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创新驱动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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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3 17:22 | by admin ]
2016/03/13 17:22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创新驱动型经济
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慧是智力的运用，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互碰撞的火花。把智力转变成智慧，本身就需要智慧。智慧，就是创新性知识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要素中占主导、知识产业成为社会经济龙头产业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智慧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企业经营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构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如果说，以往的知识经济侧重人和自然的对称，以往的智慧侧重人和人的对称,那么智慧经济则是两者的统一,在突出创意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统一。智慧经济，强化了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统一。和谐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功能。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
智慧经济的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的经营模式是对策。智慧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对称。智慧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和谐。智慧经济不是一个标签，一个噱头，一个时髦的名称，不是一个可供炒作的概念。智慧经济是一种新的增长方式，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作为新的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经济学范式的智慧经济，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有着社会发展的必然。
五维空间哲学观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五维空间哲学观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哲学理论、哲学方法论与宇宙发展模式，是爱因斯坦四维空间观发展的必然结果，五维空间哲学观的产生是人类空间观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五度空间哲学观的意义：用宇宙万物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成功解释理论到实践，智慧、知识转变为生产力的内在机制与过程。如果说人类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四维空间观与质能关系式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五度空间哲学观则指导人们自觉运用智慧-知识-信息向能量和质量的转化裂变出生产力。用五度空间发展模式来定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和科学规律对经济过程的规范作用，实现经济学规范性和实证性的统一、经济过程道德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使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其他具体科学实现了统一，使哲学成为精确科学，可以像具体科学那样现实地实现它的实践功能和意义，从而实现真正的哲学革命。对称经济学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智慧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主客体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经济结构对称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通过博弈自发实现的经济结构均衡。对称是本，均衡是末；对称是源，均衡是流。对策与博弈的区别，是下棋与打牌的区别，前者是在信息对称前提下的智慧的较量；后者是在信息不对称前提下的捉迷藏。经济竞争活动的发展，是从打牌向下棋的转化。在知识经济时代，博弈经济学只能是昔日黄花。对称是智慧经济以主体为中心时代的发展模式。对称经济学用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结构方法科学解释经济现象、正确认识经济结构、完整把握经济规律、准确预测经济趋势、深刻揭示经济本质，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创业经济学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创业经济学是反映以创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规律、以经济规律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主体与创业客体相互关系为主线，以机会的创造、把握和运用为核心，以提高创业者的素质为目的，综合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行为科学、创业学的相关成果，展开自己的范畴体系，极大地促进以创意为先导、创新为主导、创造为途径、创业为基础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智慧经济的发展。
智慧经济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传统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知识的发展。智慧不能归结于知识，知识不能归结于科学，科学不能归结于线性科学。科学是真，知识是真善美的统一。智慧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的对称、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知识，智慧经济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智慧经济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创新就是通过创造产生新事物。智慧经济中，知识创新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造自然创新是人工自然创新的前提，人工自然创新是人化自然创新的前提。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科学的发展。在智慧经济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首先是能带来文化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软技术，然后才是自然科学与硬技术。其中，哲学的创新将为其他方面的创新起导向作用。所以哲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首要要素，抽象思维能力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生产力。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也主导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智慧经济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必须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价值关系是主客体对称关系的核心；作为对传统经济渗透与再造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使经济学功能化、价值化、功能价值化, 使经济学成为知识经济增长方式——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经世致用”的科学，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指导。量子时代把握社会经济现象，必须靠智慧-哲学智慧-以哲学为主导的智慧，不是靠科学，更不是靠线性科学；作为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学范式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的范式，使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得到统一，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得到统一，从而实现经济学科学范式的转换。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以创新经济学为先导、创业经济学为基础、再生经济学为核心、知识运营学为主导、智慧经济学为整体框架，其完美的结构是对称空间—五度空间的“全息元”。对称经济学从知识运营、知识经营、资本运营、传统产业、劳动力产权、数字经济、政府经济、法制经济、转型经济、投资经济、市场经济、知识管理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企业管理模式，深入探讨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并把这种探讨和研究紧密同中国的国情和企业产业现状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指导与模式设计。
以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为核心、本质与灵魂的智慧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经济。智慧经济为创新赋予新的含义；在知识经济时代，无创意即无真正的创新，无创新也无真正的创业；无创业既无企业的产生，也无企业的生存发展。从微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是企业存在的前提，也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企业的发展。企业经营是智慧经营。智慧不同于精明，精明是小聪明，智慧是大聪明。所谓大聪明，就是因势利导，站在时代潮流前头，进行前瞻性对策。企业经营通过知识资本化、资本知识化，使产品品牌化、管理科学化，实现经营和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和谐与统一。企业智慧经营意义上的“对策”不仅仅是“计谋”、“决策”，而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主体化的，是从主体到客体演化的过程，是对称的过程。产品同质化时代的竞争同产品异质化时代的“竞争”也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红海战略，后者是蓝海战略；前者是你死我活，后者是双赢竞合——创新力就是竞争力。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人特我变。技术跟着市场转，创新跟着应变转。技术和市场是对称的，创新和应变也是对称的。如果不能从创新的高度理解应变，这样的应变只是变戏法。创新力作为竞争力不但表现在生产领域中，而且表现在营销领域中。提高企业生产发展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通过创新来创造机会，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来开发市场，通过开发市场来引领市场，通过引领市场来占有市场，通过占有市场来求得企业的生存发展。智慧经济通过企业智慧管理—对策管理—主体管理—价值管理—有序管理—和谐管理—困局管理—发展管理实现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和竞争力，自上而下实现企业內涵发展、纵深发展、高速发展、可持续发展。
从中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集团经济、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智慧经济，价值不但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产生，也可以在智慧-知识-资本-资产运作中产生。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价值是算术级数，通过智慧-知识-资本-资产运作带来的价值增长是几何级数。智慧经济不仅仅是智能设施经济，不仅仅是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经济，不仅仅是信息系统经济，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不仅仅是物联网经济，也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以智慧—知识为主导、通过创意园区、智能工具、互联网+实现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资产与资产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形成完整的生态性再生性系统性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通过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来实现的企业规模经营、技术更新换代、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才是智慧经济在中观领域的核心内涵。信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是连接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纽带，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承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桥梁。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全面辐射性与全局牵动性，是智慧经济的新经济增长点。智慧经济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企业的集团化规模化增长、产业和区域经济的系统化可持续发展。
