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是先天优势还是先天劣势——评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附身中国人的文化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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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15 10:47 | by admin ]
2009/06/15 10:47 | by admin ]
郎咸平《谁在谋杀中国经济：附身中国人的文化魔咒》等博客系列文章中，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看成是谋杀中国经济的“文化魔咒”，认为“植入每个中国人文化层面的劣根性包括三种：浮躁、投机取巧和思维僵化”，并把“诸葛亮又是草船借箭，又是借东风，又是空城计简直聪明极了”看成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致命伤——投机取巧”的例证，把“我们的文化崇尚的精神目标，如‘追求第一’、‘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相信奇迹，而且崇拜奇迹”看成是“浮躁文化”的例证，把“我国许多企业在高新技术产品开发过程中追求高目标，喊出‘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的口号，甚至把追求‘国内首创’、‘填补国内空白’、‘填补世界空白’作为产品的研发目标”作为“非科学”的思维僵化的例证。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将决定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与优劣取舍。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的基础与前提是参照者的文化范式与经济学范式。
我认为，要搞清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本质的、整体的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其次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和主流，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流和糟粕。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勤劳节简、小富即安的生活方式、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也即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内核，并构成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特征。虽然在长期封建专制体制下，中华民族主体性处于被压抑状态，使民族主体性与社会体制之间不对称，但这种不对称恰恰为市场经济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使中华民族主体性发扬光大打下基础、埋下伏笔。其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创新经济奠定了思维方式基础；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为对策代替博弈奠定了行为方式基础；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为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用道德理性取代小商品经济时期的经济理性、诚信取代狼性原则、蓝海战略取代丛林法则奠定了社会理性与个人处世方式基础；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为和谐经济奠定了经营方式基础；勤劳节简、小富即安、高储蓄率的生活方式和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为创新精神、创业经济、创业工程奠定了个人主体性基础、社会资金基础。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利益高于绝对利益的个人权利诉求、心理平衡方式与社会分配方式虽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会导致平均主义，但其中所包含的要求平等的内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被扬弃，成为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基础。法律本来要以道德为基础，司法审判离不开道德审判。在一个人情大于天的社会里，也必然更加讲究面子与道德。重人情也许不利于抽象的、纯理性的法制建设，但却为建设具体的、人情与法治相协调、道德与法理相一致的法制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人治主导法治、法治承载人治，人治、法治同法制建设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德治与法治也一样。道德是无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强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凝固。道德审判固然不能代替司法审判，但司法审判如果离开了道德审判，恐怕也将成为无根的浮萍。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就是司法审判与道德审判的统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违背道德审判的司法审判是公正的审判；而公正的审判必然与社会道德准则相一致。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是宏观方面的德治与法治交替运用、儒家与法家各领风骚的结果，那么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微观方面法律与道德的相辅相成。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市场自由与竞争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只有“三纲五常”才能保证市场的有序运作、规范运作。中央集权，在小商品经济时代固然会限制经济自由化的发挥，但在经济宏观化时期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倒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买官卖官”更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的“经济理性”，那么“学而优则仕”由于相对来讲更有利于人的主体性成长，因而也更具有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理性。“官本位”曾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成为人的主体性发挥发展的桎梏，并限制了小商品经济、平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在市场经济的立体化时期则是对“钱本位”的一种制衡，只有这种制衡才能使市场经济的价值多元化，使市场经济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官商勾结固然是“官本位”和小商品经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但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也只有在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能解决的现象，是经济形态、经济模式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在文化层面，中华民族历来“官”和“商”的界限还是分得清楚的。官商文化，西方比东方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权谋文化、厚黑文化、迷信巫术，以及郎咸平引用电影《功夫熊猫》讲的“自私冷酷”、“总想不劳而获”，既不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也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这些文化糟粕也许可以和“经济人”的经济理性更好地嫁接吻合，但同中华民族占主流的传统道德文化格格不入。用一部外国人拍的电影中的个别角色来以偏概全，把其说成是“角色刻画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本质”，认为“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对于中国人人性的分析结果，完全呈现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会忽然发现，西方人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的文化”，未免肤浅。
