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谈怎样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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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6 21:00 | by admin ]
2016/12/26 21:00 | by admin ]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谈怎样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原载：中国网 中国改革论坛网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对此我国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认为，习近平是从本质论层次回答了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世界一流大学既不是以西方为标准，也不是以中国为标准，而是以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为标准，以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为标准。世界一流人才的标准就是出世界一流成果的能力，世界一流成果就是原创基础理论。量子时代出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成果必须运用中国人的对称思维方式，把学力摆在学历前面。不改变把学历摆在学力前面的教育产业化政策，试图靠“世界顶级名校”毕业博士、“世界顶级刊物”发表论文和国家大量资金来堆砌世界一流大学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以培养自己的学生成为世界一流人才为核心的系统工程，而不是高薪引进的老师在“世界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排名、论文引用率排名的推进工程。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与教育体制有关，与钱无关。
什么是世界一流人才？陈先生认为，世界一流人才就是有世界一流能力的人才。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把人才和非人才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是智力而非体力。智力包括创新能力、学习能力、记忆力、表达能力、组织能力、操作能力，等等。把人才和非人才、高级人才和一般人才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是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括思想创新能力、理论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组织创新能力、社会创新能力，其中最本质的，是理论创新能力。改变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源泉，是原创思想；但原创思想只有系统化为原创理论，才能现实发挥它改变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流人才标准，本质上就是培养的学生出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成果的能力。
陈先生认为，无论是知识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本质上都是理论的发展。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原创理论的产生来实现。没有原创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人类科学史就是原创理论的产生、发展史。科研成果也叫科学成果，狭义指经过科学研究取得的原创理论成果。科研成果的内容是原创理论，形式是论文或科研报告。科研成果是理论创新，所以不同于技术创新。由于技术创新也是自觉不自觉地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取得，同时技术创新也蕴含着上升为新的理论的可能，所以广义的科研成果也包括技术创新。
科研成果的主要形式是论文，但论文不等于都是科学成果。对于没有提出原创理论的实验报告、案例分析、商榷文章、探讨文章、政策建议、方案设计，也叫论文，但不能算科研成果。只有提出原创理论的论文才算科研成果。科研成果根据理论原创程度不同分为新的学科、新的理论范式、新的基础理论、新的理论四种，体现了理论原创程度的四个层次。科研成果大小与理论原创程度成正比。原创程度越高的，科研成果越显著。那些创立新学科、建构新范式的成果具有人类科学发展的里程碑意义。科研成果显著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第一特征。但科研成果显著是指的理论原创程度或原创成果的质量，而不是发表论文的数量或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由于真正的原创理论被社会接受有一个过程，第一流的成果是既有范式替代性又有历史必然性的成果，新范式的成果往往会受到原有范式共同体的集体抵制，所以科研成果显著也不是指论文高引用率和得到高级别的奖项。学术评价是对学术成果（主要形式为论文、专著、科研被告）的学术水平与实际价值的评判。根据科学学原理，学术评价的唯一的科学标准是理论的原创性与实践价值。真正的符合科学学规范的原创理论肯定有实践价值；从学术评价的角度而言，实践价值只是对原创理论的科学性或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的一种检验，所以严格意义上学术评价的唯一的科学标准是理论的原创性。一般情况下，理论的原创程度高低与学术水平高低、实践价值大小、学者的学术地位成正比。评判大学教授的水平不是获取博士学位的美国院校的排名，评判大学教授论文的水平不是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评判大学教授论文的价值不是论文的引用率高低，而是理论的原创性。大学教授与学生的原创理论不是由撰写论著的语种、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评价教授与学生的学术能力的标准不是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而是产生原创理论的能力。离开理论的原创性讲科研成果、离开理论的原创程度标准讲学术评价、离开原创基础理论讲“顶尖科研成果”、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假话、套话、空话、官话、废话、没有意义的话，如果有意义也只不过是多了向国家要钱的筹码。陈世清创立的原创基础理论对称经济学、对称哲学、对称逻辑学、对称管理学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本身就足以说明，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与教育体制有关，与钱无关。只要根本改变现在的教育体制，完全可以在不要国家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任何大学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名向国家要钱，都是想骗国家的钱，国家一分钱都不应该给。现有一切向钱看以致比改革开放以前更僵化的教育体制，不是改革的成果，而是改革的异化。
陈先生认为，基础理论指一门学科的基本概念、范畴、判断与推理。科学的基础理论，指科学的基本概念、范畴与原理。原创基础理论包括新的范式基础上的基础理论与原有范式基础上的基础理论。不管哪一种，基础理论是一门学科其他理论的母体，一门学科其他理论都是其基础理论的衍生与推演。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就是该原创基础理论是同一门学科其他基础理论的最新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体现了该门学科基础理论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或该原创基础理论所依托的新的范式是同一门学科原有范式的最新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体现了该门学科范式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或该原创基础理论所依托的新的范式是建立在新领域新学科基础上，是科学的最新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不管哪一种，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就是处于人类科学发展前沿的、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基础理论，其产生体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狭义上，所谓世界一流人才，就是其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科学发展的大圆圈、因而对人类科学的发展做出里程碑贡献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我们称之为大师级人才。广义上，所谓世界一流人才，就是产生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的人才。主要学科有一批大师级人才，能够批量培养出产生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人才的创新型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创新型大学是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摆在第一位、用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大学。创新型大学把学力摆在学历前面，人员匹配、课程设置、人才评价、资源配置、机制设计，都围绕着培养能出原创成果的人才这一中心目标展开。创新型大学的创新能力、出原创成果的能力高于现有的研究型大学。
陈先生认为，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创新型大学，首先要有一门主要学科由大师主持，使该学科处于国际前沿、取得世界其他大学高山仰止的地位，使该学科对整所大学产生光环效应、示范效应与平衡效应。要产生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培养出产生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的人才，除了拥有大师级人才以外，还要建立创新型的高校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高校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要对高校智力开发模式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高校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要用主体性的“六经注我”式教育代替客体性的“我注六经”式教育，用主动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动型、素质型、综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教育代替被动型、应试型、知识型、单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继承型、就业型教育。0乘以一百个0还是0；把最先进的知识复制一万遍，也不会增加任何新知识，学习型人才无论如何也不等于创新型人才；通过大学扩招使学习型人才成倍增加也并不必然带来创新型人才的同比增长。培养创新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可以说，不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教学模式与智力开发模式，所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只不过是大学骗取国家巨额经费的噱头。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与智力开发模式有关，与钱无关。试图靠每年国家不断拨大量经费引进一流设备高薪聘请世界一流大学的博士、教授以自己大学名称落款“世界顶级刊物”发表的论文数量排名来“堆积”世界一流大学，只是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包装“世界一流大学”，这种与世界一流人才培养脱节、与世界一流人才培养机制脱节的引进、包装出来的“世界一流大学”只是烧钱的钱窟，形成的是没有生命力的“世界一流大学”海市蜃楼，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陈先生认为，要建立创新型的高校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就要区别“学力”与“学历”两个概念。无论是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孙子的兵法，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黑格尔的辩证逻辑、陈世清的对称逻辑；无论是中国的四大发明，还是达尔文进化论、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都与学力有关，与学历无关。“学力”，就是学习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包括两种：创新型学习能力与应试型学习能力。而这两者往往是此消彼长的。应试型学习能力强的人，往往创新型学习能力差；创新型学习能力强的人，往往应试型学习能力差。这根本上是由于：创新型学习与应试型学习的智力机制有本质的不同。创新型学习需要创造性理解能力，而应试型学习则更需要机械记忆能力，而机械记忆能力长足发展往往会抑制创造性理解能力，反之亦然。当然，也有科学处理创新力与学习力的关系、用创新力带动学习力、使创新型学习与应试型学习同步发展的人。但再怎么同步发展，创新型学习能力与应试型学习能力的相互制约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学历是手段，学力是目的，学历服务学力而不是相反。学力和学历的区别有着认识论和心理学的依据，因此在社会任何时期都存在；认为只有社会没有学校时才有学力和学历的区别，社会出现学校时学历和学力就可以划等号的观点没有科学根据。创新型大学应该把学力放在首位，把提高学生的学力作为全部工作的核心。
陈先生指出，把学力摆在学历之上的根本，是拆掉高校作茧自缚的藩篱。恩格斯说：一旦社会上有了技术上的需要，将比十所大学更快推动科学的发展。我国自古就有“真正的高手在民间”的说法，科学艺术发展的真正源头是社会实践，高校和社会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高校的创新动力与创新灵感离不开社会的创新氛围与创新需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全社会的创新机制。创新驱动型经济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基础，国民创新体系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社会基础。创新型大学与创新型国家的人才、机制、成果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创新型大学实际上是创新型国家的“全息元”。我国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用科研体制主导教育体制，而不是用教育体制主导科研体制，那种在“顶级刊物”发表论文必须有博士学位或教授职称、把科研体制定位于教育体制附庸以促进教育产业发展的本末倒置的潜规则乃至显规则必须马上废止。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赋予体制外——民间科研机构以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让民间科研机构拥有自己的专家学者，其权威度与含金量在实践中形成、由市场来检验；使中国拥有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兰德公司。应该扶持民间科研机构的发展；在国家选题安排、课题经费分配、学术成果评价推广等方面，民间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应该享受同官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同等国民待遇。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除了彻底改变僵化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外，要打破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人才堡垒，让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人才平等竞争，让体制外的一流成果可以畅通无阻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那种体制外不如体制内、“民科不如官科”、“非科班不如科班”、只承认学历不承认学力、用身份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的学阀做派，那种认为只有在象牙塔里关门造车系统内自我循环近亲繁殖才能避免“民科”基因污染培养出纯种科学家的门户观念，那种通过抬高学历贬抑学术用学历评价代替学术评价以保证教育产业迅速发展高校利润迅猛增长的制度设计，那种自己技不如人却在高校自主办学的名义下设置种种似是而非的进入障碍抽刀断水螳臂挡车抱残守缺削足适履阻挡科学的发展以维护旧范式共同体成员狭隘的学术既得利益包括对学术话语权不当垄断的机制设计，将彻底关闭我国高校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大门。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价值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的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导向作用。
陈先生指出，把学力摆在学历之上，要改变目前学位和学历挂钩的博士培养模式。学位是标志一个人学力的头衔，即一个人通过学习取得学识及相应学习能力程度的标志，由国家授权的高等学校颁发。一般包括学士、硕士、博士三种。学位和学历的区别：学位是学力的标志，不和学校学习的经历或学历挂钩；而学历则必须是学校学习的经历。所以有学历不一定有学位，没有学历不一定没有学位。把学位和学历挂钩的要害，是把学历和学力划等号，认为有学历就肯定有学力，没有学历就肯定没有学力，从而颠倒了学历和学力之间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既培养出大量高分低能、高学历低能力的庸才，又扼杀了国民创新精神与国民创新能力。博士是标志一个人具备出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力的学位，是目前最高级别的学位。拥有博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同等学力，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由学习阶段进入学术阶段。具备出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力是博士学位的核心内涵，也是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的最本质特征。博士头衔含金量的内核是学力而非学历，真正的博士就应该是论文博士，没有所谓的“论文博士”和“课程博士”之分。课程是手段；论文是目的；学历是手段，学力是目的。离开博士应该具备的学力，博士学历没有任何价值。把学位和学历挂钩的博士培养模式实际上是以学历为学力的前提，认为离开了学历就不可能有博士学力。这无论是从认知心理学还是科学学来看都没有科学根据。从科学学来看，人类科学发展史是原创理论发展史，而原创理论是大脑产生的，不是电脑产生的，能否产生原创理论和学校仪器设备无关，和人脑是否积极运转有关。产生博士学位级别的“原创理论”不以高校的仪器设备为必要前提。爱因斯坦相对论纯粹是工作期间自己思想实验的结果。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诺贝尔理论物理学奖成果是两个人讨论出来的。维特根斯坦的博士论文是战壕里写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苹果树下发现的。从认知心理学来看，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一个愿意自学、也有能力自学的人，包括一些天才，其主动学习的效果不亚于在世界一流大学被动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都知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非常强调并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鼓励学生创新性思考，给学生的自学和独立思考以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因此，任何人，不管什么学历，只要提交足以达到本科、硕士论文同等水平的论文，不管有没有发表都可以同等学力报考硕士生、博士生；在同等考试成绩条件下，学历低、大学本次低的应该优先录取。目前在同等考试成绩条件下，学历高、大学本次高的优先录取的做法，符合教育产业化政策，不符合人类认识发展规律。人的认识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曲线过程，而不是直线发展的过程。那种一张考卷定终身、高考考上一本就可以终生衣食无忧躺在那里都可以飞黄腾达乘上硕士博士白领金领直通车，高考没有考上一本就永远没有出头日子的显规则与潜规则，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不利于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不利于大学生出原创成果。任何人，不管什么学历，只要论文达到博士学位水平，不管有没有公开发表都应该授予博士学位。一个学历越低的人，论文能同样达到博士学位水平，说明他的自学能力越强，头脑中现有和潜在的信息含量、知识含量、学术含金量越高，其身价也越高，越应该授予博士学位。同样获取博士学位的人，学历越低的，其手持的博士学位的含金量越高，越应该得到优先重用。不应该为了强制推行教育产业化政策而对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附加超越博士水平甚至不可能达到的苛刻条件，设置种种违背科学学原理和人类认知规律、科学发展规律的歧视性条款；也不应该对获取博士学位前的学历低、毕业院校本次低的在使用上予以歧视。应该在全社会树立自学光荣、自学成才光荣、只有自学成才才是真正的人才、自学成才的人才的知识含金量高于非自学成才的人才的观念、风气与相应的制度、体制设计，以提高大学生、全民族的学力。所谓国民创新体系，就是国民学力体系；只有国民学力体系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土壤；国民学历体系只能使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渐行渐远。
