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
2014/12/09 15:06 | by admin ]
2014/12/09 15:06 | by admin ]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与实践可操作性。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造成严重两极分化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都是缺乏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表现，都会造成信仰危机，使执政党失去党心、国心、民心，失去民族凝聚力，再次形成国家内忧外患的局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正”，就是规律，就是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科学理论组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模型与实践模式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与现实可操作性，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与制度建设进入成熟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她的综合性，与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她的操作性与制度设计，与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对政府行为的制度设计。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我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得以统一，就必须从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性质、宗旨方面作根本的改变，建立全新的经济学范式。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在于以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从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到对称经济学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必然产物；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对称本质、对称规律得以充分展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使哲学科学化与经济学科学化统一起来的契机，是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生开辟道路、使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偶然性。对称哲学就是当今时代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使经济学真正实现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化，只有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像通往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但罗马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概念不明确，会使人失去明确的目标，导致无所适从；过分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把各种不符合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现象以“特色”为名而披上社会主义外衣大行其道，从而失去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理想，失去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的明确目标，使“中国梦”的实现失去着力点与人民的支持。无论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由还是以“中国特色”为名否定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不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改革开放的方向而是把改革开放本身当做方向，从而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资本原始积累走资本主义道路形成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都会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导致信仰危机，而信仰危机就是“中国梦”危机、民心危机、民族凝聚力危机、共产党执政危机。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就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中国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并未建成，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遍地、反腐越反越腐、没有任何正义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靠官商勾结官富民穷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低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如果只有规范性没有实证性，或只有实证性没有规范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无法统一。如果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在此过程中形成两极分化，在产生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的同时绝大多数老百姓原有的合法权益以改革为由被剥夺而陷于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陷于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生不起孩子、打不赢官司、扳不动贪官、有冤无处伸、被维稳被和谐上访被当精神病、无法享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困境，以致民心涣散、军心涣散、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降低，用“韬光养晦”“留给下一代来解决”来掩盖自己在国际交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的软弱无能，那么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对立的，这个对立不会因为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签而掩盖，也不会因为GDO总量与人均GDP数量的提高而抹杀。这种和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对立的“市场经济”不是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幻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建成，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实践可操作性，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就无法确立。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也没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别，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实现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之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理论、一般原则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不仅成为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成为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三层含义：一是正确的认识,二是合理的解释，三是积极的引导。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积极的引导：怎么样。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根据对称辩证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左派经济学家反对改革，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右派经济学家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左右派经济学的扬弃。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微观经济宏观化；所谓社会主义有市场，就是承认宏观经济中有微观活力；所谓资本主义（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宏观经济微观化；所谓资本主义有计划，就是微观经济要借宏观经济来引导。宏观调控本身有微观机制，改革就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使宏观与微观相互促进、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改革本质是为宏观调控提供制度、机制、行为方式和国民素质保证。改革是手段，宏观调控是目的；正好象宏观调控是手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灵魂的法治
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法治中国不是抽象的“宪政”或抽象的“依宪行政”，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是西方的特产，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法治中国”不是某个学者、政治家的心血来潮标新立异，不是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理念、模仿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产物，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长期执政的政治保证，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环节。党建与法制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党要管党”，最根本的是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但使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而且要使党的各级组织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所以法治就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最大政治；那种把法治与政治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的说法和做法，表面上是为共产党留下在法治边缘乃至凌驾法律之上执政的弹性空间，为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曾经的错误保留面子的回旋余地，实际上是扩大错误、使法治后退、激化官民对立，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民民主专政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所谓司法腐败，本质上就是按丛林法则办案，按对强者有利的原则办案；在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中，法院坚定地站在官、强、富一边。这不但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而且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因为造成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官欺民、强凌弱、富不仁。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多起以法治为名的种族歧视、漠视人权事件，也说明了所谓司法公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法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得以执政的民意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与灵魂；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法治中国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实际的层层递进关系。法治中国是人类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真正的、完全的、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目前我国的法制并不完善，但绝不能因为一句“任重而道远”而使实现完善法制的目标遥遥无期。路在脚下；“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西方法制不是法制的代名词，西方法制的缺陷不是法制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一样。西方法制和法制不能划等号，西方法制不适合中国不等于法制不适合中国，建设法治中国不等于照搬照套西方司法体制。毛泽东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十八大报告与修改通过的党章一方面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这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概念统一了起来。从以前的党章规定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到这次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说明这个统一是个历史过程。“人民民主专政”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法治中国”概念有着深刻内涵，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长期以来在“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口号下人民民主权利无法真正得到实现的现实反思的成果，也是18大党章的逻辑结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从内涵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扬弃。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建立在对西方理论、道路、制度的扬弃——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没有这种扬弃——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是一种“理论自大、道路自大、制度自大”，而且是盲目的自高自大。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使人民民主专政与法制脱节，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使法制成为一纸空文，就是因为没有“法治中国”这个概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治中国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国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称的，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而把更完善的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统一起来的，是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如果说社会主义法制是比资本主义司法体制更高级更先进更完善的法治，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主体内容。如果我们透过名词看概念、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社会主义法制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和目标，人民民主专政既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展开和具体表现，也是把社会主义法制落到实处的具体措施、手段和途径。当然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还要通过制度、体制设计更加具体，但具体的方向、目标依然是依法执政，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就是通过科学的制度、体制的设计与建构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和途径。
社会主义依法行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国家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严重的无视人权、侵犯人权、以权代法、司法腐败现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依法行政的要求，也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那种打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号，干着违背宪法的勾当，错不在人民民主专政本身，而在于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把人民民主专政真正落到实处靠的就是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和资产阶级宪政划等号，那就刚好为敌视人民民主专政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把违背宪法的账算到人民民主专政头上提供了口实，同时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误入歧途。所以与人民民主专政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中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
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三》）。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不在于GDP、人均GDP增速最快、经济规模世界第一，而在于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人民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只有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才能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抵御外侮。什么是幸福，怎样追求幸福，在不同的发展观中有不同的解读。在GDP增长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金钱，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用，幸福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效用是幸福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效用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益。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有着对称结构的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对称的基本层次。
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幸福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不仅“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这一代人的发展权和下一代人的发展权统一起来的途径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对外开放与民族主体性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的核心范畴；效益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金钱“发展”观中，实现幸福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把蛋糕做大；社会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中，实现幸福，一开始就应该靠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社会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以价格机制作为市场乃至社会核心机制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每个人幸福的国家才是幸福的国家，因此只有价值机制才是市场与社会的核心机制。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梦。无论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还是起点公平都需要以自由民主法制为前提，自由民主法制要靠精神文明建设来建构。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财富实际增加，人均GDP增长不等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提高也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只是幸福的必要环节，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如果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水平下降，其结果只能是幸福感的降低。实现幸福梦靠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社会平等正义自由民主法制的实现、国民的德智体能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作为社会精英的“主流经济学家”，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科学—幸福的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民富与国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开放性与民族主体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一切属于人民的发展才是使人民幸福的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能实现人民幸福梦。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形成强国的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贞观政要•政体》。一个国家是否强国，不在现象，而在本质；不在数字，而在根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不是和大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不是和强国建立“谁也离不开谁”的“婚姻关系”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
