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创业工程——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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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9 09:54 | by admin ]
2016/05/19 09:54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创业工程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七）
【提要】本文运用作者首创的“五度空间”的方法与模式，以作者首创的知识运营学为指导、以创业经济学为主导、以创业管理学为核心，顺应就业潮向创业潮转变的历史趋势，提出了建设创业工程的设想；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创业为基础的创业工程，实现了实践模式的转轨，为经济领域的主体性原则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创业者 创新 创造 创业 创业工程 创业精神 创业素质 创业型组织
知识运营既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人类二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二次创业，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人类二次创业，也包括微观层面的创业与二次创业。创业工程，是由创业者（个人与组织）为创造与再造事业与企业而自觉进行的有组织的经济活动。创业工程是系统工程。
针对我国目前就业的严峻形势，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我倡议，必须在我国发起和推动创业工程。根据我国的特点，体现知识运营的创业系统工程应由以下几个步骤组成：第一步：举办全国智慧经济与创业工程高层论坛，集思广益，探讨创业的规律、发展途径；第二步：创办大众创业出版社，编辑《大众创业》杂志，开通大众创业网站，从理论探讨、系统定位为创业工程鸣锣开道；第三步：举办创业教育，先举办创业培训班试点，培养创业工程管理人员，然后在学校普及创业管理课程；第四步：派出骨干教师在各大学、职校开设创业课程，普及创业知识，提高再就业人员特别是青年人的创业素质；第五步：创办中国创业学院及各省市分院，从学历与非学历教育方面培训创业工程管理与实践人员；第六步：用创业型教育模式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使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就业型教育向创业型教育转变，使社会的人才结构由就业型人才向创业型人才转变；第七步：建立创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八步：直接开发运作项目，创办实业，并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工程。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也是创业工程的核心和基础。创业工程是系统工程，它的宗旨：创业工程是新希望工程；方法：创新、创造、创业；方针：用创业精神建设创业工程；方案：用创业精神培植创业精神，用创业者带动创业者，用创业工程建设创业工程。
创业工程的理论基础是知识运营学、创业经济学和创业管理学。如果说，创业工程奠定了实践模式转轨的基础，那么知识运营学催化了科学范式的转换。创立知识运营学、创业经济学和创业管理学,对现有的创业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以作为创业系统工程的理论指导，既有必然性又有可能性；既符合创业精神，本身也是创业系统工程的先导部分。
创业管理学运用作者首创的“五度空间”的方法与模式，以作者首创的知识运营学为指导、以创业经济学为主导，顺应就业潮向创业潮转变的历史趋势，为管理学提出了全新的内涵，指出必须以MEA代替MBA作为管理学的主导模式，揭示了MEA同MBA的联系与区别，论证了MEA的科学体系与教学体系，实现了管理学的范式转换，为经济领域的主体性原则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
智慧经济的创业工程的主导是知识运营，核心是创业管理培训，落脚点是企业孵化。
MEA：培养知识运营的主体
MEA及其与MBA的联系与区别
MEA（Master of Enterprise Administration)，创业管理硕士。
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职业管理硕士。
(1) MEA与MBA的共同点：
两者都研究企业管理的规律，都要通过案例分析，提高学员企业管理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
(2) MEA与MBA的不同点：
Business的词义是职业， MBA词源学意义上是职业管理硕士；
Enterprise的词义是创业，MEA词源学意义上是创业管理硕士。
因此两者有本质的区别。MEA与MBA的具体区别：
①在理论背景方面：
MBA是典型的传统管理学，传统管理学的理论背景是传统经济学；MEA的理论背景是创业经济学。创业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在对象、性质、方法、结构、内容、功能、社会作用等方面都有本质的不同。从传统经济学到创业经济学是科学范式的转换，是经济科学发展的革命。
②在课程设置方面：
MBA主要是传统的管理学课程再加上案例分析；而MEA课程主要包括：创新管理学、创造管理学、创业管理学、创业工程学、创业经济学、企业家学、机会管理学等以创新为前提、以创业为基础、以机会管理为核心的新兴的学科系列。
③在理论内容方面：
以创业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MEA,同以传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MBA,两者所具体掌握的管理规律，在前提、层次、范围、目的、人在规律中的主体地位都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比后者更有创新性、创造性、系统性、全面性、可操作性。
④在培养目标方面：
MBA是培养职业经理人或以职业为老板的人，而MEA是培养企业家或以老板为职业的人。
⑤在教学方法方面：
MBA主要是案例分析，核心在规范管理技能。由于MBA学员的服务对象是已有的企业，限于条件，学员在学习期间所进行的案例分析本质上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MEA主要在于实务操作，核心在创业管理技能，因此学员在学习期间就必须通过实际的创业活动来掌握相关技能。
开设MEA课程的必要性：MEA通过建设创业学理论来指导创业工程。MEA通过转移MBA的视角、扩展MBA的视野、提升MBA的层次、深化MBA的内容，来提高它的认识与实务操作功能，以指导创业工程。
MEA通过培养企业家阶层来推动创业工程。我国目前最缺的是企业家阶层，并不是白领阶层。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这产生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是经济体制改革根本方向的偏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偏见有合理的因素，但由此产生了把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混为一谈的另一种偏见。实际上，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是当今时代经济体制发展的根本方向。相应地，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创业型企业家，即以老板为职业的人。它同职业经理人相比，层次更高，同时也必然拥有股权，这种股权的拥有不是以企业家的实物投人为依据，而是以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所付出的智力和机会成本为依据。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区别，类似首席执行官和总经理的区别。目前开设的与企业家相关的课程，基本上是把企业家定为职业经理人或总经理一类，不利于真正的企业家阶层的培养与形成。
MEA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来规范创业工程。创业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大量中小企业，在此基础上培育出来的人和企业的个性、创造性、主体性，形成的公平竞争的法律道德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企业一次创业与二次创业、保持企业活力、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基础。在二次创业时期，创业型组织是比学习型组织更高级、更有生命力的企业组织模式。
MEA通过指导、推动、规范创业工程，促进就业工程。创业——创造事业，既包含了创造企业，也包含了创造职业。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急剧转换，原有的“铁饭碗”观念已经被打破，大量的下岗员工、每年数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在新一轮的土地改革中解放出来的数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都面临着就业的重大选择：一是到别人的企业打工，二是自己创办企业。前者渠道有限，后者潜力无穷。MEA通过指导、规范和推动创业实践的发展，促使创业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规范创业前提下的普及创业，才能使各种资源得到直接的优化组合，实现高就业、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使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MEA通过指导、推动、规范创业工程，促进就业工程，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深厚的社会基础。
开设MEA课程的步骤：建设创业学学科群。创业学学科群，上面提到的七门课是主干。由于是科学范式的转换，由这主干来整合传统管理学，可以衍生创业学的各分支学科：一级的如创业知识运筹学、创业资本运筹学、创业资产运筹学、创业产品运筹学；二级的如创业战略管理学、创业组织行为学、创业名牌管理学，从而使创业管理学的科学殿堂更加丰富多彩。这是管理学发展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
先试点，后推广。由于公办院校体制僵化，民办院校体制灵活，可以先在若干民办院校开展MEA这一全新课程的试点教育，待成果得到社会承认后，其学位再争得教育部承认，然后再在公办院校及其他民办院校推广。
MEA由于适合社会更新潮、更深层、更广泛的需要，将势必成为社会最热门的学科，并逐步风行全球；而MEA教育也势必成为教育产业新的亮点。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七）
【提要】本文运用作者首创的“五度空间”的方法与模式，以作者首创的知识运营学为指导、以创业经济学为主导、以创业管理学为核心，顺应就业潮向创业潮转变的历史趋势，提出了建设创业工程的设想；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创业为基础的创业工程，实现了实践模式的转轨，为经济领域的主体性原则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关键词】创业者 创新 创造 创业 创业工程 创业精神 创业素质 创业型组织
知识运营既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人类二次创业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二次创业，既包括宏观层面的人类二次创业，也包括微观层面的创业与二次创业。创业工程，是由创业者（个人与组织）为创造与再造事业与企业而自觉进行的有组织的经济活动。创业工程是系统工程。
针对我国目前就业的严峻形势，顺应时代发展趋势，我倡议，必须在我国发起和推动创业工程。根据我国的特点，体现知识运营的创业系统工程应由以下几个步骤组成：第一步：举办全国智慧经济与创业工程高层论坛，集思广益，探讨创业的规律、发展途径；第二步：创办大众创业出版社，编辑《大众创业》杂志，开通大众创业网站，从理论探讨、系统定位为创业工程鸣锣开道；第三步：举办创业教育，先举办创业培训班试点，培养创业工程管理人员，然后在学校普及创业管理课程；第四步：派出骨干教师在各大学、职校开设创业课程，普及创业知识，提高再就业人员特别是青年人的创业素质；第五步：创办中国创业学院及各省市分院，从学历与非学历教育方面培训创业工程管理与实践人员；第六步：用创业型教育模式改革现有的教育体系，使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就业型教育向创业型教育转变，使社会的人才结构由就业型人才向创业型人才转变；第七步：建立创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八步：直接开发运作项目，创办实业，并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工程。
创新是民族的灵魂，也是创业工程的核心和基础。创业工程是系统工程，它的宗旨：创业工程是新希望工程；方法：创新、创造、创业；方针：用创业精神建设创业工程；方案：用创业精神培植创业精神，用创业者带动创业者，用创业工程建设创业工程。
创业工程的理论基础是知识运营学、创业经济学和创业管理学。如果说，创业工程奠定了实践模式转轨的基础，那么知识运营学催化了科学范式的转换。创立知识运营学、创业经济学和创业管理学,对现有的创业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的概括和总结，以作为创业系统工程的理论指导，既有必然性又有可能性；既符合创业精神，本身也是创业系统工程的先导部分。
创业管理学运用作者首创的“五度空间”的方法与模式，以作者首创的知识运营学为指导、以创业经济学为主导，顺应就业潮向创业潮转变的历史趋势，为管理学提出了全新的内涵，指出必须以MEA代替MBA作为管理学的主导模式，揭示了MEA同MBA的联系与区别，论证了MEA的科学体系与教学体系，实现了管理学的范式转换，为经济领域的主体性原则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
智慧经济的创业工程的主导是知识运营，核心是创业管理培训，落脚点是企业孵化。
MEA：培养知识运营的主体
MEA及其与MBA的联系与区别
MEA（Master of Enterprise Administration)，创业管理硕士。
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职业管理硕士。
(1) MEA与MBA的共同点：
两者都研究企业管理的规律，都要通过案例分析，提高学员企业管理理论水平和实际操作技能。
(2) MEA与MBA的不同点：
Business的词义是职业， MBA词源学意义上是职业管理硕士；
Enterprise的词义是创业，MEA词源学意义上是创业管理硕士。
因此两者有本质的区别。MEA与MBA的具体区别：
①在理论背景方面：
MBA是典型的传统管理学，传统管理学的理论背景是传统经济学；MEA的理论背景是创业经济学。创业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在对象、性质、方法、结构、内容、功能、社会作用等方面都有本质的不同。从传统经济学到创业经济学是科学范式的转换，是经济科学发展的革命。
②在课程设置方面：
MBA主要是传统的管理学课程再加上案例分析；而MEA课程主要包括：创新管理学、创造管理学、创业管理学、创业工程学、创业经济学、企业家学、机会管理学等以创新为前提、以创业为基础、以机会管理为核心的新兴的学科系列。
③在理论内容方面：
以创业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MEA,同以传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MBA,两者所具体掌握的管理规律，在前提、层次、范围、目的、人在规律中的主体地位都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比后者更有创新性、创造性、系统性、全面性、可操作性。
④在培养目标方面：
MBA是培养职业经理人或以职业为老板的人，而MEA是培养企业家或以老板为职业的人。
⑤在教学方法方面：
MBA主要是案例分析，核心在规范管理技能。由于MBA学员的服务对象是已有的企业，限于条件，学员在学习期间所进行的案例分析本质上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MEA主要在于实务操作，核心在创业管理技能，因此学员在学习期间就必须通过实际的创业活动来掌握相关技能。
开设MEA课程的必要性：MEA通过建设创业学理论来指导创业工程。MEA通过转移MBA的视角、扩展MBA的视野、提升MBA的层次、深化MBA的内容，来提高它的认识与实务操作功能，以指导创业工程。
MEA通过培养企业家阶层来推动创业工程。我国目前最缺的是企业家阶层，并不是白领阶层。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提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这产生了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是经济体制改革根本方向的偏见。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种偏见有合理的因素，但由此产生了把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混为一谈的另一种偏见。实际上，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是当今时代经济体制发展的根本方向。相应地，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创业型企业家，即以老板为职业的人。它同职业经理人相比，层次更高，同时也必然拥有股权，这种股权的拥有不是以企业家的实物投人为依据，而是以企业家在创业过程中所付出的智力和机会成本为依据。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区别，类似首席执行官和总经理的区别。目前开设的与企业家相关的课程，基本上是把企业家定为职业经理人或总经理一类，不利于真正的企业家阶层的培养与形成。
MEA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来规范创业工程。创业及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大量中小企业，在此基础上培育出来的人和企业的个性、创造性、主体性，形成的公平竞争的法律道德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企业一次创业与二次创业、保持企业活力、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基础。在二次创业时期，创业型组织是比学习型组织更高级、更有生命力的企业组织模式。
MEA通过指导、推动、规范创业工程，促进就业工程。创业——创造事业，既包含了创造企业，也包含了创造职业。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急剧转换，原有的“铁饭碗”观念已经被打破，大量的下岗员工、每年数百万的大中专毕业生、在新一轮的土地改革中解放出来的数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都面临着就业的重大选择：一是到别人的企业打工，二是自己创办企业。前者渠道有限，后者潜力无穷。MEA通过指导、规范和推动创业实践的发展，促使创业成为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规范创业前提下的普及创业，才能使各种资源得到直接的优化组合，实现高就业、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使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MEA通过指导、推动、规范创业工程，促进就业工程，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深厚的社会基础。
开设MEA课程的步骤：建设创业学学科群。创业学学科群，上面提到的七门课是主干。由于是科学范式的转换，由这主干来整合传统管理学，可以衍生创业学的各分支学科：一级的如创业知识运筹学、创业资本运筹学、创业资产运筹学、创业产品运筹学；二级的如创业战略管理学、创业组织行为学、创业名牌管理学，从而使创业管理学的科学殿堂更加丰富多彩。这是管理学发展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张。
先试点，后推广。由于公办院校体制僵化，民办院校体制灵活，可以先在若干民办院校开展MEA这一全新课程的试点教育，待成果得到社会承认后，其学位再争得教育部承认，然后再在公办院校及其他民办院校推广。
MEA由于适合社会更新潮、更深层、更广泛的需要，将势必成为社会最热门的学科，并逐步风行全球；而MEA教育也势必成为教育产业新的亮点。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对称文化经济——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六）
[ 2016/05/19 09:52 | by admin ]
2016/05/19 09:52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对称文化经济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六）
传统经济是文明经济，智慧经济是文化经济。传统经济学是文明的经济学，智慧经济学是文化的经济学。
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
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文明。
文化制约和定位文明；相对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来讲，作为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由于它的系统性、整体性、跨学科性质，也应该用文化来定位，才能解决在具体经济问题上的各种各样的纷争。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方法说明：边际分析方法本质上是价值分析方法，它同价格经济学不兼容。在价格经济学中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是价格经济学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否自觉，经济学都是一种文化；而以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以价格经济学为框架容不下福利经济学，也就难以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完整解释。
作为文化理性的经济学同伦理学是统一的，作为科学理性的经济学同伦理学是对立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经济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区别，就是文化与文明的区别。经济学之所以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式与实证性的统一，就在于它是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一门科学。科学是文明，经济学与哲学都是文化。文化与科学的差异，经济学定位于文化与定位于科学，是对称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一切差别的根源。
迄今为止，能称为文化的学问有：
哲学
宗教
经济学
管理学
纵深科学
社会工程学
复杂系统性科学
文学艺术
文化的的本质特征及其与文明的本质区别：
系统性：从要素来看是文明；从系统来看是文化。个人主义是文明，团队精神是文化。“天人相分”是文明，“天人合一”是文化。宗教之所以能被主流社会接受，就是因为它的系统性，使之成为一种文化；而如果拆开来，从各个部分着眼，宗教就可能流于迷信。迷信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可以称之为文明，但迷信绝对不可以称之为文化。
整体性：从局部来看，是文明；从整体来看，是文化。针灸是文明，西医是文明，中医是文化。所谓福利经济学就是文化经济学。在福利经济学看来理性的，在货币经济学看来非理性；前者包容后者。
深层性：从易逝性、流变性来看是文明，从稳定性、不变性来看是文化。文明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所谓文化中的糟粕只是随时空条件变化而被淘汰的“文明”。而文化则是文明中的深层结构。在大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舍己救人的行为，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会因为经济转型、制度更替而变化。在这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是文明，民族精神是文化。
主体性：文明是名词，文化是动词。从静态来看，是文明；从动态来看，是文化。从客体来看，是文明；从主体来看，是文化。从主体活动成果来看，是文明；从这些成果中渗透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来看，是文化。建筑物是文明，但不同民族的不同建筑风格、不同质量标准，体现了不同民族的信仰、理念，则是文化。汽车是文明；环保汽车，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理念是文化。
传承性：能在人类世代更替中传承下来的是文化，不断被新陈代谢的是文明。
价值性：金钱是文明，道德是文化；价格是文明，价值是文化。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是文明市场经济，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是文化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文化的市场经济。
