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方法是什么: 评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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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06 22:52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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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否科学，由经济学的方法决定。经济学的方法是科学的，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的方法是不科学的，经济学就不是科学。因此，问题不在于经济学是否科学，而在于我们是否有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经济学成为科学的必要前提。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称的方法，对称的方法整体上就是五度空间架构中时间、空间、层次相对称的方法，就是复杂系统论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
经济学是否科学，由经济学的方法决定。经济学的方法是科学的，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的方法是不科学的，经济学就不是科学。而经济学的方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内容决定形式，观点决定方法，经济学的定位、定义，决定经济学的方法。杨小凯对经济学的定位仍然属于西方配置经济学，他的经济学定义没有达到经济规律的高度，所以他的经济学方法是分析的而不是综合的，也即西方现代经济学通行的实证方法；他提出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没有超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的范畴，虽然他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杨小凯:“经济系统是我们迄今知道的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之一。为了对其进行有效分析，我们需要将整个经济系统分解成众多可供操作的子系统。对概念和子系统进行组织的经济分析结构，被称为分析框架。经济学中有很多种分析框架。……分析框架的选择对于概念的含义以及理论的解释力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主流经济学采用的分析框架包含四个分析层次。在最底层，他们用函数和集合的数学概念来描述经济环境。……在第二个层次中，他们用数学规划来描述个体的自利行为。……在第三个层次中，更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诸如拓扑学中的不动点原理，则被用来描述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上面这三个层次的分析被称作实证分析。当经济学家进行实证分析时，他们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或者什么应该去做，因为他们不关心价值判断。……在经济分析的第四个层次上，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涉及价值判断，例如‘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上，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均衡）对全社会是否有利？’这个层次上的分析被称为福利或规范分析。最近，经济学在多个方面都遇到了挑战。但是，它们对经济分析的层级结构都不构成严重挑战。” ③杨小凯所总结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环境分析到个体的自利行为分析再到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分析，从实证分析到规范分析，在西方经济学范式框架中这样的层级结构算是很全面了，确实没有、也不可能受到实质性的挑战，但不等于永远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只要超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范式框架，杨小凯所总结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包括它的层级结构就会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在对称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杨小凯的这个分析框架包含以下几个实质性的问题，使他的经济学方法不是科学的方法。
首先，这个分析框架只有分析没有综合。完整的经济学“思想实验”过程：分析、综合、验证。从分析到综合，是向上的道路；从综合到验证，是向下的道路。包括综合的分析才是典型分析，只有典型分析才会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杨小凯所总结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只属于分析阶段，还未上升到综合阶段，更未深入到验证阶段。缺乏综合的“分析”不是典型分析，不是典型分析的“分析”不可能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的“结论”都不是十分肯定——留有这样那样缺口——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老是用假说来定位经济学结论、老是强调可证伪性是经济学的本质属性的根本原因。至于“数据”，“盲人摸象”得出的结论也是根据“数据”——只是这些数据都是片面的，没有通过综合上升到全面的、科学的结论。
其次，这个分析框架只有要素分析没有系统分析。既然杨小凯承认“经济系统是我们迄今知道的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之一”，那么为了对其进行有效分析，我们不是“需要将整个经济系统分解成众多可供操作的子系统”，而是用复杂的方法对其分析与综合。分析是把复杂还原为简单，综合是把简单复归于复杂。经济系统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只有同样具有复杂系统性的经济学才能与之对称。经济学是最复杂的科学，是一切复杂科学的典型，也是一切复杂科学的基础。用线性思维方法建构起来的所谓研究不确定性的各种数学模型，只能是菜篮打水一场空，从而使经济学的科学性受到质疑。所以，复杂系统方法是使经济学科学化的基本方法；而五度空间方法，为科学的复杂系统方法提供了总体框架。只有复杂系统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三，这个分析框架对要素的分析是片面的。经济复杂系统方法是有序方法、双赢方法，是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的方法，是老板之间、股东之间、出资者和管理人员之间、老板和员工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合作伙伴之间、团队成员之间、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双赢合作，是上游产品和下游产品之间、生产链的上一个环节和下一个环节之间的最佳组合，而不是仅仅用数学规划来“描述个体的自利行为”、“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对称经济学复杂系统方法就是用有序整合无序、用无序填补有序的方法，是经济系统与非系统相互转化、使非系统向系统、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转化的方法。只有全面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四，这个分析框架只有微观分析没有宏观分析。经济复杂系统方法，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结构的对接，是经济系统中人和人、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对称，是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协调，只有宏观社会经济过程、微观企业内外各种要素合理搭配、有序运作，才能发挥经济系统的最佳功能。只有宏微观相统一的立体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五，这个分析框架之所以只有分析没有综合，只有要素分析没有系统分析，对要素的分析是片面的，只有微观分析没有宏观分析，是因为思维方式是还原论的而不是整体论的。复杂系统论方法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只有通过复杂系统方法，才使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真正得到统一，才使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对称，使经济学不确定性得以扬弃。从空间观的角度看，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方法，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方法。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经济规律即是层次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创造规律、全息规律、系统规律、统计规律是社会系统发展从宇观到宏观到微观、从高层到低层的各个层次起主导作用的规律。随着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去的低层次的规律逐步转化为现在的高层次的规律。只有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六，以上决定了这个分析框架没有真正的规范分析，没有真正做到实证与规范的统一。价值、福利、“对全社会是否有利？”是规范的必要环节不是规范的全部内涵。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所以，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两层意义：一是合理的解释，一是正确的引导。合理的解释：实证性的内容由规范性决定；正确的引导：实证性的标准由规范性确定。在社会经济领域，“是什么”是由“为什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组成的，离开了为什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经济社会将什么都不是。因为经济社会本来是由人的自觉活动组成的，事实、逻辑与价值不可分割，这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的本质区别。若离开“为什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来研究“是什么”，就像一个人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经济学是复杂性科学；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同自然科学的纯实证性是等价的；当然，不是同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线性科学等价，而是同量子力学、相对论、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非线性科学等价。因此，所谓的规范分析是把规范本身当做一种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规范就在实证之中，没有离开经济学规范性的实证性。如果把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分离开来，相互脱节，那么就等于在实证性的名义下，使自然科学倒退到牛顿力学水平。只有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所以，杨小凯的这个分析框架不足以认识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律，也不能够提出有效指导经济工作的经济学模型，作为经济学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杨小凯：“上面这三个层次的分析被称作实证分析。当经济学家进行实证分析时，他们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或者什么应该去做，因为他们不关心价值判断。他们要做的是，用思想实验来了解在特定条件下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下面就是这种思想实验的一个典型。从一些关于无形偏好和行为的假定出发，然后用严格的数学来在无形和有形现象之间建立起联系。有一种有形现象被称作需求函数，它表示一种商品的购买数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有形中推导出无形的关系。如果观察到的现象同他们基于假定的联系而得出的预见相符，则他们关于无形的假定就被当做有效的假说而被接受，这种假说能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如果思想实验产生的关于有形现象的预见同观察到的现象不相符，则用来做思想实验的假说就被否定。但是，有一些假说则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例如，下面这种说法，‘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由它的使用者的愿望的满足程度来决定’。如果使用价值和愿望的概念不能用数学方法很好地定义，则我们就不能用数学在无形事物和可观察到的变量之间建立起严格的联系，从而也就无从将这个说法证实或证伪。”④经济学规律是经济规律的反映；把握经济规律，不是靠显微镜，不是靠解剖刀，而是靠抽象思维能力；这个抽象思维的过程，不是线性推演、线性规划的过程，也不是概率统计、计量分析的过程，而是分析与综合、还原与整体相统一的、主客体对称的五维的过程。其中封闭式的“思想实验”与数字推导、计量分析，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而不可以独挑大梁。因此，把经济学（方法）比喻为气象学、天文学是不对的，比喻为物理学与化学也是错误的。经济学（方法）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科学之王，在社会科学丛林中独树一帜、君临一切，就在于它的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还原与整体的统一的对称方法。线性思维方式与理论体系的不可操作性，是西方经济学的最本质特征。它们只谈经济问题的“解释”，而不谈经济问题的“解决”；事实上也解决不了问题；经济问题的“解释”中只讲假设，不讲结论，事实上也得不出任何科学结论。搞不清分析与综合、研究与叙述的联系与区别；只有逻辑分析，没有历史分析。用“思想实验”代替社会实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实验”，抹杀了被实验者的主体能动性。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精力集中于简单的线性系统，滋生了一种重抽象还原的主流学术氛围。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片面分析的而非综合的，只讲供求平衡，未讲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平衡；因此他们只知道价格不知道价值，只讲能够用数学计算的价格均衡，不谈不能够用数学计算的价值均衡——不能够用数学计算的价值均衡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在西方经济学家包括杨小凯这样的经济学家的理解力之外。西方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系统的组成部分解释复杂系统，尽管这些部分实际上是无法从整体分割的。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对经济的唯一根本的陈述是关于经济中最本原层次——能够进行数量分析的、量的属性的陈述。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系统行为，如企业自组织、市场交换过程、需求的满足都看作是现象，这些现象可以简化为深层的本原（注：不是本质）——如经济人、商品、产权、交易、变量、需求函数。他们的方法论基础是还原论----把复杂系统的变化看作是由组成它们的、能够计量分析的原子的运动引起的。西方经济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用数学作为经济学结论证实或证伪的标准，用数学对经济学结论证实或证伪作为经济学结论是否科学的标准，方法和对象、工具和目的相背离，错误的结论一开始就包含在错误的前提之中，经济学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科学的。杨小凯：“天文学上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则是说明数学严格性好处的又一个例子。大约500年以前，在一个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内，托勒密系统被广泛用来解释行星运动。但是，它关于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基本假设产生的预见，总是同观察到的事实不一致。这样，它就被哥白尼—开普勒系统所代替，后者也是在一个类似的数学框架内发展起来的，但却用太阳取代地球来作为宇宙的中心。由于两个理论都建立在严格的数学基础之上，尽管数学不能保证托勒密系统的正确性，但却能保证托勒密系统能够被严格地证伪。而且，哥白尼的地球围着太阳的圆形轨道转动的假定，也能被开普勒证伪，哥白尼系统最开始的假定，就能够被地球椭圆形轨道转动的假定重新修订。因此，数学的运用可以显著地提高争论的效率，并加速知识的累积。”⑤杨小凯在这里的逻辑就是：因为我是错的，所以我是正确的；之所以我是正确的是因为证明我是错的；之所以因为我是错的所以证明我是正确的，是因为我能够被证明是错的；之所以我能够被证明是错的，是因为事实已经证明我错了。这样的逻辑我想有任何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会认为是悖论。可惜这样明显的悖论杨小凯不但没有认识到，而且还津津乐道，到处兜售！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的悖论不是杨小凯一个人独有，而是为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所共享；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都是从“统一严谨的数学”逻辑——形式逻辑出发，一致认为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因此经济学如果是科学其结论就应该可以被证伪！而杨小凯上面所引用的这个科学史上的案例就是西方经济学屡屡引用以证明他们方法论的经典案例。而本人认为，这个案例恰恰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荒谬。从思维方式来看，传统的形式逻辑蕴涵了线性思维方式。把“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看成唯一的思维方式，把“形式”逻辑运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对象，特别是需要复杂性思维的经济领域，把复杂的经济现象全部纳入“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出现悖论是必然的。这就是对称逻辑的产生有必然性的依据。从宇宙学来看，由于宇宙是无限的，所以宇宙本身没有中心；正因为宇宙本身没有中心，所以也可以说宇宙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因此，以宇宙为参照系，“日心说”和“地心说”都是正确的，这两个理论本身迄今并没有被证伪而是被证实；被证伪的，是以非宇宙的、某个具体观察者为参照系通过“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推演得出的具体结论。只是数学方法和宇宙学本身所要求方法的不对称，所以才得出错误的结论——用宇宙某个部位为绝对中心而否认了其他地方也同样可以成为宇宙的中心，所以这两个理论都可以被证伪。在这里被证伪的是在数学方法限制下，和某个“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挂钩的“日心说”和“地心说”，而不是作为宇宙学科学结论的“日心说”和“地心说”本身；靠哲学思维和直觉方法得出的作为宇宙学科学结论的“日心说”和“地心说”本身只能证实不可证伪。所以在这个案例中被证伪的是数学方法的普适性、数学方法普适性的绝对性，证明了“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的局限性，证明了数学只能作为科学的辅助工具而不能作为科学的方法。数学的运用虽然“可以显著地提高争论的效率”，但决不能“加速知识的累积”；用数学模型化的“主流经济学”虽然可以很方便地“在大多数的经济学课堂上一代一代被传授”并“创造了一个他们共同沿用的统一的知识体系”（同上，p7），但这样的“知识体系”只不过是打着“经济学”旗号的数学知识体系，对真正科学的经济学贡献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用不科学的所谓“经济学”传授学生只能误人子弟，拿来指导经济工作只能误导经济的发展。数学渗透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形式逻辑——“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只能在给定的参照系中推演，至于参照系和结论之间是否对称，在对称逻辑的考察范围而不在形式逻辑的考察范围；而对称逻辑——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内容与思维对象对称的逻辑——在运用形式逻辑之前首先考虑参照系和结论之间的对称问题。对称逻辑的方法是本，数学方法是末。只要运用对称逻辑反思科学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可证实性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可证伪性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但如果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反思科学史，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刚好相反。
