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智慧经济与政府执政能力——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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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9 08:46 | by admin ]
2016/05/19 08:46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政府执政能力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
智慧经济作为智力经济，突出了人作为经济主体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突出了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供给侧结构改革必须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改革宏观经济体制的结构，建构能有效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宏观经济体制结构，使政府法人人格化。
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维护社会平等的能力；是推动法制化建设，促进立法、司法、行政平等的能力；反腐倡廉、清除腐败，使政府和民间、干部和群众之间能平等相处、公平分配的能力；根绝垄断与投机操纵、内线交易、欺行霸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能力；进行环境保护、维护代际公平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是通过稳定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使之有序、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保障社会安全的能力；是在国内社会生活中，保障公民人权与财产权的能力；在国际间经济、政治交往中，保护国家经济、国土安全，维护国家与民族最高利益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宏观经济体制的系统功能。因此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切工作应围绕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来展开。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改革宏观经济体制的结构。能有效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的宏观经济体制结构：政府法人人格化，以民主为基础，以法制为主导，以工作人员的主体性为核心，以机制廉洁、灵活高效为途径，以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积极推进创业工程。
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使政府法人人格化。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活动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建立广泛的、直接的、真正的民主；以民主为基础，靠人民来选择、监督政府工作人员，杜绝买官卖官、杜绝以各种捐助为名变相买政协人大代表。通过人民的选择、监督来瓦解“关系网”和既得利益集团，清除权贵、腐败和根除权贵经济形成的土壤；靠人民广泛的参政议政来提高政府科学决策与执行能力，而不是靠执政党自己监督自己来“清除腐败”、靠一言堂或御用“专家”中有限的智力资源来提高政府自身决策与执行能力。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法制为主导，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制社会。公开——民意平等；公平——立法平等；公正——司法行政平等。政府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权力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法律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意志。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政府工作人员主体性为核心、以能力为标准，要人才、不要奴才；以人的个性、创造性、主体性为标准来塑造工作人员素质，而不是用奴性标准、假学历文凭来塑造工作人员素质。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机制廉洁灵活高效为途径，建立健全的激励、监督、执行机制，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搞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不搞关系网，使之能有效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福利为目标，不以金钱GDP、数字GDP为目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称经济发展观中的政绩观：检验执政能力高低、政绩好坏的根本标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程度以及和同等发展起点、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可比较的提高速度，而不是各种数字与表面文章。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积极推进创业工程。只有创业工程，才使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政治的垄断，避免垄断集团官商勾结和对政府的操纵。也只有创业工程，才可以有效挤掉泡沫、限制投机、杜绝圈钱，使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以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为必要前提和保证。只有经济民主，才有创业自由，只有政治民主，才有言论、创新、创造、发挥人的智力的自由。因此，建立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是满足人的发展权，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解放人的智力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根本途径。真正有效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建设是一个提高政府整体素质的系统工程，应该和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系统工程一起，纳入社会GDP的范畴来定位和建设。这个工程建设好了，政府执政能力提高了，政府是否应该成为市场必要环节的问题，就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迎刃而解，市场原教旨主义就自然而然破产。因此，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政府应该不应该成为市场的环节，而在于政府怎样才能成为市场的环节，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最有利。
如果说，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维护社会平等的能力，那么无法维护社会公正造成两极分化，就是政府执政能力差的集中表现。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于分配不公，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权力寻租——政府权力寻租与官员权力寻租。后者形成权贵经济，权贵经济加剧两极分化。中国最大的分配不公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不公。政府和老百姓分配不公的结果是国富民穷与“衙富民穷”。政府权力寻租就是政府利用自身对自然资源、行政资源、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政府的垄断利益，造成国富民穷。如果是地方政府利用自身对当地自然资源、行政资源、土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当地政府的垄断利益，造成的将是“衙富民穷”。贫困县建豪华政府办公大楼、为党政干部批建别墅区等现象，说明必须把政府权力寻租和“衙富民穷”问题摆上理论议事日程。目前最大的政府权力寻租是“GDP寻租”，即地方政府为了制造GDP政绩而利用行政权力大搞口袋经济学，以设置关卡、增加税费、环境污染、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当地老百姓总体生活水平下降为代价，换取GDP 数字提高与官员政绩提高；最大的“衙富民穷”是地方政府通过诸如城市户口身份和买房挂钩等手段，把自然资源行政垄断与政策资源行政垄断相结合，鼓励和支持高价卖房来高价卖地，通过高价卖地来使老百姓的储蓄转变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各地政府之所以热衷房地产业，把其极力鼓吹成支柱产业，就因为房地产业是地方财政收入与政府GDP政绩的最大租源。
权力寻租来源于权力使用权的垄断。政府权力使用权的垄断来源于权力所有权的垄断；政府工作人员权力使用权的垄断来源于官场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权力所有权的垄断与官场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来源于人治或“以法治国”的不民主的政治体制。既然权力寻租不但表现在官员个人身上，而且表现在政府本身，那么要根除腐败与其说靠限制与监督个人权力，还不如说靠打破权力垄断的社会基础，建立民主与法制的国家。
官商勾结的合法途径是政商勾结，“衙富民穷”的落脚点是“官富民穷”；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搞“衙富民穷”，最终目的也正在于“官富民穷”。所以把权力寻租仅仅定位于官员个人权力寻租是不够的，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入开展。应该说，政府权力寻租比官员个人权力寻租更根本，也更隐蔽。
人治、法制与生产力
权力所有权垄断
人治 权力寻租，权力成为负生产力
权力使用权垄断
权力产生过程民主
法制 权力服务，权力成为生产力
权力使用过程制约
自然资源的垄断并不构成权力垄断的基础，自然资源的垄断也并不天然就是权力寻租的根源。只有权力垄断才使自然资源变成权力“资源”；如果权力属于人民，垄断的自然资源必将为全体人民服务。这里，只有人为垄断才是资源“垄断”转变为垄断资源的催化剂。认为资源 “垄断”天然成为权力寻租的 “温床”，在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之间划等号，无异于为权力寻租开绿灯。
垄断的自然资源，不存在产权不明确的问题。一个国家里所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资源，其产权只能属于国家；使用权的分配如果采取诸如招投标的公开方式，并采取措施杜绝任何暗箱操作，完全可以有效避免权力寻租。认为要杜绝权力寻租就要改变自然资源的国家垄断性质，就要分光使之私有化，是把产权明确与私有化混为一谈，把自然垄断与权力垄断混为一谈，把国有制、自然垄断同权力寻租混为一谈，把国家权力、任何权力与腐败混为一谈。这是私有化情结对思维方式、学术范式的渗透，然而是消极的渗透，其结果是逻辑混乱。
相对于自然资源垄断，社会资源的垄断更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现实基础。因为社会资源的人为垄断——通过“官本位”，通过理论、政策、机制设计出来的垄断，往往一开始就是为权力寻租提供空间。任何一项政策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能孤立地看，而要看其产生与实施的社会条件。在权力垄断没有打破的情况下，任何人为设置的社会资源垄断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租源。“双轨制” 也一样。从字面上看，“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所必须的过渡态；但在中国当时的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大环境下，“双轨制”确实成为腐败机制的突破口；中国后来的大面积腐败，其源头就在于“双轨制”；以致我们可以说“双轨制”是腐败机制，是机
制造租的模本。自然资源之所以能转变为权力租源，其途径正在于“双轨制”或其演变形态。
GDP政绩上升
行政管理费用膨胀
自然资源垄断 衙富民穷 职务消费高涨
社会资源垄断 奖金名目繁多
权力垄断 腐败的逻辑 官富民穷 享受各种特权
权力租源 个人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
衙富民穷
官富民穷
政府执政能力差的根源在于政府施政能力未能与政府利益挂钩，政府利益未能同施政能力挂钩的制度根源在于未能使政府法人人格化。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的真谛是平等，平等的本质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的前提是市场主体人格化。只有人格平等，才有机会平等、竞争平等，才有效率。既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也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那么政府人格化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的环节。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通过权力寻租、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富民穷或“衙富民穷”。在各地政府与百姓的利益“博弈”中，政府是强者，百姓是弱者。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制定一套各级政府间财税分成科学合理的“合约”机制，通过落实各级政府的法人劳动力产权，提高各级政府的法人主体性、提高各级政府发挥制度生产力的积极性，使各级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起有效调控作用的、适格的经济主体；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借助法律、道德和舆论的力量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活动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不会为了政府自身利益而无限制地侵犯人民的利益；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处于人格平等的地位，政府的清廉高效才有法律保障，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运用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政府投资的企业——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才会得到平等的解决；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使政府和公民一样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政府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源，使改革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把政府排除于市场之外，表面上是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实际上是使政府超脱于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为政府为所欲为提供世外桃园。