从主流经济学家所谓“大地震后灾区重建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理论来看，GDP增长与财产增长、经济增长是两个概念。GDP增长以及把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提倡增产节约、把财产增长看成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化。货币经济学是文明、幸福经济学是文化。“世界工厂论”是文明，“重新洗牌论”、“后来居上论”是文化。西方哲学是文明，东方哲学是文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文明，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文化。西方经济学是文明，对称经济学是文化。货币GDP是文明，财富GDP、绿色GDP、社会GDP是文化。在国民核算体系中，要用文化GDP代替货币GDP；而所谓战争、大灾难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而不是文化经济学。我们不否认传统GDP理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但要指导一国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绝不能仅靠传统货币GDP理论，而要靠文化GDP理论。
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如果认为文化只是精神文明，那实际上是割裂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文化系统中的有机统一，社会的文化成了残缺不全的东西。这是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是完全同步的，但也不是割裂的。在和外来文化的某个因素发生影响时，也不会造成二者的各自完全独立的发展，而是基本协调、大体同步、平衡发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是相对应的。所谓落后的物质文明、先进的精神文明，先进的物质文明和落后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中某一部分先进、某一部分落后，只能是自欺欺人，既违背了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理论，又不符合客观事实。精神文明的相对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离不开特定社会系统的有机整体中其他要素的相互制约。
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表面上是空间地域上的，本质上是时间上的。从东方文化到西方文化，是文化上的时间连续关系。只能从这个出发点来理解对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西方文化本身就是对东方文化的扬弃，因此对东西方文化的扬弃不是横向的凑合，而是纵向的综合。在信息时代，只要思想方法得当，并不排除出现比西方文化更高的东方文化，但这不是对东方旧文化的肯定，而是否定之否定。西方文化是对东方文化的否定，新的更高的文化是对西方文化的否定，但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复到东方旧文化。应从时间的差别来理解空间差别。
只有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而没有独立的并行不悖的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只能从属于人类文化发展规律。在一般、整体规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特殊、部分规律，受一般、整体规律的制约。
中国和西方的主体意识的时间差别，就是这样通过空间差别表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的空间差别正体现了两种文化发展的时间上的不同阶段。
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法人制度、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发挥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己重放光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多元化是认识发展、真理发展、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规律，任何文化专制主义都不可能做到文化一元化。经院哲学内部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内部各种观点和派别之争，都曲折地体现了多元化，说明一元化不可能。政治上也不可能绝对专制：数不清的阴谋和政变说明了这一点。文化上的多元化和政治上的多元化是互为前提的，只有自觉自发之分，没有一元多元之别。为了避免动荡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必须用自觉的多元化代替自发的多元化。多元和一元对经济社会的促进或阻碍作用除了表现在社会发展的量变时期，而且表现在社会变革的质变时期，这就是专制和民主社会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别的根本原因所在。
文化与文化观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为客体主义（唯科学主义）、主体主义以及对二者的扬弃三大派别。这三大派别体现了文化与文化观发展的三大阶段。
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高于一切，可以不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能根据西方发达、中国落后的客观事实，而盲目地一概排斥和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在对二者的扬弃、综合中实现时间上的超越和层次上的升华。
当我们把文化看成动词而不是名词，那么经济化的文化或文化经济就是智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宏观的智慧经济。中华文化史，就是一部智慧经济的发展史。智慧经济是对称经济的主导，文化经济是智慧经济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史作为智慧经济发展史可以进行系统化整合。智慧经济为整合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解释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用智慧经济、文化经济的角度定位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就是对称经济，
中国式经济就是立足中国本土、具备中国特色、同时又通过转型和融合体现人类经济整体走向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与对称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作为对称经济的中国式经济就是21世纪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式经济。
以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易经对称辩证法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对称文化，中国经济最大的特色是对称经济。前者决定后者。对称文化：天与人、义与利、道与德、理与气、名与实、形上与形下。对称经济：民主与法制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称、个人与企业的对称、民间与政府的对称、城市化与反城市化的对称、自由和法制的对称、个体与整体的对称。
中国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易经对称辩证法思想中所蕴含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对于建立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经济模式有着先天的优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奠定了经济学形而上学——对称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称哲学，则奠定了对称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对称经济学，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理论依据；以对称的经济发展观为指导，可以形成对称管理学、建构对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优势之所以能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产生出五度空间的、对称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哲学的、经济学的、管理学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并带动制度的、管理的、技术的、产业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可以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中国经济之所以是对称经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称文化。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可能后来居上，是因为中国经济是对称经济。
思维方式创新
哲学创新 哲学后来居上
哲学范式创新
带动
经济学创新 经济学后来居上
管理学创新 管理学后来居上
制度创新 制度后来居上
知识创新 知识后来居上
科学创新 科学后来居上
技术创新 技术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知识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信息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服务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传统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于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如果说，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线性科学的发展以“天人相分”的西方思维方式为基础，那么以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则必须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对称思维方式为前提。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
中国经济学，就是立足中国本土、具备中国特色、同时又通过转型和融合体现人类经济整体走向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与对称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一元与多元相统一、通过多元体现一元的经济学。中国式经济就是21世纪的世界式经济。“中国式经济学”是“中国式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升华，“中国式管理”是“中国式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与应用。中国的对称文化，是对称经济与对称管理的源头，也是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能后来居上的文化底蕴。
如果说对称文化决定对称经济，那么对称经济决定中国经济是主体经济。对称经济：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
人的本质是社会主体。人的本性是人的主体性。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与本质属性的展开。社会关系（物质的精神的）应该有利于人的主体性的展开。如果社会关系不利于人的主体性，甚至催化人的负主体性，那么这个社会关系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科学设计的制度就是有利于人的主体性展开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就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是否有利于人的主体性发展，是衡量社会制度好坏的直接标准。渐进性改革的“渐进”仅仅着眼于产权私有化的逐步进展，是线性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看渐进性改革是人的主体性逐步培植的过程，而产权明确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从产权明确到人和企业的主体性提高必须以创业为必要的环节。因此，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着眼点是创业工程，含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通过二次创业培育国有企业的主体性。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是民主与法制，通过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培育我国国民的主体性。
人格平等不仅体现在个人之间，而且体现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其中，个人与个人、国与国的平等问题似乎已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问题，似乎成了被平等遗忘的角落。实际上，“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民族的平等问题，在个人和国家的平等问题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完整的市场体系不可跨越的中间环节。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际和谐、国际和谐，而且是族际和谐；这种和谐是建立在平等前提下的优势互补、双赢合作的基础上。
市场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而是通过贸易，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的过程。因此，国际间的自由贸易是必要的，但不能排除必要的贸易保护，以保护、提升民族工业。要素禀赋、自由贸易，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洗牌论”的理论依据。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市场是平面二维的，后者认为市场是立体的、五度空间的。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不是也不应该是国际分工的结果。通过国际贸易不是弱化而是强化我国自己的经济主体性。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
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主流经济学用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主体性，用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世界工厂论来单向定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只会使中国经济在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波动中处于危险的境地。
增长经济学以“核心竞争力”为核心概念，发展经济学以“经济主体性”为核心概念。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民族的与企业的经济主体性为代价，那么其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的货币升值就会使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就会引发国内经济不景气，那只能说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问题。一个国家形成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企业的目标是利润；对于数字经济学来讲，国家只是放大的企业，宏观经济只是放大的微观经济，因而国家的目标是GDP增长。在他们看来，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几千亿人民币的损失，国家财政拿出几百亿来重建，不是中国人民财富的损失，而是为GDP增长带来机会的大好事。这种扭曲的、宏观经济微观化的 “破窗”经济学固然可以作为企业的指导，但作为政府绝对不可以随鸡起舞。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增长方式、建立经济结构的最高指导思想。
全球化对不发展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象我们这样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应该包括创新——创造——创业机制畅通灵活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系、核心技术保密体系、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以及为建立这样的体系所必须的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先天的比较优势，也不是反“全球化”。如果不是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那么就无从理解企业主体、区域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能理解国际经济关系、区际经济关系。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就不能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而必须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全球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把贫富两极分化从国内扩大到全球；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和霸权主义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配置经济学的价格机制一元化是西方价值一元化和把经济全球化演变成世界单极化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工具。
主体也是要素，而且是更重要的要素。分两方面：个人主体和企业主体。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潮，使这两方面的主体性大大增强，应该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结构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对人的主体性的导向和催化来实现的，因为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苏东“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欠缺创业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主体。殖民主义的要害与危害，就是摧垮我国民族的主体性。如果说，近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抢占地盘，现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经济侵略，那么当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对我国的经济文化统治。
反“全球化”既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化，也是反全球性的自由化，是全球化中民主与法制必须对称、全球化与主体性必须对称的朴实反映。全球化不是无政府化，也不是全盘西化。因此，现在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本质上不是反对作为经济发展趋向的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现有全球化实质是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反全球化实质是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经济组织的干予，使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贫富差距、国内贫富差距，更有利于维护人权、民族主权。“全球化”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
要素禀赋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
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要靠提升要素禀赋。提升要素禀赋使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微观体现。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国际贸易观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象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
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西方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歇尔、俄林、萨谬尔森等人的建立在“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只适合于工业经济时期。在人类创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要素禀赋、同一种文化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为前提；而以相对论、量子为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恰恰需要以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框架。在工业经济时代，也许东部平原地带更适合车水马龙；在生态创业时期，也许人们更需要西部山区的郁郁葱葱。我国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并非只能通过出口产品价格低廉来体现；植树造林、开发荒地也许更能产生生态生产力。“竞争力”这个时髦概念出现于自由竞争时期；然而就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而言，“生产力”是个更重要的概念。以竞争力为核心，价格举足轻重；以生产力为窠臼，人的数量与质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
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要靠模式转轨。模式转轨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宏观展开。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中华文明都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人类文明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型系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主体性，或有主体性而不参与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处于同全球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从而实现能量、信息、物质的交流与再生。而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主体性，使之在经济全球化中，使自己处于同经济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中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而实现跳跃式且可持续发展。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固有的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优势，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神优势。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发挥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己重放光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本土化、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也是对称的。区域化也是一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区域化中得以展现。大中华经济圈使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得以有机结合，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华民族得以再次腾飞。区域优势是什么，配置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也有不同的解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区域优势是要素概念；所谓区域优势，就是从诸如人口、资源、成本等要素考虑的区域比较优势；其定位是纯客体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区域优势是结构概念；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其定位是主客体的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互补性强，经过协调就可以门类齐全、结构完整、化劣为优；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秉持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时间结构优势。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区域优势就是通过时间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用空间结构优势提升时间结构优势。