因此，问题不在于经济学是否科学，而在于我们是否有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经济学成为科学的必要前提。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称的方法，对称的方法整体上就是五度空间架构中时间、空间、层次相对称的方法，就是复杂系统论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经济学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过程。对称逻辑以对称思维规律为核心规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论内容与理论形式、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研究层次与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对称的方法。对称经济学通过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实现规范经济学对实证经济学的整合、边际效益分析对边际效率分析的提升，实现用规范的方法把握世界。只有对称经济学的方法——对称逻辑的方法才是经济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只有科学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经济学是否科学，由经济学的方法决定。经济学的方法是科学的，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的方法是不科学的，经济学就不是科学。而经济学的方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内容决定形式，观点决定方法，经济学的定位、定义，决定经济学的方法。杨小凯对经济学的定位仍然属于西方配置经济学，他的经济学定义没有达到经济规律的高度，所以他的经济学方法是分析的而不是综合的，也即西方现代经济学通行的实证方法；他提出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没有超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的范畴，虽然他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杨小凯:“经济系统是我们迄今知道的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之一。为了对其进行有效分析，我们需要将整个经济系统分解成众多可供操作的子系统。对概念和子系统进行组织的经济分析结构，被称为分析框架。经济学中有很多种分析框架。……分析框架的选择对于概念的含义以及理论的解释力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主流经济学采用的分析框架包含四个分析层次。在最底层，他们用函数和集合的数学概念来描述经济环境。……在第二个层次中，他们用数学规划来描述个体的自利行为。……在第三个层次中，更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诸如拓扑学中的不动点原理，则被用来描述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上面这三个层次的分析被称作实证分析。当经济学家进行实证分析时，他们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或者什么应该去做，因为他们不关心价值判断。……在经济分析的第四个层次上，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涉及价值判断，例如‘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上，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均衡）对全社会是否有利？’这个层次上的分析被称为福利或规范分析。最近，经济学在多个方面都遇到了挑战。但是，它们对经济分析的层级结构都不构成严重挑战。” ③杨小凯所总结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环境分析到个体的自利行为分析再到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分析，从实证分析到规范分析，在西方经济学范式框架中这样的层级结构算是很全面了，确实没有、也不可能受到实质性的挑战，但不等于永远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只要超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范式框架，杨小凯所总结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包括它的层级结构就会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在对称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杨小凯的这个分析框架包含以下几个实质性的问题，使他的经济学方法不是科学的方法。
首先，这个分析框架只有分析没有综合。完整的经济学“思想实验”过程：分析、综合、验证。从分析到综合，是向上的道路；从综合到验证，是向下的道路。包括综合的分析才是典型分析，只有典型分析才会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杨小凯所总结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只属于分析阶段，还未上升到综合阶段，更未深入到验证阶段。缺乏综合的“分析”不是典型分析，不是典型分析的“分析”不可能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的“结论”都不是十分肯定——留有这样那样缺口——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老是用假说来定位经济学结论、老是强调可证伪性是经济学的本质属性的根本原因。至于“数据”，“盲人摸象”得出的结论也是根据“数据”——只是这些数据都是片面的，没有通过综合上升到全面的、科学的结论。
其次，这个分析框架只有要素分析没有系统分析。既然杨小凯承认“经济系统是我们迄今知道的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之一”，那么为了对其进行有效分析，我们不是“需要将整个经济系统分解成众多可供操作的子系统”，而是用复杂的方法对其分析与综合。分析是把复杂还原为简单，综合是把简单复归于复杂。经济系统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只有同样具有复杂系统性的经济学才能与之对称。经济学是最复杂的科学，是一切复杂科学的典型，也是一切复杂科学的基础。用线性思维方法建构起来的所谓研究不确定性的各种数学模型，只能是菜篮打水一场空，从而使经济学的科学性受到质疑。所以，复杂系统方法是使经济学科学化的基本方法；而五度空间方法，为科学的复杂系统方法提供了总体框架。只有复杂系统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三，这个分析框架对要素的分析是片面的。经济复杂系统方法是有序方法、双赢方法，是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的方法，是老板之间、股东之间、出资者和管理人员之间、老板和员工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合作伙伴之间、团队成员之间、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双赢合作，是上游产品和下游产品之间、生产链的上一个环节和下一个环节之间的最佳组合，而不是仅仅用数学规划来“描述个体的自利行为”、“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对称经济学复杂系统方法就是用有序整合无序、用无序填补有序的方法，是经济系统与非系统相互转化、使非系统向系统、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转化的方法。只有全面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四，这个分析框架只有微观分析没有宏观分析。经济复杂系统方法，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结构的对接，是经济系统中人和人、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对称，是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协调，只有宏观社会经济过程、微观企业内外各种要素合理搭配、有序运作，才能发挥经济系统的最佳功能。只有宏微观相统一的立体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五，这个分析框架之所以只有分析没有综合，只有要素分析没有系统分析，对要素的分析是片面的，只有微观分析没有宏观分析，是因为思维方式是还原论的而不是整体论的。复杂系统论方法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只有通过复杂系统方法，才使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真正得到统一，才使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对称，使经济学不确定性得以扬弃。从空间观的角度看，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方法，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方法。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经济规律即是层次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创造规律、全息规律、系统规律、统计规律是社会系统发展从宇观到宏观到微观、从高层到低层的各个层次起主导作用的规律。随着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去的低层次的规律逐步转化为现在的高层次的规律。只有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六，以上决定了这个分析框架没有真正的规范分析，没有真正做到实证与规范的统一。价值、福利、“对全社会是否有利？”是规范的必要环节不是规范的全部内涵。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所以，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两层意义：一是合理的解释，一是正确的引导。合理的解释：实证性的内容由规范性决定；正确的引导：实证性的标准由规范性确定。在社会经济领域，“是什么”是由“为什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组成的，离开了为什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经济社会将什么都不是。因为经济社会本来是由人的自觉活动组成的，事实、逻辑与价值不可分割，这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的本质区别。若离开“为什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来研究“是什么”，就像一个人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经济学是复杂性科学；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同自然科学的纯实证性是等价的；当然，不是同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线性科学等价，而是同量子力学、相对论、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非线性科学等价。因此，所谓的规范分析是把规范本身当做一种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规范就在实证之中，没有离开经济学规范性的实证性。如果把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分离开来，相互脱节，那么就等于在实证性的名义下，使自然科学倒退到牛顿力学水平。只有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所以，杨小凯的这个分析框架不足以认识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律，也不能够提出有效指导经济工作的经济学模型，作为经济学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杨小凯：“上面这三个层次的分析被称作实证分析。当经济学家进行实证分析时，他们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或者什么应该去做，因为他们不关心价值判断。他们要做的是，用思想实验来了解在特定条件下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下面就是这种思想实验的一个典型。从一些关于无形偏好和行为的假定出发，然后用严格的数学来在无形和有形现象之间建立起联系。有一种有形现象被称作需求函数，它表示一种商品的购买数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有形中推导出无形的关系。如果观察到的现象同他们基于假定的联系而得出的预见相符，则他们关于无形的假定就被当做有效的假说而被接受，这种假说能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如果思想实验产生的关于有形现象的预见同观察到的现象不相符，则用来做思想实验的假说就被否定。但是，有一些假说则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例如，下面这种说法，‘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由它的使用者的愿望的满足程度来决定’。如果使用价值和愿望的概念不能用数学方法很好地定义，则我们就不能用数学在无形事物和可观察到的变量之间建立起严格的联系，从而也就无从将这个说法证实或证伪。”④经济学规律是经济规律的反映；把握经济规律，不是靠显微镜，不是靠解剖刀，而是靠抽象思维能力；这个抽象思维的过程，不是线性推演、线性规划的过程，也不是概率统计、计量分析的过程，而是分析与综合、还原与整体相统一的、主客体对称的五维的过程。其中封闭式的“思想实验”与数字推导、计量分析，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而不可以独挑大梁。因此，把经济学（方法）比喻为气象学、天文学是不对的，比喻为物理学与化学也是错误的。经济学（方法）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科学之王，在社会科学丛林中独树一帜、君临一切，就在于它的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还原与整体的统一的对称方法。线性思维方式与理论体系的不可操作性，是西方经济学的最本质特征。它们只谈经济问题的“解释”，而不谈经济问题的“解决”；事实上也解决不了问题；经济问题的“解释”中只讲假设，不讲结论，事实上也得不出任何科学结论。搞不清分析与综合、研究与叙述的联系与区别；只有逻辑分析，没有历史分析。用“思想实验”代替社会实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实验”，抹杀了被实验者的主体能动性。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精力集中于简单的线性系统，滋生了一种重抽象还原的主流学术氛围。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片面分析的而非综合的，只讲供求平衡，未讲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平衡；因此他们只知道价格不知道价值，只讲能够用数学计算的价格均衡，不谈不能够用数学计算的价值均衡——不能够用数学计算的价值均衡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在西方经济学家包括杨小凯这样的经济学家的理解力之外。西方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系统的组成部分解释复杂系统，尽管这些部分实际上是无法从整体分割的。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对经济的唯一根本的陈述是关于经济中最本原层次——能够进行数量分析的、量的属性的陈述。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系统行为，如企业自组织、市场交换过程、需求的满足都看作是现象，这些现象可以简化为深层的本原（注：不是本质）——如经济人、商品、产权、交易、变量、需求函数。他们的方法论基础是还原论----把复杂系统的变化看作是由组成它们的、能够计量分析的原子的运动引起的。西方经济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用数学作为经济学结论证实或证伪的标准，用数学对经济学结论证实或证伪作为经济学结论是否科学的标准，方法和对象、工具和目的相背离，错误的结论一开始就包含在错误的前提之中，经济学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科学的。