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效益分析”与“边际效率分析”:评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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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27 23:27 | by admin ]
2014/06/27 23:27 | by admin ]
只有在价值经济学的基础上，“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用分析”这三个概念才能得到明确的分离，各自得到准确的定位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概念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正好像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我们应该从“博弈”中分离出“对策”，随着人类经济实践的发展，我们也应该从“边际效率分析”中分离出“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益分析”与“边际效率分析”的区别：前者是对称分析，后者是线性分析；前者是价值分析，后者是价格分析。二者既不等同，也不等比，有时还会成反比；如我国的教育产业化政策，遵循的就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学校和老师的收入提高了，国家教育投入的压力减轻了，然而学生的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能力却降低了，国民创新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国民创新体系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教育产业化体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目前“边际效率”、“边际效益”、“边际效用”是经济学界用得非常混乱的概念；有时通用，有时分别指生产和消费；分别指生产消费时，用法也不固定。但总体上都是指边际效率，即使是指消费效用也是最终还原到成本利润的边际分析。因此，现有的所有边际分析，包括“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用分析”，也包括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实质上都是“边际效率分析”。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经济学，价值为价格服务，价格就是价值，有奶便是妈，有钱就是娘，效率就是效益，赚钱就是硬道理，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什么价值和价格、效益和效率的区别，所谓的边际效益分析和边际效率分析是一回事，边际效益分析归结为边际效率分析。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所谓边际分析，就是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这里的“收益”是指利润，所以现在通行的边际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论，理论范式是价格经济学。所谓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就是把效用、消费偏好、分工、产品的种类、厂商的数量、交易费用、经济规模、经济网络、组织的内生决定与演化、商业周期、城市的形成等全部纳入分析框架的边际分析方法。超边际分析也是边际分析，只不过分析的范围不同——所谓“超边际分析”实际上就是扩大了传统边际分析的范围，但并没有超出传统边际分析的范式框架与思维方式——一般均衡论与价格经济学的范式框架和形式化的线性思维方式，也不能走出一般均衡论与价格经济学的范式局限——违背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只是价值机制的局部表现；因此是价格为价值服务而不是相反。由于违背实际，所以建立在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只能产生、不能解决“价值悖论”与“财富悖论”。所谓“价值悖论”，就是钻石对于人类维持生存没有任何价值，然而其市场价值非常高；相反，水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其市场价值却非常低，这种强烈的反差就构成了这个悖论。对此边际效用理论认为，商品的需求价格不是由商品的总效用而是由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决定价值的是效率以及决定效率的工具、劳力与资源。钻石边际效用很大，消费者愿意以较多的价格购买；而水虽然是人的生命不可缺少的，给人带来极高的效用，但由于世界上水的数量很多，增加一个单位的水给人们增加的效用就很低了，即水的边际效用很低，所以水的价格自然也就很低了。我认为，建立在价格理论基础上的边际效用理论、边际分析与超边际分析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价值悖论”。人类从月球上取回一块石头，其效率不会高于人类得到一块同等重量的钻石，但它的一般市场价格——个人收藏或使用价值绝对要低于同等重量的钻石；然而它在科学研究上的价值——对于人类的使用价值绝对要高于同等重量的钻石。“大海捞针”其效率要低于人类得到与这颗“针”同等重量的钻石，但从大海捞起来的这颗针的使用价值与市场价格绝对要低于同等分量的钻石。人的分工不一定都由用钱来计算的效用最大化决定。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当波斯人的王还好。有人皓首穷经，一辈子追求科学上的新发现，而个人所得无几；这样的人追求的是自我实现带来的精神上的充实与心理上的满足，因此也没有违背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这种精神上的追求也同样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分工明确、专业精细的科学家队伍的形成、科学家对国家的奉献精神及由此带来的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富裕程度的不同，恐怕不能用科学家个人的收益与成本的边际分析来解释，与建立在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超边际分析”也同样是风马牛不相及。二战前后日本的比较优势与富裕就是这样形成的；虽然日本的资本比较雄厚，但日本的资源非常贫乏，日本科学家的奉献与团队精神（分工与合作精神。没有合作，分工的意义等于零。把分工和合作最佳统一起来的，靠的是团队精神）好像与资本和资源都没有太大的关联。分工离不开合作，分工与合作离不开管理，而管理不仅仅是“协调”（杨小凯）或分工自身的“内生演进”（杨小凯），而是形成企业系统；企业系统不仅具有大于各部分功能总和的系统功能，而且具有不可还原、不可替代、无法量化的“系统质”。企业系统质、人的素质、奉献与团队精神、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及由此形成的生产力，恐怕是超边际分析的数学模型无能为力也无法解释的——能够用数学模型形式化的，只能是可以量化的东西，而无法量化的东西，根本无法形式化。超边际分析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简单模式，但不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复杂模式；随着文化管理、知识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企业的有机性越来越强，企业分工与专业化的模式、经济规模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不可量化的因素在企业发展、效益提高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这是在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现代企业管理缺位的根本原因。
价格经济学在微观经济领域只有近似的真理性，把其当作绝对真理就是大错特错；能够成为绝对真理的，只能是价值经济学。所谓价值经济学，就是以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价值经济学中，产品的本质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价值。使用价值的价格由使用价值的量决定，使用价值的量由稀缺度决定，稀缺度由供求关系决定，供求关系由主客体关系决定。在知识经济时代，主客体关系由效益决定；而这里的效益不是指利润，而是指满足人的需求程度。人的需求，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需求。因此，使用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关系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用主客体关系定位价值的价值经济学、建立在价值经济学基础上的边际效益分析可以解决“价值悖论”。水虽然整体上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水总体上对于人类有很高的价值，但由于水整体上不稀缺，所以某一部分的水价格不高；某一部分的水价格不高是由某一部分的水价值不高决定的，和水总体上对于人类有很高的价值并不冲突。但如果在特定环境下（比如沙漠），人快要渴死时，那么特定的水对于人的价值就很高，它的价值和这个快要渴死的人身价成正比，也即这个人的身价有多高，那么这部分水的价格就可以有多高。同样，在正常环境下，因为钻石比某部分水要稀缺得多，所以钻石的使用价值要比某部分水大的多；此时钻石的价格大于某部分水，就是此时钻石的价值大于某部分水的反映。但如果在特定环境下（比如沙漠），人快要渴死时，那么钻石的价值就远远不如水对于此人的价值，钻石的价格也远远不如水的价格。这里，整体的水和人类之间、一般环境下某部分水和某部分人之间、特殊环境下某部分水和某部分人之间、一般环境下钻石和一般的人之间、特殊环境下钻石和特殊的人之间的价值关系是不同的，由不同的价值决定不同的价格是正常的；由主客体具体关系形成的价值是具体的，水的价值是大是小、钻石的价值是大是小，由此决定的价格孰大孰小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所谓的“价值悖论”就会被化解。这才是真正的“超边际分析”——建立在价值经济学基础上的“超边际效益分析”；而建立在客体和客体之间一般均衡与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所谓“超边际分析”则不可能具体分析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所以也就无法化解上述“价值悖论”。“财富悖论”也一样：如果这边以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水准，那边以金钱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那么就会出现“财富悖论”。“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价格经济学悖论”。如果以满足感而不是以货币收入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标准，那么就要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由此价格经济学范式就要转变。如果说，西方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要求边际效率分析，那么幸福经济学范式则要求边际效益分析。特别是要建立经济学帝国，要使经济学成为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就只能用边际效益分析代替边际效率分析。要建立幸福经济学，用精确的数字方法则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人的幸福感是根本不能计算的；如果要使人的幸福感能得以准确评价，唯一的办法是定性的结构分析，而定量的模型分析根本帮不上忙。这就是对象和方法的对称。对于传统经济，精确的数理模型分析工具固然有近似的性质，但靠直觉建立起来的定性分析的结构性模型反映经济本质与规律会更准确。当然，这里的结构分析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对称逻辑的全息结构分析。“价值悖论”、“财富悖论”的产生与化解，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悖论与化解，经济学与管理学、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脱节与统一说明，必须用价值经济学代替价格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核心，用“边际效益分析”代替“边际效率分析”作为边际分析的总体方法，把“边际效率分析”纳入“边际效益分析”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因此“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用分析”都必须建立在价值经济学的基础上。也只有在价值经济学的基础上，“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用分析”这三个概念才能得到明确的分离，各自得到准确的定位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需要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形式化的思维方式和复杂经济现象之间的不对称是产生概念混乱、实践困惑的根源；只要抛弃形式化的思维方式，严格区分这三个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用对称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客体价值关系，那么边际效益递减还是边际效益递增、边际效率递减还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用递减还是边际效用递增、边际报酬递减还是边际报酬递增等长久困扰经济学界的疑难问题就将迎刃而解。
价值是相对的。鲁迅先生说，同样一部《红楼梦》，在不同的人的眼光里有不同的价值：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性别在不同的人那里，价值也不同。贾宝玉：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
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不管怎么说，还是价值决定价格。宝钗：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
那宝玉有用吗？不见得！宝玉问黛玉：“可也有玉没有？” 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问我有也无，因答道：“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在宝玉心中，宝玉无价（没有价值），弃如敝履！吓的众人一拥争去拾玉。
出身高贵比出身寒门好吗？不见得！看宝玉怎么说：“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出身高贵的贾宝玉遇到出身寒门的秦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发出如此感慨。
按理说，贾宝玉如此性情中人，应该很忠于感情吧！不见得！宝玉道：“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誓。” 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说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贾宝玉也是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料，算是被林妹妹看透了！不过虽然喜新厌旧是人的本能，但家庭稳定的边际效益还是大于见异思迁。
不过合有合的好处，分有分的价值。“虽不曾会面，然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却不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贾宝玉与林黛玉闹别扭，不是也增进感情吗？所以，王熙凤：“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合。我及至到那里要说合，谁知两个人倒在一处对赔不是了。对笑对诉，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合”。
贾宝玉粪土功名利禄，居然也能说出一番道理。你看他是怎么责备宝钗的：“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size][/color]
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学: 评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三）
[ 2014/06/19 21:58 | by admin ]
2014/06/19 21:58 | by admin ]
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西方经济学范式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范式
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渗透的思维方式也是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这决定了他所从属的经济学范式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要求对称的思维方式——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而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自私的个人为起点、以价格经济学为核心、以配置经济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范式之所以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就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范式是西方经济学家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
杨小凯：“一个来自科学史上的故事同经济学的这个发展过程有点类似。当托勒密体系和新观测到的天文现象产生明显矛盾时，能解释这些新发现的新理论就不断被发展出来。这些新理论可能解释这些新现象中的几种，但却同托勒密体系的核心不一致，且这些新理论彼此之间也不一致。哥白尼则认识到，仅靠增加越来越多的相互矛盾的理论分支，是不可能协调托勒密体系同这些观测之间的冲突的。他争辩道，最好的办法是采用他的哥白尼体系，该体系认为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天体运行的中心。一旦采用这个新体系，修改过的托勒密体系就再也没有内在的不一致，而这个统一的哥白尼和开普勒理论，则能用来解释托勒密体系不能解释的所有现象。现在经济学遇到的情形，同500年前天文学上发生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宏观经济学、贸易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产权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新企业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与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不一致的反映。我们在本书中试图做的事情，同哥白尼和开普勒做过的事情相似。通过恢复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位置，我们就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解释和预见诸如企业出现、景气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和经济增长等有趣的现象。”⑥由于建立在某个“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中的托勒密体系，其所采取的参照系——某个“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同宇宙学本身所要求的参照系不对称，“和新观测到的天文现象产生明显矛盾”是必然的，“能解释这些新发现的新理论就不断被发展出来”是必然的。同样，由于“能解释这些新发现的新理论”本身也不是建立在同宇宙学本身所要求的参照系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各自不同的“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基础上，所以“这些新理论彼此之间也不一致”也同样是必然的。这就好像鸡和蛋无论哪一个在先，在不同的参照系中都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得到“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的验证。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为方法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这个学派那个学派，均属于为鸡和蛋哪个在先进行“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的逻辑推演、烦琐论证、各树一帜，相互之间争得面红耳赤，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论战中“大师”、“名人”辈出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各自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抽象的真理，与具体的、真正的真理不沾边。这说明：仅仅在还原论方法论范式里建构起来的“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不足以建立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体系，必须有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把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相结合，才有可能得出只可证明不可证伪的经济学真理。这里参照系是重要的；从宇宙本质到现象展开、生物界从简单蛋白质到复杂蛋白质演进的逻辑关系与历史进程来看，无疑是蛋在先；但这个结论不是建立在简单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认识史与客观发展史相统一的基础上，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过程，因而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统一。西方经济学，不管是古典还是新古典，乃至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边际分析还是超边际分析，都属于在还原论思维方式指导下，以社会均衡观为参照、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理论、以自私的个人为起点、以价格经济学为核心、以配置经济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经济学范式。它们相互之间区别是次要的，理论参照系、理论出发点、理论核心、理论目标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它们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只要范式不改变，那么杨小凯的“宏观经济学、贸易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产权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新企业理论”，即使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与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不一致的反映”，也不能根本改变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仍然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同样，只要没有超出西方经济学范式，仍然还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式这样“一个统一的框架内”，那么即使“通过恢复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位置”，我们仍然不可能“解释和预见诸如企业出现、景气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和经济增长等有趣的现象”。西方经济学范式决定了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