GDP总量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无异于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强国，将“韬光养晦”进行到底，这只能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备的前提。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与高扬，没有民间创业潮形成的经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主体基础。在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机制已经成型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降低、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正”，就是规律，就是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科学理论组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模型与实践模式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与现实可操作性，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与制度建设进入成熟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她的综合性，与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她的操作性与制度设计，与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对政府行为的制度设计。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我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得以统一，就必须从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性质、宗旨方面作根本的改变，建立全新的经济学范式。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在于以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从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到对称经济学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必然产物；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对称本质、对称规律得以充分展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使哲学科学化与经济学科学化统一起来的契机，是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生开辟道路、使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偶然性。对称哲学就是当今时代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使经济学真正实现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化，只有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像通往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但罗马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概念不明确，会使人失去明确的目标，导致无所适从；过分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把各种不符合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现象以“特色”为名而披上社会主义外衣大行其道，从而失去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理想，失去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的明确目标，使“中国梦”的实现失去着力点与人民的支持。无论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由还是以“中国特色”为名否定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不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改革开放的方向而是把改革开放本身当做方向，从而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资本原始积累走资本主义道路形成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都会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导致信仰危机，而信仰危机就是“中国梦”危机、民心危机、民族凝聚力危机、共产党执政危机。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就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中国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并未建成，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遍地、反腐越反越腐、没有任何正义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靠官商勾结官富民穷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低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如果只有规范性没有实证性，或只有实证性没有规范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无法统一。如果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在此过程中形成两极分化，在产生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的同时绝大多数老百姓原有的合法权益以改革为由被剥夺而陷于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陷于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生不起孩子、打不赢官司、扳不动贪官、有冤无处伸、被维稳被和谐上访被当精神病、无法享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困境，以致民心涣散、军心涣散、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降低，用“韬光养晦”“留给下一代来解决”来掩盖自己在国际交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的软弱无能，那么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对立的，这个对立不会因为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签而掩盖，也不会因为GDO总量与人均GDP数量的提高而抹杀。这种和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对立的“市场经济”不是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幻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建成，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实践可操作性，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就无法确立。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也没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别，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实现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之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理论、一般原则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不仅成为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成为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三层含义：一是正确的认识,二是合理的解释，三是积极的引导。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积极的引导：怎么样。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根据对称辩证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左派经济学家反对改革，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右派经济学家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左右派经济学的扬弃。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微观经济宏观化；所谓社会主义有市场，就是承认宏观经济中有微观活力；所谓资本主义（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宏观经济微观化；所谓资本主义有计划，就是微观经济要借宏观经济来引导。宏观调控本身有微观机制，改革就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使宏观与微观相互促进、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改革本质是为宏观调控提供制度、机制、行为方式和国民素质保证。改革是手段，宏观调控是目的；正好象宏观调控是手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灵魂的法治
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法治中国不是抽象的“宪政”或抽象的“依宪行政”，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是西方的特产，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法治中国”不是某个学者、政治家的心血来潮标新立异，不是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理念、模仿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产物，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长期执政的政治保证，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环节。党建与法制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党要管党”，最根本的是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但使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而且要使党的各级组织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所以法治就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最大政治；那种把法治与政治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的说法和做法，表面上是为共产党留下在法治边缘乃至凌驾法律之上执政的弹性空间，为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曾经的错误保留面子的回旋余地，实际上是扩大错误、使法治后退、激化官民对立，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民民主专政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所谓司法腐败，本质上就是按丛林法则办案，按对强者有利的原则办案；在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中，法院坚定地站在官、强、富一边。这不但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而且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因为造成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官欺民、强凌弱、富不仁。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多起以法治为名的种族歧视、漠视人权事件，也说明了所谓司法公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法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得以执政的民意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与灵魂；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法治中国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实际的层层递进关系。法治中国是人类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真正的、完全的、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目前我国的法制并不完善，但绝不能因为一句“任重而道远”而使实现完善法制的目标遥遥无期。路在脚下；“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西方法制不是法制的代名词，西方法制的缺陷不是法制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一样。西方法制和法制不能划等号，西方法制不适合中国不等于法制不适合中国，建设法治中国不等于照搬照套西方司法体制。毛泽东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十八大报告与修改通过的党章一方面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这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概念统一了起来。从以前的党章规定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到这次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说明这个统一是个历史过程。“人民民主专政”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法治中国”概念有着深刻内涵，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长期以来在“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口号下人民民主权利无法真正得到实现的现实反思的成果，也是18大党章的逻辑结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从内涵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扬弃。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建立在对西方理论、道路、制度的扬弃——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没有这种扬弃——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是一种“理论自大、道路自大、制度自大”，而且是盲目的自高自大。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使人民民主专政与法制脱节，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使法制成为一纸空文，就是因为没有“法治中国”这个概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治中国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国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称的，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而把更完善的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统一起来的，是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如果说社会主义法制是比资本主义司法体制更高级更先进更完善的法治，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主体内容。如果我们透过名词看概念、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社会主义法制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和目标，人民民主专政既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展开和具体表现，也是把社会主义法制落到实处的具体措施、手段和途径。当然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还要通过制度、体制设计更加具体，但具体的方向、目标依然是依法执政，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就是通过科学的制度、体制的设计与建构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和途径。
社会主义依法行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国家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严重的无视人权、侵犯人权、以权代法、司法腐败现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依法行政的要求，也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那种打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号，干着违背宪法的勾当，错不在人民民主专政本身，而在于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把人民民主专政真正落到实处靠的就是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和资产阶级宪政划等号，那就刚好为敌视人民民主专政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把违背宪法的账算到人民民主专政头上提供了口实，同时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误入歧途。所以与人民民主专政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中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
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三》）。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不在于GDP、人均GDP增速最快、经济规模世界第一，而在于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人民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只有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才能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抵御外侮。什么是幸福，怎样追求幸福，在不同的发展观中有不同的解读。在GDP增长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金钱，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用，幸福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效用是幸福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效用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益。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有着对称结构的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对称的基本层次。
