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74）：评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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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15 23:19 | by admin ]
2014/01/15 23:19 | by admin ]
平等：权利义务统一，贡献索取一致。平等不等于平均主义。效率与公平如果在同一层次，则本质上是同一即互为前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好像“吃饭优先兼顾睡觉”一样可笑
其次，腐败造成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既指贫富两极分化，也指强弱两极分化。由于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是建立在平等竞争、创造财富不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不平等竞争的基础上，以致贫富两极分化衍生出强弱两极分化。强弱两极分化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先富带后富”演变成“先富压后富”。黑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黑恶势力就是这样壮大的。两极分化不仅仅是基尼系数拉大，而是不平等造成的贫富互为因果，以致形成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强弱两极分化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也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完成，强弱两极分化是贫富两极分化的主要特征。基尼系数拉大、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是两极分化的特征之一，不是两极分化的主要特征。两极分化是坏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坏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张维迎经常挂在嘴边的所谓“帕累托改进”。
再次，腐败降低效率。公平与效率是内在一致的。什么是平等？平等：权利义务统一，贡献索取一致。平等不等于平均主义。效率与公平如果在同一层次，则本质上是同一即互为前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好像“吃饭优先兼顾睡觉”一样可笑。把效率说成是实证的、科学的，把公平说成是规范的、理想的、人道的，也是荒唐的。只要以同一个参照系来考察，就能看出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有效的经济活动就是生产，就是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交换物质、信息、能量的活动。但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的交换占主导地位时，是自然经济；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占主导地位时，是市场经济。人与人的交换和人与自然的交换应互为前提，资源配置与资源再生应互为因果。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其根本特征是平等。平等是一种对称，是宇宙对称基本规律的必然表现。因此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公平的本质是权利和义务对等。平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来实现。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能做到贡献与索取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有人的积极性，才有效率，才有人的价值的最大实现。这里只要不混淆不同的层次，就会看出公平不是效率的补充，而是效率的前提。消极的平衡固然都是低级的平衡，但积极的平衡并不都是高级的平衡。使平衡由消极向积极、低级向高级转化，唯一的机制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破坏了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其结果是既无公平又无真正的效率。真正的效率就是效益。所谓公平出效益，就是对称出效益。从企业微观层次来讲，权利与义务对等、贡献与索取公平的公平原则是提高企业效率的必要条件；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是结合各种“外部性”问题考虑的社会宏观层面的公平，同样是提高社会效益的必要条件。这里只要不混淆不同的层次，就会看出公平不是效率的补充，而是效率的前提；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需要。微观经济的本质是活力，搞活微观经济、提高活力的中心目的是提高效率，但也离不开公平；宏观经济的本质是调控，加强宏观调控的中心目的是保障公平，保障公平也离不开效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是基础，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主导；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是手段，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是现象，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本质。改革开放发展的方向，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公平不只在二次分配，而且在一次分配；不仅在分配过程，而且在生产过程；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在生产前，在机会的把握中；不仅在直接生产领域中，而且在非直接生产领域。解决分配不公的办法，根本上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水涨船高，而不是靠紧缩政策来水落石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需要。社会保障制度是结合各种“外部性”问题考虑的社会宏观层面的公平，同样是提高社会效益的必要条件。应该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整结构出发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根据公平与效率的一致这一根本原则，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的具体方案。只有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货币GDP才是同绿色GDP、社会GDP一致的，其经济发展的成果才有可能惠及大多数人；如果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货币GDP必将同后面几个GDP脱节，经济发展成果只能为少数人拥有，大多数人不但未得益，甚至成为受害者。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其次，腐败造成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既指贫富两极分化，也指强弱两极分化。由于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是建立在平等竞争、创造财富不同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不平等竞争的基础上，以致贫富两极分化衍生出强弱两极分化。强弱两极分化使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先富带后富”演变成“先富压后富”。黑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黑恶势力就是这样壮大的。两极分化不仅仅是基尼系数拉大，而是不平等造成的贫富互为因果，以致形成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强弱两极分化在贫富两极分化的基础上形成，也是贫富两极分化的完成，强弱两极分化是贫富两极分化的主要特征。基尼系数拉大、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是两极分化的特征之一，不是两极分化的主要特征。两极分化是坏的市场经济的结果，坏的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张维迎经常挂在嘴边的所谓“帕累托改进”。
