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中国小康网：金融危机与对称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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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8/17 23:28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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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金融危机与对称经济
求是-中国小康网（http://www.chinaxiaokang.com/newsview_xk.asp?lm=2&newsid=8022）
2009-08-10 来源：《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
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目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中国上世纪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接下来3年困难时期的情景在全球范围的放大。通过金融工具来放大、并使其披上现代经济学外衣的金融泡沫与“亩产万斤”的“浮夸风”异曲同工；金融泡沫破灭后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困局，与“大跃进”后人民公社的困境殊途同归。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一个“黑色星期五”即可轻松度过；要见曙光，还要思想家冷静思索。只有冷静思索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
本书是冷静思索的产物，但不全是对金融危机冷静思索的产物，而是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主客体间从不对称到对称运动的冷静思索的产物。
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因此，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只要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解析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无论是市场自发调节还是政府宏观调控，也解决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如果说，早在10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本人即已发文指出，当时的金融危机虽非全球化的，然而是全球性的，其宣告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那么，此次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10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而本人10年前开始提出来的理论，也就得到了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的验证（见陈世清：《知识运营系列丛书提纲》，《中国经济信息》99年11期；《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1）。要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要阻止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使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果断停止以GDP增速为经济增长目标的做法，以生产力发展为参照，对理论范式、发展模式、增长方式进行正本清源，使一切宏观调控措施建立在对称经济、再生经济的基础上。无论是GDP增长率还是就业率，都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指标而非目标。如果不是从根本指导思想与发展模式转变方面解决问题，而是仍然以提高GDP增长率为目标，以GDP增速为参照，想通过采取某项具体措施以保证当年GDP增速不低于往年，为GDP而GDP，用GDP救GDP，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结果只能是本末倒置、竭泽而渔、饮鸩止渴、昙花一现。金融危机本身就是泡沫经济、透支消费造成。根本上，金融危机不是消费不足，而是供给不足。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保证GDP增长率，只能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如果说，上世纪58年由于人的预期太高造成接下来3年的国内经济困难，那么这次则是泡沫破灭使人的信心崩溃而使金融危机不断蔓延造成全球化金融危机。全球化金融危机中频频出现的“信心”、“预期”、“政府救市”等字眼，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及价格经济学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破产。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而一切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是主客体的不对称造成；主客体的不对称程度，决定经济危机的深度与广度。经济主体主观努力的方向，就是使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因此经济学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统一的发展观，就是对称经济发展观。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对称发展、对称经济发展观的必然性。
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本质上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通过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展开。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决定投资，投资决定消费。表面上是消费决定投资，根本上是投资决定消费。这就是对称经济学原理，以及由对称经济学原理派生出来的再生经济学原理。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不能摆脱金融危机。走出民间投资消费双疲软、供给需求双不足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知识化信息化现代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能源材料再生化、交通高速化、技术核心化建设。应把住房、教育与医疗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果断停止土地商品化、教育医疗产业化的做法。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政府再生性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举，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
因此应该用税率手段代替利率手段，用财政手段代替银行手段。但问题并不到此为止。
税率高低那个有利经济发展、税收增减是否有利经济复苏，各国政府刺激经济计划是治标还是治本、是否能真正拯救世界经济，取决于政府执政能力强弱。政府执政能力，包括政府清廉度与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属经济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具体体现。使银行手段休息、财政真正成为资本运营的主体，是重塑国家经济主体性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上层是传统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中层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底层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政府执政能力是这个系统工程的综合功能。要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偶然性中看出重塑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必然性，从重塑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必然性中看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国家经济主体性既是这个必然性的产物，也是使这个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的必要前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必须统一，当然是在再生经济与再生经济学基础上的统一。
