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理想与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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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03 12:36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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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梦想、理想与顶层设计
梦想是什么？梦想不同于幻想，梦想是有实现可能性的理想。中国梦是什么？“中国梦”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努力奋斗要实现的理想。实现任何理想都需要设计，实现中国梦更需要“顶层设计”。这里的“顶层设计”不是政府最高层设计，而是智慧最高层设计，包括中国梦的哲学理念、科学依据、历史经验、实践基础、操作模式。中国梦的顶层设计应该凝结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梦的内涵揭示与外延展开，就体现在中国梦的顶层设计之中。
中国梦的顶层设计，是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规范与实证的统一。
中国梦是科学社会主义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正”，就是规律，就是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科学理论组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模型与实践模式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与现实可操作性，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与制度建设进入成熟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她的综合性，与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她的操作性与制度设计，与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对政府行为的制度设计。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在于以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从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到对称经济学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必然产物；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对称本质、对称规律得以充分展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使哲学科学化与经济学科学化统一起来的契机，是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生开辟道路、使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偶然性。对称哲学就是当今时代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使经济学真正实现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化，只有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
中国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仅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中国梦是法治中国梦
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法治中国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法治中国”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根本政治保证；法治本身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最大的政治，是科学社会主义内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法治中国与人民民主专政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国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途径和目标，就是通过系统科学的制度、体制的建构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法治中国的道路、内容和模式。
中国梦是人民幸福梦
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三》）。只有使人民幸福，才能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抵御外侮。人民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人民幸福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民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不仅“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这一代人的发展权和下一代人的发展权统一起来的途径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对外开放与民族主体性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幸福一开始就应该靠社会公平正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每个人感到幸福的国家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梦。无论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还是起点公平都需要以自由民主法制为前提，自由民主法制要靠精神文明建设来建构。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财富实际增加，人均GDP增长不等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也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只是幸福的必要环节，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实现人民幸福梦靠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社会平等正义自由民主法制的实现、国民的德智体能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一切属于人民、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中国梦是强国梦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贞观政要•政体》。一个国家是否强国，不在现象，而在本质；不在数字，而在根基。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GDP总量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来源：求是理论网
梦想是什么？梦想不同于幻想，梦想是有实现可能性的理想。中国梦是什么？“中国梦”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努力奋斗要实现的理想。实现任何理想都需要设计，实现中国梦更需要“顶层设计”。这里的“顶层设计”不是政府最高层设计，而是智慧最高层设计，包括中国梦的哲学理念、科学依据、历史经验、实践基础、操作模式。中国梦的顶层设计应该凝结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梦的内涵揭示与外延展开，就体现在中国梦的顶层设计之中。
中国梦的顶层设计，是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规范与实证的统一。