克罗狄斯•托勒密（上图，90—168），古希腊天文学家，创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理论体系。尼古拉•哥白尼（中图，1473 —1543），中世纪波兰天文学家，提出“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体系。开普勒（下图，1571-1630）是近代德国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为哥白尼创立的“太阳中心说”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他们三人都是以人类为参照系观察宇宙的中心，而不是以宇宙本身惯性系为参照观察宇宙的中心。以宇宙惯性系为参照，宇宙没有中心，也可以说任何地方都是中心。所以不能混淆参照系与惯性系这两个不同概念。参照系只能是相对于人而言，因而具 有主观的特征，而惯性系是客观存在的。参照系与参照系对称，惯性系与惯性系对称。同时性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在不同的惯性系之间可以绝对存在。参照系与惯性系之间是否对称，必须放在主客体相统一的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考察。整个宇宙是一个惯性系，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在宇宙这个惯性系中，宇称是守恒的。当我们取宇宙中的一个局部现象——弱相互作用为参照系进行考察时，宇称是不守恒的。但弱相互作用下的不守恒，是局部的、微观的、暂时的现象；由于这个不守恒本身是可重复的，所以从整体和长期来看，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也是守恒的；只是这个守恒通过不守恒表现出来，守恒是本质，不守恒是现象。宇称守恒是绝对的，不守恒是相对的。宇宙本身作为一个惯性系统，无所谓复杂与简单。所谓复杂系统与简单系统的区分，完全是以人类为参照系而 产生出来。所谓复杂系统，是由有序与无序两个层面组成的系统；简单系统是由有序一个层面组成的系统。有序与无序、复杂与简单的区别是相对的，仅取决于主体的参照系。就惯性系来讲，宇宙空间无中心；就人类参照系来讲，社会空间、人类生存的空间是宇宙的中心。 爱因斯坦把参照系与惯性系混为一谈，违背了对称性的原理，就会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夸大为对宇宙整体和本质的认识。主客体间的不对称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这说明，对称逻辑是任何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西方经济学范式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范式。经济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是宇宙的产物，经济学首先必须以宇宙为参照，以社会的出发点为自己立论的出发点。从宇宙和社会的本质——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及其演化过程可以看出，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一个对称的结构，而不是某个要素。以要素而不是以本质为出发点的所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只能是纯逻辑的推导过程，同客观事实发展史相脱节。宇宙和社会的演化是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说明，要使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的一致结合起来，就必须把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同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结合起来。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相一致的基础，也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相一致的总体框架。只有把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同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结合起来，才有真正的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因此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要求对称的思维方式——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而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自私的个人为起点、以价格经济学为核心、以配置经济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范式之所以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就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范式是西方经济学家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渗透的思维方式也是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这决定了他所从属的经济学范式是西方经济学范式。杨小凯：“我们用各种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很多发展现象，它们都是分工的不同侧面。特别是，通过价格制度，我们用一个新兴古典序贯均衡模型来揭示有不同分工网络结构的自发地社会组织试验的含义。这个模型的特征是有限理性、适应性行为、经济组织演进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通过社会试验获得的信息的自发演进。” ⑦“2.1 运用一般均衡概念理解经济发展机制”。⑧这里杨小凯明确肯定了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论与价格经济学。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就是对分工形成的经济网络的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求出其最优解，同时排除不可能为最优的角点解，再进行总成本—收益分析，从中找出效用最大的角点解。杨小凯：“超边际分析则同线性和非线性规划、整数和复合整数规划、动态规划及控制论有关。超边际分析除对每一个角点解和内点解进行边际分析之外，还对它们进行总收益成本分析。”⑨但超边际分析之所以只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简单模式，不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复杂模式，就是因为超边际分析方法的线性思维方式。正好像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分工的形成与发展也不是减少交易成本的结果。无论是企业还是分工，其形成与发展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期间虽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主体的动机，但实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个目标的过程绝不是对各个“角点解”的超边际分析的量的叠加，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实现也不是各个“角点解”超边际分析的函数，而是各个要素与结构的对称与衔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统一的管理模式就是对称管理模式。中国管理模式作为对称管理模式，既是中国“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义利统一”、“无为无不为”传统管理模式的现代发展，又是人类管理模式发展链条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相互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华传统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对称文化。对称文化：天与人、义与利、道与德、理与气、名与实、形上与形下、德治与法治、出世与入世的对称。对称文化：民主与法制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称、个人与企业的对称、民间与政府的对称。中国管理模式就是对称管理模式。
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这其中无形的、不可计算的因素的作用大于各种有形的、可计算的因素的作用。分工作为企业的结构之一，只是形成企业整体功能的组成部分，既不能单独起作用，在整体功能中的作用也不能单独分开计算。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试图把分工在形成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中整体功能的作用单独分开计算，寻找企业分工合理化、效率最大化的途径，有抽象的认识意义，但如果把其具体化，试图把企业的整体功能归结为各个部分功能最大化的总和，只能破坏企业有机体的整体作用。企业经营是全息经营。全息方法说明，经济规模与规模经济的关系，是对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平均利润率的否证。系统方法与控制论方法说明系统结构与自组织能力和系统功能的关系，是对边际分析方法的否证。在全息方法看来，边际量与总量之间并不总是存在着正比关系，二者有时成反比的关系；经济规模不一定等于规模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分工与经济规模会不会转变为规模经济，会不会出现“一般化报酬递增”（杨小凯），要看项目内容（机会）、主体素质、企业文化、团队精神和管理水平，而不是对分工和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形式化的数学抽象推论。洪秀全等率领50万众军队、船1万余艘，船帆遮天盖日，夹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烽火燃及18省，先后攻克城池600余座，创建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队和政权，其纲领之完备、组织之严密、分工之细密、规模之宏伟，甚至超过当时的清王朝，但为什么后来失败了？因为文化观念落后，极力贬低践踏中华传统文化，使之逐步失去看重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民的支持。清王朝满族统治者虽然对于汉族来讲是异族，然而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甚于太平天国，这使它的统治根基——人心并未被彻底动摇。到太平天国后期，人民对太平天国的反感甚于对清王朝的反感。这说明：民族感情归根结底是文化感情，民族凝聚力归根结底是文化凝聚力，中国超稳定的政治经济结构根源于中国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仅由此就可以推论企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企业文化。对于太平天国的成败、企业文化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杨小凯能否用各个“角点解”的超边际分析来解释？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临晋设疑、夏阳偷渡，木罂渡军、背水为营，拔旗易帜、传檄而定，沈沙决水、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不按常规出牌，不按兵法排兵布阵，用兵出神入化、变幻莫测；企业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优，人优我换，通过创新战略——文化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在宏观的买方市场中创造一个微观的卖方市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取得超额利润，此类种种对策智谋，杨小凯能否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数学框架之内来论证？对于蓝海战略与红海战略孰优孰劣、长尾战略与龙头战略谁胜谁负，杨小凯能否用他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理论来分析？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机会管理，机会管理就是创造机会、把握机会、通过创造机会来把握机会。机会把握住了，就是超速发展；机会把握不住就得淘汰。这好像与分工、交易费用和经济规模没有太大关系，也无法用超边际分析来解释。杨小凯在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著作中，还谈到发展经济学的微观机制，谈到经济发展的动态机制与发展的宏观经济学，谈到了分工的内生演进产生的经济发展，谈到分工产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生机制，谈到企业制度、内生交易费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就是没有谈到机会管理这个现代企业管理中最关键的问题。杨小凯讲到了“经济发展、企业
孙子是古代军事家，也是对策思维的典范。孙子的管理智慧，就是要把孙子的对策智慧移植到管理活动中，减少管理活动中的盲目性，提高管理活动中的自觉性，自觉地用经济对策代替经济博弈。有的老板认为，商场如战场，《孙子兵法》中的“兵者，诡道也”就是商场厚黑学；有的老板认为，商场是双赢合作的场所，好项目是合作出来的，《孙子兵法》中的“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就是商场蓝海战略的理论依据。孙子思想中所包含的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个体和团队、战略和战术、势和导、攻和守、进和退、虚和实、奇和正、众和寡的对称辩证关系，有普适性、合理性。
刘邦是政治家，从善如流，善用人才，善于战略，善于笼络民心，善于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创造机会。“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响，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人杰为其所用，所以得天下。刘邦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壮大自己的实力，赢在政治家的谋略、大家风范的性格与领袖级的组织能力。
韩信是军事家，善于谋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临晋设疑、夏阳偷渡，木罂渡军、背水为营，拔旗易帜、传檄而定，沈沙决水、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都是他的精彩杰作，也是人类军事史上谋略的典范。曾几何时他的军事实力可以和刘邦、项羽三足鼎立，之所以最后还是被吕后擒杀，是因为他的谋略属于军事层面而不属于政治层面，他虽然能够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取胜，却只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韩信赢在善谋，输在性格优柔寡断和缺乏政治家的头脑。
项羽是战术家，崇善武力，是力能扛鼎气压万夫的一代英雄豪杰；曾几何时，他的军事实力远超刘邦。但他不善谋略，不善用人，生性多疑，就一个谋士范增不能用。他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赢得起输不起。赢时归功于自己，忘记了功臣；遇到困境与失败时只找客观原因不找主观原因，感叹“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失败时把责任推到天意，“天要亡我，非战之罪”；死要面子，能伸不能屈，宁愿自刎乌江边也不要东山再起的机会。项羽赢在武力，输在性格刚愎自用、目光短浅，缺乏政治家的头脑。
制度和企业家精神”⑩但他居然把企业制度说成“是基于分工的一种交易结构”，由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企业团队、企业家素质、员工素质等要素形成企业有机体的“系统质”不见了；在该标题含“企业家精神”字眼的章节中，仅提到“企业家精神的成长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提到企业剩余索取权对培育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设计了企业家剩余索取权与企业家精神最佳结构模型，把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看成是企业家知识和思想的定价方式，但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却只字未提。企业家精神仅仅是企业家的“知识”或“思想”吗？企业家精神是通过创新来创造机会的创业精神，企业家通过创新来创造机会获得的回报从质到量也不等同于剩余索取。杨小凯在这里是把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混为一谈。企业家固然不同于投资者，但企业家也不同于职业经理人。杨小凯看不到机会管理的重要性、看不到企业有机体与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不是偶然的，而是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和基础理论一般均衡论的先天局限性造成的。机会管理是主客体对称的范畴，企业有机体是系统的范畴，需要对称的、立体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理解，而均衡论的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使它不可能涉及这个领域。同时，企业家的机会管理的成本收益和职业经理人的剩余索取不一样，不可能通过数学模型来评估预测。杨小凯在这里是为了数学建模的需要，不得不把企业家归类到职业经理人，把企业家的创业收益归类到职业经理人的剩余索取。这是按图索骥、削足适履，用数学形式来剪裁经济学、管理学的思想内容。这说明在杨小凯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中，不可能给现代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正确定位；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涵盖现代企业家的机会管理，无法涵盖以现代企业家的机会管理为核心的企业经营管理，也就无法给企业做实质性的解释。企业管理学不能数学化，经济学也不能数学化。经济学的核心是价值，价值不能数学化。能数学化的是价格，而价格只是价值的局部表现。由于数理逻辑本质上仍然属于知性逻辑的范畴，所以不能由知性逻辑的必要性推出数理逻辑的必要性。数理逻辑是对知性逻辑的简洁化，因而充其量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只要符合知性逻辑，用自然语言照样可以论证经济学原理。把经济学数学化，把只有理性才能把握的复杂知识硬塞入知性认识的框架，其结果就是出现大量的悖论。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出现大量悖论的根源。无法给企业和经济发展做实质性解释的企业超边际分析数学框架只能是数学游戏。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近代哲学家、数学家。用数学的方法研究形式逻辑的思想来源于莱布尼茨，他认为经典的传统逻辑必须改造和发展，使之更为精确和便于演算。所以数理逻辑不是新的逻辑，没有超出传统逻辑的知性逻辑的范畴。数理逻辑就是精确化、数学化的形式逻辑。