从宏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经济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两大层次组成，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智慧经济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确立了国民创新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民创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智慧经济的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的经营模式是对策，智慧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主客体对称，智慧经济的发展目标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意-创新-创造-创业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机制与动力。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创造过程中，实现智慧经济→知识经济→创业经济→再生经济→双赢经济→对称经济。对称经济就是宏观经济主体自觉化解产能过剩，调整经济结构，使我国永远不存在“经济过热”、永远可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知识运营和资本运营、资产运营、产品运营，知识管理和资本管理、资产管理、产品管理的全新的相互关系，即是全新的管理模式又是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中，知识运营主导资本运营，资本运营主导资产运营，资产运营主导产品运营；知识运营服务资本运营，资本运营服务资产运营，资产运营服务产品运营；上层建筑服务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服务生产力。用创意带动创新、用创新产业带动知识产业、用国民创新体系带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业体系，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业体系催化国民创新体系，是我国新常态经济——智慧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是我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捷径。
来源：大公网
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慧是智力的运用，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互碰撞的火花。把智力转变成智慧，本身就需要智慧。智慧，就是创新性知识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要素中占主导、知识产业成为社会经济龙头产业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智慧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企业经营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构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如果说，以往的知识经济侧重人和自然的对称，以往的智慧侧重人和人的对称,那么智慧经济则是两者的统一,在突出创意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统一。智慧经济，强化了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统一。和谐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功能。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
智慧经济的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的经营模式是对策。智慧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对称。智慧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和谐。智慧经济不是一个标签，一个噱头，一个时髦的名称，不是一个可供炒作的概念。智慧经济是一种新的增长方式，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作为新的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经济学范式的智慧经济，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有着社会发展的必然。
五维空间哲学观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五维空间哲学观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哲学理论、哲学方法论与宇宙发展模式，是爱因斯坦四维空间观发展的必然结果，五维空间哲学观的产生是人类空间观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五度空间哲学观的意义：用宇宙万物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成功解释理论到实践，智慧、知识转变为生产力的内在机制与过程。如果说人类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四维空间观与质能关系式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五度空间哲学观则指导人们自觉运用智慧-知识-信息向能量和质量的转化裂变出生产力。用五度空间发展模式来定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和科学规律对经济过程的规范作用，实现经济学规范性和实证性的统一、经济过程道德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使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其他具体科学实现了统一，使哲学成为精确科学，可以像具体科学那样现实地实现它的实践功能和意义，从而实现真正的哲学革命。对称经济学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智慧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主客体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经济结构对称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通过博弈自发实现的经济结构均衡。对称是本，均衡是末；对称是源，均衡是流。对策与博弈的区别，是下棋与打牌的区别，前者是在信息对称前提下的智慧的较量；后者是在信息不对称前提下的捉迷藏。经济竞争活动的发展，是从打牌向下棋的转化。在知识经济时代，博弈经济学只能是昔日黄花。对称是智慧经济以主体为中心时代的发展模式。对称经济学用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结构方法科学解释经济现象、正确认识经济结构、完整把握经济规律、准确预测经济趋势、深刻揭示经济本质，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创业经济学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创业经济学是反映以创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规律、以经济规律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主体与创业客体相互关系为主线，以机会的创造、把握和运用为核心，以提高创业者的素质为目的，综合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行为科学、创业学的相关成果，展开自己的范畴体系，极大地促进以创意为先导、创新为主导、创造为途径、创业为基础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智慧经济的发展。
智慧经济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传统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知识的发展。智慧不能归结于知识，知识不能归结于科学，科学不能归结于线性科学。科学是真，知识是真善美的统一。智慧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的对称、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知识，智慧经济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智慧经济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创新就是通过创造产生新事物。智慧经济中，知识创新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造自然创新是人工自然创新的前提，人工自然创新是人化自然创新的前提。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科学的发展。在智慧经济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首先是能带来文化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软技术，然后才是自然科学与硬技术。其中，哲学的创新将为其他方面的创新起导向作用。所以哲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首要要素，抽象思维能力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生产力。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也主导经济学本身的发展。智慧经济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必须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价值关系是主客体对称关系的核心；作为对传统经济渗透与再造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使经济学功能化、价值化、功能价值化, 使经济学成为知识经济增长方式——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经世致用”的科学，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指导。量子时代把握社会经济现象，必须靠智慧-哲学智慧-以哲学为主导的智慧，不是靠科学，更不是靠线性科学；作为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学范式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的范式，使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得到统一，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得到统一，从而实现经济学科学范式的转换。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以创新经济学为先导、创业经济学为基础、再生经济学为核心、知识运营学为主导、智慧经济学为整体框架，其完美的结构是对称空间—五度空间的“全息元”。对称经济学从知识运营、知识经营、资本运营、传统产业、劳动力产权、数字经济、政府经济、法制经济、转型经济、投资经济、市场经济、知识管理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企业管理模式，深入探讨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并把这种探讨和研究紧密同中国的国情和企业产业现状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指导与模式设计。
以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为核心、本质与灵魂的智慧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经济。智慧经济为创新赋予新的含义；在知识经济时代，无创意即无真正的创新，无创新也无真正的创业；无创业既无企业的产生，也无企业的生存发展。从微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是企业存在的前提，也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企业的发展。企业经营是智慧经营。智慧不同于精明，精明是小聪明，智慧是大聪明。所谓大聪明，就是因势利导，站在时代潮流前头，进行前瞻性对策。企业经营通过知识资本化、资本知识化，使产品品牌化、管理科学化，实现经营和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和谐与统一。企业智慧经营意义上的“对策”不仅仅是“计谋”、“决策”，而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主体化的，是从主体到客体演化的过程，是对称的过程。产品同质化时代的竞争同产品异质化时代的“竞争”也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红海战略，后者是蓝海战略；前者是你死我活，后者是双赢竞合——创新力就是竞争力。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人特我变。技术跟着市场转，创新跟着应变转。技术和市场是对称的，创新和应变也是对称的。如果不能从创新的高度理解应变，这样的应变只是变戏法。创新力作为竞争力不但表现在生产领域中，而且表现在营销领域中。提高企业生产发展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是通过创新来创造机会，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来开发市场，通过开发市场来引领市场，通过引领市场来占有市场，通过占有市场来求得企业的生存发展。智慧经济通过企业智慧管理—对策管理—主体管理—价值管理—有序管理—和谐管理—困局管理—发展管理实现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和竞争力，自上而下实现企业內涵发展、纵深发展、高速发展、可持续发展。
从中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集团经济、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智慧经济，价值不但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产生，也可以在智慧-知识-资本-资产运作中产生。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价值是算术级数，通过智慧-知识-资本-资产运作带来的价值增长是几何级数。智慧经济不仅仅是智能设施经济，不仅仅是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经济，不仅仅是信息系统经济，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不仅仅是物联网经济，也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以智慧—知识为主导、通过创意园区、智能工具、互联网+实现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资产与资产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形成完整的生态性再生性系统性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通过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来实现的企业规模经营、技术更新换代、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才是智慧经济在中观领域的核心内涵。信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是连接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纽带，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承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桥梁。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全面辐射性与全局牵动性，是智慧经济的新经济增长点。智慧经济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企业的集团化规模化增长、产业和区域经济的系统化可持续发展。
