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以总量平衡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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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6 16:31 | by admin ]
2016/05/26 16:31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以总量平衡为目标
许小年：“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始终是关于总量的，“过热”意味着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而“局部过热”的说法将总量偷换为具体行业、具体市场甚至具体产品的暂时供需失衡，是为计划体制下行政管理的卷土重来做舆论的铺垫。同样，通货膨胀意味着价格总体水平的上升，将通胀解释为个别产品价格的上涨，除了文过饰非，就是为具体产品价格的行政管理发放通行证。”在这里许小年把宏观调控看成是调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使之均衡的手段。问题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是货币经济学的范畴；只有抽象的货币经济学，才有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者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说法；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或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的情况。只有结构失衡而造成的局部供求失衡。只有货币经济学才会把质上的失衡抽象化为量上的失衡。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只要要素与结构对称了，就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意义。“总量失衡”是个虚幻的问题，建立在“总量失衡”这个虚幻问题基础上的“经济过热论”只是心动，而非风动，更非幡动。通货膨胀与金融危机都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同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对称造成。配置型经济是投机盛行的土壤，而投机盛行是金融危机与表面“经济过热”的催化剂。只要把配置型经济转变为再生型经济，投机将无从兴风作浪，经济也就从此不再“过热”。
许小年在抽象地提出“经济过热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抽象地提出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并把抽象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归因于投资增长过快。许小年：“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政策层面上的反应似乎是犹豫不决、求全兼顾，措施上则习惯性地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杠杆，以致政策目标相互矛盾，顾此失彼。宏观调控已有数年，内外部经济失衡未见明显缓解，政府的政策公信力受损，未来政策的实施会更加困难。”所谓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生产性过剩”，“生产性过剩”的背后，是结构的失衡。从目前来看，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消费预期就是民众对自身长期有效消费能力的评估，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是有效收入能力评估值与有效付出能力评估值的加权平均值。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而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例如，房地产只有在真正开发地产、挤掉泡沫、提高人的消费预期——消费信心指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经济的作用。而高房价政策与房地产泡沫，以及大量耕地被占用，是降低人的消费预期、阻碍经济发展、造成结构失衡的罪魁祸首。高房价通过消费预期危机严重拉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高房价会促进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为幌子，为房地产涨价提供理论依据，只是一场经济骗局。放水养鱼、与民生息、藏富于民，是消除老百姓消费预期危机的根本途径；停止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高房价政策，才是与民生息的必要措施。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主体是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发展与经济规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人的理性预期包括消费预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积极的消费预期将促进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消极的消费预期将造成消费疲软、发展阻滞。对于那些把经济活动看成只是物和物相互关系的经济学家来讲，认为房价越高越能推动经济发展符合他们的理论背景与思维惯性，而理性预期对经济活动的作用、消费预期危机对经济的打击似乎在他们的理解力之外。但这种主流经济学与客观现实的反差，与其说是给了主流经济学家们抽刀断水的机会，还不如说是为经济学范式的转移提供了契机。因此，所谓生产过剩，只不过是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此起彼伏都是经济结构失衡而自发调节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经济过热、生产过剩。从主体论的意义上看，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就是消极的悲观的经济学；经济过热论，就是这种悲观经济学的产物。反过来，“过热论”又成了束缚人们手脚的紧箍咒，用降低经济总量来取得消极的平衡，并为以后的再一次“过热”埋下了伏笔。对称经济学是宏微观相统一的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通货膨胀，不应该到经济发展速度与就业率中找原因，只能在宏观政策上找原因。经济“过热论”的根源：狭隘的增长观。为增长而增长，就会出现过热。但如果用发展统驭增长，经济就不会过热。失衡的增长观。把结构失衡等同于经济过热，把局部过热等同于整体过热。失衡的金融体制。把“经济过热”归结于投资增长过快，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同样是投资拉动，是与直接投融资组合还是与间接投融资组合，后果截然相反。泡沫经济的根源，不在于投资拉动，而在于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贷款膨胀。挤掉泡沫不是放慢投资增长速度，而是改变金融体制。
与生产过剩只有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不同，“流动性过剩”则有两种情况：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即货币总量超过有效经济总量，造成货币效率降低、货币过剩；相对的流动性过剩，即经济结构失衡，无从发挥货币的再生功能，造成货币效率降低、货币闲置。
“流动性过剩”会造成通货膨胀、投机猖獗，使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如果是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只有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解决相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最好方法，则是减少无效投资、增加有效投资，如把现有的外汇储备转变为有效的基本建设投资。在目前看来，基本建设投资，只会有效不会无效。一条京津高速城铁的建设成本按一百对列车计算，也才不过4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2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全部拿来建20条这样的高速城铁，它所带来的，是时间效益、速度效益、空间效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国性规模经济效益。就空间效益这一点，就可以使土地再生、平抑房价，打破房地产商的垄断，并带动其地方面的物价下降；它的时间空间速度效益带动的产业重组，直接间接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增加供给，又可以进一步平抑物价。所以要走出“流动性过剩”困境，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抽象的投资增长过快“一刀切”的办法只能造成经济衰退，并酿成经济危机。“一刀切”办法的方法论根源在于“流动性过剩”概念的抽象化，抽象的“流动性过剩”概念源于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源于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认为经济存在过热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发展“均衡点”理论。“均衡点”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均衡点”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如果把绝对的流动性过剩理解成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失衡，那么把通胀归咎于结构失衡是正确的，但把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归咎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把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归咎于投资增长过快，就是吃错药乱弹琴。如果投资增长过快会造成物价上涨，那么停止投资就可以降低物价？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关系看成基本的结构关系，是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基本比例关系“原理”的引申，是“范式”滞后的产物，结果必将造成理论脱离实际。所以要走出“流动性过剩”悖境，必须先走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悖论。