中国梦是科学社会主义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正”，就是规律，就是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科学理论组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模型与实践模式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与现实可操作性，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与制度建设进入成熟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她的综合性，与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她的操作性与制度设计，与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对政府行为的制度设计。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在于以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从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到对称经济学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必然产物；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对称本质、对称规律得以充分展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使哲学科学化与经济学科学化统一起来的契机，是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生开辟道路、使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偶然性。对称哲学就是当今时代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使经济学真正实现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化，只有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
中国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仅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中国梦是法治中国梦
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法治中国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法治中国”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根本政治保证；法治本身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最大的政治，是科学社会主义内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法治中国与人民民主专政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国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途径和目标，就是通过系统科学的制度、体制的建构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法治中国的道路、内容和模式。
中国梦是人民幸福梦
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三》）。只有使人民幸福，才能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抵御外侮。人民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人民幸福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民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不仅“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这一代人的发展权和下一代人的发展权统一起来的途径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对外开放与民族主体性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幸福一开始就应该靠社会公平正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每个人感到幸福的国家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梦。无论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还是起点公平都需要以自由民主法制为前提，自由民主法制要靠精神文明建设来建构。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财富实际增加，人均GDP增长不等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也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只是幸福的必要环节，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实现人民幸福梦靠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社会平等正义自由民主法制的实现、国民的德智体能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一切属于人民、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中国梦是强国梦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贞观政要•政体》。一个国家是否强国，不在现象，而在本质；不在数字，而在根基。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GDP总量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来源：求是理论网
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我国新经济增长点与新常态经济的稳增长结构
[ 2015/03/30 10:55 | by admin ]
2015/03/30 10:55 | by admin ]
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我国新常态的新经济增长点应该是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以政府为主导自觉建构与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进程相吻合的我国新常态经济的稳增长结构。
首先要解决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引导农村生态城镇化的产权瓶颈。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方面进一步放宽的政策相配套，必须有与之相对称的、强有力的所有权方面的制度设计，才不至于使农村生态城镇化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变调，使农村城镇化演变成生态灾难。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产权瓶颈，是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的前提，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方式，生态化是知识化的提升与浓缩，是知识经济的典型形态。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之所以是新经济增长点，是因为它是知识经济时期再生链、产业链、创业链的基础，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绿色经济的基础。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使农业生态化、系统化、立体化、知识化、文化化、高端化，为城市生态化提供衔接点与平衡点，形成我国农村与城市在生态化基础上的双向互动良性循环的稳增长结构。所谓“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进程，要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来定位。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的核心是生态化、信息化和知识化，城市化的标志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程度而不是楼房的高度与密集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用生态产业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重塑改造，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因此农村城镇化与生态化是统一的。如果用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来定位知识经济时期的“农村城镇化”， 把城镇化定位于房地产业的新一轮增长，用城镇化来消灭生态化，虽然可以带来GDP的新一轮暴长，然而对于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只能是一场灾难。这种增长观既是时空错位，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解决“三农问题”与城乡差距问题，只能放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背景下，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包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只有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使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对称发展，才有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农村生态城镇化、城市生态化，以生态化为基础的农村与城市的对称发展，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如果说，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那么知识经济的纵向重新洗牌，则为农村的发展水平与城市的发展水平持平、释放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在农村城镇化的同时建构与城市生态化衔接的生态农业与生态农村，农村将与城市相辅相成逐步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基本建设、城市通过纾解非核心功能到郊区消肿城市并实现城市生态化的投资与各种政策扶持应起主导作用。
