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28）：评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四）
[
2013/04/27 13:52 | by admin ]
2013/04/27 13:52 | by admin ]
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逻辑、而且符合对称逻辑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
林毅夫：“所谓经济学的理论是用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的几个主要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系。既然经济学的理论是一套逻辑体系，那么首先，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中就必须严格遵守形式逻辑的要求，因为只有严格遵守形式逻辑，几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才能说明清楚。” ④如果仅到此为止，林毅夫只是说明遵守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那也无可厚非。问题是，接下来林毅夫笔锋一转，“因此，方法论规范化的第二个要求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和所解释的经验事实一致。” ⑤这说明，形式逻辑不仅是林毅夫“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且是林毅夫“经济学的理论创新”的充分条件。以形式逻辑为充分条件的“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其结论即使和所解释的经验事实一致，也只能“暂时被接受”⑥并不为奇，出现“当一个现象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一致的理论来解释时，通常也可以通过不同变量的选择组合，而同时形成几个内部逻辑严密并同样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理论”⑦即“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也很正常。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以形式逻辑为充分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可以符合经济现象的某一侧面，但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的整体，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后面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它可以被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证实，同样可以被经济现象的另一方面证伪。用仅仅满足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工作，只能对经济活动产生误导。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在形式逻辑上是严密的，也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的证明，因此在形式逻辑这个层面而言，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国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证明。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既然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符合形式逻辑要求只能是经济学真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仅仅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逻辑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逻辑、而且符合对称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所以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27）：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四）
[ 2013/04/24 07:57 | by admin ]
2013/04/24 07:57 | by admin ]
没有结构的“结构分析”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在只懂边际效率分析不懂边际效益分析的新古典方法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结构经济学
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林毅夫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为杠杆，硬是把他所谓的“旧结构经济学”中原本一息尚存的“结构分析”肢解、还原成了线性平面分析。没有结构的“结构分析”，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悖论。林毅夫：“就政府干预的目标和方式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深刻的差异。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的结论是，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应被限制在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孵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政府还必须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方面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21）如果我们把市场看成立体的结构，那么政府就是市场的要素，政府不在市场之外而就在市场之中。而林毅夫在这里显然是把政府看成市场之外只能处理市场外部性的因素。在林毅夫那里市场是不包括政府在内的二维平面的“结构”。这实际上是披上结构分析外衣的平面线性分析。知识经济时代所谓的“旧结构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边际效益原则上是正确的，它和“价格扭曲”不能划等号，而林毅夫只会边际效率平面分析的“新结构经济学”相对于“旧结构经济学” 从结构分析的方法论角度而言不是前进而是后退。这个悖论说明在只懂边际效率分析不懂边际效益分析的新古典方法的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结构经济学。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我是怎样解悖的（一）：用对称逻辑思维层次法解“说谎者悖论”
[ 2013/04/20 15:45 | by admin ]
2013/04/20 15:45 | by admin ]
解“说谎者悖论”这个挑战人类智慧几千年的经典悖论说明，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的对称是对称逻辑的基本原理
“说谎者悖论” 即“我在说谎”这句话中所蕴含的悖论。这个悖论表面上由“我在说谎”和“我说实话”这两个对立的“命题”组成，实际上这两个“命题”并不等价——前一个命题包含思维内容，后一个“命题”只是前一个命题的语言表达式，因此后一个“命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命题。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把其看成悖论，是由于把两个“命题”看成等价，即都是思维内容和语言表达式统一的命题。只要把思维的两大层次：命题的思维内容和命题的语言表达式区别开来，“我在说谎”这个悖论即可化解。