数学模型之所以不能反映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还因为纯数学只能证明不能发现，只能根据现有的经济现象进行建模，而不能预测经济的发展。一旦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原有的模型就将无效。比如丁伯根的“蛛网理论”，其依据就是农产品的生产周期较长。在生产规模既定之后生产过程未定之前，无法中途改变规模以适应需求变化。因此，农产品的需求信息与价格有一定的滞后性。把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与生产周期造成的价格变动轨迹画在以价格和产量为轴的坐标图上，形同蛛网，就形成蛛网理论。问题是蛛网理论的基础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价格反映的失灵，但信息不对称是历史的、相对的；一旦信息工具与手段发达、信息对称了，价格反映灵敏了，“蛛网理论”也就失去了客观依据。所以要使数学模型能反映经济的本质，预测经济的发展，靠得还是模型后面的思想——正确的方法论与正确的思维方法。是否更深刻、更正确认识经济本质与规律，不是看其是否运用数学方程，而是看其整体抽象度。而数学不可能做到最高层次的抽象；能做到最高层次抽象的是哲学方法论。五度空间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对称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对称逻辑，就是这样的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想用数学方法代替哲学的方法，只能菜篮打水，树杈打渔，挂一漏万，不着要领。缺乏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是杨小凯发展经济学的典型缺陷。杨小凯自己也认为数学不是万能的。杨小凯：“很显然，不管数学形式化的潜在好处是什么，它并不意味着凡是用复杂数学包装起来的经济思想就一定是深刻的。的确，我们也看到，很多建立在复杂数学之上的经济模型，其实思想非常肤浅。原因在于，即使是目前最高深的数学技术，也不能刻画出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的丰富实质。因此，对于真实世界而言，现在很多运用了高深数学技术的经济模型，仍然显得过于简单，从而也就不能用于政策制定或商业问题上。与此同时，还有很多重要的经济思想，则由于太复杂而不能用数学语言形式化。” ⑾这说明，杨小凯自己也承认他的超边际分析的数学框架无法统一解释复杂的经济与企业管理现象。然而，杨小凯却似乎明知不可而为之：“但是，数学形式化能加速知识累积的优点，将毫无疑问地使主流经济学在演进过程中以应用越来越复杂的数学，并将这些深刻思想形式化为特征。”⑿人类任何“深刻的思想”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如果能够形式化也就不可能是什么“深刻的思想”。任何语言，包括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数学是一种人工语言），都必须转变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才能表达思想；而概念、范畴、范畴体系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要形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自然语言是不可替代的，人工语言只能是自然语言的辅助工具和补充。由于历史进化和现实的原因，自然语言可以表达人类知性、理性，逻辑、非逻辑的完整思想；而数学等人工语言即使转变成概念，也只能近似地表达人的知性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则什么也表达不了。所以把自然语言看成低级语言、数学等人工语言看成高级语言是错误的，正好像把汉语看成低级语言、把英语看成高级语言，把用汉语发表的论文看成低级论文、用英语发表的论文看成高级论文是荒谬的一样。“深刻思想形式化”就像“木的铁”、“圆的方”一样，是自相矛盾的命题，是一个悖论、一个伪命题。“深刻思想形式化”就和制造“永动机”一样，是一个根本实现不了的幻想。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会有把经济学“深刻思想形式化”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把形式逻辑看成和语言一样的纯形式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他们把经济看成只是现象，再深刻的经济思想也不过是对现象的罗列概括，而不是对经济规律的反映，因此这些所谓“深刻的经济思想”可以在“形式化”后像叠砖头一样得到“累积”。这说明，线性、还原论、经验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缺陷，使西方经济学无法自圆其说，无法解释经济现实，同时也是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管理学脱节的根本原因，而无法与现代管理学衔接的经济学不可能是现代经济学，更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现代企业管理是文化管理为主导、机会管理为核心、人本管理为基础的立体管理。分工和合作浓缩在团队管理中，是人本管理的一个环节；经济规模从属于规模经济的需要，而规模经济是机会管理的延伸；企业理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现代企业管理的灵魂。企业家是现代企业的核心，是机会管理作为现代企业管理核心的人格化，真正的企业家的看家本领就是机会管理，企业其他管理围绕机会管理这个核心展开。所有这些现代企业管理的软件、硬件似乎很难能够纳入杨小凯的“角点解”进行超边际分析。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工业化、城市化时期比较平面只有硬件缺乏软件的经济活动的反映，拿到现在来只能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现代企业管理中，机会管理是本，企业家人格是最大的资本，有形资本、分工、交易费用、经济规模与经济组织是末。知识经济时代的机会管理需要企业家的对策论思维而非博弈论思维，要取得利润最大化和“一般化报酬递增”，不是仅仅取决于量的线性分析，更多是取决于结构的非线性分析。对于经济博弈，超边际分析方法也许可以派上用场；对于经济对策，超边际分析方法无能为力。就是边际分析本身，知识经济时代的边际分析同工业经济时代的边际分析也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前者则相反，是边际效用递增规律，边际报酬递增规律。要提高企业的整体功能必须靠复杂系统论的全息方法；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全息方法是超边际效益分析方法，是对超边际效率分析方法的扬弃。所以我们要区别“边际效益分析”与“边际效率分析”这两个概念。
霍金（1942—），英国当代物理学家。他用数学方法推出整个宇宙起源于无任何静止质量、没有大小、能级无限大的“奇点”。霍金的“奇点”不是宇宙真正的起点，而是荒谬的极点。霍金通过数学计算认为人只要乘坐速度超过光速的宇宙飞船，就可以穿越“时间隧道”而回到过去，和死去的亲人见面也是荒唐的。即使人可以乘坐速度超过光速的宇宙飞船穿越“时间隧道”而回到“过去”，看到的也只是“过去”的影像，而不可能和死去的亲人谈话。这说明，用数学这种抽象的方法，来演绎复杂的过程、推断具体的结论，无异于用树叉来打渔。具体的对象只能用具体的思维方法来把握。正好像金钱不是万能，数学方法也不是万能；研究复杂事物的本质，哲学和直觉是不可少的。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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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方法是什么: 评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二）
[ 2014/06/06 22:52 | by admin ]
2014/06/06 22:52 | by admin ]
经济学是否科学，由经济学的方法决定。经济学的方法是科学的，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的方法是不科学的，经济学就不是科学。因此，问题不在于经济学是否科学，而在于我们是否有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经济学成为科学的必要前提。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称的方法，对称的方法整体上就是五度空间架构中时间、空间、层次相对称的方法，就是复杂系统论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
经济学是否科学，由经济学的方法决定。经济学的方法是科学的，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的方法是不科学的，经济学就不是科学。而经济学的方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内容决定形式，观点决定方法，经济学的定位、定义，决定经济学的方法。杨小凯对经济学的定位仍然属于西方配置经济学，他的经济学定义没有达到经济规律的高度，所以他的经济学方法是分析的而不是综合的，也即西方现代经济学通行的实证方法；他提出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没有超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的范畴，虽然他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杨小凯:“经济系统是我们迄今知道的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之一。为了对其进行有效分析，我们需要将整个经济系统分解成众多可供操作的子系统。对概念和子系统进行组织的经济分析结构，被称为分析框架。经济学中有很多种分析框架。……分析框架的选择对于概念的含义以及理论的解释力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主流经济学采用的分析框架包含四个分析层次。在最底层，他们用函数和集合的数学概念来描述经济环境。……在第二个层次中，他们用数学规划来描述个体的自利行为。……在第三个层次中，更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诸如拓扑学中的不动点原理，则被用来描述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上面这三个层次的分析被称作实证分析。当经济学家进行实证分析时，他们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或者什么应该去做，因为他们不关心价值判断。……在经济分析的第四个层次上，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涉及价值判断，例如‘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上，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均衡）对全社会是否有利？’这个层次上的分析被称为福利或规范分析。最近，经济学在多个方面都遇到了挑战。但是，它们对经济分析的层级结构都不构成严重挑战。” ③杨小凯所总结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环境分析到个体的自利行为分析再到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分析，从实证分析到规范分析，在西方经济学范式框架中这样的层级结构算是很全面了，确实没有、也不可能受到实质性的挑战，但不等于永远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只要超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范式框架，杨小凯所总结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包括它的层级结构就会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在对称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杨小凯的这个分析框架包含以下几个实质性的问题，使他的经济学方法不是科学的方法。
首先，这个分析框架只有分析没有综合。完整的经济学“思想实验”过程：分析、综合、验证。从分析到综合，是向上的道路；从综合到验证，是向下的道路。包括综合的分析才是典型分析，只有典型分析才会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杨小凯所总结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只属于分析阶段，还未上升到综合阶段，更未深入到验证阶段。缺乏综合的“分析”不是典型分析，不是典型分析的“分析”不可能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的“结论”都不是十分肯定——留有这样那样缺口——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老是用假说来定位经济学结论、老是强调可证伪性是经济学的本质属性的根本原因。至于“数据”，“盲人摸象”得出的结论也是根据“数据”——只是这些数据都是片面的，没有通过综合上升到全面的、科学的结论。
其次，这个分析框架只有要素分析没有系统分析。既然杨小凯承认“经济系统是我们迄今知道的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之一”，那么为了对其进行有效分析，我们不是“需要将整个经济系统分解成众多可供操作的子系统”，而是用复杂的方法对其分析与综合。分析是把复杂还原为简单，综合是把简单复归于复杂。经济系统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只有同样具有复杂系统性的经济学才能与之对称。经济学是最复杂的科学，是一切复杂科学的典型，也是一切复杂科学的基础。用线性思维方法建构起来的所谓研究不确定性的各种数学模型，只能是菜篮打水一场空，从而使经济学的科学性受到质疑。所以，复杂系统方法是使经济学科学化的基本方法；而五度空间方法，为科学的复杂系统方法提供了总体框架。只有复杂系统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三，这个分析框架对要素的分析是片面的。经济复杂系统方法是有序方法、双赢方法，是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的方法，是老板之间、股东之间、出资者和管理人员之间、老板和员工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合作伙伴之间、团队成员之间、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双赢合作，是上游产品和下游产品之间、生产链的上一个环节和下一个环节之间的最佳组合，而不是仅仅用数学规划来“描述个体的自利行为”、“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对称经济学复杂系统方法就是用有序整合无序、用无序填补有序的方法，是经济系统与非系统相互转化、使非系统向系统、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转化的方法。只有全面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四，这个分析框架只有微观分析没有宏观分析。经济复杂系统方法，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结构的对接，是经济系统中人和人、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对称，是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协调，只有宏观社会经济过程、微观企业内外各种要素合理搭配、有序运作，才能发挥经济系统的最佳功能。只有宏微观相统一的立体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五，这个分析框架之所以只有分析没有综合，只有要素分析没有系统分析，对要素的分析是片面的，只有微观分析没有宏观分析，是因为思维方式是还原论的而不是整体论的。复杂系统论方法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只有通过复杂系统方法，才使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真正得到统一，才使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对称，使经济学不确定性得以扬弃。从空间观的角度看，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方法，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方法。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经济规律即是层次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创造规律、全息规律、系统规律、统计规律是社会系统发展从宇观到宏观到微观、从高层到低层的各个层次起主导作用的规律。随着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去的低层次的规律逐步转化为现在的高层次的规律。只有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六，以上决定了这个分析框架没有真正的规范分析，没有真正做到实证与规范的统一。价值、福利、“对全社会是否有利？”是规范的必要环节不是规范的全部内涵。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所以，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两层意义：一是合理的解释，一是正确的引导。合理的解释：实证性的内容由规范性决定；正确的引导：实证性的标准由规范性确定。在社会经济领域，“是什么”是由“为什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组成的，离开了为什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经济社会将什么都不是。因为经济社会本来是由人的自觉活动组成的，事实、逻辑与价值不可分割，这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的本质区别。若离开“为什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来研究“是什么”，就像一个人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经济学是复杂性科学；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同自然科学的纯实证性是等价的；当然，不是同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线性科学等价，而是同量子力学、相对论、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非线性科学等价。因此，所谓的规范分析是把规范本身当做一种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规范就在实证之中，没有离开经济学规范性的实证性。如果把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分离开来，相互脱节，那么就等于在实证性的名义下，使自然科学倒退到牛顿力学水平。只有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所以，杨小凯的这个分析框架不足以认识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律，也不能够提出有效指导经济工作的经济学模型，作为经济学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杨小凯：“上面这三个层次的分析被称作实证分析。当经济学家进行实证分析时，他们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或者什么应该去做，因为他们不关心价值判断。他们要做的是，用思想实验来了解在特定条件下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下面就是这种思想实验的一个典型。从一些关于无形偏好和行为的假定出发，然后用严格的数学来在无形和有形现象之间建立起联系。有一种有形现象被称作需求函数，它表示一种商品的购买数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有形中推导出无形的关系。如果观察到的现象同他们基于假定的联系而得出的预见相符，则他们关于无形的假定就被当做有效的假说而被接受，这种假说能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如果思想实验产生的关于有形现象的预见同观察到的现象不相符，则用来做思想实验的假说就被否定。但是，有一些假说则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例如，下面这种说法，‘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由它的使用者的愿望的满足程度来决定’。如果使用价值和愿望的概念不能用数学方法很好地定义，则我们就不能用数学在无形事物和可观察到的变量之间建立起严格的联系，从而也就无从将这个说法证实或证伪。”④经济学规律是经济规律的反映；把握经济规律，不是靠显微镜，不是靠解剖刀，而是靠抽象思维能力；这个抽象思维的过程，不是线性推演、线性规划的过程，也不是概率统计、计量分析的过程，而是分析与综合、还原与整体相统一的、主客体对称的五维的过程。其中封闭式的“思想实验”与数字推导、计量分析，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而不可以独挑大梁。因此，把经济学（方法）比喻为气象学、天文学是不对的，比喻为物理学与化学也是错误的。经济学（方法）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科学之王，在社会科学丛林中独树一帜、君临一切，就在于它的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还原与整体的统一的对称方法。线性思维方式与理论体系的不可操作性，是西方经济学的最本质特征。它们只谈经济问题的“解释”，而不谈经济问题的“解决”；事实上也解决不了问题；经济问题的“解释”中只讲假设，不讲结论，事实上也得不出任何科学结论。搞不清分析与综合、研究与叙述的联系与区别；只有逻辑分析，没有历史分析。用“思想实验”代替社会实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实验”，抹杀了被实验者的主体能动性。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精力集中于简单的线性系统，滋生了一种重抽象还原的主流学术氛围。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片面分析的而非综合的，只讲供求平衡，未讲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平衡；因此他们只知道价格不知道价值，只讲能够用数学计算的价格均衡，不谈不能够用数学计算的价值均衡——不能够用数学计算的价值均衡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在西方经济学家包括杨小凯这样的经济学家的理解力之外。西方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系统的组成部分解释复杂系统，尽管这些部分实际上是无法从整体分割的。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对经济的唯一根本的陈述是关于经济中最本原层次——能够进行数量分析的、量的属性的陈述。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系统行为，如企业自组织、市场交换过程、需求的满足都看作是现象，这些现象可以简化为深层的本原（注：不是本质）——如经济人、商品、产权、交易、变量、需求函数。他们的方法论基础是还原论----把复杂系统的变化看作是由组成它们的、能够计量分析的原子的运动引起的。西方经济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用数学作为经济学结论证实或证伪的标准，用数学对经济学结论证实或证伪作为经济学结论是否科学的标准，方法和对象、工具和目的相背离，错误的结论一开始就包含在错误的前提之中，经济学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科学的。杨小凯：“天文学上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则是说明数学严格性好处的又一个例子。大约500年以前，在一个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内，托勒密系统被广泛用来解释行星运动。但是，它关于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基本假设产生的预见，总是同观察到的事实不一致。这样，它就被哥白尼—开普勒系统所代替，后者也是在一个类似的数学框架内发展起来的，但却用太阳取代地球来作为宇宙的中心。由于两个理论都建立在严格的数学基础之上，尽管数学不能保证托勒密系统的正确性，但却能保证托勒密系统能够被严格地证伪。而且，哥白尼的地球围着太阳的圆形轨道转动的假定，也能被开普勒证伪，哥白尼系统最开始的假定，就能够被地球椭圆形轨道转动的假定重新修订。因此，数学的运用可以显著地提高争论的效率，并加速知识的累积。”⑤杨小凯在这里的逻辑就是：因为我是错的，所以我是正确的；之所以我是正确的是因为证明我是错的；之所以因为我是错的所以证明我是正确的，是因为我能够被证明是错的；之所以我能够被证明是错的，是因为事实已经证明我错了。这样的逻辑我想有任何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会认为是悖论。可惜这样明显的悖论杨小凯不但没有认识到，而且还津津乐道，到处兜售！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的悖论不是杨小凯一个人独有，而是为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所共享；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都是从“统一严谨的数学”逻辑——形式逻辑出发，一致认为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因此经济学如果是科学其结论就应该可以被证伪！而杨小凯上面所引用的这个科学史上的案例就是西方经济学屡屡引用以证明他们方法论的经典案例。而本人认为，这个案例恰恰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荒谬。从思维方式来看，传统的形式逻辑蕴涵了线性思维方式。把“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看成唯一的思维方式，把“形式”逻辑运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对象，特别是需要复杂性思维的经济领域，把复杂的经济现象全部纳入“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出现悖论是必然的。这就是对称逻辑的产生有必然性的依据。从宇宙学来看，由于宇宙是无限的，所以宇宙本身没有中心；正因为宇宙本身没有中心，所以也可以说宇宙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因此，以宇宙为参照系，“日心说”和“地心说”都是正确的，这两个理论本身迄今并没有被证伪而是被证实；被证伪的，是以非宇宙的、某个具体观察者为参照系通过“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推演得出的具体结论。只是数学方法和宇宙学本身所要求方法的不对称，所以才得出错误的结论——用宇宙某个部位为绝对中心而否认了其他地方也同样可以成为宇宙的中心，所以这两个理论都可以被证伪。在这里被证伪的是在数学方法限制下，和某个“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挂钩的“日心说”和“地心说”，而不是作为宇宙学科学结论的“日心说”和“地心说”本身；靠哲学思维和直觉方法得出的作为宇宙学科学结论的“日心说”和“地心说”本身只能证实不可证伪。所以在这个案例中被证伪的是数学方法的普适性、数学方法普适性的绝对性，证明了“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的局限性，证明了数学只能作为科学的辅助工具而不能作为科学的方法。数学的运用虽然“可以显著地提高争论的效率”，但决不能“加速知识的累积”；用数学模型化的“主流经济学”虽然可以很方便地“在大多数的经济学课堂上一代一代被传授”并“创造了一个他们共同沿用的统一的知识体系”（同上，p7），但这样的“知识体系”只不过是打着“经济学”旗号的数学知识体系，对真正科学的经济学贡献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用不科学的所谓“经济学”传授学生只能误人子弟，拿来指导经济工作只能误导经济的发展。数学渗透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形式逻辑——“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只能在给定的参照系中推演，至于参照系和结论之间是否对称，在对称逻辑的考察范围而不在形式逻辑的考察范围；而对称逻辑——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内容与思维对象对称的逻辑——在运用形式逻辑之前首先考虑参照系和结论之间的对称问题。对称逻辑的方法是本，数学方法是末。只要运用对称逻辑反思科学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可证实性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可证伪性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但如果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反思科学史，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刚好相反。