对称经济发展观是再生发展观。生产力的本质是再生而非配置。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说明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由虚拟经济回归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回归再生经济的标志。金融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各地各级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花样翻新、巧立名目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再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建立在再生经济而非配置经济的基础上，虚拟经济才不会演变为泡沫经济。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再生发展观。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再生发展观的必然性。
对称经济发展观是全球发展观。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经济重新洗牌，通过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来实现；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标志，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径。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崩溃、世界多元化经济体系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前提；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展开。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
对称经济发展观是立体发展观。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救市买单，是经济行为由民间上升到政府的标志，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多元化之间的不对称迫使政府成为经济主体的标志，是美元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经济体系必须被打破、经济全球化与多元化要求世界经济体系立体化的标志，也是世界货币呼之欲出的标志。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催化世界货币的现实基础。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必须通过世界货币来凝结。必须以世界货币为核心，重建世界金融体制；以重建世界金融体制为核心，各国政府和世界经济组织为主导，建立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立体化的历史前提；世界经济立体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保证。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立体化的必然性。
对称经济发展观是全息发展观。金融危机的全球辐射性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说明：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只有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准确定位、合理解释与科学重建。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是微观的世界经济解释与重建；世界经济解释与重建，是宏观的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是世界经济解释与重建的“全息元”；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中所渗透的基本原理，可以整体移植到世界经济的解释与重建中，成为世界经济解释与重建的一般原理。
对称经济发展观是转型发展观。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
对称经济发展观是改革发展观。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微观上靠的就是改革。一切社会矛盾都是不对称惹得祸。金融危机及中国的经济现状说明，完善的市场体制没有宏观调控不行，宏观调控没有廉洁高效的政府不行，廉洁高效的政府没有民主与法制不行，民主与法制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行。无论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经济的结构还是改革本身的逻辑，政治体制改革——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应该迫切摆上议事日程，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对称造成的后果：官商勾结、腐败横行；贫富与人格两极分化，出现大量的弱势群体；裁判员也是运动员。“运动员”当“裁判员”造成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不对称。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从不对称到对称无限推移的结果，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是对称的发展过程，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由于腐败与分配不公，败坏了社会风气，挫伤了人的积极性，降低了人的素质，损害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不对称滋生出GDP增长同人的发展不对称、客体与主体的不对称，将造成社会不安定，从而不能实现对称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深化改革，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应该通过深化改革的必要性，看出对称发展、对称经济发展观的必然性。
编辑：费萍萍
来源：《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
发布时间：2009-08-10
陈世清：金融危机与对称经济
求是-中国小康网（http://www.chinaxiaokang.com/newsview_xk.asp?lm=2&newsid=8022）
2009-08-10 来源：《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
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目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中国上世纪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接下来3年困难时期的情景在全球范围的放大。通过金融工具来放大、并使其披上现代经济学外衣的金融泡沫与“亩产万斤”的“浮夸风”异曲同工；金融泡沫破灭后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困局，与“大跃进”后人民公社的困境殊途同归。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一个“黑色星期五”即可轻松度过；要见曙光，还要思想家冷静思索。只有冷静思索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
本书是冷静思索的产物，但不全是对金融危机冷静思索的产物，而是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主客体间从不对称到对称运动的冷静思索的产物。
