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怎样才能使老百姓真正有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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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4 23:26 | by admin ]
2016/11/24 23:26 | by admin ]
陈世清：怎样才能使老百姓真正有获得感？
所谓获得感就是幸福感，使老百姓真正有获得感就是使老百姓真正感到幸福。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指数提高是否红利，不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本身，而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是否一致。
所谓获得感就是幸福感。只有包容性发展，才能使老百姓真正有获得感。包容性发展是发展经济学概念。包容性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包括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发展。任何真正的发展都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包容性发展”概念突出发展的包容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而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打着“发展”旗号的“增长”，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
中国功利主义的经济观是发展观，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幸福的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和目标，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才是改革开放的真正红利。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使人民感到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当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GDP、人均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GDP数字同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把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看成改革最大红利，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改革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
GDP、人均GDP年年增长却出现养老金缺口，说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该是泡沫GDP范式。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而不能以配置经济学为基础。中国经济学范式是幸福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共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只能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与幸福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上根本不兼容。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而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能划等号、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是成正比也是正常的。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人民生活满意度提高。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从量化指标来看，发展包括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提高。实践证明，GDP增长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并不天然一致，既存在相向而行、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存在逆向而行、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指数提高是否红利，不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本身，而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是否一致。如果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不一致，那么就应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一致起来；只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一致，我们才可以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人类发展指数指国民素质提高程度、国民主体性提高程度，即国民总体上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决定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基础。国民素质工程是人类发展指数工程的出发点、核心和落脚点，由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和国民文化素质工程三方面组成。其中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由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三大块组成，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是从本到末的动态关系。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动态结构，是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
医疗“产业”的本质是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无病要治、小病大治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
教育“产业”的本质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广义的教育：社会的信息遗传，通过这种遗传，社会有机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狭义的教育：系统的社会信息遗传。必须以狭义的教育为中心，以广义的教育为基础，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能力是知识系统的整体功能；能力不但要考虑到知识的要素，而且要看知识的结构；不但要看知识的量，而且要看知识的质。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性能力。由教育“产业”的社会GDP性质决定，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思维的最高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由社会GDP定位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投资的货币收益而在于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社会效益必须把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信息量或信息层面的知识量放在首位。
如果说国民身体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基础，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主导，那么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则是国民素质工程的核心。国民社会素质工程由经济参与素质、社会交往素质、法律道德素质与政治参与素质与组成，它们分别表现为经济参与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法律道德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其中，经济参与能力是基础，社会交往能力与法律道德能力、特别是社会交往能力中的社会行为方式是核心，政治参与能力是主导。政治参与能力，我们称之为民主素质，包括民主选举能力与参政议政能力，以经济参与能力特别是创业能力为前提。只有在创业过程中训练和提高人的主体性，才能提高人的民主素质，为民主政治打下国民的素质基础，摆脱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行依靠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依靠民主政治的推行”的“二律背反”。而法制建设、个人修养、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与创业工程，既为国民创业素质与民主素质的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也为民主政治的推行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与经济基础。国民的整体社会行为方式——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不但全息体现了国民的社会素质，而且全息体现了社会本身的素质——社会GDP就是社会素质高低的指数。因此，国民素质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国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受制于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指数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社会生态的综合指标。社会发展指数制约人类发展指数，也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发展指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符合理想的社会发展指数的社会。
提高社会发展指数是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由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义务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几个方面组成。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才有可能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通过救死扶伤为国民身体素质提供有效保障。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才能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社会GDP工程的落脚点：提高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社会福利总水平。
社会整体素质，从主体角度来看，除了国民素质，还有政府素质。国民素质是基础，政府素质是主导。国民素质工程和政府素质工程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主体因素。国民素质工程是政府素质工程的前提；政府素质对国民素质、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会对国民素质和整体行为方式起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本身属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民素质工程与政府素质工程二者相辅相成。
如果说国民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国民主体性，那么政府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政府的主体性。如果说国民素质提高主要靠创业，那么政府素质工程主要靠改革。政府素质就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政府制定的政策、工作人员执行政策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政府的主体性。政府素质工程就是提高政府主体性的工程，就是通过改革使各级政府成为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先进生产力的领导者、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者的系统工程。政府机构素质工程就是通过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能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能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使经济活动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体制。
社会整体素质，从客体角度来看，社会素质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程度，民主化与法制化二者是对称的。社会素质工程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本身也是系统工程。它们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层面。社会风气是社会素质工程的整体功能；社会风气通过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导向作用，使人的行为方式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提高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以社会风气为中介，社会素质工程融入社会GDP工程。以社会GDP为参照系，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以腐败和带血GDP作为润滑剂造成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即使是再生型的，也会造成人民心态失衡、安全感缺失，造成人民幸福感和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而且由于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消极、负面的导向，造成生产力发展速度减缓。所以我们不但需要货币GDP，我们更需要绿色GDP。
绿色GDP：用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先于素质；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绿色GDP指标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形成的催化剂。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而绿色GDP，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
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称程度，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的对称程度。改革，本质上就是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对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也就和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了，
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素质才能得到综合提高，人与社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社会的和谐程度决定人与社会的发展速度。
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的大小。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结构由环保素质工程组成。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说明：
①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②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③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环保产业本身的辐射性、整体性决定，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④由于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⑤一旦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剩余”，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对称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⑥环节产业化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并因此而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产业”的合理定位，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社会福利指数即社会总的福利水平。什么是福利，什么是福利国家，什么是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有不同的解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配置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再生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配置经济学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再生经济学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价格经济学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指数就是社会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综合指标。
幸福指数：从宏观来看，幸福指数指社会总的幸福感程度。从微观来看，幸福指数指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即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 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
平等指数
非收入效益 和谐指数
安全指数
环境指数
……
幸福指数要求以价值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而且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如投机、重复建设、无效工程、浮夸虚报等等，使货币（价格）GDP演变成数字GDP。在价值经济学看来，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虽然每个环节都生产价值，然而却是完整的产品统一价值中的不同部分或组成环节。因此只能以终端产品——可供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的产品的价值为国民收入统计的依据，否则必然造成重复计算，并助长投机行为。投机不管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绝不能使投机交易行为人为造成的交易数字的增加，作为经济总量增长的统计数据的来源因素。
腐败与维稳造成的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虽然提高了GDP增长指数，然而却降低了社会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与幸福指数。降低了社会发展指数：造成社会文明发展程度降低。降低了人类发展指数：造成国民素质降低。降低了社会福利指数：浪费了社会资源，减少了可供消费的社会财富。降低了幸福指数：使人民严重缺乏安全感。以生产力为标准，交易成本与交易过程对GDP的贡献，只能是促进生产的发展、最终产品的增加，而不是把过程当结果，把每次交易行为发生的金钱关系均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把货币流通次数的增加及由此造成的货币总量的增加，当作经济总量的增加。货币总量不等于经济总量，货币总量增加只是经济总量增加的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目的和结果。价格经济学的要害，就在于把货币总量等同于经济总量；因此不惜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增加经济总量。以价值为核心、以对称为框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体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体性原则，也为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但这在价格经济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计量与经济统计原理。从国民核算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关系，可以看出价格经济学的荒谬。以价格经济学范式编制的国民核算体系不仅会把许多无价值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总量统计，而且有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计算，从而形成泡沫GDP;泡沫GDP造成的泡沫增长，是“经济增长”不能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同步提高的原因之一。财富GDP与货币GDP、社会GDP与货币GDP内涵、外延都不一样。医疗和教育，只能属于社会GDP而不能属于货币GDP。如果把医疗和教育等不该产业化的也拿去产业化（狭义的），那么由此造成的GDP增长率提高，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发展。
西方经济学家丁伯根的收入分配理论，接近于对称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应该将工人分配到其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使工作需求的教育水平与实际用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时，他在不自觉地运用到对称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福利代表着收入、职业与受教育程度，幸福的家庭、良好的工作环境也是影响个人福利及收入形成的重要因素时，他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幸福经济学原理。如果说，最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丁伯根真正接触到幸福经济学的边缘，那么自诩“经济是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贝克尔，当他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家庭时，倒是开了幸福经济学的倒车。因为，他用的经济学不对头，他不该用市场通行的价格经济学来分析家庭，正好像不能用小车来摆渡。但他这样做了，而且还自鸣得意：“我把较为昂贵的子女称为‘高档’子女”；在他看来，婚姻也要考虑成本收益，扣除成本的婚姻收益是婚姻的净收益，个人的效用函数既包括本人的消费也包括伴侣的消费，充分的选择和充足的信息会确保配偶组合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贝克尔就是这样，赤裸裸地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来代替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这是经济学的悲哀！我很难想象，当两个真正相爱而不顾一切结合在一起的人会有太多的功利考虑；如果经济学这么不近人情，那这样的经济学还是不要为妙。一个人的身价不等于身家，个人财富的增加不等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其价值只能纳入以价值尺度建立的国民核算体系。但如果由此认为其同国民经济增长无关，则是大错特错。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幸福指数同人的个人金钱财富多少无关。因此，国民核算体系仅仅建立在价格经济学的基础上，是极不全面的；不但做不到规范，而且做不到实证——这样的国民核算体系难以准确反映经济过程的客观数量关系。
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高人类发展指数、高社会发展指数、高社会福利指数、高幸福指数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目标应该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侏儒。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系统，就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
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从宏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从微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人权为核心，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从横向社会部门结构来看，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
非GDP部门的权重高于GDP部门的社会系统。
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部门。GDP部门是国民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
非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军队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防部门五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才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非收入效益指实际货币收入以外的效益。
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再生型与福利型是一个整体；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以再生型经济模式为基础、福利型国家为目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社会结构组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应该通过再生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如果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GDP高速增长，将在使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幸福感降低。而且由于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的GDP高速增长只是GDP增长参照系的转变，社会财富与人们的收入效益并没有实际增加甚至减少（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这样的GDP高速增长不但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而且使人们的收入效益减少，从而幸福感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幸福感不升反降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非GDP部门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将造成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下降的后果，这不但使人民的幸福感降低，而且造成社会发展程度的后退。这样的改革与发展背道而驰，增长与发展背道而驰。
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带来的GDP高速增长看成改革的红利，甚至因此得出改革本身就是最大红利的结论，那么这样的改革带来的增长与发展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反向而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对改革拨乱反正，在确立价值机制是市场核心机制的前提下，把增长纳入发展的轨道，用发展包容增长，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停止把社会所有公共、公益服务部门都进行产业化、企业化改革的做法，恢复教育、医疗的公益服务功能与住房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把司法部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改革拨乱反正。就是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首先要改变迄今为止指导改革的经济学范式，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再生经济学是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理论依据。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再生型福利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配置型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就是再生型福利经济学原理的展开。
配置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出卖资源来发展经济，再生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提高人的主体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来发展生产力。前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物权”为中心；后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人权”为中心。因此，是以人权为中心还是以物权为中心的政策法规分歧背后，是不同经济学范式的分野。主流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物权，与他们对人权的漠视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拥有深厚的、“原汁原味”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功底，还不如说是他们囿于配置经济学的范式使然。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首先要挤掉经济泡沫。泡沫经济是什么？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鬼城、空置房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泡沫经济的两大类型（虚拟泡沫与实体泡沫）、实体泡沫的两大因素之间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口袋经济、泡沫GDP经济，因为它们在表面欣欣向荣的背后，都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更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泡沫，不是价格泡沫而是价值泡沫；不是价格远离价值，而是经济增长远离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
以人民实际上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准，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对称经济发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来挤掉泡沫，而是从源头上挤掉泡沫。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其次要改变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泡沫GDP经济学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国际资本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联手盘剥中国人民的遮羞布。此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货币化、对外开放等同于外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财富外流、国空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政府通过出口补贴超发货币美元美国债贬值流向外国的理论依据。
所以要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代替GDP经济学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产”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与货币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产”的增长，应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范围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要提高老百姓收入，就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定位与理解“收入效益”范畴。所谓“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如果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同公共品转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对于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即使用经过多次修正、排除物价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来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广大百姓。
“实际购买力”和“有效购买力”还有差距：后者还要考虑“有效商品量”这一参数。
“收入效益”和“有效购买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种有效收入，前者则不但包括有效收入，还包括有效支出。
购买力=商品量/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 * 商品量
实际购买力=
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有效商品量
有效购买力=
货币量
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有效收入 =
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有效支出=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无效支出=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本应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项目，通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等各种“产业化”转移支付由百姓来买单，对于百姓来讲，就是无效支出。无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关系，因而同收入效益也成反比关系。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对于幸福经济学来讲，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如果由于这些指数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人们为了维持这些非收入效益而额外增加开支，因而增加人的无效支出，从而减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仅仅考察百姓物质收入，也必须放在幸福经济学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中。幸福经济学范式是对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的扬弃。
看来幸福指数是经济学绕不过去的坎；对其不能兼容的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如果也想贴近民众，最好还是转变自己的范式；硬在自己原有的范式框架内塞进幸福经济学基本范畴，只能削足适履、提襟见肘、当众献丑。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不规范的直接投融资方式，货币政策缺乏监管、股市投机无力规范，使人民不但难以拥有正常的资产性收入，而且本来少得可怜的保命钱还成为银市股市被圈被套被贬的对象，是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要用增加社会财富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首先要用再生型的创造型、生产型经济发展，代替配置型的破坏性生产、重复性生产、重复性交易以及出卖资源带来的GDP“增长”。要用创业带动生产、用创业工程带动生产工程、用再生性生产工程代替重复性生产工程。政府要规范银市、规范股市，严格执行中性货币政策，杜绝股市投机、挤掉股市泡沫；要扶持民间创业工程，开辟老百姓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渠道，把提高人民资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而不是把提高人民财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
转变经济学范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前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转变经济学范式的归宿；但二者的落脚点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就要国富民富。国空民穷，也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要通过政府法人人格化，用法律、道德和舆论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避免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通过税收手段，鼓励、扶持个人创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与再就业工程。要多发行用于基本建设的国库券。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通过各类“高速”交通设施建设，以时间换空间，扩大土地供应。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统一经营；由国家统一经营房地产，保证为国民提供质优价廉的住房，压缩百姓对居住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要稳定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使货币不断升值、储蓄不断增值。要持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要扩大政府公共品支出范围，缩小社会领域中（狭义）产业化、货币化范围，最大限度缩小老百姓对公共品买单范围。要停止教育（狭义）产业化政策，把提高国民知识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教育的支出。要停止医疗（狭义）产业化政策，建立公费医疗体系，把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医疗的支出。要停止发行各类彩票，避免“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心理对国民素质的负面诱导，强化国民主体素质，把提高国民主体性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并压缩百姓对各类捐赠的支出。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只有国富民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有确实保证。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还要提高老百姓“资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命题是一个悖论。财产作为消费品，本身不会增值，不可能会给人带来收入。财产如果能给人带来收入，要么转变成资产，那就是资产性收入而不是财产性收入，此时该“财产”作为消费品的使命终结；要么就是物价上涨，财产观念上增值，那么这种“财产性收入”只是自欺欺人。如果以货币GDP标准来衡量小康标准，可以通过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使“财产增值”，使每个住在经济适用房里的家庭成员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途径轻而易举地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通过货币贬值形成的“财产增值”只是泡沫增值，用这样的“财产增值”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只是一种愚民政策。
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根源是内外投机者的兴风作浪、共同盘剥中国人民的产物。在这个盘剥中国人民财富的过程中，GDP年年增长、一片莺歌燕舞，然而中国人民的个人财富却在年年缩水，虽然是在账面价值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缩水。所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是货币经济学范式。
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的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
让老百姓财富缩水的途径有：货币贬值；股市圈钱；房地产暴利。如果说，医疗产业化与教育产业化只能增加老百姓的外部负担，那么这三种则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掏空平民百姓的腰包。股市不规范、投资无门、物价上涨、储蓄贬值、社会保障不健全、医疗无保障、教育要投资，是老百姓把货币财富保值增值的希望寄托在房产上的原因，也是房价虚高的根源之一。老百姓倾其一生所有，甚至以终身房奴为代价，买了一套房子，即使日后“增值”部分超过利率增长部分，也是无奈之举，而不是什么“财产性收入”。观念上的“百万富翁”不能掩盖日常手头上的拮据。老百姓竭尽所有买下一套房子除了观念上自己拥有一套“值多少钱”的房子而自我安慰、自得其乐以外，实际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这与其说是所谓的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还不如说是让老百姓财富缩水。
在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看来，由于资源有限，为了争夺有限资源，人和人之间就要展开竞争。人与人之间是狼，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弱肉强食的狼道经济，发财就是吃着自己的碗里看着别人的锅里；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投机垄断哄抬物价内外勾结，只要不犯法，犯法不被发现，发现不被制裁，制裁收益大于成本，就可以干，而且可以大干。撑死了胆大的，饿死了胆小的；贫富分化就是这样产生的，两极分化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仇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所谓“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幸福感下降不是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经济越发展人们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越严重，那只能是因为经济越发展两极分化越严重。这说明，因为攀比造成的绝对收入增加相对收入减少、幸福感下降，不是经济发展、财富增加本身造成，而是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配置经济学范式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错误引导造成。而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资源是可再生的；资源通过开发来再生，通过平等竞争来开发，通过合作开发来双赢。如果说工业经济是资源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那么再生型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知识经济时代，诚信合作才使你能够赚大钱。坑蒙拐骗的赚钱模式是算术级数，诚信合作的赚钱模式是几何级数。平等竞争可以带来资源再生，诚信经营可以带来合作双赢。合作的目的是互惠。互补胜刚强——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合作可以以小制大，合作可以产生生产力。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的发展模式，虽然也会产生收入不均、贫富不同，但绝不会造成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心理不平衡与人的幸福感下降。
