济学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对它们合理定位，通过对它们的相容，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对称经济学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扬弃，是人类一切精神文明成果的结晶。对称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
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只有以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未提出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只是一种描述性的经济学，而不是一种规范性的经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是规范的而不仅仅是描述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是可以统一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都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必要环节。
对称经济学是一般经济学，是超越阶级、揭示人类经济一般规律的人类一般经济学。人类一般经济学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揭示了人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是物质经济学与精神经济学、静态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要素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的综合。只有对称经济学这样的一般经济学才能作为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
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相伴随的是经济帝国化；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已逐步被经济意识形态所代替，经济取得了君临一切的地位。在经济利益面前，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退居二位。大陆与台湾之间，中美、中日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求同存异。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国际经济主导下的国际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为对称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也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客观要求。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经济学，那么要建立和谐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称发展、和谐发展就必须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依据。
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就是变政治意识形态为经济意识形态；而只有使配置经济学转变为再生经济学，才能使经济意识形态有与之对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政治意识形态 经济意识形态
对称 对称
配置经济学 再生经济学
如果说，政治意识形态是狭义的、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经济意识形态则是广义的、人类的意识形态。经济学人类化的前提，是经济学范式背后的意识形态人类化。重新定位意识形态，把政治意识形态转变为经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人类化、经济学科学化的必要步骤。
从经济意识形态与人道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问题，本质上不应该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建立怎样的政府、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对经济发展、对人的发展有利的问题。计划调控与市场调控，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公有制与私有制，是政府采取不同调控手段所赖以进行的产权法律关系基础。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计划调控会更加得心应手；如果仅以微观调节为手段，私有制可能会更有效。不管哪一种，隐藏在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是不同的发展观。当然，不同的发展观，会牵涉到不同人的利益。但既使是同一种发展观中的不同政策，也都会关系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发展观政治意识形态化对形成科学的发展观与形成科学决策并无好处。
改革开放以前的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有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政治意识形态容易走极端，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私有化就无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割资本主义尾巴，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排除政府干预，等等，都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发展观、经济观的写照，并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起来似乎有着“深厚理论功底”的经济学理论。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只有片面的真理，在整体上都是错误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主流经济学恰恰都是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理论。它们相互之间的互相攻击本身就构成了一道对称的风景线。只有彻底抛弃政治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桎梏，把经济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敷中解放出来，才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理论经济学，然而又用这种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的实践，并使之得到更快地发展。
意识形态科学化：以对称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既然市场经济是立体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方法要求中国经济的解释必须力求做到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阐述系统化、具体化；从知识运营、知识经营、知识管理、知识产业、资本运营、传统产业、劳动力产权、政府经济、法制经济、转型经济、融合经济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知识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深入探讨知识经济、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对称关系，并把这种探讨和研究紧密同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现状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国经济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化，并更快地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去，使我国经济走上知识经济的快车道，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同步，与国际潮流合拍，并创新性、超前性、持续性发展。中国经济的解释，将从个别上升一般、偶然体现必然，产生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问题的根源：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对称;人与人的不对称（两极分化）;人与自然的不对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不可持续发展）。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对称是根本对称，其他如积累和消费的对称、两大部类生产的对称均源于此。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经济的重建，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称；就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明理论。
首先是理论指导实践。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首先必须规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规范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公平社会化、主体社会化（个性、创造性、团队精神、自由自觉地劳动）、资本社会化（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富裕社会化（反对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化（法制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化、人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
其次是实践证明理论。人类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证明了民主与法制、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证明了中国经济的重建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是改革的两个对称的轮子。只有民主，才能为法制打下人的素质基础；只有法制，才能为人的主体性提高提供正确的行为导向。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对称的，民主与人的主体性是对称的，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与法制健全程度是对称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同步建设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有先有后也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哪个先哪个后，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这也是对称的。“休克疗法”失误在于把政治与经济的对称理解为政治与经济的平行，所以成了真正的“休克”。对称不等于平行，先增长后发展、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发展、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违背对称发展的要求。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效率与公平是对称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二者是内在一致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只讲公平不讲效率，自由资本主义和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则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无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无公平的效率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得以统一的核心、纽带与标准。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公有制，而是单一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专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一公有制的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个人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其中，自由自觉的劳动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相容与超越来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实践将会证明：用对称工程来重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空间上并列的不同经济模式，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和融合，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不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转换，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转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重新洗牌。通过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市场经济学。通过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转型、融合、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由于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所谓的制度转型实际上只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
随着人类进入智慧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将由资本运营转为知识运营；发展模式将实现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到价值的转型。
中国经济发展是经济体制转型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契合。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落后的经济水平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二者使中国优先地实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给生产力带来裂变级数的增长。中国体制转型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契合，使中国转型经济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对称发展的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范式，正好象中国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一样。
根据改革的对称性、主体性、复杂多样性，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象通向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而罗马只有一个。作为社会主义，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通过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研究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研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建立一般的经济学。这里研究的方法、结论、模式都是一般、特殊、个别的统一，多样性、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西方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二者的互补关系，是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共同的本质、共同的本质特征。这本质和本质特征就构成了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的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规律。2.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共有制；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3.健全的民主与法制；4.政府宏观调控成为市场必要的组成部分；5.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6.以财富GDP、社会GDP、绿色GDP作为发展的指标。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改革既是社会主义的对称发展、自我完善，也是市场经济的对称发展、自我完善。对称经济学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资本主义工业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信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知识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对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全盘照搬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又不是回到只讲公平不讲效率的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西方市场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和综合。智慧经济制度高于技术，中国只有在经济体制方面后来居上，率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建设比现有西方更完善、更彻底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并后来居上。
陈世清：智慧经济中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九）
[ 2016/05/19 10:20 | by admin ]
2016/05/19 10:20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中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九）
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作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形态，确立了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
首先，智慧经济确立了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
智慧经济中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在历史上，哲学革命不仅可以直接地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且可以间接地成为整个社会革命的先导，并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给劳动者提供科学的理想、信念、预见，从而给劳动者提供精神动力，给劳动者提供正确的思想方法和一般工作方法，并转化成具体的正确的劳动方法；给劳动者提供抽象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智力。因此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
智慧经济中意识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意识科学包括各种心理学、认识科学、思维科学、逻辑学等等。如果说，智力是人的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意识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对人的智力的形成和发挥起着必要作用，那么作为对人的意识的反思的意识科学，则对于人们提高运用意识的自觉性，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意识科学对于生产力起着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社会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社会科学可以引导和深化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正确认识，从而明确自己行为的正确方向，使自己的实践方向同社会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性，使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发挥成为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的动力，而不是社会的阻力。因此社会科学可以直接形成社会生产力。