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幸福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不仅“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这一代人的发展权和下一代人的发展权统一起来的途径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对外开放与民族主体性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的核心范畴；效益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金钱“发展”观中，实现幸福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把蛋糕做大；社会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中，实现幸福，一开始就应该靠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社会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以价格机制作为市场乃至社会核心机制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每个人幸福的国家才是幸福的国家，因此只有价值机制才是市场与社会的核心机制。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梦。无论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还是起点公平都需要以自由民主法制为前提，自由民主法制要靠精神文明建设来建构。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财富实际增加，人均GDP增长不等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提高也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只是幸福的必要环节，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如果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水平下降，其结果只能是幸福感的降低。实现幸福梦靠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社会平等正义自由民主法制的实现、国民的德智体能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作为社会精英的“主流经济学家”，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科学—幸福的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民富与国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开放性与民族主体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一切属于人民的发展才是使人民幸福的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能实现人民幸福梦。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形成强国的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贞观政要•政体》。一个国家是否强国，不在现象，而在本质；不在数字，而在根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不是和大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不是和强国建立“谁也离不开谁”的“婚姻关系”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
GDP总量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无异于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强国，将“韬光养晦”进行到底，这只能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备的前提。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与高扬，没有民间创业潮形成的经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主体基础。在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机制已经成型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降低、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从年底突击花钱看新常态下的财政收支平衡：重提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 2014/11/20 23:02 | by admin ]
2014/11/20 23:02 | by admin ]
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大红利，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确立为财政收支平衡的根本原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本身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财政收支平衡有序运行的根本保证。
以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邓小平也说过，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只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目的。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从“解放生产力”到追求“GDP增长”再到现在耳熟能详的所谓“改革红利”，再也没有明确出现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的字眼，好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计划体制大锅饭才有的生产目的，是必须被改掉的落后观念，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产目的就是GDP增长，以经济为中心就是以金钱为中心，以致造成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手段与目的的倒置，GDP、人均GDP年年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见实际提高，甚至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来使GDP、人均GDP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教育、医疗产业化与住房商品化，就是这种以金钱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的产物。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指导思想错误。
这个错误在财政预算上的表现，就是不能真正贯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而是为GDP而GDP搞拍脑袋预算。之所以近几年都要靠年底突击花钱才能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今年又有全年超四分之一的财政资金在最后两个月内集中花掉，除了诸如预算审批、会计制度、预算编制等某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作为财政预算平衡的依据。指导思想正确是财政预算有序运作的根本，指导思想错误或指导思想不明确只能造成财政预算的无序运作。这是近几年都要靠年底突击花钱才能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实现新常态下财政预算收支平衡财政预算有序运行，首先要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大红利，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确立为财政预算目标财政收支平衡的根本原则。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本身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财政预算科学规范财政收支有序平衡的根本保证。
要以价值为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造成财政预算平衡的错位。
要改变市场化=产业化的改革目标，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品、公益品体系，重建社会主义福利保障制度。要把教育、医疗重新定位于社会公益品。教育、医疗产业化本质上是一种配置型产业。本来是支出的变成收入，本来应该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变成政府收入源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同样那些钱，只是支出主体不一样、移动方向不一样，就使钱的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公共品支出，不能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一个是增加收入，可以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虽然在理论上，它们也在创造社会财富——增长GDP，但在货币形态上，只是一种转移支付。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税收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退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来鼓励消费以开发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目前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与住房，严重地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实在是得不偿失。社会福利不是纯粹的支出，本身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帮助居民安排积累与消费、长远消费与眼前消费的关系，是税收的再生功能，而税收的再生功能就是宏观调控的再生功能。
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投融资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就是表现在财政投融资。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财政投融资是国家以财政信用为手段的投融资方式。财政投融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介乎财政预算和商业金融之间，是一种政策性金融行为。它服务于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对调控产业结构起着对称平衡的作用。财政投融资有利于充分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要扶持创业工程。税收的落脚点，应该是扶持创业工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原载：求是理论网
以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邓小平也说过，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只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目的。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从“解放生产力”到追求“GDP增长”再到现在耳熟能详的所谓“改革红利”，再也没有明确出现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的字眼，好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计划体制大锅饭才有的生产目的，是必须被改掉的落后观念，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产目的就是GDP增长，以经济为中心就是以金钱为中心，以致造成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手段与目的的倒置，GDP、人均GDP年年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见实际提高，甚至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来使GDP、人均GDP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教育、医疗产业化与住房商品化，就是这种以金钱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的产物。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指导思想错误。
这个错误在财政预算上的表现，就是不能真正贯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而是为GDP而GDP搞拍脑袋预算。之所以近几年都要靠年底突击花钱才能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今年又有全年超四分之一的财政资金在最后两个月内集中花掉，除了诸如预算审批、会计制度、预算编制等某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作为财政预算平衡的依据。指导思想正确是财政预算有序运作的根本，指导思想错误或指导思想不明确只能造成财政预算的无序运作。这是近几年都要靠年底突击花钱才能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实现新常态下财政预算收支平衡财政预算有序运行，首先要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大红利，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确立为财政预算目标财政收支平衡的根本原则。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本身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财政预算科学规范财政收支有序平衡的根本保证。
要以价值为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造成财政预算平衡的错位。
要改变市场化=产业化的改革目标，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品、公益品体系，重建社会主义福利保障制度。要把教育、医疗重新定位于社会公益品。教育、医疗产业化本质上是一种配置型产业。本来是支出的变成收入，本来应该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变成政府收入源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同样那些钱，只是支出主体不一样、移动方向不一样，就使钱的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公共品支出，不能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一个是增加收入，可以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虽然在理论上，它们也在创造社会财富——增长GDP，但在货币形态上，只是一种转移支付。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税收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退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来鼓励消费以开发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目前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与住房，严重地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实在是得不偿失。社会福利不是纯粹的支出，本身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帮助居民安排积累与消费、长远消费与眼前消费的关系，是税收的再生功能，而税收的再生功能就是宏观调控的再生功能。
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投融资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就是表现在财政投融资。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财政投融资是国家以财政信用为手段的投融资方式。财政投融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介乎财政预算和商业金融之间，是一种政策性金融行为。它服务于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对调控产业结构起着对称平衡的作用。财政投融资有利于充分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要扶持创业工程。税收的落脚点，应该是扶持创业工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原载：求是理论网
写在“沪港通”开通之际：社会主义股市与资本主义股市的本质区别不容抹杀
[ 2014/11/20 23:00 | by admin ]
2014/11/20 23:00 | by admin ]
根据一国两制，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否认，香港股市比大陆股市发展时间更长，也更成熟，“沪港通”——香港和大陆股市的某种程度的联合经营会在某种程度上倒逼大陆股市的规范化，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资本国际化；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区别，该本质区别在包括股市运作在内的资本运作上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只能投资不能投机，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股市有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股市更严格的监管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股市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股市的扬弃。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仅仅强调股市运作模式与国际接轨、向资本主义股市看齐，仅仅看到“沪港通”的正面作用看不到其中所蕴含的风险因素，那么“沪港通”将给掌握娴熟的金融投机技巧、长期在资本主义股市中兴风作浪游刃有余进行投机套钱的国际金融投机家以可乘之机，从而给我国造成新一轮的国有资产流失，使广大股民遭到新一轮的财产损失。
我们原则上不否认包括股市运作在内的资本运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不可缺少的作用，不否认按要素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也不否认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资本国际化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资本分为投资性资本与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与配置型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只能是投资性、再生性资本，而不容许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既要禁止中国国有资本以资本国际化的名义参与国际金融投机，也不容许国际金融炒家借中国资本国际化的平台投机中国股市和其他中国资本市场。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民族主体性与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中国如果不管资本的性质是投资性资本还是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还是配置型资本，有奶便是妈、有钱就是娘，只要能赚钱就是好资本，只要能圈到钱就是好的股市，那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资本主义的要害不在“资本”在“主义”；我们要透过资本的现象，看到不同资本运作后面“主义”的本质。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包括国际化运作，我们欢迎；如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投机性的资本运作包括国际化运作，我们反对。因为我们要建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或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一环的资本运作包括资本国际化运作，而是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主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市场化=私有化。把产权明确等同于私有制，否认除了私有制以外其他所有制形式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了国有资产快速私有化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金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向钱看，否认除了钱以外的价值，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社会货币化、加速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产业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领域归GDP，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社会产业化、加速瓦解社会公共品、公益品领域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自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无法无天、两极分化、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完全竞争，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投机者兴风作浪肆意盘夺一般股民的绞肉机。市场化改革，确立资本、资本运作、资本国际化运作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不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是只容许资本的投资再生功能还是也容许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是剥削的根源，是两极分化的根源，是国空民穷的根源，也是把中国改革开放蜕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源；而GDO增长方式，又是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大行其道，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充分发挥的根源。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是发展模式；采用什么发展模式的问题，实质上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实质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不是“政左经右”、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接轨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GDO增长方式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只能是与GDO增长方式本质不同的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投机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中国经济学代替分不清对称与均衡、对策与博弈、价值与价格、效益与效率、再生与配置、投资与投机的主客体对立的西方经济学。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我们也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能够给人民真正带来幸福的科学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不是投机取巧巧取豪夺竭泽而渔敲膏吸髓催生两极分化形成剥削阶级制造官民对立贫富对立鼓吹GDP泡沫推动“非理性繁荣”的歪门邪道。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蕴含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讲全面深化改革讲改革红利讲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只能使理想成为幻想。