陈先生指出，把学力摆在学历之上的关键，是对大学生进行科学方法论的通识教育，对博士生进行科学方法论的严格训练。博士、博士后的培养不应该仅仅为了延长教育产业链，而应该成为提高博士生创新能力的系统的科学方法论的训练环节。方法论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理论，包括科学的方法论与不科学的方法论。方法是观点的功能，人们看待事物的观点决定对待处理事物的方法，人们的世界观决定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科学方法论狭义指关于科学研究、科学评价、科学发展的正确的一般方法，属于科学学的范畴；广义指由正确的世界观决定的人们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属于哲学方法论范畴。广义的科学方法论包括狭义的科学方法论。广义的科学方法论，即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哲学方法论，是狭义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包括：对称方法（含对称思维方式、对称平衡方法）、五维空间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方法、公理方法、分析综合方法、典型分析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抽象与具体相统一方法、跨学科移植方法、原创理论与经世致用的学术评价标准。这些方法作为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人们进行任何一门科学研究必须应用的方法。在量子时代，很难想象一个缺乏系统的科学方法论训练的研究人员能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应该在大学哲学、政治课之外，专门开设科学方法论课，作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必修课，其课程权重不应低于政治课。与此同时，把政治课也纳入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课的范畴，以提高学生学习政治课的兴趣，提高政治课的边际效益。形式逻辑本身虽然不是方法论，但也是正确思维的必要环节，鉴于许多当博导的“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章连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都做不到，所以形式逻辑也应该纳入大学科学方法论的课程。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研究出原创成果的有效思维工具，应该贯穿从大一到博士生的全部课程；并且应该成为博士生学习阶段的主要课程。如果到了博士生学习阶段还是以专业课程为主，那么比本科生多念几门专业课程的博士生和本科生没有本质区别，出原创成果的能力将非常有限。作为博士生学习阶段主要课程的科学方法论不仅仅是把握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而是经过科学方法论的系统训练掌握科学发展规律驾轻就熟出原创成果的能力。
陈先生根据创新型学习能力与应试型学习能力的相互关系，结合我国目前的高校教育体制，指出我国高校推行应试教育是我国每年培养的博士全世界最多，原创成果全世界最少的根本原因。我国高校要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不管是研究型大学还是一般大学都应该用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用学力主导学历，把学力摆在学历之上，而不是相反。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建筑，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设备，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占地面积，不是拥有世界最多的一流大学的博士，不是拥有世界最多的“世界顶级刊物”发表的论文，而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师，在一流大师指导下把学生培养成能出世界一流成果的一流人才。
陈先生指出，西方名牌大学毕业博士+“国际顶级刊物”发表论文 =破格提拔教授、博导，是目前中国高校人才体制的标准模式；西方名牌大学经济学毕业博士+ “国际顶级经济学刊物”或《经济研究》发表几篇充满数学模型的经济学论文=破格提拔经济学教授、博导，是目前中国高校经济学人才体制的标准模式。但不少“世界顶级名校”毕业经济学博士、能够在“国际顶级经济学刊物”发表论文、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排名很靠前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连经济学的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束手无策，既不能解释又不能解决，说明“世界顶级名校”毕业博士、“国际顶级刊物”发表文章不是学术水平真正标准，也不是学术评价的科学标准。目前北大清华等高校自主办学推动的学术评价标准、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和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的要害是西方中心论。北大清华的教授聘任、评职称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和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使国内第一流的成果无法在北大清华这个平台得到推广，同时却使大量有“世界顶级名校博士”头衔、能够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文章、能够讲一口流利英语却没有任何真正学术建树、既没有原创理论又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二三流三四流不入流的学者得以占据北大清华的制高点时而英语时而汉语、时而汉语夹英语、时而英语夹汉语夸夸其谈，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扩大影响力，使之在中国拥有极高的知名度与话语权，使社会话语权分配“劣币驱逐良币”，使社会处于严重的前沿知识信息不对称状态，这不但误导了学术评价标准，而且误导了社会发展方向；不但对真正优秀的学者不公平，而且对整个社会不公平，误导了人才的成长，阻碍了我国科学的发展与北大清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陈先生指出，现行的高校自主办学推动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致的应试教育文凭至上卖学分制度严重扼杀了人的创造力。高校自主办学以学校利润为中心作出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的制度设计，使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假专家假教授泛滥，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为逆选择逆淘汰披上合法的外衣。高校自主办学推动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高校自主办学推动的教育产业化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是毁灭性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背道而驰。
陈先生指出，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思维的最高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市场化等于产业化、产业化等于金钱化，教育、学术产业化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破坏了教育、学术平等竞争机制，为教育学术界权力寻租提供理论基础与社会心理基础。假学历假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将扭曲整个社会的人才评价机制与人才公平竞争机制，极大地损害人的主体性，严重地挫伤人的积极性，教育、学术也要向前看的学术产业化政策同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然要求把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以科学理论创造力作为衡量教授学术水平和学生科研能力的唯一依据、以科学论文的原创程度作为评价教授学术成果价值的唯一标准，以原创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作为大学教学水平的最高标准。
陈先生指出，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一篇学术论文，是在网络上发表还是在期刊上发表，在“顶级”期刊发表还是在“低级”期刊发表，其信息含量、知识含量与学术含金量没有任何区别。“刊物级别论”得以在北大清华冠冕堂皇地推行是高校自主办学衍生出来的学术行政化的产物、学术产业化的产物、学术话语权不当竞争的产物、学术评价与学术资源分配中的官僚主义与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物。“刊物级别论”为超学术的人身依附关系提供了基础、为学术论文发表中的寻租行为提供了空间、为学术评价中的腐败提供了温床。必须从科学认识论的层次对论文的学术评价标准正本清源。学术论文的水平高低由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决定、发表在“高级”刊物上的论文水平高于发表在“低级”刊物上的论文没有任何科学根据。一篇学术论文有没有原创性、原创程度如何、原创理论有没有科学价值、水平高低，是否世界一流的原创成果，与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无关。
陈先生指出，从科学学的意义上，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原创理论、原创理论能不能成立、原创程度高低、有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实际应用价值大小，才是衡量一篇论文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而不是以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或论文引用率作为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除了原创理论及应用价值，以任何其他的标准作为衡量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话语权的一种江湖手段；这种江湖手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潜移默化为学术界的潜规则，用这种潜规则替代科学发展与评价的显规则，必将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学术评价科学标准的混乱，从而误导科学的发展，使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着力点错位。所以必须正本清源，重塑论文学术评价的科学标准。
陈先生指出，产生大师级人才，培养能产生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的人才，必须有“科学范式”概念。每年发表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竟然“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者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者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基础理论、其原创基础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科学范式”概念说明，不能把学术水平的“同行评价”（主要形式为各种评奖、评职称、职务聘任、论文引用、学术评论）堕落为同一“范式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互相认定、互相吹捧，对“范式共同体”外部成员的学术成果进行异体排斥、集体抵制。真正的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是既有范式替代性、又有历史必然性的成果，因此创新-开放-多元-包容，是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兼容并包、不拘一格、优胜劣汰、后来居上，是一流大学的必备资质。
陈先生认为，对称逻辑既指对称的思维规律与思维方式，也指研究人的整体思维规律的学说。对称逻辑以对称规律为基本的思维规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对称的逻辑。对称逻辑是辩证逻辑的高级阶段，是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称逻辑整体运用人类的思维规律，综合运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成功化解了困扰人类几千年的悖论。对称逻辑学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对称逻辑学是逻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辩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称逻辑学使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得以统一而形成完整的逻辑学科学体系，对人类的思维规律作出统一完整的说明。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实现了方法论与本体论的统一，是量子时代出世界一流成果的必要的思维方式，也是量子时代中国科学后来居上的方法论依据与中华文化范式优势、中国人在世界科学界的话语权优势。
陈先生指出，中国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中国人根据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人类经济学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从本质到现象的发展过程的逻辑浓缩，人类经济学发展的逻辑过程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人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既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扬弃，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展开，是遵循人类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螺旋式上升、波澜式前进的过程，是环环相扣、大圆圈套着中圆圈、中圆圈套着小圆圈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通过空间交替展开时间之矢、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能够根据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创立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建构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就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拥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就为中国高校培养世界一流的经济学人才、从创建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举一反三、纲举目张、以点带面的切入点。
原载：中国网、东方网、中国经济网
原载：中国网 中国改革论坛网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指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办好我国高校，办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牢牢抓住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这个核心点，并以此来带动高校其他工作。对此我国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认为，习近平是从本质论层次回答了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世界一流大学既不是以西方为标准，也不是以中国为标准，而是以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为标准，以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为标准。世界一流人才的标准就是出世界一流成果的能力，世界一流成果就是原创基础理论。量子时代出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成果必须运用中国人的对称思维方式，把学力摆在学历前面。不改变把学历摆在学力前面的教育产业化政策，试图靠“世界顶级名校”毕业博士、“世界顶级刊物”发表论文和国家大量资金来堆砌世界一流大学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是以培养自己的学生成为世界一流人才为核心的系统工程，而不是高薪引进的老师在“世界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排名、论文引用率排名的推进工程。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与教育体制有关，与钱无关。
什么是世界一流人才？陈先生认为，世界一流人才就是有世界一流能力的人才。能力包括体力和智力；把人才和非人才区别开来的本质特征是智力而非体力。智力包括创新能力、学习能力、记忆力、表达能力、组织能力、操作能力，等等。把人才和非人才、高级人才和一般人才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是创新能力。创新能力包括思想创新能力、理论创新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组织创新能力、社会创新能力，其中最本质的，是理论创新能力。改变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源泉，是原创思想；但原创思想只有系统化为原创理论，才能现实发挥它改变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流人才标准，本质上就是培养的学生出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成果的能力。
陈先生认为，无论是知识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本质上都是理论的发展。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原创理论的产生来实现。没有原创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人类科学史就是原创理论的产生、发展史。科研成果也叫科学成果，狭义指经过科学研究取得的原创理论成果。科研成果的内容是原创理论，形式是论文或科研报告。科研成果是理论创新，所以不同于技术创新。由于技术创新也是自觉不自觉地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取得，同时技术创新也蕴含着上升为新的理论的可能，所以广义的科研成果也包括技术创新。
科研成果的主要形式是论文，但论文不等于都是科学成果。对于没有提出原创理论的实验报告、案例分析、商榷文章、探讨文章、政策建议、方案设计，也叫论文，但不能算科研成果。只有提出原创理论的论文才算科研成果。科研成果根据理论原创程度不同分为新的学科、新的理论范式、新的基础理论、新的理论四种，体现了理论原创程度的四个层次。科研成果大小与理论原创程度成正比。原创程度越高的，科研成果越显著。那些创立新学科、建构新范式的成果具有人类科学发展的里程碑意义。科研成果显著是世界一流大学的第一特征。但科研成果显著是指的理论原创程度或原创成果的质量，而不是发表论文的数量或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由于真正的原创理论被社会接受有一个过程，第一流的成果是既有范式替代性又有历史必然性的成果，新范式的成果往往会受到原有范式共同体的集体抵制，所以科研成果显著也不是指论文高引用率和得到高级别的奖项。学术评价是对学术成果（主要形式为论文、专著、科研被告）的学术水平与实际价值的评判。根据科学学原理，学术评价的唯一的科学标准是理论的原创性与实践价值。真正的符合科学学规范的原创理论肯定有实践价值；从学术评价的角度而言，实践价值只是对原创理论的科学性或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的一种检验，所以严格意义上学术评价的唯一的科学标准是理论的原创性。一般情况下，理论的原创程度高低与学术水平高低、实践价值大小、学者的学术地位成正比。评判大学教授的水平不是获取博士学位的美国院校的排名，评判大学教授论文的水平不是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评判大学教授论文的价值不是论文的引用率高低，而是理论的原创性。大学教授与学生的原创理论不是由撰写论著的语种、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评价教授与学生的学术能力的标准不是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而是产生原创理论的能力。离开理论的原创性讲科研成果、离开理论的原创程度标准讲学术评价、离开原创基础理论讲“顶尖科研成果”、讲建设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假话、套话、空话、官话、废话、没有意义的话，如果有意义也只不过是多了向国家要钱的筹码。陈世清创立的原创基础理论对称经济学、对称哲学、对称逻辑学、对称管理学没有花国家一分钱这本身就足以说明，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与教育体制有关，与钱无关。只要根本改变现在的教育体制，完全可以在不要国家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建成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任何大学以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为名向国家要钱，都是想骗国家的钱，国家一分钱都不应该给。现有一切向钱看以致比改革开放以前更僵化的教育体制，不是改革的成果，而是改革的异化。