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幸福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使老百姓幸福、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为基础，而不能以GDP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为基础。
正好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熟完善的成熟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代替一样，西方GDP经济学范式被幸福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诚然，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幸福感不一样、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说明幸福有相对性。对于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强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幸福的，损人利己是不幸福的；通过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幸福的，不劳无获是不幸福的。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差的人却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崇拜厚黑学，贪图“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劳而获的生活。但幸福的相对性蕴含了幸福的绝对性。不管什么人、他（她）的人生观是什么、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幸福的，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肯定是不幸福的。有社会安全感是幸福的，缺乏社会安全感肯定是不幸福的。国家强大、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是幸福的，领土被占、民族分裂、社会动乱、国破家亡、被殖民被奴役肯定是不幸福的。少有所养、书有所读、老有所靠、安居乐业是幸福的，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养不起孩子、死不起坟墓肯定是不幸福的。自我实现、无怨无悔的人生是幸福的，一辈子一事无成肯定是不幸福的。人格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是幸福的，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肯定是不幸福的。改革开放以来GDP大幅增长、老百姓货币收入大幅提高而老百姓幸福感大幅降低，生活中“有钱不是万能，无钱万万不能”等现象说明，钱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用幸福的相对性否认幸福的绝对性的幸福虚无主义，或把幸福的绝对性归结为钱的绝对性的幸福庸俗主义都是错误的。前者否认了幸福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者把幸福经济学归结于西方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幸福的绝对性不能理解成钱的绝对性，幸福的绝对性就是幸福的本质、幸福发展的规律、实现幸福的途径。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是幸福的充分条件，满足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物质财富。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人格平等、社会安定，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才是人的幸福的充分条件。国家和民族只是放大的个人，有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尊严，有个人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幸福。因此，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幸福经济、幸福经济学。卖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也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GDP经济、西方经济学。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是统一的；国防也是经济，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安全本身是保护人民幸福生活的宏观经济、幸福经济。而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经济、廉价资源经济、廉价血汗工厂经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救美国也就是救中国的“中美国”一体化经济。前一段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关于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争论，眼下在钓鱼岛事件问题上是要领土还是要中日经济合作大局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和增长经济学范式的争论，而不是“草民”、 “爱国贼” 、“民粹主义”者和经济学家“精英”的争论。西方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幸福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否容纳作为新范式的幸福经济学。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讲增长不讲发展，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唯一的目标，后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感的增强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幸福感普遍增强的经济形态，而不是GDP增长率最高、经济规模最大的经济形态。
“草民”、“爱国贼”都是天生的幸福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而那些饱食西方经济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一头撞进卖国主义的阵营我们大家也同样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一定要把爱国卖国的争论还原为“草民”和“精英”的争论，那我们也只好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了。
记住：能使老百姓感到幸福的幸福经济是与GDP经济学不同的全新的经济学范式与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所谓获得感就是幸福感，使老百姓真正有获得感就是使老百姓真正感到幸福。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指数提高是否红利，不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本身，而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是否一致。
所谓获得感就是幸福感。只有包容性发展，才能使老百姓真正有获得感。包容性发展是发展经济学概念。包容性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包括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发展。任何真正的发展都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包容性发展”概念突出发展的包容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而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打着“发展”旗号的“增长”，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
中国功利主义的经济观是发展观，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幸福的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和目标，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才是改革开放的真正红利。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使人民感到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当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GDP、人均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GDP数字同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把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看成改革最大红利，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改革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
GDP、人均GDP年年增长却出现养老金缺口，说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该是泡沫GDP范式。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而不能以配置经济学为基础。中国经济学范式是幸福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共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只能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与幸福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上根本不兼容。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而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能划等号、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是成正比也是正常的。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人民生活满意度提高。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从量化指标来看，发展包括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提高。实践证明，GDP增长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并不天然一致，既存在相向而行、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存在逆向而行、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指数提高是否红利，不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本身，而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是否一致。如果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不一致，那么就应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一致起来；只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一致，我们才可以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人类发展指数指国民素质提高程度、国民主体性提高程度，即国民总体上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决定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基础。国民素质工程是人类发展指数工程的出发点、核心和落脚点，由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和国民文化素质工程三方面组成。其中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由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三大块组成，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是从本到末的动态关系。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动态结构，是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
医疗“产业”的本质是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无病要治、小病大治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
教育“产业”的本质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广义的教育：社会的信息遗传，通过这种遗传，社会有机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狭义的教育：系统的社会信息遗传。必须以狭义的教育为中心，以广义的教育为基础，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能力是知识系统的整体功能；能力不但要考虑到知识的要素，而且要看知识的结构；不但要看知识的量，而且要看知识的质。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性能力。由教育“产业”的社会GDP性质决定，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思维的最高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由社会GDP定位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投资的货币收益而在于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社会效益必须把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信息量或信息层面的知识量放在首位。
如果说国民身体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基础，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主导，那么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则是国民素质工程的核心。国民社会素质工程由经济参与素质、社会交往素质、法律道德素质与政治参与素质与组成，它们分别表现为经济参与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法律道德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其中，经济参与能力是基础，社会交往能力与法律道德能力、特别是社会交往能力中的社会行为方式是核心，政治参与能力是主导。政治参与能力，我们称之为民主素质，包括民主选举能力与参政议政能力，以经济参与能力特别是创业能力为前提。只有在创业过程中训练和提高人的主体性，才能提高人的民主素质，为民主政治打下国民的素质基础，摆脱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行依靠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依靠民主政治的推行”的“二律背反”。而法制建设、个人修养、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与创业工程，既为国民创业素质与民主素质的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也为民主政治的推行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与经济基础。国民的整体社会行为方式——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不但全息体现了国民的社会素质，而且全息体现了社会本身的素质——社会GDP就是社会素质高低的指数。因此，国民素质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国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受制于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指数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社会生态的综合指标。社会发展指数制约人类发展指数，也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发展指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符合理想的社会发展指数的社会。
提高社会发展指数是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由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义务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几个方面组成。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才有可能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通过救死扶伤为国民身体素质提供有效保障。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才能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社会GDP工程的落脚点：提高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社会福利总水平。
社会整体素质，从主体角度来看，除了国民素质，还有政府素质。国民素质是基础，政府素质是主导。国民素质工程和政府素质工程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主体因素。国民素质工程是政府素质工程的前提；政府素质对国民素质、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会对国民素质和整体行为方式起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本身属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民素质工程与政府素质工程二者相辅相成。
如果说国民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国民主体性，那么政府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政府的主体性。如果说国民素质提高主要靠创业，那么政府素质工程主要靠改革。政府素质就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政府制定的政策、工作人员执行政策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政府的主体性。政府素质工程就是提高政府主体性的工程，就是通过改革使各级政府成为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先进生产力的领导者、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者的系统工程。政府机构素质工程就是通过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能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能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使经济活动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体制。
社会整体素质，从客体角度来看，社会素质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程度，民主化与法制化二者是对称的。社会素质工程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本身也是系统工程。它们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层面。社会风气是社会素质工程的整体功能；社会风气通过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导向作用，使人的行为方式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提高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以社会风气为中介，社会素质工程融入社会GDP工程。以社会GDP为参照系，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以腐败和带血GDP作为润滑剂造成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即使是再生型的，也会造成人民心态失衡、安全感缺失，造成人民幸福感和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而且由于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消极、负面的导向，造成生产力发展速度减缓。所以我们不但需要货币GDP，我们更需要绿色GDP。
绿色GDP：用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先于素质；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绿色GDP指标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形成的催化剂。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而绿色GDP，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
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称程度，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的对称程度。改革，本质上就是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对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也就和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了，
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素质才能得到综合提高，人与社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社会的和谐程度决定人与社会的发展速度。
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的大小。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结构由环保素质工程组成。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说明：
①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②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③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环保产业本身的辐射性、整体性决定，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④由于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⑤一旦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剩余”，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对称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⑥环节产业化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并因此而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产业”的合理定位，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社会福利指数即社会总的福利水平。什么是福利，什么是福利国家，什么是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有不同的解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配置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再生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配置经济学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再生经济学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价格经济学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指数就是社会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综合指标。
幸福指数：从宏观来看，幸福指数指社会总的幸福感程度。从微观来看，幸福指数指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即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 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
平等指数
非收入效益 和谐指数
安全指数
环境指数
……
幸福指数要求以价值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而且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如投机、重复建设、无效工程、浮夸虚报等等，使货币（价格）GDP演变成数字GDP。在价值经济学看来，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虽然每个环节都生产价值，然而却是完整的产品统一价值中的不同部分或组成环节。因此只能以终端产品——可供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的产品的价值为国民收入统计的依据，否则必然造成重复计算，并助长投机行为。投机不管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绝不能使投机交易行为人为造成的交易数字的增加，作为经济总量增长的统计数据的来源因素。
腐败与维稳造成的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虽然提高了GDP增长指数，然而却降低了社会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与幸福指数。降低了社会发展指数：造成社会文明发展程度降低。降低了人类发展指数：造成国民素质降低。降低了社会福利指数：浪费了社会资源，减少了可供消费的社会财富。降低了幸福指数：使人民严重缺乏安全感。以生产力为标准，交易成本与交易过程对GDP的贡献，只能是促进生产的发展、最终产品的增加，而不是把过程当结果，把每次交易行为发生的金钱关系均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把货币流通次数的增加及由此造成的货币总量的增加，当作经济总量的增加。货币总量不等于经济总量，货币总量增加只是经济总量增加的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目的和结果。价格经济学的要害，就在于把货币总量等同于经济总量；因此不惜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增加经济总量。以价值为核心、以对称为框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体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体性原则，也为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但这在价格经济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计量与经济统计原理。从国民核算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关系，可以看出价格经济学的荒谬。以价格经济学范式编制的国民核算体系不仅会把许多无价值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总量统计，而且有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计算，从而形成泡沫GDP;泡沫GDP造成的泡沫增长，是“经济增长”不能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同步提高的原因之一。财富GDP与货币GDP、社会GDP与货币GDP内涵、外延都不一样。医疗和教育，只能属于社会GDP而不能属于货币GDP。如果把医疗和教育等不该产业化的也拿去产业化（狭义的），那么由此造成的GDP增长率提高，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发展。
西方经济学家丁伯根的收入分配理论，接近于对称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应该将工人分配到其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使工作需求的教育水平与实际用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时，他在不自觉地运用到对称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福利代表着收入、职业与受教育程度，幸福的家庭、良好的工作环境也是影响个人福利及收入形成的重要因素时，他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幸福经济学原理。如果说，最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丁伯根真正接触到幸福经济学的边缘，那么自诩“经济是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贝克尔，当他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家庭时，倒是开了幸福经济学的倒车。因为，他用的经济学不对头，他不该用市场通行的价格经济学来分析家庭，正好像不能用小车来摆渡。但他这样做了，而且还自鸣得意：“我把较为昂贵的子女称为‘高档’子女”；在他看来，婚姻也要考虑成本收益，扣除成本的婚姻收益是婚姻的净收益，个人的效用函数既包括本人的消费也包括伴侣的消费，充分的选择和充足的信息会确保配偶组合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贝克尔就是这样，赤裸裸地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来代替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这是经济学的悲哀！我很难想象，当两个真正相爱而不顾一切结合在一起的人会有太多的功利考虑；如果经济学这么不近人情，那这样的经济学还是不要为妙。一个人的身价不等于身家，个人财富的增加不等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其价值只能纳入以价值尺度建立的国民核算体系。但如果由此认为其同国民经济增长无关，则是大错特错。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幸福指数同人的个人金钱财富多少无关。因此，国民核算体系仅仅建立在价格经济学的基础上，是极不全面的；不但做不到规范，而且做不到实证——这样的国民核算体系难以准确反映经济过程的客观数量关系。
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高人类发展指数、高社会发展指数、高社会福利指数、高幸福指数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目标应该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侏儒。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系统，就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
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从宏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从微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人权为核心，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从横向社会部门结构来看，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
非GDP部门的权重高于GDP部门的社会系统。
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部门。GDP部门是国民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
非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军队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防部门五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才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非收入效益指实际货币收入以外的效益。
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再生型与福利型是一个整体；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以再生型经济模式为基础、福利型国家为目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社会结构组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应该通过再生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如果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GDP高速增长，将在使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幸福感降低。而且由于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的GDP高速增长只是GDP增长参照系的转变，社会财富与人们的收入效益并没有实际增加甚至减少（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这样的GDP高速增长不但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而且使人们的收入效益减少，从而幸福感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幸福感不升反降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非GDP部门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将造成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下降的后果，这不但使人民的幸福感降低，而且造成社会发展程度的后退。这样的改革与发展背道而驰，增长与发展背道而驰。
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带来的GDP高速增长看成改革的红利，甚至因此得出改革本身就是最大红利的结论，那么这样的改革带来的增长与发展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反向而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对改革拨乱反正，在确立价值机制是市场核心机制的前提下，把增长纳入发展的轨道，用发展包容增长，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停止把社会所有公共、公益服务部门都进行产业化、企业化改革的做法，恢复教育、医疗的公益服务功能与住房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把司法部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改革拨乱反正。就是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首先要改变迄今为止指导改革的经济学范式，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再生经济学是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理论依据。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再生型福利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配置型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就是再生型福利经济学原理的展开。
配置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出卖资源来发展经济，再生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提高人的主体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来发展生产力。前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物权”为中心；后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人权”为中心。因此，是以人权为中心还是以物权为中心的政策法规分歧背后，是不同经济学范式的分野。主流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物权，与他们对人权的漠视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拥有深厚的、“原汁原味”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功底，还不如说是他们囿于配置经济学的范式使然。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首先要挤掉经济泡沫。泡沫经济是什么？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鬼城、空置房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泡沫经济的两大类型（虚拟泡沫与实体泡沫）、实体泡沫的两大因素之间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口袋经济、泡沫GDP经济，因为它们在表面欣欣向荣的背后，都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更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泡沫，不是价格泡沫而是价值泡沫；不是价格远离价值，而是经济增长远离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
以人民实际上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准，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对称经济发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来挤掉泡沫，而是从源头上挤掉泡沫。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其次要改变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泡沫GDP经济学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国际资本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联手盘剥中国人民的遮羞布。此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货币化、对外开放等同于外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财富外流、国空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政府通过出口补贴超发货币美元美国债贬值流向外国的理论依据。
所以要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代替GDP经济学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产”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与货币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产”的增长，应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范围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要提高老百姓收入，就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定位与理解“收入效益”范畴。所谓“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如果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同公共品转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对于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即使用经过多次修正、排除物价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来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广大百姓。
“实际购买力”和“有效购买力”还有差距：后者还要考虑“有效商品量”这一参数。
“收入效益”和“有效购买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种有效收入，前者则不但包括有效收入，还包括有效支出。
购买力=商品量/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 * 商品量
实际购买力=
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有效商品量
有效购买力=
货币量
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有效收入 =
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有效支出=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无效支出=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本应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项目，通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等各种“产业化”转移支付由百姓来买单，对于百姓来讲，就是无效支出。无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关系，因而同收入效益也成反比关系。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对于幸福经济学来讲，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如果由于这些指数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人们为了维持这些非收入效益而额外增加开支，因而增加人的无效支出，从而减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仅仅考察百姓物质收入，也必须放在幸福经济学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中。幸福经济学范式是对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的扬弃。
看来幸福指数是经济学绕不过去的坎；对其不能兼容的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如果也想贴近民众，最好还是转变自己的范式；硬在自己原有的范式框架内塞进幸福经济学基本范畴，只能削足适履、提襟见肘、当众献丑。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不规范的直接投融资方式，货币政策缺乏监管、股市投机无力规范，使人民不但难以拥有正常的资产性收入，而且本来少得可怜的保命钱还成为银市股市被圈被套被贬的对象，是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要用增加社会财富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首先要用再生型的创造型、生产型经济发展，代替配置型的破坏性生产、重复性生产、重复性交易以及出卖资源带来的GDP“增长”。要用创业带动生产、用创业工程带动生产工程、用再生性生产工程代替重复性生产工程。政府要规范银市、规范股市，严格执行中性货币政策，杜绝股市投机、挤掉股市泡沫；要扶持民间创业工程，开辟老百姓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渠道，把提高人民资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而不是把提高人民财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
