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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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9 10:41 | by admin ]
2016/05/19 10:41 | by admin ]
陈世清：政治经济学批判
所有围绕着政治经济学展开的争论，都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悖论，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悖境。这也是为什么争论各方都能自圆其说，因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根源所在。由于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这些危机是对政治经济学合法性的挑战，也即政治经济学合法性的危机。政治经济学悖境说明，建立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实践的证实。走出悖境的唯一出路，是建立一个既反映工人阶级利益、又反映资本家利益；既适用被压迫工人阶级、又适用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又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类一般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内容和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思维内容和思维方法的不对称，造成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际的不对称，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不对称。
何谓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处理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目的，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为某个阶级、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含义：1.阶级的经济学；2.政府的经济学：①为维持统治阶级利益的经济学；②发挥政府经济功能的经济学，这一点通常称之为政府经济学。3.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还包括研究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原理的经济学。
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以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处理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目的，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为某个阶级、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分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资源的配置。虽然表述不同，但都是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
任何一门政治经济学只要能自圆其说，都是主体性、阶级性、科学性的统一，都是某一层面、某一领域社会经济现象及其背后规律和本质的反映，然而不是人类一般经济规律与本质的反映。经济过程和经济理论的关系，类似社会现象和法律条文的关系，前者是自然历史过程，后者是滞后的。
由于政治经济学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政治经济学也可以引伸为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博弈经济学、增长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消费经济学、阶级经济学。
不管是国外的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还是国内的市场经济学派与计划经济学派的对立，都不能改变它们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的共同本质，都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共同性质。
它们的共同点：不对称经济学；配置（而非再生）经济学；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服务。
庸俗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极端形态，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学，或庸俗化的政治经济学。
庸俗经济学的庸俗有两层意义：1.阶级性；2.金钱至上、价格至上。
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经济学家专为特定的政府出谋划策，为本国谋取最大利益而不惜牺牲别国利益。这是由诸候经济派生出来的诸候经济学与诸候经济学家，归根到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自己谋取经济与政治利益，因此本质上也属于庸俗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家。
政治家在当政前和当政后的利益机制不一样，决定了视野与政见不一样。前者往往比较狭隘，后者往往比较全面。而政治经济学家的视野之所以落后于当政后的政治家，也同样是由他们的利益机制来决定。
一般经济学并非不要讨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讨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并非就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是整体经济学，在其中必然要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对称关系。现实是，政治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自己的庸俗性质，往往羞答答地否认政治对经济的作用。迄今为止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由于阶级局限性，使它们固步自封，无一例外地属于工业经济时期的经济学范式，同知识经济的经济现象、经济本质与经济发展规律不对称、不兼容。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只承认经济人个人的自觉性（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或阶级的自觉性（马克思主义），而否认人类作为经济人的“类”的自觉性，因而只承认经济学对经济的解释作用（实然：是什么、为什么），而不承认指导作用（应然），或不能做到正确的指导作用。
缺乏指导性，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陷之一。
指导性的前提是规律性，规律性的前提是整体性，整体性的前提是整体的范式与整体的方法——对称方法、五度空间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系统论的方法。
人类一般经济学在对象、性质、结构、功能方面，都同政治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
在知识经济时代，重新定义经济学，把“一般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分离开来并对它们各自进行合理定位，重新明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是历史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指导现实经济活动的需要；是为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指明正确方向的时代要求。
一般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具体和抽象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提升和整合，又反过来指导和制约、规范后者的发展，并进一步协调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从字面上看，似乎是空间上的并列关系；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先进和落后的关系，这是造成一般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者对立的认识根源。但从层次上看，一般经济学包括理论与经验两大层面，而政治经济学属于应用科学与技术，在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中属于中间地带。因此，从系统论的眼光来看，二者完全可以互补，共同组成完整的经济学体系。批判政治经济学，目的是扬弃政治经济学，为吸收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中的有益成分、建立人类一般经济学进行理论准备。
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根源：思维不对称
政治经济学的悖论悖境，根源于理论与实际、具体与抽象、主体与客体的脱节。
悖论的本质——不对称：思维中不同层次的不对称、内容和形式的不对称、价值和意义的不对称、主体和客体的不对称。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把很简单的东西搞得很复杂、很费解，就是因为缺乏对称思维能力。比如，所谓边际效用，实际上就是相对价值，边际效用原理就是价值相对性原理，说明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但由于缺乏价值相对性这个概念，就把商品的效用分成不同的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搞出很复杂的数学公式。再比如，市场本来是人的主体性的催化剂，也是提升、发挥、验证人的主体性的机制和标准，但由于缺乏本质上、整体上考察问题的能力，却把市场的主体看成是唯利是图 “经济人”，似乎市场经济不是使人全面发展，而是使人片面发展。 “投资悖论”也是根源于现象和本质的混淆，现象和本质的混淆根源于理论和实际的脱节：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含货币虚拟化）、经济全球化（国际间的游资自由流动）、经济主体性（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时代，而不是工业经济时代。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不是投资膨胀、就业增加，而是贷款膨胀；贷款膨胀之所以会造成通货膨胀，是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加贷款膨胀之所以会造成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货币虚拟化和国际国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工业经济时代间接投融资为主必须被知识经济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用工业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考察知识经济，是思维方式和思维对象的不对称。
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内容和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思维内容和思维方法的不对称，并由此造成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际的不对称，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使政治经济学在使“经济学”成为“显学”的同时也成为“虚学”、“泡沫学”。
主体和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社会经济规律的本质。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对立的，对称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
对称经济学同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分岐，是科学界整体主义和还原主义之争在经济学界的展开。
牛顿力学是还原论的代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把人类的思维方式推向整体论。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突出强调客体性的经济学与科学性是对立的；以量子力学为理论基础，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内在一致的。
政治经济学也是还原论。《资本论》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化，说明其也未跳出还原论的巢臼。由于还原论的抽象性特征，所以同以人的个性为基础的创新经济学、创业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智慧经济学不兼容。这也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学院派政治经济学家不承认知识经济学的根本原因。在知识经济时代，学院派政治经济学家采取了“鸵鸟政策”。理论脱离实际，是学院派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学院派、之所以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如上所述，工业经济时期的经济学理论和思维方式同知识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现实不对称，就是政治经济学悖论的原因之一。
在以还原论为思维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看来，可以用生物学解释社会学和心理学，化学解释生物学，用基本粒子物理学解释化学，最后，现实世界的一切被认为完全决定于基本粒子和场的活动。按照这种哲学，各门科学之间的唯一真正的连接点在于最深层的本原，宇宙中唯一真正的定律是粒子物理学定律。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和整体的客观现实之间的不对称，也是政治经济学悖论的根源。
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还原论“科学”将成明日黄花。在同自然的关系上，整体论更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自觉运用了包含还原论在内的整体论——五度空间理论。本质是具体的，而抽象不是本质。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是五度空间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五度空间理论使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矛盾得以解决。就五度空间理论蕴涵从本质到现象展开来看，包含了还原论的合理因素；就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属于五度空间整体中的一个环节来讲，又体现了整体论的总体框架。因此，五度空间方法论从整体上来讲，是包含了还原论的整体论。
五度空间理论，是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方法论基础。在五度空间理论看来，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都是具体——抽象——具体。因为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因此都是整体。这就解决了整体论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怎样同整体论中整体原则相吻合的问题。对称经济学的整体论思维方式，决定了不但可能、而且只能把经济发展与人类发展结合在一起；而政治经济学的还原论思维方式，则决定了只管经济发展、不讲人类发展。这就为什么对称经济学治本、政治经济学治末的方法论根源。
政治经济学的悖论悖境，根源于理论与实际、具体与抽象、主体与客体的脱节；政治经济学“悖论”是对称经济学对它们扬弃的依据与出发点。通过扬弃、使经济学的理论和经济活动的实际相对称，使经济学的理论能指导和推动经济实践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根源：主体不对称
只是“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如果把侧面的规律说成总体的规律，就必然出现悖论。
政治经济学悖论悖境，凸显了政治经济学的合法性危机；政治经济学合法性危机的背后，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危机。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对称的，可以抽象，但不能分开。经济学必须研究经济运动规律，而不仅仅是研究经济运行中的某个要素、某个主体的运动规律。任何一个要素单独抽象出来，虽然是经济活动中某些方面、某个环节的抽象反映，都不能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分开，是对完整的经济过程的肢解，所以只能陷入悖论。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危机，源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主体的危机，源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决定了它的局限性。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可能做到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在社会规律中的地位不同，但总体上社会经济规律是他们合力的结果。只有对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合理的定位、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只是“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只是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虽然都能对本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反映，因而也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经济规律，但从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如果把侧面的规律说成总体的规律，就必然出现悖论。
政治经济与庸俗经济学，不是两种经济学，也不是同一种经济学发展的两个阶段，而是同一经济学的两种属性。政治经济学是指它的定位，庸俗经济学是指它的功能。前者是指它只是阶级的真理，后者是指它的社会功能是只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政治经济学只是代表某些人利益的；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治经济学，其主体性决定了其认识的层次性与局限性。如果把其说成代表人类整体的利益，是对经济规律的完整把握，必将出现主体与认识层次的不对称而产生悖论。
如果用悖论指导实践，必然出现悖境，并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破坏。
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建立超阶级的一般人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人类经济学和阶级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全面和片面、具体和抽象的关系，二者的抽象程度不同，反映经济过程、经济规律的层次不同，因而指导意义也不同。用阶级经济学否认人类经济学，是否认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否认人类从整体上、深层次地把握人类经济规律的能力，也就否认了建立经济科学的可能性。
一般经济学范式与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把后者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再颠倒过来，实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统一。这既是逻辑的要求，也是历史的要求，因而体现了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经济科学，作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即是人的个性和主体性的成果和体现，又必须反映相对客体和相对主体的统一的一般规律。但阶级社会相对客体和相对主体的异化，会造成科学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个性和普遍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对立，从而造成经济学主体性与科学性不兼容的悖论、经济发展和人的幸福全面发展不相容的悖境。政治经济学要么否认科学的相对性从而陷入绝对主义，要么否认科学的绝对性从而陷入相对主义，二者同经济学科学性都是对立的。“幸福悖境”的根源就在于政治经济学范式中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对立；走出这个悖境的根本途径，就是改变政治经济学范式，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人的幸福全面发展取代金钱至上，使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对称与统一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建设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大同，扬弃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的异化，是扬弃政治经济学悖论、走出政治经济学悖境的根本途径。
所有围绕着政治经济学展开的争论，都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悖论，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悖境。这也是为什么争论各方都能自圆其说，因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根源所在。由于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这些危机是对政治经济学合法性的挑战，也即政治经济学合法性的危机。政治经济学悖境说明，建立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实践的证实。走出悖境的唯一出路，是建立一个既反映工人阶级利益、又反映资本家利益；既适用被压迫工人阶级、又适用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又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类一般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内容和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思维内容和思维方法的不对称，造成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际的不对称，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不对称。
何谓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处理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目的，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为某个阶级、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含义：1.阶级的经济学；2.政府的经济学：①为维持统治阶级利益的经济学；②发挥政府经济功能的经济学，这一点通常称之为政府经济学。3.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还包括研究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原理的经济学。
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以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处理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目的，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为某个阶级、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分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资源的配置。虽然表述不同，但都是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
任何一门政治经济学只要能自圆其说，都是主体性、阶级性、科学性的统一，都是某一层面、某一领域社会经济现象及其背后规律和本质的反映，然而不是人类一般经济规律与本质的反映。经济过程和经济理论的关系，类似社会现象和法律条文的关系，前者是自然历史过程，后者是滞后的。
由于政治经济学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政治经济学也可以引伸为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博弈经济学、增长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消费经济学、阶级经济学。
不管是国外的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还是国内的市场经济学派与计划经济学派的对立，都不能改变它们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的共同本质，都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共同性质。
它们的共同点：不对称经济学；配置（而非再生）经济学；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服务。
庸俗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极端形态，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学，或庸俗化的政治经济学。
庸俗经济学的庸俗有两层意义：1.阶级性；2.金钱至上、价格至上。
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经济学家专为特定的政府出谋划策，为本国谋取最大利益而不惜牺牲别国利益。这是由诸候经济派生出来的诸候经济学与诸候经济学家，归根到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自己谋取经济与政治利益，因此本质上也属于庸俗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家。
政治家在当政前和当政后的利益机制不一样，决定了视野与政见不一样。前者往往比较狭隘，后者往往比较全面。而政治经济学家的视野之所以落后于当政后的政治家，也同样是由他们的利益机制来决定。
一般经济学并非不要讨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讨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并非就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是整体经济学，在其中必然要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对称关系。现实是，政治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自己的庸俗性质，往往羞答答地否认政治对经济的作用。迄今为止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由于阶级局限性，使它们固步自封，无一例外地属于工业经济时期的经济学范式，同知识经济的经济现象、经济本质与经济发展规律不对称、不兼容。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只承认经济人个人的自觉性（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或阶级的自觉性（马克思主义），而否认人类作为经济人的“类”的自觉性，因而只承认经济学对经济的解释作用（实然：是什么、为什么），而不承认指导作用（应然），或不能做到正确的指导作用。