陈先生认为，基础理论指一门学科的基本概念、范畴、判断与推理。科学的基础理论，指科学的基本概念、范畴与原理。原创基础理论包括新的范式基础上的基础理论与原有范式基础上的基础理论。不管哪一种，基础理论是一门学科其他理论的母体，一门学科其他理论都是其基础理论的衍生与推演。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就是该原创基础理论是同一门学科其他基础理论的最新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体现了该门学科基础理论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或该原创基础理论所依托的新的范式是同一门学科原有范式的最新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体现了该门学科范式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或该原创基础理论所依托的新的范式是建立在新领域新学科基础上，是科学的最新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不管哪一种，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就是处于人类科学发展前沿的、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基础理论，其产生体现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狭义上，所谓世界一流人才，就是其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科学发展的大圆圈、因而对人类科学的发展做出里程碑贡献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我们称之为大师级人才。广义上，所谓世界一流人才，就是产生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的人才。主要学科有一批大师级人才，能够批量培养出产生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人才的创新型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创新型大学是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摆在第一位、用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大学。创新型大学把学力摆在学历前面，人员匹配、课程设置、人才评价、资源配置、机制设计，都围绕着培养能出原创成果的人才这一中心目标展开。创新型大学的创新能力、出原创成果的能力高于现有的研究型大学。
陈先生认为，一所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创新型大学，首先要有一门主要学科由大师主持，使该学科处于国际前沿、取得世界其他大学高山仰止的地位，使该学科对整所大学产生光环效应、示范效应与平衡效应。要产生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培养出产生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的人才，除了拥有大师级人才以外，还要建立创新型的高校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高校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要对高校智力开发模式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高校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要用主体性的“六经注我”式教育代替客体性的“我注六经”式教育，用主动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动型、素质型、综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教育代替被动型、应试型、知识型、单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继承型、就业型教育。0乘以一百个0还是0；把最先进的知识复制一万遍，也不会增加任何新知识，学习型人才无论如何也不等于创新型人才；通过大学扩招使学习型人才成倍增加也并不必然带来创新型人才的同比增长。培养创新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可以说，不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教学模式与智力开发模式，所谓“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只不过是大学骗取国家巨额经费的噱头。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与智力开发模式有关，与钱无关。试图靠每年国家不断拨大量经费引进一流设备高薪聘请世界一流大学的博士、教授以自己大学名称落款“世界顶级刊物”发表的论文数量排名来“堆积”世界一流大学，只是引进“世界一流大学”、包装“世界一流大学”，这种与世界一流人才培养脱节、与世界一流人才培养机制脱节的引进、包装出来的“世界一流大学”只是烧钱的钱窟，形成的是没有生命力的“世界一流大学”海市蜃楼，不是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
陈先生认为，要建立创新型的高校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就要区别“学力”与“学历”两个概念。无论是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孙子的兵法，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黑格尔的辩证逻辑、陈世清的对称逻辑；无论是中国的四大发明，还是达尔文进化论、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都与学力有关，与学历无关。“学力”，就是学习的能力。学习的能力包括两种：创新型学习能力与应试型学习能力。而这两者往往是此消彼长的。应试型学习能力强的人，往往创新型学习能力差；创新型学习能力强的人，往往应试型学习能力差。这根本上是由于：创新型学习与应试型学习的智力机制有本质的不同。创新型学习需要创造性理解能力，而应试型学习则更需要机械记忆能力，而机械记忆能力长足发展往往会抑制创造性理解能力，反之亦然。当然，也有科学处理创新力与学习力的关系、用创新力带动学习力、使创新型学习与应试型学习同步发展的人。但再怎么同步发展，创新型学习能力与应试型学习能力的相互制约是不可避免的客观存在。学历是手段，学力是目的，学历服务学力而不是相反。学力和学历的区别有着认识论和心理学的依据，因此在社会任何时期都存在；认为只有社会没有学校时才有学力和学历的区别，社会出现学校时学历和学力就可以划等号的观点没有科学根据。创新型大学应该把学力放在首位，把提高学生的学力作为全部工作的核心。
陈先生指出，把学力摆在学历之上的根本，是拆掉高校作茧自缚的藩篱。恩格斯说：一旦社会上有了技术上的需要，将比十所大学更快推动科学的发展。我国自古就有“真正的高手在民间”的说法，科学艺术发展的真正源头是社会实践，高校和社会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高校的创新动力与创新灵感离不开社会的创新氛围与创新需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全社会的创新机制。创新驱动型经济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经济基础，国民创新体系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社会基础。创新型大学与创新型国家的人才、机制、成果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创新型大学实际上是创新型国家的“全息元”。我国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用科研体制主导教育体制，而不是用教育体制主导科研体制，那种在“顶级刊物”发表论文必须有博士学位或教授职称、把科研体制定位于教育体制附庸以促进教育产业发展的本末倒置的潜规则乃至显规则必须马上废止。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赋予体制外——民间科研机构以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让民间科研机构拥有自己的专家学者，其权威度与含金量在实践中形成、由市场来检验；使中国拥有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兰德公司。应该扶持民间科研机构的发展；在国家选题安排、课题经费分配、学术成果评价推广等方面，民间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应该享受同官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同等国民待遇。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除了彻底改变僵化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外，要打破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人才堡垒，让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人才平等竞争，让体制外的一流成果可以畅通无阻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那种体制外不如体制内、“民科不如官科”、“非科班不如科班”、只承认学历不承认学力、用身份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的学阀做派，那种认为只有在象牙塔里关门造车系统内自我循环近亲繁殖才能避免“民科”基因污染培养出纯种科学家的门户观念，那种通过抬高学历贬抑学术用学历评价代替学术评价以保证教育产业迅速发展高校利润迅猛增长的制度设计，那种自己技不如人却在高校自主办学的名义下设置种种似是而非的进入障碍抽刀断水螳臂挡车抱残守缺削足适履阻挡科学的发展以维护旧范式共同体成员狭隘的学术既得利益包括对学术话语权不当垄断的机制设计，将彻底关闭我国高校走向世界一流大学的大门。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价值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的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导向作用。
陈先生指出，把学力摆在学历之上，要改变目前学位和学历挂钩的博士培养模式。学位是标志一个人学力的头衔，即一个人通过学习取得学识及相应学习能力程度的标志，由国家授权的高等学校颁发。一般包括学士、硕士、博士三种。学位和学历的区别：学位是学力的标志，不和学校学习的经历或学历挂钩；而学历则必须是学校学习的经历。所以有学历不一定有学位，没有学历不一定没有学位。把学位和学历挂钩的要害，是把学历和学力划等号，认为有学历就肯定有学力，没有学历就肯定没有学力，从而颠倒了学历和学力之间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既培养出大量高分低能、高学历低能力的庸才，又扼杀了国民创新精神与国民创新能力。博士是标志一个人具备出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力的学位，是目前最高级别的学位。拥有博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同等学力，意味着一个人有能力由学习阶段进入学术阶段。具备出原创成果的能力或学力是博士学位的核心内涵，也是拥有博士学位的人的最本质特征。博士头衔含金量的内核是学力而非学历，真正的博士就应该是论文博士，没有所谓的“论文博士”和“课程博士”之分。课程是手段；论文是目的；学历是手段，学力是目的。离开博士应该具备的学力，博士学历没有任何价值。把学位和学历挂钩的博士培养模式实际上是以学历为学力的前提，认为离开了学历就不可能有博士学力。这无论是从认知心理学还是科学学来看都没有科学根据。从科学学来看，人类科学发展史是原创理论发展史，而原创理论是大脑产生的，不是电脑产生的，能否产生原创理论和学校仪器设备无关，和人脑是否积极运转有关。产生博士学位级别的“原创理论”不以高校的仪器设备为必要前提。爱因斯坦相对论纯粹是工作期间自己思想实验的结果。李政道和杨振宁的诺贝尔理论物理学奖成果是两个人讨论出来的。维特根斯坦的博士论文是战壕里写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是苹果树下发现的。从认知心理学来看，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一个愿意自学、也有能力自学的人，包括一些天才，其主动学习的效果不亚于在世界一流大学被动学习。世界一流大学——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都知道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非常强调并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鼓励学生创新性思考，给学生的自学和独立思考以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因此，任何人，不管什么学历，只要提交足以达到本科、硕士论文同等水平的论文，不管有没有发表都可以同等学力报考硕士生、博士生；在同等考试成绩条件下，学历低、大学本次低的应该优先录取。目前在同等考试成绩条件下，学历高、大学本次高的优先录取的做法，符合教育产业化政策，不符合人类认识发展规律。人的认识发展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曲线过程，而不是直线发展的过程。那种一张考卷定终身、高考考上一本就可以终生衣食无忧躺在那里都可以飞黄腾达乘上硕士博士白领金领直通车，高考没有考上一本就永远没有出头日子的显规则与潜规则，不符合人才成长规律，不利于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不利于大学生出原创成果。任何人，不管什么学历，只要论文达到博士学位水平，不管有没有公开发表都应该授予博士学位。一个学历越低的人，论文能同样达到博士学位水平，说明他的自学能力越强，头脑中现有和潜在的信息含量、知识含量、学术含金量越高，其身价也越高，越应该授予博士学位。同样获取博士学位的人，学历越低的，其手持的博士学位的含金量越高，越应该得到优先重用。不应该为了强制推行教育产业化政策而对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附加超越博士水平甚至不可能达到的苛刻条件，设置种种违背科学学原理和人类认知规律、科学发展规律的歧视性条款；也不应该对获取博士学位前的学历低、毕业院校本次低的在使用上予以歧视。应该在全社会树立自学光荣、自学成才光荣、只有自学成才才是真正的人才、自学成才的人才的知识含金量高于非自学成才的人才的观念、风气与相应的制度、体制设计，以提高大学生、全民族的学力。所谓国民创新体系，就是国民学力体系；只有国民学力体系才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土壤；国民学历体系只能使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渐行渐远。
陈先生指出，把学力摆在学历之上的关键，是对大学生进行科学方法论的通识教育，对博士生进行科学方法论的严格训练。博士、博士后的培养不应该仅仅为了延长教育产业链，而应该成为提高博士生创新能力的系统的科学方法论的训练环节。方法论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理论，包括科学的方法论与不科学的方法论。方法是观点的功能，人们看待事物的观点决定对待处理事物的方法，人们的世界观决定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科学方法论狭义指关于科学研究、科学评价、科学发展的正确的一般方法，属于科学学的范畴；广义指由正确的世界观决定的人们正确的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属于哲学方法论范畴。广义的科学方法论包括狭义的科学方法论。广义的科学方法论，即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哲学方法论，是狭义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学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包括：对称方法（含对称思维方式、对称平衡方法）、五维空间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方法、公理方法、分析综合方法、典型分析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抽象与具体相统一方法、跨学科移植方法、原创理论与经世致用的学术评价标准。这些方法作为人们正确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也是人们进行任何一门科学研究必须应用的方法。在量子时代，很难想象一个缺乏系统的科学方法论训练的研究人员能出高水平的原创成果。应该在大学哲学、政治课之外，专门开设科学方法论课，作为任何一门学科的必修课，其课程权重不应低于政治课。与此同时，把政治课也纳入方法论——世界观和方法论课的范畴，以提高学生学习政治课的兴趣，提高政治课的边际效益。形式逻辑本身虽然不是方法论，但也是正确思维的必要环节，鉴于许多当博导的“著名经济学家”的文章连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都做不到，所以形式逻辑也应该纳入大学科学方法论的课程。科学方法论是科学研究出原创成果的有效思维工具，应该贯穿从大一到博士生的全部课程；并且应该成为博士生学习阶段的主要课程。如果到了博士生学习阶段还是以专业课程为主，那么比本科生多念几门专业课程的博士生和本科生没有本质区别，出原创成果的能力将非常有限。作为博士生学习阶段主要课程的科学方法论不仅仅是把握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而是经过科学方法论的系统训练掌握科学发展规律驾轻就熟出原创成果的能力。
陈先生根据创新型学习能力与应试型学习能力的相互关系，结合我国目前的高校教育体制，指出我国高校推行应试教育是我国每年培养的博士全世界最多，原创成果全世界最少的根本原因。我国高校要培养世界一流人才，不管是研究型大学还是一般大学都应该用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用学力主导学历，把学力摆在学历之上，而不是相反。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建筑，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设备，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占地面积，不是拥有世界最多的一流大学的博士，不是拥有世界最多的“世界顶级刊物”发表的论文，而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师，在一流大师指导下把学生培养成能出世界一流成果的一流人才。
陈先生指出，西方名牌大学毕业博士+“国际顶级刊物”发表论文 =破格提拔教授、博导，是目前中国高校人才体制的标准模式；西方名牌大学经济学毕业博士+ “国际顶级经济学刊物”或《经济研究》发表几篇充满数学模型的经济学论文=破格提拔经济学教授、博导，是目前中国高校经济学人才体制的标准模式。但不少“世界顶级名校”毕业经济学博士、能够在“国际顶级经济学刊物”发表论文、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排名很靠前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连经济学的基本概念都搞不清楚，对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束手无策，既不能解释又不能解决，说明“世界顶级名校”毕业博士、“国际顶级刊物”发表文章不是学术水平真正标准，也不是学术评价的科学标准。目前北大清华等高校自主办学推动的学术评价标准、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和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的要害是西方中心论。北大清华的教授聘任、评职称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和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使国内第一流的成果无法在北大清华这个平台得到推广，同时却使大量有“世界顶级名校博士”头衔、能够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文章、能够讲一口流利英语却没有任何真正学术建树、既没有原创理论又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二三流三四流不入流的学者得以占据北大清华的制高点时而英语时而汉语、时而汉语夹英语、时而英语夹汉语夸夸其谈，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扩大影响力，使之在中国拥有极高的知名度与话语权，使社会话语权分配“劣币驱逐良币”，使社会处于严重的前沿知识信息不对称状态，这不但误导了学术评价标准，而且误导了社会发展方向；不但对真正优秀的学者不公平，而且对整个社会不公平，误导了人才的成长，阻碍了我国科学的发展与北大清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陈先生指出，现行的高校自主办学推动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致的应试教育文凭至上卖学分制度严重扼杀了人的创造力。高校自主办学以学校利润为中心作出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的制度设计，使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假专家假教授泛滥，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为逆选择逆淘汰披上合法的外衣。高校自主办学推动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高校自主办学推动的教育产业化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是毁灭性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背道而驰。