要把城镇化要不要搞的问题，转变为城镇化怎样搞的问题。要实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必须改变GDP增长观。毫无疑问，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将带来GDP突飞猛进的增长，但绝不能把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纳入GDP增长方式。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对称发展观。虽然对称发展观可以包容GDP，可以把GDP增长数字作为经济发展的参数之一，但GDP增长观与对称发展观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经济“发展观”。把GDP数字增长作为一切经济工作的目标，衡量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指标，是理论与实践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会在理论上搞乱人们的思想，实践上形成GDP泡沫、酿成GDP危机，最终造成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异化。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综合指标。
绿色GDP：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空间的大小。
以人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生态产业结构以生态环保工程为基础。
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生态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生态环保产业本身的创新性、辐射性、整体性、驱动提升力决定，生态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由于生态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与社会公益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一旦生态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产能，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提升与调整、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生态环保产业化还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合理定位，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生态环保工程是生态城镇化的基础。
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绿化、交通、水利、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延长农业生态产业链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柱产业。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农村或城市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部分功能向农村和城市远郊的转移将在原来的农村地区、城市郊区出现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但应该是农村生态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农村生态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农村与城市的生态化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发展模式只能以再生经济学为自己的经济学范式。
在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中是以生态化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体现了产业链之间不同的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随着农业新技术的广泛运用粮食单产的提高与农业产业链的延长，新的历史时期应该用“以林为纲全面发展”代替原来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原来的“农林牧副渔”的顺序也应该改成“林牧副渔农”。其中的“牧”应该是广义的，包括人工促成森林中各种野生动物种群的形成与发展。在农村生态城镇化中只有以生态产业基本建设为重点，才能激活农村创新活力实现创新驱动纲举目张，实现农村城镇化的综合效益。在农村生态城镇化中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新一轮增长，农村生态城镇化将走样变调，城市生态化也将失去支撑点。
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基础是生态化，核心与纽带是高速路。生态化是化解包括雾霾在内的快速工业化造成的重度空气污染的根本途径；在生态产业基本建设基础上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提升农业与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把农村生态化和城镇化统一起来，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对接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生态资源的根本途径，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途径。因此在农村生态城镇化基本建设基础上发展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科学定位合理布局的我国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我国具有高度幅射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经济增长点将牵一发动全身形成我国新常态经济以人为中心可持续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陶冶情操的合理结构。
原载：求是网
首先要解决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引导农村生态城镇化的产权瓶颈。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方面进一步放宽的政策相配套，必须有与之相对称的、强有力的所有权方面的制度设计，才不至于使农村生态城镇化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变调，使农村城镇化演变成生态灾难。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产权瓶颈，是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的前提，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方式，生态化是知识化的提升与浓缩，是知识经济的典型形态。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之所以是新经济增长点，是因为它是知识经济时期再生链、产业链、创业链的基础，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绿色经济的基础。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使农业生态化、系统化、立体化、知识化、文化化、高端化，为城市生态化提供衔接点与平衡点，形成我国农村与城市在生态化基础上的双向互动良性循环的稳增长结构。所谓“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进程，要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来定位。