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系列（四）：中国梦是幸福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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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22 15:28 | by admin ]
2013/10/22 15:28 | by admin ]
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益。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
中国梦是幸福梦。什么是幸福，怎样追求幸福，在不同的发展观中有不同的解读。在GDP增长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金钱，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用，幸福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效用是幸福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效用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益。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有着对称结构的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对称的基本层次。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幸福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不仅“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这一代人的发展权和下一代人的发展权统一起来的途径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对外开放与民族主体性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的核心范畴；效益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金钱“发展”观中，实现幸福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把蛋糕做大；社会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中，实现幸福，一开始就应该靠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社会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以价格机制作为市场乃至社会核心机制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每个人幸福的国家才是幸福的国家，因此只有价值机制才是市场与社会的核心机制。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梦。无论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还是起点公平都需要以自由民主法制为前提，自由民主法制要靠精神文明建设来建构。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财富实际增加，人均GDP增长不等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提高也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只是幸福的必要环节，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如果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水平下降，其结果只能是幸福感的降低。实现幸福梦靠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社会平等正义自由民主法制的实现、国民的德智体能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作为社会精英的“主流经济学家”，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科学—幸福的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民富与国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开放性与民族主体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一切属于人民的发展才是使人民幸福的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能实现幸福梦。
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61）：评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十）
[ 2013/10/18 17:55 | by admin ]
2013/10/18 17:55 | by admin ]
我们考察比较优势的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是牛顿力学的线性的、纯客体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是量子力学的主客体统一的、整体论的思维方式？
林毅夫：“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会有竞争力，企业靠自己改善经营管理就可以获得正常利润，政府可以减少补贴，社会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而按照赶超发展战略，经济就会变得没有效率，还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在分析问题时，需要看到短期和长期的差别。假如现在有两个发展中国家，初始的经济规模一样大，一个国家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一个国家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短期内之内，采用赶超战略的国家重工业确实会迅速建立起来，满足了很多刚刚独立的或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快速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但是从长期、动态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所创造的剩余却很少，因为它所扶持的产业即使有剩余也是从其他部门里转移过来的，而真正能够创造剩余的产业却因为得不到资本而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得不到积累，经济规模也就扩张得非常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和危机，所以赶超战略支持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像上面讲到过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为创造了很多的剩余，经济规模也扩张得非常迅速。” ⑩看来林毅夫“比较优势论”的立足点是“经济规模”，参照系是经济规模“扩张得非常迅速”还是经济规模“扩张得非常缓慢”，实现经济规模的机制是价格、利润与资本积累。这只能说明林毅夫“比较优势论”的经济学范式是增长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客体是要素，文化也是要素，而且是更重要的要素。要素禀赋论与比较优势论是否正确，前提是搞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搞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的前提，是搞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的思维方式。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什么，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那么，我们考察比较优势的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是牛顿力学的线性的、纯客体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是量子力学的主客体统一的、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中国“天人合一”中所蕴含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对于建立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经济模式有着先天的优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奠定了经济学形而上学——对称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称哲学，则奠定了对称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对称经济学，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理论依据；以对称的经济发展观为指导，可以形成对称管理学、建构对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优势之所以能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产生出五度空间的、对称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哲学的、经济学的、管理学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并带动制度的、管理的、技术的、产业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可以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中国经济之所以是对称经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称文化。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可能后来居上，是因为中国经济是对称经济。中华民族的对称思维方式是中国主要的要素禀赋，也是中国主要的比较优势。很可惜秉持西方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林毅夫先生看不到中国这方面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林毅夫：“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会有竞争力，企业靠自己改善经营管理就可以获得正常利润，政府可以减少补贴，社会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而按照赶超发展战略，经济就会变得没有效率，还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在分析问题时，需要看到短期和长期的差别。