根据五度空间理论，国际化首先是层次概念，然后才是空间概念，而空间概念也是层次概念的延伸。国际化的层次和空间是对称的。信息时代，地球是一个地球村，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一个角落之间，都是鸡犬之声相闻的邻里关系。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大企业都必须制定国际化战略，但国际化不一定要走出国门，在国内也可以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与经营模式，必须与信息时代相对应。企业国际化竞争必须立足本土，国内优先，迂回进击，避实就虚，抢占空白点，占领制高点。我国应对国际化竞争，就是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以国内市场为中心同国际市场的对称关系；这个关系是具体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具体的方案。
国际化要讲究策略。要以弱胜强，必须以智取胜。这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客观现实的对称。国际化即使走出国门也必须入乡随俗，实现人的观念、目标、习惯、行为方式和当地环境的对称。没有国际化，也就无所谓本土化；但没有本土化也不能实现国际化。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对称的。从经济圈到经济共同体再到经济体，是一个主体性、系统性从弱到强、由低向高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过程的必要的环节。
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经济圈（经济区）与共同体，都不具备大中华经济圈这样的由于对称性、互补性、典型性而构成的系统性，因而大中华经济圈建成为经济体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完全可以把大中华经济圈建设成大中华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区域经济体，并以此定位进行大中化经济体的系统工程建设。
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流中的平衡熵增机制、负“外部性”的输出输入行为以及高交易成本，通过发展中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将转变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循环经济系统，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区域化中得以扬弃，使大中华经济圈面积辽阔发展不平衡由劣势转变为优势，使中华民族的先天化势与后天优势得以有机结合，从而使大中华经济圈的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华民族得以再次腾飞。实际上，大中华经济圈具备经济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发达地区（港、奥、台、东部地区）与落后的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禀赋特点，中华民族的感情纽带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相联结，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的缩影。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用对称经济定位具有立体结构的大中华区域经济，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变劣势为优势，碰撞出原子核裂变级数的生产力。大中华经济圈，拥有任何一个国家（如美日）和任何一个区域联盟体（如欧盟，东盟）都不具备的“对称型结构生产潜力”。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六）
传统经济是文明经济，智慧经济是文化经济。传统经济学是文明的经济学，智慧经济学是文化的经济学。
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文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
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文明。
文化制约和定位文明；相对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来讲，作为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由于它的系统性、整体性、跨学科性质，也应该用文化来定位，才能解决在具体经济问题上的各种各样的纷争。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方法说明：边际分析方法本质上是价值分析方法，它同价格经济学不兼容。在价格经济学中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是价格经济学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否自觉，经济学都是一种文化；而以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以价格经济学为框架容不下福利经济学，也就难以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完整解释。
作为文化理性的经济学同伦理学是统一的，作为科学理性的经济学同伦理学是对立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唯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经济学与各门具体科学的区别，就是文化与文明的区别。经济学之所以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式与实证性的统一，就在于它是一种文化，而不仅仅是一门科学。科学是文明，经济学与哲学都是文化。文化与科学的差异，经济学定位于文化与定位于科学，是对称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一切差别的根源。
迄今为止，能称为文化的学问有：
哲学
宗教
经济学
管理学
纵深科学
社会工程学
复杂系统性科学
文学艺术
文化的的本质特征及其与文明的本质区别：
系统性：从要素来看是文明；从系统来看是文化。个人主义是文明，团队精神是文化。“天人相分”是文明，“天人合一”是文化。宗教之所以能被主流社会接受，就是因为它的系统性，使之成为一种文化；而如果拆开来，从各个部分着眼，宗教就可能流于迷信。迷信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可以称之为文明，但迷信绝对不可以称之为文化。
整体性：从局部来看，是文明；从整体来看，是文化。针灸是文明，西医是文明，中医是文化。所谓福利经济学就是文化经济学。在福利经济学看来理性的，在货币经济学看来非理性；前者包容后者。
深层性：从易逝性、流变性来看是文明，从稳定性、不变性来看是文化。文明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所谓文化中的糟粕只是随时空条件变化而被淘汰的“文明”。而文化则是文明中的深层结构。在大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舍己救人的行为，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会因为经济转型、制度更替而变化。在这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是文明，民族精神是文化。
主体性：文明是名词，文化是动词。从静态来看，是文明；从动态来看，是文化。从客体来看，是文明；从主体来看，是文化。从主体活动成果来看，是文明；从这些成果中渗透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来看，是文化。建筑物是文明，但不同民族的不同建筑风格、不同质量标准，体现了不同民族的信仰、理念，则是文化。汽车是文明；环保汽车，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理念是文化。
传承性：能在人类世代更替中传承下来的是文化，不断被新陈代谢的是文明。
价值性：金钱是文明，道德是文化；价格是文明，价值是文化。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是文明市场经济，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是文化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文化的市场经济。
从主流经济学家所谓“大地震后灾区重建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理论来看，GDP增长与财产增长、经济增长是两个概念。GDP增长以及把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提倡增产节约、把财产增长看成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化。货币经济学是文明、幸福经济学是文化。“世界工厂论”是文明，“重新洗牌论”、“后来居上论”是文化。西方哲学是文明，东方哲学是文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文明，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文化。西方经济学是文明，对称经济学是文化。货币GDP是文明，财富GDP、绿色GDP、社会GDP是文化。在国民核算体系中，要用文化GDP代替货币GDP；而所谓战争、大灾难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而不是文化经济学。我们不否认传统GDP理论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但要指导一国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绝不能仅靠传统货币GDP理论，而要靠文化GDP理论。
文化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机统一。如果认为文化只是精神文明，那实际上是割裂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在文化系统中的有机统一，社会的文化成了残缺不全的东西。这是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是完全同步的，但也不是割裂的。在和外来文化的某个因素发生影响时，也不会造成二者的各自完全独立的发展，而是基本协调、大体同步、平衡发展。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发展是相对应的。所谓落后的物质文明、先进的精神文明，先进的物质文明和落后的精神文明，精神文明中某一部分先进、某一部分落后，只能是自欺欺人，既违背了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的理论，又不符合客观事实。精神文明的相对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离不开特定社会系统的有机整体中其他要素的相互制约。
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表面上是空间地域上的，本质上是时间上的。从东方文化到西方文化，是文化上的时间连续关系。只能从这个出发点来理解对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西方文化本身就是对东方文化的扬弃，因此对东西方文化的扬弃不是横向的凑合，而是纵向的综合。在信息时代，只要思想方法得当，并不排除出现比西方文化更高的东方文化，但这不是对东方旧文化的肯定，而是否定之否定。西方文化是对东方文化的否定，新的更高的文化是对西方文化的否定，但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回复到东方旧文化。应从时间的差别来理解空间差别。
只有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而没有独立的并行不悖的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只能从属于人类文化发展规律。在一般、整体规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特殊、部分规律，受一般、整体规律的制约。
中国和西方的主体意识的时间差别，就是这样通过空间差别表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的空间差别正体现了两种文化发展的时间上的不同阶段。
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企业法人制度、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发挥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己重放光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多元化是认识发展、真理发展、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规律，任何文化专制主义都不可能做到文化一元化。经院哲学内部的唯名论和唯实论之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内部各种观点和派别之争，都曲折地体现了多元化，说明一元化不可能。政治上也不可能绝对专制：数不清的阴谋和政变说明了这一点。文化上的多元化和政治上的多元化是互为前提的，只有自觉自发之分，没有一元多元之别。为了避免动荡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必须用自觉的多元化代替自发的多元化。多元和一元对经济社会的促进或阻碍作用除了表现在社会发展的量变时期，而且表现在社会变革的质变时期，这就是专制和民主社会在发展程度上的差别的根本原因所在。
文化与文化观的发展基本上可以分为客体主义（唯科学主义）、主体主义以及对二者的扬弃三大派别。这三大派别体现了文化与文化观发展的三大阶段。
我们既不能夜郎自大，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高于一切，可以不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能根据西方发达、中国落后的客观事实，而盲目地一概排斥和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在对二者的扬弃、综合中实现时间上的超越和层次上的升华。
当我们把文化看成动词而不是名词，那么经济化的文化或文化经济就是智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宏观的智慧经济。中华文化史，就是一部智慧经济的发展史。智慧经济是对称经济的主导，文化经济是智慧经济的重要内容，中国传统文化史作为智慧经济发展史可以进行系统化整合。智慧经济为整合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解释中国经济提供了新的视角，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用智慧经济、文化经济的角度定位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就是对称经济，
中国式经济就是立足中国本土、具备中国特色、同时又通过转型和融合体现人类经济整体走向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与对称经济发展模式。由于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作为对称经济的中国式经济就是21世纪全球化条件下的世界式经济。
以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易经对称辩证法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对称文化，中国经济最大的特色是对称经济。前者决定后者。对称文化：天与人、义与利、道与德、理与气、名与实、形上与形下。对称经济：民主与法制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称、个人与企业的对称、民间与政府的对称、城市化与反城市化的对称、自由和法制的对称、个体与整体的对称。
中国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易经对称辩证法思想中所蕴含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对于建立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经济模式有着先天的优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奠定了经济学形而上学——对称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称哲学，则奠定了对称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对称经济学，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理论依据；以对称的经济发展观为指导，可以形成对称管理学、建构对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优势之所以能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产生出五度空间的、对称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哲学的、经济学的、管理学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并带动制度的、管理的、技术的、产业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可以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中国经济之所以是对称经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称文化。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可能后来居上，是因为中国经济是对称经济。
思维方式创新
哲学创新 哲学后来居上
哲学范式创新
带动
经济学创新 经济学后来居上
管理学创新 管理学后来居上
制度创新 制度后来居上
知识创新 知识后来居上
科学创新 科学后来居上
技术创新 技术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知识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信息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服务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产业创新 传统产业发展后来居上
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于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如果说，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线性科学的发展以“天人相分”的西方思维方式为基础，那么以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则必须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对称思维方式为前提。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
中国经济学，就是立足中国本土、具备中国特色、同时又通过转型和融合体现人类经济整体走向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与对称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一元与多元相统一、通过多元体现一元的经济学。中国式经济就是21世纪的世界式经济。“中国式经济学”是“中国式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升华，“中国式管理”是“中国式经济学”的实践基础与应用。中国的对称文化，是对称经济与对称管理的源头，也是中国经济学与管理学能后来居上的文化底蕴。
如果说对称文化决定对称经济，那么对称经济决定中国经济是主体经济。对称经济：经济全球化与国家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
人的本质是社会主体。人的本性是人的主体性。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与本质属性的展开。社会关系（物质的精神的）应该有利于人的主体性的展开。如果社会关系不利于人的主体性，甚至催化人的负主体性，那么这个社会关系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科学设计的制度就是有利于人的主体性展开的社会关系，这样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就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是否有利于人的主体性发展，是衡量社会制度好坏的直接标准。渐进性改革的“渐进”仅仅着眼于产权私有化的逐步进展，是线性的思维方式。从本质上看渐进性改革是人的主体性逐步培植的过程，而产权明确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从产权明确到人和企业的主体性提高必须以创业为必要的环节。因此，我国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着眼点是创业工程，含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通过二次创业培育国有企业的主体性。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着眼点是民主与法制，通过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培育我国国民的主体性。
人格平等不仅体现在个人之间，而且体现在民族与国家之间。其中，个人与个人、国与国的平等问题似乎已是不言而喻的常识，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平等问题，似乎成了被平等遗忘的角落。实际上，“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民族的平等问题，在个人和国家的平等问题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完整的市场体系不可跨越的中间环节。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际和谐、国际和谐，而且是族际和谐；这种和谐是建立在平等前提下的优势互补、双赢合作的基础上。
市场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而是通过贸易，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的过程。因此，国际间的自由贸易是必要的，但不能排除必要的贸易保护，以保护、提升民族工业。要素禀赋、自由贸易，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洗牌论”的理论依据。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认为市场是平面二维的，后者认为市场是立体的、五度空间的。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不是也不应该是国际分工的结果。通过国际贸易不是弱化而是强化我国自己的经济主体性。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
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主流经济学用经济全球化消解经济主体性，用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世界工厂论来单向定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只会使中国经济在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波动中处于危险的境地。
增长经济学以“核心竞争力”为核心概念，发展经济学以“经济主体性”为核心概念。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民族的与企业的经济主体性为代价，那么其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的货币升值就会使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就会引发国内经济不景气，那只能说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问题。一个国家形成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企业的目标是利润；对于数字经济学来讲，国家只是放大的企业，宏观经济只是放大的微观经济，因而国家的目标是GDP增长。在他们看来，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几千亿人民币的损失，国家财政拿出几百亿来重建，不是中国人民财富的损失，而是为GDP增长带来机会的大好事。这种扭曲的、宏观经济微观化的 “破窗”经济学固然可以作为企业的指导，但作为政府绝对不可以随鸡起舞。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增长方式、建立经济结构的最高指导思想。