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的核心是生态化、信息化和知识化，城市化的标志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程度而不是楼房的高度与密集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用生态产业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重塑改造，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因此农村城镇化与生态化是统一的。如果用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来定位知识经济时期的“农村城镇化”， 把城镇化定位于房地产业的新一轮增长，用城镇化来消灭生态化，虽然可以带来GDP的新一轮暴长，然而对于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只能是一场灾难。这种增长观既是时空错位，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解决“三农问题”与城乡差距问题，只能放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背景下，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包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只有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使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对称发展，才有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农村生态城镇化、城市生态化，以生态化为基础的农村与城市的对称发展，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如果说，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那么知识经济的纵向重新洗牌，则为农村的发展水平与城市的发展水平持平、释放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在农村城镇化的同时建构与城市生态化衔接的生态农业与生态农村，农村将与城市相辅相成逐步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基本建设、城市通过纾解非核心功能到郊区消肿城市并实现城市生态化的投资与各种政策扶持应起主导作用。
要把城镇化要不要搞的问题，转变为城镇化怎样搞的问题。要实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必须改变GDP增长观。毫无疑问，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将带来GDP突飞猛进的增长，但绝不能把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纳入GDP增长方式。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对称发展观。虽然对称发展观可以包容GDP，可以把GDP增长数字作为经济发展的参数之一，但GDP增长观与对称发展观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经济“发展观”。把GDP数字增长作为一切经济工作的目标，衡量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指标，是理论与实践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会在理论上搞乱人们的思想，实践上形成GDP泡沫、酿成GDP危机，最终造成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异化。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综合指标。
绿色GDP：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空间的大小。
以人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生态产业结构以生态环保工程为基础。
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生态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生态环保产业本身的创新性、辐射性、整体性、驱动提升力决定，生态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由于生态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与社会公益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一旦生态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产能，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提升与调整、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生态环保产业化还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合理定位，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生态环保工程是生态城镇化的基础。
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绿化、交通、水利、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延长农业生态产业链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柱产业。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农村或城市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部分功能向农村和城市远郊的转移将在原来的农村地区、城市郊区出现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但应该是农村生态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农村生态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农村与城市的生态化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发展模式只能以再生经济学为自己的经济学范式。
在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中是以生态化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体现了产业链之间不同的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随着农业新技术的广泛运用粮食单产的提高与农业产业链的延长，新的历史时期应该用“以林为纲全面发展”代替原来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原来的“农林牧副渔”的顺序也应该改成“林牧副渔农”。其中的“牧”应该是广义的，包括人工促成森林中各种野生动物种群的形成与发展。在农村生态城镇化中只有以生态产业基本建设为重点，才能激活农村创新活力实现创新驱动纲举目张，实现农村城镇化的综合效益。在农村生态城镇化中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新一轮增长，农村生态城镇化将走样变调，城市生态化也将失去支撑点。
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基础是生态化，核心与纽带是高速路。生态化是化解包括雾霾在内的快速工业化造成的重度空气污染的根本途径；在生态产业基本建设基础上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提升农业与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把农村生态化和城镇化统一起来，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对接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生态资源的根本途径，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途径。因此在农村生态城镇化基本建设基础上发展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科学定位合理布局的我国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我国具有高度幅射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经济增长点将牵一发动全身形成我国新常态经济以人为中心可持续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陶冶情操的合理结构。
原载：求是网
新常态经济增长无极限
[ 2015/03/23 12:03 | by admin ]
2015/03/23 12:03 | by admin ]