缺乏指导性，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陷之一。
指导性的前提是规律性，规律性的前提是整体性，整体性的前提是整体的范式与整体的方法——对称方法、五度空间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系统论的方法。
人类一般经济学在对象、性质、结构、功能方面，都同政治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
在知识经济时代，重新定义经济学，把“一般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分离开来并对它们各自进行合理定位，重新明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是历史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指导现实经济活动的需要；是为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指明正确方向的时代要求。
一般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具体和抽象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提升和整合，又反过来指导和制约、规范后者的发展，并进一步协调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从字面上看，似乎是空间上的并列关系；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先进和落后的关系，这是造成一般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者对立的认识根源。但从层次上看，一般经济学包括理论与经验两大层面，而政治经济学属于应用科学与技术，在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中属于中间地带。因此，从系统论的眼光来看，二者完全可以互补，共同组成完整的经济学体系。批判政治经济学，目的是扬弃政治经济学，为吸收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中的有益成分、建立人类一般经济学进行理论准备。
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根源：思维不对称
政治经济学的悖论悖境，根源于理论与实际、具体与抽象、主体与客体的脱节。
悖论的本质——不对称：思维中不同层次的不对称、内容和形式的不对称、价值和意义的不对称、主体和客体的不对称。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把很简单的东西搞得很复杂、很费解，就是因为缺乏对称思维能力。比如，所谓边际效用，实际上就是相对价值，边际效用原理就是价值相对性原理，说明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但由于缺乏价值相对性这个概念，就把商品的效用分成不同的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搞出很复杂的数学公式。再比如，市场本来是人的主体性的催化剂，也是提升、发挥、验证人的主体性的机制和标准，但由于缺乏本质上、整体上考察问题的能力，却把市场的主体看成是唯利是图 “经济人”，似乎市场经济不是使人全面发展，而是使人片面发展。 “投资悖论”也是根源于现象和本质的混淆，现象和本质的混淆根源于理论和实际的脱节：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含货币虚拟化）、经济全球化（国际间的游资自由流动）、经济主体性（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时代，而不是工业经济时代。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不是投资膨胀、就业增加，而是贷款膨胀；贷款膨胀之所以会造成通货膨胀，是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加贷款膨胀之所以会造成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货币虚拟化和国际国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工业经济时代间接投融资为主必须被知识经济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用工业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考察知识经济，是思维方式和思维对象的不对称。
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内容和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思维内容和思维方法的不对称，并由此造成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际的不对称，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使政治经济学在使“经济学”成为“显学”的同时也成为“虚学”、“泡沫学”。
主体和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社会经济规律的本质。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对立的，对称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
对称经济学同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分岐，是科学界整体主义和还原主义之争在经济学界的展开。
牛顿力学是还原论的代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把人类的思维方式推向整体论。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突出强调客体性的经济学与科学性是对立的；以量子力学为理论基础，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内在一致的。
政治经济学也是还原论。《资本论》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化，说明其也未跳出还原论的巢臼。由于还原论的抽象性特征，所以同以人的个性为基础的创新经济学、创业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智慧经济学不兼容。这也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学院派政治经济学家不承认知识经济学的根本原因。在知识经济时代，学院派政治经济学家采取了“鸵鸟政策”。理论脱离实际，是学院派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学院派、之所以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如上所述，工业经济时期的经济学理论和思维方式同知识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现实不对称，就是政治经济学悖论的原因之一。
在以还原论为思维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看来，可以用生物学解释社会学和心理学，化学解释生物学，用基本粒子物理学解释化学，最后，现实世界的一切被认为完全决定于基本粒子和场的活动。按照这种哲学，各门科学之间的唯一真正的连接点在于最深层的本原，宇宙中唯一真正的定律是粒子物理学定律。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和整体的客观现实之间的不对称，也是政治经济学悖论的根源。
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还原论“科学”将成明日黄花。在同自然的关系上，整体论更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自觉运用了包含还原论在内的整体论——五度空间理论。本质是具体的，而抽象不是本质。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是五度空间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五度空间理论使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矛盾得以解决。就五度空间理论蕴涵从本质到现象展开来看，包含了还原论的合理因素；就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属于五度空间整体中的一个环节来讲，又体现了整体论的总体框架。因此，五度空间方法论从整体上来讲，是包含了还原论的整体论。
五度空间理论，是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方法论基础。在五度空间理论看来，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都是具体——抽象——具体。因为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因此都是整体。这就解决了整体论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怎样同整体论中整体原则相吻合的问题。对称经济学的整体论思维方式，决定了不但可能、而且只能把经济发展与人类发展结合在一起；而政治经济学的还原论思维方式，则决定了只管经济发展、不讲人类发展。这就为什么对称经济学治本、政治经济学治末的方法论根源。
政治经济学的悖论悖境，根源于理论与实际、具体与抽象、主体与客体的脱节；政治经济学“悖论”是对称经济学对它们扬弃的依据与出发点。通过扬弃、使经济学的理论和经济活动的实际相对称，使经济学的理论能指导和推动经济实践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根源：主体不对称
只是“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如果把侧面的规律说成总体的规律，就必然出现悖论。
政治经济学悖论悖境，凸显了政治经济学的合法性危机；政治经济学合法性危机的背后，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危机。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对称的，可以抽象，但不能分开。经济学必须研究经济运动规律，而不仅仅是研究经济运行中的某个要素、某个主体的运动规律。任何一个要素单独抽象出来，虽然是经济活动中某些方面、某个环节的抽象反映，都不能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分开，是对完整的经济过程的肢解，所以只能陷入悖论。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危机，源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主体的危机，源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决定了它的局限性。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可能做到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在社会规律中的地位不同，但总体上社会经济规律是他们合力的结果。只有对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合理的定位、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只是“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只是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虽然都能对本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反映，因而也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经济规律，但从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如果把侧面的规律说成总体的规律，就必然出现悖论。
政治经济与庸俗经济学，不是两种经济学，也不是同一种经济学发展的两个阶段，而是同一经济学的两种属性。政治经济学是指它的定位，庸俗经济学是指它的功能。前者是指它只是阶级的真理，后者是指它的社会功能是只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政治经济学只是代表某些人利益的；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治经济学，其主体性决定了其认识的层次性与局限性。如果把其说成代表人类整体的利益，是对经济规律的完整把握，必将出现主体与认识层次的不对称而产生悖论。
如果用悖论指导实践，必然出现悖境，并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破坏。
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建立超阶级的一般人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人类经济学和阶级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全面和片面、具体和抽象的关系，二者的抽象程度不同，反映经济过程、经济规律的层次不同，因而指导意义也不同。用阶级经济学否认人类经济学，是否认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否认人类从整体上、深层次地把握人类经济规律的能力，也就否认了建立经济科学的可能性。
一般经济学范式与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把后者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再颠倒过来，实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统一。这既是逻辑的要求，也是历史的要求，因而体现了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经济科学，作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即是人的个性和主体性的成果和体现，又必须反映相对客体和相对主体的统一的一般规律。但阶级社会相对客体和相对主体的异化，会造成科学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个性和普遍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对立，从而造成经济学主体性与科学性不兼容的悖论、经济发展和人的幸福全面发展不相容的悖境。政治经济学要么否认科学的相对性从而陷入绝对主义，要么否认科学的绝对性从而陷入相对主义，二者同经济学科学性都是对立的。“幸福悖境”的根源就在于政治经济学范式中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对立；走出这个悖境的根本途径，就是改变政治经济学范式，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人的幸福全面发展取代金钱至上，使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对称与统一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建设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大同，扬弃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的异化，是扬弃政治经济学悖论、走出政治经济学悖境的根本途径。
陈世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平等
[ 2016/05/19 10:33 | by admin ]
2016/05/19 10:33 | by admin ]
陈世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平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平等。平等是公平的本质，公平是平等的展开；公平侧重于分配领域，平等则是主体性的概念。平等是比公平更深层次的范畴。如果说，公平相对于效率而言，那么平等则蕴含了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是为了保证公平分配，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有效运转。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平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同一个命题。
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
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由是平等的基础，平等是自由的修正。平等是法制的灵魂，是连接法制和自由的纽带。人民并不仇富；人们仇得是不平等，恨的是分配不公、官商勾结、权贵经济。这说明价值而非价格，是人们的追求目标；平等而非金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
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由必须以民主与法制的对称为中介，才有可能达到平等；只有平等，才有可能做到充分的自由；只有平等与充分的自由，才有完善的市场经济。而完全的自由，则以牺牲平等为前提；所谓完全的自由，就是官商勾结的自由、资本意志的自由、两极分化的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新自由主义是在市场经济旗号下的完全自由，而我们要的是以平等为核心的充分自由。有充分自由才有充分的竞争，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
充分自由与完全自由、充分竞争与完全竞争、完善的市场经济与完全的市场经济是我们同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区别。完全自由、完全竞争、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不择手段、弱肉强食，充分自由、充分竞争与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虽然二者的最终结果都是优胜劣汰，但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不同的原则造成的不同的起点与不一样的过程。如果说，在法制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尚可以形成与政府对称的一极，那么在法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完全自由竞争则以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为特征。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是假，反对法律监管是真；崇尚自由是假，无法无天是真。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通过所谓“保驾护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理念到现实操作无不体现了以牺牲公平来保证效率，因而到处都可以看到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影子，这也是造成广大人民大众仇富仇官的根源。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还有合理的因素，那么把其移植到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则只能使其异化为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的理论工具，走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本意的反面。
因此，平等与自由、民主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从逻辑上看，民主是自由的途径，自由是平等的前提；相对于平等而言，民主与自由都是手段；平等是核心价值，民主与自由是围绕这一核心价值展开的外围价值。只有民主、自由与法制的对称，才能使民主与自由走向平等，而不是走向平等的反面。所以对称是重要的；离开对称，民主、自由和法制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民主和自由走向无政府主义，法制成了专制，它们都离平等渐行渐远。从历史上看，在商品经济早期，自由与平等是同一的；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立体化、宏观化，自由与平等逐步分离，以致经济主体的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必须通过法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以化解各种“外部性”问题对市场公正原则的干扰。所以，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认为市场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的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正确的，但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合时宜。既然平等是目标，自由、民主只是实现平等的手段，那么当自由、民主同平等背离时，自由与民主就必须受到限制，以保障平等的实现。当然，如果剥夺自由与民主的同时又损害了平等，或就是为了损害平等而剥夺自由与民主，那这样的社会就必须改革。
法制：人身权、人格权平等保障
宏观
政府：生存权、发展权平等保障
市场
平等
原则
企业：法人人格权、生存权、发展权平等
微观
个人：人身权、人格权、生存权、发展权平等
从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可以看出，法制与政府都是市场的必要环节。
等价交换不等于公平交换——透视富人与穷人
权钱交换否定的不是商品等价交换原则而是公平交换原则，体现的不是公平交换原则而是等价交换原则。从它体现的是商品交换原则来看，消除了权力的神秘感和神圣感，从而为剥夺这种权力提供了可能；从它否定是的是公平交换原则来看，为剥夺这种权力提供了必要。
等价交换和公平交换不等同，公平交换除了必须等价交换以外，还有一个前提和基础，首先是机会是否平等，权力来源是否平等，正好象商品来源是否平等一样。如果权力来源不正、商品本身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掠夺，权钱等价交换、商品等价交换又有何公平可言？是在等价掩盖下的不公平，等价和不公平互为因果，形成社会不平等的圆圈，从而使等价交换成为腐败的根源和表现。
从等价交换不等于公平交换、等价原则不同于公平原则可以看出：随着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平等”有一个从等价到公平、从现象到本质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把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套到市场经济中来，就有可能曲解市场经济真正的平等原则，从而陷入“是仇富还是仇腐”、“要不要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还是为穷人说话”、“要不要清算原罪”、“保护富人是保护先进还是保护腐败”的悖论与悖境之中。诚然，一方面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另方面肆意践踏市场平等原则、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讲效率再讲公平甚至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是此类悖论与悖境的始作俑者；但我们同他们论战时，必须学会透过假象看真相、从深层次的理论根底着手，抓住要害、抓住关键，才能化解诡辩、消解悖论。富人与穷人的区分只是现象，造成富人与穷人区别的原因才是本质。是否通过“等价交易”形成富人与穷人的区别只是初级本质，是否通过“公平交易”形成富人与穷人的差距才是深层本质。富人是否剥削者、富人对穷人的态度、富人对社会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级的，由形成富人与穷人差距的深层本质决定。如果只停留在现象层面，任何荒谬的观点都会披上冠冕堂皇的理论外衣，上述问题任何对立的观点都可以得到理论的证明。但只要我们从逻辑和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把握市场经济真正的平等原则，就会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现在理不清、道不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所谓富人与穷人的关系问题还原为机会是否平等、社会是否公正的问题，使之由口水战转变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平等机制的具体措施。
身份的两重性与权威真空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经济主体的双轨制：披着行政、事业外衣的经济主体，挂着“中国”招牌的外资或民营企业，打着社会效益的旗号谋取经济利益的各种基金、社团，否则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因为真正的适格的市场主体的形成必须以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前提，而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必须以人格化的经济主体的人格平等为前提。
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头衔身份的两重性问题：计划体制内形成的头衔身份怎样同市场体制接轨？怎样避免计划体制、官本位体制下形成的、行政色彩浓厚的头衔身份在市场经济中的异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怎样重建“权威”、“诚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我国所有的“专家”、“学者”、“教授”、“博导”、“院士”的头衔基本上是在计划体制内形成；而在市场体制下，这些头衔基本上处于“悬空”状态——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下形成的各种头衔的含金量问题，头衔的实际水平和能力同市场经济需求的吻合度的问题。这之间的不对称，是专家成“砖家”、教授成“叫兽”的根源。所以学术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相对称。在不健全的甚至扭曲的学术体制下产生出来的头衔，由于总体上缺乏扎实的实践、实力根基，在市场经济中只能靠炒作来生存，那么势必出现“权威”的真空。
法律与平等
法律本身属于知识的范畴，同时又是国家强力推行的人们的行为规范，其真谛是社会平等。
合法经营是对称经营。合法经营是自由与法制的对称。腐败不是经济发展、经营成功的润滑剂,而是经济发展的腐蚀剂。健全的市场经济，不是道德沦丧的社会经济基础，而是道德建设的催化剂。公开、公平、公正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合法经营是人格完善的整合器。
合法性的“法”不仅是法律的“法”，而且是规律的“法”。
合法性不同于群众认同。群众认同有一个群众的层次、认同的层次问题。
合法性不同于惯例。惯例有一个同时代要求的吻合度问题。
因此，“合法性”有不同层次，经营的合法性有不同层次。
合法经营的对称性，就是经营活动的层次同人的本性、同社会规律的吻合度。
经营的合法性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就相对于特定民族、特定时间来讲，是合法的；就相对于全球性、长远性来讲，就可能是不合法的。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经营全球化，经营全球化的空间要求与经营的层次和时间要求相对称。全球化所要求的合法性，其层次比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所要求的合法性要高。
法律保护公平就是保证效率。什么是效率？什么是公平？一是概念要明确，二是概念要正确，三是概念要准确。
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正义就是平等，平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来实现。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能做到贡献与索取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有人的积极性，才有效率，才有人的价值的最大实现。法律本身属于知识的范畴，同时又是国家强力推行的人们的行为规范，其真谛是社会平等。实现社会平等的途径是公开、公平、公正。只有公开，才有立法平等；只有公平，才有司法平等；只有公正，才有执法平等。只有公开、公平、公正，立法、司法、执法平等，才有追求机会的原则平等，才能做到贡献与索取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才有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因此，以公平为核心，法律与市场、知识与经济得以同构。健全的法制是主体向客体、知识运营向实务操作、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化的中介，是知识成果向物质成果、知识产权向物质产权、知识产业向物质产业、知识生产力向物质生产力转化的桥梁。公平不仅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避免两极分化。公平是法制健全、公平竞争。法律生产力、信誉生产力是合作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法制有缺陷，信誉有缺失，会造成合作的破坏，合作成功期望值的降低，使合作生产力受阻。效率与公平是内在一致的，法律保护公平就是保证效率。法律是宏观经济学，原来的宏观经济学是中观经济学。公正以公平为前提，公平以公开为前提。民意平等决定立法平等，立法平等决定司法、行政平等，司法、行政平等决定公平，公平决定效率。