全球化对不发展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象我们这样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应该包括创新——创造——创业机制畅通灵活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系、核心技术保密体系、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以及为建立这样的体系所必须的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先天的比较优势，也不是反“全球化”。如果不是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那么就无从理解企业主体、区域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不能理解国际经济关系、区际经济关系。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就不能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而必须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全球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把贫富两极分化从国内扩大到全球；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和霸权主义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配置经济学的价格机制一元化是西方价值一元化和把经济全球化演变成世界单极化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工具。
主体也是要素，而且是更重要的要素。分两方面：个人主体和企业主体。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潮，使这两方面的主体性大大增强，应该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结构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对人的主体性的导向和催化来实现的，因为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苏东“休克疗法”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欠缺创业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主体。殖民主义的要害与危害，就是摧垮我国民族的主体性。如果说，近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抢占地盘，现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经济侵略，那么当代殖民主义的本质表现是对我国的经济文化统治。
反“全球化”既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化，也是反全球性的自由化，是全球化中民主与法制必须对称、全球化与主体性必须对称的朴实反映。全球化不是无政府化，也不是全盘西化。因此，现在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本质上不是反对作为经济发展趋向的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现有全球化实质是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反全球化实质是要求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经济组织的干予，使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贫富差距、国内贫富差距，更有利于维护人权、民族主权。“全球化”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
要素禀赋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
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要靠提升要素禀赋。提升要素禀赋使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微观体现。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国际贸易观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
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象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
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西方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歇尔、俄林、萨谬尔森等人的建立在“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只适合于工业经济时期。在人类创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要素禀赋、同一种文化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为前提；而以相对论、量子为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恰恰需要以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框架。在工业经济时代，也许东部平原地带更适合车水马龙；在生态创业时期，也许人们更需要西部山区的郁郁葱葱。我国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并非只能通过出口产品价格低廉来体现；植树造林、开发荒地也许更能产生生态生产力。“竞争力”这个时髦概念出现于自由竞争时期；然而就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而言，“生产力”是个更重要的概念。以竞争力为核心，价格举足轻重；以生产力为窠臼，人的数量与质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
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要靠模式转轨。模式转轨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宏观展开。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明曾经作为人类当时最鼎盛的文明，中华文明都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人类文明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世界独占鳌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经济形态。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型系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主体性，或有主体性而不参与全球化，都不能使自己处于同全球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从而实现能量、信息、物质的交流与再生。而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主体性，使之在经济全球化中，使自己处于同经济全球化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中尽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而实现跳跃式且可持续发展。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自觉地顺应历史潮流，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以生产资料共有制为主导的经济制度、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制度优势；中华民族固有的集体观念和协作精神优势，应该成为建立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精神优势。只有这样，中华文明才会发挥自己的“先天优势”和“后发优势”，使自己重放光彩，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由盛而衰、又由衰而盛的文明。
本土化、区域化与全球化的关系也是对称的。区域化也是一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区域化中得以展现。大中华经济圈使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得以有机结合，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华民族得以再次腾飞。区域优势是什么，配置经济学与再生经济学也有不同的解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区域优势是要素概念；所谓区域优势，就是从诸如人口、资源、成本等要素考虑的区域比较优势；其定位是纯客体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区域优势是结构概念；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其定位是主客体的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互补性强，经过协调就可以门类齐全、结构完整、化劣为优；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秉持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时间结构优势。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区域优势就是通过时间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用空间结构优势提升时间结构优势。
根据五度空间理论，国际化首先是层次概念，然后才是空间概念，而空间概念也是层次概念的延伸。国际化的层次和空间是对称的。信息时代，地球是一个地球村，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和任何一个角落之间，都是鸡犬之声相闻的邻里关系。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大企业都必须制定国际化战略，但国际化不一定要走出国门，在国内也可以国际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战略与经营模式，必须与信息时代相对应。企业国际化竞争必须立足本土，国内优先，迂回进击，避实就虚，抢占空白点，占领制高点。我国应对国际化竞争，就是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以国内市场为中心同国际市场的对称关系；这个关系是具体的，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具体的方案。
国际化要讲究策略。要以弱胜强，必须以智取胜。这是人的主体能动性和客观现实的对称。国际化即使走出国门也必须入乡随俗，实现人的观念、目标、习惯、行为方式和当地环境的对称。没有国际化，也就无所谓本土化；但没有本土化也不能实现国际化。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对称的。从经济圈到经济共同体再到经济体，是一个主体性、系统性从弱到强、由低向高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过程的必要的环节。
当今世界上的各种经济圈（经济区）与共同体，都不具备大中华经济圈这样的由于对称性、互补性、典型性而构成的系统性，因而大中华经济圈建成为经济体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完全可以把大中华经济圈建设成大中华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区域经济体，并以此定位进行大中化经济体的系统工程建设。
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交流中的平衡熵增机制、负“外部性”的输出输入行为以及高交易成本，通过发展中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将转变为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循环经济系统，从而使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区域化中得以扬弃，使大中华经济圈面积辽阔发展不平衡由劣势转变为优势，使中华民族的先天化势与后天优势得以有机结合，从而使大中华经济圈的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华民族得以再次腾飞。实际上，大中华经济圈具备经济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发达地区（港、奥、台、东部地区）与落后的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禀赋特点，中华民族的感情纽带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相联结，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的缩影。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用对称经济定位具有立体结构的大中华区域经济，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变劣势为优势，碰撞出原子核裂变级数的生产力。大中华经济圈，拥有任何一个国家（如美日）和任何一个区域联盟体（如欧盟，东盟）都不具备的“对称型结构生产潜力”。这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机遇。
陈世清：什么是智慧新经济（今日头条）
[ 2016/05/19 09:45 | by admin ]
2016/05/19 09:45 | by admin ]
陈世清：什么是智慧新经济
智慧新经济是智慧型、对称型、再生型、生态型、发展型经济。从旧经济的增长到智慧新经济的发展是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转型，从一元增长到多元增长转型，从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转型，从封闭增长到开放发展转型，从规模增长到超速发展转型，从价格中心到价值中心转型，从货币GDP向绿色GDP、幸福GDP转型，从一切向钱看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转型，从物的增长到人的全面发展转型。
智慧新经济是智慧型经济。智慧，就是创新性知识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要素中占主导、知识产业成为社会经济龙头产业的经济形态，智慧型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智慧型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企业经营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构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智慧型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智慧型经济通过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系统强化了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统一。智慧型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型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型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型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只有智慧型经济，才能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清晰的概念、明确的目标、强大的动力，使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不再只是一句口号。
智慧新经济是对称型经济。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而一切产能过剩本质上都是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程度，决定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的深度与广度。如果说传统经济通过产能过剩经济危机自发实现经济结构的“均衡”，那么智慧新经济则通过人的自觉努力实现经济结构的对称。经济主体主观努力的方向，就是使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因此智慧新经济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智慧新经济的发展观就是经济对称发展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对称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对称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对称为核心不是以均衡为核心，对称经济学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智慧新经济是再生型经济。宇宙是从无到有的不断裂变过程。资源本质上是可以再生的。人类经济发展史就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由资源优化配置主导人类经济活动向资源优化再生主导人类经济活动的转化。如果说传统经济是资源配置型经济，智慧新经济就是资源再生型经济。再生经济是双赢经济、和谐经济、幸福经济的基础，也是经济稳定发展、稳定型经济的基础，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学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人类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动来说，经济学应该是资源优化再生与配置的学说。优化配置资源，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发展生产力则是优化配置资源的目的。再生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智慧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资源的创造，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与生产效率的几何级数增长。再生，既包括自然资源的再生，也包括社会资源、组织资源、思维资源、文化资源的再生。把再生仅仅理解为自然资源的再生，再生技术仅仅理解为节能技术、洁净技术、无害技术、循环技术、抗灾技术、综合利用技术，再生经济仅仅理解为循环经济、节约型经济，是用工业经济的思维方式来定位智慧新经济。作为再生型经济，智慧新经济就要开发知识资源，用知识的增值功能带动知识的创造与认识功能，促使知识成为生产为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的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使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智慧新经济就要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人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要建立健全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强化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就要升华资本、资产与产品范畴，提高经济学概念与范畴的抽象度与精确度；就要完善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使政府与市场能够在更完整把握的社会系统中得以合理定位；就要健全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使真正的、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得以建立。智慧新经济就要用经济学科学范式主导经济模式，用经济模式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区，用高新技术产业区辅射区域经济，使经济个性化和社会化同步增长，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相辅相成。
智慧新经济是生态型经济。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生存创业，以实物和能源为生产的主要要素，人类生活水平只是求生存，以实物和能源的大量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和利用为前提。第二次创业——生态创业，信息和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人们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第一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当前的生存问题，必然要对自然资源作掠夺式的“经营”，这时自然科学就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第二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然要和自然和平共处，要求对自然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等知识的其他方面也就同时成了第一生产力。生态创业、可持续发展，是智慧新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传统经济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智慧新经济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智慧新经济，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
智慧新经济是发展型经济。智慧新经济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智慧新经济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智慧新经济不是不需要增长，不是不需要GDP，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智慧新经济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智慧新经济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智慧新经济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旧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稀缺、不可再生、完全竞争、纯粹市场、边际效益递减；帕累托最优是均衡；智慧新经济发展模式：资源再生、资源共享、双赢竞争、立体化的市场、边际效益递增；帕累托最优是双赢。只有对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对称是企业管理模式、经营模式,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旧经济的增长是通过均衡实现的“发展”，智慧新经济的发展是通过对称实现的“增长”。从旧经济的增长到智慧新经济的发展是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转型，从一元增长到多元增长转型，从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转型，从封闭增长到开放发展转型，从规模增长到超速发展转型，从价格中心到价值中心转型，从货币GDP向绿色GDP、幸福GDP转型，从一切向钱看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转型，从物的增长到人的全面发展转型……
原载：求是理论网
智慧新经济是智慧型、对称型、再生型、生态型、发展型经济。从旧经济的增长到智慧新经济的发展是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转型，从一元增长到多元增长转型，从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转型，从封闭增长到开放发展转型，从规模增长到超速发展转型，从价格中心到价值中心转型，从货币GDP向绿色GDP、幸福GDP转型，从一切向钱看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转型，从物的增长到人的全面发展转型。
