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对策代替博弈——评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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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15 13:08 | by admin ]
2014/10/15 13:08 | by admin ]
陈世清：用对策代替博弈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
通过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的市场监管理论的获奖，揭示了“博弈”和“对策”是经济主体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揭示了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由博弈向对策转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必然性。
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凭借其在大型企业、市场力量和监管等领域的学术贡献荣获201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说：“许多行业都是由少数大型企业或单个垄断者控制。如果不受监管，这类市场经常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实际)价格高于由成本推动的价格，或者效率差的企业通过禁止更有效率的新企业进入市场而存活。”“价格高于由成本推动的价格，或者效率差的企业通过禁止更有效率的新企业进入市场而存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市场失灵”，而这种市场失灵是由企业垄断造成的，而企业垄断又是由不受监管的市场完全竞争造成的。完全竞争必然走向竞争的反面——垄断，垄断使竞争不再充分，从而使市场失灵。这说明真正的市场竞争是充分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怎样充分竞争？引入政府的作用。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让•梯若尔为有关这类市场失灵的研究注入新活力”。他的研究对于政府如何处理企业合并或联合，以及如何监管垄断企业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让•梯若尔在接受法国《回声报》采访时就曾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主要源于监管失败。他认为，一些经济学家无限相信市场效率，而这一观点已经“落后时代30年”。如果在一个市场中，内部交易者可以随意转移资源，进行内部交易，将对其他交易者特别是小股东不利，股票市场也不能发育健全，只有信息透明才能保护小股东，使他们有积极性向市场注入资金。所以他认为公司信息透明性与公司治理很重要。对于由数家公司巨头主导的行业垄断及由此造成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只有政府规制才能有效监管并纠正市场失灵。借助这些新的理念和相应的机制设计，政府可以更好地鼓励强大的公司变得更具创造力，同时又防范它们伤害竞争和客户。让•梯若尔针对企业信息不透明与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提出的加强政府监管的对策方案说明，政府不在市场之外而就在市场之中，政府本身就是市场主体；包括企业规制在内的政府宏观调控是保证企业信息透明、市场充分竞争与有效运转的必要环节，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基础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把市场作用与政府调控对立起来、把政府看成市场外部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政府本身作为市场主体，对于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经济主体“对策”的典型——政府的强势地位，使其对企业的规制行为很难纳入通常所理解的完全竞争主体之间的“博弈”范畴。因此，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通过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的市场监管理论的获奖，揭示了“博弈”和“对策”是经济主体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揭示了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由博弈向对策转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必然性。政府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是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形态。
信息经济学是博弈论的理论基础，而博弈论又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西方现代经济学中之所以没有把博弈与对策、博弈论与对策论明确区别开来，是由于没有把信息经济学由信息认识论上升到信息控制论。停留在信息认识论层面的信息经济学，只能教人在“囚徒困境”中进行非合作博弈实现消极的“纳什均衡”，不能教人通过合作博弈实现积极的信息对称，这样的信息经济学只能教人博弈不能教人对策是必然的。像张维迎这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市场自发论逻辑就是建立在信息认识论与博弈论基础上的。诚然，信息对称或从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自然现象，社会领域信息对称是有自发的一面。人类社会追求信息从不对称到对称转化，是人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本能，正好像追求公平是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本能、通过内部基因变异外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实现生物体和环境的对称与进化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基本粒子运动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产生万物是自然界本体论意义上的本能一样。但人类追求信息对称不能仅仅停留在自发层面，而必须上升到自觉层次；就好像人的本能不能停留在动物层面而必须上升到理性层次一样。这就是信息认识论必须上升到信息控制论的逻辑的与历史的依据。之所以会出现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梯若尔教授说的，好的经济学家忙于教学和研究，所以没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差的经济学家反而做这些事情的现象，就是因为差的经济学家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大众媒体比较容易通过和差的经济学家的接触实现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信息对称，大众媒体通过和差的经济学家的接触可以相对提高和经济学家信息对称的边际效率；而那些差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也乐于接受媒体采访，也是出于用名气来弥补学问不足、实现自己人生超越与心理平衡的本能冲动。但这种低层次的、表面的信息对称会出现社会信息对称中的“劣币驱逐良币”，在社会大众整天听那些差的经济学家夸夸其谈时，听不到好的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实践证明：要解决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走出信息看信息，在经济控制论领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仅仅从信息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控制论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受控的实践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融合过程。这说明必须用自觉的信息对称代替自发的信息对称。这就必然要求用信息控制论代替信息认识论，把对策和博弈分离开来，用对策代替博弈。本人之所以长期主张从现有的“博弈”中分离出“对策”，把现在不加区分的“博弈”和“对策”看成两个概念，用对策代替博弈，就是希望提高人实现信息对称的自觉性，减少人实现信息对称的盲目性，提升人实现信息对称的层次性，从而改变人的自发的行为方式，提高人的主体性，提高人作为经济主体活动的效率与效益。
市场的逻辑本质上是对策的逻辑不是博弈的逻辑。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之所以得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为他把博弈论运用到经济活动的控制中，提出用机制设计和产业组织来控制人的经济活动，使人与人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无序“博弈”得以规范，使市场能够有序运转。这对于经济学理论与人类经济实践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让-梯若尔：“如果在一个市场中，内部交易者可以随意转移资源，进行内部交易，将对其他交易者不利，股票市场也不能发育健全。因此保护少数小股东很重要，这样他们才会有积极性向市场注入资金。”因此，“我认为透明性很重要，公司信息、公司治理也很重要。”如果说，“透明性”属于信息认识论范畴，那么“公司治理”就属于信息控制论范畴。通过信息控制实现信息对称（透明），实际上是用对策代替博弈，虽然让-梯若尔本人仍然把对策称之为博弈，或者他仍然把对策与博弈混为一谈。这不奇怪，人类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模糊到精确、多义到一义的过程，让-梯若尔的机制设计与产业组织理论客观上揭示了把对策与博弈两个概念剥离开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用对策代替博弈的必然性，虽然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用对策代替博弈、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方法，首先是进行产业组织的机制设计，也就是让-梯若尔说的，如果想把事情分析透彻（实现信息不对称向信息对称转化），就必须用博弈论（这里的“博弈论”实际上就是对策论）表述出来，这样就能知道改变游戏规则（进行机制设计）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否能通过对充满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活动进行规制实现信息不对称向信息对称转化、对充满无序的经济活动进行规范使之实现从无序向有序转化的目的）；其次是靠健全的法规和制度，对诸如内部交易等无序非法的博弈行为起诉、罚款甚至进监狱，使之得到有效控制。这种通过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宏观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微观的劳动力市场与经理人市场，以及股票、债券、期货、借贷市场，等等。市场经济的信息对称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于制度设计问题。让-梯若尔认为禁止内部交易很不容易，必须靠健全的法规和制度，说明科学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和小企业、企业和股东与客户“多种势力和群体”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掌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信息控制实现信息对称方面确实有制度优势。
曾几何时，西方经济学否认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所以才有不确定、信息不对称、非理性、有限理性，才有“囚徒困境”与博弈。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博弈没有对策，即使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著述中也有出现“对策”字眼，但在概念上仍然是博弈。让-梯若尔的对策论产业组织理论实际上指出了西方经济学通过对策走出经济人有限理性造成的“囚徒困境”的出路，虽然让-梯若尔仍然没有对对策与博弈的概念做明确的区分。让-梯若尔把博弈论定义为研究人与人之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让-梯若尔的博弈论定义过于宽泛，以致使人无法把握博弈的真正本质。人与人之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信息的交换中又包括博弈与对策两种方式。让-梯若尔对博弈论的宽泛定义实际上是把博弈与对策、博弈论与对策论混为一谈。实际上博弈与对策不同。所谓“博弈”，是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依靠经验和猜测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西方经济学中所谓人与人之间在“囚徒困境”中通过非合作博弈实现“纳什均衡”就是经典的博弈。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囚徒困境”，人们总是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间谍手段）实现信息对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策；即使人们经过努力后无法实现完全的信息对称，但人们这种想办法获取信息、实现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努力、措施从不得力向得力转化的摸索过程，就是一种对策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囚徒困境”中的博弈过程。所谓对策，就在信息对称或接近对称的基础上依靠知识和智慧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自觉的而非自发的。让-梯若尔对我国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取消内部关税使国内商品自由流通等建议就是在总结经验掌握规律基础上的对策论建议，虽然他在表述上仍然把他的对策说成博弈。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现有的信息经济学实际上是信息认识论）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信息认识论）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信息认识论）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与信息控制论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让-梯若尔强调了经济主体包括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说明了博弈向对策转化、信息认识论向信息控制论转化的必要性，在强调实证性的西方经济学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被中国经济学——主客体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对称经济学范式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让-梯若尔对人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从人类经济学本身的整体发展逻辑而言，让-梯若尔今年获奖可谓名至实归。
原载：求是理论网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
通过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的市场监管理论的获奖，揭示了“博弈”和“对策”是经济主体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揭示了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由博弈向对策转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必然性。
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凭借其在大型企业、市场力量和监管等领域的学术贡献荣获201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说：“许多行业都是由少数大型企业或单个垄断者控制。如果不受监管，这类市场经常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实际)价格高于由成本推动的价格，或者效率差的企业通过禁止更有效率的新企业进入市场而存活。”“价格高于由成本推动的价格，或者效率差的企业通过禁止更有效率的新企业进入市场而存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市场失灵”，而这种市场失灵是由企业垄断造成的，而企业垄断又是由不受监管的市场完全竞争造成的。完全竞争必然走向竞争的反面——垄断，垄断使竞争不再充分，从而使市场失灵。这说明真正的市场竞争是充分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怎样充分竞争？引入政府的作用。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让•梯若尔为有关这类市场失灵的研究注入新活力”。他的研究对于政府如何处理企业合并或联合，以及如何监管垄断企业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让•梯若尔在接受法国《回声报》采访时就曾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主要源于监管失败。他认为，一些经济学家无限相信市场效率，而这一观点已经“落后时代30年”。如果在一个市场中，内部交易者可以随意转移资源，进行内部交易，将对其他交易者特别是小股东不利，股票市场也不能发育健全，只有信息透明才能保护小股东，使他们有积极性向市场注入资金。所以他认为公司信息透明性与公司治理很重要。对于由数家公司巨头主导的行业垄断及由此造成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只有政府规制才能有效监管并纠正市场失灵。借助这些新的理念和相应的机制设计，政府可以更好地鼓励强大的公司变得更具创造力，同时又防范它们伤害竞争和客户。让•梯若尔针对企业信息不透明与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提出的加强政府监管的对策方案说明，政府不在市场之外而就在市场之中，政府本身就是市场主体；包括企业规制在内的政府宏观调控是保证企业信息透明、市场充分竞争与有效运转的必要环节，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基础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把市场作用与政府调控对立起来、把政府看成市场外部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政府本身作为市场主体，对于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经济主体“对策”的典型——政府的强势地位，使其对企业的规制行为很难纳入通常所理解的完全竞争主体之间的“博弈”范畴。因此，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通过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的市场监管理论的获奖，揭示了“博弈”和“对策”是经济主体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揭示了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由博弈向对策转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必然性。政府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是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形态。
信息经济学是博弈论的理论基础，而博弈论又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西方现代经济学中之所以没有把博弈与对策、博弈论与对策论明确区别开来，是由于没有把信息经济学由信息认识论上升到信息控制论。停留在信息认识论层面的信息经济学，只能教人在“囚徒困境”中进行非合作博弈实现消极的“纳什均衡”，不能教人通过合作博弈实现积极的信息对称，这样的信息经济学只能教人博弈不能教人对策是必然的。像张维迎这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市场自发论逻辑就是建立在信息认识论与博弈论基础上的。诚然，信息对称或从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自然现象，社会领域信息对称是有自发的一面。人类社会追求信息从不对称到对称转化，是人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本能，正好像追求公平是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本能、通过内部基因变异外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实现生物体和环境的对称与进化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基本粒子运动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产生万物是自然界本体论意义上的本能一样。但人类追求信息对称不能仅仅停留在自发层面，而必须上升到自觉层次；就好像人的本能不能停留在动物层面而必须上升到理性层次一样。这就是信息认识论必须上升到信息控制论的逻辑的与历史的依据。之所以会出现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梯若尔教授说的，好的经济学家忙于教学和研究，所以没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差的经济学家反而做这些事情的现象，就是因为差的经济学家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大众媒体比较容易通过和差的经济学家的接触实现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信息对称，大众媒体通过和差的经济学家的接触可以相对提高和经济学家信息对称的边际效率；而那些差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也乐于接受媒体采访，也是出于用名气来弥补学问不足、实现自己人生超越与心理平衡的本能冲动。但这种低层次的、表面的信息对称会出现社会信息对称中的“劣币驱逐良币”，在社会大众整天听那些差的经济学家夸夸其谈时，听不到好的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实践证明：要解决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走出信息看信息，在经济控制论领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仅仅从信息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控制论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受控的实践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融合过程。这说明必须用自觉的信息对称代替自发的信息对称。这就必然要求用信息控制论代替信息认识论，把对策和博弈分离开来，用对策代替博弈。本人之所以长期主张从现有的“博弈”中分离出“对策”，把现在不加区分的“博弈”和“对策”看成两个概念，用对策代替博弈，就是希望提高人实现信息对称的自觉性，减少人实现信息对称的盲目性，提升人实现信息对称的层次性，从而改变人的自发的行为方式，提高人的主体性，提高人作为经济主体活动的效率与效益。