智慧经济中自然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人类社会归根到底是从自然界演化而来，是广义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社会和人具有普遍的制约性。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可以使劳动者正确把握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劳动者自身及相互关系的性质、发展方向，从而使三者现实地结合起来进行创造和生产活动。因而自然科学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教育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教育分无形的教育——与论宣传和有形的教育——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社会的外在的精神因素转变成劳动者的内在的精神因素，从而形成劳动者的智力，因而教育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社会的思想文化制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开放的思想文化制度，使人们可以选择、鉴别真理和谬误，吸收前者，剔除后者，从而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发展生产力；封闭的思想文化制度使人们盲从，把谬误当真理，从而封闭了自己的思想，降低自己的智力水平，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思想文化制度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社会的政治制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造力，要发挥人的创造力，必须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生产；如有生产，也只能是模仿、盲目引进、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爬行，甚至只能充当别人的附庸、市场，靠出卖体力和资源来生存。民主制度使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得以提高和发挥，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专制制度压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降低，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政治制度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哲学、意识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社会思想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等社会思想关系，除了各自都能对生产力起直接作用以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政府调控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国内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包括生产力实体论，生产力系统论，生产力功能论）和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缺点，是否认社会意识和人的创造对生产力的根本作用，仅从物质生产领域，即仅从经济领域来理解生产力。同时，政治经济学无论是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资源配置，还是定位为研究生产关系、生产方式，都只把经济学看成研究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狭隘本性，使之陷入“市场悖境”：市场经济上要求自由竞争，而在现实上却又往往离不开政府干予，使市场和政府干予之间的关系得不到统一的解释。改革开放体现了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客体性是对称的，生产中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是对称的。在转轨过程中，政府起到了经济主体的作用,强力推动与主导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在经济运行中起到了任何国家政府都未起到的经济主体的作用，证明了政府自觉的作用是市场体系中不可确少的重要因素，和改革开放以后民间的创业潮上下呼应，形成对称的两极。这说明以再生为基础、以价值为核心、以合作为引导、以劳动力产权为前提的市场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不仅不矛盾，而且正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以致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最完善的市场经济。
中国腐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对称。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健全的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一元化体制内实现多元化监督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只能是猫鼠同流。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必须与多元化的政治相对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共产党，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引导作用；作为执政党，共产党还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领导作用。
就目前来看，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暂时不同步，并不马上等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对称；造成的消极后果，只是暂时的，要靠今后的对称发展来弥补和解决。因此，先经济民主后政治民主的改革开放路线图，必须靠清算原罪来补偿，靠原罪积累起来的财产必须全部没收。
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称的组成部分。但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市场化不等于产业化，产业化不等于金钱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剥夺了人的起点平等，而且形成把市场经济理解成一切向钱看经济的不良社会风气，并为权力寻租提供理论基础与社会心理基础。教育产业化，是假学历假文凭泛滥的根源之一；假学历假文凭是形成干部人事制度中劣币驱逐良币机制的催化剂，并为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腐败披上合法的外衣。假学历假文凭将摧毁整个社会的机会公平机制，极大地损害人的主体性，严重地挫伤人的积极性，是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的癌症——教育产业化政策同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医疗产业化不断冲击医德底线，进而冲击社会道德底线。实践证明：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是一种政策腐败；教育和医疗要不要、怎样产业化必须纳入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定位。根据科学发展观，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是健全的市场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基础研究和教育、医疗只能纳入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范畴而不能纳入狭义的产业化范畴。
其次，智慧经济确立了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
在现实上，物质关系中有精神的因素，精神关系中有物质的因素。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生产力也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如果说，社会的思想关系是人们在思想活动中的相互关系，那么社会的物质关系则是人们在物质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只是对社会有机体的抽象，因而它们之间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在现实上，物质关系中有精神的因素，精神关系中有物质的因素。这就决定了两种关系及其对生产力的作用也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
物质的社会关系，就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也即通常所谓的生产关系。这样的“生产关系”，不仅仅对生产力起反作用，而是起决定的作用的因素；也不仅仅是对物质的生产力起决定的作用的因素，而且对精神生产力也是起决定的作用的因素。通常所谓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这几个环节，与其说是生产关系的环节，还不如说是生产的几个环节；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几个环节，而且是精神生产的几个环节，其间不但有人与人的物质的社会关系，而且有人与人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不但有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不但体现了通常所谓的生产关系，而且体现了通常所谓的“生产力”。
通常所谓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内涵，实际上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的决定作用的具体表现。智慧经济形态中生产力既是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功能，也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功能；这种功能不是物质的或思想的社会关系孤立地发生的，而是通过和社会系统中的其他方面的关系、要素相互作用中共同发生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完整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抽象；这种抽象只在思维的王国中才能独立存在。在现实中，物质的社会关系既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决定作用，也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反作用。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整个社会系统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中的一个因素。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生产力也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
抽象地讲，物质的社会关系，只能指物质生产中创造性生产同重复性生产的关系，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种关系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通过创造性生产（属于精神生产力）来主导。创造性生产属于精神生产力，物质的社会关系只能从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因此生产力只能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包括管理者同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既包括物质的社会关系，又包括思想的社会关系。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九）
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作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形态，确立了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
首先，智慧经济确立了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
智慧经济中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在历史上，哲学革命不仅可以直接地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且可以间接地成为整个社会革命的先导，并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给劳动者提供科学的理想、信念、预见，从而给劳动者提供精神动力，给劳动者提供正确的思想方法和一般工作方法，并转化成具体的正确的劳动方法；给劳动者提供抽象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智力。因此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
智慧经济中意识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意识科学包括各种心理学、认识科学、思维科学、逻辑学等等。如果说，智力是人的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意识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对人的智力的形成和发挥起着必要作用，那么作为对人的意识的反思的意识科学，则对于人们提高运用意识的自觉性，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意识科学对于生产力起着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社会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社会科学可以引导和深化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正确认识，从而明确自己行为的正确方向，使自己的实践方向同社会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性，使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发挥成为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的动力，而不是社会的阻力。因此社会科学可以直接形成社会生产力。
智慧经济中自然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人类社会归根到底是从自然界演化而来，是广义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社会和人具有普遍的制约性。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可以使劳动者正确把握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劳动者自身及相互关系的性质、发展方向，从而使三者现实地结合起来进行创造和生产活动。因而自然科学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教育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教育分无形的教育——与论宣传和有形的教育——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社会的外在的精神因素转变成劳动者的内在的精神因素，从而形成劳动者的智力，因而教育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社会的思想文化制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开放的思想文化制度，使人们可以选择、鉴别真理和谬误，吸收前者，剔除后者，从而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发展生产力；封闭的思想文化制度使人们盲从，把谬误当真理，从而封闭了自己的思想，降低自己的智力水平，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思想文化制度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社会的政治制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造力，要发挥人的创造力，必须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生产；如有生产，也只能是模仿、盲目引进、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爬行，甚至只能充当别人的附庸、市场，靠出卖体力和资源来生存。民主制度使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得以提高和发挥，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专制制度压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降低，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政治制度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哲学、意识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社会思想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等社会思想关系，除了各自都能对生产力起直接作用以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政府调控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国内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包括生产力实体论，生产力系统论，生产力功能论）和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缺点，是否认社会意识和人的创造对生产力的根本作用，仅从物质生产领域，即仅从经济领域来理解生产力。同时，政治经济学无论是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资源配置，还是定位为研究生产关系、生产方式，都只把经济学看成研究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狭隘本性，使之陷入“市场悖境”：市场经济上要求自由竞争，而在现实上却又往往离不开政府干予，使市场和政府干予之间的关系得不到统一的解释。改革开放体现了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客体性是对称的，生产中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是对称的。在转轨过程中，政府起到了经济主体的作用,强力推动与主导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在经济运行中起到了任何国家政府都未起到的经济主体的作用，证明了政府自觉的作用是市场体系中不可确少的重要因素，和改革开放以后民间的创业潮上下呼应，形成对称的两极。这说明以再生为基础、以价值为核心、以合作为引导、以劳动力产权为前提的市场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不仅不矛盾，而且正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以致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最完善的市场经济。
中国腐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对称。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健全的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一元化体制内实现多元化监督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只能是猫鼠同流。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必须与多元化的政治相对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共产党，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引导作用；作为执政党，共产党还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领导作用。
就目前来看，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暂时不同步，并不马上等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对称；造成的消极后果，只是暂时的，要靠今后的对称发展来弥补和解决。因此，先经济民主后政治民主的改革开放路线图，必须靠清算原罪来补偿，靠原罪积累起来的财产必须全部没收。
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称的组成部分。但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市场化不等于产业化，产业化不等于金钱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剥夺了人的起点平等，而且形成把市场经济理解成一切向钱看经济的不良社会风气，并为权力寻租提供理论基础与社会心理基础。教育产业化，是假学历假文凭泛滥的根源之一；假学历假文凭是形成干部人事制度中劣币驱逐良币机制的催化剂，并为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腐败披上合法的外衣。假学历假文凭将摧毁整个社会的机会公平机制，极大地损害人的主体性，严重地挫伤人的积极性，是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的癌症——教育产业化政策同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医疗产业化不断冲击医德底线，进而冲击社会道德底线。实践证明：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是一种政策腐败；教育和医疗要不要、怎样产业化必须纳入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定位。根据科学发展观，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是健全的市场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基础研究和教育、医疗只能纳入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范畴而不能纳入狭义的产业化范畴。
其次，智慧经济确立了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
在现实上，物质关系中有精神的因素，精神关系中有物质的因素。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生产力也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如果说，社会的思想关系是人们在思想活动中的相互关系，那么社会的物质关系则是人们在物质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只是对社会有机体的抽象，因而它们之间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在现实上，物质关系中有精神的因素，精神关系中有物质的因素。这就决定了两种关系及其对生产力的作用也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
物质的社会关系，就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也即通常所谓的生产关系。这样的“生产关系”，不仅仅对生产力起反作用，而是起决定的作用的因素；也不仅仅是对物质的生产力起决定的作用的因素，而且对精神生产力也是起决定的作用的因素。通常所谓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这几个环节，与其说是生产关系的环节，还不如说是生产的几个环节；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几个环节，而且是精神生产的几个环节，其间不但有人与人的物质的社会关系，而且有人与人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不但有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不但体现了通常所谓的生产关系，而且体现了通常所谓的“生产力”。
