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23）——评许小年“为宏观调控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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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08 10:07 | by admin ]
2011/11/08 10:07 | by admin ]
该怎样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
——评许小年“为宏观调控正名”
许小年：“为了改善宏观调控，有必要澄清三个基本的概念：(1)什么是宏观调控，(2)如何进行宏观调控，(3)宏观调控与改革及民生的关系。目前在媒体上、政策部门甚至学界中，“宏观调控”的含义被随意延伸，概念的混乱几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因此许小年认为必须为宏观调控正名，以澄清“混乱几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地步”的宏观调控的概念。怎样正名？许小年：“谁说央企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这话连凯恩斯也没有说过，经济学上有理论依据吗？”“目标与手段的对应也意味着‘一石一鸟’，即一项政策只能实现一个目标，例如货币政策顾了通胀就顾不上汇率，反之亦然。‘一石一鸟’的原理不仅符合常识，而且有着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证明，它在代数学中的表述就是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要想确定n个未知数，就必须有n个方程。货币政策怎么可能同时兼顾通胀、汇率、经济增长、股市、房价、民生？土地政策又如何兼顾房价和粮食安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政策多目标的最可能结果就是一只鸟也打不到。”“确立‘一石一鸟’的原则，有助于理清思路，避免多个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紧缩银根以防止经济过热，放开土地供应以降低房价，民生问题则主要靠财政补贴解决。由于没有更多的手段，稳定汇率的目标不得不让位于抑制通胀的需要，人民币因此不得不加快升值的步伐。经济政策永远是成本和效益之间的权衡，不存在马儿跑得快而且又不吃草的万全之计。”许小年：“最后，宏观调控还要处理好与改革的关系。一般而言，后者的重要性高于前者，因为改革是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长远和根本保障。宏观形势可以影响改革的时机，但不能动摇改革的决心，例如不能因通胀抬头就放弃成品油市场化定价的改革，也不能因经济过热就搁置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诚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不能停顿和倒退。”这里许小年提出给宏观调控正名的标准有三条：1、经济学上有理论依据，而他所指的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最起码凯恩斯有说过；2、一项政策只能实现一个目标；3、宏观调控以不影响改革的大方向为前提，而他所指的改革的大方向就是逐步摆脱政府任何“干预”也即取消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自由化。而本人认为，许小年给宏观调控“正名”的三条标准均不能成立，原因在于其中蕴涵的思维方式错误。这说明，要给宏观调控“正名”，首先要解决给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问题。
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
给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复杂系统工程，所谓给宏观调控正名就是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给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复杂系统中合理定位，明确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复杂系统论方法就是给宏观调控“正名”的首要方法。
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社会是一个系统，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一个系统，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不是系统化减弱的过程，而是系统化强化的过程。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单独决定。因此，同样是商品经济，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商品经济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四面包围之下，因此本质上属于农业性商品经济；而西方的商品经济则大部分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独立发展，因此性质上属于纯商品经济。前者由于整体上受制于人身依附关系，所以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动而随生随灭，难以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后者则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所以一般比较容易持续地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当然，除了政治关系外，宗教意识形态、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都对能否进入工业经济社会起了较大的作用。可见，决定经济社会的性质是农业还是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是商品经济一个要素，而是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这里，生产力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它的标志不等于生产力本身；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标志（根据系统的协同律、相关律），其中生产工具可以直观地、典型地作为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但也仅仅是标志而己，而不是生产力本身，更不是决定生产力的根本因素。决定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这两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要素。市场经济是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发展过程，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平面发展过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转型的中国市场经济只有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准确定位、合理解释与科学重建。中国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全息元”，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综合，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因而是典型的社会复杂系统，建构中国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工程。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给宏观调控“正名”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知识经济发展观是全球发展观。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经济重新洗牌，通过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来实现；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标志，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径。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崩溃、世界多元化经济体系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前提；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展开。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目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中国上世纪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接下来3年困难时期的情景在全球范围的放大。通过金融工具来放大、并使其披上现代经济学外衣的金融泡沫与“亩产万斤”的“浮夸风”异曲同工；金融泡沫破灭后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困局，与“大跃进”后人民公社的困境殊途同归。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政府救市即可轻松度过；只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给宏观调控“正名”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转型：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到价值的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扬弃，这种市场体制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是对称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既是历史也是逻辑，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既是层次也是结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实践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转变的“全息元”。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将使中国率先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社会的调节机制越来越简单：从超经济强制（暴力、战争、人身依附关系、计划安排）到市场，从人治经法治到法制,市场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许小年认为只有自由化、无政府主义才符合改革的目标，政府强化宏观调控背离了改革方向的论断没有历史的与逻辑的依据，只是一种预设前提或把结论当前提的范式偏见。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给宏观调控“正名”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既然复杂系统论是宏观调控“正名”的首要方法，那么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要求整体论、全息论即“一石多鸟”、“多石一鸟”相互渗透，“月映万川”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还原论的“一石一鸟”、“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要运用整体论、全息论的思维方式，就可以理解：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把政府宏观调控看成系统工程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内在统一的。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名”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这就是宏观调控正名的实践依据与理论依据，其中也包括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因为经济学的发展如果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将什么都不是，成何“理论依据”。
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名”不但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而且政府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有本质区别。作为系统工程的政府宏观调控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予”的本质区别在于：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政府宏观调控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社会定位不同：国家干予是宏观经济微观化，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宏观调控既是微观经济范畴，也是宏观经济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的主体——国家是系统，宏观调控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宏观调控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以上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概念不同：一个叫国家干予，一个叫宏观调控。“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不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政策“折腾”、 政策危机的根源在于把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位于“干预”而不是经济职能本身。必须把政府“干预”上升为政府宏观调控，而不是否定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经过“正名”的政府宏观调控不但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而且也不同于欧美的“救市”。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这次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与其说是政府宏观调控还不如说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既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也同所谓“向社会主义靠拢”根本不沾边；与其说是解决金融危机，还不如说是抱薪救火，用纳税人的钱为投机分子买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作用本来就不应该体现在救市上。所谓“救市”，就是由于投机造成的股市、房市泡沫破灭，造成投机者利益受损，要政府出来买单扶持。在美国这样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一直不能、也无必要区分投机与投资二者的本质区别，任由投机泛滥；那些投机者利用金融全球化的机会和他们娴熟的投机技巧，利用金融创新工具，大搞金融投机。赢了是自己的，输了让别人买单，从而形成了无限制的、越吹越大的金融泡沫。如果泡沫小，他们可以运筹帷幄、胜券在握、得心应手、手到擒来；如果泡沫大到失控的程度，一旦泡沫破灭，他们才发现，在拖别人下水的同时，也连累自己整个国家的信用和国际地位，有可能危及自己整个国家经济体系的基础。这时国家政府不得不出来为投机者擦屁股。这是自由资本主义完全自由市场发展的必然恶果，政府救市只是事后补救，以挽救国家经济体系不致崩溃而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与正常的国家调控有本质的区别。但这客观上揭示了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必然性，因此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破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一开始就不应该让投机泛滥。而且事实上就我们国家目前的投机规模来讲，投机形成的泡沫即使破灭，也不至于到了威胁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国民经济崩溃的地步。这时如果股市下跌房市下降就要求政府出面“救市”，简直是开市场经济的国际玩笑。真正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救市”，是从根本入手：1、重新定位中国股市、房市，杜绝任何投机行为，并规范配置措施。股市和房市本来就不是投机、圈钱的平台；投机者通过股市和房市圈钱，只是市场经济的异化。填补投机者亏空的所谓“救市”、“托市”，只能是慢慢失去诱惑力的钓饵；可以一时起作用，不能常久起作用。目前的股市、房市冷暖是老百姓觉悟程度的晴雨表，而不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也不是企业经营状况的晴雨表。所有对于股市、房市的预测都只是一种炒作手段，对于大多数人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实际“参考”价值，中国政府没必要随风起舞。2、提供政策资源，扶持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3、大量发行国债。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基本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由国债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其收益通过项目直接收益、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来保证。这些国债可以由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认购，也可以由民间认购。大量发行国债搞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国际金融峰会与其动员各国政府帮助美国政府救市买单，远不如让各国领导一起研究制定国际金融新规则、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进行国际范围的“宏观调控”。
既然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名”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那么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理论依据、通过对政府宏观调控正名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为系统工程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为系统工程的理论依据问题，首先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是经济学范式、以及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抑或马克思的经济学，决非在旧的范式中进行“补丁”或采用某种数学模型就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得到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完善、更先进的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必须有比西方现代经济学更先进的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理论依据，也是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经过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国家调节”、“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范式语境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完整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予主义的本质区别，难以正确把握宏观调控正名的理论依据，难以正确把握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为系统工程的理论依据，也就难以真正对宏观调控正名。而许小年的所谓“对宏观调控正名”，实质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范式框架中“对宏观调控正名”，这样的正名只对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范式语境有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参照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范式语境无效。
市场经济是复杂系统；对称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基础、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理论依据。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范式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来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方法论依据。
对称的视角，就是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不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视角。对称，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发展方式转型与制度转型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改革就是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为对称。
五度空间观的视野，就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对称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带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使经济发展的五度空间属性得以充分展示。经济全球化是空间概念，经济一体化是层次概念。一体化意味着本原化、高层化、稳定化。全球化是一体化的基础，一体化催化全球化。根据五度空间方法论，知识经济是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改革是时空层次相对称的五度空间的模式；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中国市场经济要不要宏观调控、怎样调控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也不以西方的经济学为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五度空间的，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相对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知识经济、转型经济、智慧经济、融合经济、回归经济、共有经济、时间经济、空间经济、层次经济、再生经济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统一；含政府宏观调控在内的中国模式——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离开五度空间观的视野无法理解这个过程。
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就是市场经济有序与无序相统一的视野。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关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人可以通过自觉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所以妄想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切割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由于市场经济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在环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可分离，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对称哲学、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对称经济学，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根据上述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给“宏观调控”下这样一个定义：政府宏观调控是以政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通过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实现以经济主体为主导、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核心、经济结构平衡、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行为。由于行政手段包括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经济手段包括财政投融资与货币手段，且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互交叉，所以政府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政府宏观调控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给政府宏观调控作这样的“正名” ，是我们对宏观调控具体内容“正名”的前提。
政府法人人格化与权贵经济
许小年：“谁说央企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这话连凯恩斯也没有说过，经济学上有理论依据吗？如果调控经济成为政府经营企业的理由，那我们就回到计划经济好了。楼价调不下来，是不是要把房地产业国有化？然后命令国有地产商降价？是这个逻辑吗？国企就能执行调控的任务吗？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国有地产商不但不降价，反而接连拍出帝王？大蒜、绿豆涨价，是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吗？现在的胡说和辩护已经到了不讲理的地步。”“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就是在市场上把审批权套现。如果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会取消市场，没有市场，手中的审批权就没地方套现。权贵转化为经济利益，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很危险，这是印尼苏哈托的路子，菲律宾马科斯的路子，压制民众的权利和企业的权利，与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央企资产扩张得很厉害啊，从2002年的7万亿增加到2009年的21万亿，还说没有国进民退，睁眼说瞎话。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政策饭、垄断饭吃得很舒服，谁还会费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赚钱，但有多少是垄断利润？如果放开竞争，它还能赚钱吗？它垄断了，别人就没机会，这就破坏了社会公平。既没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国家安全啦、支柱产业啦，种种为央企垄断辩护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经营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民企不能发展支柱产业，从根子上和源头上歧视民企。”
垄断行业民营化，将是官商勾结、投机横行、合法牟取垄断暴利的沃土，而投机横行将“既没效率，又不公平”，造成两极分化，严重危害我国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要杜绝投机就必须把垄断行业收归国有国营。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以社会为参照系而非以企业为参照系，垄断行业由国家来经营对于民企是不公平的但对于社会是公平的，央企确实是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公平的工具；但经营者可以竞聘上岗，垄断利润属于国家。目前房地产属于垄断行业，本来就不可以民营。这样一可以避免价格虚高，二可以避免豆腐渣工程。所有国有国营企业，其财务必须向全民公开，受全民监督，真正体现国有就是全民所有，实现民有民营民享。国有企业产品价格要实行听证制度，而不是暗箱操作。这是反对两极分化的必要措施，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许小年的误区是把自然资源的垄断和权力垄断划等号，把自然资源垄断“经营”的国有企业和权力寻租划等号，然后进一步把国有经济和权贵经济划等号；他的善于定量分析的大脑总是看不到表面相似的东东后面的本质不同。自然资源的垄断并不构成权力垄断的基础，自然资源的垄断也并不天然就是权力寻租的根源。只有权力垄断才使自然资源变成权力“资源”；如果权力属于人民，垄断的自然资源必将为全体人民服务。这里，只有人为垄断才是资源“垄断”转变为垄断资源的催化剂。认为资源 “垄断”天然成为权力寻租的 “温床”，在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之间划等号，表面上是反对自然垄断，实际上是肯定人为垄断，无异于为权力寻租提供理论依据、开绿灯，说他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或者说他是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更恰当。一个国家里所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资源，其产权只能属于国家；使用权的分配如果采取诸如招投标的公开方式，并采取措施杜绝任何暗箱操作，完全可以有效避免权力寻租。认为要杜绝权力寻租就要改变自然资源的国家垄断性质，就要分光使之私有化，是把产权明确与私有化混为一谈，把自然垄断与权力垄断混为一谈，把国有制、自然垄断同权力寻租混为一谈，把国家权力、任何权力与腐败混为一谈。这是私有化情结对思维方式、学术范式的渗透，然而是消极的渗透，其结果是逻辑混乱。
相对于自然资源垄断，社会资源的垄断更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现实基础。因为社会资源的人为垄断——通过“官本位”，通过理论、政策、机制设计出来的垄断，往往一开始就是为权力寻租提供空间。任何一项政策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能孤立地看，而要看其产生与实施的社会条件。在权力垄断没有打破的情况下，任何人为设置的社会资源垄断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租源。“双轨制” 也一样。从字面上看，“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所必须的过渡态；但在中国当时的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大环境下，“双轨制”确实成为腐败机制的突破口；中国后来的大面积腐败，其源头就在于“双轨制”；以致我们可以说“双轨制”是腐败机制，是机制造租的模本。自然资源之所以能转变为权力租源，其途径正在于“双轨制”或其演变形态。
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的真谛是平等，平等的本质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的前提是市场主体人格化。只有人格平等，才有机会平等、竞争平等，才有效率。既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也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那么政府人格化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的环节。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通过权力寻租、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富民穷或“衙富民穷”。在各地政府与百姓的利益“博弈”中，政府是强者，百姓是弱者。通过政府法人人格化，确立政府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有利于制定一套各级政府间财税分成科学合理的“合约”机制，通过落实各级政府的法人劳动力产权，提高各级政府的法人主体性、提高各级政府发挥制度生产力的积极性，使各级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起有效调控作用的、适格的经济主体；有利于借助法律、道德和舆论的力量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活动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不会为了政府自身利益而无限制地侵犯人民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处于人格平等的地位，政府的清廉高效才有法律保障，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运用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政府投资的企业——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才会得到平等的解决；有利于使政府和公民一样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政府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源，使改革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把政府排除于市场之外，表面上是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实际上是使政府超脱于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为政府为所欲为提供世外桃园。通过使政府法人人格化，使政府法人权利义务挂钩，从而提高政府施政能力，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而反对腐败、提高政府清廉度、保持政策稳定性等等，只是提高政府施政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所以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权贵经济不能划等号，只有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才能异变为权贵经济。权贵经济的形成，并非都是通过权钱交换这样的“硬特权”来实现，而是更大程度上通过“权权交换”这样的“软特权”来实现。“权权交换”，看不见摸不着、化无形为有形，然而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更大程度上侵袭着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并借市场经济的大潮累积成权贵经济阶层。“权权交换”的“软特权”形成于我国现有的干部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系网”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会发展成权贵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如果发展到形成各领域中“诸侯”割据的局面，就会成为权力垄断-投机-哄抬物价-两极分化的社会根源，社会财富将源源不断地通过“国富民穷”、衙富民穷、官富民穷的渠道，实现从权力所有到权贵所有、市场经济向权贵市场经济的过渡。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学认为“官本位”、“关系网”演变过来的权贵经济是转型国家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赎买，是经济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把传统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定位成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把改革定位为资本原始积累。我们同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之间之所以永远扯不到一块，焦点就在于对转型的定位不同。转型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是绝对不容许既得利益集团干扰，也不容许对他们进行所谓赎买的；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只能通过民主与法制来解决。所以权贵经济的形成并非政府经济职能的必然产物，从“走后门”演变为权贵经济并非宏观调控的结果，其解决的途径也不是什么政府退出经济领域，而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治对权力的制约来解决。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与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议事日程，二者都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要求。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这就是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总需求”、“总供给”、“经济过热”都是虚幻的概念
许小年：“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始终是关于总量的，“过热”意味着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而“局部过热”的说法将总量偷换为具体行业、具体市场甚至具体产品的暂时供需失衡，是为计划体制下行政管理的卷土重来做舆论的铺垫。同样，通货膨胀意味着价格总体水平的上升，将通胀解释为个别产品价格的上涨，除了文过饰非，就是为具体产品价格的行政管理发放通行证。”在这里许小年把宏观调控看成是调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使之均衡的手段。问题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是货币经济学的范畴；只有抽象的货币经济学，才有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者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说法；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或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的情况。只有结构失衡而造成的局部供求失衡。只有货币经济学才会把质上的失衡抽象化为量上的失衡。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只要要素与结构对称了，就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意义。“总量失衡”是个虚幻的问题，建立在“总量失衡”这个虚幻问题基础上的“经济过热论”只是心动，而非风动，更非旛动。通货膨胀与金融危机都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同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对称造成。配置型经济是投机盛行的土壤，而投机盛行是金融危机与表面“经济过热”的催化剂。只要把配置型经济转变为再生型经济，投机将无从兴风作浪，经济也就从此不再“过热”。
许小年在抽象地提出“经济过热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抽象地提出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并把抽象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归因于投资增长过快。许小年：“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政策层面上的反应似乎是犹豫不决、求全兼顾，措施上则习惯性地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杠杆，以致政策目标相互矛盾，顾此失彼。宏观调控已有数年，内外部经济失衡未见明显缓解，政府的政策公信力受损，未来政策的实施会更加困难。”所谓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生产性过剩”，“生产性过剩”的背后，是结构的失衡。从目前来看，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消费预期就是民众对自身长期有效消费能力的评估，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是有效收入能力评估值与有效付出能力评估值的加权平均值。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而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例如，房地产只有在真正开发地产、挤掉泡沫、提高人的消费预期——消费信心指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经济的作用。而高房价政策与房地产泡沫，以及大量耕地被占用，是降低人的消费预期、阻碍经济发展、造成结构失衡的罪魁祸首。高房价通过消费预期危机严重拉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高房价会促进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为幌子，为房地产涨价提供理论依据，只是一场经济骗局。放水养鱼、与民生息、藏富于民，是消除老百姓消费预期危机的根本途径；停止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高房价政策，才是与民生息的必要措施。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主体是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发展与经济规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人的理性预期包括消费预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积极的消费预期将促进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消极的消费预期将造成消费疲软、发展阻滞。对于那些把经济活动看成只是物和物相互关系的经济学家来讲，认为房价越高越能推动经济发展符合他们的理论背景与思维惯性，而理性预期对经济活动的作用、消费预期危机对经济的打击似乎在他们的理解力之外。但这种主流经济学与客观现实的反差，与其说是给了主流经济学家们抽入断水的机会，还不如说是为经济学范式的转移提供了契机。因此，所谓生产过剩，只不过是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此起彼伏都是经济结构失衡而自发调节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经济过热、生产过剩。从主体论的意义上看，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就是消极的悲观的经济学；经济过热论，就是这种悲观经济学的产物。反过来，“过热论”又成了束缚人们手脚的紧箍咒，用降低经济总量来取得消极的平衡，并为以后的再一次“过热”埋下了伏笔。对称经济学是宏微观相统一的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通货膨胀，不应该到经济发展速度与就业率中找原因，只能在宏观政策上找原因。经济“过热论”的根源：狭隘的增长观。为增长而增长，就会出现过热。但如果用发展统驭增长，经济就不会过热。失衡的增长观。把结构失衡等同于经济过热，把局部过热等同于整体过热。失衡的金融体制。把“经济过热”归结于投资增长过快，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同样是投资拉动，是与直接投融资组合还是与间接投融资组合，后果截然相反。泡沫经济的根源，不在于投资拉动，而在于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贷款膨胀。挤掉泡沫不是放慢投资增长速度，而是改变金融体制。
与生产过剩只有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不同，“流动性过剩”则有两种情况：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即货币总量超过有效经济总量，造成货币效率降低、货币过剩；相对的流动性过剩，即经济结构失衡，无从发挥货币的再生功能，造成货币效率降低、货币闲置。
“流动性过剩”会造成通货膨胀、投机猖獗，使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如果是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只有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解决相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最好方法，则是减少无效投资、增加有效投资，如把现有的外汇储备转变为有效的基本建设投资。在目前看来，基本建设投资，只会有效不会无效。一条京津高速城铁的建设成本按一百对列车计算，也才不过4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2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全部拿来建20条这样的高速城铁，它所带来的，是时间效益、速度效益、空间效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国性规模经济效益。就空间效益这一点，就可以使土地再生、平抑房价，打破房地产商的垄断，并带动其地方面的物价下降；它的时间空间速度效益带动的产业重组，直接间接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增加供给，又可以进一步平抑物价。所以要走出“流动性过剩”困境，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抽象的投资增长过快“一刀切”的办法只能造成经济衰退，并酿成经济危机。“一刀切”办法的方法论根源在于“流动性过剩”概念的抽象化，抽象的“流动性过剩”概念源于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源于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认为经济存在过热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发展“均衡点”理论。“均衡点”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均衡点”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如果把绝对的流动性过剩理解成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失衡，那么把通胀归咎于结构失衡是正确的，但把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归咎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把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归咎于投资增长过快，就是吃错药乱弹琴。如果投资增长过快会造成物价上涨，那么停止投资就可以降低物价？胡扯！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关系看成基本的结构关系，是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基本比例关系“原理”的引申，是“范式”滞后的产物，结果必将造成理论脱离实际。所以要走出“流动性过剩”悖境，必须先走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悖论。
宏观调控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
许小年：“顾名思义，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宏观政策”和 “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两类，并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政府不管供给，自然也就排除了所有以“优化结构”为名的调控措施。实践中，计划体制的失败早已为“优化”的努力做了结论。从理论上讲，优化的前提是最优结构的存在，并且政府对这个最优结构的把握比市场更为深刻和更为全面。然而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信息能力。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怎么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又怎么可能合理安排社会经济活动？正因为意识到政府的局限性，我们于30年前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改革，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根据宏观政策和预期市场环境的变化，微观单位做出投资的调整，由此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因为它最有效地衔接了社会供给和需求。换言之，‘最优产业结构’是市场自发活动的结果，是在无数市场参与者的趋利活动中形成的，它不可能被任何个体(包括政府)所事先预知，当然也就不可能作为政策的目标。”“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
政府不管供给吗？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仅仅靠微观经济行为在工资高低、现有企业就业增减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发钱、发购物卷、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业税费减免来激活低迷的国内市场，无异于杯水车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还是长久的战略，不由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决定。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市场靠消费，消费靠就业，就业靠企业。企业靠什么？企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使这个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充分放大、充分表现而已。“应急”有可能使人大彻大悟，“急中生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观天的“微观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会固守自己原来范式的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宏观调控、政府投资与计划经济之间划等号。
许小年认为之所以“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是由于“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也就不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只有“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也就是说，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的信息比宏观经济主体即政府的信息要更充分、更对称。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是天然对称的，因而可以对自由市场放纵，源于理性预期学派所提出的所谓“有效市场假说”。这一假说主张，一种资产的价格含有全部相关信息，不可能受到系统化的高估或低估。正是因为各方普遍相信这一理论，才导致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信贷泡沫并不存在”这一观点盛行一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在1999年废除了1933年银行法，推出新的银行法就不再对商业银行从事金融投资进行限制。此后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不断放松，再加上实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华尔街金融投机无限膨胀，带动了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泡沫的扩大，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造成两极分化，酿成萨金特难以解释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游行。这说明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并不对称，微观市场并非有效；也说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之一，要维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离不开政府的金融监管，否则必将酿成金融危机。这说明政府宏观调控必须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而非以所谓“调节社会总需求”为目标，手段也离不开行政手段而不是仅仅是“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一纯经济手段、纯数量手段。
从弗里德曼开创“货币主义”以来，为了给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进行精确的定价和分析，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喜欢用数理模型和定量计算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金特的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与西姆斯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其数据是对政府与“理性经济人”“预期”之间长期博弈的统计结果，这对于政府与“理性经济人”之间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是有用的，在这个成果基础上可以使政府与“理性经济人”的预期之间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博弈，但对于真正的政府宏观调控没有任何意义。在现实上，要使宏观调控真正有效地落实到实处，使政策方针宣示、具体政策制定、政策实际执行相互衔接，公平与效率得以统一，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应该按照公平与效率一致的原则来设计，最终形成宏观经济机制。宏观调控的中心是社会系统的对称，包括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与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健全的民主与健全的法制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产业结构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主导与制约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落实和体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
“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两句话说明，无论是许小年还是哈耶克都是从信息认识论、计量经济学而非从信息控制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宏微观领域的信息对称问题，得出政府根本就不具备以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的信息能力，这是方法论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使他们把结论当前提，对策论与博弈论、控制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有本质的区别。正像许小年说的，由于“经济人”有理性预期，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所以仅仅通过信息统计、经济计量行为和纯数量着眼的经济刺激政策来解决经济主体的信息对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是包括社会行政控制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西方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与博弈论恰恰缺乏社会系统工程范式，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范式。所以他们永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问题，也永远不可能使博弈论升华为对策论、计量经济学升华为控制经济学。他们的有关“制度设计”、“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案，均属于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的范畴；根据他们的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原理制定出来的政府刺激经济政策只能“按下葫芦浮起瓢”，永远无效。他们之所以要把实践中屡屡碰壁的“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信息是否对称问题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组织行为学意义上的；也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扬弃预期、引导预期、符合预期，从而使信息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因此，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不是数量统计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经济控制论、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学问题。这对于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量统计、数字游戏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的。
控制经济学意味着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的控制、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提升。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控制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整体框架，也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控制经济学看来，计划以及通过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舆论来实现计划，是优化配置资源、并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必要途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从信息经济学上升到控制经济学，根源于他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祟。要理解控制经济学，就必须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才有可能；而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似乎钻牛角尖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拿手好戏，要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社会经济系统统一起来研究，恐怕有点力不从心。同时，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控制”经济，好像会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留下空间，为他们所围剿的“社会主义”留下突破口。因此，他们只会在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至于怎样使信息不对称走向对称，只能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这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只能落伍。因为在信息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政府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即客体本身的静态的信息，一个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即主体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准、合作态度。而这两方面，都可以、也只能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宏观调控以产业政策为主导
许小年：“经济结构是靠市场调整的，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从来就没调整好结构。结构调整通过市场的择优汰劣完成，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政府怎么知道哪些行业应该发展，哪些行业不该发展，哪些企业有竞争力，哪些没有？即使知道，它会扶持优秀的民间企业吗？它只会扶持国家队、“共和国长子”(国资委领导语)，也就是央企，因为央企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嘛。”“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各部委颁布的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如此界定宏观调控，看似过于拘泥词义，未免狭窄与刻板，实际上却有着坚实的法理和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宏观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只能是总量，经济结构只能靠市场调整，政府只能无所作为，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吗？NO!在国民经济系统的建构与健康发展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不但是必要的环节，而且是主导的环节；如果确有必要扶持具体某些央企，那么扶持这些“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的央企”也是体现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对于宏观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发展模式。发展就是解决人类外部性问题。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证明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观念，调整产业政策，把原来的所谓“外部性”纳入市场经济内部来定位，把原来属于外部性的因素纳入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制定政府新的产业政策。这样的 “新兴产业”有：环境保护工程。要把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为产业政策，纳入国家财政投资范围。灾害防范工程。任何天灾都要通过人祸起作用；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起码未达标。腐败防治工程。据统计，社会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而腐败直接间接给社会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起码占社会交易成本的50%以上。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共产党，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引导作用；作为执政党，共产党还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领导作用。这样就可以消除自由主义与干予主义的对立。国民素质工程。国民素质工程不是国民文凭工程，而是国民知识、法制、诚信、民主、能力工程。以上四项产业化，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予以开发、建设，以消除所谓“外部性”问题、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变发展模式仅靠民间力量无法进行。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增长方式。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分为资源增长型、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资本增长型、知识增长型。房地产产业就货币形态来看，由于其对GDP的贡献主要靠卖地，所以主要属资源增长型；就实物形态来看，主要是产品增长型与资产增长型。无论是资源增长型还是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脚步不相称，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赚钱多的是支柱产业，房地产是GDO大户，所以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能带动再生生产力发展的是支柱产业，基本建设有投资的乘数效应，投资有消费的乘数效应，是资源可再生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发展观。是否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政策取向的背后，是不同的发展观：是以GDP增长率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是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如果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那么首先“地”是支柱产业；而地是怎么来的？开发来的。开发有外延和内涵两方面，其中应该是外延开发带动内涵开发。而外延开发，靠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可以加速外延开发，而且可以使外延开发转变为内涵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谁来进行？政府，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组成的系统工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离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定位金融体制改革，离开金融体制改革建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只能是舍本求末。实践证明：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不仅是靠外汇管制、人民币不可完全自由兑换、汇利率高低、人民币升贬、巨额外汇储备等来“干预”，也不仅仅是靠“理性预期”的调整、“危机预警”的掌控。“干预”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仅仅着眼于金融政策与监控措施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将捉襟见肘、左支右绌，难以抵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为整体框架，体现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的一致、经济主体性与经济规律性的统一。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仅靠民间力量根本无法实现。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国民经济系统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系统结构中，知识经济与创业经济是对称的两个基本层面。知识经济是创业经济的主导，创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前提、动力与落脚点。没有创业经济，知识经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知识经济只有同创业经济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对传统经济相容超越的经济形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 “为有源头活水来”，原创思想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再生型与福利型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和落脚点。国民创业体系也是是系统工程。创业系统工程从宏观来看，就是人类二次创业工程。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如果说，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那么建立国民创业体系也同样是鼓励创业、保护创业的社会系统工程。创业自由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平等竞争的保障是法制环境，法制环境的基础是司法独立、民主选择、民主监督。创业系统工程从中观来看，就是民间的创业潮。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创业系统工程从微观来看，就是建构创业工程的主体——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创业系统工程从程序上看，是创新→创造→创业→创业工程→国民创业工程的逻辑进展，是市场经济体系→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知识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是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的整体延伸。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与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相互关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国民创业体系的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没有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更要建设创业型国家。但没有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将落后于知识经济时代。在国民创业体系基本建设投资中，最大、最基本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基础科研的投资，其次是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的投资。因为只有基础理论的突破，才有新技术诞生；只有新技术的诞生并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项目，才有新能源、新材料的产生，才有再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而这些基础理论的突破、新技术开发、转化与运用，不仅仅是加大货币投入就能解决问题；更根本的，是科研人员的整体素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问题。这就牵涉到科研和教育体制问题。创业工程，使效率与公平、政府调控与经济自由、增加就业与货币稳定、消费扩张与生产发展等许多似乎对立的东西建立起对称关系，使之相辅相成；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就是建设对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仅靠民间力量根本无法实现。
政府宏观调控的途径：货币稳定财政积极
许小年：“宏观政策不以供给结构为目标，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结构没有影响。以利率政策为例，若运用得当，可实现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的结构调整。当利率上升时，资金成本增加，企业会重新算账，取消预期投资收益低于资金成本的项目，将资金转入投资净收益仍然大于零的领域。这样的调整是基于效率的，由市场择优汰劣，而不像产业政策那样按行业“一刀切”。因是自愿调整，既不存在 “下有对策”的困扰，也没有主观判断所引起的社会公正性问题。”许小年认为只有以利率政策为手段的宏观调控、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目的才是正当的宏观调控，而且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通过行政性产业政策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是不正当的，而且效果不好。许小年在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框架中定位货币手段，放在这里是时空错位。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不成热时期，货币属于宏观经济领域，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小，货币将逐步从宏观经济领域下降到中观、微观经济领域。用货币来说明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将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一种表现，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家本领。在稳定型经济中，货币政策只有稳定，而无紧缩性与扩张性；正好像经济发展只有失衡而无“过热”一样。银行只能国有；民营银行要纳入投资银行，民间间接投融资要纳入直接投融资框架中才能有序运转。在实践中，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这种小聪明也是配置型经济学的悖论之一。同时，以利率手段来调节经济，必然带来利率不稳，而利率不稳定必然带来经济不稳定，因此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就是保持利率稳定。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姆斯以\"矢量自回归\"模型为依据，研究出分析经济状况如何受短期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的方法。例如，运用这种方法检验中央银行加息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加息后，通胀率通常需1年至2年才下降。对于自己获奖的研究成果，西姆斯认为央行应用最广泛的是“试图找到货币政策的效用”。他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一种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方法。本人认为，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利率稳定，通过利率稳定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舍本求末、随行就市，或者去追踪统计利率水平与通胀水平的相关系数。利率稳定体现币值稳定，但利率稳定不等于利率固定；利率应随着币值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的根据只能是币值变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利率变化只能是货币价格的变化，而货币价格变化的依据只能是货币价值的变化。“利率稳定—利率确定”要成为基本的货币政策：利率高低的后面，是币值的高低；币值高低的后面，是人民财富的增减。因此，“货币手段”——“利率手段”本来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她）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她）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淘空，是政府的职责。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利率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两极相逢，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因此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当然利率稳定也不等于利率单一，可以根据不同的借贷对象、目的，制定不同的利率标准。但这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的，只能是同一个货币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价格后面，反映了同一的价值——在不同的风险系数、不同的周转速度、因而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其币值是等价的。利率标准的区别对待，不但未否定货币的稳定性，而且恰恰证明了货币的稳定性。利率稳定=利率确定≠利率固定≠利率单一。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所以许小年玩利率政策的宏观调控是在玩火，真正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只能是货币永远稳定财政永远积极。