我们原则上不否认包括股市运作在内的资本运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不可缺少的作用，不否认按要素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也不否认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资本国际化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资本分为投资性资本与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与配置型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只能是投资性、再生性资本，而不容许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既要禁止中国国有资本以资本国际化的名义参与国际金融投机，也不容许国际金融炒家借中国资本国际化的平台投机中国股市和其他中国资本市场。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民族主体性与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中国如果不管资本的性质是投资性资本还是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还是配置型资本，有奶便是妈、有钱就是娘，只要能赚钱就是好资本，只要能圈到钱就是好的股市，那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资本主义的要害不在“资本”在“主义”；我们要透过资本的现象，看到不同资本运作后面“主义”的本质。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包括国际化运作，我们欢迎；如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投机性的资本运作包括国际化运作，我们反对。因为我们要建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或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一环的资本运作包括资本国际化运作，而是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主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市场化=私有化。把产权明确等同于私有制，否认除了私有制以外其他所有制形式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了国有资产快速私有化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金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向钱看，否认除了钱以外的价值，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社会货币化、加速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产业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领域归GDP，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社会产业化、加速瓦解社会公共品、公益品领域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自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无法无天、两极分化、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完全竞争，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投机者兴风作浪肆意盘夺一般股民的绞肉机。市场化改革，确立资本、资本运作、资本国际化运作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不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是只容许资本的投资再生功能还是也容许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是剥削的根源，是两极分化的根源，是国空民穷的根源，也是把中国改革开放蜕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源；而GDO增长方式，又是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大行其道，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充分发挥的根源。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是发展模式；采用什么发展模式的问题，实质上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实质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不是“政左经右”、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接轨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GDO增长方式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只能是与GDO增长方式本质不同的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投机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中国经济学代替分不清对称与均衡、对策与博弈、价值与价格、效益与效率、再生与配置、投资与投机的主客体对立的西方经济学。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我们也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能够给人民真正带来幸福的科学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不是投机取巧巧取豪夺竭泽而渔敲膏吸髓催生两极分化形成剥削阶级制造官民对立贫富对立鼓吹GDP泡沫推动“非理性繁荣”的歪门邪道。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蕴含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讲全面深化改革讲改革红利讲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只能使理想成为幻想。
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才是改革发展的真正红利
[ 2014/11/14 14:09 | by admin ]
2014/11/14 14:09 | by admin ]
中国功利主义的经济观是发展观，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幸福的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和目标。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使人民感到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当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GDP、人均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GDP数字同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把人民实际上生活水平提高看成改革的最大红利，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孟子》
GDP、人均GDP年年增长却出现养老金缺口，说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该是泡沫GDP范式。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而不能以配置经济学为基础。中国经济学范式是幸福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共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只能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与幸福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上根本不兼容。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而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能划等号、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是成正比也是正常的。当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GDP、人均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GDP数字同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和老百姓幸福有关。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而不能以配置经济学为基础。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首先要挤掉经济泡沫。泡沫经济是什么？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鬼城、空置房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泡沫经济的两大类型（虚拟泡沫与实体泡沫）、实体泡沫的两大因素之间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口袋经济、泡沫GDP经济，因为它们在表面欣欣向荣的背后，都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更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泡沫，不是价格泡沫而是价值泡沫；不是价格远离价值，而是经济增长远离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
以人民实际上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准，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对称经济发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来挤掉泡沫，而是从源头上挤掉泡沫。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其次要改变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泡沫GDP经济学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国际资本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联手盘剥中国人民的遮羞布。此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货币化、对外开放等同于外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财富外流、国空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政府通过出口补贴超发货币美元美国债贬值流向外国的理论依据。
所以要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代替GDP经济学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产”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与货币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产”的增长，应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范围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要提高老百姓收入，就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定位与理解“收入效益”范畴。所谓“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如果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同公共品转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对于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即使用经过多次修正、排除物价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来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广大百姓。
“实际购买力”和“有效购买力”还有差距：后者还要考虑“有效商品量”这一参数。
“收入效益”和“有效购买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种有效收入，前者则不但包括有效收入，还包括有效支出。
购买力=商品量/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 * 商品量
实际购买力=
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有效商品量
有效购买力=
货币量
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有效收入 =
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有效支出=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无效支出=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本应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项目，通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等各种“产业化”转移支付由百姓来买单，对于百姓来讲，就是无效支出。无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关系，因而同收入效益也成反比关系。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对于幸福经济学来讲，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如果由于这些指数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人们为了维持这些非收入效益而额外增加开支，因而增加人的无效支出，从而减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仅仅考察百姓物质收入，也必须放在幸福经济学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中。幸福经济学范式是对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的扬弃。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看来幸福指数是经济学绕不过去的坎；对其不能兼容的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如果也想贴近民众，最好还是转变自己的范式；硬在自己原有的范式框架内塞进幸福经济学基本范畴，只能削足适履、提襟见肘、当众献丑。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不规范的直接投融资方式，货币政策缺乏监管、股市投机无力规范，使人民不但难以拥有正常的资产性收入，而且本来少得可怜的保命钱还成为银市股市被圈被套被贬的对象，是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要用增加社会财富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首先要用再生型的创造型、生产型经济发展，代替配置型的破坏性生产、重复性生产、重复性交易以及出卖资源带来的GDP“增长”。要用创业带动生产、用创业工程带动生产工程、用再生性生产工程代替重复性生产工程。政府要规范银市、规范股市，严格执行中性货币政策，杜绝股市投机、挤掉股市泡沫；要扶持民间创业工程，开辟老百姓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渠道，把提高人民资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而不是把提高人民财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
转变经济学范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前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转变经济学范式的归宿；但二者的落脚点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就要国富民富。国空民穷，也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要通过政府法人人格化，用法律、道德和舆论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避免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通过税收手段，鼓励、扶持个人创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与再就业工程。要多发行用于基本建设的国库券。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通过各类“高速”交通设施建设，以时间换空间，扩大土地供应。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统一经营；由国家统一经营房地产，保证为国民提供质优价廉的住房，压缩百姓对居住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要稳定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使货币不断升值、储蓄不断增值。要持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要扩大政府公共品支出范围，缩小社会领域中（狭义）产业化、货币化范围，最大限度缩小老百姓对公共品买单范围。要停止教育（狭义）产业化政策，把提高国民知识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教育的支出。要停止医疗（狭义）产业化政策，建立公费医疗体系，把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医疗的支出。要停止发行各类彩票，避免“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心理对国民素质的负面诱导，强化国民主体素质，把提高国民主体性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并压缩百姓对各类捐赠的支出。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只有国富民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有确实保证。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还要提高老百姓“资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命题是一个悖论。财产作为消费品，本身不会增值，不可能会给人带来收入。财产如果能给人带来收入，要么转变成资产，那就是资产性收入而不是财产性收入，此时该“财产”作为消费品的使命终结；要么就是物价上涨，财产观念上增值，那么这种“财产性收入”只是自欺欺人。如果以货币GDP标准来衡量小康标准，可以通过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使“财产增值”，使每个住在经济适用房里的家庭成员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途径轻而易举地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通过货币贬值形成的“财产增值”只是泡沫增值，用这样的“财产增值”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只是一种愚民政策。