通常所谓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内涵，实际上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的决定作用的具体表现。智慧经济形态中生产力既是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功能，也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功能；这种功能不是物质的或思想的社会关系孤立地发生的，而是通过和社会系统中的其他方面的关系、要素相互作用中共同发生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完整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抽象；这种抽象只在思维的王国中才能独立存在。在现实中，物质的社会关系既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决定作用，也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反作用。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整个社会系统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中的一个因素。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生产力也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
抽象地讲，物质的社会关系，只能指物质生产中创造性生产同重复性生产的关系，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种关系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通过创造性生产（属于精神生产力）来主导。创造性生产属于精神生产力，物质的社会关系只能从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因此生产力只能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包括管理者同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既包括物质的社会关系，又包括思想的社会关系。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经济增长动力——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八）
[ 2016/05/19 10:18 | by admin ]
2016/05/19 10:18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经济增长动力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八）
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智慧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企业经营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构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如果说，以往的知识经济侧重人和自然的对称，以往的智慧侧重人和人的对称,那么智慧经济则是两者的统一,在突出创意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称——以人为中心的动态平衡关系。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资源优化配置是手段，资源优化再生是目的。只有资源优化再生才有生产力的真正发展。生产力不是要素，而是功能；不仅是部分的要素和结构的功能，而且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系统功能。从宏观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体制结构的对称产生生产力；从中观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对称产生生产力；从微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产生新经济增长点实现主体和客体的对称产生生产力。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相互关系，都不但要靠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来调节，而且要靠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舆论环境）及科学技术水平来调节，通过调节实现结构对称产生生产力。关系就是结构：要素的结构、属性的结构、关系的结构、功能的结构。生产力不但是结构的功能，而且本身也是结构：生产力是主体生产力和客体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力是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生产是现实生产力和创造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力是社会阻力和社会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智慧经济商品流通只是商品生产的一个环节，商品生产不能归结于商品流通； 商品生产只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方面，发展生产力不能归结于发展商品生产；物质生产力只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归结为发展物质生产力。智慧经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相互关系，都不但要靠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来调节，而且要靠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舆论环境）及科学技术水平来调节。政治制度调节是核心，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根本的因素。社会生产的各要素和相互关系都必须通过整个社会系统的协调才能发展。
生产力不仅是由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决定的，而且是由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者的物质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劳动者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教育等社会系统的一切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共同决定的。不是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通常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或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于生产力，而是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决定作用和反作用，它们是统一的社会有机体中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决定作用和反作用产生出来的整体功能即生产力。
生产力不是要素，而是功能，不仅是物质要素的功能，而且是人的要素的功能；不仅是要素的功能，而且是结构的功能；不仅是物的结构（工具和对象的关系）的功能，而且是人的结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功能；不仅是部分的要素和结构的功能，而且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系统功能。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看成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实际上是把生产关系看成生产力发展的容器、框架；虽然理论上承认生产力是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然而在实践上却往往以遵循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理由和借口，而人为地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只能在生产关系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甚至削足适履，人为地使生产力倒退而适应生产关系。
把生产力看成是层次范畴，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制约下的低层次的范畴，虽然理论上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然而确是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限制下来发展生产力，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看成是“相对稳定”的生产力发展的框架。在有利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把制度看成是绝对的、生产力的发展看成是相对的，在实践中往往是以牺牲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主体性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来维护社会制度，是削足适履。理论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服务生产力的结果，是生产力服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生产结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系统的生产关系；政治、思想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社会系统的生产关系结构，它们的整体功能就是生产力。
智慧经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归根结底是人的主体能力。要用深刻的，具有说服力的生产力理论作为旗帜，把社会广泛零散的社会动力因素组成社会动力系统，然后用这个社会动力系统去对付、摧毁社会阻力系统，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对称经济学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一起来研究，其中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统一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层面，生产力是这一系统的整体功能。对称经济学以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为研究对象，以提高这一系统的功能——生产力为目的。对称经济学探索人类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规律，通过优化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推动生产力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时俱进的生产关系结构——没有最好，没有更好，只有最适合——这就是对称。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原理，要求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和结构，包括经济模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必须不断改革，以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智慧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
反“全球化”既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化，也是反全球性的自由化，是全球化中民主与法制必须对称、全球化与主体性必须对称的朴实反映。现在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本质上不是反对作为经济发展趋向的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反全球化实质是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经济组织的干予，使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贫富差距、国内贫富差距，以有利于维护人权、民族主权。这是与时俱进的生产关系结构在全球范围的整合。
金融危机的根源：结构不对称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X（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的绝对分离＋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贷款膨胀=泡沫经济→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周期性金融危机。不能用静态的纯逻辑的方法分析金融危机，而应该把金融危机放到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找出隐藏在它背后的历史对称结构。金融体制改革的双向对称运动：共性化、个性化。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仅仅强调同国际惯例接轨，而应同国际潮流合拍，并争取后来居上，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对称。
与时俱进的产业关系结构：在智慧经济时代，粗放型经营已走到历史尽头。产业更新换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劳力密集型向资本、知识密集型转变，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尽可能便之升华为高新技术产业，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带动和促进我国由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相应地，由产品、资产运营向资本、知识运营转变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前一个必然是后一个必然的基础，后一个必然是前一个必然的保证。只有直接投融资，才能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技术、管理、制度基础。
体现对称经济发展方式的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危机，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在社会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有根本和非根本、决定和被决定的层次关系之分、重要和非重要之别，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行。如果人为地限制某些因素，抬高某些因素，都会破坏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平衡，或强制地在低程度上实现平衡，从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这已为我国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明。
把生产力看成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对改革成败关系极大。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只有把生产力看成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才能做到社会系统中各要素层次的有序发展，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否则，改革只能偏离方向，结果适得其反。
社会
对称 整体功能→生产力
系统
经济活动中的对称规律是必然存在的，但经济活动的规律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是智慧经济的前提，就好像自由恋爱是对称婚姻、幸福婚姻的基础一样。有没有自觉地按照对称规律开展经济活动，将决定经济活动的成败以及成效的大小、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
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的本质。人类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过程都存在着对称关系。其中，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关系是基本的对称关系，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经营和经济活动中的其它一切对称关系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对称经济，就是化不对称为对称、化消极对称为积极对称、化低层次对称为高层次对称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式，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用对策代替博弈取得效益的经营方式，就是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客体与客体的对称代替均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称经济是有序经济、双赢经济，是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的经济。对称了，企业就有效益，生产就会发展，社会就会进步，就好像贾宝玉和林黛玉结合就会幸福；不对称，企业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危机，生产就会停滞，社会就会落后，就好像贾宝玉和薛宝钗结婚，大家不欢而散。
经济活动的对称，归根到底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对称。其他一切具体的对称，如贡献与索取的对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对称、产品定位与营销手段的对称、知名度与资信度的对称等等，无一不是这一根本对称的具体体现。什么时候对称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做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企业就发展，否则就陷入困局。而摆脱困局，靠的也就是变不对称为对称。对称的程度——定位的深度---决定发展的速度。
经济的主体与客体是对称的。社会的公平与效益是对称的。市场的价值与价格是对称的。企业的无形与有形是对称的。管理的战略与细节是对称的。战略与细节的对称关系是企业对称管理的落脚点。
对称经济是结构经济。对称是经济的深层结构。对称经济在突出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重视结构的合理设计、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到战略与执行的一致,制度与团队的一致，使主体为中心与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与相对客体对称发展。
对称经济是规范经济。对称经济是竞争与规范的对称。规范是法律，是惯例，是商场中的游戏规则。规范以诚信为基础，诚信以规范为主导。只有诚信没有规范，老实人就要吃亏。只有规范没有诚信，只能助长灰色经营。
对称经济是公平经济。对称经济是公平与效益的对称。公平不是平均，公平是对称，是权利与义务、贡献与索取的统一。效益是对称的产物。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有效益。人在经济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经济规律可以认识，可以把握，可以自觉利用。生产力固然归根到底是产品生产力，但形成这个生产力的途径和过程，则不仅仅是靠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都会产生生产力，而且是巨大的生产力。
人类新的实践模式要求新的经济模式、管理模式与其对称。
经济困境的本质： 人类新的实践模式所要求的新的经济模式、管理模式同现有的经济模式、管理模式之间的不对称、不协调、碰撞、摩擦造成。企业困境的本质：企业中人和人、人和物的不对称、不协调、结构不合理，企业内外之间不和谐。
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经济关系的不对称：1.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不对称；2.价格调节与价值调节的不对称；3.生产和消费的不对称；4.生产发展的不对称：国内两大部类不对称，国际不对称、不平衡把生产力归结于物质生产力，又把物质生产力归结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物的要素，势必否认和忽视了人，否认和忽视了人是目的，否认和忽视了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把这样的生产力看成社会进步的尺度，必然为生产而生产，忽视生产的经济效益。其结果，就是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损害，并陷入恶性循环。
困境的本质是深层结构，是本；危机是末，是现象。所以，摆脱困境，不仅仅是通常的危机管理，而是模式转轨的二次创业。模式转轨的二次创业，就是由物质 精神的单向线性发展观转变为物质 精神的双向系统发展观。如果没有社会系统的协调有序，个别生产力的发展将有损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社会系统的协调有序，个别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个别生产单位，也只有把它们看成系统，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才有个别生产力的发展。
只有对称，才能使资源优化配置转化为资源优化再生。经济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 “全息元”，就是相关系统中所有信息的“集成板”；本身虽然也是系统的组成部分，然而却承载了整个系统的全部信息。“名牌”和“效益”，就是经济系统的“全息元”；前者是手段的“全息元”，后者是目的的“全息元”。
品牌就是对称经济的“全息元”。名牌经济，是以名牌为主导整合生产要素的生产方式，是以名牌为根本推动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经济形态；名牌战略，就是运用系统的创名牌的方法（如名牌五度空间模式）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是通过名牌对生产要素的整合与主导，实现知识对生产各要素的整合与主导。名牌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典型形态，是人类二次创业的必然产物，是知识经济整合传统经济、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升华的桥梁。
名称
品牌 形式：企业符号
（企业 标识
概念） 内容：企业的知识、资本、资产、产品
知识、资本、资产、产品的全方位管理
品牌管理
知识、资本、资产、产品的同步管理
名牌：先进的企业概念
知名度
反映
名牌管理 资信度