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因此，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只要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解析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无论是市场自发调节还是政府宏观调控，也解决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如果说，早在10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本人即已发文指出，当时的金融危机虽非全球化的，然而是全球性的，其宣告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那么，此次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10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而本人10年前开始提出来的理论，也就得到了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的验证（见陈世清：《知识运营系列丛书提纲》，《中国经济信息》99年11期；《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1）。要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要阻止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使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果断停止以GDP增速为经济增长目标的做法，以生产力发展为参照，对理论范式、发展模式、增长方式进行正本清源，使一切宏观调控措施建立在对称经济、再生经济的基础上。无论是GDP增长率还是就业率，都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指标而非目标。如果不是从根本指导思想与发展模式转变方面解决问题，而是仍然以提高GDP增长率为目标，以GDP增速为参照，想通过采取某项具体措施以保证当年GDP增速不低于往年，为GDP而GDP，用GDP救GDP，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结果只能是本末倒置、竭泽而渔、饮鸩止渴、昙花一现。金融危机本身就是泡沫经济、透支消费造成。根本上，金融危机不是消费不足，而是供给不足。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保证GDP增长率，只能在泥潭中越陷越深。
如果说，上世纪58年由于人的预期太高造成接下来3年的国内经济困难，那么这次则是泡沫破灭使人的信心崩溃而使金融危机不断蔓延造成全球化金融危机。全球化金融危机中频频出现的“信心”、“预期”、“政府救市”等字眼，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及价格经济学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破产。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而一切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是主客体的不对称造成；主客体的不对称程度，决定经济危机的深度与广度。经济主体主观努力的方向，就是使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因此经济学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统一的发展观，就是对称经济发展观。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对称发展、对称经济发展观的必然性。
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本质上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通过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展开。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消费需求决定投资需求，投资需求决定投资，投资决定消费。表面上是消费决定投资，根本上是投资决定消费。这就是对称经济学原理，以及由对称经济学原理派生出来的再生经济学原理。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不能摆脱金融危机。走出民间投资消费双疲软、供给需求双不足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知识化信息化现代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能源材料再生化、交通高速化、技术核心化建设。应把住房、教育与医疗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果断停止土地商品化、教育医疗产业化的做法。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政府再生性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举，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
因此应该用税率手段代替利率手段，用财政手段代替银行手段。但问题并不到此为止。
税率高低那个有利经济发展、税收增减是否有利经济复苏，各国政府刺激经济计划是治标还是治本、是否能真正拯救世界经济，取决于政府执政能力强弱。政府执政能力，包括政府清廉度与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属经济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具体体现。使银行手段休息、财政真正成为资本运营的主体，是重塑国家经济主体性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上层是传统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中层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底层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政府执政能力是这个系统工程的综合功能。要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偶然性中看出重塑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必然性，从重塑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必然性中看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国家经济主体性既是这个必然性的产物，也是使这个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的必要前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必须统一，当然是在再生经济与再生经济学基础上的统一。
对称经济发展观是再生发展观。生产力的本质是再生而非配置。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说明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也是经济增长方式由虚拟经济回归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回归再生经济的标志。金融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各地各级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花样翻新、巧立名目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再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建立在再生经济而非配置经济的基础上，虚拟经济才不会演变为泡沫经济。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再生发展观。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再生发展观的必然性。
对称经济发展观是全球发展观。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经济重新洗牌，通过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来实现；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标志，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径。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崩溃、世界多元化经济体系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前提；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展开。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