许小年：“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始终是关于总量的，“过热”意味着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而“局部过热”的说法将总量偷换为具体行业、具体市场甚至具体产品的暂时供需失衡，是为计划体制下行政管理的卷土重来做舆论的铺垫。同样，通货膨胀意味着价格总体水平的上升，将通胀解释为个别产品价格的上涨，除了文过饰非，就是为具体产品价格的行政管理发放通行证。”在这里许小年把宏观调控看成是调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使之均衡的手段。问题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是货币经济学的范畴；只有抽象的货币经济学，才有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者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说法；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或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的情况。只有结构失衡而造成的局部供求失衡。只有货币经济学才会把质上的失衡抽象化为量上的失衡。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只要要素与结构对称了，就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意义。“总量失衡”是个虚幻的问题，建立在“总量失衡”这个虚幻问题基础上的“经济过热论”只是心动，而非风动，更非幡动。通货膨胀与金融危机都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同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对称造成。配置型经济是投机盛行的土壤，而投机盛行是金融危机与表面“经济过热”的催化剂。只要把配置型经济转变为再生型经济，投机将无从兴风作浪，经济也就从此不再“过热”。
许小年在抽象地提出“经济过热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抽象地提出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并把抽象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归因于投资增长过快。许小年：“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政策层面上的反应似乎是犹豫不决、求全兼顾，措施上则习惯性地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杠杆，以致政策目标相互矛盾，顾此失彼。宏观调控已有数年，内外部经济失衡未见明显缓解，政府的政策公信力受损，未来政策的实施会更加困难。”所谓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生产性过剩”，“生产性过剩”的背后，是结构的失衡。从目前来看，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消费预期就是民众对自身长期有效消费能力的评估，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是有效收入能力评估值与有效付出能力评估值的加权平均值。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而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例如，房地产只有在真正开发地产、挤掉泡沫、提高人的消费预期——消费信心指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经济的作用。而高房价政策与房地产泡沫，以及大量耕地被占用，是降低人的消费预期、阻碍经济发展、造成结构失衡的罪魁祸首。高房价通过消费预期危机严重拉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高房价会促进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为幌子，为房地产涨价提供理论依据，只是一场经济骗局。放水养鱼、与民生息、藏富于民，是消除老百姓消费预期危机的根本途径；停止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高房价政策，才是与民生息的必要措施。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主体是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发展与经济规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人的理性预期包括消费预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积极的消费预期将促进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消极的消费预期将造成消费疲软、发展阻滞。对于那些把经济活动看成只是物和物相互关系的经济学家来讲，认为房价越高越能推动经济发展符合他们的理论背景与思维惯性，而理性预期对经济活动的作用、消费预期危机对经济的打击似乎在他们的理解力之外。但这种主流经济学与客观现实的反差，与其说是给了主流经济学家们抽刀断水的机会，还不如说是为经济学范式的转移提供了契机。因此，所谓生产过剩，只不过是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此起彼伏都是经济结构失衡而自发调节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经济过热、生产过剩。从主体论的意义上看，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就是消极的悲观的经济学；经济过热论，就是这种悲观经济学的产物。反过来，“过热论”又成了束缚人们手脚的紧箍咒，用降低经济总量来取得消极的平衡，并为以后的再一次“过热”埋下了伏笔。对称经济学是宏微观相统一的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通货膨胀，不应该到经济发展速度与就业率中找原因，只能在宏观政策上找原因。经济“过热论”的根源：狭隘的增长观。为增长而增长，就会出现过热。但如果用发展统驭增长，经济就不会过热。失衡的增长观。把结构失衡等同于经济过热，把局部过热等同于整体过热。失衡的金融体制。把“经济过热”归结于投资增长过快，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同样是投资拉动，是与直接投融资组合还是与间接投融资组合，后果截然相反。泡沫经济的根源，不在于投资拉动，而在于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贷款膨胀。挤掉泡沫不是放慢投资增长速度，而是改变金融体制。
与生产过剩只有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不同，“流动性过剩”则有两种情况：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即货币总量超过有效经济总量，造成货币效率降低、货币过剩；相对的流动性过剩，即经济结构失衡，无从发挥货币的再生功能，造成货币效率降低、货币闲置。
“流动性过剩”会造成通货膨胀、投机猖獗，使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如果是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只有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解决相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最好方法，则是减少无效投资、增加有效投资，如把现有的外汇储备转变为有效的基本建设投资。在目前看来，基本建设投资，只会有效不会无效。一条京津高速城铁的建设成本按一百对列车计算，也才不过4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2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全部拿来建20条这样的高速城铁，它所带来的，是时间效益、速度效益、空间效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国性规模经济效益。就空间效益这一点，就可以使土地再生、平抑房价，打破房地产商的垄断，并带动其地方面的物价下降；它的时间空间速度效益带动的产业重组，直接间接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增加供给，又可以进一步平抑物价。所以要走出“流动性过剩”困境，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抽象的投资增长过快“一刀切”的办法只能造成经济衰退，并酿成经济危机。“一刀切”办法的方法论根源在于“流动性过剩”概念的抽象化，抽象的“流动性过剩”概念源于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源于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认为经济存在过热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发展“均衡点”理论。“均衡点”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均衡点”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如果把绝对的流动性过剩理解成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失衡，那么把通胀归咎于结构失衡是正确的，但把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归咎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把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归咎于投资增长过快，就是吃错药乱弹琴。如果投资增长过快会造成物价上涨，那么停止投资就可以降低物价？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关系看成基本的结构关系，是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基本比例关系“原理”的引申，是“范式”滞后的产物，结果必将造成理论脱离实际。所以要走出“流动性过剩”悖境，必须先走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悖论。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途径：货币稳定财政积极
[ 2016/05/26 16:29 | by admin ]
2016/05/26 16:29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途径：货币稳定财政积极
许小年：“宏观政策不以供给结构为目标，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结构没有影响。以利率政策为例，若运用得当，可实现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的结构调整。当利率上升时，资金成本增加，企业会重新算账，取消预期投资收益低于资金成本的项目，将资金转入投资净收益仍然大于零的领域。这样的调整是基于效率的，由市场择优汰劣，而不像产业政策那样按行业‘一刀切’。因是自愿调整，既不存在‘下有对策’的困扰，也没有主观判断所引起的社会公正性问题。”许小年认为只有以利率政策为手段的宏观调控、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目的才是正当的宏观调控，而且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通过行政性产业政策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是不正当的，而且效果不好。许小年在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框架中定位货币手段，放在这里是时空错位。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不成熟时期，货币属于宏观经济领域，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小，货币将逐步从宏观经济领域下降到中观、微观经济领域。用货币来说明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将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一种表现，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家本领。在稳定型经济中，货币政策只有稳定，而无紧缩性与扩张性；正好像经济发展只有失衡而无“过热”一样。银行只能国有；民营银行要纳入投资银行，民间间接投融资要纳入直接投融资框架中才能有序运转。在实践中，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这种小聪明也是配置型经济学的悖论之一。同时，以利率手段来调节经济，必然带来利率不稳，而利率不稳定必然带来经济不稳定，因此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就是保持利率稳定。