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规律性与主体性（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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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2 11:10 | by admin ]
2016/06/02 11:10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规律性与主体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相统一的系统工程，体现了经济发展规律和人的主体性的统一。
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规律的，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发展是有规律的。思辩之所以是实证的，是因为思辩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正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是经济学科学的立论依据，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依据。整个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拒斥形而上学”思潮与还原论思维方式支配下，从来没有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经济发展“规律”这个概念，只有“趋势”、“序列”这些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就是经济规律的经验主义表述。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发展没有因果规律性，只有事件的先后顺序，经济学就是对此顺序进行描述，并据此进行予测。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模型，没有指导意义是必然的。同时，必然性是由偶然性组成的, 规律性是由主体性组成的。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辩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辩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西方经济学，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不可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科学依据。
按照系统论的分层法，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应该有以下六大层次：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经济趋势、经济周期、经济规律、经济本质。科学的经济学应该包含这六个层次的分析，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建构充分发挥社会经济功能的精准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其中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终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建议的起点。科学的经济学就是“精准经济学”——精准指导经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经济的本质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事物发展的深层规律制约浅层规律，深层结构制约浅层结构；不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特殊规律，不能从对策论的层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精准战略，只能从博弈论的层面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模糊设想。这种低层次、现象学层面的遐想由于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很容易被事实所证伪，给经济发展带来误导损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系统研究各个层次的经济发展规律和人的主体性的关系，研究生产发展和人的眼前利益、长远利益的关系，研究供给和人的眼前需求、长远需求的关系，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
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确立供给优先的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是不管需要。需要与供给是对称的范畴，一方离不开另一方，需要与供给的对称关系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供给侧结构改革离不开需求方结构改革。消费是生产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从最终意义上，是消费决定生产而非相反。但消费分消费行为与消费需求两方面，消费需求又分眼前需求和长远需求、整体需求与局部需求、根本需求和表面需求、个人需求与国家民族需求、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几个方面。消费决定生产根本上是通过消费需求决定生产来实现，直接消费行为决定生产只是消费决定生产的表面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秉持经济发展的整体观、全局观、长远观，并有可能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不但是为了满足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的、整体的、根本的需求，而且其产生的投资杠杆效应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眼前、局部、表面需求的必要基础。因此加强基本建设投资与消费需求决定生产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
怎样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进行需求方结构改革？处理好眼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的关系，把眼前需要升华为长远需要，需要升华为理想。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上升为理想的需要和生产的对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说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自我创造，那么造成这样本质区别的根源在于自我意识。如果说人的本质是自我创造，那么人的意识的本质则是自我意识。人的最高层次的自我意识是理想。理想既是对现实的相容，又是对现实的超越，“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然而只是合理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而不是合理的全部。现实和合理之间是部分和整体、个别和一般、种和属的关系；“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新的更合理的东西将代替旧的东西成为现实。
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和人的最高层次的本质是创造，而创造是在人的理想——“真、善、美”的指导下进行的。人的理想分为个人的理想和人类的理想，因而人的创造也分为自我创造和社会创造。在个人理想指导下的创造即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创造、自我完善、自我实现。在人类理想指导下进行的创造称之为社会创造、社会发展。理想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系统，创造也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系统。需要同现实的对称、理论同实际的对称、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的对称的最深层的本质，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整个社会有机体不但从静态来看、而且从动态来看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各个层次的最深层的本质，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称。
自我意识上升为理想要经过目的，目的是上升为理想的自觉需要。需要属于潜意识范畴，目的属于显意识范畴。因此，需要只能是自发行为的直接动力，而自觉行为的动力则是目的。虽然需要是目的的根源，因而也是自觉行为的根源和一切行为的根源，但需要上升到目的又必须经过种种修正，特别是人类的长远目的更是这样。如果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需要行动，那么每个人的需要将都不能满足，社会不能发展。因此，以需要和现实的对称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错误的，只有理想（包括个人的和人类的，眼前的和长远的目的）即人类的升华了的需要同现实的对称，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主体和客体对称的内在机制，是使主体活动起来构成同现实对称的根本原因。理想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是人的主体性高低的根本。只有从理想和现实的对称出发才能对主体和客体的对称之所以是社会基本对称的原理作出正确的说明，只有对主体和客体的对称是社会基本对称的原理作出正确的说明才能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规律作出正确的说明，才能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社会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每个社会成为都能自觉地按照主客体的价值规律和主体的价值规律办事，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直接间接地用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模式生产模式创新，用于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主体性；而社会应该创造满足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自由、自觉、平等地劳动和享受的条件。社会的理想制约着个人的理想，理想的社会制约着理想的个人。用人类的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对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提高国民主体性，做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规律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正确途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相统一的系统工程，体现了经济发展规律和人的主体性的统一。
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规律的，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发展是有规律的。思辩之所以是实证的，是因为思辩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正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是经济学科学的立论依据，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依据。整个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拒斥形而上学”思潮与还原论思维方式支配下，从来没有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经济发展“规律”这个概念，只有“趋势”、“序列”这些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就是经济规律的经验主义表述。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发展没有因果规律性，只有事件的先后顺序，经济学就是对此顺序进行描述，并据此进行予测。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模型，没有指导意义是必然的。同时，必然性是由偶然性组成的, 规律性是由主体性组成的。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辩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辩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西方经济学，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不可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科学依据。
按照系统论的分层法，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应该有以下六大层次：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经济趋势、经济周期、经济规律、经济本质。科学的经济学应该包含这六个层次的分析，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建构充分发挥社会经济功能的精准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其中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终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建议的起点。科学的经济学就是“精准经济学”——精准指导经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经济的本质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事物发展的深层规律制约浅层规律，深层结构制约浅层结构；不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特殊规律，不能从对策论的层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精准战略，只能从博弈论的层面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模糊设想。这种低层次、现象学层面的遐想由于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很容易被事实所证伪，给经济发展带来误导损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系统研究各个层次的经济发展规律和人的主体性的关系，研究生产发展和人的眼前利益、长远利益的关系，研究供给和人的眼前需求、长远需求的关系，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
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确立供给优先的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是不管需要。需要与供给是对称的范畴，一方离不开另一方，需要与供给的对称关系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供给侧结构改革离不开需求方结构改革。消费是生产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从最终意义上，是消费决定生产而非相反。但消费分消费行为与消费需求两方面，消费需求又分眼前需求和长远需求、整体需求与局部需求、根本需求和表面需求、个人需求与国家民族需求、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几个方面。消费决定生产根本上是通过消费需求决定生产来实现，直接消费行为决定生产只是消费决定生产的表面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秉持经济发展的整体观、全局观、长远观，并有可能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不但是为了满足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的、整体的、根本的需求，而且其产生的投资杠杆效应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眼前、局部、表面需求的必要基础。因此加强基本建设投资与消费需求决定生产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
怎样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进行需求方结构改革？处理好眼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的关系，把眼前需要升华为长远需要，需要升华为理想。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上升为理想的需要和生产的对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说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自我创造，那么造成这样本质区别的根源在于自我意识。如果说人的本质是自我创造，那么人的意识的本质则是自我意识。人的最高层次的自我意识是理想。理想既是对现实的相容，又是对现实的超越，“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然而只是合理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而不是合理的全部。现实和合理之间是部分和整体、个别和一般、种和属的关系；“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新的更合理的东西将代替旧的东西成为现实。