“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新常态经济”本义指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新常态经济是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意味着旧的周期的结束与新的周期的开始；对于移植引用这一名词的我国来讲，“新常态经济”意味着转变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不可持续增长的GDP增长方式，用发展来代替单一的GDP增长。因此，同样是“新常态经济”，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同样是诠释我国的“新常态经济”，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来讲，我国提出“新常态经济”是因为以往的GDP增长率过高，经济增速过快，经济过热导致结构失衡；而所谓“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降温，减少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用创新驱动代替投资驱动。对于对称经济学而言，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无极限。
“经济过热论”、“增长极限论”，以及给GDP增长减速降温、封顶设限等，是一般均衡论的产物。认为经济存在过热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发展“均衡点”理论。“均衡点”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一般均衡论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把通胀、产能相对过剩归咎于结构失衡是正确的，但把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归咎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把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归咎于投资增长过快，就是吃错药乱弹琴。如果投资增长过快会造成物价上涨、产能相对过剩，那么停止投资就可以降低物价化解过剩产能？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关系看成基本的结构关系，是“范式”滞后的产物，结果必将造成理论脱离实际。
所谓“经济过热”，是指过度投资或过度消费（主要是指过度投资）造成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失衡，以致有的产品供不应求，有的产品供过于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本身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总需求”与“总供给”是货币经济学范畴；只有抽象的货币经济学，才有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者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说法；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只有结构失衡而造成的局部供求失衡。只有货币经济学才会把质上的失衡抽象化为量上的失衡。只要要素与结构对称了，就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总供给”与“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意义。“总量失衡”是个虚幻的问题，建立在“总量失衡”这个虚幻问题基础上的“经济过热论”只是心动，而非风动，更非旛动。产能过剩、经济泡沫都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同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对称造成。配置型经济是投机盛行的土壤，而投机盛行是金融危机、结构失衡、产能过剩与表面“经济过热”的催化剂。只要把配置型经济转变为再生型经济，在此基础上稳增长调结构，投机将无从兴风作浪，产能无从过剩，经济也就从此不再“过热”。
解决相对“产能过剩”“经济过热”的最好方法，则是减少无效投资、增加有效投资，如把现有的外汇储备转变为有效的基本建设投资。在目前看来，基本建设投资，只会有效不会无效。一条京津高速城铁的建设成本按一百对列车计算，也才不过4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4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拿来建城际、省际、国际高铁，进口必要的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建设备，它所带来的，是时间效益、速度效益、空间效益、生态效益，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经济增长点，形成新产能化解旧产能，用新产能化解旧产能，具有全国性、全球性规模经济效益。就空间效益这一点，就可以使土地再生、平抑房价，打破房地产商的垄断，并带动其地方面的物价下降；它的时间空间速度效益带动的产业重组，直接间接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增加供给，又可以进一步平抑物价。所以要走出“产能过剩”困境，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抽象的投资增长过快“一刀切”的办法只能造成经济衰退，并酿成滞涨危机。“一刀切”办法的方法论根源在于“产能过剩”概念的抽象化，抽象的“产能过剩”概念源于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源于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所以要走出“经济过热论”、“增长极限论”的悖境，必须先走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悖论。
在科学的经济学看来，“新常态经济”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只要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代之以再生型经济增长方式，用生产力发展扬弃GDP增长，就可以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作为发展组成部分的增长，增长率永远不会太高，增长率无论多高，都不会导致“经济过热”，经济结构也不会失衡。因此新常态经济增长无极限。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投资驱动不是什么刺激经济，而是调整结构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这种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率高和结构对称平衡统一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我们讲的“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新常态。因此，我们的“新常态经济”是对西方“新常态经济”的扬弃，而不是等同。要真正科学认识、积极应对、学会适应“新常态经济”，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就必须首先对诠释“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进行范式分析，在此基础上建构科学的新常态经济学，给新常态经济以正确的理论指导，避免对“新常态经济”的错误解读造成对我国新常态经济的误导。
原载：求是理论网
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用发展促进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新常态经济为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新常态经济学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新常态经济是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线性抽象为方法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向对称平衡论为基础、价值经济学为核心、复杂系统论为方法的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转换。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新常态经济是以金钱为中心、价格为核心机制、GDP增长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人民幸福为中心、价值为核心机制、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共有制为基础、政府宏观调控常态化法制完善市场规范充分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与民间市场的基础作用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GDP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配置型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挤掉配置型增长方式中的GDP泡沫；由经济结构畸形、产能相对过剩的不对称态增长方式，向经济对称态稳增长结构转变；由资源低端产品粗放不可再生型增长方式向生态化创新性精细可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外延数量增长型增长方式向内涵质量增长型增长方式转变；由效率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向内需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变；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变。所谓稳增长，不仅是数量上的稳增长，而且是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过程中的自觉性、有序性、持续性，通过发现、培植新增长点与技术、结构创新，自觉推动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不存在其他自由主义盛行的发展中国家在由低级增长方式向高级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所谓“中低收入陷阱”这样的增长停滞不前现象。