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姆斯以\"矢量自回归\"模型为依据，研究出分析经济状况如何受短期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的方法。例如，运用这种方法检验中央银行加息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加息后，通胀率通常需1年至2年才下降。对于自己获奖的研究成果，西姆斯认为央行应用最广泛的是“试图找到货币政策的效用”。他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一种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方法。本人认为，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利率稳定，通过利率稳定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舍本求末、随行就市，或者去追踪统计利率水平与通胀水平的相关系数。利率稳定体现币值稳定，但利率稳定不等于利率固定；利率应随着币值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的根据只能是币值变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利率变化只能是货币价格的变化，而货币价格变化的依据只能是货币价值的变化。“利率稳定—利率确定”要成为基本的货币政策：利率高低的后面，是币值的高低；币值高低的后面，是人民财富的增减。因此，“货币手段”——“利率手段”本来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掏空，是政府的职责。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利率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同出一辙，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因此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当然利率稳定也不等于利率单一，可以根据不同的借贷对象、目的，制定不同的利率标准。但这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的，只能是同一个货币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价格后面，反映了同一的价值——在不同的风险系数、不同的周转速度、因而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其币值是等价的。利率标准的区别对待，不但未否定货币的稳定性，而且恰恰证明了货币的稳定性。利率稳定=利率确定≠利率固定≠利率单一。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许小年玩利率政策的宏观调控是在玩火，真正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只能是货币永远稳定财政永远积极。
法制国家
法制
以法治国
国家一级宏观调控
民主
政府宏观调控模型Ⅵ
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投融资）
经济稳定
稳定的货币政策
国家二级宏观调控
产业结构对称
政府宏观调控模型Ⅶ
再
生 再生 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能源、环保、对称性产业结构调整
型 型财 国民创新体系：公共研发、创新型教育、扶持民间研发与教育
财 政投 资信担保
政 资 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 种子资金
投 创业培训
融 国民素质体系：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知识素质工程
资
再生型财政融资：再生型税收政策
政府宏观调控模型Ⅷ
许小年：“在理性问题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混乱：市场上的企业最大化利润，消费者最大化效用，都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而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非理性地为他人着想。同是世俗中人，我们不知道民间和政府的追求为何如此不同，也不知道为何企业和个人在决策时总是被非理性的‘动物精神’所支配，而政府决策则永远体现清醒的人类理性。”许小年言下之意是政府也有自身利益，宏观调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给政府提供谋取自身利益而同时损害老百姓利益的空间。我们承认政府有自身利益，确实也有“动物精神”，宏观调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给政府提供谋取自身利益而同时损害老百姓利益的空间的可能性存在，许小年所看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混乱”只存在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并不必然存在于所有主张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学体系中。问题是，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必然性也不等于现实性，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要通过人的活动，而社会人的各种活动是相互制衡的。企业和个人在决策时并不总是被非理性的“动物精神”所支配，如果老板不顾工人死活，不讲诚信，那么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受到影响。在商品经济早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较弱的情况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现出自私的一面；在社会化大生产时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大大增强时，人的理性则更多地表现为合作。无论是作为人格化的政治法人，还是政府官员，除非独裁政府，否则他们的理性同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他们把理性定位为仅满足个人利益，并为此而不择手段（包括权力所有与权力寻租），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走向自己利益的反面。认为人的理性是自私的，体现了线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同系统化的社会大生产的经济运行模式不对称。民主法制是把政治法人和政府官员的利益同人民利益统一起来的纽带。诚然，政府也有自身利益，也会有“动物精神”；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会通过资源垄断、权力寻租、转移支付、转嫁负担、政商勾结哄抬物价而造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与官富民穷。在各地政府与百姓的利益“博弈”中，政府官员是强者，百姓是弱者。除了政府官员“动物精神”造成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不公，政府施政能力差也是国空民穷与衙空民穷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不公最终结果是造成“国空”、“衙空”与“官富”，那么政府施政能力差则侧重于造成“民穷”。施政能力差的根源在于政府施政能力未能与政府官员利益挂钩，政府官员利益未能同施政能力挂钩的制度根源在于未能使政府法人人格化。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的真谛是平等，平等的本质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的前提是市场主体人格化。只有人格平等，才有机会平等、竞争平等，才有效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也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那么政府人格化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的环节，是避免政府官员“动物精神”对老百姓伤害的首要环节。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制定一套各级政府间财税分成科学合理的“合约”机制，通过落实各级政府的法人劳动力产权，提高各级政府的法人主体性、提高各级政府发挥制度生产力的积极性，使各级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起有效调控作用的、适格的经济主体；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借助法律、道德和舆论的力量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活动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不会为了政府自身利益而无限制地侵犯人民的利益；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处于人格平等的地位，政府的清廉高效才有法律保障，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运用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政府投资的企业——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才会得到平等的解决；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使政府和公民一样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政府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源，使改革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把政府排除于市场之外，表面上是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实际上是使政府超脱于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为政府为所欲为提供世外桃园。为了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转变成昙花一现的“干预”，把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制度化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制度化法制化的凝固作用，才会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稳定的行为方式；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市场经济的稳定环节，才能对人的理性预期产生积极的导向，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导向。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法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市场经济就是内外各种因素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所以必须用对称的方法把握经济世界，用对称的方法定位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用对称的方法控制政府的“动物精神”，使政府行为包括宏观调控纳入法制化轨道。