再次，腐败降低效率。公平与效率是内在一致的。什么是平等？平等：权利义务统一，贡献索取一致。平等不等于平均主义。效率与公平如果在同一层次，则本质上是同一即互为前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好像“吃饭优先兼顾睡觉”一样可笑。把效率说成是实证的、科学的，把公平说成是规范的、理想的、人道的，也是荒唐的。只要以同一个参照系来考察，就能看出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有效的经济活动就是生产，就是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交换物质、信息、能量的活动。但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的交换占主导地位时，是自然经济；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占主导地位时，是市场经济。人与人的交换和人与自然的交换应互为前提，资源配置与资源再生应互为因果。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其根本特征是平等。平等是一种对称，是宇宙对称基本规律的必然表现。因此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公平的本质是权利和义务对等。平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来实现。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能做到贡献与索取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有人的积极性，才有效率，才有人的价值的最大实现。这里只要不混淆不同的层次，就会看出公平不是效率的补充，而是效率的前提。消极的平衡固然都是低级的平衡，但积极的平衡并不都是高级的平衡。使平衡由消极向积极、低级向高级转化，唯一的机制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破坏了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其结果是既无公平又无真正的效率。真正的效率就是效益。所谓公平出效益，就是对称出效益。从企业微观层次来讲，权利与义务对等、贡献与索取公平的公平原则是提高企业效率的必要条件；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是结合各种“外部性”问题考虑的社会宏观层面的公平，同样是提高社会效益的必要条件。这里只要不混淆不同的层次，就会看出公平不是效率的补充，而是效率的前提；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需要。微观经济的本质是活力，搞活微观经济、提高活力的中心目的是提高效率，但也离不开公平；宏观经济的本质是调控，加强宏观调控的中心目的是保障公平，保障公平也离不开效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是基础，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主导；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是手段，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是现象，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本质。改革开放发展的方向，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公平不只在二次分配，而且在一次分配；不仅在分配过程，而且在生产过程；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在生产前，在机会的把握中；不仅在直接生产领域中，而且在非直接生产领域。解决分配不公的办法，根本上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水涨船高，而不是靠紧缩政策来水落石出。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需要。社会保障制度是结合各种“外部性”问题考虑的社会宏观层面的公平，同样是提高社会效益的必要条件。应该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整结构出发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根据公平与效率的一致这一根本原则，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的具体方案。只有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货币GDP才是同绿色GDP、社会GDP一致的，其经济发展的成果才有可能惠及大多数人；如果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货币GDP必将同后面几个GDP脱节，经济发展成果只能为少数人拥有，大多数人不但未得益，甚至成为受害者。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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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73）：评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二）
[ 2014/01/11 18:29 | by admin ]
2014/01/11 18:29 | by admin ]
腐败增加交易成本，包括企业交易成本和社会交易成本，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并使真正的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成为不可能
到底应该以效率，还是以效率和公平的一致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很显然，张维迎的答案是前者。
张维迎：“我无意为腐败辩护，我同样痛恨腐败，希望它尽快消失。但是搞改革，我们要直面现实，现实不可能完美。市场经济的主角是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市场经济。双轨制在保持经济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孕育了几代中国企业家，他们是过去、也是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⑦我不知道张维迎口口声声只是渐进式改革开放必要步骤的双轨制，是通过怎样的内在机制而能够像魔法一样孕育出中国的几代企业家的，但我们可以从张维迎这段话的字里行间看出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就是：企业家“是过去、也是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中国的几代企业家都是双轨制孕育出来的，所以双轨制包括其所带来的大面积腐败就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而只是张维迎对其首创的双轨制进行牵强附会的理论辩护。