杨小凯：“天文学上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则是说明数学严格性好处的又一个例子。大约500年以前，在一个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内，托勒密系统被广泛用来解释行星运动。但是，它关于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基本假设产生的预见，总是同观察到的事实不一致。这样，它就被哥白尼—开普勒系统所代替，后者也是在一个类似的数学框架内发展起来的，但却用太阳取代地球来作为宇宙的中心。由于两个理论都建立在严格的数学基础之上，尽管数学不能保证托勒密系统的正确性，但却能保证托勒密系统能够被严格地证伪。而且，哥白尼的地球围着太阳的圆形轨道转动的假定，也能被开普勒证伪，哥白尼系统最开始的假定，就能够被地球椭圆形轨道转动的假定重新修订。因此，数学的运用可以显著地提高争论的效率，并加速知识的累积。”⑤杨小凯在这里的逻辑就是：因为我是错的，所以我是正确的；之所以我是正确的是因为证明我是错的；之所以因为我是错的所以证明我是正确的，是因为我能够被证明是错的；之所以我能够被证明是错的，是因为事实已经证明我错了。这样的逻辑我想有任何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会认为是悖论。可惜这样明显的悖论杨小凯不但没有认识到，而且还津津乐道，到处兜售！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的悖论不是杨小凯一个人独有，而是为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所共享；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都是从“统一严谨的数学”逻辑——形式逻辑出发，一致认为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因此经济学如果是科学其结论就应该可以被证伪！而杨小凯上面所引用的这个科学史上的案例就是西方经济学屡屡引用以证明他们方法论的经典案例。而本人认为，这个案例恰恰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荒谬。从思维方式来看，传统的形式逻辑蕴涵了线性思维方式。把“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看成唯一的思维方式，把“形式”逻辑运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对象，特别是需要复杂性思维的经济领域，把复杂的经济现象全部纳入“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出现悖论是必然的。这就是对称逻辑的产生有必然性的依据。从宇宙学来看，由于宇宙是无限的，所以宇宙本身没有中心；正因为宇宙本身没有中心，所以也可以说宇宙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因此，以宇宙为参照系，“日心说”和“地心说”都是正确的，这两个理论本身迄今并没有被证伪而是被证实；被证伪的，是以非宇宙的、某个具体观察者为参照系通过“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推演得出的具体结论。只是数学方法和宇宙学本身所要求方法的不对称，所以才得出错误的结论——用宇宙某个部位为绝对中心而否认了其他地方也同样可以成为宇宙的中心，所以这两个理论都可以被证伪。在这里被证伪的是在数学方法限制下，和某个“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挂钩的“日心说”和“地心说”，而不是作为宇宙学科学结论的“日心说”和“地心说”本身；靠哲学思维和直觉方法得出的作为宇宙学科学结论的“日心说”和“地心说”本身只能证实不可证伪。所以在这个案例中被证伪的是数学方法的普适性、数学方法普适性的绝对性，证明了“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的局限性，证明了数学只能作为科学的辅助工具而不能作为科学的方法。数学的运用虽然“可以显著地提高争论的效率”，但决不能“加速知识的累积”；用数学模型化的“主流经济学”虽然可以很方便地“在大多数的经济学课堂上一代一代被传授”并“创造了一个他们共同沿用的统一的知识体系”（同上，p7），但这样的“知识体系”只不过是打着“经济学”旗号的数学知识体系，对真正科学的经济学贡献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用不科学的所谓“经济学”传授学生只能误人子弟，拿来指导经济工作只能误导经济的发展。数学渗透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形式逻辑——“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只能在给定的参照系中推演，至于参照系和结论之间是否对称，在对称逻辑的考察范围而不在形式逻辑的考察范围；而对称逻辑——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内容与思维对象对称的逻辑——在运用形式逻辑之前首先考虑参照系和结论之间的对称问题。对称逻辑的方法是本，数学方法是末。只要运用对称逻辑反思科学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可证实性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可证伪性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但如果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反思科学史，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刚好相反。
因此，问题不在于经济学是否科学，而在于我们是否有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经济学成为科学的必要前提。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称的方法，对称的方法整体上就是五度空间架构中时间、空间、层次相对称的方法，就是复杂系统论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经济学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过程。对称逻辑以对称思维规律为核心规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论内容与理论形式、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研究层次与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对称的方法。对称经济学通过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实现规范经济学对实证经济学的整合、边际效益分析对边际效率分析的提升，实现用规范的方法把握世界。只有对称经济学的方法——对称逻辑的方法才是经济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只有科学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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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什么：评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一）
[ 2014/05/22 09:10 | by admin ]
2014/05/22 09:10 | by admin ]
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仍然属于古典新古典的配置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向对称经济学、传统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对新旧范式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对称经济学是对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扬弃、综合与华，相容与超越，是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学发展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历史过程。
杨小凯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华人西方经济学家。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是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的思想通过他的超边际分析数学模型形式化了，填补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项空缺。杨小凯完成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小圆圈：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与资源配置理论，理论核心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的思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边际分析的数学模型对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进行了形式化，但忽略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通过超边际分析的数学模型不但恢复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而且使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也得到形式化，从而实现了西方经济学发展在形式化方面的否定之否定。从这个意义上，杨小凯在重形式化的西方经济学界可以算经济学家，但由于思想内容上没有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仍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从一般意义上还不能说杨小凯是经济学家。由于他“把专业化与分工的问题放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能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框架之内，解释与预测像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与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杨小凯自己认为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大致类似哥白尼与开普勒”对天文学的贡献。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小凯的工作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他本人也因此曾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主要创建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像它的名称一样，处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前沿，对其进行剖析具备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典型解剖的意义。
经济学是什么？
杨小凯：“什么是经济学？传统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是：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在人们的需求之间进行分配的学问。但是，这种定义是一种非常新古典意义上的定义，它意味着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同古典主流思想具有本质的区别。新古典经济学以研究资源分配问题而著称，即在资源稀缺度给定的条件下，被生产和消费的商品的相对价格和数量在市场上如何决定。但是，建立在亚当•斯密（Smith,1776）理论基础之上的古典经济学家，却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国家比另外一个国家更加富裕？斯密尤其关心，分工如何能够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使一个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为了同时包容新古典给定稀缺资源程度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古典的分工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因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定义：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几个同资源分配问题相关的两难冲突。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说，在各种消费品的消费数量之间有一个两难冲突。……在生产中也会有类似的两难冲突。对于一个用两种要素K(资本)和L（劳动）生产一种商品的企业而言，为达到一个给定的产出水平，K和L的数量之间就会存在两难冲突。” ①可以说，杨小凯给出的“一个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即他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揭示了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中的主体选择问题；所谓“两难冲突”，就是经济活动主体（消费主体与生产主体）对现有经济客体（有限资源如消费品、资本、劳动力）的质和量的比较、权衡、选择、创造。通过经济活动主体的比较、权衡、选择、创造，实现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对称，从而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经济的发展。分工，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中形成；通过分工的不断发展，实现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从而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分工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环节，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杨小凯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的定义，以及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确实实现了“同时包容新古典给定稀缺资源程度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古典的分工问题”，因而是一个形式上比古典、新古典“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通过形式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以往西方经济学的综合，是杨小凯的贡献。但他本人并没有从他的这个形式上“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得出内容上“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即并没有从他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的定义得出再生经济学的结论，在范式上仍然属于古典新古典的配置经济学；因为“两难冲突”仍然属于选择的范畴，仅仅选择无法产生再生的功能。这说明在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中，只有实现了对称才有可能实现配置向再生的转化。所以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向对称经济学、传统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对新旧范式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对称经济学是对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扬弃、综合与华，相容与超越，是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学发展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历史过程。
对称
选择哲学 配置经济学
对称哲学
对称
创造哲学 再生经济学
哲学与经济学的对称模型：从选择到创造，从配置经济学到再生经济学