许小年：“宏观政策不以供给结构为目标，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结构没有影响。以利率政策为例，若运用得当，可实现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的结构调整。当利率上升时，资金成本增加，企业会重新算账，取消预期投资收益低于资金成本的项目，将资金转入投资净收益仍然大于零的领域。这样的调整是基于效率的，由市场择优汰劣，而不像产业政策那样按行业‘一刀切’。因是自愿调整，既不存在‘下有对策’的困扰，也没有主观判断所引起的社会公正性问题。”许小年认为只有以利率政策为手段的宏观调控、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目的才是正当的宏观调控，而且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通过行政性产业政策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是不正当的，而且效果不好。许小年在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框架中定位货币手段，放在这里是时空错位。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不成熟时期，货币属于宏观经济领域，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小，货币将逐步从宏观经济领域下降到中观、微观经济领域。用货币来说明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将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一种表现，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家本领。在稳定型经济中，货币政策只有稳定，而无紧缩性与扩张性；正好像经济发展只有失衡而无“过热”一样。银行只能国有；民营银行要纳入投资银行，民间间接投融资要纳入直接投融资框架中才能有序运转。在实践中，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这种小聪明也是配置型经济学的悖论之一。同时，以利率手段来调节经济，必然带来利率不稳，而利率不稳定必然带来经济不稳定，因此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就是保持利率稳定。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姆斯以\"矢量自回归\"模型为依据，研究出分析经济状况如何受短期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的方法。例如，运用这种方法检验中央银行加息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加息后，通胀率通常需1年至2年才下降。对于自己获奖的研究成果，西姆斯认为央行应用最广泛的是“试图找到货币政策的效用”。他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一种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方法。本人认为，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利率稳定，通过利率稳定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舍本求末、随行就市，或者去追踪统计利率水平与通胀水平的相关系数。利率稳定体现币值稳定，但利率稳定不等于利率固定；利率应随着币值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的根据只能是币值变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利率变化只能是货币价格的变化，而货币价格变化的依据只能是货币价值的变化。“利率稳定—利率确定”要成为基本的货币政策：利率高低的后面，是币值的高低；币值高低的后面，是人民财富的增减。因此，“货币手段”——“利率手段”本来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掏空，是政府的职责。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利率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同出一辙，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因此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当然利率稳定也不等于利率单一，可以根据不同的借贷对象、目的，制定不同的利率标准。但这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的，只能是同一个货币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价格后面，反映了同一的价值——在不同的风险系数、不同的周转速度、因而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其币值是等价的。利率标准的区别对待，不但未否定货币的稳定性，而且恰恰证明了货币的稳定性。利率稳定=利率确定≠利率固定≠利率单一。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许小年玩利率政策的宏观调控是在玩火，真正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只能是货币永远稳定财政永远积极。
法制国家
法制
以法治国
国家一级宏观调控
民主
政府宏观调控模型Ⅵ
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投融资）
经济稳定
稳定的货币政策
国家二级宏观调控
产业结构对称
政府宏观调控模型Ⅶ
再
生 再生 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能源、环保、对称性产业结构调整
型 型财 国民创新体系：公共研发、创新型教育、扶持民间研发与教育
财 政投 资信担保
政 资 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 种子资金
投 创业培训
融 国民素质体系：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知识素质工程
资
再生型财政融资：再生型税收政策
政府宏观调控模型Ⅷ
许小年：“在理性问题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混乱：市场上的企业最大化利润，消费者最大化效用，都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而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非理性地为他人着想。同是世俗中人，我们不知道民间和政府的追求为何如此不同，也不知道为何企业和个人在决策时总是被非理性的‘动物精神’所支配，而政府决策则永远体现清醒的人类理性。”许小年言下之意是政府也有自身利益，宏观调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给政府提供谋取自身利益而同时损害老百姓利益的空间。我们承认政府有自身利益，确实也有“动物精神”，宏观调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给政府提供谋取自身利益而同时损害老百姓利益的空间的可能性存在，许小年所看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混乱”只存在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并不必然存在于所有主张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学体系中。问题是，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必然性也不等于现实性，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要通过人的活动，而社会人的各种活动是相互制衡的。企业和个人在决策时并不总是被非理性的“动物精神”所支配，如果老板不顾工人死活，不讲诚信，那么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受到影响。在商品经济早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较弱的情况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现出自私的一面；在社会化大生产时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大大增强时，人的理性则更多地表现为合作。无论是作为人格化的政治法人，还是政府官员，除非独裁政府，否则他们的理性同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他们把理性定位为仅满足个人利益，并为此而不择手段（包括权力所有与权力寻租），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走向自己利益的反面。认为人的理性是自私的，体现了线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同系统化的社会大生产的经济运行模式不对称。民主法制是把政治法人和政府官员的利益同人民利益统一起来的纽带。诚然，政府也有自身利益，也会有“动物精神”；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会通过资源垄断、权力寻租、转移支付、转嫁负担、政商勾结哄抬物价而造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与官富民穷。在各地政府与百姓的利益“博弈”中，政府官员是强者，百姓是弱者。除了政府官员“动物精神”造成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不公，政府施政能力差也是国空民穷与衙空民穷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不公最终结果是造成“国空”、“衙空”与“官富”，那么政府施政能力差则侧重于造成“民穷”。施政能力差的根源在于政府施政能力未能与政府官员利益挂钩，政府官员利益未能同施政能力挂钩的制度根源在于未能使政府法人人格化。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的真谛是平等，平等的本质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的前提是市场主体人格化。只有人格平等，才有机会平等、竞争平等，才有效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也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那么政府人格化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的环节，是避免政府官员“动物精神”对老百姓伤害的首要环节。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制定一套各级政府间财税分成科学合理的“合约”机制，通过落实各级政府的法人劳动力产权，提高各级政府的法人主体性、提高各级政府发挥制度生产力的积极性，使各级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起有效调控作用的、适格的经济主体；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借助法律、道德和舆论的力量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活动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不会为了政府自身利益而无限制地侵犯人民的利益；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处于人格平等的地位，政府的清廉高效才有法律保障，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运用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政府投资的企业——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才会得到平等的解决；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使政府和公民一样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政府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源，使改革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把政府排除于市场之外，表面上是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实际上是使政府超脱于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为政府为所欲为提供世外桃园。