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根源是内外投机者的兴风作浪、共同盘剥中国人民的产物。在这个盘剥中国人民财富的过程中，GDP年年增长、一片莺歌燕舞，然而中国人民的个人财富却在年年缩水，虽然是在账面价值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缩水。所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是货币经济学范式。
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的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
让老百姓财富缩水的途径有：货币贬值；股市圈钱；房地产暴利。如果说，医疗产业化与教育产业化只能增加老百姓的外部负担，那么这三种则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掏空平民百姓的腰包。股市不规范、投资无门、物价上涨、储蓄贬值、社会保障不健全、医疗无保障、教育要投资，是老百姓把货币财富保值增值的希望寄托在房产上的原因，也是房价虚高的根源之一。老百姓倾其一生所有，甚至以终身房奴为代价，买了一套房子，即使日后“增值”部分超过利率增长部分，也是无奈之举，而不是什么“财产性收入”。观念上的“百万富翁”不能掩盖日常手头上的拮据。老百姓竭尽所有买下一套房子除了观念上自己拥有一套“值多少钱”的房子而自我安慰、自得其乐以外，实际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这与其说是所谓的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还不如说是让老百姓财富缩水。
在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看来，由于资源有限，为了争夺有限资源，人和人之间就要展开竞争。人与人之间是狼，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弱肉强食的狼道经济，发财就是吃着自己的碗里看着别人的锅里；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投机垄断哄抬物价内外勾结，只要不犯法，犯法不被发现，发现不被制裁，制裁收益大于成本，就可以干，而且可以大干。撑死了胆大的，饿死了胆小的；贫富分化就是这样产生的，两极分化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仇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所谓“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幸福感下降不是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经济越发展人们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越严重，那只能是因为经济越发展两极分化越严重。这说明，因为攀比造成的绝对收入增加相对收入减少、幸福感下降，不是经济发展、财富增加本身造成，而是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配置经济学范式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错误引导造成。而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资源是可再生的；资源通过开发来再生，通过平等竞争来开发，通过合作开发来双赢。如果说工业经济是资源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那么再生型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知识经济时代，诚信合作才使你能够赚大钱。坑蒙拐骗的赚钱模式是算术级数，诚信合作的赚钱模式是几何级数。平等竞争可以带来资源再生，诚信经营可以带来合作双赢。合作的目的是互惠。互补胜刚强——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合作可以以小制大，合作可以产生生产力。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的发展模式，虽然也会产生收入不均、贫富不同，但绝不会造成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心理不平衡与人的幸福感下降。
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幸福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使老百姓幸福、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为基础，而不能以GDP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为基础。
正好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熟完善的成熟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代替一样，西方GDP经济学范式被幸福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诚然，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幸福感不一样、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说明幸福有相对性。对于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强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幸福的，损人利己是不幸福的；通过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幸福的，不劳无获是不幸福的。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差的人却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崇拜厚黑学，贪图“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劳而获的生活。但幸福的相对性蕴含了幸福的绝对性。不管什么人、他（她）的人生观是什么、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幸福的，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肯定是不幸福的。有社会安全感是幸福的，缺乏社会安全感肯定是不幸福的。国家强大、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是幸福的，领土被占、民族分裂、社会动乱、国破家亡、被殖民被奴役肯定是不幸福的。少有所养、书有所读、老有所靠、安居乐业是幸福的，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养不起孩子、死不起坟墓肯定是不幸福的。自我实现、无怨无悔的人生是幸福的，一辈子一事无成肯定是不幸福的。人格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是幸福的，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肯定是不幸福的。改革开放以来GDP大幅增长、老百姓货币收入大幅提高而老百姓幸福感大幅降低，生活中“有钱不是万能，无钱万万不能”等现象说明，钱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用幸福的相对性否认幸福的绝对性的幸福虚无主义，或把幸福的绝对性归结为钱的绝对性的幸福庸俗主义都是错误的。前者否认了幸福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者把幸福经济学归结于西方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幸福的绝对性不能理解成钱的绝对性，幸福的绝对性就是幸福的本质、幸福发展的规律、实现幸福的途径。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是幸福的充分条件，满足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物质财富。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人格平等、社会安定，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才是人的幸福的充分条件。国家和民族只是放大的个人，有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尊严，有个人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幸福。因此，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幸福经济、幸福经济学。卖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也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GDP经济、西方经济学。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是统一的；国防也是经济，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安全本身是保护人民幸福生活的宏观经济、幸福经济。而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经济、廉价资源经济、廉价血汗工厂经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救美国也就是救中国的“中美国”一体化经济。前一段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关于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争论，眼下在钓鱼岛事件问题上是要领土还是要中日经济合作大局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和增长经济学范式的争论，而不是“草民”、 “爱国贼” 、“民粹主义”者和经济学家“精英”的争论。西方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幸福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否容纳作为新范式的幸福经济学。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讲增长不讲发展，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唯一的目标，后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感的增强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幸福感普遍增强的经济形态，而不是GDP增长率最高、经济规模最大的经济形态。
“草民”、“爱国贼”都是天生的幸福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而那些饱食西方经济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一头撞进卖国主义的阵营我们大家也同样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一定要把爱国卖国的争论还原为“草民”和“精英”的争论，那我们也只好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了。记住：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幸福经济是与GDP经济学不同的全新的经济学范式与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孟子》
GDP、人均GDP年年增长却出现养老金缺口，说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该是泡沫GDP范式。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而不能以配置经济学为基础。中国经济学范式是幸福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共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只能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与幸福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上根本不兼容。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而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能划等号、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是成正比也是正常的。当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GDP、人均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GDP数字同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和老百姓幸福有关。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而不能以配置经济学为基础。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首先要挤掉经济泡沫。泡沫经济是什么？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鬼城、空置房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泡沫经济的两大类型（虚拟泡沫与实体泡沫）、实体泡沫的两大因素之间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口袋经济、泡沫GDP经济，因为它们在表面欣欣向荣的背后，都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更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泡沫，不是价格泡沫而是价值泡沫；不是价格远离价值，而是经济增长远离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
以人民实际上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准，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对称经济发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来挤掉泡沫，而是从源头上挤掉泡沫。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其次要改变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泡沫GDP经济学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国际资本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联手盘剥中国人民的遮羞布。此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货币化、对外开放等同于外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财富外流、国空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政府通过出口补贴超发货币美元美国债贬值流向外国的理论依据。
所以要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代替GDP经济学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产”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与货币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产”的增长，应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范围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要提高老百姓收入，就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定位与理解“收入效益”范畴。所谓“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如果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同公共品转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对于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即使用经过多次修正、排除物价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来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广大百姓。
“实际购买力”和“有效购买力”还有差距：后者还要考虑“有效商品量”这一参数。
“收入效益”和“有效购买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种有效收入，前者则不但包括有效收入，还包括有效支出。
购买力=商品量/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 * 商品量
实际购买力=
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有效商品量
有效购买力=
货币量
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有效收入 =
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有效支出=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无效支出=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本应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项目，通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等各种“产业化”转移支付由百姓来买单，对于百姓来讲，就是无效支出。无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关系，因而同收入效益也成反比关系。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对于幸福经济学来讲，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如果由于这些指数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人们为了维持这些非收入效益而额外增加开支，因而增加人的无效支出，从而减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仅仅考察百姓物质收入，也必须放在幸福经济学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中。幸福经济学范式是对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的扬弃。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看来幸福指数是经济学绕不过去的坎；对其不能兼容的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如果也想贴近民众，最好还是转变自己的范式；硬在自己原有的范式框架内塞进幸福经济学基本范畴，只能削足适履、提襟见肘、当众献丑。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不规范的直接投融资方式，货币政策缺乏监管、股市投机无力规范，使人民不但难以拥有正常的资产性收入，而且本来少得可怜的保命钱还成为银市股市被圈被套被贬的对象，是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要用增加社会财富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首先要用再生型的创造型、生产型经济发展，代替配置型的破坏性生产、重复性生产、重复性交易以及出卖资源带来的GDP“增长”。要用创业带动生产、用创业工程带动生产工程、用再生性生产工程代替重复性生产工程。政府要规范银市、规范股市，严格执行中性货币政策，杜绝股市投机、挤掉股市泡沫；要扶持民间创业工程，开辟老百姓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渠道，把提高人民资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而不是把提高人民财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
转变经济学范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前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转变经济学范式的归宿；但二者的落脚点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就要国富民富。国空民穷，也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要通过政府法人人格化，用法律、道德和舆论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避免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通过税收手段，鼓励、扶持个人创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与再就业工程。要多发行用于基本建设的国库券。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通过各类“高速”交通设施建设，以时间换空间，扩大土地供应。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统一经营；由国家统一经营房地产，保证为国民提供质优价廉的住房，压缩百姓对居住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要稳定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使货币不断升值、储蓄不断增值。要持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要扩大政府公共品支出范围，缩小社会领域中（狭义）产业化、货币化范围，最大限度缩小老百姓对公共品买单范围。要停止教育（狭义）产业化政策，把提高国民知识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教育的支出。要停止医疗（狭义）产业化政策，建立公费医疗体系，把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医疗的支出。要停止发行各类彩票，避免“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心理对国民素质的负面诱导，强化国民主体素质，把提高国民主体性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并压缩百姓对各类捐赠的支出。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只有国富民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有确实保证。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还要提高老百姓“资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命题是一个悖论。财产作为消费品，本身不会增值，不可能会给人带来收入。财产如果能给人带来收入，要么转变成资产，那就是资产性收入而不是财产性收入，此时该“财产”作为消费品的使命终结；要么就是物价上涨，财产观念上增值，那么这种“财产性收入”只是自欺欺人。如果以货币GDP标准来衡量小康标准，可以通过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使“财产增值”，使每个住在经济适用房里的家庭成员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途径轻而易举地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通过货币贬值形成的“财产增值”只是泡沫增值，用这样的“财产增值”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只是一种愚民政策。