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杨小凯：“一些经济学家，比如哈耶克，坚持认为经济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因为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总是比其单个成员知道的信息要多得多。这种观点意味着，即使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也只了解全社会所知信息的很少一部分。因此，要使经济学成为一门覆盖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的科学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请对此观点进行评论。” ②哈耶克在这里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经济现象，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结论已经包含在他对经济学对象的认定之中。任何一门科学，其性质由其所研究的对象决定；任何一门科学，其对象都是特定领域的客观本质与客观规律，如果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也不例外。根据这个逻辑推论，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学发展是有规律的。思辨之所以是实证的，是因为思辨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正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是经济学科学的立论依据。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使西方经济学家无法透过复杂的经济现象看到经济现象后面的经济规律，所以他们没有经济规律这个概念，只有经济“趋势”、“序列”、“信息”这些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就是经济规律的经验主义表述。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发展没有因果规律性，只有事件的先后顺序，经济学就是对此顺序进行描述，并据此进行预测，所以他们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模型，没有指导意义是必然的。必然性是由偶然性组成的, 规律性是由主体性的活动组成的。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辨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辨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规律有两种：具体与抽象的。前者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后者是纯粹的一般。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经济科学本质与经济客观本质的对称与相互建构说明，包含在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中的经济科学规律和经济科学本质，既不是约定的，也不是先验的。一方面，它们是主观的，另方面它们又是客观的反映。这个反映不是消极的、照镜子式的、线性规划、概率统计的过程，而是创造、建构的过程。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经济周期，然而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时间一致性理论”，还是其更高抽象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都未能概括“经济周期”的真谛。关于经济周期变化的主导因素，必须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而不是仅仅统计学的方法。总体上，在商品经济时期，是供给主导需求；在市场经济时期，是需求主导供给。特别是知识市场经济时期，新技术革命浪潮将从根本上改革经济周期的图式。随着人在经济活动中主体地位的提高，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将更加自觉，经济周期将越来越短，越来越接近于无。一旦经济周期紧缩到无，经济增长方式将被经济发展模式所代替；届时经济周期理论与模型将寿终正寝。所以，经济学不能仅研究经济周期，而应研究经济规律；从长远来看，“真实经济周期”并不真实，只有后者才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研究对象。因此，经济周期的实质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而是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各主要经济要素之间的不对称为中介，实现经济体由低层次对称向更高层次对称转化、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可以认识、可以预测、可以自觉运用的。认识、预测、运用的关键是把握对称辩证法。经济周期的长度，其间经济危机的程度、经济危机给社会破坏的程度同人认识、运用经济对称复杂规律的自觉程度成反比。人的理性不在经济规律之外，而在经济规律之中，构成经济规律的环节，是经济规律中主体的要素之一。把人的理性看成在经济规律之外，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规律不可认识、经济发展不可预期、经济周期不可预测，是经济学中的不可知论。经济学是五度空间方法框架制约下的复杂性科学，在这门复杂性科学中是有形与无形、软性与硬性的统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同一门科学体系——经济学从不同角度在不同领域的展开。诚然，经济是复杂现象，所以把握经济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不是靠信息，而是靠知识；不是靠知识的汇总，而是靠知识的抽象——通过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和综合形成的抽象。这样的抽象形成的，不是“覆盖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的科学”，而是能够驾驭“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的科学”，为“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提供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指导的科学。客观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内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联系，经济规律就是经济事物内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联系。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就是经济内部最本质的关系，通过经济主体的比较、权衡、选择、分工，实现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就是经济事物内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联系，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所以，如果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而经济发展规律就是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经济主体对经济客体的比较、权衡、选择、分工、创造、资源再生的过程；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结果，就是实现经济客体即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所以，对称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扬弃和综合，就是通过对称经济学的定义对传统经济学五花八门的定义的相容和超越来实现。通过对称经济学的定义，实现了经济学在对象、性质、结构、功能方面和其他科学的并轨。对称经济学之所以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所有经济现象，就是因为对称经济学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以经济规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以资源优化再生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统一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以资源优化配置为研究对象。所以对称经济学根本改变了人类经济世界的图景，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对称经济学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是经济学的范式革命。
对称经济学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在理论上把自己和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哈耶克之所以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还因为他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在社会规律中的地位不同，但总体上社会经济规律是他们合力的结果。只有对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合理的定位、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作为“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都是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虽然都能对本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反映，因而也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经济规律，但从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也就不可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凡是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有以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具体和抽象的关系。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等于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扬弃政治经济学，是为吸收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中有益成份、为建立人类一般经济学进行理论准备。
对称经济学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在方法上把对称分析和线性非对称分析区别开来。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能进行对称分析的是科学，不能进行对称分析的不是科学。所谓对称分析，就是把生产力——效益看成是生产系统的功能，有什么样的系统，就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功能（大小），说明有什么样的系统。只有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结构之间、结构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才有是否适合、是否对称的问题。如果适合、对称，功能就发挥得好，分工与经济规模就能转变为规模经济；如果不适合、不对称，功能就发挥得不好，分工与经济规模就不会转变为规模经济。在这里，人和人、人和物的对称结构是关键的，要调整的是结构和结构、结构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的关系，使之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而不是某个结构、要素和功能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丁伯根认为应该将工人分配到其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使工作需求的教育水平与实际用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时，他就是在不自觉地运用对称经济学原理。对称的价值分析就是边际效益分析而不是边际效率分析。客体的效用同主体的需求之间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对称关系的核心。效用与需求之间不对称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促使效用与需求两方面都得到发展。效用与需求之间之所以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是由于效用与需求本身是相对的。效用与需求的绝对性寓于相对性之中；因此，效用大小、需求是否满足，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西方经济学家德布勒的所谓“消费偏好”，实际上就是指的效用和需求的相对性，只不过“偏好”两个字把这种相对性的普遍性、必然性简单化、偶然化，使其成为不确定性的因素。实际上，“消费者偏好”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就是对称规律：人们的消费偏好由对称规律支配；隐藏在“偏好”背后的，是人的需求的对称结构，及人的需求同效用之间的对称冲动。根据“偏好”背后的对称规律，可以根据人们的“偏好”进行商品的结构组合，进行“套餐”式的营销活动。对称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有两种，边际价格分析与边际价值分析。在成本—利润分析中，应运用边际价格分析；在福利经济学中，应运用边际价值分析。由于在传统经济学中只有边际价格分析，“边际价值分析”其实质也是边际价格分析，所以西方的福利经济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福利经济学。当他们认为自由竞争使要素的边际成本等于要素的边际社会净产品价值，从而就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时，是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传统价格经济学的基础上，是内容和方法的不对称。例如，对于一个患尿毒症的老人，对其进行花费甚大的透析治疗，只能运用边际价值分析而不能运用边际价格分析。如果运用边际价格分析，就只能放弃治疗。仅仅用边际价格分析法，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幸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人的利益最大化完全可以运用边际价值分析，但边际价格分析的结论则只能是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之所以真正的福利经济学只能用边际价值分析方法而不能用边际价格分析法，是因为福利经济学对象的侧重点是主体。传统经济学的对象也是经济发展的规律，而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由主体的活动组成的规律，因而应该以主体为对象。但传统经济学的侧重点是投入-产出分析；主体只是手段。忽略了主体，是用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范式来建构福利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真正的福利经济学中，主体成了目的。而一旦主体成为目的，均衡分析就得让位于对称分析。在对称分析中，边际效益递增与递减是对称的。对于一个快渴死的人来讲，矿泉水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对于厂家来讲，矿泉水的效益不增也不减，因为他的矿泉水价格一样；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讲，矿泉水的边际效益是递增的——在大地震后，如果一瓶矿泉水能挽救一条生命，那么一百瓶矿泉水意味着一百条生命甚至更多……因此，边际效益递增与递减是对称的，而社会总的福利是效益递增与效益递减的总和。所以，相对于社会整体来讲，边际效益递减与边际效益递增只是局部现象，只是人的消费偏好的特殊表现，是价值相对性原理在时间-纵向坐标上的展开。隐藏在它们背后的规律，就是价值规律。把“边际效益递减”和“边际效益递增”绝对化，体现的是一种线性价值观，把局部现象概括为总体规律，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的。根据对称分析，犯罪的社会成本不仅仅是给社会和别人造成的直接损失，而是对人的行为的负面导向；惩罚犯罪的社会收益不是补偿受到的直接损失，而是人的行为的矫正。同样，惩罚犯罪的法制设计也不是以犯罪与制止犯罪的边际价格成本效益比较为根据，而是以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行为的导向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为参照。因此，如果为了制止犯罪而付出的成本大于犯罪给社会带来的直接损失，也是值得的。例如，为了查明一个贪污50万元的犯罪事实，并对犯罪分子予以制裁，为此付出100万元的成本不是亏本。因为它由此对犯罪分子的威慑作用，给社会带来的直接间接效益将不止100万。因此，边际价格分析在这里不起作用。如果说，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要求边际效率分析，那么幸福经济学范式则要求边际效益分析。特别是要建立经济学帝国，要使经济学成为“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就只能用对称的边际效益分析。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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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华人西方经济学家。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是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的思想通过他的超边际分析数学模型形式化了，填补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项空缺。杨小凯完成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小圆圈：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与资源配置理论，理论核心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的思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边际分析的数学模型对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进行了形式化，但忽略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通过超边际分析的数学模型不但恢复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而且使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也得到形式化，从而实现了西方经济学发展在形式化方面的否定之否定。从这个意义上，杨小凯在重形式化的西方经济学界可以算经济学家，但由于思想内容上没有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仍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从一般意义上还不能说杨小凯是经济学家。由于他“把专业化与分工的问题放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能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框架之内，解释与预测像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与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杨小凯自己认为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大致类似哥白尼与开普勒”对天文学的贡献。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小凯的工作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他本人也因此曾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主要创建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像它的名称一样，处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前沿，对其进行剖析具备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典型解剖的意义。
经济学是什么？