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和人的最高层次的本质是创造，而创造是在人的理想——“真、善、美”的指导下进行的。人的理想分为个人的理想和人类的理想，因而人的创造也分为自我创造和社会创造。在个人理想指导下的创造即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创造、自我完善、自我实现。在人类理想指导下进行的创造称之为社会创造、社会发展。理想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系统，创造也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系统。需要同现实的对称、理论同实际的对称、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的对称的最深层的本质，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整个社会有机体不但从静态来看、而且从动态来看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各个层次的最深层的本质，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称。
自我意识上升为理想要经过目的，目的是上升为理想的自觉需要。需要属于潜意识范畴，目的属于显意识范畴。因此，需要只能是自发行为的直接动力，而自觉行为的动力则是目的。虽然需要是目的的根源，因而也是自觉行为的根源和一切行为的根源，但需要上升到目的又必须经过种种修正，特别是人类的长远目的更是这样。如果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需要行动，那么每个人的需要将都不能满足，社会不能发展。因此，以需要和现实的对称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错误的，只有理想（包括个人的和人类的，眼前的和长远的目的）即人类的升华了的需要同现实的对称，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主体和客体对称的内在机制，是使主体活动起来构成同现实对称的根本原因。理想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是人的主体性高低的根本。只有从理想和现实的对称出发才能对主体和客体的对称之所以是社会基本对称的原理作出正确的说明，只有对主体和客体的对称是社会基本对称的原理作出正确的说明才能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规律作出正确的说明，才能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社会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每个社会成为都能自觉地按照主客体的价值规律和主体的价值规律办事，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直接间接地用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模式生产模式创新，用于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主体性；而社会应该创造满足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自由、自觉、平等地劳动和享受的条件。社会的理想制约着个人的理想，理想的社会制约着理想的个人。用人类的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对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提高国民主体性，做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规律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正确途径。
陈世清：我国经济的基本矛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 2016/06/02 11:09 | by admin ]
2016/06/02 11:09 | by admin ]
陈世清：我国经济的基本矛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就是我国供给侧的基本矛盾。确认我国经济的基本矛盾是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矛盾，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社会系统工程。
李稻葵：“解决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 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根据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矛盾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比较难以在短期内下降，中国的资金供给面相对仍非常充足；而且，多年形成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的基本格局也难以改变，毕竟，就业压力在上升，国内人口结构相对还比较年轻，不大规模投资，经济难以发展，就业压力也难以化解。如何解决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过去十几年来，我们依赖的是国外市场，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思路。……答案只能是在内需上做文章。要提高内需，靠最终消费自然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最终消费需求毕竟是由上亿家庭和机构分别独立作出的，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基，制度变迁难以在中短期内改变国民的消费观念，政策推动更是乏力。比较现实的方案就是，以投资推动内需的上升，而且其前提是，投资推动内需的同时不能带来新的产能扩张。怎么办？答案非常明晰，那就是必须投资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即对现有产能进行更新改造，既让投资不转换为新的净生产能力，又能消化一部分储蓄，带动内需的上升。换言之，现有的产能是资本的存量，投资是流量，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保障生产能力不剧烈上升的前提下，让投资这一流量上升。那就是，一方面要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要淘汰旧的产能。绿色产能革命，其本质就是这样的过程。”⒇李稻葵认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靠的是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能力不会剧烈上升，以和国内低消费市场保持平衡。李稻葵把这种模式称为“绿色产能革命”，即把增加的投资全部投到淘汰旧的产能上面。李稻葵这种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绿色产能革命”是一种消极的平衡观，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经济过热论”，只不过比一般的“经济过热论”多了一个解套的方案——“绿色产能革命”，但这个方案在理论上和他后面的要“增加总供给”的提法相悖，在实践中则会陷入“滞涨”的悖境，所以不能作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本身并不成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根本不是什么“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从直接现实性上看，我国确实存在着“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矛盾，但“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和“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区别很重要。“需求”是主观范畴，“消费”是客观范畴。消费不足，既有可能是“需求”不足引起，也有可能是需求很强烈，但不敢消费造成。如果是前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矛盾的假说有可能成立；如果是后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就是一个假命题。实事求是讲，中国目前“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只是假象，“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才是真相，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问题的关键，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的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扶持创业，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法治。如果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定位于“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解决矛盾的途径定位于增加投资的同时降低生产能力，是削足适履，舍本求末，使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误入歧途。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投资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
本 生产资料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关 投资需求
系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
其次，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投资任何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投资方向问题；与其说是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把投资方向定位于基本建设投资，而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即能源革命完全可以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这与其说是所谓“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知识经营
资本经营
主导产业：知识运营 资产经营
产品经营
新材料合成 法制建设 社会
教育科研 保障
医疗养老 体制
新农村建设
保障性粮食生产
交通
能源与信息输送 主导
推动 支柱产业：基本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
绿化
集约化
土地 综合化
生态化
能源开发 可再生开发
基础产业：高速路建设
国民经济基本产业结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及相互关系模型
根据上面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投资与需求这一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矛盾，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绿色产能革命”，而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一，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本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的同时，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GDP，而且为GDP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GDP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GDP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短期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基本建设，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与基本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本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走出“滞胀”这个悖境，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产能革命”，而是投资基本建设；通过投资基本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二，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把高速路发展作为基础产业。如果说，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那么基本建设中的高速路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因此，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建设几百条京津那样的高速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高速路有倍增放大的作用；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三，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李稻葵：“根据以上的陈述，财政开支必须坚持三个原则：财政开支应该是民生性、福利型而不是生产性的，财政开支不应与民争利，不应带来挤出效应，而应该有带动其他社会开支的效应。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消费型的投资是提升国民消费的重要举措，而不是增加过剩生产能力。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为将来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如节能减排、环境治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而不是生产性的，更不应该是政府自身开支的盲目扩大。当然，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促进公务员廉洁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型，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应该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在目前的条件下，适当提高中央财政的赤字和债务比重是应该的，也是能做到的，这一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变值得大力提倡。”①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李稻葵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所谓“服务型政府”的经典描述，同时也是他的“绿色产能革命”思路的逻辑延伸。如果按照李稻葵的财政开支模式，上面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模式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同时，李稻葵的上述“公共财政理念”是把政府的生产性经济职能、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避免公共财政与民争利与其说像李稻葵设计的限制中国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把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还不如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基本建设范畴。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保证，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四，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环保
交通
产业化 能源
房地产
政府投资
的基本建设
医保：人的身体素质基本建设
非产业化 社保：人的社会素质基本建设