效率与公平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要求司法独立。在目前这种政治体制下，做到司法独立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在空间上把司法管辖权与行政管辖权相区隔，即必须司法异地管辖，类似邮政编码统一编排，并可通过上网查询。无论是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的管辖关系，还是法院与地区的管辖关系，必须定期更换，并相互交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避免行政、人情与金钱对司法的干扰，做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要提什么司法“保驾护航”。“保驾护航”在实践中的结果就是保腐败护贪官，司法部门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用这种办法来保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保证进行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对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与法制原则的破坏。司法界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社会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模本，也是社会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保证。如果法官能深入调查、认真对待每个证据，那么就可以减少诉讼程序、做到既有公平又有效率；但如果法官以效率为名马虎了事，就只能一审二审再审没完没了地展开旷日持久的诉讼，这就既无效率又无公平。如果法官因受贿而判决不公，使广大人民对法院的公正性失去信心，那么更是无公平与无效率的奇异结合。所以公平与效率本身是可以统一、也应该统一的。法律保护公平就是保证效率。
公平是效率的前提
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其结果只能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就可能越少。
公平的本质是权利和义务对等。这里只要不混淆不同的层次，就会看出公平不是效率的补充，而是效率的前提。消极的平衡固然都是低级的平衡，但积极的平衡并不都是高级的平衡。使平衡由消极向积极、低级向高级转化，唯一的机制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破坏了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其结果是既无公平又无真正的效率。真正的效率就是效益。所谓公平出效益，就是对称出效益。
一、从企业微观层次来讲：
权利与义务对等、贡献与索取公平的公平原则是提高企业效益的必要条件。
二、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
1、公平不只在二次分配，而且在一次分配；不仅在分配过程，而且在生产过程；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在生产前，在机会的把握中；不仅在直接生产领域中，而且在非直接生产领域。解决分配不公的办法，根本上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水涨船高，而不是靠紧缩政策来水落石出。
2、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需要。社会保障制度是结合各种“外部性”问题考虑的社会宏观层面的公平，同样是提高社会效益的必要条件。应该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整结构出发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根据公平与效率的一致这一根本原则，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的具体方案。
3、只有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货币GDP才是同绿色GDP、社会GDP一致的，其经济发展的成果才有可能惠及大多数人；如果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货币GDP必将同后面几个GDP脱节，经济发展成果只能为少数人拥有，大多数人不但未得益，甚至成为受害者。
“仇富”的根源
“仇富”的根源之一：人的心态失衡。分配不公而造成的心态失衡没有主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贡献与索取的对称，就没有主体的身心平衡。“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因为分配不公而造成的心态失衡。人的心态失衡，就会挫伤人的积极性，影响经济效益，影响企业和经济发展。
“仇富”的根源之二：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据悉，某几个企业高管年薪上亿；那么十年就可以达到十数亿元个人资产。个人拥有的这些资产，完全有可能得以更加随心所欲操纵中国不完善的股市，以进一步汲取人民手中一丁点可怜的保命钱。事实证明：不公只能造成更大的不公；想先通过不公形成社会财富再来公平分配，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蛋糕做大，大多数人也会得益，只是一厢情愿的“算术游戏”。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只要蛋糕做大大家都好分配，这种幻想完完全全来源于象牙塔，而不是来自于实际生活。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只能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可能越少。这样既剥夺了大多数人发展的权利，而且也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平等才有利于经济发展
改革不是搞资本原始积累，只有平等才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平等：权利义务统一，贡献索取一致。平等不等于平均主义。
司法的真谛是公平而不是效率，诚信、道德的本质也是公平而不是效率。效率只是手段，公平才是目的。正义以真相为前提，真相以公平为前提。所谓人人平等，就是人格平等、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平等不是平均。平均，人的贡献和索取是不对称的。所谓平等，就是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所以平等就不能平均。
如果起点和过程平等，那么结果（分配）无论平均不平均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如果起点和过程不平等，那么结果（分配）无论平均不平均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不平等、两极分化是分配不公、起点与过程不平等引起的，也即由腐败引起的，所以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但不利于发展，而且不利于增长；不但不利于可持续增长，而且不利于GDP增长。
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
效率与公平如果在同一层次，则本质上是同一即互为前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好象“吃饭优先兼顾睡觉”一样可笑。
有效的经济活动就是生产，就是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交换物质、信息、能量的活动。但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的交换占主导地位时，是自然经济；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占主导地位时，是市场经济。人与人的交换和人与自然的交换应互为前提，资源配置与资源再生应互为因果。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其根本特征是平等。平等是一种对称，是宇宙对称基本规律的必然表现。因此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把效率说成是实证的、科学的，把公平说成是规范的、理想的、人道的，是荒谬的。效率与公平的内在一致性，说明经济学的科学与价值、实证与规范、规律与人道是合二而一的。因而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
只有以同一个参照系来考察，才能看出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命题本身暗含了一个前提，即效率与公平本质是对立的。而后来的围挠这个命题的争议，更多的是从规范层面，即应该不应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来展开。而这些争论，本身即是默认这个前题。实际上“效率”与公平就象吃饭与睡觉本身不是对立的范畴，因而谈不上能否兼顾、要不要兼顾的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本身是一个伪命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把经济学中的效率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平——避免两极分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一对范畴，混淆了不同的层次，违反了对称逻辑。
效率与公平如果在同一层次，则本质上是同一的即互为前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好象“吃饭优先兼顾睡觉”一样可笑。如果“效率”属于经济学层面，而公平属于社会学层面，那可以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如此一来就混淆了不同的层次；分属于两门学科、反映社会不同层次的范畴，怎么能构成一对对称的范畴，来谈论他们是对立还是统一的呢？因此必须以同一个参照系来考察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哲学：公平与效率——平等和人的主体性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经济学：公平与效率——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层次 管理学：公平与效率——公平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社会学：公平与效率——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社会范围：公平与效率——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空间
企业范围：公平与效率——企业内部公平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短期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时间
公平与效率——代际之间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总体上，不是公平与效率要不要统一、能否统一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使效率与公平统一的问题。决策不民主导致决策不科学，政策制定不民主造成科学决策无政策保证，政策执行缺乏民主监督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每次错误的决策、错误的政策、错误执行的“政策”都给社会生产力造成破坏，纠正起来都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既是最大的不民主、不公平，也是最大的无效率。相应地，每个人平等参与，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则是决策效率、政策效率、政策执行效率的前提、基础与保证；在这里，公平与效率是内在一致的，一致的基础是公平。
宏观的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制约微观的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关系。宏观的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以公平为基础，微观的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关系以公平为前提。如果整个社会既无公平又无效率、因为无公平所以无效率，那么微观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参照系同一，才可以说公平与效率是对称的关系。只要参照系同一，就可以说公平与效率是对称的关系。以社会为参照系，公平与效率都既是宏观经济范畴，又是微观经济范畴。只有搞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搞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中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对称关系，才能真正搞清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关系。
经济学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一致性
科学的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是一致的。对称经济学的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是一致的。
如果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宇宙发展完整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宇宙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人类及个体从结果来看是神秘的，从起源和过程来看是自然的；社会发展的规律是自然规律的延伸，是宇宙普遍规律的局部表现，同自然规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社会时空与自然界的时空同源、同构、同质、同功。
对称经济学，也只有对称经济学，科学与道德是完全统一的：科学直接就是道德，道德直接就是科学。而在其他学科，科学与道德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背离。
对称经济学的最重要功能，就在于使其他科学同道德统一起来。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就在于经济学有君临一切的整合力，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去整合各门科学。
使科学和道德统一起来的核心和纽带就是对称。使科学和道德统一起来的平台就是对称经济学。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后者以前者为主导。如果在有些人那里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发生了不一致，那只是这些人头脑里的道德观念绝对化了的结果，而不是二者本性上的不一致。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由主体的活动组成，是人性、人的本质、人的理想的实现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的内在必然性联系。所以历史的发展与道德的发展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只能是历史退步，而不是历史的进步。历史进步以道德进步为标准，道德进步以历史进步为根本、动力、基础。真理是具体的、全面的。认为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不一致是由于把道德看成是全面的，而把真理看成是片面的。实际上片面的真理对应于片面的道德，全面的道德要求全面的真理，二者在本性上是一致的。
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一致的基础，在于人是历史的主体。一方面，社会的本质是人；另方面，人又不在社会之外，或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在社会之中，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和人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正好象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事物的部分一样。任何事物，都由现象和本质两个层次、部分组成。因此，我们既要反对那种认为否认人是社会的本质、把人看成只是社会的奴隶的观点，又要反对那种认为人在社会之上，人可以随心所欲创造社会历史的观点，全面地、准确地把握人和社会的关系。
社会——人——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本质部分，它是社会的最深层本质、最后的动力，而人是社会和主体的中介。
对称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就是真（科学）、善（道德）、美（真与善在人的情感中的对称与直觉）的统一。
世界怎样：真（科学）
规范经济学 世界应当怎样：善（道德）
应当怎样去做：美 按美的规律来建构，按美的规则来造型。
法律
强制执行 社会
显规则 制度（行政）
美的规则 非强制执行：道德 组织
潜规则
美的规律——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平等。平等是公平的本质，公平是平等的展开；公平侧重于分配领域，平等则是主体性的概念。平等是比公平更深层次的范畴。如果说，公平相对于效率而言，那么平等则蕴含了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是为了保证公平分配，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有效运转。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平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同一个命题。
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
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由是平等的基础，平等是自由的修正。平等是法制的灵魂，是连接法制和自由的纽带。人民并不仇富；人们仇得是不平等，恨的是分配不公、官商勾结、权贵经济。这说明价值而非价格，是人们的追求目标；平等而非金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
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由必须以民主与法制的对称为中介，才有可能达到平等；只有平等，才有可能做到充分的自由；只有平等与充分的自由，才有完善的市场经济。而完全的自由，则以牺牲平等为前提；所谓完全的自由，就是官商勾结的自由、资本意志的自由、两极分化的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新自由主义是在市场经济旗号下的完全自由，而我们要的是以平等为核心的充分自由。有充分自由才有充分的竞争，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
充分自由与完全自由、充分竞争与完全竞争、完善的市场经济与完全的市场经济是我们同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区别。完全自由、完全竞争、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不择手段、弱肉强食，充分自由、充分竞争与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虽然二者的最终结果都是优胜劣汰，但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不同的原则造成的不同的起点与不一样的过程。如果说，在法制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尚可以形成与政府对称的一极，那么在法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完全自由竞争则以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为特征。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是假，反对法律监管是真；崇尚自由是假，无法无天是真。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通过所谓“保驾护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理念到现实操作无不体现了以牺牲公平来保证效率，因而到处都可以看到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影子，这也是造成广大人民大众仇富仇官的根源。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还有合理的因素，那么把其移植到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则只能使其异化为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的理论工具，走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本意的反面。
因此，平等与自由、民主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从逻辑上看，民主是自由的途径，自由是平等的前提；相对于平等而言，民主与自由都是手段；平等是核心价值，民主与自由是围绕这一核心价值展开的外围价值。只有民主、自由与法制的对称，才能使民主与自由走向平等，而不是走向平等的反面。所以对称是重要的；离开对称，民主、自由和法制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民主和自由走向无政府主义，法制成了专制，它们都离平等渐行渐远。从历史上看，在商品经济早期，自由与平等是同一的；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立体化、宏观化，自由与平等逐步分离，以致经济主体的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必须通过法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以化解各种“外部性”问题对市场公正原则的干扰。所以，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认为市场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的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正确的，但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合时宜。既然平等是目标，自由、民主只是实现平等的手段，那么当自由、民主同平等背离时，自由与民主就必须受到限制，以保障平等的实现。当然，如果剥夺自由与民主的同时又损害了平等，或就是为了损害平等而剥夺自由与民主，那这样的社会就必须改革。
法制：人身权、人格权平等保障
宏观
政府：生存权、发展权平等保障
市场
平等
原则
企业：法人人格权、生存权、发展权平等
微观
个人：人身权、人格权、生存权、发展权平等
从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可以看出，法制与政府都是市场的必要环节。
等价交换不等于公平交换——透视富人与穷人
权钱交换否定的不是商品等价交换原则而是公平交换原则，体现的不是公平交换原则而是等价交换原则。从它体现的是商品交换原则来看，消除了权力的神秘感和神圣感，从而为剥夺这种权力提供了可能；从它否定是的是公平交换原则来看，为剥夺这种权力提供了必要。
等价交换和公平交换不等同，公平交换除了必须等价交换以外，还有一个前提和基础，首先是机会是否平等，权力来源是否平等，正好象商品来源是否平等一样。如果权力来源不正、商品本身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掠夺，权钱等价交换、商品等价交换又有何公平可言？是在等价掩盖下的不公平，等价和不公平互为因果，形成社会不平等的圆圈，从而使等价交换成为腐败的根源和表现。
从等价交换不等于公平交换、等价原则不同于公平原则可以看出：随着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平等”有一个从等价到公平、从现象到本质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把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套到市场经济中来，就有可能曲解市场经济真正的平等原则，从而陷入“是仇富还是仇腐”、“要不要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还是为穷人说话”、“要不要清算原罪”、“保护富人是保护先进还是保护腐败”的悖论与悖境之中。诚然，一方面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另方面肆意践踏市场平等原则、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讲效率再讲公平甚至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是此类悖论与悖境的始作俑者；但我们同他们论战时，必须学会透过假象看真相、从深层次的理论根底着手，抓住要害、抓住关键，才能化解诡辩、消解悖论。富人与穷人的区分只是现象，造成富人与穷人区别的原因才是本质。是否通过“等价交易”形成富人与穷人的区别只是初级本质，是否通过“公平交易”形成富人与穷人的差距才是深层本质。富人是否剥削者、富人对穷人的态度、富人对社会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级的，由形成富人与穷人差距的深层本质决定。如果只停留在现象层面，任何荒谬的观点都会披上冠冕堂皇的理论外衣，上述问题任何对立的观点都可以得到理论的证明。但只要我们从逻辑和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把握市场经济真正的平等原则，就会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现在理不清、道不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所谓富人与穷人的关系问题还原为机会是否平等、社会是否公正的问题，使之由口水战转变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平等机制的具体措施。
身份的两重性与权威真空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经济主体的双轨制：披着行政、事业外衣的经济主体，挂着“中国”招牌的外资或民营企业，打着社会效益的旗号谋取经济利益的各种基金、社团，否则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因为真正的适格的市场主体的形成必须以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前提，而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必须以人格化的经济主体的人格平等为前提。
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头衔身份的两重性问题：计划体制内形成的头衔身份怎样同市场体制接轨？怎样避免计划体制、官本位体制下形成的、行政色彩浓厚的头衔身份在市场经济中的异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怎样重建“权威”、“诚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我国所有的“专家”、“学者”、“教授”、“博导”、“院士”的头衔基本上是在计划体制内形成；而在市场体制下，这些头衔基本上处于“悬空”状态——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下形成的各种头衔的含金量问题，头衔的实际水平和能力同市场经济需求的吻合度的问题。这之间的不对称，是专家成“砖家”、教授成“叫兽”的根源。所以学术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相对称。在不健全的甚至扭曲的学术体制下产生出来的头衔，由于总体上缺乏扎实的实践、实力根基，在市场经济中只能靠炒作来生存，那么势必出现“权威”的真空。
法律与平等
法律本身属于知识的范畴，同时又是国家强力推行的人们的行为规范，其真谛是社会平等。