智慧新经济是智慧型经济。智慧，就是创新性知识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要素中占主导、知识产业成为社会经济龙头产业的经济形态，智慧型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智慧型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企业经营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构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智慧型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智慧型经济通过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系统强化了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统一。智慧型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型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型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型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只有智慧型经济，才能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清晰的概念、明确的目标、强大的动力，使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不再只是一句口号。
智慧新经济是对称型经济。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而一切产能过剩本质上都是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程度，决定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的深度与广度。如果说传统经济通过产能过剩经济危机自发实现经济结构的“均衡”，那么智慧新经济则通过人的自觉努力实现经济结构的对称。经济主体主观努力的方向，就是使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因此智慧新经济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智慧新经济的发展观就是经济对称发展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对称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对称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对称为核心不是以均衡为核心，对称经济学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智慧新经济是再生型经济。宇宙是从无到有的不断裂变过程。资源本质上是可以再生的。人类经济发展史就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由资源优化配置主导人类经济活动向资源优化再生主导人类经济活动的转化。如果说传统经济是资源配置型经济，智慧新经济就是资源再生型经济。再生经济是双赢经济、和谐经济、幸福经济的基础，也是经济稳定发展、稳定型经济的基础，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学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人类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动来说，经济学应该是资源优化再生与配置的学说。优化配置资源，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发展生产力则是优化配置资源的目的。再生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智慧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资源的创造，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与生产效率的几何级数增长。再生，既包括自然资源的再生，也包括社会资源、组织资源、思维资源、文化资源的再生。把再生仅仅理解为自然资源的再生，再生技术仅仅理解为节能技术、洁净技术、无害技术、循环技术、抗灾技术、综合利用技术，再生经济仅仅理解为循环经济、节约型经济，是用工业经济的思维方式来定位智慧新经济。作为再生型经济，智慧新经济就要开发知识资源，用知识的增值功能带动知识的创造与认识功能，促使知识成为生产为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的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使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智慧新经济就要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人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要建立健全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强化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就要升华资本、资产与产品范畴，提高经济学概念与范畴的抽象度与精确度；就要完善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使政府与市场能够在更完整把握的社会系统中得以合理定位；就要健全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使真正的、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得以建立。智慧新经济就要用经济学科学范式主导经济模式，用经济模式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区，用高新技术产业区辅射区域经济，使经济个性化和社会化同步增长，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相辅相成。
智慧新经济是生态型经济。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生存创业，以实物和能源为生产的主要要素，人类生活水平只是求生存，以实物和能源的大量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和利用为前提。第二次创业——生态创业，信息和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人们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第一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当前的生存问题，必然要对自然资源作掠夺式的“经营”，这时自然科学就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第二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然要和自然和平共处，要求对自然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等知识的其他方面也就同时成了第一生产力。生态创业、可持续发展，是智慧新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传统经济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智慧新经济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智慧新经济，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
智慧新经济是发展型经济。智慧新经济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智慧新经济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智慧新经济不是不需要增长，不是不需要GDP，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智慧新经济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智慧新经济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智慧新经济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旧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稀缺、不可再生、完全竞争、纯粹市场、边际效益递减；帕累托最优是均衡；智慧新经济发展模式：资源再生、资源共享、双赢竞争、立体化的市场、边际效益递增；帕累托最优是双赢。只有对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对称是企业管理模式、经营模式,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旧经济的增长是通过均衡实现的“发展”，智慧新经济的发展是通过对称实现的“增长”。从旧经济的增长到智慧新经济的发展是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转型，从一元增长到多元增长转型，从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转型，从封闭增长到开放发展转型，从规模增长到超速发展转型，从价格中心到价值中心转型，从货币GDP向绿色GDP、幸福GDP转型，从一切向钱看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转型，从物的增长到人的全面发展转型……
原载：求是理论网
陈世清：智慧的本质特征是对策不是博弈
[ 2016/05/19 09:42 | by admin ]
2016/05/19 09:42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的本质特征是对策不是博弈
《孙子兵法》的本质是智慧而不是知识，《孙子兵法》智慧的本质特征是对策而不是博弈。《老板与孙子的对话》中生动活泼的案例说明，现代市场经济不仅是知识经济，而且是智慧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老板不应该是唯利是图、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在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中盲目博弈的“经济人”，而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战略、有谋略的“理性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不应该是什么博弈，而应该是对策。对策是对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正像现代市场经济是对小商品经济的超越、知识市场经济是对工业市场经济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主体；而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既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也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因此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对称经济。对称经济的哲学基础是对称辩证法；而孙子的军事智慧与老板的经商智慧之所以能交相辉映、水乳交融，就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共同的本质，这个共同的本质就是对称辩证法。以对称辩证法为哲学基础、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以对称经济为本质与核心规律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对称的而非线性的，经济学发展的规律是对称的而非线性的，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只能是对称经济学而不是线性经济学。
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意味着经济学是规范与实证的统一；经济学主体性与客体性、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可以从辩证法、价值论、发展观、空间观、方法论、逻辑学方面展开经济学的科学规律，从问题与理论、价值与价格、对称与均衡、配置与再生、还原与整体、对策与博弈的对称关系展开经济学的范畴与范畴体系。因此，科学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而不对称的经济学，不能说它们“错误”，只能说它们“不合理”。之所以不能说它们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抽象的“真理”；之所以说它们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配置与再生、创业与守业、价值与价格、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法制、规范与实证的对称。
认为有“外部性”的市场、有“例外”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证伪”的“经济科学”、可以不通过不确定来寻找的“确定性”、 可以对单个个人进行全封闭的”实验”以从中抽象出幽灵般的“经济人”、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经济现实来设计的“公理”、“假设”与“模型”、可以撇开任何主体性的纯粹的“科学性”， 只不过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指导下“盲人摸象”的杰作。由于“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只好在“囚徒困境”以及人与人是狼的“竞争”环境中“博弈”，在“经济人”有限理性与“帕累托最优”的不对称空间中“优化”“配置”资源 ，在 “价格”自由涨落、上下波动中“均衡”需求与供给。这也只不过是“经济人” 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支配下蹒跚而行、跌跌撞撞的产物。
《孙子兵法》告诉我们，真理是具体的，人的理性是具体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在“自圆其说”时会陷入“悖论”，抽象的“理性”在实践运用中会陷于“悖境”。经常陷入“悖论”、 陷于“悖境”、有时还会陷进“囚徒困境”的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源于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然而，也恰恰就是悖论与悖境的大量出现，宣告了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与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的终结，宣告了抽象的“经济人”、抽象的经济“理性”的终结。
任何概念都有一个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和社会整体发展过程是对称的。
博弈源于封闭，对策来自沟通。均衡是博弈的结果，对称是对策的成就——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
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管理学通过对对策与博弈、对称与均衡等概念的分离与重新定位，使之内涵与时代的发展、新范式的要求相对称。在经济活动中，主体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还是博弈，构成了新旧经济模式、管理模式的本质区别。对策学还是博弈学，是新旧经济学范式、管理学范式的本质区别。它们体现了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区别。
均衡： 对称：
片面的 全面的
消极的 积极的
静态的 演化的
价格的 价值的
人是非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
市场不完全 市场完全
模型无效 模型有效
资源配置 资源再生
对称和均衡的本质区别，由对策与博弈的本质区别造成。
对策的目的是对称，博弈的结果是均衡。
对称的途径和手段是对策。
均衡的途径和手段是博弈。
对称,是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
均衡,是通过博弈来达到的对称。
对称和均衡，有着不同的本质，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发展模式。
均衡是消极的、自发的，是博弈的结果，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对称”;对称是积极的、自觉的，是对策的结果，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均衡”。
均衡，核心是物和物、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对称，核心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对称。
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
博弈，不均衡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博弈经济学就是不对称经济学，不对称经济学就是不和谐经济学。
对策，不均衡是相对的，均衡是绝对的。对策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就是和谐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只是厂家与消费者的均衡，而非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之间的均衡。博弈的指向是横向的,停留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作文章。无论是非合作博弈还是合作博弈、传统博弈还是进化博弈，都只是作为资源配置、交易过程的手段。
对策的指向是人对自然、主体对客体，是纵向的，不仅是交易的手段而且首先是生产再生产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到和谐合作。在对称经济学中，提高信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活力，提高生产力。所以，博弈论是舍本求末，对策论是从本到末。在对策论看来，不但宏观经济活动，而且微观经济活动都可以实现“均衡”——关键是通过对策，而不是通过博弈。
传统经济学把物和物的对称关系看成基本对称关系,甚至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纳入客体和客体的对称(“均衡”)的范畴,是把人物化,贯彻的是客体性原则。而主体性原则，则是把物人化，认为主客体关系以人为主导；以人为主导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一切对称关系是其展开和具体化。
对称不仅仅是微观经济过程的“均衡”，而且是经济形态的增长方式、运作模式、经营模式、发展模式、系统功能的对称。
用剔除主体性的数学模型方法来研究博弈论的数理博弈论，相当于用力学方法来研究量子力学，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
非数理博弈理论，否认了博弈理论中逻辑的普适性，等于说博弈理论可以不需要逻辑来建构，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是悖论。有逻辑则无主体，有主体则无逻辑，是西方经济学基本思维方式带来的悖论。
西方经济学的主体性和科学性是对立的。
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是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化，而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化就是悖论的根源。
只有对称逻辑，才能化解这个悖论。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能运用对称逻辑。只有对策，才能建构对称经济。
对策是主体化与逻辑化的统一。
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营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
对策论则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学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定位，使之功能化、本质化、简单化，从而扬弃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在方法论上的对立。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
“对策论”不是“厚黑学”，上升到对策论高度的《孙子》不是商场厚黑学的始祖，而是双赢经济、和谐经济、对称管理、科学管理的智慧源泉。
这本《老板孙子释义》用活生生的企业管理案例告诉你，什么是对策的智慧，什么是对称经济学，什么是对称管理学；如果你是老板，你将从中学会怎样运用对策论的智慧思维方式，自觉走出所谓的“囚徒困境”，走出商场厚黑学的误区，在广阔的市场经济舞台上长袖善舞、潇洒走一回
。
原载：陈世清 《老板与孙子的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10
《孙子兵法》的本质是智慧而不是知识，《孙子兵法》智慧的本质特征是对策而不是博弈。《老板与孙子的对话》中生动活泼的案例说明，现代市场经济不仅是知识经济，而且是智慧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老板不应该是唯利是图、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在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中盲目博弈的“经济人”，而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战略、有谋略的“理性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不应该是什么博弈，而应该是对策。对策是对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正像现代市场经济是对小商品经济的超越、知识市场经济是对工业市场经济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主体；而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既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也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因此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对称经济。对称经济的哲学基础是对称辩证法；而孙子的军事智慧与老板的经商智慧之所以能交相辉映、水乳交融，就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共同的本质，这个共同的本质就是对称辩证法。以对称辩证法为哲学基础、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以对称经济为本质与核心规律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对称的而非线性的，经济学发展的规律是对称的而非线性的，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只能是对称经济学而不是线性经济学。
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意味着经济学是规范与实证的统一；经济学主体性与客体性、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可以从辩证法、价值论、发展观、空间观、方法论、逻辑学方面展开经济学的科学规律，从问题与理论、价值与价格、对称与均衡、配置与再生、还原与整体、对策与博弈的对称关系展开经济学的范畴与范畴体系。因此，科学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而不对称的经济学，不能说它们“错误”，只能说它们“不合理”。之所以不能说它们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抽象的“真理”；之所以说它们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配置与再生、创业与守业、价值与价格、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法制、规范与实证的对称。
认为有“外部性”的市场、有“例外”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证伪”的“经济科学”、可以不通过不确定来寻找的“确定性”、 可以对单个个人进行全封闭的”实验”以从中抽象出幽灵般的“经济人”、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经济现实来设计的“公理”、“假设”与“模型”、可以撇开任何主体性的纯粹的“科学性”， 只不过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指导下“盲人摸象”的杰作。由于“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只好在“囚徒困境”以及人与人是狼的“竞争”环境中“博弈”，在“经济人”有限理性与“帕累托最优”的不对称空间中“优化”“配置”资源 ，在 “价格”自由涨落、上下波动中“均衡”需求与供给。这也只不过是“经济人” 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支配下蹒跚而行、跌跌撞撞的产物。
《孙子兵法》告诉我们，真理是具体的，人的理性是具体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在“自圆其说”时会陷入“悖论”，抽象的“理性”在实践运用中会陷于“悖境”。经常陷入“悖论”、 陷于“悖境”、有时还会陷进“囚徒困境”的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源于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然而，也恰恰就是悖论与悖境的大量出现，宣告了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与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的终结，宣告了抽象的“经济人”、抽象的经济“理性”的终结。