教育：人的知识素质基本建设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Ⅰ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李稻葵：“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是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②我不知李稻葵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擅长数据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不知得出这个结论的数据是什么？是依据GDP增速推论，还是名义工资增长，抑或购买力平价计算？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GDP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因此，GDP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笼统地根据GDP增速就推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又根据这个“奇迹”推出“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结论，既无数据分析也无逻辑分析，是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前提，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五，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李稻葵：“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还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涨’。”李稻葵接下来用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等几个方面，说明“在以上这一系列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无疑是在回缩。企业减产、停产、破产的例子越来越多”。 ③且不说李稻葵这里的“总供给冲击”、“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总需求膨胀”和同一本书中“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之间的自相矛盾，他对“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及其导致“滞涨”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本身也是牵强附会的。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涨，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李稻葵的所谓“滞涨”，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悖境；而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必然产生李稻葵上面所描述的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悖境。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产生和激化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根源，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基础，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六，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观念
破除“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 舆论 人才价值取向
行政
投资
财政投融资
融资
法律环境
政府 创业环境 政策环境
扶持 产业导向
创业
工程 创业培训
投资银行
社会直接投融资 创业板
银行小额贷款
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Ⅱ
引文出处：
①②③李稻葵：《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p189,190，p167，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就是我国供给侧的基本矛盾。确认我国经济的基本矛盾是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矛盾，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社会系统工程。
李稻葵：“解决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 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根据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矛盾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比较难以在短期内下降，中国的资金供给面相对仍非常充足；而且，多年形成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的基本格局也难以改变，毕竟，就业压力在上升，国内人口结构相对还比较年轻，不大规模投资，经济难以发展，就业压力也难以化解。如何解决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过去十几年来，我们依赖的是国外市场，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思路。……答案只能是在内需上做文章。要提高内需，靠最终消费自然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最终消费需求毕竟是由上亿家庭和机构分别独立作出的，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基，制度变迁难以在中短期内改变国民的消费观念，政策推动更是乏力。比较现实的方案就是，以投资推动内需的上升，而且其前提是，投资推动内需的同时不能带来新的产能扩张。怎么办？答案非常明晰，那就是必须投资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即对现有产能进行更新改造，既让投资不转换为新的净生产能力，又能消化一部分储蓄，带动内需的上升。换言之，现有的产能是资本的存量，投资是流量，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保障生产能力不剧烈上升的前提下，让投资这一流量上升。那就是，一方面要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要淘汰旧的产能。绿色产能革命，其本质就是这样的过程。”⒇李稻葵认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靠的是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能力不会剧烈上升，以和国内低消费市场保持平衡。李稻葵把这种模式称为“绿色产能革命”，即把增加的投资全部投到淘汰旧的产能上面。李稻葵这种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绿色产能革命”是一种消极的平衡观，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经济过热论”，只不过比一般的“经济过热论”多了一个解套的方案——“绿色产能革命”，但这个方案在理论上和他后面的要“增加总供给”的提法相悖，在实践中则会陷入“滞涨”的悖境，所以不能作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本身并不成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根本不是什么“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从直接现实性上看，我国确实存在着“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矛盾，但“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和“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区别很重要。“需求”是主观范畴，“消费”是客观范畴。消费不足，既有可能是“需求”不足引起，也有可能是需求很强烈，但不敢消费造成。如果是前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矛盾的假说有可能成立；如果是后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就是一个假命题。实事求是讲，中国目前“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只是假象，“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才是真相，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问题的关键，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的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扶持创业，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法治。如果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定位于“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解决矛盾的途径定位于增加投资的同时降低生产能力，是削足适履，舍本求末，使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误入歧途。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投资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
本 生产资料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关 投资需求
系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
其次，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投资任何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投资方向问题；与其说是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把投资方向定位于基本建设投资，而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即能源革命完全可以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这与其说是所谓“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知识经营
资本经营
主导产业：知识运营 资产经营
产品经营
新材料合成 法制建设 社会
教育科研 保障
医疗养老 体制
新农村建设
保障性粮食生产
交通
能源与信息输送 主导
推动 支柱产业：基本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
绿化
集约化
土地 综合化
生态化
能源开发 可再生开发
基础产业：高速路建设
国民经济基本产业结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及相互关系模型
根据上面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投资与需求这一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矛盾，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绿色产能革命”，而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一，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本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的同时，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GDP，而且为GDP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GDP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GDP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短期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基本建设，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与基本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本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走出“滞胀”这个悖境，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产能革命”，而是投资基本建设；通过投资基本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二，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把高速路发展作为基础产业。如果说，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那么基本建设中的高速路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因此，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建设几百条京津那样的高速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高速路有倍增放大的作用；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三，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李稻葵：“根据以上的陈述，财政开支必须坚持三个原则：财政开支应该是民生性、福利型而不是生产性的，财政开支不应与民争利，不应带来挤出效应，而应该有带动其他社会开支的效应。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消费型的投资是提升国民消费的重要举措，而不是增加过剩生产能力。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为将来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如节能减排、环境治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而不是生产性的，更不应该是政府自身开支的盲目扩大。当然，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促进公务员廉洁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型，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应该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在目前的条件下，适当提高中央财政的赤字和债务比重是应该的，也是能做到的，这一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变值得大力提倡。”①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李稻葵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所谓“服务型政府”的经典描述，同时也是他的“绿色产能革命”思路的逻辑延伸。如果按照李稻葵的财政开支模式，上面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模式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同时，李稻葵的上述“公共财政理念”是把政府的生产性经济职能、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避免公共财政与民争利与其说像李稻葵设计的限制中国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把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还不如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基本建设范畴。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保证，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四，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环保
交通
产业化 能源
房地产
政府投资
的基本建设
医保：人的身体素质基本建设
非产业化 社保：人的社会素质基本建设
教育：人的知识素质基本建设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Ⅰ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李稻葵：“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是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②我不知李稻葵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擅长数据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不知得出这个结论的数据是什么？是依据GDP增速推论，还是名义工资增长，抑或购买力平价计算？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GDP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因此，GDP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笼统地根据GDP增速就推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又根据这个“奇迹”推出“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结论，既无数据分析也无逻辑分析，是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前提，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五，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李稻葵：“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还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涨’。”李稻葵接下来用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等几个方面，说明“在以上这一系列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无疑是在回缩。企业减产、停产、破产的例子越来越多”。 ③且不说李稻葵这里的“总供给冲击”、“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总需求膨胀”和同一本书中“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之间的自相矛盾，他对“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及其导致“滞涨”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本身也是牵强附会的。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涨，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李稻葵的所谓“滞涨”，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悖境；而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必然产生李稻葵上面所描述的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悖境。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产生和激化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根源，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基础，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六，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观念