杨小凯：“什么是经济学？传统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是：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在人们的需求之间进行分配的学问。但是，这种定义是一种非常新古典意义上的定义，它意味着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同古典主流思想具有本质的区别。新古典经济学以研究资源分配问题而著称，即在资源稀缺度给定的条件下，被生产和消费的商品的相对价格和数量在市场上如何决定。但是，建立在亚当•斯密（Smith,1776）理论基础之上的古典经济学家，却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国家比另外一个国家更加富裕？斯密尤其关心，分工如何能够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使一个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为了同时包容新古典给定稀缺资源程度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古典的分工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因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定义：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几个同资源分配问题相关的两难冲突。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说，在各种消费品的消费数量之间有一个两难冲突。……在生产中也会有类似的两难冲突。对于一个用两种要素K(资本)和L（劳动）生产一种商品的企业而言，为达到一个给定的产出水平，K和L的数量之间就会存在两难冲突。” ①可以说，杨小凯给出的“一个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即他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揭示了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中的主体选择问题；所谓“两难冲突”，就是经济活动主体（消费主体与生产主体）对现有经济客体（有限资源如消费品、资本、劳动力）的质和量的比较、权衡、选择、创造。通过经济活动主体的比较、权衡、选择、创造，实现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对称，从而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经济的发展。分工，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中形成；通过分工的不断发展，实现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从而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分工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环节，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杨小凯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的定义，以及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确实实现了“同时包容新古典给定稀缺资源程度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古典的分工问题”，因而是一个形式上比古典、新古典“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通过形式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以往西方经济学的综合，是杨小凯的贡献。但他本人并没有从他的这个形式上“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得出内容上“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即并没有从他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的定义得出再生经济学的结论，在范式上仍然属于古典新古典的配置经济学；因为“两难冲突”仍然属于选择的范畴，仅仅选择无法产生再生的功能。这说明在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中，只有实现了对称才有可能实现配置向再生的转化。所以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向对称经济学、传统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对新旧范式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对称经济学是对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扬弃、综合与华，相容与超越，是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学发展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历史过程。
对称
选择哲学 配置经济学
对称哲学
对称
创造哲学 再生经济学
哲学与经济学的对称模型：从选择到创造，从配置经济学到再生经济学
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杨小凯：“一些经济学家，比如哈耶克，坚持认为经济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因为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总是比其单个成员知道的信息要多得多。这种观点意味着，即使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也只了解全社会所知信息的很少一部分。因此，要使经济学成为一门覆盖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的科学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请对此观点进行评论。” ②哈耶克在这里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经济现象，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结论已经包含在他对经济学对象的认定之中。任何一门科学，其性质由其所研究的对象决定；任何一门科学，其对象都是特定领域的客观本质与客观规律，如果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也不例外。根据这个逻辑推论，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学发展是有规律的。思辨之所以是实证的，是因为思辨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正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是经济学科学的立论依据。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使西方经济学家无法透过复杂的经济现象看到经济现象后面的经济规律，所以他们没有经济规律这个概念，只有经济“趋势”、“序列”、“信息”这些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就是经济规律的经验主义表述。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发展没有因果规律性，只有事件的先后顺序，经济学就是对此顺序进行描述，并据此进行预测，所以他们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模型，没有指导意义是必然的。必然性是由偶然性组成的, 规律性是由主体性的活动组成的。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辨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辨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规律有两种：具体与抽象的。前者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后者是纯粹的一般。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经济科学本质与经济客观本质的对称与相互建构说明，包含在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中的经济科学规律和经济科学本质，既不是约定的，也不是先验的。一方面，它们是主观的，另方面它们又是客观的反映。这个反映不是消极的、照镜子式的、线性规划、概率统计的过程，而是创造、建构的过程。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经济周期，然而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时间一致性理论”，还是其更高抽象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都未能概括“经济周期”的真谛。关于经济周期变化的主导因素，必须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而不是仅仅统计学的方法。总体上，在商品经济时期，是供给主导需求；在市场经济时期，是需求主导供给。特别是知识市场经济时期，新技术革命浪潮将从根本上改革经济周期的图式。随着人在经济活动中主体地位的提高，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将更加自觉，经济周期将越来越短，越来越接近于无。一旦经济周期紧缩到无，经济增长方式将被经济发展模式所代替；届时经济周期理论与模型将寿终正寝。所以，经济学不能仅研究经济周期，而应研究经济规律；从长远来看，“真实经济周期”并不真实，只有后者才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研究对象。因此，经济周期的实质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而是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各主要经济要素之间的不对称为中介，实现经济体由低层次对称向更高层次对称转化、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可以认识、可以预测、可以自觉运用的。认识、预测、运用的关键是把握对称辩证法。经济周期的长度，其间经济危机的程度、经济危机给社会破坏的程度同人认识、运用经济对称复杂规律的自觉程度成反比。人的理性不在经济规律之外，而在经济规律之中，构成经济规律的环节，是经济规律中主体的要素之一。把人的理性看成在经济规律之外，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规律不可认识、经济发展不可预期、经济周期不可预测，是经济学中的不可知论。经济学是五度空间方法框架制约下的复杂性科学，在这门复杂性科学中是有形与无形、软性与硬性的统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同一门科学体系——经济学从不同角度在不同领域的展开。诚然，经济是复杂现象，所以把握经济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不是靠信息，而是靠知识；不是靠知识的汇总，而是靠知识的抽象——通过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和综合形成的抽象。这样的抽象形成的，不是“覆盖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的科学”，而是能够驾驭“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的科学”，为“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提供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指导的科学。客观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内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联系，经济规律就是经济事物内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联系。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就是经济内部最本质的关系，通过经济主体的比较、权衡、选择、分工，实现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就是经济事物内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联系，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所以，如果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而经济发展规律就是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经济主体对经济客体的比较、权衡、选择、分工、创造、资源再生的过程；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结果，就是实现经济客体即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所以，对称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扬弃和综合，就是通过对称经济学的定义对传统经济学五花八门的定义的相容和超越来实现。通过对称经济学的定义，实现了经济学在对象、性质、结构、功能方面和其他科学的并轨。对称经济学之所以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所有经济现象，就是因为对称经济学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以经济规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以资源优化再生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统一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以资源优化配置为研究对象。所以对称经济学根本改变了人类经济世界的图景，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对称经济学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是经济学的范式革命。
对称经济学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在理论上把自己和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哈耶克之所以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还因为他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在社会规律中的地位不同，但总体上社会经济规律是他们合力的结果。只有对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合理的定位、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作为“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都是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虽然都能对本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反映，因而也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经济规律，但从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也就不可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凡是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有以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具体和抽象的关系。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等于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扬弃政治经济学，是为吸收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中有益成份、为建立人类一般经济学进行理论准备。
对称经济学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在方法上把对称分析和线性非对称分析区别开来。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能进行对称分析的是科学，不能进行对称分析的不是科学。所谓对称分析，就是把生产力——效益看成是生产系统的功能，有什么样的系统，就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功能（大小），说明有什么样的系统。只有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结构之间、结构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才有是否适合、是否对称的问题。如果适合、对称，功能就发挥得好，分工与经济规模就能转变为规模经济；如果不适合、不对称，功能就发挥得不好，分工与经济规模就不会转变为规模经济。在这里，人和人、人和物的对称结构是关键的，要调整的是结构和结构、结构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的关系，使之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而不是某个结构、要素和功能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丁伯根认为应该将工人分配到其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使工作需求的教育水平与实际用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时，他就是在不自觉地运用对称经济学原理。对称的价值分析就是边际效益分析而不是边际效率分析。客体的效用同主体的需求之间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对称关系的核心。效用与需求之间不对称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促使效用与需求两方面都得到发展。效用与需求之间之所以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是由于效用与需求本身是相对的。效用与需求的绝对性寓于相对性之中；因此，效用大小、需求是否满足，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西方经济学家德布勒的所谓“消费偏好”，实际上就是指的效用和需求的相对性，只不过“偏好”两个字把这种相对性的普遍性、必然性简单化、偶然化，使其成为不确定性的因素。实际上，“消费者偏好”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就是对称规律：人们的消费偏好由对称规律支配；隐藏在“偏好”背后的，是人的需求的对称结构，及人的需求同效用之间的对称冲动。根据“偏好”背后的对称规律，可以根据人们的“偏好”进行商品的结构组合，进行“套餐”式的营销活动。对称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有两种，边际价格分析与边际价值分析。在成本—利润分析中，应运用边际价格分析；在福利经济学中，应运用边际价值分析。由于在传统经济学中只有边际价格分析，“边际价值分析”其实质也是边际价格分析，所以西方的福利经济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福利经济学。