对称经济发展观是立体发展观。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救市买单，是经济行为由民间上升到政府的标志，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多元化之间的不对称迫使政府成为经济主体的标志，是美元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经济体系必须被打破、经济全球化与多元化要求世界经济体系立体化的标志，也是世界货币呼之欲出的标志。世界经济一体化，是催化世界货币的现实基础。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世界经济体系一体化，必须通过世界货币来凝结。必须以世界货币为核心，重建世界金融体制；以重建世界金融体制为核心，各国政府和世界经济组织为主导，建立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立体化的历史前提；世界经济立体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现实保证。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立体化的必然性。
对称经济发展观是全息发展观。金融危机的全球辐射性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说明：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只有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准确定位、合理解释与科学重建。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是微观的世界经济解释与重建；世界经济解释与重建，是宏观的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是世界经济解释与重建的“全息元”；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中所渗透的基本原理，可以整体移植到世界经济的解释与重建中，成为世界经济解释与重建的一般原理。
对称经济发展观是转型发展观。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
对称经济发展观是改革发展观。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微观上靠的就是改革。一切社会矛盾都是不对称惹得祸。金融危机及中国的经济现状说明，完善的市场体制没有宏观调控不行，宏观调控没有廉洁高效的政府不行，廉洁高效的政府没有民主与法制不行，民主与法制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行。无论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经济的结构还是改革本身的逻辑，政治体制改革——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应该迫切摆上议事日程，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对称造成的后果：官商勾结、腐败横行；贫富与人格两极分化，出现大量的弱势群体；裁判员也是运动员。“运动员”当“裁判员”造成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不对称。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从不对称到对称无限推移的结果，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是对称的发展过程，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由于腐败与分配不公，败坏了社会风气，挫伤了人的积极性，降低了人的素质，损害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不对称滋生出GDP增长同人的发展不对称、客体与主体的不对称，将造成社会不安定，从而不能实现对称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深化改革，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应该通过深化改革的必要性，看出对称发展、对称经济发展观的必然性。
编辑：费萍萍
来源：《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
发布时间：2009-08-10
智慧园：http://www.witpark.com/article/4/5609.html
陈世清 2009-08-12 14:48
标签：区域品牌 品牌经济 品牌
(1)建名牌政府
智慧经济时代，名牌经营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最高层次；提高名牌竞争力是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名牌国际化，是企业国际化的根本途径。名牌经营规范化、系统化、国际化，是迎合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迫切要求。名牌经营的高层性、系统性、规范性、国际性，要求国家和各地政府成为各地推进名牌战略的主角。名牌五度空间模式，确立了名牌政府在名牌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充分发挥各地政府的领导作用，才能创造出名牌成长的良好的社会环境，才能在经济全局中发挥名牌效应，才能用名牌文化带动名牌地区，用名牌地区带动名牌产业，用名牌产业带动名牌企业，用名牌企业带动名牌产品，用名牌的国际化带动经济的国际化。名牌五度空间的模式为名牌实践由名牌产品、名牌企业升级到名牌地区、名牌政府，提供了操作方法的制高点。
(2)树名牌地区
目前，名牌理论不科学，名牌经营不规范，名牌企业少，产品档次低，企业规模小，制约了中国企业名牌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根据名牌五度空间模式，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各省选择一个经济总量最大、经济密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领导班子最有力、名牌潜力最深厚的地区，培植成名牌地区，再来带动其他层次的名牌经营，就是跳出长期以来培植名牌的线性思维方式，自觉运用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系统运作模式，通过现代信息手段和自上而下的运作，使之在短期内树立国际名牌，弥补国际化竞争中中国的先天不足部分。
(3)创名牌产业
生态农业是把现代科技同传统农业结合起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型农业模式。传统农业是人类一次创业的起点，生态农业是人类二次创业的起点。中国一方面是落后的农业大国，另一方面，真正的比较完整的生态农业的理论与技术却是源于中国。人类二次创业，对于中国这样的农业大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自觉运用“名牌五度空间”模式中名牌产业的地位和作用的规律，把生态农业作为中国名牌产业来重点发展，我们将化劣势为优势，化挑战为机遇，使中国在人类二次创业中后来居上。由于农业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培植生态农业这一名牌产业，应当得到政府的扶持。
名牌政府主导名牌地区，名牌地区主导名牌产业，名牌产业主导名牌企业，名牌企业主导名牌产品。以生态农业为基础，以生态创业为主线，把市场占有率的扩大同示范、引导实践主体按美的规律来造型有机结合起来，把经济效益同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结合起来，把中国特殊国情同人类二次创业的必然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就是名牌五度空间的实践模式及其功能。其中，名牌地区和名牌产业成为名牌政府与名牌企业之间的中间环节，使名牌的宏观环境成为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纽带和缓冲带，既发挥了政府在地区推进名牌战略中的主导作用，又避免了政府行政手段对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直接于预；既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又保证了产业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使政府功能和市场功能、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宏观经济环境和微观经济行为最佳结合，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从而为中国迎接经济全球化提供了科学的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与制度保证。
西方经济学为什么不能解析中国经济
[ 2009/08/16 08:39 | by admin ]
2009/08/16 08:39 | by admin ]
之所以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与其说是例外，还不如说是经济发展五度空间模式的典型，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经济发展的典型现实相对称。