破除“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 舆论 人才价值取向
行政
投资
财政投融资
融资
法律环境
政府 创业环境 政策环境
扶持 产业导向
创业
工程 创业培训
投资银行
社会直接投融资 创业板
银行小额贷款
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Ⅱ
引文出处：
①②③李稻葵：《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p189,190，p167，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是经济转型——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什么是转型经济与转型经济学
[ 2016/06/02 11:07 | by admin ]
2016/06/02 11:07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是经济转型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什么是转型经济与转型经济学
只考虑经济体制转型不考虑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属于经济体制转型、把产权改革看成最重要改革的“转型经济学”，是腐败GDP、卖国GDP、环境污染GDP、通货膨胀GDP、三座大山GDP的理论基础，是人民并不能从GDP、人均GDP增长和经济体制不断改革中得到实惠、在人均GDP逐年上升中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的理论根源，也是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理论根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要求经济体制转型，而且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经济体制转型从属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必须重新定位转型经济、重新建构转型经济学。
厉以宁：“转型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既要实现体制的转换，又要实现经济的发展。中国就是一个转型发展的国家，或称为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国家面临双重任务：体制转换任务和经济发展任务。”“中国的发展可以作为转型发展的例证。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从不发达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这两种过渡在中国现阶段是结合在一起的。两种过渡的结合，产生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有些问题是发展经济学中较少涉及的。比如说，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形成、市场化与企业家成长这些问题，在转型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特点，对于转型发展研究十分必要，而在一般发展经济学著作中并没有仔细分析。”①“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要有效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而不在于技术创新。……科技投入本身和技术创新本身，是不可能直接引起经济增长方式、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的。”②“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实质上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发展经济学” ③，“体制转型是双重转型的重点” ④，“产权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 ⑤，“继续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 ⑥，“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如果不是以体制转型为主，发展转型难以真正实现，即农业社会难以过渡到工业社会。”⑦“中国道路最重要的经验在于：只有不断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让人民得到实惠，才能实现双重转型。”⑧看来厉以宁名声在外的“转型经济学”并不像外界盛传的包括两种转型，在他的“转型经济学”中只有体制转型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转型，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像他所说的只是从不发达经济到发达经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在这个过渡过程中除了“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形成、市场化与企业家成长这些问题”有明显的特点外，“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而不在于技术创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转型。这根本上是由于，厉以宁的转型经济学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而任何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经济学只能解释线性增长方式，无法解释非线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属于经济体制转型的线性转型观，是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定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缺乏人类观、全球观、社会有机整体观，既限制了中国自觉顺应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后来居上的步伐，也限制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广度与适度，使中国无论经济体制还是经济增长方式均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目标，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以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为模本。这是直线的转型观。转型经济学必须以人类整体经济发展为参照，局限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转型经济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转型经济学。实践证明：正是这种只考虑经济体制转型不考虑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属于经济体制转型、把产权改革看成最重要改革的“转型经济学”，是腐败GDP、卖国GDP、环境污染GDP、通货膨胀GDP、三座大山GDP的理论基础，是人民并不能从GDP、人均GDP增长和经济体制不断改革中得到实惠、在人均GDP逐年上升中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的理论根源，也是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理论根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要求经济体制转型，而且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经济体制转型从属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必须重新定位转型经济与转型经济学。
真正的转型经济，既包括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也包括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学范式转换。迄今为止，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依次经过了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如果我们把知识运营看成是人类新的增长方式，而制度转型属于知识运营的范畴，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就只能说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存在着两种转型：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如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的实践模式的转型。从社会有机体的观念来看，两种转型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使后者得到充实，前者得到升华。中国改革开放，是两种转型：经济体制转型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融合。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落后的经济水平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两者使中国通过率先实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自己后来居上，而不是仅仅实现从不发达向发达、农业向工业转化的线形增长。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非线性的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给生产力带来裂变级数的增长。因此，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转型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即使从转型包括通过社会结构调整产生再生生产力的视野来看，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二者是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如果一定要抽象地考察两者的关系，那么应该说是前者从属于后者、成为后者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相反。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只有放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才能得到定位、定义与解释。所以两种转型实际上就是一种转型：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以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参照，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的共同目标。只有这样理解、定位转型经济的转型经济学，才是科学的转型经济学；也只有这样的转型经济学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后来居上，而不是重演西方工业化进程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才能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方向，或在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方向的名义下，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
厉以宁：“从‘旧资源红利’走向‘新资源红利’ 新资源红利从何而来？新的资源优势和资源红利都来自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技术，以及对这些科学技术的运用。自然界提供的资源，一般来说，总有用完的时候，只有智力资源、人才资源是无限的。……一旦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落实于实际，新的资源优势就形成了，新的资源优势就产生了。”⑨“发展优势和红利都来自创造。即使旧的优势或旧的红利，也来自创造，它们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⑩上述这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厉以宁只是对这些现象进行描述，没有把这些现象概括为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的本质，也没有凝结为 “转型经济学”的科学规律。他的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的“转型经济学”无法从经济现象的主体性提升经济学的主体性原则，揭示主客体对称关系这一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与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不兼容。缺乏主体性、规律性、本质性是所有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的“经济学”，包括“发展经济学”与“转型经济学”的共同特征；但不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本质与核心规律的“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都不是科学的“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
在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看来，新的资源优势的形成、产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产生转变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而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终实现，既不是单纯技术创新的结果，也不是单纯制度创新的结果，而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创新综合作用的结果。技术创新是基础，制度创新是核心，知识创新是主导。其中经济学范式转换，既是人类经济思想顺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的结果，又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的原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决定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实现使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自发转变为自觉，并使之由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经济学范式转换对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催化作用，集中体现了人类经济主体性对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没有从一般均衡论到对称平衡观、线性增长观到对称发展观的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实现真正的转型经济——从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增长到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是不现实的。知识经济使全球知识重新洗牌，知识的重新洗牌、融合，可以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制度是高于技术，但知识又高于制度。技术有垄断性，知识没有国界，没有垄断性。技术一旦上升到知识,形成原理性的东西，就可以打破技术的垄断，从而实现知识的重新洗牌。在这里，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发挥作用。通过知识融合，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从而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进入全球一体化发展。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发展。中国转型经济学就是要用历时性的方法、层次性的方法化解同时性的矛盾，整合同时存在的不同经济学流派，实现相容与超越。中国经济转型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中国转型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经济学范式转换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厉以宁先生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转型经济学”仍然属于传统经济学范畴，无法理解、把握这个过程，无法引领、推动这个过程。