因此，问题不在于经济学是否科学，而在于我们是否有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经济学成为科学的必要前提。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称的方法，对称的方法整体上就是五度空间架构中时间、空间、层次相对称的方法，就是复杂系统论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经济学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过程。对称逻辑以对称思维规律为核心规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论内容与理论形式、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研究层次与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对称的方法。对称经济学通过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实现规范经济学对实证经济学的整合、边际效益分析对边际效率分析的提升，实现用规范的方法把握世界。只有对称经济学的方法——对称逻辑的方法才是经济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只有科学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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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否科学，由经济学的方法决定。经济学的方法是科学的，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的方法是不科学的，经济学就不是科学。而经济学的方法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内容决定形式，观点决定方法，经济学的定位、定义，决定经济学的方法。杨小凯对经济学的定位仍然属于西方配置经济学，他的经济学定义没有达到经济规律的高度，所以他的经济学方法是分析的而不是综合的，也即西方现代经济学通行的实证方法；他提出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没有超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的范畴，虽然他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杨小凯:“经济系统是我们迄今知道的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之一。为了对其进行有效分析，我们需要将整个经济系统分解成众多可供操作的子系统。对概念和子系统进行组织的经济分析结构，被称为分析框架。经济学中有很多种分析框架。……分析框架的选择对于概念的含义以及理论的解释力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当代主流经济学采用的分析框架包含四个分析层次。在最底层，他们用函数和集合的数学概念来描述经济环境。……在第二个层次中，他们用数学规划来描述个体的自利行为。……在第三个层次中，更为复杂的数学工具，诸如拓扑学中的不动点原理，则被用来描述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上面这三个层次的分析被称作实证分析。当经济学家进行实证分析时，他们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或者什么应该去做，因为他们不关心价值判断。……在经济分析的第四个层次上，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涉及价值判断，例如‘在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竞争性市场上，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均衡）对全社会是否有利？’这个层次上的分析被称为福利或规范分析。最近，经济学在多个方面都遇到了挑战。但是，它们对经济分析的层级结构都不构成严重挑战。” ③杨小凯所总结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环境分析到个体的自利行为分析再到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分析，从实证分析到规范分析，在西方经济学范式框架中这样的层级结构算是很全面了，确实没有、也不可能受到实质性的挑战，但不等于永远不会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只要超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范式框架，杨小凯所总结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包括它的层级结构就会受到实质性的挑战。在对称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杨小凯的这个分析框架包含以下几个实质性的问题，使他的经济学方法不是科学的方法。
首先，这个分析框架只有分析没有综合。完整的经济学“思想实验”过程：分析、综合、验证。从分析到综合，是向上的道路；从综合到验证，是向下的道路。包括综合的分析才是典型分析，只有典型分析才会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杨小凯所总结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只属于分析阶段，还未上升到综合阶段，更未深入到验证阶段。缺乏综合的“分析”不是典型分析，不是典型分析的“分析”不可能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这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的“结论”都不是十分肯定——留有这样那样缺口——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家老是用假说来定位经济学结论、老是强调可证伪性是经济学的本质属性的根本原因。至于“数据”，“盲人摸象”得出的结论也是根据“数据”——只是这些数据都是片面的，没有通过综合上升到全面的、科学的结论。
其次，这个分析框架只有要素分析没有系统分析。既然杨小凯承认“经济系统是我们迄今知道的世界上最复杂的系统之一”，那么为了对其进行有效分析，我们不是“需要将整个经济系统分解成众多可供操作的子系统”，而是用复杂的方法对其分析与综合。分析是把复杂还原为简单，综合是把简单复归于复杂。经济系统是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只有同样具有复杂系统性的经济学才能与之对称。经济学是最复杂的科学，是一切复杂科学的典型，也是一切复杂科学的基础。用线性思维方法建构起来的所谓研究不确定性的各种数学模型，只能是菜篮打水一场空，从而使经济学的科学性受到质疑。所以，复杂系统方法是使经济学科学化的基本方法；而五度空间方法，为科学的复杂系统方法提供了总体框架。只有复杂系统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三，这个分析框架对要素的分析是片面的。经济复杂系统方法是有序方法、双赢方法，是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的方法，是老板之间、股东之间、出资者和管理人员之间、老板和员工之间、领导和群众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合作伙伴之间、团队成员之间、企业和顾客之间的双赢合作，是上游产品和下游产品之间、生产链的上一个环节和下一个环节之间的最佳组合，而不是仅仅用数学规划来“描述个体的自利行为”、“自利决策之间交互作用的结果”。对称经济学复杂系统方法就是用有序整合无序、用无序填补有序的方法，是经济系统与非系统相互转化、使非系统向系统、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转化的方法。只有全面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四，这个分析框架只有微观分析没有宏观分析。经济复杂系统方法，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结构的对接，是经济系统中人和人、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对称，是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协调，只有宏观社会经济过程、微观企业内外各种要素合理搭配、有序运作，才能发挥经济系统的最佳功能。只有宏微观相统一的立体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五，这个分析框架之所以只有分析没有综合，只有要素分析没有系统分析，对要素的分析是片面的，只有微观分析没有宏观分析，是因为思维方式是还原论的而不是整体论的。复杂系统论方法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只有通过复杂系统方法，才使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真正得到统一，才使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对称，使经济学不确定性得以扬弃。从空间观的角度看，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方法，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方法。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经济规律即是层次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创造规律、全息规律、系统规律、统计规律是社会系统发展从宇观到宏观到微观、从高层到低层的各个层次起主导作用的规律。随着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去的低层次的规律逐步转化为现在的高层次的规律。只有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
第六，以上决定了这个分析框架没有真正的规范分析，没有真正做到实证与规范的统一。价值、福利、“对全社会是否有利？”是规范的必要环节不是规范的全部内涵。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所以，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两层意义：一是合理的解释，一是正确的引导。合理的解释：实证性的内容由规范性决定；正确的引导：实证性的标准由规范性确定。在社会经济领域，“是什么”是由“为什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组成的，离开了为什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经济社会将什么都不是。因为经济社会本来是由人的自觉活动组成的，事实、逻辑与价值不可分割，这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的本质区别。若离开“为什么”、“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来研究“是什么”，就像一个人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经济学是复杂性科学；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同自然科学的纯实证性是等价的；当然，不是同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线性科学等价，而是同量子力学、相对论、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非线性科学等价。因此，所谓的规范分析是把规范本身当做一种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而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规范就在实证之中，没有离开经济学规范性的实证性。如果把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分离开来，相互脱节，那么就等于在实证性的名义下，使自然科学倒退到牛顿力学水平。只有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分析上升到综合，得出普遍必然性的结论。所以，杨小凯的这个分析框架不足以认识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律，也不能够提出有效指导经济工作的经济学模型，作为经济学的方法是不科学的。
杨小凯：“上面这三个层次的分析被称作实证分析。当经济学家进行实证分析时，他们不问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或者什么应该去做，因为他们不关心价值判断。他们要做的是，用思想实验来了解在特定条件下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下面就是这种思想实验的一个典型。从一些关于无形偏好和行为的假定出发，然后用严格的数学来在无形和有形现象之间建立起联系。有一种有形现象被称作需求函数，它表示一种商品的购买数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有形中推导出无形的关系。如果观察到的现象同他们基于假定的联系而得出的预见相符，则他们关于无形的假定就被当做有效的假说而被接受，这种假说能用来解释经济现象。如果思想实验产生的关于有形现象的预见同观察到的现象不相符，则用来做思想实验的假说就被否定。但是，有一些假说则既不能证实，又不能证伪。例如，下面这种说法，‘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由它的使用者的愿望的满足程度来决定’。如果使用价值和愿望的概念不能用数学方法很好地定义，则我们就不能用数学在无形事物和可观察到的变量之间建立起严格的联系，从而也就无从将这个说法证实或证伪。”④经济学规律是经济规律的反映；把握经济规律，不是靠显微镜，不是靠解剖刀，而是靠抽象思维能力；这个抽象思维的过程，不是线性推演、线性规划的过程，也不是概率统计、计量分析的过程，而是分析与综合、还原与整体相统一的、主客体对称的五维的过程。其中封闭式的“思想实验”与数字推导、计量分析，只是起到辅助作用，而不可以独挑大梁。因此，把经济学（方法）比喻为气象学、天文学是不对的，比喻为物理学与化学也是错误的。经济学（方法）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科学之王，在社会科学丛林中独树一帜、君临一切，就在于它的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还原与整体的统一的对称方法。线性思维方式与理论体系的不可操作性，是西方经济学的最本质特征。它们只谈经济问题的“解释”，而不谈经济问题的“解决”；事实上也解决不了问题；经济问题的“解释”中只讲假设，不讲结论，事实上也得不出任何科学结论。搞不清分析与综合、研究与叙述的联系与区别；只有逻辑分析，没有历史分析。用“思想实验”代替社会实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实验”，抹杀了被实验者的主体能动性。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精力集中于简单的线性系统，滋生了一种重抽象还原的主流学术氛围。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片面分析的而非综合的，只讲供求平衡，未讲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平衡；因此他们只知道价格不知道价值，只讲能够用数学计算的价格均衡，不谈不能够用数学计算的价值均衡——不能够用数学计算的价值均衡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在西方经济学家包括杨小凯这样的经济学家的理解力之外。西方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系统的组成部分解释复杂系统，尽管这些部分实际上是无法从整体分割的。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对经济的唯一根本的陈述是关于经济中最本原层次——能够进行数量分析的、量的属性的陈述。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系统行为，如企业自组织、市场交换过程、需求的满足都看作是现象，这些现象可以简化为深层的本原（注：不是本质）——如经济人、商品、产权、交易、变量、需求函数。他们的方法论基础是还原论----把复杂系统的变化看作是由组成它们的、能够计量分析的原子的运动引起的。西方经济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用数学作为经济学结论证实或证伪的标准，用数学对经济学结论证实或证伪作为经济学结论是否科学的标准，方法和对象、工具和目的相背离，错误的结论一开始就包含在错误的前提之中，经济学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科学的。杨小凯：“天文学上日心说和地心说之争，则是说明数学严格性好处的又一个例子。大约500年以前，在一个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内，托勒密系统被广泛用来解释行星运动。但是，它关于地球是宇宙中心的基本假设产生的预见，总是同观察到的事实不一致。这样，它就被哥白尼—开普勒系统所代替，后者也是在一个类似的数学框架内发展起来的，但却用太阳取代地球来作为宇宙的中心。由于两个理论都建立在严格的数学基础之上，尽管数学不能保证托勒密系统的正确性，但却能保证托勒密系统能够被严格地证伪。而且，哥白尼的地球围着太阳的圆形轨道转动的假定，也能被开普勒证伪，哥白尼系统最开始的假定，就能够被地球椭圆形轨道转动的假定重新修订。因此，数学的运用可以显著地提高争论的效率，并加速知识的累积。”⑤杨小凯在这里的逻辑就是：因为我是错的，所以我是正确的；之所以我是正确的是因为证明我是错的；之所以因为我是错的所以证明我是正确的，是因为我能够被证明是错的；之所以我能够被证明是错的，是因为事实已经证明我错了。这样的逻辑我想有任何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的人都会认为是悖论。可惜这样明显的悖论杨小凯不但没有认识到，而且还津津乐道，到处兜售！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样的悖论不是杨小凯一个人独有，而是为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所共享；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界都是从“统一严谨的数学”逻辑——形式逻辑出发，一致认为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因此经济学如果是科学其结论就应该可以被证伪！而杨小凯上面所引用的这个科学史上的案例就是西方经济学屡屡引用以证明他们方法论的经典案例。而本人认为，这个案例恰恰证明了他们方法论的荒谬。从思维方式来看，传统的形式逻辑蕴涵了线性思维方式。把“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看成唯一的思维方式，把“形式”逻辑运用范围扩大到所有对象，特别是需要复杂性思维的经济领域，把复杂的经济现象全部纳入“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出现悖论是必然的。这就是对称逻辑的产生有必然性的依据。从宇宙学来看，由于宇宙是无限的，所以宇宙本身没有中心；正因为宇宙本身没有中心，所以也可以说宇宙任何地方都可以是中心。因此，以宇宙为参照系，“日心说”和“地心说”都是正确的，这两个理论本身迄今并没有被证伪而是被证实；被证伪的，是以非宇宙的、某个具体观察者为参照系通过“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推演得出的具体结论。只是数学方法和宇宙学本身所要求方法的不对称，所以才得出错误的结论——用宇宙某个部位为绝对中心而否认了其他地方也同样可以成为宇宙的中心，所以这两个理论都可以被证伪。在这里被证伪的是在数学方法限制下，和某个“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挂钩的“日心说”和“地心说”，而不是作为宇宙学科学结论的“日心说”和“地心说”本身；靠哲学思维和直觉方法得出的作为宇宙学科学结论的“日心说”和“地心说”本身只能证实不可证伪。所以在这个案例中被证伪的是数学方法的普适性、数学方法普适性的绝对性，证明了“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的局限性，证明了数学只能作为科学的辅助工具而不能作为科学的方法。数学的运用虽然“可以显著地提高争论的效率”，但决不能“加速知识的累积”；用数学模型化的“主流经济学”虽然可以很方便地“在大多数的经济学课堂上一代一代被传授”并“创造了一个他们共同沿用的统一的知识体系”（同上，p7），但这样的“知识体系”只不过是打着“经济学”旗号的数学知识体系，对真正科学的经济学贡献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用不科学的所谓“经济学”传授学生只能误人子弟，拿来指导经济工作只能误导经济的发展。数学渗透的是形式逻辑的方法，形式逻辑——“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只能在给定的参照系中推演，至于参照系和结论之间是否对称，在对称逻辑的考察范围而不在形式逻辑的考察范围；而对称逻辑——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内容与思维对象对称的逻辑——在运用形式逻辑之前首先考虑参照系和结论之间的对称问题。对称逻辑的方法是本，数学方法是末。只要运用对称逻辑反思科学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可证实性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可证伪性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但如果用形式逻辑的方法反思科学史，得出来的结论可能刚好相反。