西方的线性思维方式同经济复杂系统之间本来就不对称，同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西方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思维方式同客观现实的不对称。
西方经济学的主体性和逻辑性是对立的。有逻辑则无主体、有主体则无逻辑，是西方经济学基本思维方式带来的悖论。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其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理论和实际不对称，整体上滞后于西方经济的发展，不能解释、指导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一种误导。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们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线性的、直观的，因而一叶障目，不可能辩证地把握中国改革历史走向。在新的与知识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面前，它们只能自形羞惭，退出历史舞台。
西方的线性思维方式同经济复杂系统之间本来就不对称，同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更是风马牛不相及。西方经济学家在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思维方式同客观现实的不对称。
西方经济学的主体性和逻辑性是对立的。有逻辑则无主体、有主体则无逻辑，是西方经济学基本思维方式带来的悖论。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其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理论和实际不对称，整体上滞后于西方经济的发展，不能解释、指导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更是一种误导。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们的思维方式只能是线性的、直观的，因而一叶障目，不可能辩证地把握中国改革历史走向。在新的与知识经济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面前，它们只能自形羞惭，退出历史舞台。
人民网 ：县域经济与对称经济
[ 2009/08/14 18:29 | by admin ]
2009/08/14 18:29 | by admin ]
陈世清：县域经济与对称经济
人民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GB/9802884.html
县域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是典型的空间经济、层次经济、时间经济的对称统一。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纽带——承上启下、前后逢源的纽带，是区域链、创业链、再生链、产业链的纽带，是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化、城市化向“反城市化”转化的纽带，是绿色经济的纽带。发展县域经济——城乡结合部经济是农业与工业不对称、农村与城市不对称、农民与城市人口国民待遇不对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强化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是国民经济、县域经济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
定位县域经济、县域经济中国家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前提，是正确的经济学范式。要用对称经济学而非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经济学、价值经济学而非价格经济学、知识经济学而非物质经济学、再生经济学而非配置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而非增长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而非货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而非GDP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县域经济、县域经济中国家宏观调控的地位和作用。
县域经济：农业与工业相对称的结合部
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充分的市场经济；充分的市场经济，就是对称的市场经济。只有农业与工业的对称发展，才有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业与工业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而知识经济增长方式与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在增长路径上面的不同点，就在于工业经济的增长路径是单向度的，而知识经济的增长路径是双向度的、对称的。这种对称，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工业与农业发展不对称的洗牌，通过洗牌使不对称走向对称。而县域经济，是工业与农业重新洗牌使二者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交接点。以县域经济为平台和纽带的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以县域经济为平台和纽带的知识经济的纵向的重新洗牌则为农业的发展水平与工业的发展水平持平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知识农业、建设知识农村、培养知识农民，农业将成为与工业相辅相成的一极，而县域经济则使工业与农业两极相逢，使之相辅相成、调剂补缺，使工业与农业从不对称走向对称。
县域经济作为农业与工业相对称的结合部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县域经济：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农村化相对称的结合部
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知识经济的双向度的、对称的增长路径是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农村化。县域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枢纽，是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农村化的结合部。
县域经济：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结合部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发展的不对称（“不均衡”）是相对的，对称（“均衡”）是绝对的。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的不对称状态（城乡差距）中，必须通过宏观调控使之逐步对称，而不是用所谓的“不均衡分析法”使之合理化、凝固化。在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看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解决“三农”问题，是从县域经济入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的平台。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交接点，是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承上启下的桥梁。