市场的逻辑本质上是对策的逻辑不是博弈的逻辑。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之所以得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为他把博弈论运用到经济活动的控制中，提出用机制设计和产业组织来控制人的经济活动，使人与人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无序“博弈”得以规范，使市场能够有序运转。这对于经济学理论与人类经济实践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让-梯若尔：“如果在一个市场中，内部交易者可以随意转移资源，进行内部交易，将对其他交易者不利，股票市场也不能发育健全。因此保护少数小股东很重要，这样他们才会有积极性向市场注入资金。”因此，“我认为透明性很重要，公司信息、公司治理也很重要。”如果说，“透明性”属于信息认识论范畴，那么“公司治理”就属于信息控制论范畴。通过信息控制实现信息对称（透明），实际上是用对策代替博弈，虽然让-梯若尔本人仍然把对策称之为博弈，或者他仍然把对策与博弈混为一谈。这不奇怪，人类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模糊到精确、多义到一义的过程，让-梯若尔的机制设计与产业组织理论客观上揭示了把对策与博弈两个概念剥离开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用对策代替博弈的必然性，虽然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用对策代替博弈、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方法，首先是进行产业组织的机制设计，也就是让-梯若尔说的，如果想把事情分析透彻（实现信息不对称向信息对称转化），就必须用博弈论（这里的“博弈论”实际上就是对策论）表述出来，这样就能知道改变游戏规则（进行机制设计）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否能通过对充满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活动进行规制实现信息不对称向信息对称转化、对充满无序的经济活动进行规范使之实现从无序向有序转化的目的）；其次是靠健全的法规和制度，对诸如内部交易等无序非法的博弈行为起诉、罚款甚至进监狱，使之得到有效控制。这种通过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宏观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微观的劳动力市场与经理人市场，以及股票、债券、期货、借贷市场，等等。市场经济的信息对称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于制度设计问题。让-梯若尔认为禁止内部交易很不容易，必须靠健全的法规和制度，说明科学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和小企业、企业和股东与客户“多种势力和群体”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掌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信息控制实现信息对称方面确实有制度优势。
曾几何时，西方经济学否认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所以才有不确定、信息不对称、非理性、有限理性，才有“囚徒困境”与博弈。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博弈没有对策，即使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著述中也有出现“对策”字眼，但在概念上仍然是博弈。让-梯若尔的对策论产业组织理论实际上指出了西方经济学通过对策走出经济人有限理性造成的“囚徒困境”的出路，虽然让-梯若尔仍然没有对对策与博弈的概念做明确的区分。让-梯若尔把博弈论定义为研究人与人之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让-梯若尔的博弈论定义过于宽泛，以致使人无法把握博弈的真正本质。人与人之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信息的交换中又包括博弈与对策两种方式。让-梯若尔对博弈论的宽泛定义实际上是把博弈与对策、博弈论与对策论混为一谈。实际上博弈与对策不同。所谓“博弈”，是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依靠经验和猜测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西方经济学中所谓人与人之间在“囚徒困境”中通过非合作博弈实现“纳什均衡”就是经典的博弈。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囚徒困境”，人们总是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间谍手段）实现信息对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策；即使人们经过努力后无法实现完全的信息对称，但人们这种想办法获取信息、实现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努力、措施从不得力向得力转化的摸索过程，就是一种对策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囚徒困境”中的博弈过程。所谓对策，就在信息对称或接近对称的基础上依靠知识和智慧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自觉的而非自发的。让-梯若尔对我国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取消内部关税使国内商品自由流通等建议就是在总结经验掌握规律基础上的对策论建议，虽然他在表述上仍然把他的对策说成博弈。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现有的信息经济学实际上是信息认识论）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信息认识论）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信息认识论）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与信息控制论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让-梯若尔强调了经济主体包括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说明了博弈向对策转化、信息认识论向信息控制论转化的必要性，在强调实证性的西方经济学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被中国经济学——主客体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对称经济学范式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让-梯若尔对人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从人类经济学本身的整体发展逻辑而言，让-梯若尔今年获奖可谓名至实归。
原载：求是理论网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需要西方国家承认
[ 2014/09/26 23:28 | by admin ]
2014/09/26 23:28 | by admin ]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实际上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否认了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承认了市场化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模本而被西方牵着改革的鼻子走。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道路、制度缺乏自信的表现。
爱国，让我想起了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首先存在思维方式冲突问题。从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看来，由于转基因能讲清各个基因的来龙去脉，所以就是安全的。但从中国人的对称思维、复杂系统论思维方式来看，要素的性质由系统决定，转基因中各个基因分别来看是安全的不等于转基因产品整体上是安全的。Wc是治癌的，苯甲酸钠作为防腐剂从单独使用来看没什么问题，但wc和苯甲酸钠结合会产生苯，而苯是致癌物质。苏丹红之所以有致癌性不是因为它的“基因”，而是因为它的分子化学结构。也许转基因产品从短期经济效益来看是有价值的，但从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来看其价值远远不如我国高产杂交水稻，而从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来看问题需要中国传统的整体论思维方式而不是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思维方式上的冲突。从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看来，只有实现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实现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西式宪政民主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它们不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但从中国整体论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价格为核心机制，以效率为核心价值，以利润为根本目标，主张完全竞争、弱肉强食、奉行丛林法则，经济增长是以剥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其最终结果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价值为核心机制，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人的幸福为根本目标，排除一切垄断、投机、权贵和不正当竞争，发展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其最终结果是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表面的平等掩盖实质的不平等，因而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只有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要建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市场经济的标准模本。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实际上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否认了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承认了市场化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模本而被西方牵着改革的鼻子走。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道路、制度缺乏自信的表现。
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除了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还存在着经济全球化和民族主体性的冲突。“全球化”本来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使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贫富差距、国内贫富差距，更有利于维护人权、民族主权。因此全球化不是全盘西化。但现有的全球化实质是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以致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既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化，也是反全球性的自由化，是全球化中民主与法制必须对称、全球化与主体性必须对称的朴实反映。因此，现在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本质上不是反对作为经济发展趋向的全球化本身。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试图用经济全球化消解中国经济主体性，用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世界工厂论来单向定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只会使中国经济在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波动中处于危险的境地。
据统计，我国因外汇储备增加而投放的货币量占到央行新增货币供应量的80%以上。美元大量流入造成我国被动增发人民币基础货币造成人民币贬值国内通货膨胀并由此丧失人民币定价权，因丧失人民币定价权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超级提款机与金融危机的转嫁地、缓冲带，根子不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占款对冲模式，而在出口导向、外资导向的发展模式；保卫人民币货币主权的根本途径不在金融领域，而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只有改变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制造美国赚钱的“中美国夫妻关系模式”，才能真正掌握人民币货币主权。要掌握人民币货币主权，经济发展模式是本，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占款对冲模式、人民币是否国际化是末。我们不能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由于人民币定价权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否外流，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是否能够随着改革开放得到切实提高，关系到我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是否安全，可以说人民币定价权实际上就是我国主权、人民人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以人民币定价权为纽带，说明发展模式和国家主权、人民人权之间不可分离。外向（包括出口导向与外资导向）型经济给我国带来的经济困局说明，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把选择发展模式提高到维护国家主权、人民人权的高度来定位；如果为了虚假的GDP增长、人均GDP提高而继续盲目对外开放，自作多情地继续维持和美国的“夫妻关系”，将使我国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政治附庸国与经济殖民地，使美国越来越富、中国越来越穷，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丧失民族主体性，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成果付之西流。
全球化对不发达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象我们这样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应该包括创新——创造——创业机制畅通灵活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系、核心技术保密体系、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以及为建立这样的体系所必须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先天的比较优势。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中国经济体，就不能以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来定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只有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才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体性。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全球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把贫富两极分化从国内扩大到全球；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和霸权主义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从而达到彻底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的目的。
物极必反、两极相逢，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抱薪救火为投机分子买单，由此引起了美国人民一次次的反弹与示威，最终酿成占领华尔街事件。整个事件以美国政府的暴力镇压而告终。这只能说明投机者、金融寡头已经绑架了美国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成为投机者、金融寡头的利益代表，并因此使自己站在广大美国普通百姓的对立面。以反倾销为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次次通过法案，要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就是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缩水，达到变相赖账的目的，甚至有美国国会议员公开宣称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是可以不还。美国以开金融峰会制定国际金融规则为由，骗各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为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试图在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下用美国经济绑架全球经济。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后来的欧债危机，再到目前的美国政府的停摆危机，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美国这样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那么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信用、国家信用的破产也就是必然的。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此前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调降至AA+。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当地时间本周二曾宣布将美国AAA主权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近日也宣布将美国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从A降至A-。大公国际认为美国高度依赖借新还旧维持其偿债能力的模式不断增加联邦政府债务偿还能力的脆弱性，这种状况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有实质性改变，因此将其评级下调。在近日凤凰网组织的、有5万多人参加的“您认为中国政府购买的美债安全吗？”网上投票中，有高达84%以上的人认为“不安全，有重大违约危险”。关键的是：不管美元国债能不能还，能不能还本付利保值，我们还有必要买吗？我认为，从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看，我们不应该拿中国的外汇储备去买美元国债，而应该进口技术实物进行科学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应结合产业升级，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前提下，增加进口，贬抑出口，把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转变为生产力。重点放在新农村建设，以增加就业、增加供给、贬抑物价、促进内需，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美国政府频发的信用危机宣告了我国出口导向、外资导向、外技导向、世界工厂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失败，也宣告了我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增长战略的失败。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举国竭尽全力支持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目前遇到了因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多次通过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4）大量购买国债滥发美元使美元不断贬值把危机造成的本国损失转嫁给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国家、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首当其冲不断缩水却无可奈何的困境；美国通过军事外交围堵我国，想通过军事外交政治手段直接间接赖掉我国用美元“储备货币”购买的1.3万亿美国国债造成的我国外交困境等等，都说明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储备货币实质是用自己的财富替外国人存款，而其价值却由外国人来决定。这点美国人最聪明：通过向外国人借钱，把外国的财富流进自己腰包，然后用滥发的美元来偿还；尔后再宣布美元贬值，最终是用一堆废纸来换取国外的真金实银，把那些象中国这样出口依赖型、为贸易顺差沾沾自喜的国家玩了一把。我们这些出口依赖型国家，为贸易顺差、赚取大量美元而沾沾自喜的国家的财富就这样通过“顺差”而大量地白白流进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被掏空，与此同时国家为了对冲外汇储备而不得不增发大量的基础货币，这一少一多，物价哪有不上涨的道理？美元贬值、外汇储备不能换回等值商品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实质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损失由中国人民来承担。我国目前如果是产能过剩造成通货膨胀，这时如果采取紧缩政策恐怕是背道而驰，结果适得其反。提高货币效率、降低物价的根本途径，不是减少货币供给，而是增加产品供给。减少货币供给，最直接的办法是用4万亿外汇储备回收人民币；而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4万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基本建设的紧缺用品。路在脚下，钱在钱途。钱是祸还是福，在导不在堵。
改革开放，战略是“道”，策略是“德”。“道”决定“德”，战略决定策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还是GDP增长，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战略。不讲姓社姓资“不争论”，只讲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其结果就是连什么是猫、什么是老鼠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说知道老鼠在哪里。对于主流经济学家而言，GDP就是老鼠，私有化、产业化、产品出口化就是猫。为了抓住GDP这只老鼠，不惜效率优先、血汗工厂、掏空资源、两极分化。这种猫抓老鼠的把戏最后演变成GDP外汇化，外汇美国国债化。外汇美国国债化的结果，就是应了中国人的老话：借钱树敌。美国人为了赖掉巨额外债，拿出外债的一小部分增强自身军力，拿出外债的一小部分收买代理人国家四面包围中国，再拿出外债的一小部分收买国内买办代理人做内奸，里应外合；而国内由于两极分化、腐败盛行而民心不稳，无法形成同仇敌忾的民族凝聚力以共同抵御外侮，使中华民族再次处于资源丧失、领土丢失、民族分裂、人心思变的内忧外患之中。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行不通。不讲姓社姓资、“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本身就是一种战略，然而却是完全错误的战略，是在“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等不要战略表面现象掩盖下的完全错误的战略。
从幸福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的范式差异可以看出，幸福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不是所谓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而是民族主体的市场经济与殖民的市场经济的争论。在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市场是平面的，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任何民族主义都是民粹主义，两极分化只要没有达到老百姓造反的程度就是“帕累托最优”。可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祖师爷美国可没有按照他们徒子徒孙所领会的自己的理论去办。他们的政府先是通过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买办汉奸集团购买1.3万亿的美国国债，然后用武力逼迫人民币升值，用这种办法明目张胆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他们自己限制对中国战略物质、核心技术出口，另一方面却逼迫中国廉价出口战略物质，仅仅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就遭到欧美日联合施压。他们公然鼓吹“中美国”理论，用经过他们政府的种种操纵手法逐步贬值最后对于中国一文不值的美元废纸来骗取全体中国人民为全体美国人民创造财富，用中国人民的两极分化、血汗工厂换取美国人民的歌舞升平。所有这些做法遵循的是幸福经济学理论、市场立体化理论，而不是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于美国政府的上述种种做法，中国的“精英”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站出来指责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而对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利用稀土这个战略优势作贸易武器使用却横加指责，认为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这说明这些中国“精英”经济学家是对别人自由主义，对自己“马克思主义”。