任何概念都有一个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和社会整体发展过程是对称的。
博弈源于封闭，对策来自沟通。均衡是博弈的结果，对称是对策的成就——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
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管理学通过对对策与博弈、对称与均衡等概念的分离与重新定位，使之内涵与时代的发展、新范式的要求相对称。在经济活动中，主体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还是博弈，构成了新旧经济模式、管理模式的本质区别。对策学还是博弈学，是新旧经济学范式、管理学范式的本质区别。它们体现了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区别。
均衡： 对称：
片面的 全面的
消极的 积极的
静态的 演化的
价格的 价值的
人是非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
市场不完全 市场完全
模型无效 模型有效
资源配置 资源再生
对称和均衡的本质区别，由对策与博弈的本质区别造成。
对策的目的是对称，博弈的结果是均衡。
对称的途径和手段是对策。
均衡的途径和手段是博弈。
对称,是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
均衡,是通过博弈来达到的对称。
对称和均衡，有着不同的本质，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发展模式。
均衡是消极的、自发的，是博弈的结果，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对称”;对称是积极的、自觉的，是对策的结果，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均衡”。
均衡，核心是物和物、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对称，核心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对称。
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
博弈，不均衡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博弈经济学就是不对称经济学，不对称经济学就是不和谐经济学。
对策，不均衡是相对的，均衡是绝对的。对策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就是和谐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只是厂家与消费者的均衡，而非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之间的均衡。博弈的指向是横向的,停留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作文章。无论是非合作博弈还是合作博弈、传统博弈还是进化博弈，都只是作为资源配置、交易过程的手段。
对策的指向是人对自然、主体对客体，是纵向的，不仅是交易的手段而且首先是生产再生产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到和谐合作。在对称经济学中，提高信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活力，提高生产力。所以，博弈论是舍本求末，对策论是从本到末。在对策论看来，不但宏观经济活动，而且微观经济活动都可以实现“均衡”——关键是通过对策，而不是通过博弈。
传统经济学把物和物的对称关系看成基本对称关系,甚至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纳入客体和客体的对称(“均衡”)的范畴,是把人物化,贯彻的是客体性原则。而主体性原则，则是把物人化，认为主客体关系以人为主导；以人为主导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一切对称关系是其展开和具体化。
对称不仅仅是微观经济过程的“均衡”，而且是经济形态的增长方式、运作模式、经营模式、发展模式、系统功能的对称。
用剔除主体性的数学模型方法来研究博弈论的数理博弈论，相当于用力学方法来研究量子力学，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
非数理博弈理论，否认了博弈理论中逻辑的普适性，等于说博弈理论可以不需要逻辑来建构，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是悖论。有逻辑则无主体，有主体则无逻辑，是西方经济学基本思维方式带来的悖论。
西方经济学的主体性和科学性是对立的。
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是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化，而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化就是悖论的根源。
只有对称逻辑，才能化解这个悖论。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能运用对称逻辑。只有对策，才能建构对称经济。
对策是主体化与逻辑化的统一。
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营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
对策论则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学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定位，使之功能化、本质化、简单化，从而扬弃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在方法论上的对立。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
“对策论”不是“厚黑学”，上升到对策论高度的《孙子》不是商场厚黑学的始祖，而是双赢经济、和谐经济、对称管理、科学管理的智慧源泉。
这本《老板孙子释义》用活生生的企业管理案例告诉你，什么是对策的智慧，什么是对称经济学，什么是对称管理学；如果你是老板，你将从中学会怎样运用对策论的智慧思维方式，自觉走出所谓的“囚徒困境”，走出商场厚黑学的误区，在广阔的市场经济舞台上长袖善舞、潇洒走一回
。
原载：陈世清 《老板与孙子的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10
陈世清：智慧经济理性与智慧经济学理性
[ 2016/05/19 09:39 | by admin ]
2016/05/19 09:39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理性与智慧经济学理性
摘要：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与“如果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走了邪路，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这两句话表面上是对立的，实际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智慧经济理性。智慧经济理性是财富理性而不是金钱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理性，是道德理性而不是丛林理性，是辩证理性而不是片面理性，是对策理性而不是博弈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是整体理性而不是还原理性，是系统理性而不是要素理性，是工程理性而不是工匠理性，是幸福理性而不是贪欲理性，是发展理性而不是增长理性。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对称理性而不是非对称的线性理性，是科学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给智慧经济理性、经济学理性进行科学的定位，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定位。
经济理性是什么？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如果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走了邪路，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这两句话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
如果把“老鼠”看成是金钱，把经济为中心看成以金钱为中心，那么“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就可以理解为不择手段捞钱，不择手段捞钱必然不讲法律道德，必然导致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官商勾结、投机垄断、在产业化名义下整个社会按金钱至上的潜规则办事、按丛林法则办事，腐败成为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其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
如果把“老鼠”看成是财富，而财富不仅包括物质财富还包括精神财富；把经济为中心看成以生产力为中心，而生产力不仅包括物质生产力还包括精神生产力，那么“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就可以理解成以发展生产力为检验真理、制度和规则的标准，正确的理论、科学的制度和道德规则都是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环节，那么创造财富的过程必然要讲游戏规则。在这里，法制与道德准则就像交通规则一样，只有自觉遵守与不自觉遵守的区别，没有要不要遵守的不同。如果每个人都自觉按照游戏规则创造财富，整个社会就能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整个社会真正做到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逆向选择、劣胜优汰的结果，不是强者的盛宴，而是掠夺者的狂欢。所以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与“如果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走了邪路，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这两句话表面上是对立的，实际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智慧经济理性。
智慧经济理性是财富理性而不是金钱理性。财富理性就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金钱理性就是GDP的增长、钱赚更多、口袋装得更满。财富的本质是价值，经济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实现价值靠价值本身的价值而不完全是靠价格，靠价格实现的价值只占价值的一小部分。价格和价值不能划等号，交换价值和价值不能划等号。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因此，金钱是手段，财富是目的；只有财富才能满足人的各种需求，而金钱不能直接满足人的需求。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的需求，既是财富生产的动力，也是财富生产的目的。经济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价格理性，以经济为中心不是以金钱为中心，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不是价格机制，智慧经济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理性。
智慧经济理性是道德理性而不是丛林理性。市场经济是等价交换、公平交易、平等竞争的经济形态。市场的逻辑既是科学的逻辑也是道德的逻辑。正好像最讲平等竞争的体育竞技场也最讲游戏规则，最讲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也最讲游戏规则。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法律与道德！法律是有形的道德，道德是无形的法律。从减少交易成本角度而言，道德的无形性、适用性、广泛性、自觉性，是市场经济比法律更根本的游戏规则。而市场经济的道德虚无主义源于物欲主义、货币拜物教与对人性的片面理解，把经济仅仅理解成金钱和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把人看成还原论意义上的个人，把人性定位于人的动物性。人是什么？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不可否认，人有动物的本能，但人是社会的人。所谓道德，无非就是社会正常运行、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游戏规则；讲道德不是什么伪君子、假道学，而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行、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游戏规则。如果没有交通规则，或每个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那么每个人都将寸步难行。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制与得到人们自觉遵循的道德，经济不能得到真正发展。真正追求人的利益最大化就必然要讲道德——只有遵守道德才能使人的利益最大化，道德是使人的利益最大化的保证。把人的本性看成是自私的，那么道德和人的利益的关系就是对立的，经济发展和道德发展的关系就是外在的；把人的本性看成是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道德和人的利益的关系就是统一的，道德和经济的关系不是“既要、又要”的关系，道德是经济——生产力的内在的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学的内在的组成部分。认为经济学不讲道德的经济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正好像只讲人的动物性不讲人的社会性不是真正讲人性一样。西方经济学就是只讲人的动物性不讲人的社会性、只讲物质财富不讲精神财富、宣传物欲主义与货币拜物教、把人性解放等同于人的动物性解放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不讲道德是必然的，把道德和经济、道德和经济学的关系看成外在的关系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学必然导致社会的道德虚无主义，我国目前的道德虚无主义就是这样的经济学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学造成的。所以要正本清源，重塑社会道德体系、价值观体系，就必须重塑社会主流经济学。
智慧经济理性是辩证理性而不是片面理性。建立在传统逻辑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的分析是抽象的、片面的，只有运用对称逻辑才有可能对整个社会做整体的、对称的经济分析；只有对称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能够成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学，是科学性和主体性的对称、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复杂与简单的对称、真善美的对称。只有对称的经济学，才能解释快乐经济、幸福经济、和谐经济。主体性是人们快乐的根本、幸福的根本，也是社会和谐的根本。辩证理性，就是用对称的视角与五度空间观的视野看问题，就是把经济现象放在时间、空间、层次的五度空间的对称关系中考察，并给予合理定位。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不能搞市场经济。实际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中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
智慧经济理性是对策理性而不是博弈理性。仅仅通过认识——行为来解决经济主体的信息对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是社会系统工程。西方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恰恰缺乏社会系统工程范式，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范式。所以他们永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问题，也永远不可能使博弈论升华为对策论。他们的有关“制度设计”、“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案，均属于博弈论的范畴。他们之所以要把“博弈论”奉为玉律，也正是由于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实际上，许多经济学中所谓的问题，在企业管理实战中都早已得到解决，比如信息不对称问题、“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问题的产生，而在于问题的解决；而真正要解决问题，则必须走出问题看问题。这就需要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结合起来，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经济学也由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变；相应地，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也从以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一旦人与人的交往由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博弈也就演变成了对策。所谓“对策 ”，就是以合作为主的“博弈”，它不同于非合作为主的博弈。它的基础与社会条件，是信息的发展与信息手段的现代化，正在使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资源由配置型向再生型转化，人与人之间由竞争为主向合作为主转化；在此基础上，伴随着从“均衡”中分离出“对称”，从“博弈”中也分离出“对策”。
智慧经济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竞争力的背后是文化力，生产力的背后是文化力。文化首先是一种凝聚力，并通过凝聚力转变为效益，文化力和生产力是对称的。拥有文化优势，也就拥有竞争优势，软实力和硬实力是对称的。经济是无形整合有形、形式整合内容的立体动态五维系统。经济是用文化对产品的再造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文化为主导同产品的对称关系、文化为主导同商场的对称关系。从文化到管理、从软管理到硬管理、从文化管理到管理文化、从软实力到硬实力，是一个对称的过程。只有用对称的立体的思维，才能建构企业的文化。只有用对称的立体的思维，才能把握企业的文化。对称是一种美，市场的文化特征决定了企业文化必须按美的规律来建构，按美的规则来造型。企业是文化的，市场是文化的，经济是文化的，经济理性是文化的。
智慧经济理性是整体理性而不是还原理性。西方经济学总是强调理性的“抽象”在经济学研究、建构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理性的“抽象”有两种：还原论意义上的和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意义上的。前者形成的是空洞的、虚拟的抽象，如“理性的经济人”、“帕累托最优”、“一般均衡”、“总需求与总供给”等，这些抽象虽然有认识意义，但如果把其作为实践的指导，则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经济结构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但“一般均衡”、“总需求与总供给”概念则把经济结构抽象化，把经济结构失衡归结为所谓“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靠降低发展速度来“均衡”经济结构，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真理是具体的，具体的真理靠具体的抽象，既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抽象。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抽象”理性即还原论的抽象理性只是同牛顿力学相当的科学理性，在量子力学时代已经过时。量子力学时代的抽象只能是具体的抽象，只有具体的抽象才是同当今时代科学精神相吻合的“理性抽象”。西方经济学属于还原论，所以在它那里，经济人同人的全面发展是对立的，利己与利人是对立的，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道德准则是对立的，经济学的形上与形下是对立的，以致说什么“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等等。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自觉运用了包含还原论在内的整体论——五度空间理论。五度空间理论使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矛盾得以解决。就五度空间理论蕴含从本质到现象展开来看，包含了还原论的合理因素；就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属于五度空间整体中的一个环节来讲，又体现了整体论的总体框架。因此，五度空间理论从整体上来讲，是包含了还原论的整体论。在包含了还原论的整体论经济学中，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道德准则、经济人与人的全面发展不但不对立，而且互为前提。
智慧经济理性是系统理性而不是要素理性。对称，就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认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本原与派生关系的机械唯物主义，破坏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对称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否定了经济领域的主体性原则，破坏了社会有机体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的有机体关系，是一种线性的历史观。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复杂系统，而转型经济则把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推向极致：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系统中各种要素与关系、逻辑关系与历史关系的“全息元”，只有系统理性才能把握中国经济系统，并通过把握中国经济系统来把握全球经济系统。
智慧经济理性是工程理性而不是工匠理性。工程理性：真善美的统一是一切科学追求的目标，不能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善”和“美”本身就是“真”的一个环节。经济学不但要分析问题、解析问题，而且要解决问题；不但要有解析力，而且要有解决力。社会经济工程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称，是创新性、科学性、价值性、操作性、系统性、艺术性的统一，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是统一的。把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对立起来，为了追求经济学的所谓实证性而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信息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行为学意义上的；也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符合人的预期，从而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因此，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问题。这对于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字游戏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的。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神化，把建立数学模型看成建构经济模型的唯一手段，把建构经济模型看成经济学的唯一目标，是经济工匠理性，经济工匠理性是西方经济学远离经济现实的根本原因。
智慧经济理性是幸福理性而不是贪欲理性。幸福首先取决于人的心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世界在他（她）心目中的地位。一个心态健康的人，“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不为贪欲所累，必然“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世界对于他（她）来讲就是美好的；也许他（她）一贫如洗，但他（她）却拥有整个大自然，整个大自然就是能够使他（她）心情舒畅、精神愉悦、幸福无比的财富。这样的财富是无价的。一个心态不健康的人，贪欲缠身，患得患失，整个世界对于他来讲就只能是暗淡无光的，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也不会使他（她）感到幸福。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多富人自杀，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富人并没有真正拥有财富；而他们之所以没有真正拥有财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拥有真正的财富。这真正的财富就是：健康的心态，而健康的心态来源于人的向上向善的心。知足不是不思进取，向上向善的心源于积极的人生观与奉献高于索取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来源于修养，修养来源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素质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与目标，幸福经济与幸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归宿。