转变经济学范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前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转变经济学范式的归宿；但二者的落脚点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就要国富民富。国空民穷，也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要通过政府法人人格化，用法律、道德和舆论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避免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通过税收手段，鼓励、扶持个人创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与再就业工程。要多发行用于基本建设的国库券。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通过各类“高速”交通设施建设，以时间换空间，扩大土地供应。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统一经营；由国家统一经营房地产，保证为国民提供质优价廉的住房，压缩百姓对居住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要稳定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使货币不断升值、储蓄不断增值。要持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要扩大政府公共品支出范围，缩小社会领域中（狭义）产业化、货币化范围，最大限度缩小老百姓对公共品买单范围。要停止教育（狭义）产业化政策，把提高国民知识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教育的支出。要停止医疗（狭义）产业化政策，建立公费医疗体系，把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医疗的支出。要停止发行各类彩票，避免“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心理对国民素质的负面诱导，强化国民主体素质，把提高国民主体性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并压缩百姓对各类捐赠的支出。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只有国富民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有确实保证。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还要提高老百姓“资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命题是一个悖论。财产作为消费品，本身不会增值，不可能会给人带来收入。财产如果能给人带来收入，要么转变成资产，那就是资产性收入而不是财产性收入，此时该“财产”作为消费品的使命终结；要么就是物价上涨，财产观念上增值，那么这种“财产性收入”只是自欺欺人。如果以货币GDP标准来衡量小康标准，可以通过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使“财产增值”，使每个住在经济适用房里的家庭成员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途径轻而易举地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通过货币贬值形成的“财产增值”只是泡沫增值，用这样的“财产增值”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只是一种愚民政策。
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根源是内外投机者的兴风作浪、共同盘剥中国人民的产物。在这个盘剥中国人民财富的过程中，GDP年年增长、一片莺歌燕舞，然而中国人民的个人财富却在年年缩水，虽然是在账面价值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缩水。所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是货币经济学范式。
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的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
让老百姓财富缩水的途径有：货币贬值；股市圈钱；房地产暴利。如果说，医疗产业化与教育产业化只能增加老百姓的外部负担，那么这三种则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掏空平民百姓的腰包。股市不规范、投资无门、物价上涨、储蓄贬值、社会保障不健全、医疗无保障、教育要投资，是老百姓把货币财富保值增值的希望寄托在房产上的原因，也是房价虚高的根源之一。老百姓倾其一生所有，甚至以终身房奴为代价，买了一套房子，即使日后“增值”部分超过利率增长部分，也是无奈之举，而不是什么“财产性收入”。观念上的“百万富翁”不能掩盖日常手头上的拮据。老百姓竭尽所有买下一套房子除了观念上自己拥有一套“值多少钱”的房子而自我安慰、自得其乐以外，实际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这与其说是所谓的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还不如说是让老百姓财富缩水。
在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看来，由于资源有限，为了争夺有限资源，人和人之间就要展开竞争。人与人之间是狼，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弱肉强食的狼道经济，发财就是吃着自己的碗里看着别人的锅里；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投机垄断哄抬物价内外勾结，只要不犯法，犯法不被发现，发现不被制裁，制裁收益大于成本，就可以干，而且可以大干。撑死了胆大的，饿死了胆小的；贫富分化就是这样产生的，两极分化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仇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所谓“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幸福感下降不是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经济越发展人们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越严重，那只能是因为经济越发展两极分化越严重。这说明，因为攀比造成的绝对收入增加相对收入减少、幸福感下降，不是经济发展、财富增加本身造成，而是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配置经济学范式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错误引导造成。而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资源是可再生的；资源通过开发来再生，通过平等竞争来开发，通过合作开发来双赢。如果说工业经济是资源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那么再生型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知识经济时代，诚信合作才使你能够赚大钱。坑蒙拐骗的赚钱模式是算术级数，诚信合作的赚钱模式是几何级数。平等竞争可以带来资源再生，诚信经营可以带来合作双赢。合作的目的是互惠。互补胜刚强——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合作可以以小制大，合作可以产生生产力。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的发展模式，虽然也会产生收入不均、贫富不同，但绝不会造成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心理不平衡与人的幸福感下降。
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幸福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使老百姓幸福、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为基础，而不能以GDP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为基础。
正好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熟完善的成熟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代替一样，西方GDP经济学范式被幸福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诚然，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幸福感不一样、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说明幸福有相对性。对于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强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幸福的，损人利己是不幸福的；通过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幸福的，不劳无获是不幸福的。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差的人却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崇拜厚黑学，贪图“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劳而获的生活。但幸福的相对性蕴含了幸福的绝对性。不管什么人、他（她）的人生观是什么、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幸福的，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肯定是不幸福的。有社会安全感是幸福的，缺乏社会安全感肯定是不幸福的。国家强大、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是幸福的，领土被占、民族分裂、社会动乱、国破家亡、被殖民被奴役肯定是不幸福的。少有所养、书有所读、老有所靠、安居乐业是幸福的，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养不起孩子、死不起坟墓肯定是不幸福的。自我实现、无怨无悔的人生是幸福的，一辈子一事无成肯定是不幸福的。人格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是幸福的，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肯定是不幸福的。改革开放以来GDP大幅增长、老百姓货币收入大幅提高而老百姓幸福感大幅降低，生活中“有钱不是万能，无钱万万不能”等现象说明，钱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用幸福的相对性否认幸福的绝对性的幸福虚无主义，或把幸福的绝对性归结为钱的绝对性的幸福庸俗主义都是错误的。前者否认了幸福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者把幸福经济学归结于西方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幸福的绝对性不能理解成钱的绝对性，幸福的绝对性就是幸福的本质、幸福发展的规律、实现幸福的途径。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是幸福的充分条件，满足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物质财富。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人格平等、社会安定，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才是人的幸福的充分条件。国家和民族只是放大的个人，有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尊严，有个人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幸福。因此，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幸福经济、幸福经济学。卖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也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GDP经济、西方经济学。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是统一的；国防也是经济，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安全本身是保护人民幸福生活的宏观经济、幸福经济。而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经济、廉价资源经济、廉价血汗工厂经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救美国也就是救中国的“中美国”一体化经济。前一段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关于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争论，眼下在钓鱼岛事件问题上是要领土还是要中日经济合作大局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和增长经济学范式的争论，而不是“草民”、 “爱国贼” 、“民粹主义”者和经济学家“精英”的争论。西方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幸福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否容纳作为新范式的幸福经济学。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讲增长不讲发展，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唯一的目标，后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感的增强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幸福感普遍增强的经济形态，而不是GDP增长率最高、经济规模最大的经济形态。
“草民”、“爱国贼”都是天生的幸福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而那些饱食西方经济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一头撞进卖国主义的阵营我们大家也同样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一定要把爱国卖国的争论还原为“草民”和“精英”的争论，那我们也只好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了。
记住：能使老百姓感到幸福的幸福经济是与GDP经济学不同的全新的经济学范式与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七）
[ 2016/11/24 23:24 | by admin ]
2016/11/24 23:24 | by admin ]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七）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排除一切阻力，把实现社会公正的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落到实处，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使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任重道不远。
宏观经济 即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包括一国国民经济总量、国民经济构成（主要分为GDP部门与非GDP部门）、产业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
中观经济 即中观层面的国民经济，主要包括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与跨区域的企业集团经济。
微观经济 即微观层面的国民经济，主要指企业经济与个体经济。
宏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中研究一国经济总量、总需求与总供给、国民收入总量及构成、货币与财政、人口与就业、要素与禀赋、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经济预期与经济政策、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等宏观经济现象的学科。宏观经济学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由于把宏观经济领域与微观经济领域割裂开来研究，与科学的一般经济学的关系既不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所以无法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宏观经济领域的特殊规律，只能对宏观层面的经济现象进行现象学意义上的描述。从科学学的角度而言，由于不能研究一般经济规律与宏观经济领域的特殊经济规律，宏观经济学不能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
微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中研究个体家庭企业、生产者与消费者、产品与交易、供给与需求、成本与利润、效用与价格、市场边界与政府干预、博弈与对策、竞争与合作、均衡与配置等微观经济现象的学科。微观经济学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由于把宏观经济领域与微观经济领域割裂开来研究，与科学的一般经济学的关系既不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所以无法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微观经济领域的特殊规律，只能对微观层面的经济现象进行现象学意义上的描述。从科学学的角度而言，由于不能研究一般经济规律与微观经济领域的特殊经济规律，微观经济学不能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
部门经济学 研究社会各个经济领域发展规律的经济学，如物质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部门经济学与科学的一般经济学的关系既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又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部门经济学以科学的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是科学的一般经济学在具体经济领域的运用。所以部门经济学属于科学的经济学范式，没有把宏观经济现象和微观经济现象割裂开来研究，与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把宏观经济现象和微观经济现象割裂开来研究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
产业政策 国家制定的，引导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协调国家产业结构、目的是使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快速发展的政策。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财政投融资、货币手段、项目审批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制定产业政策，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目标、内容、实现产业政策的手段和途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内容是产业结构平衡，目标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完成指令性计划、财政投融资、项目审批来实现。资本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内容是供求均衡，目标是供求不平衡产生经济危机时通过政府干预使之均衡，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实现产业政策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实现产业政策属于政府干预经济的范畴。以国有企业和财政投融为主导实现产业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主体；政府不在市场体系之外，而就在市场体系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自觉进行宏观调控既不是干预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必要的环节。
计划经济 是指整个国民经济按照国家制定的指令性计划来运行的经济体制，所以计划经济也叫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又分为典型的和非典型的。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整个国民经济全部按照国家制定的指令性计划通过中央集权来运行、完全排斥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简称“斯大林模式”。非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按照国家制定的指令性计划来运行、但也存在按照国家制定的指导性计划来运行、同时还存在少量的个体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还有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前苏联后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非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划等号，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本质的区别，其中之一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包含国家经济计划，比如我国的5年经济计划。制定、实现产业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重要内容。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包含国家经济计划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计划 经济计划是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制定的计划，包括宏观的国民经济计划、中观的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微观的企业和个人经营计划。任何经济主体在任何制度任何体制下开展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计划。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有经济计划，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计划只有指导性计划。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主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主要靠货币手段。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是宏观调控，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是干预经济。
包容性发展 发展经济学概念。包容性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包括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发展。任何真正的发展都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包容性发展”概念突出发展的包容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而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打着“发展”旗号的“增长”，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
企业 通过企业家对资源的优化组合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目的在给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给自身带来利润的经济活动的主体性组织。人、财、物（有形和无形）是构成企业的三大要素，企业制度、机制、运行模式是企业的结构，生产力和竞争力是企业的整体功能。企业家是企业的核心，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的灵魂。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在创新—创造—创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体性精神，是企业存在与发展的灵魂。
对策论 对策的方法论与基础理论——信息控制论。
博弈论 博弈的方法论与基础理论——信息认识论。
价值悖论 所谓“价值悖论”，就是钻石对于人类维持生存没有任何价值，然而其市场价值非常高；相反，水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其市场价值却非常低，这种强烈的反差就构成了这个悖论。产生“价值悖论”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无法理解价值的本质，无法把握价值的相对性。只有对称经济学的边际效益分析方法才能解开“价值悖论”。
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排除一切阻力，把实现社会公正的司法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落到实处，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使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任重道不远。
宏观经济 即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包括一国国民经济总量、国民经济构成（主要分为GDP部门与非GDP部门）、产业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
中观经济 即中观层面的国民经济，主要包括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与跨区域的企业集团经济。
微观经济 即微观层面的国民经济，主要指企业经济与个体经济。
宏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中研究一国经济总量、总需求与总供给、国民收入总量及构成、货币与财政、人口与就业、要素与禀赋、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经济预期与经济政策、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等宏观经济现象的学科。宏观经济学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由于把宏观经济领域与微观经济领域割裂开来研究，与科学的一般经济学的关系既不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所以无法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宏观经济领域的特殊规律，只能对宏观层面的经济现象进行现象学意义上的描述。从科学学的角度而言，由于不能研究一般经济规律与宏观经济领域的特殊经济规律，宏观经济学不能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
微观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中研究个体家庭企业、生产者与消费者、产品与交易、供给与需求、成本与利润、效用与价格、市场边界与政府干预、博弈与对策、竞争与合作、均衡与配置等微观经济现象的学科。微观经济学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由于把宏观经济领域与微观经济领域割裂开来研究，与科学的一般经济学的关系既不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所以无法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微观经济领域的特殊规律，只能对微观层面的经济现象进行现象学意义上的描述。从科学学的角度而言，由于不能研究一般经济规律与微观经济领域的特殊经济规律，微观经济学不能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
部门经济学 研究社会各个经济领域发展规律的经济学，如物质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工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企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部门经济学与科学的一般经济学的关系既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又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部门经济学以科学的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是科学的一般经济学在具体经济领域的运用。所以部门经济学属于科学的经济学范式，没有把宏观经济现象和微观经济现象割裂开来研究，与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把宏观经济现象和微观经济现象割裂开来研究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
产业政策 国家制定的，引导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协调国家产业结构、目的是使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快速发展的政策。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财政投融资、货币手段、项目审批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制定产业政策，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目标、内容、实现产业政策的手段和途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内容是产业结构平衡，目标是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完成指令性计划、财政投融资、项目审批来实现。资本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内容是供求均衡，目标是供求不平衡产生经济危机时通过政府干预使之均衡，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实现产业政策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实现产业政策属于政府干预经济的范畴。以国有企业和财政投融为主导实现产业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主体；政府不在市场体系之外，而就在市场体系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自觉进行宏观调控既不是干预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正常发展必要的环节。
计划经济 是指整个国民经济按照国家制定的指令性计划来运行的经济体制，所以计划经济也叫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又分为典型的和非典型的。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整个国民经济全部按照国家制定的指令性计划通过中央集权来运行、完全排斥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简称“斯大林模式”。非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按照国家制定的指令性计划来运行、但也存在按照国家制定的指导性计划来运行、同时还存在少量的个体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还有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前苏联后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非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划等号，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本质的区别，其中之一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包含国家经济计划，比如我国的5年经济计划。制定、实现产业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重要内容。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包含国家经济计划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计划 经济计划是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制定的计划，包括宏观的国民经济计划、中观的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微观的企业和个人经营计划。任何经济主体在任何制度任何体制下开展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计划。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有经济计划，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计划只有指导性计划。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主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主要靠货币手段。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是宏观调控，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是干预经济。
包容性发展 发展经济学概念。包容性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包括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发展。任何真正的发展都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包容性发展”概念突出发展的包容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而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打着“发展”旗号的“增长”，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
企业 通过企业家对资源的优化组合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目的在给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给自身带来利润的经济活动的主体性组织。人、财、物（有形和无形）是构成企业的三大要素，企业制度、机制、运行模式是企业的结构，生产力和竞争力是企业的整体功能。企业家是企业的核心，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的灵魂。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在创新—创造—创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体性精神，是企业存在与发展的灵魂。
对策论 对策的方法论与基础理论——信息控制论。
博弈论 博弈的方法论与基础理论——信息认识论。
价值悖论 所谓“价值悖论”，就是钻石对于人类维持生存没有任何价值，然而其市场价值非常高；相反，水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其市场价值却非常低，这种强烈的反差就构成了这个悖论。产生“价值悖论”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无法理解价值的本质，无法把握价值的相对性。只有对称经济学的边际效益分析方法才能解开“价值悖论”。
陈世清：什么是产业升级？
[ 2016/11/24 22:09 | by admin ]
2016/11/24 22:09 | by admin ]
陈世清：什么是产业升级？
提要：产业升级就是使产品附加值提高的生产要素改进、结构改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提高、产业链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产品附加值提高是产业升级的核心与灵魂，经济活动的主体性提高是产品附加值提高的根本。西方经济学范式否认人的主体性在产业升级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所以无法正确定位和解释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自觉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形成新经济增长点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
关键词：产业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 附加值 主体性 产业政策 对称经济学
到底什么是产业升级，迄今经济学界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在目前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个人就产业政策有没有必要、产业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情况下，搞清楚什么是产业升级更显必要。只有搞清楚什么是产业升级，才能搞清楚产业政策在产业升级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给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个人产业政策有没有必要、产业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长期喋喋不休的争论划上圆满的句号。
搞清楚什么是“产业升级”这个概念的后面，是经济学基础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无法就产业升级的内涵和外延、产业升级的途径、地位和作用做出明确的说明，只有以对称平衡论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才能揭示产业升级的本质、结构与功能。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所谓产业升级就是使产品附加值提高的生产要素改进、结构改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提高、产业链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升级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人类经济活动只有以主体为主导的再生经济学意义上的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主客体动态平衡过程，不存在客体和客体之间配置经济学意义上的周期性“经济过热”的静态“均衡”。因此，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所谓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化解存量，用稳增长来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自觉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是形成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用增量化解存量、稳增长促发展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新常态的根本途径。
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
什么是产业升级？所谓产业升级就是使产品附加值提高的生产要素改进、结构改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提高、产业链升级。从微观来看，产业升级指一个企业中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的途径：企业技术升级、管理模式改进、企业结构改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高、产业链升级。从中观来看，产业升级指一个产业中产品的平均附加值提高。产品平均附加值提高的途径：同一产业中的各个企业技术升级、管理模式改进、企业结构改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高、产业链升级。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动力机制：同一产业中的各个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生产产品的边际效率和企业利润率不断提高自己产品的附加值，最后使整个产业的产品的平均附加值提高。产业升级、产业平均附加值提高不是仅仅产业的平均利润率提高，而是最终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前的附加值提高是产业升级的量变，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升级的质变。产业结构升级使产业升级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阶段。从宏观来看，产业升级指产业结构升级，即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如从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增长方式向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宏观的产业升级或产业结构升级既指旧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指新的、更高级的业态产生。无论微观、中观还是宏观，产品附加值提高都是产业升级的核心与灵魂，经济活动的主体性提高是产品附加值提高的根本。产品附加值提高不能和生产率提高划等号。根据产业结构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生产率提高只是产品附加值提高的途径和手段之一。虽然提高企业利润率和GDP增长指数是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动力，但产品附加值提高也不能仅仅和企业利润率、GDP增长指数提高划等号。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产品附加值提高不但可以带来利润率与GDP增长指数提高，而且可以带来社会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所以产业升级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增长和发展是统一的。
什么是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升级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从微观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指企业通过技术升级、管理模式改进、企业结构改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高、产业链升级实现企业整体结构升级。从中观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指一个产业中主要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模式、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产业链定位、产品附加值全部上升到一个新的层级，从而形成新的、更高级的产业结构。比如高铁的机车技术、铁路技术、管理模式、运行速度为主要标志的运营效率、对于经营者和社会的效益都比老式铁路要高出一个档次，就是铁路的产业结构升级。其他如智慧农业与传统农业也一样：在土壤改良，农产品品种选择培育、生产过程可控性增强、成本降低、产量质量提高、产品有利于人体健康、可再生性可持续性发展方面，智慧农业比传统农业全方位上升到一个新的档次，就是农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从宏观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指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如从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增长方式向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转变。由于这些增长方式转变是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内部要素与结构全面升级，所以这些增长方式转变也叫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宏观的产业结构升级一般指新的、更高级的产业业态的产生。无论微观、中观还是宏观，产品附加值提高都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与灵魂，经济活动的主体性提高是产品附加值提高的根本。产品附加值提高不能和生产率提高划等号。根据产业结构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生产率提高只是产品附加值提高的途径和手段之一。虽然提高企业利润率和GDP增长指数是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动力，但产品附加值提高也不能仅仅和企业利润率、GDP增长指数提高划等号。通过社会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产品附加值提高不但可以带来利润率与GDP增长指数提高，而且可以带来社会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所以真正的产业结构升级，增长和发展是统一的。