因此，与经济转型相对称的，是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包括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所谓“转型经济学”向以对称平衡观为理论基础的转型经济学范式本身的转换。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推导出来的“帕累托改进”理论，必然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改革的途径，以私有化、货币化、产业化、自由化为改革的方向，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以两极分化程度处于老百姓造反的临界点为“帕累托最优”即改革的理想状态，以GDP增速最快、经济规模最大化为“改革红利”。这种“转型经济学”是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名义掩盖下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转型经济学”，在这种“转型经济学”看来，所谓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实质上就是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不管是主张产权改革优先还是主张价格改革优先，不管是主张“渐进式”改革还是主张“激进式”改革，不管有没有贴上“转型经济学”的标签，都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平面的片面的“转型经济学”，因此这些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不管打什么旗号、贴什么标签，它们的逻辑结论、明里暗里所要达到的理论目标，就是中国由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厉以宁“转型经济学”就是这样的“转型经济学”。包括厉以宁“转型经济学”在内的主流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实际上是微观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是还原论思维方式的“转型经济学”，是把人还原为经济人、把经济人还原为自私的人的“转型经济学”，是把社会归结于货币、把货币归结于价格、把价格归结于交易、把交易归结于产权的“转型经济学”，是商品拜物教、价格拜物教、货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利润拜物教的“转型经济学”，是把经济学庸俗化的“转型经济学”。这样的转型经济学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作为科学经济学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转型经济学。建立在对称平衡观基础上的、作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统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统一的“转型经济学”与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微观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建立在对称平衡观基础上的转型经济学认为，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地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因此对称平衡观认为效率与公平是统一的。平等的实现是系统工程，而不是“帕累托改进”的线性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包含政府宏观调控在内、保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立体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完全竞争弱肉强食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平面的市场经济。因此，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实现的过程，而不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过程。随着生产社会化、经济宏观化，经济学也逐步整体化；转型是系统工程，必须用整体的经济学作指导。只有以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才是整体的“转型经济学”。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从人类社会的对称平衡观出发，不但研究物质的社会关系，而且研究思想的社会关系；不仅研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自然关系。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就是要素与结构相对称、还原与整体相对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人类量子时代科学的经济学。科学的转型经济学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基础，从两个方向展开自己的规律群：横向----资源的配置与再生；纵向----创新-创造-创业。资源的配置与再生，是价值的产生与实现的一种途径;创新--创造-创业，是价值产生与实现的另一条途径。前一条途径是横向的途径，后一条途径是纵向的途径。后一条途径是源，前一条途径是流，二者共同构成了价值形成、发展、实现的长河。用五维空间为坐标来考察，当今世界三大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是在客体和客体的一般均衡关系基础上，在横向的配置或生产关系上做文章，从来不把着眼点放在纵向——通过创新—创造—创业而形成的资源再生上。在他们看来，后者只是技术工艺学，而不属于经济学。但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体系构成以明确的学科分类封闭起来，另一方面又试图解释社会经济有机体时，就不免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个模型，要么脱离实际，要么互相矛盾；实际运用的结果。就是从悖论转为悖境。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只管经济增长不讲经济发展，只讲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讲人类经济的发展，只讲中国经济的转型不讲人类经济的转型，只讲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线性转型不讲发展中国家超越发达国家的非线性转型。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只是人类经济活动某个局部领域、某个层面的反映。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对现有的转型经济学体系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对它们合理定位，通过对它们的相容，实现对它们的超越。整体的转型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扬弃，是人类一切精神文明成果的结晶。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在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同时，增长经济向发展经济转变、配置经济向再生经济转变、均衡经济向对称经济转变、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价格经济向价值经济转变、要素经济向结构经济转变；相应地转型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换、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换、均衡经济学向对称经济学转换、物质经济学向知识经济学转换、价格经济学向价值经济学转换、要素经济学向结构经济学转换、旧结构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转换。所以转型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框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真正的转型经济学就是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就是以人类经济活动为核心展开的综合哲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自然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成果的经济科学。只有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的转型经济学，科学的转型经济学不是仅仅适用于中国转型的特殊经济学而是一般经济学；在科学的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我们可以说“转型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义语，经济学就是转型经济学。
因此，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经济学范畴的“转型经济学”概念，就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将由资本运营转为知识运营。知识运营学，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型经济学。转型经济就是增长向发展转变。发展不同于增长，经济发展不同于GDP数字增长。“GDP数字”是价格经济学的核心范畴，而价格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以价格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发展经济学的悖论。把GDP数字增长等同于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观。所谓快速发展，从现象看，就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就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发展经济学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转型经济是五维空间相互转化的结果，真正的转型经济模式是经济发展的五维空间模式。转型经济就是增长向发展转变，转型经济就是配置向再生转变，转型经济就是均衡向对称转变，说明转型经济是经济形态从不完善向完善转变。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现在通行的转型经济实际上是融合经济，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包括了向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就是这样的转型经济。经济发展的五维空间模式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转型经济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产物，靠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把握和真正科学阐述转型经济是不可能的。只有运用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方法的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揭示转型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才有可能建立科学的转型经济学。
科学的转型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是五维空间相互转化的结果。发展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比如产权）单独决定。发展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是和发展经济的实践架构相对称的。转型经济具有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不是移植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私有化理论、股份制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产权万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成就，更不是所谓“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的证明，而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对称经济与中华民族经济的统一。在转型经济的空间展开时间的自然历史过程中，主体因素（领袖人物、政策、理论指导）与客体因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对称的。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说明，在此过程中，理论的“指导”作用是自发的、有限的；而“走一步看一步”的实践过程，说明迄今为止的改革实践整体上走在理论的前面。只有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总结，才能指导这一伟大实践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完成。这就是转型经济学的实践意义。
引文出处：
①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同心出版社，1996.10，P1, P2
②厉以宁：《国民经济管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11, P281
③④⑤⑥⑦⑧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1, P312,2、3、5、314,316
⑨⑩厉以宁：《发展优势和红利的创造》，《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人民出版社，2013.3，P30，40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什么是转型经济与转型经济学
只考虑经济体制转型不考虑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属于经济体制转型、把产权改革看成最重要改革的“转型经济学”，是腐败GDP、卖国GDP、环境污染GDP、通货膨胀GDP、三座大山GDP的理论基础，是人民并不能从GDP、人均GDP增长和经济体制不断改革中得到实惠、在人均GDP逐年上升中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的理论根源，也是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理论根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要求经济体制转型，而且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经济体制转型从属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必须重新定位转型经济、重新建构转型经济学。