因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也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或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相对于人与人是狼的小商品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许是先天劣势；而相对于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先天优势。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核的不同定位、优劣取舍的不同解读，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源于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不同经济学范式之间争议的焦点的根本原因。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将决定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方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将决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定位与优劣取舍。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的基础与前提是参照者的文化范式与经济学范式。
我认为，要搞清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本质的、整体的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其次要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搞清楚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和主流，什么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流和糟粕。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勤劳节简、小富即安的生活方式、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也即中华民族主体性的内核，并构成了中华民族主体性的特征。虽然在长期封建专制体制下，中华民族主体性处于被压抑状态，使民族主体性与社会体制之间不对称，但这种不对称恰恰为市场经济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使中华民族主体性发扬光大打下基础、埋下伏笔。其中，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创新经济奠定了思维方式基础；以智取胜的行为方式为对策代替博弈奠定了行为方式基础；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为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用道德理性取代小商品经济时期的经济理性、诚信取代狼性原则、蓝海战略取代丛林法则奠定了社会理性与个人处世方式基础；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为和谐经济奠定了经营方式基础；勤劳节简、小富即安、高储蓄率的生活方式和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为创新精神、创业经济、创业工程奠定了个人主体性基础、社会资金基础。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利益高于绝对利益的个人权利诉求、心理平衡方式与社会分配方式虽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会导致平均主义，但其中所包含的要求平等的内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被扬弃，成为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社会心理基础。法律本来要以道德为基础，司法审判离不开道德审判。在一个人情大于天的社会里，也必然更加讲究面子与道德。重人情也许不利于抽象的、纯理性的法制建设，但却为建设具体的、人情与法治相协调、道德与法理相一致的法制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人治主导法治、法治承载人治，人治、法治同法制建设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德治与法治也一样。道德是无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强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凝固。道德审判固然不能代替司法审判，但司法审判如果离开了道德审判，恐怕也将成为无根的浮萍。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就是司法审判与道德审判的统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违背道德审判的司法审判是公正的审判；而公正的审判必然与社会道德准则相一致。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是宏观方面的德治与法治交替运用、儒家与法家各领风骚的结果，那么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微观方面法律与道德的相辅相成。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市场自由与竞争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只有“三纲五常”才能保证市场的有序运作、规范运作。中央集权，在小商品经济时代固然会限制经济自由化的发挥，但在经济宏观化时期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倒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买官卖官”更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的“经济理性”，那么“学而优则仕”由于相对来讲更有利于人的主体性成长，因而也更具有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理性。“官本位”曾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成为人的主体性发挥发展的桎梏，并限制了小商品经济、平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在市场经济的立体化时期则是对“钱本位”的一种制衡，只有这种制衡才能使市场经济的价值多元化，使市场经济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官商勾结固然是“官本位”和小商品经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但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也只有在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能解决的现象，是经济形态、经济模式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在文化层面，中华民族历来“官”和“商”的界限还是分得清楚的。