为了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转变成昙花一现的“干预”，把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制度化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制度化法制化的凝固作用，才会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稳定的行为方式；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市场经济的稳定环节，才能对人的理性预期产生积极的导向，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导向。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法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市场经济就是内外各种因素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所以必须用对称的方法把握经济世界，用对称的方法定位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用对称的方法控制政府的“动物精神”，使政府行为包括宏观调控纳入法制化轨道。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 2016/05/26 16:28 | by admin ]
2016/05/26 16:28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许小年：“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政策饭、垄断饭吃得很舒服，谁还会费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赚钱，但有多少是垄断利润？如果放开竞争，它还能赚钱吗？它垄断了，别人就没机会，这就破坏了社会公平。既没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国家安全啦、支柱产业啦，种种为央企垄断辩护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经营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民企不能发展支柱产业，从根子上和源头上歧视民企。” “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大蒜、绿豆涨价，是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吗？许小年之所以把央企和破坏公平效率划等号，因此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一方面是由于他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范式偏见，另一方面也是央企自身的定位模糊。
由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结构，所以生产与分配是统一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宏观调控的目标的逻辑结论，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经济结构调整、政府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目标与落脚点。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土地、矿山、河流等重要资源以及自然垄断的产业必须由国家掌握并有计划开发、使用、经营。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国有企业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本来不是价格经济学范畴中的利润，而是价值经济学范畴中的效益。把所有东东包括公共品都拿去产业化以使利润最大化，比如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搞得学校不像学校倒更像企业，破坏了社会机会公平原则，以致央企成为政府与“民”（不是民企的“民”，而是老百姓的“民”）争利的手段，本来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也是机械照搬照套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结果，与真正的宏观调控无关，反对这样的“产业化”或把部属高校演变成“央企”恰恰是真正的宏观调控的内容，所以不能因为这些“产业化”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而整体否定央企、否定宏观调控。
事实上，正是许小年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极力鼓吹社会货币化、社会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社会价格一元化，才把北大、清华这样的部属高校搞成“央企”的，所以许小年们反对央企和他们宣传的理论对立。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得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自然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自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作为高度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房地产投机是民营和自然垄断相结合造成的目前中国最大的投机，房地产投机已经快速催化中国两极分化，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所以房地产监管与金融监管一样，都必须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的，因此不需要凯恩斯的批准。为了促使和鼓励各地政府对开发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监管，促使和鼓励开发商开发荒地、山地、边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房地产企业只能国有国营，但产品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而只能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听证后制定。只有这样，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房地产业才能真正回归理性，GDP增长数据才能挤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而大蒜、绿豆由于不是自然垄断产品，其投机涨价完全是由民间投机造成，只要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即可处理，没必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来打压。许小年把“房地产”和“大蒜绿豆”混为一谈，说明他头脑里没有“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因此他无法给央企以合理的定位、无法给宏观调控正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禁止私人、民间、外资在中国开办或参股银行和保险公司是必要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应全部国有国营，不得上市融资，并限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范围，使其不致成为投机的工具；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除了可以购买国库券外，严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参与直接投融资业务；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投行与银行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投行通过直接投融资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严禁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必须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整体上，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淡化银行功能、强化财政功能，并把提高财政能力作为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要抑制配置型“创业”，从数据源头挤掉金融、GDP中的泡沫；要建立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经营体制、国内市场为中心同国外市场相统一的市场体制；要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用国有企业的资金来炒国有企业的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其结果是助长股市泡沫，增强国企圈钱力度；在国有企业的钱从这个口袋到那个口袋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中饱个人私囊，另一方面使散户的钱大量流失。中投公司的美元本来就是来自用增发人民币收购进口企业美元而来，如果不能在实物进口上弥补市场空缺，将使国内通胀持续，使全体国民财富受损。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全体一致通过”的玩钱游戏。玩钱、投机，只会使原来的出口导向、掏空国内市场、货币虚高造成的通胀雪上加霜。
央企的作用应该是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防火墙，保障国内国际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央企的定位正确、准确、明确，那么央企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保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有力工具。
许小年：“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政策饭、垄断饭吃得很舒服，谁还会费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赚钱，但有多少是垄断利润？如果放开竞争，它还能赚钱吗？它垄断了，别人就没机会，这就破坏了社会公平。既没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国家安全啦、支柱产业啦，种种为央企垄断辩护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经营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民企不能发展支柱产业，从根子上和源头上歧视民企。” “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大蒜、绿豆涨价，是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吗？许小年之所以把央企和破坏公平效率划等号，因此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一方面是由于他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范式偏见，另一方面也是央企自身的定位模糊。