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许小年：“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政策饭、垄断饭吃得很舒服，谁还会费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赚钱，但有多少是垄断利润？如果放开竞争，它还能赚钱吗？它垄断了，别人就没机会，这就破坏了社会公平。既没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国家安全啦、支柱产业啦，种种为央企垄断辩护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经营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民企不能发展支柱产业，从根子上和源头上歧视民企。” “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大蒜、绿豆涨价，是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吗？”许小年之所以把央企和破坏公平效率划等号，因此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范式偏见，另一方面也是央企自身的定位模糊。
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政府宏观调控、结构调整的根本目标与落脚点。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土地、矿山、河流等重要资源以及自然垄断的产业必须由国家掌握并有计划开发、使用、经营。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国有企业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本来不是价格经济学范畴中的利润，而是价值经济学范畴中的效益。把所有东东包括公共品都拿去产业化以使利润最大化，比如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搞得学校不像学校倒更像企业，破坏了社会机会公平原则，以致央企成为政府与“民”（不是民企的“民”，而是老百姓的“民”）争利的手段，本来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也是机械照搬照套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结果，与真正的宏观调控无关，反对这样的“产业化”或把部属高校演变成“央企”恰恰是真正的宏观调控的内容，所以不能因为这些“产业化”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而整体否定央企、否定宏观调控。事实上，正是许小年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极力鼓吹社会货币化、社会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社会价格一元化，才把北大、清华这样的部属高校搞成“央企”的，所以许小年们反对央企和他们宣传的理论对立。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得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自然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自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作为高度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房地产产业就货币形态来看，由于其对GDP的贡献主要靠卖地，所以主要属资源增长型；就实物形态来看，主要是产品增长型与资产增长型。无论是资源增长型还是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脚步不相称，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房地产投机是民营和自然垄断相结合造成的目前中国最大的投机，房地产投机已经快速催化中国两极分化，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所以房地产监管与金融监管一样，都必须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的，因此不需要凯恩斯的批准。为了促使和鼓励各地政府对开发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监管，促使和鼓励开发商开发荒地、山地、边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房地产企业只能国有国营，但产品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而只能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听证后制定。只有这样，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房地产业才能真正回归理性，GDP增长数据才能挤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而大蒜、绿豆由于不是自然垄断产品，其投机涨价完全是由民间投机造成，只要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即可处理，没必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来打压。许小年把“房地产”和“大蒜绿豆”混为一谈，说明他头脑里没有“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因此他无法给央企以合理的定位、无法给宏观调控正名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禁止私人、民间、外资在中国开办或参股银行和保险公司是必要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应全部国有国营，不得上市融资，并限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范围，使其不致成为投机的工具；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除了可以购买国库券外，严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参与直接投融资业务；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投行与银行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投行通过直接投融资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严禁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必须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整体上，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淡化银行功能、强化财政功能，并把提高财政能力作为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要抑制配置型“创业”，从数据源头挤掉金融、GDP中的泡沫；要建立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经营体制、国内市场为中心同国外市场相统一的市场体制；要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用国有企业的资金来炒国有企业的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其结果是助长股市泡沫，增强国企圈钱力度；在国有企业的钱从这个口袋到那个口袋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中饱个人私囊，另一方面使散户的钱大量流失。中投公司的美元本来就是来自用增发人民币收购进口企业美元而来，如果不能在实物进口上弥补市场空缺，将使国内通胀持续，使全体国民财富受损。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全体一致通过”的玩钱游戏。玩钱、投机，只会使原来的出口导向、掏空国内市场、货币虚高造成的通胀雪上加霜。央企的作用应该是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防火墙，保障国内国际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央企的定位正确、准确、明确，那么央企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保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有力工具。
农村土地国有制与政府宏观调控
许小年：“要从立法上明确农民个人的产权，取消集体所有制，土地才能入市。现在农地入市，流通的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解决不了问题。我在湖南做过调查，农民自发组成了合作社，他们反映，合作社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得不到银行融资，不能用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因为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所有权。银行问他们，你贷款还不了的时候，我能卖你抵押的土地吗？如果不能卖，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为抵押品。所有权是绕不过去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以个人所有权作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改革推不动，原因就是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本人认为，解决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是农村土地私有制，而是农村土地国有制；只有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把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与保障农民利益有机统一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在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看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从农村土地入手；不但要从扩大农民土地经营权入手，而且要从明确土地所有权入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产权瓶颈，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的基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在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可以从法制上有效避免农村土地经营权吞并所有权、使农村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杜绝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经营权扩大之间的不对称形成的、供“正经歪唱”的政策漏洞与寻租平台。确立农村土地国有制是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出台必要的法制前提与配套措施。
解决三农问题，要用市场经济，而不是用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来定位“三农”问题，把“三农”问题看成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环来解决。目前从执政党和国家政策可以决定土地承包期长短来看，在事实上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包括其村社集体组织并不拥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这种理论（含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不对称，使农村土地产权处于模糊状态。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之一，是产权明确；所谓产权明确就是明确产权主体与产权边界。首先是明确产权主体。产权主体无非是个人、集体、股份制、国有制。鉴于我国历史原因和社会制度，土地分给个人的土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而股份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可能，土地股份制也就不可能。由于村社集体组织的临时性、可变性，所以由村社集体组织作为产权主体，将造成主体不确定、主体缺位。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主体明确；同时由于国家的至大无外性，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的边界明确。也就是说，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的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成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适格的基础。农村土地产权明确，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为农村市场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土地所有权国有与土地使用权流转互为前提、提高农村土地所有权公有制的层级同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权灵活性的程度相辅相成，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在加快市场化改革、搞活微观经济、搞活农村微观经济的同时，保证我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土地流转化演变成土地私有化、变相私有化、土地资本化，避免土地资本化造成的“圈地运动”使农民流民化、赤贫化，根除中国几千年来因土地私有、土地兼并引起两极分化、朝代更迭的源头。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的基本建设。农村的基本建设，包括信息化建设与知识化建设。前者主要指信息高速公路，后者主要指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这两方面只有政府投入才有可能做到。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把土地全部国有化的同时，投资农村城镇化必须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水利、水电、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建设，并通过小额货款，扶持农村创业工程。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使农村土地使用纳入国家宏调的一盘棋中，以实现整体规划。通过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和农村创业工程的扶持力度，提高土地和农村劳力的效率，解决农村大量的实际失业问题。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统一土地产权归宿是统一管理的前提，统一管理是规范管理的前提，规范管理是有效管理的前提。土地国有化，为严格控制土地实用，避免扩大土地经营权演变成官商勾结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新一轮两极分化的源头提供法律依据。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使用的制度，不但对于农民产权有名无实，对于集体来讲，土地所有权也十分虚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虚弱的产权“主体”在各地政府面前处于弱者的地位。为了使自己能转干、提拔，不少农村干部迎合上级行政领导的口味，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使农村滥用土地、耕地、良田近乎失控。如果促使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这种情形肯定会更严重。产权模糊与产权主体弱势地位的结合，使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化。相比之下，农村土地国有化可以为农村土地确立明确的、强势的产权主体。只有把农村土地国有化，才能避免农村土地双轨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扩大造成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缺位、人为扩大寻租空间而造成监管缺失、耕地流失，从根本上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从长远、全局考虑，科学、合理、节约、集约、可再生用地，保护与扩大耕地规模，使保护耕地的措施和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进程统一起来。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确立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中国土地的绝大部分在农村。确立农民的国民待遇，打破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投资的产权瓶颈，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使农民对土地的虚假所有权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村土地收归国有，表面上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农民享受国民待遇，扫除农民转变身份纳入主流社会的根本障碍。农村土地国有制后，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取消户籍、房产双轨制；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体系、公共财政制度、有利农民自主创业的直接投融资体制与创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低保体系与公费医疗体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价格竞争理论，按目前的粮食价格，农田拿去种田生产商品粮是次优选择或非优选择，只有拿去搞房地产开发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最大化，也即他们所谓的“优化配置”；除非农产品涨价到农田产粮收益与盖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毫无疑问会把新一轮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政策解读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们会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好是为他们上述理论在实践中推广扫清政策障碍。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有组织的威逼利诱下，无组织、低文化农民的所谓“自愿”将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农田将被快速蚕食，我国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两极分化将进一步扩大，违背国家政策的初衷。只有土地国有化才能堵塞由理论偏差引发的政策漏洞。
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的“公”不是仅指土地所有权的“公”，而是指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是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产权主体的多重化造成的产权主体的模糊；“一大二公”的弊病也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而在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造成对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压抑、生产效率的低下。正像国有企业改革的引进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不否定城市土地的国有性质，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村土地国有制也不矛盾。任何产业，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可以只是相对的，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则只能是绝对的。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是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大二公”有本质的不同。
目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准国有，由于农民工进城，土地流转频繁，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农民只是虚幻的，已无太多实际意义。如果能通过农村土地国有制，在不削弱农民现有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的前提下，变农民在“所有权”后面的虚假利益为实际利益，农民不但会接受而且会欢迎，从而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土地是国民经济命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土地收归国有，可以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因此农村土地国有化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许小年中国博客网2007.12.26 http://www.yimudi.cn/portal/article/277412519.html
《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南风窗》2010年第18期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电子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评许小年“为宏观调控正名”
许小年：“为了改善宏观调控，有必要澄清三个基本的概念：(1)什么是宏观调控，(2)如何进行宏观调控，(3)宏观调控与改革及民生的关系。目前在媒体上、政策部门甚至学界中，“宏观调控”的含义被随意延伸，概念的混乱几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地步。”因此许小年认为必须为宏观调控正名，以澄清“混乱几乎到了令人啼笑皆非地步”的宏观调控的概念。怎样正名？许小年：“谁说央企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这话连凯恩斯也没有说过，经济学上有理论依据吗？”“目标与手段的对应也意味着‘一石一鸟’，即一项政策只能实现一个目标，例如货币政策顾了通胀就顾不上汇率，反之亦然。‘一石一鸟’的原理不仅符合常识，而且有着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证明，它在代数学中的表述就是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要想确定n个未知数，就必须有n个方程。货币政策怎么可能同时兼顾通胀、汇率、经济增长、股市、房价、民生？土地政策又如何兼顾房价和粮食安全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政策多目标的最可能结果就是一只鸟也打不到。”“确立‘一石一鸟’的原则，有助于理清思路，避免多个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紧缩银根以防止经济过热，放开土地供应以降低房价，民生问题则主要靠财政补贴解决。由于没有更多的手段，稳定汇率的目标不得不让位于抑制通胀的需要，人民币因此不得不加快升值的步伐。经济政策永远是成本和效益之间的权衡，不存在马儿跑得快而且又不吃草的万全之计。”许小年：“最后，宏观调控还要处理好与改革的关系。一般而言，后者的重要性高于前者，因为改革是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长远和根本保障。宏观形势可以影响改革的时机，但不能动摇改革的决心，例如不能因通胀抬头就放弃成品油市场化定价的改革，也不能因经济过热就搁置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诚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所强调的，改革开放不能停顿和倒退。”这里许小年提出给宏观调控正名的标准有三条：1、经济学上有理论依据，而他所指的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最起码凯恩斯有说过；2、一项政策只能实现一个目标；3、宏观调控以不影响改革的大方向为前提，而他所指的改革的大方向就是逐步摆脱政府任何“干预”也即取消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自由化。而本人认为，许小年给宏观调控“正名”的三条标准均不能成立，原因在于其中蕴涵的思维方式错误。这说明，要给宏观调控“正名”，首先要解决给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问题。
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
给宏观调控“正名”的方法论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复杂系统工程，所谓给宏观调控正名就是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给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复杂系统中合理定位，明确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复杂系统论方法就是给宏观调控“正名”的首要方法。
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社会是一个系统，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一个系统，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不是系统化减弱的过程，而是系统化强化的过程。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单独决定。因此，同样是商品经济，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商品经济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四面包围之下，因此本质上属于农业性商品经济；而西方的商品经济则大部分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独立发展，因此性质上属于纯商品经济。前者由于整体上受制于人身依附关系，所以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动而随生随灭，难以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后者则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所以一般比较容易持续地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当然，除了政治关系外，宗教意识形态、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都对能否进入工业经济社会起了较大的作用。可见，决定经济社会的性质是农业还是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是商品经济一个要素，而是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这里，生产力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它的标志不等于生产力本身；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标志（根据系统的协同律、相关律），其中生产工具可以直观地、典型地作为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但也仅仅是标志而己，而不是生产力本身，更不是决定生产力的根本因素。决定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这两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要素。市场经济是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发展过程，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平面发展过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转型的中国市场经济只有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准确定位、合理解释与科学重建。中国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全息元”，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综合，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因而是典型的社会复杂系统，建构中国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工程。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给宏观调控“正名”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知识经济发展观是全球发展观。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经济重新洗牌，通过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来实现；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标志，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径。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崩溃、世界多元化经济体系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前提；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展开。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目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中国上世纪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接下来3年困难时期的情景在全球范围的放大。通过金融工具来放大、并使其披上现代经济学外衣的金融泡沫与“亩产万斤”的“浮夸风”异曲同工；金融泡沫破灭后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困局，与“大跃进”后人民公社的困境殊途同归。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政府救市即可轻松度过；只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给宏观调控“正名”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转型：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到价值的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扬弃，这种市场体制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是对称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既是历史也是逻辑，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既是层次也是结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实践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转变的“全息元”。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将使中国率先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社会的调节机制越来越简单：从超经济强制（暴力、战争、人身依附关系、计划安排）到市场，从人治经法治到法制,市场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许小年认为只有自由化、无政府主义才符合改革的目标，政府强化宏观调控背离了改革方向的论断没有历史的与逻辑的依据，只是一种预设前提或把结论当前提的范式偏见。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给宏观调控“正名”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既然复杂系统论是宏观调控“正名”的首要方法，那么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要求整体论、全息论即“一石多鸟”、“多石一鸟”相互渗透，“月映万川”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还原论的“一石一鸟”、“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要运用整体论、全息论的思维方式，就可以理解：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把政府宏观调控看成系统工程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内在统一的。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名”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这就是宏观调控正名的实践依据与理论依据，其中也包括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因为经济学的发展如果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将什么都不是，成何“理论依据”。
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名”不但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而且政府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有本质区别。作为系统工程的政府宏观调控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予”的本质区别在于：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政府宏观调控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社会定位不同：国家干予是宏观经济微观化，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宏观调控既是微观经济范畴，也是宏观经济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的主体——国家是系统，宏观调控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宏观调控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以上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概念不同：一个叫国家干予，一个叫宏观调控。“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不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政策“折腾”、 政策危机的根源在于把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位于“干预”而不是经济职能本身。必须把政府“干预”上升为政府宏观调控，而不是否定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
经过“正名”的政府宏观调控不但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干预”，而且也不同于欧美的“救市”。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这次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与其说是政府宏观调控还不如说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既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也同所谓“向社会主义靠拢”根本不沾边；与其说是解决金融危机，还不如说是抱薪救火，用纳税人的钱为投机分子买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作用本来就不应该体现在救市上。所谓“救市”，就是由于投机造成的股市、房市泡沫破灭，造成投机者利益受损，要政府出来买单扶持。在美国这样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长期以来，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一直不能、也无必要区分投机与投资二者的本质区别，任由投机泛滥；那些投机者利用金融全球化的机会和他们娴熟的投机技巧，利用金融创新工具，大搞金融投机。赢了是自己的，输了让别人买单，从而形成了无限制的、越吹越大的金融泡沫。如果泡沫小，他们可以运筹帷幄、胜券在握、得心应手、手到擒来；如果泡沫大到失控的程度，一旦泡沫破灭，他们才发现，在拖别人下水的同时，也连累自己整个国家的信用和国际地位，有可能危及自己整个国家经济体系的基础。这时国家政府不得不出来为投机者擦屁股。这是自由资本主义完全自由市场发展的必然恶果，政府救市只是事后补救，以挽救国家经济体系不致崩溃而不得不采取的应急措施，与正常的国家调控有本质的区别。但这客观上揭示了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必然性，因此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破产。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一开始就不应该让投机泛滥。而且事实上就我们国家目前的投机规模来讲，投机形成的泡沫即使破灭，也不至于到了威胁国家经济安全、造成国民经济崩溃的地步。这时如果股市下跌房市下降就要求政府出面“救市”，简直是开市场经济的国际玩笑。真正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救市”，是从根本入手：1、重新定位中国股市、房市，杜绝任何投机行为，并规范配置措施。股市和房市本来就不是投机、圈钱的平台；投机者通过股市和房市圈钱，只是市场经济的异化。填补投机者亏空的所谓“救市”、“托市”，只能是慢慢失去诱惑力的钓饵；可以一时起作用，不能常久起作用。目前的股市、房市冷暖是老百姓觉悟程度的晴雨表，而不是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也不是企业经营状况的晴雨表。所有对于股市、房市的预测都只是一种炒作手段，对于大多数人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实际“参考”价值，中国政府没必要随风起舞。2、提供政策资源，扶持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3、大量发行国债。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基本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基本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由国债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其收益通过项目直接收益、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比例来保证。这些国债可以由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认购，也可以由民间认购。大量发行国债搞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国际金融峰会与其动员各国政府帮助美国政府救市买单，远不如让各国领导一起研究制定国际金融新规则、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进行国际范围的“宏观调控”。
既然政府宏观调控的“正名”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那么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理论依据、通过对政府宏观调控正名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为系统工程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为系统工程的理论依据问题，首先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是经济学范式、以及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抑或马克思的经济学，决非在旧的范式中进行“补丁”或采用某种数学模型就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得到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完善、更先进的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必须有比西方现代经济学更先进的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理论依据，也是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经过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国家调节”、“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范式语境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完整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予主义的本质区别，难以正确把握宏观调控正名的理论依据，难以正确把握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为系统工程的理论依据，也就难以真正对宏观调控正名。而许小年的所谓“对宏观调控正名”，实质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范式框架中“对宏观调控正名”，这样的正名只对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范式语境有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参照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范式语境无效。
市场经济是复杂系统；对称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基础、给政府宏观调控正名的理论依据。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范式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来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方法论依据。
对称的视角，就是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不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视角。对称，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发展方式转型与制度转型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改革就是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为对称。
五度空间观的视野，就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对称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带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使经济发展的五度空间属性得以充分展示。经济全球化是空间概念，经济一体化是层次概念。一体化意味着本原化、高层化、稳定化。全球化是一体化的基础，一体化催化全球化。根据五度空间方法论，知识经济是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改革是时空层次相对称的五度空间的模式；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中国市场经济要不要宏观调控、怎样调控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也不以西方的经济学为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五度空间的，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相对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知识经济、转型经济、智慧经济、融合经济、回归经济、共有经济、时间经济、空间经济、层次经济、再生经济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统一；含政府宏观调控在内的中国模式——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离开五度空间观的视野无法理解这个过程。
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就是市场经济有序与无序相统一的视野。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关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人可以通过自觉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所以妄想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切割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由于市场经济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在环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可分离，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对称哲学、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对称经济学，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依据。根据上述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给“宏观调控”下这样一个定义：政府宏观调控是以政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通过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实现以经济主体为主导、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核心、经济结构平衡、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行为。由于行政手段包括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经济手段包括财政投融资与货币手段，且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相互交叉，所以政府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政府宏观调控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给政府宏观调控作这样的“正名” ，是我们对宏观调控具体内容“正名”的前提。
政府法人人格化与权贵经济
许小年：“谁说央企是宏观调控的工具？这话连凯恩斯也没有说过，经济学上有理论依据吗？如果调控经济成为政府经营企业的理由，那我们就回到计划经济好了。楼价调不下来，是不是要把房地产业国有化？然后命令国有地产商降价？是这个逻辑吗？国企就能执行调控的任务吗？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国有地产商不但不降价，反而接连拍出帝王？大蒜、绿豆涨价，是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吗？现在的胡说和辩护已经到了不讲理的地步。”“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就是在市场上把审批权套现。如果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会取消市场，没有市场，手中的审批权就没地方套现。权贵转化为经济利益，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很危险，这是印尼苏哈托的路子，菲律宾马科斯的路子，压制民众的权利和企业的权利，与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央企资产扩张得很厉害啊，从2002年的7万亿增加到2009年的21万亿，还说没有国进民退，睁眼说瞎话。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政策饭、垄断饭吃得很舒服，谁还会费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赚钱，但有多少是垄断利润？如果放开竞争，它还能赚钱吗？它垄断了，别人就没机会，这就破坏了社会公平。既没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国家安全啦、支柱产业啦，种种为央企垄断辩护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经营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民企不能发展支柱产业，从根子上和源头上歧视民企。”
垄断行业民营化，将是官商勾结、投机横行、合法牟取垄断暴利的沃土，而投机横行将“既没效率，又不公平”，造成两极分化，严重危害我国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要杜绝投机就必须把垄断行业收归国有国营。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以社会为参照系而非以企业为参照系，垄断行业由国家来经营对于民企是不公平的但对于社会是公平的，央企确实是宏观调控以保证社会公平的工具；但经营者可以竞聘上岗，垄断利润属于国家。目前房地产属于垄断行业，本来就不可以民营。这样一可以避免价格虚高，二可以避免豆腐渣工程。所有国有国营企业，其财务必须向全民公开，受全民监督，真正体现国有就是全民所有，实现民有民营民享。国有企业产品价格要实行听证制度，而不是暗箱操作。这是反对两极分化的必要措施，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许小年的误区是把自然资源的垄断和权力垄断划等号，把自然资源垄断“经营”的国有企业和权力寻租划等号，然后进一步把国有经济和权贵经济划等号；他的善于定量分析的大脑总是看不到表面相似的东东后面的本质不同。自然资源的垄断并不构成权力垄断的基础，自然资源的垄断也并不天然就是权力寻租的根源。只有权力垄断才使自然资源变成权力“资源”；如果权力属于人民，垄断的自然资源必将为全体人民服务。这里，只有人为垄断才是资源“垄断”转变为垄断资源的催化剂。认为资源 “垄断”天然成为权力寻租的 “温床”，在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之间划等号，表面上是反对自然垄断，实际上是肯定人为垄断，无异于为权力寻租提供理论依据、开绿灯，说他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或者说他是唱双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更恰当。一个国家里所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资源，其产权只能属于国家；使用权的分配如果采取诸如招投标的公开方式，并采取措施杜绝任何暗箱操作，完全可以有效避免权力寻租。认为要杜绝权力寻租就要改变自然资源的国家垄断性质，就要分光使之私有化，是把产权明确与私有化混为一谈，把自然垄断与权力垄断混为一谈，把国有制、自然垄断同权力寻租混为一谈，把国家权力、任何权力与腐败混为一谈。这是私有化情结对思维方式、学术范式的渗透，然而是消极的渗透，其结果是逻辑混乱。
相对于自然资源垄断，社会资源的垄断更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现实基础。因为社会资源的人为垄断——通过“官本位”，通过理论、政策、机制设计出来的垄断，往往一开始就是为权力寻租提供空间。任何一项政策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能孤立地看，而要看其产生与实施的社会条件。在权力垄断没有打破的情况下，任何人为设置的社会资源垄断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租源。“双轨制” 也一样。从字面上看，“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所必须的过渡态；但在中国当时的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大环境下，“双轨制”确实成为腐败机制的突破口；中国后来的大面积腐败，其源头就在于“双轨制”；以致我们可以说“双轨制”是腐败机制，是机制造租的模本。自然资源之所以能转变为权力租源，其途径正在于“双轨制”或其演变形态。
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的真谛是平等，平等的本质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的前提是市场主体人格化。只有人格平等，才有机会平等、竞争平等，才有效率。既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也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那么政府人格化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的环节。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通过权力寻租、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富民穷或“衙富民穷”。在各地政府与百姓的利益“博弈”中，政府是强者，百姓是弱者。通过政府法人人格化，确立政府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有利于制定一套各级政府间财税分成科学合理的“合约”机制，通过落实各级政府的法人劳动力产权，提高各级政府的法人主体性、提高各级政府发挥制度生产力的积极性，使各级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起有效调控作用的、适格的经济主体；有利于借助法律、道德和舆论的力量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活动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不会为了政府自身利益而无限制地侵犯人民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处于人格平等的地位，政府的清廉高效才有法律保障，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运用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政府投资的企业——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才会得到平等的解决；有利于使政府和公民一样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政府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源，使改革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把政府排除于市场之外，表面上是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实际上是使政府超脱于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为政府为所欲为提供世外桃园。通过使政府法人人格化，使政府法人权利义务挂钩，从而提高政府施政能力，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而反对腐败、提高政府清廉度、保持政策稳定性等等，只是提高政府施政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所以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和权贵经济不能划等号，只有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才能异变为权贵经济。权贵经济的形成，并非都是通过权钱交换这样的“硬特权”来实现，而是更大程度上通过“权权交换”这样的“软特权”来实现。“权权交换”，看不见摸不着、化无形为有形，然而却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更大程度上侵袭着市场经济的平等原则，并借市场经济的大潮累积成权贵经济阶层。“权权交换”的“软特权”形成于我国现有的干部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关系网”会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会发展成权贵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权贵集团如果发展到形成各领域中“诸侯”割据的局面，就会成为权力垄断-投机-哄抬物价-两极分化的社会根源，社会财富将源源不断地通过“国富民穷”、衙富民穷、官富民穷的渠道，实现从权力所有到权贵所有、市场经济向权贵市场经济的过渡。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学认为“官本位”、“关系网”演变过来的权贵经济是转型国家对既得利益集团的赎买，是经济转型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是把传统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定位成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把改革定位为资本原始积累。我们同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之间之所以永远扯不到一块，焦点就在于对转型的定位不同。转型作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是绝对不容许既得利益集团干扰，也不容许对他们进行所谓赎买的；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干扰，只能通过民主与法制来解决。所以权贵经济的形成并非政府经济职能的必然产物，从“走后门”演变为权贵经济并非宏观调控的结果，其解决的途径也不是什么政府退出经济领域，而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治对权力的制约来解决。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与把政治体制改革摆上议事日程，二者都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要求。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就没有现代市场经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这就是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方向。
“总需求”、“总供给”、“经济过热”都是虚幻的概念
许小年：“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始终是关于总量的，“过热”意味着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而“局部过热”的说法将总量偷换为具体行业、具体市场甚至具体产品的暂时供需失衡，是为计划体制下行政管理的卷土重来做舆论的铺垫。同样，通货膨胀意味着价格总体水平的上升，将通胀解释为个别产品价格的上涨，除了文过饰非，就是为具体产品价格的行政管理发放通行证。”在这里许小年把宏观调控看成是调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使之均衡的手段。问题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是货币经济学的范畴；只有抽象的货币经济学，才有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者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说法；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或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的情况。只有结构失衡而造成的局部供求失衡。只有货币经济学才会把质上的失衡抽象化为量上的失衡。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只要要素与结构对称了，就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意义。“总量失衡”是个虚幻的问题，建立在“总量失衡”这个虚幻问题基础上的“经济过热论”只是心动，而非风动，更非旛动。通货膨胀与金融危机都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同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对称造成。配置型经济是投机盛行的土壤，而投机盛行是金融危机与表面“经济过热”的催化剂。只要把配置型经济转变为再生型经济，投机将无从兴风作浪，经济也就从此不再“过热”。
许小年在抽象地提出“经济过热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抽象地提出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并把抽象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归因于投资增长过快。许小年：“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政策层面上的反应似乎是犹豫不决、求全兼顾，措施上则习惯性地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杠杆，以致政策目标相互矛盾，顾此失彼。宏观调控已有数年，内外部经济失衡未见明显缓解，政府的政策公信力受损，未来政策的实施会更加困难。”所谓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生产性过剩”，“生产性过剩”的背后，是结构的失衡。从目前来看，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消费预期就是民众对自身长期有效消费能力的评估，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是有效收入能力评估值与有效付出能力评估值的加权平均值。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而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例如，房地产只有在真正开发地产、挤掉泡沫、提高人的消费预期——消费信心指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经济的作用。而高房价政策与房地产泡沫，以及大量耕地被占用，是降低人的消费预期、阻碍经济发展、造成结构失衡的罪魁祸首。高房价通过消费预期危机严重拉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高房价会促进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为幌子，为房地产涨价提供理论依据，只是一场经济骗局。放水养鱼、与民生息、藏富于民，是消除老百姓消费预期危机的根本途径；停止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高房价政策，才是与民生息的必要措施。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主体是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发展与经济规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人的理性预期包括消费预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积极的消费预期将促进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消极的消费预期将造成消费疲软、发展阻滞。对于那些把经济活动看成只是物和物相互关系的经济学家来讲，认为房价越高越能推动经济发展符合他们的理论背景与思维惯性，而理性预期对经济活动的作用、消费预期危机对经济的打击似乎在他们的理解力之外。但这种主流经济学与客观现实的反差，与其说是给了主流经济学家们抽入断水的机会，还不如说是为经济学范式的转移提供了契机。因此，所谓生产过剩，只不过是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此起彼伏都是经济结构失衡而自发调节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经济过热、生产过剩。从主体论的意义上看，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就是消极的悲观的经济学；经济过热论，就是这种悲观经济学的产物。反过来，“过热论”又成了束缚人们手脚的紧箍咒，用降低经济总量来取得消极的平衡，并为以后的再一次“过热”埋下了伏笔。对称经济学是宏微观相统一的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通货膨胀，不应该到经济发展速度与就业率中找原因，只能在宏观政策上找原因。经济“过热论”的根源：狭隘的增长观。为增长而增长，就会出现过热。但如果用发展统驭增长，经济就不会过热。失衡的增长观。把结构失衡等同于经济过热，把局部过热等同于整体过热。失衡的金融体制。把“经济过热”归结于投资增长过快，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同样是投资拉动，是与直接投融资组合还是与间接投融资组合，后果截然相反。泡沫经济的根源，不在于投资拉动，而在于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贷款膨胀。挤掉泡沫不是放慢投资增长速度，而是改变金融体制。
与生产过剩只有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不同，“流动性过剩”则有两种情况：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即货币总量超过有效经济总量，造成货币效率降低、货币过剩；相对的流动性过剩，即经济结构失衡，无从发挥货币的再生功能，造成货币效率降低、货币闲置。
“流动性过剩”会造成通货膨胀、投机猖獗，使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如果是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只有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解决相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最好方法，则是减少无效投资、增加有效投资，如把现有的外汇储备转变为有效的基本建设投资。在目前看来，基本建设投资，只会有效不会无效。一条京津高速城铁的建设成本按一百对列车计算，也才不过4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2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全部拿来建20条这样的高速城铁，它所带来的，是时间效益、速度效益、空间效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国性规模经济效益。就空间效益这一点，就可以使土地再生、平抑房价，打破房地产商的垄断，并带动其地方面的物价下降；它的时间空间速度效益带动的产业重组，直接间接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增加供给，又可以进一步平抑物价。所以要走出“流动性过剩”困境，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抽象的投资增长过快“一刀切”的办法只能造成经济衰退，并酿成经济危机。“一刀切”办法的方法论根源在于“流动性过剩”概念的抽象化，抽象的“流动性过剩”概念源于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源于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认为经济存在过热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发展“均衡点”理论。“均衡点”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均衡点”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如果把绝对的流动性过剩理解成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失衡，那么把通胀归咎于结构失衡是正确的，但把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归咎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把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归咎于投资增长过快，就是吃错药乱弹琴。如果投资增长过快会造成物价上涨，那么停止投资就可以降低物价？胡扯！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关系看成基本的结构关系，是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基本比例关系“原理”的引申，是“范式”滞后的产物，结果必将造成理论脱离实际。所以要走出“流动性过剩”悖境，必须先走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悖论。
宏观调控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
许小年：“顾名思义，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宏观政策”和 “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两类，并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政府不管供给，自然也就排除了所有以“优化结构”为名的调控措施。实践中，计划体制的失败早已为“优化”的努力做了结论。从理论上讲，优化的前提是最优结构的存在，并且政府对这个最优结构的把握比市场更为深刻和更为全面。然而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信息能力。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怎么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又怎么可能合理安排社会经济活动？正因为意识到政府的局限性，我们于30年前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改革，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根据宏观政策和预期市场环境的变化，微观单位做出投资的调整，由此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因为它最有效地衔接了社会供给和需求。换言之，‘最优产业结构’是市场自发活动的结果，是在无数市场参与者的趋利活动中形成的，它不可能被任何个体(包括政府)所事先预知，当然也就不可能作为政策的目标。”“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
政府不管供给吗？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仅仅靠微观经济行为在工资高低、现有企业就业增减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发钱、发购物卷、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业税费减免来激活低迷的国内市场，无异于杯水车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还是长久的战略，不由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决定。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市场靠消费，消费靠就业，就业靠企业。企业靠什么？企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使这个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充分放大、充分表现而已。“应急”有可能使人大彻大悟，“急中生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观天的“微观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会固守自己原来范式的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宏观调控、政府投资与计划经济之间划等号。
许小年认为之所以“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是由于“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也就不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只有“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也就是说，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的信息比宏观经济主体即政府的信息要更充分、更对称。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是天然对称的，因而可以对自由市场放纵，源于理性预期学派所提出的所谓“有效市场假说”。这一假说主张，一种资产的价格含有全部相关信息，不可能受到系统化的高估或低估。正是因为各方普遍相信这一理论，才导致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信贷泡沫并不存在”这一观点盛行一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在1999年废除了1933年银行法，推出新的银行法就不再对商业银行从事金融投资进行限制。此后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不断放松，再加上实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华尔街金融投机无限膨胀，带动了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泡沫的扩大，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造成两极分化，酿成萨金特难以解释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游行。这说明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并不对称，微观市场并非有效；也说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之一，要维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离不开政府的金融监管，否则必将酿成金融危机。这说明政府宏观调控必须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而非以所谓“调节社会总需求”为目标，手段也离不开行政手段而不是仅仅是“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一纯经济手段、纯数量手段。
从弗里德曼开创“货币主义”以来，为了给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进行精确的定价和分析，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喜欢用数理模型和定量计算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金特的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与西姆斯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其数据是对政府与“理性经济人”“预期”之间长期博弈的统计结果，这对于政府与“理性经济人”之间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是有用的，在这个成果基础上可以使政府与“理性经济人”的预期之间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博弈，但对于真正的政府宏观调控没有任何意义。在现实上，要使宏观调控真正有效地落实到实处，使政策方针宣示、具体政策制定、政策实际执行相互衔接，公平与效率得以统一，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应该按照公平与效率一致的原则来设计，最终形成宏观经济机制。宏观调控的中心是社会系统的对称，包括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与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健全的民主与健全的法制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产业结构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主导与制约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落实和体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