陈先生指出，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思维的最高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市场化等于产业化、产业化等于金钱化，教育、学术产业化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破坏了教育、学术平等竞争机制，为教育学术界权力寻租提供理论基础与社会心理基础。假学历假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将扭曲整个社会的人才评价机制与人才公平竞争机制，极大地损害人的主体性，严重地挫伤人的积极性，教育、学术也要向前看的学术产业化政策同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然要求把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以科学理论创造力作为衡量教授学术水平和学生科研能力的唯一依据、以科学论文的原创程度作为评价教授学术成果价值的唯一标准，以原创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作为大学教学水平的最高标准。
陈先生指出，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一篇学术论文，是在网络上发表还是在期刊上发表，在“顶级”期刊发表还是在“低级”期刊发表，其信息含量、知识含量与学术含金量没有任何区别。“刊物级别论”得以在北大清华冠冕堂皇地推行是高校自主办学衍生出来的学术行政化的产物、学术产业化的产物、学术话语权不当竞争的产物、学术评价与学术资源分配中的官僚主义与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物。“刊物级别论”为超学术的人身依附关系提供了基础、为学术论文发表中的寻租行为提供了空间、为学术评价中的腐败提供了温床。必须从科学认识论的层次对论文的学术评价标准正本清源。学术论文的水平高低由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决定、发表在“高级”刊物上的论文水平高于发表在“低级”刊物上的论文没有任何科学根据。一篇学术论文有没有原创性、原创程度如何、原创理论有没有科学价值、水平高低，是否世界一流的原创成果，与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无关。
陈先生指出，从科学学的意义上，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原创理论、原创理论能不能成立、原创程度高低、有没有实际应用价值、实际应用价值大小，才是衡量一篇论文学术水平的唯一标准，而不是以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或论文引用率作为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除了原创理论及应用价值，以任何其他的标准作为衡量论文学术水平的标准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话语权的一种江湖手段；这种江湖手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潜移默化为学术界的潜规则，用这种潜规则替代科学发展与评价的显规则，必将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学术评价科学标准的混乱，从而误导科学的发展，使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着力点错位。所以必须正本清源，重塑论文学术评价的科学标准。
陈先生指出，产生大师级人才，培养能产生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的人才，必须有“科学范式”概念。每年发表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竟然“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者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者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基础理论、其原创基础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科学范式”概念说明，不能把学术水平的“同行评价”（主要形式为各种评奖、评职称、职务聘任、论文引用、学术评论）堕落为同一“范式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互相认定、互相吹捧，对“范式共同体”外部成员的学术成果进行异体排斥、集体抵制。真正的世界一流的学术成果，是既有范式替代性、又有历史必然性的成果，因此创新-开放-多元-包容，是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兼容并包、不拘一格、优胜劣汰、后来居上，是一流大学的必备资质。
陈先生认为，对称逻辑既指对称的思维规律与思维方式，也指研究人的整体思维规律的学说。对称逻辑以对称规律为基本的思维规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对称的逻辑。对称逻辑是辩证逻辑的高级阶段，是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称逻辑整体运用人类的思维规律，综合运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成功化解了困扰人类几千年的悖论。对称逻辑学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对称逻辑学是逻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辩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称逻辑学使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得以统一而形成完整的逻辑学科学体系，对人类的思维规律作出统一完整的说明。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实现了方法论与本体论的统一，是量子时代出世界一流成果的必要的思维方式，也是量子时代中国科学后来居上的方法论依据与中华文化范式优势、中国人在世界科学界的话语权优势。
陈先生指出，中国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中国人根据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人类经济学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从本质到现象的发展过程的逻辑浓缩，人类经济学发展的逻辑过程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人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既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扬弃，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展开，是遵循人类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螺旋式上升、波澜式前进的过程，是环环相扣、大圆圈套着中圆圈、中圆圈套着小圆圈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通过空间交替展开时间之矢、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能够根据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创立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建构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就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拥有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就为中国高校培养世界一流的经济学人才、从创建世界一流经济学科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了举一反三、纲举目张、以点带面的切入点。
原载：中国网、东方网、中国经济网
陈世清：什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 2016/12/26 20:57 | by admin ]
2016/12/26 20:57 | by admin ]
陈世清：什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态，是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其引导、主导、推动作用的新兴产业形态，主要包括智慧产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生态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其特征，是在原来三大产业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基础上衍生出第四产业信息业、第五产业知识业，以及综合、横跨五大产业的智慧产业（如智慧大健康产业、智慧生态大农业、智慧生态城市经济、智慧生态区域经济）。智慧产业的出现、智慧经济的形成使人类进入二次创业即生态创业的历史时期。
二次创业，使人类经济由相对线性的发展进入对称发展。所谓对称发展，就是经济与人的幸福、社会与自然对称发展。只有主体主导的、主客体对称的发展才是包容性发展，只有包容性发展才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社会健康发展。对称发展观就是健康发展观。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高人类发展指数、高社会发展指数、高社会福利指数、高幸福指数的智慧大健康经济形态。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目标应该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侏儒。
智慧产业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所以从经济形态上是智慧经济，产业形态上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从增长方式上就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作为动态的、功能化的知识经济，就是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以知识运营为增长方式的经济形态；也只有知识经济上升到智慧经济阶段，人类经济增长方式才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
作为智慧经济龙头产业的智慧产业，是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
作为智慧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知识运营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创新就是通过创造产生新事物。知识运营中，知识创新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造自然创新是人工自然创新的前提，人工自然创新是人化自然创新的前提。
作为智慧经济技术手段的智能经济，是以智能机和信息网络为基础、平台和工具的智慧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突出了智慧经济中智能机和信息网络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知识经济形态和信息经济形态的历史衔接。
智慧产业+知识运营+智能经济=智慧经济。智慧经济首先通过智慧产业用智慧孵化项目，然后孵化企业，然后孵化名牌企业。知识运营，就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主要为互联网，包括智能机），通过智慧产业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成为生产力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从而带来社会效益和给运营者带来经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与高科技项目。知识运营是人类迄今最高层次的项目、最新形态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知识经济的核心。
智慧产业是用先进的理论规范经济活动。以往的经济活动都是从经济实践活动中形成经验，再从经验上升为理论；而智慧产业则一开始就是用最先进的理论指导经济活动。理论先行是智慧产业的第一特征。智慧产业的第二个特征是用科学规律规范经济活动。我们现在用得越来越频繁的诸如“规范经营”、“规范竞争”、“与国际惯例接轨”等字眼，其中的“规范”、“国际惯例”等都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或人类长期经济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济活动的科学规律。这些规律虽然都以规则、法律等观念形式存在，然而却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智慧产业就是帮助人们自觉地发现、制定、运用科学规律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活动的效益。
智慧产业是企业“软件”的运营。企业“软件”有两层含义：①企业客观的关系，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素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产品之间的关系；②企业主观的关系，即反映和处理企业客观关系的理论（含理念）、制度、管理。智慧产业，就是通过建立科学、先进的企业的主观关系，来建立科学、先进的企业的客观关系，以取得企业最大限度的效益。
智慧产业是经济活动中智力运作方式的综合和升华。企业智力运作方式有三种：点子→策划→创造。这是知识运营从低级到高级、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实际上，点子、策划也都包含了创造，只是自发、肤浅、低层次的创造。创造就是通过质变，达到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量变达到质变，必须通过序（结构）变。知识运营就是通过对生产各要素的优化组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序变）产生巨大的生产力。
智慧产业是自上而下的运营。人类以往的经济活动发展是从产品运营，上升到资产运营，尔后上升到资本运营，最后上升到知识运营；而智慧产业则是以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前者呈自下而上发展，后者呈自上而下提升。我们把前者称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次创业，后者称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二次创业。
智慧产业是经济的无投资增长。传统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这是片面的。资本积累只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而内涵扩大再生产，靠的不是资本积累而是知识积累——知识运营。如果说，原子核裂变释放的能量大于增加几吨炸药释放的能量，那么，靠知识运营带来的企业的序变（理论创新、企业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产业创新）而产生的能量，也必然大于简单的投资增长而产生的能量。实际上，通过投资的量的增加也必须通过序变（结构的变化）才能达到经济总量的增长。知识运营是把这种序变自发上升为自觉，从而产生相对于投资增长的“无投资增长”效益。
智慧产业是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互相转化的中介。智慧产业促使现代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在把精神生产力转变为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促使物质生产力转变为精神生产力，促使知识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推动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
智慧产业是人类二次创业的龙头。人类第一次创业是生存创业，第二次创业是生态创业。
第一次创业——生存创业：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六次产业革命：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工业、信息业、知识业。六次产业革命的过程说明了一个铁的历史规律：人类必然自发地从认识和利用物质资源开始，然后及于能量，再及于信息，最后从信息中提升和利用知识。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并由此产生相应的实践过程。这种以实物和能源为生产的主要要素，决定了人类生活水平只是求生存；而这种求生存的生活方式，必然以实物和能源的大量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和利用为前提。这就造成了原始社会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同人的统一、奴隶和封建社会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同人的分裂、资本主义社会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分裂。第二次创业——生态创业：只有信息社会，信息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人们才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如果说，第一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当前的生存问题，必然要对自然资源作掠夺式的“经营”，这时自然科学就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第二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然要和自然和平共处，要求对自然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等知识的其他方面也就同时成了第一生产力。在这里，生态创业、可持续发展，是二次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
二次创业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智慧经济的核心。知识运营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创意产业成为知识产业的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作为项目的知识运营，是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的能动的先导部分。
在微观企业层次上，知识运营就是通过智慧产业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在宏观产业层面上，知识运营就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因此，上述知识运营的微观方式是宏观方式的内涵，宏观方式是微观方式的外延展开。
知识经济并非通常所理解的，仅仅指知识的商品化、产业化。正好像工业化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和取消农业一样，知识产业化也不能代替和取消传统产业。知识经济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知识的产业化，更重要的，在于知识产业的主导化和龙头化——用智慧和智慧产业来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二次创业的实质，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使传统产业中的知识、或知识在传统产业中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由从属转为主导。
只有智慧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智慧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智慧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这是人类创业史的否定之否定：人类“产业”未分状态→各个产业的分离→各个产业的重新统一。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智慧经济就是世界大同——人类重新走向统一，只不过是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统一。
智能产业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智能产业是信息经济发展到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知识经济开始形成、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历史和技术条件。现代通信、电子计算机、信息资源三者各自网络化及其相互渗透、联结、联合、共享而形成信息的全方位服务网络，是名符其实的“互联网”。只有“三网合一”，才使计算机成了名符其实的“电脑”—智能机；互联网，是真正的“电脑网络”—智能系统。
智能产业是互联网硬件设施不断完善、软件系统的比重不断提高、软件系统中应用软件系统的比重不断提高的产物。智能产业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在国民经济的质上：①信息产业由先导产业转变为主导产业。②全面改进生产各要素，改变生产各要素中知识的比重和地位，使知识成为独立的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并使知识“软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作出更大的贡献。③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方式由扩散转变为集约、外延转变为内涵、劳动资本密集转变为知识密集、小规模转变为大规模、小范围转变为大范围，资本运营为主导上升为知识运营为主导。(2)在国民经济的量上：知识交流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倍乘因子。关系式：社会净产值=各物质生产部门（人才＋资金）X知识流量。(3)在国民经济的序上：①孵化出种种新行业、新产品，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劳动结构和消费结构，使之更具有柔性、敏捷性、适应性、低耗高效性；②经济全球化和多样化；③市场经济的变化：个性化、直接化、买方化、服务化。