新常态经济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新常态经济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新常态经济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经济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新常态经济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新常态经济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
为了实现调结构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实行常态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不能把我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混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周期性的“刺激经济”。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本建设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生产资料生产投资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投资。由于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只能由政府实施，所以政府投资永远优先于民间投资。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调整，只有新经济增长点才能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由于节约有利于积累，积累有利于投资，投资有利于生产和经济发展，所以节约、居民高储蓄率有利于经济发展，而铺张浪费、寅吃卯粮不利于经济发展，所谓“消费拉动经济”是个伪命题。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投资驱动，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只有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为主导，投资驱动才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使投资有效。
新常态经济的核心是价值，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范式、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核心都是价值。价值体现了经济主客体的对称；经济新常态的一切特征，都是以价值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以价值为核心的新常态经济，与以价格为核心的旧常态经济有本质的区别，新常态经济与旧常态经济的一切区别，都是以价值为核心还是以价格为核心这一本质区别的展开。无论投资驱动还是创新驱动，抑或投资驱动基础上的创新驱动，都是手段，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目的。如果把经济核心定位于价格，经济发展定位于一切向钱看，GDP增长就会演变为GDP增长方式；如果把经济核心定位于价值，经济发展定位于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可持续发展，GDP增长就从属于发展。演变为GDP增长方式的GDP高速增长确实会破坏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这样的GDP增长确实需要减速；定位于价值、从属于发展的GDP增长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这样的GDP增长不但不需要减速而且还要加速。只要是真正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其增长率不封顶不设限。GDP增长率只是增长的参数，既非目标，也非指标；对其预测、评估只有参考价值，其意义不容夸大。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是新常态经济与旧常态经济的根本区别。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环节。新常态经济发展不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经济发展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的平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新常态经济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
新常态经济，是对经济本义的复归，对人类经济活动本义的复归。新常态经济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原载：求是理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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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新常态经济是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线性抽象为方法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向对称平衡论为基础、价值经济学为核心、复杂系统论为方法的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转换。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新常态经济是以金钱为中心、价格为核心机制、GDP增长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人民幸福为中心、价值为核心机制、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共有制为基础、政府宏观调控常态化法制完善市场规范充分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与民间市场的基础作用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GDP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配置型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挤掉配置型增长方式中的GDP泡沫；由经济结构畸形、产能相对过剩的不对称态增长方式，向经济对称态稳增长结构转变；由资源低端产品粗放不可再生型增长方式向生态化创新性精细可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外延数量增长型增长方式向内涵质量增长型增长方式转变；由效率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向内需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变；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变。所谓稳增长，不仅是数量上的稳增长，而且是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过程中的自觉性、有序性、持续性，通过发现、培植新增长点与技术、结构创新，自觉推动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不存在其他自由主义盛行的发展中国家在由低级增长方式向高级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所谓“中低收入陷阱”这样的增长停滞不前现象。