智慧经济理性是发展理性而不是增长理性。增长是片面的、GDP单一的增长。传统增长方式：资源稀缺、不可再生、完全竞争、纯粹市场、边际效益递减，“帕累托最优”是均衡，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发展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发展，是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对称发展模式：资源再生、资源共享、双赢竞争、立体化的市场、边际效益递增，最优是双赢。只有对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对称发展观是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步西方近代史资本原始积累的后尘，搞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搞带血GDP，用GDP作为衡量中国改革开放成效的唯一标准，渗透的经济理性就是增长理性而非发展理性。那种不是新自由主义就是凯恩斯主义，不是西方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经济学派宗派化、固守自己学派的一亩三分地、只承认自己学派内部修修补补的改良，否定经济学的扬弃、融合、新发展的经济学理性中渗透的经济理性是增长理性而非发展理性。
经济学理性是什么？经济理性是经济学理性的基础，经济学理性是经济理性的反思与提升。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对称理性而不是非对称的线性理性。西方经济学在线性思维方式支配下所走的“实证化”道路不是经济学科学化的道路，而是使经济学“跛脚”的道路。西方经济学作为不对称的线性经济学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配置与再生、创业与守业、价值与价格、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法制、规范与实证、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对称。认为可以用“假设”作为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可以有“外部性”的市场、“例外”的经济学原理、可“证伪”的“经济科学”、撇开任何主体性的纯粹的“科学性”，可以不通过不确定来寻找“确定性”、对单个个人进行全封闭的”实验”以从中抽象出幽灵般的“经济人”，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经济现实来设计“公理”、“假设”与“模型”，只不过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指导下“盲人摸象”的杰作。由于“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只好在“囚徒困境”以及假定人与人是狼的“竞争”环境中“博弈”，在“经济人”有限理性与“帕累托最优”的不对称空间中“优化”“配置”资源 ，在 “价格”自由涨落、上下波动中“均衡”需求与供给，在左袋搬右袋的GDP增长率、“口袋经济学”中沾沾自喜，只不过是“经济人” 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支配下蹒跚而行、跌跌撞撞的产物。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 之所以倡导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市场换技术经济，把中国人民勒紧裤带创造出来的财富不分昼夜、夜以继日地送到美国换回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废纸，并不全是老百姓说的是卖国；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踌躇满志、对于人们的质疑不以为然的神态来看，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善于边际分析的大脑被不对称思维方式所占据，造成把歪理当真理，把违背常识当高深，真的以为他们手中掌握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咱们这些草民们理解不了、也不屑于让咱们这些草民理解的。但一条腿走路的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的，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似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但西方只要不抛弃自己的“不对称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只要不改变自己的不对称思维方式，再一次更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只是时间问题。只有两条腿走路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稳定型经济学，只有稳定型经济学才能指导经济稳定地可持续发展。中国要避免折腾经济、避免发生经济危机，并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免受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两条腿走路的对称经济学代替一条腿走路的不对称经济学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学。
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科学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经济学是也应该是一门科学，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说、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前经济学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学。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属于政治意识形态。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是意识形态科学化而不是科学意识形态化。科学是研究规律的，经济科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经济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与实现的规律。经济客观规律是经济学科学规律的基础，经济学科学规律是经济客观规律的反映。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范式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任何真理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绝对真理只能寓于相对真理之中，没有离开相对真理的绝对真理。西方经济学家总喜欢把西方古典经济学奉为“经典”，把某一本西方古典经济学著作捧为人类经济学发展无出左右、不可超越的“圣经”，人类所有经济思想都是其演化和展开，以此来确立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排斥中国经济学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范式理性，就是把人类经济学的发展看成经济学不同范式的发展、转变的过程，把任何大的经济学流派放在特定的经济学范式中进行定位，通过考察经济学范式演变的规律来理清大的经济学流派的逻辑的和历史的相互关系，以对不同的经济学进行扬弃、综合、升华，自觉推动经济学发展。诚然，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所创建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如果是人类经济学逻辑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他就掌握了同时期制定经济学游戏规则的权力，其它经济学只能在他制定的经济学游戏规则面前接受检验、决定去留取舍，但迄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决定人类经济学的全部发展，正好像迄今没有一个帝王可以永远称霸世界一样。数学固然没有东西方之分，但目前的经济学就是有东西方之别——通过空间差异展开的人类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形成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参照系。不同的经济学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经济学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能否做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了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层次、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范式理性看来，西方古典经济学不是人类经济学的源头，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是人类经济学的终极真理。西方经济学范式是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对立起来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西方经济学范式、包括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是以特定空间、通过特定空间体现出来的特定时间的人类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为参照系的产物，必将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而被扬弃，并在扬弃中综合出科学的、人类一般经济学。上述经济理性从金钱理性向财富理性转变、价格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丛林理性向道德理性转变、技术理性向文化理性转变、片面理性向辩证理性转变、还原理性向整体理性转变、博弈理性向对策理性转变、效率理性向平等理性转变、要素理性向系统理性转变、工匠理性向工程理性转变、贪婪理性向幸福理性转变、增长理性向发展理性转变，既是人类经济理性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变，也是人类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人类一般经济学，是用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因素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从中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就是财富增长和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理论基础、体系结构、核心价值、实践功能方面同西方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中国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范式成为当今时代人类经济学的主流范式，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给智慧经济理性、经济学理性进行科学的定位，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定位。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正好像新自由主义者把改革定位于自由化、金钱化、私有化、产业化，他们把开放定位于性解放与卖国。正好像他们把GDP增长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他们把性解放程度、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献媚程度看成开放程度的指标。与此相应，他们认为，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不断摒弃道德观念的过程；宣传道德虚无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认为，西方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发展不讲道德。在新自由主义者价值等于价格、幸福等于金钱理论的误导下，一时间，中华大地上黑白颠倒，黑云压城城欲摧；荣辱不分，一脱成名名利扬。那些不是用头脑思考而是用身体思考的影视明星歌星纷纷争先恐后把放荡当开放，把变态当前沿，把堕落当时髦，把自贱当先进；各色人等热衷于靠潜规则成名、靠攀龙附凤大红大紫、靠攀富贵当“小三”制造婚变赚眼球、靠出卖国格人格赢得喝彩博出位、只要知名度不要美誉度、为了知名度不顾美誉度、靠牺牲美誉度来换取知名度；各路“名流” 、“公众人物”也大显身手，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机会用各具特色的言传身教宣传道德虚无主义、民族虚假主义、爱国落后主义，对社会进行负面的、消极的、强有力的价值导向；认为只有敢于把自己的“名人”之身卖到国外、卖给外国人，达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尤唱后庭花”的境界才是国际化的视野、经济全球化的境界。这是对“开放”这一概念的望文生义的误解，对“开放”概念本义的扭曲和颠倒。什么是开放？正好像相对于计划体制的“改革”是改革僵化的体制，相对于计划体制的“开放”是解放被计划体制束缚的人的主体性，充分发挥人的个性与创造性。民族主体性是个人主体性的展开；爱国，是民族主体性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里，改革是手段，开放是目标；开放是手段，提高人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主体性、提高民族凝聚力与国家竞争力是目标。如果说，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那么人的主体性的解放程度是改革开放程度的第一指标。道德作为维护正常人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使社会车轮正常运转的“社会交通规则”，其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人的主体性的提高成正比，而不是成反比；民族主体性、爱国精神作为道德的组成部分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成正比而不是成反比。那种认为为了发展经济应该性解放、经济发展必需性解放、经济全球化必然牺牲民族主体性与爱国精神的经济学决不是科学的经济学。
如果说前段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破产，那么目前的欧洲债务危机则宣告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破产。全球性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事件、哈佛经济学学生罢课事件说明，西方经济学作为范式总体上已经破产。西方经济学范式之所以破产，是由于西方经济学经济理性的错位；西方经济学经济理性的错位，是由于西方经济学家总体上哲学底蕴的贫乏和思维方式的欠缺。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抽象的、片面的理性，使其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理论和实际不对称，整体上滞后于西方经济的发展，不能解释、指导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更是一种误导。所以要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首先要建构智慧经济理性。
摘要：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与“如果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走了邪路，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这两句话表面上是对立的，实际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智慧经济理性。智慧经济理性是财富理性而不是金钱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理性，是道德理性而不是丛林理性，是辩证理性而不是片面理性，是对策理性而不是博弈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是整体理性而不是还原理性，是系统理性而不是要素理性，是工程理性而不是工匠理性，是幸福理性而不是贪欲理性，是发展理性而不是增长理性。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对称理性而不是非对称的线性理性，是科学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给智慧经济理性、经济学理性进行科学的定位，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定位。
经济理性是什么？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如果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走了邪路，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这两句话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
如果把“老鼠”看成是金钱，把经济为中心看成以金钱为中心，那么“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就可以理解为不择手段捞钱，不择手段捞钱必然不讲法律道德，必然导致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官商勾结、投机垄断、在产业化名义下整个社会按金钱至上的潜规则办事、按丛林法则办事，腐败成为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其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
如果把“老鼠”看成是财富，而财富不仅包括物质财富还包括精神财富；把经济为中心看成以生产力为中心，而生产力不仅包括物质生产力还包括精神生产力，那么“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就可以理解成以发展生产力为检验真理、制度和规则的标准，正确的理论、科学的制度和道德规则都是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环节，那么创造财富的过程必然要讲游戏规则。在这里，法制与道德准则就像交通规则一样，只有自觉遵守与不自觉遵守的区别，没有要不要遵守的不同。如果每个人都自觉按照游戏规则创造财富，整个社会就能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整个社会真正做到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逆向选择、劣胜优汰的结果，不是强者的盛宴，而是掠夺者的狂欢。所以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与“如果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走了邪路，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这两句话表面上是对立的，实际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智慧经济理性。
智慧经济理性是财富理性而不是金钱理性。财富理性就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金钱理性就是GDP的增长、钱赚更多、口袋装得更满。财富的本质是价值，经济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实现价值靠价值本身的价值而不完全是靠价格，靠价格实现的价值只占价值的一小部分。价格和价值不能划等号，交换价值和价值不能划等号。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因此，金钱是手段，财富是目的；只有财富才能满足人的各种需求，而金钱不能直接满足人的需求。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的需求，既是财富生产的动力，也是财富生产的目的。经济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价格理性，以经济为中心不是以金钱为中心，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不是价格机制，智慧经济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理性。
智慧经济理性是道德理性而不是丛林理性。市场经济是等价交换、公平交易、平等竞争的经济形态。市场的逻辑既是科学的逻辑也是道德的逻辑。正好像最讲平等竞争的体育竞技场也最讲游戏规则，最讲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也最讲游戏规则。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法律与道德！法律是有形的道德，道德是无形的法律。从减少交易成本角度而言，道德的无形性、适用性、广泛性、自觉性，是市场经济比法律更根本的游戏规则。而市场经济的道德虚无主义源于物欲主义、货币拜物教与对人性的片面理解，把经济仅仅理解成金钱和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把人看成还原论意义上的个人，把人性定位于人的动物性。人是什么？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不可否认，人有动物的本能，但人是社会的人。所谓道德，无非就是社会正常运行、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游戏规则；讲道德不是什么伪君子、假道学，而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行、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游戏规则。如果没有交通规则，或每个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那么每个人都将寸步难行。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制与得到人们自觉遵循的道德，经济不能得到真正发展。真正追求人的利益最大化就必然要讲道德——只有遵守道德才能使人的利益最大化，道德是使人的利益最大化的保证。把人的本性看成是自私的，那么道德和人的利益的关系就是对立的，经济发展和道德发展的关系就是外在的；把人的本性看成是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道德和人的利益的关系就是统一的，道德和经济的关系不是“既要、又要”的关系，道德是经济——生产力的内在的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学的内在的组成部分。认为经济学不讲道德的经济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正好像只讲人的动物性不讲人的社会性不是真正讲人性一样。西方经济学就是只讲人的动物性不讲人的社会性、只讲物质财富不讲精神财富、宣传物欲主义与货币拜物教、把人性解放等同于人的动物性解放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不讲道德是必然的，把道德和经济、道德和经济学的关系看成外在的关系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学必然导致社会的道德虚无主义，我国目前的道德虚无主义就是这样的经济学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学造成的。所以要正本清源，重塑社会道德体系、价值观体系，就必须重塑社会主流经济学。
智慧经济理性是辩证理性而不是片面理性。建立在传统逻辑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的分析是抽象的、片面的，只有运用对称逻辑才有可能对整个社会做整体的、对称的经济分析；只有对称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能够成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学，是科学性和主体性的对称、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复杂与简单的对称、真善美的对称。只有对称的经济学，才能解释快乐经济、幸福经济、和谐经济。主体性是人们快乐的根本、幸福的根本，也是社会和谐的根本。辩证理性，就是用对称的视角与五度空间观的视野看问题，就是把经济现象放在时间、空间、层次的五度空间的对称关系中考察，并给予合理定位。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不能搞市场经济。实际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中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