智慧经济仍然属于知识经济的范畴，这是由于任何智慧都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都是对人类认识客观规律的成果——知识运用的结果。知识是实体，智慧是知识这一实体的功能或属性。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如果说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那么智慧经济就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如果说，智慧经济是对原有知识经济的升华，那么智能经济就是对原有互联网经济的深化。智能机作为已有互联网——互联网的智能化，功能的深化、延伸与普及，使线上线下联系更加紧密，人机互动更加频繁，资源配置更加快速便捷优化，但智能经济仍然属于信息经济的范畴——渗透在各种智能机与互联网+后面的，是人的知识与智慧。因此不能把智能经济和智慧经济划等号，智慧经济不等于智能经济。正好像知识经济与信息经济有本质区别，智慧经济与智能经济也有本质区别——智能经济与智慧经济的关系本质上仍然是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关系。只要我们搞清楚了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关系，也就清楚了智能经济和智慧经济的关系。智慧经济是智能经济的灵魂，智能经济是智慧经济的外壳。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挖掘、采集、分析、整理、存储、共享、反馈、应用不等于智慧本身；以互联网和智能机为平台的智慧经济，不能归结为智能经济。如果把智能经济等同于智慧经济，把智能经济万能化，将会造成虚拟经济挤兑实体经济，阻碍了智慧经济的发展，也限制了智能经济的功能发挥。
互联网+经济就是应用现代信息工具和手段（包括各种智能机），使信息商品化、产业化，使信息产业成为经济活动的先导方面和主导方面。知识经济就是知识对生产发展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形态。但知识经济不等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范围和层次上，信息经济包括信息技术、设施和信息本身，而知识经济则专指作为信息的高级组成部分的知识；在时间上，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发展到了高级阶段的产物。信息经济的发展，经过了信息商品化→信息产业化→信息产业为先导产业→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几个阶段。只有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时，知识经济才开始形成。所以信息经济概念的提出，比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早20年左右。知识经济的发展，也将经过知识商品化→知识产业化→知识产业为先导产业→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创意产业为主导产业几个阶段。总体上讲，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关系，既是整体和部分、本质和现象、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又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演变成并列的关系。信息产业是第四产业，知识产业则将逐步从信息产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第五产业，正像信息产业已经从第三产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第四产业一样。智慧经济，就是创意产业成为知识产业中的主导产业的经济形态。
互联网虽然是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产业向知识产业发展的历史和技术条件，但互联网和工业经济、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的发展之间不是一一对应、同步进行的。正好像“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也可以演奏第一提琴”，工业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并不排除互联网的建设有后发优势；信息产业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知识产业方面并非不能后来居上。我国工业基础虽然相对薄弱，但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硬件）建设方面已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接近乃至某些方面超过发达国家；相对工业基础而言，在互联网建设方面已拉近了同最先进国家的距离。这说明，如果我们能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综合思维能力强的先天优势，在智慧经济与知识产业层次的应用软件开发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不是不可能。因此，以创意产业为龙头产业，首先争取在智慧经济与应用软件开发方面走在世界前头，然后用应用软件的开发带动操作系统软件的开发，用软件的开发带动硬件的建设，用创意产业带动其他知识产业，用知识产业带动信息产业，用知识经济带动智能经济、信息经济并进一步带动工业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途径。
互联网产业化、产业互联网化，也不等于智慧产业化、产业智慧化。以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为核心和灵魂的智慧经济形态、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才是智慧产业化、产业智慧化。智慧经济不仅仅是智能设施经济，不仅仅是靠智能系统设施来装备的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经济，不仅仅是信息系统经济，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不仅仅是物联网经济，也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以智慧—知识为主导、通过创意园区、智能工具、互联网+实现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资产与资产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形成完整的生态性再生性系统性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通过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来实现企业的无投资增长与低成本扩张，实现企业规模经营、技术更新换代、产品质量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才是智慧经济的核心内涵。互联网、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是连接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纽带，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承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桥梁。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全面辐射性与全局牵动性，是智慧经济的新经济增长点。智慧经济就是利用智能工具的人机互动、信息共享功能，放大人的智力与信息接收加工整理共享反馈应用能力，快速便捷地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企业的集团化规模化增长，产业和区域经济、国民经济的系统化可持续发展。
智慧大健康产业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智慧大健康产业，是以智慧经济来定义、定位健康产业，把人的健康作为社会全息系统工程来开发建设运营的新型业态，是智慧经济、幸福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健康，狭义指人的身体健康，广义包括人的身心健康。人的身体健康与心灵健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的身心健康由多种因素决定，除了身体因素，还有社会、精神因素。人的健康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全息元”；以人的健康为核心的智慧大健康产业，是综合、横跨五大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知识产业）的社会系统工程。智慧大健康产业，就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使经济发展与人的幸福有机统一、社会健康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态。智慧大健康产业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新的经济增长点。
由于人的健康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全息元”，所以只有包容性发展，才能使老百姓真正获得健康。包容性发展是发展经济学概念。包容性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包括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发展。任何真正的发展都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包容性发展”概念突出发展的包容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而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打着“发展”旗号的“增长”，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包容性发展的指数就是社会大健康发展的指数，就是以人的身心健康为核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指数。通过智慧经济的理论与模式实现包容性发展指数的全面提高，是智慧大健康产业的理念、宗旨与运作模式。智慧大健康产业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模式，是包容性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运作模式。
智慧大健康经济形态，从宏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从微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人权为核心，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从横向社会部门结构来看，智慧大健康经济形态就是非GDP部门的权重高于GDP部门的社会系统。
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部门。GDP部门是国民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
非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军队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防部门五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带来的GDP高速增长看成改革的红利，甚至因此得出改革本身就是最大红利的结论，那么这样的改革带来的增长与发展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反向而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对改革拨乱反正，在确立价值机制是市场核心机制的前提下，把增长纳入发展的轨道，用发展包容增长，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停止把社会所有公共、公益服务部门都进行产业化、企业化改革的做法，恢复教育、医疗的公益服务功能与住房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把司法部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智慧大健康产业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首先要改变迄今为止指导改革的经济学范式，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再生经济学是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理论依据。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再生型福利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配置型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要素、结构与功能，是再生型福利经济学原理的展开。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首先要挤掉经济泡沫。泡沫经济是什么？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鬼城、空置房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泡沫经济的两大类型（虚拟泡沫与实体泡沫）、实体泡沫的两大因素之间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口袋经济、泡沫GDP经济，因为它们在表面欣欣向荣的背后，都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更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泡沫，不是价格泡沫而是价值泡沫；不是价格远离价值，而是经济增长远离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
以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获得感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准，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对称经济发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来挤掉泡沫，而是从源头上挤掉泡沫。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其次要改变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泡沫GDP经济学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国际资本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联手盘剥中国人民的遮羞布。此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货币化、对外开放等同于外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财富外流、国空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政府通过出口补贴超发货币美元美国债贬值流向外国的理论依据。
在智慧大健康产业视野中，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解放生产力是GDP的基础、是财富增加的基础、是人的幸福感的基础；解放生产力，不仅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体现人的发展。改革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还是追求GDP增长，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发展观，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渗透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前者追求的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增加、人民幸福感的真正提高、社会的真正进步，体现了再生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主体性哲学原理；后者则只是追求一种货币增加的数字，体现了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唯客体主义哲学原理，因而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标准，GDP除了现在通行的货币GDP外，还应有财富GDP、社会GDP和绿色GDP。货币总量增长是手段，财富总量增加是目的。货币总量增长只有体现为财富总量增加，才有实际意义。
总体上，第一产业生产农产品，第二产业生产工业品，第三产业服务业生产服务产品，第四产业信息业生产信息产品，第五产业知识业生产知识产品，它们都直接间接地为增加社会财富作出贡献，因而都是再生型产业。所谓配置型企业、配置型“产业”只能是在这些产业中的狭缝地带存在，或是社会某个非企业非产业的转化形态，在社会大产业分类中没有它们独立的地位，只能寄生在五大产业的机体上，所以我把它们称为“寄生产业”。
以价值为核心、以对称为框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体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体性原则，也为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但这在价格经济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计量与经济统计原理。从国民核算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关系，可以看出价格经济学的荒谬。以价格经济学范式编制的国民核算体系不仅会把许多无价值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总量统计，而且有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计算，从而形成泡沫GDP;泡沫GDP造成的泡沫增长，是“经济增长”不能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同步提高的原因之一。财富GDP与货币GDP、社会GDP与货币GDP内涵、外延都不一样。医疗和教育，只能属于社会GDP而不能属于货币GDP。如果把医疗和教育等不该产业化的也拿去产业化（狭义的），那么由此造成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发展。
社会发展指数（社会GDP）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社会生态的综合指标。社会发展指数制约人类发展指数，也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发展指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符合理想的社会发展指数的社会。智慧大健康产业需要提高社会GDP。社会GDP：用国民和政府整体素质提高、幸福感增强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虽然相对货币GDP，我们更需要财富GDP；但我们除了生活水平提高，还需要幸福感增强。所以，我们不但需要提高财富GDP，我们还需要提高社会GDP。社会GDP是社会系统中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人的素质、人的行为方式导向、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福利总水平等诸项要素的整体综合功能。其中落脚点是社会福利总水平，即社会总的幸福指数。
提高社会GDP是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由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义务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几个方面组成。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才有可能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通过救死扶伤为国民身体素质提供有效保障。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才能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社会GDP工程的落脚点：提高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社会福利总水平。
绿色GDP：用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先于素质；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绿色GDP指标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形成的催化剂。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而绿色GDP，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称程度，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的对称程度。改革，本质上就是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对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也就和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了，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素质才能得到综合提高，人与社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程度决定人与社会的发展速度。