西元前6世纪，克利特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所有克利特人都说谎。”这句话有名是因为它是一个经典悖论，即“说谎者悖论”。因为如果艾皮米尼地斯所言为真，那么克利特人就全都是说谎者，身为克利特人之一的埃庇米尼得斯自然也不例外，于是他所说的这句话应为谎言，但这跟先前假设此言为真相矛盾；又假设此言为假，那么也就是说所有克利特人都不说谎，自己也是克利特人的艾皮米尼地斯就不是在说谎，就是说这句话是真的，但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又会产生矛盾。因此通常认为这句话是无法解解决的悖论。这是一个困扰人类几千年、因而也挑战人类智慧几千年的表面自相矛盾的无限逻辑循环。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经试图用命题分层的办法解决这个悖论。“第一级命题我们可以说就是不涉及命题总体的那些命题；第二级命题就是涉及第一级命题的总体的那些命题；其余仿此，以至无穷。”但是这一方法并没有取得成效。“1903年和1904年这一整个时期，我差不多完全是致力于这一件事，但是毫不成功。”罗素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他把思维的层次和命题的层次混为一谈。
我是怎样解“说谎者悖论”的：
说谎者悖论根源于混淆了“对与错”同“真与假”两对范畴。“对与错”同“真与假”是对应关系，而非等同关系——“对与错”是内容是否符合事实，“真与假” 只是形式上表述真假。“我在说谎”之所以成为悖论，是由于混淆了这两对范畴，因而混淆了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如果这句话确是假的，只能说明表述正确，而不能使这句话内容弄假成真；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只能说明这句话表述错误，也不等于这句话内容是假的。要把这句话表述正确与否（形式），同这句话本身内部的真假（内容）区别开来。很多悖论都是把表述的正确与否，同表述内容的真与假混为一谈。内容的真假，不因表述的对与错而改变。内容是真的，不因表述错变成假的；反之，内容是假的，不因表述正确而变成真的。把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语言表述形式区别开来不同于罗素的“命题分层”，因为任何层次的命题都有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的关系，任何层次的命题都是思维内容和表述形式的统一，如果不能区别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命题分层的结果是每一层次的命题都会产生悖论。罗素的“命题分层”方法仅仅对命题进行分层，而没有分离命题的内容和表述形式，所以无法解决“说谎者悖论”。在这里对称逻辑通过限定层次范围，使语言的内容和语言的对象对称。“说谎者悖论”这个经典悖论说明，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的对称是对称逻辑的基本原理。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说谎者悖论” 即“我在说谎”这句话中所蕴含的悖论。这个悖论表面上由“我在说谎”和“我说实话”这两个对立的“命题”组成，实际上这两个“命题”并不等价——前一个命题包含思维内容，后一个“命题”只是前一个命题的语言表达式，因此后一个“命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命题。长期以来人们之所以把其看成悖论，是由于把两个“命题”看成等价，即都是思维内容和语言表达式统一的命题。只要把思维的两大层次：命题的思维内容和命题的语言表达式区别开来，“我在说谎”这个悖论即可化解。
西元前6世纪，克利特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Epimenides）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所有克利特人都说谎。”这句话有名是因为它是一个经典悖论，即“说谎者悖论”。因为如果艾皮米尼地斯所言为真，那么克利特人就全都是说谎者，身为克利特人之一的埃庇米尼得斯自然也不例外，于是他所说的这句话应为谎言，但这跟先前假设此言为真相矛盾；又假设此言为假，那么也就是说所有克利特人都不说谎，自己也是克利特人的艾皮米尼地斯就不是在说谎，就是说这句话是真的，但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又会产生矛盾。因此通常认为这句话是无法解解决的悖论。这是一个困扰人类几千年、因而也挑战人类智慧几千年的表面自相矛盾的无限逻辑循环。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经试图用命题分层的办法解决这个悖论。“第一级命题我们可以说就是不涉及命题总体的那些命题；第二级命题就是涉及第一级命题的总体的那些命题；其余仿此，以至无穷。”但是这一方法并没有取得成效。“1903年和1904年这一整个时期，我差不多完全是致力于这一件事，但是毫不成功。”罗素之所以不成功是因为他把思维的层次和命题的层次混为一谈。
我是怎样解“说谎者悖论”的：
说谎者悖论根源于混淆了“对与错”同“真与假”两对范畴。“对与错”同“真与假”是对应关系，而非等同关系——“对与错”是内容是否符合事实，“真与假” 只是形式上表述真假。“我在说谎”之所以成为悖论，是由于混淆了这两对范畴，因而混淆了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如果这句话确是假的，只能说明表述正确，而不能使这句话内容弄假成真；如果这句话是真的，只能说明这句话表述错误，也不等于这句话内容是假的。要把这句话表述正确与否（形式），同这句话本身内部的真假（内容）区别开来。很多悖论都是把表述的正确与否，同表述内容的真与假混为一谈。内容的真假，不因表述的对与错而改变。内容是真的，不因表述错变成假的；反之，内容是假的，不因表述正确而变成真的。把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语言表述形式区别开来不同于罗素的“命题分层”，因为任何层次的命题都有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的关系，任何层次的命题都是思维内容和表述形式的统一，如果不能区别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命题分层的结果是每一层次的命题都会产生悖论。罗素的“命题分层”方法仅仅对命题进行分层，而没有分离命题的内容和表述形式，所以无法解决“说谎者悖论”。在这里对称逻辑通过限定层次范围，使语言的内容和语言的对象对称。“说谎者悖论”这个经典悖论说明，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的对称是对称逻辑的基本原理。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26）：评林毅夫经济学研究方法（三）
[ 2013/04/19 21:22 | by admin ]
2013/04/19 21:22 | by admin ]
林毅夫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政府主导投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之间是一个悖论。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林毅夫遵循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他主张的政府主导投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之间是一个悖论。多数基础设施建设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宏观经济领域只能进行边际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但政府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不是政府盈利，不是为了政府盈利而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而是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健全、产业结构合理、创业环境有利、生活品质提升、资源可再生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盈利化，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相关产业并非是能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把所有产业狭隘地理解成盈利产业，要么使政府陷入盈利的泥坑中，要么使人民背上沉重的包袱。