应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按照对称经济学原理、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定理，根据目前中国农村发展的近乎无序状态，必须提高县域经济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加强对农村发展的宏观调控。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为农村市场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目前从执政党和国家政策可以决定土地承包期长短来看，在事实上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包括其村社集体组织并不拥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这种理论（含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不对称，使农村土地产权处于模糊状态。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之一，是产权明确；所谓产权明确就是明确产权主体与产权边界。首先是明确产权主体。产权主体无非是个人、集体、股份制、国有制。鉴于我国历史原因和社会制度，土地分给个人的土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而股份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可能，土地股份制也就不可能。由于村社集体组织的临时性、可变性，所以由村社集体组织作为产权主体，将造成主体不确定、主体缺位。只有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才能做到土地产权主体明确，使农村土地成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适格的基础。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在加快市场化改革、搞活微观经济、搞活农村微观经济的同时，保证我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土地流转化演变成土地私有化、变相私有化、土地资本化，避免土地资本化造成的“圈地运动”使农民流民化、赤贫化，根除中国几千年来因土地私有、土地兼并引起两极分化、朝代更迭的源头。土地是国民经济命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增强整个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农村的基本建设。农村的基本建设，包括信息化建设与知识化建设。前者主要指信息高速公路，后者主要指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这两方面只有政府投入才有可能做到。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把土地全部国有化的同时，投资农村城镇化必须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水利、水电、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建设，并通过小额货款，扶持农村创业工程。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使农村土地使用纳入国家宏调的一盘棋中，以实现整体规划。通过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和农村创业工程的扶持力度，提高土地和农村劳力的效率，解决农村大量的实际失业问题。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统一土地产权归宿是统一管理的前提，统一管理是规范管理的前提，规范管理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为严格控制土地实用，避免扩大土地经营权演变成官商勾结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新一轮两极分化的源头提供行政保障。
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使用的制度，不但对于农民产权有名无实，对于集体来讲，土地所有权也十分虚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虚弱的产权“主体”在地方政府面前处于弱者的地位。为了使自己能转干、提拔，不少农村干部迎合上级行政领导的口味，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使农村滥用土地、耕地、良田近乎失控。如果促使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这种情形肯定会更严重。产权模糊与产权主体弱势地位的结合，使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化。只有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才能避免农村土地双轨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扩大造成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缺位、人为扩大寻租空间而造成监管缺失、耕地流失，从根本上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从长远、全局考虑，科学、合理、节约、集约、可再生用地，保护与扩大耕地规模，使保护耕地的措施和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进程统一起来。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还有利于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取消户籍、房产双轨制；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体系、公共财政制度、有利农民自主创业的直接投融资体制与创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低保体系与公费医疗体系。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使国富与民富相对称。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价格竞争理论，按目前的粮食价格，农田拿去种田生产商品粮是次优选择或非优选择，只有拿去搞房地产开发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最大化，也即他们所谓的“优化配置”；除非农产品涨价到农田产粮收益与盖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毫无疑问会把新一轮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政策解读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们会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好是为他们上述理论在实践中推广扫清政策障碍。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有组织的威逼利诱下，无组织、低文化农民的所谓“自愿”将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不可避免，农田将被逐步地、然而却是快速地蚕食，我国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急剧减少，从而违背国家政策的初衷。县域经济也是地方政府和自然资源的结合地，政府行政权力与自然资源的结合主要就是通过县域经济来实现。如果政府利用自身对自然资源、行政资源、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政府的垄断利益，将造成国富民穷。如果地方政府利用自身对当地自然资源、行政资源、土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当地政府的垄断利益，造成的将是“衙富民穷”。贫困县建豪华政府办公大楼、为党政干部批建别墅区等现象，说明必须把县域政府权力寻租和“衙富民穷”问题摆上理论议事日程。目前最大的政府权力寻租是县域“GDP寻租”，即县域地方政府为了制造GDP政绩而利用行政权力大搞口袋经济学，以设置关卡、增加税费、环境污染、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当地老百姓总体生活水平下降为代价，换取县域GDP数字提高与官员政绩提高；最大的“衙富民穷”是县域地方政府通过诸如城市户口身份和买房挂钩等手段，把自然资源行政垄断与政策资源行政垄断相结合，鼓励和支持高价卖房来高价卖地，通过高价卖地来使老百姓的储蓄转变成县域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县域政府之所以热衷房地产业，把其极力鼓吹成支柱产业，就因为房地产业是地方财政收入与政府GDP政绩的最大租源。只有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才能堵塞此类由理论偏差引发的政策漏洞，杜绝两极分化的源头，使国富与民富对称。因此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不但没有违背对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且正是对称经济学的本质要求。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强化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不是只有省直管县这一个环节，而是土地国有化、税收再生化、财政投融资、户口统一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组成的系统工程，是整个国家有效宏观调控的“全息元”，也是真正有效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落脚点。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提高了，政府是否应该成为市场必要环节的问题，就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迎刃而解，市场原教旨主义就自然而然破产。从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来看，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政府应该不应该成为市场的环节，而在于政府怎样才能成为市场的环节，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最有利。