通过使政府法人人格化，使政府法人权利义务挂钩，从而提高政府施政能力，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反对腐败、提高政府清廉度、保持政策稳定性等等，只是提高政府施政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
国富民穷的根源
政策不稳定 根源1：未能政府法人人格化
政府施政能力差 金融能力差
财政能力差
国富民穷 互为因果 互为因果
权力所有
权力腐败 权力寻租 根源2：民主法制不健全
权力垄断
两极分化的根源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人身依附
权力所有
权力垄断
两极分化的根源 权力寻租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施政能力
分配不公
两极分化
在施政能力与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之间，还有通货膨胀、失业率高、城乡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它们对两极分化起催化作用，这些都是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必须处理协调的关系。
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
解除政治上人身依附关系
政府法人人格化
消除两极分化的途径
消除权力所有
消除权力垄断
消除权力寻租
提高政府施政能力
政府与民间公平分配
民间公平分配
消除两极分化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
智慧经济作为智力经济，突出了人作为经济主体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突出了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供给侧结构改革必须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改革宏观经济体制的结构，建构能有效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宏观经济体制结构，使政府法人人格化。
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维护社会平等的能力；是推动法制化建设，促进立法、司法、行政平等的能力；反腐倡廉、清除腐败，使政府和民间、干部和群众之间能平等相处、公平分配的能力；根绝垄断与投机操纵、内线交易、欺行霸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能力；进行环境保护、维护代际公平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是通过稳定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使之有序、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保障社会安全的能力；是在国内社会生活中，保障公民人权与财产权的能力；在国际间经济、政治交往中，保护国家经济、国土安全，维护国家与民族最高利益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宏观经济体制的系统功能。因此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切工作应围绕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来展开。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改革宏观经济体制的结构。能有效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的宏观经济体制结构：政府法人人格化，以民主为基础，以法制为主导，以工作人员的主体性为核心，以机制廉洁、灵活高效为途径，以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积极推进创业工程。
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使政府法人人格化。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活动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建立广泛的、直接的、真正的民主；以民主为基础，靠人民来选择、监督政府工作人员，杜绝买官卖官、杜绝以各种捐助为名变相买政协人大代表。通过人民的选择、监督来瓦解“关系网”和既得利益集团，清除权贵、腐败和根除权贵经济形成的土壤；靠人民广泛的参政议政来提高政府科学决策与执行能力，而不是靠执政党自己监督自己来“清除腐败”、靠一言堂或御用“专家”中有限的智力资源来提高政府自身决策与执行能力。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法制为主导，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制社会。公开——民意平等；公平——立法平等；公正——司法行政平等。政府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权力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法律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意志。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政府工作人员主体性为核心、以能力为标准，要人才、不要奴才；以人的个性、创造性、主体性为标准来塑造工作人员素质，而不是用奴性标准、假学历文凭来塑造工作人员素质。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机制廉洁灵活高效为途径，建立健全的激励、监督、执行机制，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搞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不搞关系网，使之能有效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福利为目标，不以金钱GDP、数字GDP为目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称经济发展观中的政绩观：检验执政能力高低、政绩好坏的根本标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程度以及和同等发展起点、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可比较的提高速度，而不是各种数字与表面文章。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积极推进创业工程。只有创业工程，才使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政治的垄断，避免垄断集团官商勾结和对政府的操纵。也只有创业工程，才可以有效挤掉泡沫、限制投机、杜绝圈钱，使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以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为必要前提和保证。只有经济民主，才有创业自由，只有政治民主，才有言论、创新、创造、发挥人的智力的自由。因此，建立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是满足人的发展权，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解放人的智力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根本途径。真正有效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建设是一个提高政府整体素质的系统工程，应该和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系统工程一起，纳入社会GDP的范畴来定位和建设。这个工程建设好了，政府执政能力提高了，政府是否应该成为市场必要环节的问题，就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迎刃而解，市场原教旨主义就自然而然破产。因此，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政府应该不应该成为市场的环节，而在于政府怎样才能成为市场的环节，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最有利。
如果说，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维护社会平等的能力，那么无法维护社会公正造成两极分化，就是政府执政能力差的集中表现。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于分配不公，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权力寻租——政府权力寻租与官员权力寻租。后者形成权贵经济，权贵经济加剧两极分化。中国最大的分配不公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不公。政府和老百姓分配不公的结果是国富民穷与“衙富民穷”。政府权力寻租就是政府利用自身对自然资源、行政资源、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政府的垄断利益，造成国富民穷。如果是地方政府利用自身对当地自然资源、行政资源、土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当地政府的垄断利益，造成的将是“衙富民穷”。贫困县建豪华政府办公大楼、为党政干部批建别墅区等现象，说明必须把政府权力寻租和“衙富民穷”问题摆上理论议事日程。目前最大的政府权力寻租是“GDP寻租”，即地方政府为了制造GDP政绩而利用行政权力大搞口袋经济学，以设置关卡、增加税费、环境污染、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当地老百姓总体生活水平下降为代价，换取GDP 数字提高与官员政绩提高；最大的“衙富民穷”是地方政府通过诸如城市户口身份和买房挂钩等手段，把自然资源行政垄断与政策资源行政垄断相结合，鼓励和支持高价卖房来高价卖地，通过高价卖地来使老百姓的储蓄转变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各地政府之所以热衷房地产业，把其极力鼓吹成支柱产业，就因为房地产业是地方财政收入与政府GDP政绩的最大租源。
权力寻租来源于权力使用权的垄断。政府权力使用权的垄断来源于权力所有权的垄断；政府工作人员权力使用权的垄断来源于官场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权力所有权的垄断与官场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来源于人治或“以法治国”的不民主的政治体制。既然权力寻租不但表现在官员个人身上，而且表现在政府本身，那么要根除腐败与其说靠限制与监督个人权力，还不如说靠打破权力垄断的社会基础，建立民主与法制的国家。
官商勾结的合法途径是政商勾结，“衙富民穷”的落脚点是“官富民穷”；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搞“衙富民穷”，最终目的也正在于“官富民穷”。所以把权力寻租仅仅定位于官员个人权力寻租是不够的，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入开展。应该说，政府权力寻租比官员个人权力寻租更根本，也更隐蔽。
人治、法制与生产力
权力所有权垄断
人治 权力寻租，权力成为负生产力
权力使用权垄断
权力产生过程民主
法制 权力服务，权力成为生产力
权力使用过程制约
自然资源的垄断并不构成权力垄断的基础，自然资源的垄断也并不天然就是权力寻租的根源。只有权力垄断才使自然资源变成权力“资源”；如果权力属于人民，垄断的自然资源必将为全体人民服务。这里，只有人为垄断才是资源“垄断”转变为垄断资源的催化剂。认为资源 “垄断”天然成为权力寻租的 “温床”，在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之间划等号，无异于为权力寻租开绿灯。
垄断的自然资源，不存在产权不明确的问题。一个国家里所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资源，其产权只能属于国家；使用权的分配如果采取诸如招投标的公开方式，并采取措施杜绝任何暗箱操作，完全可以有效避免权力寻租。认为要杜绝权力寻租就要改变自然资源的国家垄断性质，就要分光使之私有化，是把产权明确与私有化混为一谈，把自然垄断与权力垄断混为一谈，把国有制、自然垄断同权力寻租混为一谈，把国家权力、任何权力与腐败混为一谈。这是私有化情结对思维方式、学术范式的渗透，然而是消极的渗透，其结果是逻辑混乱。
相对于自然资源垄断，社会资源的垄断更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现实基础。因为社会资源的人为垄断——通过“官本位”，通过理论、政策、机制设计出来的垄断，往往一开始就是为权力寻租提供空间。任何一项政策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能孤立地看，而要看其产生与实施的社会条件。在权力垄断没有打破的情况下，任何人为设置的社会资源垄断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租源。“双轨制” 也一样。从字面上看，“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所必须的过渡态；但在中国当时的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大环境下，“双轨制”确实成为腐败机制的突破口；中国后来的大面积腐败，其源头就在于“双轨制”；以致我们可以说“双轨制”是腐败机制，是机
制造租的模本。自然资源之所以能转变为权力租源，其途径正在于“双轨制”或其演变形态。
GDP政绩上升
行政管理费用膨胀
自然资源垄断 衙富民穷 职务消费高涨
社会资源垄断 奖金名目繁多
权力垄断 腐败的逻辑 官富民穷 享受各种特权
权力租源 个人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
衙富民穷
官富民穷