“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两句话说明，无论是许小年还是哈耶克都是从信息认识论、计量经济学而非从信息控制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宏微观领域的信息对称问题，得出政府根本就不具备以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的信息能力，这是方法论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使他们把结论当前提，对策论与博弈论、控制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有本质的区别。正像许小年说的，由于“经济人”有理性预期，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所以仅仅通过信息统计、经济计量行为和纯数量着眼的经济刺激政策来解决经济主体的信息对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是包括社会行政控制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西方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与博弈论恰恰缺乏社会系统工程范式，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范式。所以他们永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问题，也永远不可能使博弈论升华为对策论、计量经济学升华为控制经济学。他们的有关“制度设计”、“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案，均属于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的范畴；根据他们的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原理制定出来的政府刺激经济政策只能“按下葫芦浮起瓢”，永远无效。他们之所以要把实践中屡屡碰壁的“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信息是否对称问题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组织行为学意义上的；也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扬弃预期、引导预期、符合预期，从而使信息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因此，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不是数量统计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经济控制论、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学问题。这对于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量统计、数字游戏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的。
控制经济学意味着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的控制、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提升。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控制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整体框架，也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控制经济学看来，计划以及通过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舆论来实现计划，是优化配置资源、并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必要途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从信息经济学上升到控制经济学，根源于他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祟。要理解控制经济学，就必须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才有可能；而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似乎钻牛角尖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拿手好戏，要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社会经济系统统一起来研究，恐怕有点力不从心。同时，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控制”经济，好像会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留下空间，为他们所围剿的“社会主义”留下突破口。因此，他们只会在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至于怎样使信息不对称走向对称，只能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这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只能落伍。因为在信息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政府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即客体本身的静态的信息，一个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即主体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准、合作态度。而这两方面，都可以、也只能通过制度设计来解决。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宏观调控以产业政策为主导
许小年：“经济结构是靠市场调整的，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从来就没调整好结构。结构调整通过市场的择优汰劣完成，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政府怎么知道哪些行业应该发展，哪些行业不该发展，哪些企业有竞争力，哪些没有？即使知道，它会扶持优秀的民间企业吗？它只会扶持国家队、“共和国长子”(国资委领导语)，也就是央企，因为央企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嘛。”“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各部委颁布的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如此界定宏观调控，看似过于拘泥词义，未免狭窄与刻板，实际上却有着坚实的法理和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宏观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只能是总量，经济结构只能靠市场调整，政府只能无所作为，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吗？NO!在国民经济系统的建构与健康发展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不但是必要的环节，而且是主导的环节；如果确有必要扶持具体某些央企，那么扶持这些“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的央企”也是体现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对于宏观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发展模式。发展就是解决人类外部性问题。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证明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观念，调整产业政策，把原来的所谓“外部性”纳入市场经济内部来定位，把原来属于外部性的因素纳入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制定政府新的产业政策。这样的 “新兴产业”有：环境保护工程。要把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为产业政策，纳入国家财政投资范围。灾害防范工程。任何天灾都要通过人祸起作用；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起码未达标。腐败防治工程。据统计，社会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而腐败直接间接给社会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起码占社会交易成本的50%以上。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共产党，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引导作用；作为执政党，共产党还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领导作用。这样就可以消除自由主义与干予主义的对立。国民素质工程。国民素质工程不是国民文凭工程，而是国民知识、法制、诚信、民主、能力工程。以上四项产业化，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予以开发、建设，以消除所谓“外部性”问题、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变发展模式仅靠民间力量无法进行。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增长方式。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分为资源增长型、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资本增长型、知识增长型。房地产产业就货币形态来看，由于其对GDP的贡献主要靠卖地，所以主要属资源增长型；就实物形态来看，主要是产品增长型与资产增长型。无论是资源增长型还是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脚步不相称，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赚钱多的是支柱产业，房地产是GDO大户，所以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能带动再生生产力发展的是支柱产业，基本建设有投资的乘数效应，投资有消费的乘数效应，是资源可再生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发展观。是否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政策取向的背后，是不同的发展观：是以GDP增长率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是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如果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那么首先“地”是支柱产业；而地是怎么来的？开发来的。开发有外延和内涵两方面，其中应该是外延开发带动内涵开发。而外延开发，靠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可以加速外延开发，而且可以使外延开发转变为内涵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谁来进行？政府，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组成的系统工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离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定位金融体制改革，离开金融体制改革建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只能是舍本求末。实践证明：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不仅是靠外汇管制、人民币不可完全自由兑换、汇利率高低、人民币升贬、巨额外汇储备等来“干预”，也不仅仅是靠“理性预期”的调整、“危机预警”的掌控。“干预”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仅仅着眼于金融政策与监控措施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将捉襟见肘、左支右绌，难以抵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为整体框架，体现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的一致、经济主体性与经济规律性的统一。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仅靠民间力量根本无法实现。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国民经济系统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系统结构中，知识经济与创业经济是对称的两个基本层面。知识经济是创业经济的主导，创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前提、动力与落脚点。没有创业经济，知识经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知识经济只有同创业经济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对传统经济相容超越的经济形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 “为有源头活水来”，原创思想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再生型与福利型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和落脚点。国民创业体系也是是系统工程。创业系统工程从宏观来看，就是人类二次创业工程。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如果说，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那么建立国民创业体系也同样是鼓励创业、保护创业的社会系统工程。创业自由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平等竞争的保障是法制环境，法制环境的基础是司法独立、民主选择、民主监督。创业系统工程从中观来看，就是民间的创业潮。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创业系统工程从微观来看，就是建构创业工程的主体——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创业系统工程从程序上看，是创新→创造→创业→创业工程→国民创业工程的逻辑进展，是市场经济体系→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知识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是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的整体延伸。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与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相互关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国民创业体系的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没有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更要建设创业型国家。但没有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将落后于知识经济时代。在国民创业体系基本建设投资中，最大、最基本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基础科研的投资，其次是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的投资。因为只有基础理论的突破，才有新技术诞生；只有新技术的诞生并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项目，才有新能源、新材料的产生，才有再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而这些基础理论的突破、新技术开发、转化与运用，不仅仅是加大货币投入就能解决问题；更根本的，是科研人员的整体素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问题。这就牵涉到科研和教育体制问题。创业工程，使效率与公平、政府调控与经济自由、增加就业与货币稳定、消费扩张与生产发展等许多似乎对立的东西建立起对称关系，使之相辅相成；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就是建设对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仅靠民间力量根本无法实现。
政府宏观调控的途径：货币稳定财政积极
许小年：“宏观政策不以供给结构为目标，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结构没有影响。以利率政策为例，若运用得当，可实现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的结构调整。当利率上升时，资金成本增加，企业会重新算账，取消预期投资收益低于资金成本的项目，将资金转入投资净收益仍然大于零的领域。这样的调整是基于效率的，由市场择优汰劣，而不像产业政策那样按行业“一刀切”。因是自愿调整，既不存在 “下有对策”的困扰，也没有主观判断所引起的社会公正性问题。”许小年认为只有以利率政策为手段的宏观调控、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目的才是正当的宏观调控，而且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通过行政性产业政策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是不正当的，而且效果不好。许小年在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框架中定位货币手段，放在这里是时空错位。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不成热时期，货币属于宏观经济领域，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小，货币将逐步从宏观经济领域下降到中观、微观经济领域。用货币来说明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将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一种表现，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家本领。在稳定型经济中，货币政策只有稳定，而无紧缩性与扩张性；正好像经济发展只有失衡而无“过热”一样。银行只能国有；民营银行要纳入投资银行，民间间接投融资要纳入直接投融资框架中才能有序运转。在实践中，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这种小聪明也是配置型经济学的悖论之一。同时，以利率手段来调节经济，必然带来利率不稳，而利率不稳定必然带来经济不稳定，因此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就是保持利率稳定。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姆斯以\"矢量自回归\"模型为依据，研究出分析经济状况如何受短期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的方法。例如，运用这种方法检验中央银行加息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加息后，通胀率通常需1年至2年才下降。对于自己获奖的研究成果，西姆斯认为央行应用最广泛的是“试图找到货币政策的效用”。他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一种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方法。本人认为，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利率稳定，通过利率稳定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舍本求末、随行就市，或者去追踪统计利率水平与通胀水平的相关系数。利率稳定体现币值稳定，但利率稳定不等于利率固定；利率应随着币值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的根据只能是币值变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利率变化只能是货币价格的变化，而货币价格变化的依据只能是货币价值的变化。“利率稳定—利率确定”要成为基本的货币政策：利率高低的后面，是币值的高低；币值高低的后面，是人民财富的增减。因此，“货币手段”——“利率手段”本来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她）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她）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淘空，是政府的职责。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利率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两极相逢，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因此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当然利率稳定也不等于利率单一，可以根据不同的借贷对象、目的，制定不同的利率标准。但这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的，只能是同一个货币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价格后面，反映了同一的价值——在不同的风险系数、不同的周转速度、因而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其币值是等价的。利率标准的区别对待，不但未否定货币的稳定性，而且恰恰证明了货币的稳定性。利率稳定=利率确定≠利率固定≠利率单一。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所以许小年玩利率政策的宏观调控是在玩火，真正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只能是货币永远稳定财政永远积极。
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许小年：“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政策饭、垄断饭吃得很舒服，谁还会费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赚钱，但有多少是垄断利润？如果放开竞争，它还能赚钱吗？它垄断了，别人就没机会，这就破坏了社会公平。既没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国家安全啦、支柱产业啦，种种为央企垄断辩护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经营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民企不能发展支柱产业，从根子上和源头上歧视民企。” “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大蒜、绿豆涨价，是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吗？”许小年之所以把央企和破坏公平效率划等号，因此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一方面是由于他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范式偏见，另一方面也是央企自身的定位模糊。
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政府宏观调控、结构调整的根本目标与落脚点。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土地、矿山、河流等重要资源以及自然垄断的产业必须由国家掌握并有计划开发、使用、经营。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国有企业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本来不是价格经济学范畴中的利润，而是价值经济学范畴中的效益。把所有东东包括公共品都拿去产业化以使利润最大化，比如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搞得学校不像学校倒更像企业，破坏了社会机会公平原则，以致央企成为政府与“民”（不是民企的“民”，而是老百姓的“民”）争利的手段，本来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也是机械照搬照套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结果，与真正的宏观调控无关，反对这样的“产业化”或把部属高校演变成“央企”恰恰是真正的宏观调控的内容，所以不能因为这些“产业化”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而整体否定央企、否定宏观调控。事实上，正是许小年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极力鼓吹社会货币化、社会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社会价格一元化，才把北大、清华这样的部属高校搞成“央企”的，所以许小年们反对央企和他们宣传的理论对立。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得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自然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自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作为高度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房地产产业就货币形态来看，由于其对GDP的贡献主要靠卖地，所以主要属资源增长型；就实物形态来看，主要是产品增长型与资产增长型。无论是资源增长型还是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脚步不相称，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房地产投机是民营和自然垄断相结合造成的目前中国最大的投机，房地产投机已经快速催化中国两极分化，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所以房地产监管与金融监管一样，都必须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的，因此不需要凯恩斯的批准。为了促使和鼓励各地政府对开发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监管，促使和鼓励开发商开发荒地、山地、边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房地产企业只能国有国营，但产品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而只能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听证后制定。只有这样，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房地产业才能真正回归理性，GDP增长数据才能挤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而大蒜、绿豆由于不是自然垄断产品，其投机涨价完全是由民间投机造成，只要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即可处理，没必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来打压。许小年把“房地产”和“大蒜绿豆”混为一谈，说明他头脑里没有“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因此他无法给央企以合理的定位、无法给宏观调控正名也就不足为奇了。为了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禁止私人、民间、外资在中国开办或参股银行和保险公司是必要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应全部国有国营，不得上市融资，并限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范围，使其不致成为投机的工具；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除了可以购买国库券外，严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参与直接投融资业务；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投行与银行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投行通过直接投融资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严禁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必须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整体上，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淡化银行功能、强化财政功能，并把提高财政能力作为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要抑制配置型“创业”，从数据源头挤掉金融、GDP中的泡沫；要建立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经营体制、国内市场为中心同国外市场相统一的市场体制；要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用国有企业的资金来炒国有企业的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其结果是助长股市泡沫，增强国企圈钱力度；在国有企业的钱从这个口袋到那个口袋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中饱个人私囊，另一方面使散户的钱大量流失。中投公司的美元本来就是来自用增发人民币收购进口企业美元而来，如果不能在实物进口上弥补市场空缺，将使国内通胀持续，使全体国民财富受损。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全体一致通过”的玩钱游戏。玩钱、投机，只会使原来的出口导向、掏空国内市场、货币虚高造成的通胀雪上加霜。央企的作用应该是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防火墙，保障国内国际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央企的定位正确、准确、明确，那么央企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保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有力工具。
农村土地国有制与政府宏观调控
许小年：“要从立法上明确农民个人的产权，取消集体所有制，土地才能入市。现在农地入市，流通的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解决不了问题。我在湖南做过调查，农民自发组成了合作社，他们反映，合作社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得不到银行融资，不能用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因为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所有权。银行问他们，你贷款还不了的时候，我能卖你抵押的土地吗？如果不能卖，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为抵押品。所有权是绕不过去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以个人所有权作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改革推不动，原因就是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本人认为，解决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是农村土地私有制，而是农村土地国有制；只有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把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与保障农民利益有机统一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在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看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从农村土地入手；不但要从扩大农民土地经营权入手，而且要从明确土地所有权入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产权瓶颈，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的基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在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可以从法制上有效避免农村土地经营权吞并所有权、使农村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杜绝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经营权扩大之间的不对称形成的、供“正经歪唱”的政策漏洞与寻租平台。确立农村土地国有制是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出台必要的法制前提与配套措施。
解决三农问题，要用市场经济，而不是用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来定位“三农”问题，把“三农”问题看成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环来解决。目前从执政党和国家政策可以决定土地承包期长短来看，在事实上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包括其村社集体组织并不拥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这种理论（含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不对称，使农村土地产权处于模糊状态。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之一，是产权明确；所谓产权明确就是明确产权主体与产权边界。首先是明确产权主体。产权主体无非是个人、集体、股份制、国有制。鉴于我国历史原因和社会制度，土地分给个人的土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而股份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可能，土地股份制也就不可能。由于村社集体组织的临时性、可变性，所以由村社集体组织作为产权主体，将造成主体不确定、主体缺位。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主体明确；同时由于国家的至大无外性，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的边界明确。也就是说，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的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成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适格的基础。农村土地产权明确，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为农村市场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土地所有权国有与土地使用权流转互为前提、提高农村土地所有权公有制的层级同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权灵活性的程度相辅相成，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在加快市场化改革、搞活微观经济、搞活农村微观经济的同时，保证我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土地流转化演变成土地私有化、变相私有化、土地资本化，避免土地资本化造成的“圈地运动”使农民流民化、赤贫化，根除中国几千年来因土地私有、土地兼并引起两极分化、朝代更迭的源头。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的基本建设。农村的基本建设，包括信息化建设与知识化建设。前者主要指信息高速公路，后者主要指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这两方面只有政府投入才有可能做到。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把土地全部国有化的同时，投资农村城镇化必须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水利、水电、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建设，并通过小额货款，扶持农村创业工程。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使农村土地使用纳入国家宏调的一盘棋中，以实现整体规划。通过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和农村创业工程的扶持力度，提高土地和农村劳力的效率，解决农村大量的实际失业问题。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统一土地产权归宿是统一管理的前提，统一管理是规范管理的前提，规范管理是有效管理的前提。土地国有化，为严格控制土地实用，避免扩大土地经营权演变成官商勾结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新一轮两极分化的源头提供法律依据。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使用的制度，不但对于农民产权有名无实，对于集体来讲，土地所有权也十分虚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虚弱的产权“主体”在各地政府面前处于弱者的地位。为了使自己能转干、提拔，不少农村干部迎合上级行政领导的口味，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使农村滥用土地、耕地、良田近乎失控。如果促使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这种情形肯定会更严重。产权模糊与产权主体弱势地位的结合，使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化。相比之下，农村土地国有化可以为农村土地确立明确的、强势的产权主体。只有把农村土地国有化，才能避免农村土地双轨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扩大造成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缺位、人为扩大寻租空间而造成监管缺失、耕地流失，从根本上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从长远、全局考虑，科学、合理、节约、集约、可再生用地，保护与扩大耕地规模，使保护耕地的措施和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进程统一起来。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确立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中国土地的绝大部分在农村。确立农民的国民待遇，打破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投资的产权瓶颈，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使农民对土地的虚假所有权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村土地收归国有，表面上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农民享受国民待遇，扫除农民转变身份纳入主流社会的根本障碍。农村土地国有制后，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取消户籍、房产双轨制；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体系、公共财政制度、有利农民自主创业的直接投融资体制与创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低保体系与公费医疗体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价格竞争理论，按目前的粮食价格，农田拿去种田生产商品粮是次优选择或非优选择，只有拿去搞房地产开发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最大化，也即他们所谓的“优化配置”；除非农产品涨价到农田产粮收益与盖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毫无疑问会把新一轮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政策解读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们会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好是为他们上述理论在实践中推广扫清政策障碍。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有组织的威逼利诱下，无组织、低文化农民的所谓“自愿”将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农田将被快速蚕食，我国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两极分化将进一步扩大，违背国家政策的初衷。只有土地国有化才能堵塞由理论偏差引发的政策漏洞。
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的“公”不是仅指土地所有权的“公”，而是指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是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产权主体的多重化造成的产权主体的模糊；“一大二公”的弊病也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而在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造成对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压抑、生产效率的低下。正像国有企业改革的引进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不否定城市土地的国有性质，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村土地国有制也不矛盾。任何产业，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可以只是相对的，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则只能是绝对的。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是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大二公”有本质的不同。
目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准国有，由于农民工进城，土地流转频繁，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农民只是虚幻的，已无太多实际意义。如果能通过农村土地国有制，在不削弱农民现有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的前提下，变农民在“所有权”后面的虚假利益为实际利益，农民不但会接受而且会欢迎，从而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土地是国民经济命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土地收归国有，可以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因此农村土地国有化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许小年中国博客网2007.12.26 http://www.yimudi.cn/portal/article/277412519.html
《专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许小年》，《南风窗》2010年第18期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电子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22）——评樊纲否认知识经济
[ 2011/11/03 17:59 | by admin ]
2011/11/03 17:59 | by admin ]
西方中心论可以休矣
——评樊纲否认知识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就是因为他们把西方走过的道路看成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是人类经济学的主流，而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把支流汇入主流；在此过程中，应该由他们起引导、领导、主导作用。因此他们的主流经济学就是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经济中心论、西方经济学中心论。他们所提出来的“比较优势论”、“世界工厂论”、“市场换技术论”、“救美国也即救中国论”、工业化等于城市化模式，以及中美国模式、教育产业化政策，无一不是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具体表现；而他们的西方中心论及根据这些理论制定的政策在给中国带来资源枯竭GDP、带血GDP、卖国GDP、奴才GDP、愚民GDP快速增长和中国人民创新能力普遍下降，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日益拉大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著名经济学家”的头衔与饱受媒体追捧、终日活跃在闪光灯面前的殊荣，带来价格不菲的演讲费与如雷般的掌声、欢呼声，带来了西方国家政府与民间机构赋予他们的各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与他们本人极大的满足感、优越感与话语霸权。而知识经济是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改变了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也改变了传统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基础。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在带来人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人类经济中心转移的同时，也必将带来人类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带来经济学的利益结构调整，触动原有经济学既得利益者的包括话语权在内的既得利益。在新的、与知识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面前，他们虽然自形羞惭，但绝不甘愿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他们必须否认知识经济，以维护他们包括话语权在内的既得利益。而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就必须维护西方的中心地位；否认知识经济与西方中心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维护西方的中心地位与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樊纲就是通过极力否认知识经济来维护西方中心地位、为了维护西方的中心地位而极力否认知识经济、通过维护西方中心地位和否认知识经济来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最“著名经济学家”之一。由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西方中心论误导了中国改革，使中国改革偏离了正确方向，错失了知识经济提供的后来居上的机遇，限制了中国的超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打破西方中心的神话，确立知识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历史地位。确立知识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历史地位与打破西方中心的神话也同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知识经济——改变经济规律的新的经济形态
樊纲认为，对知识经济“不能过于狂热，更不能盲目”。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新经济(知识经济)所没有改变的东西。关于新经济是由知识所推动的经济的说法，他认为并不新鲜。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进步都是由知识推动的，例如，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大幅度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电报电话的发明使人类可以远程交换信息，等等，这些发明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互联网的出现。因此，知识并不是到了新经济时代才起作用，知识的重要性一直不曾改变过。在这里，樊纲否认知识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理由是互联网的出现和以往知识推动的技术进步之间只有时间先后的差别，没有本质的不同，“新经济”的“新”只是新旧的新，而不是新的经济形态。这说明樊纲根本不懂得互联网出现的意义，甚至可以说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互联网”。
所谓“互联网”，就是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信息经济发展到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知识经济开始形成、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历史和技术条件。现代通信、电子计算机、信息资源三者各自网络化及其相互渗透、联结、联合而形成信息的全方位服务网络，是名符其实的“信息高速公路”。只有“三网合一”，才使计算机成了名符其实的“电脑”；信息高速公路，是真正的“电脑网络”。信息高速公路在信息产业向知识产业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过程，就是信息高速公路中的硬件设施不断完善、软件系统的比重不断提高、软件系统中应用软件系统的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一旦应用软件系统在信息高速公路中占主导地位，信息产业就转变为知识产业。信息高速公路的主体系统、特别是计算机专业和其他专业的双料人才，是上述转变过程的主体和基础。信息高速公路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1)在国民经济的质上：①信息产业由先导产业转变为主导产业。②全面改进生产各要素，改变生产各要素中知识的比重和地位，使知识成为独立的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并使知识“软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作出更大的贡献。③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方式由扩散转变为集约、外延转变为内涵、劳动资本密集转变为知识密集、小规模转变为大规模、小范围转变为大范围，资本运营为主导上升为知识运营为主导。(2)在国民经济的量上：知识交流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倍乘因子。关系式：社会净产值=各物质生产部门（人才＋资金）X知识流量。(3)在国民经济的序上：①孵化出种种新行业、新产品，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劳动结构和消费结构，使之更具有柔性、敏捷性、适应性、低耗高效性；②经济全球化和多样化；③市场经济的变化：个性化、直接化、买方化、服务化。(4)信息高速公路的地位关系式：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信息商品化→信息产业化→信息产业先导化→信息高速公路→信息产业主导化→知识经济。这说明“互联网”或信息高速公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某个技术的进步，而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而知识经济，就是这种转变与转轨的产物，因而构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知识经济，就是新的经济形态，而不仅仅是什么新技术或新知识。
樊纲：强调新经济不新在哪里，绝不是要否认新经济的作用，而只是想说明，新经济没有改变经济规律，人们应冷静、客观地分析新经济，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应慎用新经济概念，因为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的“旧经济”，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新经济；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赶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时髦”，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只要在专业化竞争上下功夫，在质量上抓“升级”，传统产业还够我们的企业“吃上几十年”。
新经济没有改变经济规律吗？
现有的知识经济学实质是知识产业学，以联合国关于知识经济的定义为基础，对以知识为对象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作了较系统的阐述，是把知识经济学纳入传统经济学的框架，只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增加了知识这一要素，或突出了知识这一要素的地位与作用，在观点和方法上并未超出传统经济学窠臼。知识经济并非仅仅知识成为产业，也并非仅仅知识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是知识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从本质意义上讲，知识经济学此前并未形成一门新学科。现有的“知识经济学”确实没有改变经济规律，既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没有改变经济学的科学规律。这就是樊纲之所以认为知识经济没有改变经济规律的认识根源——用旧的经济学范式框架来认识新经济，以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看知识经济学——属于新的经济学范式的知识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揭示知识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科学的知识经济学，知识经济才有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才能科学定位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
科学定位的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确实改变了经济规律。首先改变了经济的客观规律——由需求与供给以价格为核心的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价值规律。
樊纲认为，新经济并没有导致资本定价方式的改变。纳斯达克市场的大起大落，使很多人感叹资本定价方式已经改变了，不能再按常规来判断股票价值。这果真是一种新变化么?樊纲明确地说：“不是”。他指出，资本的价值从来就是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从来没有改变过。全球股市对新经济的反应无非是过去几次重要技术革命发生时的“翻版”而已。他举例说，铁路技术刚刚出现时，铁路股票在市场上一路飚升；刚刚发明塑料时，凡是和塑料沾点边的股票个个“牛气”冲天。可以说，每一项重要的新技术产生后，市场都会如此反应，然后导致资本大量集中和无数新公司的诞生，然后经过优胜劣汰，淘汰掉90%的泡沫，进人稳健的发展期。因此，人们没有必要对网络公司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大惊小怪，这是客观规律。针对新经济是供给创造需求的经济这种说法，樊纲认为，这个说法也不新，因为在技术革命发生的过程中，历来都是供给创造需求。樊纲在这里忘了：区别新旧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不是供给创造需求还是需求创造供给，而是调节需求与供给的核心机制由价格机制转变为价值机制。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由价格转变为价值。知识经济经济学的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价值。只有实现的价值才有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的价值才是实现的价值。使用价值的价格由使用价值的量决定，使用价值的量由稀缺度决定，稀缺度由供求关系决定，供求关系由主客体关系决定。在知识经济时代，主客体关系由效益决定。因此，使用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关系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经过了以客体为中心同主体的统一，以客体为中心同主体的分裂，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分裂，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四个阶段。知识经济将是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不但科学知识，而且资本运作、资产运作也能创造价值，而且是巨大的价值量，通过智慧、知识、资本、资产运作带来的价值增长是几何级数。知识经济时期资本的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与工业经济时期资本的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的区别，是几何级数与算术级数的区别。因此知识经济时期资本的价值与工业经济时期资本的价值不同，其定价规则也不同：后者的未来预期收益的依据是“平均利润率”，前者的未来预期收益的依据是“超额利润率”。所以樊纲的“资本的价值从来就是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从来没有改变过”是在偷换概念。
经济的一般规律由工业经济的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知识经济的价值规律，导致了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由于知识经济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所以知识经济发展是以价值为参照的效益的发展不是传统经济以价格为参照的效率的增长。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也是知识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西方配置经济学的根本区别。知识经济发展是以价值为参照的全面的发展不是传统经济以价格为参照的片面的增长。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与拾金不昧、舍己为人的社会心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人的行为方式导向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将促进或阻碍社会财富增加与社会发展。因此经济发展不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的一般规律由工业经济的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知识经济的价值规律，导致了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知识经济发展是五度空间模式的发展而不是传统经济线性三维空间的发展。知识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资源的创造，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与生产效率的几何级数增长。在社会的五度空间框架中，社会空间、社会时间、社会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主导；后者通过前者来展示，前者通过后者来提升；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经济五度空间模式揭示了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相互关系。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阶段发展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创造过程中，知识经济→创业经济→再生经济→双赢经济→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学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有历史的必然性。知识经济学以创业经济学为基础、再生经济学为核心、知识运营学为主导、创新经济学为先导，其完美的结构是五度空间的“全息元”。
科学定位的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不但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也确实改变了经济学的科学规律——只有用五度空间理论才能真正把握知识经济，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牛顿力学的思维方式只能在知识经济的大门外徘徊。而樊纲们之所以不懂知识经济，也正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牛顿力学的线性思维方式。
什么是五度空间理论？
五度空间即时间、空间、层次的统一。在五度空间宇宙观中，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从三度空间观到四度空间观到五度空间观，是物理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传统物理学的空间概念，就是立体三维空间。自从爱因斯坦相对论问世以来，空间和时间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空间和时间可以相互转化，时间是空间的另一种方式，因而传统的三维空间加上一维时间，成了四维空间。根据系统论，任何系统都是有层次的。这个层次不仅是传统物理三维空间中的高度，或可用感官把握的不同的物理层面，而且狭义上指事物的不同深度的本质。它虽然只有通过人的抽象思维来把握，然而却是外界事物的客观存在。同时，这种不同层次的本质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成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成为人们感官可以把握的新的物理三维空间。因此，四维空间还应加上层次一维，任何真正的系统都是五度空间。这五度空间的任何一维都可以和其它四维相互转化。作为事物本质的反映的人的意识空间或心理空间，本质上就属于这五度空间中的第五度空间——层次空间，而且是高层次的层次空间（意识本身又分成不同的层次，哲学思维的空间是最高层次的层次空间）。它同物质世界的相互转化，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领域的特殊表现。
五度空间理论是知识经济的理论基础。五度空间理论的意义：知识转变为生产力。如果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人类根据质能关系式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五度空间理论导致知识、信息向能量和质量的转化会裂变出生产力。用五度空间的模式来定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和科学规律对经济客体的规范作用；五度空间理论使哲学和自然科学及其他具体科学实现了统一，使哲学成为可以量化的精确科学，可以像具体科学那样现实地实现它的功能和意义，从而实现真正的哲学革命。
五度空间理论是知识运营的理论基础。知识运营学则在内容与结构、观点与方法方面，对经济学作了突破与创新。知识运营学，是知识经济及其相关学说自上而下、由浅入深、由横向向纵向发展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及其理论自下而上、由低级向高级、由纵向向横向发展的交接、融合、升华、产生出来的新学科。知识运营学标志着人类科学范式的转换，必将带来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在知识运营学体系中，所有旧的名词，如“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资本运营”、“资产运营”、“产品运营”等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定位，因而成了新的概念。
五度空间理论是知识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知识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由于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成为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市场不仅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而且得到优化再生，使市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所以，知识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知识经济通过知识的市场化，使社会的任何领域都市场化，市场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的惟一基础。知识经济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知识的个性化、能动性、创新性特征，使个人创业得以普及，使企业和区域得以二次创业。创业是形成市场主体、健全市场机制、激活市场功能的基础。知识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
五度空间理论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智慧，就是创新性知识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要素中占主导、知识产业成为社会经济龙头产业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在知识产业中占主导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智慧经济，强化了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了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的新的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的新的经营模式是对策。智慧经济的新的发展模式是对称。智慧经济的新的发展目标是和谐。智慧经济，创新性知识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是经济增长方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经营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构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和谐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功能。以往的知识经济侧重人和自然的对称。以往的智慧侧重人和人的对称,智慧经济则是两者的统一,在突出创新和创意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统一。所以智慧经济的经济形态比原有知识经济的经济形态更完整全面。智慧经济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经济，但智慧经济概念的提出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新的经济形态。因此五度空间理论既是把握知识经济的科学方法论，本身也蕴涵了知识经济学的科学规律。
知识经济就是知识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主导的经济，知识属于精神、意识的范畴。因此，意识和物质相比，意识为主导。知识经济以知识为主要的、直接的生产手段、生产目的。所以知识时代将是科学规律主导客观规律，科学范式主导经济模式，经济模式主导区域经济。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以主体性为中心同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创造性的、规范性的。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可以统一也应该统一，科学性和规范性统一的经济学是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必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知识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对称规律、价值规律、主体规律、双赢规律、公平规律、幸福规律。知识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主体模式：思维方式——智慧；行为方式——主动；增长模式：知识运营、资源再生；运作模式：系统性、工程化；经营模式：创新-创造-创业；管理模式：文化、精细化；合作模式：互补、双赢；竞争模式：创新、良性；发展模式：对称、和谐。知识市场经济通过开发知识资源，用知识的增值功能带动知识的创造与认识功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由真理层次上升到合理与审美层次，由真的功能上升到善的与美的功能；使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知识成为生产为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的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使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
知识经济是新的经济形态、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的客观规律与形成新经济学的科学规律，它的实践意义就是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信息高速公路虽然是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产业向知识产业发展的历史和技术条件，但信息高速公路和工业经济、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的发展之间不是一一对应、同步进行的。正好像“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也可以演奏第一提琴”，工业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并不排除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有后发优势；信息产业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知识产业方面并非不能后来居上。我国工业基础虽然相对薄弱，但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硬件）建设方面已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接近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的软件建设方面，属于信息产业层次的平台操作系统开发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虽然上述两方面在总体上仍落后于最先进国家，但相对工业基础而言，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方面已拉近了同最先进国家的距离。这说明，如果我们能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综合思维能力强的先天优势，在知识产业层次的应用软件开发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不是不可能。因此，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产业，首先争取在应用软件开发方面走在世界前头，然后用应用软件的开发带动操作系统软件的开发，用软件的开发带动硬件的建设，
用知识产业带动信息产业，用知识经济带动信息经济并进一步带动工业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是什么“赶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时髦’”，而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途径。
知识经济——制度的转轨、变迁与融合
樊纲：“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开始的文件最早的转轨目标，如果今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话，当时正式提法是向一个计划经济以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你仔细想想，你不要光想一开始，你把这全过程想想。把这三十年的过程想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西方人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怎么做，他们这个法是怎么定的。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的妥协，做很多的变故。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一块，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这不转轨嘛，一会我要讲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渐进的过程，它中间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东西拿来照照，每一次学者研究的时候，领导人前三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别人怎么搞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搞的？国际规则是什么？你一下子实现不了，就说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转轨，但是转轨的每一步它的目标模式，它的目标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你的参照系是存在的，你是已知的。后面还要讲，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樊纲在这里是把参考当参照，把“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当做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经济混为一谈，如果有什么特点也只不过是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适当照顾一下旧计划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某些利益，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并用所谓的“制度转轨”来概括这种模式、用所谓“渐进式改革”来概括这个过程。这是把中国的改革看成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并轨，把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前段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面临着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所以我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所谓的向西方看齐的“制度转轨”，而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要往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变迁”而言，根本不存在、也不应该以西方为参照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道路，才有可能后来居上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即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樊纲之所以认为中国不可能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制度变迁中后来居上，也同样是因为他否认知识经济，否认知识经济对现有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洗牌作用。樊纲认为，“新经济并不能改变体制。……现在不少人以为新经济发展了，我们的体制也会随之改善——并非如此!虽然好的体制可以促进新经济的发展，但新经济本身不会带来新体制，所以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痛苦的改革过程是绕不过去的。”
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因此知识经济必然使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着两种转型：一是经济制度的转型，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实践模式的转型。两种转型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使后者得到充实，前者得到升华。中国改革开放，是两种转型的历史契合。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因此樊纲认为新经济并不能改变体制的观点，把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脱离，认为社会经济体不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片面的、抽象的、简单的、线性的、非系统的经济观，这样的经济观根本不符合任何经济现实。