新常态经济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新常态经济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新常态经济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经济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新常态经济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新常态经济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
为了实现调结构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实行常态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不能把我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混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周期性的“刺激经济”。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本建设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生产资料生产投资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投资。由于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只能由政府实施，所以政府投资永远优先于民间投资。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调整，只有新经济增长点才能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由于节约有利于积累，积累有利于投资，投资有利于生产和经济发展，所以节约、居民高储蓄率有利于经济发展，而铺张浪费、寅吃卯粮不利于经济发展，所谓“消费拉动经济”是个伪命题。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投资驱动，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只有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为主导，投资驱动才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使投资有效。
新常态经济的核心是价值，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范式、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核心都是价值。价值体现了经济主客体的对称；经济新常态的一切特征，都是以价值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以价值为核心的新常态经济，与以价格为核心的旧常态经济有本质的区别，新常态经济与旧常态经济的一切区别，都是以价值为核心还是以价格为核心这一本质区别的展开。无论投资驱动还是创新驱动，抑或投资驱动基础上的创新驱动，都是手段，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目的。如果把经济核心定位于价格，经济发展定位于一切向钱看，GDP增长就会演变为GDP增长方式；如果把经济核心定位于价值，经济发展定位于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可持续发展，GDP增长就从属于发展。演变为GDP增长方式的GDP高速增长确实会破坏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这样的GDP增长确实需要减速；定位于价值、从属于发展的GDP增长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这样的GDP增长不但不需要减速而且还要加速。只要是真正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其增长率不封顶不设限。GDP增长率只是增长的参数，既非目标，也非指标；对其预测、评估只有参考价值，其意义不容夸大。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是新常态经济与旧常态经济的根本区别。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环节。新常态经济发展不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经济发展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的平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新常态经济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
新常态经济，是对经济本义的复归，对人类经济活动本义的复归。新常态经济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原载：求是理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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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生命都有尊严”有科学方法论的依据——为天才指挥家舟舟点赞
[ 2015/01/28 11:27 | by admin ]
2015/01/28 11:27 | by admin ]
在舟舟充满激情指挥的交响乐美妙旋律面前，我们要改变的是人类固有的，单纯地把智力与逻辑思维、文字符号把握能力划等号的“智力”、“智商”、“智障”概念，多元化包容不同个人的智力模式，多角度评估一个人的智力水平，特别要注意开发特殊人才的特殊智力潜力，而不是对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智力类型怀疑或冷嘲热讽。“一切生命都有尊严，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不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有着科学方法论的依据
是舟舟在指挥乐队，还是乐队在指挥舟舟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我可以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负责任地告诉你：是舟舟在指挥乐队。
1、音乐音符是源，乐谱是流。从历史上看，乐在先，谱在后；人类先有乐，后有谱——人类有音乐音符的时间，早于用乐谱记载音符的时间，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有乐没谱，有非常优美的音乐舞蹈没有乐谱，现在地球上仍然有很多地方（如非洲、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广大的农村地区）有动人心魄的音乐舞蹈但没有乐谱。刘三姐不识谱，但没有人否认刘三姐是优秀的歌唱家。人类很长一段时间是靠记忆和动作使优美的音乐舞蹈代代相传，它们的谱是后人给编的。阿炳的《二泉映月》，也是先乐后谱，而不是先谱后乐。
2、音乐音符是本，乐谱是末。从逻辑上看，乐是目的，谱是手段；乐是内容，谱是形式。谱只是记载音符的一种形式，不是记载音符的唯一形式。音符是内容，记载音符的形式有多样；正好像思想是内容，记载表达思想的语言有多种。音符可以通过乐谱来记载，也可以通过手势来表达。谱不是乐的必要前提。因为舟舟不懂乐谱，就断定舟舟不是真正的乐队指挥，只是跟着乐队起舞，就好像说不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家、只能成为西方文学家的跟班一样可笑。舟舟极强的动作模仿能力、音符感应能力与形象思维能力，与世无争、毫无世俗功利的童真心灵，使他心无旁骛全身心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在美妙的音乐旋律中进入天人合一的忘我状态。正是他的内部心灵脉搏与外界音符跳动的和谐共振，使他得以通过手势和身体其他姿势这种五维的、立体的、全身有节奏颤动的“乐谱”直接体现音符的生命力，精准指挥、激情感染乐队完成美妙的交响乐，而不需要纸面的乐谱这个平面二维的中介。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真（科学）、善（伦理）与美（艺术）三种。艺术属于美，美本身毕竟是一种感觉而不是文字符号。交响乐指挥属于艺术；从本质意义上，乐队指挥更需要的是对音符的直觉能力而不是乐谱的识读能力。只有不受乐谱限制的直觉才会使指挥家的激情发挥到极致；而指挥时要程序化翻看乐谱，则会中断指挥与乐队演奏的激情，降低交响乐的艺术感染力。从交响乐的终端效果来看，脱谱指挥应该成为优秀指挥家的必要技能。不识谱的舟舟做到了脱谱指挥，识谱的指挥家却做不到，这就构成了舟舟指挥和其他智力正常的指挥家指挥舞台效果的不同。可以说，只有舟舟这样充满激情与富有个性、在脱谱基础上把舞蹈和指挥结合起来，使指挥与乐队、指挥与观众、乐队与观众之间全方位良性互动的指挥风格，才真正把指挥本身演绎成值得欣赏的艺术——使指挥本身有相对独立审美意义的表演艺术，从而使整个交响乐艺术得到升华。如果说，传统单向度的指挥是平面指挥，那么舟舟的全方位互动的表演性指挥则是立体指挥。从舞台效果看，立体指挥是对交响乐艺术的创造与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舟舟不但是合格的指挥家，而且是指挥表演艺术家。这就是为什么舟舟被音乐大师斯特恩誉为“创造艺术的指挥家” 的原因所在。可以说，舟舟多向互动的表演性指挥风格，开创了交响乐立体指挥的新时代。