政府执政能力差的根源在于政府施政能力未能与政府利益挂钩，政府利益未能同施政能力挂钩的制度根源在于未能使政府法人人格化。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的真谛是平等，平等的本质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的前提是市场主体人格化。只有人格平等，才有机会平等、竞争平等，才有效率。既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也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那么政府人格化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的环节。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通过权力寻租、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富民穷或“衙富民穷”。在各地政府与百姓的利益“博弈”中，政府是强者，百姓是弱者。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制定一套各级政府间财税分成科学合理的“合约”机制，通过落实各级政府的法人劳动力产权，提高各级政府的法人主体性、提高各级政府发挥制度生产力的积极性，使各级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起有效调控作用的、适格的经济主体；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借助法律、道德和舆论的力量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活动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不会为了政府自身利益而无限制地侵犯人民的利益；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处于人格平等的地位，政府的清廉高效才有法律保障，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运用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政府投资的企业——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才会得到平等的解决；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使政府和公民一样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政府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源，使改革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把政府排除于市场之外，表面上是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实际上是使政府超脱于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为政府为所欲为提供世外桃园。
通过使政府法人人格化，使政府法人权利义务挂钩，从而提高政府施政能力，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反对腐败、提高政府清廉度、保持政策稳定性等等，只是提高政府施政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
国富民穷的根源
政策不稳定 根源1：未能政府法人人格化
政府施政能力差 金融能力差
财政能力差
国富民穷 互为因果 互为因果
权力所有
权力腐败 权力寻租 根源2：民主法制不健全
权力垄断
两极分化的根源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人身依附
权力所有
权力垄断
两极分化的根源 权力寻租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施政能力
分配不公
两极分化
在施政能力与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之间，还有通货膨胀、失业率高、城乡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它们对两极分化起催化作用，这些都是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必须处理协调的关系。
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
解除政治上人身依附关系
政府法人人格化
消除两极分化的途径
消除权力所有
消除权力垄断
消除权力寻租
提高政府施政能力
政府与民间公平分配
民间公平分配
消除两极分化
陈世清：智慧经济怎样解决市场失灵——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今日头条）
[ 2016/05/19 08:42 | by admin ]
2016/05/19 08:42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怎样解决市场失灵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
智慧经济作为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再生经济，决定了市场不仅是配置的场所，更主要的是再生的场所，在配置型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所谓“市场失灵”、“外部性”问题不复存在。在智慧经济形态中，“外部性”也成了“内部性”。智慧经济市场本来不是平面的二维空间，政府本来不是外在于市场，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要确立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在智慧经济中，完全的“市场”本来不同于完全的竞争，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必要的环节，市场“外部性”只是对于微观经济而言，对于宏观经济来讲“外部性”也成了“内部性”。在智慧经济中，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西方的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二者的互补关系，是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高于技术，中国只有在经济体制方面后来居上，率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建设比现有西方更完善、更彻底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后来居上。改革既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也是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在这里，既不是全盘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又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西方市场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和综合。在这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意识形态区别，而是“完善”、“不完善”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市场经济。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以西方市场经济为模本定位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划界，把不符合现有西方市场经济模本的东西都说成是外部性，是作茧自缚、固步自封、抽刀断水。
市场经济的完善是一个过程，平等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没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解决“市场失效”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完善的市场没有“外部性”，而是宏观调控和微观自由的对称结构；法律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就在市场中，构成市场的内在环节，而不是什么外部性；借助于这些手段是智慧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什么“市场失灵”。
发展本来就是解决人类外部性问题。智慧经济证明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观念，调整产业政策，把原来的所谓“外部性”纳入市场经济内部来定位，把原来属于外部性的因素纳入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制定政府新的产业政策。这样的 “新兴产业”有：环境保护工程。要把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为产业政策，纳入国家财政投资范围。灾害防范工程。任何天灾都要通过人祸起作用；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起码未达标。腐败防治工程。据统计，社会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而腐败直接间接给社会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起码占社会交易成本的50%以上。国民素质工程。国民素质工程不是国民文凭工程，而是国民知识、法制、诚信、民主、能力工程。以上四项产业化，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予以开发、建设，以消除所谓“外部性”问题、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发展就是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原来宏观经济微观化相反，是微观经济宏观化。妄图用解决微观经济方法来解决宏观问题，只是拔着头发想离开地球。相反，经济发展的微观问题，要用宏观的办法与途径来解决。所谓的“外部性”问题，实际上从宏观经济模式来讲是内部性问题。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越多，说明微观经济已经逐步宏观化了，必须改变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维方式，以适应新时期的需求。政治不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是经济的一个环节和有机的组成部分；所谓“市场失灵”、“超经济力量”是对经济概念作了片面的、狭隘的理解。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超“经济”的力量对经济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这种超经济力量性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属于主体性的还是负主体性的。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不是有没有超经济的力量、要不要超经济的力量，而是要什么样的超经济的力量、为什么要这样的超经济的力量，怎样才能形成、发展这样的超经济的力量。由于社会总福利可以从资源配置中再生，所以从增加社会总福利的角度来讲社会保障制度是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有再分配功能，而且有价值再生功能。社会保障制度也是社会再生体系中的必要的一环，也有生产力的功能；它属于市场的内部而不属于市场的外部。因此在幸福经济学看来，市场没有外部性，社会保障制度与建立、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政府，都是市场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再生，虽然它们是通过配置来实现的再生；同时可以看出：消费本身也是生产，不但生产出生产者，而且生产出社会福利水平。优化社会消费结构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水平，无异于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富。把财富理解成价值而不是金钱；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是作为金钱的财富的再分配，而是作为价值的财富的再生。把价值机制看成市场的核心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市场的内在环节。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社会系统就是社会经济系统；经济学的任务是提高人的主体性、消除负主体性，使生产力得以发展。解决“市场失败”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完善的市场没有“外部性”，而是宏观调控和微观自由的对称结构；法律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就在市场中，构成市场的内在环节，而不是什么外部性。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
智慧经济作为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再生经济，决定了市场不仅是配置的场所，更主要的是再生的场所，在配置型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所谓“市场失灵”、“外部性”问题不复存在。在智慧经济形态中，“外部性”也成了“内部性”。智慧经济市场本来不是平面的二维空间，政府本来不是外在于市场，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要确立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在智慧经济中，完全的“市场”本来不同于完全的竞争，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必要的环节，市场“外部性”只是对于微观经济而言，对于宏观经济来讲“外部性”也成了“内部性”。在智慧经济中，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西方的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二者的互补关系，是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高于技术，中国只有在经济体制方面后来居上，率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建设比现有西方更完善、更彻底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后来居上。改革既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也是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在这里，既不是全盘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又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西方市场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和综合。在这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意识形态区别，而是“完善”、“不完善”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市场经济。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以西方市场经济为模本定位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划界，把不符合现有西方市场经济模本的东西都说成是外部性，是作茧自缚、固步自封、抽刀断水。