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是什么关系？产业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倒逼产业升级，使产业升级有明确的目标和动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规律，制定产业政策，自觉推动本国的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中产生形成新经济增长点，推动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产业升级的倒逼作用也可以通过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企业家的自觉行为来实现。从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来看，把产业升级仅仅定位于单要素的技术升级、单要素技术升级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是错误的，把产业结构升级仅仅定位于全要素的技术升级、全要素技术升级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也是错误的。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生产率——不管是单要素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只是量的概念。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产业结构升级，都是技术升级、管理模式改进、企业结构改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高、产业链升级实现企业-产业-国民经济整体结构升级的系统工程，是硬技术、软技术、信息、知识、文化统一的复杂系统工程，是企业-产业-国民经济中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为中心的各要素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复杂系统工程。正因为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都是动态复杂系统工程，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着的两种转型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使后者得到充实，前者得到升华。中国改革开放，是两种转型的历史契合。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因此，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转型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作为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转型是同义语。
从产业升级的要素、构成、动力与途径来看，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产业升级的方向。由于产品附加值提高是产业升级的核心与灵魂，经济活动的主体性提高是产品附加值提高的根本，所以根据经济活动中人的主体性提高程度，可以把产业升级的目标、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准确定为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动力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转变。其中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对应于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资本运营对应于资本密集型增长方式，知识运营对应于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增长方式；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后面的动力机制是要素驱动，资本运营后面的动力机制是投资驱动，知识运营后面的动力机制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要素、构成、动力、途径、方向、目标、核心、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就是产业升级的规律。认识、把握、自觉运用产业升级的规律，可以自觉推动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产业升级有自发和自觉两种形态。产业升级、特别是自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一国生产力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产业政策自觉推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可持续发展、跨越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无法自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产生的“中等收入陷阱”、避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推动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自觉性”，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实践依据；为推动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自觉性”提供理论支持的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
国家产业政策是自觉推动产业升级的引导
产业政策是国家制定的，引导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国家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产业结构调整计划、产业扶持计划、财政投融资、货币手段、项目审批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制定产业政策，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目标、内容、实现产业政策的手段和途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内容是产业结构平衡与产业结构升级，核心目标是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避开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完成指令性与指导性计划、国民产业结构调整计划、产业扶持计划、积极的财政政策、项目审批来实现，表现形式为常态化、前瞻性，性质是对称型调控。资本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内容是供求均衡，目标是供求不均衡产生经济危机时通过政府干预使之均衡，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表现形式为周期性、滞后性，性质是均衡型调控。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实现产业政策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实现产业政策属于政府干预经济的范畴。以国有企业和财政投融为主导实现产业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主体；政府不在市场体系之外，而就在市场体系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自觉进行宏观调控不是干预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环节。
智慧产业是自觉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主导
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所以从经济形态上是智慧经济，产业形态上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从增长方式上就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作为动态的、功能化的知识经济，就是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以知识运营为增长方式的经济形态；也只有知识经济上升到智慧经济阶段，人类经济增长方式才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
作为智慧经济龙头产业的智慧产业，是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
作为智慧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知识运营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创新就是通过创造产生新事物。知识运营中，知识创新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造自然创新是人工自然创新的前提，人工自然创新是人化自然创新的前提。
作为智慧经济技术手段的智能经济，是以智能机和信息网络为基础、平台和工具的智慧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突出了智慧经济中智能机和信息网络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知识经济形态和信息经济形态的历史衔接。
智慧产业+知识运营+智能经济=智慧经济。智慧经济首先通过智慧产业用智慧孵化项目，然后孵化企业，然后孵化名牌企业。知识运营，就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主要为信息高速公路，包括智能机），通过智慧产业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成为生产力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从而带来社会效益和给运营者带来经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与高科技项目。知识运营是人类迄今最高层次的项目、最新形态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知识经济的核心。
智慧产业是用先进的理论规范经济活动。以往的经济活动都是从经济实践活动中形成经验，再从经验上升为理论；而智慧产业则一开始就是用最先进的理论指导经济活动。理论先行是智慧产业的第一特征。智慧产业的第二个特征是用科学规律规范经济活动。我们现在用得越来越频繁的诸如“规范经营”、“规范竞争”、“与国际惯例接轨”等字眼，其中的“规范”、“国际惯例”等都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或人类长期经济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济活动的科学规律。这些规律虽然都以规则、法律等观念形式存在，然而却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智慧产业就是帮助人们自觉地发现、制定、运用科学规律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活动的效益。
智慧产业是企业“软件”的运营。企业“软件”有两层含义：①企业客观的关系，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素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产品之间的关系；②企业主观的关系，即反映和处理企业客观关系的理论（含理念）、制度、管理。智慧产业，就是通过建立科学、先进的企业的主观关系，来建立科学、先进的企业的客观关系，以取得企业最大限度的效益。
智慧产业是经济活动中智力运作方式的综合和升华。企业智力运作方式有三种：点子→策划→创造。这是知识运营从低级到高级、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实际上，点子、策划也都包含了创造，只是自发、肤浅、低层次的创造。创造就是通过质变，达到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量变达到质变，必须通过序（结构）变。知识运营就是通过对生产各要素的优化组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序变）产生巨大的生产力。
智慧产业是自上而下的运营。人类以往的经济活动发展是从产品运营，上升到资产运营，尔后上升到资本运营，最后上升到知识运营；而智慧产业则是以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前者呈自下而上发展，后者呈自上而下提升。我们把前者称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次创业，后者称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二次创业。
智慧产业是经济的无投资增长。传统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这是片面的。资本积累只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而内涵扩大再生产，靠的不是资本积累而是知识积累——知识运营。如果说，原子核裂变释放的能量大于增加几吨炸药释放的能量，那么，靠知识运营带来的企业的序变（理论创新、企业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产业创新）而产生的能量，也必然大于简单的投资增长而产生的能量。实际上，通过投资的量的增加也必须通过序变（结构的变化）才能达到经济总量的增长。知识运营是把这种序变自发上升为自觉，从而产生相对于投资增长的“无投资增长”效益。
智慧产业是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互相转化的中介。智慧产业促使现代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在把精神生产力转变为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促使物质生产力转变为精神生产力，促使知识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推动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
智慧产业是人类二次创业的龙头。人类第一次创业是生存创业，第二次创业是生态创业。
第一次创业——生存创业：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六次产业革命：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工业、信息业、知识业。六次产业革命的过程说明了一个铁的历史规律：人类必然自发地从认识和利用物质资源开始，然后及于能量，再及于信息，最后从信息中提升和利用知识。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并由此产生相应的实践过程。这种以实物和能源为生产的主要要素，决定了人类生活水平只是求生存；而这种求生存的生活方式，必然以实物和能源的大量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和利用为前提。这就造成了原始社会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同人的统一、奴隶和封建社会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同人的分裂、资本主义社会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分裂。第二次创业——生态创业：只有信息社会，信息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人们才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如果说，第一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当前的生存问题，必然要对自然资源作掠夺式的“经营”，这时自然科学就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第二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然要和自然和平共处，要求对自然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等知识的其他方面也就同时成了第一生产力。在这里，生态创业、可持续发展，是二次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
二次创业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智慧经济的核心。知识运营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创意产业成为知识产业的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作为项目的知识运营，是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的能动的先导部分。
在微观企业层次上，知识运营就是通过智慧产业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
在宏观产业层面上，知识运营就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因此，上述知识运营的微观方式是宏观方式的内涵，宏观方式是微观方式的外延展开。
知识经济并非通常所理解的，仅仅指知识的商品化、产业化。正好像工业化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和取消农业一样，知识产业化也不能代替和取消传统产业。知识经济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知识的产业化，更重要的，在于知识产业的主导化和龙头化——用智慧和智慧产业来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二次创业的实质，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制造业-农业-畜牧林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使传统产业中的知识、或知识在传统产业中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由从属转为主导。知识（智慧）+互联网+传统产业。
只有智慧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智慧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智慧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这是人类创业史的否定之否定：人类“产业”未分状态→各个产业的分离→各个产业的重新统一。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智慧经济就是世界大同——人类重新走向统一，只不过是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统一。
国家基本建设是自觉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基础
国家基本建设既可以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与高消费率，又可以化解过剩产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摆脱目前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经济低迷的“滞涨”悖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途径，是我国产业升级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产能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产能过剩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如果饱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将超出当下社会需要的能力。所以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即使产品不过剩的情况下，产能也有可能过剩。产能过剩是相对的：1、产能过剩是特定产品的产能过剩。2、产能过剩是特定时期的产能过剩。3、产能过剩是供给和需求结构失衡造成的。目前产能过剩主要指某些生产生产资料的产能——煤炭、水泥、钢材等——过剩，而不是指生产消费资料的产能过剩，也不是指所有生产生产资料的产能过剩。根据产能不等于产品、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产能过剩是相对过剩不是绝对过剩的原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仅仅靠去库存。解决产能过剩仅仅靠去库存，是把产能和产品混为一谈。解决产能过剩的途径有二：一是去产能，二是增加社会对过剩产能产品的需求。对于已经形成产能的企业，除了落后产能，一般都是优质企业。不能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全部看成“僵尸企业”， 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当做“僵尸企业”以去产能为名全部去掉，将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根据产能过剩的相对性原理，只要社会增加对相关产品的需求，解决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就可以迎刃而解，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就可以正常生产，从而为社会创造财富。所以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既不是去库存也不是去产能，而是增加社会需求，也就是我们提倡的用增量化解存量。
怎样用增量化解存量？首先靠扩大国家基本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以整个国家为单位、国家和跨区域为项目单元、中央财政为投资主体的长期、超大型基本建设，包括主要河流变水患为水利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沙漠变绿洲治理；野生动物生态链系列保护工程；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大运河重新开发疏通综合利用工程；海水淡化工程；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风能太阳能电站建设；材料轻型化能源清洁化环境低碳化；以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主体的国家绿化生态化建设；城市生态化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性开发；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国家基本建设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硬件部分，可以说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可以带动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促进平衡发展。国家基本建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工程，可以极大提高我国民族主体性与国际竞争力、抗国际国内风险能力，也是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无缝对接、扩大开放的基础，是支撑、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是形成新经济增长点、使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国家基本建设要么没有直接经济效益，要么必须以国家为单元、中央财政投资通过特大型央企运作才能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基础性、整体性、全局性、综合性、生态性、开放性，是国家基本建设的基本特征。与时俱进不断自觉进行公民个人、民营企业、地方政府不愿进行也无法进行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和计划经济不能划等号。
国家基本建设之所以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基础，是因为国家基本建设是复杂系统工程，国家基本建设的各个项目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可截然分开。要使黄河变水患为水利，离不开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治理；要使沙漠变绿洲，离不开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与国家绿化生态工程；而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产业化对旧材料旧能源的挤兑，要靠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太阳能电站建设来化解。国家基本建设复杂系统中各个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将不断衍生新的项目，使国家基本建设复杂系统层次不断升级，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国家基本建设作为与时俱进的复杂系统工程，本身就是可以无限消化过剩产能的“黑洞”——仅仅用钢筋水泥筑坝来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就相当于再造一个钢铁长城。治理不断扩展的国家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可以消化过剩产能，而且其对社会投资与消费的乘数效应，可以按几何级数放大对过剩产能的消化能力。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对社会投资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牵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创业工程导致的产业链延伸、产业升级两方面；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和通过扶持创业工程解决就业问题两方面。国家基本建设为我国产业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国家基本建设要顺利开展，达到预期的推动产业升级化解产能过剩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首先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建构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
1、国家基本建设虽然是复杂系统工程，但不是小而全大而全工程，没必要每个项目都面面俱到。从西藏引水到黄河工程全线近1000公里，按海拔高度计算全线落差才不到100米，根本不可能在河道上建水电站，但不能由此认为该引水工程没有价值。
2、不能把生态混同于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混同于天然生态。自然的人化是自然界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自然界的不断人化是自然界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类尊重自然、和自然平等发展不是远离自然，让自然自生自灭，而是和自然建立良性互动再生循环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天然的不是生态的，生态的不是天然的，人化-人工-人造的自然才真正符合生态的要求。从西藏引水到新疆不但可以使新疆的沙漠变绿洲，而且可以使西藏的水库湖泊的水活起来，在提高西藏水质的同时提高西藏水域库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把生态和自然划等号、自然和天然划等号、破坏天然和破坏生态划等号的结果，是使大量真正的大生态工程无法上马或中途夭折，造成不必要的生态损失与经济损失。
3、要区分小生态与大生态。不可否认，任何国家基本建设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项目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原有天然的生态环境，但如果该国家基本建设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项目会直接间接建构更大的生态环境，那么对原有天然生态环境的某种程度的破坏就是值得的。从本质意义上，国家基本建设就是通过牺牲小生态来建构大生态的生态工程。
4、任何国家基本建设项目都应该把生态效益摆在第一位，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二位，把经济效益摆在第三位。生态效益是长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也是国家长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保证，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应该成为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5、建立绿色金融体制。绿色金融是发展经济学的范畴。从目的来看，绿色金融是指以生态产业项目、有利于生态产业的项目、能有效避免生态环境破坏的项目为目标的投融资活动。绿色金融不仅仅是对绿色产业进行资金扶持，而是把生态保护作为一切投融资活动的必要条件，从而从资金源头上杜绝了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从手段来看，绿色金融是指直接投融资为主导、能有效防范金融投机、避免金融危机的金融体制与金融监管体制。绿色金融也叫绿化金融或金融绿化，为经济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金融保障。以绿色金融为纽带，可以把国家基本建设和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起来，使之相互促进。绿色金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6、国家基本建设中，交通枢纽是基础，水资源与能源的开发与综合利用是核心，绿化是主导，大生态是整体框架，野生动物生态链的形成、完善与保护是大生态的综合指标。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无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生产资料生产投资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投资。由于无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只能由政府实施，所以政府投资(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民间投资。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调整，只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作为新经济增长点才能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形成对国民经济的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驱动，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为投资驱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为创新驱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是在国家基本建设基础上使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扶持创业工程，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
主客体及其关系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前提和核心内容。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相对应的主体只能是本国政府。属于宏观经济领域的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属于财政投融资范畴，而财政投融资与民间投融资有不同的目标、原则和功能。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国家基本建设，财政投融资应该坚持取于民、用于民原则，在税收中开支。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以民为本”，只能由本国政府来落实；公益性、无直接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只能由本国政府来投资。如果政府只能投资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将因为无人投资而无法启动。这将使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被误导为急功近利的项目，使社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没有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被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挤兑的结果，是使社会发展不平衡而走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反面。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国家整体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相应的政府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
财政投融资形成的运作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基本建设、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要求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国家基本建设投融资主要方式应该是在财政拨款基础上通过发行国债来平衡预算。
国家基本建设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因而属于宏观经济范畴；扩大国家基本建设的政府宏观调控是对称型调控不是均衡型调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次内容。在目前产能过剩的特定历史时期扩大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有均衡功能，但使中国经济结构对称可持续发展产能永远不会过剩是扩大国家基本建设这一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属于对称型调控的扩大国家基本建设的政府宏观调控是长期行为不是短期行为——投资国家基本建设不仅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权宜之计，而且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战略要求。
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与消费相对应的、属于供给范畴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国家基本建设为基础。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国家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国家基本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是国家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国家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一旦把国家基本建设作为基础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也就不存在流动性过剩。通过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途径。
国家基本建设有基础性与辐射性，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放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历史文化背景下全方位考察其可行性，不像其他项目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考察和运营。国家基本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核心机制是效益不是效率，是价值不是价格；国家基本建设的方法论，是规模分析不是边际分析。国家基本建设是主体与客体、要素与结构、程序与环节对称的系统工程。国家基本建设应该遵循从内到外、从无形到有形、从大到小、从下到上、从远期到近期的程序。看不到任何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看得到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看得到长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又是看得到中短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国家通过提供政策资源，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全面牵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国家创新工程与创业工程。国家基本建设的视角应该是对称型调控；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对称型调控实现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的起点应该是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大量发行国债搞国家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社会复杂系统工程。
由于国家基本建设包含但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国家基本建设并不直接和可盈利项目联系，微观经济学中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论与边际效率分析方法在这里行不通，盈利、“回报”不是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的出发点。这和凯恩斯在宏观经济领域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所谓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基本建设只有社会效益、间接经济效益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国家基本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宏观经济领域只能进行边际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是必要的，但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的目的不是政府盈利，而是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实现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周到、社会保障健全、产业结构合理、创业环境有利、生活品质提升、资源可再生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国家基本建设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受益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
通过扩大国家基本建设推动产业升级化解产能过剩不能仅仅靠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化手段。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一般方法论，以边际效率分析为方法论的核心，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主张让价格自发调节市场，让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优化配置资源，主张市场无政府主义；重实证分析，以线性、非对称、非主体的思维方式为方法论特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一般均衡方法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方法。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主张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本、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模本，用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主导中国改革，以GDP增速为中国改革成功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把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误导为以金钱为中心的发展。然而，由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与复杂经济系统的不对称，所以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结论经常被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伪，使之在理论上陷于悖论，在实践上陷于悖境。靠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化手段来解决产能过剩，只能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不可能完成。
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基本建设、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投融资主体、制度、体制、目标、对象、手段、途径、过程是对称的，资金来源结构与项目结构是对称的，国家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创业工程建设是对称的，只有对称分析才是标准的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要有效组织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基本建设、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离不开标准的经济结构分析。实践证明，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不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不能作为国家基本建设的理论基础。应该用中华民族固有的对称思维方式代替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用对称的结构经济学代替线性的“新结构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就是结构经济学——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对称的实践要求产生对称的理论，对称的理论指导对称的实践。对称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是对称的，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结构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的理论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才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又是一般的人类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范式成为人类主流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空间交替体现时间之矢的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智慧生态大农业是自觉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起点
用智慧经济模式在我国县域经济框架中根据实际情况理顺农村龙头产业、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的关系，对我国农村现有产业和资源进行系统化整合，提升我国现有农村产业结构并衍生边际产业，建构完整的我国农村智慧生态大农业系统，更充分开发我国农村未开发产业资源，充分实现我国农村经济的规模效益，就是我国目前辐射面最广、牵动力与驱动力最强、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增长方式上升为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的经济形态，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模式即智慧经济形态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促进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智慧农业，是农业中的智慧经济，或智慧经济形态在农业中的具体表现。智慧农业是智慧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智慧农业是智慧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实现后发优势、经济发展后来居上、实现赶超战略的主要途径。智慧生态大农业是智慧经济模式在农业中的运用，是人的智慧在农村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通过发展健康农业、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再生农业、观光农业，建构以农产品深加工为龙头产业，以农产品粗加工为支柱产业，绿色农业、再生农业为基础产业；有机肥料、生物农药的开发生产使用，农产品废料回收利用开发沼气、有机肥料，美丽乡村建设等为边际产业的农业生态产业链，实现人的智慧对农村资源的系统整合与产业结构提升，实现农业经济生态化、农村生态城镇化，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分离大部分农民离土不离乡就业，实现精准扶贫，消除城乡差距，推动我国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平衡、经济可持续发展。智慧生态大农业是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全息元”，是解决“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