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根源是内外投机者的兴风作浪、共同盘剥中国人民的产物。在这个盘剥中国人民财富的过程中，GDP年年增长、一片莺歌燕舞，然而中国人民的个人财富却在年年缩水，虽然是在账面价值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缩水。所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是货币经济学范式。
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的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
让老百姓财富缩水的途径有：货币贬值；股市圈钱；房地产暴利。如果说，医疗产业化与教育产业化只能增加老百姓的外部负担，那么这三种则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掏空平民百姓的腰包。股市不规范、投资无门、物价上涨、储蓄贬值、社会保障不健全、医疗无保障、教育要投资，是老百姓把货币财富保值增值的希望寄托在房产上的原因，也是房价虚高的根源之一。老百姓倾其一生所有，甚至以终身房奴为代价，买了一套房子，即使日后“增值”部分超过利率增长部分，也是无奈之举，而不是什么“财产性收入”。观念上的“百万富翁”不能掩盖日常手头上的拮据。老百姓竭尽所有买下一套房子除了观念上自己拥有一套“值多少钱”的房子而自我安慰、自得其乐以外，实际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这与其说是所谓的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还不如说是让老百姓财富缩水。
在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看来，由于资源有限，为了争夺有限资源，人和人之间就要展开竞争。人与人之间是狼，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弱肉强食的狼道经济，发财就是吃着自己的碗里看着别人的锅里；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投机垄断哄抬物价内外勾结，只要不犯法，犯法不被发现，发现不被制裁，制裁收益大于成本，就可以干，而且可以大干。撑死了胆大的，饿死了胆小的；贫富分化就是这样产生的，两极分化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仇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所谓“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幸福感下降不是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经济越发展人们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越严重，那只能是因为经济越发展两极分化越严重。这说明，因为攀比造成的绝对收入增加相对收入减少、幸福感下降，不是经济发展、财富增加本身造成，而是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配置经济学范式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错误引导造成。而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资源是可再生的；资源通过开发来再生，通过平等竞争来开发，通过合作开发来双赢。如果说工业经济是资源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那么再生型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知识经济时代，诚信合作才使你能够赚大钱。坑蒙拐骗的赚钱模式是算术级数，诚信合作的赚钱模式是几何级数。平等竞争可以带来资源再生，诚信经营可以带来合作双赢。合作的目的是互惠。互补胜刚强——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合作可以以小制大，合作可以产生生产力。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的发展模式，虽然也会产生收入不均、贫富不同，但绝不会造成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心理不平衡与人的幸福感下降。
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幸福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使老百姓幸福、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为基础，而不能以GDP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为基础。
正好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熟完善的成熟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代替一样，西方GDP经济学范式被幸福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诚然，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幸福感不一样、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说明幸福有相对性。对于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强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幸福的，损人利己是不幸福的；通过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幸福的，不劳无获是不幸福的。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差的人却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崇拜厚黑学，贪图“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劳而获的生活。但幸福的相对性蕴含了幸福的绝对性。不管什么人、他（她）的人生观是什么、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幸福的，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肯定是不幸福的。有社会安全感是幸福的，缺乏社会安全感肯定是不幸福的。国家强大、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是幸福的，领土被占、民族分裂、社会动乱、国破家亡、被殖民被奴役肯定是不幸福的。少有所养、书有所读、老有所靠、安居乐业是幸福的，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养不起孩子、死不起坟墓肯定是不幸福的。自我实现、无怨无悔的人生是幸福的，一辈子一事无成肯定是不幸福的。人格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是幸福的，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肯定是不幸福的。改革开放以来GDP大幅增长、老百姓货币收入大幅提高而老百姓幸福感大幅降低，生活中“有钱不是万能，无钱万万不能”等现象说明，钱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用幸福的相对性否认幸福的绝对性的幸福虚无主义，或把幸福的绝对性归结为钱的绝对性的幸福庸俗主义都是错误的。前者否认了幸福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者把幸福经济学归结于西方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幸福的绝对性不能理解成钱的绝对性，幸福的绝对性就是幸福的本质、幸福发展的规律、实现幸福的途径。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是幸福的充分条件，满足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物质财富。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人格平等、社会安定，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才是人的幸福的充分条件。国家和民族只是放大的个人，有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尊严，有个人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幸福。因此，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幸福经济、幸福经济学。卖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也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GDP经济、西方经济学。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是统一的；国防也是经济，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安全本身是保护人民幸福生活的宏观经济、幸福经济。而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经济、廉价资源经济、廉价血汗工厂经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救美国也就是救中国的“中美国”一体化经济。前一段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关于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争论，眼下在钓鱼岛事件问题上是要领土还是要中日经济合作大局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和增长经济学范式的争论，而不是“草民”、 “爱国贼” 、“民粹主义”者和经济学家“精英”的争论。西方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幸福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否容纳作为新范式的幸福经济学。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讲增长不讲发展，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唯一的目标，后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感的增强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幸福感普遍增强的经济形态，而不是GDP增长率最高、经济规模最大的经济形态。
“草民”、“爱国贼”都是天生的幸福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而那些饱食西方经济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一头撞进卖国主义的阵营我们大家也同样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一定要把爱国卖国的争论还原为“草民”和“精英”的争论，那我们也只好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了。记住：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幸福经济是与GDP经济学不同的全新的经济学范式与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经济解释的出发点是经济学的公理不是假设:评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二）
[ 2014/11/08 23:23 | by admin ]
2014/11/08 23:23 | by admin ]
经济解释的出发点就是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就是经济学的公理。以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作为经济学的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逻辑的出发点，根本不是什么假设，也根本不要什么假设。以这样的公理为出发点展开来的经济学体系可以做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思辩与实证的统一，可以统一解释所有经济现象而不会被证伪。对称经济学的产生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西方经济学不是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经济解释的出发点就是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就是经济学的公理。张五常：“以选择理论来解释人的行为，当然要假设人的行为是可以被预测的。严格一点说，经济学的第一个公理是任何人的行为，都是由个人作出可以被预测的选择（Predictable choice)而起。这是公理，是经济学一个基础假设，不管是对还是错，是不能有所争议的。” ④张五常在这里明确地把经济学假设当做公理。把假设当公理、以个人为出发点是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张五常把假设当公理、以个人为出发点，说明他是以西方经济学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任何一门科学的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学的公理。公理，就是不证自明的、不可证伪的、一门科学的对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反映。只有以这样的公理为出发点进行逻辑严密的推导，才能得出不可证伪的科学结论；只有以不可证伪的公理为出发点、以不可证伪的逻辑推导为过程、得出不可证伪的结论的逻辑体系才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不例外。什么是经济学的公理？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是产生所有经济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次的本质，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领域一切现象都是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和表现，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例外。以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作为经济学的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逻辑的出发点，根本不是什么假设，也根本不要什么假设。公理之所以“不能有所争议”是因为不可证伪，而假设轻易就能被证伪，所以假设不可能“不能有所争议”。诚然，迄今为止的学说99.9%都是假设，但作为科学的体系，只能用0.1%的公理作为出发点。古今中外，除了西方经济学公然主张以假设为出发点外，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公然主张以假设为公理和出发点。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由于作为概念其内涵不具备经济领域的全部涵盖性，在演绎推导形成体系过程中容易出现例外，所以只能是假设而不可能是公理，必然被替换而不能一以贯之、从一而终，更不能做到“没有争议”。但如果我们从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逐步推导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就可以建构起不可证伪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在这里，经济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经济人是实证的，而不是假设的。经济人是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经济人是行为的，而不是理论的。具体的经济人是主体, 主体与客体相对而言.所以以具体的经济人----主体为出发点,就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经济人是哲学分析的终点，经济学研究和叙述的起点。这其中，观察与推理、 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公理与数学公理一样，只能靠直觉凝结产生，因为在表面的直觉背后，是复杂的逻辑推理与实践验证过程；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经济学“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经济学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形式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艾萨克•牛顿（1643—1727），英国近代物理学家。他的力学与线性思维方式只适合于宏观低速领域，不适合于微观高速领域。在微观高速领域要运用量子力学与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论思维方式。人类经济也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其中小商品经济时期相当于物理宏观低速领域，现代知识市场经济相当于物理微观高速领域。牛顿“我能算出天体运行的轨道，却算不出人性的贪婪。”秉持线性思维方式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只能适用于解释小商品经济，当代经济学必须运用非线性的、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在当代经济学领域运用经济学中的“牛顿定律”是思维方式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
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以经济主客体关系为经济学的公理、出发点，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停留在牛顿力学层面。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只有纯客观的才是实证的。在量子力学的科学观看来，主客体不可分，实证在于主客体的统一，实践标准是事实标准、价值标准、逻辑标准的统一。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经济学的客观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在量子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客观性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内在一致的。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应该是抽象的；在量子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应该是具体的。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抽象的纯客观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由于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使西方经济学家不可能理解经济学主客体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他们以某一个经济客体的要素为出发点，很容易被证伪，所以他们的理论、模型只能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概率论为根本方法，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这就是张五常说的“必然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经济无能为力，不能像张五常那样用歪解科学方法论来自圆其说，也不能像其他所谓经济学家那样，用所谓中国市场经济不成熟来自圆其说，而只能在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自身找原因。应该用经济学来解释经济，而不是用经济来注解经济学。当然经济学有改变经济现实、使经济规范化的功能，但经济学首先能解释任何经济现象，通过证明自己的解释力来证明自己的科学性，然后才有资格指导经济规范化。而西方经济学既没有解释力，又强调实证主义、反对规范化，这就只能被排除在中国经济解释之外。