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助长买卖文凭现象，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林毅夫遵循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和他主张的政府主导投资全球基础设施计划之间是一个悖论。多数基础设施建设只有社会效益没有经济效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基础设施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宏观经济领域只能进行边际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必要的，但政府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目的不是政府盈利，不是为了政府盈利而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而是公共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健全、产业结构合理、创业环境有利、生活品质提升、资源可再生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盈利化，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相关产业并非是能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把所有产业狭隘地理解成盈利产业，要么使政府陷入盈利的泥坑中，要么使人民背上沉重的包袱。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助长买卖文凭现象，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25）：评林毅夫“纸黄金”设想（三）
[ 2013/04/17 10:09 | by admin ]
2013/04/17 10:09 | by admin ]
“欧债危机”的实质是“欧元危机”， “欧债危机”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不可行
林毅夫为了给他的理论和战略继续寻找出路，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为由提出了改革以美元“储备货币”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由一家国际货币机构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发行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不但被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挫折所证伪，而且被欧元的实践所否定。“欧债危机”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不可行。“欧债危机”说明：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众多使用国中，只要有一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以邻为壑，使其他国家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使该“储备货币”的含金量受到影响，信誉度受到损害；如果有多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使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成为废纸。所以“欧债危机”的实质是“欧元危机”，走出“欧元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建立欧洲联邦政府，才能有效控制欧元区各国在货币政策上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大致相同的欧元区尚且出现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危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极为不同的全世界范围使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可以说是空中楼阁。虽然林毅夫提到要建立“更大、更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发行国际货币的全球中央银行”，进行“全球政策协调”（36）等等“准主权”性质的机构和措施来作为与他的“纸黄金”相对应的主体机构和措施，但这些机构和措施充其量只能是制定维护汇率规则、监督和有限度地约束各国的货币政策，而不能对各国的货币政策进行有效的行政控制。经验证明：主权和货币是对称的，特定范围的主权和特定范围的货币是对称的；除非建立世界政府，否则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退一步说，如果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成为现实，把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转换成“纸黄金”，只能使我国的外汇储备陷于更大的风险之中。美元的风险只来源于一个美国政府，“纸黄金”的风险则来源于所有国家的政府。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林毅夫为了给他的理论和战略继续寻找出路，以走出全球金融危机为由提出了改革以美元“储备货币”为核心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由一家国际货币机构按照弗里德曼的K比例法则发行单一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不但被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挫折所证伪，而且被欧元的实践所否定。“欧债危机”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不可行。“欧债危机”说明：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众多使用国中，只要有一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以邻为壑，使其他国家受到不应有的损失，使该“储备货币”的含金量受到影响，信誉度受到损害；如果有多个在本国货币政策中采用投机主义行为，就有可能使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成为废纸。所以“欧债危机”的实质是“欧元危机”，走出“欧元危机”的根本途径是建立欧洲联邦政府，才能有效控制欧元区各国在货币政策上的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大致相同的欧元区尚且出现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的危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结构极为不同的全世界范围使用超越国家主权的储备货币可以说是空中楼阁。虽然林毅夫提到要建立“更大、更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发行国际货币的全球中央银行”，进行“全球政策协调”（36）等等“准主权”性质的机构和措施来作为与他的“纸黄金”相对应的主体机构和措施，但这些机构和措施充其量只能是制定维护汇率规则、监督和有限度地约束各国的货币政策，而不能对各国的货币政策进行有效的行政控制。经验证明：主权和货币是对称的，特定范围的主权和特定范围的货币是对称的；除非建立世界政府，否则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退一步说，如果林毅夫的超国家储备货币“纸黄金”的设想成为现实，把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转换成“纸黄金”，只能使我国的外汇储备陷于更大的风险之中。美元的风险只来源于一个美国政府，“纸黄金”的风险则来源于所有国家的政府。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