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的大小。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结构由环保素质工程组成。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说明：①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②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③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环保产业本身的辐射性、整体性决定，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④由于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⑤一旦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剩余”，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对称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⑥环节产业化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并因此而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产业”的合理定位，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人类发展指数指国民素质提高程度、国民主体性提高程度，即国民总体上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决定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基础。国民素质工程是人类发展指数工程的出发点、核心和落脚点，由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和国民文化素质工程三方面组成。其中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由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三大块组成，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是从本到末的动态关系。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动态结构，是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
如果说国民身体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基础，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主导，那么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则是国民素质工程的核心。国民社会素质工程由经济参与素质、社会交往素质、法律道德素质与政治参与素质与组成，它们分别表现为经济参与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法律道德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其中，经济参与能力是基础，社会交往能力与法律道德能力、特别是社会交往能力中的社会行为方式是核心，政治参与能力是主导。政治参与能力，我们称之为民主素质，包括民主选举能力与参政议政能力，以经济参与能力特别是创业能力为前提。只有在创业过程中训练和提高人的主体性，才能提高人的民主素质，为民主政治打下国民的素质基础，摆脱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行依靠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依靠民主政治的推行”的“二律背反”。而法制建设、个人修养、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与创业工程，既为国民创业素质与民主素质的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也为民主政治的推行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与经济基础。
社会整体素质，从主体角度来看，除了国民素质，还有政府素质。国民素质是基础，政府素质是主导。国民素质工程和政府素质工程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主体因素。国民素质工程是政府素质工程的前提；政府素质对国民素质、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会对国民素质和整体行为方式起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本身属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民素质工程与政府素质工程二者相辅相成。
如果说国民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国民主体性，那么政府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政府的主体性。如果说国民素质提高主要靠创业，那么政府素质工程主要靠改革。政府素质就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政府制定的政策、工作人员执行政策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政府的主体性。政府素质工程就是提高政府主体性的工程，就是通过改革使各级政府成为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先进生产力的领导者、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者的系统工程。
社会福利指数即社会总的福利水平。什么是福利，什么是福利国家，什么是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有不同的解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配置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再生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配置经济学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再生经济学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价格经济学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指数就是社会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综合指标。
再生型与福利型是一个整体；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以再生型经济模式为基础、福利型国家为目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社会结构组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应该通过再生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如果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GDP高速增长，将在使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幸福感降低。而且由于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的GDP高速增长只是GDP增长参照系的转变，社会财富与人们的收入效益并没有实际增加甚至减少（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这样的GDP高速增长不但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而且使人们的收入效益减少，从而幸福感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幸福感不升反降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非GDP部门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将造成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下降的后果，这不但使人民的幸福感降低，而且造成社会发展程度的后退。这样的改革与发展背道而驰，增长与发展背道而驰。
幸福指数：从宏观来看，幸福指数指社会总的幸福感程度。从微观来看，幸福指数指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即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中国功利主义的经济观是发展观，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幸福的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和目标，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才是改革开放的真正红利。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使人民感到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而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能划等号、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是成正比也是正常的。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人民生活满意度提高。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智慧大健康产业首先要求幸福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口袋经济学、泡沫GDP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GDP、人均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GDP数字同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这种得到主流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普遍认可的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与国际资本在联手欺骗中国人民。此时国际政治与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际政治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产业化”等同于“货币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国富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的理论依据。所以要用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产”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与货币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产”的增长，应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范围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要提高老百姓收入，首先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定位与理解“收入效益”范畴。所谓“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才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获得感提高的标准。如果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同公共品转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对于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即使用经过多次修正、排除物价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来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广大百姓。“实际购买力”和“有效购买力”还有差距：后者还要考虑“有效商品量”这一参数。“收入效益”和“有效购买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种有效收入，前者则不但包括有效收入，还包括有效支出。
本应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项目，通过转移支付由百姓来买单，对于百姓来讲，就是无效支出。无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关系，因而同收入效益也成反比关系。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对于幸福经济学来讲，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如果由于这些指数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人们为了维持这些非收入效益而额外增加开支，因而增加人的无效支出，从而减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仅仅考察百姓物质收入，也必须放在幸福经济学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中。幸福经济学范式是对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的扬弃。
幸福指数要求以价值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而且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如投机、重复建设、无效工程、浮夸虚报等等，使货币（价格）GDP演变成数字GDP。在价值经济学看来，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虽然每个环节都生产价值，然而却是完整的产品统一价值中的不同部分或组成环节。因此只能以终端产品——可供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的产品的价值为国民收入统计的依据，否则必然造成重复计算，并助长投机行为。投机不管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绝不能使投机交易行为人为造成的交易数字的增加，作为经济总量增长的统计数据的来源因素。
智慧大健康经济形态，是高人类发展指数、高社会发展指数、高社会福利指数、高幸福指数的经济形态，是经济与人的幸福、社会与自然对称发展的经济形态，是主体主导的、主客体对称发展的经济形态，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社会健康发展的经济形态。智慧大健康产业就是按照智慧大健康经济形态重建社会经济系统的系统工程。
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态，是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其引导、主导、推动作用的新兴产业形态，主要包括智慧产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生态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其特征，是在原来三大产业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基础上衍生出第四产业信息业、第五产业知识业，以及综合、横跨五大产业的智慧产业（如智慧大健康产业、智慧生态大农业、智慧生态城市经济、智慧生态区域经济）。智慧产业的出现、智慧经济的形成使人类进入二次创业即生态创业的历史时期。
二次创业，使人类经济由相对线性的发展进入对称发展。所谓对称发展，就是经济与人的幸福、社会与自然对称发展。只有主体主导的、主客体对称的发展才是包容性发展，只有包容性发展才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社会健康发展。对称发展观就是健康发展观。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高人类发展指数、高社会发展指数、高社会福利指数、高幸福指数的智慧大健康经济形态。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目标应该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侏儒。
智慧产业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所以从经济形态上是智慧经济，产业形态上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从增长方式上就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作为动态的、功能化的知识经济，就是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以知识运营为增长方式的经济形态；也只有知识经济上升到智慧经济阶段，人类经济增长方式才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
作为智慧经济龙头产业的智慧产业，是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
作为智慧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知识运营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创新就是通过创造产生新事物。知识运营中，知识创新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造自然创新是人工自然创新的前提，人工自然创新是人化自然创新的前提。
作为智慧经济技术手段的智能经济，是以智能机和信息网络为基础、平台和工具的智慧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突出了智慧经济中智能机和信息网络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知识经济形态和信息经济形态的历史衔接。
智慧产业+知识运营+智能经济=智慧经济。智慧经济首先通过智慧产业用智慧孵化项目，然后孵化企业，然后孵化名牌企业。知识运营，就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主要为互联网，包括智能机），通过智慧产业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成为生产力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从而带来社会效益和给运营者带来经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与高科技项目。知识运营是人类迄今最高层次的项目、最新形态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知识经济的核心。
智慧产业是用先进的理论规范经济活动。以往的经济活动都是从经济实践活动中形成经验，再从经验上升为理论；而智慧产业则一开始就是用最先进的理论指导经济活动。理论先行是智慧产业的第一特征。智慧产业的第二个特征是用科学规律规范经济活动。我们现在用得越来越频繁的诸如“规范经营”、“规范竞争”、“与国际惯例接轨”等字眼，其中的“规范”、“国际惯例”等都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或人类长期经济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济活动的科学规律。这些规律虽然都以规则、法律等观念形式存在，然而却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智慧产业就是帮助人们自觉地发现、制定、运用科学规律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活动的效益。
智慧产业是企业“软件”的运营。企业“软件”有两层含义：①企业客观的关系，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素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产品之间的关系；②企业主观的关系，即反映和处理企业客观关系的理论（含理念）、制度、管理。智慧产业，就是通过建立科学、先进的企业的主观关系，来建立科学、先进的企业的客观关系，以取得企业最大限度的效益。
智慧产业是经济活动中智力运作方式的综合和升华。企业智力运作方式有三种：点子→策划→创造。这是知识运营从低级到高级、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实际上，点子、策划也都包含了创造，只是自发、肤浅、低层次的创造。创造就是通过质变，达到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量变达到质变，必须通过序（结构）变。知识运营就是通过对生产各要素的优化组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序变）产生巨大的生产力。
智慧产业是自上而下的运营。人类以往的经济活动发展是从产品运营，上升到资产运营，尔后上升到资本运营，最后上升到知识运营；而智慧产业则是以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前者呈自下而上发展，后者呈自上而下提升。我们把前者称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次创业，后者称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二次创业。
智慧产业是经济的无投资增长。传统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这是片面的。资本积累只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而内涵扩大再生产，靠的不是资本积累而是知识积累——知识运营。如果说，原子核裂变释放的能量大于增加几吨炸药释放的能量，那么，靠知识运营带来的企业的序变（理论创新、企业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产业创新）而产生的能量，也必然大于简单的投资增长而产生的能量。实际上，通过投资的量的增加也必须通过序变（结构的变化）才能达到经济总量的增长。知识运营是把这种序变自发上升为自觉，从而产生相对于投资增长的“无投资增长”效益。