美誉度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名牌是一个以知名度为主导、以资信度为核心、以美誉度为归宿的对称结构。知名度凝缩了资信度与美誉度。撇开知名度、资信度、美誉度的对称结构，仅仅从知名度看名牌，是名牌战略中的短视行为。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品牌有借牌与树牌，质量有绝对质量与相对质量。只有用创新保证质量，翅膀才能硬起来。名牌不是“名”牌，信誉才是资本。名牌必须配套，才有边际效益。良心能值多少钱，不要只看眼前。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名牌战略集中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企业经营管理中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和对称。产品的质量源于人的素质，如果人的素质不过关，不可能生产出好的质量的产品。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以人为中心和以质量为中心，二者是统一的。只有以人为中心，才能保证质量。只有以质量为中心，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顾客和员工都是人，所以说名牌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人的素质决定产品的质量，人的素质同产品的质量是对称的。质量和人是对称的，产品的质量首先是人的质量。人的质量首先是生产者的质量。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品牌本身也有质量，品牌的质量由产品的质量决定。生产产品的上一道工序和下一道工序之间，其质量也是对称的。质量是维护品牌生命的重要保证。市场上不少品牌由于质量不稳定，最后销声匿迹。品质与品牌共存，二者是对称的。一个环节质量不过关会影响到其他环节的质量。产品生产过程中，上一个程序的质量问题未解决，不得转入下一个程序。发现产品质量问题，宁肯停产整顿或全部返工，决不能自欺欺人。质量与程序是对称的。
效益是对称经济的“全息元” 。“效益”不同于“效率”。“效率”可以是线性发展观的产物，“效益”只能是对称发展的结果。效益是对称的产物。从企业微观层次来讲，权利与义务对等、贡献与索取对称的公平原则是提高企业效率的必要条件；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是结合各种“外部性”问题考虑的社会宏观层面的公平，同样是提高社会效益的必要条件。效益是对称的产物。没有对称——公平就没有效率。公平不是效率的补充，而是效率的前提；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需要。效益是对称的产物。人才只有贡献与索取对称，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这种对称是以市场为参照磨合出来的，没有固定的标准与模式。效益是对称的产物。经济就是通过使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资源优化配置，就是使人和人、人和事、事和事对称。只有对称，才有优化配置；只有优化配置，才能变废为宝，化劣为优，优势互补，实现价值的产生、再生、转化与最大化。只有对称，才能使资源优化配置转化为资源优化再生。经济就是通过使资源优化配置转为资源优化再生，实现生产力的发展、竞争力的提高、企业利润的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所以经济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从主客体对称到客体和客体的对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实现主客体对称为核心的经济结构的对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八）
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智慧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企业经营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构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如果说，以往的知识经济侧重人和自然的对称，以往的智慧侧重人和人的对称,那么智慧经济则是两者的统一,在突出创意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称——以人为中心的动态平衡关系。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资源优化配置是手段，资源优化再生是目的。只有资源优化再生才有生产力的真正发展。生产力不是要素，而是功能；不仅是部分的要素和结构的功能，而且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系统功能。从宏观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体制结构的对称产生生产力；从中观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对称产生生产力；从微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产生新经济增长点实现主体和客体的对称产生生产力。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相互关系，都不但要靠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来调节，而且要靠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舆论环境）及科学技术水平来调节，通过调节实现结构对称产生生产力。关系就是结构：要素的结构、属性的结构、关系的结构、功能的结构。生产力不但是结构的功能，而且本身也是结构：生产力是主体生产力和客体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力是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生产是现实生产力和创造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力是社会阻力和社会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智慧经济商品流通只是商品生产的一个环节，商品生产不能归结于商品流通； 商品生产只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方面，发展生产力不能归结于发展商品生产；物质生产力只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归结为发展物质生产力。智慧经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相互关系，都不但要靠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来调节，而且要靠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舆论环境）及科学技术水平来调节。政治制度调节是核心，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根本的因素。社会生产的各要素和相互关系都必须通过整个社会系统的协调才能发展。
生产力不仅是由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决定的，而且是由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者的物质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劳动者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教育等社会系统的一切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共同决定的。不是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通常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或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于生产力，而是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决定作用和反作用，它们是统一的社会有机体中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决定作用和反作用产生出来的整体功能即生产力。
生产力不是要素，而是功能，不仅是物质要素的功能，而且是人的要素的功能；不仅是要素的功能，而且是结构的功能；不仅是物的结构（工具和对象的关系）的功能，而且是人的结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功能；不仅是部分的要素和结构的功能，而且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系统功能。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看成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实际上是把生产关系看成生产力发展的容器、框架；虽然理论上承认生产力是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然而在实践上却往往以遵循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理由和借口，而人为地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只能在生产关系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甚至削足适履，人为地使生产力倒退而适应生产关系。
把生产力看成是层次范畴，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制约下的低层次的范畴，虽然理论上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然而确是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限制下来发展生产力，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看成是“相对稳定”的生产力发展的框架。在有利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把制度看成是绝对的、生产力的发展看成是相对的，在实践中往往是以牺牲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主体性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来维护社会制度，是削足适履。理论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服务生产力的结果，是生产力服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生产结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系统的生产关系；政治、思想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社会系统的生产关系结构，它们的整体功能就是生产力。
智慧经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归根结底是人的主体能力。要用深刻的，具有说服力的生产力理论作为旗帜，把社会广泛零散的社会动力因素组成社会动力系统，然后用这个社会动力系统去对付、摧毁社会阻力系统，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对称经济学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一起来研究，其中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统一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层面，生产力是这一系统的整体功能。对称经济学以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为研究对象，以提高这一系统的功能——生产力为目的。对称经济学探索人类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规律，通过优化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推动生产力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时俱进的生产关系结构——没有最好，没有更好，只有最适合——这就是对称。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原理，要求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和结构，包括经济模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必须不断改革，以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智慧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
反“全球化”既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化，也是反全球性的自由化，是全球化中民主与法制必须对称、全球化与主体性必须对称的朴实反映。现在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本质上不是反对作为经济发展趋向的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反全球化实质是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经济组织的干予，使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贫富差距、国内贫富差距，以有利于维护人权、民族主权。这是与时俱进的生产关系结构在全球范围的整合。
金融危机的根源：结构不对称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X（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的绝对分离＋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贷款膨胀=泡沫经济→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周期性金融危机。不能用静态的纯逻辑的方法分析金融危机，而应该把金融危机放到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找出隐藏在它背后的历史对称结构。金融体制改革的双向对称运动：共性化、个性化。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仅仅强调同国际惯例接轨，而应同国际潮流合拍，并争取后来居上，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对称。
与时俱进的产业关系结构：在智慧经济时代，粗放型经营已走到历史尽头。产业更新换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劳力密集型向资本、知识密集型转变，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尽可能便之升华为高新技术产业，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带动和促进我国由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相应地，由产品、资产运营向资本、知识运营转变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前一个必然是后一个必然的基础，后一个必然是前一个必然的保证。只有直接投融资，才能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技术、管理、制度基础。
体现对称经济发展方式的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危机，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在社会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有根本和非根本、决定和被决定的层次关系之分、重要和非重要之别，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行。如果人为地限制某些因素，抬高某些因素，都会破坏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平衡，或强制地在低程度上实现平衡，从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这已为我国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明。
把生产力看成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对改革成败关系极大。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只有把生产力看成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才能做到社会系统中各要素层次的有序发展，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否则，改革只能偏离方向，结果适得其反。
社会
对称 整体功能→生产力
系统
经济活动中的对称规律是必然存在的，但经济活动的规律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是智慧经济的前提，就好像自由恋爱是对称婚姻、幸福婚姻的基础一样。有没有自觉地按照对称规律开展经济活动，将决定经济活动的成败以及成效的大小、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
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的本质。人类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过程都存在着对称关系。其中，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关系是基本的对称关系，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经营和经济活动中的其它一切对称关系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对称经济，就是化不对称为对称、化消极对称为积极对称、化低层次对称为高层次对称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式，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用对策代替博弈取得效益的经营方式，就是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客体与客体的对称代替均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称经济是有序经济、双赢经济，是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的经济。对称了，企业就有效益，生产就会发展，社会就会进步，就好像贾宝玉和林黛玉结合就会幸福；不对称，企业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危机，生产就会停滞，社会就会落后，就好像贾宝玉和薛宝钗结婚，大家不欢而散。
经济活动的对称，归根到底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对称。其他一切具体的对称，如贡献与索取的对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对称、产品定位与营销手段的对称、知名度与资信度的对称等等，无一不是这一根本对称的具体体现。什么时候对称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做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企业就发展，否则就陷入困局。而摆脱困局，靠的也就是变不对称为对称。对称的程度——定位的深度---决定发展的速度。
经济的主体与客体是对称的。社会的公平与效益是对称的。市场的价值与价格是对称的。企业的无形与有形是对称的。管理的战略与细节是对称的。战略与细节的对称关系是企业对称管理的落脚点。
对称经济是结构经济。对称是经济的深层结构。对称经济在突出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重视结构的合理设计、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到战略与执行的一致,制度与团队的一致，使主体为中心与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与相对客体对称发展。
对称经济是规范经济。对称经济是竞争与规范的对称。规范是法律，是惯例，是商场中的游戏规则。规范以诚信为基础，诚信以规范为主导。只有诚信没有规范，老实人就要吃亏。只有规范没有诚信，只能助长灰色经营。
对称经济是公平经济。对称经济是公平与效益的对称。公平不是平均，公平是对称，是权利与义务、贡献与索取的统一。效益是对称的产物。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有效益。人在经济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经济规律可以认识，可以把握，可以自觉利用。生产力固然归根到底是产品生产力，但形成这个生产力的途径和过程，则不仅仅是靠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都会产生生产力，而且是巨大的生产力。
人类新的实践模式要求新的经济模式、管理模式与其对称。
经济困境的本质： 人类新的实践模式所要求的新的经济模式、管理模式同现有的经济模式、管理模式之间的不对称、不协调、碰撞、摩擦造成。企业困境的本质：企业中人和人、人和物的不对称、不协调、结构不合理，企业内外之间不和谐。
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经济关系的不对称：1.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不对称；2.价格调节与价值调节的不对称；3.生产和消费的不对称；4.生产发展的不对称：国内两大部类不对称，国际不对称、不平衡把生产力归结于物质生产力，又把物质生产力归结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物的要素，势必否认和忽视了人，否认和忽视了人是目的，否认和忽视了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把这样的生产力看成社会进步的尺度，必然为生产而生产，忽视生产的经济效益。其结果，就是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损害，并陷入恶性循环。
困境的本质是深层结构，是本；危机是末，是现象。所以，摆脱困境，不仅仅是通常的危机管理，而是模式转轨的二次创业。模式转轨的二次创业，就是由物质 精神的单向线性发展观转变为物质 精神的双向系统发展观。如果没有社会系统的协调有序，个别生产力的发展将有损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社会系统的协调有序，个别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个别生产单位，也只有把它们看成系统，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才有个别生产力的发展。
只有对称，才能使资源优化配置转化为资源优化再生。经济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 “全息元”，就是相关系统中所有信息的“集成板”；本身虽然也是系统的组成部分，然而却承载了整个系统的全部信息。“名牌”和“效益”，就是经济系统的“全息元”；前者是手段的“全息元”，后者是目的的“全息元”。
品牌就是对称经济的“全息元”。名牌经济，是以名牌为主导整合生产要素的生产方式，是以名牌为根本推动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经济形态；名牌战略，就是运用系统的创名牌的方法（如名牌五度空间模式）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是通过名牌对生产要素的整合与主导，实现知识对生产各要素的整合与主导。名牌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典型形态，是人类二次创业的必然产物，是知识经济整合传统经济、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升华的桥梁。
名称
品牌 形式：企业符号
（企业 标识
概念） 内容：企业的知识、资本、资产、产品