能够作为经济解释出发点的经济学，只能是一般的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由于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虽然有的政治经济学也标榜自己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所以政治经济学作为范式是前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是与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特殊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能成为经济解释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能成为经济解释的理论基础，是由于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在社会规律中的地位不同，但总体上社会经济规律是他们合力的结果。只有对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合理的定位、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作为“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都是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虽然都能对本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反映，因而也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经济规律，但从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具体和抽象的关系。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等于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只有这样的经济学，才能作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主体（理论）
出发点 （相互作用） 产生问题 提出假设 检验假设 升华理论 理论发展
客体（经济现象）
经济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也就是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对称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对称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终结，科学经济学的开始。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经济学，是用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因素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从中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能作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还原论的出发点不是科学经济学的出发点
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是由于西方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经济学还原论的出发点只能是假设而不可能是公理。张五常：“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私是人的本质，是真理，是不可更改的，但从经济科学的角度看，这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私作为一个辩证的基础假设，在这个起点上不容有所争议。”“基础假设不容许有异议，而人的本质究竟是怎样那是心理学、生理学，或哲学上的事，而是我们要假设人是怎样。” ⑤张五常这里隐含两个悖论：“基础假设”和“不容许有异议”之间，“假设”与“要假设”之间。既然是假设，又怎么能够“不容许有异议”？既然“不容许有异议”，又怎么成了假设？假设是实证范畴还是规范范畴？如果是实证范畴，怎么能“要假设”？如果是规范范畴，何必称“假设”？张五常的上述悖论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他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源于他的经济学的抽象的出发点。这就不能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吗？
人是什么？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人的本质有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
首先是一般层次。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对称是人和整个大自然共有的自然本质，也是人的最深层的本质。既然追求平等是人与大自然的共有本质，因此它是无善无恶的。从这个层面来讲，人的本质不是自私的。其次是特殊层次。在这个层次，人的本质是创造。有了创造能力，人们就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联合起来，互相合作。所以人性是善的，可以而且也应该做到自由、平等、博爱。从这个层面来讲，人的本质也不是自私的。最后是个别层次。人类除了互相合作的一面以外，还有互相争夺的一面。因此人性是善恶混。互助合作的一面是更为深层的本质，它们虽然共同发生作用，但由于每个人的环境、地位、能力、修养不同，所以它们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人表现出更多的互相合作的属性，有的人表现出更多的互相争夺的属性。好的制度使人的善的本性得到发挥，不好的制度使人的恶的本性得到实现。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必须对权力多元化监督，但这只是制度对人性的导向作用的证明，而不是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证明。从这个层面来讲，人的本质也不是自私的。
萨特（1905一1980），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先于人作为主体的本质，是人的非自觉的自我创造的本质先于自觉的自我创造的本质，正好像人的少年期靠父母生存属于非自觉的自我创造一样。成人的非自觉的自我创造同自觉的自我创造是人的本质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是本质的不同层次。后者的空间展示只是前者的时间展开的不同表现。因此，应把人的本质同人的素质区别开来。萨特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是存在先于素质，或人的本质先于人的素质。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说明了人的多层次本质。人的素质也可理解为人的特殊本质。“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是和人的一般本质相统一的一般存在先于和人的特殊存在相统一的特殊本质。存在和本质在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
那么，西方经济学家认定的“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结论又是怎样得出来的呢？是西方经济学家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得出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精力集中于简单的线性系统，滋生了一种重抽象还原的主流学术氛围。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片面分析的而非综合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系统的组成部分解释复杂系统，尽管这些部分实际上是无法从整体分割的。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对经济的唯一根本的陈述是关于经济中最本原层次的陈述。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系统行为，如企业自组织、市场交换过程都看作是现象，这些现象可以简化为深层的本原（注：不是本质）——如经济人、商品、产权、交易，而经济人又还原为自私的经济人。他们的方法论基础是还原论----把复杂微观系统的变化看作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的运动引起的。还原论把粒子物理的定律看成宇宙最深层次的本质，然而恰恰是粒子物理的定律本身，宣告了还原论的破产。粒子物理告诉我们：不但客体与客体之间，而且客体与主体之间，都处于不可分割的整体之中。因此，宇宙是也只能是一个整体，还原论本身就是整体论。五度空间理论与方法，使整体论与还原论得以统一，整体论与个体论得以统一。本质是具体的，而抽象不是本质。对称是出发点和归宿，抽象和辩证是手段和途径。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是五度空间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对称经济学是（扬弃还原论的）整体论，西方经济学是还原论；整体论以自然经济与知识经济为背景，还原论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整体论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是对称逻辑。还原论的哲学基础是天人相分，思维方式是“形式”逻辑。整体论重普遍联系、全息关系和直觉。还原论重抽象与分析。二者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但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还原论科学将成昔日黄花。在同自然的关系上，整体论更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所以，对称经济学治本，西方经济学治标；对称经济学为本，西方经济学为用；对称经济学为道，西方经济学为器。
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随着市场社会经济形态由小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平面的市场经济向立体的市场经济、从工业市场经济向知识市场经济发展，人的行为方式也发生质的变化——从竞争走向合作，从博弈中分离出对策。而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系统的参照系由于仍停留在小商品经济和工业市场经济时期，所以他们的立足基础仍然是个人——无论是“经济人”还是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制度经济学，无不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还原论。在还原论看来，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是个人。还原论把社会的最小单位个人的行为方式移植到经济活动中来，认为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也是个人，是个人之间的博弈活动。因此还原论的参照系是小商品经济时期。在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是企业；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人和事之间、企业之间联系的有机性、对称性，决定了人与企业、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合作关系。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西方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
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
以抽象的“经济人”为出发点，信息是不对称的，人在经济活动中只有博弈，而无对策。以具体的主体为出发点，信息不对称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主体的能动性，决定了主体的经济活动是一个对策的过程。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也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出发点。所以，问题和假设只是中点，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理论发展的中间环节。把理性等于抽象，是方法论上的误区，无论是分析还是综合，从研究到叙述，理性都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
从现实来看，“经济人”也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把人看成“经济人”还是“道德人”，集中体现了性善者与性恶者、性善论者与性恶论者两种不同的人本观。实际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是人的两种属性，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不同主观修养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的人。而两种不同的人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属性在人身上的不同组合、不同比重而已。只要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个系统，人的本质属性是这一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经济人”、“道德人”、“政治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名称而已。用“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来界定人的本质、定义“经济人”，是把结论当前提，是静态的、孤立的、线性的思维方式的产物。随着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人”也可以扩展为“道德人”，或把“道德人”作为“经济人”的内在环节。包含“道德人”在内的“经济人”可以作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主体。人的本质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这个原理是经济学、管理学中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统一的理论依据。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子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天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说：“人性就像那急流的水，缺口在东便向东方流，缺口在西便向西方流。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就像水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一样。”孟子说：“水的确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但是，也无所谓向上流向下流吗？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当然，如果水受拍打而
飞溅起来，能使它高过额头；加压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岗。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形势迫使它如此的。人的可以迫使他做坏事，本性的改变也像这样。”
具体
经济人 理性 抽象
非理性
主体
——社会——市场——经济人
客体 哲学（方法论）
具体——抽象——具体
主体
经济人——社会、市场——
客体 经济学
具体 抽象 具体
经济学的出发点与体系建构方法论模型
人的细胞同动物的细胞没有本质的不同，但人有自我意识，能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别开来；
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特殊本质。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客体和主体、相对客体和相对主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科学理论既是以经济学家这一相对主体为中心的这个过程的产物，又是以这个过程本身为对象，因而经济学理论的内容——经济科学规律同对象——经济客观规律是同构的，有着天然的一致；这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例如经济客体）同其他要素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有着一种全息关系。离开这个总体过程去寻找什么“纯经济客体”的信息，“纯经济客体”的反映，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对这个总体过程的反映也即对经济客体的反映，总体的创造过程同对经济客体的反映过程是一致的。对称的方法是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方法论基础，也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基础。在对称辩证法看来，认识过程（研究过程属于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都是具体——抽象——具体。因为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因此都是整体；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方法和叙述方法是整体论方法。这就解决了整体论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怎样同整体论中整体原则相吻合的问题。从具体到抽象，可以看成是还原论的认识过程；从抽象到具体，可以看成是还原论的叙述过程。还原论本来就是要把整体还原为部分，所以这两个过程同它的个体论的基本原则不矛盾。所以还原论就是整体论。这就把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了起来。在这里，要把本原同本质区别开来。本原虽然是整体的最小单位，然而却仍然是现象；本质则是比规律更深层次的范畴。以五度空间模式来观察，从整体上看，整体论是真正的理论基础，而还原论只是一种应用理论。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作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当今世界三大流派、两大类型经济学出发点的扬弃，且同宇宙的本质、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相一致，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最大的涵盖力与解释力，因而具有公理的性质。以这样的公理为出发点展开来的经济学体系可以做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思辩与实证的统一，可以统一解释所有经济现象而不会被证伪。对称经济学的产生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西方经济学不是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经济解释的出发点就是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就是经济学的公理。张五常：“以选择理论来解释人的行为，当然要假设人的行为是可以被预测的。严格一点说，经济学的第一个公理是任何人的行为，都是由个人作出可以被预测的选择（Predictable choice)而起。这是公理，是经济学一个基础假设，不管是对还是错，是不能有所争议的。” ④张五常在这里明确地把经济学假设当做公理。把假设当公理、以个人为出发点是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张五常把假设当公理、以个人为出发点，说明他是以西方经济学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任何一门科学的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学的公理。公理，就是不证自明的、不可证伪的、一门科学的对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反映。只有以这样的公理为出发点进行逻辑严密的推导，才能得出不可证伪的科学结论；只有以不可证伪的公理为出发点、以不可证伪的逻辑推导为过程、得出不可证伪的结论的逻辑体系才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不例外。什么是经济学的公理？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是产生所有经济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次的本质，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领域一切现象都是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和表现，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例外。以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作为经济学的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逻辑的出发点，根本不是什么假设，也根本不要什么假设。公理之所以“不能有所争议”是因为不可证伪，而假设轻易就能被证伪，所以假设不可能“不能有所争议”。诚然，迄今为止的学说99.9%都是假设，但作为科学的体系，只能用0.1%的公理作为出发点。古今中外，除了西方经济学公然主张以假设为出发点外，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公然主张以假设为公理和出发点。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由于作为概念其内涵不具备经济领域的全部涵盖性，在演绎推导形成体系过程中容易出现例外，所以只能是假设而不可能是公理，必然被替换而不能一以贯之、从一而终，更不能做到“没有争议”。但如果我们从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逐步推导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就可以建构起不可证伪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在这里，经济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经济人是实证的，而不是假设的。经济人是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经济人是行为的，而不是理论的。具体的经济人是主体, 主体与客体相对而言.所以以具体的经济人----主体为出发点,就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经济人是哲学分析的终点，经济学研究和叙述的起点。这其中，观察与推理、 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公理与数学公理一样，只能靠直觉凝结产生，因为在表面的直觉背后，是复杂的逻辑推理与实践验证过程；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经济学“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经济学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形式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艾萨克•牛顿（1643—1727），英国近代物理学家。他的力学与线性思维方式只适合于宏观低速领域，不适合于微观高速领域。在微观高速领域要运用量子力学与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论思维方式。人类经济也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其中小商品经济时期相当于物理宏观低速领域，现代知识市场经济相当于物理微观高速领域。牛顿“我能算出天体运行的轨道，却算不出人性的贪婪。”秉持线性思维方式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只能适用于解释小商品经济，当代经济学必须运用非线性的、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在当代经济学领域运用经济学中的“牛顿定律”是思维方式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