由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结构，所以生产与分配是统一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宏观调控的目标的逻辑结论，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经济结构调整、政府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目标与落脚点。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土地、矿山、河流等重要资源以及自然垄断的产业必须由国家掌握并有计划开发、使用、经营。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国有企业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本来不是价格经济学范畴中的利润，而是价值经济学范畴中的效益。把所有东东包括公共品都拿去产业化以使利润最大化，比如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搞得学校不像学校倒更像企业，破坏了社会机会公平原则，以致央企成为政府与“民”（不是民企的“民”，而是老百姓的“民”）争利的手段，本来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也是机械照搬照套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结果，与真正的宏观调控无关，反对这样的“产业化”或把部属高校演变成“央企”恰恰是真正的宏观调控的内容，所以不能因为这些“产业化”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而整体否定央企、否定宏观调控。
事实上，正是许小年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极力鼓吹社会货币化、社会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社会价格一元化，才把北大、清华这样的部属高校搞成“央企”的，所以许小年们反对央企和他们宣传的理论对立。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得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自然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自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作为高度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房地产投机是民营和自然垄断相结合造成的目前中国最大的投机，房地产投机已经快速催化中国两极分化，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所以房地产监管与金融监管一样，都必须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的，因此不需要凯恩斯的批准。为了促使和鼓励各地政府对开发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监管，促使和鼓励开发商开发荒地、山地、边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房地产企业只能国有国营，但产品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而只能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听证后制定。只有这样，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房地产业才能真正回归理性，GDP增长数据才能挤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而大蒜、绿豆由于不是自然垄断产品，其投机涨价完全是由民间投机造成，只要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即可处理，没必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来打压。许小年把“房地产”和“大蒜绿豆”混为一谈，说明他头脑里没有“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因此他无法给央企以合理的定位、无法给宏观调控正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禁止私人、民间、外资在中国开办或参股银行和保险公司是必要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应全部国有国营，不得上市融资，并限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范围，使其不致成为投机的工具；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除了可以购买国库券外，严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参与直接投融资业务；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投行与银行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投行通过直接投融资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严禁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必须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整体上，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淡化银行功能、强化财政功能，并把提高财政能力作为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要抑制配置型“创业”，从数据源头挤掉金融、GDP中的泡沫；要建立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经营体制、国内市场为中心同国外市场相统一的市场体制；要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用国有企业的资金来炒国有企业的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其结果是助长股市泡沫，增强国企圈钱力度；在国有企业的钱从这个口袋到那个口袋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中饱个人私囊，另一方面使散户的钱大量流失。中投公司的美元本来就是来自用增发人民币收购进口企业美元而来，如果不能在实物进口上弥补市场空缺，将使国内通胀持续，使全体国民财富受损。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全体一致通过”的玩钱游戏。玩钱、投机，只会使原来的出口导向、掏空国内市场、货币虚高造成的通胀雪上加霜。
央企的作用应该是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防火墙，保障国内国际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央企的定位正确、准确、明确，那么央企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保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有力工具。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农村土地国有制
[ 2016/05/26 16:26 | by admin ]
2016/05/26 16:26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农村土地国有制
许小年：“要从立法上明确农民个人的产权，取消集体所有制，土地才能入市。现在农地入市，流通的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解决不了问题。我在湖南做过调查，农民自发组成了合作社，他们反映，合作社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得不到银行融资，不能用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因为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所有权。银行问他们，你贷款还不了的时候，我能卖你抵押的土地吗？如果不能卖，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为抵押品。所有权是绕不过去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以个人所有权作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改革推不动，原因就是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⒀本人认为，解决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是农村土地私有制，而是农村土地国有制；只有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把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与保障农民利益有机统一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在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看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从农村土地入手；不但要从扩大农民土地经营权入手，而且要从明确土地所有权入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产权瓶颈，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的基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在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可以从法制上有效避免农村土地经营权吞并所有权、使农村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杜绝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经营权扩大之间的不对称形成的、供“正经歪唱”的政策漏洞与寻租平台。确立农村土地国有制是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出台必要的法制前提与配套措施。