希拉里.克林顿去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中国的官员和富人，基本都已经移民或准备移民，完全是为了逃避社会责任，对国家人民背叛的行为。” 意识形态和我们对立的美国政府首脑都说这帮人叛国，这帮人自己应该感到羞耻！但他们羞耻了吗？NO！可以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说明，对国家人民背叛得更彻底的，不是移民和向国外转移财产，而是卖国灵魂，是中国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以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切入点，以经济全球化为名扼杀中华民族主体性造成的民族主体意识的淡化。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要害与危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文化无国界的幌子，妄图通过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来摧垮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好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西方的舶来品。这说明我们要在全球化中确立民族主体性，首先要确立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科学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选择的结果，中国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也是中国现实选择的必然，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体性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凝铸成的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来看，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不是舶来品，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模本，只有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理解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的权贵资本主义，理解成道德沦丧、腐败横行、潜规则通行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是在“中国特色”掩盖下的修正主义。在中国，修正主义上台必然水土不服，其结果必然是动乱和折腾。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是既不走回头路，也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邪路。这是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注解。我国没必要非要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爱国，让我想起了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首先存在思维方式冲突问题。从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看来，由于转基因能讲清各个基因的来龙去脉，所以就是安全的。但从中国人的对称思维、复杂系统论思维方式来看，要素的性质由系统决定，转基因中各个基因分别来看是安全的不等于转基因产品整体上是安全的。Wc是治癌的，苯甲酸钠作为防腐剂从单独使用来看没什么问题，但wc和苯甲酸钠结合会产生苯，而苯是致癌物质。苏丹红之所以有致癌性不是因为它的“基因”，而是因为它的分子化学结构。也许转基因产品从短期经济效益来看是有价值的，但从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来看其价值远远不如我国高产杂交水稻，而从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来看问题需要中国传统的整体论思维方式而不是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思维方式上的冲突。从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看来，只有实现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实现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西式宪政民主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它们不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但从中国整体论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价格为核心机制，以效率为核心价值，以利润为根本目标，主张完全竞争、弱肉强食、奉行丛林法则，经济增长是以剥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其最终结果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价值为核心机制，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人的幸福为根本目标，排除一切垄断、投机、权贵和不正当竞争，发展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其最终结果是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表面的平等掩盖实质的不平等，因而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只有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要建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市场经济的标准模本。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实际上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否认了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承认了市场化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模本而被西方牵着改革的鼻子走。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道路、制度缺乏自信的表现。
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除了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还存在着经济全球化和民族主体性的冲突。“全球化”本来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使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贫富差距、国内贫富差距，更有利于维护人权、民族主权。因此全球化不是全盘西化。但现有的全球化实质是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以致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既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化，也是反全球性的自由化，是全球化中民主与法制必须对称、全球化与主体性必须对称的朴实反映。因此，现在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本质上不是反对作为经济发展趋向的全球化本身。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试图用经济全球化消解中国经济主体性，用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世界工厂论来单向定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只会使中国经济在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波动中处于危险的境地。
据统计，我国因外汇储备增加而投放的货币量占到央行新增货币供应量的80%以上。美元大量流入造成我国被动增发人民币基础货币造成人民币贬值国内通货膨胀并由此丧失人民币定价权，因丧失人民币定价权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超级提款机与金融危机的转嫁地、缓冲带，根子不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占款对冲模式，而在出口导向、外资导向的发展模式；保卫人民币货币主权的根本途径不在金融领域，而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只有改变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制造美国赚钱的“中美国夫妻关系模式”，才能真正掌握人民币货币主权。要掌握人民币货币主权，经济发展模式是本，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占款对冲模式、人民币是否国际化是末。我们不能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由于人民币定价权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否外流，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是否能够随着改革开放得到切实提高，关系到我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是否安全，可以说人民币定价权实际上就是我国主权、人民人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以人民币定价权为纽带，说明发展模式和国家主权、人民人权之间不可分离。外向（包括出口导向与外资导向）型经济给我国带来的经济困局说明，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把选择发展模式提高到维护国家主权、人民人权的高度来定位；如果为了虚假的GDP增长、人均GDP提高而继续盲目对外开放，自作多情地继续维持和美国的“夫妻关系”，将使我国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政治附庸国与经济殖民地，使美国越来越富、中国越来越穷，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丧失民族主体性，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成果付之西流。
全球化对不发达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象我们这样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应该包括创新——创造——创业机制畅通灵活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系、核心技术保密体系、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以及为建立这样的体系所必须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先天的比较优势。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中国经济体，就不能以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来定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只有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才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体性。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全球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把贫富两极分化从国内扩大到全球；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和霸权主义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从而达到彻底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的目的。
物极必反、两极相逢，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抱薪救火为投机分子买单，由此引起了美国人民一次次的反弹与示威，最终酿成占领华尔街事件。整个事件以美国政府的暴力镇压而告终。这只能说明投机者、金融寡头已经绑架了美国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成为投机者、金融寡头的利益代表，并因此使自己站在广大美国普通百姓的对立面。以反倾销为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次次通过法案，要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就是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缩水，达到变相赖账的目的，甚至有美国国会议员公开宣称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是可以不还。美国以开金融峰会制定国际金融规则为由，骗各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为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试图在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下用美国经济绑架全球经济。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后来的欧债危机，再到目前的美国政府的停摆危机，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美国这样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那么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信用、国家信用的破产也就是必然的。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此前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调降至AA+。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当地时间本周二曾宣布将美国AAA主权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近日也宣布将美国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从A降至A-。大公国际认为美国高度依赖借新还旧维持其偿债能力的模式不断增加联邦政府债务偿还能力的脆弱性，这种状况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有实质性改变，因此将其评级下调。在近日凤凰网组织的、有5万多人参加的“您认为中国政府购买的美债安全吗？”网上投票中，有高达84%以上的人认为“不安全，有重大违约危险”。关键的是：不管美元国债能不能还，能不能还本付利保值，我们还有必要买吗？我认为，从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看，我们不应该拿中国的外汇储备去买美元国债，而应该进口技术实物进行科学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应结合产业升级，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前提下，增加进口，贬抑出口，把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转变为生产力。重点放在新农村建设，以增加就业、增加供给、贬抑物价、促进内需，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美国政府频发的信用危机宣告了我国出口导向、外资导向、外技导向、世界工厂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失败，也宣告了我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增长战略的失败。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举国竭尽全力支持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目前遇到了因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多次通过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4）大量购买国债滥发美元使美元不断贬值把危机造成的本国损失转嫁给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国家、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首当其冲不断缩水却无可奈何的困境；美国通过军事外交围堵我国，想通过军事外交政治手段直接间接赖掉我国用美元“储备货币”购买的1.3万亿美国国债造成的我国外交困境等等，都说明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储备货币实质是用自己的财富替外国人存款，而其价值却由外国人来决定。这点美国人最聪明：通过向外国人借钱，把外国的财富流进自己腰包，然后用滥发的美元来偿还；尔后再宣布美元贬值，最终是用一堆废纸来换取国外的真金实银，把那些象中国这样出口依赖型、为贸易顺差沾沾自喜的国家玩了一把。我们这些出口依赖型国家，为贸易顺差、赚取大量美元而沾沾自喜的国家的财富就这样通过“顺差”而大量地白白流进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被掏空，与此同时国家为了对冲外汇储备而不得不增发大量的基础货币，这一少一多，物价哪有不上涨的道理？美元贬值、外汇储备不能换回等值商品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实质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损失由中国人民来承担。我国目前如果是产能过剩造成通货膨胀，这时如果采取紧缩政策恐怕是背道而驰，结果适得其反。提高货币效率、降低物价的根本途径，不是减少货币供给，而是增加产品供给。减少货币供给，最直接的办法是用4万亿外汇储备回收人民币；而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4万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基本建设的紧缺用品。路在脚下，钱在钱途。钱是祸还是福，在导不在堵。
改革开放，战略是“道”，策略是“德”。“道”决定“德”，战略决定策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还是GDP增长，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战略。不讲姓社姓资“不争论”，只讲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其结果就是连什么是猫、什么是老鼠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说知道老鼠在哪里。对于主流经济学家而言，GDP就是老鼠，私有化、产业化、产品出口化就是猫。为了抓住GDP这只老鼠，不惜效率优先、血汗工厂、掏空资源、两极分化。这种猫抓老鼠的把戏最后演变成GDP外汇化，外汇美国国债化。外汇美国国债化的结果，就是应了中国人的老话：借钱树敌。美国人为了赖掉巨额外债，拿出外债的一小部分增强自身军力，拿出外债的一小部分收买代理人国家四面包围中国，再拿出外债的一小部分收买国内买办代理人做内奸，里应外合；而国内由于两极分化、腐败盛行而民心不稳，无法形成同仇敌忾的民族凝聚力以共同抵御外侮，使中华民族再次处于资源丧失、领土丢失、民族分裂、人心思变的内忧外患之中。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行不通。不讲姓社姓资、“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本身就是一种战略，然而却是完全错误的战略，是在“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等不要战略表面现象掩盖下的完全错误的战略。
从幸福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的范式差异可以看出，幸福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不是所谓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而是民族主体的市场经济与殖民的市场经济的争论。在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市场是平面的，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任何民族主义都是民粹主义，两极分化只要没有达到老百姓造反的程度就是“帕累托最优”。可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祖师爷美国可没有按照他们徒子徒孙所领会的自己的理论去办。他们的政府先是通过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买办汉奸集团购买1.3万亿的美国国债，然后用武力逼迫人民币升值，用这种办法明目张胆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他们自己限制对中国战略物质、核心技术出口，另一方面却逼迫中国廉价出口战略物质，仅仅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就遭到欧美日联合施压。他们公然鼓吹“中美国”理论，用经过他们政府的种种操纵手法逐步贬值最后对于中国一文不值的美元废纸来骗取全体中国人民为全体美国人民创造财富，用中国人民的两极分化、血汗工厂换取美国人民的歌舞升平。所有这些做法遵循的是幸福经济学理论、市场立体化理论，而不是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于美国政府的上述种种做法，中国的“精英”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站出来指责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而对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利用稀土这个战略优势作贸易武器使用却横加指责，认为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这说明这些中国“精英”经济学家是对别人自由主义，对自己“马克思主义”。