首先，腐败增加交易成本，包括企业交易成本和社会交易成本，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并使真正的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成为不可能。腐败与权贵经济之所以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根本的，是由于腐败与权贵经济会败坏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环境成为配置型环境，对人的行为方式作配置型的负面导向。如果缺乏一个保障公平竞争的完善的法制环境、行政环境和诚信环境，企业经营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处于大小官员层层盘剥敲诈勒索坐收买路钱的环境中，房地产项目从项目投标、财务审计到工程监理都可以“用钱开路”而使豆腐渣工程遍地开花，先富起来的都是那些巧立名目侵吞国有资产的原国有企业负责人、草菅人命无视法纪的各类矿场主、和贪官勾结偷工减料哄抬房价从中渔利的各类房地产商人、非法操纵股市涨跌鱼肉股民的大小非持有者，那只能使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总体纳入配置经济的范畴，从而使社会交易成本膨胀，使“企业家”人格扭曲。官员的廉洁程度关系到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完善程度，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完善程度直接牵涉到交易成本的高低；社会风气对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导向、人的素质与企业的经营模式起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不明资产50万，其对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的负面导向作用并由此给再生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程度，比有账可查的贪污50万要严重100倍。社会风气通过人的素质与企业的行为方式的作用对社会交易成本的形成起重要作用；衡量社会风气好坏的根本标准，是人与企业的普遍的行为方式是配置型的还是再生型的；即人与企业要达到目的，是靠在疏通摆平人际关系上做文章还是在提高自身能力、为生产力发展做贡献方面下功夫。善于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官商勾结、用钱开路的张维迎心目中的所谓的“企业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以这样的企业家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只能是坏的市场经济而不可能是好的市场经济。真正的企业家阶层能否形成，取决于社会制度与社会体制的导向作用。腐败和清廉对国民素质的提高、企业主体性的培养、真正的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及由此对经济发展的根本性作用，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从制度→体制→人的素质→社会风气→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入手，对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作正面导向，及时纠正人与企业的行为偏离，才能形成培育真正的企业家阶层的环境；而真正的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是好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前提。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完善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各类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和谐社会，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完善企业经营环境，变配置型经营环境为再生型经营环境，变生产力服务生产关系的环境为生产关系服务生产力的环境，消除社会环境同人和企业的主体性之间的异化及由此引起的人际交往、企业经营中的内耗，使配置型生产向再生型生产转化，是降低社会和企业交易成本、培育真正的企业家阶层、使经济不但高速而且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到底应该以效率，还是以效率和公平的一致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很显然，张维迎的答案是前者。
张维迎：“我无意为腐败辩护，我同样痛恨腐败，希望它尽快消失。但是搞改革，我们要直面现实，现实不可能完美。市场经济的主角是企业家。没有企业家，就没有市场经济。双轨制在保持经济系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孕育了几代中国企业家，他们是过去、也是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⑦我不知道张维迎口口声声只是渐进式改革开放必要步骤的双轨制，是通过怎样的内在机制而能够像魔法一样孕育出中国的几代企业家的，但我们可以从张维迎这段话的字里行间看出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就是：企业家“是过去、也是未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中国的几代企业家都是双轨制孕育出来的，所以双轨制包括其所带来的大面积腐败就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逻辑，而只是张维迎对其首创的双轨制进行牵强附会的理论辩护。
首先，腐败增加交易成本，包括企业交易成本和社会交易成本，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并使真正的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成为不可能。腐败与权贵经济之所以会增加社会交易成本，根本的，是由于腐败与权贵经济会败坏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环境成为配置型环境，对人的行为方式作配置型的负面导向。如果缺乏一个保障公平竞争的完善的法制环境、行政环境和诚信环境，企业经营只能靠拉关系走后门，处于大小官员层层盘剥敲诈勒索坐收买路钱的环境中，房地产项目从项目投标、财务审计到工程监理都可以“用钱开路”而使豆腐渣工程遍地开花，先富起来的都是那些巧立名目侵吞国有资产的原国有企业负责人、草菅人命无视法纪的各类矿场主、和贪官勾结偷工减料哄抬房价从中渔利的各类房地产商人、非法操纵股市涨跌鱼肉股民的大小非持有者，那只能使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总体纳入配置经济的范畴，从而使社会交易成本膨胀，使“企业家”人格扭曲。官员的廉洁程度关系到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完善程度，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完善程度直接牵涉到交易成本的高低；社会风气对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导向、人的素质与企业的经营模式起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不明资产50万，其对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的负面导向作用并由此给再生生产力造成的破坏程度，比有账可查的贪污50万要严重100倍。社会风气通过人的素质与企业的行为方式的作用对社会交易成本的形成起重要作用；衡量社会风气好坏的根本标准，是人与企业的普遍的行为方式是配置型的还是再生型的；即人与企业要达到目的，是靠在疏通摆平人际关系上做文章还是在提高自身能力、为生产力发展做贡献方面下功夫。善于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官商勾结、用钱开路的张维迎心目中的所谓的“企业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以这样的企业家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只能是坏的市场经济而不可能是好的市场经济。真正的企业家阶层能否形成，取决于社会制度与社会体制的导向作用。腐败和清廉对国民素质的提高、企业主体性的培养、真正的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及由此对经济发展的根本性作用，不可同日而语。只有从制度→体制→人的素质→社会风气→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入手，对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作正面导向，及时纠正人与企业的行为偏离，才能形成培育真正的企业家阶层的环境；而真正的企业家阶层的形成，是好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前提。