假如现在有两个发展中国家，初始的经济规模一样大，一个国家采用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一个国家采用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在短期内之内，采用赶超战略的国家重工业确实会迅速建立起来，满足了很多刚刚独立的或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希望快速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但是从长期、动态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所创造的剩余却很少，因为它所扶持的产业即使有剩余也是从其他部门里转移过来的，而真正能够创造剩余的产业却因为得不到资本而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本得不到积累，经济规模也就扩张得非常缓慢，甚至出现停滞和危机，所以赶超战略支持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像上面讲到过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国家因为创造了很多的剩余，经济规模也扩张得非常迅速。” ⑩看来林毅夫“比较优势论”的立足点是“经济规模”，参照系是经济规模“扩张得非常迅速”还是经济规模“扩张得非常缓慢”，实现经济规模的机制是价格、利润与资本积累。这只能说明林毅夫“比较优势论”的经济学范式是增长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客体是要素，文化也是要素，而且是更重要的要素。要素禀赋论与比较优势论是否正确，前提是搞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搞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的前提，是搞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的思维方式。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什么，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那么，我们考察比较优势的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是牛顿力学的线性的、纯客体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是量子力学的主客体统一的、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中国“天人合一”中所蕴含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对于建立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经济模式有着先天的优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奠定了经济学形而上学——对称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称哲学，则奠定了对称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对称经济学，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理论依据；以对称的经济发展观为指导，可以形成对称管理学、建构对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优势之所以能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产生出五度空间的、对称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哲学的、经济学的、管理学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并带动制度的、管理的、技术的、产业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可以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中国经济之所以是对称经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称文化。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可能后来居上，是因为中国经济是对称经济。中华民族的对称思维方式是中国主要的要素禀赋，也是中国主要的比较优势。很可惜秉持西方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林毅夫先生看不到中国这方面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60）：评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九）
[ 2013/09/28 16:16 | by admin ]
2013/09/28 16:16 | by admin ]
如果说一门学科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才是成熟的学科，那么也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如果不是在正确的思维方式指导下，以正确的内容为基础，运用数学只能是文字游戏、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形式再精美也只能是水上浮萍、南辕北辙；数学模型越精致，越是误人子弟，离成功地运用数学十万八千里
林毅夫：“数学不是经济学，数学只是一种逻辑工具，其实逻辑性强的人即使不用数学，只用语言也是能把这种因果关系讲清楚的。” ⒃但林毅夫同时又说：“但对于同学们来说，我认为数学是加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各位在当学生时要尽力学好数学工具，拿到进入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票”。⒄林毅夫第一句话认为数学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林毅夫第二句话认为数学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从形式逻辑上看，林毅夫这两句话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这又和林毅夫的“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就必须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相背离。遵守形式逻辑虽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然而又确实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数学，则既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充其量是某种程度上有用的工具之一。如果说一门学科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才是成熟的学科，那么也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如果不是在正确的思维方式指导下，以正确的内容为基础，运用数学只能是文字游戏、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形式再精美也只能是水上浮萍、南辕北辙；数学模型越精致，越是误人子弟，离成功地运用数学十万八千里。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西方经济学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线性思维方式使然；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线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之中。西方经济学用剔除主体性的数学模型方法来研究博弈论的数理博弈论，相当于用力学方法来研究量子力学，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非数理博弈理论，否认了博弈理论中逻辑的普适性，等于说博弈理论可以不需要逻辑来建构，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里方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数学方法，由于本质上属于传统逻辑范畴，其先天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对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解释的苍白无力和缺乏指导意义。霍金用数学方法推出整个宇宙起源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 “奇点”，这个“奇点”不是宇宙、时间真正的起点，而是荒谬的极点。这说明，用数学这种抽象的方法来演绎复杂的过程、推断具体的结论，无异于用树叉来打渔。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59）：评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八）
[ 2013/09/24 19:46 | by admin ]
2013/09/24 19:46 | by admin ]
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是正确的，把人的经济理性归结为选择理性是错误的。
人需要理性，也同样需要把“理性”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人的理性不仅表现在选择，人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
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论与比较优势论属于西方配置经济学范式，而配置经济学源于选择理性。林毅夫：“我是接受贝克尔的看法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选择的科学，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我认为这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理论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⑾“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作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 ⑿按林毅夫的说法，发展中国家是采用比较优势战略还是赶超战略，是决策者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决策者理性选择的依据是利益最大化和要素禀赋。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是正确的，把人的经济理性归结为选择理性是错误的。人的“理性”必须被理性地对待；过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没有理性，或让感性战胜理性，也不足取。人需要理性，也同样需要把“理性”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人的理性不仅表现在选择，人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把人的理性限定在选择，是配置经济学的思辩产物；把人的理性升华为创造，是再生经济学的哲学概括。因此，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价值经济学与价格经济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也有不同的理性标准。人类第一次创业与第二次创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本质不同；在人类第二次创业时期，经济学范式同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因而也有本质不同的经济理性标准。选择哲学与配置经济学一样，其历史背景是小商品经济；创造哲学与再生经济学一起，是知识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随着选择哲学被创造哲学所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将转换为再生经济学范式。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人需要理性，也同样需要把“理性”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人的理性不仅表现在选择，人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