解决三农问题，要用市场经济，而不是用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来定位“三农”问题，把“三农”问题看成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环来解决。目前从执政党和国家政策可以决定土地承包期长短来看，在事实上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包括其村社集体组织并不拥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这种理论（含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不对称，使农村土地产权处于模糊状态。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之一，是产权明确；所谓产权明确就是明确产权主体与产权边界。首先是明确产权主体。产权主体无非是个人、集体、股份制、国有制。鉴于我国历史原因和社会制度，土地分给个人的土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而股份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可能，土地股份制也就不可能。由于村社集体组织的临时性、可变性，所以由村社集体组织作为产权主体，将造成主体不确定、主体缺位。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主体明确；同时由于国家的至大无外性，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的边界明确。也就是说，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的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成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适格的基础。农村土地产权明确，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为农村市场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土地所有权国有与土地使用权流转互为前提、提高农村土地所有权公有制的层级同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权灵活性的程度相辅相成，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在加快市场化改革、搞活微观经济、搞活农村微观经济的同时，保证我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土地流转化演变成土地私有化、变相私有化、土地资本化，避免土地资本化造成的“圈地运动”使农民流民化、赤贫化，根除中国几千年来因土地私有、土地兼并引起两极分化、朝代更迭的源头。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的基本建设。农村的基本建设，包括信息化建设与知识化建设。前者主要指信息高速公路，后者主要指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这两方面只有政府投入才有可能做到。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把土地全部国有化的同时，投资农村城镇化必须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水利、水电、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建设，并通过小额货款，扶持农村创业工程。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使农村土地使用纳入国家宏调的一盘棋中，以实现整体规划。通过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和农村创业工程的扶持力度，提高土地和农村劳力的效率，解决农村大量的实际失业问题。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统一土地产权归宿是统一管理的前提，统一管理是规范管理的前提，规范管理是有效管理的前提。土地国有化，为严格控制土地实用，避免扩大土地经营权演变成官商勾结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新一轮两极分化的源头提供法律依据。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使用的制度，不但对于农民产权有名无实，对于集体来讲，土地所有权也十分虚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虚弱的产权“主体”在各地政府面前处于弱者的地位。为了使自己能转干、提拔，不少农村干部迎合上级行政领导的口味，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使农村滥用土地、耕地、良田近乎失控。如果促使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这种情形肯定会更严重。产权模糊与产权主体弱势地位的结合，使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化。相比之下，农村土地国有化可以为农村土地确立明确的、强势的产权主体。只有把农村土地国有化，才能避免农村土地双轨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扩大造成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缺位、人为扩大寻租空间而造成监管缺失、耕地流失，从根本上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从长远、全局考虑，科学、合理、节约、集约、可再生用地，保护与扩大耕地规模，使保护耕地的措施和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进程统一起来。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确立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中国土地的绝大部分在农村。确立农民的国民待遇，打破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投资的产权瓶颈，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使农民对土地的虚假所有权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村土地收归国有，表面上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农民享受国民待遇，扫除农民转变身份纳入主流社会的根本障碍。农村土地国有制后，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取消户籍、房产双轨制；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体系、公共财政制度、有利农民自主创业的直接投融资体制与创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低保体系与公费医疗体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价格竞争理论，按目前的粮食价格，农田拿去种田生产商品粮是次优选择或非优选择，只有拿去搞房地产开发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最大化，也即他们所谓的“优化配置”；除非农产品涨价到农田产粮收益与盖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毫无疑问会把新一轮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政策解读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们会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好是为他们上述理论在实践中推广扫清政策障碍。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有组织的威逼利诱下，无组织、低文化农民的所谓“自愿”将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农田将被快速蚕食，我国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两极分化将进一步扩大，违背国家政策的初衷。只有土地国有化才能堵塞由理论偏差引发的政策漏洞。
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的“公”不是仅指土地所有权的“公”，而是指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是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产权主体的多重化造成的产权主体的模糊；“一大二公”的弊病也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而在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造成对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压抑、生产效率的低下。正像国有企业改革的引进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不否定城市土地的国有性质，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村土地国有制也不矛盾。任何产业，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可以只是相对的，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则只能是绝对的。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是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大二公”有本质的不同。目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准国有，由于农民工进城，土地流转频繁，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农民只是虚幻的，已无太多实际意义。如果能通过农村土地国有制，在不削弱农民现有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的前提下，变农民在“所有权”后面的虚假利益为实际利益，农民不但会接受而且会欢迎，从而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土地是国民经济命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土地收归国有，可以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农村土地国有化是政府宏观调控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典型说明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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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要从立法上明确农民个人的产权，取消集体所有制，土地才能入市。现在农地入市，流通的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解决不了问题。我在湖南做过调查，农民自发组成了合作社，他们反映，合作社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得不到银行融资，不能用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因为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所有权。银行问他们，你贷款还不了的时候，我能卖你抵押的土地吗？如果不能卖，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为抵押品。所有权是绕不过去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以个人所有权作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改革推不动，原因就是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⒀本人认为，解决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是农村土地私有制，而是农村土地国有制；只有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把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与保障农民利益有机统一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在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看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从农村土地入手；不但要从扩大农民土地经营权入手，而且要从明确土地所有权入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产权瓶颈，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的基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在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可以从法制上有效避免农村土地经营权吞并所有权、使农村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杜绝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经营权扩大之间的不对称形成的、供“正经歪唱”的政策漏洞与寻租平台。确立农村土地国有制是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出台必要的法制前提与配套措施。