人民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GB/9802884.html
县域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是典型的空间经济、层次经济、时间经济的对称统一。
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纽带——承上启下、前后逢源的纽带，是区域链、创业链、再生链、产业链的纽带，是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化、城市化向“反城市化”转化的纽带，是绿色经济的纽带。发展县域经济——城乡结合部经济是农业与工业不对称、农村与城市不对称、农民与城市人口国民待遇不对称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强化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是国民经济、县域经济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本质要求。
定位县域经济、县域经济中国家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前提，是正确的经济学范式。要用对称经济学而非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经济学、价值经济学而非价格经济学、知识经济学而非物质经济学、再生经济学而非配置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而非增长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而非货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而非GDP经济学的眼光，来看县域经济、县域经济中国家宏观调控的地位和作用。
县域经济：农业与工业相对称的结合部
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充分的市场经济；充分的市场经济，就是对称的市场经济。只有农业与工业的对称发展，才有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业与工业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而知识经济增长方式与工业经济增长方式在增长路径上面的不同点，就在于工业经济的增长路径是单向度的，而知识经济的增长路径是双向度的、对称的。这种对称，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工业与农业发展不对称的洗牌，通过洗牌使不对称走向对称。而县域经济，是工业与农业重新洗牌使二者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交接点。以县域经济为平台和纽带的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以县域经济为平台和纽带的知识经济的纵向的重新洗牌则为农业的发展水平与工业的发展水平持平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知识农业、建设知识农村、培养知识农民，农业将成为与工业相辅相成的一极，而县域经济则使工业与农业两极相逢，使之相辅相成、调剂补缺，使工业与农业从不对称走向对称。
县域经济作为农业与工业相对称的结合部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县域经济：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农村化相对称的结合部
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知识经济的双向度的、对称的增长路径是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农村化。县域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枢纽，是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农村化的结合部。
县域经济：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结合部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发展的不对称（“不均衡”）是相对的，对称（“均衡”）是绝对的。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恰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在农业与工业、城市与农村的不对称状态（城乡差距）中，必须通过宏观调控使之逐步对称，而不是用所谓的“不均衡分析法”使之合理化、凝固化。在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看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解决“三农”问题，是从县域经济入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县域经济，县域经济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的平台。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和国家宏观调控的交接点，是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承上启下的桥梁。
应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按照对称经济学原理、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定理，根据目前中国农村发展的近乎无序状态，必须提高县域经济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加强对农村发展的宏观调控。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为农村市场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目前从执政党和国家政策可以决定土地承包期长短来看，在事实上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包括其村社集体组织并不拥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这种理论（含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不对称，使农村土地产权处于模糊状态。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之一，是产权明确；所谓产权明确就是明确产权主体与产权边界。首先是明确产权主体。产权主体无非是个人、集体、股份制、国有制。鉴于我国历史原因和社会制度，土地分给个人的土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而股份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可能，土地股份制也就不可能。由于村社集体组织的临时性、可变性，所以由村社集体组织作为产权主体，将造成主体不确定、主体缺位。只有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才能做到土地产权主体明确，使农村土地成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适格的基础。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在加快市场化改革、搞活微观经济、搞活农村微观经济的同时，保证我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土地流转化演变成土地私有化、变相私有化、土地资本化，避免土地资本化造成的“圈地运动”使农民流民化、赤贫化，根除中国几千年来因土地私有、土地兼并引起两极分化、朝代更迭的源头。土地是国民经济命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增强整个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农村的基本建设。农村的基本建设，包括信息化建设与知识化建设。前者主要指信息高速公路，后者主要指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这两方面只有政府投入才有可能做到。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把土地全部国有化的同时，投资农村城镇化必须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水利、水电、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建设，并通过小额货款，扶持农村创业工程。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使农村土地使用纳入国家宏调的一盘棋中，以实现整体规划。通过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和农村创业工程的扶持力度，提高土地和农村劳力的效率，解决农村大量的实际失业问题。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利于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统一土地产权归宿是统一管理的前提，统一管理是规范管理的前提，规范管理是有效管理的前提。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为严格控制土地实用，避免扩大土地经营权演变成官商勾结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新一轮两极分化的源头提供行政保障。