合法经营是对称经营。合法经营是自由与法制的对称。腐败不是经济发展、经营成功的润滑剂,而是经济发展的腐蚀剂。健全的市场经济，不是道德沦丧的社会经济基础，而是道德建设的催化剂。公开、公平、公正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合法经营是人格完善的整合器。
合法性的“法”不仅是法律的“法”，而且是规律的“法”。
合法性不同于群众认同。群众认同有一个群众的层次、认同的层次问题。
合法性不同于惯例。惯例有一个同时代要求的吻合度问题。
因此，“合法性”有不同层次，经营的合法性有不同层次。
合法经营的对称性，就是经营活动的层次同人的本性、同社会规律的吻合度。
经营的合法性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就相对于特定民族、特定时间来讲，是合法的；就相对于全球性、长远性来讲，就可能是不合法的。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经营全球化，经营全球化的空间要求与经营的层次和时间要求相对称。全球化所要求的合法性，其层次比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所要求的合法性要高。
法律保护公平就是保证效率。什么是效率？什么是公平？一是概念要明确，二是概念要正确，三是概念要准确。
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正义就是平等，平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来实现。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能做到贡献与索取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有人的积极性，才有效率，才有人的价值的最大实现。法律本身属于知识的范畴，同时又是国家强力推行的人们的行为规范，其真谛是社会平等。实现社会平等的途径是公开、公平、公正。只有公开，才有立法平等；只有公平，才有司法平等；只有公正，才有执法平等。只有公开、公平、公正，立法、司法、执法平等，才有追求机会的原则平等，才能做到贡献与索取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才有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因此，以公平为核心，法律与市场、知识与经济得以同构。健全的法制是主体向客体、知识运营向实务操作、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化的中介，是知识成果向物质成果、知识产权向物质产权、知识产业向物质产业、知识生产力向物质生产力转化的桥梁。公平不仅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避免两极分化。公平是法制健全、公平竞争。法律生产力、信誉生产力是合作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法制有缺陷，信誉有缺失，会造成合作的破坏，合作成功期望值的降低，使合作生产力受阻。效率与公平是内在一致的，法律保护公平就是保证效率。法律是宏观经济学，原来的宏观经济学是中观经济学。公正以公平为前提，公平以公开为前提。民意平等决定立法平等，立法平等决定司法、行政平等，司法、行政平等决定公平，公平决定效率。
效率与公平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要求司法独立。在目前这种政治体制下，做到司法独立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在空间上把司法管辖权与行政管辖权相区隔，即必须司法异地管辖，类似邮政编码统一编排，并可通过上网查询。无论是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的管辖关系，还是法院与地区的管辖关系，必须定期更换，并相互交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避免行政、人情与金钱对司法的干扰，做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要提什么司法“保驾护航”。“保驾护航”在实践中的结果就是保腐败护贪官，司法部门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用这种办法来保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保证进行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对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与法制原则的破坏。司法界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社会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模本，也是社会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保证。如果法官能深入调查、认真对待每个证据，那么就可以减少诉讼程序、做到既有公平又有效率；但如果法官以效率为名马虎了事，就只能一审二审再审没完没了地展开旷日持久的诉讼，这就既无效率又无公平。如果法官因受贿而判决不公，使广大人民对法院的公正性失去信心，那么更是无公平与无效率的奇异结合。所以公平与效率本身是可以统一、也应该统一的。法律保护公平就是保证效率。
公平是效率的前提
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其结果只能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就可能越少。
公平的本质是权利和义务对等。这里只要不混淆不同的层次，就会看出公平不是效率的补充，而是效率的前提。消极的平衡固然都是低级的平衡，但积极的平衡并不都是高级的平衡。使平衡由消极向积极、低级向高级转化，唯一的机制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破坏了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其结果是既无公平又无真正的效率。真正的效率就是效益。所谓公平出效益，就是对称出效益。
一、从企业微观层次来讲：
权利与义务对等、贡献与索取公平的公平原则是提高企业效益的必要条件。
二、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
1、公平不只在二次分配，而且在一次分配；不仅在分配过程，而且在生产过程；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在生产前，在机会的把握中；不仅在直接生产领域中，而且在非直接生产领域。解决分配不公的办法，根本上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水涨船高，而不是靠紧缩政策来水落石出。
2、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需要。社会保障制度是结合各种“外部性”问题考虑的社会宏观层面的公平，同样是提高社会效益的必要条件。应该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整结构出发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根据公平与效率的一致这一根本原则，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的具体方案。
3、只有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货币GDP才是同绿色GDP、社会GDP一致的，其经济发展的成果才有可能惠及大多数人；如果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货币GDP必将同后面几个GDP脱节，经济发展成果只能为少数人拥有，大多数人不但未得益，甚至成为受害者。
“仇富”的根源
“仇富”的根源之一：人的心态失衡。分配不公而造成的心态失衡没有主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贡献与索取的对称，就没有主体的身心平衡。“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因为分配不公而造成的心态失衡。人的心态失衡，就会挫伤人的积极性，影响经济效益，影响企业和经济发展。
“仇富”的根源之二：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据悉，某几个企业高管年薪上亿；那么十年就可以达到十数亿元个人资产。个人拥有的这些资产，完全有可能得以更加随心所欲操纵中国不完善的股市，以进一步汲取人民手中一丁点可怜的保命钱。事实证明：不公只能造成更大的不公；想先通过不公形成社会财富再来公平分配，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蛋糕做大，大多数人也会得益，只是一厢情愿的“算术游戏”。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只要蛋糕做大大家都好分配，这种幻想完完全全来源于象牙塔，而不是来自于实际生活。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只能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可能越少。这样既剥夺了大多数人发展的权利，而且也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平等才有利于经济发展
改革不是搞资本原始积累，只有平等才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平等：权利义务统一，贡献索取一致。平等不等于平均主义。
司法的真谛是公平而不是效率，诚信、道德的本质也是公平而不是效率。效率只是手段，公平才是目的。正义以真相为前提，真相以公平为前提。所谓人人平等，就是人格平等、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平等不是平均。平均，人的贡献和索取是不对称的。所谓平等，就是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所以平等就不能平均。
如果起点和过程平等，那么结果（分配）无论平均不平均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如果起点和过程不平等，那么结果（分配）无论平均不平均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不平等、两极分化是分配不公、起点与过程不平等引起的，也即由腐败引起的，所以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但不利于发展，而且不利于增长；不但不利于可持续增长，而且不利于GDP增长。
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
效率与公平如果在同一层次，则本质上是同一即互为前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好象“吃饭优先兼顾睡觉”一样可笑。
有效的经济活动就是生产，就是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交换物质、信息、能量的活动。但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的交换占主导地位时，是自然经济；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占主导地位时，是市场经济。人与人的交换和人与自然的交换应互为前提，资源配置与资源再生应互为因果。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其根本特征是平等。平等是一种对称，是宇宙对称基本规律的必然表现。因此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把效率说成是实证的、科学的，把公平说成是规范的、理想的、人道的，是荒谬的。效率与公平的内在一致性，说明经济学的科学与价值、实证与规范、规律与人道是合二而一的。因而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
只有以同一个参照系来考察，才能看出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命题本身暗含了一个前提，即效率与公平本质是对立的。而后来的围挠这个命题的争议，更多的是从规范层面，即应该不应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来展开。而这些争论，本身即是默认这个前题。实际上“效率”与公平就象吃饭与睡觉本身不是对立的范畴，因而谈不上能否兼顾、要不要兼顾的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本身是一个伪命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把经济学中的效率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平——避免两极分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一对范畴，混淆了不同的层次，违反了对称逻辑。
效率与公平如果在同一层次，则本质上是同一的即互为前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好象“吃饭优先兼顾睡觉”一样可笑。如果“效率”属于经济学层面，而公平属于社会学层面，那可以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如此一来就混淆了不同的层次；分属于两门学科、反映社会不同层次的范畴，怎么能构成一对对称的范畴，来谈论他们是对立还是统一的呢？因此必须以同一个参照系来考察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哲学：公平与效率——平等和人的主体性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经济学：公平与效率——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层次 管理学：公平与效率——公平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社会学：公平与效率——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社会范围：公平与效率——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空间
企业范围：公平与效率——企业内部公平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短期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时间
公平与效率——代际之间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总体上，不是公平与效率要不要统一、能否统一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使效率与公平统一的问题。决策不民主导致决策不科学，政策制定不民主造成科学决策无政策保证，政策执行缺乏民主监督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每次错误的决策、错误的政策、错误执行的“政策”都给社会生产力造成破坏，纠正起来都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既是最大的不民主、不公平，也是最大的无效率。相应地，每个人平等参与，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则是决策效率、政策效率、政策执行效率的前提、基础与保证；在这里，公平与效率是内在一致的，一致的基础是公平。
宏观的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制约微观的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关系。宏观的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以公平为基础，微观的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关系以公平为前提。如果整个社会既无公平又无效率、因为无公平所以无效率，那么微观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参照系同一，才可以说公平与效率是对称的关系。只要参照系同一，就可以说公平与效率是对称的关系。以社会为参照系，公平与效率都既是宏观经济范畴，又是微观经济范畴。只有搞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搞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中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对称关系，才能真正搞清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关系。
经济学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一致性
科学的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是一致的。对称经济学的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是一致的。
如果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宇宙发展完整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宇宙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人类及个体从结果来看是神秘的，从起源和过程来看是自然的；社会发展的规律是自然规律的延伸，是宇宙普遍规律的局部表现，同自然规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社会时空与自然界的时空同源、同构、同质、同功。
对称经济学，也只有对称经济学，科学与道德是完全统一的：科学直接就是道德，道德直接就是科学。而在其他学科，科学与道德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背离。
对称经济学的最重要功能，就在于使其他科学同道德统一起来。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就在于经济学有君临一切的整合力，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去整合各门科学。
使科学和道德统一起来的核心和纽带就是对称。使科学和道德统一起来的平台就是对称经济学。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后者以前者为主导。如果在有些人那里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发生了不一致，那只是这些人头脑里的道德观念绝对化了的结果，而不是二者本性上的不一致。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由主体的活动组成，是人性、人的本质、人的理想的实现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的内在必然性联系。所以历史的发展与道德的发展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只能是历史退步，而不是历史的进步。历史进步以道德进步为标准，道德进步以历史进步为根本、动力、基础。真理是具体的、全面的。认为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不一致是由于把道德看成是全面的，而把真理看成是片面的。实际上片面的真理对应于片面的道德，全面的道德要求全面的真理，二者在本性上是一致的。
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一致的基础，在于人是历史的主体。一方面，社会的本质是人；另方面，人又不在社会之外，或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在社会之中，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和人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正好象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事物的部分一样。任何事物，都由现象和本质两个层次、部分组成。因此，我们既要反对那种认为否认人是社会的本质、把人看成只是社会的奴隶的观点，又要反对那种认为人在社会之上，人可以随心所欲创造社会历史的观点，全面地、准确地把握人和社会的关系。
社会——人——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本质部分，它是社会的最深层本质、最后的动力，而人是社会和主体的中介。
对称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就是真（科学）、善（道德）、美（真与善在人的情感中的对称与直觉）的统一。
世界怎样：真（科学）
规范经济学 世界应当怎样：善（道德）
应当怎样去做：美 按美的规律来建构，按美的规则来造型。
法律
强制执行 社会
显规则 制度（行政）
美的规则 非强制执行：道德 组织
潜规则
美的规律——客观规律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意识形态科学化——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
[ 2016/05/19 10:26 | by admin ]
2016/05/19 10:26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意识形态科学化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
智慧经济要求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科学化就是意识形态人类化，使人类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必须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合理定位，对它们的合理性作出合理性证明，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科学化首先要求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传统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之所以水火不容、难以融合，除了由于它们各自的方法论局限、使它们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利益机制，使这些经济学政治意识形态化了。政治意识形态化是传统经济学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根源之一，也是传统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表征之一。经济全球化也是经济利益的趋同化，社会发展要求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使意识形态科学化，才能扫除经济学融合的障碍，为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予主义相统一的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打下基础。
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与经济学规律的运用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整体论思维方式，只能把改革开放发展与人类发展结合在一起。而政治经济学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只管经济“发展”，不讲人类发展。政治经济学，包括它们所谓的“宏观经济学”，都只是人类经济活动某个局部领域、某个层面的反映。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表现在局部领域，只是微观的、局部的、抽象的“真理”。对称经济学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对它们合理定位，通过对它们的相容，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对称经济学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扬弃，是人类一切精神文明成果的结晶。对称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
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只有以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未提出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只是一种描述性的经济学，而不是一种规范性的经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是规范的而不仅仅是描述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是可以统一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都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必要环节。
对称经济学是一般经济学，是超越阶级、揭示人类经济一般规律的人类一般经济学。人类一般经济学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揭示了人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是物质经济学与精神经济学、静态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要素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的综合。只有对称经济学这样的一般经济学才能作为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
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相伴随的是经济帝国化；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已逐步被经济意识形态所代替，经济取得了君临一切的地位。在经济利益面前，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退居二位。大陆与台湾之间，中美、中日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求同存异。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国际经济主导下的国际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为对称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也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客观要求。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经济学，那么要建立和谐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称发展、和谐发展就必须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依据。
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就是变政治意识形态为经济意识形态；而只有使配置经济学转变为再生经济学，才能使经济意识形态有与之对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政治意识形态 经济意识形态
对称 对称
配置经济学 再生经济学
如果说，政治意识形态是狭义的、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经济意识形态则是广义的、人类的意识形态。经济学人类化的前提，是经济学范式背后的意识形态人类化。重新定位意识形态，把政治意识形态转变为经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人类化、经济学科学化的必要步骤。
从经济意识形态与人道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问题，本质上不应该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建立怎样的政府、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对经济发展、对人的发展有利的问题。计划调控与市场调控，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公有制与私有制，是政府采取不同调控手段所赖以进行的产权法律关系基础。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计划调控会更加得心应手；如果仅以微观调节为手段，私有制可能会更有效。不管哪一种，隐藏在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是不同的发展观。当然，不同的发展观，会牵涉到不同人的利益。但既使是同一种发展观中的不同政策，也都会关系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发展观政治意识形态化对形成科学的发展观与形成科学决策并无好处。