希拉里.克林顿去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中国的官员和富人，基本都已经移民或准备移民，完全是为了逃避社会责任，对国家人民背叛的行为。” 意识形态和我们对立的美国政府首脑都说这帮人叛国，这帮人自己应该感到羞耻！但他们羞耻了吗？NO！可以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说明，对国家人民背叛得更彻底的，不是移民和向国外转移财产，而是卖国灵魂，是中国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以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切入点，以经济全球化为名扼杀中华民族主体性造成的民族主体意识的淡化。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要害与危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文化无国界的幌子，妄图通过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来摧垮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好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西方的舶来品。这说明我们要在全球化中确立民族主体性，首先要确立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科学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选择的结果，中国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也是中国现实选择的必然，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体性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凝铸成的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来看，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不是舶来品，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模本，只有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理解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的权贵资本主义，理解成道德沦丧、腐败横行、潜规则通行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是在“中国特色”掩盖下的修正主义。在中国，修正主义上台必然水土不服，其结果必然是动乱和折腾。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是既不走回头路，也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邪路。这是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注解。我国没必要非要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经济学是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评张五常“经济解释”（一）
[ 2014/09/11 23:40 | by admin ]
2014/09/11 23:40 | by admin ]
经济学的对象是人的自觉活动，人的活动就是由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组成。经济解释的为什么、怎么样就在是什么之中，经济解释就是解释经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经济解释“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统一的, 经济解释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统一和自然科学解释的“是什么”等价。经济学的实证性离不开规范性。
对称经济学使经济学第一次实现了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三层含义：一是正确的认识,二是合理的解释，三是积极的引导。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积极的引导：怎么样。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因此经济解释与经济解决是统一的，经济学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统一的。而张五常虽然以经济解释见长，出了三卷本厚厚的《经济解释》，但当他割裂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宣称经济解释就是只讲经济是什么，不讲经济为什么、怎么样时，他就既解决不了经济问题，也解释不了经济现象。
张五常：“‘经济解释’是说以经济学的角度，用上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现象或人的行为。在科学的范畴内，问题来来去去只有一条：为什么？是的，‘怎么办？’是工程学的问题，而‘好不好？’则是伦理学上的问题了。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 ①张五常在这里对“经济解释”的解释，混淆了经济学和其他科学的本质区别。经济学的对象是人的自觉活动，人的活动就是由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组成。经济解释的为什么、怎么样就在是什么之中，经济解释就是解释经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经济解释“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统一的, 经济解释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统一和自然科学解释的“是什么”等价。经济学的实证性离不开规范性。在经济学领域，之所以没有离开为什么、怎么样的“是什么”，还因为真是真理，善是合理；合理就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科学性和主体性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表现在意义和价值的对称。在特定层次，合理与真理是统一的，真理是实用的；符合论与实用论是统一的。之所以出现合理与真理的背离是由于混淆了不同层次的真理，把低层次的真理扩大为高层次的真理，把它绝对化，从而成为不合理。但就更高层次的真理来讲，相应于这个层次来讲又是合理的了，因而合理与真理的统一是具体的。这说明经济学是一个系统。这个具体化是一个过程，人们向更高的合理追求的过程也即向更高的真理追求的过程。因而经济学是一个系统化、合理化、规范化的过程。合理与真理既同一又对立的关系，是人类追求真理的动力，也是真善美协调发展的动力，真善美本身又互为动力。因而经济学系统必然是真善美的统一。在经济学系统中，合理、真理、价值性之间的关系是全息关系。因而既有必要，又有可能运用对称的方法，自觉使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包含、推动它们向更高层次发展。所以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是统一的。所谓经济学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所以，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两层意义：一是合理的解释，一是正确的引导。合理的哲学，是真善美对称的哲学。合理的经济学，是真善美对称的经济学。经济学是审美的，就应该是规范的，就应该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思维规律与客观规律的相互建构原理、相互建构的基础与纽带说明：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实证性与主体性、怎么样与是什么是内在一致的。经济社会本来是由人的自觉活动组成的，事实、逻辑与价值不可分割，这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的本质区别。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经济解释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实证性之中，经济学的实证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同样，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中，经济学的科学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经济学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经济学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经济学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妄图离开经济学的规范性寻找经济学的实证性，离开经济学的规范性寻找经济学的科学性，本身既不规范也不科学；其结果，是既无经济学的规范性又无经济学的实证性。
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模型Ⅱ
经济学检验真理标准模型
经济学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事实标准、价值标准与逻辑标准的统一。
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是经济现象的解释与经济问题的解决统一的理论依据。经济解释是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理论活动。人类科学活动有两个方面：一是自下而上的认识、研究、叙述（建构科学理论体系）的活动，一是自上而下的理论指导实践活动。解释活动是理论指导实践活动的中间环节。由于每个经济学家从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拥有不同的经济学原理，所以每个经济学家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的解释。但经济是复杂系统，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解释应该是整体的解释，而不是支离破碎、断章取义的解释。如果不是完整地、从逻辑和历史的结合上解释，那么可以用任何荒谬的“理论”来解释世界上的任何现象，用世界上的任何现象来支持世界上的任何荒谬的理论。从科学史的意义上，人类科学活动有两个方面——解释和建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经济学家之所以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之所以高于经济学者，不仅在于能解释经济现象，而且在于他能建构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经济学家不仅能解释经济现象，而且能建构经济模式——先是理论建构，尔后现实建构。解释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解释的完成。理论建构是现实建构的起点，现实建构是理论建构的归宿。只有解释而无建构，那么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对同一个经济现像的经济解释将会无限多样，并最终陷入盲人摸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口水战中。像张五常说的：“不要忘记，有解释力的理论，必然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不可能被推翻的理论，半点用途都没有。”②这样能被推翻的“有解释力的理论”，用这样“有解释力的理论”所做的任何“经济解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经济解释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经济解释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工程学问题。线性思维方式与理论体系的不可操作性，是西方经济学的最本质特征。因此，它们只谈经济问题的“解释”，而不谈经济问题的“解决”；事实上也解决不了问题。搞不清分析与综合、研究与叙述的联系与区别；只有逻辑分析，没有历史分析；用“思想实验”代替社会实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实验”，抹杀了被实验者的主体能动性。西方经济学用牛顿宏观力学层面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作为量子力学层面的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方法和对象、工具和目的相背离，错误的结论一开始就包含在错误的前提之中，经济学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之所以张五常的经济解释是不科学的，张五常对经济解释的解释是不科学的，是由于张五常所从属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是不科学的。
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是经济学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一致性的理论依据。张五常：“我以‘科学的方法’置于本书之首，长‘章’而大论，倒不是因为这学问对本书有什么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重要的是文化传统，往往大谈仁义道德，缺乏验证的精神，对科学的本质有根深蒂固的误解。而二十世纪对中国人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主义——使同学们对科学的认识加上一层不透明的胶膜。……我认为，科学方法论对中国人比对西方好些民族更为重要。” ③张五常在这里显示出他对中国大谈仁义道德的传统文化、二十世纪对中国人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有极大的偏见，认为中国大谈仁义道德的传统文化、二十世纪对中国人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把道德和验证精神对立起来，所以与科学的方法是对立的。实际上，把道德和验证精神对立起来的，不是中国大谈仁义道德的传统文化、二十世纪对中国人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而是张五常把主体性与客观性、规范性与实证性、道德与科学、人道主义价值观和人道主义历史观对立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
斯密（1723～1790）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最著名的思想是把市场看成“无形的手”，市场每个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理论体系。他在《国富论》中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而且正是人的这种自私本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又认为人有非自私的一面。斯密这样写道：“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说明他并没有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他的自相矛盾的理论包含了西方经济学后来发展的所有思想的萌芽。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于商品经济时期，在市场经济时期整体已经过时；他的理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漏洞百出，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我国理论界是曾经有过马克思主义是否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否历史观的争论。本人认为，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曾经阐述的唯物史观而言，人道主义确实只是一种价值观而非历史观。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真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开放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唯物史观没有封闭历史观真理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结果就是人类哲学，唯物史观的发展结果就是人类历史观。就人类哲学或人类历史观而言，人道主义和历史观并不矛盾，更不冲突。如果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个人主义，这样的人道主义历史观是个人主义历史观，那么作为人类哲学的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作为主客体相互关系的本质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本质的不同。所谓人道主义历史观，就是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宇宙发展完整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宇宙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及个体从结果来看是神秘的，从起源和过程来看是自然的；社会发展的规律虽然是主客体相互关系的规律，然而是自然规律的延伸，是宇宙普遍规律的局部表现，同自然规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主客体相互关系构成的社会时空与自然界的时空同源、同构、同质、同功。对称哲学，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的对称经济学，科学与道德是完全统一的：科学直接就是道德，道德直接就是科学。而在其他学科，科学与道德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背离。对称经济学的最重要功能，就在于使科学同道德统一起来。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就在于经济学有君临一切的整合力，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去整合各门科学，包括历史观。使科学和道德统一起来的核心和纽带就是主客体对称，使科学和道德统一起来的平台就是对称经济学。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后者以前者为主导。如果在有些人那里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发生了不一致，那只是这些人头脑里的道德观念绝对化了的结果，而不是二者本性上的不一致。
资产阶级有人道主义，并不等于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如果说人道主义是一种价值观，那么人道主义就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人类普世的道德价值观就是人类的历史观。人类普世的价值——人类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就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道德价值。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人类人道主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都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由主体的活动组成，是人性、人的本质、人的理想的实现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的内在必然性联系。所以历史的发展与道德的发展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只能是历史退步，而不是历史的进步。历史进步以道德进步为标准，道德进步以历史进步为根本、动力、基础。真理是具体的、全面的。认为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不一致是由于把道德看成是全面的，而把真理看成是片面的。实际上片面的真理对应于片面的道德，全面的道德要求全面的真理，二者在本性上是一致的。
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一致的基础，在于人是历史的主体。一方面，社会的本质是人；另方面，人又不在社会之外，或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在社会之中，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和人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正好像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事物的部分一样。任何事物，都由现象和本质两个层次、部分组成。因此，我们既要反对那种否认人是社会的本质、把人看成只是社会的奴隶的观点，又要反对那种认为人在社会之上，人可以随心所欲创造社会历史的观点，全面地、准确地把握人和社会的关系、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关系。
用现代解释学的眼光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否统一，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是否一致，如果仅仅从马克思的原话中找唯一正确的答案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从本质来看，从发展来看，科学与人道主义是一致的；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也应该是一致的。如果过去不一致，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也会一致起来。用整体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我们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正确态度。
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一致性模型
科学的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是一致的。
对称经济学的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是一致的。
市场经济的科学规律本身是规范的。量子力学与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后者的人为不仅是自发的，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性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所以妄想离开量学力子、复杂科学、主体科学的思维方式，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追求经济学科学性、实证性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而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这可以从量子力学、复杂性科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也可以从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正因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主体性、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部环节，工程方法是经济学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脚点。因此，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对称逻辑，就是经济学的逻辑----研究的逻辑与叙述的逻辑。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经济学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以主体性为中心同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规范性的。在本体论领域，实证性包含了规范性。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规范性则包含了实证性。由于本体论包含了历史观，所以总体上仍然实证性包含了规范性。本体论中的实证性包含规范性，就是通过社会科学领域中规范性包含实证性表现出来，后者是前者的环节。因此，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问题，虽然在经济学中属于规范的范畴，但同它们在本体领域属于实证的范畴并不矛盾。把合作看成是规范的，把竞争看成是实证的；把合作看成是非理性的，把竞争看成是理性的，没有科学依据。把价值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到人与人的关系，把道德关系从人与人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与道德，经济学与伦理学就是重合的。当然，二者的合一有个过程。只有从分散的小商品经济发展到大工业生产，从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发展到以合作为主，经济学才能从唯“科学”主义发展到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经济与道德、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才能得到统一，中国大谈仁义道德的传统文化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实证性才能得到揭示。
社会——人——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本质部分，它是社会的最深层本质、最后的动力，而人是社会和主体的中介。在这里，只要把人上升为主体，把道德观上升到主体论，人道主义历史观和规律论历史观、规范历史观和实证历史观就可以得到统一。对称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就是真（科学）、善（道德）、美（真与善在人的情感中的对称与直觉）的统一的经济学。