知识经济使市场经济成为立体的市场经济，立体的市场经济就是民主与法制对称、公平与效率对称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协调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与生产社会化相对称的，是经济的宏观化。在经济全球化、宏观化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更显重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先天的优势。因此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通行的转型、制度变迁经济实际上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包括了向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所谓转型，就是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过程，是扬弃、综合、升华的过程。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发展，用历时性的方法、层次性的方法化解同时性的矛盾，整合同时存在的不同经济制度，实现相容与超越，而不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模本的渐进式改革。
知识经济——比较优势的主体化、动态化与系统化
樊纲认为，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赶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时髦”，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只要在专业化竞争上下功夫，在质量上抓“升级”，传统产业还够我们的企业“吃上几十年”， “我们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但传统产业仍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樊纲还用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告诫中国人民：“作为发展中国家，要防止片面强调高科技产业，防止劳动力成本过快增长，注意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改进(这就要求改进制度，发展教育、科技)；而另一方面则是指发挥比较优势。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必须重视再重视，但它们的实现是一个充满艰辛的长期过程，在逐步实现这方面改进的过程中，则必须充分注意保持劳动成本的竞争性优势，一方面防止高消费、防止工资成本上升过快；另一方面不能过早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片面强调产业升级换代。政府和理论界要防止片面强调竞争力的科技方面，而忽视其比较优势方面”。樊纲指出：“一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与贸易赤字有关，与增长方式有关，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有关，因此许多人指责这些国家不注重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片面进行外延式增长，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这种观点值得作深入的分析”。樊纲还认为，要寻找自己的相对优势，那就是“穷的优势”、“土的优势”与“落后的优势”。所谓穷的优势是指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像劳动力成本便宜等，土的优势是说拥有本土市场，落后的优势则是表示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能节省发展成本。“我们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还是低成本的劳动力”，“那些幻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在‘高新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等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强手的所谓‘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只能最终导致增长速度放慢、差距差距最终拉大而不是缩小”。
樊纲在这里是把知识经济归结为技术经济，并由于这种归结，把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凝固化、低层次化。知识经济不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老调重弹，而是要改变知识本身的结构，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重技术轻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社会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科学主导技术，软技术（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对应的技术）主导硬技术（同自然科学对应的技术）。强调技术立国的日本如强弩之末，而注重知识创新的欧美则保持强势就是证明，而知识经济之所以能使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并带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也就是因为知识经济不等于技术经济。制度高于技术，知识高于制度。技术有垄断性，知识没有国界，没有垄断性。技术一旦上升到知识,形成原理性的东西，就可以打破技术的垄断，从而实现知识的重新洗牌；知识的重新洗牌，可以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这里，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发挥作用。通过知识融合，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从而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进入全球一体化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可以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而且可以在经济学、管理学上也演奏第一提琴。只有通过首先在哲学、然后在经济学、管理学上演奏第一提琴，才有可能在经济上演奏第一提琴。经济转型为中国实现上述转化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基础。认清必然，梳理偶然，在改革开放发展中把体现经济发展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演变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正确路径。
知识经济也是文化经济——使文化成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经济的重新洗牌中使传统文化的潜在优势得以开发，而得到开发的传统文化的潜在优势又成为经济重新洗牌的催化剂。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仅仅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且在于知识经济带来的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如果说，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线性科学的发展以“天人相分”的西方思维方式为基础，那么以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则必须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对称思维方式为前提。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
知识经济、文化经济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主体化、、高层次化、动态化。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象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知识经济、文化经济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整体化、系统化。在樊纲们看来，比较优势是要素概念；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从诸如人口、资源、成本等要素考虑的地区比较优势；其定位是纯客体的。在再生经济学看来，比较优势是结构概念；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其定位是主客体的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互补性强，经过协调就可以门类齐全、结构完整、化劣为优；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秉持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时间结构优势。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通过时间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用空间结构优势提升时间结构优势。用系统来整合、提升要素，会使要素产生新的功能。即使从要素看资源禀赋，大中华经济圈具备经济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发达地区（港、奥、台、东部地区）与落后的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禀赋特点，中华民族的感情纽带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相联结，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的缩影。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用知识经济定位具有立体结构的大中华区域经济，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变劣势为优势，碰撞出原子核裂变级数的生产力。大中华经济圈，拥有任何一个国家（如美日）和任何一个区域联盟体（如欧盟，东盟）都不具备的“对称型结构生产潜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只不过这样的比较优势在樊纲们的理解力之外。
知识经济——中国改革是制度改进而不是制度改变
樊纲：“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任何一种体制改革，说到底都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改变，总会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损；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现在不受损，将来就不会受益。这就是说，体制改革的一般情况在理论上都属于‘非帕累托改变’。改革中的各种难题，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正是由此产生的。……‘补偿’的作用及其局限。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存在一种方式，能在资源配置发生改变之后，将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关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或再分配，从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损失（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损失），那么不论最初分配情况如何，都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就是福利经济学中所谓的‘补偿原理’。改革的困难来自受损失利益集团的阻挠，并因这种阻挠而造成种种经济损失，那么，很显然，如果能对受损失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或‘赎买’，减小他们受损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减少，其减少额大于付出的赎金，就是合算的。毫无疑问，补偿或‘赎买’可以说是消除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阻力的一种基本思路。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维持既得利益。通过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把‘非帕累托改变’转换为‘帕累托改进’，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只要改革本身确实是盈利的，能够提供足够的新增收益，对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当然，在肯定补偿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补偿作用的局限性。首先，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其次，补偿是有一定成本的。补偿操作本身就是费时、费钱的事情。补偿所涉及的面越广，补偿的成本费用就越大，这时就会有一个合算不合算的问题，导致无法给予普遍的补偿，因而无法消除所有的对改革的阻力。这就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应该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补偿这一缓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终总还是要面对一些剩下来的、无法消除事实上也不应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计这些阻力对于改革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所能造成的损失。”
樊纲在这里是把\"帕累托改进\"和“改进”划等号，认为要么\"帕累托改进\"，要么就是“改变”，而改变就是利益结构的调整，而调整的结果就是有的人受益有的人受损。对受损这部分人的“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樊纲这种把改革定位于利益结构调整、利益重新分配的结论，其理论基础是西方的配置经济学；通过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参照的私有化、货币化、产业化、自由化改革，这种以利益结构调整、利益重新分配为目标的改革只能演变为一场牺牲解放后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既得利益”来满足少数人利益、重塑剥削阶级、制造两极分化和贫富对立的掠夺。也就是说，把社会主义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樊纲们所要的“改革”。
改革的目标不是所谓的利益重新分配，而是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在再生经济学范式框架中，以解放生产力为目标的改革既不是什么让一部分人受益、其他人利益不受损害的“帕累托改进”，也不是使大部分人利益被损害后给其部分补偿、使少部分人快速先富起来并进行资本积聚形成资产阶级的制度改变，而是在效率与公平一致的基础上使绝大多数人都受益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通过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受益不是仅仅狭隘地定位为得到更多的物资财富，而是人的主体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社会分配结构更合理、社会保障制度更健全、受教育程度与可自由发展程度更高、人得到更全面的发展、生产力得到更快发展、社会得到可持续发展。
樊纲把改革定位于利益关系的调整，源于他的改革理论属于配置经济学，而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前知识经济时代。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这个时候的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生产本身，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这个时候的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配置经济学视野在分配领域；生产只是生产领域的分配，生产领域只是分配领域的延伸，改革成了利益关系的调整。经济学作为资源优化再生的学说，视野在生产领域；分配只是生产、再生产的分配，分配领域只是生产领域的环节，改革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与生产力的解放。配置经济学把分配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再生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双赢经济、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再生型经济。
因此建构和谐社会与明确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都必须建立在知识经济形态与再生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在樊纲们的配置经济学基础上，建构和谐社会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妄想。
知识经济——解决三农问题靠知识化而不是城市化
从上面可以看到，樊纲之所以要否认知识经济，就是因为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位于重演西方近代工业化的道路、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即资本主义的道路。樊纲把这种思维方式延伸到“三农”领域，认为农业或农民问题应该跳出农村的视角进行思考，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应该在于“非农产业化”，也即西方工业经济时期的“城市化”。樊纲认为，目前农村大多数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收入的源泉也主要是农业活动；而中国的农业又受人多地少之困，难以开展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技术落后，人均劳动收入难以提高。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困难。许多人都认识到家庭经营规模小、效益差是当前中国农业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组织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农业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少数人的“规模经营”，意味着多数人“无地经营”。因此，规模化经营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问题。在多数农业人口转化之前，也就是说，在许多人离开土地之前，规模化经营是难以实现的。在某些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进行适度的规模化经营，正是因为大多数农业人口已向非农产业转化。第二，很难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来维持农民的收入水平。中国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在加入WTO并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的前提下，维持这种高价已有很大困难，更不要说再进一步提价了。第三，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能改变。土地制度直接影响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但就目前土地收益状况和农民收人结构而言，农户承包的那一小块土地，已经不是“高收入的来源”，而成为“社会保障”的“保命田”。有了这样一块强制性的不可出卖的土地，至少为农民提供了基本收入的源泉，在农民无法找到其他更高收入的工作之前、或者在失去了较高收入的非农就业时，可以有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避免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城市贫民”问题。只要多数农民还没有在非农产业中获得稳定的就业，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不应也不可能发生重大的改变。因此，樊纲认为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也就是说，多数农民最终都能在非农产业(工业、服务业等部门)中获得稳定的就业，逐步走向“城市化”的道路。只有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才能真正实现规模化经营，农产品的价格也才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应有的变动，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入，农业和工业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樊纲在“三农”问题上同样秉持西方中心论与西方工业化时期的线性思维方式，认为解决三农问题靠传统的农民离土又离乡的“城市化”。
“三农”问题要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来定位。知识经济时代，工业化不等于城市化，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规模化生产不等于集约化生产，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的核心是信息化和知识化，城市化的标志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就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使农民成为“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农民，用知识产业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重塑改造使之层次提升与集约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农村“城市化”与消化农村人口的根本途径。如果用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来定位知识经济时期的城市化道路，按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让中国重演西方曾经走过的农村人口就业非农产业化的城市化道路，永远解决不了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问题，不但永远不能缩小城乡差距而且只能使城乡差距日益拉大。樊纲这种“跳出农村的视角进行思考”的“非农产业化”也即传统城市化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和思维方式既是时空错位，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知识经济学——新经济学是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樊纲之所以要贬抑知识经济，把知识经济等同于一般的知识创新，目的是为了贬抑知识经济学，否定知识经济学作为新的、与知识经济形态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的地位。作为新的经济学范式，知识经济学范式与传统经济学范式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如果知识经济学范式能成立，传统经济学范式的主流地位将被动摇，建立在传统经济学范式基础上的“经济学家”的话语霸权将被否定。为了维护他们的学术既得利益，他们必然要奋起反抗。在科学史上，这种新旧范式之间的殊死搏斗是屡见不鲜的；更何况知识经济学引起的，不仅仅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进步，而是经济学的范式革命。
知识经济是与传统经济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此相应，知识经济学是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只有把知识经济看成与传统经济不同的经济形态，把知识经济学看成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科学的知识经济学才能得以建立，知识经济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只有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方法的知识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揭示知识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才有可能建立新的知识经济学范式，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科学的知识经济学，在旧的经济学范式框架中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学。
知识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改革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解释与重建中国经济的理论基础。之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其说是例外，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五度空间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经济发展的典型现实对称。
知识经济学是价值经济学。知识经济改变了经济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价值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是充分的，市场是出清的。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的有序性、对称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对称的市场机制。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 “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主体性的社会创新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
知识经济学是整体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相互融合、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的相互统一，就是经济学的双向运动。经济学的双向运动是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的理论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是经济学双向运动的实践证明。在这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运动中，实现知识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予主义的扬弃；只有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统一的范式中，才能理解和把握知识经济学，才能建构扬弃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对立、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对立的知识经济学。
知识经济学是复杂经济学。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复杂系统，而转型经济则把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推向极致：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系统中各种要素与关系、逻辑关系与历史关系的“全息元”。如果说，西方的线性思维方式同经济复杂系统之间本来就不对称，那么同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更是牛头对马嘴。发展经济学应该是知识经济与创业经济、时间经济与空间经济的双向互动、对称发展；任何单一要素、趋向的“发展”实质上都只是“增长”而非“发展”。西方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们只是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而不是对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即使他们也出现过“发展”的字眼，但在概念上仍然只是“增长”。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如果是科学，就只能研究“增长”而非“发展”。这只能同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相脱节。只有作为复杂经济学的知识经济学才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并指导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知识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以价值经济学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学只能属于再生经济学范式；只有知识经济与再生经济的对称、政府调控与自由经济的对称，才有幸福经济、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再生经济。知识经济是再生经济的基础，知识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再生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运营学是知识经济学的主导，纵深科学是把它们贯串起来的线索和纽带，它们共同构成了知识经济学的有机整体。
知识经济学是合作经济学。随着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经济学也由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变；相应地，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也从以非合作为主向合作为主转变。知识经济也即双赢经济；知识的可再生性，使双赢合作成为合作的主导模式，义利不但应当统一，而且可以统一。
知识经济学是控制经济学。控制经济学意味着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的控制、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提升。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控制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整体框架，也为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控制经济学看来，计划以及通过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舆论来实现计划，是优化配置资源、并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必要途径。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
知识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都已过时。
知识经济学不仅是方法，而且是模式，它更全面更系统地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本质和结构。只有知识经济学，才能把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要素、结构、功能，质、量、序，时间、空间、层次统一起来研究。在知识经济学中，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社会空间、社会时间、社会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主导；后者通过前者来展示，前者通过后者来提升；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学揭示了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对称关系。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中国有可能跨发展阶段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和谐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只有首先使经济模式后来居上，才有可能使再生生产力——挤掉泡沫的“经济总量”后来居上；只有采用时间、空间、层次相对称的五度空间模式，才有可能使经济模式后来居上。
作为新的经济学范式的知识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知识运营学、知识市场经济学、智慧经济学的统一，是新的理论形态、理论结构、理论功能的统一。知识经济学所带来的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将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知识经济学在知识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基础上产生，又反过来推动知识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的发展。
樊纲们之所以不能接受知识经济学，是由于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前者属于政治经济学，后者属于人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的定义、定位、性质、方法、功能都具有本质的不同，总体上相互之间根本不能相容。樊纲们的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们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线性的、直观的，因而一叶障目，不可能辩证地把握中国改革历史走向；否认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必将带来经济的重新洗牌与历史发展的螺旋式，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步西方资本主义的后尘，是走西方曾经走过的老路，发展观是直线的、线性的。樊纲们的经济学在新的与知识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面前只能成为神马浮云。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评樊纲否认知识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就是因为他们把西方走过的道路看成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把西方经济学看成是人类经济学的主流，而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把支流汇入主流；在此过程中，应该由他们起引导、领导、主导作用。因此他们的主流经济学就是西方文明中心论、西方经济中心论、西方经济学中心论。他们所提出来的“比较优势论”、“世界工厂论”、“市场换技术论”、“救美国也即救中国论”、工业化等于城市化模式，以及中美国模式、教育产业化政策，无一不是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具体表现；而他们的西方中心论及根据这些理论制定的政策在给中国带来资源枯竭GDP、带血GDP、卖国GDP、奴才GDP、愚民GDP快速增长和中国人民创新能力普遍下降，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日益拉大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著名经济学家”的头衔与饱受媒体追捧、终日活跃在闪光灯面前的殊荣，带来价格不菲的演讲费与如雷般的掌声、欢呼声，带来了西方国家政府与民间机构赋予他们的各种至高无上的荣誉与他们本人极大的满足感、优越感与话语霸权。而知识经济是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改变了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也改变了传统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基础。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在带来人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人类经济中心转移的同时，也必将带来人类经济学范式的转变，带来经济学的利益结构调整，触动原有经济学既得利益者的包括话语权在内的既得利益。在新的、与知识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面前，他们虽然自形羞惭，但绝不甘愿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所以他们必须否认知识经济，以维护他们包括话语权在内的既得利益。而要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就必须维护西方的中心地位；否认知识经济与西方中心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维护西方的中心地位与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樊纲就是通过极力否认知识经济来维护西方中心地位、为了维护西方的中心地位而极力否认知识经济、通过维护西方中心地位和否认知识经济来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最“著名经济学家”之一。由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西方中心论误导了中国改革，使中国改革偏离了正确方向，错失了知识经济提供的后来居上的机遇，限制了中国的超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打破西方中心的神话，确立知识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历史地位。确立知识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历史地位与打破西方中心的神话也同样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知识经济——改变经济规律的新的经济形态
樊纲认为，对知识经济“不能过于狂热，更不能盲目”。他特别提醒人们注意新经济(知识经济)所没有改变的东西。关于新经济是由知识所推动的经济的说法，他认为并不新鲜。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技术进步都是由知识推动的，例如，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大幅度降低了知识传播的成本，电报电话的发明使人类可以远程交换信息，等等，这些发明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互联网的出现。因此，知识并不是到了新经济时代才起作用，知识的重要性一直不曾改变过。在这里，樊纲否认知识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理由是互联网的出现和以往知识推动的技术进步之间只有时间先后的差别，没有本质的不同，“新经济”的“新”只是新旧的新，而不是新的经济形态。这说明樊纲根本不懂得互联网出现的意义，甚至可以说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互联网”。
所谓“互联网”，就是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信息经济发展到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知识经济开始形成、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历史和技术条件。现代通信、电子计算机、信息资源三者各自网络化及其相互渗透、联结、联合而形成信息的全方位服务网络，是名符其实的“信息高速公路”。只有“三网合一”，才使计算机成了名符其实的“电脑”；信息高速公路，是真正的“电脑网络”。信息高速公路在信息产业向知识产业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信息高速公路的发展过程，就是信息高速公路中的硬件设施不断完善、软件系统的比重不断提高、软件系统中应用软件系统的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一旦应用软件系统在信息高速公路中占主导地位，信息产业就转变为知识产业。信息高速公路的主体系统、特别是计算机专业和其他专业的双料人才，是上述转变过程的主体和基础。信息高速公路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1)在国民经济的质上：①信息产业由先导产业转变为主导产业。②全面改进生产各要素，改变生产各要素中知识的比重和地位，使知识成为独立的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并使知识“软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作出更大的贡献。③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方式由扩散转变为集约、外延转变为内涵、劳动资本密集转变为知识密集、小规模转变为大规模、小范围转变为大范围，资本运营为主导上升为知识运营为主导。(2)在国民经济的量上：知识交流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倍乘因子。关系式：社会净产值=各物质生产部门（人才＋资金）X知识流量。(3)在国民经济的序上：①孵化出种种新行业、新产品，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劳动结构和消费结构，使之更具有柔性、敏捷性、适应性、低耗高效性；②经济全球化和多样化；③市场经济的变化：个性化、直接化、买方化、服务化。(4)信息高速公路的地位关系式：工业经济→信息经济：信息商品化→信息产业化→信息产业先导化→信息高速公路→信息产业主导化→知识经济。这说明“互联网”或信息高速公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不仅仅是某个技术的进步，而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而知识经济，就是这种转变与转轨的产物，因而构成了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与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知识经济，就是新的经济形态，而不仅仅是什么新技术或新知识。
樊纲：强调新经济不新在哪里，绝不是要否认新经济的作用，而只是想说明，新经济没有改变经济规律，人们应冷静、客观地分析新经济，不要被暂时的现象所迷惑；应慎用新经济概念，因为对于一些发达国家来说的“旧经济”，对我们来说，可能还是新经济；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赶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时髦”，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只要在专业化竞争上下功夫，在质量上抓“升级”，传统产业还够我们的企业“吃上几十年”。
新经济没有改变经济规律吗？
现有的知识经济学实质是知识产业学，以联合国关于知识经济的定义为基础，对以知识为对象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作了较系统的阐述，是把知识经济学纳入传统经济学的框架，只是在传统经济学中增加了知识这一要素，或突出了知识这一要素的地位与作用，在观点和方法上并未超出传统经济学窠臼。知识经济并非仅仅知识成为产业，也并非仅仅知识在生产中占有重要地位，而是知识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从本质意义上讲，知识经济学此前并未形成一门新学科。现有的“知识经济学”确实没有改变经济规律，既没有改变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没有改变经济学的科学规律。这就是樊纲之所以认为知识经济没有改变经济规律的认识根源——用旧的经济学范式框架来认识新经济，以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看知识经济学——属于新的经济学范式的知识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揭示知识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科学的知识经济学，知识经济才有可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才能科学定位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
科学定位的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确实改变了经济规律。首先改变了经济的客观规律——由需求与供给以价格为核心的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价值规律。
樊纲认为，新经济并没有导致资本定价方式的改变。纳斯达克市场的大起大落，使很多人感叹资本定价方式已经改变了，不能再按常规来判断股票价值。这果真是一种新变化么?樊纲明确地说：“不是”。他指出，资本的价值从来就是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从来没有改变过。全球股市对新经济的反应无非是过去几次重要技术革命发生时的“翻版”而已。他举例说，铁路技术刚刚出现时，铁路股票在市场上一路飚升；刚刚发明塑料时，凡是和塑料沾点边的股票个个“牛气”冲天。可以说，每一项重要的新技术产生后，市场都会如此反应，然后导致资本大量集中和无数新公司的诞生，然后经过优胜劣汰，淘汰掉90%的泡沫，进人稳健的发展期。因此，人们没有必要对网络公司目前所面临的危机大惊小怪，这是客观规律。针对新经济是供给创造需求的经济这种说法，樊纲认为，这个说法也不新，因为在技术革命发生的过程中，历来都是供给创造需求。樊纲在这里忘了：区别新旧经济形态的本质特征不是供给创造需求还是需求创造供给，而是调节需求与供给的核心机制由价格机制转变为价值机制。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机制由价格转变为价值。知识经济经济学的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价值。只有实现的价值才有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的价值才是实现的价值。使用价值的价格由使用价值的量决定，使用价值的量由稀缺度决定，稀缺度由供求关系决定，供求关系由主客体关系决定。在知识经济时代，主客体关系由效益决定。因此，使用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关系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经过了以客体为中心同主体的统一，以客体为中心同主体的分裂，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分裂，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四个阶段。知识经济将是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在知识经济时代，不但科学知识，而且资本运作、资产运作也能创造价值，而且是巨大的价值量，通过智慧、知识、资本、资产运作带来的价值增长是几何级数。知识经济时期资本的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与工业经济时期资本的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的区别，是几何级数与算术级数的区别。因此知识经济时期资本的价值与工业经济时期资本的价值不同，其定价规则也不同：后者的未来预期收益的依据是“平均利润率”，前者的未来预期收益的依据是“超额利润率”。所以樊纲的“资本的价值从来就是未来预期收益的折现值，从来没有改变过”是在偷换概念。
经济的一般规律由工业经济的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知识经济的价值规律，导致了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由于知识经济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所以知识经济发展是以价值为参照的效益的发展不是传统经济以价格为参照的效率的增长。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也是知识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西方配置经济学的根本区别。知识经济发展是以价值为参照的全面的发展不是传统经济以价格为参照的片面的增长。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与拾金不昧、舍己为人的社会心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人的行为方式导向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将促进或阻碍社会财富增加与社会发展。因此经济发展不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
经济的一般规律由工业经济的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知识经济的价值规律，导致了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同。知识经济发展是五度空间模式的发展而不是传统经济线性三维空间的发展。知识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资源的创造，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与生产效率的几何级数增长。在社会的五度空间框架中，社会空间、社会时间、社会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主导；后者通过前者来展示，前者通过后者来提升；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经济五度空间模式揭示了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相互关系。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阶段发展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创造过程中，知识经济→创业经济→再生经济→双赢经济→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学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有历史的必然性。知识经济学以创业经济学为基础、再生经济学为核心、知识运营学为主导、创新经济学为先导，其完美的结构是五度空间的“全息元”。
科学定位的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不但改变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也确实改变了经济学的科学规律——只有用五度空间理论才能真正把握知识经济，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牛顿力学的思维方式只能在知识经济的大门外徘徊。而樊纲们之所以不懂知识经济，也正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是牛顿力学的线性思维方式。
什么是五度空间理论？
五度空间即时间、空间、层次的统一。在五度空间宇宙观中，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从三度空间观到四度空间观到五度空间观，是物理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传统物理学的空间概念，就是立体三维空间。自从爱因斯坦相对论问世以来，空间和时间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空间和时间可以相互转化，时间是空间的另一种方式，因而传统的三维空间加上一维时间，成了四维空间。根据系统论，任何系统都是有层次的。这个层次不仅是传统物理三维空间中的高度，或可用感官把握的不同的物理层面，而且狭义上指事物的不同深度的本质。它虽然只有通过人的抽象思维来把握，然而却是外界事物的客观存在。同时，这种不同层次的本质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成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成为人们感官可以把握的新的物理三维空间。因此，四维空间还应加上层次一维，任何真正的系统都是五度空间。这五度空间的任何一维都可以和其它四维相互转化。作为事物本质的反映的人的意识空间或心理空间，本质上就属于这五度空间中的第五度空间——层次空间，而且是高层次的层次空间（意识本身又分成不同的层次，哲学思维的空间是最高层次的层次空间）。它同物质世界的相互转化，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领域的特殊表现。
五度空间理论是知识经济的理论基础。五度空间理论的意义：知识转变为生产力。如果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人类根据质能关系式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五度空间理论导致知识、信息向能量和质量的转化会裂变出生产力。用五度空间的模式来定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和科学规律对经济客体的规范作用；五度空间理论使哲学和自然科学及其他具体科学实现了统一，使哲学成为可以量化的精确科学，可以像具体科学那样现实地实现它的功能和意义，从而实现真正的哲学革命。
五度空间理论是知识运营的理论基础。知识运营学则在内容与结构、观点与方法方面，对经济学作了突破与创新。知识运营学，是知识经济及其相关学说自上而下、由浅入深、由横向向纵向发展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及其理论自下而上、由低级向高级、由纵向向横向发展的交接、融合、升华、产生出来的新学科。知识运营学标志着人类科学范式的转换，必将带来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在知识运营学体系中，所有旧的名词，如“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资本运营”、“资产运营”、“产品运营”等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新的定位，因而成了新的概念。
五度空间理论是知识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知识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由于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成为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市场不仅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而且得到优化再生，使市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所以，知识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知识经济通过知识的市场化，使社会的任何领域都市场化，市场成为知识经济时代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的惟一基础。知识经济是完全的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知识的个性化、能动性、创新性特征，使个人创业得以普及，使企业和区域得以二次创业。创业是形成市场主体、健全市场机制、激活市场功能的基础。知识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
五度空间理论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智慧，就是创新性知识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要素中占主导、知识产业成为社会经济龙头产业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在知识产业中占主导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智慧经济，强化了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了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的新的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的新的经营模式是对策。智慧经济的新的发展模式是对称。智慧经济的新的发展目标是和谐。智慧经济，创新性知识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是经济增长方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经营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构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和谐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功能。以往的知识经济侧重人和自然的对称。以往的智慧侧重人和人的对称,智慧经济则是两者的统一,在突出创新和创意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统一。所以智慧经济的经济形态比原有知识经济的经济形态更完整全面。智慧经济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经济，但智慧经济概念的提出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新的经济形态。因此五度空间理论既是把握知识经济的科学方法论，本身也蕴涵了知识经济学的科学规律。
知识经济就是知识市场经济。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主导的经济，知识属于精神、意识的范畴。因此，意识和物质相比，意识为主导。知识经济以知识为主要的、直接的生产手段、生产目的。所以知识时代将是科学规律主导客观规律，科学范式主导经济模式，经济模式主导区域经济。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以主体性为中心同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创造性的、规范性的。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可以统一也应该统一，科学性和规范性统一的经济学是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必要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知识市场经济的经济规律：对称规律、价值规律、主体规律、双赢规律、公平规律、幸福规律。知识市场经济的经济模式：主体模式：思维方式——智慧；行为方式——主动；增长模式：知识运营、资源再生；运作模式：系统性、工程化；经营模式：创新-创造-创业；管理模式：文化、精细化；合作模式：互补、双赢；竞争模式：创新、良性；发展模式：对称、和谐。知识市场经济通过开发知识资源，用知识的增值功能带动知识的创造与认识功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由真理层次上升到合理与审美层次，由真的功能上升到善的与美的功能；使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知识成为生产为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的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使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
知识经济是新的经济形态、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改变了传统经济的客观规律与形成新经济学的科学规律，它的实践意义就是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提供了历史的机遇。信息高速公路虽然是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产业向知识产业发展的历史和技术条件，但信息高速公路和工业经济、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的发展之间不是一一对应、同步进行的。正好像“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也可以演奏第一提琴”，工业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并不排除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有后发优势；信息产业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知识产业方面并非不能后来居上。我国工业基础虽然相对薄弱，但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硬件）建设方面已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接近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的软件建设方面，属于信息产业层次的平台操作系统开发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虽然上述两方面在总体上仍落后于最先进国家，但相对工业基础而言，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方面已拉近了同最先进国家的距离。这说明，如果我们能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综合思维能力强的先天优势，在知识产业层次的应用软件开发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不是不可能。因此，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产业，首先争取在应用软件开发方面走在世界前头，然后用应用软件的开发带动操作系统软件的开发，用软件的开发带动硬件的建设，
用知识产业带动信息产业，用知识经济带动信息经济并进一步带动工业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不是什么“赶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时髦’”，而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途径。
知识经济——制度的转轨、变迁与融合
樊纲：“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开始的文件最早的转轨目标，如果今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话，当时正式提法是向一个计划经济以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你仔细想想，你不要光想一开始，你把这全过程想想。把这三十年的过程想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西方人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怎么做，他们这个法是怎么定的。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的妥协，做很多的变故。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一块，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这不转轨嘛，一会我要讲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渐进的过程，它中间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东西拿来照照，每一次学者研究的时候，领导人前三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别人怎么搞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搞的？国际规则是什么？你一下子实现不了，就说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转轨，但是转轨的每一步它的目标模式，它的目标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你的参照系是存在的，你是已知的。后面还要讲，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樊纲在这里是把参考当参照，把“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当做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经济混为一谈，如果有什么特点也只不过是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适当照顾一下旧计划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某些利益，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并用所谓的“制度转轨”来概括这种模式、用所谓“渐进式改革”来概括这个过程。这是把中国的改革看成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并轨，把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前段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面临着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所以我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所谓的向西方看齐的“制度转轨”，而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要往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变迁”而言，根本不存在、也不应该以西方为参照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道路，才有可能后来居上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即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樊纲之所以认为中国不可能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制度变迁中后来居上，也同样是因为他否认知识经济，否认知识经济对现有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洗牌作用。樊纲认为，“新经济并不能改变体制。……现在不少人以为新经济发展了，我们的体制也会随之改善——并非如此!虽然好的体制可以促进新经济的发展，但新经济本身不会带来新体制，所以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痛苦的改革过程是绕不过去的。”
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因此知识经济必然使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着两种转型：一是经济制度的转型，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实践模式的转型。两种转型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使后者得到充实，前者得到升华。中国改革开放，是两种转型的历史契合。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因此樊纲认为新经济并不能改变体制的观点，把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脱离，认为社会经济体不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片面的、抽象的、简单的、线性的、非系统的经济观，这样的经济观根本不符合任何经济现实。
知识经济使市场经济成为立体的市场经济，立体的市场经济就是民主与法制对称、公平与效率对称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协调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与生产社会化相对称的，是经济的宏观化。在经济全球化、宏观化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更显重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先天的优势。因此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通行的转型、制度变迁经济实际上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包括了向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所谓转型，就是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过程，是扬弃、综合、升华的过程。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发展，用历时性的方法、层次性的方法化解同时性的矛盾，整合同时存在的不同经济制度，实现相容与超越，而不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模本的渐进式改革。
知识经济——比较优势的主体化、动态化与系统化
樊纲认为，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赶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时髦”，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只要在专业化竞争上下功夫，在质量上抓“升级”，传统产业还够我们的企业“吃上几十年”， “我们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但传统产业仍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樊纲还用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告诫中国人民：“作为发展中国家，要防止片面强调高科技产业，防止劳动力成本过快增长，注意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改进(这就要求改进制度，发展教育、科技)；而另一方面则是指发挥比较优势。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必须重视再重视，但它们的实现是一个充满艰辛的长期过程，在逐步实现这方面改进的过程中，则必须充分注意保持劳动成本的竞争性优势，一方面防止高消费、防止工资成本上升过快；另一方面不能过早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片面强调产业升级换代。政府和理论界要防止片面强调竞争力的科技方面，而忽视其比较优势方面”。樊纲指出：“一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与贸易赤字有关，与增长方式有关，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有关，因此许多人指责这些国家不注重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片面进行外延式增长，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这种观点值得作深入的分析”。樊纲还认为，要寻找自己的相对优势，那就是“穷的优势”、“土的优势”与“落后的优势”。所谓穷的优势是指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像劳动力成本便宜等，土的优势是说拥有本土市场，落后的优势则是表示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能节省发展成本。“我们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还是低成本的劳动力”，“那些幻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在‘高新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等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强手的所谓‘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只能最终导致增长速度放慢、差距差距最终拉大而不是缩小”。
樊纲在这里是把知识经济归结为技术经济，并由于这种归结，把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凝固化、低层次化。知识经济不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老调重弹，而是要改变知识本身的结构，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重技术轻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社会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科学主导技术，软技术（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对应的技术）主导硬技术（同自然科学对应的技术）。强调技术立国的日本如强弩之末，而注重知识创新的欧美则保持强势就是证明，而知识经济之所以能使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并带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也就是因为知识经济不等于技术经济。制度高于技术，知识高于制度。技术有垄断性，知识没有国界，没有垄断性。技术一旦上升到知识,形成原理性的东西，就可以打破技术的垄断，从而实现知识的重新洗牌；知识的重新洗牌，可以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这里，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发挥作用。通过知识融合，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从而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进入全球一体化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可以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而且可以在经济学、管理学上也演奏第一提琴。只有通过首先在哲学、然后在经济学、管理学上演奏第一提琴，才有可能在经济上演奏第一提琴。经济转型为中国实现上述转化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基础。认清必然，梳理偶然，在改革开放发展中把体现经济发展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演变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正确路径。
知识经济也是文化经济——使文化成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经济的重新洗牌中使传统文化的潜在优势得以开发，而得到开发的传统文化的潜在优势又成为经济重新洗牌的催化剂。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仅仅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且在于知识经济带来的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如果说，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线性科学的发展以“天人相分”的西方思维方式为基础，那么以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则必须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对称思维方式为前提。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
知识经济、文化经济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主体化、、高层次化、动态化。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象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知识经济、文化经济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整体化、系统化。在樊纲们看来，比较优势是要素概念；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从诸如人口、资源、成本等要素考虑的地区比较优势；其定位是纯客体的。在再生经济学看来，比较优势是结构概念；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其定位是主客体的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互补性强，经过协调就可以门类齐全、结构完整、化劣为优；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秉持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时间结构优势。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通过时间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用空间结构优势提升时间结构优势。用系统来整合、提升要素，会使要素产生新的功能。即使从要素看资源禀赋，大中华经济圈具备经济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发达地区（港、奥、台、东部地区）与落后的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禀赋特点，中华民族的感情纽带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相联结，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的缩影。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用知识经济定位具有立体结构的大中华区域经济，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变劣势为优势，碰撞出原子核裂变级数的生产力。大中华经济圈，拥有任何一个国家（如美日）和任何一个区域联盟体（如欧盟，东盟）都不具备的“对称型结构生产潜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只不过这样的比较优势在樊纲们的理解力之外。