从宏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经济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两大层次组成，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智慧经济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确立了国民创新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民创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智慧经济的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的经营模式是对策，智慧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主客体对称，智慧经济的发展目标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创意-创新-创造-创业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机制与动力。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创造过程中，实现智慧经济→知识经济→创业经济→再生经济→双赢经济→对称经济。对称经济就是宏观经济主体自觉化解产能过剩，调整经济结构，使我国永远不存在“经济过热”、永远可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知识运营和资本运营、资产运营、产品运营，知识管理和资本管理、资产管理、产品管理的全新的相互关系，即是全新的管理模式又是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在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中，知识运营主导资本运营，资本运营主导资产运营，资产运营主导产品运营；知识运营服务资本运营，资本运营服务资产运营，资产运营服务产品运营；上层建筑服务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服务生产力。用创意带动创新、用创新产业带动知识产业、用国民创新体系带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业体系，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业体系催化国民创新体系，是我国新常态经济——智慧经济发展的模式，也是我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捷径。
来源：大公网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国民创新体系
[ 2016/03/13 17:21 | by admin ]
2016/03/13 17:21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国民创新体系
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智慧经济通过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来实现。从宏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经济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两大层次组成，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智慧经济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确立了国民创新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民创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
智慧经济的国民经济系统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系统结构中，创意-创新经济与创业经济是对称的两个基本层面。创意-创新是创业经济的主导，创业经济是创意-创新经济的基础、前提、动力与落脚点。没有创业经济，创意-创新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创意-创新只有同创业经济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对传统经济相容超越的经济形态。创造，是创意-创新同创业经济相结合的纽带与桥梁。
智慧经济的逻辑的与现实的出发点，就是创意—原创思想。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健康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的地位将逐步被科学创新、知识创新所取代。创意——知识创新、软技术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原创思想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著作权与专利技术的背后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意—原创思想。创意—原创思想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创意策划、框架结构、技术设计、参照系转移、语境转换、内容改写、技术改造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资料进行收集、选择、对材料进行组织的行为和结果表现出来；既可以通过理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素材、典故、案例分析表现出来；同一个素材、典故、案例，在不同的主题思想、核心观点、框架设计、语境场境中，可以表达、渗透不同的思想；如果在主题深刻的语境中，原本平庸的素材、典故、案例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些创意—原创思想都应该受到保护。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就是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后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后面的创意—原创思想。不管这些创意—原创思想以什么方式、途径表现出来，只要表现出来、贡献给社会，就应该得到鼓励与受到法律保护。鼓励与保护创意—原创思想，是鼓励与保护创新的源头；创意—原创思想“为有源头活水来”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
如果说，智慧经济的源头是创意—原创思想，那么创意—原创思想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创意—原创思想重要，但创意—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原创基础理论是创意—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创意—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要在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要用主体性的“六经注我”式教育代替客体性的“我注六经”式教育，用主动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动型、素质型、综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教育代替被动型、应试型、知识型、单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继承型、就业型教育。0乘以一百个0还是0；把最先进的知识复制一万遍，也不会增加任何新知识，学习型人才无论如何也不等于创造型人才；通过大学扩招使学习型人才成倍增加也并不必然带来创造型人才的同比增长。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
智慧经济要求用智慧型智力开发体制代替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目前全国性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是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的典型。由于外语的非母语性质，外语学习所要求的思维方式同创造力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兼容性，使目前的全民“外语热”极大程度地压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造成大量的创造性人才被埋没，是中国思想家断层的根源之一。语言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与工具；就创造力本身而言，汉语足以供国人进行任何专业、任何领域的创造性思维。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不在创造力层面，而在信息层面——沟通与交流层面。而现代信息工具与手段，已经可以轻易地代替属于信息层面的外语功能。全民学习那些对于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用不好的外语造成了国人巨大的智力资源、特别是创造力资源的浪费。目前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同建设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必须尽快予以废止；并举一反三根本改变目前体制内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
智慧经济要求根本改变目前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在中国目前的“官本位”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的体制下，体制内根本不要想出什么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如果有，也是人在体制内成果在体制外。“伪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成立，但绝大多数的伪科学都在体制内，而且都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或者说是被体制逼出来的。当体制内的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体制内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只有体制外的市场评价与催化才是创新的真正标准与原动力。但是，目前的学术评价话语权却又只在体制内；一切职称、头衔只在体制内产生。这是转轨时期国家整体学术评价体系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对称；这个不对称，由僵化的学术评价体制同经济模式转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不对称造成。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赋予体制外——民间科研机构以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让民间科研机构拥有自己的专家学者，其权威度与含金量在实践中形成、由市场来检验；使中国拥有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兰德公司。只要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对象、内容相吻合，使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客体相互促进、对称发展，中国离诺贝尔奖就将不远。应该扶持民间科研机构的发展；在国家选题安排、课题经费分配、学术成果评价推广等方面，民间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应该享受同官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同等国民待遇。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就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重形式轻内容、重手段轻目标、重过程轻结果、重信息轻知识、重继承轻发展、重按部就班轻超常规发展、重范式内发展轻范式外突破、重注释式成果轻原创性成果、重体制内成果轻体制外成果、用行政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身份贵贱折算身价贵贱、用头衔大小换算权威大小、用知名度高低变现“著名”度高低、贡献索取不对称、投入产出不对称的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以及由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衍生出来的异化的人才体制。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的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智慧经济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学术与教育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学术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学术“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教育、学术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是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教育学术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学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智慧经济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智慧经济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
智慧经济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学术、教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又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
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
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原创思想。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模式转轨主导体制转变，体制转变适应模式转轨；而价值机制，既是模式转轨、体制转变的核心，也是模式转轨、体制转变的动力；道德舆论、法制环境，则是模式转轨与体制转变的保证。它们共同组成了以原创思想为核心的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的、使创新成为习惯与风气的社会生活体系。