当他们认为自由竞争使要素的边际成本等于要素的边际社会净产品价值，从而就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时，是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传统价格经济学的基础上，是内容和方法的不对称。例如，对于一个患尿毒症的老人，对其进行花费甚大的透析治疗，只能运用边际价值分析而不能运用边际价格分析。如果运用边际价格分析，就只能放弃治疗。仅仅用边际价格分析法，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幸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人的利益最大化完全可以运用边际价值分析，但边际价格分析的结论则只能是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之所以真正的福利经济学只能用边际价值分析方法而不能用边际价格分析法，是因为福利经济学对象的侧重点是主体。传统经济学的对象也是经济发展的规律，而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由主体的活动组成的规律，因而应该以主体为对象。但传统经济学的侧重点是投入-产出分析；主体只是手段。忽略了主体，是用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范式来建构福利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真正的福利经济学中，主体成了目的。而一旦主体成为目的，均衡分析就得让位于对称分析。在对称分析中，边际效益递增与递减是对称的。对于一个快渴死的人来讲，矿泉水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对于厂家来讲，矿泉水的效益不增也不减，因为他的矿泉水价格一样；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讲，矿泉水的边际效益是递增的——在大地震后，如果一瓶矿泉水能挽救一条生命，那么一百瓶矿泉水意味着一百条生命甚至更多……因此，边际效益递增与递减是对称的，而社会总的福利是效益递增与效益递减的总和。所以，相对于社会整体来讲，边际效益递减与边际效益递增只是局部现象，只是人的消费偏好的特殊表现，是价值相对性原理在时间-纵向坐标上的展开。隐藏在它们背后的规律，就是价值规律。把“边际效益递减”和“边际效益递增”绝对化，体现的是一种线性价值观，把局部现象概括为总体规律，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的。根据对称分析，犯罪的社会成本不仅仅是给社会和别人造成的直接损失，而是对人的行为的负面导向；惩罚犯罪的社会收益不是补偿受到的直接损失，而是人的行为的矫正。同样，惩罚犯罪的法制设计也不是以犯罪与制止犯罪的边际价格成本效益比较为根据，而是以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行为的导向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为参照。因此，如果为了制止犯罪而付出的成本大于犯罪给社会带来的直接损失，也是值得的。例如，为了查明一个贪污50万元的犯罪事实，并对犯罪分子予以制裁，为此付出100万元的成本不是亏本。因为它由此对犯罪分子的威慑作用，给社会带来的直接间接效益将不止100万。因此，边际价格分析在这里不起作用。如果说，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要求边际效率分析，那么幸福经济学范式则要求边际效益分析。特别是要建立经济学帝国，要使经济学成为“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就只能用对称的边际效益分析。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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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清算原罪，改革无法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
[ 2014/05/07 11:37 | by admin ]
2014/05/07 11:37 | by admin ]
无论是在官商勾结还是在投机垄断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及其与劳动人民成为敌对势力都不是市场平等竞争的结果，而是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偷换成“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产物。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平等竞争来实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要求；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往往通过官商勾结、司法腐败、对投机倒把坑蒙拐骗化公为私偷税漏税的 “保驾护航” 网开一面来实现
“敌对势力”这个概念今天严格来讲是个中性词，既不是贬义词，也不是褒义词；与“坏人”、“反动派”等还对不上号，搭不上边。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敌对势力”就是“阶级敌人”，而“阶级敌人”往往就是指的新旧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历史的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以“阶级敌人”这个概念为中介“敌对势力”可以说指的就是坏蛋，而且不是一般坏的坏蛋，那么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不同阶级的重新洗牌重组，新生资产阶级成为光荣先富起来的阶层，“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早已扔到垃圾桶，而“革命”二字本来就不能提，也就谈不上谁是反革命谁是正革命，“阶级敌人”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敌对势力”这个概念也就失去了明确所指的依托而成为一个相对概念。谁是“敌对势力”，纯粹取决于你以什么为参照系，站在什么样的立场。
站在左派的立场上，右派都是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以改革开放为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以“宪政”为名行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之实，妄图通过“宪政”革命把私有化、自由化、两极分化合法化，把通过官商勾结、强取豪夺得到的不义之财合法化，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让中国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右派是敌对势力。左派看右派横竖不顺眼，狠得咬牙切齿，他们给右派这个敌对势力起的绰号叫“美分”、“法律党”、“卖国贼”、“汉奸带路党”，挖空心思要一网打尽。
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左派都是计划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和对旧体制的怀旧者，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名行反对改革开放之实，以反对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为名反宪政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无法无天之实，妄图让中国人民回到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计划经济时代，所以左派是敌对势力。右派看左派里外不是人，仇得眼冒金星，他们给左派这个敌对势力起的外号叫“五毛”、“毛左”、“爱国贼”、“民粹主义者”，想方设法欲赶尽杀绝。
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剥削阶级是敌对势力。谁是剥削阶级？欺行霸市、投机垄断，哄抬物价、炒地炒房，坑蒙拐骗、制假售假，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官商勾结、贪赃枉法，内外勾结、卖国求富，内部控制、瓜分国产，为富不仁、权贵阶层是剥削阶级。是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对老百姓强取豪夺的钱开豪车、住豪宅，养情人、包二奶，花天酒地、集团嫖娼，游山玩水、天天新郎，买通法官、胡乱判案，搞得人民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娶不起老婆、嫁不起老公、生不起孩子、死不起坟墓、打不赢官司、用不到真品、吃不到真货，虽然经常被平均被和谐被幸福，实际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这些剥削阶级分子虽然来自不同行业处于不同阶层，然而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剥削。所以以剥削为标尺，可以在通过五花八门途径“先富起来”的各路神仙中活生生剥出一个威风八面的阶级，就是剥削阶级。
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劳动人民是敌对势力。这些既无智商又不好好干的穷鬼们只知道仇官仇富，90%以上不是神经病就是精神病，老是上访打报告，整天泡在网络上冲浪兴风作浪，今天“房叔”明天“表哥”整天对领导捕风捉影无事生非没事找茬最后竟然发展到跟踪盯梢寻花问柳搞侦查甚至到花柳巷拍录像收集视频证据传到网上证明法官集体嫖娼，不但侵犯领导隐私干预领导私生活而且还肆意把个案扩大为整体恶毒攻击法官队伍法院内幕，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些人是社会不安定因素，是维稳对象，来头不大能量不小值得警惕但都是草根没什么背景上无靠山下无地盘中间没有黑帮就像泥鳅掀不起大浪不足为虑不必挂在心上，这些人在市场自由竞争中落到社会底层不但活该而且理所当然。
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是阶级立场，左派与右派是政治立场。大体上左派代表了前者，右派代表了后者。但前者不要太得意，后者也不要太悲伤。劳动虽然光荣，但这年头谁说不会剥削是好汉？！所以把反对自己的人称为“敌对势力”只代表自己与对方站在对立的立场不代表自己站在正确的立场，被称为“敌对势力”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反动势力。所以谁要是不小心被看成被当做甚至被称为敌对势力不需要太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问题不到此为止。
无论是在官商勾结还是在投机垄断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及其与劳动人民成为敌对势力都不是市场平等竞争的结果，而是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偷换成“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产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本质区别在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平等竞争来实现，通过平等竞争、合法先富起来的人可以对其他人起正面积极的示范作用，从而可以起到先富带后富、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但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要求；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往往通过官商勾结、司法腐败、对投机倒把坑蒙拐骗化公为私偷税漏税的网开一面“保驾护航”来实现。所谓“保驾护航”，就是在为投资者排忧解难、培育企业家阶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义下，使权力、司法为资本服务。这种先富起来的手段和途径不但其他正直的人、没有背景靠山不善于靠潜规则铺路编织关系网的人无法模仿，而且靠这种手段先富起来的人往往利用金钱和官商勾结的关系网拥有更多的“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操作手段盘剥未富起来的老实人。如果通过官商勾结炒卖地皮一夜之间聚敛上百亿的财富，如果国家自然垄断形成的垄断利润被内部人控制私下瓜分自定工资福利与“剩余分配”使企业高管年收入上亿，那么个人拥有的这些巨额灰色黑色资产完全可以通过金钱与权力的进一步联姻更加随心所欲地操纵权力、司法、中国不完善的股市、垄断社会稀缺资源，巧立名目变着法儿在不创造社会财富的情况下进一步掠夺人民手中的一丁点可怜的保命钱。事实证明：不公只能造成更大的不公；想先通过不公增加社会财富再来公平分配，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效率优先先把蛋糕做大，大多数人日后也会得益，只是一厢情愿的算术游戏，这种算术游戏完全来源于象牙塔，而不是来自于实际生活。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掠夺更多的社会财富，结果只能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可能越少。这样既剥夺了大多数人平等竞争的权利，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权，从而由贫富两极分化上升为强弱两极分化。所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产生剥削阶级。只能产生剥削阶级的“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在法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完全自由竞争以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为特征。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是假，反对法律监管是真；崇尚自由是假，无法无天是真。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通过所谓“保驾护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理念到现实操作无不体现了以牺牲公平来保证效率，因而到处都可以看到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影子。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还有合理的因素，那么把其移植到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则只能使其异化为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的理论工具。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要提什么司法“保驾护航”。“保驾护航”在实践中的结果就是保腐败护贪官，司法部门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用这种办法来保证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保证进行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对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与法制原则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鼓励平等竞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不能动用政策的法律的行政的社会的资源“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司法为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保驾护航”，无一不是为“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供政策司法行政资源，以致造成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投机肆无忌惮、贪腐寡廉鲜耻，黑社会轻易就能获得大大小小的各种保护伞。事实证明：通过保驾护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不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成功者，而是逆选择逆淘汰产生出来的怪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异化的产物；这些人的先富起来不是光荣的象征，而是原罪的标志。实践证明：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正确的，但随后一系列“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宣传舆论导向政策措施及由此造成的司法不公是我国两极分化的根源，偏离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但违背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不符合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劳动人民仇官仇富，不是弱者的呻吟，而是对丛林法则的反抗与不平则鸣的呐喊。市场的逻辑是平等的逻辑，但等价交换不等于平等交换。权钱交换体现的是等价交换原则不是平等交换原则。市场平等交换除了必须等价交换外，还有一个前提和基础是机会平等、权力来源平等，正好像等价交换的商品本身的来源首先必须平等一样。如果权力来源不正，商品本身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掠夺，那么权钱等价交换、商品等价交换有何平等可言？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坑蒙拐骗得到权力强有力的“保驾护航”，诚实守信的人反而只能吃亏的坏的坏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的贫富、强弱两极分化能说是市场平等竞争的结果吗？诚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存在自由竞争；可以说，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之一。有自由竞争，就必然会优胜劣汰，必然有贫富差别。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按游戏规则出牌，是通过诚信、法制、行政管理、宏观调控杜绝一切投机垄断官商勾结“保驾护航”等不平等竞争来实现的平等竞争，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是充分的自由竞争。平等竞争也会出现贫富差别，但不会出现两极分化，更不会出现剥削阶级与弱势群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是无政府主义的完全竞争，遵循弱肉强食规则，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容许鼓励各色人等运用各种官商勾结投机垄断手段大鱼吃小鱼盘剥老百姓，所以完全竞争就是不平等竞争，必然出现两极分化与形成剥削阶级。因此剥削阶级的产生与存在是不平等竞争造成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来看，两极分化与剥削阶级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化。没有剥削和压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而劳动人民之所以仇官仇富，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异化现象的痛恨。