因此，问题不在于经济学是否科学，而在于我们是否有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是经济学成为科学的必要前提。科学的方法就是对称的方法，对称的方法整体上就是五度空间架构中时间、空间、层次相对称的方法，就是复杂系统论中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经济学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过程。对称逻辑以对称思维规律为核心规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理论内容与理论形式、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研究层次与研究对象、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对称的方法。对称经济学通过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实现规范经济学对实证经济学的整合、边际效益分析对边际效率分析的提升，实现用规范的方法把握世界。只有对称经济学的方法——对称逻辑的方法才是经济与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方法；只有科学的方法才能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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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什么：评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一）
[ 2014/05/22 09:10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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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仍然属于古典新古典的配置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向对称经济学、传统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对新旧范式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对称经济学是对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扬弃、综合与华，相容与超越，是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学发展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历史过程。
杨小凯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华人西方经济学家。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是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的思想通过他的超边际分析数学模型形式化了，填补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项空缺。杨小凯完成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小圆圈：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与资源配置理论，理论核心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的思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边际分析的数学模型对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进行了形式化，但忽略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通过超边际分析的数学模型不但恢复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而且使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也得到形式化，从而实现了西方经济学发展在形式化方面的否定之否定。从这个意义上，杨小凯在重形式化的西方经济学界可以算经济学家，但由于思想内容上没有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仍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从一般意义上还不能说杨小凯是经济学家。由于他“把专业化与分工的问题放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能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框架之内，解释与预测像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与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杨小凯自己认为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大致类似哥白尼与开普勒”对天文学的贡献。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小凯的工作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他本人也因此曾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主要创建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像它的名称一样，处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前沿，对其进行剖析具备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典型解剖的意义。
经济学是什么？
杨小凯：“什么是经济学？传统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是：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在人们的需求之间进行分配的学问。但是，这种定义是一种非常新古典意义上的定义，它意味着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同古典主流思想具有本质的区别。新古典经济学以研究资源分配问题而著称，即在资源稀缺度给定的条件下，被生产和消费的商品的相对价格和数量在市场上如何决定。但是，建立在亚当•斯密（Smith,1776）理论基础之上的古典经济学家，却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国家比另外一个国家更加富裕？斯密尤其关心，分工如何能够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使一个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为了同时包容新古典给定稀缺资源程度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古典的分工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因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定义：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几个同资源分配问题相关的两难冲突。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说，在各种消费品的消费数量之间有一个两难冲突。……在生产中也会有类似的两难冲突。对于一个用两种要素K(资本)和L（劳动）生产一种商品的企业而言，为达到一个给定的产出水平，K和L的数量之间就会存在两难冲突。” ①可以说，杨小凯给出的“一个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即他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揭示了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中的主体选择问题；所谓“两难冲突”，就是经济活动主体（消费主体与生产主体）对现有经济客体（有限资源如消费品、资本、劳动力）的质和量的比较、权衡、选择、创造。通过经济活动主体的比较、权衡、选择、创造，实现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对称，从而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经济的发展。分工，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中形成；通过分工的不断发展，实现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从而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分工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环节，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杨小凯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的定义，以及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确实实现了“同时包容新古典给定稀缺资源程度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古典的分工问题”，因而是一个形式上比古典、新古典“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通过形式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以往西方经济学的综合，是杨小凯的贡献。但他本人并没有从他的这个形式上“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得出内容上“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即并没有从他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的定义得出再生经济学的结论，在范式上仍然属于古典新古典的配置经济学；因为“两难冲突”仍然属于选择的范畴，仅仅选择无法产生再生的功能。这说明在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中，只有实现了对称才有可能实现配置向再生的转化。所以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向对称经济学、传统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对新旧范式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对称经济学是对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扬弃、综合与华，相容与超越，是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学发展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历史过程。
对称
选择哲学 配置经济学
对称哲学
对称
创造哲学 再生经济学
哲学与经济学的对称模型：从选择到创造，从配置经济学到再生经济学
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杨小凯：“一些经济学家，比如哈耶克，坚持认为经济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因为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总是比其单个成员知道的信息要多得多。这种观点意味着，即使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也只了解全社会所知信息的很少一部分。因此，要使经济学成为一门覆盖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的科学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请对此观点进行评论。” ②哈耶克在这里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经济现象，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结论已经包含在他对经济学对象的认定之中。任何一门科学，其性质由其所研究的对象决定；任何一门科学，其对象都是特定领域的客观本质与客观规律，如果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也不例外。根据这个逻辑推论，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学发展是有规律的。思辨之所以是实证的，是因为思辨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正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是经济学科学的立论依据。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使西方经济学家无法透过复杂的经济现象看到经济现象后面的经济规律，所以他们没有经济规律这个概念，只有经济“趋势”、“序列”、“信息”这些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就是经济规律的经验主义表述。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发展没有因果规律性，只有事件的先后顺序，经济学就是对此顺序进行描述，并据此进行预测，所以他们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模型，没有指导意义是必然的。必然性是由偶然性组成的, 规律性是由主体性的活动组成的。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辨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辨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规律有两种：具体与抽象的。前者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后者是纯粹的一般。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经济科学本质与经济客观本质的对称与相互建构说明，包含在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中的经济科学规律和经济科学本质，既不是约定的，也不是先验的。一方面，它们是主观的，另方面它们又是客观的反映。这个反映不是消极的、照镜子式的、线性规划、概率统计的过程，而是创造、建构的过程。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经济周期，然而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时间一致性理论”，还是其更高抽象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都未能概括“经济周期”的真谛。关于经济周期变化的主导因素，必须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而不是仅仅统计学的方法。总体上，在商品经济时期，是供给主导需求；在市场经济时期，是需求主导供给。特别是知识市场经济时期，新技术革命浪潮将从根本上改革经济周期的图式。随着人在经济活动中主体地位的提高，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将更加自觉，经济周期将越来越短，越来越接近于无。一旦经济周期紧缩到无，经济增长方式将被经济发展模式所代替；届时经济周期理论与模型将寿终正寝。所以，经济学不能仅研究经济周期，而应研究经济规律；从长远来看，“真实经济周期”并不真实，只有后者才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研究对象。因此，经济周期的实质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而是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各主要经济要素之间的不对称为中介，实现经济体由低层次对称向更高层次对称转化、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可以认识、可以预测、可以自觉运用的。认识、预测、运用的关键是把握对称辩证法。经济周期的长度，其间经济危机的程度、经济危机给社会破坏的程度同人认识、运用经济对称复杂规律的自觉程度成反比。人的理性不在经济规律之外，而在经济规律之中，构成经济规律的环节，是经济规律中主体的要素之一。把人的理性看成在经济规律之外，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规律不可认识、经济发展不可预期、经济周期不可预测，是经济学中的不可知论。经济学是五度空间方法框架制约下的复杂性科学，在这门复杂性科学中是有形与无形、软性与硬性的统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同一门科学体系——经济学从不同角度在不同领域的展开。诚然，经济是复杂现象，所以把握经济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不是靠信息，而是靠知识；不是靠知识的汇总，而是靠知识的抽象——通过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和综合形成的抽象。这样的抽象形成的，不是“覆盖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的科学”，而是能够驾驭“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的科学”，为“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提供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指导的科学。客观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内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联系，经济规律就是经济事物内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联系。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就是经济内部最本质的关系，通过经济主体的比较、权衡、选择、分工，实现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就是经济事物内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联系，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所以，如果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而经济发展规律就是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经济主体对经济客体的比较、权衡、选择、分工、创造、资源再生的过程；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结果，就是实现经济客体即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所以，对称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扬弃和综合，就是通过对称经济学的定义对传统经济学五花八门的定义的相容和超越来实现。通过对称经济学的定义，实现了经济学在对象、性质、结构、功能方面和其他科学的并轨。对称经济学之所以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所有经济现象，就是因为对称经济学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以经济规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以资源优化再生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统一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以资源优化配置为研究对象。所以对称经济学根本改变了人类经济世界的图景，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对称经济学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是经济学的范式革命。
对称经济学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在理论上把自己和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哈耶克之所以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还因为他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在社会规律中的地位不同，但总体上社会经济规律是他们合力的结果。只有对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合理的定位、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作为“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都是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虽然都能对本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反映，因而也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经济规律，但从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也就不可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凡是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有以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具体和抽象的关系。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等于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扬弃政治经济学，是为吸收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中有益成份、为建立人类一般经济学进行理论准备。