对中国改革开放转型的经济解释，是经济解释的经典案例。是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不同的选择就体现了经济解释后面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西方经济学看来，解释中国经济，就是解释中国GDP快速增长后面的原因；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释中国经济就是解释中国生产力快速发展后面的原因。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容易，解释中国经济发展难。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解释发展，是一个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过程。而本质，既是规律也是范式。经济解释，就是要从规律中提升范式、在范式指导下提升规律。这是一个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相互结合，理论与实践相互渗透的过程。我们能做的，就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增长的原因中找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原因，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原因中总结出科学的发展观与科学的经济学范式，以作为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向导，使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飞跃。这才是中国经济解释——中国经济解释这个经典案例说明：经济解释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统一的。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大国“崛起”：是增长还是发展：评李稻葵的大国发展战略与模式(四）
[ 2014/08/28 11:23 | by admin ]
2014/08/28 11:23 | by admin ]
真正的大国“崛起”，是变增长为发展。
李稻葵：“金融危机逼迫着中国经济在世界崛起。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火车头。美国这个增长的火车头还在熄火，欧洲、日本也在重复美国的故事；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虽然出现了可喜的增长的苗头，但是增长的力度和速度远远比不上中国。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最迟在明年年中，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尽管中国人均产出水平还远远低于日本）。我们看到，在各种国际场合，中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总之，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事实上也是一个机遇，它已经逼着中国经济由过去三十年逐步地改革发展，到迅速地崛起。我们的任务是在被逼出来的崛起之后，拿出百倍的努力去巩固我们崛起的基础，站稳脚跟，让中国真正成为屹立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强国。”（27）李稻葵在这里是把所谓的“大国崛起”看成是金融危机中中国和美日欧等国的经济规模的此消彼长，即借美日欧等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衰退而使中国GDP增速领先，经济规模趁机坐大，而不是从金融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变增长为发展。这是舍本求末，本末倒置。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增长经济学的破产。因此，真正的大国“崛起”，是变增长为发展。要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要使中国避免金融危机，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果断停止以GDP增速、经济规模扩大为经济增长目标的做法，以生产力发展为参照，对理论范式、发展模式、增长方式进行正本清源，使一切宏观调控措施建立在对称经济、再生经济的基础上。无论是GDP增长率、经济规模还是就业率，都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指标而非目标。如果不是从根本指导思想与发展模式转变方面解决问题，而是仍然以经济规模扩大为目标，以提高GDP增长率为参照，想通过采取某项拔苗助长的具体措施以保证经济规模赶美超日，保证当年GDP增速不低于往年，为经济规模而经济规模，只能是竭泽而渔、饮鸩止渴。金融危机本身就是泡沫经济、透支消费造成。根本上，金融危机不是消费不足，而是供给不足。通过鼓励消费、超前消费、泡沫经济、配置型经济来拔苗助长、刺激市场、保证GDP增长率、扩大经济规模，只能使美国的金融危机即将在中国重演；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消彼长轮流坐庄的所谓“大国崛起”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也不是中华民族腾飞与中国人民幸福所需要的大国崛起。靠GDP增速第一带来的“大国崛起”只能是昙花一现，把经济规模超日赶美看成是被美国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只能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自我陶醉，只有靠变增长为发展带来的“大国崛起”才有稳固的基础。要变增长为发展、真正实现中国的大国崛起必须首先根本改变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增长经济学范式。
李稻葵大概也知道仅仅靠GDP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还不足以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所以他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补充条件：“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三个必要条件我们尚未完全具备。一是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社会基础。我们还必须努力完成中国经济崛起的结构调整的重任，内需必须扩大，但是内需的扩大必须产生经济效益，而不是为了产生内需而进行盲目投资。……改革尚未完成，中国经济还有大量低效率、无效率的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运行规律的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还必须坚持国家进一步退出的大方向，让中国的大型企业更加充满活力，达到它们应有的国际竞争力。……做大国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软实力和软技能的提高。这方面我们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们在重要国际场合的发言权、话语权、影响力远远不如一些中小型国家，更不用说大国了。一个核心问题是人才短缺以及人才使用不当。……做大国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道德号召力。中国有优势也有短板。我们的优势必须发扬光大。当今世界，我们最大的道德优势就是节能减排，节能减炭！”（28）问题是这三个必要条件全部补齐，再加上前面的GDP增速和经济规模扩大赶美超日，就具备了中国作为被美国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的充分条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既没有因为这三个必要条件的补齐，就使GDP增速和经济规模扩大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发展模式；也没有因为这三个必要条件的补齐，就使GDP经济学——增长经济学范式转变为真正的发展经济学。
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经济是人类创造、生产、实现价值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才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仅仅经济效率的增长。“效率”（李稻葵的“经济效益”实际指的是效率）是增长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发展绝不应该是所谓的GDP（“经济效益”）数字增长。把GDP数字增长等同于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观。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科学发展观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先进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变增长为发展，自觉把“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放在首位；而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社会的全面发展不是经济效率的增长。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效率、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也是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国有企业活力的标准本来不是效率而是效益、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社会整体效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创业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与拾金不昧、舍己为人的社会心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人的行为方式导向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将促进或阻碍社会财富增加与社会发展。因此软实力不仅仅是道德优势，道德优势不仅仅是节能减排、节能减炭，国家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软实力和软技能的提高，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社会基础不仅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与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经济相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经济发展是主客体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通过金融危机表现出来的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在发展模式上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此消彼长的平台。优势固然要发扬，短板也要补上，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比较优势”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全面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均衡逻辑的中国化而是体现了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对称逻辑。经济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这种对称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称经济学就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必须以发展经济学而不是增长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李稻葵认为，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的社会基础，“更多的功课需要我们去完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还未完成，其最大的障碍不仅是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更重要的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居功至伟，但是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基础、社会福利的关系这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深入分析，重新认识。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态是有可能不同的。以住房市场为例，以市场为主导的美国是一种模式，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又是一种模式，不能说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是我们必须向它靠拢的样板。最近笔者反复呼吁，中国经济需要‘二次房改’，目标是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模式，其根本理由是住房市场的发展模式必须与中国的基本情况相适应。”(29)李稻葵在这里通过“思想解放”、深入分析重新认识“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基础、社会福利的关系这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后，用“现代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来模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从他的以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为中国大陆“二次房改”的目标模式来看，他在骨子里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成现代市场经济，是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模仿的目标模式。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不是什么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态不同，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全面的、没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不全面的、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两者的理论基础、经济基础、核心价值、发展方向与目标不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也不同：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是“政府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是本，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的市场经济的形态不同是末。从实践上看，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建构中国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的社会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靠掠夺资源、通货膨胀、两极分化、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牺牲民族尊严与民族凝聚力来提高GDP增长率和经济总量，其结果就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经济实力与国家竞争力的侏儒，从而使中国的“大国崛起”建立在沙滩上。
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还未完成的最大障碍，既不是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也不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而是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学范式。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幸福经济学，资本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货币经济学。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货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幸福型福利，以货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金钱型福利。社会主义福利是幸福型福利，资本主义福利是金钱型福利。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由于不同的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什么是福利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也有不同的解读。在货币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向钱看，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社会公共品产业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与本质表现，福利是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和对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的某种补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的目的本来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教育、医疗、住房、社会公共品等福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与内在的组成部分。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幸福指数的提高。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幸福指数的提高，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来实现人的需要的满足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福利国家。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与金钱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方向与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社会所有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是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无法完成的最大障碍；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用幸福经济学代替货币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才有可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
要使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得以完成，夯实我国大国崛起的社会基础，不但要改变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学范式，而且要改变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发展模式。李稻葵：“大国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发展将面临一个发展中大国所面临的基本困惑，其中包括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也包括资源、能源和技术的难题。作为大国，必须开发自己潜在的统一大市场，必须合理地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必须在关键的技术领域里取得应有的突破。作为大国，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发展必须走一条新型现代化道路，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让中国民众过上现代化生活，过上不以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为代价的现代化生活。一旦中国的发展模式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将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尤其是对那些目前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及落后发展阶段的穷国的贡献。”（30）李稻葵在这段论述中虽然以“大国发展战略”为开场白，也出现“中国的发展模式”的字眼，但他对什么是大国发展战略和大国发展模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的大国发展模式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而模式之所以是模式，就是因为模式是本质、规律、结构、现象的统一，在现象后面蕴含本质、规律和稳定的结构。因此，经济模式的形成不是自发的，而是经济主体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自觉形成的；对经济模式的阐述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蕴涵着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思维方式的，在经济模式的背后，是经济模型、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范式。有什么样的经济学范式，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有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型；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型，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因此对经济模式的不同表述的区别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也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而是对称逻辑意义上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偶然的，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是必然的，被金额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是通过偶然表现出来的必然，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需要把视野放在中国作为大国发展模式的必然性上，而不是局限在金融危机的偶然性上。研究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需要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李稻葵所属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所渗透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得他不可能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大国的发展模式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就是GDP增长模式；当GDP增长模式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遇到外部金融危机、内部供需矛盾等困境后，作一些局部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正，但永远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发展模式。