健康农业，广义来讲，就是指以人为本、在产品品种、产品选种、土壤质量、产品培育、施肥用药、产品加工储存运输方面都要以有利于人的健康为目的的农业发展模式。广义的健康农业与生态农业是同义语。狭义来讲，就是指用农产品开发保健药品、保健品、保健食品。
有机农业，就是用生物手段而非化学手段改良土质、培育种植、制造使用肥料与农药的农产品生产、制造、加工的产业形态，主要指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的开发生产使用。
绿色农业，广义的绿色农业就是生态农业，狭义的绿色农业指有色农产品的优品种、高品质、产业化、规模化、无害化生产，并形成各色农产品具有美学价值的“颜值品牌”。
循环农业，指农产品废料回收利用，开发沼气、有机肥料等，组成自我再生、全息循环的生态农业产业链。生物制药带动农产品系列深加工，保健食品深加工带动一般食品深加工，食品深加工带动饲料深加工；通过微生物作用，使秸秆中的维生素、木质素等分解为糖和转化为单细胞蛋白质用作动物饲料、食用菌培养基和生物肥料，变废为宝、资源循环再生。
再生农业，指通过多种经营与循环农业，最充分开发利用我国农村资源，使之转变为再生生产力。根据项目间的科技含量和知识间的内在联系，结合当地特点形成农业多角经营→规模经营→系统经营→全息经营→绿色经营的格局，做到收益性与再生性的统一、专业化与多元化的统一、分工化与规模化的统一、细化与全息化的统一，从而使农村经济规模取得规模经济、生态经济、再生经济的效益。
观光农业，指农村生态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生态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是智慧生态大农业的基础，智慧生态大农业是农村生态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与灵魂。
知识经济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知识的产业化，更重要的，在于知识产业的主导化和龙头化一一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来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包括农业，使知识在传统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知识产业主导化和龙头化的知识经济就是智慧经济。智慧经济形态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中国发展智慧经济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只有智慧经济才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可操作模式。作为智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农业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中国发展智慧农业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只有智慧农业才是实现中国农业转型升级的可操作模式。建构完整的我国智慧生态大农业系统可以充分开发我国产业资源，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充分实现我国县经济的规模效益。属于生物工程的农产品系列深加工，具有科技含量多、附加值高、牵动力强、辐射面广的特点。以生物医药为龙头的农产品系列深加工作为智慧生态大农业的核心项目，体现了知识农业与绿色农业、知识经济与特色经济的有机统一，将取得 “兴一个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片群众、绿一域神州”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智慧生态大农业使农业生态化、系统化、立体化、知识化、文化化、高端化，为城市生态化提供衔接点与平衡点，形成我国农村与城市在生态化基础上的双向互动良性循环的稳增长结构，将推动全国产业结构全方位升级，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资源各具特色具备实现智慧生态大农业的有利条件。我国已经形成智慧生态大农业的雏形，具备系统化整合实现智慧生态大农业的基础。中央有关部门在“十三五规划”与“一带一路”框架下为我国推行智慧经济提供政策支持，使我国实现智慧生态大农业具备政策、政府、智力、资金资源优势。我国学者、企业家也有相当成熟的智慧生态大农业的思想理论准备与运作基础。
我国发展智慧生态大农业的运作步骤：
1、成立我国智慧经济智库，专家调研并提出智慧生态大农业系统策划方案。用智慧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带动智慧生态大农业的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带动技术开发，软技术开发带动硬技术开发；用智慧经济的科学范式主导智慧生态大农业的经济模式，智慧生态大农业的经济模式主导智慧生态大农业的高新科技园区，智慧生态大农业的高新科技园区辐射农村智慧生态大农业的区域经济。智慧生态大农业必须智慧先行、知识先行、理论先行、模式先行。
2、举办全国性“智慧经济——我国智慧生态大农业高峰论坛”，由相关部委司局组织部分参与“十三五”与“一带一路”发展规划编制的部委官员、智库代表、长期研究智慧经济理论的著名专家、学者、有经验的企业家，组成用智慧经济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权威性、专业性、务实性、高效性团队，成立“智慧经济—我国智慧生态大农业”规划思路讲师团全国巡讲，进行智慧经济—智慧生态大农业权威理论解读，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应用策划，从理论和实务两方面为我国各地政府和企业运作智慧生态大农业模式、提升我国产业结构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导、智力支持与舆论准备。
3、各地先由政府牵头建立智慧生态大农业高科技园区，作为有示范、培训性质的生产基地，使智慧生态大农业高科技园区在转化与推广农业科技成果、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起牵头作用，使高科技园区开发出来的科技成果能多层次、多方面地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通过举办专业技术培训班、印发农业技术资料、建立技术员包片联户制度等多种形式对农户推广先进的增产、增收技术，向农户提供优良品种，增强他们的生态意识，形成智慧生态大农业的学习型组织，建构智慧生态大农业的主体基础。
4、以各地成熟的智慧生态大农业项目的策划方案为基础，通过企业孵化带动智慧生态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公司制”、“公司+基地制”、“公司+基地+农户制”的企业化、公司化、集团化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和经营方式，引导、主导、提升农业产业化，使农业产业化项目及相关项目上规模、上档次；借助合同契约、保护价和按股分红等办法，龙头企业与农民之间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通过技术指导、信息咨询、合同保证、系列服务、电脑控制，使分散的农户商品化、专业化、系列化、现代化，形成集约化生产规模和立体化经营格局，建立分散化与集约化相统一、小型化与集团化相统一的农业企业化股份合作制模式，使种养加相配套、产供销一条龙、科教农相结合、贸工农一体化，对我国智慧生态大农业进行系统的企业化开发运作。
5、以县域经济为智慧生态大农业运作单元，建构、理顺龙头产业、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的关系。龙头产业带动支柱产业，支柱产业牵动基础产业。边际产业与辅助产业同步进行。
龙头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边际产业、辅助产业之间由一元到多元再到多样的项目系列排列组合完全取决于项目之间的科技含量和知识、资源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层次关系，通过自上而下、举一反三、纲举目张的运作最大限度实现边际效益与规模效益。
6、以我国成功的智慧生态大农业县域经济为基础，设立“中国智慧生态大农业基金”，为在全国推广智慧生态大农业提供资金支持。以智慧经济与智慧生态大农业模式的知识结构更新带动资本结构更新，用资本结构更新带动资产结构更新，用资产结构更新带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以知识运营为主导、资本运营为核心实现知识、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的统一。
知识经济必然带来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因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后来居上的大好机遇。我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大部分地区是农村；农业不仅是基础产业，而且是支柱产业、重点产业，必然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高科技给农产品带来高附加值，农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同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必然给投资智慧生态大农业带来高回报。在投资、消费两方面均低迷的今天，智慧生态大农业将成为继信息产业之后的新的投资热点，同时将开发出农村这一最广阔的市场，从而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在工业发展带来生态危机的今天，智慧生态大农业的发展将给人类重新带来生态平衡。智慧生态大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一致性，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将成为人类二次创业的起点。
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自觉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途径
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我国新常态的新经济增长点应该是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以政府为主导自觉建构与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进程相吻合的我国新常态经济的稳增长结构。
首先要解决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引导农村生态城镇化的产权瓶颈。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方面进一步放宽的政策相配套，必须有与之相对称的、强有力的所有权方面的制度设计，才不至于使农村生态城镇化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变调，使农村城镇化演变成生态灾难。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产权瓶颈，是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的前提，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方式，生态化是知识化的提升与浓缩，是知识经济的典型形态。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之所以是新经济增长点，是因为它是知识经济时期再生链、产业链、创业链的基础，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绿色经济的基础。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使农业生态化、系统化、立体化、知识化、文化化、高端化，为城市生态化提供衔接点与平衡点，形成我国农村与城市在生态化基础上的双向互动良性循环的稳增长结构。所谓“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进程，要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来定位。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的核心是生态化、信息化和知识化，城市化的标志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程度而不是楼房的高度与密集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用生态产业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重塑改造，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因此农村城镇化与生态化是统一的。如果用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来定位知识经济时期的“农村城镇化”， 把城镇化定位于房地产业的新一轮增长，用城镇化来消灭生态化，虽然可以带来GDP的新一轮暴长，然而对于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只能是一场灾难。这种增长观既是时空错位，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解决“三农问题”与城乡差距问题，只能放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背景下，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包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只有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使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对称发展，才有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农村生态城镇化、城市生态化，以生态化为基础的农村与城市的对称发展，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如果说，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那么知识经济的纵向重新洗牌，则为农村的发展水平与城市的发展水平持平、释放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在农村城镇化的同时建构与城市生态化衔接的生态农业与生态农村，农村将与城市相辅相成逐步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基本建设、城市通过纾解非核心功能到郊区消肿城市并实现城市生态化的投资与各种政策扶持应起主导作用。
要把城镇化要不要搞的问题，转变为城镇化怎样搞的问题。要实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必须改变GDP增长观。毫无疑问，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将带来GDP突飞猛进的增长，但绝不能把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纳入GDP增长方式。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对称发展观。虽然对称发展观可以包容GDP，可以把GDP增长数字作为经济发展的参数之一，但GDP增长观与对称发展观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经济“发展观”。把GDP数字增长作为一切经济工作的目标，衡量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指标，是理论与实践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会在理论上搞乱人们的思想，实践上形成GDP泡沫、酿成GDP危机，最终造成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异化。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综合指标。绿色GDP：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空间的大小。
以人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生态产业结构以生态环保工程为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生态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生态环保产业本身的创新性、辐射性、整体性、驱动提升力决定，生态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由于生态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与社会公益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一旦生态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产能，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提升与调整、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生态环保产业化还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合理定位，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生态环保工程是生态城镇化的基础。
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绿化、交通、水利、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延长农业生态产业链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柱产业。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农村或城市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部分功能向农村和城市远郊的转移将在原来的农村地区、城市郊区出现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但应该是农村生态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农村生态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农村与城市的生态化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发展模式只能以再生经济学为自己的经济学范式。
在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中是以生态化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体现了产业链之间不同的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随着农业新技术的广泛运用粮食单产的提高与农业产业链的延长，新的历史时期应该用“以林为纲全面发展”代替原来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原来的“农林牧副渔”的顺序也应该改成“林牧副渔农”。其中的“牧”应该是广义的，包括人工促成森林中各种野生动物种群的形成与发展。在农村生态城镇化中只有以生态产业基本建设为重点，才能激活农村创新活力实现创新驱动纲举目张，实现农村城镇化的综合效益。在农村生态城镇化中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新一轮增长，农村生态城镇化将走样变调，城市生态化也将失去支撑点。
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基础是生态化，核心与纽带是高速路。生态化是化解包括雾霾在内的快速工业化造成的重度空气污染的根本途径；在生态产业基本建设基础上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提升农业与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把农村生态化和城镇化统一起来，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对接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生态资源的根本途径，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途径。因此在农村生态城镇化基本建设基础上发展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科学定位合理布局的我国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我国具有高度幅射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新经济增长点将牵动形成我国新常态经济以人为中心可持续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陶冶情操的合理结构。
林毅夫与张维迎的共同点，是囿于共同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否认人的主体性在产业升级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所以无法正确定位和解释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由于无法对自觉推动产业升级中的主体性做出说明，所以无法解释自觉推动产业升级，无法说明产业政策在自觉推动产业升级中的地位和作用，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不能作为产业升级与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指导。只有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才是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才是智慧产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才是国家基本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才是智慧生态大农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才是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才是自觉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形成新经济增长点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
提要：产业升级就是使产品附加值提高的生产要素改进、结构改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提高、产业链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产品附加值提高是产业升级的核心与灵魂，经济活动的主体性提高是产品附加值提高的根本。西方经济学范式否认人的主体性在产业升级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所以无法正确定位和解释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自觉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形成新经济增长点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
关键词：产业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 附加值 主体性 产业政策 对称经济学
到底什么是产业升级，迄今经济学界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在目前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个人就产业政策有没有必要、产业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的情况下，搞清楚什么是产业升级更显必要。只有搞清楚什么是产业升级，才能搞清楚产业政策在产业升级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给林毅夫和张维迎两个人产业政策有没有必要、产业政策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的长期喋喋不休的争论划上圆满的句号。
搞清楚什么是“产业升级”这个概念的后面，是经济学基础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无法就产业升级的内涵和外延、产业升级的途径、地位和作用做出明确的说明，只有以对称平衡论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才能揭示产业升级的本质、结构与功能。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所谓产业升级就是使产品附加值提高的生产要素改进、结构改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提高、产业链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升级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人类经济活动只有以主体为主导的再生经济学意义上的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主客体动态平衡过程，不存在客体和客体之间配置经济学意义上的周期性“经济过热”的静态“均衡”。因此，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所谓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化解存量，用稳增长来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自觉推动产业不断升级是形成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用增量化解存量、稳增长促发展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新常态的根本途径。
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
什么是产业升级？所谓产业升级就是使产品附加值提高的生产要素改进、结构改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提高、产业链升级。从微观来看，产业升级指一个企业中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的途径：企业技术升级、管理模式改进、企业结构改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高、产业链升级。从中观来看，产业升级指一个产业中产品的平均附加值提高。产品平均附加值提高的途径：同一产业中的各个企业技术升级、管理模式改进、企业结构改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高、产业链升级。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动力机制：同一产业中的各个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生产产品的边际效率和企业利润率不断提高自己产品的附加值，最后使整个产业的产品的平均附加值提高。产业升级、产业平均附加值提高不是仅仅产业的平均利润率提高，而是最终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前的附加值提高是产业升级的量变，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升级的质变。产业结构升级使产业升级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阶段。从宏观来看，产业升级指产业结构升级，即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如从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增长方式向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宏观的产业升级或产业结构升级既指旧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指新的、更高级的业态产生。无论微观、中观还是宏观，产品附加值提高都是产业升级的核心与灵魂，经济活动的主体性提高是产品附加值提高的根本。产品附加值提高不能和生产率提高划等号。根据产业结构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生产率提高只是产品附加值提高的途径和手段之一。虽然提高企业利润率和GDP增长指数是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动力，但产品附加值提高也不能仅仅和企业利润率、GDP增长指数提高划等号。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产品附加值提高不但可以带来利润率与GDP增长指数提高，而且可以带来社会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所以产业升级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增长和发展是统一的。
什么是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就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升级从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从微观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指企业通过技术升级、管理模式改进、企业结构改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高、产业链升级实现企业整体结构升级。从中观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指一个产业中主要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模式、产品质量、生产效率、产业链定位、产品附加值全部上升到一个新的层级，从而形成新的、更高级的产业结构。比如高铁的机车技术、铁路技术、管理模式、运行速度为主要标志的运营效率、对于经营者和社会的效益都比老式铁路要高出一个档次，就是铁路的产业结构升级。其他如智慧农业与传统农业也一样：在土壤改良，农产品品种选择培育、生产过程可控性增强、成本降低、产量质量提高、产品有利于人体健康、可再生性可持续性发展方面，智慧农业比传统农业全方位上升到一个新的档次，就是农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从宏观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指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如从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增长方式向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向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转变。由于这些增长方式转变是由于社会生产方式内部要素与结构全面升级，所以这些增长方式转变也叫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宏观的产业结构升级一般指新的、更高级的产业业态的产生。无论微观、中观还是宏观，产品附加值提高都是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与灵魂，经济活动的主体性提高是产品附加值提高的根本。产品附加值提高不能和生产率提高划等号。根据产业结构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生产率提高只是产品附加值提高的途径和手段之一。虽然提高企业利润率和GDP增长指数是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动力，但产品附加值提高也不能仅仅和企业利润率、GDP增长指数提高划等号。通过社会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产品附加值提高不但可以带来利润率与GDP增长指数提高，而且可以带来社会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所以真正的产业结构升级，增长和发展是统一的。
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是什么关系？产业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产业结构升级可以倒逼产业升级，使产业升级有明确的目标和动力。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规律，制定产业政策，自觉推动本国的产业升级，在产业升级中产生形成新经济增长点，推动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产业升级的倒逼作用也可以通过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企业家的自觉行为来实现。从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来看，把产业升级仅仅定位于单要素的技术升级、单要素技术升级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是错误的，把产业结构升级仅仅定位于全要素的技术升级、全要素技术升级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也是错误的。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生产率——不管是单要素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只是量的概念。无论是产业升级，还是产业结构升级，都是技术升级、管理模式改进、企业结构改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高、产业链升级实现企业-产业-国民经济整体结构升级的系统工程，是硬技术、软技术、信息、知识、文化统一的复杂系统工程，是企业-产业-国民经济中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为中心的各要素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复杂系统工程。正因为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都是动态复杂系统工程，所以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着的两种转型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使后者得到充实，前者得到升华。中国改革开放，是两种转型的历史契合。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因此，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转型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作为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转型是同义语。
从产业升级的要素、构成、动力与途径来看，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产业升级的方向。由于产品附加值提高是产业升级的核心与灵魂，经济活动的主体性提高是产品附加值提高的根本，所以根据经济活动中人的主体性提高程度，可以把产业升级的目标、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准确定为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增长动力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转变。其中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对应于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资本运营对应于资本密集型增长方式，知识运营对应于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增长方式；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后面的动力机制是要素驱动，资本运营后面的动力机制是投资驱动，知识运营后面的动力机制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要素、构成、动力、途径、方向、目标、核心、本质及其相互关系，就是产业升级的规律。认识、把握、自觉运用产业升级的规律，可以自觉推动产业升级，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产业升级有自发和自觉两种形态。产业升级、特别是自觉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是一国生产力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通过产业政策自觉推动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可持续发展、跨越其他发展中国家因为无法自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产生的“中等收入陷阱”、避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经济危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推动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自觉性”，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实践依据；为推动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自觉性”提供理论支持的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
国家产业政策是自觉推动产业升级的引导
产业政策是国家制定的，引导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国家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产业结构调整计划、产业扶持计划、财政投融资、货币手段、项目审批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制定产业政策，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目标、内容、实现产业政策的手段和途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内容是产业结构平衡与产业结构升级，核心目标是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避开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完成指令性与指导性计划、国民产业结构调整计划、产业扶持计划、积极的财政政策、项目审批来实现，表现形式为常态化、前瞻性，性质是对称型调控。资本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内容是供求均衡，目标是供求不均衡产生经济危机时通过政府干预使之均衡，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表现形式为周期性、滞后性，性质是均衡型调控。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实现产业政策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实现产业政策属于政府干预经济的范畴。以国有企业和财政投融为主导实现产业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主体；政府不在市场体系之外，而就在市场体系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自觉进行宏观调控不是干预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环节。
智慧产业是自觉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主导
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所以从经济形态上是智慧经济，产业形态上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从增长方式上就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作为动态的、功能化的知识经济，就是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以知识运营为增长方式的经济形态；也只有知识经济上升到智慧经济阶段，人类经济增长方式才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
作为智慧经济龙头产业的智慧产业，是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
作为智慧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知识运营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创新就是通过创造产生新事物。知识运营中，知识创新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造自然创新是人工自然创新的前提，人工自然创新是人化自然创新的前提。
作为智慧经济技术手段的智能经济，是以智能机和信息网络为基础、平台和工具的智慧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突出了智慧经济中智能机和信息网络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知识经济形态和信息经济形态的历史衔接。
智慧产业+知识运营+智能经济=智慧经济。智慧经济首先通过智慧产业用智慧孵化项目，然后孵化企业，然后孵化名牌企业。知识运营，就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主要为信息高速公路，包括智能机），通过智慧产业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成为生产力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从而带来社会效益和给运营者带来经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与高科技项目。知识运营是人类迄今最高层次的项目、最新形态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知识经济的核心。
智慧产业是用先进的理论规范经济活动。以往的经济活动都是从经济实践活动中形成经验，再从经验上升为理论；而智慧产业则一开始就是用最先进的理论指导经济活动。理论先行是智慧产业的第一特征。智慧产业的第二个特征是用科学规律规范经济活动。我们现在用得越来越频繁的诸如“规范经营”、“规范竞争”、“与国际惯例接轨”等字眼，其中的“规范”、“国际惯例”等都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或人类长期经济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济活动的科学规律。这些规律虽然都以规则、法律等观念形式存在，然而却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智慧产业就是帮助人们自觉地发现、制定、运用科学规律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活动的效益。
智慧产业是企业“软件”的运营。企业“软件”有两层含义：①企业客观的关系，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素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产品之间的关系；②企业主观的关系，即反映和处理企业客观关系的理论（含理念）、制度、管理。智慧产业，就是通过建立科学、先进的企业的主观关系，来建立科学、先进的企业的客观关系，以取得企业最大限度的效益。
智慧产业是经济活动中智力运作方式的综合和升华。企业智力运作方式有三种：点子→策划→创造。这是知识运营从低级到高级、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实际上，点子、策划也都包含了创造，只是自发、肤浅、低层次的创造。创造就是通过质变，达到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量变达到质变，必须通过序（结构）变。知识运营就是通过对生产各要素的优化组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序变）产生巨大的生产力。
智慧产业是自上而下的运营。人类以往的经济活动发展是从产品运营，上升到资产运营，尔后上升到资本运营，最后上升到知识运营；而智慧产业则是以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前者呈自下而上发展，后者呈自上而下提升。我们把前者称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次创业，后者称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二次创业。
智慧产业是经济的无投资增长。传统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这是片面的。资本积累只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而内涵扩大再生产，靠的不是资本积累而是知识积累——知识运营。如果说，原子核裂变释放的能量大于增加几吨炸药释放的能量，那么，靠知识运营带来的企业的序变（理论创新、企业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产业创新）而产生的能量，也必然大于简单的投资增长而产生的能量。实际上，通过投资的量的增加也必须通过序变（结构的变化）才能达到经济总量的增长。知识运营是把这种序变自发上升为自觉，从而产生相对于投资增长的“无投资增长”效益。