对称经济学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在方法上把对称分析和线性非对称分析区别开来。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能进行对称分析的是科学，不能进行对称分析的不是科学。所谓对称分析，就是把生产力——效益看成是生产系统的功能，有什么样的系统，就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功能（大小），说明有什么样的系统。只有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结构之间、结构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才有是否适合、是否对称的问题。如果适合、对称，功能就发挥得好，分工与经济规模就能转变为规模经济；如果不适合、不对称，功能就发挥得不好，分工与经济规模就不会转变为规模经济。在这里，人和人、人和物的对称结构是关键的，要调整的是结构和结构、结构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的关系，使之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而不是某个结构、要素和功能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丁伯根认为应该将工人分配到其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使工作需求的教育水平与实际用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时，他就是在不自觉地运用对称经济学原理。对称的价值分析就是边际效益分析而不是边际效率分析。客体的效用同主体的需求之间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对称关系的核心。效用与需求之间不对称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促使效用与需求两方面都得到发展。效用与需求之间之所以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是由于效用与需求本身是相对的。效用与需求的绝对性寓于相对性之中；因此，效用大小、需求是否满足，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西方经济学家德布勒的所谓“消费偏好”，实际上就是指的效用和需求的相对性，只不过“偏好”两个字把这种相对性的普遍性、必然性简单化、偶然化，使其成为不确定性的因素。实际上，“消费者偏好”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就是对称规律：人们的消费偏好由对称规律支配；隐藏在“偏好”背后的，是人的需求的对称结构，及人的需求同效用之间的对称冲动。根据“偏好”背后的对称规律，可以根据人们的“偏好”进行商品的结构组合，进行“套餐”式的营销活动。对称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有两种，边际价格分析与边际价值分析。在成本—利润分析中，应运用边际价格分析；在福利经济学中，应运用边际价值分析。由于在传统经济学中只有边际价格分析，“边际价值分析”其实质也是边际价格分析，所以西方的福利经济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福利经济学。当他们认为自由竞争使要素的边际成本等于要素的边际社会净产品价值，从而就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时，是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传统价格经济学的基础上，是内容和方法的不对称。例如，对于一个患尿毒症的老人，对其进行花费甚大的透析治疗，只能运用边际价值分析而不能运用边际价格分析。如果运用边际价格分析，就只能放弃治疗。仅仅用边际价格分析法，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幸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人的利益最大化完全可以运用边际价值分析，但边际价格分析的结论则只能是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之所以真正的福利经济学只能用边际价值分析方法而不能用边际价格分析法，是因为福利经济学对象的侧重点是主体。传统经济学的对象也是经济发展的规律，而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由主体的活动组成的规律，因而应该以主体为对象。但传统经济学的侧重点是投入-产出分析；主体只是手段。忽略了主体，是用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范式来建构福利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真正的福利经济学中，主体成了目的。而一旦主体成为目的，均衡分析就得让位于对称分析。在对称分析中，边际效益递增与递减是对称的。对于一个快渴死的人来讲，矿泉水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对于厂家来讲，矿泉水的效益不增也不减，因为他的矿泉水价格一样；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讲，矿泉水的边际效益是递增的——在大地震后，如果一瓶矿泉水能挽救一条生命，那么一百瓶矿泉水意味着一百条生命甚至更多……因此，边际效益递增与递减是对称的，而社会总的福利是效益递增与效益递减的总和。所以，相对于社会整体来讲，边际效益递减与边际效益递增只是局部现象，只是人的消费偏好的特殊表现，是价值相对性原理在时间-纵向坐标上的展开。隐藏在它们背后的规律，就是价值规律。把“边际效益递减”和“边际效益递增”绝对化，体现的是一种线性价值观，把局部现象概括为总体规律，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的。根据对称分析，犯罪的社会成本不仅仅是给社会和别人造成的直接损失，而是对人的行为的负面导向；惩罚犯罪的社会收益不是补偿受到的直接损失，而是人的行为的矫正。同样，惩罚犯罪的法制设计也不是以犯罪与制止犯罪的边际价格成本效益比较为根据，而是以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行为的导向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为参照。因此，如果为了制止犯罪而付出的成本大于犯罪给社会带来的直接损失，也是值得的。例如，为了查明一个贪污50万元的犯罪事实，并对犯罪分子予以制裁，为此付出100万元的成本不是亏本。因为它由此对犯罪分子的威慑作用，给社会带来的直接间接效益将不止100万。因此，边际价格分析在这里不起作用。如果说，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要求边际效率分析，那么幸福经济学范式则要求边际效益分析。特别是要建立经济学帝国，要使经济学成为“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就只能用对称的边际效益分析。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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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界有重要影响力的华人西方经济学家。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贡献，是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原动力的思想通过他的超边际分析数学模型形式化了，填补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项空缺。杨小凯完成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小圆圈：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与资源配置理论，理论核心是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的思想—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边际分析的数学模型对古典经济学价格理论进行了形式化，但忽略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通过超边际分析的数学模型不但恢复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而且使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也得到形式化，从而实现了西方经济学发展在形式化方面的否定之否定。从这个意义上，杨小凯在重形式化的西方经济学界可以算经济学家，但由于思想内容上没有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仍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从一般意义上还不能说杨小凯是经济学家。由于他“把专业化与分工的问题放回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能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框架之内，解释与预测像厂商的出现、商业周期、失业、货币、城市、与经济成长等重要问题”，杨小凯自己认为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贡献“大致类似哥白尼与开普勒”对天文学的贡献。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认为杨小凯的工作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他本人也因此曾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主要创建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像它的名称一样，处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前沿，对其进行剖析具备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典型解剖的意义。
经济学是什么？
杨小凯：“什么是经济学？传统教科书的标准答案是：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如何在人们的需求之间进行分配的学问。但是，这种定义是一种非常新古典意义上的定义，它意味着经济学关注的焦点同古典主流思想具有本质的区别。新古典经济学以研究资源分配问题而著称，即在资源稀缺度给定的条件下，被生产和消费的商品的相对价格和数量在市场上如何决定。但是，建立在亚当•斯密（Smith,1776）理论基础之上的古典经济学家，却更关注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使得一个国家比另外一个国家更加富裕？斯密尤其关心，分工如何能够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使一个社会变得更加富裕。为了同时包容新古典给定稀缺资源程度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古典的分工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因此，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定义：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几个同资源分配问题相关的两难冲突。对于一个消费者来说，在各种消费品的消费数量之间有一个两难冲突。……在生产中也会有类似的两难冲突。对于一个用两种要素K(资本)和L（劳动）生产一种商品的企业而言，为达到一个给定的产出水平，K和L的数量之间就会存在两难冲突。” ①可以说，杨小凯给出的“一个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即他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揭示了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中的主体选择问题；所谓“两难冲突”，就是经济活动主体（消费主体与生产主体）对现有经济客体（有限资源如消费品、资本、劳动力）的质和量的比较、权衡、选择、创造。通过经济活动主体的比较、权衡、选择、创造，实现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对称，从而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经济的发展。分工，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中形成；通过分工的不断发展，实现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从而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分工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环节，最大限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杨小凯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的定义，以及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确实实现了“同时包容新古典给定稀缺资源程度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古典的分工问题”，因而是一个形式上比古典、新古典“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通过形式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以往西方经济学的综合，是杨小凯的贡献。但他本人并没有从他的这个形式上“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得出内容上“更加一般的经济学概念”，即并没有从他的“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之间两难冲突的学问”的定义得出再生经济学的结论，在范式上仍然属于古典新古典的配置经济学；因为“两难冲突”仍然属于选择的范畴，仅仅选择无法产生再生的功能。这说明在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中，只有实现了对称才有可能实现配置向再生的转化。所以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向对称经济学、传统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对新旧范式起承前启后的作用；对称经济学是对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扬弃、综合与华，相容与超越，是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学发展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历史过程。
对称
选择哲学 配置经济学
对称哲学
对称
创造哲学 再生经济学
哲学与经济学的对称模型：从选择到创造，从配置经济学到再生经济学
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是不是一门科学？杨小凯：“一些经济学家，比如哈耶克，坚持认为经济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因为作为一个总体的社会总是比其单个成员知道的信息要多得多。这种观点意味着，即使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也只了解全社会所知信息的很少一部分。因此，要使经济学成为一门覆盖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的科学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请对此观点进行评论。” ②哈耶克在这里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经济现象，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结论已经包含在他对经济学对象的认定之中。任何一门科学，其性质由其所研究的对象决定；任何一门科学，其对象都是特定领域的客观本质与客观规律，如果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也不例外。根据这个逻辑推论，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学发展是有规律的。思辨之所以是实证的，是因为思辨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正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是经济学科学的立论依据。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使西方经济学家无法透过复杂的经济现象看到经济现象后面的经济规律，所以他们没有经济规律这个概念，只有经济“趋势”、“序列”、“信息”这些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就是经济规律的经验主义表述。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发展没有因果规律性，只有事件的先后顺序，经济学就是对此顺序进行描述，并据此进行预测，所以他们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模型，没有指导意义是必然的。必然性是由偶然性组成的, 规律性是由主体性的活动组成的。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辨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辨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规律有两种：具体与抽象的。前者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后者是纯粹的一般。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经济科学本质与经济客观本质的对称与相互建构说明，包含在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中的经济科学规律和经济科学本质，既不是约定的，也不是先验的。一方面，它们是主观的，另方面它们又是客观的反映。这个反映不是消极的、照镜子式的、线性规划、概率统计的过程，而是创造、建构的过程。西方经济学家也承认经济周期，然而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时间一致性理论”，还是其更高抽象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都未能概括“经济周期”的真谛。关于经济周期变化的主导因素，必须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而不是仅仅统计学的方法。总体上，在商品经济时期，是供给主导需求；在市场经济时期，是需求主导供给。特别是知识市场经济时期，新技术革命浪潮将从根本上改革经济周期的图式。随着人在经济活动中主体地位的提高，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将更加自觉，经济周期将越来越短，越来越接近于无。一旦经济周期紧缩到无，经济增长方式将被经济发展模式所代替；届时经济周期理论与模型将寿终正寝。所以，经济学不能仅研究经济周期，而应研究经济规律；从长远来看，“真实经济周期”并不真实，只有后者才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研究对象。因此，经济周期的实质不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而是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各主要经济要素之间的不对称为中介，实现经济体由低层次对称向更高层次对称转化、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可以认识、可以预测、可以自觉运用的。认识、预测、运用的关键是把握对称辩证法。经济周期的长度，其间经济危机的程度、经济危机给社会破坏的程度同人认识、运用经济对称复杂规律的自觉程度成反比。人的理性不在经济规律之外，而在经济规律之中，构成经济规律的环节，是经济规律中主体的要素之一。把人的理性看成在经济规律之外，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规律不可认识、经济发展不可预期、经济周期不可预测，是经济学中的不可知论。经济学是五度空间方法框架制约下的复杂性科学，在这门复杂性科学中是有形与无形、软性与硬性的统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同一门科学体系——经济学从不同角度在不同领域的展开。诚然，经济是复杂现象，所以把握经济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不是靠信息，而是靠知识；不是靠知识的汇总，而是靠知识的抽象——通过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和综合形成的抽象。这样的抽象形成的，不是“覆盖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的科学”，而是能够驾驭“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的科学”，为“全社会中所有经济知识”提供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指导的科学。客观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内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联系，经济规律就是经济事物内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联系。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就是经济内部最本质的关系，通过经济主体的比较、权衡、选择、分工，实现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就是经济事物内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普遍的联系，就是经济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所以，如果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那么经济学就是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而经济发展规律就是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经济主体对经济客体的比较、权衡、选择、分工、创造、资源再生的过程；经济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结果，就是实现经济客体即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所以，对称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扬弃和综合，就是通过对称经济学的定义对传统经济学五花八门的定义的相容和超越来实现。通过对称经济学的定义，实现了经济学在对象、性质、结构、功能方面和其他科学的并轨。对称经济学之所以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所有经济现象，就是因为对称经济学在经济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以经济规律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以资源优化再生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统一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以资源优化配置为研究对象。所以对称经济学根本改变了人类经济世界的图景，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对称经济学的产生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是经济学的范式革命。