知识经济——中国改革是制度改进而不是制度改变
樊纲：“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恰恰在于：任何一种体制改革，说到底都会涉及到利益关系的改变，总会有一些人的利益要受损；没有人受损，就不可能有人受益；或者，现在不受损，将来就不会受益。这就是说，体制改革的一般情况在理论上都属于‘非帕累托改变’。改革中的各种难题，改革所遇到的各种阻力，正是由此产生的。……‘补偿’的作用及其局限。从理论上来说，如果存在一种方式，能在资源配置发生改变之后，将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关的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或再分配，从而使得任何人都不受到损失（无论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损失），那么不论最初分配情况如何，都可以说这种改变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就是福利经济学中所谓的‘补偿原理’。改革的困难来自受损失利益集团的阻挠，并因这种阻挠而造成种种经济损失，那么，很显然，如果能对受损失的人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或‘赎买’，减小他们受损失的程度，以使改革的阻力减少，其减少额大于付出的赎金，就是合算的。毫无疑问，补偿或‘赎买’可以说是消除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阻力的一种基本思路。这种做法的实质，就是在体制转变过程中维持既得利益。通过这种补偿，实际上就把‘非帕累托改变’转换为‘帕累托改进’，这显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只要改革本身确实是盈利的，能够提供足够的新增收益，对受损失的人进行补偿就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值得的。当然，在肯定补偿措施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地认识到补偿作用的局限性。首先，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其次，补偿是有一定成本的。补偿操作本身就是费时、费钱的事情。补偿所涉及的面越广，补偿的成本费用就越大，这时就会有一个合算不合算的问题，导致无法给予普遍的补偿，因而无法消除所有的对改革的阻力。这就告诉我们，尽管我们应该在改革的每一步上都充分地利用补偿这一缓和矛盾的方法，但最终总还是要面对一些剩下来的、无法消除事实上也不应消除的阻力，要充分估计这些阻力对于改革进程以及经济增长所能造成的损失。”
樊纲在这里是把\"帕累托改进\"和“改进”划等号，认为要么\"帕累托改进\"，要么就是“改变”，而改变就是利益结构的调整，而调整的结果就是有的人受益有的人受损。对受损这部分人的“改革中的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是部分补偿，而不能是充分补偿。这是因为，如果对受损失的人进行了充分补偿，对于社会或社会上其他人有利的改革就将所剩无几了，许多改革事实上就会名存实亡，改革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樊纲这种把改革定位于利益结构调整、利益重新分配的结论，其理论基础是西方的配置经济学；通过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参照的私有化、货币化、产业化、自由化改革，这种以利益结构调整、利益重新分配为目标的改革只能演变为一场牺牲解放后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既得利益”来满足少数人利益、重塑剥削阶级、制造两极分化和贫富对立的掠夺。也就是说，把社会主义制度变成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樊纲们所要的“改革”。
改革的目标不是所谓的利益重新分配，而是解放生产力，而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在再生经济学范式框架中，以解放生产力为目标的改革既不是什么让一部分人受益、其他人利益不受损害的“帕累托改进”，也不是使大部分人利益被损害后给其部分补偿、使少部分人快速先富起来并进行资本积聚形成资产阶级的制度改变，而是在效率与公平一致的基础上使绝大多数人都受益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通过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受益不是仅仅狭隘地定位为得到更多的物资财富，而是人的主体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社会分配结构更合理、社会保障制度更健全、受教育程度与可自由发展程度更高、人得到更全面的发展、生产力得到更快发展、社会得到可持续发展。
樊纲把改革定位于利益关系的调整，源于他的改革理论属于配置经济学，而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前知识经济时代。前知识经济时代，人类求生存的生活方式，以实物和能源的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利用为前提。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如何优化配置，这个时候的经济学是配置经济学。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要求对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个时候经济学研究生产本身，研究资源如何优化再生，这个时候的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配置经济学视野在分配领域；生产只是生产领域的分配，生产领域只是分配领域的延伸，改革成了利益关系的调整。经济学作为资源优化再生的学说，视野在生产领域；分配只是生产、再生产的分配，分配领域只是生产领域的环节，改革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与生产力的解放。配置经济学把分配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再生经济学在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双赢经济、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再生型经济。
因此建构和谐社会与明确改革的正确方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都必须建立在知识经济形态与再生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在樊纲们的配置经济学基础上，建构和谐社会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妄想。
知识经济——解决三农问题靠知识化而不是城市化
从上面可以看到，樊纲之所以要否认知识经济，就是因为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位于重演西方近代工业化的道路、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即资本主义的道路。樊纲把这种思维方式延伸到“三农”领域，认为农业或农民问题应该跳出农村的视角进行思考，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应该在于“非农产业化”，也即西方工业经济时期的“城市化”。樊纲认为，目前农村大多数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收入的源泉也主要是农业活动；而中国的农业又受人多地少之困，难以开展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技术落后，人均劳动收入难以提高。其主要原因有三：第一，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困难。许多人都认识到家庭经营规模小、效益差是当前中国农业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组织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在农业人口众多的情况下，少数人的“规模经营”，意味着多数人“无地经营”。因此，规模化经营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问题。在多数农业人口转化之前，也就是说，在许多人离开土地之前，规模化经营是难以实现的。在某些沿海地区，之所以能够进行适度的规模化经营，正是因为大多数农业人口已向非农产业转化。第二，很难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来维持农民的收入水平。中国国内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已经大大高于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在加入WTO并进一步融入国际市场的前提下，维持这种高价已有很大困难，更不要说再进一步提价了。第三，土地承包制在相当长时间内还不能改变。土地制度直接影响到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但就目前土地收益状况和农民收人结构而言，农户承包的那一小块土地，已经不是“高收入的来源”，而成为“社会保障”的“保命田”。有了这样一块强制性的不可出卖的土地，至少为农民提供了基本收入的源泉，在农民无法找到其他更高收入的工作之前、或者在失去了较高收入的非农就业时，可以有一基本的生活保障，从而避免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城市贫民”问题。只要多数农民还没有在非农产业中获得稳定的就业，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不应也不可能发生重大的改变。因此，樊纲认为农业问题以及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即农村人口就业的非农产业化，也就是说，多数农民最终都能在非农产业(工业、服务业等部门)中获得稳定的就业，逐步走向“城市化”的道路。只有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才能真正实现规模化经营，农产品的价格也才能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应有的变动，留在农业中的劳动力才能从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获取更高的收入，农业和工业的人均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才会缩小。樊纲在“三农”问题上同样秉持西方中心论与西方工业化时期的线性思维方式，认为解决三农问题靠传统的农民离土又离乡的“城市化”。
“三农”问题要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来定位。知识经济时代，工业化不等于城市化，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规模化生产不等于集约化生产，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的核心是信息化和知识化，城市化的标志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就地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使农民成为“离土不离乡”的现代农民，用知识产业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重塑改造使之层次提升与集约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农村“城市化”与消化农村人口的根本途径。如果用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来定位知识经济时期的城市化道路，按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范式让中国重演西方曾经走过的农村人口就业非农产业化的城市化道路，永远解决不了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现代化问题，不但永远不能缩小城乡差距而且只能使城乡差距日益拉大。樊纲这种“跳出农村的视角进行思考”的“非农产业化”也即传统城市化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和思维方式既是时空错位，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知识经济学——新经济学是经济学范式的转换
樊纲之所以要贬抑知识经济，把知识经济等同于一般的知识创新，目的是为了贬抑知识经济学，否定知识经济学作为新的、与知识经济形态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的地位。作为新的经济学范式，知识经济学范式与传统经济学范式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如果知识经济学范式能成立，传统经济学范式的主流地位将被动摇，建立在传统经济学范式基础上的“经济学家”的话语霸权将被否定。为了维护他们的学术既得利益，他们必然要奋起反抗。在科学史上，这种新旧范式之间的殊死搏斗是屡见不鲜的；更何况知识经济学引起的，不仅仅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进步，而是经济学的范式革命。
知识经济是与传统经济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此相应，知识经济学是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只有把知识经济看成与传统经济不同的经济形态，把知识经济学看成与传统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科学的知识经济学才能得以建立，知识经济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概念。只有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方法的知识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揭示知识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才有可能建立新的知识经济学范式，才有可能建立真正科学的知识经济学，在旧的经济学范式框架中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学。
知识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改革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解释与重建中国经济的理论基础。之所以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其说是例外，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五度空间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经济发展的典型现实对称。
知识经济学是价值经济学。知识经济改变了经济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价值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在知识经济时代，市场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是充分的，市场是出清的。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的有序性、对称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对称的市场机制。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 “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使主体性的社会创新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
知识经济学是整体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相互融合、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的相互统一，就是经济学的双向运动。经济学的双向运动是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的理论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是经济学双向运动的实践证明。在这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运动中，实现知识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予主义的扬弃；只有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统一的范式中，才能理解和把握知识经济学，才能建构扬弃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对立、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对立的知识经济学。
知识经济学是复杂经济学。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复杂系统，而转型经济则把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推向极致：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系统中各种要素与关系、逻辑关系与历史关系的“全息元”。如果说，西方的线性思维方式同经济复杂系统之间本来就不对称，那么同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更是牛头对马嘴。发展经济学应该是知识经济与创业经济、时间经济与空间经济的双向互动、对称发展；任何单一要素、趋向的“发展”实质上都只是“增长”而非“发展”。西方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们只是对经济增长进行分析而不是对经济发展进行分析；即使他们也出现过“发展”的字眼，但在概念上仍然只是“增长”。在他们看来，经济学如果是科学，就只能研究“增长”而非“发展”。这只能同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相脱节。只有作为复杂经济学的知识经济学才能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并指导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知识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以价值经济学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学只能属于再生经济学范式；只有知识经济与再生经济的对称、政府调控与自由经济的对称，才有幸福经济、和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再生经济。知识经济是再生经济的基础，知识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再生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的基础，知识运营学是知识经济学的主导，纵深科学是把它们贯串起来的线索和纽带，它们共同构成了知识经济学的有机整体。
知识经济学是合作经济学。随着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经济学也由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变；相应地，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也从以非合作为主向合作为主转变。知识经济也即双赢经济；知识的可再生性，使双赢合作成为合作的主导模式，义利不但应当统一，而且可以统一。
知识经济学是控制经济学。控制经济学意味着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的控制、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提升。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控制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整体框架，也为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控制经济学看来，计划以及通过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舆论来实现计划，是优化配置资源、并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必要途径。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
知识经济学是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都已过时。
知识经济学不仅是方法，而且是模式，它更全面更系统地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本质和结构。只有知识经济学，才能把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要素、结构、功能，质、量、序，时间、空间、层次统一起来研究。在知识经济学中，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社会空间、社会时间、社会层次，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主导；后者通过前者来展示，前者通过后者来提升；它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学揭示了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对称关系。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中国有可能跨发展阶段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和谐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只有首先使经济模式后来居上，才有可能使再生生产力——挤掉泡沫的“经济总量”后来居上；只有采用时间、空间、层次相对称的五度空间模式，才有可能使经济模式后来居上。
作为新的经济学范式的知识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知识运营学、知识市场经济学、智慧经济学的统一，是新的理论形态、理论结构、理论功能的统一。知识经济学所带来的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将带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知识经济学在知识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基础上产生，又反过来推动知识经济这一新的经济形态的发展。
樊纲们之所以不能接受知识经济学，是由于它们分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前者属于政治经济学，后者属于人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与一般经济学的定义、定位、性质、方法、功能都具有本质的不同，总体上相互之间根本不能相容。樊纲们的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们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线性的、直观的，因而一叶障目，不可能辩证地把握中国改革历史走向；否认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必将带来经济的重新洗牌与历史发展的螺旋式，认为中国改革开放是步西方资本主义的后尘，是走西方曾经走过的老路，发展观是直线的、线性的。樊纲们的经济学在新的与知识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面前只能成为神马浮云。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把政府“干预”上升为政府宏观调控——评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 2011/10/13 16:31 | by admin ]
2011/10/13 16:31 | by admin ]
把政府“干预”上升为政府宏观调控
——评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同样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对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从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家也会有不同的解读，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两个研究宏观经济学的美国经济学家，一个是研究理性预期的领军人物萨金特，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另一个是研究短期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西姆斯。前者侧重于理论宏观经济学领域，后者侧重于应用宏观经济学领域，因此形成互补关系；两位学者的研究交集点在于政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研究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在理性预期假设条件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使凯恩斯主义失灵，因此理性预期学派整体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但近年来，擅长线性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包括理性预期学派也逐步认识到经济现实往往是相当复杂的，必须用复杂的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比如西姆斯在被人问及其研究的政策指向，他说：“如果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早就会通知全世界”。评委会总结道：“萨金特的学术成就从根本上让我们理解了系统性政策调整的可能效果；而西姆斯的研究成就则专注于中期观测效果在经济体系内部的传播情态。”而在前段应运西方经济学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许多经济决策实施的效果之所以经常按下葫芦浮起瓢，归根结底就是没有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造成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但许小年不这样认为。根据萨金特与卢卡斯同为理性预期学派创建人，而理性预期学派属于典型的新自由主义阵营，属于比较极端的市场有效论者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许小年认为这个学派能得奖说明政府的最佳政策是“不折腾”、“无为而治”，美国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中国发改委价格管制都是无用的瞎折腾，必须取消政府“干预”而让自由市场自身解决一切问题。许小年解读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得出结论的依据是理性预期学派和他本人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范式并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因此许小年的结论是一种“范式偏见”。与此相反，本人从科学的经济学范式角度出发，认为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恰恰说明必须用复杂性科学来定位经济学，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定位所谓政府“干预”，把政府“干预”提升为政府宏观调控，而政府宏观调控是复杂系统工程。
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
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因其对宏观经济政策动因和效果的深入研究”的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奖评委会称，萨金特和西姆斯的获奖原因是“宏观经济领域的因果关联”，他们分别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独立提出的理论解释了暂时性加息和减税措施是怎样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的。这种“是什么导致了什么”的成果“已成为实际宏观分析操作过程中的关键分析工具”。问题是，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主客体相统一、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复杂系统，仅仅找到宏观经济领域的因果关联及以此成果成为实际宏观分析操作过程中的关键分析工具相当于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力学，无论是在经济认识论上还是在经济实践方面都是不够的。对于主客体相统一、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复杂经济系统，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统一的，对其认识不但需要因素与因素的因果关系分析，更需要综合。这是系统工程。这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解决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问题，首先要解决认识宏观经济的方法论问题。
宏观经济认识的方法论问题，首先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是经济学范式、以及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抑或马克思的经济学，决非在旧的范式中进行“补丁”或采用某种数学模型就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得到统一。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范式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理论工具，也是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基础。
市场经济是复杂系统；对称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基础。对称经济学范式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来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方法论依据。
对称的视角，就是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不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视角。对称，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发展方式转型与制度转型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改革就是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为对称。
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就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市场经济有序与无序相统一的视野。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关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人可以通过自觉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所以妄想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切割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由于市场经济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在环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可分离，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对称哲学、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
把政府“干预”上升为政府宏观调控
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开出的刺激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都是无效的。政府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时候，这些政策能够被理性地预期到，公众或市场就会提前采取相应地对策，从而抵消了宏观政策的实际效果。问题是政府宏观调控不等于政府“干预”， 不等于简单的政府“刺激”经济政策，不等于诸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运用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本届诺将得主萨金特主张“政府政策无效论”不等于政府宏观调控无效。经过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国家调节”、“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范式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完整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予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对称经济学中，作为系统工程的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予主义有本质的不同。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政府宏观调控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社会定位不同：国家干予是宏观经济微观化，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宏观调控既是微观经济范畴，也是宏观经济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的主体——国家是系统，宏观调控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宏观调控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以上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概念不同：一个叫国家干予，一个叫宏观调控。“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本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政策“折腾”、 政策危机的根源在于把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位于“干预”而不是经济职能本身。必须把政府“干预”上升为政府宏观调控，而不是彻底否定政府的作用。
宏观调控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
对金融市场的放纵源于理性预期学派所提出的所谓“有效市场假说”。这一假说主张，一种资产的价格含有全部相关信息，不可能受到系统化的高估或低估。正是因为各方普遍相信这一理论，才导致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信贷泡沫并不存在”这一观点盛行一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在1999年废除了1933年银行法，推出新的银行法就不再对商业银行从事金融投资进行限制。此后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不断放松，再加上实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华尔街金融投机无限膨胀，带动了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泡沫的扩大，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造成两极分化，酿成萨金特难以解释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游行。这说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之一，要维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离不开政府的金融监管，否则必将酿成金融危机。政府宏观调控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而非以所谓“刺激”经济为目标。
从弗里德曼开创“货币主义”以来，为了给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进行精确的定价和分析，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喜欢用数理模型和定量计算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萨金特的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与西姆斯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其数据是对政府与“理性经济人”“预期”之间长期博弈的统计结果，这对于政府与“理性经济人”之间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是有用的，在这个成果基础上可以使政府与“理性经济人”的预期之间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博弈，但对于真正的政府宏观调控没有任何意义。在现实上，要使宏观调控真正有效地落实到实处，使政策方针宣示、具体政策制定、政策实际执行相互衔接，公平与效率得以统一，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应该按照公平与效率一致的原则来设计，最终形成宏观经济机制。宏观调控的中心是社会系统的对称，包括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与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健全的民主与健全的法制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产业结构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主导与制约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落实和体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
实现政府宏观调控中心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构成政府宏观调控的宏观内容。宏观调控的宏观内容主要解决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体现宏观调控的政策覆盖面，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大的政策走向。
宏观调控的微观内容是建立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主要解决政策方针宣示、具体政策制定、政策实际执行三个层面相互脱节的问题，避免政策方针宣示一套、具体政策制定另一套；即使好的政策制定出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政策最终异化到政策方针宣示的对立面。已经宣示出来的好的利民政策要能体现为法规，以形成对政府部门的硬约束；决策体制要民主，以保证决策既符合政策，又符合实际情况；在各地贯彻执行政策与决策的过程中，要有激励机制、监管机制、执行机制进行控制，以保证不走样变调。老百姓对宣示出来的政策方针的实际效果的预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
宏观调控的机制设计与操作模式
萨金特展示了如何用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来分析经济政策的永久性调整。这一方法可用于研究家庭和公司调整它们预期以及同时期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关系。例如，萨金特研究了二战后的经济状况，当时许多国家开始都倾向于推行高通胀政策，但最终它们对经济政策做出系统性调整，进而转化为通胀率的下降。问题是，真正的宏观调控不能仅仅定位于政策，更不能仅仅定位于通胀率的政策，而是包括系列机制设计与操作模式在内的系统工程；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理性预期使政策效力落空问题也必须在作为系统工程的宏观调控的机制设计与操作模式中解决。
作为完整的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一个主导性环节，国家宏观调控属于知识运营的范畴，应按知识运营的结构和程序来定位其结构和程序。知识运营，也必须通过政府宏观调控才能现实地对生产中各要素发生作用。知识运营与再生经济，为低通胀与高增长的统一提供了内在可能性；政府宏观调控,为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提供了行政保证。体现知识运营结构与程序的政府宏观调控，将使政府宏观调控具备现实可操作性。
知识运营本身的结构与程序，既有总体性，又有一般性；是具体的知识运营过程的理论基础与一般模式。知识运营本身的结构与程序，是从抽象到具体、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宏观结构和程序，架起了宏观调控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连接的桥梁，使宏观调控成为经济增长方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知识运营在经济增长方式中逐步占主导地位与知识运营增长方式的形成，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用
知识运营来定位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实证基础，也为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行的操作模式。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主要解决大政方针的理论基础问题，以及政策宣示的各个理论依据之间的协调性、对称性问题。如“科学发展观”与“GDP增长观”之间、“以人为本”的口号与“医疗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之间、“三个代表”的执政理念与“国富民穷”的执政现实之间，“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与导致两极分化的各项政策之间、“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口号与导致学术教育行政化的各项政策之间、“提倡自主创新”的口号与导致我国沦为“世界工厂”的各种产业政策之间，都由于理论基础的不协调，造成大政方针、政策宣示、具体政策制定与政策实际执行之间的不对称，造成思想混乱和政策诚信度、人民对政策满意度降低。而口号与政策、政策与政策执行不协调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深层次的、可供各种政策共同依托的理论基础。从科学的、深层次的理论基础到大政方针到具体政策到政策执行，从政策到现实经济活动，引导、领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知识运营增长方式的形成，就是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宏观结构和程序。
口号与政策、政策与政策执行不协调的原因，除了缺乏深层次的、可供各种政策共同依托的理论基础外，缺乏科学设计的微观机制和程序也是重要的原因。而理论基础→战略规划→决策过程→具体计划→实施方案→运行机制→具体执行→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也是一个系统；宏观调控的力度，是这个系统的整体功能。
宏观调控的落脚点是效率与公平的对称
萨金特教授的学术成就主要是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证明了政府管理货币或者财政变量对于就业、产出和利率没有任何预期效果，政府拯救经济的政策是无效的，它只会让该来的萧条变得更加漫长。但事实恰恰相反。从2008年以来西方诸发达国家没有政府的救助，世界经济可能落到谷底；包括美国以及最近的意大利为了使政府救助更给力，纷纷向中国借钱。具有讽刺意味的，叫喊“救美国也即救中国”声音最大、鼓动中国政府买西方国债最给力的，都是那些鼓吹市场无政府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国家宏观调控本来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府拯救经济，其是否有效首先要看国家宏观调控的定位是什么。国家宏观调控的根本措施是建设民主和法制，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障公平，其次是保证效率，是公平优先、效率就在其中，通过保障公平来保障效率，保障公平竞争就是保障效率。市场经济的主体性与法制是对称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法制以主体性为基础，主体性靠法制来保障，公平竞争既体现了公平也体现了主体性。人类历史证明：要真正持久实现社会公平，只有民主与法制，而法制以民主为基础。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立法、司法、行政来保障公平——公平竞争与公平分配。公平以法制为保障，法制以民主为基础，民主以自由为前提。以法治国要发展为法制国家。市场不相信外部性。计划的基础是市场，市场的基础是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基础是民主与法制。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民主化与法制化程度都应超出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社会主义就是民主与法制健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由于民主法制健全、人的主体性高、所以能容纳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要通过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民主与法制的对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社会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的对称，其落脚点是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宏观调控的宗旨，就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使它们相互之间实现从不对称到对称转化，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的对称，推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的原则是经济结构的对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产业结构的“均衡”。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就是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效率主导下的公平；就是决策民主化、政策科学化、行政透明化，由民主决策制定科学政策，由透明化行政保证科学的政策得以贯彻执行，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良性循环。因此，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不仅是宏观调控的层次原则，而且是宏观调控的程序原则。民主化决策→科学化政策→透明化行政的基本路线图，是宏观调控目标形成、实现的前提与基本保证；产业结构的对称，是这个过程的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结果。离开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谈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离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谈产业结构的调整，是舍本求末，或本末倒置。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率，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率。
政府宏观调控与“理性预期”
理性预期学派的倡导者接连获奖证明了该理论的生命力和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基础性地位，正如美联储前政策顾问马尔文•古德弗兰德教授所评价的那样：“理性预期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将比当今任何经济模型都更为长久。它在某种意义上更为根本。它是一种根本的、合理的构想。”但抽象的“合理”不等于具体的合理，理论的“合理”不等于实践的合理，“是什么”、“为什么”的“合理”不等于“怎么样”的合理。作为系统工程的政府宏观调控可以扬弃这个“合理”，使之成为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系统工程中的组成部分。
据说发达经济体正为其宏观经济政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使自身陷入多重矛盾之中的窘境而苦恼，而萨金特与西姆斯能够在今年荣膺诺奖，一定程度上是因其研究领域与现实世界经济领域的广泛关切有紧密联系，萨金特的理论研究更关注宏观政策在瞬息万变的现实经济世界、在市场和民众对经济有所预期的心态及调整下的动态效果，因此更加具有实际应用意义。萨金特从理性预期理论角度出发，认为公众对于政策的预期将会影响政策制定，而现实政策反过来也会影响预期。美国财政政策充满着不确定性，美国公共财政涉及方方面面，而公众形成的预期也纷繁复杂，“即将发生的事将部分取决于公众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期。”不可否认，“理性预期”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说明线性思维方式对于经济学的发展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提出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线性思维方式虽然可以方便地提出抽象的概念，却无法解决系统的问题。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中任何一个环节（如信息、理性预期）只能在这个系统中才能得到准确的定位与合理的解释。如果说，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那么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税收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退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来鼓励消费以开发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目前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与住房，严重地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从预期收入到消费倾向这一纯微观经济领域同宏观经济的关系来看，政府调节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环节；同时说明：人们的理性预期也是可操控的；经济主体与客体的信息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行为学意义上的；也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符合人的预期，从而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因此，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问题。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方式、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字游戏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也无能为力的。从消极的、静态的平衡到积极的动态的平衡<对称>之间，要以不对称为中介，这个不对称只能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所谓“破窗理论”没有逻辑的、现实的依据，人们与其盲目“挖地三尺”，还不如引导到长线投资，如种植森林、开垦荒地、做路造桥，用长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创业：政府引导性的宏观、长线、基础性的投资与民间的投资创业。为了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转变成“昙花一现”的“干预”，把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制度化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制度化的凝固作用，才会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稳定的行为方式；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市场经济的稳定环节，才能对人的理性预期产生积极的导向，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导向。控制经济学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规范经济学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必须用规范的方法把握经济世界。博弈论是间接投融资为主、银行呆坏账、钻法律空子、灰色经营、贪污腐败的经济学基础。政府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应从造成上下脱节异化的机制着手，而不是玩政府和公众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因此政府政策制定的过程是对策的过程而不是博弈的过程。政策也是对策，只有用对策定义政策，政策才有可操作性。
利率稳定与宏观调控
西姆斯以\"矢量自回归\"模型为依据，研究出分析经济状况如何受短期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的方法。例如，运用这种方法检验中央银行加息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加息后，通胀率通常需1年至2年才下降。对于自己获奖的研究成果，西姆斯认为央行应用最广泛的是“试图找到货币政策的效用”。他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一种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方法。本人认为，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利率稳定，通过利率稳定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舍本求末、随行就市，或者去追踪统计利率水平与通胀水平的相关系数。利率稳定体现币值稳定，但利率稳定不等于利率固定；利率应随着币值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的根据只能是币值变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利率变化只能是货币价格的变化，而货币价格变化的依据只能是货币价值的变化。“利率稳定—利率确定”要成为基本的货币政策；利率高低的后面，是币值的高低；币值高低的后面，是人民财富的增减。因此，“货币手段”—“利率手段”本来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她）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她）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淘空，是政府的职责。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利率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两极相逢，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
利率稳定也不等于利率单一，可以根据不同的借贷对象、目的，制定不同的利率标准。但这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的，只能是同一个货币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价格后面，反映了同一的价值——在不同的风险系数、不同的周转速度、因而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其币值是等价的。利率标准的区别对待，不但未否定货币的稳定性，而且恰恰证明了货币的稳定性。利率稳定=利率确定≠利率固定≠利率单一。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
税收的再生功能与宏观调控
萨金特长期关注欧洲长期失业率高的原因，他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的各国政府通过对解雇职员的雇主进行课税以及推行失业保险来防患失业，结果政府的保护政策反而让欧洲的失业率高，因此干预政策无效。
税收的配置功能是手段，税收的再生功能是目的。社会福利不是纯粹的支出，本身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帮助居民安排积累与消费、长远消费与眼前消费的关系，是税收的再生功能，而税收的再生功能就是宏观调控的再生功能。因此，税收有两种功能：配置功能与再生功能。税收的配置功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缩小差距、实现公平。税收积极的再生功能：通过再分配，实现福利最大化；鼓励创新，抑制投机；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税收的配置功能可以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得到定位，税收积极的再生功能则只能在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得以解析。税收积极的再生功能可以包容税收的配置功能。
税收的落脚点，应该是扶持创业工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才能建立失业率降低的基础。这是税收的整体结构。税收的整体结构决定税收的要素，包括它的质和量—— 税种和比例。个人所得税，必须区分创新型收入、生产型收入（分为管理者收入和一般劳动收入）和投机型收入。前者的累进税率必须低于后者。投机型投入的累进效率必须最高。税收政策可以成为有效杜绝投机、发展生产、降低失业率的经济手段。
这样可以解决所得税悖论，既调动积极性，又避免两极分化。税收体制必须成为整个国民创业体系中的有机一环。而传统的所得税法制之所以会陷于悖论，就是没有从整个国民创业体系出发，区分不同的税种区别对待。
增税有效还是减税有效，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增税引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却是错误的资金流向，那么增税则不利于降低失业率；如果增税引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扶持再生型创业工程，那么增税将有利于降低失业率。离开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指向性来谈政策有用还是无用，是舍本求末，只能莫衷一是。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
据说今年经济学奖的得主已创立了一系列方法来回答利息的临时性增长或减税是如何影响GDP和通胀的，如果央行永久性改变通胀目标，或者政府调整预算平衡目标，经济将发生什么，以及许多与经济政策及GDP、通胀、就业和投资等不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问题。问题在于，无论是利息的临时性增长或减税、央行永久性改变通胀目标或者政府调整预算平衡目标，都是货币手段。货币手段是国家“干预”的本质特征，真正的政府宏观调控不应该是货币手段而是财政手段。而恰恰是后者，由于西方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使他们无法企及——用财政手段来调节经济似乎有点像社会主义。但只要把视野停留在货币手段框架中，就不可能真正找到经济政策及GDP、通胀、就业和投资等不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跳出货币手段的思维框架，才能真正找到经济政策及GDP、通胀、就业和投资等不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才有真正的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消极的，这是一条基本原理。这条原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会有例外。所有的经济周期，都是由于违背了这条原理造成。只有坚持这条原理，才能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宏观调控中的“无为而治”。
政府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是稳定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统一。所谓稳定的货币政策，就是货币增长率要略低于有效经济增长率。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有效性不是取决于凯恩斯乘数，不是通过所谓凯恩斯乘数把政府开支和税收变化转化为国民收入的改变，而是通过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工程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仅仅在收入与开支方面做文章，正好像离开财政政策仅仅在“货币政策”上做文章一样，无论是使货币增值还是贬值都只能陷于悖境。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为了消除失业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推行力度较小，那么对消除失业就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如果推行力度很大，在理性预期的作用下，结果就是导致通货膨胀，而失业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问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扩张的”财政政策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内涵的财政政策，后者是外延的财政政策。政府调整预算平衡目标的政策是外延的财政政策，财政投融资是内涵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在消费能力上做文章，后者是在生产能力上做文章；前者着眼于配置，后者着眼于再生；前者只是货币手段的补充，后者则是独立于货币手段的、在逻辑和历史方面更高级的调控手段。因此，前者是扩张，后者是增长；前者是增长，后者是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就是表现在财政投融资。财政投融资是国家以财政信用为手段的投融资方式。财政投融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介乎财政预算和商业金融之间，是一种政策性金融行为。它服务于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对调控产业结构起着对称的作用。财政投融资有利于充分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
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就是通过财政投融资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使国民经济发展模式由配置型转变为再生型。再生型财政投融资是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最主要手段。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可以起到引导再生性投资和消费、平抑物价、重新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节市场货币流通量的作用，有利于运用市场机制贯彻再生型产业政策。再生型财政投融资有利于支持国家重点建设，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基本建设资金的不足。再生型财政投融资有利于优化地区生产力布局，缩小地区间差别，促进贫穷落后地区的经济加速发展，实现地区经济的大体均衡增长。
大力发展再生型财政投融资能使财政由“吃饭供给型”转向“经营管理型”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通过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大力培育发挥投资功能的直接融资市场，吸引广大公众把部分储蓄转向直接投资，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拓宽汇集股份资本的渠道。利用再生型财政投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基本建设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低利率，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低利率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一方面通货紧缩，另一方面需求不足的“二律背反”，实现资源优化再生发展生产力这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促进国有资产战略重组，建立国有控股公司，增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和支配力，从而建立和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政府的“拨改贷”、“贷改投”、“拨改投”和银行的“贷改投”一样，可以重建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促进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大型项目投融资中，再生型财政投融资与民间投融资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缺一不可。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应成为完整的资本运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政府为再生型直接投融资起财政担保作用，财政手段为发展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提供现实可能：①为投资银行作资信调查；②为投资银行担保；③作为财政投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投资银行提供启动资金。
市场经济政企分开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企业撒手不管，更不等于政府对企业不起任何作用。特别是转轨时期，政府对企业的作用仍是巨大的。这是政策资源，也是权力资源。充分利用“权力资源”不等于“权力寻租”，而是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同社会效益统一的基础上，处理好民间行为同政府行为的协调。
再生型财政投融资有利于金融体制改革，使金融体制由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间接投资为主向直接投资为主转化，可以避免间接融资、间接投资为主造成经营权与所有权绝对分离的财务软约束，及由此造成的泡沫经济，避免金融危机，并筑起一道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向国内蔓延的防火墙。这将有利于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加快改革开放发展的步伐。
再生型财政投融资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这种小聪明也是配置型经济学的悖论之一。
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也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结果。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把所有产业狭隘地理解成盈利产业，要么使政府陷入盈利的泥坑中，要么使人民背上沉重的包袱。
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助长买卖文凭现象，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当前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发展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我国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在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同时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配力、控制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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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同样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对201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从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家也会有不同的解读，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给了两个研究宏观经济学的美国经济学家，一个是研究理性预期的领军人物萨金特，在宏观经济模型中预期的作用、动态经济理论与时间序列分析的关系等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另一个是研究短期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西姆斯。前者侧重于理论宏观经济学领域，后者侧重于应用宏观经济学领域，因此形成互补关系；两位学者的研究交集点在于政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研究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扮演的角色。在理性预期假设条件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使凯恩斯主义失灵，因此理性预期学派整体上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但近年来，擅长线性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包括理性预期学派也逐步认识到经济现实往往是相当复杂的，必须用复杂的方法来解决经济问题。比如西姆斯在被人问及其研究的政策指向，他说：“如果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我早就会通知全世界”。评委会总结道：“萨金特的学术成就从根本上让我们理解了系统性政策调整的可能效果；而西姆斯的研究成就则专注于中期观测效果在经济体系内部的传播情态。”而在前段应运西方经济学来解决中国问题的许多经济决策实施的效果之所以经常按下葫芦浮起瓢，归根结底就是没有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造成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但许小年不这样认为。根据萨金特与卢卡斯同为理性预期学派创建人，而理性预期学派属于典型的新自由主义阵营，属于比较极端的市场有效论者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许小年认为这个学派能得奖说明政府的最佳政策是“不折腾”、“无为而治”，美国推出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中国发改委价格管制都是无用的瞎折腾，必须取消政府“干预”而让自由市场自身解决一切问题。许小年解读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得出结论的依据是理性预期学派和他本人都属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范式并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因此许小年的结论是一种“范式偏见”。与此相反，本人从科学的经济学范式角度出发，认为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恰恰说明必须用复杂性科学来定位经济学，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定位所谓政府“干预”，把政府“干预”提升为政府宏观调控，而政府宏观调控是复杂系统工程。
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
201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因其对宏观经济政策动因和效果的深入研究”的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奖评委会称，萨金特和西姆斯的获奖原因是“宏观经济领域的因果关联”，他们分别于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独立提出的理论解释了暂时性加息和减税措施是怎样影响经济增长和通胀水平的。这种“是什么导致了什么”的成果“已成为实际宏观分析操作过程中的关键分析工具”。问题是，现代经济的发展是主客体相统一、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复杂系统，仅仅找到宏观经济领域的因果关联及以此成果成为实际宏观分析操作过程中的关键分析工具相当于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力学，无论是在经济认识论上还是在经济实践方面都是不够的。对于主客体相统一、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复杂经济系统，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统一的，对其认识不但需要因素与因素的因果关系分析，更需要综合。这是系统工程。这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解决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问题，首先要解决认识宏观经济的方法论问题。
宏观经济认识的方法论问题，首先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是经济学范式、以及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抑或马克思的经济学，决非在旧的范式中进行“补丁”或采用某种数学模型就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得到统一。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范式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理论工具，也是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基础。
市场经济是复杂系统；对称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基础。对称经济学范式通过对称的视角、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来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方法论依据。
对称的视角，就是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不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视角。对称，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发展方式转型与制度转型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改革就是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为对称。
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就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市场经济有序与无序相统一的视野。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关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人可以通过自觉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所以妄想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切割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由于市场经济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在环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可分离，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对称哲学、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方法论。
把政府“干预”上升为政府宏观调控