智慧经济理性是对策理性而不是博弈理性。仅仅通过认识——行为来解决经济主体的信息对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是社会系统工程。西方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恰恰缺乏社会系统工程范式，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范式。所以他们永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问题，也永远不可能使博弈论升华为对策论。他们的有关“制度设计”、“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案，均属于博弈论的范畴。他们之所以要把“博弈论”奉为玉律，也正是由于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实际上，许多经济学中所谓的问题，在企业管理实战中都早已得到解决，比如信息不对称问题、“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问题的产生，而在于问题的解决；而真正要解决问题，则必须走出问题看问题。这就需要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结合起来，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经济学也由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变；相应地，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也从以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一旦人与人的交往由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博弈也就演变成了对策。所谓“对策 ”，就是以合作为主的“博弈”，它不同于非合作为主的博弈。它的基础与社会条件，是信息的发展与信息手段的现代化，正在使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资源由配置型向再生型转化，人与人之间由竞争为主向合作为主转化；在此基础上，伴随着从“均衡”中分离出“对称”，从“博弈”中也分离出“对策”。
智慧经济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竞争力的背后是文化力，生产力的背后是文化力。文化首先是一种凝聚力，并通过凝聚力转变为效益，文化力和生产力是对称的。拥有文化优势，也就拥有竞争优势，软实力和硬实力是对称的。经济是无形整合有形、形式整合内容的立体动态五维系统。经济是用文化对产品的再造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文化为主导同产品的对称关系、文化为主导同商场的对称关系。从文化到管理、从软管理到硬管理、从文化管理到管理文化、从软实力到硬实力，是一个对称的过程。只有用对称的立体的思维，才能建构企业的文化。只有用对称的立体的思维，才能把握企业的文化。对称是一种美，市场的文化特征决定了企业文化必须按美的规律来建构，按美的规则来造型。企业是文化的，市场是文化的，经济是文化的，经济理性是文化的。
智慧经济理性是整体理性而不是还原理性。西方经济学总是强调理性的“抽象”在经济学研究、建构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理性的“抽象”有两种：还原论意义上的和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意义上的。前者形成的是空洞的、虚拟的抽象，如“理性的经济人”、“帕累托最优”、“一般均衡”、“总需求与总供给”等，这些抽象虽然有认识意义，但如果把其作为实践的指导，则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经济结构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但“一般均衡”、“总需求与总供给”概念则把经济结构抽象化，把经济结构失衡归结为所谓“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靠降低发展速度来“均衡”经济结构，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真理是具体的，具体的真理靠具体的抽象，既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抽象。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抽象”理性即还原论的抽象理性只是同牛顿力学相当的科学理性，在量子力学时代已经过时。量子力学时代的抽象只能是具体的抽象，只有具体的抽象才是同当今时代科学精神相吻合的“理性抽象”。西方经济学属于还原论，所以在它那里，经济人同人的全面发展是对立的，利己与利人是对立的，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道德准则是对立的，经济学的形上与形下是对立的，以致说什么“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等等。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自觉运用了包含还原论在内的整体论——五度空间理论。五度空间理论使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矛盾得以解决。就五度空间理论蕴含从本质到现象展开来看，包含了还原论的合理因素；就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属于五度空间整体中的一个环节来讲，又体现了整体论的总体框架。因此，五度空间理论从整体上来讲，是包含了还原论的整体论。在包含了还原论的整体论经济学中，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道德准则、经济人与人的全面发展不但不对立，而且互为前提。
智慧经济理性是系统理性而不是要素理性。对称，就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认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本原与派生关系的机械唯物主义，破坏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对称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否定了经济领域的主体性原则，破坏了社会有机体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的有机体关系，是一种线性的历史观。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复杂系统，而转型经济则把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推向极致：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系统中各种要素与关系、逻辑关系与历史关系的“全息元”，只有系统理性才能把握中国经济系统，并通过把握中国经济系统来把握全球经济系统。
智慧经济理性是工程理性而不是工匠理性。工程理性：真善美的统一是一切科学追求的目标，不能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善”和“美”本身就是“真”的一个环节。经济学不但要分析问题、解析问题，而且要解决问题；不但要有解析力，而且要有解决力。社会经济工程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称，是创新性、科学性、价值性、操作性、系统性、艺术性的统一，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是统一的。把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对立起来，为了追求经济学的所谓实证性而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信息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行为学意义上的；也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符合人的预期，从而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因此，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问题。这对于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字游戏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的。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神化，把建立数学模型看成建构经济模型的唯一手段，把建构经济模型看成经济学的唯一目标，是经济工匠理性，经济工匠理性是西方经济学远离经济现实的根本原因。
智慧经济理性是幸福理性而不是贪欲理性。幸福首先取决于人的心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世界在他（她）心目中的地位。一个心态健康的人，“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不为贪欲所累，必然“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世界对于他（她）来讲就是美好的；也许他（她）一贫如洗，但他（她）却拥有整个大自然，整个大自然就是能够使他（她）心情舒畅、精神愉悦、幸福无比的财富。这样的财富是无价的。一个心态不健康的人，贪欲缠身，患得患失，整个世界对于他来讲就只能是暗淡无光的，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也不会使他（她）感到幸福。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多富人自杀，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富人并没有真正拥有财富；而他们之所以没有真正拥有财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拥有真正的财富。这真正的财富就是：健康的心态，而健康的心态来源于人的向上向善的心。知足不是不思进取，向上向善的心源于积极的人生观与奉献高于索取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来源于修养，修养来源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素质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与目标，幸福经济与幸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归宿。
智慧经济理性是发展理性而不是增长理性。增长是片面的、GDP单一的增长。传统增长方式：资源稀缺、不可再生、完全竞争、纯粹市场、边际效益递减，“帕累托最优”是均衡，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发展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发展，是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对称发展模式：资源再生、资源共享、双赢竞争、立体化的市场、边际效益递增，最优是双赢。只有对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对称发展观是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步西方近代史资本原始积累的后尘，搞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搞带血GDP，用GDP作为衡量中国改革开放成效的唯一标准，渗透的经济理性就是增长理性而非发展理性。那种不是新自由主义就是凯恩斯主义，不是西方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经济学派宗派化、固守自己学派的一亩三分地、只承认自己学派内部修修补补的改良，否定经济学的扬弃、融合、新发展的经济学理性中渗透的经济理性是增长理性而非发展理性。
经济学理性是什么？经济理性是经济学理性的基础，经济学理性是经济理性的反思与提升。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对称理性而不是非对称的线性理性。西方经济学在线性思维方式支配下所走的“实证化”道路不是经济学科学化的道路，而是使经济学“跛脚”的道路。西方经济学作为不对称的线性经济学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配置与再生、创业与守业、价值与价格、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法制、规范与实证、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对称。认为可以用“假设”作为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可以有“外部性”的市场、“例外”的经济学原理、可“证伪”的“经济科学”、撇开任何主体性的纯粹的“科学性”，可以不通过不确定来寻找“确定性”、对单个个人进行全封闭的”实验”以从中抽象出幽灵般的“经济人”，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经济现实来设计“公理”、“假设”与“模型”，只不过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指导下“盲人摸象”的杰作。由于“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只好在“囚徒困境”以及假定人与人是狼的“竞争”环境中“博弈”，在“经济人”有限理性与“帕累托最优”的不对称空间中“优化”“配置”资源 ，在 “价格”自由涨落、上下波动中“均衡”需求与供给，在左袋搬右袋的GDP增长率、“口袋经济学”中沾沾自喜，只不过是“经济人” 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支配下蹒跚而行、跌跌撞撞的产物。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 之所以倡导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市场换技术经济，把中国人民勒紧裤带创造出来的财富不分昼夜、夜以继日地送到美国换回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废纸，并不全是老百姓说的是卖国；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踌躇满志、对于人们的质疑不以为然的神态来看，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善于边际分析的大脑被不对称思维方式所占据，造成把歪理当真理，把违背常识当高深，真的以为他们手中掌握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咱们这些草民们理解不了、也不屑于让咱们这些草民理解的。但一条腿走路的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的，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似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但西方只要不抛弃自己的“不对称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只要不改变自己的不对称思维方式，再一次更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只是时间问题。只有两条腿走路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稳定型经济学，只有稳定型经济学才能指导经济稳定地可持续发展。中国要避免折腾经济、避免发生经济危机，并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免受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两条腿走路的对称经济学代替一条腿走路的不对称经济学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学。
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科学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经济学是也应该是一门科学，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说、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前经济学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学。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属于政治意识形态。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是意识形态科学化而不是科学意识形态化。科学是研究规律的，经济科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经济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与实现的规律。经济客观规律是经济学科学规律的基础，经济学科学规律是经济客观规律的反映。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范式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任何真理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绝对真理只能寓于相对真理之中，没有离开相对真理的绝对真理。西方经济学家总喜欢把西方古典经济学奉为“经典”，把某一本西方古典经济学著作捧为人类经济学发展无出左右、不可超越的“圣经”，人类所有经济思想都是其演化和展开，以此来确立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排斥中国经济学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范式理性，就是把人类经济学的发展看成经济学不同范式的发展、转变的过程，把任何大的经济学流派放在特定的经济学范式中进行定位，通过考察经济学范式演变的规律来理清大的经济学流派的逻辑的和历史的相互关系，以对不同的经济学进行扬弃、综合、升华，自觉推动经济学发展。诚然，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所创建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如果是人类经济学逻辑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他就掌握了同时期制定经济学游戏规则的权力，其它经济学只能在他制定的经济学游戏规则面前接受检验、决定去留取舍，但迄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决定人类经济学的全部发展，正好像迄今没有一个帝王可以永远称霸世界一样。数学固然没有东西方之分，但目前的经济学就是有东西方之别——通过空间差异展开的人类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形成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参照系。不同的经济学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经济学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能否做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了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层次、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范式理性看来，西方古典经济学不是人类经济学的源头，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是人类经济学的终极真理。西方经济学范式是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对立起来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西方经济学范式、包括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是以特定空间、通过特定空间体现出来的特定时间的人类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为参照系的产物，必将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而被扬弃，并在扬弃中综合出科学的、人类一般经济学。上述经济理性从金钱理性向财富理性转变、价格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丛林理性向道德理性转变、技术理性向文化理性转变、片面理性向辩证理性转变、还原理性向整体理性转变、博弈理性向对策理性转变、效率理性向平等理性转变、要素理性向系统理性转变、工匠理性向工程理性转变、贪婪理性向幸福理性转变、增长理性向发展理性转变，既是人类经济理性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变，也是人类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人类一般经济学，是用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因素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从中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就是财富增长和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理论基础、体系结构、核心价值、实践功能方面同西方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中国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范式成为当今时代人类经济学的主流范式，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给智慧经济理性、经济学理性进行科学的定位，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定位。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正好像新自由主义者把改革定位于自由化、金钱化、私有化、产业化，他们把开放定位于性解放与卖国。正好像他们把GDP增长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他们把性解放程度、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献媚程度看成开放程度的指标。与此相应，他们认为，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不断摒弃道德观念的过程；宣传道德虚无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认为，西方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发展不讲道德。在新自由主义者价值等于价格、幸福等于金钱理论的误导下，一时间，中华大地上黑白颠倒，黑云压城城欲摧；荣辱不分，一脱成名名利扬。那些不是用头脑思考而是用身体思考的影视明星歌星纷纷争先恐后把放荡当开放，把变态当前沿，把堕落当时髦，把自贱当先进；各色人等热衷于靠潜规则成名、靠攀龙附凤大红大紫、靠攀富贵当“小三”制造婚变赚眼球、靠出卖国格人格赢得喝彩博出位、只要知名度不要美誉度、为了知名度不顾美誉度、靠牺牲美誉度来换取知名度；各路“名流” 、“公众人物”也大显身手，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机会用各具特色的言传身教宣传道德虚无主义、民族虚假主义、爱国落后主义，对社会进行负面的、消极的、强有力的价值导向；认为只有敢于把自己的“名人”之身卖到国外、卖给外国人，达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尤唱后庭花”的境界才是国际化的视野、经济全球化的境界。这是对“开放”这一概念的望文生义的误解，对“开放”概念本义的扭曲和颠倒。什么是开放？正好像相对于计划体制的“改革”是改革僵化的体制，相对于计划体制的“开放”是解放被计划体制束缚的人的主体性，充分发挥人的个性与创造性。民族主体性是个人主体性的展开；爱国，是民族主体性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里，改革是手段，开放是目标；开放是手段，提高人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主体性、提高民族凝聚力与国家竞争力是目标。如果说，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那么人的主体性的解放程度是改革开放程度的第一指标。道德作为维护正常人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使社会车轮正常运转的“社会交通规则”，其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人的主体性的提高成正比，而不是成反比；民族主体性、爱国精神作为道德的组成部分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成正比而不是成反比。那种认为为了发展经济应该性解放、经济发展必需性解放、经济全球化必然牺牲民族主体性与爱国精神的经济学决不是科学的经济学。
如果说前段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破产，那么目前的欧洲债务危机则宣告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破产。全球性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事件、哈佛经济学学生罢课事件说明，西方经济学作为范式总体上已经破产。西方经济学范式之所以破产，是由于西方经济学经济理性的错位；西方经济学经济理性的错位，是由于西方经济学家总体上哲学底蕴的贫乏和思维方式的欠缺。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抽象的、片面的理性，使其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理论和实际不对称，整体上滞后于西方经济的发展，不能解释、指导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更是一种误导。所以要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首先要建构智慧经济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