改革开放以前的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有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政治意识形态容易走极端，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私有化就无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割资本主义尾巴，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排除政府干预，等等，都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发展观、经济观的写照，并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起来似乎有着“深厚理论功底”的经济学理论。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只有片面的真理，在整体上都是错误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主流经济学恰恰都是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理论。它们相互之间的互相攻击本身就构成了一道对称的风景线。只有彻底抛弃政治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桎梏，把经济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敷中解放出来，才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理论经济学，然而又用这种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的实践，并使之得到更快地发展。
意识形态科学化：以对称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既然市场经济是立体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方法要求中国经济的解释必须力求做到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阐述系统化、具体化；从知识运营、知识经营、知识管理、知识产业、资本运营、传统产业、劳动力产权、政府经济、法制经济、转型经济、融合经济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知识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深入探讨知识经济、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对称关系，并把这种探讨和研究紧密同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现状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国经济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化，并更快地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去，使我国经济走上知识经济的快车道，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同步，与国际潮流合拍，并创新性、超前性、持续性发展。中国经济的解释，将从个别上升一般、偶然体现必然，产生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问题的根源：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对称;人与人的不对称（两极分化）;人与自然的不对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不可持续发展）。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对称是根本对称，其他如积累和消费的对称、两大部类生产的对称均源于此。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经济的重建，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称；就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明理论。
首先是理论指导实践。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首先必须规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规范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公平社会化、主体社会化（个性、创造性、团队精神、自由自觉地劳动）、资本社会化（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富裕社会化（反对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化（法制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化、人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
其次是实践证明理论。人类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证明了民主与法制、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证明了中国经济的重建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是改革的两个对称的轮子。只有民主，才能为法制打下人的素质基础；只有法制，才能为人的主体性提高提供正确的行为导向。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对称的，民主与人的主体性是对称的，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与法制健全程度是对称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同步建设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有先有后也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哪个先哪个后，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这也是对称的。“休克疗法”失误在于把政治与经济的对称理解为政治与经济的平行，所以成了真正的“休克”。对称不等于平行，先增长后发展、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发展、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违背对称发展的要求。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效率与公平是对称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二者是内在一致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只讲公平不讲效率，自由资本主义和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则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无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无公平的效率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得以统一的核心、纽带与标准。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公有制，而是单一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专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一公有制的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个人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其中，自由自觉的劳动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相容与超越来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实践将会证明：用对称工程来重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空间上并列的不同经济模式，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和融合，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不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转换，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转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重新洗牌。通过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市场经济学。通过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转型、融合、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由于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所谓的制度转型实际上只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
随着人类进入智慧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将由资本运营转为知识运营；发展模式将实现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到价值的转型。
中国经济发展是经济体制转型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契合。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落后的经济水平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二者使中国优先地实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给生产力带来裂变级数的增长。中国体制转型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契合，使中国转型经济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对称发展的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范式，正好象中国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一样。
根据改革的对称性、主体性、复杂多样性，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象通向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而罗马只有一个。作为社会主义，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通过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研究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研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建立一般的经济学。这里研究的方法、结论、模式都是一般、特殊、个别的统一，多样性、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西方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二者的互补关系，是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共同的本质、共同的本质特征。这本质和本质特征就构成了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的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规律。2.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共有制；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3.健全的民主与法制；4.政府宏观调控成为市场必要的组成部分；5.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6.以财富GDP、社会GDP、绿色GDP作为发展的指标。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改革既是社会主义的对称发展、自我完善，也是市场经济的对称发展、自我完善。对称经济学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资本主义工业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信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知识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对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全盘照搬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又不是回到只讲公平不讲效率的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西方市场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和综合。智慧经济制度高于技术，中国只有在经济体制方面后来居上，率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建设比现有西方更完善、更彻底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并后来居上。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
智慧经济要求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科学化就是意识形态人类化，使人类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必须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合理定位，对它们的合理性作出合理性证明，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科学化首先要求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传统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之所以水火不容、难以融合，除了由于它们各自的方法论局限、使它们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利益机制，使这些经济学政治意识形态化了。政治意识形态化是传统经济学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根源之一，也是传统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表征之一。经济全球化也是经济利益的趋同化，社会发展要求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使意识形态科学化，才能扫除经济学融合的障碍，为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予主义相统一的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打下基础。
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与经济学规律的运用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整体论思维方式，只能把改革开放发展与人类发展结合在一起。而政治经济学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只管经济“发展”，不讲人类发展。政治经济学，包括它们所谓的“宏观经济学”，都只是人类经济活动某个局部领域、某个层面的反映。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表现在局部领域，只是微观的、局部的、抽象的“真理”。对称经济学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对它们合理定位，通过对它们的相容，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对称经济学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扬弃，是人类一切精神文明成果的结晶。对称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
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只有以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未提出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只是一种描述性的经济学，而不是一种规范性的经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是规范的而不仅仅是描述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是可以统一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都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必要环节。
对称经济学是一般经济学，是超越阶级、揭示人类经济一般规律的人类一般经济学。人类一般经济学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揭示了人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是物质经济学与精神经济学、静态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要素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的综合。只有对称经济学这样的一般经济学才能作为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
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相伴随的是经济帝国化；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已逐步被经济意识形态所代替，经济取得了君临一切的地位。在经济利益面前，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退居二位。大陆与台湾之间，中美、中日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求同存异。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国际经济主导下的国际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为对称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也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客观要求。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经济学，那么要建立和谐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称发展、和谐发展就必须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依据。
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就是变政治意识形态为经济意识形态；而只有使配置经济学转变为再生经济学，才能使经济意识形态有与之对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政治意识形态 经济意识形态
对称 对称
配置经济学 再生经济学
如果说，政治意识形态是狭义的、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经济意识形态则是广义的、人类的意识形态。经济学人类化的前提，是经济学范式背后的意识形态人类化。重新定位意识形态，把政治意识形态转变为经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人类化、经济学科学化的必要步骤。
从经济意识形态与人道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问题，本质上不应该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建立怎样的政府、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对经济发展、对人的发展有利的问题。计划调控与市场调控，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公有制与私有制，是政府采取不同调控手段所赖以进行的产权法律关系基础。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计划调控会更加得心应手；如果仅以微观调节为手段，私有制可能会更有效。不管哪一种，隐藏在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是不同的发展观。当然，不同的发展观，会牵涉到不同人的利益。但既使是同一种发展观中的不同政策，也都会关系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发展观政治意识形态化对形成科学的发展观与形成科学决策并无好处。
改革开放以前的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有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政治意识形态容易走极端，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私有化就无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割资本主义尾巴，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排除政府干预，等等，都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发展观、经济观的写照，并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起来似乎有着“深厚理论功底”的经济学理论。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只有片面的真理，在整体上都是错误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主流经济学恰恰都是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理论。它们相互之间的互相攻击本身就构成了一道对称的风景线。只有彻底抛弃政治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桎梏，把经济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敷中解放出来，才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理论经济学，然而又用这种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的实践，并使之得到更快地发展。
意识形态科学化：以对称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既然市场经济是立体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方法要求中国经济的解释必须力求做到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阐述系统化、具体化；从知识运营、知识经营、知识管理、知识产业、资本运营、传统产业、劳动力产权、政府经济、法制经济、转型经济、融合经济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知识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深入探讨知识经济、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对称关系，并把这种探讨和研究紧密同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现状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国经济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化，并更快地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去，使我国经济走上知识经济的快车道，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同步，与国际潮流合拍，并创新性、超前性、持续性发展。中国经济的解释，将从个别上升一般、偶然体现必然，产生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问题的根源：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对称;人与人的不对称（两极分化）;人与自然的不对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不可持续发展）。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对称是根本对称，其他如积累和消费的对称、两大部类生产的对称均源于此。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经济的重建，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称；就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明理论。
首先是理论指导实践。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首先必须规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规范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公平社会化、主体社会化（个性、创造性、团队精神、自由自觉地劳动）、资本社会化（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富裕社会化（反对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化（法制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化、人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