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完善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各类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和谐社会，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完善企业经营环境，变配置型经营环境为再生型经营环境，变生产力服务生产关系的环境为生产关系服务生产力的环境，消除社会环境同人和企业的主体性之间的异化及由此引起的人际交往、企业经营中的内耗，使配置型生产向再生型生产转化，是降低社会和企业交易成本、培育真正的企业家阶层、使经济不但高速而且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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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72）：评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一）
[ 2014/01/05 13:29 | by admin ]
2014/01/05 13:29 | by admin ]
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其结果只能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就可能越少；穷人不但相对贫困化而且绝对贫困化
张维迎：“1984年4月我提出‘双轨制价格’的改革思路。我认为价格问题的根源在于价格制度的不合理，改革方向是放弃政府定价，转向市场定价。改革办法是实行以‘放’为主的价格双轨制，即先使计划额度固定不变，放开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控制，在逐步减少计划内商品牌价的交易范围，直到建立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⑤“由于双轨制带来官员腐败后果因而受到广泛批评。但会过头来看，这可能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如果我们认为改革是必要的，新体制就必须至少应该是一个‘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就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如果我们不能把‘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转化为‘帕累托改进’，改革就根本无法进行。”⑥所谓“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就是如果那些从社会资源再分配中获利的人获得的利益足够补偿那些从中亏损的人利益，那么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就是有效率的，虽然并没有要求产生实际的补偿。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项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所以“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称为潜在的帕累托改进。“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与“帕累托改进”是张维迎等人极力主张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著名的“大蛋糕”理论的理论依据，“大蛋糕”理论认为应该先通过不要公平的效率把蛋糕做大培植起富人阶层，再给因受到不公平待遇而成为穷人的人以适当的补偿，这样穷人得到的也会比以前更多。但无论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还是“帕累托改进”，都是以效率为参照而不是以公平为参照；在这两种所谓的“改进”中，效率往往是以牺牲公平为前提。“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固然可以容纳坑蒙拐骗强取豪夺，“帕累托改进”对任何其他人不会造成损害也只是静态抽象意义上，从动态、现实意义上，即从机会平等、贡献与索取统一意义上，“帕累托改进”也必然会对其他人造成损害。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其结果只能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就可能越少；穷人不但相对贫困化而且绝对贫困化。所以，如果以“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和 “帕累托改进”为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和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参照，那么张维迎率先推出的“双轨制”可以看成是渐进式改革的必要步骤，从理论到实践可以看成是张维迎的创新成果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其带来官员腐败的后果就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张维迎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功臣；但如果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和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参照不是效率，而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平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那么“双轨制”带来的官员腐败及其对整个社会公平体系、道德体系、司法体系、社会主义信仰体系、人的理想信念和综合素质的重大冲击、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根基被动摇的后果就不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是迄今为止市场化改革某种程度失败的标志，那么张维迎自我标榜的由他首创的“双轨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就必须转变成历史耻辱。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张维迎：“1984年4月我提出‘双轨制价格’的改革思路。我认为价格问题的根源在于价格制度的不合理，改革方向是放弃政府定价，转向市场定价。改革办法是实行以‘放’为主的价格双轨制，即先使计划额度固定不变，放开计划外产品的价格控制，在逐步减少计划内商品牌价的交易范围，直到建立完全的市场价格体制。”⑤“由于双轨制带来官员腐败后果因而受到广泛批评。但会过头来看，这可能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如果我们认为改革是必要的，新体制就必须至少应该是一个‘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就是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但如果我们不能把‘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转化为‘帕累托改进’，改革就根本无法进行。”⑥所谓“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就是如果那些从社会资源再分配中获利的人获得的利益足够补偿那些从中亏损的人利益，那么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就是有效率的，虽然并没有要求产生实际的补偿。所谓“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项政策能够至少有利于一个人，而不会对任何其他人造成损害。所以“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也称为潜在的帕累托改进。