音符与乐谱的源流本末关系不可颠倒，音乐与音乐理论知识也不能画等号。要把音乐家与音乐理论家区别开来。因为舟舟不是音乐科班出身、每次指挥前没有对着乐谱排练所以认为舟舟不是真正的指挥，就像因为鲁迅不是文学科班出身、没有文学学位所以认为鲁迅不是真正的文学家一样荒唐。直觉能力，而不是概念分析、符号分解、理论抽象能力，是一切审美领域、包括文学艺术领域的最重要能力。从音乐心理学的逻辑与音乐发展的历史两个方面来看，识谱与音乐理论知识不是成为音乐家的必要条件，也不是成为乐队指挥家的必要条件。乐谱只是作曲家的专利，不是天才音乐家的“卡门”；掌握课堂上讲授的音乐理论知识的多寡，可以成为音乐学位的依据，不能成为音乐家与指挥家的水平标准。
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也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舟舟是不是真正的指挥家，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看看舟舟指挥的实际效果吧：
“近五十位美国艺术家身穿黑色演出服庄严而优雅地走上舞台，他们在弱智但对音乐却有特殊感受的舟舟指挥下，演奏出一个又一个动听乐章，双方配合得非常默契。……舟舟表现得非常天真，面对观众的掌声略显腼碘，但又彬彬有礼，演出前后逐一与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和第一大提琴手握手致意。当乐队最后奏起《星条旗永不落》时，全场观众随着乐曲的节拍拼命鼓掌，身穿燕尾服的舟舟则起劲地挥舞着指挥棒，台上台下遥相呼应。当舟舟将观众献上的鲜花转送给第一小提琴手时，场内气氛达到高潮。”
“奇迹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人们注意到了身材矮小的舟舟，将手中的一根小小的指挥棒向空中轻轻地一扬，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顿时被一个弱智青年的小手，不可思议地从一支支弦乐和管乐中牵了出来。内行的人们则更加注意舟舟手中的指挥棒，是不是乐队的一种装饰。然而，事实却是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的！随着舟舟手中的指挥棒不时地变换起伏，庞大的交响乐队顿时成了一支在《自新大陆》上接受检阅的仪仗队。全场逐渐鸦雀无声，剧场里四处回荡着悠扬动听的旋律。他对音乐的理解令人震惊。他懂得新大陆的思乡的柔情慢板，那时他的脸上是温柔的，像一个婴儿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他也懂得新大陆的躁动不安的激情，他表现出快乐和欣喜，有时候他甚至会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地扭动身体；在高潮到来时，他是癫狂的，他的头、他的身子，还有他的指挥棒都随着音乐剧烈运动，音乐唤醒了一个弱智孩子内心中的激情。不久，观众席上便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由衷钦佩的掌声。在舟舟指挥最后一曲《星条旗永不落》时，观众情不自禁地用鼓掌和踏地的方式，为他的精彩指挥叫好助威，不少人激动地从观众席上跳了起来！”
“他动作潇洒优美，感情十分投入，对乐曲的节奏、强弱、乐器的交替变换等等都把握得那么准确和细腻。台下数千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感受着他的指挥和音乐交融之后所放射出的美，一种特别的魅力。当那首《拉德斯进行曲》最后一串旋律被他挥洒出去后，他的指挥棒在空中陶醉似地停留了片刻，随着他很专业地两手的一挥，乐队全体起立，谢幕。整曲指挥一气呵成，非常精彩。人们完全被这个弱智者的指挥魅力征服了，惊呆了！他们鼓掌欢呼着，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泪水。此后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在上海、宁波、杭州、重庆、深圳、西安、广东、福建等地，舟舟共作了数十场慈善演出，场场观众爆满。”
“2000年5月，应美国凯西儿童基金会之邀赴美国作访问演出。台下，观众拥挤，座无虚席。联合国副秘书长及40多个国家驻联合国大使等都前来观看这场演出。只见舟舟的指挥棒随着他极其优美的肢体动作而上下翻飞，时而如飞燕凌空，时而如行云流水，时而又如山崩帛裂，慷慨激昂。尤其是那首《星条旗永不落》指挥完毕后，热情的美国朋友们都激动地站起来，疯狂地欢呼鼓掌。舟舟几次谢幕，观众们仍意犹未尽，他们围上来，争着和舟舟亲吻拥抱，联合国副秘书长及一些外国使节以及肯尼迪的妹妹还高兴地与舟舟合影留念，场面十分感人。据说，舟舟是在美国卡耐基音乐厅演出的第一位中国指挥。在美国，舟舟在纽约、旧金山、夏威夷等地共演出了6场，观众场场爆满，反应热烈，以致舟舟在后台一次次兴奋地大叫：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据乐队首席小提琴家刘达先生介绍，《自新大陆》是一首内涵丰富，情感细腻，指挥力度很强的世界名曲，它也是世界上许多一流乐队经常演奏的保留曲目。如此高难度的经典曲目，舟舟却能清晰准确地熟记下它的四个乐章，并能恰到好处地处理乐曲中的情绪转换和音色起伏，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他不仅仅是对音乐本身，诸如音调、音节、音域和重度等等，乃至对于乐团的整体演奏效果、各种乐器的位置、音色和协调，他也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理解和表现。……当舟舟轻松地走到指挥位置以后，人们看到舟舟的手势令人眼花缭乱，或者随意地向旁边一撩，或者看似无理地在背后一扬，都极准确地按照每个乐器的位置发出清晰的指令，使整个演奏如行云流水。”
“我们演奏的不是一般的小调小曲……出人意料的却是：随着舟舟手中指挥棒的起落，我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舟舟的指挥思路不仅清晰准确，而且音乐感觉十分到位。舟舟在处理《星条旗永不落》中的一些高亢音节时，情绪十分饱满，并能及时宣泻出他对音乐的理解。”“不论是布拉姆斯第五号匈牙利舞曲，或是德弗乍克第九交响曲，舟舟都对音乐控制自如。舟舟双手协调使用，不时地交错向各声部提示，并低头、微笑、顿足，展现了丰富的肢体语言”。与舟舟合作过的台湾大众管弦乐团客席指挥樊德生说，舟舟的音乐感很强，了解曲子怎么发展，指挥动作完整，排练时一点也不含糊。
舟舟的艺术辅导蒋燮斌是目前国内数得着的指挥家，他说：“弱智本是个缺陷，是劣势，但到了这个地方，反倒成为舟舟的一大优势，使他的指挥具有一种纯净之美。”邓朴方说：舟舟绝不是在亵渎艺术，你们这些艺术家也绝不是在这里陪舟舟玩，你们是在创造艺术，丰富艺术，使之更具魅力。舟舟制造的音乐神话应了一位大师的评价：给他一段旋律，他就能划出最美的弧线。
就舟舟大师级指挥的实际效果而言，与其说舟舟不懂乐谱，还不如说舟舟本身就是乐谱的化身，是乐谱的人格化——舟舟自创而规范、出神而入化、动作与音调节奏浑然如一体的指挥动作，说明他就是一部会跳动的乐谱。毫无疑问，舟舟是他指挥下的交响乐队的灵魂。不识谱的舟舟是个真正的交响乐指挥家，而不仅仅是一个随着交响乐节奏起舞的表演者。任何一个交响乐队不管经过怎样的排练，现场指挥都是必要的，那些认为交响乐队是舟舟灵魂的人，实际上等于说一个交响乐队可以不要指挥而自行演奏，交响乐队成员之间可以不要指挥而默契配合，任何交响乐的指挥都是多余的，都只是在自我表演。这才是真正缺乏音乐常识。
就舟舟大师级指挥的实际效果而言，舟舟是否真能指挥是个伪命题。
不可否认，在舟舟给人带来的美感中，他的智障残疾人身份引起的同情及其成才过程使人产生猎奇心理是重要的因素。舟舟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残疾人，哪怕他是智障残疾人，只要他愿意努力，并有充满关爱的环境，都可以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除此之外，他风度翩翩，举止优雅，彬彬有礼和观众良性互动，符合社会文明规范的行为细节，是智障残疾人舟舟的人性美。但这只能说明他给人带来的美感是自然美与人性美的统一。我们不能用舟舟智障残疾人身份取得成功的人性美，否定他的音乐指挥专业水准的自然美。世界的存在本来是亦此亦彼，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舟舟以智障残疾人身份取得成功过程的人性美依附、渗透于他的音乐指挥专业水准的自然美；如果没有后者，舟舟将什么都不是。如果说，舟舟自身努力和充满关爱的环境使他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欠缺成就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形象思维、音符感应、节奏直觉能力，那么他的人性美则是他的音乐专业水准自然美的点缀与升华。舟舟指挥交响乐使自然美与人性美珠联璧合，自然美承载人性美，人性美提升自然美，开发了人们心灵深处求真求善求美的潜能，向社会散发了正能量。这是舟舟指挥交响乐引起振憾大受欢迎的真正原因。
舟舟所谓的“智障”实际上只是他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智障”而不是他所有智力的“智障”。人的智力既包括逻辑思维能力也包括直觉能力与形象思维能力，而音乐更需要形象思维能力与对音符的直觉能力。就舟舟比常人更发达的形象思维能力、对音符的直觉能力、对曲子完整连贯的激情指挥能力、激情指挥产生的艺术感染力而言，与其说舟舟是“智障”，不如说舟舟是天才。所以我们不要怀疑舟舟的指挥能力，也不要给舟舟指挥的专业水平打折。在舟舟充满激情指挥下的交响乐美妙旋律面前，我们要改变的是人类固有的，单纯地把智力与逻辑思维、文字符号把握能力划等号的“智力”、“智商”、“智障”概念，多元化包容不同个人的智力模式，多角度评估一个人的智力水平，特别要注意开发特殊人才的特殊智力潜力，而不是对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智力类型怀疑或冷嘲热讽。“一切生命都有尊严，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不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有着科学方法论的依据。所以我要为乐队天才指挥家、“智障残疾人”舟舟点赞！
（原载：求是理论网, 转载：中国音教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