市场经济的完善是一个过程，平等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没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解决“市场失效”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完善的市场没有“外部性”，而是宏观调控和微观自由的对称结构；法律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就在市场中，构成市场的内在环节，而不是什么外部性；借助于这些手段是智慧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什么“市场失灵”。
发展本来就是解决人类外部性问题。智慧经济证明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观念，调整产业政策，把原来的所谓“外部性”纳入市场经济内部来定位，把原来属于外部性的因素纳入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制定政府新的产业政策。这样的 “新兴产业”有：环境保护工程。要把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为产业政策，纳入国家财政投资范围。灾害防范工程。任何天灾都要通过人祸起作用；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起码未达标。腐败防治工程。据统计，社会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而腐败直接间接给社会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起码占社会交易成本的50%以上。国民素质工程。国民素质工程不是国民文凭工程，而是国民知识、法制、诚信、民主、能力工程。以上四项产业化，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予以开发、建设，以消除所谓“外部性”问题、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发展就是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原来宏观经济微观化相反，是微观经济宏观化。妄图用解决微观经济方法来解决宏观问题，只是拔着头发想离开地球。相反，经济发展的微观问题，要用宏观的办法与途径来解决。所谓的“外部性”问题，实际上从宏观经济模式来讲是内部性问题。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越多，说明微观经济已经逐步宏观化了，必须改变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维方式，以适应新时期的需求。政治不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是经济的一个环节和有机的组成部分；所谓“市场失灵”、“超经济力量”是对经济概念作了片面的、狭隘的理解。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超“经济”的力量对经济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这种超经济力量性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属于主体性的还是负主体性的。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不是有没有超经济的力量、要不要超经济的力量，而是要什么样的超经济的力量、为什么要这样的超经济的力量，怎样才能形成、发展这样的超经济的力量。由于社会总福利可以从资源配置中再生，所以从增加社会总福利的角度来讲社会保障制度是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有再分配功能，而且有价值再生功能。社会保障制度也是社会再生体系中的必要的一环，也有生产力的功能；它属于市场的内部而不属于市场的外部。因此在幸福经济学看来，市场没有外部性，社会保障制度与建立、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政府，都是市场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再生，虽然它们是通过配置来实现的再生；同时可以看出：消费本身也是生产，不但生产出生产者，而且生产出社会福利水平。优化社会消费结构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水平，无异于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富。把财富理解成价值而不是金钱；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是作为金钱的财富的再分配，而是作为价值的财富的再生。把价值机制看成市场的核心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市场的内在环节。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社会系统就是社会经济系统；经济学的任务是提高人的主体性、消除负主体性，使生产力得以发展。解决“市场失败”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完善的市场没有“外部性”，而是宏观调控和微观自由的对称结构；法律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就在市场中，构成市场的内在环节，而不是什么外部性。
陈世清：智慧经济的规范性与“经济人”——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
[ 2016/05/19 08:40 | by admin ]
2016/05/19 08:40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的规范性与“经济人”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
智慧经济就是规范经济，也就是道德经济；智慧经济的规范性首先要求对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人”进行科学定位，在对“经济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利益和需求的关系进行形而上学反思的基础上调整供给和消费的结构关系，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
经济，就是通过资源的生产与配置，满足人的需要。利益，就是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每
个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但人的需要，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人的利益，有金钱的和荣誉的；人满足需要、追求利益的手段，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道德的和不道德的、损人利己和利人利己的。所以经济人，有庸俗的与高雅的、片面的与全面发展的。“经济人”的假设科学不科学，不在其名称，而在其内涵。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经济人”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如果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经济人”是低级的庸俗的，那么建立在“经济人”这个假设基础上的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大厦，基础就是不牢的。在理论上，一切模型都是无效的；在实践上，只能使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人的需要有相对和绝对两方面。
绝对需要：饮食男女；是人和外界物质、能量、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需要。
相对需要：你高我低；是人和人进行比较时由于不对称引起的需要。
人满足需要的手段有横向和纵向两方面。
纵向：劳动和竞争。劳动是纵向满足绝对需要，竞争是纵向满足相对需要。
横向：掠夺和压制。掠夺是横向满足绝对需要，压制是横向满足相对需要。
纵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推动社会的发展。
横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阻碍社会的发展。
纵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推动社会发展的人是主体。
横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阻碍社会发展的人是负主体。
满足人的需要，可以通过纵向积极和横向进取两条基本渠道来进行。如果说，由人的需要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所决定，横向进取可以通过掠夺和压制两种基本形式来进行，那么，同样由人的需要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所决定，纵向进取也可以通过积极竞争这种基本形式来进行。竞争既可满足人的相对需要，又可满足人的绝对需要。然而，竞争同掠夺和压制都是相对立的，前者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后者是人的负主体性。因此，它们在人身上的不同比重可以决定人的主体性的高低。
人的需要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不是平行发展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人的需要的绝对性越占主导地位；反之，生产发展水平越高，人的需要的相对性越占主导地位。与此相应，前者横向进取的主要形式是掠夺，后者横向进取的主要形式是压制；前者纵向积极的主要形式是劳动，后者纵向积极的主要形式是竞争。竞争平等，就是机会平等、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的平等、劳动力按照价值进行等价交换的平等。前者和后者区别的关节点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
正象压制和掠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竞争和劳动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竞争只能通过劳动来进行，劳动以竞争为动力，二者互为手段互为目的，共同构成满足人的相对绝对需要的手段。正好象劳动与掠夺相对而言，竞争也与压制相对而言。相对来说，压制比掠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掠夺只有损于掠夺者一人的主体性，而压制造成的间接掠夺不但有损于压制者一人的主体性，而且还损害了被压制者的主体性。
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只要是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人就是理性的“经济人”，所谓利益最大化就是货币（价格）最大化，而不管其行为方式和所采取的手段；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理性的“经济人”必须按照主体性原则行事，利益最大化是价值最大化而不是价格（货币）最大化，因此要用竞争代替压制、劳动代替掠夺。要把人的掠夺和压制引导到劳动与竞争上来，就必须建立健全民主和法制、用主体性塑造国民素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的“经济人”与配置经济学范式中的“经济人”有本质的不同。市场经济的规范性给“经济人”的主体性定位，就是再生经济学对“经济人”的主体性要求。
智慧经济的规范性还要求给“经济人”的主体性划界。要对“经济人”的主体性进行边界分析，首先要明确边界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在五度空间方法论看来，所谓边界分析不应该是平面二维的，而应该是系统五维的。不同类型的“经济人”，其主体性边界不同。个人主体、企业主体、政府主体、国家主体，作为不同层次的“经济人”，其主体性由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利益、出发点、结构、行为方式与行为结果决定。
上述“经济人”的主体性定位，也即个人的主体性边界。个人的主体性边界是其它类型“经济人”主体性边界的逻辑与历史的起点。在当前，保护生态环境是当务之急，也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即使大多数人不能自觉认识这一点。就保护生态环境来讲，全国人民是潜在的“经济人”主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全国人民作为“经济人”的主体性边界。政府应该是代表全体人民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的“经济人”，它的利益也就是全体人民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全体人民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就是政府作为“经济人”的主体性边界。用“我是纳税人”为由，妄图支配政府的行为，是混淆了不同层次的主体，用低层次的主体边界代替高层次的主体边界。同样，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出于同样的方法论——混淆了系统和要素、高层次和低层次的主体边界，并用后者取代前者。
随着经济发展由小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经济人”的主要类型也由个人转变为企业。
“经济人”的主体性的立足点是再生而非配置。企业的主体性就是再生性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再生性盈利能力是企业主体性的系统功能。企业是系统，主体性或自组织能力不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或要素所能决定。产权明确只是企业主体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产权结构不一样，其主体性也不一样。高负债经营的企业其风险承受能力、自主经营能力比较差，因而，其公司资产价值也不一样。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表面价格无关，然而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价值有关。公司资产价值将决定公司资产最终价格。认为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价值无关的“MM”理论是线性思维、数学推导的产物，也是否定经济主体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表现。
企业的主体性——再生型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必须在创业过程中才能形成，而非体制转轨就能实现。苏东转型带来萧条可以证明：私有化不等于就能提高经济主体的主体性。苏东转型比照中国转型可以看出：私有制要转变为经济主体的主体性必须通过创业，而苏东崩溃就在于缺乏企业创业这一环。缺乏创业这一环，会使企业缺乏自组织能力，因而使企业主体性降低。