“卡尔多—希克斯改进”与“帕累托改进”是张维迎等人极力主张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著名的“大蛋糕”理论的理论依据，“大蛋糕”理论认为应该先通过不要公平的效率把蛋糕做大培植起富人阶层，再给因受到不公平待遇而成为穷人的人以适当的补偿，这样穷人得到的也会比以前更多。但无论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还是“帕累托改进”，都是以效率为参照而不是以公平为参照；在这两种所谓的“改进”中，效率往往是以牺牲公平为前提。“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固然可以容纳坑蒙拐骗强取豪夺，“帕累托改进”对任何其他人不会造成损害也只是静态抽象意义上，从动态、现实意义上，即从机会平等、贡献与索取统一意义上，“帕累托改进”也必然会对其他人造成损害。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其结果只能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就可能越少；穷人不但相对贫困化而且绝对贫困化。所以，如果以“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和 “帕累托改进”为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和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参照，那么张维迎率先推出的“双轨制”可以看成是渐进式改革的必要步骤，从理论到实践可以看成是张维迎的创新成果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其带来官员腐败的后果就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张维迎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功臣；但如果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和市场化改革成功的参照不是效率，而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平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那么“双轨制”带来的官员腐败及其对整个社会公平体系、道德体系、司法体系、社会主义信仰体系、人的理想信念和综合素质的重大冲击、社会稳定可持续发展根基被动摇的后果就不是“制度改革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而是迄今为止市场化改革某种程度失败的标志，那么张维迎自我标榜的由他首创的“双轨制”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就必须转变成历史耻辱。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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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系列（五）：中国梦是强国梦
[ 2013/12/28 22:07 | by admin ]
2013/12/28 22:07 | by admin ]
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不是和大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不是和强国建立“谁也离不开谁”的“婚姻关系”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GDP总量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无异于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强国，将“韬光养晦”进行到底，这只能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
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备的前提。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与高扬，没有民间创业潮形成的经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主体基础。在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机制已经成型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降低、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不是和大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不是和强国建立“谁也离不开谁”的“婚姻关系”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GDP总量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无异于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强国，将“韬光养晦”进行到底，这只能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
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备的前提。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与高扬，没有民间创业潮形成的经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主体基础。在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机制已经成型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降低、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71）：评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二十）
[ 2013/12/22 11:48 | by admin ]
2013/12/22 11:48 | by admin ]
苏东“休克疗法”不是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成功佐证，而是苏东按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疗法导致休克的失败证明。实践证伪了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理论
林毅夫：“所谓‘自生能力’，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激励机制问题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之上。” ⒁林毅夫在这里把企业的主体性归结为所谓的“自生能力”，又把企业的“自生能力”归结为“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这是对企业主体性的片面肤浅的理解。所谓企业的主体性，是指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通过自组织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能力，就是企业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价值的能力。主体性高低同自组织能力成正比，由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两方面决定。一个企业能靠自身能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主体性强的表现。而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是由于它们缺乏自组织能力。但如果为了提高国企的主体性，而把其廉价拍卖甚至送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则同样是用他组织来代替自组织，因为主体改变了。