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政府按照凯恩斯主义开出的刺激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都是无效的。政府在采取扩张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时候，这些政策能够被理性地预期到，公众或市场就会提前采取相应地对策，从而抵消了宏观政策的实际效果。问题是政府宏观调控不等于政府“干预”， 不等于简单的政府“刺激”经济政策，不等于诸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运用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本届诺将得主萨金特主张“政府政策无效论”不等于政府宏观调控无效。经过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国家调节”、“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范式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完整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予主义的本质区别。
在对称经济学中，作为系统工程的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予主义有本质的不同。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政府宏观调控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予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政府宏观调控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社会定位不同：国家干予是宏观经济微观化，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宏观调控既是微观经济范畴，也是宏观经济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的主体——国家是系统，宏观调控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宏观调控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以上不同决定了二者的概念不同：一个叫国家干予，一个叫宏观调控。“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本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政策“折腾”、 政策危机的根源在于把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位于“干预”而不是经济职能本身。必须把政府“干预”上升为政府宏观调控，而不是彻底否定政府的作用。
宏观调控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
对金融市场的放纵源于理性预期学派所提出的所谓“有效市场假说”。这一假说主张，一种资产的价格含有全部相关信息，不可能受到系统化的高估或低估。正是因为各方普遍相信这一理论，才导致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信贷泡沫并不存在”这一观点盛行一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在1999年废除了1933年银行法，推出新的银行法就不再对商业银行从事金融投资进行限制。此后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不断放松，再加上实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华尔街金融投机无限膨胀，带动了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泡沫的扩大，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造成两极分化，酿成萨金特难以解释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游行。这说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之一，要维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离不开政府的金融监管，否则必将酿成金融危机。政府宏观调控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而非以所谓“刺激”经济为目标。
从弗里德曼开创“货币主义”以来，为了给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进行精确的定价和分析，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喜欢用数理模型和定量计算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萨金特的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与西姆斯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其数据是对政府与“理性经济人”“预期”之间长期博弈的统计结果，这对于政府与“理性经济人”之间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是有用的，在这个成果基础上可以使政府与“理性经济人”的预期之间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博弈，但对于真正的政府宏观调控没有任何意义。在现实上，要使宏观调控真正有效地落实到实处，使政策方针宣示、具体政策制定、政策实际执行相互衔接，公平与效率得以统一，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应该按照公平与效率一致的原则来设计，最终形成宏观经济机制。宏观调控的中心是社会系统的对称，包括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与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健全的民主与健全的法制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产业结构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主导与制约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落实和体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
实现政府宏观调控中心目标的手段和途径，构成政府宏观调控的宏观内容。宏观调控的宏观内容主要解决宏观调控的着力点、体现宏观调控的政策覆盖面，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大的政策走向。
宏观调控的微观内容是建立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主要解决政策方针宣示、具体政策制定、政策实际执行三个层面相互脱节的问题，避免政策方针宣示一套、具体政策制定另一套；即使好的政策制定出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政策最终异化到政策方针宣示的对立面。已经宣示出来的好的利民政策要能体现为法规，以形成对政府部门的硬约束；决策体制要民主，以保证决策既符合政策，又符合实际情况；在各地贯彻执行政策与决策的过程中，要有激励机制、监管机制、执行机制进行控制，以保证不走样变调。老百姓对宣示出来的政策方针的实际效果的预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
宏观调控的机制设计与操作模式
萨金特展示了如何用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来分析经济政策的永久性调整。这一方法可用于研究家庭和公司调整它们预期以及同时期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关系。例如，萨金特研究了二战后的经济状况，当时许多国家开始都倾向于推行高通胀政策，但最终它们对经济政策做出系统性调整，进而转化为通胀率的下降。问题是，真正的宏观调控不能仅仅定位于政策，更不能仅仅定位于通胀率的政策，而是包括系列机制设计与操作模式在内的系统工程；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理性预期使政策效力落空问题也必须在作为系统工程的宏观调控的机制设计与操作模式中解决。
作为完整的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一个主导性环节，国家宏观调控属于知识运营的范畴，应按知识运营的结构和程序来定位其结构和程序。知识运营，也必须通过政府宏观调控才能现实地对生产中各要素发生作用。知识运营与再生经济，为低通胀与高增长的统一提供了内在可能性；政府宏观调控,为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提供了行政保证。体现知识运营结构与程序的政府宏观调控，将使政府宏观调控具备现实可操作性。
知识运营本身的结构与程序，既有总体性，又有一般性；是具体的知识运营过程的理论基础与一般模式。知识运营本身的结构与程序，是从抽象到具体、理论到实践的过程。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宏观结构和程序，架起了宏观调控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连接的桥梁，使宏观调控成为经济增长方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知识运营在经济增长方式中逐步占主导地位与知识运营增长方式的形成，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用
知识运营来定位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使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实证基础，也为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行的操作模式。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主要解决大政方针的理论基础问题，以及政策宣示的各个理论依据之间的协调性、对称性问题。如“科学发展观”与“GDP增长观”之间、“以人为本”的口号与“医疗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之间、“三个代表”的执政理念与“国富民穷”的执政现实之间，“建立和谐社会”的口号与导致两极分化的各项政策之间、“建立创新型国家”的口号与导致学术教育行政化的各项政策之间、“提倡自主创新”的口号与导致我国沦为“世界工厂”的各种产业政策之间，都由于理论基础的不协调，造成大政方针、政策宣示、具体政策制定与政策实际执行之间的不对称，造成思想混乱和政策诚信度、人民对政策满意度降低。而口号与政策、政策与政策执行不协调的根本原因，是缺乏深层次的、可供各种政策共同依托的理论基础。从科学的、深层次的理论基础到大政方针到具体政策到政策执行，从政策到现实经济活动，引导、领导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知识运营增长方式的形成，就是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宏观结构和程序。
口号与政策、政策与政策执行不协调的原因，除了缺乏深层次的、可供各种政策共同依托的理论基础外，缺乏科学设计的微观机制和程序也是重要的原因。而理论基础→战略规划→决策过程→具体计划→实施方案→运行机制→具体执行→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也是一个系统；宏观调控的力度，是这个系统的整体功能。
宏观调控的落脚点是效率与公平的对称
萨金特教授的学术成就主要是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证明了政府管理货币或者财政变量对于就业、产出和利率没有任何预期效果，政府拯救经济的政策是无效的，它只会让该来的萧条变得更加漫长。但事实恰恰相反。从2008年以来西方诸发达国家没有政府的救助，世界经济可能落到谷底；包括美国以及最近的意大利为了使政府救助更给力，纷纷向中国借钱。具有讽刺意味的，叫喊“救美国也即救中国”声音最大、鼓动中国政府买西方国债最给力的，都是那些鼓吹市场无政府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国家宏观调控本来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府拯救经济，其是否有效首先要看国家宏观调控的定位是什么。国家宏观调控的根本措施是建设民主和法制，法律的首要功能是保障公平，其次是保证效率，是公平优先、效率就在其中，通过保障公平来保障效率，保障公平竞争就是保障效率。市场经济的主体性与法制是对称的、相辅相成的关系。法制以主体性为基础，主体性靠法制来保障，公平竞争既体现了公平也体现了主体性。人类历史证明：要真正持久实现社会公平，只有民主与法制，而法制以民主为基础。政府的作用就是通过立法、司法、行政来保障公平——公平竞争与公平分配。公平以法制为保障，法制以民主为基础，民主以自由为前提。以法治国要发展为法制国家。市场不相信外部性。计划的基础是市场，市场的基础是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的基础是民主与法制。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民主化与法制化程度都应超出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社会主义就是民主与法制健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由于民主法制健全、人的主体性高、所以能容纳生产力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要通过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民主与法制的对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社会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的对称，其落脚点是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宏观调控的宗旨，就是通过调整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使它们相互之间实现从不对称到对称转化，以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产业结构的对称，推动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的原则是经济结构的对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产业结构的“均衡”。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就是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效率主导下的公平；就是决策民主化、政策科学化、行政透明化，由民主决策制定科学政策，由透明化行政保证科学的政策得以贯彻执行，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良性循环。因此，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不仅是宏观调控的层次原则，而且是宏观调控的程序原则。民主化决策→科学化政策→透明化行政的基本路线图，是宏观调控目标形成、实现的前提与基本保证；产业结构的对称，是这个过程的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结果。离开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谈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离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谈产业结构的调整，是舍本求末，或本末倒置。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率，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率。
政府宏观调控与“理性预期”
理性预期学派的倡导者接连获奖证明了该理论的生命力和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基础性地位，正如美联储前政策顾问马尔文•古德弗兰德教授所评价的那样：“理性预期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将比当今任何经济模型都更为长久。它在某种意义上更为根本。它是一种根本的、合理的构想。”但抽象的“合理”不等于具体的合理，理论的“合理”不等于实践的合理，“是什么”、“为什么”的“合理”不等于“怎么样”的合理。作为系统工程的政府宏观调控可以扬弃这个“合理”，使之成为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系统工程中的组成部分。
据说发达经济体正为其宏观经济政策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使自身陷入多重矛盾之中的窘境而苦恼，而萨金特与西姆斯能够在今年荣膺诺奖，一定程度上是因其研究领域与现实世界经济领域的广泛关切有紧密联系，萨金特的理论研究更关注宏观政策在瞬息万变的现实经济世界、在市场和民众对经济有所预期的心态及调整下的动态效果，因此更加具有实际应用意义。萨金特从理性预期理论角度出发，认为公众对于政策的预期将会影响政策制定，而现实政策反过来也会影响预期。美国财政政策充满着不确定性，美国公共财政涉及方方面面，而公众形成的预期也纷繁复杂，“即将发生的事将部分取决于公众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的预期。”不可否认，“理性预期”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学概念，说明线性思维方式对于经济学的发展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但提出问题不等于解决问题；线性思维方式虽然可以方便地提出抽象的概念，却无法解决系统的问题。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中任何一个环节（如信息、理性预期）只能在这个系统中才能得到准确的定位与合理的解释。如果说，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那么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税收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退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来鼓励消费以开发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目前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与住房，严重地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从预期收入到消费倾向这一纯微观经济领域同宏观经济的关系来看，政府调节是经济发展的必要环节；同时说明：人们的理性预期也是可操控的；经济主体与客体的信息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行为学意义上的；也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符合人的预期，从而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因此，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问题。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方式、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字游戏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也无能为力的。从消极的、静态的平衡到积极的动态的平衡<对称>之间，要以不对称为中介，这个不对称只能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所谓“破窗理论”没有逻辑的、现实的依据，人们与其盲目“挖地三尺”，还不如引导到长线投资，如种植森林、开垦荒地、做路造桥，用长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创业：政府引导性的宏观、长线、基础性的投资与民间的投资创业。为了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转变成“昙花一现”的“干预”，把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制度化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制度化的凝固作用，才会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稳定的行为方式；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市场经济的稳定环节，才能对人的理性预期产生积极的导向，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导向。控制经济学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规范经济学与市场经济是一致的，必须用规范的方法把握经济世界。博弈论是间接投融资为主、银行呆坏账、钻法律空子、灰色经营、贪污腐败的经济学基础。政府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如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么应从造成上下脱节异化的机制着手，而不是玩政府和公众之间猫捉老鼠的游戏。因此政府政策制定的过程是对策的过程而不是博弈的过程。政策也是对策，只有用对策定义政策，政策才有可操作性。
利率稳定与宏观调控
西姆斯以\"矢量自回归\"模型为依据，研究出分析经济状况如何受短期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的方法。例如，运用这种方法检验中央银行加息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加息后，通胀率通常需1年至2年才下降。对于自己获奖的研究成果，西姆斯认为央行应用最广泛的是“试图找到货币政策的效用”。他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一种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方法。本人认为，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利率稳定，通过利率稳定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舍本求末、随行就市，或者去追踪统计利率水平与通胀水平的相关系数。利率稳定体现币值稳定，但利率稳定不等于利率固定；利率应随着币值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的根据只能是币值变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利率变化只能是货币价格的变化，而货币价格变化的依据只能是货币价值的变化。“利率稳定—利率确定”要成为基本的货币政策；利率高低的后面，是币值的高低；币值高低的后面，是人民财富的增减。因此，“货币手段”—“利率手段”本来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她）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她）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淘空，是政府的职责。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利率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两极相逢，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
利率稳定也不等于利率单一，可以根据不同的借贷对象、目的，制定不同的利率标准。但这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的，只能是同一个货币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价格后面，反映了同一的价值——在不同的风险系数、不同的周转速度、因而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其币值是等价的。利率标准的区别对待，不但未否定货币的稳定性，而且恰恰证明了货币的稳定性。利率稳定=利率确定≠利率固定≠利率单一。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
税收的再生功能与宏观调控
萨金特长期关注欧洲长期失业率高的原因，他实证研究的结论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欧洲的各国政府通过对解雇职员的雇主进行课税以及推行失业保险来防患失业，结果政府的保护政策反而让欧洲的失业率高，因此干预政策无效。
税收的配置功能是手段，税收的再生功能是目的。社会福利不是纯粹的支出，本身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帮助居民安排积累与消费、长远消费与眼前消费的关系，是税收的再生功能，而税收的再生功能就是宏观调控的再生功能。因此，税收有两种功能：配置功能与再生功能。税收的配置功能：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缩小差距、实现公平。税收积极的再生功能：通过再分配，实现福利最大化；鼓励创新，抑制投机；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税收的配置功能可以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得到定位，税收积极的再生功能则只能在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得以解析。税收积极的再生功能可以包容税收的配置功能。
税收的落脚点，应该是扶持创业工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才能建立失业率降低的基础。这是税收的整体结构。税收的整体结构决定税收的要素，包括它的质和量—— 税种和比例。个人所得税，必须区分创新型收入、生产型收入（分为管理者收入和一般劳动收入）和投机型收入。前者的累进税率必须低于后者。投机型投入的累进效率必须最高。税收政策可以成为有效杜绝投机、发展生产、降低失业率的经济手段。
这样可以解决所得税悖论，既调动积极性，又避免两极分化。税收体制必须成为整个国民创业体系中的有机一环。而传统的所得税法制之所以会陷于悖论，就是没有从整个国民创业体系出发，区分不同的税种区别对待。
增税有效还是减税有效，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增税引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却是错误的资金流向，那么增税则不利于降低失业率；如果增税引起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扶持再生型创业工程，那么增税将有利于降低失业率。离开了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指向性来谈政策有用还是无用，是舍本求末，只能莫衷一是。
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宏观调控
据说今年经济学奖的得主已创立了一系列方法来回答利息的临时性增长或减税是如何影响GDP和通胀的，如果央行永久性改变通胀目标，或者政府调整预算平衡目标，经济将发生什么，以及许多与经济政策及GDP、通胀、就业和投资等不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问题。问题在于，无论是利息的临时性增长或减税、央行永久性改变通胀目标或者政府调整预算平衡目标，都是货币手段。货币手段是国家“干预”的本质特征，真正的政府宏观调控不应该是货币手段而是财政手段。而恰恰是后者，由于西方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使他们无法企及——用财政手段来调节经济似乎有点像社会主义。但只要把视野停留在货币手段框架中，就不可能真正找到经济政策及GDP、通胀、就业和投资等不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跳出货币手段的思维框架，才能真正找到经济政策及GDP、通胀、就业和投资等不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才有真正的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积极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是消极的，这是一条基本原理。这条原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会有例外。所有的经济周期，都是由于违背了这条原理造成。只有坚持这条原理，才能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宏观调控中的“无为而治”。
政府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是稳定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统一。所谓稳定的货币政策，就是货币增长率要略低于有效经济增长率。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其有效性不是取决于凯恩斯乘数，不是通过所谓凯恩斯乘数把政府开支和税收变化转化为国民收入的改变，而是通过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工程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仅仅在收入与开支方面做文章，正好像离开财政政策仅仅在“货币政策”上做文章一样，无论是使货币增值还是贬值都只能陷于悖境。
理性预期学派认为政府为了消除失业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果推行力度较小，那么对消除失业就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如果推行力度很大，在理性预期的作用下，结果就是导致通货膨胀，而失业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问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扩张的”财政政策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内涵的财政政策，后者是外延的财政政策。政府调整预算平衡目标的政策是外延的财政政策，财政投融资是内涵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在消费能力上做文章，后者是在生产能力上做文章；前者着眼于配置，后者着眼于再生；前者只是货币手段的补充，后者则是独立于货币手段的、在逻辑和历史方面更高级的调控手段。因此，前者是扩张，后者是增长；前者是增长，后者是发展。“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就是表现在财政投融资。财政投融资是国家以财政信用为手段的投融资方式。财政投融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介乎财政预算和商业金融之间，是一种政策性金融行为。它服务于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对调控产业结构起着对称的作用。财政投融资有利于充分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
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就是通过财政投融资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使国民经济发展模式由配置型转变为再生型。再生型财政投融资是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中起主导作用，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最主要手段。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可以起到引导再生性投资和消费、平抑物价、重新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节市场货币流通量的作用，有利于运用市场机制贯彻再生型产业政策。再生型财政投融资有利于支持国家重点建设，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基本建设资金的不足。再生型财政投融资有利于优化地区生产力布局，缩小地区间差别，促进贫穷落后地区的经济加速发展，实现地区经济的大体均衡增长。
大力发展再生型财政投融资能使财政由“吃饭供给型”转向“经营管理型”创造更为良好的条件。通过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大力培育发挥投资功能的直接融资市场，吸引广大公众把部分储蓄转向直接投资，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拓宽汇集股份资本的渠道。利用再生型财政投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基本建设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低利率，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低利率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一方面通货紧缩，另一方面需求不足的“二律背反”，实现资源优化再生发展生产力这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促进国有资产战略重组，建立国有控股公司，增强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和支配力，从而建立和巩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政府的“拨改贷”、“贷改投”、“拨改投”和银行的“贷改投”一样，可以重建企业和政府的关系，促进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大型项目投融资中，再生型财政投融资与民间投融资相辅相成、水乳交融、缺一不可。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应成为完整的资本运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政府为再生型直接投融资起财政担保作用，财政手段为发展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提供现实可能：①为投资银行作资信调查；②为投资银行担保；③作为财政投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投资银行提供启动资金。
市场经济政企分开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企业撒手不管，更不等于政府对企业不起任何作用。特别是转轨时期，政府对企业的作用仍是巨大的。这是政策资源，也是权力资源。充分利用“权力资源”不等于“权力寻租”，而是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同社会效益统一的基础上，处理好民间行为同政府行为的协调。
再生型财政投融资有利于金融体制改革，使金融体制由间接融资为主向直接融资为主、间接投资为主向直接投资为主转化，可以避免间接融资、间接投资为主造成经营权与所有权绝对分离的财务软约束，及由此造成的泡沫经济，避免金融危机，并筑起一道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向国内蔓延的防火墙。这将有利于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经济，加快改革开放发展的步伐。
再生型财政投融资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这种小聪明也是配置型经济学的悖论之一。
把所有东东都产业化，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也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结果。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把所有产业狭隘地理解成盈利产业，要么使政府陷入盈利的泥坑中，要么使人民背上沉重的包袱。
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同时也助长买卖文凭现象，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当前我国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发展再生型财政投融资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我国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在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同时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的支配力、控制力和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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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21）——评田国强的经济学方法论
[ 2011/10/04 19:46 | by admin ]
2011/10/04 19:46 | by admin ]
理性的经济人不都是自私的
——评田国强的经济学方法论
田国强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2）与《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全国高校教师暑期师资课程进修班讲义）中，通过他的“一个行为假设， 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五个分析步骤”展开了在他看来所有现代经济学“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本人认为，田国强的经济学“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是对西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经典概括，对其分析研究有利于深入解剖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准确定位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理清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差别，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合理因素以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养料，确立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
科学的经济学不能以假设为出发点
田国强：“1、一个行为假设 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田国强：“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
人类科学史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不证自明（所谓“不证自明”就是已被人类长期实践所证明、不可证伪因而不需要再证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只有西方现代经济学，才公然主张以假设为逻辑起点。这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无法像其他科学一样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之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混淆了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层次，使其无法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作合理抽象、真正找到与其他科学等价的经济学的公理。
历史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的展开。社会是放大了的自然；社会宏观主体的自觉活动，相当于自然界微观粒子的自发运动；牛顿力学层面的自然观，相当于社会宇观整体的历史观。
“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是对自然界宏观现象的合理抽象，但把其机械地套到相当于自然界微观领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抽象有一个“度”，这个“度”的界线，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 就好象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别抽象，如果分别对它们进行抽象没有任何认识意义。对个人行为的假设和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不属于同一层次，而与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相当，因而是一种过度的抽象；过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抽象。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抽象；用量子力学层面、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对称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才是具体的、合理的抽象。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其逻辑体系是自洽的，结论是普适的、不可证伪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规性，不需要用各种限制条件进行“修补”。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过度抽象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其结论很容易被证伪。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把这些“抽象”定位为假设，而不敢明目张胆宣示为公理，就是因为他们底气不足。西方现代经济学用认识宏观自然现象的方法来认识社会，是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世界，是方法的错位。如果把自然的微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自然的宏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宇观层次，那么自然和经济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并无任何本质的不同；经济学的发展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都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自然历史过程”。
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是经济学的公理。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公理呢？
任何一门科学的公理只能是特定领域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从经济现象的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推导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观察与推理、 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的公理与数学的公理一样，只能凭直觉产生；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
假设不但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而且不能作为经济学模型的起点。所谓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具体，又把这一思维的具体转变为实践观念，通过实践工程，转变为新的感性具体。这其间，假设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绝非前提。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
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是一种本原，虽然黑格尔是把本原当成了本质。马克思模仿黑格尔，“商品”相当于“绝对精神”。《资本论》沿袭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传统。《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的本原――“商品”――而不是本质为出发点（因为它也把本原当成了本质）。商品只是一个要素，展开来的，只能是某个层面的规律，而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假设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其结论不可能是实证的。
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西方现代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是：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现代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建构起来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
假设是一种尚未确定的“问题”， “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不能作为出发点——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叙述的、逻辑体系的出发点。
理性的经济人不都是自私的
田国强不仅以假设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而且以“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田国强：“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行为假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这个行为边界找出来，没有人说理性行为假设总是错的，我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人。”（田国强：“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 “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在这里，田国强混淆了两个概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利性。由于这种混淆，使之不能自圆其说。
任何体系的逻辑出发点都蕴涵了后来发展的整个体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必须是经济现象的最高概括，能够统一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由其引申出来的经济学结论不会被任何经济现象所证伪；对于人的行为分析必须适合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合于大多数人。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是可以相互转化、因而可以相互换算的；“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没有层次条件限制的假设，也必然同样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基本成立而没有时空条件限制。这样的“假设”就不是什么假设而只能是“公理”。因此作为公理的逻辑出发点在特定对象的范围内没有边界，作为经济学公理的经济学逻辑出发点在经济现象范围内没有边界。试图用外在的时空“边界条件”来修补，使所谓的“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的公理性假设同其相对立的命题得到兼容，用不是“总是错的”作为公理性假设不可证伪的标准，都不能避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假设”被证伪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公理悖论”。这个悖论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自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以自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作为逻辑出发点的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
经济，就是通过资源的生产与配置，满足人的需要。利益，就是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每个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但人的需要，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人的利益，有金钱的和荣誉的、眼前的和长远的、局部的和整体的、肤浅的和根本的；人满足需要、追求利益的手段，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道德的和不道德的、损人利己和利人利己的。合作，本身是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必要环节；合作经济学本身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人的利己与利他是对称的关系。利他有时并不在人的利益和理性之外，并非人的利益和理性的补充，而是恰恰就是人的利益和理性的内在环节。认为人的理性是自身利益最大化本身没错，但把自身利益最大化仅仅理解成利己，把利益仅仅理解成物质利益则是偏狭的。这不是理性非理性、利己与利人的关系问题，而是对“理性”与“利益”内涵的把握问题。经济伦理学不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门学科；人的利他性不是利己的补充，利人与合作同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逻辑上可以做到自洽。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并不等于人是自私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的本能也是一种本能，在这种本能的冲动下，为了伸张正义，利人不利已，也是人的一种需要；满足这种需要也是一种利益。在自然灾害之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本身也是人的利益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助人也即助己，帮助自己实现了自己人格的升华，因而也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因而也是正常的、理性的行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家的“经济人”，认为理性的、正常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利已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性恶论”。所以经济人，有庸俗的与高雅的、片面的与全面发展的。“经济人”的假设科学不科学，不在其名称，而在其内涵。上述“利益”、“利益最大化”的内涵说明：“每个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和“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表面相似、实质不同的两个命题。前者可以把人的“理性”、“非理性”，“利己”、“利人”全部囊括在自己氂下，因而可以对人的全部行为作出统一的、合理的解释。在前者看来，人的“利他”、“大公无私”不是什么非常规条件下的“非理性”、不正常的行为，而是人的理性、正常行为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表现形式，和“利己”行为一样都是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共同本质的不同表现。后者则必须把人的利他行为作为所谓的“非理性”行为排除在“理性人”的正常行为之外，用非正常的行为来定位、“补充” 人的正常行为，以使之不和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冲突。“每个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是适合于所有“人的行为方式”的不可能被证伪的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只是“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轻易就能被证伪的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
因此，经济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经济人是实证的，而不是假设的。经济人是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经济人是行为的，而不是理论的。具体的经济人是主体, 主体与客体相对而言。所以以具体的经济人----主体为出发点,就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经济人是哲学分析的终点，经济学研究和叙述的起点、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经济人”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如果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经济人”是低级的庸俗的，那么建立在“经济人”这个假设基础上的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大厦，基础就是不牢的。在理论上，一切模型都是无效的；在实践上，只能使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科学就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与客观本质的逻辑体系，其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作为科学的逻辑体系，其概念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客观事物之间的规律性联系的反映，作为科学内容的科学规律、科学本质同客观规律、客观本质是对称的。既然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社会的出发点，那么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也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作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当今世界三大流派、两大类型经济学出发点的扬弃，且同宇宙的本质、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相一致，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最大的涵盖力与解释力，因而具有公理的性质。以这样的公理为经济学的出发点，可以做到经济学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思辩与实证的统一。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是理论的边界条件分析
由于田国强以不确定、本身有边界条件因而没有普适性、“不是总是错”的因而可证伪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所以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定理都是有条件的”；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和发展过程，不是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具体实践的相结合过程，而是找到经济学理论和定理的“边界条件”。田国强：“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数学，任何一个理论、定理都是有条件的，关键是要找到这个条件的边界在哪里。”“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经济变量间关系的成立有其边界条件，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有其内在逻辑。”“是不是说，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呢？不是的。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可以说，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现实。既然经济学不能做实验，靠的又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其内在逻辑分析！在我的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章中也提到，完全靠理论来判断经济形势是不行的，完全靠数据说话也是不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和数据不是预测真理的标准。那么，靠什么来判断经济形势或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呢？这就靠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一些经济学家不考虑边界条件也不进行内在逻辑分析，把自己的想法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就建议给政府或发布于媒体，这样做往往会出大问题。”“参照系指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它导致了理想的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等。参照系是一面镜子，让你看到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距离。一般均衡理论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参照系，它主要论证完全竞争市场的最优性，认为它将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这里，田国强虽然承认“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然而却否认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科学真理都是抽象和具体、相对和绝对的统一；任何科学真理都有所适用的参照系。就任何科学真理都只适用于一定的参照系而言，任何科学真理都是相对的；就任何科学真理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有普适性而言，科学真理是绝对的。不同的参照系决定了不同的科学范式，不同的科学范式决定了科学真理的适用范围。在这里，经济学范式的不同、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的经济学理论和原理的适用范围的不同，不是所谓的经济学理论和定理的“边界条件”。任何一门科学，指导实践、发展自身的过程，都是在特定参照系、特定科学范式中不可证伪（或未被证伪）的、无边界条件的公理、定理和有边界条件的具体事物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使这些公理、定理的内容得到充实，现象得到解释，行为得到指导，事物得到创造，机制得以设定，制度得以安排，理论得到发展。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首先是范式分析的过程，其次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对经济学理论同其所应用对象的关系首先从范式角度进行时空层次的对称分析，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多元化的；对经济学理论同其所应用对象的关系进行边界条件的对应分析，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牛顿力学一元化的线性思维方式。经济学一元化的线性思维方式，其根源在于把西方现代经济学看成人类经济学的模本、经济学唯一的不变的绝对的真理。但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围内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不能理解和解释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识经济形态这个参照系不兼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业经济时期，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证伪”。因此，西方现代经济学是工业经济时期的经济学范式，知识经济时代要求新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必然要求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把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看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需要范式转换只需要边界条件分析，没有逻辑和事实依据。只要明确参照系，经济学科学真理的多元化就不会陷入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如果认为公理、定理本身即有边界条件，并且能够找出这些边界条件，那实际上就等于承认这些公理、定理已被证伪。已被证伪的公理、定理不是科学，对不科学的学问进行“内在逻辑分析”也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经济现实不对称所致，就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边界条件因而没有普适性所致。因此范式分析是经济学内在逻辑分析、边界条件分析的前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等于理论的边界分析，经济学范式的对称分析不能归结为找到经济理论、定理的边界条件。
经济学范式分析是界定经济环境的前提
田国强：“1、界定经济环境 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首要组成部分，就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或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economic environment)作出界定。如前所述，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首先要了解国情、所处的周围环境或现实背景。现代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也完全如此。在作经济问题研究时要从实际出发，对经济环境进行界定。经济环境通常由经济人、经济人的特征、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以及信息结构等组成。对经济环境的界定可分为两个层次：(1)客观描述经济环境和(2)精炼刻画经济环境特征。要做好这两点，前者是科学，后者是艺术。对经济环境描述的越清楚、准确，理论结论就会越正确；对经济环境刻画的越精炼和深刻，论证起来就越简单，理论结论也越能让人理解和接受。界定好一个经济环境，就是要将这两个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现代经济学大多数问题的研究中，经济环境都假定为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理论模型延伸出来的，否则就无法讨论问题，因为总需要将一些经济因素或变量当作参数给定。”“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尽管帕累托最优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但它却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评价了社会经济效果。”（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问题是，无论田国强怎样强调“经济环境都假定为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理论模型延伸出来的”，任何“界定经济环境”都离不开一个参照系，不同的参照系“界定经济环境”的标准不一样，得出来的结论也不一样。这个参照系就是着手“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的知识背景，也就是存在于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头脑中的现有的经济学范式。因此，经济学范式分析才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真正的“首要组成部分”。如果“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头脑中的经济学范式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一般均衡理论”，是“完全竞争模型”，是“帕累托最优”，就会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而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划等号；他们在界定美国的经济环境时，就会把美国当前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环境界定为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而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就是标准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模型，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标本；就会把美国曾经走过的从“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到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看成是人类经济发展的主流；在界定中国的经济环境时，就会把计划经济等同于封建主义、通过否定计划经济来否定社会主义，就会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位于重演西方近代史，就会把私有化、金钱化、自由化、产业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会把世界工厂、资本原始积累、带血GDP、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经途径，就会把丛林法则、投机垄断、两极分化、掠夺型经济、坏的市场经济看成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起码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经阶段。相反，“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以宇宙的对称本质对称关系为参照系，以对称经济学为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就会把平等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把价值看成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因此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是向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而是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上事实说明，界定离不开定位，定位离不开解释，解释离不开范式。“经济环境界定”离不开“经济解释”，“经济环境界定”和“经济解释”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过程；田国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中的第一步“界定经济环境”决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由他头脑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最优”模型等“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组成的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对经济环境的辐射与整合。田国强有意无意地把“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中真正的第一步给忽略了。把“界定经济环境”看成外生给定的，否认经济学范式在“界定经济环境”中的主导作用，看不到“界定经济环境”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是西方经济学通行的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而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本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田国强上述所津津乐道的“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一般均衡理论”、“完全竞争模型”、帕累托最优” 等“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本质上都是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的产物。
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这种线性思维方式不可能准确界定环境，正确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可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用西方现代经济学削足适履牵强附会指导中国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单方面的限定经济学的边界条件，也不是单方面的界定经济环境，而是经济学范式和经济现实之间是否对称的问题。科学范式的转变过程，是参照系转移的过程。商品经济时期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有相对的真理性，但在市场经济时期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将成为绝对谬误。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总供给”与“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空洞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实际意义。一般均衡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一般均衡理论。可以说一般均衡理论是包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所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知识市场经济是社会量子化时代，一般均衡理论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转型经济与其说是例外，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五度空间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经济发展的典型现实相对称，而“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最优模型”中所渗透的线性思维方式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实只能脱节。因此一般均衡理论并非经济学的一般参照系，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是一般经济学；要解释中国经济、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界定中国经济环境，而是建构与新的历史时期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经济学范式必然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
田国强：“正是由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才需要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模型和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学家之所以对于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恰恰说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完善，因为前提变了，环境变了，结论自然就要相应的变，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的‘好’结论，否则就不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但决不是不同的‘经济学’。不少人说，由于中国的国情不一样，需要中国的经济学，是这样吗？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楼房，即使由同一个人设计出来，也都不尽相同，由此我们需要不同的建筑学吗？不是，修建楼房所采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一样的。对研究经济问题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经济问题，都采用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不存在着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在这里，田国强只承认有“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不承认有不同的“经济学”，不承认有“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的范式差别。这实际上是把他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系、以“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通过理论的边界条件分析和经济环境的界定、制度和行为的设计与选择即“一个行为假设， 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五个分析步骤”建构和运用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即西方现代经济学通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当做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而田国强之所以把西方现代经济学通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当做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由于他把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当做一般的经济学范式。但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不但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作为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已经过时。
什么是范式？范式就是学说的坐标，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思想的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科学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科学范式后面是哲学范式。哲学范式与科学范式：前者制约后者，后者引领、展现前者。哲学范式决定科学范式，范式决定基础理论，基础理论决定具体理论，理论决定模型，模型决定模式。方法是理论的功能，和理论之间不是层次关系。虽然由于认识机制和利益机制的协整作用，在同一个范式基础上会产生学术观点基本相同、学术荣誉等既得利益和学术目标基本一致的“科学共同体”，对共同体外的学说和学者会产生“异体排斥”，但任何一门科学的真正进步，都最终要表现为范式的转换。不同的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不同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能否做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了科学范式的不同层次、发展的不同阶段。“范式”理论是我们把握不同学科、同一学科中不同学派的定位、相互关系、发展规律、发展趋向的钥匙。
参照系有特殊参照系和一般参照系，经济学范式有特殊的经济学范式与一般的经济学范式。政治经济学范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范式、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范式、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范式，斯密、李嘉图、马歇尔、马克思、科斯、哈耶克的经济学范式，都是以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参照系，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殊利益服务，因而是特殊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反剥削的理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理论是剥削最大化理论，二者的阶级基础与社会目标是根本对立的，但都属于西方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范式，一般均衡理论与价格经济学是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与人类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一般经济学范式本质不同的特殊经济学范式。