知识、资本、资产、产品的全方位管理
品牌管理
知识、资本、资产、产品的同步管理
名牌：先进的企业概念
知名度
反映
名牌管理 资信度
美誉度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名牌是一个以知名度为主导、以资信度为核心、以美誉度为归宿的对称结构。知名度凝缩了资信度与美誉度。撇开知名度、资信度、美誉度的对称结构，仅仅从知名度看名牌，是名牌战略中的短视行为。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品牌有借牌与树牌，质量有绝对质量与相对质量。只有用创新保证质量，翅膀才能硬起来。名牌不是“名”牌，信誉才是资本。名牌必须配套，才有边际效益。良心能值多少钱，不要只看眼前。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名牌战略集中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企业经营管理中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和对称。产品的质量源于人的素质，如果人的素质不过关，不可能生产出好的质量的产品。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以人为中心和以质量为中心，二者是统一的。只有以人为中心，才能保证质量。只有以质量为中心，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顾客和员工都是人，所以说名牌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人的素质决定产品的质量，人的素质同产品的质量是对称的。质量和人是对称的，产品的质量首先是人的质量。人的质量首先是生产者的质量。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品牌本身也有质量，品牌的质量由产品的质量决定。生产产品的上一道工序和下一道工序之间，其质量也是对称的。质量是维护品牌生命的重要保证。市场上不少品牌由于质量不稳定，最后销声匿迹。品质与品牌共存，二者是对称的。一个环节质量不过关会影响到其他环节的质量。产品生产过程中，上一个程序的质量问题未解决，不得转入下一个程序。发现产品质量问题，宁肯停产整顿或全部返工，决不能自欺欺人。质量与程序是对称的。
效益是对称经济的“全息元” 。“效益”不同于“效率”。“效率”可以是线性发展观的产物，“效益”只能是对称发展的结果。效益是对称的产物。从企业微观层次来讲，权利与义务对等、贡献与索取对称的公平原则是提高企业效率的必要条件；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是结合各种“外部性”问题考虑的社会宏观层面的公平，同样是提高社会效益的必要条件。效益是对称的产物。没有对称——公平就没有效率。公平不是效率的补充，而是效率的前提；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需要。效益是对称的产物。人才只有贡献与索取对称，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这种对称是以市场为参照磨合出来的，没有固定的标准与模式。效益是对称的产物。经济就是通过使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资源优化配置，就是使人和人、人和事、事和事对称。只有对称，才有优化配置；只有优化配置，才能变废为宝，化劣为优，优势互补，实现价值的产生、再生、转化与最大化。只有对称，才能使资源优化配置转化为资源优化再生。经济就是通过使资源优化配置转为资源优化再生，实现生产力的发展、竞争力的提高、企业利润的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所以经济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从主客体对称到客体和客体的对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实现主客体对称为核心的经济结构的对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创业工程——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七）
[ 2016/05/19 09:54 | by admin ]
2016/05/19 09:54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创业工程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七）
【提要】本文运用作者首创的“五度空间”的方法与模式，以作者首创的知识运营学为指导、以创业经济学为主导、以创业管理学为核心，顺应就业潮向创业潮转变的历史趋势，提出了建设创业工程的设想；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创业为基础的创业工程，实现了实践模式的转轨，为经济领域的主体性原则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创业者 创新 创造 创业 创业工程 创业精神 创业素质 创业型组织
知识运营既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人类二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二次创业，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人类二次创业，也包括微观层面的创业与二次创业。创业工程，是由创业者（个人与组织）为创造与再造事业与企业而自觉进行的有组织的经济活动。创业工程是系统工程。
针对我国目前就业的严峻形势，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我倡议，必须在我国发起和推动创业工程。根据我国的特点，体现知识运营的创业系统工程应由以下几个步骤组成：第一步：举办全国智慧经济与创业工程高层论坛，集思广益，探讨创业的规律、发展途径；第二步：创办大众创业出版社，编辑《大众创业》杂志，开通大众创业网站，从理论探讨、系统定位为创业工程鸣锣开道；第三步：举办创业教育，先举办创业培训班试点，培养创业工程管理人员，然后在学校普及创业管理课程；第四步：派出骨干教师在各大学、职校开设创业课程，普及创业知识，提高再就业人员特别是青年人的创业素质；第五步：创办中国创业学院及各省市分院，从学历与非学历教育方面培训创业工程管理与实践人员；第六步：用创业型教育模式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使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就业型教育向创业型教育转变，使社会的人才结构由就业型人才向创业型人才转变；第七步：建立创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八步：直接开发运作项目，创办实业，并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工程。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也是创业工程的核心和基础。创业工程是系统工程，它的宗旨：创业工程是新希望工程；方法：创新、创造、创业；方针：用创业精神建设创业工程；方案：用创业精神培植创业精神，用创业者带动创业者，用创业工程建设创业工程。
创业工程的理论基础是知识运营学、创业经济学和创业管理学。如果说，创业工程奠定了实践模式转轨的基础，那么知识运营学催化了科学范式的转换。创立知识运营学、创业经济学和创业管理学,对现有的创业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以作为创业系统工程的理论指导，既有必然性又有可能性；既符合创业精神，本身也是创业系统工程的先导部分。
创业管理学运用作者首创的“五度空间”的方法与模式，以作者首创的知识运营学为指导、以创业经济学为主导，顺应就业潮向创业潮转变的历史趋势，为管理学提出了全新的内涵，指出必须以MEA代替MBA作为管理学的主导模式，揭示了MEA同MBA的联系与区别，论证了MEA的科学体系与教学体系，实现了管理学的范式转换，为经济领域的主体性原则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
智慧经济的创业工程的主导是知识运营，核心是创业管理培训，落脚点是企业孵化。
MEA：培养知识运营的主体
MEA及其与MBA的联系与区别
MEA（Master of Enterprise Administration)，创业管理硕士。
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职业管理硕士。
(1) MEA与MBA的共同点：
两者都研究企业管理的规律，都要通过案例分析，提高学员企业管理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
(2) MEA与MBA的不同点：
Business的词义是职业， MBA词源学意义上是职业管理硕士；
Enterprise的词义是创业，MEA词源学意义上是创业管理硕士。
因此两者有本质的区别。MEA与MBA的具体区别：
①在理论背景方面：
MBA是典型的传统管理学，传统管理学的理论背景是传统经济学；MEA的理论背景是创业经济学。创业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在对象、性质、方法、结构、内容、功能、社会作用等方面都有本质的不同。从传统经济学到创业经济学是科学范式的转换，是经济科学发展的革命。
②在课程设置方面：
MBA主要是传统的管理学课程再加上案例分析；而MEA课程主要包括：创新管理学、创造管理学、创业管理学、创业工程学、创业经济学、企业家学、机会管理学等以创新为前提、以创业为基础、以机会管理为核心的新兴的学科系列。
③在理论内容方面：
以创业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MEA,同以传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MBA,两者所具体掌握的管理规律，在前提、层次、范围、目的、人在规律中的主体地位都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比后者更有创新性、创造性、系统性、全面性、可操作性。
④在培养目标方面：
MBA是培养职业经理人或以职业为老板的人，而MEA是培养企业家或以老板为职业的人。
⑤在教学方法方面：
MBA主要是案例分析，核心在规范管理技能。由于MBA学员的服务对象是已有的企业，限于条件，学员在学习期间所进行的案例分析本质上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MEA主要在于实务操作，核心在创业管理技能，因此学员在学习期间就必须通过实际的创业活动来掌握相关技能。
开设MEA课程的必要性：MEA通过建设创业学理论来指导创业工程。MEA通过转移MBA的视角、扩展MBA的视野、提升MBA的层次、深化MBA的内容，来提高它的认识与实务操作功能，以指导创业工程。
MEA通过培养企业家阶层来推动创业工程。我国目前最缺的是企业家阶层，并不是白领阶层。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这产生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是经济体制改革根本方向的偏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偏见有合理的因素，但由此产生了把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混为一谈的另一种偏见。实际上，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是当今时代经济体制发展的根本方向。相应地，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创业型企业家，即以老板为职业的人。它同职业经理人相比，层次更高，同时也必然拥有股权，这种股权的拥有不是以企业家的实物投人为依据，而是以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所付出的智力和机会成本为依据。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区别，类似首席执行官和总经理的区别。目前开设的与企业家相关的课程，基本上是把企业家定为职业经理人或总经理一类，不利于真正的企业家阶层的培养与形成。
MEA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来规范创业工程。创业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大量中小企业，在此基础上培育出来的人和企业的个性、创造性、主体性，形成的公平竞争的法律道德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企业一次创业与二次创业、保持企业活力、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基础。在二次创业时期，创业型组织是比学习型组织更高级、更有生命力的企业组织模式。
MEA通过指导、推动、规范创业工程，促进就业工程。创业——创造事业，既包含了创造企业，也包含了创造职业。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急剧转换，原有的“铁饭碗”观念已经被打破，大量的下岗员工、每年数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在新一轮的土地改革中解放出来的数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都面临着就业的重大选择：一是到别人的企业打工，二是自己创办企业。前者渠道有限，后者潜力无穷。MEA通过指导、规范和推动创业实践的发展，促使创业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规范创业前提下的普及创业，才能使各种资源得到直接的优化组合，实现高就业、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使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MEA通过指导、推动、规范创业工程，促进就业工程，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深厚的社会基础。
开设MEA课程的步骤：建设创业学学科群。创业学学科群，上面提到的七门课是主干。由于是科学范式的转换，由这主干来整合传统管理学，可以衍生创业学的各分支学科：一级的如创业知识运筹学、创业资本运筹学、创业资产运筹学、创业产品运筹学；二级的如创业战略管理学、创业组织行为学、创业名牌管理学，从而使创业管理学的科学殿堂更加丰富多彩。这是管理学发展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
先试点，后推广。由于公办院校体制僵化，民办院校体制灵活，可以先在若干民办院校开展MEA这一全新课程的试点教育，待成果得到社会承认后，其学位再争得教育部承认，然后再在公办院校及其他民办院校推广。
MEA由于适合社会更新潮、更深层、更广泛的需要，将势必成为社会最热门的学科，并逐步风行全球；而MEA教育也势必成为教育产业新的亮点。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七）
【提要】本文运用作者首创的“五度空间”的方法与模式，以作者首创的知识运营学为指导、以创业经济学为主导、以创业管理学为核心，顺应就业潮向创业潮转变的历史趋势，提出了建设创业工程的设想；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创业为基础的创业工程，实现了实践模式的转轨，为经济领域的主体性原则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创业者 创新 创造 创业 创业工程 创业精神 创业素质 创业型组织
知识运营既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人类二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二次创业，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人类二次创业，也包括微观层面的创业与二次创业。创业工程，是由创业者（个人与组织）为创造与再造事业与企业而自觉进行的有组织的经济活动。创业工程是系统工程。
针对我国目前就业的严峻形势，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我倡议，必须在我国发起和推动创业工程。根据我国的特点，体现知识运营的创业系统工程应由以下几个步骤组成：第一步：举办全国智慧经济与创业工程高层论坛，集思广益，探讨创业的规律、发展途径；第二步：创办大众创业出版社，编辑《大众创业》杂志，开通大众创业网站，从理论探讨、系统定位为创业工程鸣锣开道；第三步：举办创业教育，先举办创业培训班试点，培养创业工程管理人员，然后在学校普及创业管理课程；第四步：派出骨干教师在各大学、职校开设创业课程，普及创业知识，提高再就业人员特别是青年人的创业素质；第五步：创办中国创业学院及各省市分院，从学历与非学历教育方面培训创业工程管理与实践人员；第六步：用创业型教育模式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使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就业型教育向创业型教育转变，使社会的人才结构由就业型人才向创业型人才转变；第七步：建立创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八步：直接开发运作项目，创办实业，并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工程。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也是创业工程的核心和基础。创业工程是系统工程，它的宗旨：创业工程是新希望工程；方法：创新、创造、创业；方针：用创业精神建设创业工程；方案：用创业精神培植创业精神，用创业者带动创业者，用创业工程建设创业工程。
创业工程的理论基础是知识运营学、创业经济学和创业管理学。如果说，创业工程奠定了实践模式转轨的基础，那么知识运营学催化了科学范式的转换。创立知识运营学、创业经济学和创业管理学,对现有的创业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以作为创业系统工程的理论指导，既有必然性又有可能性；既符合创业精神，本身也是创业系统工程的先导部分。
创业管理学运用作者首创的“五度空间”的方法与模式，以作者首创的知识运营学为指导、以创业经济学为主导，顺应就业潮向创业潮转变的历史趋势，为管理学提出了全新的内涵，指出必须以MEA代替MBA作为管理学的主导模式，揭示了MEA同MBA的联系与区别，论证了MEA的科学体系与教学体系，实现了管理学的范式转换，为经济领域的主体性原则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
智慧经济的创业工程的主导是知识运营，核心是创业管理培训，落脚点是企业孵化。
MEA：培养知识运营的主体
MEA及其与MBA的联系与区别
MEA（Master of Enterprise Administration)，创业管理硕士。
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职业管理硕士。
(1) MEA与MBA的共同点：
两者都研究企业管理的规律，都要通过案例分析，提高学员企业管理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
(2) MEA与MBA的不同点：
Business的词义是职业， MBA词源学意义上是职业管理硕士；
Enterprise的词义是创业，MEA词源学意义上是创业管理硕士。
因此两者有本质的区别。MEA与MBA的具体区别：
①在理论背景方面：
MBA是典型的传统管理学，传统管理学的理论背景是传统经济学；MEA的理论背景是创业经济学。创业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在对象、性质、方法、结构、内容、功能、社会作用等方面都有本质的不同。从传统经济学到创业经济学是科学范式的转换，是经济科学发展的革命。
②在课程设置方面：
MBA主要是传统的管理学课程再加上案例分析；而MEA课程主要包括：创新管理学、创造管理学、创业管理学、创业工程学、创业经济学、企业家学、机会管理学等以创新为前提、以创业为基础、以机会管理为核心的新兴的学科系列。
③在理论内容方面：
以创业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MEA,同以传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MBA,两者所具体掌握的管理规律，在前提、层次、范围、目的、人在规律中的主体地位都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比后者更有创新性、创造性、系统性、全面性、可操作性。
④在培养目标方面：
MBA是培养职业经理人或以职业为老板的人，而MEA是培养企业家或以老板为职业的人。
⑤在教学方法方面：
MBA主要是案例分析，核心在规范管理技能。由于MBA学员的服务对象是已有的企业，限于条件，学员在学习期间所进行的案例分析本质上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MEA主要在于实务操作，核心在创业管理技能，因此学员在学习期间就必须通过实际的创业活动来掌握相关技能。
开设MEA课程的必要性：MEA通过建设创业学理论来指导创业工程。MEA通过转移MBA的视角、扩展MBA的视野、提升MBA的层次、深化MBA的内容，来提高它的认识与实务操作功能，以指导创业工程。
MEA通过培养企业家阶层来推动创业工程。我国目前最缺的是企业家阶层，并不是白领阶层。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这产生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是经济体制改革根本方向的偏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偏见有合理的因素，但由此产生了把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混为一谈的另一种偏见。实际上，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是当今时代经济体制发展的根本方向。相应地，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创业型企业家，即以老板为职业的人。它同职业经理人相比，层次更高，同时也必然拥有股权，这种股权的拥有不是以企业家的实物投人为依据，而是以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所付出的智力和机会成本为依据。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区别，类似首席执行官和总经理的区别。目前开设的与企业家相关的课程，基本上是把企业家定为职业经理人或总经理一类，不利于真正的企业家阶层的培养与形成。
MEA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来规范创业工程。创业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大量中小企业，在此基础上培育出来的人和企业的个性、创造性、主体性，形成的公平竞争的法律道德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企业一次创业与二次创业、保持企业活力、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基础。在二次创业时期，创业型组织是比学习型组织更高级、更有生命力的企业组织模式。
MEA通过指导、推动、规范创业工程，促进就业工程。创业——创造事业，既包含了创造企业，也包含了创造职业。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急剧转换，原有的“铁饭碗”观念已经被打破，大量的下岗员工、每年数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在新一轮的土地改革中解放出来的数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都面临着就业的重大选择：一是到别人的企业打工，二是自己创办企业。前者渠道有限，后者潜力无穷。MEA通过指导、规范和推动创业实践的发展，促使创业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规范创业前提下的普及创业，才能使各种资源得到直接的优化组合，实现高就业、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使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MEA通过指导、推动、规范创业工程，促进就业工程，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深厚的社会基础。
开设MEA课程的步骤：建设创业学学科群。创业学学科群，上面提到的七门课是主干。由于是科学范式的转换，由这主干来整合传统管理学，可以衍生创业学的各分支学科：一级的如创业知识运筹学、创业资本运筹学、创业资产运筹学、创业产品运筹学；二级的如创业战略管理学、创业组织行为学、创业名牌管理学，从而使创业管理学的科学殿堂更加丰富多彩。这是管理学发展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