企业主体 创业型企业×直接投融资 主
性同创业 创业型企业×间接投融资 体
性和资产 非创业型企业×直接投融资 性
结构关系 非创业型企业×间接投融资
改革开放前的国有企业之所以主体性最弱，在于其属于第四种；而民营企业的主体性之所以最强，就在于其属于第一种。
再生而非配置，是企业“经济人”主体性的前提；创业，是企业“经济人”主体性的出发点；产权结构，是企业“经济人”主体性的关键一环；盈“利”能力，是企业“经济人”主体性的功能。“利”，既指经济效益，也指社会效益。企业“经济人”的主体性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而非博弈，行为的结果是推动社会的对称发展而非达到某种均衡点。企业“经济人”主体性的边界分析，是“经济人”主体性边界分析的典型。
智慧经济的规范性还要求经济人必须被扩展为道德人。在主流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人”是讲利的，无商不奸、唯利是图是“经济人”的本性；而道德人是讲义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似乎水火不容，针尖对麦芒。怎么能走到一起呢？
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随着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经济人” 可以也必须被扩展为道德人。孔子的传人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世界上类似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事例实在太多了，西方商界，多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要讲道德，就勿涉足尔虞我诈的商场；要追求利润，击败对手，就可不择手段。在他们看来，既要拜金，就没有资格谈道德、谈仁慈、谈友谊。信誉不是做人的目的，仅仅是经商的手段，是为了下一单生意，为了更多的盈利。
当然，在我们的周围，不守诚信者，比比皆是，赚一把是一把。这种人尚处于“小儿科”的生意阶段，想“做大”实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并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单凭商场上的东拼西杀是远远不够的，就像单枪匹马无法打赢一场战争一样。只有以诚为本，与人为善，广交朋友，才能左右逢源，赢得更多的机遇，才能使自己的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壮大，走向辉煌。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一个“儒商”，就应该在叱诧商场的同时，坚持以诚为本，外圆内方。这不但可以使自己赢得良好的声誉，更可以使自己交下无数朋友，为他带来无数商机。正象李嘉诚所说：“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财源滚滚来”，“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别人主动找自己的，这些都是为人守信的结果。对人要守信用，对朋友要有义气。今日而言，也许很多人未必相信，但我觉得，‘义’字实在是终身用得着的”，“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人家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
知识经济也即双赢经济；知识的可再生性，使双赢合作成为合作的主导模式，义利不但应当统一，而且可以统一。即使在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富贵与道德同时兼备也不再是一个神话。作为一位“德财兼备”、鱼和熊掌兼而得之的儒商，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完人。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让经商之道与孔孟之道相互碰撞、“经济人” 与“道德人”融为一体，应该有现实的意义。只有以孔子所揭示的义利统一的规律作为我们经商的指导，才能使大家做大做稳、练好内功，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优势，来迎接加入经济全球化以后与狼共舞的挑战。
利己主义的理性人——经济人假设，以及市场的完全竞争——人与人是狼的假设，都是微观经济时代的产物。特定的历史背景，引申出特定的人性定位、特定的经济学出发点。到了经济宏观化时代，经济人必须被扩展为道德人，人与人之间合作关系必定取代纯粹的竞争关系；商场并非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相互倾轧，而是充满了人情味的哥们情谊。这不是田园诗般的浪漫幻想，而是发达国家每日每时发生的管理实践，世界首富比尔盖兹由企业家转为慈善家的过程，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只是滞后的经济学并未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而已。
智慧经济的规范性，就是通过对“经济人”这一概念的重新定位，实现经济学、管理学的重新定位，在把人看成道德人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学、管理学范式的转换，使经济成为幸福的经济、人成为幸福的人，在此基础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经济人”的主体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也就是要充分发挥“经济人”的主体性。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就是人与人的物质社会关系与思想社会关系；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对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对称之所以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由于人与人关系的不对称会压抑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因此，所谓解放生产力，所谓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就是解放人的主体性，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发扬。而改革的根本目标也正在于发扬人的主体性。
从宏观来看，农村承包制、城市个人创业自由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股份制改革无一不是为了解放经济主体的主体性。从微观来看，人事制度改革、人才自由流动、单位效益同领导个人利益挂钩，也从很大程度上解放了机关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内部人的主体性。当然，要使人的主体性更好发挥、健康发展，并得到稳定的保证，仅仅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与法制化建设。
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发挥得到法制保障之前，讲经济人“理性”、利益最大化，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小商品经济时期，这种理论可能有实践操作的空间；到了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时期，要利益最大化不是只有利己的“理性”就可以实现。社会各种要素相互制约、环环相扣，经济人只有演变成道德人，利人利己、利己利人、遵纪守法，既有个人诚信又有社会法制，才能现实地实现利益最大化。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解决还原为“经济人”的主体性发挥和压抑的矛盾及其解决，体现了智慧经济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的主体性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实现这个统一。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
智慧经济就是规范经济，也就是道德经济；智慧经济的规范性首先要求对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人”进行科学定位，在对“经济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利益和需求的关系进行形而上学反思的基础上调整供给和消费的结构关系，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
经济，就是通过资源的生产与配置，满足人的需要。利益，就是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每
个人都在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来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但人的需要，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人的利益，有金钱的和荣誉的；人满足需要、追求利益的手段，有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道德的和不道德的、损人利己和利人利己的。所以经济人，有庸俗的与高雅的、片面的与全面发展的。“经济人”的假设科学不科学，不在其名称，而在其内涵。
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是一切科学的出发点，“经济人”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如果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经济人”是低级的庸俗的，那么建立在“经济人”这个假设基础上的整个经济学体系的大厦，基础就是不牢的。在理论上，一切模型都是无效的；在实践上，只能使人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人的需要有相对和绝对两方面。
绝对需要：饮食男女；是人和外界物质、能量、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需要。
相对需要：你高我低；是人和人进行比较时由于不对称引起的需要。
人满足需要的手段有横向和纵向两方面。
纵向：劳动和竞争。劳动是纵向满足绝对需要，竞争是纵向满足相对需要。
横向：掠夺和压制。掠夺是横向满足绝对需要，压制是横向满足相对需要。
纵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推动社会的发展。
横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阻碍社会的发展。
纵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推动社会发展的人是主体。
横向满足绝对需要与相对需要、阻碍社会发展的人是负主体。
满足人的需要，可以通过纵向积极和横向进取两条基本渠道来进行。如果说，由人的需要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所决定，横向进取可以通过掠夺和压制两种基本形式来进行，那么，同样由人的需要的相对性和绝对性所决定，纵向进取也可以通过积极竞争这种基本形式来进行。竞争既可满足人的相对需要，又可满足人的绝对需要。然而，竞争同掠夺和压制都是相对立的，前者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后者是人的负主体性。因此，它们在人身上的不同比重可以决定人的主体性的高低。
人的需要的相对性和绝对性不是平行发展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越低，人的需要的绝对性越占主导地位；反之，生产发展水平越高，人的需要的相对性越占主导地位。与此相应，前者横向进取的主要形式是掠夺，后者横向进取的主要形式是压制；前者纵向积极的主要形式是劳动，后者纵向积极的主要形式是竞争。竞争平等，就是机会平等、等量劳动换取等量报酬的平等、劳动力按照价值进行等价交换的平等。前者和后者区别的关节点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
正象压制和掠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竞争和劳动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竞争只能通过劳动来进行，劳动以竞争为动力，二者互为手段互为目的，共同构成满足人的相对绝对需要的手段。正好象劳动与掠夺相对而言，竞争也与压制相对而言。相对来说，压制比掠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因为掠夺只有损于掠夺者一人的主体性，而压制造成的间接掠夺不但有损于压制者一人的主体性，而且还损害了被压制者的主体性。
在配置经济学看来，只要是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的人就是理性的“经济人”，所谓利益最大化就是货币（价格）最大化，而不管其行为方式和所采取的手段；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理性的“经济人”必须按照主体性原则行事，利益最大化是价值最大化而不是价格（货币）最大化，因此要用竞争代替压制、劳动代替掠夺。要把人的掠夺和压制引导到劳动与竞争上来，就必须建立健全民主和法制、用主体性塑造国民素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的“经济人”与配置经济学范式中的“经济人”有本质的不同。市场经济的规范性给“经济人”的主体性定位，就是再生经济学对“经济人”的主体性要求。
智慧经济的规范性还要求给“经济人”的主体性划界。要对“经济人”的主体性进行边界分析，首先要明确边界分析的方法论原则。在五度空间方法论看来，所谓边界分析不应该是平面二维的，而应该是系统五维的。不同类型的“经济人”，其主体性边界不同。个人主体、企业主体、政府主体、国家主体，作为不同层次的“经济人”，其主体性由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利益、出发点、结构、行为方式与行为结果决定。
上述“经济人”的主体性定位，也即个人的主体性边界。个人的主体性边界是其它类型“经济人”主体性边界的逻辑与历史的起点。在当前，保护生态环境是当务之急，也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即使大多数人不能自觉认识这一点。就保护生态环境来讲，全国人民是潜在的“经济人”主体；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全国人民作为“经济人”的主体性边界。政府应该是代表全体人民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的“经济人”，它的利益也就是全体人民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全体人民全局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就是政府作为“经济人”的主体性边界。用“我是纳税人”为由，妄图支配政府的行为，是混淆了不同层次的主体，用低层次的主体边界代替高层次的主体边界。同样，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也是出于同样的方法论——混淆了系统和要素、高层次和低层次的主体边界，并用后者取代前者。