其次是实践证明理论。人类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证明了民主与法制、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证明了中国经济的重建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是改革的两个对称的轮子。只有民主，才能为法制打下人的素质基础；只有法制，才能为人的主体性提高提供正确的行为导向。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对称的，民主与人的主体性是对称的，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与法制健全程度是对称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同步建设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有先有后也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哪个先哪个后，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这也是对称的。“休克疗法”失误在于把政治与经济的对称理解为政治与经济的平行，所以成了真正的“休克”。对称不等于平行，先增长后发展、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发展、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违背对称发展的要求。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效率与公平是对称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二者是内在一致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只讲公平不讲效率，自由资本主义和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则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无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无公平的效率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得以统一的核心、纽带与标准。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公有制，而是单一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专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一公有制的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个人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其中，自由自觉的劳动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相容与超越来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实践将会证明：用对称工程来重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空间上并列的不同经济模式，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和融合，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不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转换，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转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重新洗牌。通过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市场经济学。通过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转型、融合、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由于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所谓的制度转型实际上只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
随着人类进入智慧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将由资本运营转为知识运营；发展模式将实现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到价值的转型。
中国经济发展是经济体制转型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契合。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落后的经济水平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二者使中国优先地实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给生产力带来裂变级数的增长。中国体制转型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契合，使中国转型经济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对称发展的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范式，正好象中国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一样。
根据改革的对称性、主体性、复杂多样性，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象通向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而罗马只有一个。作为社会主义，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通过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研究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研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建立一般的经济学。这里研究的方法、结论、模式都是一般、特殊、个别的统一，多样性、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西方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二者的互补关系，是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共同的本质、共同的本质特征。这本质和本质特征就构成了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的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规律。2.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共有制；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3.健全的民主与法制；4.政府宏观调控成为市场必要的组成部分；5.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6.以财富GDP、社会GDP、绿色GDP作为发展的指标。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改革既是社会主义的对称发展、自我完善，也是市场经济的对称发展、自我完善。对称经济学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资本主义工业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信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知识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对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全盘照搬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又不是回到只讲公平不讲效率的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西方市场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和综合。智慧经济制度高于技术，中国只有在经济体制方面后来居上，率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建设比现有西方更完善、更彻底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并后来居上。
陈世清：智慧经济中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九）
[ 2016/05/19 10:20 | by admin ]
2016/05/19 10:20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中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九）
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作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形态，确立了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
首先，智慧经济确立了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
智慧经济中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在历史上，哲学革命不仅可以直接地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且可以间接地成为整个社会革命的先导，并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给劳动者提供科学的理想、信念、预见，从而给劳动者提供精神动力，给劳动者提供正确的思想方法和一般工作方法，并转化成具体的正确的劳动方法；给劳动者提供抽象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智力。因此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
智慧经济中意识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意识科学包括各种心理学、认识科学、思维科学、逻辑学等等。如果说，智力是人的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意识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对人的智力的形成和发挥起着必要作用，那么作为对人的意识的反思的意识科学，则对于人们提高运用意识的自觉性，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意识科学对于生产力起着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社会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社会科学可以引导和深化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正确认识，从而明确自己行为的正确方向，使自己的实践方向同社会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性，使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发挥成为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的动力，而不是社会的阻力。因此社会科学可以直接形成社会生产力。
智慧经济中自然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人类社会归根到底是从自然界演化而来，是广义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社会和人具有普遍的制约性。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可以使劳动者正确把握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劳动者自身及相互关系的性质、发展方向，从而使三者现实地结合起来进行创造和生产活动。因而自然科学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教育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教育分无形的教育——与论宣传和有形的教育——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社会的外在的精神因素转变成劳动者的内在的精神因素，从而形成劳动者的智力，因而教育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社会的思想文化制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开放的思想文化制度，使人们可以选择、鉴别真理和谬误，吸收前者，剔除后者，从而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发展生产力；封闭的思想文化制度使人们盲从，把谬误当真理，从而封闭了自己的思想，降低自己的智力水平，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思想文化制度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社会的政治制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造力，要发挥人的创造力，必须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生产；如有生产，也只能是模仿、盲目引进、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爬行，甚至只能充当别人的附庸、市场，靠出卖体力和资源来生存。民主制度使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得以提高和发挥，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专制制度压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降低，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政治制度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哲学、意识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社会思想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等社会思想关系，除了各自都能对生产力起直接作用以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政府调控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国内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包括生产力实体论，生产力系统论，生产力功能论）和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缺点，是否认社会意识和人的创造对生产力的根本作用，仅从物质生产领域，即仅从经济领域来理解生产力。同时，政治经济学无论是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资源配置，还是定位为研究生产关系、生产方式，都只把经济学看成研究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狭隘本性，使之陷入“市场悖境”：市场经济上要求自由竞争，而在现实上却又往往离不开政府干予，使市场和政府干予之间的关系得不到统一的解释。改革开放体现了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客体性是对称的，生产中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是对称的。在转轨过程中，政府起到了经济主体的作用,强力推动与主导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在经济运行中起到了任何国家政府都未起到的经济主体的作用，证明了政府自觉的作用是市场体系中不可确少的重要因素，和改革开放以后民间的创业潮上下呼应，形成对称的两极。这说明以再生为基础、以价值为核心、以合作为引导、以劳动力产权为前提的市场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不仅不矛盾，而且正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以致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最完善的市场经济。
中国腐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对称。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健全的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一元化体制内实现多元化监督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只能是猫鼠同流。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必须与多元化的政治相对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共产党，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引导作用；作为执政党，共产党还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领导作用。
就目前来看，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暂时不同步，并不马上等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对称；造成的消极后果，只是暂时的，要靠今后的对称发展来弥补和解决。因此，先经济民主后政治民主的改革开放路线图，必须靠清算原罪来补偿，靠原罪积累起来的财产必须全部没收。
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称的组成部分。但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市场化不等于产业化，产业化不等于金钱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剥夺了人的起点平等，而且形成把市场经济理解成一切向钱看经济的不良社会风气，并为权力寻租提供理论基础与社会心理基础。教育产业化，是假学历假文凭泛滥的根源之一；假学历假文凭是形成干部人事制度中劣币驱逐良币机制的催化剂，并为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腐败披上合法的外衣。假学历假文凭将摧毁整个社会的机会公平机制，极大地损害人的主体性，严重地挫伤人的积极性，是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的癌症——教育产业化政策同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医疗产业化不断冲击医德底线，进而冲击社会道德底线。实践证明：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是一种政策腐败；教育和医疗要不要、怎样产业化必须纳入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定位。根据科学发展观，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是健全的市场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基础研究和教育、医疗只能纳入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范畴而不能纳入狭义的产业化范畴。
其次，智慧经济确立了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
在现实上，物质关系中有精神的因素，精神关系中有物质的因素。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生产力也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如果说，社会的思想关系是人们在思想活动中的相互关系，那么社会的物质关系则是人们在物质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只是对社会有机体的抽象，因而它们之间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在现实上，物质关系中有精神的因素，精神关系中有物质的因素。这就决定了两种关系及其对生产力的作用也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
物质的社会关系，就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也即通常所谓的生产关系。这样的“生产关系”，不仅仅对生产力起反作用，而是起决定的作用的因素；也不仅仅是对物质的生产力起决定的作用的因素，而且对精神生产力也是起决定的作用的因素。通常所谓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这几个环节，与其说是生产关系的环节，还不如说是生产的几个环节；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几个环节，而且是精神生产的几个环节，其间不但有人与人的物质的社会关系，而且有人与人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不但有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不但体现了通常所谓的生产关系，而且体现了通常所谓的“生产力”。
通常所谓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内涵，实际上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的决定作用的具体表现。智慧经济形态中生产力既是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功能，也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功能；这种功能不是物质的或思想的社会关系孤立地发生的，而是通过和社会系统中的其他方面的关系、要素相互作用中共同发生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完整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抽象；这种抽象只在思维的王国中才能独立存在。在现实中，物质的社会关系既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决定作用，也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反作用。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整个社会系统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中的一个因素。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生产力也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
抽象地讲，物质的社会关系，只能指物质生产中创造性生产同重复性生产的关系，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种关系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通过创造性生产（属于精神生产力）来主导。创造性生产属于精神生产力，物质的社会关系只能从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因此生产力只能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包括管理者同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既包括物质的社会关系，又包括思想的社会关系。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九）
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作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形态，确立了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
首先，智慧经济确立了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
智慧经济中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在历史上，哲学革命不仅可以直接地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而且可以间接地成为整个社会革命的先导，并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给劳动者提供科学的理想、信念、预见，从而给劳动者提供精神动力，给劳动者提供正确的思想方法和一般工作方法，并转化成具体的正确的劳动方法；给劳动者提供抽象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智力。因此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
智慧经济中意识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意识科学包括各种心理学、认识科学、思维科学、逻辑学等等。如果说，智力是人的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意识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对人的智力的形成和发挥起着必要作用，那么作为对人的意识的反思的意识科学，则对于人们提高运用意识的自觉性，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起着主要的作用。因此意识科学对于生产力起着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社会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社会科学可以引导和深化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正确认识，从而明确自己行为的正确方向，使自己的实践方向同社会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性，使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发挥成为社会的生产力——社会的动力，而不是社会的阻力。因此社会科学可以直接形成社会生产力。
智慧经济中自然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人类社会归根到底是从自然界演化而来，是广义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自然界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社会和人具有普遍的制约性。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可以使劳动者正确把握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劳动者自身及相互关系的性质、发展方向，从而使三者现实地结合起来进行创造和生产活动。因而自然科学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教育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教育分无形的教育——与论宣传和有形的教育——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社会的外在的精神因素转变成劳动者的内在的精神因素，从而形成劳动者的智力，因而教育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社会的思想文化制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开放的思想文化制度，使人们可以选择、鉴别真理和谬误，吸收前者，剔除后者，从而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发展生产力；封闭的思想文化制度使人们盲从，把谬误当真理，从而封闭了自己的思想，降低自己的智力水平，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思想文化制度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社会的政治制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造力，要发挥人的创造力，必须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没有政治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没有生产；如有生产，也只能是模仿、盲目引进、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爬行，甚至只能充当别人的附庸、市场，靠出卖体力和资源来生存。民主制度使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得以提高和发挥，从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专制制度压制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人民群众的主体性降低，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政治制度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哲学、意识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社会思想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等社会思想关系，除了各自都能对生产力起直接作用以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