解决三农问题，要用市场经济，而不是用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来定位“三农”问题，把“三农”问题看成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环来解决。目前从执政党和国家政策可以决定土地承包期长短来看，在事实上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包括其村社集体组织并不拥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这种理论（含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不对称，使农村土地产权处于模糊状态。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之一，是产权明确；所谓产权明确就是明确产权主体与产权边界。首先是明确产权主体。产权主体无非是个人、集体、股份制、国有制。鉴于我国历史原因和社会制度，土地分给个人的土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而股份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可能，土地股份制也就不可能。由于村社集体组织的临时性、可变性，所以由村社集体组织作为产权主体，将造成主体不确定、主体缺位。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主体明确；同时由于国家的至大无外性，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的边界明确。也就是说，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的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成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适格的基础。农村土地产权明确，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为农村市场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土地所有权国有与土地使用权流转互为前提、提高农村土地所有权公有制的层级同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权灵活性的程度相辅相成，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在加快市场化改革、搞活微观经济、搞活农村微观经济的同时，保证我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土地流转化演变成土地私有化、变相私有化、土地资本化，避免土地资本化造成的“圈地运动”使农民流民化、赤贫化，根除中国几千年来因土地私有、土地兼并引起两极分化、朝代更迭的源头。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的基本建设。农村的基本建设，包括信息化建设与知识化建设。前者主要指信息高速公路，后者主要指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这两方面只有政府投入才有可能做到。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把土地全部国有化的同时，投资农村城镇化必须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水利、水电、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建设，并通过小额货款，扶持农村创业工程。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使农村土地使用纳入国家宏调的一盘棋中，以实现整体规划。通过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和农村创业工程的扶持力度，提高土地和农村劳力的效率，解决农村大量的实际失业问题。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统一土地产权归宿是统一管理的前提，统一管理是规范管理的前提，规范管理是有效管理的前提。土地国有化，为严格控制土地实用，避免扩大土地经营权演变成官商勾结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新一轮两极分化的源头提供法律依据。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使用的制度，不但对于农民产权有名无实，对于集体来讲，土地所有权也十分虚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虚弱的产权“主体”在各地政府面前处于弱者的地位。为了使自己能转干、提拔，不少农村干部迎合上级行政领导的口味，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使农村滥用土地、耕地、良田近乎失控。如果促使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这种情形肯定会更严重。产权模糊与产权主体弱势地位的结合，使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化。相比之下，农村土地国有化可以为农村土地确立明确的、强势的产权主体。只有把农村土地国有化，才能避免农村土地双轨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扩大造成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缺位、人为扩大寻租空间而造成监管缺失、耕地流失，从根本上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从长远、全局考虑，科学、合理、节约、集约、可再生用地，保护与扩大耕地规模，使保护耕地的措施和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进程统一起来。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确立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中国土地的绝大部分在农村。确立农民的国民待遇，打破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投资的产权瓶颈，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使农民对土地的虚假所有权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村土地收归国有，表面上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农民享受国民待遇，扫除农民转变身份纳入主流社会的根本障碍。农村土地国有制后，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取消户籍、房产双轨制；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体系、公共财政制度、有利农民自主创业的直接投融资体制与创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低保体系与公费医疗体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价格竞争理论，按目前的粮食价格，农田拿去种田生产商品粮是次优选择或非优选择，只有拿去搞房地产开发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最大化，也即他们所谓的“优化配置”；除非农产品涨价到农田产粮收益与盖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毫无疑问会把新一轮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政策解读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们会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好是为他们上述理论在实践中推广扫清政策障碍。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有组织的威逼利诱下，无组织、低文化农民的所谓“自愿”将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农田将被快速蚕食，我国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两极分化将进一步扩大，违背国家政策的初衷。只有土地国有化才能堵塞由理论偏差引发的政策漏洞。
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的“公”不是仅指土地所有权的“公”，而是指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是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产权主体的多重化造成的产权主体的模糊；“一大二公”的弊病也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而在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造成对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压抑、生产效率的低下。正像国有企业改革的引进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不否定城市土地的国有性质，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村土地国有制也不矛盾。任何产业，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可以只是相对的，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则只能是绝对的。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是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大二公”有本质的不同。目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准国有，由于农民工进城，土地流转频繁，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农民只是虚幻的，已无太多实际意义。如果能通过农村土地国有制，在不削弱农民现有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的前提下，变农民在“所有权”后面的虚假利益为实际利益，农民不但会接受而且会欢迎，从而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土地是国民经济命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土地收归国有，可以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农村土地国有化是政府宏观调控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典型说明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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