随着经济发展由小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经济人”的主要类型也由个人转变为企业。
“经济人”的主体性的立足点是再生而非配置。企业的主体性就是再生性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再生性盈利能力是企业主体性的系统功能。企业是系统，主体性或自组织能力不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或要素所能决定。产权明确只是企业主体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产权结构不一样，其主体性也不一样。高负债经营的企业其风险承受能力、自主经营能力比较差，因而，其公司资产价值也不一样。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表面价格无关，然而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价值有关。公司资产价值将决定公司资产最终价格。认为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价值无关的“MM”理论是线性思维、数学推导的产物，也是否定经济主体性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表现。
企业的主体性——再生型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必须在创业过程中才能形成，而非体制转轨就能实现。苏东转型带来萧条可以证明：私有化不等于就能提高经济主体的主体性。苏东转型比照中国转型可以看出：私有制要转变为经济主体的主体性必须通过创业，而苏东崩溃就在于缺乏企业创业这一环。缺乏创业这一环，会使企业缺乏自组织能力，因而使企业主体性降低。
企业主体 创业型企业×直接投融资 主
性同创业 创业型企业×间接投融资 体
性和资产 非创业型企业×直接投融资 性
结构关系 非创业型企业×间接投融资
改革开放前的国有企业之所以主体性最弱，在于其属于第四种；而民营企业的主体性之所以最强，就在于其属于第一种。
再生而非配置，是企业“经济人”主体性的前提；创业，是企业“经济人”主体性的出发点；产权结构，是企业“经济人”主体性的关键一环；盈“利”能力，是企业“经济人”主体性的功能。“利”，既指经济效益，也指社会效益。企业“经济人”的主体性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而非博弈，行为的结果是推动社会的对称发展而非达到某种均衡点。企业“经济人”主体性的边界分析，是“经济人”主体性边界分析的典型。
智慧经济的规范性还要求经济人必须被扩展为道德人。在主流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人”是讲利的，无商不奸、唯利是图是“经济人”的本性；而道德人是讲义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似乎水火不容，针尖对麦芒。怎么能走到一起呢？
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随着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经济人” 可以也必须被扩展为道德人。孔子的传人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也。”世界上类似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事例实在太多了，西方商界，多推崇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要讲道德，就勿涉足尔虞我诈的商场；要追求利润，击败对手，就可不择手段。在他们看来，既要拜金，就没有资格谈道德、谈仁慈、谈友谊。信誉不是做人的目的，仅仅是经商的手段，是为了下一单生意，为了更多的盈利。
当然，在我们的周围，不守诚信者，比比皆是，赚一把是一把。这种人尚处于“小儿科”的生意阶段，想“做大”实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立足，并干出一番伟大的事业，单凭商场上的东拼西杀是远远不够的，就像单枪匹马无法打赢一场战争一样。只有以诚为本，与人为善，广交朋友，才能左右逢源，赢得更多的机遇，才能使自己的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壮大，走向辉煌。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一个“儒商”，就应该在叱诧商场的同时，坚持以诚为本，外圆内方。这不但可以使自己赢得良好的声誉，更可以使自己交下无数朋友，为他带来无数商机。正象李嘉诚所说：“有钱大家赚，利润大家分享，这样才有人愿意合作……财源滚滚来”，“我现在就算再有多十倍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那么多的生意，而且很多是别人主动找自己的，这些都是为人守信的结果。对人要守信用，对朋友要有义气。今日而言，也许很多人未必相信，但我觉得，‘义’字实在是终身用得着的”，“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精明，要令人家信服并喜欢和你交往，那才最重要。”
知识经济也即双赢经济；知识的可再生性，使双赢合作成为合作的主导模式，义利不但应当统一，而且可以统一。即使在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富贵与道德同时兼备也不再是一个神话。作为一位“德财兼备”、鱼和熊掌兼而得之的儒商，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完人。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让经商之道与孔孟之道相互碰撞、“经济人” 与“道德人”融为一体，应该有现实的意义。只有以孔子所揭示的义利统一的规律作为我们经商的指导，才能使大家做大做稳、练好内功，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优势，来迎接加入经济全球化以后与狼共舞的挑战。
利己主义的理性人——经济人假设，以及市场的完全竞争——人与人是狼的假设，都是微观经济时代的产物。特定的历史背景，引申出特定的人性定位、特定的经济学出发点。到了经济宏观化时代，经济人必须被扩展为道德人，人与人之间合作关系必定取代纯粹的竞争关系；商场并非赤裸裸的你死我活、相互倾轧，而是充满了人情味的哥们情谊。这不是田园诗般的浪漫幻想，而是发达国家每日每时发生的管理实践，世界首富比尔盖兹由企业家转为慈善家的过程，典型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只是滞后的经济学并未从理论上加以总结而已。
智慧经济的规范性，就是通过对“经济人”这一概念的重新定位，实现经济学、管理学的重新定位，在把人看成道德人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学、管理学范式的转换，使经济成为幸福的经济、人成为幸福的人，在此基础上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经济人”的主体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也就是要充分发挥“经济人”的主体性。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就是人与人的物质社会关系与思想社会关系；所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对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对称之所以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是由于人与人关系的不对称会压抑人的主体性的发挥。因此，所谓解放生产力，所谓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就是解放人的主体性，使人的主体性得到发扬。而改革的根本目标也正在于发扬人的主体性。
从宏观来看，农村承包制、城市个人创业自由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股份制改革无一不是为了解放经济主体的主体性。从微观来看，人事制度改革、人才自由流动、单位效益同领导个人利益挂钩，也从很大程度上解放了机关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内部人的主体性。当然，要使人的主体性更好发挥、健康发展，并得到稳定的保证，仅仅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有待于政治体制改革、民主与法制化建设。
历史的经验证明，在人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发挥得到法制保障之前，讲经济人“理性”、利益最大化，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在小商品经济时期，这种理论可能有实践操作的空间；到了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时期，要利益最大化不是只有利己的“理性”就可以实现。社会各种要素相互制约、环环相扣，经济人只有演变成道德人，利人利己、利己利人、遵纪守法，既有个人诚信又有社会法制，才能现实地实现利益最大化。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及其解决还原为“经济人”的主体性发挥和压抑的矛盾及其解决，体现了智慧经济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与人的主体性的统一、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实现这个统一。
陈世清：智慧经济是规范经济——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
[ 2016/05/19 08:37 | by admin ]
2016/05/19 08:37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是规范经济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
智慧经济是规范经济。智慧经济要求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创造性的、规范性的。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实证性与规范性可以统一而且也应该统一，智慧经济自觉实现了这种统一。智慧经济形态中的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市场经济的规范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应确立规范性在市场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结束“摸着石头过河”与把实证性与规范性对立起来、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一切向钱看的做法。
智慧经济的规律本身是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本身是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关系展开，因而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客观性、实证性，是因为主体的自然属性是客观的，客体、主体的活动即主客体相互关系是客观的，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经济规律不能离开这些客观成分，因而具有客观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主观性、规范性，是因为主体的意识是主观的、规范的。市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规律，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与再生，这个交换与再生是一个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价值的产生、实现、转化的过程，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人类理想的实现过程。主体的意识包括理性、理想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起作用的主导方面，主体对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及在此基础上的意志努力程度、运用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自觉性程度可以决定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表现形式、作用大小，加速或延缓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经济规律是社会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具有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主体可以认识经济规律，自觉地利用经济规律，改变经济规律的作用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不能改变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本身。所以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
智慧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立足点。经济学的内容是经济学的科学规律。
智慧经济的科学规律本身是规范的。量子力学与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后者的人为不仅是自发的，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性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所以妄想离开量学力子、复杂科学、主体科学的思维方式，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追求经济学科学性、实证性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而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这可以从量子力学、复杂性科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也可以从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
正因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主体性、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部环节，工程方法是经济学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脚点。因此，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对称逻辑，就是经济学的逻辑----研究的逻辑与叙述的逻辑。在智慧经济时期，经济学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以主体性为中心同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规范性的。