智慧产业是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互相转化的中介。智慧产业促使现代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在把精神生产力转变为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促使物质生产力转变为精神生产力，促使知识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推动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
智慧产业是人类二次创业的龙头。人类第一次创业是生存创业，第二次创业是生态创业。
第一次创业——生存创业：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六次产业革命：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工业、信息业、知识业。六次产业革命的过程说明了一个铁的历史规律：人类必然自发地从认识和利用物质资源开始，然后及于能量，再及于信息，最后从信息中提升和利用知识。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并由此产生相应的实践过程。这种以实物和能源为生产的主要要素，决定了人类生活水平只是求生存；而这种求生存的生活方式，必然以实物和能源的大量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和利用为前提。这就造成了原始社会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同人的统一、奴隶和封建社会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同人的分裂、资本主义社会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分裂。第二次创业——生态创业：只有信息社会，信息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人们才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如果说，第一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当前的生存问题，必然要对自然资源作掠夺式的“经营”，这时自然科学就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第二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然要和自然和平共处，要求对自然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等知识的其他方面也就同时成了第一生产力。在这里，生态创业、可持续发展，是二次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
二次创业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智慧经济的核心。知识运营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创意产业成为知识产业的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作为项目的知识运营，是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的能动的先导部分。
在微观企业层次上，知识运营就是通过智慧产业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
在宏观产业层面上，知识运营就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因此，上述知识运营的微观方式是宏观方式的内涵，宏观方式是微观方式的外延展开。
知识经济并非通常所理解的，仅仅指知识的商品化、产业化。正好像工业化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和取消农业一样，知识产业化也不能代替和取消传统产业。知识经济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知识的产业化，更重要的，在于知识产业的主导化和龙头化——用智慧和智慧产业来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二次创业的实质，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制造业-农业-畜牧林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使传统产业中的知识、或知识在传统产业中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由从属转为主导。知识（智慧）+互联网+传统产业。
只有智慧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智慧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智慧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这是人类创业史的否定之否定：人类“产业”未分状态→各个产业的分离→各个产业的重新统一。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智慧经济就是世界大同——人类重新走向统一，只不过是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统一。
国家基本建设是自觉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基础
国家基本建设既可以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与高消费率，又可以化解过剩产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摆脱目前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经济低迷的“滞涨”悖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途径，是我国产业升级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产能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产能过剩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如果饱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将超出当下社会需要的能力。所以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即使产品不过剩的情况下，产能也有可能过剩。产能过剩是相对的：1、产能过剩是特定产品的产能过剩。2、产能过剩是特定时期的产能过剩。3、产能过剩是供给和需求结构失衡造成的。目前产能过剩主要指某些生产生产资料的产能——煤炭、水泥、钢材等——过剩，而不是指生产消费资料的产能过剩，也不是指所有生产生产资料的产能过剩。根据产能不等于产品、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产能过剩是相对过剩不是绝对过剩的原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仅仅靠去库存。解决产能过剩仅仅靠去库存，是把产能和产品混为一谈。解决产能过剩的途径有二：一是去产能，二是增加社会对过剩产能产品的需求。对于已经形成产能的企业，除了落后产能，一般都是优质企业。不能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全部看成“僵尸企业”， 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当做“僵尸企业”以去产能为名全部去掉，将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根据产能过剩的相对性原理，只要社会增加对相关产品的需求，解决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就可以迎刃而解，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就可以正常生产，从而为社会创造财富。所以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既不是去库存也不是去产能，而是增加社会需求，也就是我们提倡的用增量化解存量。
怎样用增量化解存量？首先靠扩大国家基本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以整个国家为单位、国家和跨区域为项目单元、中央财政为投资主体的长期、超大型基本建设，包括主要河流变水患为水利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沙漠变绿洲治理；野生动物生态链系列保护工程；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大运河重新开发疏通综合利用工程；海水淡化工程；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风能太阳能电站建设；材料轻型化能源清洁化环境低碳化；以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主体的国家绿化生态化建设；城市生态化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性开发；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国家基本建设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硬件部分，可以说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可以带动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促进平衡发展。国家基本建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工程，可以极大提高我国民族主体性与国际竞争力、抗国际国内风险能力，也是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无缝对接、扩大开放的基础，是支撑、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是形成新经济增长点、使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国家基本建设要么没有直接经济效益，要么必须以国家为单元、中央财政投资通过特大型央企运作才能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基础性、整体性、全局性、综合性、生态性、开放性，是国家基本建设的基本特征。与时俱进不断自觉进行公民个人、民营企业、地方政府不愿进行也无法进行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和计划经济不能划等号。
国家基本建设之所以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基础，是因为国家基本建设是复杂系统工程，国家基本建设的各个项目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可截然分开。要使黄河变水患为水利，离不开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治理；要使沙漠变绿洲，离不开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与国家绿化生态工程；而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产业化对旧材料旧能源的挤兑，要靠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太阳能电站建设来化解。国家基本建设复杂系统中各个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将不断衍生新的项目，使国家基本建设复杂系统层次不断升级，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国家基本建设作为与时俱进的复杂系统工程，本身就是可以无限消化过剩产能的“黑洞”——仅仅用钢筋水泥筑坝来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就相当于再造一个钢铁长城。治理不断扩展的国家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可以消化过剩产能，而且其对社会投资与消费的乘数效应，可以按几何级数放大对过剩产能的消化能力。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对社会投资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牵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创业工程导致的产业链延伸、产业升级两方面；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和通过扶持创业工程解决就业问题两方面。国家基本建设为我国产业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国家基本建设要顺利开展，达到预期的推动产业升级化解产能过剩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首先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建构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
1、国家基本建设虽然是复杂系统工程，但不是小而全大而全工程，没必要每个项目都面面俱到。从西藏引水到黄河工程全线近1000公里，按海拔高度计算全线落差才不到100米，根本不可能在河道上建水电站，但不能由此认为该引水工程没有价值。
2、不能把生态混同于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混同于天然生态。自然的人化是自然界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自然界的不断人化是自然界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类尊重自然、和自然平等发展不是远离自然，让自然自生自灭，而是和自然建立良性互动再生循环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天然的不是生态的，生态的不是天然的，人化-人工-人造的自然才真正符合生态的要求。从西藏引水到新疆不但可以使新疆的沙漠变绿洲，而且可以使西藏的水库湖泊的水活起来，在提高西藏水质的同时提高西藏水域库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把生态和自然划等号、自然和天然划等号、破坏天然和破坏生态划等号的结果，是使大量真正的大生态工程无法上马或中途夭折，造成不必要的生态损失与经济损失。
3、要区分小生态与大生态。不可否认，任何国家基本建设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项目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原有天然的生态环境，但如果该国家基本建设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项目会直接间接建构更大的生态环境，那么对原有天然生态环境的某种程度的破坏就是值得的。从本质意义上，国家基本建设就是通过牺牲小生态来建构大生态的生态工程。
4、任何国家基本建设项目都应该把生态效益摆在第一位，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二位，把经济效益摆在第三位。生态效益是长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也是国家长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保证，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应该成为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5、建立绿色金融体制。绿色金融是发展经济学的范畴。从目的来看，绿色金融是指以生态产业项目、有利于生态产业的项目、能有效避免生态环境破坏的项目为目标的投融资活动。绿色金融不仅仅是对绿色产业进行资金扶持，而是把生态保护作为一切投融资活动的必要条件，从而从资金源头上杜绝了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从手段来看，绿色金融是指直接投融资为主导、能有效防范金融投机、避免金融危机的金融体制与金融监管体制。绿色金融也叫绿化金融或金融绿化，为经济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金融保障。以绿色金融为纽带，可以把国家基本建设和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起来，使之相互促进。绿色金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6、国家基本建设中，交通枢纽是基础，水资源与能源的开发与综合利用是核心，绿化是主导，大生态是整体框架，野生动物生态链的形成、完善与保护是大生态的综合指标。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无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生产资料生产投资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投资。由于无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只能由政府实施，所以政府投资(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民间投资。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调整，只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作为新经济增长点才能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形成对国民经济的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驱动，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为投资驱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为创新驱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是在国家基本建设基础上使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扶持创业工程，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
主客体及其关系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前提和核心内容。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相对应的主体只能是本国政府。属于宏观经济领域的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属于财政投融资范畴，而财政投融资与民间投融资有不同的目标、原则和功能。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国家基本建设，财政投融资应该坚持取于民、用于民原则，在税收中开支。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以民为本”，只能由本国政府来落实；公益性、无直接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只能由本国政府来投资。如果政府只能投资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将因为无人投资而无法启动。这将使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被误导为急功近利的项目，使社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没有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被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挤兑的结果，是使社会发展不平衡而走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反面。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国家整体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相应的政府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
财政投融资形成的运作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基本建设、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要求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国家基本建设投融资主要方式应该是在财政拨款基础上通过发行国债来平衡预算。
国家基本建设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因而属于宏观经济范畴；扩大国家基本建设的政府宏观调控是对称型调控不是均衡型调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次内容。在目前产能过剩的特定历史时期扩大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有均衡功能，但使中国经济结构对称可持续发展产能永远不会过剩是扩大国家基本建设这一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属于对称型调控的扩大国家基本建设的政府宏观调控是长期行为不是短期行为——投资国家基本建设不仅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权宜之计，而且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战略要求。
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与消费相对应的、属于供给范畴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国家基本建设为基础。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国家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国家基本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是国家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国家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一旦把国家基本建设作为基础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也就不存在流动性过剩。通过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途径。
国家基本建设有基础性与辐射性，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放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历史文化背景下全方位考察其可行性，不像其他项目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考察和运营。国家基本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核心机制是效益不是效率，是价值不是价格；国家基本建设的方法论，是规模分析不是边际分析。国家基本建设是主体与客体、要素与结构、程序与环节对称的系统工程。国家基本建设应该遵循从内到外、从无形到有形、从大到小、从下到上、从远期到近期的程序。看不到任何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看得到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看得到长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又是看得到中短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国家通过提供政策资源，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全面牵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国家创新工程与创业工程。国家基本建设的视角应该是对称型调控；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对称型调控实现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的起点应该是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大量发行国债搞国家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社会复杂系统工程。
由于国家基本建设包含但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国家基本建设并不直接和可盈利项目联系，微观经济学中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论与边际效率分析方法在这里行不通，盈利、“回报”不是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的出发点。这和凯恩斯在宏观经济领域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所谓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基本建设只有社会效益、间接经济效益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国家基本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宏观经济领域只能进行边际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是必要的，但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的目的不是政府盈利，而是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实现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周到、社会保障健全、产业结构合理、创业环境有利、生活品质提升、资源可再生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国家基本建设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受益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
通过扩大国家基本建设推动产业升级化解产能过剩不能仅仅靠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化手段。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一般方法论，以边际效率分析为方法论的核心，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主张让价格自发调节市场，让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优化配置资源，主张市场无政府主义；重实证分析，以线性、非对称、非主体的思维方式为方法论特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一般均衡方法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方法。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主张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本、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模本，用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主导中国改革，以GDP增速为中国改革成功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把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误导为以金钱为中心的发展。然而，由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与复杂经济系统的不对称，所以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结论经常被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伪，使之在理论上陷于悖论，在实践上陷于悖境。靠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化手段来解决产能过剩，只能顾此失彼，捉襟见肘，不可能完成。
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基本建设、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投融资主体、制度、体制、目标、对象、手段、途径、过程是对称的，资金来源结构与项目结构是对称的，国家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创业工程建设是对称的，只有对称分析才是标准的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要有效组织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基本建设、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离不开标准的经济结构分析。实践证明，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不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不能作为国家基本建设的理论基础。应该用中华民族固有的对称思维方式代替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用对称的结构经济学代替线性的“新结构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就是结构经济学——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对称的实践要求产生对称的理论，对称的理论指导对称的实践。对称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是对称的，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结构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的理论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才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又是一般的人类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范式成为人类主流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空间交替体现时间之矢的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智慧生态大农业是自觉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起点
用智慧经济模式在我国县域经济框架中根据实际情况理顺农村龙头产业、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的关系，对我国农村现有产业和资源进行系统化整合，提升我国现有农村产业结构并衍生边际产业，建构完整的我国农村智慧生态大农业系统，更充分开发我国农村未开发产业资源，充分实现我国农村经济的规模效益，就是我国目前辐射面最广、牵动力与驱动力最强、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增长方式上升为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的经济形态，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模式即智慧经济形态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促进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智慧农业，是农业中的智慧经济，或智慧经济形态在农业中的具体表现。智慧农业是智慧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智慧农业是智慧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实现后发优势、经济发展后来居上、实现赶超战略的主要途径。智慧生态大农业是智慧经济模式在农业中的运用，是人的智慧在农村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通过发展健康农业、有机农业、绿色农业、循环农业、再生农业、观光农业，建构以农产品深加工为龙头产业，以农产品粗加工为支柱产业，绿色农业、再生农业为基础产业；有机肥料、生物农药的开发生产使用，农产品废料回收利用开发沼气、有机肥料，美丽乡村建设等为边际产业的农业生态产业链，实现人的智慧对农村资源的系统整合与产业结构提升，实现农业经济生态化、农村生态城镇化，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分离大部分农民离土不离乡就业，实现精准扶贫，消除城乡差距，推动我国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经济结构平衡、经济可持续发展。智慧生态大农业是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全息元”，是解决“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
健康农业，广义来讲，就是指以人为本、在产品品种、产品选种、土壤质量、产品培育、施肥用药、产品加工储存运输方面都要以有利于人的健康为目的的农业发展模式。广义的健康农业与生态农业是同义语。狭义来讲，就是指用农产品开发保健药品、保健品、保健食品。
有机农业，就是用生物手段而非化学手段改良土质、培育种植、制造使用肥料与农药的农产品生产、制造、加工的产业形态，主要指生物肥料、生物农药的开发生产使用。
绿色农业，广义的绿色农业就是生态农业，狭义的绿色农业指有色农产品的优品种、高品质、产业化、规模化、无害化生产，并形成各色农产品具有美学价值的“颜值品牌”。
循环农业，指农产品废料回收利用，开发沼气、有机肥料等，组成自我再生、全息循环的生态农业产业链。生物制药带动农产品系列深加工，保健食品深加工带动一般食品深加工，食品深加工带动饲料深加工；通过微生物作用，使秸秆中的维生素、木质素等分解为糖和转化为单细胞蛋白质用作动物饲料、食用菌培养基和生物肥料，变废为宝、资源循环再生。
再生农业，指通过多种经营与循环农业，最充分开发利用我国农村资源，使之转变为再生生产力。根据项目间的科技含量和知识间的内在联系，结合当地特点形成农业多角经营→规模经营→系统经营→全息经营→绿色经营的格局，做到收益性与再生性的统一、专业化与多元化的统一、分工化与规模化的统一、细化与全息化的统一，从而使农村经济规模取得规模经济、生态经济、再生经济的效益。
观光农业，指农村生态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生态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是智慧生态大农业的基础，智慧生态大农业是农村生态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的核心与灵魂。
知识经济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知识的产业化，更重要的，在于知识产业的主导化和龙头化一一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来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包括农业，使知识在传统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知识产业主导化和龙头化的知识经济就是智慧经济。智慧经济形态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中国发展智慧经济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只有智慧经济才是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可操作模式。作为智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智慧农业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中国发展智慧农业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只有智慧农业才是实现中国农业转型升级的可操作模式。建构完整的我国智慧生态大农业系统可以充分开发我国产业资源，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充分实现我国县经济的规模效益。属于生物工程的农产品系列深加工，具有科技含量多、附加值高、牵动力强、辐射面广的特点。以生物医药为龙头的农产品系列深加工作为智慧生态大农业的核心项目，体现了知识农业与绿色农业、知识经济与特色经济的有机统一，将取得 “兴一个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片群众、绿一域神州”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智慧生态大农业使农业生态化、系统化、立体化、知识化、文化化、高端化，为城市生态化提供衔接点与平衡点，形成我国农村与城市在生态化基础上的双向互动良性循环的稳增长结构，将推动全国产业结构全方位升级，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农村地域辽阔各地资源各具特色具备实现智慧生态大农业的有利条件。我国已经形成智慧生态大农业的雏形，具备系统化整合实现智慧生态大农业的基础。中央有关部门在“十三五规划”与“一带一路”框架下为我国推行智慧经济提供政策支持，使我国实现智慧生态大农业具备政策、政府、智力、资金资源优势。我国学者、企业家也有相当成熟的智慧生态大农业的思想理论准备与运作基础。
我国发展智慧生态大农业的运作步骤：
1、成立我国智慧经济智库，专家调研并提出智慧生态大农业系统策划方案。用智慧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带动智慧生态大农业的应用研究，应用研究带动技术开发，软技术开发带动硬技术开发；用智慧经济的科学范式主导智慧生态大农业的经济模式，智慧生态大农业的经济模式主导智慧生态大农业的高新科技园区，智慧生态大农业的高新科技园区辐射农村智慧生态大农业的区域经济。智慧生态大农业必须智慧先行、知识先行、理论先行、模式先行。
2、举办全国性“智慧经济——我国智慧生态大农业高峰论坛”，由相关部委司局组织部分参与“十三五”与“一带一路”发展规划编制的部委官员、智库代表、长期研究智慧经济理论的著名专家、学者、有经验的企业家，组成用智慧经济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权威性、专业性、务实性、高效性团队，成立“智慧经济—我国智慧生态大农业”规划思路讲师团全国巡讲，进行智慧经济—智慧生态大农业权威理论解读，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应用策划，从理论和实务两方面为我国各地政府和企业运作智慧生态大农业模式、提升我国产业结构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导、智力支持与舆论准备。
3、各地先由政府牵头建立智慧生态大农业高科技园区，作为有示范、培训性质的生产基地，使智慧生态大农业高科技园区在转化与推广农业科技成果、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方面起牵头作用，使高科技园区开发出来的科技成果能多层次、多方面地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通过举办专业技术培训班、印发农业技术资料、建立技术员包片联户制度等多种形式对农户推广先进的增产、增收技术，向农户提供优良品种，增强他们的生态意识，形成智慧生态大农业的学习型组织，建构智慧生态大农业的主体基础。
4、以各地成熟的智慧生态大农业项目的策划方案为基础，通过企业孵化带动智慧生态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公司制”、“公司+基地制”、“公司+基地+农户制”的企业化、公司化、集团化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和经营方式，引导、主导、提升农业产业化，使农业产业化项目及相关项目上规模、上档次；借助合同契约、保护价和按股分红等办法，龙头企业与农民之间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通过技术指导、信息咨询、合同保证、系列服务、电脑控制，使分散的农户商品化、专业化、系列化、现代化，形成集约化生产规模和立体化经营格局，建立分散化与集约化相统一、小型化与集团化相统一的农业企业化股份合作制模式，使种养加相配套、产供销一条龙、科教农相结合、贸工农一体化，对我国智慧生态大农业进行系统的企业化开发运作。
5、以县域经济为智慧生态大农业运作单元，建构、理顺龙头产业、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的关系。龙头产业带动支柱产业，支柱产业牵动基础产业。边际产业与辅助产业同步进行。
龙头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边际产业、辅助产业之间由一元到多元再到多样的项目系列排列组合完全取决于项目之间的科技含量和知识、资源之间的内在联系，特别是层次关系，通过自上而下、举一反三、纲举目张的运作最大限度实现边际效益与规模效益。
6、以我国成功的智慧生态大农业县域经济为基础，设立“中国智慧生态大农业基金”，为在全国推广智慧生态大农业提供资金支持。以智慧经济与智慧生态大农业模式的知识结构更新带动资本结构更新，用资本结构更新带动资产结构更新，用资产结构更新带动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以知识运营为主导、资本运营为核心实现知识、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的统一。
知识经济必然带来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因而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后来居上的大好机遇。我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大部分地区是农村；农业不仅是基础产业，而且是支柱产业、重点产业，必然得到政府的大力扶持。高科技给农产品带来高附加值，农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同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必然给投资智慧生态大农业带来高回报。在投资、消费两方面均低迷的今天，智慧生态大农业将成为继信息产业之后的新的投资热点，同时将开发出农村这一最广阔的市场，从而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在工业发展带来生态危机的今天，智慧生态大农业的发展将给人类重新带来生态平衡。智慧生态大农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一致性，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将成为人类二次创业的起点。
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自觉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途径
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我国新常态的新经济增长点应该是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以政府为主导自觉建构与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进程相吻合的我国新常态经济的稳增长结构。
首先要解决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引导农村生态城镇化的产权瓶颈。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方面进一步放宽的政策相配套，必须有与之相对称的、强有力的所有权方面的制度设计，才不至于使农村生态城镇化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变调，使农村城镇化演变成生态灾难。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产权瓶颈，是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的前提，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方式，生态化是知识化的提升与浓缩，是知识经济的典型形态。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之所以是新经济增长点，是因为它是知识经济时期再生链、产业链、创业链的基础，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绿色经济的基础。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使农业生态化、系统化、立体化、知识化、文化化、高端化，为城市生态化提供衔接点与平衡点，形成我国农村与城市在生态化基础上的双向互动良性循环的稳增长结构。所谓“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进程，要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来定位。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的核心是生态化、信息化和知识化，城市化的标志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程度而不是楼房的高度与密集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用生态产业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重塑改造，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因此农村城镇化与生态化是统一的。如果用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来定位知识经济时期的“农村城镇化”， 把城镇化定位于房地产业的新一轮增长，用城镇化来消灭生态化，虽然可以带来GDP的新一轮暴长，然而对于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只能是一场灾难。这种增长观既是时空错位，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解决“三农问题”与城乡差距问题，只能放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背景下，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包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只有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使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对称发展，才有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农村生态城镇化、城市生态化，以生态化为基础的农村与城市的对称发展，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如果说，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那么知识经济的纵向重新洗牌，则为农村的发展水平与城市的发展水平持平、释放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在农村城镇化的同时建构与城市生态化衔接的生态农业与生态农村，农村将与城市相辅相成逐步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基本建设、城市通过纾解非核心功能到郊区消肿城市并实现城市生态化的投资与各种政策扶持应起主导作用。