先试点，后推广。由于公办院校体制僵化，民办院校体制灵活，可以先在若干民办院校开展MEA这一全新课程的试点教育，待成果得到社会承认后，其学位再争得教育部承认，然后再在公办院校及其他民办院校推广。
MEA由于适合社会更新潮、更深层、更广泛的需要，将势必成为社会最热门的学科，并逐步风行全球；而MEA教育也势必成为教育产业新的亮点。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对称文化经济——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六）
[ 2016/05/19 09:52 | by admin ]
2016/05/19 09:52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对称文化经济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六）
传统经济是文明经济，智慧经济是文化经济。传统经济学是文明的经济学，智慧经济学是文化的经济学。
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
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文明。
文化制约和定位文明；相对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来讲，作为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由于它的系统性、整体性、跨学科性质，也应该用文化来定位，才能解决在具体经济问题上的各种各样的纷争。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方法说明：边际分析方法本质上是价值分析方法，它同价格经济学不兼容。在价格经济学中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是价格经济学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否自觉，经济学都是一种文化；而以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以价格经济学为框架容不下福利经济学，也就难以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完整解释。
作为文化理性的经济学同伦理学是统一的，作为科学理性的经济学同伦理学是对立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经济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区别，就是文化与文明的区别。经济学之所以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式与实证性的统一，就在于它是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一门科学。科学是文明，经济学与哲学都是文化。文化与科学的差异，经济学定位于文化与定位于科学，是对称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一切差别的根源。
迄今为止，能称为文化的学问有：
哲学
宗教
经济学
管理学
纵深科学
社会工程学
复杂系统性科学
文学艺术
文化的的本质特征及其与文明的本质区别：
系统性：从要素来看是文明；从系统来看是文化。个人主义是文明，团队精神是文化。“天人相分”是文明，“天人合一”是文化。宗教之所以能被主流社会接受，就是因为它的系统性，使之成为一种文化；而如果拆开来，从各个部分着眼，宗教就可能流于迷信。迷信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可以称之为文明，但迷信绝对不可以称之为文化。
整体性：从局部来看，是文明；从整体来看，是文化。针灸是文明，西医是文明，中医是文化。所谓福利经济学就是文化经济学。在福利经济学看来理性的，在货币经济学看来非理性；前者包容后者。
深层性：从易逝性、流变性来看是文明，从稳定性、不变性来看是文化。文明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所谓文化中的糟粕只是随时空条件变化而被淘汰的“文明”。而文化则是文明中的深层结构。在大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舍己救人的行为，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会因为经济转型、制度更替而变化。在这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是文明，民族精神是文化。
主体性：文明是名词，文化是动词。从静态来看，是文明；从动态来看，是文化。从客体来看，是文明；从主体来看，是文化。从主体活动成果来看，是文明；从这些成果中渗透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来看，是文化。建筑物是文明，但不同民族的不同建筑风格、不同质量标准，体现了不同民族的信仰、理念，则是文化。汽车是文明；环保汽车，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理念是文化。
传承性：能在人类世代更替中传承下来的是文化，不断被新陈代谢的是文明。
价值性：金钱是文明，道德是文化；价格是文明，价值是文化。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是文明市场经济，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是文化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文化的市场经济。
从主流经济学家所谓“大地震后灾区重建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理论来看，GDP增长与财产增长、经济增长是两个概念。GDP增长以及把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提倡增产节约、把财产增长看成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化。货币经济学是文明、幸福经济学是文化。“世界工厂论”是文明，“重新洗牌论”、“后来居上论”是文化。西方哲学是文明，东方哲学是文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文明，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文化。西方经济学是文明，对称经济学是文化。货币GDP是文明，财富GDP、绿色GDP、社会GDP是文化。在国民核算体系中，要用文化GDP代替货币GDP；而所谓战争、大灾难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而不是文化经济学。我们不否认传统GDP理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但要指导一国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绝不能仅靠传统货币GDP理论，而要靠文化GDP理论。
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如果认为文化只是精神文明，那实际上是割裂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文化系统中的有机统一，社会的文化成了残缺不全的东西。这是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是完全同步的，但也不是割裂的。在和外来文化的某个因素发生影响时，也不会造成二者的各自完全独立的发展，而是基本协调、大体同步、平衡发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是相对应的。所谓落后的物质文明、先进的精神文明，先进的物质文明和落后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中某一部分先进、某一部分落后，只能是自欺欺人，既违背了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理论，又不符合客观事实。精神文明的相对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离不开特定社会系统的有机整体中其他要素的相互制约。
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表面上是空间地域上的，本质上是时间上的。从东方文化到西方文化，是文化上的时间连续关系。只能从这个出发点来理解对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西方文化本身就是对东方文化的扬弃，因此对东西方文化的扬弃不是横向的凑合，而是纵向的综合。在信息时代，只要思想方法得当，并不排除出现比西方文化更高的东方文化，但这不是对东方旧文化的肯定，而是否定之否定。西方文化是对东方文化的否定，新的更高的文化是对西方文化的否定，但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复到东方旧文化。应从时间的差别来理解空间差别。
只有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而没有独立的并行不悖的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只能从属于人类文化发展规律。在一般、整体规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特殊、部分规律，受一般、整体规律的制约。
中国和西方的主体意识的时间差别，就是这样通过空间差别表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的空间差别正体现了两种文化发展的时间上的不同阶段。
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法人制度、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发挥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己重放光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多元化是认识发展、真理发展、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规律，任何文化专制主义都不可能做到文化一元化。经院哲学内部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内部各种观点和派别之争，都曲折地体现了多元化，说明一元化不可能。政治上也不可能绝对专制：数不清的阴谋和政变说明了这一点。文化上的多元化和政治上的多元化是互为前提的，只有自觉自发之分，没有一元多元之别。为了避免动荡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必须用自觉的多元化代替自发的多元化。多元和一元对经济社会的促进或阻碍作用除了表现在社会发展的量变时期，而且表现在社会变革的质变时期，这就是专制和民主社会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别的根本原因所在。
文化与文化观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为客体主义（唯科学主义）、主体主义以及对二者的扬弃三大派别。这三大派别体现了文化与文化观发展的三大阶段。
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高于一切，可以不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能根据西方发达、中国落后的客观事实，而盲目地一概排斥和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在对二者的扬弃、综合中实现时间上的超越和层次上的升华。
当我们把文化看成动词而不是名词，那么经济化的文化或文化经济就是智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宏观的智慧经济。中华文化史，就是一部智慧经济的发展史。智慧经济是对称经济的主导，文化经济是智慧经济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史作为智慧经济发展史可以进行系统化整合。智慧经济为整合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解释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用智慧经济、文化经济的角度定位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就是对称经济，
中国式经济就是立足中国本土、具备中国特色、同时又通过转型和融合体现人类经济整体走向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与对称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作为对称经济的中国式经济就是21世纪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式经济。
以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易经对称辩证法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对称文化，中国经济最大的特色是对称经济。前者决定后者。对称文化：天与人、义与利、道与德、理与气、名与实、形上与形下。对称经济：民主与法制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称、个人与企业的对称、民间与政府的对称、城市化与反城市化的对称、自由和法制的对称、个体与整体的对称。
中国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易经对称辩证法思想中所蕴含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对于建立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经济模式有着先天的优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奠定了经济学形而上学——对称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称哲学，则奠定了对称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对称经济学，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理论依据；以对称的经济发展观为指导，可以形成对称管理学、建构对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优势之所以能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产生出五度空间的、对称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哲学的、经济学的、管理学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并带动制度的、管理的、技术的、产业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可以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中国经济之所以是对称经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称文化。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可能后来居上，是因为中国经济是对称经济。
思维方式创新
哲学创新 哲学后来居上
哲学范式创新
带动
经济学创新 经济学后来居上
管理学创新 管理学后来居上
制度创新 制度后来居上
知识创新 知识后来居上
科学创新 科学后来居上
技术创新 技术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知识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信息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服务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传统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于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如果说，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线性科学的发展以“天人相分”的西方思维方式为基础，那么以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则必须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对称思维方式为前提。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
中国经济学，就是立足中国本土、具备中国特色、同时又通过转型和融合体现人类经济整体走向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与对称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一元与多元相统一、通过多元体现一元的经济学。中国式经济就是21世纪的世界式经济。“中国式经济学”是“中国式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升华，“中国式管理”是“中国式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与应用。中国的对称文化，是对称经济与对称管理的源头，也是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能后来居上的文化底蕴。
如果说对称文化决定对称经济，那么对称经济决定中国经济是主体经济。对称经济：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
人的本质是社会主体。人的本性是人的主体性。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与本质属性的展开。社会关系（物质的精神的）应该有利于人的主体性的展开。如果社会关系不利于人的主体性，甚至催化人的负主体性，那么这个社会关系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科学设计的制度就是有利于人的主体性展开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就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是否有利于人的主体性发展，是衡量社会制度好坏的直接标准。渐进性改革的“渐进”仅仅着眼于产权私有化的逐步进展，是线性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看渐进性改革是人的主体性逐步培植的过程，而产权明确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从产权明确到人和企业的主体性提高必须以创业为必要的环节。因此，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着眼点是创业工程，含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通过二次创业培育国有企业的主体性。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是民主与法制，通过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培育我国国民的主体性。
人格平等不仅体现在个人之间，而且体现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其中，个人与个人、国与国的平等问题似乎已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问题，似乎成了被平等遗忘的角落。实际上，“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民族的平等问题，在个人和国家的平等问题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完整的市场体系不可跨越的中间环节。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际和谐、国际和谐，而且是族际和谐；这种和谐是建立在平等前提下的优势互补、双赢合作的基础上。
市场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而是通过贸易，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的过程。因此，国际间的自由贸易是必要的，但不能排除必要的贸易保护，以保护、提升民族工业。要素禀赋、自由贸易，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洗牌论”的理论依据。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市场是平面二维的，后者认为市场是立体的、五度空间的。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不是也不应该是国际分工的结果。通过国际贸易不是弱化而是强化我国自己的经济主体性。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
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主流经济学用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主体性，用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世界工厂论来单向定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只会使中国经济在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波动中处于危险的境地。
增长经济学以“核心竞争力”为核心概念，发展经济学以“经济主体性”为核心概念。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民族的与企业的经济主体性为代价，那么其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的货币升值就会使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就会引发国内经济不景气，那只能说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问题。一个国家形成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企业的目标是利润；对于数字经济学来讲，国家只是放大的企业，宏观经济只是放大的微观经济，因而国家的目标是GDP增长。在他们看来，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几千亿人民币的损失，国家财政拿出几百亿来重建，不是中国人民财富的损失，而是为GDP增长带来机会的大好事。这种扭曲的、宏观经济微观化的 “破窗”经济学固然可以作为企业的指导，但作为政府绝对不可以随鸡起舞。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增长方式、建立经济结构的最高指导思想。
全球化对不发展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象我们这样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应该包括创新——创造——创业机制畅通灵活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系、核心技术保密体系、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以及为建立这样的体系所必须的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先天的比较优势，也不是反“全球化”。如果不是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那么就无从理解企业主体、区域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能理解国际经济关系、区际经济关系。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就不能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而必须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全球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把贫富两极分化从国内扩大到全球；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和霸权主义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配置经济学的价格机制一元化是西方价值一元化和把经济全球化演变成世界单极化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工具。