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智慧经济通过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来实现。从宏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经济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两大层次组成，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智慧经济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确立了国民创新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民创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
智慧经济的国民经济系统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系统结构中，创意-创新经济与创业经济是对称的两个基本层面。创意-创新是创业经济的主导，创业经济是创意-创新经济的基础、前提、动力与落脚点。没有创业经济，创意-创新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创意-创新只有同创业经济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对传统经济相容超越的经济形态。创造，是创意-创新同创业经济相结合的纽带与桥梁。
智慧经济的逻辑的与现实的出发点，就是创意—原创思想。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健康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的地位将逐步被科学创新、知识创新所取代。创意——知识创新、软技术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原创思想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著作权与专利技术的背后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意—原创思想。创意—原创思想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创意策划、框架结构、技术设计、参照系转移、语境转换、内容改写、技术改造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资料进行收集、选择、对材料进行组织的行为和结果表现出来；既可以通过理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素材、典故、案例分析表现出来；同一个素材、典故、案例，在不同的主题思想、核心观点、框架设计、语境场境中，可以表达、渗透不同的思想；如果在主题深刻的语境中，原本平庸的素材、典故、案例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些创意—原创思想都应该受到保护。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就是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后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后面的创意—原创思想。不管这些创意—原创思想以什么方式、途径表现出来，只要表现出来、贡献给社会，就应该得到鼓励与受到法律保护。鼓励与保护创意—原创思想，是鼓励与保护创新的源头；创意—原创思想“为有源头活水来”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
如果说，智慧经济的源头是创意—原创思想，那么创意—原创思想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创意—原创思想重要，但创意—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原创基础理论是创意—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创意—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要在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要用主体性的“六经注我”式教育代替客体性的“我注六经”式教育，用主动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动型、素质型、综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教育代替被动型、应试型、知识型、单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继承型、就业型教育。0乘以一百个0还是0；把最先进的知识复制一万遍，也不会增加任何新知识，学习型人才无论如何也不等于创造型人才；通过大学扩招使学习型人才成倍增加也并不必然带来创造型人才的同比增长。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
智慧经济要求用智慧型智力开发体制代替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目前全国性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是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的典型。由于外语的非母语性质，外语学习所要求的思维方式同创造力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兼容性，使目前的全民“外语热”极大程度地压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造成大量的创造性人才被埋没，是中国思想家断层的根源之一。语言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与工具；就创造力本身而言，汉语足以供国人进行任何专业、任何领域的创造性思维。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不在创造力层面，而在信息层面——沟通与交流层面。而现代信息工具与手段，已经可以轻易地代替属于信息层面的外语功能。全民学习那些对于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用不好的外语造成了国人巨大的智力资源、特别是创造力资源的浪费。目前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同建设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必须尽快予以废止；并举一反三根本改变目前体制内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
智慧经济要求根本改变目前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在中国目前的“官本位”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的体制下，体制内根本不要想出什么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如果有，也是人在体制内成果在体制外。“伪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成立，但绝大多数的伪科学都在体制内，而且都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或者说是被体制逼出来的。当体制内的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体制内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只有体制外的市场评价与催化才是创新的真正标准与原动力。但是，目前的学术评价话语权却又只在体制内；一切职称、头衔只在体制内产生。这是转轨时期国家整体学术评价体系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对称；这个不对称，由僵化的学术评价体制同经济模式转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不对称造成。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赋予体制外——民间科研机构以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让民间科研机构拥有自己的专家学者，其权威度与含金量在实践中形成、由市场来检验；使中国拥有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兰德公司。只要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对象、内容相吻合，使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客体相互促进、对称发展，中国离诺贝尔奖就将不远。应该扶持民间科研机构的发展；在国家选题安排、课题经费分配、学术成果评价推广等方面，民间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应该享受同官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同等国民待遇。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就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重形式轻内容、重手段轻目标、重过程轻结果、重信息轻知识、重继承轻发展、重按部就班轻超常规发展、重范式内发展轻范式外突破、重注释式成果轻原创性成果、重体制内成果轻体制外成果、用行政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身份贵贱折算身价贵贱、用头衔大小换算权威大小、用知名度高低变现“著名”度高低、贡献索取不对称、投入产出不对称的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以及由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衍生出来的异化的人才体制。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的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智慧经济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学术与教育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学术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学术“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教育、学术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是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教育学术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学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智慧经济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智慧经济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
智慧经济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学术、教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又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
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
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原创思想。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模式转轨主导体制转变，体制转变适应模式转轨；而价值机制，既是模式转轨、体制转变的核心，也是模式转轨、体制转变的动力；道德舆论、法制环境，则是模式转轨与体制转变的保证。它们共同组成了以原创思想为核心的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的、使创新成为习惯与风气的社会生活体系。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国民创业体系
[ 2016/03/13 17:20 | by admin ]
2016/03/13 17:20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国民创业体系
智慧经济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确立了国民创新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民创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人类二次创业经济新常态的智慧经济是社会系统规范化有序化的系统工程。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那么建立国民创业体系也同样是鼓励创业、保护创业的社会系统工程。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层次上看，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宏观来看，就是人类二次创业工程。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智慧经济就是人类二次创业的经济新常态。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自由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平等竞争的保障是法制环境，法制环境的基础是司法独立、民主选择、民主监督。如果司法为官商勾结提供保护伞，司法沦为黑社会、准黑社会搞不正当经营、不正当竞争的工具，将断绝平民百姓进行创业的任何可能。当全球性金融危机使经济发展的中心由外向转向国内时，用创业带就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构鼓励、扶持、保障创业的政治、法制、社会环境，迫在眉睫。国家要用不亚于搞计划生育的资源和措施力度来建设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因为从资源再生与配置的角度来讲，创业工程与人口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人有事干、人人都能创造财富，人口还怕多吗？因此建设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的长远意义决不亚于计划生育政策。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中观来看，就是民间的创业潮。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当前创业潮的走向：一方面，扩大创业范围，主要通过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释放农村的创业潜力；另方面，提高创业层次，鼓励和扶持高科技创业，为此要尽快设立创业板，使高科技、高成长性企业能得到超速发展。