原罪——改革开放之初靠价格双轨制“官倒”中权钱等价交换及钻法律空子“合理不合法”形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第一桶金，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剥削阶级的主体。要继续深化改革，真正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首先就必须清算原罪、瓦解在原罪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剥削阶级。如果在改革开放30多年通过不平等竞争在全社会形成严重的贫富强弱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不首先清算原罪讲什么“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就好像在奥运百米短跑比赛中先让一部分选手跑50米，在起点不公平的前提下讲公平是把不公平贴上“公平”的标签，并且为新的不公平铺路。同时，在原罪基础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剥削阶级也不容许实现真正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这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而是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公平”，这样的“公平”难以为老百姓所接受。可以说，没有清算原罪，改革无法继续进行。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主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之间贡献与索取的对称，就没有主体的身心平衡，也就没有老百姓的幸福可言。“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因为社会不公平造成的劳动者心态失衡，人心不稳将造成社会不稳。所以管子说：“贫富无度则失……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尝闻也”，“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贫富两极分化与老百姓普遍贫穷都是社会动乱的根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必要的，共同富裕也是必要的。两极分化造成的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对立，互相把对方看成敌对势力是必然的；只要存在着剥削阶级，我国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成为敌对势力的社会才是社会主义，也只有消灭剥削与剥削阶级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和谐社会的经济形态。因此改革不是搞资本原始积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离不开平等竞争，只有平等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敌对势力”这个概念今天严格来讲是个中性词，既不是贬义词，也不是褒义词；与“坏人”、“反动派”等还对不上号，搭不上边。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敌对势力”就是“阶级敌人”，而“阶级敌人”往往就是指的新旧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历史的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以“阶级敌人”这个概念为中介“敌对势力”可以说指的就是坏蛋，而且不是一般坏的坏蛋，那么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不同阶级的重新洗牌重组，新生资产阶级成为光荣先富起来的阶层，“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早已扔到垃圾桶，而“革命”二字本来就不能提，也就谈不上谁是反革命谁是正革命，“阶级敌人”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敌对势力”这个概念也就失去了明确所指的依托而成为一个相对概念。谁是“敌对势力”，纯粹取决于你以什么为参照系，站在什么样的立场。
站在左派的立场上，右派都是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以改革开放为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以“宪政”为名行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之实，妄图通过“宪政”革命把私有化、自由化、两极分化合法化，把通过官商勾结、强取豪夺得到的不义之财合法化，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让中国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右派是敌对势力。左派看右派横竖不顺眼，狠得咬牙切齿，他们给右派这个敌对势力起的绰号叫“美分”、“法律党”、“卖国贼”、“汉奸带路党”，挖空心思要一网打尽。
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左派都是计划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和对旧体制的怀旧者，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名行反对改革开放之实，以反对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为名反宪政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无法无天之实，妄图让中国人民回到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计划经济时代，所以左派是敌对势力。右派看左派里外不是人，仇得眼冒金星，他们给左派这个敌对势力起的外号叫“五毛”、“毛左”、“爱国贼”、“民粹主义者”，想方设法欲赶尽杀绝。
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剥削阶级是敌对势力。谁是剥削阶级？欺行霸市、投机垄断，哄抬物价、炒地炒房，坑蒙拐骗、制假售假，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官商勾结、贪赃枉法，内外勾结、卖国求富，内部控制、瓜分国产，为富不仁、权贵阶层是剥削阶级。是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对老百姓强取豪夺的钱开豪车、住豪宅，养情人、包二奶，花天酒地、集团嫖娼，游山玩水、天天新郎，买通法官、胡乱判案，搞得人民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娶不起老婆、嫁不起老公、生不起孩子、死不起坟墓、打不赢官司、用不到真品、吃不到真货，虽然经常被平均被和谐被幸福，实际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这些剥削阶级分子虽然来自不同行业处于不同阶层，然而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剥削。所以以剥削为标尺，可以在通过五花八门途径“先富起来”的各路神仙中活生生剥出一个威风八面的阶级，就是剥削阶级。
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劳动人民是敌对势力。这些既无智商又不好好干的穷鬼们只知道仇官仇富，90%以上不是神经病就是精神病，老是上访打报告，整天泡在网络上冲浪兴风作浪，今天“房叔”明天“表哥”整天对领导捕风捉影无事生非没事找茬最后竟然发展到跟踪盯梢寻花问柳搞侦查甚至到花柳巷拍录像收集视频证据传到网上证明法官集体嫖娼，不但侵犯领导隐私干预领导私生活而且还肆意把个案扩大为整体恶毒攻击法官队伍法院内幕，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些人是社会不安定因素，是维稳对象，来头不大能量不小值得警惕但都是草根没什么背景上无靠山下无地盘中间没有黑帮就像泥鳅掀不起大浪不足为虑不必挂在心上，这些人在市场自由竞争中落到社会底层不但活该而且理所当然。
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是阶级立场，左派与右派是政治立场。大体上左派代表了前者，右派代表了后者。但前者不要太得意，后者也不要太悲伤。劳动虽然光荣，但这年头谁说不会剥削是好汉？！所以把反对自己的人称为“敌对势力”只代表自己与对方站在对立的立场不代表自己站在正确的立场，被称为“敌对势力”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反动势力。所以谁要是不小心被看成被当做甚至被称为敌对势力不需要太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问题不到此为止。
无论是在官商勾结还是在投机垄断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及其与劳动人民成为敌对势力都不是市场平等竞争的结果，而是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偷换成“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产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本质区别在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平等竞争来实现，通过平等竞争、合法先富起来的人可以对其他人起正面积极的示范作用，从而可以起到先富带后富、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但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要求；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往往通过官商勾结、司法腐败、对投机倒把坑蒙拐骗化公为私偷税漏税的网开一面“保驾护航”来实现。所谓“保驾护航”，就是在为投资者排忧解难、培育企业家阶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义下，使权力、司法为资本服务。这种先富起来的手段和途径不但其他正直的人、没有背景靠山不善于靠潜规则铺路编织关系网的人无法模仿，而且靠这种手段先富起来的人往往利用金钱和官商勾结的关系网拥有更多的“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操作手段盘剥未富起来的老实人。如果通过官商勾结炒卖地皮一夜之间聚敛上百亿的财富，如果国家自然垄断形成的垄断利润被内部人控制私下瓜分自定工资福利与“剩余分配”使企业高管年收入上亿，那么个人拥有的这些巨额灰色黑色资产完全可以通过金钱与权力的进一步联姻更加随心所欲地操纵权力、司法、中国不完善的股市、垄断社会稀缺资源，巧立名目变着法儿在不创造社会财富的情况下进一步掠夺人民手中的一丁点可怜的保命钱。事实证明：不公只能造成更大的不公；想先通过不公增加社会财富再来公平分配，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效率优先先把蛋糕做大，大多数人日后也会得益，只是一厢情愿的算术游戏，这种算术游戏完全来源于象牙塔，而不是来自于实际生活。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掠夺更多的社会财富，结果只能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可能越少。这样既剥夺了大多数人平等竞争的权利，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权，从而由贫富两极分化上升为强弱两极分化。所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产生剥削阶级。只能产生剥削阶级的“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在法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完全自由竞争以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为特征。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是假，反对法律监管是真；崇尚自由是假，无法无天是真。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通过所谓“保驾护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理念到现实操作无不体现了以牺牲公平来保证效率，因而到处都可以看到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影子。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还有合理的因素，那么把其移植到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则只能使其异化为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的理论工具。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要提什么司法“保驾护航”。“保驾护航”在实践中的结果就是保腐败护贪官，司法部门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用这种办法来保证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保证进行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对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与法制原则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鼓励平等竞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不能动用政策的法律的行政的社会的资源“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司法为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保驾护航”，无一不是为“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供政策司法行政资源，以致造成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投机肆无忌惮、贪腐寡廉鲜耻，黑社会轻易就能获得大大小小的各种保护伞。事实证明：通过保驾护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不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成功者，而是逆选择逆淘汰产生出来的怪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异化的产物；这些人的先富起来不是光荣的象征，而是原罪的标志。实践证明：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正确的，但随后一系列“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宣传舆论导向政策措施及由此造成的司法不公是我国两极分化的根源，偏离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但违背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不符合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劳动人民仇官仇富，不是弱者的呻吟，而是对丛林法则的反抗与不平则鸣的呐喊。市场的逻辑是平等的逻辑，但等价交换不等于平等交换。权钱交换体现的是等价交换原则不是平等交换原则。市场平等交换除了必须等价交换外，还有一个前提和基础是机会平等、权力来源平等，正好像等价交换的商品本身的来源首先必须平等一样。如果权力来源不正，商品本身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掠夺，那么权钱等价交换、商品等价交换有何平等可言？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坑蒙拐骗得到权力强有力的“保驾护航”，诚实守信的人反而只能吃亏的坏的坏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的贫富、强弱两极分化能说是市场平等竞争的结果吗？诚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存在自由竞争；可以说，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之一。有自由竞争，就必然会优胜劣汰，必然有贫富差别。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按游戏规则出牌，是通过诚信、法制、行政管理、宏观调控杜绝一切投机垄断官商勾结“保驾护航”等不平等竞争来实现的平等竞争，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是充分的自由竞争。平等竞争也会出现贫富差别，但不会出现两极分化，更不会出现剥削阶级与弱势群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是无政府主义的完全竞争，遵循弱肉强食规则，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容许鼓励各色人等运用各种官商勾结投机垄断手段大鱼吃小鱼盘剥老百姓，所以完全竞争就是不平等竞争，必然出现两极分化与形成剥削阶级。因此剥削阶级的产生与存在是不平等竞争造成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来看，两极分化与剥削阶级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化。没有剥削和压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而劳动人民之所以仇官仇富，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异化现象的痛恨。原罪——改革开放之初靠价格双轨制“官倒”中权钱等价交换及钻法律空子“合理不合法”形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第一桶金，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剥削阶级的主体。要继续深化改革，真正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首先就必须清算原罪、瓦解在原罪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剥削阶级。如果在改革开放30多年通过不平等竞争在全社会形成严重的贫富强弱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不首先清算原罪讲什么“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就好像在奥运百米短跑比赛中先让一部分选手跑50米，在起点不公平的前提下讲公平是把不公平贴上“公平”的标签，并且为新的不公平铺路。同时，在原罪基础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剥削阶级也不容许实现真正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这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而是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公平”，这样的“公平”难以为老百姓所接受。可以说，没有清算原罪，改革无法继续进行。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主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之间贡献与索取的对称，就没有主体的身心平衡，也就没有老百姓的幸福可言。“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因为社会不公平造成的劳动者心态失衡，人心不稳将造成社会不稳。所以管子说：“贫富无度则失……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尝闻也”，“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贫富两极分化与老百姓普遍贫穷都是社会动乱的根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必要的，共同富裕也是必要的。两极分化造成的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对立，互相把对方看成敌对势力是必然的；只要存在着剥削阶级，我国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成为敌对势力的社会才是社会主义，也只有消灭剥削与剥削阶级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和谐社会的经济形态。因此改革不是搞资本原始积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离不开平等竞争，只有平等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发展模式