主体也是要素，而且是更重要的要素。分两方面：个人主体和企业主体。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潮，使这两方面的主体性大大增强，应该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结构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对人的主体性的导向和催化来实现的，因为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苏东“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欠缺创业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主体。殖民主义的要害与危害，就是摧垮我国民族的主体性。如果说，近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抢占地盘，现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经济侵略，那么当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对我国的经济文化统治。
反“全球化”既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化，也是反全球性的自由化，是全球化中民主与法制必须对称、全球化与主体性必须对称的朴实反映。全球化不是无政府化，也不是全盘西化。因此，现在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本质上不是反对作为经济发展趋向的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现有全球化实质是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反全球化实质是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经济组织的干予，使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贫富差距、国内贫富差距，更有利于维护人权、民族主权。“全球化”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
要素禀赋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
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要靠提升要素禀赋。提升要素禀赋使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微观体现。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国际贸易观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象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
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西方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歇尔、俄林、萨谬尔森等人的建立在“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只适合于工业经济时期。在人类创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要素禀赋、同一种文化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为前提；而以相对论、量子为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恰恰需要以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框架。在工业经济时代，也许东部平原地带更适合车水马龙；在生态创业时期，也许人们更需要西部山区的郁郁葱葱。我国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并非只能通过出口产品价格低廉来体现；植树造林、开发荒地也许更能产生生态生产力。“竞争力”这个时髦概念出现于自由竞争时期；然而就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而言，“生产力”是个更重要的概念。以竞争力为核心，价格举足轻重；以生产力为窠臼，人的数量与质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
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要靠模式转轨。模式转轨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宏观展开。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中华文明都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人类文明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型系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主体性，或有主体性而不参与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处于同全球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从而实现能量、信息、物质的交流与再生。而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主体性，使之在经济全球化中，使自己处于同经济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中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而实现跳跃式且可持续发展。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固有的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优势，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神优势。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发挥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己重放光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本土化、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也是对称的。区域化也是一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区域化中得以展现。大中华经济圈使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得以有机结合，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华民族得以再次腾飞。区域优势是什么，配置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也有不同的解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区域优势是要素概念；所谓区域优势，就是从诸如人口、资源、成本等要素考虑的区域比较优势；其定位是纯客体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区域优势是结构概念；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其定位是主客体的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互补性强，经过协调就可以门类齐全、结构完整、化劣为优；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秉持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时间结构优势。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区域优势就是通过时间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用空间结构优势提升时间结构优势。
根据五度空间理论，国际化首先是层次概念，然后才是空间概念，而空间概念也是层次概念的延伸。国际化的层次和空间是对称的。信息时代，地球是一个地球村，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一个角落之间，都是鸡犬之声相闻的邻里关系。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大企业都必须制定国际化战略，但国际化不一定要走出国门，在国内也可以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与经营模式，必须与信息时代相对应。企业国际化竞争必须立足本土，国内优先，迂回进击，避实就虚，抢占空白点，占领制高点。我国应对国际化竞争，就是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以国内市场为中心同国际市场的对称关系；这个关系是具体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具体的方案。
国际化要讲究策略。要以弱胜强，必须以智取胜。这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客观现实的对称。国际化即使走出国门也必须入乡随俗，实现人的观念、目标、习惯、行为方式和当地环境的对称。没有国际化，也就无所谓本土化；但没有本土化也不能实现国际化。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对称的。从经济圈到经济共同体再到经济体，是一个主体性、系统性从弱到强、由低向高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过程的必要的环节。
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经济圈（经济区）与共同体，都不具备大中华经济圈这样的由于对称性、互补性、典型性而构成的系统性，因而大中华经济圈建成为经济体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完全可以把大中华经济圈建设成大中华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区域经济体，并以此定位进行大中化经济体的系统工程建设。
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流中的平衡熵增机制、负“外部性”的输出输入行为以及高交易成本，通过发展中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将转变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循环经济系统，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区域化中得以扬弃，使大中华经济圈面积辽阔发展不平衡由劣势转变为优势，使中华民族的先天化势与后天优势得以有机结合，从而使大中华经济圈的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华民族得以再次腾飞。实际上，大中华经济圈具备经济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发达地区（港、奥、台、东部地区）与落后的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禀赋特点，中华民族的感情纽带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相联结，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的缩影。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用对称经济定位具有立体结构的大中华区域经济，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变劣势为优势，碰撞出原子核裂变级数的生产力。大中华经济圈，拥有任何一个国家（如美日）和任何一个区域联盟体（如欧盟，东盟）都不具备的“对称型结构生产潜力”。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六）
传统经济是文明经济，智慧经济是文化经济。传统经济学是文明的经济学，智慧经济学是文化的经济学。
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
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文明。
文化制约和定位文明；相对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来讲，作为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由于它的系统性、整体性、跨学科性质，也应该用文化来定位，才能解决在具体经济问题上的各种各样的纷争。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方法说明：边际分析方法本质上是价值分析方法，它同价格经济学不兼容。在价格经济学中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是价格经济学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否自觉，经济学都是一种文化；而以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以价格经济学为框架容不下福利经济学，也就难以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完整解释。
作为文化理性的经济学同伦理学是统一的，作为科学理性的经济学同伦理学是对立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经济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区别，就是文化与文明的区别。经济学之所以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式与实证性的统一，就在于它是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一门科学。科学是文明，经济学与哲学都是文化。文化与科学的差异，经济学定位于文化与定位于科学，是对称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一切差别的根源。
迄今为止，能称为文化的学问有：
哲学
宗教
经济学
管理学
纵深科学
社会工程学
复杂系统性科学
文学艺术
文化的的本质特征及其与文明的本质区别：
系统性：从要素来看是文明；从系统来看是文化。个人主义是文明，团队精神是文化。“天人相分”是文明，“天人合一”是文化。宗教之所以能被主流社会接受，就是因为它的系统性，使之成为一种文化；而如果拆开来，从各个部分着眼，宗教就可能流于迷信。迷信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可以称之为文明，但迷信绝对不可以称之为文化。
整体性：从局部来看，是文明；从整体来看，是文化。针灸是文明，西医是文明，中医是文化。所谓福利经济学就是文化经济学。在福利经济学看来理性的，在货币经济学看来非理性；前者包容后者。
深层性：从易逝性、流变性来看是文明，从稳定性、不变性来看是文化。文明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所谓文化中的糟粕只是随时空条件变化而被淘汰的“文明”。而文化则是文明中的深层结构。在大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舍己救人的行为，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会因为经济转型、制度更替而变化。在这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是文明，民族精神是文化。
主体性：文明是名词，文化是动词。从静态来看，是文明；从动态来看，是文化。从客体来看，是文明；从主体来看，是文化。从主体活动成果来看，是文明；从这些成果中渗透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来看，是文化。建筑物是文明，但不同民族的不同建筑风格、不同质量标准，体现了不同民族的信仰、理念，则是文化。汽车是文明；环保汽车，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理念是文化。
传承性：能在人类世代更替中传承下来的是文化，不断被新陈代谢的是文明。
价值性：金钱是文明，道德是文化；价格是文明，价值是文化。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是文明市场经济，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是文化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文化的市场经济。
从主流经济学家所谓“大地震后灾区重建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理论来看，GDP增长与财产增长、经济增长是两个概念。GDP增长以及把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提倡增产节约、把财产增长看成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化。货币经济学是文明、幸福经济学是文化。“世界工厂论”是文明，“重新洗牌论”、“后来居上论”是文化。西方哲学是文明，东方哲学是文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文明，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文化。西方经济学是文明，对称经济学是文化。货币GDP是文明，财富GDP、绿色GDP、社会GDP是文化。在国民核算体系中，要用文化GDP代替货币GDP；而所谓战争、大灾难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而不是文化经济学。我们不否认传统GDP理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但要指导一国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绝不能仅靠传统货币GDP理论，而要靠文化GDP理论。
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如果认为文化只是精神文明，那实际上是割裂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文化系统中的有机统一，社会的文化成了残缺不全的东西。这是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是完全同步的，但也不是割裂的。在和外来文化的某个因素发生影响时，也不会造成二者的各自完全独立的发展，而是基本协调、大体同步、平衡发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是相对应的。所谓落后的物质文明、先进的精神文明，先进的物质文明和落后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中某一部分先进、某一部分落后，只能是自欺欺人，既违背了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理论，又不符合客观事实。精神文明的相对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离不开特定社会系统的有机整体中其他要素的相互制约。
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表面上是空间地域上的，本质上是时间上的。从东方文化到西方文化，是文化上的时间连续关系。只能从这个出发点来理解对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西方文化本身就是对东方文化的扬弃，因此对东西方文化的扬弃不是横向的凑合，而是纵向的综合。在信息时代，只要思想方法得当，并不排除出现比西方文化更高的东方文化，但这不是对东方旧文化的肯定，而是否定之否定。西方文化是对东方文化的否定，新的更高的文化是对西方文化的否定，但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复到东方旧文化。应从时间的差别来理解空间差别。
只有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而没有独立的并行不悖的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只能从属于人类文化发展规律。在一般、整体规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特殊、部分规律，受一般、整体规律的制约。
中国和西方的主体意识的时间差别，就是这样通过空间差别表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的空间差别正体现了两种文化发展的时间上的不同阶段。
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法人制度、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发挥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己重放光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多元化是认识发展、真理发展、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规律，任何文化专制主义都不可能做到文化一元化。经院哲学内部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内部各种观点和派别之争，都曲折地体现了多元化，说明一元化不可能。政治上也不可能绝对专制：数不清的阴谋和政变说明了这一点。文化上的多元化和政治上的多元化是互为前提的，只有自觉自发之分，没有一元多元之别。为了避免动荡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必须用自觉的多元化代替自发的多元化。多元和一元对经济社会的促进或阻碍作用除了表现在社会发展的量变时期，而且表现在社会变革的质变时期，这就是专制和民主社会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别的根本原因所在。
文化与文化观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为客体主义（唯科学主义）、主体主义以及对二者的扬弃三大派别。这三大派别体现了文化与文化观发展的三大阶段。
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高于一切，可以不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能根据西方发达、中国落后的客观事实，而盲目地一概排斥和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在对二者的扬弃、综合中实现时间上的超越和层次上的升华。
当我们把文化看成动词而不是名词，那么经济化的文化或文化经济就是智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宏观的智慧经济。中华文化史，就是一部智慧经济的发展史。智慧经济是对称经济的主导，文化经济是智慧经济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史作为智慧经济发展史可以进行系统化整合。智慧经济为整合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解释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用智慧经济、文化经济的角度定位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就是对称经济，
中国式经济就是立足中国本土、具备中国特色、同时又通过转型和融合体现人类经济整体走向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与对称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作为对称经济的中国式经济就是21世纪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式经济。