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关系也是经济领域的本质。人类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过程都存在着对称关系。其中，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关系是基本的对称关系，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经营和经济活动中的其它一切对称关系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所以以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为参照系的经济学范式就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一般经济学的范式就是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所谓人类一般经济学，是用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因素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从中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的对称经济学。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既是一般经济学的方法，也是一般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萌芽运用到现代成熟的经济学中，形成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所以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范式既是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又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特殊的经济学范式体现出来的人类一般经济学的范式。中国经济学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二是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经济学范式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核心价值、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各个流派有本质不同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范式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代替主客体对立的唯科学主义经济学，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深层结构。
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就是以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博弈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经济规模最大化为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数量分析与边际分析、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客观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致命缺陷。西方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价格经济学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是主体性与客体性分裂的经济学。一方面，他们强调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金钱至上、货币主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财富悖论”：经济学教人怎样增加财富，但不能教人怎样幸福，财富和幸福之间没有建立应有的联结。“幸福悖论”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机制，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西方现代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科学性与主体性相对立，不可能实现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
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有不同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也有不同的经济学“基本原理”。但西方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只有经济学基础理论而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只有中国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才不但有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有真正的、属于科学学范畴的“经济学基本原理”。范式的转换意味着原有基础理论的改变。在对称经济学范式中，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两大基础理论价格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将被彻底推翻，建立其上的一系列“定理”将被改变。对称经济学作为新的经济学范式，由一系列原创的基础理论组成。这些原创的基础理论有：对称哲学、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五度空间理论、再生经济学、和谐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知识运营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创业经济学、名牌经济学、人类二次创业理论、共有制理论等，它们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量变到质变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形成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对称经济学范式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些新理论作为原创基础理论本身又是由一系列的新概念、新范畴组成。只有理解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才能把握这些新的原创基础理论，而把握这些新的原创基础理论又是把握对称经济学范式的必要前提。
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即使同一个名词也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甚至不同的理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这句话中的“市场经济”是抽象意义上的，在具体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同一个市场经济。只有好的、充分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坏的、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好的、充分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建立虚假的、坏的、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个名词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对称经济学范式语境中才是科学的概念。而上述提到的“幸福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字眼虽然在原有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也会见到，但也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中才是科学的理论。
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参照系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的参照系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在当代市场经济——立体的知识市场经济时期，一般均衡理论已经过时，决定了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系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已经过时。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统一，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统一。随着生产社会化、经济宏观化，经济学将逐步整体化，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离将逐步成为历史。中国改革开放是系统工程，必须用整体的经济学作指导。作为整体的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综合性、整体性、一般性、人类性，就是经济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而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就是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对称发展观，代替片面追求货币GDP增长的经济增长观；就是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统一、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统一为中介，使幸福与知识、幸福经济与知识经济得以统一；就是以人类经济活动为核心展开的综合哲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自然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成果的整体学科；就是要素与结构相对称的经济学，还原与整体相对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改革，就是要建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对称、生产力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系统，就是要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理论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学系统。“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逻辑，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的浓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双向运动中形成。在这双向运动中形成的，就是中国经济学。因此，所谓中国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对称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既是经济与经济学逻辑的历史展开，也是经济与经济学历史的逻辑浓缩。只有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只有科学的经济学才能成为一般的经济学、人类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成为当代人类经济学的主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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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田国强的经济学方法论
田国强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2）与《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全国高校教师暑期师资课程进修班讲义）中，通过他的“一个行为假设， 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五个分析步骤”展开了在他看来所有现代经济学“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本人认为，田国强的经济学“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是对西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经典概括，对其分析研究有利于深入解剖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论，准确定位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理清中国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差别，吸收西方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合理因素以作为中国经济学的养料，确立中国经济学范式的逻辑与历史的必然性。
科学的经济学不能以假设为出发点
田国强：“1、一个行为假设 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田国强：“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
人类科学史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不证自明（所谓“不证自明”就是已被人类长期实践所证明、不可证伪因而不需要再证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只有西方现代经济学，才公然主张以假设为逻辑起点。这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无法像其他科学一样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之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混淆了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层次，使其无法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作合理抽象、真正找到与其他科学等价的经济学的公理。
历史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的展开。社会是放大了的自然；社会宏观主体的自觉活动，相当于自然界微观粒子的自发运动；牛顿力学层面的自然观，相当于社会宇观整体的历史观。
“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是对自然界宏观现象的合理抽象，但把其机械地套到相当于自然界微观领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抽象有一个“度”，这个“度”的界线，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 就好象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别抽象，如果分别对它们进行抽象没有任何认识意义。对个人行为的假设和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不属于同一层次，而与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相当，因而是一种过度的抽象；过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抽象。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抽象；用量子力学层面、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对称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才是具体的、合理的抽象。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其逻辑体系是自洽的，结论是普适的、不可证伪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规性，不需要用各种限制条件进行“修补”。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过度抽象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其结论很容易被证伪。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把这些“抽象”定位为假设，而不敢明目张胆宣示为公理，就是因为他们底气不足。西方现代经济学用认识宏观自然现象的方法来认识社会，是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世界，是方法的错位。如果把自然的微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自然的宏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宇观层次，那么自然和经济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并无任何本质的不同；经济学的发展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都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自然历史过程”。
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是经济学的公理。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公理呢？
任何一门科学的公理只能是特定领域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从经济现象的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推导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观察与推理、 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的公理与数学的公理一样，只能凭直觉产生；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
假设不但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而且不能作为经济学模型的起点。所谓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具体，又把这一思维的具体转变为实践观念，通过实践工程，转变为新的感性具体。这其间，假设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绝非前提。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
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是一种本原，虽然黑格尔是把本原当成了本质。马克思模仿黑格尔，“商品”相当于“绝对精神”。《资本论》沿袭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传统。《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的本原――“商品”――而不是本质为出发点（因为它也把本原当成了本质）。商品只是一个要素，展开来的，只能是某个层面的规律，而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假设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其结论不可能是实证的。
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西方现代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是：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现代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建构起来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
假设是一种尚未确定的“问题”， “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不能作为出发点——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叙述的、逻辑体系的出发点。
理性的经济人不都是自私的
田国强不仅以假设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而且以“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田国强：“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行为假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这个行为边界找出来，没有人说理性行为假设总是错的，我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人。”（田国强：“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 “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在这里，田国强混淆了两个概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利性。由于这种混淆，使之不能自圆其说。
任何体系的逻辑出发点都蕴涵了后来发展的整个体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必须是经济现象的最高概括，能够统一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由其引申出来的经济学结论不会被任何经济现象所证伪；对于人的行为分析必须适合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合于大多数人。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是可以相互转化、因而可以相互换算的；“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没有层次条件限制的假设，也必然同样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都基本成立而没有时空条件限制。这样的“假设”就不是什么假设而只能是“公理”。因此作为公理的逻辑出发点在特定对象的范围内没有边界，作为经济学公理的经济学逻辑出发点在经济现象范围内没有边界。试图用外在的时空“边界条件”来修补，使所谓的“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的公理性假设同其相对立的命题得到兼容，用不是“总是错的”作为公理性假设不可证伪的标准，都不能避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假设”被证伪而陷于自相矛盾的“公理悖论”。这个悖论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自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以自私经济人的“理性假设”作为逻辑出发点的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
经济，就是通过资源的生产与配置，满足人的需要。利益，就是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每个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但人的需要，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人的利益，有金钱的和荣誉的、眼前的和长远的、局部的和整体的、肤浅的和根本的；人满足需要、追求利益的手段，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道德的和不道德的、损人利己和利人利己的。合作，本身是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必要环节；合作经济学本身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人的利己与利他是对称的关系。利他有时并不在人的利益和理性之外，并非人的利益和理性的补充，而是恰恰就是人的利益和理性的内在环节。认为人的理性是自身利益最大化本身没错，但把自身利益最大化仅仅理解成利己，把利益仅仅理解成物质利益则是偏狭的。这不是理性非理性、利己与利人的关系问题，而是对“理性”与“利益”内涵的把握问题。经济伦理学不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门学科；人的利他性不是利己的补充，利人与合作同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逻辑上可以做到自洽。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并不等于人是自私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的本能也是一种本能，在这种本能的冲动下，为了伸张正义，利人不利已，也是人的一种需要；满足这种需要也是一种利益。在自然灾害之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关怀本身也是人的利益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助人也即助己，帮助自己实现了自己人格的升华，因而也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因而也是正常的、理性的行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家的“经济人”，认为理性的、正常人的一切行为都有利已的目的，实际上是一种“性恶论”。所以经济人，有庸俗的与高雅的、片面的与全面发展的。“经济人”的假设科学不科学，不在其名称，而在其内涵。上述“利益”、“利益最大化”的内涵说明：“每个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和“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表面相似、实质不同的两个命题。前者可以把人的“理性”、“非理性”，“利己”、“利人”全部囊括在自己氂下，因而可以对人的全部行为作出统一的、合理的解释。在前者看来，人的“利他”、“大公无私”不是什么非常规条件下的“非理性”、不正常的行为，而是人的理性、正常行为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表现形式，和“利己”行为一样都是人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一共同本质的不同表现。后者则必须把人的利他行为作为所谓的“非理性”行为排除在“理性人”的正常行为之外，用非正常的行为来定位、“补充” 人的正常行为，以使之不和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冲突。“每个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是适合于所有“人的行为方式”的不可能被证伪的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只是“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轻易就能被证伪的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
因此，经济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经济人是实证的，而不是假设的。经济人是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经济人是行为的，而不是理论的。具体的经济人是主体, 主体与客体相对而言。所以以具体的经济人----主体为出发点,就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经济人是哲学分析的终点，经济学研究和叙述的起点、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经济人”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如果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经济人”是低级的庸俗的，那么建立在“经济人”这个假设基础上的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大厦，基础就是不牢的。在理论上，一切模型都是无效的；在实践上，只能使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科学就是正确反映客观规律与客观本质的逻辑体系，其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作为科学的逻辑体系，其概念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客观事物之间的规律性联系的反映，作为科学内容的科学规律、科学本质同客观规律、客观本质是对称的。既然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社会的出发点，那么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也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作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当今世界三大流派、两大类型经济学出发点的扬弃，且同宇宙的本质、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相一致，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最大的涵盖力与解释力，因而具有公理的性质。以这样的公理为经济学的出发点，可以做到经济学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思辩与实证的统一。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是理论的边界条件分析
由于田国强以不确定、本身有边界条件因而没有普适性、“不是总是错”的因而可证伪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其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所以在他看来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定理都是有条件的”；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和发展过程，不是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具体实践的相结合过程，而是找到经济学理论和定理的“边界条件”。田国强：“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数学，任何一个理论、定理都是有条件的，关键是要找到这个条件的边界在哪里。”“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经济变量间关系的成立有其边界条件，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有其内在逻辑。”“是不是说，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呢？不是的。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可以说，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现实。既然经济学不能做实验，靠的又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其内在逻辑分析！在我的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章中也提到，完全靠理论来判断经济形势是不行的，完全靠数据说话也是不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和数据不是预测真理的标准。那么，靠什么来判断经济形势或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呢？这就靠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一些经济学家不考虑边界条件也不进行内在逻辑分析，把自己的想法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就建议给政府或发布于媒体，这样做往往会出大问题。”“参照系指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它导致了理想的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等。参照系是一面镜子，让你看到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距离。一般均衡理论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参照系，它主要论证完全竞争市场的最优性，认为它将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这里，田国强虽然承认“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然而却否认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任何科学真理都是抽象和具体、相对和绝对的统一；任何科学真理都有所适用的参照系。就任何科学真理都只适用于一定的参照系而言，任何科学真理都是相对的；就任何科学真理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有普适性而言，科学真理是绝对的。不同的参照系决定了不同的科学范式，不同的科学范式决定了科学真理的适用范围。在这里，经济学范式的不同、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的经济学理论和原理的适用范围的不同，不是所谓的经济学理论和定理的“边界条件”。任何一门科学，指导实践、发展自身的过程，都是在特定参照系、特定科学范式中不可证伪（或未被证伪）的、无边界条件的公理、定理和有边界条件的具体事物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使这些公理、定理的内容得到充实，现象得到解释，行为得到指导，事物得到创造，机制得以设定，制度得以安排，理论得到发展。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首先是范式分析的过程，其次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对经济学理论同其所应用对象的关系首先从范式角度进行时空层次的对称分析，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多元化的；对经济学理论同其所应用对象的关系进行边界条件的对应分析，所运用的思维方式是牛顿力学一元化的线性思维方式。经济学一元化的线性思维方式，其根源在于把西方现代经济学看成人类经济学的模本、经济学唯一的不变的绝对的真理。但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围内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不能理解和解释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识经济形态这个参照系不兼容。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业经济时期，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证伪”。因此，西方现代经济学是工业经济时期的经济学范式，知识经济时代要求新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必然要求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把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看成不变的绝对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需要范式转换只需要边界条件分析，没有逻辑和事实依据。只要明确参照系，经济学科学真理的多元化就不会陷入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如果认为公理、定理本身即有边界条件，并且能够找出这些边界条件，那实际上就等于承认这些公理、定理已被证伪。已被证伪的公理、定理不是科学，对不科学的学问进行“内在逻辑分析”也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经济现实不对称所致，就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边界条件因而没有普适性所致。因此范式分析是经济学内在逻辑分析、边界条件分析的前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等于理论的边界分析，经济学范式的对称分析不能归结为找到经济理论、定理的边界条件。
经济学范式分析是界定经济环境的前提
田国强：“1、界定经济环境 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首要组成部分，就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或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economic environment)作出界定。如前所述，要做好任何一件事，首先要了解国情、所处的周围环境或现实背景。现代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也完全如此。在作经济问题研究时要从实际出发，对经济环境进行界定。经济环境通常由经济人、经济人的特征、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以及信息结构等组成。对经济环境的界定可分为两个层次：(1)客观描述经济环境和(2)精炼刻画经济环境特征。要做好这两点，前者是科学，后者是艺术。对经济环境描述的越清楚、准确，理论结论就会越正确；对经济环境刻画的越精炼和深刻，论证起来就越简单，理论结论也越能让人理解和接受。界定好一个经济环境，就是要将这两个层次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现代经济学大多数问题的研究中，经济环境都假定为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理论模型延伸出来的，否则就无法讨论问题，因为总需要将一些经济因素或变量当作参数给定。”“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尽管帕累托最优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但它却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评价了社会经济效果。”（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问题是，无论田国强怎样强调“经济环境都假定为外生给定的，而不是由理论模型延伸出来的”，任何“界定经济环境”都离不开一个参照系，不同的参照系“界定经济环境”的标准不一样，得出来的结论也不一样。这个参照系就是着手“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的知识背景，也就是存在于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头脑中的现有的经济学范式。因此，经济学范式分析才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真正的“首要组成部分”。如果“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头脑中的经济学范式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是“一般均衡理论”，是“完全竞争模型”，是“帕累托最优”，就会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对立起来而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划等号；他们在界定美国的经济环境时，就会把美国当前的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环境界定为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而标准的市场经济模型就是标准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模型，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标本；就会把美国曾经走过的从“血与火”的资本原始积累到自由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看成是人类经济发展的主流；在界定中国的经济环境时，就会把计划经济等同于封建主义、通过否定计划经济来否定社会主义，就会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定位于重演西方近代史，就会把私有化、金钱化、自由化、产业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会把世界工厂、资本原始积累、带血GDP、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看成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经途径，就会把丛林法则、投机垄断、两极分化、掠夺型经济、坏的市场经济看成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常态，起码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必经阶段。相反，“界定经济环境”的经济学家或经济学工作者以宇宙的对称本质对称关系为参照系，以对称经济学为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就会把平等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把价值看成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因此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不是向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而是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因此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以上事实说明，界定离不开定位，定位离不开解释，解释离不开范式。“经济环境界定”离不开“经济解释”，“经济环境界定”和“经济解释”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理论和实践的双向互动过程；田国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中的第一步“界定经济环境”决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由他头脑中的“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最优”模型等“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组成的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对经济环境的辐射与整合。田国强有意无意地把“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中真正的第一步给忽略了。把“界定经济环境”看成外生给定的，否认经济学范式在“界定经济环境”中的主导作用，看不到“界定经济环境”过程中主客体的相互作用，是西方经济学通行的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必然产物，而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本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范式中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田国强上述所津津乐道的“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一般均衡理论”、“完全竞争模型”、帕累托最优” 等“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本质上都是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还原论思维方式的产物。
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这种线性思维方式不可能准确界定环境，正确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可能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用西方现代经济学削足适履牵强附会指导中国市场化改革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单方面的限定经济学的边界条件，也不是单方面的界定经济环境，而是经济学范式和经济现实之间是否对称的问题。科学范式的转变过程，是参照系转移的过程。商品经济时期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有相对的真理性，但在市场经济时期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将成为绝对谬误。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总供给”与“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空洞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实际意义。一般均衡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一般均衡理论。可以说一般均衡理论是包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内的所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知识市场经济是社会量子化时代，一般均衡理论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的转型经济与其说是例外，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五度空间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经济发展的典型现实相对称，而“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最优模型”中所渗透的线性思维方式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实只能脱节。因此一般均衡理论并非经济学的一般参照系，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是一般经济学；要解释中国经济、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界定中国经济环境，而是建构与新的历史时期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明确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经济学范式必然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
田国强：“正是由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才需要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模型和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学家之所以对于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恰恰说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完善，因为前提变了，环境变了，结论自然就要相应的变，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的‘好’结论，否则就不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但决不是不同的‘经济学’。不少人说，由于中国的国情不一样，需要中国的经济学，是这样吗？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楼房，即使由同一个人设计出来，也都不尽相同，由此我们需要不同的建筑学吗？不是，修建楼房所采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一样的。对研究经济问题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经济问题，都采用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不存在着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在这里，田国强只承认有“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不承认有不同的“经济学”，不承认有“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的范式差别。这实际上是把他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系、以“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通过理论的边界条件分析和经济环境的界定、制度和行为的设计与选择即“一个行为假设， 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五个分析步骤”建构和运用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即西方现代经济学通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当做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而田国强之所以把西方现代经济学通行的经济学研究方法当做一般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是由于他把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当做一般的经济学范式。但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不但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作为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已经过时。
什么是范式？范式就是学说的坐标，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思想的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科学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科学范式后面是哲学范式。哲学范式与科学范式：前者制约后者，后者引领、展现前者。哲学范式决定科学范式，范式决定基础理论，基础理论决定具体理论，理论决定模型，模型决定模式。方法是理论的功能，和理论之间不是层次关系。虽然由于认识机制和利益机制的协整作用，在同一个范式基础上会产生学术观点基本相同、学术荣誉等既得利益和学术目标基本一致的“科学共同体”，对共同体外的学说和学者会产生“异体排斥”，但任何一门科学的真正进步，都最终要表现为范式的转换。不同的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不同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能否做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了科学范式的不同层次、发展的不同阶段。“范式”理论是我们把握不同学科、同一学科中不同学派的定位、相互关系、发展规律、发展趋向的钥匙。
参照系有特殊参照系和一般参照系，经济学范式有特殊的经济学范式与一般的经济学范式。政治经济学范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范式、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范式、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范式，斯密、李嘉图、马歇尔、马克思、科斯、哈耶克的经济学范式，都是以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殊利益为参照系，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的特殊利益服务，因而是特殊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反剥削的理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理论是剥削最大化理论，二者的阶级基础与社会目标是根本对立的，但都属于西方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范式，一般均衡理论与价格经济学是它们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与人类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一般经济学范式本质不同的特殊经济学范式。
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关系也是经济领域的本质。人类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过程都存在着对称关系。其中，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关系是基本的对称关系，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经营和经济活动中的其它一切对称关系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所以以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为参照系的经济学范式就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一般经济学的范式就是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所谓人类一般经济学，是用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因素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从中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的对称经济学。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既是一般经济学的方法，也是一般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萌芽运用到现代成熟的经济学中，形成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所以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范式既是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又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特殊的经济学范式体现出来的人类一般经济学的范式。中国经济学有两层含义：一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现代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二是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中国经济学范式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有本质的区别
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核心价值、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各个流派有本质不同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范式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代替主客体对立的唯科学主义经济学，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在深层结构。
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就是以价格经济学和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博弈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经济规模最大化为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数量分析与边际分析、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客观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也是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致命缺陷。西方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价格经济学范式。西方现代经济学是主体性与客体性分裂的经济学。一方面，他们强调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金钱至上、货币主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财富悖论”：经济学教人怎样增加财富，但不能教人怎样幸福，财富和幸福之间没有建立应有的联结。“幸福悖论”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机制，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西方现代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科学性与主体性相对立，不可能实现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
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有不同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也有不同的经济学“基本原理”。但西方现代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只有经济学基础理论而没有真正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只有中国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才不但有经济学基础理论，而且有真正的、属于科学学范畴的“经济学基本原理”。范式的转换意味着原有基础理论的改变。在对称经济学范式中，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两大基础理论价格理论与一般均衡理论将被彻底推翻，建立其上的一系列“定理”将被改变。对称经济学作为新的经济学范式，由一系列原创的基础理论组成。这些原创的基础理论有：对称哲学、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五度空间理论、再生经济学、和谐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知识经济学、知识运营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创业经济学、名牌经济学、人类二次创业理论、共有制理论等，它们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量变到质变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形成过程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对称经济学范式有机的组成部分。这些新理论作为原创基础理论本身又是由一系列的新概念、新范畴组成。只有理解这些新概念、新范畴才能把握这些新的原创基础理论，而把握这些新的原创基础理论又是把握对称经济学范式的必要前提。
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即使同一个名词也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甚至不同的理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这句话中的“市场经济”是抽象意义上的，在具体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同一个市场经济。只有好的、充分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坏的、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以市场化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就是要建立真正的、好的、充分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建立虚假的、坏的、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这个名词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与对称经济学范式语境中才是科学的概念。而上述提到的“幸福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等字眼虽然在原有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也会见到，但也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中才是科学的理论。
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般参照系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的参照系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在当代市场经济——立体的知识市场经济时期，一般均衡理论已经过时，决定了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参照系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已经过时。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统一，经济学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统一。随着生产社会化、经济宏观化，经济学将逐步整体化，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分离将逐步成为历史。中国改革开放是系统工程，必须用整体的经济学作指导。作为整体的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的综合性、整体性、一般性、人类性，就是经济学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而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就是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对称发展观，代替片面追求货币GDP增长的经济增长观；就是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统一、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统一为中介，使幸福与知识、幸福经济与知识经济得以统一；就是以人类经济活动为核心展开的综合哲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自然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成果的整体学科；就是要素与结构相对称的经济学，还原与整体相对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改革，就是要建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对称、生产力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系统，就是要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理论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学系统。“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逻辑，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的浓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双向运动中形成。在这双向运动中形成的，就是中国经济学。因此，所谓中国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就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对称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既是经济与经济学逻辑的历史展开，也是经济与经济学历史的逻辑浓缩。只有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只有科学的经济学才能成为一般的经济学、人类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成为当代人类经济学的主流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中国主流经济学批判（20）——评陈志武《金融的逻辑》
[ 2011/10/03 11:16 | by admin ]
2011/10/03 11:16 | by admin ]
是金融的逻辑还是金融危机的逻辑
——评陈志武《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通过中西文化与历史的比较，极力宣传在西方高度发展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秘了中国人民勤劳而不富有以及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民不懂得运用金融工具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极力劝诫中国政府要放开金融管制，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不要把美国金融危机归因于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工具而因噎废食。不能否认金融衍生品工具本身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过程中的必然产物，通过促进经济虚拟化来促进合理配置资源催化生产力更快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由于金融衍生品工具本身的虚拟化特征，隐藏着成为投机的工具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最终酿成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危险。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危险转变为现实的经典案例。正因为金融衍生品工具有两面性，所以必须对其扬弃；在严格区分投机与投资、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股市直接投融资与创业直接投融资的前提下定位金融、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通过金融监管、理论与政策的引导作用使金融衍生品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工具而不是投机的工具。如果说金融衍生品的产生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产物，那么在金融的概念内涵中投机为主向投资为主转化、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股市直接投融资为主向创业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则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过程中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属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衍生品的产生、定位、功能演变由经济发展过程来决定，这才是真正的金融的逻辑。而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通篇看不出投机与投资、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股市直接投融资与创业直接投融资的区隔，在此前提下要中国政府放开金融监管，要中国人民借贷消费寅吃卯粮，这样的“金融的逻辑”在现实中只能是金融投机的逻辑、金融危机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再生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配置的逻辑
陈志武：“到今天，按照我的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比如，货币就是如此。它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把今天的价值储存起来，等明天、后天或者未来任何时候，再把储存其中的价值用来购买别的东西。但，货币同时也是跨地理位置的价值交换，今天你在张村把东西卖了，带上钱，走到李村，你又可以用这钱去买想要的东西。因此，货币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储存、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8第1版，p2）在这里，陈志武是把金融的逻辑等同于货币的逻辑，把货币的功能归结为配置的功能。
金融的逻辑不等于货币的逻辑。什么是金融？金融的本义是货币本身作为商品的流通，而货币由商品流通的中介发展到本身成为独立的商品进行流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产品运营为主导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小商品经济时期，虽然有货币为中介的交易活动，但这样的货币活动不能称之为金融。在工业经济时期资产运营为主导，存在着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货币由交易的手段被独立出来本身成为交易的标的，这样的货币活动才可以称之为金融。所以金融的逻辑是货币的逻辑演化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货币的逻辑演化到金融的逻辑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金融的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深化。到了知识市场经济时期，资产运营上升到资本运营，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由资产运营为主导上升到资本运营为主导，投融资方式不但有间接投融资而且有直接投融资时，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而资本运营就是投融资，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知识经济时代金融的逻辑，是资本运营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运营的历史，是金融的逻辑在时间上的展开。金融的逻辑就是资本运营的逻辑，资本运营的逻辑是资产运营的逻辑的提升。因此金融的逻辑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人类有交易活动时就有的，而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随着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的金融的逻辑，就是金融由配置功能向再生功能转化。
随着金融由配置功能向再生功能转化，货币的功能也就不仅仅是配置的功能。货币作为价值符号、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贮存手段、世界货币，只是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货币的功能也是与时俱进——随着简单商品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由资产运营上升到资本运营，货币从交易手段衍生出投融资手段，货币的逻辑将上升为金融的逻辑，货币的配置功能将转化为再生功能：货币通过促进和强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货币功能由配置功能为主向以再生功能为主转化、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体现了货币功能的历史发展与层次提升。因此金融的逻辑是再生的逻辑；在金融的逻辑框架中，货币的功能是再生的功能。如果说“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那么金融的出现则是对货币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金融学教科书迄今没有对“金融”二字的明确定义，只有对金融功能的现象学描述，是因为“金融”概念本身即蕴涵了金融的逻辑——历史的逻辑与抽象的逻辑，而“金融”概念中所蕴涵的金融的历史逻辑与抽象逻辑二者又相互交融。
要把握“金融”概念中金融的逻辑需要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才有可能，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方式的西方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是无能为力的。
金融的逻辑是创业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金钱依附关系的逻辑
陈志武在他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中虽然正确看到了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是比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更先进的金融模式，也看到了该模式对激发创新、创业的杠杆作用，但由于在他头脑中没有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的逻辑与历史的区别概念，并且用这二者的逻辑与历史的区别来定位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与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的功能归结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而不是促进直接投融资的金融模式。这根本上是由于他并没有真正把创新、创业看成是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只是把其看成是一种由“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激发出来的、能够使青年人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为亿万富翁的偶发的经济现象。这不能不说是本末倒置。在知识经济时代，是在高科技创新、创业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由投机、投资不分的市场分离出直接投融资的市场，并最终用直接投融资市场来定位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高科技创新、创业经济发展模式是本，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是末；二者的结合就是催化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看不到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从间接投融资市场向直接投融资市场转化的历史必然性，乃至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的功能归结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不能说真正懂得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试图利用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经济虚拟化、货币化、资本化职能，使人们得以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通过促进国内消费来促进生产，改变中国目前的出口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逻辑初看起来是不错，但是忽略了一个前提：即人们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收入与消费所依附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经济虚拟化职能，有无实体经济与之对称。如果没有，那么人们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将只能成为投机者盘剥的工具。在未对投机投资进行区分、没有理顺间接直接投融资关系的前提下，陈志武鼓励人民借贷消费寅吃卯粮的金融逻辑，实际上是投机的逻辑而不是投资的逻辑。正是这种借贷消费寅吃卯粮的投机逻辑造成美国开始的供给不足、资金链断裂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人如果也按照这种借贷消费寅吃卯粮的金融逻辑来安排自己一辈子的收入与支出，恐怕只能让大部分的中国人成为房奴、车奴、卡奴。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原因是有一部分人富有而不勤劳；造成中国人大部分勤劳而不富有、少部分人富有而不勤劳的原因是两极分化；造成中国人两极分化的原因是人剥削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剥削人的主要途径就是投机。所以陈志武的金融逻辑是使金融寡头成为奴隶主的逻辑，是使中国人民成为金融寡头奴隶的逻辑。如果人们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收入与消费所依附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经济虚拟化职能有实体经济与之对称，那么这里所谓的金融的逻辑实质上就是投资的逻辑；而这种投资的逻辑和人们投资项目、投资股票、投资农产品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中国人从古到今每日每时都在按照这种所谓的“金融的逻辑”生存。既然中国人按照投资的“金融的逻辑”生存因而造成“勤劳而不富有”，那么陈志武隆重推出的能使中国人“勤劳而富有”的金融的逻辑，在逻辑上就只能是投机的逻辑，而恰恰就是投机的逻辑在使少部分中国人富有而不勤劳的同时，使大部分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投机，是使中国人两极分化的催化剂。因此要真正使中国人民得以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通过促进国内消费来促进生产，首先要有效杜绝任何投机，特别是金融投机。杜绝金融投机与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从间接投融资市场向直接投融资市场转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定位为直接投融资市场才能有效杜绝投机，只有杜绝投机才能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定位为直接投融资市场。而这两方面在陈志武《金融的逻辑》中似乎只字未提。