智慧经济形态的农业的创业潮，是人类二次创业的起点；高科技企业的创业潮，是人类二次创业的主导。创业潮是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形成的基础。中观的创业工程，是宏观的创业工程与微观的创业工程的中介，对宏观的创业工程与微观的创业工程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微观来看，就是建构创业工程的主体——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工程的主体是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就是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就是人作为系统的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通过自组织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能力，就是个人和企业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价值的能力。主体性高低同自组织能力成正比，由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两方面决定。一个人创新能力强，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人能白手起家，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企业能靠自身能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主体性强的表现。而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是由于它们缺乏自组织能力。但如果为了提高国企的主体性，而把其廉价拍卖甚至送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则同样是用他组织来代替自组织，因为主体改变了。提高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创业，提高国有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二次创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创业。
非创业型企业是平面型企业，创业型企业是立体型企业。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型企业就是不断改进自身的要素与结构、不断提升自组织能力的企业；就是以创新能力为主导、以产权明确为基础、以团队精神为核心、以制度健全为保证的主体素质全面提升的企业；就是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纽带、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的创业型组织。创业型企业肯定是创新型企业，而创新型企业要成为创业型企业，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与非创业型企业只着眼于资本的扩展、生产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不同，创业型企业首先着眼于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以取得可持续发展。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程序上看，是创新→创造→创业→创业工程→国民创业工程的逻辑进展，是市场经济体系→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知识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是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的整体延伸。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与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相互关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国民创业体系的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没有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更要建设创业型国家。但没有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将落后于知识经济时代。
智慧经济形态在国民创业体系基本建设投资中，最大、最基本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基础科研的投资，其次是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的投资。因为只有基础理论的突破，才有新技术诞生；只有新技术的诞生并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项目，才有新能源、新材料的产生，才有再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而这些基础理论的突破、新技术开发、转化与运用，不仅仅是加大货币投入就能解决问题；更根本的，是科研人员的整体素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问题。这就牵涉到科研和教育体制问题。而目前官本位、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极大地缩小了出原创成果的可能性。而要改变现有的科研、教育体制，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形成和支撑官本位、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的土壤，是官本位、官僚化的政治体制，并在官本位、官僚化的政治体制主导下形成官本位、行政化的社会体制与人的普遍的行为方式。官本位、官僚化的政治体制与国民创业体系之间是一个悖境。因此，要改革学术、教育体制，首先要改革政治体制。如果说，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依赖于国民创新体系的建成，那么国民创新体系的建成有待于政治体制的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是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设的主导。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工程，使效率与公平、政府调控与经济自由、增加就业与货币稳定、消费扩张与生产发展等许多似乎对立的东西建立起对称关系，使之相辅相成；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就是建设智慧经济形态的对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
智慧经济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确立了国民创新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民创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人类二次创业经济新常态的智慧经济是社会系统规范化有序化的系统工程。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那么建立国民创业体系也同样是鼓励创业、保护创业的社会系统工程。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层次上看，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宏观来看，就是人类二次创业工程。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智慧经济就是人类二次创业的经济新常态。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自由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平等竞争的保障是法制环境，法制环境的基础是司法独立、民主选择、民主监督。如果司法为官商勾结提供保护伞，司法沦为黑社会、准黑社会搞不正当经营、不正当竞争的工具，将断绝平民百姓进行创业的任何可能。当全球性金融危机使经济发展的中心由外向转向国内时，用创业带就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构鼓励、扶持、保障创业的政治、法制、社会环境，迫在眉睫。国家要用不亚于搞计划生育的资源和措施力度来建设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因为从资源再生与配置的角度来讲，创业工程与人口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人有事干、人人都能创造财富，人口还怕多吗？因此建设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的长远意义决不亚于计划生育政策。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中观来看，就是民间的创业潮。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当前创业潮的走向：一方面，扩大创业范围，主要通过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释放农村的创业潜力；另方面，提高创业层次，鼓励和扶持高科技创业，为此要尽快设立创业板，使高科技、高成长性企业能得到超速发展。
智慧经济形态的农业的创业潮，是人类二次创业的起点；高科技企业的创业潮，是人类二次创业的主导。创业潮是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形成的基础。中观的创业工程，是宏观的创业工程与微观的创业工程的中介，对宏观的创业工程与微观的创业工程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微观来看，就是建构创业工程的主体——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工程的主体是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就是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就是人作为系统的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通过自组织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能力，就是个人和企业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价值的能力。主体性高低同自组织能力成正比，由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两方面决定。一个人创新能力强，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人能白手起家，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企业能靠自身能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主体性强的表现。而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是由于它们缺乏自组织能力。但如果为了提高国企的主体性，而把其廉价拍卖甚至送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则同样是用他组织来代替自组织，因为主体改变了。提高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创业，提高国有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二次创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创业。
非创业型企业是平面型企业，创业型企业是立体型企业。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型企业就是不断改进自身的要素与结构、不断提升自组织能力的企业；就是以创新能力为主导、以产权明确为基础、以团队精神为核心、以制度健全为保证的主体素质全面提升的企业；就是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纽带、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的创业型组织。创业型企业肯定是创新型企业，而创新型企业要成为创业型企业，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与非创业型企业只着眼于资本的扩展、生产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不同，创业型企业首先着眼于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以取得可持续发展。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程序上看，是创新→创造→创业→创业工程→国民创业工程的逻辑进展，是市场经济体系→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知识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是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的整体延伸。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与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相互关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国民创业体系的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没有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更要建设创业型国家。但没有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将落后于知识经济时代。
智慧经济形态在国民创业体系基本建设投资中，最大、最基本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基础科研的投资，其次是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的投资。因为只有基础理论的突破，才有新技术诞生；只有新技术的诞生并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项目，才有新能源、新材料的产生，才有再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而这些基础理论的突破、新技术开发、转化与运用，不仅仅是加大货币投入就能解决问题；更根本的，是科研人员的整体素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问题。这就牵涉到科研和教育体制问题。而目前官本位、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极大地缩小了出原创成果的可能性。而要改变现有的科研、教育体制，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形成和支撑官本位、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的土壤，是官本位、官僚化的政治体制，并在官本位、官僚化的政治体制主导下形成官本位、行政化的社会体制与人的普遍的行为方式。官本位、官僚化的政治体制与国民创业体系之间是一个悖境。因此，要改革学术、教育体制，首先要改革政治体制。如果说，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依赖于国民创新体系的建成，那么国民创新体系的建成有待于政治体制的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是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设的主导。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工程，使效率与公平、政府调控与经济自由、增加就业与货币稳定、消费扩张与生产发展等许多似乎对立的东西建立起对称关系，使之相辅相成；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就是建设智慧经济形态的对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国民主体素质工程