以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易经对称辩证法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对称文化，中国经济最大的特色是对称经济。前者决定后者。对称文化：天与人、义与利、道与德、理与气、名与实、形上与形下。对称经济：民主与法制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称、个人与企业的对称、民间与政府的对称、城市化与反城市化的对称、自由和法制的对称、个体与整体的对称。
中国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易经对称辩证法思想中所蕴含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对于建立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经济模式有着先天的优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奠定了经济学形而上学——对称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称哲学，则奠定了对称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对称经济学，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理论依据；以对称的经济发展观为指导，可以形成对称管理学、建构对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优势之所以能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产生出五度空间的、对称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哲学的、经济学的、管理学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并带动制度的、管理的、技术的、产业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可以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中国经济之所以是对称经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称文化。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可能后来居上，是因为中国经济是对称经济。
思维方式创新
哲学创新 哲学后来居上
哲学范式创新
带动
经济学创新 经济学后来居上
管理学创新 管理学后来居上
制度创新 制度后来居上
知识创新 知识后来居上
科学创新 科学后来居上
技术创新 技术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知识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信息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服务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传统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于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如果说，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线性科学的发展以“天人相分”的西方思维方式为基础，那么以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则必须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对称思维方式为前提。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
中国经济学，就是立足中国本土、具备中国特色、同时又通过转型和融合体现人类经济整体走向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与对称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一元与多元相统一、通过多元体现一元的经济学。中国式经济就是21世纪的世界式经济。“中国式经济学”是“中国式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升华，“中国式管理”是“中国式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与应用。中国的对称文化，是对称经济与对称管理的源头，也是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能后来居上的文化底蕴。
如果说对称文化决定对称经济，那么对称经济决定中国经济是主体经济。对称经济：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
人的本质是社会主体。人的本性是人的主体性。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与本质属性的展开。社会关系（物质的精神的）应该有利于人的主体性的展开。如果社会关系不利于人的主体性，甚至催化人的负主体性，那么这个社会关系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科学设计的制度就是有利于人的主体性展开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就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是否有利于人的主体性发展，是衡量社会制度好坏的直接标准。渐进性改革的“渐进”仅仅着眼于产权私有化的逐步进展，是线性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看渐进性改革是人的主体性逐步培植的过程，而产权明确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从产权明确到人和企业的主体性提高必须以创业为必要的环节。因此，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着眼点是创业工程，含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通过二次创业培育国有企业的主体性。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是民主与法制，通过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培育我国国民的主体性。
人格平等不仅体现在个人之间，而且体现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其中，个人与个人、国与国的平等问题似乎已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问题，似乎成了被平等遗忘的角落。实际上，“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民族的平等问题，在个人和国家的平等问题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完整的市场体系不可跨越的中间环节。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际和谐、国际和谐，而且是族际和谐；这种和谐是建立在平等前提下的优势互补、双赢合作的基础上。
市场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而是通过贸易，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的过程。因此，国际间的自由贸易是必要的，但不能排除必要的贸易保护，以保护、提升民族工业。要素禀赋、自由贸易，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洗牌论”的理论依据。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市场是平面二维的，后者认为市场是立体的、五度空间的。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不是也不应该是国际分工的结果。通过国际贸易不是弱化而是强化我国自己的经济主体性。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
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主流经济学用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主体性，用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世界工厂论来单向定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只会使中国经济在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波动中处于危险的境地。
增长经济学以“核心竞争力”为核心概念，发展经济学以“经济主体性”为核心概念。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民族的与企业的经济主体性为代价，那么其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的货币升值就会使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就会引发国内经济不景气，那只能说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问题。一个国家形成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企业的目标是利润；对于数字经济学来讲，国家只是放大的企业，宏观经济只是放大的微观经济，因而国家的目标是GDP增长。在他们看来，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几千亿人民币的损失，国家财政拿出几百亿来重建，不是中国人民财富的损失，而是为GDP增长带来机会的大好事。这种扭曲的、宏观经济微观化的 “破窗”经济学固然可以作为企业的指导，但作为政府绝对不可以随鸡起舞。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增长方式、建立经济结构的最高指导思想。
全球化对不发展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象我们这样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应该包括创新——创造——创业机制畅通灵活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系、核心技术保密体系、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以及为建立这样的体系所必须的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先天的比较优势，也不是反“全球化”。如果不是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那么就无从理解企业主体、区域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能理解国际经济关系、区际经济关系。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就不能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而必须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全球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把贫富两极分化从国内扩大到全球；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和霸权主义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配置经济学的价格机制一元化是西方价值一元化和把经济全球化演变成世界单极化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工具。
主体也是要素，而且是更重要的要素。分两方面：个人主体和企业主体。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潮，使这两方面的主体性大大增强，应该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结构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对人的主体性的导向和催化来实现的，因为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苏东“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欠缺创业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主体。殖民主义的要害与危害，就是摧垮我国民族的主体性。如果说，近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抢占地盘，现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经济侵略，那么当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对我国的经济文化统治。
反“全球化”既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化，也是反全球性的自由化，是全球化中民主与法制必须对称、全球化与主体性必须对称的朴实反映。全球化不是无政府化，也不是全盘西化。因此，现在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本质上不是反对作为经济发展趋向的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现有全球化实质是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反全球化实质是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经济组织的干予，使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贫富差距、国内贫富差距，更有利于维护人权、民族主权。“全球化”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
要素禀赋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
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要靠提升要素禀赋。提升要素禀赋使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微观体现。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国际贸易观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象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
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西方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歇尔、俄林、萨谬尔森等人的建立在“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只适合于工业经济时期。在人类创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要素禀赋、同一种文化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为前提；而以相对论、量子为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恰恰需要以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框架。在工业经济时代，也许东部平原地带更适合车水马龙；在生态创业时期，也许人们更需要西部山区的郁郁葱葱。我国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并非只能通过出口产品价格低廉来体现；植树造林、开发荒地也许更能产生生态生产力。“竞争力”这个时髦概念出现于自由竞争时期；然而就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而言，“生产力”是个更重要的概念。以竞争力为核心，价格举足轻重；以生产力为窠臼，人的数量与质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
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要靠模式转轨。模式转轨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宏观展开。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中华文明都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人类文明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型系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主体性，或有主体性而不参与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处于同全球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从而实现能量、信息、物质的交流与再生。而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主体性，使之在经济全球化中，使自己处于同经济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中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而实现跳跃式且可持续发展。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固有的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优势，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神优势。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发挥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己重放光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本土化、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也是对称的。区域化也是一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区域化中得以展现。大中华经济圈使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得以有机结合，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华民族得以再次腾飞。区域优势是什么，配置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也有不同的解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区域优势是要素概念；所谓区域优势，就是从诸如人口、资源、成本等要素考虑的区域比较优势；其定位是纯客体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区域优势是结构概念；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其定位是主客体的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互补性强，经过协调就可以门类齐全、结构完整、化劣为优；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秉持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时间结构优势。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区域优势就是通过时间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用空间结构优势提升时间结构优势。
根据五度空间理论，国际化首先是层次概念，然后才是空间概念，而空间概念也是层次概念的延伸。国际化的层次和空间是对称的。信息时代，地球是一个地球村，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一个角落之间，都是鸡犬之声相闻的邻里关系。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大企业都必须制定国际化战略，但国际化不一定要走出国门，在国内也可以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与经营模式，必须与信息时代相对应。企业国际化竞争必须立足本土，国内优先，迂回进击，避实就虚，抢占空白点，占领制高点。我国应对国际化竞争，就是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以国内市场为中心同国际市场的对称关系；这个关系是具体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具体的方案。
国际化要讲究策略。要以弱胜强，必须以智取胜。这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客观现实的对称。国际化即使走出国门也必须入乡随俗，实现人的观念、目标、习惯、行为方式和当地环境的对称。没有国际化，也就无所谓本土化；但没有本土化也不能实现国际化。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对称的。从经济圈到经济共同体再到经济体，是一个主体性、系统性从弱到强、由低向高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过程的必要的环节。
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经济圈（经济区）与共同体，都不具备大中华经济圈这样的由于对称性、互补性、典型性而构成的系统性，因而大中华经济圈建成为经济体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完全可以把大中华经济圈建设成大中华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区域经济体，并以此定位进行大中化经济体的系统工程建设。
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流中的平衡熵增机制、负“外部性”的输出输入行为以及高交易成本，通过发展中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将转变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循环经济系统，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区域化中得以扬弃，使大中华经济圈面积辽阔发展不平衡由劣势转变为优势，使中华民族的先天化势与后天优势得以有机结合，从而使大中华经济圈的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华民族得以再次腾飞。实际上，大中华经济圈具备经济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发达地区（港、奥、台、东部地区）与落后的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禀赋特点，中华民族的感情纽带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相联结，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的缩影。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用对称经济定位具有立体结构的大中华区域经济，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变劣势为优势，碰撞出原子核裂变级数的生产力。大中华经济圈，拥有任何一个国家（如美日）和任何一个区域联盟体（如欧盟，东盟）都不具备的“对称型结构生产潜力”。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