智慧经济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的主体性。无论是人类的主体性还是个人的主体性，都是善对恶的相容与超越的过程，而这种善对恶的相容与超越就是人类历史的进步过程。因此主体论与规律论是一致的，历史观与伦理学是一致的，社会的本质是建立在所有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主体性。所以社会的本质、人类的本质、个人的本质是一致的，智慧经济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由于人的本质是主体性，客观规律只是前者的总计、总和、结论，因此主体性既是规范的尺度，也是历史的尺度。经济学范式本身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从政治经济学范式向一般经济学范式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经济学中的历史尺度同规范性不是对立的；规范尺度本身就是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规律的组成部分。把经济学的历史尺度与规范性对立起来，没有事实依据与逻辑根据。经济学也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
智慧经济是规范尺度和效益尺度的统一。智慧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智慧经济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说明智慧经济是规范尺度和效益尺度的统一；科学与价值、实证与规范、规律与人道是合二而一的,经济学科学尺度和效益尺度是统一的，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有内在的一致性。效率与公平是统一的。这里要把“效率”与“效益”区别开来。“效率”是配置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效益”是再生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效率”以物为中心，同公平当然是不一致的：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一致；“效益”以人为中心，同公平当然是一致的：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一致。如果人们对“效益”和“效率”的区别分辨不清，他们也就同样区分不清“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以极高的效率完成根本不需要做的工作，是最大的无用功”。然而，主流经济学家的概念与数据全都集中于提高效率。这是由他们的配置经济学、口袋经济学的范式决定的。
任何一门经济学只要能自圆其说，都是某一层面、某一领域社会经济现象的反映。其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公平与效率对称，是人类一般经济规律与本质的反映，是人类一般经济学的主体性、价值性、科学性的统一。没有效益，没有真正的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最大的效益。效率是量上的规定，效益是质和量的统一。弱肉强食不是真正的效率，平均主义不是真正的效益。最优不是效率第一，而是最大的效益。资本主义讲效率不讲效益，传统社会主义讲效益不讲效率，智慧经济是二者的扬弃，使二者各自扬长避短，从而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
把效率说成是实证的、科学的，把公平说成是规范的、理想的、人道的，是荒谬的。西方经济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中国前主流经济学家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二者都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既无公平，又无效率。前者过分强调自由而否认了政府的作用，后者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否认了自由的功能，二者都把自由和政府对立起来，因而也都不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处理不好公平与效益的关系；因为他们都处理不好实证性与规范性的关系。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
智慧经济是规范经济。智慧经济要求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创造性的、规范性的。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实证性与规范性可以统一而且也应该统一，智慧经济自觉实现了这种统一。智慧经济形态中的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市场经济的规范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应确立规范性在市场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结束“摸着石头过河”与把实证性与规范性对立起来、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一切向钱看的做法。
智慧经济的规律本身是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本身是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关系展开，因而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客观性、实证性，是因为主体的自然属性是客观的，客体、主体的活动即主客体相互关系是客观的，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经济规律不能离开这些客观成分，因而具有客观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主观性、规范性，是因为主体的意识是主观的、规范的。市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规律，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与再生，这个交换与再生是一个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价值的产生、实现、转化的过程，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人类理想的实现过程。主体的意识包括理性、理想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起作用的主导方面，主体对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及在此基础上的意志努力程度、运用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自觉性程度可以决定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表现形式、作用大小，加速或延缓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经济规律是社会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具有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主体可以认识经济规律，自觉地利用经济规律，改变经济规律的作用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不能改变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本身。所以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
智慧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立足点。经济学的内容是经济学的科学规律。
智慧经济的科学规律本身是规范的。量子力学与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后者的人为不仅是自发的，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性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所以妄想离开量学力子、复杂科学、主体科学的思维方式，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追求经济学科学性、实证性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而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这可以从量子力学、复杂性科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也可以从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
正因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主体性、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部环节，工程方法是经济学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脚点。因此，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对称逻辑，就是经济学的逻辑----研究的逻辑与叙述的逻辑。在智慧经济时期，经济学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以主体性为中心同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规范性的。
智慧经济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人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的主体性。无论是人类的主体性还是个人的主体性，都是善对恶的相容与超越的过程，而这种善对恶的相容与超越就是人类历史的进步过程。因此主体论与规律论是一致的，历史观与伦理学是一致的，社会的本质是建立在所有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主体性。所以社会的本质、人类的本质、个人的本质是一致的，智慧经济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由于人的本质是主体性，客观规律只是前者的总计、总和、结论，因此主体性既是规范的尺度，也是历史的尺度。经济学范式本身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从政治经济学范式向一般经济学范式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经济学中的历史尺度同规范性不是对立的；规范尺度本身就是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规律的组成部分。把经济学的历史尺度与规范性对立起来，没有事实依据与逻辑根据。经济学也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
智慧经济是规范尺度和效益尺度的统一。智慧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智慧经济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说明智慧经济是规范尺度和效益尺度的统一；科学与价值、实证与规范、规律与人道是合二而一的,经济学科学尺度和效益尺度是统一的，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公平有内在的一致性。效率与公平是统一的。这里要把“效率”与“效益”区别开来。“效率”是配置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效益”是再生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效率”以物为中心，同公平当然是不一致的：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一致；“效益”以人为中心，同公平当然是一致的：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一致。如果人们对“效益”和“效率”的区别分辨不清，他们也就同样区分不清“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以极高的效率完成根本不需要做的工作，是最大的无用功”。然而，主流经济学家的概念与数据全都集中于提高效率。这是由他们的配置经济学、口袋经济学的范式决定的。
任何一门经济学只要能自圆其说，都是某一层面、某一领域社会经济现象的反映。其中，“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公平与效率对称，是人类一般经济规律与本质的反映，是人类一般经济学的主体性、价值性、科学性的统一。没有效益，没有真正的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最大的效益。效率是量上的规定，效益是质和量的统一。弱肉强食不是真正的效率，平均主义不是真正的效益。最优不是效率第一，而是最大的效益。资本主义讲效率不讲效益，传统社会主义讲效益不讲效率，智慧经济是二者的扬弃，使二者各自扬长避短，从而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
把效率说成是实证的、科学的，把公平说成是规范的、理想的、人道的，是荒谬的。西方经济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中国前主流经济学家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二者都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既无公平，又无效率。前者过分强调自由而否认了政府的作用，后者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而否认了自由的功能，二者都把自由和政府对立起来，因而也都不能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更处理不好公平与效益的关系；因为他们都处理不好实证性与规范性的关系。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市场系统——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
[ 2016/05/19 08:35 | by admin ]
2016/05/19 08:35 | by admin ]
从结构入手而不是从要素入手释放生产力，本身就是智慧。如果说，要素增长观、线性增长观是非智慧经济，那么智慧经济就是结构增长观、非线性增长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系统各要素的平衡发展发挥最佳功能就是智慧经济的具体表现。