[ 2016/03/13 17:18 | by admin ]
2016/03/13 17:18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国民主体素质工程
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慧是智力的运用，智慧经济就是智力经济、解放人的智力的经济形态。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就是要解放人的智力。解放人的智力首先要高扬人的主体性，建构国民主体素质工程。
从智慧经济形态的逻辑结构与历史结构来看，建构国民主体素质工程首先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及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行政体制、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树立能力至上、成就第一的唯能主义的社会评价体系与道德风尚；尽快纠正目前一切“向钱看”、属于口袋经济学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彻底杜绝滥发文凭、公款买文凭并进而买职称、买头衔现象；杜绝配置型“创业”、消融配置型“企业”、纠正配置型“产业”，快速建立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使改革由追求GDP数字增长回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正确轨道上来。
国民主体素质工程是解放智力的前提，解放智力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解放生产力是GDP的基础、财富增加的基础、人的幸福感提高的基础、社会发展的基础。解放生产力，不仅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发展、国民主体性的发展。解放生产力，不仅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而且是社会常态的发展。也就是说，不仅是转型要解放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任何时候都要解放生产力，所以“解放生产力”应该成为对称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智慧经济形态突出了人的智力在解放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解放智力” 应该成为智慧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作为生产力核心范畴的智力根本是人的主体性，解放生产力的根本是解放人的主体性。智慧经济形态以生产力而不是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范畴；相应地，智慧经济形态以生产力系统中的主体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以生产力系统中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的对称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从智慧经济形态的层次结构上看，市场经济体制是微观经济活力的体制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对称的两个轮子，国民素质是驾驭车轮的主体。从动态结构上看，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风气→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人的素质→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福利总水平，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逐步演化的过程。社会系统层次结构与动态结构充分说明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风气和人的素质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说明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说明社会系统的要素、结构同其功能——社会福利总水平的关系，说明“社会GDP”概念在对称发展观、智慧经济形态中的重要意义。
由于提高国民主体素质是系统工程，所以提高社会GDP是系统工程。提高社会GDP这项系统工程由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义务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几个方面组成。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才有可能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通过救死扶伤为国民身体素质提供有效保障。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才能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提高社会GDP工程的逻辑结构与历史脉络，是通过提高国民主体素质来提高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社会福利总水平。
国民素质工程是社会GDP工程的出发点、核心和落脚点，由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和国民文化素质工程三方面组成。其中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由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三大块组成，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是从本到末的动态关系。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动态结构，是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
医疗“产业”的本质是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无病要治、小病大治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
教育“产业”的本质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广义的教育：社会的信息遗传，通过这种遗传，社会有机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狭义的教育：系统的社会信息遗传。必须以狭义的教育为中心，以广义的教育为基础，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智力是知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力不但要考虑到知识的要素，而且要看知识的结构；不但要看知识的量，而且要看知识的质。智力中最重要的是创意-创新-创造能力。由教育“产业”的社会GDP性质决定，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意-创新-创造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意-创新-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创意-创新-创造力的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由社会GDP定位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投资的货币收益而在于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社会效益必须把智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信息量或信息层面的知识量放在首位。
如果说国民身体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基础，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主导，那么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则是国民素质工程的核心。国民社会素质工程由经济参与素质、社会交往素质、法律道德素质与政治参与素质与组成，它们分别表现为经济参与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法律道德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其中，经济参与能力是基础，社会交往能力与法律道德能力、特别是社会交往能力中的社会行为方式是核心，政治参与能力是主导。政治参与能力，我们称之为民主素质，包括民主选举能力与参政议政能力，以经济参与能力特别是创业能力为前提。只有在创业过程中训练和提高人的主体性，才能提高人的民主素质，为民主政治打下国民的素质基础，摆脱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行依靠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依靠民主政治的推行”的“二律背反”。而法制建设、个人修养、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与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工程，既为国民创业素质与民主素质的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也为民主政治的推行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与经济基础。
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慧是智力的运用，智慧经济就是智力经济、解放人的智力的经济形态。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就是要解放人的智力。解放人的智力首先要高扬人的主体性，建构国民主体素质工程。
从智慧经济形态的逻辑结构与历史结构来看，建构国民主体素质工程首先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及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行政体制、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树立能力至上、成就第一的唯能主义的社会评价体系与道德风尚；尽快纠正目前一切“向钱看”、属于口袋经济学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彻底杜绝滥发文凭、公款买文凭并进而买职称、买头衔现象；杜绝配置型“创业”、消融配置型“企业”、纠正配置型“产业”，快速建立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使改革由追求GDP数字增长回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正确轨道上来。
国民主体素质工程是解放智力的前提，解放智力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解放生产力是GDP的基础、财富增加的基础、人的幸福感提高的基础、社会发展的基础。解放生产力，不仅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发展、国民主体性的发展。解放生产力，不仅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而且是社会常态的发展。也就是说，不仅是转型要解放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任何时候都要解放生产力，所以“解放生产力”应该成为对称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智慧经济形态突出了人的智力在解放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解放智力” 应该成为智慧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作为生产力核心范畴的智力根本是人的主体性，解放生产力的根本是解放人的主体性。智慧经济形态以生产力而不是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范畴；相应地，智慧经济形态以生产力系统中的主体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以生产力系统中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的对称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从智慧经济形态的层次结构上看，市场经济体制是微观经济活力的体制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对称的两个轮子，国民素质是驾驭车轮的主体。从动态结构上看，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风气→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人的素质→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福利总水平，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逐步演化的过程。社会系统层次结构与动态结构充分说明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风气和人的素质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说明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说明社会系统的要素、结构同其功能——社会福利总水平的关系，说明“社会GDP”概念在对称发展观、智慧经济形态中的重要意义。
由于提高国民主体素质是系统工程，所以提高社会GDP是系统工程。提高社会GDP这项系统工程由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义务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几个方面组成。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才有可能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通过救死扶伤为国民身体素质提供有效保障。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才能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提高社会GDP工程的逻辑结构与历史脉络，是通过提高国民主体素质来提高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社会福利总水平。