智慧产业是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互相转化的中介。智慧产业促使现代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在把精神生产力转变为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促使物质生产力转变为精神生产力，促使知识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推动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
智慧产业是人类二次创业的龙头。人类第一次创业是生存创业，第二次创业是生态创业。
第一次创业——生存创业：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六次产业革命：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工业、信息业、知识业。六次产业革命的过程说明了一个铁的历史规律：人类必然自发地从认识和利用物质资源开始，然后及于能量，再及于信息，最后从信息中提升和利用知识。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并由此产生相应的实践过程。这种以实物和能源为生产的主要要素，决定了人类生活水平只是求生存；而这种求生存的生活方式，必然以实物和能源的大量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和利用为前提。这就造成了原始社会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同人的统一、奴隶和封建社会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同人的分裂、资本主义社会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分裂。第二次创业——生态创业：只有信息社会，信息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人们才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如果说，第一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当前的生存问题，必然要对自然资源作掠夺式的“经营”，这时自然科学就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第二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然要和自然和平共处，要求对自然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等知识的其他方面也就同时成了第一生产力。在这里，生态创业、可持续发展，是二次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
二次创业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智慧经济的核心。知识运营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创意产业成为知识产业的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作为项目的知识运营，是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的能动的先导部分。
在微观企业层次上，知识运营就是通过智慧产业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在宏观产业层面上，知识运营就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因此，上述知识运营的微观方式是宏观方式的内涵，宏观方式是微观方式的外延展开。
知识经济并非通常所理解的，仅仅指知识的商品化、产业化。正好像工业化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和取消农业一样，知识产业化也不能代替和取消传统产业。知识经济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知识的产业化，更重要的，在于知识产业的主导化和龙头化——用智慧和智慧产业来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二次创业的实质，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使传统产业中的知识、或知识在传统产业中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由从属转为主导。
只有智慧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智慧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智慧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这是人类创业史的否定之否定：人类“产业”未分状态→各个产业的分离→各个产业的重新统一。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智慧经济就是世界大同——人类重新走向统一，只不过是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统一。
智能产业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智能产业是信息经济发展到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知识经济开始形成、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历史和技术条件。现代通信、电子计算机、信息资源三者各自网络化及其相互渗透、联结、联合、共享而形成信息的全方位服务网络，是名符其实的“互联网”。只有“三网合一”，才使计算机成了名符其实的“电脑”—智能机；互联网，是真正的“电脑网络”—智能系统。
智能产业是互联网硬件设施不断完善、软件系统的比重不断提高、软件系统中应用软件系统的比重不断提高的产物。智能产业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在国民经济的质上：①信息产业由先导产业转变为主导产业。②全面改进生产各要素，改变生产各要素中知识的比重和地位，使知识成为独立的占主导地位的因素，并使知识“软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作出更大的贡献。③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增长方式由扩散转变为集约、外延转变为内涵、劳动资本密集转变为知识密集、小规模转变为大规模、小范围转变为大范围，资本运营为主导上升为知识运营为主导。(2)在国民经济的量上：知识交流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倍乘因子。关系式：社会净产值=各物质生产部门（人才＋资金）X知识流量。(3)在国民经济的序上：①孵化出种种新行业、新产品，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劳动结构和消费结构，使之更具有柔性、敏捷性、适应性、低耗高效性；②经济全球化和多样化；③市场经济的变化：个性化、直接化、买方化、服务化。
智慧经济仍然属于知识经济的范畴，这是由于任何智慧都是建立在对客观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都是对人类认识客观规律的成果——知识运用的结果。知识是实体，智慧是知识这一实体的功能或属性。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如果说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那么智慧经济就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如果说，智慧经济是对原有知识经济的升华，那么智能经济就是对原有互联网经济的深化。智能机作为已有互联网——互联网的智能化，功能的深化、延伸与普及，使线上线下联系更加紧密，人机互动更加频繁，资源配置更加快速便捷优化，但智能经济仍然属于信息经济的范畴——渗透在各种智能机与互联网+后面的，是人的知识与智慧。因此不能把智能经济和智慧经济划等号，智慧经济不等于智能经济。正好像知识经济与信息经济有本质区别，智慧经济与智能经济也有本质区别——智能经济与智慧经济的关系本质上仍然是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关系。只要我们搞清楚了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关系，也就清楚了智能经济和智慧经济的关系。智慧经济是智能经济的灵魂，智能经济是智慧经济的外壳。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挖掘、采集、分析、整理、存储、共享、反馈、应用不等于智慧本身；以互联网和智能机为平台的智慧经济，不能归结为智能经济。如果把智能经济等同于智慧经济，把智能经济万能化，将会造成虚拟经济挤兑实体经济，阻碍了智慧经济的发展，也限制了智能经济的功能发挥。
互联网+经济就是应用现代信息工具和手段（包括各种智能机），使信息商品化、产业化，使信息产业成为经济活动的先导方面和主导方面。知识经济就是知识对生产发展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形态。但知识经济不等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在范围和层次上，信息经济包括信息技术、设施和信息本身，而知识经济则专指作为信息的高级组成部分的知识；在时间上，知识经济是信息经济发展到了高级阶段的产物。信息经济的发展，经过了信息商品化→信息产业化→信息产业为先导产业→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几个阶段。只有信息产业为主导产业时，知识经济才开始形成。所以信息经济概念的提出，比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早20年左右。知识经济的发展，也将经过知识商品化→知识产业化→知识产业为先导产业→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创意产业为主导产业几个阶段。总体上讲，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关系，既是整体和部分、本质和现象、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又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演变成并列的关系。信息产业是第四产业，知识产业则将逐步从信息产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第五产业，正像信息产业已经从第三产业中分化出来成为第四产业一样。智慧经济，就是创意产业成为知识产业中的主导产业的经济形态。
互联网虽然是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信息产业向知识产业发展的历史和技术条件，但互联网和工业经济、信息产业和知识产业的发展之间不是一一对应、同步进行的。正好像“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也可以演奏第一提琴”，工业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并不排除互联网的建设有后发优势；信息产业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知识产业方面并非不能后来居上。我国工业基础虽然相对薄弱，但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硬件）建设方面已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接近乃至某些方面超过发达国家；相对工业基础而言，在互联网建设方面已拉近了同最先进国家的距离。这说明，如果我们能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综合思维能力强的先天优势，在智慧经济与知识产业层次的应用软件开发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不是不可能。因此，以创意产业为龙头产业，首先争取在智慧经济与应用软件开发方面走在世界前头，然后用应用软件的开发带动操作系统软件的开发，用软件的开发带动硬件的建设，用创意产业带动其他知识产业，用知识产业带动信息产业，用知识经济带动智能经济、信息经济并进一步带动工业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途径。
互联网产业化、产业互联网化，也不等于智慧产业化、产业智慧化。以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为核心和灵魂的智慧经济形态、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才是智慧产业化、产业智慧化。智慧经济不仅仅是智能设施经济，不仅仅是靠智能系统设施来装备的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经济，不仅仅是信息系统经济，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不仅仅是物联网经济，也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以智慧—知识为主导、通过创意园区、智能工具、互联网+实现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资产与资产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形成完整的生态性再生性系统性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通过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来实现企业的无投资增长与低成本扩张，实现企业规模经营、技术更新换代、产品质量提升、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才是智慧经济的核心内涵。互联网、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是连接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纽带，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承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桥梁。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全面辐射性与全局牵动性，是智慧经济的新经济增长点。智慧经济就是利用智能工具的人机互动、信息共享功能，放大人的智力与信息接收加工整理共享反馈应用能力，快速便捷地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企业的集团化规模化增长，产业和区域经济、国民经济的系统化可持续发展。
智慧大健康产业就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智慧大健康产业，是以智慧经济来定义、定位健康产业，把人的健康作为社会全息系统工程来开发建设运营的新型业态，是智慧经济、幸福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健康，狭义指人的身体健康，广义包括人的身心健康。人的身体健康与心灵健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的身心健康由多种因素决定，除了身体因素，还有社会、精神因素。人的健康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全息元”；以人的健康为核心的智慧大健康产业，是综合、横跨五大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知识产业）的社会系统工程。智慧大健康产业，就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使经济发展与人的幸福有机统一、社会健康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态。智慧大健康产业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新的经济增长点。
由于人的健康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全息元”，所以只有包容性发展，才能使老百姓真正获得健康。包容性发展是发展经济学概念。包容性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包括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发展。任何真正的发展都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包容性发展”概念突出发展的包容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而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打着“发展”旗号的“增长”，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包容性发展的指数就是社会大健康发展的指数，就是以人的身心健康为核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指数。通过智慧经济的理论与模式实现包容性发展指数的全面提高，是智慧大健康产业的理念、宗旨与运作模式。智慧大健康产业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模式，是包容性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运作模式。
智慧大健康经济形态，从宏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从微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人权为核心，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从横向社会部门结构来看，智慧大健康经济形态就是非GDP部门的权重高于GDP部门的社会系统。
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部门。GDP部门是国民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
非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军队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防部门五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带来的GDP高速增长看成改革的红利，甚至因此得出改革本身就是最大红利的结论，那么这样的改革带来的增长与发展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反向而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对改革拨乱反正，在确立价值机制是市场核心机制的前提下，把增长纳入发展的轨道，用发展包容增长，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停止把社会所有公共、公益服务部门都进行产业化、企业化改革的做法，恢复教育、医疗的公益服务功能与住房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把司法部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智慧大健康产业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首先要改变迄今为止指导改革的经济学范式，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再生经济学是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理论依据。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再生型福利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配置型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要素、结构与功能，是再生型福利经济学原理的展开。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首先要挤掉经济泡沫。泡沫经济是什么？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鬼城、空置房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泡沫经济的两大类型（虚拟泡沫与实体泡沫）、实体泡沫的两大因素之间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口袋经济、泡沫GDP经济，因为它们在表面欣欣向荣的背后，都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更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泡沫，不是价格泡沫而是价值泡沫；不是价格远离价值，而是经济增长远离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
以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获得感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准，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对称经济发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来挤掉泡沫，而是从源头上挤掉泡沫。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其次要改变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泡沫GDP经济学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国际资本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联手盘剥中国人民的遮羞布。此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货币化、对外开放等同于外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财富外流、国空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政府通过出口补贴超发货币美元美国债贬值流向外国的理论依据。