[ 2014/04/30 23:41 | by admin ]
2014/04/30 23:41 | by admin ]
资本主义的要害不在“资本”在“主义”；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一环的资本，而是反对资本主义。
我们原则上不否认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不可缺少的作用，也不否认按要素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资本分为投资性资本与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与配置型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只能是投资性、再生性资本，而不容许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如果不管资本的性质是投资性资本还是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还是配置型资本，有奶便是妈、有钱就是娘，只要能赚钱就是好资本，那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资本主义的要害不在“资本”在“主义”；我们要透过资本的现象，看不同资本后面“主义”的本质。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我们欢迎；如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我们反对。因为我们要建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或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一环的资本，而是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主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市场化=私有化。把产权明确等同于私有制，否认除了私有制以外其他所有制形式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化=金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向钱看，否认除了钱以外的价值。市场化=产业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领域归GDP。市场化=自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无法无天、两极分化、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完全竞争。市场化改革，确立资本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不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是只容许资本的投资再生功能还是也容许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是剥削的根源，是两极分化的根源，是国空民穷的根源，也是把中国改革开放蜕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源；而GDO增长方式，又是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大行其道，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充分发挥的根源。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是发展模式；采用什么发展模式的问题，实质上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实质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不是“政左经右”、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接轨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GDO增长方式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只能是与GDO增长方式本质不同的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投机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中国经济学代替分不清对称与均衡、对策与博弈、价值与价格、效益与效率、再生与配置、投资与投机的主客体对立的西方经济学。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我们也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能够给人民真正带来幸福的科学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不是投机取巧巧取豪夺竭泽而渔敲膏吸髓催生两极分化形成剥削阶级制造官民对立贫富对立鼓吹GDP泡沫推动“非理性繁荣”的歪门邪道。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蕴含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讲全面深化改革讲改革红利讲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只能使理想成为幻想。
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信仰
[ 2014/04/07 22:21 | by admin ]
2014/04/07 22:21 | by admin ]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如果像有的人说的，毛泽东在世时人民群众拥护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利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大搞造神运动，大搞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那么毛泽东去世30多年后，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还在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这说明，在今天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信仰；透过今天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这一现象的后面，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仰是一种信念，信念不等于理论。也许广大人民群众头脑中没有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清晰概念，也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划等号，但他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凭着直觉就能分得清，而真理往往就在直觉中而不在各种高深的理论与精致的数理模型中。改革开放30多年后广大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说明，改革开放不是也不应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信仰是一种激情，激情不等于迷信。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看到60周年国庆游行队伍中出现毛泽东思想方阵会激动得热泪盈眶，是对把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政策倾向的自发反弹。正因为是自发的，所以是发自内心的；正因为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是真诚的。信仰是一种追求，追求是人类求真求善求美的本能。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真心实意追求科学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把科学社会主义看成真善美的化身。广大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而人类的实践从来都是自觉自发地按照美的原则来建构，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的。可以说，追求美，是实践主体的本能；追求美好的社会，是人民群众实践本能的冲动。美是对真和善的超越，人民群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凝固了他们对社会真善美的追求。人民群众对传统计划体制下存在的种种弊病也并非没有感受，他们也并非不支持改革，但他们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深恶痛绝与其说是对旧计划体制的怀旧，还不如说是一种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就有鉴别，人民就是在这种比较中区隔真善美与假恶丑，在区隔真善美假恶丑中实现新旧体制的扬弃，在新旧体制的扬弃中实现对真善美的追求，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中产生正能量推动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广大人民群众的善恶是非观念源于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潜意识，中国社会的潜意识又源于中华文化的传承积累、历史积淀。广大人民群众今天还在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神圣的信仰，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长河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综合与升华，成为中国人民的普适价值，并必将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普适价值，成为整合左右、融合东西、形成全世界人民共识的旗帜；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自然历史过程。在21世纪的今天，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重演西方近代资本原始积累与工业化进程的老路，既不得人心，也违背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深层次的社会心理格格不入，不管披什么外衣以什么名义打什么旗号都行不通。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经济规模不是立国之本，兵强马壮口袋装满不是立国之本，民族信仰才是立国之本；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不在于经济总量军费开支在国际上的排名，而在于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来源于民族信仰。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的信仰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不能丢，共产党的先进性人民性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容抹杀，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容动摇，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倾向必须纠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歪风邪气丑恶现象、剥削阶级才有的腐朽堕落糜烂生活方式必须根除。
如果像有的人说的，毛泽东在世时人民群众拥护毛泽东是因为毛泽东利用至高无上的权力大搞造神运动，大搞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那么毛泽东去世30多年后，为什么广大人民群众还在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这说明，在今天的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信仰；透过今天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这一现象的后面，是广大人民群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信仰是一种信念，信念不等于理论。也许广大人民群众头脑中没有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清晰概念，也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划等号，但他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凭着直觉就能分得清，而真理往往就在直觉中而不在各种高深的理论与精致的数理模型中。改革开放30多年后广大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说明，改革开放不是也不应该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信仰是一种激情，激情不等于迷信。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看到60周年国庆游行队伍中出现毛泽东思想方阵会激动得热泪盈眶，是对把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政策倾向的自发反弹。正因为是自发的，所以是发自内心的；正因为是发自内心的，所以是真诚的。信仰是一种追求，追求是人类求真求善求美的本能。广大人民群众之所以真心实意追求科学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把科学社会主义看成真善美的化身。广大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而人类的实践从来都是自觉自发地按照美的原则来建构，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的。可以说，追求美，是实践主体的本能；追求美好的社会，是人民群众实践本能的冲动。美是对真和善的超越，人民群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凝固了他们对社会真善美的追求。人民群众对传统计划体制下存在的种种弊病也并非没有感受，他们也并非不支持改革，但他们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的深恶痛绝与其说是对旧计划体制的怀旧，还不如说是一种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就有鉴别，人民就是在这种比较中区隔真善美与假恶丑，在区隔真善美假恶丑中实现新旧体制的扬弃，在新旧体制的扬弃中实现对真善美的追求，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中产生正能量推动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广大人民群众的善恶是非观念源于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潜意识，中国社会的潜意识又源于中华文化的传承积累、历史积淀。广大人民群众今天还在怀念毛泽东、拥护毛泽东思想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神圣的信仰，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长河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综合与升华，成为中国人民的普适价值，并必将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普适价值，成为整合左右、融合东西、形成全世界人民共识的旗帜；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自然历史过程。在21世纪的今天，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重演西方近代资本原始积累与工业化进程的老路，既不得人心，也违背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和社会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中国深层次的社会心理格格不入，不管披什么外衣以什么名义打什么旗号都行不通。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经济规模不是立国之本，兵强马壮口袋装满不是立国之本，民族信仰才是立国之本；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不在于经济总量军费开支在国际上的排名，而在于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来源于民族信仰。当今时代中华民族的信仰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的科学社会主义。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不能丢，共产党的先进性人民性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不容抹杀，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容动摇，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倾向必须纠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华大地上出现的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歪风邪气丑恶现象、剥削阶级才有的腐朽堕落糜烂生活方式必须根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