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不过是过渡形态，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指导下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经济发展模式是由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稳定的结构。经济主体包括主体的构成、主体的素质、主体的行为方式、经营方式，经济客体包括经济环境、可开发的资源、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经济主客体关系包括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活动所要实现的目标、社会经济有机体中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关系。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主客体对称发展模式、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发展模式、五度空间发展模式、再生经济发展模式、和谐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稳定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经济发展模式。对称发展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对称不仅是客体与客体的均衡，而且是主体与客体的“均衡”；主客体均衡的结果必然带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控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法制与民主的对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社会有机体中各个要素的对称、全球化与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对称。在对称的社会有机体中，商品流通只是商品生产的一个环节，商品生产不能归结于商品流通；商品生产只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方面，发展生产力不能归结于发展商品生产；物质生产力只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归结为发展物质生产力；物质财富只是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不能把社会财富归结为物质财富；财富增长只是人的幸福的途径之一，不能把财富增长看成人的幸福的唯一途径。生产力，无论是个别“生产力”还是社会生产力，都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不仅仅是某个生产领域、某个生产要素的功能。要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除了要提高个别生产力以外，还要协调我国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的关系，使个别生产力之间形成最佳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生产力。国家调节是核心，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根本，政府和国民综合素质都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就是主体的发展模式。通过用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强化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使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政策环境对称、和社会法制环境对称、和社会信息环境对称、和社会心理环境对称、和市场竞争环境对称，从而摆脱经济运行的困境，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只有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才能理解企业主体、区域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理解国际经济关系、区际经济关系。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就必须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要害，是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的经济学理论工具。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发展的模式。五度空间模式是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对称关系模式。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发展阶段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和谐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动的二维（国内）、三维（国际）的投入产出，而是知识、资本、劳动相互结合的动态结构；因此，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的，而不是平面二维与三维空间的。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资源优化再生的模式。优化配置资源，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发展生产力则是优化配置资源的目的。再生型经济的微观逻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再生型经济的中观程序：知识运营→资本运营→资产运营→产品运营，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再生经济；再生型经济的宏观架构：国民创新体系为主导，国民创业体系为基础。知识运营的落脚点是产品运营，虚拟经济的落脚点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落脚点是再生型实体经济。资源优化再生，就要开发知识资源，用知识的增值功能带动知识的创造与认识功能，使社会的经济增长范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成为生产为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的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使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通过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人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通过建立健全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强化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用经济学科学范式主导经济模式，用经济模式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区，用高新技术产业区辅射区域经济，使经济个性化和社会化同步增长，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相辅相成。再生型经济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双向互动中，人流、信息流、物质流三者之间相互对称与相互转化，使资源再生→资源优化再生→资源优
化再生的边际效益递增。
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规范与实证对称、控制与自由对称、公平与效率对称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模式和一般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区别在于，以人为本，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价值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限定了金钱的作用范围，为真善美腾出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实体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非仅仅“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GDP数量”与“经济总量”的增长。人的要素本来是生产力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目的本来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任何产业结构设计离开了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的幸福指数提高为核心目标，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陷于生产和消费的“二律背反”之中而不可自拔。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产业结构齐全、各地区经济结构互补性强的大国，其发展模式就应该是在把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外资依赖型转变为内资创业型的同时，大幅提高国内工资与社会福利水平，扩大国内市场。在国内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中，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步步走出国门，在有尊严的条件下参与全球化竞争。从以人为本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社会主义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而且是经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强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更强的竞争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的模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之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模式，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为目标、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幸福感的增强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增长方式、建立经济结构的最高指导思想。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和谐经济的发展模式。博弈论主张经济主体——“经济人”之间的竞争性，经济发展与人性发展、道德发展是对立的；对策是主观与客观、规范与实证、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范畴，主张经济主体间合作主导竞争，经济发展与人性发展、道德发展是对称的。在资源优化再生的基础上，使人类社会具有不同文明程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的民族、区域、国家、企业、个人实现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能促使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后来居上，从而缩小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走向人类共同富裕、和谐发展。和谐经济发展模式中合作机制而不是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合作以平等为前提，以诚信为基础。人格平等、平等前提下的合作不仅体现在个人之间，而且体现在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民族的平等问题，在个人和国家的平等问题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完整的市场体系不可跨越的中间环节。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际和谐、国际和谐，而且是族际和谐；这种和谐是平等前提下的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而是通过贸易，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使羊变成狼、使羊能和狼共舞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民族不平等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洗牌论”的理论依据。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如果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霸权主义、贫富两极分化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把经济全球化演变成世界单极化、扩大民族和国家不平等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工具，那就无法做到和谐经济。和谐经济，就是要在国内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价值为核心机制；在国际上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经济组织的干预和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全球南北贫富差距。和谐经济就是以合作为主导的完善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弱肉强食、奉行丛林法则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幸福经济的发展模式。幸福经济不是仅仅把福利和人的满足感看成是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而是把人与物的价值关系、社会伦理与道德观念等人与人的价值关系引入经济分析，把人的幸福指数看成经济发展的根本指标。幸福经济最根本的是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的核心机制，而不是用价值机制补充价格机制。幸福经济把主客体价值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是立体发展、平衡发展、全面发展、系统发展。市场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因此，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民族的与企业的经济主体性为代价，那么其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的货币升值就会使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就会引发国内经济不景气，那只能说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问题。全球化对不发展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可持续发展用系统经济代替要素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是这一复杂系统中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同一个系统中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发展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过程。价值，不但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且是产业系统的整体功能；只有系统经营、规模经营，才能主体经营、永续经营。仅仅靠“世界工厂”进行 “中国制造”，不但“制造”不出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利润只能被国外非制造领域所截留，因而不具备可持续“制造”能力。所以，要提高产品附加值，首先要提高产业附加值，让非“制造”、非直接生产领域，企业、产业的系统整合产生出更大的价值。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是和谐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稳定型经济发展模式、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统一。可持续发展模式，以人权为基石，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以社会综合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指标。可持续发展模式：创造性是起点，再生性是基础，主客体对称是核心，平等是动力，社会和谐是途径，人的幸福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目标。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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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金融危机逼迫着中国经济在世界崛起。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火车头。美国这个增长的火车头还在熄火，欧洲、日本也在重复美国的故事；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虽然出现了可喜的增长的苗头，但是增长的力度和速度远远比不上中国。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最迟在明年年中，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尽管中国人均产出水平还远远低于日本）。我们看到，在各种国际场合，中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总之，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事实上也是一个机遇，它已经逼着中国经济由过去三十年逐步地改革发展，到迅速地崛起。我们的任务是在被逼出来的崛起之后，拿出百倍的努力去巩固我们崛起的基础，站稳脚跟，让中国真正成为屹立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强国。”（27）李稻葵在这里是把所谓的“大国崛起”看成是金融危机中中国和美日欧等国的经济规模的此消彼长，即借美日欧等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衰退而使中国GDP增速领先，经济规模趁机坐大，而不是从金融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变增长为发展。这是舍本求末，本末倒置。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增长经济学的破产。因此，真正的大国“崛起”，是变增长为发展。要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要使中国避免金融危机，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果断停止以GDP增速、经济规模扩大为经济增长目标的做法，以生产力发展为参照，对理论范式、发展模式、增长方式进行正本清源，使一切宏观调控措施建立在对称经济、再生经济的基础上。无论是GDP增长率、经济规模还是就业率，都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指标而非目标。如果不是从根本指导思想与发展模式转变方面解决问题，而是仍然以经济规模扩大为目标，以提高GDP增长率为参照，想通过采取某项拔苗助长的具体措施以保证经济规模赶美超日，保证当年GDP增速不低于往年，为经济规模而经济规模，只能是竭泽而渔、饮鸩止渴。金融危机本身就是泡沫经济、透支消费造成。根本上，金融危机不是消费不足，而是供给不足。通过鼓励消费、超前消费、泡沫经济、配置型经济来拔苗助长、刺激市场、保证GDP增长率、扩大经济规模，只能使美国的金融危机即将在中国重演；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消彼长轮流坐庄的所谓“大国崛起”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也不是中华民族腾飞与中国人民幸福所需要的大国崛起。靠GDP增速第一带来的“大国崛起”只能是昙花一现，把经济规模超日赶美看成是被美国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只能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自我陶醉，只有靠变增长为发展带来的“大国崛起”才有稳固的基础。要变增长为发展、真正实现中国的大国崛起必须首先根本改变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增长经济学范式。
李稻葵大概也知道仅仅靠GDP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还不足以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所以他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补充条件：“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三个必要条件我们尚未完全具备。一是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社会基础。我们还必须努力完成中国经济崛起的结构调整的重任，内需必须扩大，但是内需的扩大必须产生经济效益，而不是为了产生内需而进行盲目投资。……改革尚未完成，中国经济还有大量低效率、无效率的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运行规律的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还必须坚持国家进一步退出的大方向，让中国的大型企业更加充满活力，达到它们应有的国际竞争力。……做大国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软实力和软技能的提高。这方面我们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们在重要国际场合的发言权、话语权、影响力远远不如一些中小型国家，更不用说大国了。一个核心问题是人才短缺以及人才使用不当。……做大国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道德号召力。中国有优势也有短板。我们的优势必须发扬光大。当今世界，我们最大的道德优势就是节能减排，节能减炭！”（28）问题是这三个必要条件全部补齐，再加上前面的GDP增速和经济规模扩大赶美超日，就具备了中国作为被美国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的充分条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既没有因为这三个必要条件的补齐，就使GDP增速和经济规模扩大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发展模式；也没有因为这三个必要条件的补齐，就使GDP经济学——增长经济学范式转变为真正的发展经济学。