国民素质工程是社会GDP工程的出发点、核心和落脚点，由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和国民文化素质工程三方面组成。其中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由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三大块组成，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是从本到末的动态关系。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动态结构，是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
医疗“产业”的本质是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无病要治、小病大治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
教育“产业”的本质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广义的教育：社会的信息遗传，通过这种遗传，社会有机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狭义的教育：系统的社会信息遗传。必须以狭义的教育为中心，以广义的教育为基础，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智力是知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力不但要考虑到知识的要素，而且要看知识的结构；不但要看知识的量，而且要看知识的质。智力中最重要的是创意-创新-创造能力。由教育“产业”的社会GDP性质决定，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意-创新-创造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意-创新-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创意-创新-创造力的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由社会GDP定位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投资的货币收益而在于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社会效益必须把智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信息量或信息层面的知识量放在首位。
如果说国民身体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基础，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主导，那么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则是国民素质工程的核心。国民社会素质工程由经济参与素质、社会交往素质、法律道德素质与政治参与素质与组成，它们分别表现为经济参与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法律道德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其中，经济参与能力是基础，社会交往能力与法律道德能力、特别是社会交往能力中的社会行为方式是核心，政治参与能力是主导。政治参与能力，我们称之为民主素质，包括民主选举能力与参政议政能力，以经济参与能力特别是创业能力为前提。只有在创业过程中训练和提高人的主体性，才能提高人的民主素质，为民主政治打下国民的素质基础，摆脱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行依靠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依靠民主政治的推行”的“二律背反”。而法制建设、个人修养、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与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工程，既为国民创业素质与民主素质的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也为民主政治的推行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与经济基础。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社会主体素质工程
[ 2016/03/13 17:15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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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智慧经济与社会主体素质工程
智慧经济是解放智力、通过解放智力解放生产力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解放智力、解放生产力、提高国民主体素质，是以提高国民主体素质为基础，以解放智力为主导、以解放生产力为归宿的系统工程。国民的整体社会行为方式——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不但全息体现了国民的社会素质，而且全息体现了社会本身的素质。因此，国民素质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国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从建构国民主体素质系统工程的目的和手段来看，我们不但需要提高GDP，我们还需要提高社会GDP与绿色GDP。
社会GDP：用国民主体性提高、幸福感增强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国民主体性提高是社会GDP的核心内容。从本质意义上，社会GDP是国民主体性提高的综合指数之一。以社会GDP为参照系，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以腐败和带血GDP作为润滑剂造成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即使是再生型的，也会造成人民心态失衡、安全感缺失，造成人民幸福感和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而且由于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消极、负面的导向，造成生产力发展速度减缓。虽然相对货币GDP，我们更需要财富GDP；但从生产力发展的动因、动力和目的来看，我们不但需要提高财富GDP，我们还需要提高社会GDP。
社会GDP是社会系统中制度、体制、社会风气、社会环境、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人的素质、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福利总水平等诸项要素的整体综合指数，其中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国民主体素质，所以从本质意义上所谓社会GDP就是国民主体素质工程。
社会制度：社会根本的规范体系。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落后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阻碍作用。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能够推动生产力更快发展。
社会体制：社会具体的规范体系与运作机制。制度是目的，体制是手段。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体制；相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是手段。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是制度与体制的不同结合。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是当代最好的社会制度与社会体制的结合；而改革，就是改革原有的属于计划经济范畴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最佳结合。
社会风气：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道德观念与社会心理。“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与拾金不昧、舍己为人的社会心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前者也许暂时、短期有利于货币GDP的提高，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毫无帮助，对于货币GDP的长期提高也无好处。只有后者，才真正对社会GDP的提高做出贡献，并使货币GDP得到可持续增长。前者对于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而言，是正常人的正常心理与行为模式，而在智慧经济学看来，只有后者，才是再生生产力的必要的主体素质。从社会风气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以货币GDP为纲的GDP增长观确实不容于科学发展观。社会风气是社会素质工程的整体功能；社会风气通过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导向作用，使人的行为方式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提高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以社会风气为中介，社会素质工程融入社会GDP工程。
社会环境：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与社会风气构成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有两大类：配置型与再生型。配置型环境：生产力服务生产关系；再生型环境：生产关系服务生产力。不同的社会风气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一起构成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经济模式的环境条件。
人的行为方式导向：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风气、社会环境共同决定人的行为方式导向：积极或消极、主体性或负主体性、有利或阻碍人的智力提高、社会财富增加、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人的素质：社会环境与人的本质和人的主观修养的结合形成人的素质。在质上，人的素质有主体、负主体两大类；在量上，人的素质高低不等。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对经济活动的主体有不同的素质规范。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人”——一切行为都有利己动机的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为达赚钱目标不择手段符合经济活动主体的素质规范。在智慧经济学看来，只有在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利人利己、讲诚信讲法律、善于和别人合作共赢的“道德人”，才是智慧经济形态中再生经济活动所要求的主体人。
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速度。
社会福利总水平：社会福利总水平就是社会总的幸福指数。
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整体素质，从主体角度来看，除了国民素质，还有政府素质。国民素质是基础，政府素质是主导。国民素质工程和政府素质工程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主体因素。国民素质工程是政府素质工程的前提；政府素质对国民素质、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会对国民素质和整体行为方式起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本身属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民素质工程与政府素质工程二者相辅相成。
如果说国民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国民主体性，那么政府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政府的主体性。如果说国民素质提高主要靠创业，那么政府素质工程主要靠改革。政府素质就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政府制定的政策、工作人员执行政策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政府的主体性。政府素质工程就是提高政府主体性的工程，就是通过改革使各级政府成为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先进生产力的领导者、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者的系统工程。
智慧经济形态中的政府机构素质工程就是通过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能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能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使经济活动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体制。
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整体素质，从客体角度来看，社会素质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程度，民主化与法制化二者是对称的。社会素质工程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本身也是系统工程。它们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层面。
因此，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整体素质不但包括社会GDP，还包括绿色GDP。绿色GDP——和谐程度的指数。绿色GDP：用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从本质意义上，绿色GDP也是国民主体性提高的综合指数之一。
存在先于素质；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绿色GDP指标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形成的催化剂。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而绿色GDP，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
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取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称程度，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的对称程度。改革，本质上就是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对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也就和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了，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素质才能得到综合提高，人与社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程度决定人与社会的发展速度。