提高企业主体性的基础和渠道是创业，提高国有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二次创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创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潮，使企业主体性大大增强。改革开放、体制调整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对企业的主体性的导向和催化来实现的。非创业型企业是平面型企业，创业型企业是立体型企业。创业型企业就是不断改进自身的要素与结构、不断提升自组织能力的企业；就是以创新能力为主导、以产权明确为基础、以团队精神为核心、以制度健全为保证的主体素质全面提升的企业；就是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纽带、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的创业型组织。创业型企业肯定是创新型企业，而创新型企业要成为创业型企业，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与非创业型企业只着眼于资本的扩展、生产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不同，创业型企业首先着眼于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企业创业和创业管理的核心是机会管理。企业在创业再创业过程中，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如果没有企业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和以机会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仅仅靠“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是不现实的。而机会管理的根本，是企业家的主体性。苏东“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欠缺国有企业创业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主体性，特别是缺乏真正的企业家阶层，认为只要“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就可以形成企业“自生能力”，结果苏东国有企业全部成了真正的“休克”，只好拍卖送人了事。苏东“休克疗法”不是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成功佐证，而是苏东按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疗法导致休克的失败证明。实践证伪了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理论。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林毅夫：“所谓‘自生能力’，我的定义是‘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在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前提下可以推论，如果一个企业在竞争的市场中并未获得大家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则一定是由于缺乏正常管理。其中可能有公司治理方面的问题、激励机制问题或是产权问题，也可能有政府对企业经营的不正当干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确实表现出了这些问题，在这个理论框架之下，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成功，有赖于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休克疗法’就是建立在上述的理论基础之上。” ⒁林毅夫在这里把企业的主体性归结为所谓的“自生能力”，又把企业的“自生能力”归结为“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这是对企业主体性的片面肤浅的理解。所谓企业的主体性，是指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通过自组织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能力，就是企业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价值的能力。主体性高低同自组织能力成正比，由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两方面决定。一个企业能靠自身能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主体性强的表现。而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是由于它们缺乏自组织能力。但如果为了提高国企的主体性，而把其廉价拍卖甚至送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则同样是用他组织来代替自组织，因为主体改变了。提高企业主体性的基础和渠道是创业，提高国有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二次创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创业。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潮，使企业主体性大大增强。改革开放、体制调整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对企业的主体性的导向和催化来实现的。非创业型企业是平面型企业，创业型企业是立体型企业。创业型企业就是不断改进自身的要素与结构、不断提升自组织能力的企业；就是以创新能力为主导、以产权明确为基础、以团队精神为核心、以制度健全为保证的主体素质全面提升的企业；就是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纽带、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的创业型组织。创业型企业肯定是创新型企业，而创新型企业要成为创业型企业，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与非创业型企业只着眼于资本的扩展、生产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不同，创业型企业首先着眼于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企业创业和创业管理的核心是机会管理。企业在创业再创业过程中，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如果没有企业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和以机会管理为核心的管理，仅仅靠“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市场中，只要有着正常的管理，就可以预期这个企业可以在没有政府或其他外力的扶持或保护的情况下，获得市场上可以接受的正常利润率”是不现实的。而机会管理的根本，是企业家的主体性。苏东“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欠缺国有企业创业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主体性，特别是缺乏真正的企业家阶层，认为只要“消除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妨碍企业正常经营管理的产权、公司治理和政府干预问题，让企业能够有正常的管理”就可以形成企业“自生能力”，结果苏东国有企业全部成了真正的“休克”，只好拍卖送人了事。苏东“休克疗法”不是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成功佐证，而是苏东按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疗法导致休克的失败证明。实践证伪了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的理论。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