智慧经济中政府调控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国内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理论（包括生产力实体论，生产力系统论，生产力功能论）和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共同缺点，是否认社会意识和人的创造对生产力的根本作用，仅从物质生产领域，即仅从经济领域来理解生产力。同时，政治经济学无论是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资源配置，还是定位为研究生产关系、生产方式，都只把经济学看成研究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的狭隘本性，使之陷入“市场悖境”：市场经济上要求自由竞争，而在现实上却又往往离不开政府干予，使市场和政府干予之间的关系得不到统一的解释。改革开放体现了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客体性是对称的，生产中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是对称的。在转轨过程中，政府起到了经济主体的作用,强力推动与主导了经济体制的改革，在经济运行中起到了任何国家政府都未起到的经济主体的作用，证明了政府自觉的作用是市场体系中不可确少的重要因素，和改革开放以后民间的创业潮上下呼应，形成对称的两极。这说明以再生为基础、以价值为核心、以合作为引导、以劳动力产权为前提的市场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不仅不矛盾，而且正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以致我们说，社会主义就是最完善的市场经济。
中国腐败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对称。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健全的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在一元化体制内实现多元化监督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只能是猫鼠同流。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多元化的经济必须与多元化的政治相对称。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共产党，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引导作用；作为执政党，共产党还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领导作用。
就目前来看，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暂时不同步，并不马上等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对称；造成的消极后果，只是暂时的，要靠今后的对称发展来弥补和解决。因此，先经济民主后政治民主的改革开放路线图，必须靠清算原罪来补偿，靠原罪积累起来的财产必须全部没收。
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称的组成部分。但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市场化不等于产业化，产业化不等于金钱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剥夺了人的起点平等，而且形成把市场经济理解成一切向钱看经济的不良社会风气，并为权力寻租提供理论基础与社会心理基础。教育产业化，是假学历假文凭泛滥的根源之一；假学历假文凭是形成干部人事制度中劣币驱逐良币机制的催化剂，并为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腐败披上合法的外衣。假学历假文凭将摧毁整个社会的机会公平机制，极大地损害人的主体性，严重地挫伤人的积极性，是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的癌症——教育产业化政策同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医疗产业化不断冲击医德底线，进而冲击社会道德底线。实践证明：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是一种政策腐败；教育和医疗要不要、怎样产业化必须纳入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定位。根据科学发展观，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本来就是健全的市场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基础研究和教育、医疗只能纳入应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范畴而不能纳入狭义的产业化范畴。
其次，智慧经济确立了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
在现实上，物质关系中有精神的因素，精神关系中有物质的因素。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生产力也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如果说，社会的思想关系是人们在思想活动中的相互关系，那么社会的物质关系则是人们在物质活动中的相互关系。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只是对社会有机体的抽象，因而它们之间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在现实上，物质关系中有精神的因素，精神关系中有物质的因素。这就决定了两种关系及其对生产力的作用也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
物质的社会关系，就是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也即通常所谓的生产关系。这样的“生产关系”，不仅仅对生产力起反作用，而是起决定的作用的因素；也不仅仅是对物质的生产力起决定的作用的因素，而且对精神生产力也是起决定的作用的因素。通常所谓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这几个环节，与其说是生产关系的环节，还不如说是生产的几个环节；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几个环节，而且是精神生产的几个环节，其间不但有人与人的物质的社会关系，而且有人与人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不但有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不但体现了通常所谓的生产关系，而且体现了通常所谓的“生产力”。
通常所谓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反作用的内涵，实际上是物质的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的决定作用的具体表现。智慧经济形态中生产力既是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功能，也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功能；这种功能不是物质的或思想的社会关系孤立地发生的，而是通过和社会系统中的其他方面的关系、要素相互作用中共同发生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完整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抽象；这种抽象只在思维的王国中才能独立存在。在现实中，物质的社会关系既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决定作用，也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反作用。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整个社会系统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中的一个因素。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生产力也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
抽象地讲，物质的社会关系，只能指物质生产中创造性生产同重复性生产的关系，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两种关系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通过创造性生产（属于精神生产力）来主导。创造性生产属于精神生产力，物质的社会关系只能从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因此生产力只能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包括管理者同被管理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既包括物质的社会关系，又包括思想的社会关系。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经济增长动力——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八）
[ 2016/05/19 10:18 | by admin ]
2016/05/19 10:18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经济增长动力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八）
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智慧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企业经营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构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如果说，以往的知识经济侧重人和自然的对称，以往的智慧侧重人和人的对称,那么智慧经济则是两者的统一,在突出创意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称——以人为中心的动态平衡关系。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资源优化配置是手段，资源优化再生是目的。只有资源优化再生才有生产力的真正发展。生产力不是要素，而是功能；不仅是部分的要素和结构的功能，而且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系统功能。从宏观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体制结构的对称产生生产力；从中观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对称产生生产力；从微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产生新经济增长点实现主体和客体的对称产生生产力。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相互关系，都不但要靠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来调节，而且要靠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舆论环境）及科学技术水平来调节，通过调节实现结构对称产生生产力。关系就是结构：要素的结构、属性的结构、关系的结构、功能的结构。生产力不但是结构的功能，而且本身也是结构：生产力是主体生产力和客体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力是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生产是现实生产力和创造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力是社会阻力和社会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智慧经济商品流通只是商品生产的一个环节，商品生产不能归结于商品流通； 商品生产只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方面，发展生产力不能归结于发展商品生产；物质生产力只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归结为发展物质生产力。智慧经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相互关系，都不但要靠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来调节，而且要靠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舆论环境）及科学技术水平来调节。政治制度调节是核心，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根本的因素。社会生产的各要素和相互关系都必须通过整个社会系统的协调才能发展。
生产力不仅是由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决定的，而且是由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者的物质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劳动者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教育等社会系统的一切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共同决定的。不是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通常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或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于生产力，而是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决定作用和反作用，它们是统一的社会有机体中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决定作用和反作用产生出来的整体功能即生产力。
生产力不是要素，而是功能，不仅是物质要素的功能，而且是人的要素的功能；不仅是要素的功能，而且是结构的功能；不仅是物的结构（工具和对象的关系）的功能，而且是人的结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功能；不仅是部分的要素和结构的功能，而且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系统功能。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看成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实际上是把生产关系看成生产力发展的容器、框架；虽然理论上承认生产力是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然而在实践上却往往以遵循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理由和借口，而人为地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只能在生产关系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甚至削足适履，人为地使生产力倒退而适应生产关系。
把生产力看成是层次范畴，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制约下的低层次的范畴，虽然理论上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然而确是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限制下来发展生产力，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看成是“相对稳定”的生产力发展的框架。在有利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把制度看成是绝对的、生产力的发展看成是相对的，在实践中往往是以牺牲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主体性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来维护社会制度，是削足适履。理论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服务生产力的结果，是生产力服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生产结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系统的生产关系；政治、思想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社会系统的生产关系结构，它们的整体功能就是生产力。
智慧经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归根结底是人的主体能力。要用深刻的，具有说服力的生产力理论作为旗帜，把社会广泛零散的社会动力因素组成社会动力系统，然后用这个社会动力系统去对付、摧毁社会阻力系统，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对称经济学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一起来研究，其中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统一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层面，生产力是这一系统的整体功能。对称经济学以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为研究对象，以提高这一系统的功能——生产力为目的。对称经济学探索人类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规律，通过优化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推动生产力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时俱进的生产关系结构——没有最好，没有更好，只有最适合——这就是对称。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原理，要求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和结构，包括经济模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必须不断改革，以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智慧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
反“全球化”既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化，也是反全球性的自由化，是全球化中民主与法制必须对称、全球化与主体性必须对称的朴实反映。现在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本质上不是反对作为经济发展趋向的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反全球化实质是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经济组织的干予，使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贫富差距、国内贫富差距，以有利于维护人权、民族主权。这是与时俱进的生产关系结构在全球范围的整合。
金融危机的根源：结构不对称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X（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的绝对分离＋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贷款膨胀=泡沫经济→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周期性金融危机。不能用静态的纯逻辑的方法分析金融危机，而应该把金融危机放到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找出隐藏在它背后的历史对称结构。金融体制改革的双向对称运动：共性化、个性化。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仅仅强调同国际惯例接轨，而应同国际潮流合拍，并争取后来居上，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对称。
与时俱进的产业关系结构：在智慧经济时代，粗放型经营已走到历史尽头。产业更新换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劳力密集型向资本、知识密集型转变，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尽可能便之升华为高新技术产业，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带动和促进我国由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相应地，由产品、资产运营向资本、知识运营转变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前一个必然是后一个必然的基础，后一个必然是前一个必然的保证。只有直接投融资，才能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技术、管理、制度基础。
体现对称经济发展方式的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危机，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在社会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有根本和非根本、决定和被决定的层次关系之分、重要和非重要之别，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行。如果人为地限制某些因素，抬高某些因素，都会破坏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平衡，或强制地在低程度上实现平衡，从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这已为我国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明。
把生产力看成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对改革成败关系极大。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只有把生产力看成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才能做到社会系统中各要素层次的有序发展，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否则，改革只能偏离方向，结果适得其反。
社会
对称 整体功能→生产力
系统
经济活动中的对称规律是必然存在的，但经济活动的规律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是智慧经济的前提，就好像自由恋爱是对称婚姻、幸福婚姻的基础一样。有没有自觉地按照对称规律开展经济活动，将决定经济活动的成败以及成效的大小、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
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的本质。人类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过程都存在着对称关系。其中，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关系是基本的对称关系，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经营和经济活动中的其它一切对称关系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对称经济，就是化不对称为对称、化消极对称为积极对称、化低层次对称为高层次对称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式，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用对策代替博弈取得效益的经营方式，就是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客体与客体的对称代替均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称经济是有序经济、双赢经济，是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的经济。对称了，企业就有效益，生产就会发展，社会就会进步，就好像贾宝玉和林黛玉结合就会幸福；不对称，企业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危机，生产就会停滞，社会就会落后，就好像贾宝玉和薛宝钗结婚，大家不欢而散。
经济活动的对称，归根到底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对称。其他一切具体的对称，如贡献与索取的对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对称、产品定位与营销手段的对称、知名度与资信度的对称等等，无一不是这一根本对称的具体体现。什么时候对称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做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企业就发展，否则就陷入困局。而摆脱困局，靠的也就是变不对称为对称。对称的程度——定位的深度---决定发展的速度。
经济的主体与客体是对称的。社会的公平与效益是对称的。市场的价值与价格是对称的。企业的无形与有形是对称的。管理的战略与细节是对称的。战略与细节的对称关系是企业对称管理的落脚点。
对称经济是结构经济。对称是经济的深层结构。对称经济在突出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重视结构的合理设计、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到战略与执行的一致,制度与团队的一致，使主体为中心与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与相对客体对称发展。
对称经济是规范经济。对称经济是竞争与规范的对称。规范是法律，是惯例，是商场中的游戏规则。规范以诚信为基础，诚信以规范为主导。只有诚信没有规范，老实人就要吃亏。只有规范没有诚信，只能助长灰色经营。
对称经济是公平经济。对称经济是公平与效益的对称。公平不是平均，公平是对称，是权利与义务、贡献与索取的统一。效益是对称的产物。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有效益。人在经济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经济规律可以认识，可以把握，可以自觉利用。生产力固然归根到底是产品生产力，但形成这个生产力的途径和过程，则不仅仅是靠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都会产生生产力，而且是巨大的生产力。
人类新的实践模式要求新的经济模式、管理模式与其对称。
经济困境的本质： 人类新的实践模式所要求的新的经济模式、管理模式同现有的经济模式、管理模式之间的不对称、不协调、碰撞、摩擦造成。企业困境的本质：企业中人和人、人和物的不对称、不协调、结构不合理，企业内外之间不和谐。
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经济关系的不对称：1.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不对称；2.价格调节与价值调节的不对称；3.生产和消费的不对称；4.生产发展的不对称：国内两大部类不对称，国际不对称、不平衡把生产力归结于物质生产力，又把物质生产力归结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物的要素，势必否认和忽视了人，否认和忽视了人是目的，否认和忽视了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把这样的生产力看成社会进步的尺度，必然为生产而生产，忽视生产的经济效益。其结果，就是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损害，并陷入恶性循环。
困境的本质是深层结构，是本；危机是末，是现象。所以，摆脱困境，不仅仅是通常的危机管理，而是模式转轨的二次创业。模式转轨的二次创业，就是由物质 精神的单向线性发展观转变为物质 精神的双向系统发展观。如果没有社会系统的协调有序，个别生产力的发展将有损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社会系统的协调有序，个别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个别生产单位，也只有把它们看成系统，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才有个别生产力的发展。