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论与比较优势论属于西方配置经济学范式，而配置经济学源于选择理性。林毅夫：“我是接受贝克尔的看法的。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的选择的科学，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我认为这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理论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⑾“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作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 ⑿按林毅夫的说法，发展中国家是采用比较优势战略还是赶超战略，是决策者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决策者理性选择的依据是利益最大化和要素禀赋。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观察社会经济现象是正确的，把人的经济理性归结为选择理性是错误的。人的“理性”必须被理性地对待；过分“理性”，使之庸俗化固然不行；但没有理性，或让感性战胜理性，也不足取。人需要理性，也同样需要把“理性”约束在合理的范围内。同时，人的理性不仅表现在选择，人的理性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创造。把人的理性限定在选择，是配置经济学的思辩产物；把人的理性升华为创造，是再生经济学的哲学概括。因此，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价值经济学与价格经济学：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也有不同的理性标准。人类第一次创业与第二次创业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本质不同；在人类第二次创业时期，经济学范式同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因而也有本质不同的经济理性标准。选择哲学与配置经济学一样，其历史背景是小商品经济；创造哲学与再生经济学一起，是知识市场经济的时代精神。随着选择哲学被创造哲学所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将转换为再生经济学范式。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梦系列（三）：中国梦是宪政梦
[ 2013/09/20 21:46 | by admin ]
2013/09/20 21:46 | by admin ]
资本主义宪政不是宪政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宪政的缺陷不是宪政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一样。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同一个名词不同的概念
所谓宪政，就是依宪行政。宪政的本质是民主，民主的本质是对权力的监督。通过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使权力依宪依法行政，实现人民充分的自由、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民主、自由、公平、正义不是西方的特产，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宪政不是某个学者、政治家的心血来潮标新立异，不是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理念、模仿西方政治制度的产物，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长期执政的政治保证，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环节。宪政—社会主义宪政—人民民主专政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实际的层层递进关系；社会主义宪政是人类宪政理想和宪政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真正的、完全的、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宪政。当然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宪政并不完善，但绝不能因此自废武功，把社会主义宪政和人类的宪政理想、人类宪政发展的成果对立起来。资本主义宪政不是宪政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宪政的缺陷不是宪政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一样。西方宪政和宪政不能划等号，西方宪政不适合中国不等于宪政本身不适合中国。毛泽东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这就把“人民民主专政”与“宪政”两个概念统一了起来。虽然建国以来我国不再使用“宪政”这个名词，但十八大修改通过的党章一方面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这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宪政”两个概念统一了起来。从以前的党章规定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到这次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说明这个统一是个历史过程。这种和“人民民主专政”统一的“宪政”，就是“社会主义宪政”。“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有着深刻内涵，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长期以来在“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口号下有宪无政、有政无宪、宪政脱节而使人民民主权利无法真正得到实现的现实反思的成果，也是18大党章的逻辑结论，不是什么名称之争。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同一个名词不同的概念。从内涵上，社会主义“宪政”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扬弃。运用西方曾经用过甚至经常使用的政治制度核心概念不是理论不自信、道路不自信、制度不自信的表现，恰恰相反，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建立在对西方理论、道路、制度的扬弃——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没有这种扬弃——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是一种“理论自大、道路自大、制度自大”，而且是盲目的自高自大。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使人民民主专政与宪法脱节，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使宪法成为一纸空文，就是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宪政”这个概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宪政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社会主义宪政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宪政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称的，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宪政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而把更完善的宪政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统一起来的，是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宪政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宪政主体性，没有共产党集中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宪政主体性，社会主义宪政就会和资本主义宪政一样成为少数资产阶级、权贵阶层维护、发展其既得利益的政治工具和遮羞布。所以，如果说社会主义宪政是比资本主义宪政更高级更先进更完善的宪政，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宪政的主体内容。如果我们透过名词看概念、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宪政、真正的宪政就是社会主义宪政、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和目标，社会主义宪政、人民民主专政既是宪政的展开和具体表现，也是把宪政落到实处的具体措施、手段和途径。当然社会主义宪政、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还要通过制度、体制设计更加具体，但具体的方向、目标依然是宪政——依宪法执政，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就是通过科学的制度、体制的设计与建构使社会主义宪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宪政的道路和途径。不管我国现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全国人民，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通过的宪法从形式上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民意，而行政在直接现实性上则代表了长官的意志。宪政，依宪行政、依法宪政，就是要让长官意志从属于人民意志。宪政、社会主义宪政、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把宪政与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即使没有陷于西方资产阶级宪政的泥坑，使宪政成为资产阶级欺压劳动人民的工具，也会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权贵阶级剥夺劳动人民的手段。我们国家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严重的无视人权、侵犯人权、以权代法、司法腐败现象，既不符合宪政的要求，也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那种打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号，干着违背宪法的勾当，错不在人民民主专政本身，而在于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把人民民主专政真正落到实处靠的就是宪政。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把宪政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把宪政和资产阶级宪政划等号，那就刚好为敌视人民民主专政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把违背宪法的账算到人民民主专政头上提供了口实，同时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明确、正确的目标和方向而误入歧途。所以与人民民主专政统一的社会主义宪政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