对称经济学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在理论上把自己和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哈耶克之所以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还因为他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属性决定了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在社会规律中的地位不同，但总体上社会经济规律是他们合力的结果。只有对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做出合理的定位、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作为“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都是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虽然都能对本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反映，因而也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经济规律，但从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也就不可能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凡是以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有以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具体和抽象的关系。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等于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扬弃政治经济学，是为吸收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中有益成份、为建立人类一般经济学进行理论准备。
对称经济学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在方法上把对称分析和线性非对称分析区别开来。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能进行对称分析的是科学，不能进行对称分析的不是科学。所谓对称分析，就是把生产力——效益看成是生产系统的功能，有什么样的系统，就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功能（大小），说明有什么样的系统。只有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结构之间、结构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才有是否适合、是否对称的问题。如果适合、对称，功能就发挥得好，分工与经济规模就能转变为规模经济；如果不适合、不对称，功能就发挥得不好，分工与经济规模就不会转变为规模经济。在这里，人和人、人和物的对称结构是关键的，要调整的是结构和结构、结构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的关系，使之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而不是某个结构、要素和功能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丁伯根认为应该将工人分配到其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使工作需求的教育水平与实际用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时，他就是在不自觉地运用对称经济学原理。对称的价值分析就是边际效益分析而不是边际效率分析。客体的效用同主体的需求之间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对称关系的核心。效用与需求之间不对称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促使效用与需求两方面都得到发展。效用与需求之间之所以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是由于效用与需求本身是相对的。效用与需求的绝对性寓于相对性之中；因此，效用大小、需求是否满足，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西方经济学家德布勒的所谓“消费偏好”，实际上就是指的效用和需求的相对性，只不过“偏好”两个字把这种相对性的普遍性、必然性简单化、偶然化，使其成为不确定性的因素。实际上，“消费者偏好”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就是对称规律：人们的消费偏好由对称规律支配；隐藏在“偏好”背后的，是人的需求的对称结构，及人的需求同效用之间的对称冲动。根据“偏好”背后的对称规律，可以根据人们的“偏好”进行商品的结构组合，进行“套餐”式的营销活动。对称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有两种，边际价格分析与边际价值分析。在成本—利润分析中，应运用边际价格分析；在福利经济学中，应运用边际价值分析。由于在传统经济学中只有边际价格分析，“边际价值分析”其实质也是边际价格分析，所以西方的福利经济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福利经济学。当他们认为自由竞争使要素的边际成本等于要素的边际社会净产品价值，从而就可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时，是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传统价格经济学的基础上，是内容和方法的不对称。例如，对于一个患尿毒症的老人，对其进行花费甚大的透析治疗，只能运用边际价值分析而不能运用边际价格分析。如果运用边际价格分析，就只能放弃治疗。仅仅用边际价格分析法，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幸福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人的利益最大化完全可以运用边际价值分析，但边际价格分析的结论则只能是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之所以真正的福利经济学只能用边际价值分析方法而不能用边际价格分析法，是因为福利经济学对象的侧重点是主体。传统经济学的对象也是经济发展的规律，而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由主体的活动组成的规律，因而应该以主体为对象。但传统经济学的侧重点是投入-产出分析；主体只是手段。忽略了主体，是用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范式来建构福利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在真正的福利经济学中，主体成了目的。而一旦主体成为目的，均衡分析就得让位于对称分析。在对称分析中，边际效益递增与递减是对称的。对于一个快渴死的人来讲，矿泉水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对于厂家来讲，矿泉水的效益不增也不减，因为他的矿泉水价格一样；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讲，矿泉水的边际效益是递增的——在大地震后，如果一瓶矿泉水能挽救一条生命，那么一百瓶矿泉水意味着一百条生命甚至更多……因此，边际效益递增与递减是对称的，而社会总的福利是效益递增与效益递减的总和。所以，相对于社会整体来讲，边际效益递减与边际效益递增只是局部现象，只是人的消费偏好的特殊表现，是价值相对性原理在时间-纵向坐标上的展开。隐藏在它们背后的规律，就是价值规律。把“边际效益递减”和“边际效益递增”绝对化，体现的是一种线性价值观，把局部现象概括为总体规律，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的。根据对称分析，犯罪的社会成本不仅仅是给社会和别人造成的直接损失，而是对人的行为的负面导向；惩罚犯罪的社会收益不是补偿受到的直接损失，而是人的行为的矫正。同样，惩罚犯罪的法制设计也不是以犯罪与制止犯罪的边际价格成本效益比较为根据，而是以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行为的导向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为参照。因此，如果为了制止犯罪而付出的成本大于犯罪给社会带来的直接损失，也是值得的。例如，为了查明一个贪污50万元的犯罪事实，并对犯罪分子予以制裁，为此付出100万元的成本不是亏本。因为它由此对犯罪分子的威慑作用，给社会带来的直接间接效益将不止100万。因此，边际价格分析在这里不起作用。如果说，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要求边际效率分析，那么幸福经济学范式则要求边际效益分析。特别是要建立经济学帝国，要使经济学成为“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就只能用对称的边际效益分析。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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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清算原罪，改革无法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剥削
[ 2014/05/07 11:37 | by admin ]
2014/05/07 11:37 | by admin ]
无论是在官商勾结还是在投机垄断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及其与劳动人民成为敌对势力都不是市场平等竞争的结果，而是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偷换成“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产物。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平等竞争来实现，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要求；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往往通过官商勾结、司法腐败、对投机倒把坑蒙拐骗化公为私偷税漏税的 “保驾护航” 网开一面来实现
“敌对势力”这个概念今天严格来讲是个中性词，既不是贬义词，也不是褒义词；与“坏人”、“反动派”等还对不上号，搭不上边。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敌对势力”就是“阶级敌人”，而“阶级敌人”往往就是指的新旧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历史的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以“阶级敌人”这个概念为中介“敌对势力”可以说指的就是坏蛋，而且不是一般坏的坏蛋，那么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不同阶级的重新洗牌重组，新生资产阶级成为光荣先富起来的阶层，“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早已扔到垃圾桶，而“革命”二字本来就不能提，也就谈不上谁是反革命谁是正革命，“阶级敌人”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敌对势力”这个概念也就失去了明确所指的依托而成为一个相对概念。谁是“敌对势力”，纯粹取决于你以什么为参照系，站在什么样的立场。
站在左派的立场上，右派都是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以改革开放为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以“宪政”为名行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之实，妄图通过“宪政”革命把私有化、自由化、两极分化合法化，把通过官商勾结、强取豪夺得到的不义之财合法化，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让中国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右派是敌对势力。左派看右派横竖不顺眼，狠得咬牙切齿，他们给右派这个敌对势力起的绰号叫“美分”、“法律党”、“卖国贼”、“汉奸带路党”，挖空心思要一网打尽。
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左派都是计划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和对旧体制的怀旧者，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名行反对改革开放之实，以反对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为名反宪政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无法无天之实，妄图让中国人民回到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计划经济时代，所以左派是敌对势力。右派看左派里外不是人，仇得眼冒金星，他们给左派这个敌对势力起的外号叫“五毛”、“毛左”、“爱国贼”、“民粹主义者”，想方设法欲赶尽杀绝。
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剥削阶级是敌对势力。谁是剥削阶级？欺行霸市、投机垄断，哄抬物价、炒地炒房，坑蒙拐骗、制假售假，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官商勾结、贪赃枉法，内外勾结、卖国求富，内部控制、瓜分国产，为富不仁、权贵阶层是剥削阶级。是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对老百姓强取豪夺的钱开豪车、住豪宅，养情人、包二奶，花天酒地、集团嫖娼，游山玩水、天天新郎，买通法官、胡乱判案，搞得人民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娶不起老婆、嫁不起老公、生不起孩子、死不起坟墓、打不赢官司、用不到真品、吃不到真货，虽然经常被平均被和谐被幸福，实际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这些剥削阶级分子虽然来自不同行业处于不同阶层，然而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剥削。所以以剥削为标尺，可以在通过五花八门途径“先富起来”的各路神仙中活生生剥出一个威风八面的阶级，就是剥削阶级。
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劳动人民是敌对势力。这些既无智商又不好好干的穷鬼们只知道仇官仇富，90%以上不是神经病就是精神病，老是上访打报告，整天泡在网络上冲浪兴风作浪，今天“房叔”明天“表哥”整天对领导捕风捉影无事生非没事找茬最后竟然发展到跟踪盯梢寻花问柳搞侦查甚至到花柳巷拍录像收集视频证据传到网上证明法官集体嫖娼，不但侵犯领导隐私干预领导私生活而且还肆意把个案扩大为整体恶毒攻击法官队伍法院内幕，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些人是社会不安定因素，是维稳对象，来头不大能量不小值得警惕但都是草根没什么背景上无靠山下无地盘中间没有黑帮就像泥鳅掀不起大浪不足为虑不必挂在心上，这些人在市场自由竞争中落到社会底层不但活该而且理所当然。
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是阶级立场，左派与右派是政治立场。大体上左派代表了前者，右派代表了后者。但前者不要太得意，后者也不要太悲伤。劳动虽然光荣，但这年头谁说不会剥削是好汉？！所以把反对自己的人称为“敌对势力”只代表自己与对方站在对立的立场不代表自己站在正确的立场，被称为“敌对势力”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反动势力。所以谁要是不小心被看成被当做甚至被称为敌对势力不需要太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问题不到此为止。
无论是在官商勾结还是在投机垄断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及其与劳动人民成为敌对势力都不是市场平等竞争的结果，而是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偷换成“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产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本质区别在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平等竞争来实现，通过平等竞争、合法先富起来的人可以对其他人起正面积极的示范作用，从而可以起到先富带后富、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但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要求；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往往通过官商勾结、司法腐败、对投机倒把坑蒙拐骗化公为私偷税漏税的网开一面“保驾护航”来实现。所谓“保驾护航”，就是在为投资者排忧解难、培育企业家阶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义下，使权力、司法为资本服务。这种先富起来的手段和途径不但其他正直的人、没有背景靠山不善于靠潜规则铺路编织关系网的人无法模仿，而且靠这种手段先富起来的人往往利用金钱和官商勾结的关系网拥有更多的“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操作手段盘剥未富起来的老实人。如果通过官商勾结炒卖地皮一夜之间聚敛上百亿的财富，如果国家自然垄断形成的垄断利润被内部人控制私下瓜分自定工资福利与“剩余分配”使企业高管年收入上亿，那么个人拥有的这些巨额灰色黑色资产完全可以通过金钱与权力的进一步联姻更加随心所欲地操纵权力、司法、中国不完善的股市、垄断社会稀缺资源，巧立名目变着法儿在不创造社会财富的情况下进一步掠夺人民手中的一丁点可怜的保命钱。事实证明：不公只能造成更大的不公；想先通过不公增加社会财富再来公平分配，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效率优先先把蛋糕做大，大多数人日后也会得益，只是一厢情愿的算术游戏，这种算术游戏完全来源于象牙塔，而不是来自于实际生活。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掠夺更多的社会财富，结果只能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可能越少。这样既剥夺了大多数人平等竞争的权利，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权，从而由贫富两极分化上升为强弱两极分化。所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产生剥削阶级。只能产生剥削阶级的“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在法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完全自由竞争以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为特征。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是假，反对法律监管是真；崇尚自由是假，无法无天是真。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通过所谓“保驾护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理念到现实操作无不体现了以牺牲公平来保证效率，因而到处都可以看到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影子。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还有合理的因素，那么把其移植到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则只能使其异化为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的理论工具。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要提什么司法“保驾护航”。“保驾护航”在实践中的结果就是保腐败护贪官，司法部门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用这种办法来保证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保证进行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对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与法制原则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鼓励平等竞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不能动用政策的法律的行政的社会的资源“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司法为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保驾护航”，无一不是为“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供政策司法行政资源，以致造成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投机肆无忌惮、贪腐寡廉鲜耻，黑社会轻易就能获得大大小小的各种保护伞。事实证明：通过保驾护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不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成功者，而是逆选择逆淘汰产生出来的怪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异化的产物；这些人的先富起来不是光荣的象征，而是原罪的标志。实践证明：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正确的，但随后一系列“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宣传舆论导向政策措施及由此造成的司法不公是我国两极分化的根源，偏离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但违背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不符合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劳动人民仇官仇富，不是弱者的呻吟，而是对丛林法则的反抗与不平则鸣的呐喊。