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使用的制度，不但对于农民产权有名无实，对于集体来讲，土地所有权也十分虚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虚弱的产权“主体”在地方政府面前处于弱者的地位。为了使自己能转干、提拔，不少农村干部迎合上级行政领导的口味，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使农村滥用土地、耕地、良田近乎失控。如果促使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这种情形肯定会更严重。产权模糊与产权主体弱势地位的结合，使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化。只有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才能避免农村土地双轨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扩大造成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缺位、人为扩大寻租空间而造成监管缺失、耕地流失，从根本上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从长远、全局考虑，科学、合理、节约、集约、可再生用地，保护与扩大耕地规模，使保护耕地的措施和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进程统一起来。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还有利于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取消户籍、房产双轨制；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体系、公共财政制度、有利农民自主创业的直接投融资体制与创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低保体系与公费医疗体系。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可以使国富与民富相对称。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价格竞争理论，按目前的粮食价格，农田拿去种田生产商品粮是次优选择或非优选择，只有拿去搞房地产开发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最大化，也即他们所谓的“优化配置”；除非农产品涨价到农田产粮收益与盖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毫无疑问会把新一轮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政策解读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们会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好是为他们上述理论在实践中推广扫清政策障碍。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有组织的威逼利诱下，无组织、低文化农民的所谓“自愿”将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不可避免，农田将被逐步地、然而却是快速地蚕食，我国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急剧减少，从而违背国家政策的初衷。县域经济也是地方政府和自然资源的结合地，政府行政权力与自然资源的结合主要就是通过县域经济来实现。如果政府利用自身对自然资源、行政资源、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政府的垄断利益，将造成国富民穷。如果地方政府利用自身对当地自然资源、行政资源、土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当地政府的垄断利益，造成的将是“衙富民穷”。贫困县建豪华政府办公大楼、为党政干部批建别墅区等现象，说明必须把县域政府权力寻租和“衙富民穷”问题摆上理论议事日程。目前最大的政府权力寻租是县域“GDP寻租”，即县域地方政府为了制造GDP政绩而利用行政权力大搞口袋经济学，以设置关卡、增加税费、环境污染、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当地老百姓总体生活水平下降为代价，换取县域GDP数字提高与官员政绩提高；最大的“衙富民穷”是县域地方政府通过诸如城市户口身份和买房挂钩等手段，把自然资源行政垄断与政策资源行政垄断相结合，鼓励和支持高价卖房来高价卖地，通过高价卖地来使老百姓的储蓄转变成县域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县域政府之所以热衷房地产业，把其极力鼓吹成支柱产业，就因为房地产业是地方财政收入与政府GDP政绩的最大租源。只有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才能堵塞此类由理论偏差引发的政策漏洞，杜绝两极分化的源头，使国富与民富对称。因此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不但没有违背对称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而且正是对称经济学的本质要求。
提高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强化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不是只有省直管县这一个环节，而是土地国有化、税收再生化、财政投融资、户口统一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组成的系统工程，是整个国家有效宏观调控的“全息元”，也是真正有效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落脚点。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提高了，政府是否应该成为市场必要环节的问题，就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迎刃而解，市场原教旨主义就自然而然破产。从县域经济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来看，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政府应该不应该成为市场的环节，而在于政府怎样才能成为市场的环节，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最有利。
“山寨现象”说明了什么
[ 2009/08/12 09:49 | by admin ]
2009/08/12 09:49 | by admin ]
如果说，金融危机从宏观层面宣告了市场的立体化，那么当前普遍存在的“山寨现象”则从微观层面说明市场不再平面。“山寨现象”，一方面说明民间存在巨大的创业热情与冲动，另一方面“山寨”产品的大量假冒伪劣与侵权现象说明民间的这种创业热情如无政府的规范与引导将是对真正的创新——创造——创业活动的破坏，从而造成对市场秩序、对生产力的破坏。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创新是创业的市场“准入”，无创新将无真正的创业，小生产时期纯粹的、可以放任自由的民间创业活动已风光不再，产品的知识层次与立体化要求市场的立体化，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应被扬弃，任何现实的生产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宏观与微观相互碰撞、政府与民间相互协调的结果。金融危机从宏观层面、“山寨现象”从微观层面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