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经济是人类创造、生产、实现价值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才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仅仅经济效率的增长。“效率”（李稻葵的“经济效益”实际指的是效率）是增长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发展绝不应该是所谓的GDP（“经济效益”）数字增长。把GDP数字增长等同于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观。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科学发展观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先进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变增长为发展，自觉把“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放在首位；而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社会的全面发展不是经济效率的增长。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效率、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也是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国有企业活力的标准本来不是效率而是效益、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社会整体效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创业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与拾金不昧、舍己为人的社会心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人的行为方式导向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将促进或阻碍社会财富增加与社会发展。因此软实力不仅仅是道德优势，道德优势不仅仅是节能减排、节能减炭，国家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软实力和软技能的提高，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社会基础不仅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与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经济相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经济发展是主客体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通过金融危机表现出来的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在发展模式上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此消彼长的平台。优势固然要发扬，短板也要补上，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比较优势”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全面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均衡逻辑的中国化而是体现了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对称逻辑。经济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这种对称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称经济学就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必须以发展经济学而不是增长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李稻葵认为，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的社会基础，“更多的功课需要我们去完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还未完成，其最大的障碍不仅是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更重要的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居功至伟，但是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基础、社会福利的关系这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深入分析，重新认识。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态是有可能不同的。以住房市场为例，以市场为主导的美国是一种模式，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又是一种模式，不能说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是我们必须向它靠拢的样板。最近笔者反复呼吁，中国经济需要‘二次房改’，目标是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模式，其根本理由是住房市场的发展模式必须与中国的基本情况相适应。”(29)李稻葵在这里通过“思想解放”、深入分析重新认识“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基础、社会福利的关系这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后，用“现代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来模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从他的以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为中国大陆“二次房改”的目标模式来看，他在骨子里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成现代市场经济，是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模仿的目标模式。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不是什么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态不同，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全面的、没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不全面的、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两者的理论基础、经济基础、核心价值、发展方向与目标不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也不同：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是“政府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是本，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的市场经济的形态不同是末。从实践上看，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建构中国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的社会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靠掠夺资源、通货膨胀、两极分化、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牺牲民族尊严与民族凝聚力来提高GDP增长率和经济总量，其结果就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经济实力与国家竞争力的侏儒，从而使中国的“大国崛起”建立在沙滩上。
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还未完成的最大障碍，既不是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也不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而是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学范式。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幸福经济学，资本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货币经济学。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货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幸福型福利，以货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金钱型福利。社会主义福利是幸福型福利，资本主义福利是金钱型福利。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由于不同的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什么是福利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也有不同的解读。在货币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向钱看，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社会公共品产业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与本质表现，福利是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和对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的某种补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的目的本来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教育、医疗、住房、社会公共品等福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与内在的组成部分。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幸福指数的提高。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幸福指数的提高，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来实现人的需要的满足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福利国家。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与金钱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方向与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社会所有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是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无法完成的最大障碍；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用幸福经济学代替货币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才有可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
要使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得以完成，夯实我国大国崛起的社会基础，不但要改变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学范式，而且要改变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发展模式。李稻葵：“大国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发展将面临一个发展中大国所面临的基本困惑，其中包括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也包括资源、能源和技术的难题。作为大国，必须开发自己潜在的统一大市场，必须合理地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必须在关键的技术领域里取得应有的突破。作为大国，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发展必须走一条新型现代化道路，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让中国民众过上现代化生活，过上不以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为代价的现代化生活。一旦中国的发展模式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将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尤其是对那些目前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及落后发展阶段的穷国的贡献。”（30）李稻葵在这段论述中虽然以“大国发展战略”为开场白，也出现“中国的发展模式”的字眼，但他对什么是大国发展战略和大国发展模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的大国发展模式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而模式之所以是模式，就是因为模式是本质、规律、结构、现象的统一，在现象后面蕴含本质、规律和稳定的结构。因此，经济模式的形成不是自发的，而是经济主体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自觉形成的；对经济模式的阐述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蕴涵着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思维方式的，在经济模式的背后，是经济模型、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范式。有什么样的经济学范式，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有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型；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型，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因此对经济模式的不同表述的区别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也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而是对称逻辑意义上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偶然的，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是必然的，被金额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是通过偶然表现出来的必然，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需要把视野放在中国作为大国发展模式的必然性上，而不是局限在金融危机的偶然性上。研究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需要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李稻葵所属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所渗透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得他不可能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大国的发展模式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就是GDP增长模式；当GDP增长模式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遇到外部金融危机、内部供需矛盾等困境后，作一些局部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正，但永远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发展模式。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不过是过渡形态，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指导下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经济发展模式是由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稳定的结构。经济主体包括主体的构成、主体的素质、主体的行为方式、经营方式，经济客体包括经济环境、可开发的资源、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经济主客体关系包括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活动所要实现的目标、社会经济有机体中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关系。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主客体对称发展模式、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发展模式、五度空间发展模式、再生经济发展模式、和谐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稳定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经济发展模式。对称发展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对称不仅是客体与客体的均衡，而且是主体与客体的“均衡”；主客体均衡的结果必然带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控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法制与民主的对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社会有机体中各个要素的对称、全球化与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对称。在对称的社会有机体中，商品流通只是商品生产的一个环节，商品生产不能归结于商品流通；商品生产只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方面，发展生产力不能归结于发展商品生产；物质生产力只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归结为发展物质生产力；物质财富只是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不能把社会财富归结为物质财富；财富增长只是人的幸福的途径之一，不能把财富增长看成人的幸福的唯一途径。生产力，无论是个别“生产力”还是社会生产力，都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不仅仅是某个生产领域、某个生产要素的功能。要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除了要提高个别生产力以外，还要协调我国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的关系，使个别生产力之间形成最佳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生产力。国家调节是核心，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根本，政府和国民综合素质都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就是主体的发展模式。通过用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强化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使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政策环境对称、和社会法制环境对称、和社会信息环境对称、和社会心理环境对称、和市场竞争环境对称，从而摆脱经济运行的困境，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只有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才能理解企业主体、区域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理解国际经济关系、区际经济关系。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就必须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要害，是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的经济学理论工具。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发展的模式。五度空间模式是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对称关系模式。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发展阶段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和谐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动的二维（国内）、三维（国际）的投入产出，而是知识、资本、劳动相互结合的动态结构；因此，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的，而不是平面二维与三维空间的。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资源优化再生的模式。优化配置资源，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发展生产力则是优化配置资源的目的。再生型经济的微观逻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再生型经济的中观程序：知识运营→资本运营→资产运营→产品运营，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再生经济；再生型经济的宏观架构：国民创新体系为主导，国民创业体系为基础。知识运营的落脚点是产品运营，虚拟经济的落脚点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落脚点是再生型实体经济。资源优化再生，就要开发知识资源，用知识的增值功能带动知识的创造与认识功能，使社会的经济增长范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成为生产为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的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使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通过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人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通过建立健全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强化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用经济学科学范式主导经济模式，用经济模式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区，用高新技术产业区辅射区域经济，使经济个性化和社会化同步增长，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相辅相成。再生型经济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双向互动中，人流、信息流、物质流三者之间相互对称与相互转化，使资源再生→资源优化再生→资源优
化再生的边际效益递增。