智慧经济就是使市场系统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形态，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通过调整结构使市场系统功能最佳发挥。在市场系统中，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产品等物的要素，要靠人的因素——劳动者来创造、生产、运用，人与人之间的物的市场关系——生产关系和思想的市场关系——市场意识，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展开。所以，人是市场的主体，人的因素是市场的能动因素；物的因素和功能是人的因素和功能的延伸和展开；提高生产力水平，根本的是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正确的发挥。反过来，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靠市场的物的因素——市场制度、劳动工具和对象、人际关系等等来保证。所以生产力，一方面归根结底是人的体力和智力（智力比重越来越大），另方面是市场系统的整体功能。生产力是市场系统的整体功能，因此生产力只能同整个市场系统发生相互作用，而不能单独同生产关系发生作用。生产关系作为市场系统的一个层次，只有同其他层次和要素发生关系而构成相互作用规律。如果可以在头脑中把生产关系抽象出来同生产力发生作用，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要素和功能的关系，而不是所谓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历史的、逻辑的前提，是创造性的劳动；而劳动之所是创造性的，是由于生产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东西。因此，创造性劳动的历史和逻辑的前提，是精神性的创造劳动，是科学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智慧经济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是精神文明的建设（重点是创造力的培养）；不但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加快生产力的发展。
市场经济系统由动力系统与阻力系统组成。动力系统就是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对称与统一的思想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的社会关系，阻力系统就是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不对称与异化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与物质的社会关系，生产力是整个市场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动力系统与阻力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智慧经济就是自觉缩小阻力系统，扩大动力系统的功能。
思想的社会关系
动力系统 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的对称 物质的社会关系
市场系统 综合功能：
思想的社会关系
阻力系统 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的异化 生产力
物质的社会关系
生产力是市场系统的整体功能说明，市场经济是科学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统一。生产力固然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但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看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功力，把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看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仍然是一种实证经济观、庸俗经济观。社会制度更替发展、不断完善，不但是基于生产发展的要求，也是基于人性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平等发展的要求。因此，智慧经济市场是立体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既是实证的，也是规范的。
智慧经济国家本身就是市场主体。政府也是市场主体；但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它的利益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从而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为此，政府就要通过建立健全法制、制定各种制度，使公平得到保证。只要使公平——真正的公平得到保证，效率自然就会上去；而只有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才是真正的效率；只有真正的效率，才是真正的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经济知识化：知识经济 市场立
经济 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 体化
发展 经济宏观化：宏观经济
趋势 经济稳定化：发展经济 政府
经济再生化：再生经济 市场化
政府宏观调控
市场
民间自由调节
上升到国与国关系的贸易摩擦、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中美国政府出台的救市方案也说明：国家本身就是市场主体。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将越来越多，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宏观化与微观化双向同步增长：一方面越来越宏观，另一方面越来越微观。
宏观公共品
公共品
微观公共品
市场宏观调控，主体：国家
市场经济
市场微观调节，主体：企业（386）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智力因素、创造性劳动都是生产力系统中的决定因素和关键环节，因此，民主制度在任何时候都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不可缺少的作用。以至我们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制度决定干部制度，干部制度决定人的素质的好坏、人才是否得到培养和合理使用、人的积极性能否得到调动及调动的程度，人的妒忌是竞争型还是压制型，人的聪明才智是引向人际关系还是引向人和自然关系，关系到生产力的发挥程度。因此，政治制度也能对生产力的发挥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由于人身依附关系以磨灭的个性为本质特征，而人的个性是主体性的前提和本质，所以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的专制制度本质上是社会的阻力系统。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互相依赖，互为前提，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经济制度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政治制度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互为中介的。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人的本质，人性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在现实上，人性是善还是恶，人的聪明才智能否发挥及能否得到正确发挥，对生产力是促进还是阻碍，取决于制度：开放、民主，还是专制。智慧经济在智力因素、创造性劳动在生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学术自由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智慧经济就是使市场系统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形态，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通过调整结构使市场系统功能最佳发挥。在市场系统中，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产品等物的要素，要靠人的因素——劳动者来创造、生产、运用，人与人之间的物的市场关系——生产关系和思想的市场关系——市场意识，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展开。所以，人是市场的主体，人的因素是市场的能动因素；物的因素和功能是人的因素和功能的延伸和展开；提高生产力水平，根本的是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人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的、正确的发挥。反过来，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靠市场的物的因素——市场制度、劳动工具和对象、人际关系等等来保证。所以生产力，一方面归根结底是人的体力和智力（智力比重越来越大），另方面是市场系统的整体功能。生产力是市场系统的整体功能，因此生产力只能同整个市场系统发生相互作用，而不能单独同生产关系发生作用。生产关系作为市场系统的一个层次，只有同其他层次和要素发生关系而构成相互作用规律。如果可以在头脑中把生产关系抽象出来同生产力发生作用，那么，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要素和功能的关系，而不是所谓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历史的、逻辑的前提，是创造性的劳动；而劳动之所是创造性的，是由于生产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东西。因此，创造性劳动的历史和逻辑的前提，是精神性的创造劳动，是科学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智慧经济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是精神文明的建设（重点是创造力的培养）；不但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加快生产力的发展。
市场经济系统由动力系统与阻力系统组成。动力系统就是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对称与统一的思想的社会关系和物质的社会关系，阻力系统就是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不对称与异化的思想的社会关系与物质的社会关系，生产力是整个市场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动力系统与阻力系统综合作用的结果。智慧经济就是自觉缩小阻力系统，扩大动力系统的功能。
思想的社会关系
动力系统 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的对称 物质的社会关系
市场系统 综合功能：
思想的社会关系
阻力系统 市场主体和市场客体的异化 生产力
物质的社会关系
生产力是市场系统的整体功能说明，市场经济是科学尺度和主体尺度的统一。生产力固然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但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看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功力，把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看成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仍然是一种实证经济观、庸俗经济观。社会制度更替发展、不断完善，不但是基于生产发展的要求，也是基于人性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平等发展的要求。因此，智慧经济市场是立体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既是实证的，也是规范的。
智慧经济国家本身就是市场主体。政府也是市场主体；但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它的利益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从而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为此，政府就要通过建立健全法制、制定各种制度，使公平得到保证。只要使公平——真正的公平得到保证，效率自然就会上去；而只有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才是真正的效率；只有真正的效率，才是真正的发展，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
经济知识化：知识经济 市场立
经济 经济全球化：全球经济 体化
发展 经济宏观化：宏观经济
趋势 经济稳定化：发展经济 政府
经济再生化：再生经济 市场化
政府宏观调控
市场
民间自由调节
上升到国与国关系的贸易摩擦、这次美国次贷危机中美国政府出台的救市方案也说明：国家本身就是市场主体。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将越来越多，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宏观化与微观化双向同步增长：一方面越来越宏观，另一方面越来越微观。
宏观公共品
公共品
微观公共品
市场宏观调控，主体：国家
市场经济
市场微观调节，主体：企业（386）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任何阶段，智力因素、创造性劳动都是生产力系统中的决定因素和关键环节，因此，民主制度在任何时候都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不可缺少的作用。以至我们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政治制度决定干部制度，干部制度决定人的素质的好坏、人才是否得到培养和合理使用、人的积极性能否得到调动及调动的程度，人的妒忌是竞争型还是压制型，人的聪明才智是引向人际关系还是引向人和自然关系，关系到生产力的发挥程度。因此，政治制度也能对生产力的发挥和发展起决定作用。由于人身依附关系以磨灭的个性为本质特征，而人的个性是主体性的前提和本质，所以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的专制制度本质上是社会的阻力系统。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互相依赖，互为前提，互相促进，互为因果。经济制度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和政治制度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互为中介的。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人的本质，人性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在现实上，人性是善还是恶，人的聪明才智能否发挥及能否得到正确发挥，对生产力是促进还是阻碍，取决于制度：开放、民主，还是专制。智慧经济在智力因素、创造性劳动在生产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学术自由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