由于陈志武不是从直接投融资模式与间接投融资模式的逻辑与历史关系来定位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与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关系，所以他强调要发展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并不是因为他重视直接投融资，而是因为他要大力发展民间间接投融资。陈志武：“有没有‘区域发展战略’政策支持的大项目并不是决定性的，更为关键的是一个省或地方有没有支持民间金融发展的制度和社会文化架构。如果有，该地方就更有能力调动本地的资源内生出经济增长动力。”那么他的“民间金融”指的是什么呢？“真正降低高利贷的办法不是打倒高利贷，而是通过电视和媒体渠道表彰这些人对于社会的贡献，表彰他们愿意把自己辛苦的劳动所得拿出来满足别人的资金需求。这可以鼓励更多人加入到放贷者的行列，增加借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使利率降低。”可见，陈志武要大力发展的是民间间接投融资。问题是10多年前从东南亚到日本到俄罗斯到巴西的金融危机虽不是全球化的，却是全球性的，它就已经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正走向全面瓦解，世界历史已在进入新阶段：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阶段。民间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民间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只能促成贷款膨胀和泡沫经济，形成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周期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当今社会如果要发展民间金融只能发展民间直接投融资。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逻辑和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直接投融资的程序和步骤：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信息化、知识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直接投融资也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知识带动资本、创业带动就业的道路。把发展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定位于大力发展包括消费信贷、高利贷在内的民间间接投融资是金融逻辑的错位。
陈志武靠信贷消费寅吃卯粮、发展民间借贷市场来发展民间金融的逻辑来使人摆脱养儿防老、个人对家庭的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却会很容易使人陷于另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金钱的人身依附关系。如果金融的逻辑只是意味着以往建立在超经济的行政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而建立在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金钱至上的潜规则面前得到强化，如果金融的逻辑只是用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代替另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那么这样的金融逻辑只能是金融陷阱。金融的逻辑是金融由配置功能为主向再生功能为主演化，从投机到投资、从间接投融资到直接投融资、从配置型直接投融资到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的进展。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真正能使中国人合理安排一生收入与消费、获得人身自由的唯一途径是再生型创业直接投资，也就是把希望寄托在田野上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电脑屏幕上。
金融的逻辑是生产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消费的逻辑
陈志武先生认为，要靠金融衍生品使中国人寅吃卯粮，促使“中国经济从目前的投资型驱动转为消费型驱动”，才能防止金融危机与通货膨胀。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是消费的逻辑。但实践证明，投资永远主导消费；投资型驱动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金融的逻辑只能是生产的逻辑而不是消费的逻辑。在再生型财政投融资的基础上，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牵动创业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产业链延伸两方面；基本建设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和通过扶持创业工程解决就业问题两方面。从量来看，基本建设投资的投资拉动市场是几何级数，消费拉动市场是算术级数。从质来看，是靠投资拉动市场还是靠消费拉动市场，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靠基本建设投资拉动市场是再生经济学原理，靠消费拉动市场是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要求。从后果来看，靠投资拉动市场，其作用是永久的；靠消费来拉动市场，其效果只是暂时的。此外，是靠投资拉动市场还是靠消费拉动市场，还要区分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卖方与买方这几对范畴。
这里要把“消费需求”与“消费”区别开来。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并非消费决定投资。在再生经济学范式里，消费需求本身属于投资的范畴。总体上，投资决定消费而非相反。当然，在配置经济学范式里，消费需求本身属于消费的范畴，因此可以作出截然相反的解析。但我们从图式中可以看出：需求决定供给，同投资决定供给并不矛盾。这里，关键的是在于要把“需求”同“消费”区别开来。社会以需求为主导，并非等于以消费为主导；因为投资既创造供给，也创造消费，而且只有投资，才既创造供给、也创造消费。市场可以由卖方为主导转向以买方为主导，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不会因此而由投资为主导转为以消费为主导。不管市场怎样变化、商场怎样发展、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怎样争锋，投资永远主导消费而不是相反。认为经济发展有投资导向型与消费导向型，是混淆了供给与需求、买方与卖方这两对范畴同投资与消费这对范畴的关系，认为既然供给与需求可以交替、买方与卖方可以转换，投资与消费也可以位移。这种概念的混淆会带来忽视投资、鼓励消费的严重后果，与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相背离。同时；认为限制投资反而会带来经济上的增长，也会搞乱人们的思想，使经济学似乎披上一层有悖常理的神秘外衣，使芸芸众生无所适从。只要不是造成结构失衡，投资永远不会太快；如果资金运用得当，储蓄率高无异为投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总体上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该鼓励与扶持民间直接投融资，而不是鼓励消费。为了追求GDP增长而豉励分光吃光，是一种愚民政策。
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所以，需求主导供给，不等于消费主导投资。投资永远主导消费，既使买方市场也一样。投资本身既是需求，又是满足需求的手段，正好象就业本身既是需求，本身也是满足需求的手段一样。投资和消费相比，永远占主导。把需求为主导和买方市场理解成消费为主导，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将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本质上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通过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展开。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决定投资，投资决定消费。表面上是消费决定投资，根本上是投资决定消费。这就是对称经济学原理，以及由对称经济学原理派生出来的再生经济学原理。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不能摆脱金融危机。走出民间投资消费双疲软、供给需求双不足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知识化信息化现代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能源材料再生化、交通高速化、技术核心化建设。应把住房、教育与医疗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果断停止土地商品化、教育医疗产业化的做法。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政府再生性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举，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
金融的逻辑是投资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投机的逻辑
陈志武：“投机”是人之常情，也是各种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正因为科技创新是在“创新”，所以就有风险，去做有风险的事就要有投机精神。……“投机”不只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而且是所有资本主义的精神，也是财富创造的必要动力。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不仅包括投机，还有它活跃的股票文化。在这里陈志武是把正常的资本运作和投机混为一谈，把知识运营主导下高科技高风险的资本运作和高风险的投机混为一谈。在他那里所谓金融的逻辑就是投机与投机不加区分的逻辑。这说明陈志武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金融的逻辑。
什么是投机？投机：配置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配置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投机的最本质特征是零和博弈，不会为社会产生任何新价值。
什么是投资？投资：再生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再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投资的最本质特征是正和博弈，为社会产生新价值。
投机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人为抬高或压低物价，使价格与价值背离，是一种破坏正常的价格机制，扰乱市场的行为，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对立的。在经济微观化时期，投机的危害性不明显；但到了经济宏观化时期，投机将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在经济活动中，投机与投资应该哪个为主的问题，实质上是以配置经济学还是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活动就是资源配置活动，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而资源配置是否优化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赚最多的钱。而投机、特别是金融投机带来的配置的数量、速度与频度，是投资所无可比拟的，虽然投机有风险，但风险与机会成正比，而且善于投机的也善于把风险转给别人，把机会留给自己——反正能通过价差利润赚到钱就行。但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只有能产生生产力的活动才是有效的经济活动；因此风险与机会成反比。高科技创业的投资风险与投机的风险有本质的不同。后者以资产转移为目的，前者以资源再生为目的。再生经济学要求银市股市房市应成为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因此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在准许投资者进入与退出的同时，最大限度防止投机行为的发生。
金融属于经济系统的高端；股票等金融产品本质上是催化、促进投资的工具不是投机的工具。以金融产品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的远期合约、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信用约束、风险回避功能，说明市场越来越立体化、系统化、主体化、自觉化，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越来越让位于自觉调控。金融衍生品是经济系统的整合器、经济系统功能的催化剂，不是投机的工具。把金融衍生品当作投机工具而片面长足畸形发展，必将形成金融泡沫，而走向金融衍生品功能的反面。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回避投资性风险，但不能回避投机性风险。由于它的融资杠杆作用，可以通过强化、扩大泡沫来扩大与强化投机风险。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多样与多元化，同鼓励投机是两码事。不能把金融衍生品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与风险逥避功能归功于投机。投机是配置经济学中“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理论的产物，本身是强化风险、制造风险的催化剂，而不是逥避风险；这和本质上控制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在功能上是对立的。投机行为和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功能相互抵消，是金融的异化，只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来投资，也可以拿来投机。如果拿来投资，可以回避、分散风险，通过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资金。如果拿来投机，就只能扩大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产生经济危机。是投资还是投机，要看它的根扎在投资还是投机上面。投机，是市场经济早期市场无序化、平面化、微观化、不规范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宏观化、有序化、立体化、规范化时期必须被立法取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些以市场经济完全自由竞争为名反对取谛投机的经济学家，都是金融投机以及其它投机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其代言人。而在背后支撑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要使金融产品成为促进投资的工具，使金融衍生品工具发挥其稳定型经济的作用，避免它们成为投机的工具，必须使其建立在再生经济学基础上。这就要求金融的逻辑只能是投资的逻辑，既不是投机的逻辑，也不是投资与投机鱼目混珠、鱼龙混杂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对称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社会货币化的逻辑
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一书通篇都是在告诉人们怎样通过金融证劵工具使整个社会资本化、货币化、虚拟化，而怎样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对称，好像着墨不多。通观陈志武《金融的逻辑》一书，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就是使社会货币化的逻辑，就是通过社会货币化使社会私有化、自由化、产业化、一切向钱看。这是一种单向性思维方式。陈志武金融的逻辑是使社会“钱化”——社会单向货币化的逻辑。
市场化发展的逻辑不是“钱化”的逻辑，而是钱化与物化、价格化与价值化对称的逻辑。市场化发展的对称逻辑决定金融发展的对称逻辑。金融的对称逻辑：金融体制改革的共性化与个性化的双向运动。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而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而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所以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共性化和个性化的双向运动。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银行国际化、货币一体化；个性化是投资银行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一般化、政府化越强，国有因素越大，以利于政府宏观调控。个性化、市场化越强，非国有因素越大，以利于增强活力。在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防止过度投机，回避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这是新型的金融体制，新型的“银企关系”；在把行政手段纳入市场化轨道的同时，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二者同时得到强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共性化与个性化的双向运动可以保证金融的逻辑是投资的逻辑、再生的逻辑而不是投机的逻辑、配置的逻辑。
金融的对称逻辑：金融运作方向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双向运动。对称经济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问题是根本问题；虚拟经济演变成投机经济就会与实体经济脱钩，而转变成泡沫经济。货币功能由配置功能为主向以再生功能为主转化、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体现了货币功能的历史发展与层次提升，也体现了金融的真正逻辑。金融的逻辑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双向运动、相互促进的逻辑，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虚拟经济提升、促进、催化实体经济。金融运作方向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双向运动可以保证金融的逻辑是投资的逻辑、再生的逻辑而不是投机的逻辑、配置的逻辑。
单向货币化的金融逻辑源于价格经济学：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经过了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四大阶段。农业经济是产品运营占主导，工业经济依次是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占主导，知识经济是知识运营占主导；商品经济包括产品运营、资产运营，工业市场经济包括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阶段，包括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可以说，在商品经济与工业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相对平面化，这时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有相对的真理性，资本运营的发展程度、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的发达程度成正比，社会的货币化也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了。这时价值机制成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此时如果再以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只能使社会货币化、经济虚拟化脱离实体经济而形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酿成经济危机。而投机往往就是利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兴风作浪，既中饱投机者的私囊又催化了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国之所以在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没有被拖下水，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未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货币化程度。这说明：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不能走西方走过的单向抽象化的社会货币化的道路，而应该另辟蹊径，直接以价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抽象化和具体化的双向运动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只有这样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才能避免西方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成熟度后来居上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不能把单向货币化作为自己金融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文化解构的逻辑
如果我们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投资的逻辑，那么金融的逻辑就是文化的逻辑；如果我们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投机的逻辑，那么金融的逻辑就是文化解构的逻辑。陈志武之所以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文化解构的逻辑，正是因为陈志武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投机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不同的传统文化决定不同的金融的逻辑。陈志武：“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他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两千五百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今天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之后，‘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孝道’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瓦解，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必须由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来取代。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当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当一种经济交易夹杂着其他因素——友谊、情感和亲戚——那么，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从人类的经验看，经济交易留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在这里，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虽然不是家庭、家族关系瓦解的逻辑，然而却是家庭、家族中经济关系瓦解的逻辑。儒家文化是为维系家庭中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服务的，一旦家庭、家族中经济关系瓦解了，那么作为家庭、家族中经济关系理论基础的儒家文化也将瓦解。因此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瓦解的逻辑。不可否认，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所取代，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将由家庭逐步转变为个人与企业；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作为社会最小经济单位的经济功能将消失。但不能由此否认家庭的任何经济功能。就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高度发达的社会来讲，仍然频频发生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显性”金融契约关系的破产，也就是陈志武说的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现在由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来取代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的破产。如果一个人相信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把自己的终身完全托付给这种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而失去任何家族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那么此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每次金融危机都有那么多人自杀的重要原因——他们太相信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以致上当，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家庭仍然是最安全的经济避风港，家庭的经济功能在任何时候都功不可没。“显性”金融契约关系的稳定性源于信誉关系，而实践证明完全依靠法律关系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誉关系，真正的信誉关系往往首先要通过“友谊、情感和亲戚”来建立。认为通过金融的逻辑可以建立纯而又纯的经济关系，把友谊、情感和亲戚关系作为“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完全排除在经济关系之外，那么这样的经济关系很难建立起信誉关系而得到长久维持。信誉关系是比“显性”金融契约关系更可靠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作为信誉关系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是“显性”金融契约关系的灵魂，“显性”金融契约关系只有建立在这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的基础上才是真正有效的金融契约关系。因此，如果说中国古代农业文化存在着家族中“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那么这种“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则纯粹靠“友谊、情感和亲戚”之间的信誉关系、道德关系即所谓的“孝”道关系来建立和得到可靠的长期维系。这种通过“孝”道关系体现出来的牢固的信誉关系、道德关系对于任何时候的金融契约关系都是必要的，根本不会因为家庭不再作为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而变得无足轻重。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为了“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而建构起来，那么中国几千年的“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得以维系的历史就是儒家文化得到实践成功证明的历史。中国几千年稳固的金融的逻辑与西方频频发生信用关系破产的金融危机的“金融的逻辑”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中国的道德文化确实优于西方的契约文化，建立在西方契约文化基础上的金融的逻辑并不可靠，只有建立在中国道德文化基础上的金融的逻辑才是稳定的金融的逻辑。金融的逻辑就是道德的逻辑——金融的逻辑不但不足以解构儒家文化，相反恰恰确证了儒家文化。应该把儒家信誉文化中所渗透的金融的逻辑整体移植到西方，以帮助西方国家建立起以信誉关系为基础和纽带的真正的稳定的金融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还表现在：金融的逻辑是经济学范式的逻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不同的金融的逻辑，陈志武金融逻辑的局限性源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性。西方经济学范式就是用经济学的实证性否定经济学的规范性、认为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金融的逻辑排斥“友谊、情感和亲戚”、只承认有形的契约关系不承认无形的道德关系是必然的。西方经济学范式还是配置经济学，配置经济学就是投机经济学，投机经济学就是只讲金钱关系不讲亲情关系的经济学。配置经济学：经济虚拟化有利于促进交易与配置，有利于数字GDP增长，不需要实体经济与之对称。配置经济学通过扇情橇动全国大量股民把时间精力金钱花在炒股上，把自己的终生命运寄托在金融衍生品链条上。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圈钱”，使“资产”膨胀，就是借助于投机的催化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投机行为的理论基础。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要害也就在于以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理论基础，鼓吹投机合理论、股市正常论、房市看涨论，是股市泡沫、房市泡沫、金融泡沫的吹鼓手。泡沫经济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金融危机的实质。陈志武为什么要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风头正猛时逆势推出这种寅吃卯粮的金融投机逻辑，推出消费推动型增长方式？从他的《金融的逻辑》一书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能在中国大地上成为畅销书、他本人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声名一飞冲天来看，他与其说是帮中国人勤劳而富有，还不如说是使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霸权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不但不被动摇，反而逆势飞扬。这是以进为退的策略。他的策略已经取得成功，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西方现代经济学不但没有在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后被国人扫地出门，而且还在国内得到更广泛的宣传。陈志武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由于陈志武把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看成只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没有通过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反思看到全球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市场经济结构提升的历史必然性，认为虽然经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美国自19世纪末演变而来的、靠借贷消费带动的增长模式不会改变，其金融资本主义模式也不会终结，在质上不会变，只是在度上会有收缩”（p152），因此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就是美国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金融的逻辑，就是投机与投资颠倒、消费与生产颠倒、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颠倒、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颠倒的逻辑。如果按这样的金融逻辑去演化金融的轨迹，只能再次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这次金融危机只能比前次更猛烈。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评陈志武《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通过中西文化与历史的比较，极力宣传在西方高度发展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在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中的地位和作用；揭秘了中国人民勤劳而不富有以及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民不懂得运用金融工具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极力劝诫中国政府要放开金融管制，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不要把美国金融危机归因于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工具而因噎废食。不能否认金融衍生品工具本身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过程中的必然产物，通过促进经济虚拟化来促进合理配置资源催化生产力更快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由于金融衍生品工具本身的虚拟化特征，隐藏着成为投机的工具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最终酿成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的危险。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这种危险转变为现实的经典案例。正因为金融衍生品工具有两面性，所以必须对其扬弃；在严格区分投机与投资、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股市直接投融资与创业直接投融资的前提下定位金融、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通过金融监管、理论与政策的引导作用使金融衍生品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工具而不是投机的工具。如果说金融衍生品的产生与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产物，那么在金融的概念内涵中投机为主向投资为主转化、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股市直接投融资为主向创业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则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过程中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从属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衍生品的产生、定位、功能演变由经济发展过程来决定，这才是真正的金融的逻辑。而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通篇看不出投机与投资、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股市直接投融资与创业直接投融资的区隔，在此前提下要中国政府放开金融监管，要中国人民借贷消费寅吃卯粮，这样的“金融的逻辑”在现实中只能是金融投机的逻辑、金融危机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再生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配置的逻辑
陈志武：“到今天，按照我的定义，金融的核心是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所有涉及价值或者收入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之间进行配置的交易都是金融交易，金融学就是研究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交换为什么会出现、如何发生、怎样发展，等等。比如，货币就是如此。它的出现首先是为了把今天的价值储存起来，等明天、后天或者未来任何时候，再把储存其中的价值用来购买别的东西。但，货币同时也是跨地理位置的价值交换，今天你在张村把东西卖了，带上钱，走到李村，你又可以用这钱去买想要的东西。因此，货币解决了价值跨时间的储存、跨空间的移置问题，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陈志武：《金融的逻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8第1版，p2）在这里，陈志武是把金融的逻辑等同于货币的逻辑，把货币的功能归结为配置的功能。
金融的逻辑不等于货币的逻辑。什么是金融？金融的本义是货币本身作为商品的流通，而货币由商品流通的中介发展到本身成为独立的商品进行流通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产品运营为主导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小商品经济时期，虽然有货币为中介的交易活动，但这样的货币活动不能称之为金融。在工业经济时期资产运营为主导，存在着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货币由交易的手段被独立出来本身成为交易的标的，这样的货币活动才可以称之为金融。所以金融的逻辑是货币的逻辑演化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货币的逻辑演化到金融的逻辑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金融的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在不断深化。到了知识市场经济时期，资产运营上升到资本运营，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由资产运营为主导上升到资本运营为主导，投融资方式不但有间接投融资而且有直接投融资时，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而资本运营就是投融资，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知识经济时代金融的逻辑，是资本运营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资本运营的历史，是金融的逻辑在时间上的展开。金融的逻辑就是资本运营的逻辑，资本运营的逻辑是资产运营的逻辑的提升。因此金融的逻辑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人类有交易活动时就有的，而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随着人类经济增长方式发展的金融的逻辑，就是金融由配置功能向再生功能转化。
随着金融由配置功能向再生功能转化，货币的功能也就不仅仅是配置的功能。货币作为价值符号、支付手段、流通手段、贮存手段、世界货币，只是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货币的功能也是与时俱进——随着简单商品经济进入市场经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由资产运营上升到资本运营，货币从交易手段衍生出投融资手段，货币的逻辑将上升为金融的逻辑，货币的配置功能将转化为再生功能：货币通过促进和强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货币功能由配置功能为主向以再生功能为主转化、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体现了货币功能的历史发展与层次提升。因此金融的逻辑是再生的逻辑；在金融的逻辑框架中，货币的功能是再生的功能。如果说“货币的出现对贸易、对商业化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那么金融的出现则是对货币的发展是革命性的创新。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金融学教科书迄今没有对“金融”二字的明确定义，只有对金融功能的现象学描述，是因为“金融”概念本身即蕴涵了金融的逻辑——历史的逻辑与抽象的逻辑，而“金融”概念中所蕴涵的金融的历史逻辑与抽象逻辑二者又相互交融。
要把握“金融”概念中金融的逻辑需要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才有可能，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方式的西方经济学家、金融学家是无能为力的。
金融的逻辑是创业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金钱依附关系的逻辑
陈志武在他的《金融的逻辑》一书中虽然正确看到了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是比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更先进的金融模式，也看到了该模式对激发创新、创业的杠杆作用，但由于在他头脑中没有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的逻辑与历史的区别概念，并且用这二者的逻辑与历史的区别来定位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与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的功能归结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而不是促进直接投融资的金融模式。这根本上是由于他并没有真正把创新、创业看成是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只是把其看成是一种由“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激发出来的、能够使青年人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为亿万富翁的偶发的经济现象。这不能不说是本末倒置。在知识经济时代，是在高科技创新、创业成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由投机、投资不分的市场分离出直接投融资的市场，并最终用直接投融资市场来定位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高科技创新、创业经济发展模式是本，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是末；二者的结合就是催化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看不到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从间接投融资市场向直接投融资市场转化的历史必然性，乃至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的功能归结为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不能说真正懂得金融的逻辑。
陈志武试图利用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经济虚拟化、货币化、资本化职能，使人们得以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通过促进国内消费来促进生产，改变中国目前的出口依赖型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逻辑初看起来是不错，但是忽略了一个前提：即人们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收入与消费所依附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经济虚拟化职能，有无实体经济与之对称。如果没有，那么人们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将只能成为投机者盘剥的工具。在未对投机投资进行区分、没有理顺间接直接投融资关系的前提下，陈志武鼓励人民借贷消费寅吃卯粮的金融逻辑，实际上是投机的逻辑而不是投资的逻辑。正是这种借贷消费寅吃卯粮的投机逻辑造成美国开始的供给不足、资金链断裂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中国人如果也按照这种借贷消费寅吃卯粮的金融逻辑来安排自己一辈子的收入与支出，恐怕只能让大部分的中国人成为房奴、车奴、卡奴。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原因是有一部分人富有而不勤劳；造成中国人大部分勤劳而不富有、少部分人富有而不勤劳的原因是两极分化；造成中国人两极分化的原因是人剥削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剥削人的主要途径就是投机。所以陈志武的金融逻辑是使金融寡头成为奴隶主的逻辑，是使中国人民成为金融寡头奴隶的逻辑。如果人们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收入与消费所依附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经济虚拟化职能有实体经济与之对称，那么这里所谓的金融的逻辑实质上就是投资的逻辑；而这种投资的逻辑和人们投资项目、投资股票、投资农产品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中国人从古到今每日每时都在按照这种所谓的“金融的逻辑”生存。既然中国人按照投资的“金融的逻辑”生存因而造成“勤劳而不富有”，那么陈志武隆重推出的能使中国人“勤劳而富有”的金融的逻辑，在逻辑上就只能是投机的逻辑，而恰恰就是投机的逻辑在使少部分中国人富有而不勤劳的同时，使大部分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投机，是使中国人两极分化的催化剂。因此要真正使中国人民得以通过借贷消费寅吃卯粮来合理安排一辈子的收入与消费，通过促进国内消费来促进生产，首先要有效杜绝任何投机，特别是金融投机。杜绝金融投机与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从间接投融资市场向直接投融资市场转化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定位为直接投融资市场才能有效杜绝投机，只有杜绝投机才能把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定位为直接投融资市场。而这两方面在陈志武《金融的逻辑》中似乎只字未提。
由于陈志武不是从直接投融资模式与间接投融资模式的逻辑与历史关系来定位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与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关系，所以他强调要发展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并不是因为他重视直接投融资，而是因为他要大力发展民间间接投融资。陈志武：“有没有‘区域发展战略’政策支持的大项目并不是决定性的，更为关键的是一个省或地方有没有支持民间金融发展的制度和社会文化架构。如果有，该地方就更有能力调动本地的资源内生出经济增长动力。”那么他的“民间金融”指的是什么呢？“真正降低高利贷的办法不是打倒高利贷，而是通过电视和媒体渠道表彰这些人对于社会的贡献，表彰他们愿意把自己辛苦的劳动所得拿出来满足别人的资金需求。这可以鼓励更多人加入到放贷者的行列，增加借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使利率降低。”可见，陈志武要大力发展的是民间间接投融资。问题是10多年前从东南亚到日本到俄罗斯到巴西的金融危机虽不是全球化的，却是全球性的，它就已经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正走向全面瓦解，世界历史已在进入新阶段：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阶段。民间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民间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只能促成贷款膨胀和泡沫经济，形成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周期性金融危机。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当今社会如果要发展民间金融只能发展民间直接投融资。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逻辑和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直接投融资的程序和步骤：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信息化、知识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直接投融资也应走农村包围城市、知识带动资本、创业带动就业的道路。把发展各种证劵类金融市场定位于大力发展包括消费信贷、高利贷在内的民间间接投融资是金融逻辑的错位。
陈志武靠信贷消费寅吃卯粮、发展民间借贷市场来发展民间金融的逻辑来使人摆脱养儿防老、个人对家庭的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却会很容易使人陷于另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金钱的人身依附关系。如果金融的逻辑只是意味着以往建立在超经济的行政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而建立在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在金钱至上的潜规则面前得到强化，如果金融的逻辑只是用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代替另一种人身依附关系，那么这样的金融逻辑只能是金融陷阱。金融的逻辑是金融由配置功能为主向再生功能为主演化，从投机到投资、从间接投融资到直接投融资、从配置型直接投融资到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的进展。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真正能使中国人合理安排一生收入与消费、获得人身自由的唯一途径是再生型创业直接投资，也就是把希望寄托在田野上而不是把希望寄托在电脑屏幕上。
金融的逻辑是生产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消费的逻辑
陈志武先生认为，要靠金融衍生品使中国人寅吃卯粮，促使“中国经济从目前的投资型驱动转为消费型驱动”，才能防止金融危机与通货膨胀。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是消费的逻辑。但实践证明，投资永远主导消费；投资型驱动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金融的逻辑只能是生产的逻辑而不是消费的逻辑。在再生型财政投融资的基础上，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牵动创业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产业链延伸两方面；基本建设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和通过扶持创业工程解决就业问题两方面。从量来看，基本建设投资的投资拉动市场是几何级数，消费拉动市场是算术级数。从质来看，是靠投资拉动市场还是靠消费拉动市场，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靠基本建设投资拉动市场是再生经济学原理，靠消费拉动市场是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要求。从后果来看，靠投资拉动市场，其作用是永久的；靠消费来拉动市场，其效果只是暂时的。此外，是靠投资拉动市场还是靠消费拉动市场，还要区分供给与需求、投资与消费、卖方与买方这几对范畴。
这里要把“消费需求”与“消费”区别开来。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并非消费决定投资。在再生经济学范式里，消费需求本身属于投资的范畴。总体上，投资决定消费而非相反。当然，在配置经济学范式里，消费需求本身属于消费的范畴，因此可以作出截然相反的解析。但我们从图式中可以看出：需求决定供给，同投资决定供给并不矛盾。这里，关键的是在于要把“需求”同“消费”区别开来。社会以需求为主导，并非等于以消费为主导；因为投资既创造供给，也创造消费，而且只有投资，才既创造供给、也创造消费。市场可以由卖方为主导转向以买方为主导，但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不会因此而由投资为主导转为以消费为主导。不管市场怎样变化、商场怎样发展、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怎样争锋，投资永远主导消费而不是相反。认为经济发展有投资导向型与消费导向型，是混淆了供给与需求、买方与卖方这两对范畴同投资与消费这对范畴的关系，认为既然供给与需求可以交替、买方与卖方可以转换，投资与消费也可以位移。这种概念的混淆会带来忽视投资、鼓励消费的严重后果，与节约型社会的要求相背离。同时；认为限制投资反而会带来经济上的增长，也会搞乱人们的思想，使经济学似乎披上一层有悖常理的神秘外衣，使芸芸众生无所适从。只要不是造成结构失衡，投资永远不会太快；如果资金运用得当，储蓄率高无异为投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证，总体上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应该鼓励与扶持民间直接投融资，而不是鼓励消费。为了追求GDP增长而豉励分光吃光，是一种愚民政策。
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所以，需求主导供给，不等于消费主导投资。投资永远主导消费，既使买方市场也一样。投资本身既是需求，又是满足需求的手段，正好象就业本身既是需求，本身也是满足需求的手段一样。投资和消费相比，永远占主导。把需求为主导和买方市场理解成消费为主导，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将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本质上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通过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展开。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决定投资，投资决定消费。表面上是消费决定投资，根本上是投资决定消费。这就是对称经济学原理，以及由对称经济学原理派生出来的再生经济学原理。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不能摆脱金融危机。走出民间投资消费双疲软、供给需求双不足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知识化信息化现代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能源材料再生化、交通高速化、技术核心化建设。应把住房、教育与医疗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果断停止土地商品化、教育医疗产业化的做法。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政府再生性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举，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
金融的逻辑是投资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投机的逻辑
陈志武：“投机”是人之常情，也是各种技术创新的原动力，正因为科技创新是在“创新”，所以就有风险，去做有风险的事就要有投机精神。……“投机”不只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精神，而且是所有资本主义的精神，也是财富创造的必要动力。不同的地方在于：美国资本主义的核心精神不仅包括投机，还有它活跃的股票文化。在这里陈志武是把正常的资本运作和投机混为一谈，把知识运营主导下高科技高风险的资本运作和高风险的投机混为一谈。在他那里所谓金融的逻辑就是投机与投机不加区分的逻辑。这说明陈志武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金融的逻辑。
什么是投机？投机：配置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配置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投机的最本质特征是零和博弈，不会为社会产生任何新价值。
什么是投资？投资：再生型的投入产出活动，是再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投资的最本质特征是正和博弈，为社会产生新价值。
投机通过各种不正当手段人为抬高或压低物价，使价格与价值背离，是一种破坏正常的价格机制，扰乱市场的行为，与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对立的。在经济微观化时期，投机的危害性不明显；但到了经济宏观化时期，投机将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危害。在经济活动中，投机与投资应该哪个为主的问题，实质上是以配置经济学还是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问题。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活动就是资源配置活动，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而资源配置是否优化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赚最多的钱。而投机、特别是金融投机带来的配置的数量、速度与频度，是投资所无可比拟的，虽然投机有风险，但风险与机会成正比，而且善于投机的也善于把风险转给别人，把机会留给自己——反正能通过价差利润赚到钱就行。但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只有能产生生产力的活动才是有效的经济活动；因此风险与机会成反比。高科技创业的投资风险与投机的风险有本质的不同。后者以资产转移为目的，前者以资源再生为目的。再生经济学要求银市股市房市应成为投资的场所而不是投机的场所，因此要求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机制，在准许投资者进入与退出的同时，最大限度防止投机行为的发生。
金融属于经济系统的高端；股票等金融产品本质上是催化、促进投资的工具不是投机的工具。以金融产品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的远期合约、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信用约束、风险回避功能，说明市场越来越立体化、系统化、主体化、自觉化，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越来越让位于自觉调控。金融衍生品是经济系统的整合器、经济系统功能的催化剂，不是投机的工具。把金融衍生品当作投机工具而片面长足畸形发展，必将形成金融泡沫，而走向金融衍生品功能的反面。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回避投资性风险，但不能回避投机性风险。由于它的融资杠杆作用，可以通过强化、扩大泡沫来扩大与强化投机风险。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多样与多元化，同鼓励投机是两码事。不能把金融衍生品的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与风险逥避功能归功于投机。投机是配置经济学中“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理论的产物，本身是强化风险、制造风险的催化剂，而不是逥避风险；这和本质上控制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在功能上是对立的。投机行为和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功能相互抵消，是金融的异化，只能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来投资，也可以拿来投机。如果拿来投资，可以回避、分散风险，通过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资金。如果拿来投机，就只能扩大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产生经济危机。是投资还是投机，要看它的根扎在投资还是投机上面。投机，是市场经济早期市场无序化、平面化、微观化、不规范的产物，在市场经济宏观化、有序化、立体化、规范化时期必须被立法取谛，以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些以市场经济完全自由竞争为名反对取谛投机的经济学家，都是金融投机以及其它投机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其代言人。而在背后支撑他们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要使金融产品成为促进投资的工具，使金融衍生品工具发挥其稳定型经济的作用，避免它们成为投机的工具，必须使其建立在再生经济学基础上。这就要求金融的逻辑只能是投资的逻辑，既不是投机的逻辑，也不是投资与投机鱼目混珠、鱼龙混杂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对称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社会货币化的逻辑
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一书通篇都是在告诉人们怎样通过金融证劵工具使整个社会资本化、货币化、虚拟化，而怎样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对称，好像着墨不多。通观陈志武《金融的逻辑》一书，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就是使社会货币化的逻辑，就是通过社会货币化使社会私有化、自由化、产业化、一切向钱看。这是一种单向性思维方式。陈志武金融的逻辑是使社会“钱化”——社会单向货币化的逻辑。
市场化发展的逻辑不是“钱化”的逻辑，而是钱化与物化、价格化与价值化对称的逻辑。市场化发展的对称逻辑决定金融发展的对称逻辑。金融的对称逻辑：金融体制改革的共性化与个性化的双向运动。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而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而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所以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共性化和个性化的双向运动。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银行国际化、货币一体化；个性化是投资银行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一般化、政府化越强，国有因素越大，以利于政府宏观调控。个性化、市场化越强，非国有因素越大，以利于增强活力。在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金融监管，防止过度投机，回避金融风险，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这是新型的金融体制，新型的“银企关系”；在把行政手段纳入市场化轨道的同时，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二者同时得到强化。金融体制改革的共性化与个性化的双向运动可以保证金融的逻辑是投资的逻辑、再生的逻辑而不是投机的逻辑、配置的逻辑。
金融的对称逻辑：金融运作方向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双向运动。对称经济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问题是根本问题；虚拟经济演变成投机经济就会与实体经济脱钩，而转变成泡沫经济。货币功能由配置功能为主向以再生功能为主转化、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向直接投融资为主转化，体现了货币功能的历史发展与层次提升，也体现了金融的真正逻辑。金融的逻辑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双向运动、相互促进的逻辑，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虚拟经济提升、促进、催化实体经济。金融运作方向的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双向运动可以保证金融的逻辑是投资的逻辑、再生的逻辑而不是投机的逻辑、配置的逻辑。
单向货币化的金融逻辑源于价格经济学：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经过了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四大阶段。农业经济是产品运营占主导，工业经济依次是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占主导，知识经济是知识运营占主导；商品经济包括产品运营、资产运营，工业市场经济包括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阶段，包括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可以说，在商品经济与工业市场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相对平面化，这时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有相对的真理性，资本运营的发展程度、社会的货币化程度与经济的发达程度成正比，社会的货币化也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了。这时价值机制成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此时如果再以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只能使社会货币化、经济虚拟化脱离实体经济而形成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酿成经济危机。而投机往往就是利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兴风作浪，既中饱投机者的私囊又催化了经济危机的爆发。中国之所以在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中没有被拖下水，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还未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货币化程度。这说明：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国市场化改革不能走西方走过的单向抽象化的社会货币化的道路，而应该另辟蹊径，直接以价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抽象化和具体化的双向运动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只有这样中国的市场化过程才能避免西方频频发生的经济危机，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成熟度后来居上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不能把单向货币化作为自己金融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不是文化解构的逻辑
如果我们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投资的逻辑，那么金融的逻辑就是文化的逻辑；如果我们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投机的逻辑，那么金融的逻辑就是文化解构的逻辑。陈志武之所以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文化解构的逻辑，正是因为陈志武把金融的逻辑看成投机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不同的传统文化决定不同的金融的逻辑。陈志武：“为了支持‘家’的经济互助和精神互助功能，社会就必须有相配的家庭、家族文化，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这就是儒家以及其他源自农业社会的传统文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两千五百年前儒家文化产生的背景。……今天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在社会结构和人口流动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之后，‘家’的经济交易功能已越来越难以支撑，‘孝道’文化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已瓦解，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必须由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来取代。对于创业者来说，这当然隐含着巨大的商机”，“当一种经济交易夹杂着其他因素——友谊、情感和亲戚——那么，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从人类的经验看，经济交易留给市场，感情交流留给家庭，这是最好的一种安排，也是市场化分工发展的总趋势。”在这里，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虽然不是家庭、家族关系瓦解的逻辑，然而却是家庭、家族中经济关系瓦解的逻辑。儒家文化是为维系家庭中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服务的，一旦家庭、家族中经济关系瓦解了，那么作为家庭、家族中经济关系理论基础的儒家文化也将瓦解。因此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瓦解的逻辑。不可否认，随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所取代，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将由家庭逐步转变为个人与企业；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其作为社会最小经济单位的经济功能将消失。但不能由此否认家庭的任何经济功能。就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高度发达的社会来讲，仍然频频发生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显性”金融契约关系的破产，也就是陈志武说的原来由家庭、家族承担、现在由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来取代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的破产。如果一个人相信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把自己的终身完全托付给这种金融证劵与保险市场而失去任何家族的经济互助互保功能，那么此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自杀。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每次金融危机都有那么多人自杀的重要原因——他们太相信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以致上当，并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家庭仍然是最安全的经济避风港，家庭的经济功能在任何时候都功不可没。“显性”金融契约关系的稳定性源于信誉关系，而实践证明完全依靠法律关系不可能建立真正的信誉关系，真正的信誉关系往往首先要通过“友谊、情感和亲戚”来建立。认为通过金融的逻辑可以建立纯而又纯的经济关系，把友谊、情感和亲戚关系作为“只会污染人类关系的灵魂”完全排除在经济关系之外，那么这样的经济关系很难建立起信誉关系而得到长久维持。信誉关系是比“显性”金融契约关系更可靠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作为信誉关系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是“显性”金融契约关系的灵魂，“显性”金融契约关系只有建立在这种“隐性”金融契约关系的基础上才是真正有效的金融契约关系。因此，如果说中国古代农业文化存在着家族中“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那么这种“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则纯粹靠“友谊、情感和亲戚”之间的信誉关系、道德关系即所谓的“孝”道关系来建立和得到可靠的长期维系。这种通过“孝”道关系体现出来的牢固的信誉关系、道德关系对于任何时候的金融契约关系都是必要的，根本不会因为家庭不再作为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而变得无足轻重。如果说儒家文化是为了“帮助实现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而建构起来，那么中国几千年的“这些错综复杂的隐性金融契约关系”得以维系的历史就是儒家文化得到实践成功证明的历史。中国几千年稳固的金融的逻辑与西方频频发生信用关系破产的金融危机的“金融的逻辑”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中国的道德文化确实优于西方的契约文化，建立在西方契约文化基础上的金融的逻辑并不可靠，只有建立在中国道德文化基础上的金融的逻辑才是稳定的金融的逻辑。金融的逻辑就是道德的逻辑——金融的逻辑不但不足以解构儒家文化，相反恰恰确证了儒家文化。应该把儒家信誉文化中所渗透的金融的逻辑整体移植到西方，以帮助西方国家建立起以信誉关系为基础和纽带的真正的稳定的金融的逻辑。
金融的逻辑是文化的逻辑还表现在：金融的逻辑是经济学范式的逻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不同的金融的逻辑，陈志武金融逻辑的局限性源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性。西方经济学范式就是用经济学的实证性否定经济学的规范性、认为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金融的逻辑排斥“友谊、情感和亲戚”、只承认有形的契约关系不承认无形的道德关系是必然的。西方经济学范式还是配置经济学，配置经济学就是投机经济学，投机经济学就是只讲金钱关系不讲亲情关系的经济学。配置经济学：经济虚拟化有利于促进交易与配置，有利于数字GDP增长，不需要实体经济与之对称。配置经济学通过扇情橇动全国大量股民把时间精力金钱花在炒股上，把自己的终生命运寄托在金融衍生品链条上。上市公司之所以能“圈钱”，使“资产”膨胀，就是借助于投机的催化作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投机行为的理论基础。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要害也就在于以新自由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为理论基础，鼓吹投机合理论、股市正常论、房市看涨论，是股市泡沫、房市泡沫、金融泡沫的吹鼓手。泡沫经济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也是金融危机的实质。陈志武为什么要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风头正猛时逆势推出这种寅吃卯粮的金融投机逻辑，推出消费推动型增长方式？从他的《金融的逻辑》一书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能在中国大地上成为畅销书、他本人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后声名一飞冲天来看，他与其说是帮中国人勤劳而富有，还不如说是使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话语霸权能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中不但不被动摇，反而逆势飞扬。这是以进为退的策略。他的策略已经取得成功，而且是巨大的成功——西方现代经济学不但没有在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后被国人扫地出门，而且还在国内得到更广泛的宣传。陈志武为西方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站稳脚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由于陈志武把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看成只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没有通过对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反思看到全球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市场经济结构提升的历史必然性，认为虽然经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美国自19世纪末演变而来的、靠借贷消费带动的增长模式不会改变，其金融资本主义模式也不会终结，在质上不会变，只是在度上会有收缩”（p152），因此陈志武的“金融的逻辑”就是美国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金融的逻辑，就是投机与投资颠倒、消费与生产颠倒、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颠倒、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颠倒的逻辑。如果按这样的金融逻辑去演化金融的轨迹，只能再次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只不过这次金融危机只能比前次更猛烈。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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