官商文化，西方比东方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权谋文化、厚黑文化、迷信巫术，以及郎咸平引用电影《功夫熊猫》讲的“自私冷酷”、“总想不劳而获”，既不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也不是中华文化的主流；这些文化糟粕也许可以和“经济人”的经济理性更好地嫁接吻合，但同中华民族占主流的传统道德文化格格不入。用一部外国人拍的电影中的个别角色来以偏概全，把其说成是“角色刻画深刻地反映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本质”，认为“美国的智库——兰德公司对于中国人人性的分析结果，完全呈现在这部电影里面。你会忽然发现，西方人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的文化”，未免肤浅。
因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也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或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相对于人与人是狼的小商品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许是先天劣势；而相对于知识经济、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就是先天优势。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核的不同定位、优劣取舍的不同解读，源于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源于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经济发展的关系成为不同经济学范式之间争议的焦点的根本原因。
医疗产业化与“GDP异化”——评张五常“鼓励市场专业分化是中国医改的主要出路”
[ 2009/06/10 15:08 | by admin ]
2009/06/10 15:08 | by admin ]
如果说，邓玉娇事件的背景是性产业化的“暗流汹涌”，那么大量假冒伪劣药品和医患事故发生的背景则是医疗产业化的“一江春水”。而无论是性产业化还是医疗产业化，其始作俑者都是新自由经济学家和他们自鸣得意的价格经济学、GDP增长观。正好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我们可爱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切领域归GDP”的口号。
一切领域归GDP的基础，就是把一切领域都拿去产业化。张五常在“鼓励市场专业分化是中国医改的主要出路”一文中把医疗专业分工和“市场化”（实质就是“价格化”）结合起来，就是从微观机制上彻底实现中国医疗的产业化。这是他新自由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本质的必然表现。
医疗产业化和性产业化一样，虽然都是GDP增长的可观的数据源，然而都会导致GDP异化。
什么是GDP异化？
靠减少耕地、环境污染、口袋经济，百姓生命、健康、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为代价来换取GDP数字增长，为官员提高政绩往上爬提供台阶打基础，就是GDP异化；GDP提高并没有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反却总体上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就是GDP异化。GDP异化，就是为了GDP数字增长而把社会所有领域都拿去“产业化”，以致造成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崩溃，使社会法制缺失、诚信丧失，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GDP异化，就是口袋GDP、污染GDP、腐败GDP、愚民GDP、风气败坏GDP、侵犯人权GDP。这样的GDP本来就不是什么改革的成果，当然也就谈不上为人民所分享。
所谓“GDP异化”，就是GDP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背离、财富增加与人的幸福的对立。
出卖耕地，是在社会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币市泡沫、汇市泡沫，是在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GDP异化”还包括资源滥采乱挖使大量资源荒废对资源开发的异化，教育产业化演变成文凭产业化、学历泡沫化、学术行政化及其对国民整体素质、国民创新能力、国民创新体系的异化，营养品保健品内含有毒元素对国民健康的异化，司法部门也搞产业化为 “创收”而造成系统腐败、系列“窝案”对社会公正保障体系的异化，等等。
由于医患之间、药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疗产业化必然造成无病要养、小病大养、假冒伪劣药品横行的局面，造成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甚至使医疗成为压在低收入者头上的一座大山，使不少人因看不起病而延误医治。医疗本来是治病的，因为被“产业化”后，医院、医生、医药使人没病变成有病、小病变成大病，从而造成医院、医生、医药异化。事实证明：医疗只能作为社会福利的公共品而由政府支出，其只能靠社会价值机制来调节而不能靠价格机制来调节。医疗只能在绿色GDP中实现“产业化”，而不能在价格GDP中实现产业化。在价格GDP中实现医疗产业化只能造成医疗异化、GDP异化。
一切领域归GDP的基础，就是把一切领域都拿去产业化。张五常在“鼓励市场专业分化是中国医改的主要出路”一文中把医疗专业分工和“市场化”（实质就是“价格化”）结合起来，就是从微观机制上彻底实现中国医疗的产业化。这是他新自由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本质的必然表现。
医疗产业化和性产业化一样，虽然都是GDP增长的可观的数据源，然而都会导致GDP异化。
什么是GDP异化？
靠减少耕地、环境污染、口袋经济，百姓生命、健康、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为代价来换取GDP数字增长，为官员提高政绩往上爬提供台阶打基础，就是GDP异化；GDP提高并没有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反却总体上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就是GDP异化。GDP异化，就是为了GDP数字增长而把社会所有领域都拿去“产业化”，以致造成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崩溃，使社会法制缺失、诚信丧失，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GDP异化，就是口袋GDP、污染GDP、腐败GDP、愚民GDP、风气败坏GDP、侵犯人权GDP。这样的GDP本来就不是什么改革的成果，当然也就谈不上为人民所分享。
所谓“GDP异化”，就是GDP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背离、财富增加与人的幸福的对立。
出卖耕地，是在社会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币市泡沫、汇市泡沫，是在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GDP异化”还包括资源滥采乱挖使大量资源荒废对资源开发的异化，教育产业化演变成文凭产业化、学历泡沫化、学术行政化及其对国民整体素质、国民创新能力、国民创新体系的异化，营养品保健品内含有毒元素对国民健康的异化，司法部门也搞产业化为 “创收”而造成系统腐败、系列“窝案”对社会公正保障体系的异化，等等。