只有对称，才能使资源优化配置转化为资源优化再生。经济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 “全息元”，就是相关系统中所有信息的“集成板”；本身虽然也是系统的组成部分，然而却承载了整个系统的全部信息。“名牌”和“效益”，就是经济系统的“全息元”；前者是手段的“全息元”，后者是目的的“全息元”。
品牌就是对称经济的“全息元”。名牌经济，是以名牌为主导整合生产要素的生产方式，是以名牌为根本推动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经济形态；名牌战略，就是运用系统的创名牌的方法（如名牌五度空间模式）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是通过名牌对生产要素的整合与主导，实现知识对生产各要素的整合与主导。名牌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典型形态，是人类二次创业的必然产物，是知识经济整合传统经济、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升华的桥梁。
名称
品牌 形式：企业符号
（企业 标识
概念） 内容：企业的知识、资本、资产、产品
知识、资本、资产、产品的全方位管理
品牌管理
知识、资本、资产、产品的同步管理
名牌：先进的企业概念
知名度
反映
名牌管理 资信度
美誉度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名牌是一个以知名度为主导、以资信度为核心、以美誉度为归宿的对称结构。知名度凝缩了资信度与美誉度。撇开知名度、资信度、美誉度的对称结构，仅仅从知名度看名牌，是名牌战略中的短视行为。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品牌有借牌与树牌，质量有绝对质量与相对质量。只有用创新保证质量，翅膀才能硬起来。名牌不是“名”牌，信誉才是资本。名牌必须配套，才有边际效益。良心能值多少钱，不要只看眼前。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名牌战略集中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企业经营管理中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和对称。产品的质量源于人的素质，如果人的素质不过关，不可能生产出好的质量的产品。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以人为中心和以质量为中心，二者是统一的。只有以人为中心，才能保证质量。只有以质量为中心，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顾客和员工都是人，所以说名牌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人的素质决定产品的质量，人的素质同产品的质量是对称的。质量和人是对称的，产品的质量首先是人的质量。人的质量首先是生产者的质量。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品牌本身也有质量，品牌的质量由产品的质量决定。生产产品的上一道工序和下一道工序之间，其质量也是对称的。质量是维护品牌生命的重要保证。市场上不少品牌由于质量不稳定，最后销声匿迹。品质与品牌共存，二者是对称的。一个环节质量不过关会影响到其他环节的质量。产品生产过程中，上一个程序的质量问题未解决，不得转入下一个程序。发现产品质量问题，宁肯停产整顿或全部返工，决不能自欺欺人。质量与程序是对称的。
效益是对称经济的“全息元” 。“效益”不同于“效率”。“效率”可以是线性发展观的产物，“效益”只能是对称发展的结果。效益是对称的产物。从企业微观层次来讲，权利与义务对等、贡献与索取对称的公平原则是提高企业效率的必要条件；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是结合各种“外部性”问题考虑的社会宏观层面的公平，同样是提高社会效益的必要条件。效益是对称的产物。没有对称——公平就没有效率。公平不是效率的补充，而是效率的前提；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需要。效益是对称的产物。人才只有贡献与索取对称，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这种对称是以市场为参照磨合出来的，没有固定的标准与模式。效益是对称的产物。经济就是通过使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资源优化配置，就是使人和人、人和事、事和事对称。只有对称，才有优化配置；只有优化配置，才能变废为宝，化劣为优，优势互补，实现价值的产生、再生、转化与最大化。只有对称，才能使资源优化配置转化为资源优化再生。经济就是通过使资源优化配置转为资源优化再生，实现生产力的发展、竞争力的提高、企业利润的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所以经济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从主客体对称到客体和客体的对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实现主客体对称为核心的经济结构的对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八）
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智慧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企业经营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构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如果说，以往的知识经济侧重人和自然的对称，以往的智慧侧重人和人的对称,那么智慧经济则是两者的统一,在突出创意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称——以人为中心的动态平衡关系。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资源优化配置是手段，资源优化再生是目的。只有资源优化再生才有生产力的真正发展。生产力不是要素，而是功能；不仅是部分的要素和结构的功能，而且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系统功能。从宏观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治体制结构的对称产生生产力；从中观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结构对称产生生产力；从微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产生新经济增长点实现主体和客体的对称产生生产力。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相互关系，都不但要靠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来调节，而且要靠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舆论环境）及科学技术水平来调节，通过调节实现结构对称产生生产力。关系就是结构：要素的结构、属性的结构、关系的结构、功能的结构。生产力不但是结构的功能，而且本身也是结构：生产力是主体生产力和客体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力是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统一。生产是现实生产力和创造生产力的统一。生产力是社会阻力和社会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
智慧经济商品流通只是商品生产的一个环节，商品生产不能归结于商品流通； 商品生产只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方面，发展生产力不能归结于发展商品生产；物质生产力只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归结为发展物质生产力。智慧经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生产的各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相互关系，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相互关系，都不但要靠经济制度（即生产关系）来调节，而且要靠政治制度和社会心理（舆论环境）及科学技术水平来调节。政治制度调节是核心，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根本的因素。社会生产的各要素和相互关系都必须通过整个社会系统的协调才能发展。
生产力不仅是由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决定的，而且是由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者、劳动者的物质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劳动者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上层建筑（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教育等社会系统的一切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共同决定的。不是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通常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反作用（或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于生产力，而是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决定作用和反作用，它们是统一的社会有机体中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决定作用和反作用产生出来的整体功能即生产力。
生产力不是要素，而是功能，不仅是物质要素的功能，而且是人的要素的功能；不仅是要素的功能，而且是结构的功能；不仅是物的结构（工具和对象的关系）的功能，而且是人的结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功能；不仅是部分的要素和结构的功能，而且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系统功能。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看成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实际上是把生产关系看成生产力发展的容器、框架；虽然理论上承认生产力是最活跃、最能动的因素，然而在实践上却往往以遵循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为理由和借口，而人为地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力只能在生产关系规定的范围内活动，甚至削足适履，人为地使生产力倒退而适应生产关系。
把生产力看成是层次范畴，是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制约下的低层次的范畴，虽然理论上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后决定力量，然而确是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限制下来发展生产力，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看成是“相对稳定”的生产力发展的框架。在有利于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把制度看成是绝对的、生产力的发展看成是相对的，在实践中往往是以牺牲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主体性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来维护社会制度，是削足适履。理论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服务生产力的结果，是生产力服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生产结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系统的生产关系；政治、思想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社会系统的生产关系结构，它们的整体功能就是生产力。
智慧经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归根结底是人的主体能力。要用深刻的，具有说服力的生产力理论作为旗帜，把社会广泛零散的社会动力因素组成社会动力系统，然后用这个社会动力系统去对付、摧毁社会阻力系统，从而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对称经济学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统一起来研究，其中生产要素、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是统一的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层面，生产力是这一系统的整体功能。对称经济学以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为研究对象，以提高这一系统的功能——生产力为目的。对称经济学探索人类经济活动与经济发展规律，通过优化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推动生产力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与时俱进的生产关系结构——没有最好，没有更好，只有最适合——这就是对称。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原理，要求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和结构，包括经济模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必须不断改革，以不断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在智慧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
反“全球化”既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化，也是反全球性的自由化，是全球化中民主与法制必须对称、全球化与主体性必须对称的朴实反映。现在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本质上不是反对作为经济发展趋向的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反全球化实质是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经济组织的干予，使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贫富差距、国内贫富差距，以有利于维护人权、民族主权。这是与时俱进的生产关系结构在全球范围的整合。
金融危机的根源：结构不对称造成的生产相对过剩X（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的绝对分离＋国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贷款膨胀=泡沫经济→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的周期性金融危机。不能用静态的纯逻辑的方法分析金融危机，而应该把金融危机放到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找出隐藏在它背后的历史对称结构。金融体制改革的双向对称运动：共性化、个性化。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不能仅仅强调同国际惯例接轨，而应同国际潮流合拍，并争取后来居上，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对称。
与时俱进的产业关系结构：在智慧经济时代，粗放型经营已走到历史尽头。产业更新换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劳力密集型向资本、知识密集型转变，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尽可能便之升华为高新技术产业，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带动和促进我国由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相应地，由产品、资产运营向资本、知识运营转变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前一个必然是后一个必然的基础，后一个必然是前一个必然的保证。只有直接投融资，才能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技术、管理、制度基础。
体现对称经济发展方式的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将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危机，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在社会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有根本和非根本、决定和被决定的层次关系之分、重要和非重要之别，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行。如果人为地限制某些因素，抬高某些因素，都会破坏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平衡，或强制地在低程度上实现平衡，从而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这已为我国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所证明。
把生产力看成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对改革成败关系极大。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过程，只有把生产力看成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才能做到社会系统中各要素层次的有序发展，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否则，改革只能偏离方向，结果适得其反。
社会
对称 整体功能→生产力
系统
经济活动中的对称规律是必然存在的，但经济活动的规律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来实现。自由自觉的劳动是智慧经济的前提，就好像自由恋爱是对称婚姻、幸福婚姻的基础一样。有没有自觉地按照对称规律开展经济活动，将决定经济活动的成败以及成效的大小、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
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的本质。人类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过程都存在着对称关系。其中，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关系是基本的对称关系，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经营和经济活动中的其它一切对称关系围绕着这个中心展开。对称经济，就是化不对称为对称、化消极对称为积极对称、化低层次对称为高层次对称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式，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用对策代替博弈取得效益的经营方式，就是用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客体与客体的对称代替均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称经济是有序经济、双赢经济，是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的经济。对称了，企业就有效益，生产就会发展，社会就会进步，就好像贾宝玉和林黛玉结合就会幸福；不对称，企业就会陷入困境甚至危机，生产就会停滞，社会就会落后，就好像贾宝玉和薛宝钗结婚，大家不欢而散。
经济活动的对称，归根到底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的对称。其他一切具体的对称，如贡献与索取的对称、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对称、产品定位与营销手段的对称、知名度与资信度的对称等等，无一不是这一根本对称的具体体现。什么时候对称了，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做到了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企业就发展，否则就陷入困局。而摆脱困局，靠的也就是变不对称为对称。对称的程度——定位的深度---决定发展的速度。
经济的主体与客体是对称的。社会的公平与效益是对称的。市场的价值与价格是对称的。企业的无形与有形是对称的。管理的战略与细节是对称的。战略与细节的对称关系是企业对称管理的落脚点。
对称经济是结构经济。对称是经济的深层结构。对称经济在突出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重视结构的合理设计、资源的优化配置，做到战略与执行的一致,制度与团队的一致，使主体为中心与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与相对客体对称发展。
对称经济是规范经济。对称经济是竞争与规范的对称。规范是法律，是惯例，是商场中的游戏规则。规范以诚信为基础，诚信以规范为主导。只有诚信没有规范，老实人就要吃亏。只有规范没有诚信，只能助长灰色经营。
对称经济是公平经济。对称经济是公平与效益的对称。公平不是平均，公平是对称，是权利与义务、贡献与索取的统一。效益是对称的产物。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有效益。人在经济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经济规律可以认识，可以把握，可以自觉利用。生产力固然归根到底是产品生产力，但形成这个生产力的途径和过程，则不仅仅是靠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都会产生生产力，而且是巨大的生产力。
人类新的实践模式要求新的经济模式、管理模式与其对称。
经济困境的本质： 人类新的实践模式所要求的新的经济模式、管理模式同现有的经济模式、管理模式之间的不对称、不协调、碰撞、摩擦造成。企业困境的本质：企业中人和人、人和物的不对称、不协调、结构不合理，企业内外之间不和谐。
社会经济危机的根源：经济关系的不对称：1.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不对称；2.价格调节与价值调节的不对称；3.生产和消费的不对称；4.生产发展的不对称：国内两大部类不对称，国际不对称、不平衡把生产力归结于物质生产力，又把物质生产力归结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物的要素，势必否认和忽视了人，否认和忽视了人是目的，否认和忽视了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把这样的生产力看成社会进步的尺度，必然为生产而生产，忽视生产的经济效益。其结果，就是社会生产的发展受到损害，并陷入恶性循环。
困境的本质是深层结构，是本；危机是末，是现象。所以，摆脱困境，不仅仅是通常的危机管理，而是模式转轨的二次创业。模式转轨的二次创业，就是由物质 精神的单向线性发展观转变为物质 精神的双向系统发展观。如果没有社会系统的协调有序，个别生产力的发展将有损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社会系统的协调有序，个别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个别生产单位，也只有把它们看成系统，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才有个别生产力的发展。
只有对称，才能使资源优化配置转化为资源优化再生。经济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 “全息元”，就是相关系统中所有信息的“集成板”；本身虽然也是系统的组成部分，然而却承载了整个系统的全部信息。“名牌”和“效益”，就是经济系统的“全息元”；前者是手段的“全息元”，后者是目的的“全息元”。
品牌就是对称经济的“全息元”。名牌经济，是以名牌为主导整合生产要素的生产方式，是以名牌为根本推动力和核心竞争力的经济形态；名牌战略，就是运用系统的创名牌的方法（如名牌五度空间模式）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是通过名牌对生产要素的整合与主导，实现知识对生产各要素的整合与主导。名牌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典型形态，是人类二次创业的必然产物，是知识经济整合传统经济、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升华的桥梁。
名称
品牌 形式：企业符号
（企业 标识
概念） 内容：企业的知识、资本、资产、产品
知识、资本、资产、产品的全方位管理
品牌管理
知识、资本、资产、产品的同步管理
名牌：先进的企业概念
知名度
反映
名牌管理 资信度
美誉度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名牌是一个以知名度为主导、以资信度为核心、以美誉度为归宿的对称结构。知名度凝缩了资信度与美誉度。撇开知名度、资信度、美誉度的对称结构，仅仅从知名度看名牌，是名牌战略中的短视行为。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品牌有借牌与树牌，质量有绝对质量与相对质量。只有用创新保证质量，翅膀才能硬起来。名牌不是“名”牌，信誉才是资本。名牌必须配套，才有边际效益。良心能值多少钱，不要只看眼前。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名牌战略集中体现了人的主体性，企业经营管理中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和对称。产品的质量源于人的素质，如果人的素质不过关，不可能生产出好的质量的产品。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以人为中心和以质量为中心，二者是统一的。只有以人为中心，才能保证质量。只有以质量为中心，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顾客和员工都是人，所以说名牌的起点和终点都是人。人的素质决定产品的质量，人的素质同产品的质量是对称的。质量和人是对称的，产品的质量首先是人的质量。人的质量首先是生产者的质量。
名牌是对称的产物。品牌本身也有质量，品牌的质量由产品的质量决定。生产产品的上一道工序和下一道工序之间，其质量也是对称的。质量是维护品牌生命的重要保证。市场上不少品牌由于质量不稳定，最后销声匿迹。品质与品牌共存，二者是对称的。一个环节质量不过关会影响到其他环节的质量。产品生产过程中，上一个程序的质量问题未解决，不得转入下一个程序。发现产品质量问题，宁肯停产整顿或全部返工，决不能自欺欺人。质量与程序是对称的。
效益是对称经济的“全息元” 。“效益”不同于“效率”。“效率”可以是线性发展观的产物，“效益”只能是对称发展的结果。效益是对称的产物。从企业微观层次来讲，权利与义务对等、贡献与索取对称的公平原则是提高企业效率的必要条件；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社会保障制度是结合各种“外部性”问题考虑的社会宏观层面的公平，同样是提高社会效益的必要条件。效益是对称的产物。没有对称——公平就没有效率。公平不是效率的补充，而是效率的前提；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需要。效益是对称的产物。人才只有贡献与索取对称，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这种对称是以市场为参照磨合出来的，没有固定的标准与模式。效益是对称的产物。经济就是通过使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资源优化配置，就是使人和人、人和事、事和事对称。只有对称，才有优化配置；只有优化配置，才能变废为宝，化劣为优，优势互补，实现价值的产生、再生、转化与最大化。只有对称，才能使资源优化配置转化为资源优化再生。经济就是通过使资源优化配置转为资源优化再生，实现生产力的发展、竞争力的提高、企业利润的增加、生产规模的扩大。所以经济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经济学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从主客体对称到客体和客体的对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实现主客体对称为核心的经济结构的对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