在智慧大健康产业视野中，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解放生产力是GDP的基础、是财富增加的基础、是人的幸福感的基础；解放生产力，不仅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体现人的发展。改革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还是追求GDP增长，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发展观，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渗透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前者追求的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增加、人民幸福感的真正提高、社会的真正进步，体现了再生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主体性哲学原理；后者则只是追求一种货币增加的数字，体现了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唯客体主义哲学原理，因而偏离了正确的轨道。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标准，GDP除了现在通行的货币GDP外，还应有财富GDP、社会GDP和绿色GDP。货币总量增长是手段，财富总量增加是目的。货币总量增长只有体现为财富总量增加，才有实际意义。
总体上，第一产业生产农产品，第二产业生产工业品，第三产业服务业生产服务产品，第四产业信息业生产信息产品，第五产业知识业生产知识产品，它们都直接间接地为增加社会财富作出贡献，因而都是再生型产业。所谓配置型企业、配置型“产业”只能是在这些产业中的狭缝地带存在，或是社会某个非企业非产业的转化形态，在社会大产业分类中没有它们独立的地位，只能寄生在五大产业的机体上，所以我把它们称为“寄生产业”。
以价值为核心、以对称为框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体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体性原则，也为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但这在价格经济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计量与经济统计原理。从国民核算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关系，可以看出价格经济学的荒谬。以价格经济学范式编制的国民核算体系不仅会把许多无价值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总量统计，而且有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计算，从而形成泡沫GDP;泡沫GDP造成的泡沫增长，是“经济增长”不能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同步提高的原因之一。财富GDP与货币GDP、社会GDP与货币GDP内涵、外延都不一样。医疗和教育，只能属于社会GDP而不能属于货币GDP。如果把医疗和教育等不该产业化的也拿去产业化（狭义的），那么由此造成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发展。
社会发展指数（社会GDP）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社会生态的综合指标。社会发展指数制约人类发展指数，也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发展指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符合理想的社会发展指数的社会。智慧大健康产业需要提高社会GDP。社会GDP：用国民和政府整体素质提高、幸福感增强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虽然相对货币GDP，我们更需要财富GDP；但我们除了生活水平提高，还需要幸福感增强。所以，我们不但需要提高财富GDP，我们还需要提高社会GDP。社会GDP是社会系统中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人的素质、人的行为方式导向、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福利总水平等诸项要素的整体综合功能。其中落脚点是社会福利总水平，即社会总的幸福指数。
提高社会GDP是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由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义务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几个方面组成。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才有可能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通过救死扶伤为国民身体素质提供有效保障。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才能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社会GDP工程的落脚点：提高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社会福利总水平。
绿色GDP：用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先于素质；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绿色GDP指标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形成的催化剂。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而绿色GDP，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称程度，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的对称程度。改革，本质上就是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对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也就和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了，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素质才能得到综合提高，人与社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程度决定人与社会的发展速度。
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的大小。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结构由环保素质工程组成。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说明：①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②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③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环保产业本身的辐射性、整体性决定，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④由于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⑤一旦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剩余”，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对称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⑥环节产业化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并因此而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产业”的合理定位，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人类发展指数指国民素质提高程度、国民主体性提高程度，即国民总体上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决定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基础。国民素质工程是人类发展指数工程的出发点、核心和落脚点，由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和国民文化素质工程三方面组成。其中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由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三大块组成，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是从本到末的动态关系。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动态结构，是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
如果说国民身体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基础，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主导，那么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则是国民素质工程的核心。国民社会素质工程由经济参与素质、社会交往素质、法律道德素质与政治参与素质与组成，它们分别表现为经济参与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法律道德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其中，经济参与能力是基础，社会交往能力与法律道德能力、特别是社会交往能力中的社会行为方式是核心，政治参与能力是主导。政治参与能力，我们称之为民主素质，包括民主选举能力与参政议政能力，以经济参与能力特别是创业能力为前提。只有在创业过程中训练和提高人的主体性，才能提高人的民主素质，为民主政治打下国民的素质基础，摆脱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行依靠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依靠民主政治的推行”的“二律背反”。而法制建设、个人修养、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与创业工程，既为国民创业素质与民主素质的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也为民主政治的推行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与经济基础。
社会整体素质，从主体角度来看，除了国民素质，还有政府素质。国民素质是基础，政府素质是主导。国民素质工程和政府素质工程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主体因素。国民素质工程是政府素质工程的前提；政府素质对国民素质、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会对国民素质和整体行为方式起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本身属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民素质工程与政府素质工程二者相辅相成。
如果说国民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国民主体性，那么政府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政府的主体性。如果说国民素质提高主要靠创业，那么政府素质工程主要靠改革。政府素质就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政府制定的政策、工作人员执行政策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政府的主体性。政府素质工程就是提高政府主体性的工程，就是通过改革使各级政府成为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先进生产力的领导者、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者的系统工程。
社会福利指数即社会总的福利水平。什么是福利，什么是福利国家，什么是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有不同的解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配置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再生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配置经济学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再生经济学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价格经济学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指数就是社会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综合指标。
再生型与福利型是一个整体；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以再生型经济模式为基础、福利型国家为目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社会结构组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应该通过再生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如果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GDP高速增长，将在使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幸福感降低。而且由于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的GDP高速增长只是GDP增长参照系的转变，社会财富与人们的收入效益并没有实际增加甚至减少（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这样的GDP高速增长不但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而且使人们的收入效益减少，从而幸福感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幸福感不升反降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非GDP部门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将造成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下降的后果，这不但使人民的幸福感降低，而且造成社会发展程度的后退。这样的改革与发展背道而驰，增长与发展背道而驰。
幸福指数：从宏观来看，幸福指数指社会总的幸福感程度。从微观来看，幸福指数指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即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中国功利主义的经济观是发展观，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幸福的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和目标，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才是改革开放的真正红利。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使人民感到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而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能划等号、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是成正比也是正常的。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人民生活满意度提高。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智慧大健康产业首先要求幸福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口袋经济学、泡沫GDP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GDP、人均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GDP数字同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这种得到主流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普遍认可的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与国际资本在联手欺骗中国人民。此时国际政治与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际政治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产业化”等同于“货币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国富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的理论依据。所以要用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产”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与货币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产”的增长，应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范围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要提高老百姓收入，首先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定位与理解“收入效益”范畴。所谓“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才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获得感提高的标准。如果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同公共品转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对于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即使用经过多次修正、排除物价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来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广大百姓。“实际购买力”和“有效购买力”还有差距：后者还要考虑“有效商品量”这一参数。“收入效益”和“有效购买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种有效收入，前者则不但包括有效收入，还包括有效支出。
本应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项目，通过转移支付由百姓来买单，对于百姓来讲，就是无效支出。无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关系，因而同收入效益也成反比关系。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对于幸福经济学来讲，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如果由于这些指数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人们为了维持这些非收入效益而额外增加开支，因而增加人的无效支出，从而减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仅仅考察百姓物质收入，也必须放在幸福经济学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中。幸福经济学范式是对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的扬弃。
幸福指数要求以价值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而且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如投机、重复建设、无效工程、浮夸虚报等等，使货币（价格）GDP演变成数字GDP。在价值经济学看来，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虽然每个环节都生产价值，然而却是完整的产品统一价值中的不同部分或组成环节。因此只能以终端产品——可供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的产品的价值为国民收入统计的依据，否则必然造成重复计算，并助长投机行为。投机不管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绝不能使投机交易行为人为造成的交易数字的增加，作为经济总量增长的统计数据的来源因素。
智慧大健康经济形态，是高人类发展指数、高社会发展指数、高社会福利指数、高幸福指数的经济形态，是经济与人的幸福、社会与自然对称发展的经济形态，是主体主导的、主客体对称发展的经济形态，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社会健康发展的经济形态。智慧大健康产业就是按照智慧大健康经济形态重建社会经济系统的系统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