由于医患之间、药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疗产业化必然造成无病要养、小病大养、假冒伪劣药品横行的局面，造成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甚至使医疗成为压在低收入者头上的一座大山，使不少人因看不起病而延误医治。医疗本来是治病的，因为被“产业化”后，医院、医生、医药使人没病变成有病、小病变成大病，从而造成医院、医生、医药异化。事实证明：医疗只能作为社会福利的公共品而由政府支出，其只能靠社会价值机制来调节而不能靠价格机制来调节。医疗只能在绿色GDP中实现“产业化”，而不能在价格GDP中实现产业化。在价格GDP中实现医疗产业化只能造成医疗异化、GDP异化。
透视邓玉娇事件（十一）： 性产业化与“GDP异化”
[ 2009/06/09 22:33 | by admin ]
2009/06/09 22:33 | by admin ]
从某些地方政府官员对邓玉娇事件发生过程的描述出现性 “交易”、“服务”字眼、刻意淡化此事件背后的非法性商业营运背景、把流氓逼良为娼按一般治安事件处理的态度，可以看出这些人内心里的性产业化、性交易合法化的“春潮涌动”。在他们看来，似乎性产业化指日可待、性交易合法化信手拈来。而邓玉娇，只不过是一个不识时务、不知好歹、不食人间烟火、抱持早已过时的观念不放的时代落伍者。这样的心态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与实践基础。这个理论背景就是新自由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的GDP增长观，实践基础就是GDP异化的合乎逻辑的发展。
什么是GDP异化？
所谓“GDP异化”，就是GDP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背离、财富增加与人的幸福的对立。
“GDP异化”的根源是指导思想错误与政策腐败——以价格为核心机制，市场化演变成一切向钱看；以货币GDP为“发展”目标却无相应的配套措施。异化的结果是货币GDP与绿色GDP、社会GDP冲突，GDP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冲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某些人极力鼓吹的性产业化、性交易合法化只是一系列GDP异化的必然结果。如果有人妄图通过邓玉娇事件的处理为性产业化张目开路时，GDP就完全异化为科学发展观的反面。
什么是GDP异化？
所谓“GDP异化”，就是GDP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背离、财富增加与人的幸福的对立。
“GDP异化”的根源是指导思想错误与政策腐败——以价格为核心机制，市场化演变成一切向钱看；以货币GDP为“发展”目标却无相应的配套措施。异化的结果是货币GDP与绿色GDP、社会GDP冲突，GDP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的冲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某些人极力鼓吹的性产业化、性交易合法化只是一系列GDP异化的必然结果。如果有人妄图通过邓玉娇事件的处理为性产业化张目开路时，GDP就完全异化为科学发展观的反面。
透视邓玉娇事件（十）：从“经济理性”到“道德理性”
[ 2009/06/04 11:59 | by admin ]
2009/06/04 11:59 | by admin ]
“经济人”与“道德人”既是两种不同的人、也是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说明，理性有经济理性与道德理性；道德理性高于经济理性，道德理性是经济理性的扬弃，是经济理性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理性不是现代人的标志，现代人以道德理性为自己的本质特征。
“经济人”与“道德人”既是两种不同的人、也是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说明，法律有主体性。法律的主体性首先表现在法律以道德为基础。不但民法以诚信为最高原则，道德也是刑法的前提。不同的道德观念，决定了不同的司法实践、不同的判决结果。离开道德观念的所谓纯粹“客观公正”的、完全独立的司法并不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往往体现了道德诉求，舆论监督往往体现了对司法的道德监督。“全民法官”固然不能代替法院的法官，但司法接受舆论监督就是体现法律与道德之间本来固有的内在联系。法律的主体性还表现在法官有主体性：法官也是人，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机器人；法官的判断能力不但对案子的判决结果起最后的决定作用，而且表现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法官的道德空间的制约。
最高人民法院说要更加“理性”对待邓玉娇案子的审理。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不知这里的“理性”是经济人层面的，还是道德人层面的？不同层面的“理性”将得出相反的结果。由于邓玉娇事件中法律与道德的结合有典型性，所以我希望主审邓玉娇案子的法官是个更具有道德理性的“道德人”，而不是一个更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人”。
用“道德人”代替“经济人”，用道德理性代替经济理性，用孔子所揭示的义利统一的规律作为我们的指导，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优势来迎接加入经济全球化以后“与狼共舞”的挑战。这是“邓玉娇事件”给我们的启示，也是“邓玉娇事件”深刻的社会意义。
“经济人”与“道德人”既是两种不同的人、也是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两个不同的阶段说明，法律有主体性。法律的主体性首先表现在法律以道德为基础。不但民法以诚信为最高原则，道德也是刑法的前提。不同的道德观念，决定了不同的司法实践、不同的判决结果。离开道德观念的所谓纯粹“客观公正”的、完全独立的司法并不存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往往体现了道德诉求，舆论监督往往体现了对司法的道德监督。“全民法官”固然不能代替法院的法官，但司法接受舆论监督就是体现法律与道德之间本来固有的内在联系。法律的主体性还表现在法官有主体性：法官也是人，而且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机器人；法官的判断能力不但对案子的判决结果起最后的决定作用，而且表现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法官的道德空间的制约。
最高人民法院说要更加“理性”对待邓玉娇案子的审理。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不知这里的“理性”是经济人层面的，还是道德人层面的？不同层面的“理性”将得出相反的结果。由于邓玉娇事件中法律与道德的结合有典型性，所以我希望主审邓玉娇案子的法官是个更具有道德理性的“道德人”，而不是一个更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人”。
用“道德人”代替“经济人”，用道德理性代替经济理性，用孔子所揭示的义利统一的规律作为我们的指导，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优势来迎接加入经济全球化以后“与狼共舞”的挑战。这是“邓玉娇事件”给我们的启示，也是“邓玉娇事件”深刻的社会意义。
透视邓玉娇事件（九）：道德审判与司法审判
[ 2009/06/03 23:56 | by admin ]
2009/06/03 23:56 | by admin ]
道德是无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强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凝固。道德审判固然不能代替司法审判，但司法审判如果离开了道德审判，恐怕也将成为无根的浮萍。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就是司法审判与道德审判的统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违背道德审判的司法审判是公正的审判；而公正的审判必然与社会道德准则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