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取决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的大小。
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结构由环保素质工程组成。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说明：
1.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
2.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
3.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环保产业本身的辐射性、整体性决定，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
4.由于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
5.一旦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剩余”，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对称点与经济增长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
6.环节产业化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并因此而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产业”的合理定位，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所以环保产业是社会主体素质工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智慧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智慧经济是解放智力、通过解放智力解放生产力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解放智力、解放生产力、提高国民主体素质，是以提高国民主体素质为基础，以解放智力为主导、以解放生产力为归宿的系统工程。国民的整体社会行为方式——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不但全息体现了国民的社会素质，而且全息体现了社会本身的素质。因此，国民素质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国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从建构国民主体素质系统工程的目的和手段来看，我们不但需要提高GDP，我们还需要提高社会GDP与绿色GDP。
社会GDP：用国民主体性提高、幸福感增强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国民主体性提高是社会GDP的核心内容。从本质意义上，社会GDP是国民主体性提高的综合指数之一。以社会GDP为参照系，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以腐败和带血GDP作为润滑剂造成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即使是再生型的，也会造成人民心态失衡、安全感缺失，造成人民幸福感和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而且由于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消极、负面的导向，造成生产力发展速度减缓。虽然相对货币GDP，我们更需要财富GDP；但从生产力发展的动因、动力和目的来看，我们不但需要提高财富GDP，我们还需要提高社会GDP。
社会GDP是社会系统中制度、体制、社会风气、社会环境、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人的素质、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福利总水平等诸项要素的整体综合指数，其中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国民主体素质，所以从本质意义上所谓社会GDP就是国民主体素质工程。
社会制度：社会根本的规范体系。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落后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阻碍作用。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能够推动生产力更快发展。
社会体制：社会具体的规范体系与运作机制。制度是目的，体制是手段。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体制；相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是手段。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是制度与体制的不同结合。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是当代最好的社会制度与社会体制的结合；而改革，就是改革原有的属于计划经济范畴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最佳结合。
社会风气：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道德观念与社会心理。“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与拾金不昧、舍己为人的社会心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前者也许暂时、短期有利于货币GDP的提高，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毫无帮助，对于货币GDP的长期提高也无好处。只有后者，才真正对社会GDP的提高做出贡献，并使货币GDP得到可持续增长。前者对于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而言，是正常人的正常心理与行为模式，而在智慧经济学看来，只有后者，才是再生生产力的必要的主体素质。从社会风气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以货币GDP为纲的GDP增长观确实不容于科学发展观。社会风气是社会素质工程的整体功能；社会风气通过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导向作用，使人的行为方式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提高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以社会风气为中介，社会素质工程融入社会GDP工程。
社会环境：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与社会风气构成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有两大类：配置型与再生型。配置型环境：生产力服务生产关系；再生型环境：生产关系服务生产力。不同的社会风气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一起构成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经济模式的环境条件。
人的行为方式导向：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风气、社会环境共同决定人的行为方式导向：积极或消极、主体性或负主体性、有利或阻碍人的智力提高、社会财富增加、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人的素质：社会环境与人的本质和人的主观修养的结合形成人的素质。在质上，人的素质有主体、负主体两大类；在量上，人的素质高低不等。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对经济活动的主体有不同的素质规范。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人”——一切行为都有利己动机的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为达赚钱目标不择手段符合经济活动主体的素质规范。在智慧经济学看来，只有在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利人利己、讲诚信讲法律、善于和别人合作共赢的“道德人”，才是智慧经济形态中再生经济活动所要求的主体人。
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速度。
社会福利总水平：社会福利总水平就是社会总的幸福指数。
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整体素质，从主体角度来看，除了国民素质，还有政府素质。国民素质是基础，政府素质是主导。国民素质工程和政府素质工程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主体因素。国民素质工程是政府素质工程的前提；政府素质对国民素质、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会对国民素质和整体行为方式起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本身属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民素质工程与政府素质工程二者相辅相成。
如果说国民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国民主体性，那么政府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政府的主体性。如果说国民素质提高主要靠创业，那么政府素质工程主要靠改革。政府素质就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政府制定的政策、工作人员执行政策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政府的主体性。政府素质工程就是提高政府主体性的工程，就是通过改革使各级政府成为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先进生产力的领导者、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者的系统工程。
智慧经济形态中的政府机构素质工程就是通过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能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能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使经济活动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体制。
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整体素质，从客体角度来看，社会素质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程度，民主化与法制化二者是对称的。社会素质工程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本身也是系统工程。它们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层面。
因此，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整体素质不但包括社会GDP，还包括绿色GDP。绿色GDP——和谐程度的指数。绿色GDP：用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从本质意义上，绿色GDP也是国民主体性提高的综合指数之一。
存在先于素质；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绿色GDP指标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形成的催化剂。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而绿色GDP，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
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取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称程度，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的对称程度。改革，本质上就是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对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也就和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了，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素质才能得到综合提高，人与社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程度决定人与社会的发展速度。
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取决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的大小。
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结构由环保素质工程组成。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说明：
1.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
2.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
3.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环保产业本身的辐射性、整体性决定，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
4.由于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
5.一旦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剩余”，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对称点与经济增长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
6.环节产业化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并因此而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产业”的合理定位，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所以环保产业是社会主体素质工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智慧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