要把城镇化要不要搞的问题，转变为城镇化怎样搞的问题。要实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必须改变GDP增长观。毫无疑问，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将带来GDP突飞猛进的增长，但绝不能把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纳入GDP增长方式。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对称发展观。虽然对称发展观可以包容GDP，可以把GDP增长数字作为经济发展的参数之一，但GDP增长观与对称发展观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经济“发展观”。把GDP数字增长作为一切经济工作的目标，衡量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指标，是理论与实践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会在理论上搞乱人们的思想，实践上形成GDP泡沫、酿成GDP危机，最终造成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异化。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综合指标。绿色GDP：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空间的大小。
以人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生态产业结构以生态环保工程为基础。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生态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生态环保产业本身的创新性、辐射性、整体性、驱动提升力决定，生态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由于生态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与社会公益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一旦生态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产能，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提升与调整、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生态环保产业化还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合理定位，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生态环保工程是生态城镇化的基础。
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绿化、交通、水利、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延长农业生态产业链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柱产业。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农村或城市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部分功能向农村和城市远郊的转移将在原来的农村地区、城市郊区出现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但应该是农村生态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农村生态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农村与城市的生态化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发展模式只能以再生经济学为自己的经济学范式。
在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中是以生态化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体现了产业链之间不同的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随着农业新技术的广泛运用粮食单产的提高与农业产业链的延长，新的历史时期应该用“以林为纲全面发展”代替原来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原来的“农林牧副渔”的顺序也应该改成“林牧副渔农”。其中的“牧”应该是广义的，包括人工促成森林中各种野生动物种群的形成与发展。在农村生态城镇化中只有以生态产业基本建设为重点，才能激活农村创新活力实现创新驱动纲举目张，实现农村城镇化的综合效益。在农村生态城镇化中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新一轮增长，农村生态城镇化将走样变调，城市生态化也将失去支撑点。
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基础是生态化，核心与纽带是高速路。生态化是化解包括雾霾在内的快速工业化造成的重度空气污染的根本途径；在生态产业基本建设基础上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提升农业与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把农村生态化和城镇化统一起来，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对接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生态资源的根本途径，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途径。因此在农村生态城镇化基本建设基础上发展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科学定位合理布局的我国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我国具有高度幅射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新经济增长点将牵动形成我国新常态经济以人为中心可持续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陶冶情操的合理结构。
林毅夫与张维迎的共同点，是囿于共同的西方经济学范式否认人的主体性在产业升级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所以无法正确定位和解释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产业升级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一般均衡理论由于无法对自觉推动产业升级中的主体性做出说明，所以无法解释自觉推动产业升级，无法说明产业政策在自觉推动产业升级中的地位和作用，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不能作为产业升级与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指导。只有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才是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才是智慧产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才是国家基本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才是智慧生态大农业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才是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才是自觉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形成新经济增长点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
陈世清：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升级——评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与林张之争
[ 2016/11/24 22:06 | by admin ]
2016/11/24 22:06 | by admin ]
陈世清：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升级
——评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与林张之争
提要：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产业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市场经济的产业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核心目标是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避开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不是政府干预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政府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
关键词：产业政策 宏观调控 对称型调控 产业结构升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张维迎：人类会犯好多错误，人类能够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具有从错误中学习的能力。中国古话“吃一堑长一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在我看来，我们经常是只吃堑，不长智。计划经济在全球都失败了，这是人类用生命代价换来的一个教训，但计划经济的精神仍然保留了下来，人们对产业政策的推崇就是一个例子。实际上，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人民论坛网，2016-09-07 ）
产业政策不过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吗？在搞清楚产业政策和计划经济之间的关系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以下几个概念。
宏观经济。宏观经济即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包括一国国民经济总量、国民经济构成（主要分为GDP部门与非GDP部门）、产业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程度（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
中观经济。中观经济即中观层面的国民经济，主要包括区域经济、产业经济与跨区域的企业集团经济。
微观经济。微观经济即微观层面的国民经济，主要指企业经济与个体经济。
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指整个国民经济按照国家制定的指令性计划来运行的经济体制，所以计划经济也叫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就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又分为典型的和非典型的。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整个国民经济全部按照国家制定的指令性计划通过中央集权来运行、完全排斥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斯大林时期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简称“斯大林模式”。非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国民经济的主体部分按照国家制定的指令性计划来运行、但也存在按照国家制定的指导性计划来运行、同时还存在少量的个体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并存的还有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前苏联后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非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划等号，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有本质的区别，其中之一就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包含国家经济计划，比如我国的5年经济计划。制定、实现产业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重要内容。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表现形式的市场经济体制包含国家经济计划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
经济计划。经济计划是一个国家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企业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而制定的计划，包括宏观的国民经济计划、中观的地方各级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微观的企业和个人经营计划。任何经济主体在任何制度任何体制下开展任何经济活动都需要计划。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都有经济计划，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计划只有指导性计划。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主要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主要靠货币手段。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是宏观调控，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现经济计划是干预经济。
任何人、包括西方经济学家都不可否认经济领域存在着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西方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是证明。这说明企业经济和经济不能划等号，企业经济计划和经济计划不能划等号，经济计划和计划经济不能划等号。计划经济是一种经济体制，经济计划是一种经济活动，或国家、地方政府、企业经济活动中的一个环节。属于微观经济层面的企业经济活动需要计划，属于中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层面的地方政府经济与国家经济也需要计划；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需要计划，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主体也需要计划。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企业需要经济计划、国家和地方政府不需要经济计划的观点，实际上是否认了市场经济中宏观中观层面经济的存在，用微观经济吞并宏观经济；否认了市场经济中宏观中观层面经济主体的存在，用微观经济主体代替中观宏观经济主体。既然国家、各级政府和企业一样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下都需要经济计划，那么就不能把经济计划和计划经济划等号。把经济计划和计划经济划等号、把属于宏观经济计划范畴的产业政策和计划经济划等号是常识性的错误。
什么是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是国家制定的，引导国家产业发展方向、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协调国家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制定国民经济计划（包括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产业结构调整计划、产业扶持计划、财政投融资、货币手段、项目审批来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制定产业政策，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目标、内容、实现产业政策的手段和途径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内容是产业结构平衡与产业结构升级，核心目标是引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避开发展中国家的“中等收入陷阱”，主要通过国有企业完成指令性与指导性计划、国民产业结构调整计划、产业扶持计划、积极的财政政策、项目审批来实现，表现形式为常态化、前瞻性，性质是对称型调控。资本主义国家产业政策的内容是供求均衡，目标是供求不均衡产生经济危机时通过政府干预使之均衡，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表现形式为周期性、滞后性，性质是均衡型调控。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实现产业政策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资本主义国家制定、实现产业政策属于政府干预经济的范畴。以国有企业和财政投融为主导实现产业政策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政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主体；政府不在市场体系之外，而就在市场体系之中；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自觉进行宏观调控既不是干预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环节。上面是从经济的逻辑证明产业政策不是张维迎说的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下面是从经济的实践证明产业政策不是张维迎说的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所谓实践证明，就是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政策也是必要的。
国家基本建设典型说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国家基本建设是以整个国家为单位、国家和跨区域为项目单元、中央财政为投资主体的长期、超大型基本建设，包括主要河流变水患为水利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沙漠变绿洲治理；野生动物生态链系列保护工程；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大运河重新开发疏通综合利用工程；海水淡化工程；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风能太阳能电站建设；材料轻型化能源清洁化环境低碳化；以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主体的国家绿化生态化建设；城市生态化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性开发；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国家基本建设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硬件部分，可以说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可以带动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促进平衡发展。国家基本建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工程，可以极大提高我国民族主体性与国际竞争力、抗国际国内风险能力，也是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无缝对接、扩大开放的基础，是支撑、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是形成新经济增长点、使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国家基本建设要么没有直接经济效益，要么必须以国家为单元、中央财政投资通过特大型央企运作才能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基础性、整体性、全局性、综合性、生态性、开放性，是国家基本建设的基本特征。与时俱进不断自觉进行公民个人、民营企业、地方政府不愿进行也无法进行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和计划经济不能划等号。
产能过剩典型说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产能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产能过剩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如果饱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将超出当下社会需要的能力。所以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即使产品不过剩的情况下，产能也有可能过剩。产能过剩是相对的：1、产能过剩是特定产品的产能过剩。2、产能过剩是特定时期的产能过剩。3、产能过剩是供给和需求结构失衡造成的。目前产能过剩主要指某些生产生产资料的产能——煤炭、水泥、钢材等——过剩，而不是指生产消费资料的产能过剩，也不是指所有生产生产资料的产能过剩。根据产能不等于产品、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产能过剩是相对过剩不是绝对过剩的原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仅仅靠去库存。解决产能过剩仅仅靠去库存，是把产能和产品混为一谈。解决产能过剩的途径有二：一是去产能，二是增加社会对过剩产能产品的需求。对于已经形成产能的企业，除了落后产能，一般都是优质企业。不能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全部看成“僵尸企业”， 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当做“僵尸企业”以去产能为名全部去掉，将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根据产能过剩的相对性原理，只要社会增加对相关产品的需求，解决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就可以迎刃而解，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就可以正常生产，从而为社会创造财富。所以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既不是去库存也不是去产能，而是增加社会需求，也就是我们提倡的用增量化解存量。怎样用增量化解存量？首先靠的就是国家基本建设。国家基本建设从一般性层面、产能过剩从特殊性层面说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制定优先发展国家基本建设的产业政策。
国家基本建设之所以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基础，是因为国家基本建设是复杂系统工程，国家基本建设的各个项目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可截然分开。要使黄河变水患为水利，离不开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治理；要使沙漠变绿洲，离不开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与国家绿化生态工程；而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产业化对旧材料旧能源的挤兑，要靠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太阳能电站建设来化解。国家基本建设复杂系统中各个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将不断衍生新的项目，使国家基本建设复杂系统层次不断升级，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国家基本建设作为与时俱进的复杂系统工程，本身就是可以无限消化过剩产能的“黑洞”——仅仅用钢筋水泥筑坝来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就相当于再造一个钢铁长城。治理不断扩展的国家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可以消化过剩产能，而且其对社会投资与消费的乘数效应，可以按几何级数放大对过剩产能的消化能力。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对社会投资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牵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创业工程导致的产业链延伸、产业升级两方面；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和通过扶持创业工程解决就业问题两方面。国家基本建设为我国产业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国家基本建设作为复杂系统工程，只能由国家给政策、给资金、由国有大型企业来运作。由民营企业来运作不可能，不管张维迎、许小年手上掌握多少民营企业家都做不了。
作为复杂系统工程的国家基本建设要顺利开展，达到预期的推动产业升级化解产能过剩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首先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建构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
1、国家基本建设虽然是复杂系统工程，但不是小而全大而全工程，没必要每个项目都面面俱到。从西藏引水到黄河工程全线近1000公里，按海拔高度计算全线落差才不到100米，根本不可能在河道上建水电站，但不能由此认为该引水工程没有价值。
2、不能把生态混同于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混同于天然生态。自然的人化是自然界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自然界的不断人化是自然界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类尊重自然、和自然平等发展不是远离自然，让自然自生自灭，而是和自然建立良性互动再生循环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天然的不是生态的，生态的不是天然的，人化-人工-人造的自然才真正符合生态的要求。从西藏引水到新疆不但可以使新疆的沙漠变绿洲，而且可以使西藏的水库湖泊的水活起来，在提高西藏水质的同时提高西藏水域库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把生态和自然划等号、自然和天然划等号、破坏天然和破坏生态划等号的结果，是使大量真正的大生态工程无法上马或中途夭折，造成不必要的生态损失与经济损失。
3、要区分小生态与大生态。不可否认，任何国家基本建设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项目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原有天然的生态环境，但如果该国家基本建设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项目会直接间接建构更大的生态环境，那么对原有天然生态环境的某种程度的破坏就是值得的。从本质意义上，国家基本建设就是通过牺牲小生态来建构大生态的生态工程。
4、任何国家基本建设项目都应该把生态效益摆在第一位，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二位，把经济效益摆在第三位。生态效益是长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也是国家长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保证，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应该成为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5、建立绿色金融体制。绿色金融是发展经济学的范畴。从目的来看，绿色金融是指以生态产业项目、有利于生态产业的项目、能有效避免生态环境破坏的项目为目标的投融资活动。绿色金融不仅仅是对绿色产业进行资金扶持，而是把生态保护作为一切投融资活动的必要条件，从而从资金源头上杜绝了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从手段来看，绿色金融是指直接投融资为主导、能有效防范金融投机、避免金融危机的金融体制与金融监管体制。绿色金融也叫绿化金融或金融绿化，为经济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金融保障。以绿色金融为纽带，可以把国家基本建设和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起来，使之相互促进。绿色金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6、国家基本建设中，交通枢纽是基础，水资源与能源的开发与综合利用是核心，绿化是主导，大生态是整体框架，野生动物生态链的形成、完善与保护是大生态的综合指标。
国家基本建设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国家基本建设的顶层设计与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离不开产业政策，或者本身就是产业政策。不但国家基本建设的顶层设计与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离不开产业政策，而且国家基本建设和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与国家创业体系之间的产业链关系也离不开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既是复杂经济系统的内在环节，又是协调复杂经济系统各个环节的整合器。国家基本建设作为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制定首先发展国家基本建设、怎样发展国家基本建设的产业政策。
张维迎：“产业政策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产业政策为什么注定会失败？大概归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我要特别强调，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扭曲更为根本。让我先谈一下认知能力的限制。……拥护产业政策的人一般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技术进步和新产业是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但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新产业来自创新。纵观人类的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现在讲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产业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30年前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甚至20年前也没人预料到；同样，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同上）在这里，张维迎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否认了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否认了人类具备认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能力，否认了人类根据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预测经济发展趋势、提出经济计划包括产业政策的可能性。
产业政策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注定会失败吗？实践证明，人类认知能力可以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正确的产业政策不但不会失败，而且是自觉推动产业升级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
什么是规律？规律就是事物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什么是经济规律？经济规律就是经济现象后面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产业链之间的本质关系就是经济规律。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所反映的经济规律，无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永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生产资料生产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由于无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只能由政府实施，所以政府投资(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民间投资。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所反映的经济规律，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调整，只有国家基本建设作为新经济增长点才能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所反映的经济规律，国家基本建设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对国民经济的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国家基本建设，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国家基本建设为投资驱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创新驱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所反映的经济规律，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是在国家基本建设基础上使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扶持创业工程，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
国家基本建设投资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投资
经
济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
本 国家基本建设、生产资料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关 投资需求
系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
以上消费和生产之间、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之间的本质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说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类根据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的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认识经济规律、把握经济发展趋势、制定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张维迎否认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人类认识客观规律的可能性，由此否认政府制定经济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是有害的。
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必然失败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张维迎认为，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必须匹配，因此掌握国企实际控制权的管理层应该获得国企产权，国企改革的方向就是民营化。（《两大“国家智囊”为啥针锋相对21年？》，搜狐新闻，2016-09-23）经济规律是经济主客体相互关系的规律，经济主客体及其关系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前提和核心内容。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产业政策相对应的主体只能是本国政府。属于宏观经济领域的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属于财政投融资范畴，而财政投融资与民间投融资有不同的目标、原则和功能。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国家基本建设，财政投融资应该坚持取于民、用于民原则。“以民为本”，只能由本国政府来落实；公益性、无直接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只能由本国政府来投资，相关的经济计划包括产业政策只能由政府来制定和实施。财政投融资形成的运作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只能由民营企业投资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将因为无人投资而无法启动。这将使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被误导为急功近利的项目，使社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没有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被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挤兑的结果，是使社会发展不平衡而走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反面。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国家整体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相应的政府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财政投资的国有企业。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产业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非合作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政府同公众和民间企业之间合作博弈的对策过程，是国进民进、国有和民营相向而行的过程。认为所有基础设施建设都应该由民营企业来投资建设管理违背产业链之间本质关系、产业链各个环节和相应主体之间本质关系的客观规律，认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由国有企业经营都是与民争利的论断没有事实根据，认为由于国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不匹配造成激励机制的扭曲所以国家制定的任何产业政策都是失败是无稽之谈，用执行某产业政策的消极后果（如产能过剩）证明该产业政策本身失败、用某个产业政策的失败断定产业政策必然失败是诡辩。
国家基本建设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因而属于宏观经济范畴；扩大国家基本建设的政府宏观调控是对称型调控不是均衡型调控。在目前产能过剩的特定历史时期扩大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有均衡功能，但使中国经济结构对称可持续发展产能永远不会过剩是扩大国家基本建设这一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属于对称型调控的扩大国家基本建设的政府宏观调控是长期行为不是短期行为——投资国家基本建设不仅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权宜之计，而且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战略要求。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战略要求的对称型调控及其相应的产业政策是前瞻性的、常态化的。“全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属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均衡型调控，而不是对称型调控。
张维迎认为“技术进步和新产业可以事先预见的，因而是可以计划的是完全错误的假设，纵观人类的产业发展史就会发现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我们现在讲到某一个时期某一个产业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全部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总结”，不符合事实。人类历史上任何科学的发展都可以带来技术的提升与产业的升级、新产业的产生，人们完全可以根据科学—技术—产业之间的这种规律性的联系，根据科学发展的新成果预计新技术的发展方向，从新技术的发展方向看到原来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与某些新产业的诞生。人们完全可以从光电原理预见到电灯技术与电灯产业，从热能与动能的转化原理预见到蒸汽机技术与蒸汽机车和铁路产业，从信息科学预见到计算机技术与电脑产业、互联网技术与信息产业，从质能转化原理预见到核能技术与核能产业，从基因工程预见到遗传工程、生态农业、医药产业与健康产业……在经济发展史上因为新技术的产生预见新产业而抢占先机的例子比比皆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利用信息制高点根据新技术的产生预见新产业提供产业政策鼓励本国企业家抢占先机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也是帮助本国企业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与企业家精神根本没有冲突。什么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在创新—创造—创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体性精神，就是根据科学—技术—产业之间的规律性的联系预测技术与产业发展方向、创造与捕捉创业机会的精神。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不是自己创造技术，而是创造创业机会；而对创业机会的创造建立在预见基础上，政府产业政策和企业家创新精神没有冲突而是相辅相成。如果像张维迎讲的，创新和新产业都是不可预见的，那么不但政府产业政策没有必要，而且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张维迎）也无从谈起。
张维迎：“30年前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甚至20年前也没人预料到；同样，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预见20年、30年之后哪些产业、哪些技术是最为重要的。”张维迎在这里偷换了两个概念：能否预测与预测的量化标准。在张维迎看来，这两个概念是一个概念：能达到他的预测的量化标准的，才算能预测；而他的能预测的量化标准就是“20年、30年之后”，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不算能预测。显然张维迎为了证明新兴产业无法预测、产业政策没有必要而人为抬高了能预测的量化标准。在信息爆炸、知识爆炸、新科技日新月异、新产业层出不穷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时代，科技成果转化周期已经缩短为以年为计算单位，以“20年、30年之后”作为能预测的量化标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显然不合时宜。按照这个标准，全世界没有一个企业家有预测能力，我国将永远落后于世界新兴产业的前沿。为了使我国科技成果在转化周期内迅速形成产业转变为生产力，政府出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产业扶持政策与相关的配套措施是必要的。