厉以宁：“转型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既要实现体制的转换，又要实现经济的发展。中国就是一个转型发展的国家，或称为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国家面临双重任务：体制转换任务和经济发展任务。”“中国的发展可以作为转型发展的例证。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从不发达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这两种过渡在中国现阶段是结合在一起的。两种过渡的结合，产生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有些问题是发展经济学中较少涉及的。比如说，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形成、市场化与企业家成长这些问题，在转型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特点，对于转型发展研究十分必要，而在一般发展经济学著作中并没有仔细分析。”①“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要有效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而不在于技术创新。……科技投入本身和技术创新本身，是不可能直接引起经济增长方式、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的。”②“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实质上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发展经济学” ③，“体制转型是双重转型的重点” ④，“产权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 ⑤，“继续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 ⑥，“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如果不是以体制转型为主，发展转型难以真正实现，即农业社会难以过渡到工业社会。”⑦“中国道路最重要的经验在于：只有不断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让人民得到实惠，才能实现双重转型。”⑧看来厉以宁名声在外的“转型经济学”并不像外界盛传的包括两种转型，在他的“转型经济学”中只有体制转型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转型，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像他所说的只是从不发达经济到发达经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在这个过渡过程中除了“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形成、市场化与企业家成长这些问题”有明显的特点外，“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而不在于技术创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转型。这根本上是由于，厉以宁的转型经济学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而任何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经济学只能解释线性增长方式，无法解释非线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属于经济体制转型的线性转型观，是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定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缺乏人类观、全球观、社会有机整体观，既限制了中国自觉顺应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后来居上的步伐，也限制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广度与适度，使中国无论经济体制还是经济增长方式均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目标，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以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为模本。这是直线的转型观。转型经济学必须以人类整体经济发展为参照，局限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转型经济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转型经济学。实践证明：正是这种只考虑经济体制转型不考虑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属于经济体制转型、把产权改革看成最重要改革的“转型经济学”，是腐败GDP、卖国GDP、环境污染GDP、通货膨胀GDP、三座大山GDP的理论基础，是人民并不能从GDP、人均GDP增长和经济体制不断改革中得到实惠、在人均GDP逐年上升中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的理论根源，也是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理论根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要求经济体制转型，而且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经济体制转型从属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必须重新定位转型经济与转型经济学。
真正的转型经济，既包括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也包括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学范式转换。迄今为止，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依次经过了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如果我们把知识运营看成是人类新的增长方式，而制度转型属于知识运营的范畴，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就只能说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存在着两种转型：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如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的实践模式的转型。从社会有机体的观念来看，两种转型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使后者得到充实，前者得到升华。中国改革开放，是两种转型：经济体制转型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融合。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落后的经济水平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两者使中国通过率先实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自己后来居上，而不是仅仅实现从不发达向发达、农业向工业转化的线形增长。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非线性的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给生产力带来裂变级数的增长。因此，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转型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即使从转型包括通过社会结构调整产生再生生产力的视野来看，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二者是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如果一定要抽象地考察两者的关系，那么应该说是前者从属于后者、成为后者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相反。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只有放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才能得到定位、定义与解释。所以两种转型实际上就是一种转型：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以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参照，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的共同目标。只有这样理解、定位转型经济的转型经济学，才是科学的转型经济学；也只有这样的转型经济学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后来居上，而不是重演西方工业化进程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才能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方向，或在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方向的名义下，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
厉以宁：“从‘旧资源红利’走向‘新资源红利’ 新资源红利从何而来？新的资源优势和资源红利都来自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技术，以及对这些科学技术的运用。自然界提供的资源，一般来说，总有用完的时候，只有智力资源、人才资源是无限的。……一旦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落实于实际，新的资源优势就形成了，新的资源优势就产生了。”⑨“发展优势和红利都来自创造。即使旧的优势或旧的红利，也来自创造，它们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⑩上述这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厉以宁只是对这些现象进行描述，没有把这些现象概括为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的本质，也没有凝结为 “转型经济学”的科学规律。他的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的“转型经济学”无法从经济现象的主体性提升经济学的主体性原则，揭示主客体对称关系这一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与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不兼容。缺乏主体性、规律性、本质性是所有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的“经济学”，包括“发展经济学”与“转型经济学”的共同特征；但不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本质与核心规律的“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都不是科学的“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
在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看来，新的资源优势的形成、产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产生转变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而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终实现，既不是单纯技术创新的结果，也不是单纯制度创新的结果，而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创新综合作用的结果。技术创新是基础，制度创新是核心，知识创新是主导。其中经济学范式转换，既是人类经济思想顺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的结果，又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的原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决定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实现使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自发转变为自觉，并使之由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经济学范式转换对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催化作用，集中体现了人类经济主体性对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没有从一般均衡论到对称平衡观、线性增长观到对称发展观的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实现真正的转型经济——从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增长到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是不现实的。知识经济使全球知识重新洗牌，知识的重新洗牌、融合，可以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制度是高于技术，但知识又高于制度。技术有垄断性，知识没有国界，没有垄断性。技术一旦上升到知识,形成原理性的东西，就可以打破技术的垄断，从而实现知识的重新洗牌。在这里，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发挥作用。通过知识融合，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从而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进入全球一体化发展。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发展。中国转型经济学就是要用历时性的方法、层次性的方法化解同时性的矛盾，整合同时存在的不同经济学流派，实现相容与超越。中国经济转型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中国转型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经济学范式转换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厉以宁先生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转型经济学”仍然属于传统经济学范畴，无法理解、把握这个过程，无法引领、推动这个过程。
因此，与经济转型相对称的，是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包括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所谓“转型经济学”向以对称平衡观为理论基础的转型经济学范式本身的转换。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推导出来的“帕累托改进”理论，必然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改革的途径，以私有化、货币化、产业化、自由化为改革的方向，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以两极分化程度处于老百姓造反的临界点为“帕累托最优”即改革的理想状态，以GDP增速最快、经济规模最大化为“改革红利”。这种“转型经济学”是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名义掩盖下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转型经济学”，在这种“转型经济学”看来，所谓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实质上就是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不管是主张产权改革优先还是主张价格改革优先，不管是主张“渐进式”改革还是主张“激进式”改革，不管有没有贴上“转型经济学”的标签，都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平面的片面的“转型经济学”，因此这些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不管打什么旗号、贴什么标签，它们的逻辑结论、明里暗里所要达到的理论目标，就是中国由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厉以宁“转型经济学”就是这样的“转型经济学”。包括厉以宁“转型经济学”在内的主流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实际上是微观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是还原论思维方式的“转型经济学”，是把人还原为经济人、把经济人还原为自私的人的“转型经济学”，是把社会归结于货币、把货币归结于价格、把价格归结于交易、把交易归结于产权的“转型经济学”，是商品拜物教、价格拜物教、货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利润拜物教的“转型经济学”，是把经济学庸俗化的“转型经济学”。这样的转型经济学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作为科学经济学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转型经济学。建立在对称平衡观基础上的、作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统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统一的“转型经济学”与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微观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建立在对称平衡观基础上的转型经济学认为，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地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因此对称平衡观认为效率与公平是统一的。平等的实现是系统工程，而不是“帕累托改进”的线性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包含政府宏观调控在内、保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立体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完全竞争弱肉强食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平面的市场经济。因此，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实现的过程，而不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过程。随着生产社会化、经济宏观化，经济学也逐步整体化；转型是系统工程，必须用整体的经济学作指导。只有以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才是整体的“转型经济学”。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从人类社会的对称平衡观出发，不但研究物质的社会关系，而且研究思想的社会关系；不仅研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自然关系。