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以经济主客体关系为经济学的公理、出发点，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停留在牛顿力学层面。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只有纯客观的才是实证的。在量子力学的科学观看来，主客体不可分，实证在于主客体的统一，实践标准是事实标准、价值标准、逻辑标准的统一。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经济学的客观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在量子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客观性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内在一致的。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应该是抽象的；在量子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应该是具体的。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抽象的纯客观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由于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使西方经济学家不可能理解经济学主客体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他们以某一个经济客体的要素为出发点，很容易被证伪，所以他们的理论、模型只能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概率论为根本方法，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这就是张五常说的“必然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经济无能为力，不能像张五常那样用歪解科学方法论来自圆其说，也不能像其他所谓经济学家那样，用所谓中国市场经济不成熟来自圆其说，而只能在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自身找原因。应该用经济学来解释经济，而不是用经济来注解经济学。当然经济学有改变经济现实、使经济规范化的功能，但经济学首先能解释任何经济现象，通过证明自己的解释力来证明自己的科学性，然后才有资格指导经济规范化。而西方经济学既没有解释力，又强调实证主义、反对规范化，这就只能被排除在中国经济解释之外。
能够作为经济解释出发点的经济学，只能是一般的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由于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虽然有的政治经济学也标榜自己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所以政治经济学作为范式是前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是与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特殊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能成为经济解释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能成为经济解释的理论基础，是由于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在社会规律中的地位不同，但总体上社会经济规律是他们合力的结果。只有对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合理的定位、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作为“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都是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虽然都能对本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反映，因而也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经济规律，但从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具体和抽象的关系。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等于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只有这样的经济学，才能作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主体（理论）
出发点 （相互作用） 产生问题 提出假设 检验假设 升华理论 理论发展
客体（经济现象）
经济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也就是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对称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对称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终结，科学经济学的开始。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经济学，是用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因素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从中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能作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还原论的出发点不是科学经济学的出发点
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是由于西方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经济学还原论的出发点只能是假设而不可能是公理。张五常：“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私是人的本质，是真理，是不可更改的，但从经济科学的角度看，这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私作为一个辩证的基础假设，在这个起点上不容有所争议。”“基础假设不容许有异议，而人的本质究竟是怎样那是心理学、生理学，或哲学上的事，而是我们要假设人是怎样。” ⑤张五常这里隐含两个悖论：“基础假设”和“不容许有异议”之间，“假设”与“要假设”之间。既然是假设，又怎么能够“不容许有异议”？既然“不容许有异议”，又怎么成了假设？假设是实证范畴还是规范范畴？如果是实证范畴，怎么能“要假设”？如果是规范范畴，何必称“假设”？张五常的上述悖论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他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源于他的经济学的抽象的出发点。这就不能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吗？
人是什么？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人的本质有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
首先是一般层次。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对称是人和整个大自然共有的自然本质，也是人的最深层的本质。既然追求平等是人与大自然的共有本质，因此它是无善无恶的。从这个层面来讲，人的本质不是自私的。其次是特殊层次。在这个层次，人的本质是创造。有了创造能力，人们就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联合起来，互相合作。所以人性是善的，可以而且也应该做到自由、平等、博爱。从这个层面来讲，人的本质也不是自私的。最后是个别层次。人类除了互相合作的一面以外，还有互相争夺的一面。因此人性是善恶混。互助合作的一面是更为深层的本质，它们虽然共同发生作用，但由于每个人的环境、地位、能力、修养不同，所以它们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人表现出更多的互相合作的属性，有的人表现出更多的互相争夺的属性。好的制度使人的善的本性得到发挥，不好的制度使人的恶的本性得到实现。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必须对权力多元化监督，但这只是制度对人性的导向作用的证明，而不是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证明。从这个层面来讲，人的本质也不是自私的。
萨特（1905一1980），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先于人作为主体的本质，是人的非自觉的自我创造的本质先于自觉的自我创造的本质，正好像人的少年期靠父母生存属于非自觉的自我创造一样。成人的非自觉的自我创造同自觉的自我创造是人的本质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是本质的不同层次。后者的空间展示只是前者的时间展开的不同表现。因此，应把人的本质同人的素质区别开来。萨特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是存在先于素质，或人的本质先于人的素质。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说明了人的多层次本质。人的素质也可理解为人的特殊本质。“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是和人的一般本质相统一的一般存在先于和人的特殊存在相统一的特殊本质。存在和本质在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
那么，西方经济学家认定的“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结论又是怎样得出来的呢？是西方经济学家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得出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精力集中于简单的线性系统，滋生了一种重抽象还原的主流学术氛围。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片面分析的而非综合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系统的组成部分解释复杂系统，尽管这些部分实际上是无法从整体分割的。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对经济的唯一根本的陈述是关于经济中最本原层次的陈述。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系统行为，如企业自组织、市场交换过程都看作是现象，这些现象可以简化为深层的本原（注：不是本质）——如经济人、商品、产权、交易，而经济人又还原为自私的经济人。他们的方法论基础是还原论----把复杂微观系统的变化看作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的运动引起的。还原论把粒子物理的定律看成宇宙最深层次的本质，然而恰恰是粒子物理的定律本身，宣告了还原论的破产。粒子物理告诉我们：不但客体与客体之间，而且客体与主体之间，都处于不可分割的整体之中。因此，宇宙是也只能是一个整体，还原论本身就是整体论。五度空间理论与方法，使整体论与还原论得以统一，整体论与个体论得以统一。本质是具体的，而抽象不是本质。对称是出发点和归宿，抽象和辩证是手段和途径。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是五度空间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对称经济学是（扬弃还原论的）整体论，西方经济学是还原论；整体论以自然经济与知识经济为背景，还原论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整体论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是对称逻辑。还原论的哲学基础是天人相分，思维方式是“形式”逻辑。整体论重普遍联系、全息关系和直觉。还原论重抽象与分析。二者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但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还原论科学将成昔日黄花。在同自然的关系上，整体论更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所以，对称经济学治本，西方经济学治标；对称经济学为本，西方经济学为用；对称经济学为道，西方经济学为器。
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随着市场社会经济形态由小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平面的市场经济向立体的市场经济、从工业市场经济向知识市场经济发展，人的行为方式也发生质的变化——从竞争走向合作，从博弈中分离出对策。而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系统的参照系由于仍停留在小商品经济和工业市场经济时期，所以他们的立足基础仍然是个人——无论是“经济人”还是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制度经济学，无不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还原论。在还原论看来，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是个人。还原论把社会的最小单位个人的行为方式移植到经济活动中来，认为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也是个人，是个人之间的博弈活动。因此还原论的参照系是小商品经济时期。在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是企业；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人和事之间、企业之间联系的有机性、对称性，决定了人与企业、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合作关系。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西方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
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
以抽象的“经济人”为出发点，信息是不对称的，人在经济活动中只有博弈，而无对策。以具体的主体为出发点，信息不对称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主体的能动性，决定了主体的经济活动是一个对策的过程。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也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出发点。所以，问题和假设只是中点，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理论发展的中间环节。把理性等于抽象，是方法论上的误区，无论是分析还是综合，从研究到叙述，理性都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
从现实来看，“经济人”也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把人看成“经济人”还是“道德人”，集中体现了性善者与性恶者、性善论者与性恶论者两种不同的人本观。实际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是人的两种属性，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不同主观修养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的人。而两种不同的人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属性在人身上的不同组合、不同比重而已。只要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个系统，人的本质属性是这一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经济人”、“道德人”、“政治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名称而已。用“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来界定人的本质、定义“经济人”，是把结论当前提，是静态的、孤立的、线性的思维方式的产物。随着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人”也可以扩展为“道德人”，或把“道德人”作为“经济人”的内在环节。包含“道德人”在内的“经济人”可以作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主体。人的本质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这个原理是经济学、管理学中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统一的理论依据。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子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天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说：“人性就像那急流的水，缺口在东便向东方流，缺口在西便向西方流。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就像水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一样。”孟子说：“水的确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但是，也无所谓向上流向下流吗？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当然，如果水受拍打而
飞溅起来，能使它高过额头；加压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岗。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形势迫使它如此的。人的可以迫使他做坏事，本性的改变也像这样。”
具体
经济人 理性 抽象
非理性
主体
——社会——市场——经济人
客体 哲学（方法论）
具体——抽象——具体
主体
经济人——社会、市场——
客体 经济学
具体 抽象 具体
经济学的出发点与体系建构方法论模型
人的细胞同动物的细胞没有本质的不同，但人有自我意识，能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别开来；
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特殊本质。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客体和主体、相对客体和相对主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科学理论既是以经济学家这一相对主体为中心的这个过程的产物，又是以这个过程本身为对象，因而经济学理论的内容——经济科学规律同对象——经济客观规律是同构的，有着天然的一致；这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例如经济客体）同其他要素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有着一种全息关系。离开这个总体过程去寻找什么“纯经济客体”的信息，“纯经济客体”的反映，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对这个总体过程的反映也即对经济客体的反映，总体的创造过程同对经济客体的反映过程是一致的。对称的方法是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方法论基础，也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基础。在对称辩证法看来，认识过程（研究过程属于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都是具体——抽象——具体。因为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因此都是整体；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方法和叙述方法是整体论方法。这就解决了整体论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怎样同整体论中整体原则相吻合的问题。从具体到抽象，可以看成是还原论的认识过程；从抽象到具体，可以看成是还原论的叙述过程。还原论本来就是要把整体还原为部分，所以这两个过程同它的个体论的基本原则不矛盾。所以还原论就是整体论。这就把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了起来。在这里，要把本原同本质区别开来。本原虽然是整体的最小单位，然而却仍然是现象；本质则是比规律更深层次的范畴。以五度空间模式来观察，从整体上看，整体论是真正的理论基础，而还原论只是一种应用理论。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作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当今世界三大流派、两大类型经济学出发点的扬弃，且同宇宙的本质、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相一致，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最大的涵盖力与解释力，因而具有公理的性质。以这样的公理为出发点展开来的经济学体系可以做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思辩与实证的统一，可以统一解释所有经济现象而不会被证伪。对称经济学的产生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