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规范与实证对称、控制与自由对称、公平与效率对称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模式和一般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区别在于，以人为本，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价值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限定了金钱的作用范围，为真善美腾出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实体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非仅仅“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GDP数量”与“经济总量”的增长。人的要素本来是生产力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目的本来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任何产业结构设计离开了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的幸福指数提高为核心目标，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陷于生产和消费的“二律背反”之中而不可自拔。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产业结构齐全、各地区经济结构互补性强的大国，其发展模式就应该是在把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外资依赖型转变为内资创业型的同时，大幅提高国内工资与社会福利水平，扩大国内市场。在国内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中，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步步走出国门，在有尊严的条件下参与全球化竞争。从以人为本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社会主义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而且是经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强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更强的竞争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的模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之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模式，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为目标、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幸福感的增强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增长方式、建立经济结构的最高指导思想。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和谐经济的发展模式。博弈论主张经济主体——“经济人”之间的竞争性，经济发展与人性发展、道德发展是对立的；对策是主观与客观、规范与实证、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范畴，主张经济主体间合作主导竞争，经济发展与人性发展、道德发展是对称的。在资源优化再生的基础上，使人类社会具有不同文明程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的民族、区域、国家、企业、个人实现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能促使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后来居上，从而缩小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走向人类共同富裕、和谐发展。和谐经济发展模式中合作机制而不是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合作以平等为前提，以诚信为基础。人格平等、平等前提下的合作不仅体现在个人之间，而且体现在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民族的平等问题，在个人和国家的平等问题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完整的市场体系不可跨越的中间环节。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际和谐、国际和谐，而且是族际和谐；这种和谐是平等前提下的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而是通过贸易，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使羊变成狼、使羊能和狼共舞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民族不平等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洗牌论”的理论依据。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如果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霸权主义、贫富两极分化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把经济全球化演变成世界单极化、扩大民族和国家不平等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工具，那就无法做到和谐经济。和谐经济，就是要在国内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价值为核心机制；在国际上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经济组织的干预和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全球南北贫富差距。和谐经济就是以合作为主导的完善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弱肉强食、奉行丛林法则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幸福经济的发展模式。幸福经济不是仅仅把福利和人的满足感看成是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而是把人与物的价值关系、社会伦理与道德观念等人与人的价值关系引入经济分析，把人的幸福指数看成经济发展的根本指标。幸福经济最根本的是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的核心机制，而不是用价值机制补充价格机制。幸福经济把主客体价值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是立体发展、平衡发展、全面发展、系统发展。市场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因此，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民族的与企业的经济主体性为代价，那么其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的货币升值就会使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就会引发国内经济不景气，那只能说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问题。全球化对不发展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可持续发展用系统经济代替要素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是这一复杂系统中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同一个系统中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发展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过程。价值，不但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且是产业系统的整体功能；只有系统经营、规模经营，才能主体经营、永续经营。仅仅靠“世界工厂”进行 “中国制造”，不但“制造”不出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利润只能被国外非制造领域所截留，因而不具备可持续“制造”能力。所以，要提高产品附加值，首先要提高产业附加值，让非“制造”、非直接生产领域，企业、产业的系统整合产生出更大的价值。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是和谐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稳定型经济发展模式、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统一。可持续发展模式，以人权为基石，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以社会综合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指标。可持续发展模式：创造性是起点，再生性是基础，主客体对称是核心，平等是动力，社会和谐是途径，人的幸福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目标。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size][/color]
通货膨胀的根源与治理通胀的根本: 评李稻葵的大国发展战略与模式(三）
[ 2014/08/19 21:48 | by admin ]
2014/08/19 21:48 | by admin ]
政府真正有为的，只能是财政政策。再生是本、配置是末，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也是本和末的关系。
李稻葵：“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种非典型性通货膨胀，即它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成本推动型的、发源于局部产品同时又是部分地从国际原材料和粮食价格输入的通货膨胀。这种非典型性通货膨胀将于未来十年内持续地存在中国经济中。传统意义上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指的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政府主导的投资性活动失控所导致的、产品市场相对短缺而引起的通货膨胀。”（24）李稻葵的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论源于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理论，总需求与总供给理论源于简单商品经济时期，那个时候产品与需求结构简单，消费者对特定产品的需求刚性强，产品与需求结构失衡、某一主要产品供不应求或成本上涨就有可能造成物价上涨。当今时代产品多样化、产品可替代性强，很难想像某个产品、构成生产成本的诸多要素中某个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就会推动产品价格的整体上涨。如果说某个要素成本真的能推动产品价格总体上涨，那只能是经济学家 “成本推动型”上涨理论形成的通胀预期造成的，而不是成本本身推动的。当今社会通胀的根源只能是GDP增长方式造成的配置型经济、泡沫经济。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应对通货膨胀？李稻葵：“货币政策适宜中性，汇率政策应当灵活 我们认为，传统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见得是最佳应对方式。这类政策强调提高利息率、控制银行信贷，可以避免由于长期真实利率过低导致资金大量由银行储蓄流向消费（小部分）、投资品（大部分）的局面。但必须看到，紧缩性货币政策往往对生产成本上升的企业有血上加霜的作用，它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传递到产品市场，无助于将成本上升的压力消化在企业内部。因此，面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应该采用过分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应该转向中性（顶多为中间偏紧）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以采用灵活的汇率政策，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适当的人民币升值（如以每年5%—6%的速度）首先可以降低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从而减少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这样的汇率政策也可以减少企业的出口（包括农产品出口），促进产品（包括农产品）的进口，化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的另一个重要政策是，有针对性地鼓励投资，对于原材料依赖型行业和农业，政府可以使用适当的补贴性政策，政府补贴的一个来源可以是国家投资公司从对国外原材料企业的股权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总之，新一轮通货膨胀已经到来，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不是全面的需求高涨，而是成本推动，应对这样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国需要需求新的对策，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25）“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改革财政理念的转型，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应该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26）对通货膨胀的因果分析决定了应对通货膨胀的对策，而这两者都取决于分析者所属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是过时的理论，使之无法找到当今时代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西方经济学无法容纳真正的宏观调控，使之无法从真正的宏观调控中找到应对通货膨胀的方案。李稻葵从一般均衡论的总需求、总供给概念出发，把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归因于所谓的成本推动型，而不是从经济增长方式上找原因，可以说是舍本求末；他拟从货币中性、汇率灵活、人民币升值、政府补贴企业进口原材料成本方面控制通胀，把政府公共财政转型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服务”，而不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在政府宏观调控中，控制货币总量、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对称的两个轮子，是控制通货膨胀、保证经济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轮子。财政政策同所谓的货币政策的作用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但资本流动性大小同财政政策作用大小的关系，则要看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与配置经济学中，资本流动性同财政政策的作用成反比关系；在再生经济学中，资本流动性同财政政策的作用成正比关系。本国货币是增值有利还是贬值有利，也取决于经济模式与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与配置经济学范式看来，本国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增加、就业增加，因而有利；在再生经济与再生经济学看来，本国货币增值有利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并促进提高本国商品的技术含量，从而促进产业更新换代和再生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随着直接投融资比重越来越大，创业型直接投融资的比重越来越大，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大，财政政策的作用也势必越来越大，而所谓货币政策的作用将越来越小。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同样，各国货币政策有无独立性、汇率能否稳定、资本能否自由流动，以及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性能否统一，并非取决于所谓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作用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学范式。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流动性同各国经济的再生性成正比，配置性成反比。
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大
再生型经济与经济学范式
汇率的稳定性
配置型经济与经济学范式
资本的流动性 小
经济发展模式与金融政策模型
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流动性三者之所以得不到统一，是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学范式是配置型的。舍本求末乃至本末倒置离开经济基础与经济增长方式谈利率高低汇率浮动货币政策，只能是按下葫芦冒起瓢，其作用是有限的，从长远来看是无效甚至负面的。在配置经济学范式内，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紧缩性还是扩张性，都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也就是陷于悖论。走出悖论的唯一途径，是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再生型经济增长方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在实践中，也不可能按照配置经济学所提供的模式来实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因为经济活动本身是再生的而不是仅仅是配置的；只能是实践支配理论而不是理论剪裁实践。但配置经济学的模型对经济决策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再生经济学，才能使经济决策由自发上升到自觉。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既不是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也不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应实行同经济增长速度与水平相对称、使货币逐步增值的对称政策。由于资源是再生的、生产是不断发展的，币值是不断上升的，因此汇率利率也必须浮动；汇率利率浮动的水平与幅度，应该同币值增值的水平与幅度相对称。这是鼓励储蓄、通过鼓励储蓄来鼓励投资、通过鼓励投资来促进生产、促进资源再生与可再生消费的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汇率浮动、利率高低，不是出于权宜之计，不是出于某种政策需要；因为离开了再生之本，任何“货币政策”都是一把双刃剑，都会在实行中陷于悖境。在配置经济学范式内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永远不能自圆其说，根源即在于此。因此，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只能“无为而治”。政府真正有为的，只能是财政政策。再生是本、配置是末，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也是本和末的关系。从历史上看，随着市场的主体化，知识经济逐步取代传统经济，再生经济逐步取代配置经济，财政手段将逐步取代货币手段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宏观调控手段。“干预”把货币政策当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手段，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是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宏观调控与政府干预在“货币政策”上的本质区别，李稻葵上述用“灵活的”货币政策治理通胀的玩法属于政府“干预”而不属于真正的宏观调控，其长远效果已经被中外实践所否定。
再生经济 财政手段 宏观调控手段
的逻辑与历史进程
配置经济 “货币手段”
货币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实现货币交换价值与价值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低级对称向高级对称转化的源泉与动力，不是 “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再生型经济不断发展，货币不断升值，推动币值与价值从低级对称向高级对称发展。在这整个过程中，发展才是硬道理，生产才是硬道理，再生性生产才是硬道理。出口也好、内需也好，都是配置；相对于再生这一硬道理来讲，配置只是“软道理”，软道理服从硬道理。硬道理是纲，软道理是目，纲举目张。而舍本求末，只能形成泡沫经济，陷入经济困境，酿成经济危机。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就是这种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的结果；而每折腾一次，都要给经济造成极大损害。西方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虽然看到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看到了货币政策在稳定价格和消除经济周期上的矛盾，但他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仅仅是通过把预期引入到经济过程的分析中、把均衡看成是动态的均衡是不够的。因为使均衡由静态转变为动态、暂时转变为长久，不是靠“事前”的计划与“ 事后”的计算，也不仅仅是靠储蓄等于投资，而是靠价值的产生、再生与实现。要使币值同价值对称，就要避免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把“货币手段”看成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货币政策”论，则恰恰为政府货币发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通道。所以，要杜绝政府货币发行机会主义行为，就要拒绝把灵活的“货币手段”作为政府干预手段之一，就要使货币发行法制化。如果说，一定要使“货币手段”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那么它的实现方式，只能通过法律手段，使币值永远保持同价值的对称。在日常运行中，政府通过微调，使币值同价值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只要永远保持币值同价值的对称，就会从源头上消除经济不稳定与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货币是宏观调控的手段，还不如说是宏观调控的内容与对象。币值稳定、稳步上升是经济稳定、根治通胀的牛鼻子；政府要用财政手段来保证币值稳定、根治通胀，而不是用货币手段来填补通胀缺口。
国家：行政 执法
货币所有权
人民：人大 立法
货币发行法制化模型
国家拥有货币所有权，政府拥有货币发行权，说明政府宏观调控是完整的市场体制的一环。西方经济学家哈耶克从自由主义逻辑兼容性出发，否定政府货币发行权，结果走上不能自圆其说的不归路。哈耶克的货币中性理论有点接近于对称货币理论，但怎样保持 “货币的中性？”哈耶克开出的药方，是“自行调节”，“国家干预显然是多余的”。这实际上是使“货币中性”成为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理论上正确，实际上不可行。“货币中性”论同自由主义不对称。要使“货币中性”，只能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和法制手段。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的“货币中性”，就是币值与价值对称的“货币对称”。“货币对称”是对称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环节，也是对称经济学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的财政政策
保持对称 币值控制 内部平衡
发展的国 稳妥的货币政策
家经济政策 价格控制 外部平衡
开放的产业政策
自由的贸易政策
属于宏观调控的政府经济政策模型
保持币值稳定，既不是采用金本位制，也不是采用盯紧美元的办法，而是货币发行量同本国价值增长量相一致的方法。货币发行量同价值挂钩而不是同价格挂钩。把币值同黄金储量、美元、价格挂钩的办法，是把大厦建在沙滩上，不稳定的结论已经包含在不稳定的前提之中。只能以当年的价值为基数，根据新增价值量按同比来增加货币量。
新自由主义把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的宏观调控与自由市场看成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不是相辅相成的对称关系，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的思路。市场经济是主体化的，政府与企业都是其中的环节，宏观调控与微观活力相辅相成。不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不矛盾，而且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也不矛盾。市场经济中，有企业的计划，也有国家的计划；二者不但不冲突，而且互为前提；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计划与企业计划的对称。传统计划经济与自由主义各走一个极端，共同点就是企业计划与国家计划的不对称，从而造成了计划与市场的不对称。没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真正的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就不能有效控制通胀。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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