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就是要素与结构相对称、还原与整体相对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人类量子时代科学的经济学。科学的转型经济学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基础，从两个方向展开自己的规律群：横向----资源的配置与再生；纵向----创新-创造-创业。资源的配置与再生，是价值的产生与实现的一种途径;创新--创造-创业，是价值产生与实现的另一条途径。前一条途径是横向的途径，后一条途径是纵向的途径。后一条途径是源，前一条途径是流，二者共同构成了价值形成、发展、实现的长河。用五维空间为坐标来考察，当今世界三大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是在客体和客体的一般均衡关系基础上，在横向的配置或生产关系上做文章，从来不把着眼点放在纵向——通过创新—创造—创业而形成的资源再生上。在他们看来，后者只是技术工艺学，而不属于经济学。但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体系构成以明确的学科分类封闭起来，另一方面又试图解释社会经济有机体时，就不免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个模型，要么脱离实际，要么互相矛盾；实际运用的结果。就是从悖论转为悖境。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只管经济增长不讲经济发展，只讲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讲人类经济的发展，只讲中国经济的转型不讲人类经济的转型，只讲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线性转型不讲发展中国家超越发达国家的非线性转型。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只是人类经济活动某个局部领域、某个层面的反映。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对现有的转型经济学体系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对它们合理定位，通过对它们的相容，实现对它们的超越。整体的转型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扬弃，是人类一切精神文明成果的结晶。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在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同时，增长经济向发展经济转变、配置经济向再生经济转变、均衡经济向对称经济转变、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价格经济向价值经济转变、要素经济向结构经济转变；相应地转型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换、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换、均衡经济学向对称经济学转换、物质经济学向知识经济学转换、价格经济学向价值经济学转换、要素经济学向结构经济学转换、旧结构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转换。所以转型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框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真正的转型经济学就是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就是以人类经济活动为核心展开的综合哲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自然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成果的经济科学。只有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的转型经济学，科学的转型经济学不是仅仅适用于中国转型的特殊经济学而是一般经济学；在科学的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我们可以说“转型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义语，经济学就是转型经济学。
因此，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经济学范畴的“转型经济学”概念，就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将由资本运营转为知识运营。知识运营学，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型经济学。转型经济就是增长向发展转变。发展不同于增长，经济发展不同于GDP数字增长。“GDP数字”是价格经济学的核心范畴，而价格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以价格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发展经济学的悖论。把GDP数字增长等同于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观。所谓快速发展，从现象看，就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就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发展经济学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转型经济是五维空间相互转化的结果，真正的转型经济模式是经济发展的五维空间模式。转型经济就是增长向发展转变，转型经济就是配置向再生转变，转型经济就是均衡向对称转变，说明转型经济是经济形态从不完善向完善转变。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现在通行的转型经济实际上是融合经济，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包括了向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就是这样的转型经济。经济发展的五维空间模式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转型经济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产物，靠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把握和真正科学阐述转型经济是不可能的。只有运用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方法的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揭示转型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才有可能建立科学的转型经济学。
科学的转型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是五维空间相互转化的结果。发展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比如产权）单独决定。发展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是和发展经济的实践架构相对称的。转型经济具有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不是移植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私有化理论、股份制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产权万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成就，更不是所谓“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的证明，而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对称经济与中华民族经济的统一。在转型经济的空间展开时间的自然历史过程中，主体因素（领袖人物、政策、理论指导）与客体因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对称的。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说明，在此过程中，理论的“指导”作用是自发的、有限的；而“走一步看一步”的实践过程，说明迄今为止的改革实践整体上走在理论的前面。只有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总结，才能指导这一伟大实践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完成。这就是转型经济学的实践意义。
引文出处：
①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同心出版社，1996.10，P1, P2
②厉以宁：《国民经济管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11, P281
③④⑤⑥⑦⑧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1, P312,2、3、5、314,316
⑨⑩厉以宁：《发展优势和红利的创造》，《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人民出版社，2013.3，P30，40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
[ 2016/06/02 11:06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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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
我国前段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问题，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粗放增长、国内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等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成立的，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发展模式代替增长模式，而不是用一种增长方式代替另一种增长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模型，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的实践模型。要真正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首先需要对称的思维方式，其次要有科学的经济学范式。
吴敬琏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①后记中写道:“中国经济在2005年11月本书初版问世以来两年多的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增长模式(2007年以后在官方文件中改称为‘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不仅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选择，而且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需要。”“目前中国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都与我们没有能够实现这种转变有关。”“这本书所讨论的粗放增长模式的弊病及其根源、转变增长模式的途径与方法以及如何建设有利于增长式转变的经济、政治、文教、科研体制等问题，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他认为，中国经济在投资率持续偏高、产出能力不断扩张、消费的比重不断降低的条件下，非但没有出现因需求不足导致增长率下降反而维持了几十年高速增长的秘密，即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采用了“以适度保护和本币汇率低估为主要政策工具的出口导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补充内需，缓解了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从而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出口导向战略的消极后果，即“一方面，它有可能诱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专业化’，还导致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为维持本币汇率低估而大收外汇，还会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等问题，造成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形成和最终破灭等恶果，”近三年来中国经济犹如“过山车”般令人惊心动魄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股票、房地产、收藏品等资产价格飙升、所谓“百年难遇的大牛市”的来临到严重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挤出、经济增长放缓，一切似乎来得太快，人们还没从牛市狂欢中醒来，便一脚跨入了“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吴先生指出，中国不能再像其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经济体一样，由于担心本币升值拖累出口和经济增长，而对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和进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犹豫不决，而是“要适时放开汇率这一开放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价格参数”，“汲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教训”，“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否则，在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下，“一旦遇到某种冲击，例如国际市场的波动，整个经济体系或金融体系就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处置失当，甚至会陷入长期衰退。”应该说，吴先生上述提到的我国前段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问题，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粗放增长、国内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等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成立的，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他提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只不过是用一种增长方式代替另一种增长方式，而不是用发展代替增长，这就决定了他的方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说，“经济增长模式”在2007年以后在官方文件中改称为“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表述不同，而是概念差别；吴敬琏没有看到“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发展方式”是两个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以致于书名仍然沿用“增长模式”字眼，书中把“经济发展方式”看成仅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改称，说明他对“增长”与“发展”的本质区别并不清楚。这是由他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观点属于增长经济学的范式使然。增长经济学只能带来增长模式不能带来发展模式，用增长模式来框架定调顶层设计、引导深化改革只能把改革带入歧途。