张维迎：“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事实上产业政策只能阻碍创新，而不可能激励创新。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的企业家，我想也不可能是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家。为了创新，为了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什么产业政策的扶植。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有这个奢望。”（同上）在这里，张维迎把产业政策和产业特殊优惠政策混为一谈。无论是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和项目审批规定来实现的产业政策都和特殊优惠政策不能划等号。国有企业对某些自然垄断行业进行垄断经营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排除民间人为垄断，保护公平竞争与维护国计民生，不是对这些国有企业的特殊优惠。包括负面清单管理在内的项目审批政策对于避免黄赌毒、高污染、滥砍滥伐、猎杀野生动物、生产假冒伪劣有毒产品等产业在我国生存发展对于我国国家安全、人民身体健康、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是完全必要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让这些产业、行业自由和公平竞争；换句话说，任何国家都有不让这些产业、行业自由和公平竞争的产业政策。至于扶持创新—创造—创业的产业政策即使有某些对初创高科技中小型企业的税收、融资条件等方面的优惠，也就是“为了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市场本身已经立体化、整体化，政府客观上已经成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前期投入大、见效周期长、风险系数高，如果没有政府扶持民间创新—创造—创业，只能靠市场来换技术。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市场换技术的结果，就是市场丢掉了而技术却没有换回来。而要走自主创新这条路，离不开政府政策、资金、行政扶持。如果政府不给这些企业、这些行业特殊的政策，这些企业很可能胎死腹中，使我们国家永远无法变成一个真正的创新型国家。“产业政策只能阻碍创新而不可能激励创新”没有事实根据。
张维迎：“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企业、任何行业任何特殊的政策，真正的企业家不应该有这个奢望。”（同上）在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产业政策就像空气渗透在经济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就像拔着一个人的头发离开地球，根本不可能。2015年12月200个国家签订的应付全球气候温室效应的“巴黎协定”要不要落实为各国的产业政策？如果要，那么这200个国家是否都有产业政策？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两个候选人争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问题、贸易自由化问题、让产业外移还是留在本国问题、制造业就业机会问题，难道不都是产业政策？可以说，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把发达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政治和经济、政府和产业的关系揭露得淋漓尽致，打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一记响亮的耳光。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今时代任何国家都有经济政策、任何经济政策都直接间接包含产业政策是经济常识，也是经济学常识。就我国来讲，不是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就是内需导向型产业政策；不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政策，就是发展资本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产业政策；不是发展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产业政策，就是发展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产业政策。一种产业政策的错误与失败，意味着与之相反的产业政策的正确与成功。教育、医疗作为公益品是产业政策，教育、医疗作为赚钱产业也是一种产业政策。如果教育、医疗作为赚钱产业的产业政策失败了，则意味着改革开放以前的教育、医疗作为公益品的产业政策的成功。如果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不知张维迎是否希望两种教育、医疗产业政策都废除？如果两种产业政策都废除，那么教育、医疗行业算什么？实际上，张维迎并不是反对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而是反对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要求的产业政策，支持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要求的产业政策。对于教育、医疗作为赚钱产业的产业政策的失败，张维迎之所以绝口不提要废除教育、医疗作为赚钱产业的产业政策，就是因为像他自己说的，“我们应该记住哈耶克在几十年前提出的警告，他说：许多假装捍卫‘自由企业’的人，实际上是一群捍卫他们自己特权的卫道士和要求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的行动的鼓吹者，而非一切特权的反对者。他认为，除非反对国家控制运动的领导人以身作则，随时准备用他们要求大众接受的竞争市场节律来约束自己，否则我们就无望回到一个较为自由的制度当中。”（同上）请问：如果不是教育产业化政策给张维迎带来特权，就仅仅凭张维迎自己的水平能长期霸占北大讲台夸夸其谈吗？张维迎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及其带来的特权，是否先以身作则带头废除教育产业化政策给他带来的长期霸占北大讲台的特权与经济学话语特权，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竞争市场节律来约束自己”决定谁该拥有北大的讲台与经济学话语权？既然“任何特权都是对他人的歧视，会扭曲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应该争取的是每个人的平等的权利，而不是给自己的特权。但我很遗憾地发现，现在一些企业家向政府所争的是给自己的特权，而不是给所有企业家、所有个人平等的权利”（同上），张维迎就应该敢于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对他垄断北大讲台与经济学话语权的挑战。
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是全称必然性判断。全称判断：所有产业政策都是失败。必然性判断：产业政策必然失败。这两句话的内在逻辑：因为必然失败，所以全部失败。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全称判断成立的充足理由是完全归纳；必然性判断的充足理由是内在因果必然关系分析；全称必然性判断的充足理由是在内在因果必然关系分析基础上的完全归纳——由于产业政策和失败之间的内在因果必然关系分析，所以没有一个产业政策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一个产业政策是成功的，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这个命题就被证伪。遗憾的是，张维迎用以证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这个命题后面的理由，既不是完全归纳，也不是内在因果必然关系分析。在张维迎《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这篇文章中根本看不到产业政策为什么会失败的真正内在因果必然关系分析，所谓的“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和“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之间从科学认识论、经济主体论和利益机制论的角度根本没有内在因果必然联系，他对“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和“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之间的内在因果必然联系的分析是牵强附会的；而他的简单枚举——“回过头来看，产业政策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例来说，2009年推行的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政府对光伏产业的支持使得这个新兴产业很快陷入危机。但我们并没有认真地总结这些教训。时至今日，我们不少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甚至一些企业家，仍然在不断地呼吁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同上）恰恰否定了 “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和“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之间存在内在因果必然联系。“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举例来说”即简单枚举不能作为全称必然性判断的充足理由；“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说明张维迎“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这个命题已经被证伪。除非张维迎认为可证伪性是科学真理的本质属性，否则张维迎用论证“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方式已经自我证明了“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的命题是伪命题。在没有事实与逻辑依据、无法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贸然打出“为什么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有哗众取宠之嫌，无论是学术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负责任的。
林毅夫认为经济发展有产业政策才能成功，把产业政策看成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正确的。“许多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但是尚未见不用产业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业政策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既要有企业家的个人努力，也需要有政府帮助企业家解决企业家自身所难于克服的外部性和相应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问题。”（《张维迎和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必要性之争》，环渤海财经2016-09-14 ），但他把产业政策的合理性依据建立在 “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则是错误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时经常失败，除了执行能力的问题之外，究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于赶超的目的，而去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永无止境的保护补贴来生存。成功的产业政策必须是针对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所谓有潜在的比较优势产业指的是该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有优势，但是由于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交易费用太高，使得总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的产业。政府若能针对这些产业中的先行企业给予外部性补偿并帮助提供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则这样的产业政策能够使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同上）所谓创新，就是超越、扬弃“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技术比较优势、质量比较优势、文化比较优势、品牌比较优势、附加值比较优势，实现扬长避短异军突起后来居上的赶超目标。通过产业政策扶持创新实现赶超是发展中国家提升产业结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要的措施。如果产业政策所扶持的创新只能基于“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那么扶持创新的产业政策就没有太大意义。可以说仅局限于“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的“创新”和国民创新体系、扶持创新的产业政策之间是一个悖论。我国属于对称型调控的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可能性、必然性，通过产业政策要扶持的创新包括科学创新、技术创新、产业模式创新、市场模式创新、产业结构升级，“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只是考量的因素，不是依据。进入产业模式创新、市场模式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体系中的“要素禀赋”基础上的比较优势不是林毅夫视野中的新古典意义上的要素成本优势、价格竞争优势，而很可能升华为质量优势、效率优势、品牌优势、市场优势。
市场经济的立体性，使政府成为市场经济的必要主体，制定产业政策以对经济结构进行对称型调控是政府这一宏观经济主体的重要功能。作为国家对称型调控主要内容的国家基本建设有基础性与辐射性，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放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历史文化背景下全方位考察其可行性，不像其他项目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考察和运营。国家基本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核心机制是效益不是效率，是价值不是价格；国家基本建设的方法论，是规模分析不是边际分析。国家基本建设是主体与客体、要素与结构、程序与环节对称的系统工程。国家基本建设应该遵循从内到外、从无形到有形、从大到小、从下到上、从远期到近期的程序。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国家通过提供政策资源，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全面牵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国家创新工程与创业工程。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对称型调控实现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社会复杂系统工程，我国属于对称型调控的产业政策只能在这一复杂系统工程中确立自身定位，而林毅夫的“比较优势”论及其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无法对我国属于对称型调控的产业政策做出符合科学原理的、全面的、说服力的说明。
由于国家基本建设包含但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国家基本建设并不直接和可盈利项目联系，盈利、“回报”不是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的出发点，林毅夫“比较优势”论后面的理论基础西方古典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论与新古典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在这里也行不通。我国属于对称型调控的产业政策和凯恩斯在宏观经济领域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所谓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基本建设只有社会效益、间接经济效益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国家基本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宏观经济领域只能进行边际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是必要的，但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的目的不是政府盈利，而是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实现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周到、社会保障健全、产业结构合理、创业环境有利、生活品质提升、资源可再生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国家基本建设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受益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
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要运用宏观价值分析、效益分析方法，而不是微观效率分析方法。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对于宏观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政府产业政策导向是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实现。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产业政策作为国家的“实践观念”和宏观调控的环节是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经济成功的充分条件——有产业政策经济不一定能成功，没有产业政策经济肯定不能成功。要求产业政策自己能够成功，这本来就是方法论上的错误。产业政策自己不能够成功，或因为缺乏配套措施使产业政策不成功，就断言产业政策必然要失败，这样的经济学思维方式有问题。要想通过扩大国家基本建设化解产能过剩，产业政策是必要的；化解产能过剩、解决经济危机绝不能靠张维迎极力鼓吹的西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化手段。西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一般方法论，以边际效率分析为方法论的核心，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主张让价格自发调节市场，让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优化配置资源，主张市场无政府主义；重实证分析，以线性、非对称、非主体的思维方式为方法论特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一般均衡方法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方法。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主张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本、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模本，用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主导中国改革，以GDP增速为中国改革成功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把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误导为以金钱为中心的发展。然而，由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与复杂经济系统的不对称，所以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结论经常被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伪，使之在理论上陷于悖论，在实践上陷于悖境。靠张维迎极力鼓吹的西方古典新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化手段来解决产能过剩、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能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张维迎否认产业政策是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主张的必然表现。产业政策属于“顶层设计”范畴，而张维迎历来反对市场经济需要“顶层设计”，认为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顶层设计”不可能，市场经济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主体的博弈过程，就是根据供求定律价格信号和企业作为“经济人”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则自发调节实现均衡的过程。对策是对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正像现代市场经济是对小商品经济的超越、知识市场经济是对工业市场经济的超越。对策理性说明：市场经济有计划，市场化改革有计划，深化改革必须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搞好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也必须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多种利益群体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非理性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经济结构的平衡，避免经济危机，掌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顶层设计”是国家的“实践观念”，“实践观念”背后是理论观念，理论观念背后是经济学范式。要不要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怎样才算成功的理论参照系是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均衡经济学看来，产能过剩意味着经济过热，因此经济增长必须减速降温，7&是常态8%是非常态，投资必须放缓。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产能过剩与经济结构有关与经济增速无关，7&是常态8%是非常态没有科学根据；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增速没有上限，有利于平衡国民经济结构的基础设施投资不应减少而应增加。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把医疗教育学术机构等原来的社会非GDP部门改成GDP部门带来的GDP增长不是改革的红利而是社会的后退；在张维迎这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把医疗教育学术机构等原来的社会非GDP部门改成GDP部门是与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接轨，带来的GDP增长不但是改革的红利而且是社会的进步。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腐败、维稳造成的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在张维迎这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腐败、维稳造成的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可以促进GDP总量增长，因而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教育产业化政策造成的除了读教科书以外全民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以致造成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造成国民素质下降，与智慧经济形态所要求的国民素质不相容，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教育产业化政策是失败的产业政策。但在一般均衡论、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需求供给定律、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图书馆冷清说明社会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需求减少，国家可以减少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投资，国家减少对公共品投资不会造成GDP增长率下降，而且可以节约资源用于社会需求旺盛的GDP部门；网吧爆满说明社会对网吧需求旺盛，大力发展网吧可以增加就业增加税收增加GDP，因此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是需求供给定律自发调节市场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好事，教育产业化政策是成功的产业政策。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取得积累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因此从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来看，我国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但就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产业政策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产业政策失误的证明。
不可否认，我国迄今有不少产业政策确实是失败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商品化政策，那种把社会所有非GDP部门全部改成GDP部门，用牺牲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来提高GDP指数，用降低我国社会发展程度与人民幸福感水准来提高GDP、人均GDP增长率的社会产业化政策，确实是失败的，而失败的根本原因恰恰就是以张维迎为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极力主张的私有化、产业化、货币化、自由化改革方向。难道把整个中国各个领域都产业化的改革，本身不就是一种产业政策？当然，也有产业政策是成功的。我国改开以前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产业政策，改开以来大力发展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智慧经济、农村新型城镇化，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大力发展直接投融资去杠杆化，建立我国金融危机防范体系与粮食安全体系有效防范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侵袭，以及目前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我国经济走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常态包容性发展轨道，都是成功的产业政策。
既然产业政策有成功有失败，我们就不能从现象学的意义上证明产业政策是否必要，而应从本质论的意义上证明产业政策是否必然。某些产业政策因为错误而失败不等于产业政策本身的失败，某些产业政策的成功也不等于产业政策本身的成功。产业政策的必然性应该从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宏观调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寻找。确立了产业政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必然性，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使产业政策成功的问题。离开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问题谈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是舍本求末；而张维迎之所以否认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根本上是由于他否认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作用。这与其说是产业政策问题，还不如说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张维迎用某些产业政策的失败得出产业政策必然会失败的结论，是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偏见。只要抛开新自由主义的范式偏见，确立了政府宏观调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那么我们与其争论产业政策是否必要，还不如讨论怎样使产业政策规范化、科学化、合理化、有效化，通过听证、中试和反馈三阶段提高产业政策的成功概率，即使失败了也能够通过后续操作使之变成成功的环节——用对策论而不是博弈论作为产业政策的方法论依据。
张维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无论是以失败告终的改革还是那些成功实施的改革，都是多种势力或群体博弈的结果。社会中每个人都时刻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者是否愿意改革以及想要怎样的改革，并不确定。接下来，不同级别和部门的官员是否真心拥护改革以及怎样去执行改革，又是一个问题。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与改革所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和歪曲改革，以至于改革的结果往往会偏离最初的目标。”①虽然张维迎在同一本书中宣称“牛津求学给我的启示是：要把一个观点变成理论，必须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②，但他在这里显示出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却是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张维迎在这里是用市场经济利益的多元性否认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否认市场经济的确定性，用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否认市场经济的有序性，用市场经济信息的不对称性否认市场经济信息的对称性，用信息认识论否认信息控制论，从而像他否认计划经济一样，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产业政策，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多元主体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多方自发博弈的过程而排除政府对策的过程和对策的可能性，为其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实证经济学提供理论依据。
博弈是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依靠经验与猜测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因此冒险是其本质特征，“风险也大机会也越大”是经营活动的基本信念；其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结果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对称。博弈论是博弈的方法论与基础理论。博弈论建立在信息认识论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认识论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认识论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平衡论与信息控制论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对策是依靠知识与智慧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在信息对称或接近对称的基础上依靠知识和智慧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其本质特征是不打无把握之战，“多算胜，少算则不胜”，“知己知彼百战无不胜”，即使信息不对称也可以通过各种制度、机制、方案设计取得和信息对称一样的效果；因此属于对策范畴的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自觉的而非自发的，积极的而非消极的。对策论是对策的方法论与基础理论信息控制论。对策论建立在对称经济学的基础上，而作为对策论理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又是建立在对称平衡论、信息控制论的基础上。对称平衡论把社会经济发展看成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对称平衡论把对称看成动态的非线性过程，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具体反映。对称平衡论从哲学本体论和历史观层次确立了主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是产业政策的哲学基础与方法论依据。而张维迎之所以否认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就是因为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实证经济学以博弈论为理论依据。
对策论的思维方式是对称逻辑。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既然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平衡论的方法，所以只有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用这样的真理为指导制定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只会成功不会失败。
作为对称型调控的产业政策的“实践观念”背后的理论观念是对称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国民经济系统的建构与健康发展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不但是必要的环节，而且是主导的环节；如果确有必要扶持具体某些央企，那么扶持这些“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的央企”也是体现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对于宏观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所谓的政府产业政策导向就是规范经济发展。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通过宏观看微观，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太平洋铁路对经济增长有无作用、作用大小，不是仅从微观层面看某一条铁路的直接作用，也不仅仅看某一条铁路的替代品（如运河）的作用，而是从宏观层面看到发达的交通的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对经济的作用，看到新的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要运用宏观价值分析、效益分析方法，而不是微观效率分析方法。因此，奴隶制的非人道性质，决定了即使其可以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必须被淘汰，而不是通过论证奴隶制的高效率，来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投机在不会给社会增加任何财富的同时，使价格背离价值，使少数人短期内获取暴利同时使大多数人利益受损，造成两极分化，瓦解社会公平竞争机制，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所以抑制投机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的产业政策。那种把性爱价值抽象化、金钱化，认为婚姻是长期的卖淫、卖淫是短期的婚姻，因而卖淫应该非罪化、产业化的观点，混淆了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和不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的本质区别，否认了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婚姻关系在人的素质提高、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否认了性爱婚姻道德在维护社会正常发展中的作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如果说，只有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是道德的，那么，也只有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才是道德的。一个女大学生只要卖一次淫，就会一辈子想过不劳而获的享乐生活。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之所以把卖淫活动定位于犯罪予以打击的产业政策就是为了使每个人的性关系都能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从而充分保证和发挥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在人的素质提高、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的动力机制。认为性产业可以增加GDP因而应该合法化是无稽之谈。性产业固然可以暂时增加GDP，然而由于瓦解了社会动力机制，却在总体上减少了社会财富，延缓了社会发展速度，并最终也必然减少GDP。从经济学角度看，杜绝任何形式的投机和黄赌毒等地下经济合法化，典型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产业政策的必要性。
发展就是解决人类外部性问题。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证明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观念，调整产业政策，把原来的所谓“外部性”纳入市场经济内部来定位，把原来属于外部性的因素纳入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制定政府新的产业政策。这样的 “新兴产业”有：环境保护工程。要把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为产业政策，纳入国家财政投资范围。灾害防范工程。任何天灾都要通过人祸起作用；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起码未达标。腐败防治工程。据统计，社会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而腐败直接间接给社会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起码占社会交易成本的50%以上。国民素质工程不是国民文凭工程，而是包括国民知识、法制、诚信、民主、能力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予以开发、建设，以消除所谓“外部性”、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不同的产业政策引导了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分为资源增长型、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资本增长型、知识增长型。房地产产业就货币形态来看，由于其对GDP的贡献主要靠卖地，所以主要属资源增长型；就实物形态来看，主要是产品增长型与资产增长型。无论是资源增长型还是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脚步不相称，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因此发展房地产不应该成为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产业政策。
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赚钱多的是支柱产业，房地产是GDP大户，所以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能带动再生生产力发展的是支柱产业，基本建设有投资的乘数效应，投资有消费的乘数效应，是资源可再生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
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发展观。是否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政策取向的背后，是不同的发展观：是以GDP增长率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是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如果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那么首先“地”是支柱产业；而地是怎么来的？开发来的。开发有外延和内涵两方面，其中应该是外延开发带动内涵开发。而外延开发，靠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可以加速外延开发，而且可以使外延开发转变为内涵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谁来进行？政府，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反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的产业政策。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产业政策组成的系统工程。
国民经济系统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系统结构中，知识经济与创业经济是对称的两个基本层面。知识经济是创业经济的主导，创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前提、动力与落脚点。没有创业经济，知识经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知识经济只有同创业经济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对传统经济相容超越的经济形态。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就是建设对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导向才有可能实现。
属于“顶层设计”的产业政策的制定、设施的主体是中央政府。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基本建设、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投融资主体、制度、体制、目标、对象、手段、途径、过程是对称的，资金来源结构与项目结构是对称的，国家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创业工程建设是对称的，只有对称分析才是标准的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要有效实施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产业政策、有效组织国家基本建设与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离不开标准的经济结构的对称分析。实践证明，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不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不能作为国家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应该用中华民族固有的对称思维方式代替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用对称的结构经济学代替线性的“新结构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就是结构经济学——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对称的实践要求产生对称的理论，对称的理论指导对称的实践。对称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是对称的，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结构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的理论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又是一般的人类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范式成为人类主流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空间交替体现时间之矢的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国家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才是调整经济结构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使我国产业不断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
①②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7，P76，P220。
陈世清：用法律手段解决高校经济学话语权问题——从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看目前高校自主办学的荒谬
[ 2016/11/24 22:04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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