市场的逻辑是平等的逻辑，但等价交换不等于平等交换。权钱交换体现的是等价交换原则不是平等交换原则。市场平等交换除了必须等价交换外，还有一个前提和基础是机会平等、权力来源平等，正好像等价交换的商品本身的来源首先必须平等一样。如果权力来源不正，商品本身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掠夺，那么权钱等价交换、商品等价交换有何平等可言？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坑蒙拐骗得到权力强有力的“保驾护航”，诚实守信的人反而只能吃亏的坏的坏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的贫富、强弱两极分化能说是市场平等竞争的结果吗？诚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存在自由竞争；可以说，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之一。有自由竞争，就必然会优胜劣汰，必然有贫富差别。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按游戏规则出牌，是通过诚信、法制、行政管理、宏观调控杜绝一切投机垄断官商勾结“保驾护航”等不平等竞争来实现的平等竞争，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是充分的自由竞争。平等竞争也会出现贫富差别，但不会出现两极分化，更不会出现剥削阶级与弱势群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是无政府主义的完全竞争，遵循弱肉强食规则，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容许鼓励各色人等运用各种官商勾结投机垄断手段大鱼吃小鱼盘剥老百姓，所以完全竞争就是不平等竞争，必然出现两极分化与形成剥削阶级。因此剥削阶级的产生与存在是不平等竞争造成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来看，两极分化与剥削阶级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化。没有剥削和压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而劳动人民之所以仇官仇富，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异化现象的痛恨。原罪——改革开放之初靠价格双轨制“官倒”中权钱等价交换及钻法律空子“合理不合法”形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第一桶金，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剥削阶级的主体。要继续深化改革，真正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首先就必须清算原罪、瓦解在原罪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剥削阶级。如果在改革开放30多年通过不平等竞争在全社会形成严重的贫富强弱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不首先清算原罪讲什么“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就好像在奥运百米短跑比赛中先让一部分选手跑50米，在起点不公平的前提下讲公平是把不公平贴上“公平”的标签，并且为新的不公平铺路。同时，在原罪基础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剥削阶级也不容许实现真正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这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而是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公平”，这样的“公平”难以为老百姓所接受。可以说，没有清算原罪，改革无法继续进行。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主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之间贡献与索取的对称，就没有主体的身心平衡，也就没有老百姓的幸福可言。“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因为社会不公平造成的劳动者心态失衡，人心不稳将造成社会不稳。所以管子说：“贫富无度则失……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尝闻也”，“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贫富两极分化与老百姓普遍贫穷都是社会动乱的根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必要的，共同富裕也是必要的。两极分化造成的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对立，互相把对方看成敌对势力是必然的；只要存在着剥削阶级，我国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成为敌对势力的社会才是社会主义，也只有消灭剥削与剥削阶级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和谐社会的经济形态。因此改革不是搞资本原始积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离不开平等竞争，只有平等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敌对势力”这个概念今天严格来讲是个中性词，既不是贬义词，也不是褒义词；与“坏人”、“反动派”等还对不上号，搭不上边。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以前“敌对势力”就是“阶级敌人”，而“阶级敌人”往往就是指的新旧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历史的现行的反革命分子，以“阶级敌人”这个概念为中介“敌对势力”可以说指的就是坏蛋，而且不是一般坏的坏蛋，那么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不同阶级的重新洗牌重组，新生资产阶级成为光荣先富起来的阶层，“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早已扔到垃圾桶，而“革命”二字本来就不能提，也就谈不上谁是反革命谁是正革命，“阶级敌人”这个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敌对势力”这个概念也就失去了明确所指的依托而成为一个相对概念。谁是“敌对势力”，纯粹取决于你以什么为参照系，站在什么样的立场。
站在左派的立场上，右派都是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以改革开放为名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以“宪政”为名行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之实，妄图通过“宪政”革命把私有化、自由化、两极分化合法化，把通过官商勾结、强取豪夺得到的不义之财合法化，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殖民地，让中国劳动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所以右派是敌对势力。左派看右派横竖不顺眼，狠得咬牙切齿，他们给右派这个敌对势力起的绰号叫“美分”、“法律党”、“卖国贼”、“汉奸带路党”，挖空心思要一网打尽。
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左派都是计划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和对旧体制的怀旧者，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名行反对改革开放之实，以反对在中国搞颜色革命为名反宪政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无法无天之实，妄图让中国人民回到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计划经济时代，所以左派是敌对势力。右派看左派里外不是人，仇得眼冒金星，他们给左派这个敌对势力起的外号叫“五毛”、“毛左”、“爱国贼”、“民粹主义者”，想方设法欲赶尽杀绝。
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剥削阶级是敌对势力。谁是剥削阶级？欺行霸市、投机垄断，哄抬物价、炒地炒房，坑蒙拐骗、制假售假，贪污受贿、买官卖官，官商勾结、贪赃枉法，内外勾结、卖国求富，内部控制、瓜分国产，为富不仁、权贵阶层是剥削阶级。是他们用纳税人的钱、对老百姓强取豪夺的钱开豪车、住豪宅，养情人、包二奶，花天酒地、集团嫖娼，游山玩水、天天新郎，买通法官、胡乱判案，搞得人民住不起房、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娶不起老婆、嫁不起老公、生不起孩子、死不起坟墓、打不赢官司、用不到真品、吃不到真货，虽然经常被平均被和谐被幸福，实际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这些剥削阶级分子虽然来自不同行业处于不同阶层，然而有一个共同的本质，那就是剥削。所以以剥削为标尺，可以在通过五花八门途径“先富起来”的各路神仙中活生生剥出一个威风八面的阶级，就是剥削阶级。
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劳动人民是敌对势力。这些既无智商又不好好干的穷鬼们只知道仇官仇富，90%以上不是神经病就是精神病，老是上访打报告，整天泡在网络上冲浪兴风作浪，今天“房叔”明天“表哥”整天对领导捕风捉影无事生非没事找茬最后竟然发展到跟踪盯梢寻花问柳搞侦查甚至到花柳巷拍录像收集视频证据传到网上证明法官集体嫖娼，不但侵犯领导隐私干预领导私生活而且还肆意把个案扩大为整体恶毒攻击法官队伍法院内幕，攻击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这些人是社会不安定因素，是维稳对象，来头不大能量不小值得警惕但都是草根没什么背景上无靠山下无地盘中间没有黑帮就像泥鳅掀不起大浪不足为虑不必挂在心上，这些人在市场自由竞争中落到社会底层不但活该而且理所当然。
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是阶级立场，左派与右派是政治立场。大体上左派代表了前者，右派代表了后者。但前者不要太得意，后者也不要太悲伤。劳动虽然光荣，但这年头谁说不会剥削是好汉？！所以把反对自己的人称为“敌对势力”只代表自己与对方站在对立的立场不代表自己站在正确的立场，被称为“敌对势力”的人也不见得就是反动势力。所以谁要是不小心被看成被当做甚至被称为敌对势力不需要太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问题不到此为止。
无论是在官商勾结还是在投机垄断基础上形成的剥削阶级及其与劳动人民成为敌对势力都不是市场平等竞争的结果，而是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偷换成“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产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本质区别在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通过平等竞争来实现，通过平等竞争、合法先富起来的人可以对其他人起正面积极的示范作用，从而可以起到先富带后富、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作用，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但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要求；而“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往往通过官商勾结、司法腐败、对投机倒把坑蒙拐骗化公为私偷税漏税的网开一面“保驾护航”来实现。所谓“保驾护航”，就是在为投资者排忧解难、培育企业家阶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义下，使权力、司法为资本服务。这种先富起来的手段和途径不但其他正直的人、没有背景靠山不善于靠潜规则铺路编织关系网的人无法模仿，而且靠这种手段先富起来的人往往利用金钱和官商勾结的关系网拥有更多的“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操作手段盘剥未富起来的老实人。如果通过官商勾结炒卖地皮一夜之间聚敛上百亿的财富，如果国家自然垄断形成的垄断利润被内部人控制私下瓜分自定工资福利与“剩余分配”使企业高管年收入上亿，那么个人拥有的这些巨额灰色黑色资产完全可以通过金钱与权力的进一步联姻更加随心所欲地操纵权力、司法、中国不完善的股市、垄断社会稀缺资源，巧立名目变着法儿在不创造社会财富的情况下进一步掠夺人民手中的一丁点可怜的保命钱。事实证明：不公只能造成更大的不公；想先通过不公增加社会财富再来公平分配，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效率优先先把蛋糕做大，大多数人日后也会得益，只是一厢情愿的算术游戏，这种算术游戏完全来源于象牙塔，而不是来自于实际生活。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掠夺更多的社会财富，结果只能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可能越少。这样既剥夺了大多数人平等竞争的权利，也剥夺了他们的发展权，从而由贫富两极分化上升为强弱两极分化。所以“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产生剥削阶级。只能产生剥削阶级的“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在法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完全自由竞争以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为特征。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是假，反对法律监管是真；崇尚自由是假，无法无天是真。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通过所谓“保驾护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理念到现实操作无不体现了以牺牲公平来保证效率，因而到处都可以看到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影子。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还有合理的因素，那么把其移植到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则只能使其异化为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的理论工具。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要提什么司法“保驾护航”。“保驾护航”在实践中的结果就是保腐败护贪官，司法部门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用这种办法来保证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保证进行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对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与法制原则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鼓励平等竞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不能动用政策的法律的行政的社会的资源“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改革开放以来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司法为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保驾护航”，无一不是为“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提供政策司法行政资源，以致造成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投机肆无忌惮、贪腐寡廉鲜耻，黑社会轻易就能获得大大小小的各种保护伞。事实证明：通过保驾护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不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成功者，而是逆选择逆淘汰产生出来的怪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异化的产物；这些人的先富起来不是光荣的象征，而是原罪的标志。实践证明：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正确的，但随后一系列“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宣传舆论导向政策措施及由此造成的司法不公是我国两极分化的根源，偏离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但违背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也不符合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劳动人民仇官仇富，不是弱者的呻吟，而是对丛林法则的反抗与不平则鸣的呐喊。市场的逻辑是平等的逻辑，但等价交换不等于平等交换。权钱交换体现的是等价交换原则不是平等交换原则。市场平等交换除了必须等价交换外，还有一个前提和基础是机会平等、权力来源平等，正好像等价交换的商品本身的来源首先必须平等一样。如果权力来源不正，商品本身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掠夺，那么权钱等价交换、商品等价交换有何平等可言？在“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坑蒙拐骗得到权力强有力的“保驾护航”，诚实守信的人反而只能吃亏的坏的坏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的贫富、强弱两极分化能说是市场平等竞争的结果吗？诚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存在自由竞争；可以说，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也是市场经济的根本动力之一。有自由竞争，就必然会优胜劣汰，必然有贫富差别。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有本质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按游戏规则出牌，是通过诚信、法制、行政管理、宏观调控杜绝一切投机垄断官商勾结“保驾护航”等不平等竞争来实现的平等竞争，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是充分的自由竞争。平等竞争也会出现贫富差别，但不会出现两极分化，更不会出现剥削阶级与弱势群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是无政府主义的完全竞争，遵循弱肉强食规则，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容许鼓励各色人等运用各种官商勾结投机垄断手段大鱼吃小鱼盘剥老百姓，所以完全竞争就是不平等竞争，必然出现两极分化与形成剥削阶级。因此剥削阶级的产生与存在是不平等竞争造成的。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来看，两极分化与剥削阶级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也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异化。没有剥削和压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如果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消灭剥削和剥削阶级。而劳动人民之所以仇官仇富，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异化现象的痛恨。原罪——改革开放之初靠价格双轨制“官倒”中权钱等价交换及钻法律空子“合理不合法”形成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第一桶金，这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形成的剥削阶级的主体。要继续深化改革，真正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首先就必须清算原罪、瓦解在原罪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剥削阶级。如果在改革开放30多年通过不平等竞争在全社会形成严重的贫富强弱两极分化的情况下，不首先清算原罪讲什么“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就好像在奥运百米短跑比赛中先让一部分选手跑50米，在起点不公平的前提下讲公平是把不公平贴上“公平”的标签，并且为新的不公平铺路。同时，在原罪基础上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与剥削阶级也不容许实现真正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这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平，而是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公平”，这样的“公平”难以为老百姓所接受。可以说，没有清算原罪，改革无法继续进行。没有真正的公平，没有主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之间贡献与索取的对称，就没有主体的身心平衡，也就没有老百姓的幸福可言。“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因为社会不公平造成的劳动者心态失衡，人心不稳将造成社会不稳。所以管子说：“贫富无度则失……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尝闻也”，“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贫富两极分化与老百姓普遍贫穷都是社会动乱的根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必要的，共同富裕也是必要的。两极分化造成的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的对立，互相把对方看成敌对势力是必然的；只要存在着剥削阶级，我国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劳动人民与剥削阶级成为敌对势力的社会才是社会主义，也只有消灭剥削与剥削阶级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和谐社会的经济形态。因此改革不是搞资本原始积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离不开平等竞争，只有平等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