把增长和发展区别开来，并进而把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区别开来，在科学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构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在科学的经济学范式指导下设计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我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的基本路线图。吴敬琏指出：“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中国是一个后起国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是要有设计的，而不是像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建立，是通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自发形和试错的过程”， ②，“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3年提出了6项工作要求，而最后一项具有关键性，即‘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希望能经过努力工作，在今年晚些时候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制定出来。”（同上）看来吴敬琏和其他典型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于吴敬琏很看重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不像其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明目张胆主张市场自发论，将“摸着石头过河”进行到底（参看：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但要真正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首先要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吴敬琏：“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还是开历史的倒车，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这两个方向的斗争变得异常激烈。”③ “于是，本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一场\"中国向何处去\"：是强化各级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经济的掌控，向国家资本主义倒退，以致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还是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的大争论。”④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并不是强势政府主导的结果，而是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红利；依靠强势政府、国有企业垄断和海量投资维持高速度增长，反而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以及普遍的寻租腐败、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⑤像吴敬琏这样把“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对立起来、把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和“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普遍的寻租腐败、严重的贫富分化”等同起来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用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的目的就是在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的同时，能有效控制和消除“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普遍的寻租腐败、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现象。“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是对称的，要理解把握二者的对称关系需要对称的思维方式，用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是行不通的。要真正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其次要有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吴敬琏：“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通过能够灵活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价格实现的，没有自由交换，就谈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⑥把资源配置看成市场目标、以价格为市场核心机制必然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经济学适合于市场平面化的小商品经济与工业化经济时期。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市场已经立体化，以资源再生为市场目标、价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必然要求政府作为宏观经济主体，政府是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政府经济职能包括宏观调控职能完全可以纳入法治化轨道有序运行。这说明，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能作为对市场经济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的理论基础。
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必须用“发展”代替“增长”。吴敬琏：“18大最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选择。”⑦那么在吴敬琏看来，18大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的正确判断和选择是什么呢？“18大指明了今后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这就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⑧在吴敬琏看来，“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本身就是18大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的正确判断和选择。这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从本质上看，18大提出要“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实际上是要实现中国从不对称向对称发展，用发展代替增长。只有用发展代替增长来定位18大提出的要“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才能真正理解、正确把握18大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的正确判断和选择。这就必须把“增长”和“发展”严格区别开来。
增长是线性的、片面的、自发的、平面的、对抗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是辩证的、全面的、自觉的、立体的、和谐的、可持续的。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人的行为方式导向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将促进或阻碍社会财富增加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增长与发展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模式，决定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与功能的不同，决定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途径与着力点不同，决定了改革顶层设计的蓝图不同。
增长与发展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模式，也决定了发展经济的路线图不同。增长是线性的，发展是辩证的。经济发展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的平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维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作为社会精英的“主流经济学家”，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这种对称发展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增长是GDP增长，发展是价值发展。GDP有三种：货币GDP（国内生产总值）、社会GDP（人的素质指数、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绿色GDP（环保指数）。增长经济学范式只讲第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出于对市场经济的狭隘的乃至错误的理解，片面追求GDP增长率，把保障机会平等、生存保障平等的公共事业都纳入产业化的范围，剥夺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平等发展权，从而强化了两极分化，败坏了社会风气，形成“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道德环境；资源的开发是竭泽而渔，GDP增长以出口导向、内需不足、计划体制下的低工资为起点、工人血泪为代价，不惜使货币GDP成为带血GDP。幸福经济学范式则包含三种。幸福经济学范式之所以比增长经济学范式更科学，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更本质，因而做到了科学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或者说，能否做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不同层次。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内需导向性经济不同增长方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发展模式的不同；发展模式不同的后面，是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市场核心机制不同的后面，是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吴敬琏没有看到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内需导向型经济后面经济学范式的不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消极作用；即使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改成内需导向型经济，也无法根本消除粗放增长、环境污染、国内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等现象。因此增长是对抗的，发展是和谐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 等都不是科学发展观。因腐败造成分配不公；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带来人格两极分化，出现大量的弱势群体，挫伤了人的积极性，造成社会不安定，影响可持续发展。
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决定了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实际上都是增长经济学。增长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是货币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理解成价格核心、利润导向的产业经济，把产业经济理解成货币GDP、社会产业化经济，把GDP不但看成经济发展的指标而且看成经济发展的目标，把发展经济理解成一切向钱看，把一切向钱看演变成口袋经济学，是造成粗放增长、环境污染、通货膨胀、资产泡沫、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以货币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与目标，是物质经济时代的产物，与知识经济时代格格不入。物质经济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有不同的增长方式，也有不同的增长指标。因为很多的科研成果很难在现有的统计口径中体现出来，这对于在各地政府一味追求货币GDP的环境中的科研人员，不要说科研环境，甚至是生存环境都成为问题。这与知识经济的时代脚步不合拍。因此，增长经济学是政绩增长观、仕途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异化，最终只能走向科学发展观的反面。树立科学发展观，就要果断停止以价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以GDP增长数据为经济增长目标、为考核官员政绩的做法；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地人民的满意度、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标准与考核官员的标准。为此就必须用发展经济学代替增长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经济学的指导。而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其对象应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统一，其内容应该是现有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综合；这种综合不是二维层次的，而是时间、空间、层次五维统一的，是知识经济（层次）、经济全球化（空间）、中国国情（空间）、经济现代发展趋势（时间）的统一，是企业、市场、政府，要素、结构、功能相统一的完整系统。贯穿对称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的核心，是以经济主体为主导同经济客体的对称；由于这个对称，使经济学的主体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发展与增长的区别根源于对称与均衡的区别。均衡实现的是增长，对称实现的是发展。增长只是客体与客体的均衡,发展则不但包括客体与客体的均衡,而且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均衡”和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说，一般均衡理论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础，那么对称平衡观则是新经济学的基础。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通过博弈自发实现的均衡。在社会经济领域，对称是本，均衡是末；对称是源，均衡是流。一切生产、交换的根本动力就是实现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经济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增长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不同的社会功能、不同的社会目标来看，只有幸福经济学才是发展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与增长经济学——GDP经济学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GDP经济学是配置增长观，以资源配置带来统计数量增长为目标；幸福经济学是生产力发展观，以生产力发展及由此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为归宿。GDP经济学是物质增长观，以通过货币增长为标志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为标尺；幸福经济学是全面发展观，生产发展不仅是可统计的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是不可计量的精神财富的增加、人的全面发展，不可计量的资源再生能力、生产潜力的增大。GDP经济学是资源增长观、产品增长观、资产增长观、资本增长观，着眼于资源增长、产品增长、资产增长、资本增长，热衷于卖地炒房、来料加工、出口倾销、世界工厂、劳力密集、引进外资、金融投机、教育产业、学衔产业、户口身份产业、不少地方的官帽产业，增长方式是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幸福经济学是科技开发、知识增值、智力密集、创业工程、资源再生、信息产业、知识产业、创意创业、核心技术、原创思想、软硬实力、综合实力，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GDP经济学是眼前增长观，着眼于当前的增长；幸福经济学是长远发展观，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GDP经济学是均衡增长观；在GDP增长观看来，治理环境污染只能在诸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方面做文章。幸福经济学是绿色发展观；在幸福经济学看来，要治理环境污染，与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不如大力植树造林，吸收空气中多余的二氧化碳。如果能把环保造林纳入基本建设范畴，可以使农村剩余劳力不会失业；而由绿色GDP拉动的货币GDP、直接间接增加的供给，又能提高货币效率，使货币增值。绿色GDP既着眼于眼前效益，更着眼于今后发展。在GDP经济学中，货币GDP与绿色GDP、社会GDP相对立；而在幸福经济学中，货币GDP和绿色GDP、社会GDP、财富GDP相统一。绿色GDP、社会GDP、财富GDP可以把传统经济中的中间产品视为最终产品，可以把传统经济的外在变量（如消费、教育、人口、意识形态与社会保障、个人婚烟家庭）转为内生变量，为单一生产要素的增加转变为生产结构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最有效的整体框架，做到社会福利最大化与效率最大化的统一。因此幸福经济学是全面发展观、绿色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增长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的范式不同，是我们观察、解决吴敬琏所看到的上述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问题的视角、视野与途径。
改革观是发展观的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改革观。吴敬琏的线性增长观，决定了他的线性改革观。吴敬琏：“支持市场化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着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辩论。”⑨首先吴敬琏这句话隐藏一个悖论：“权力退出市场”与“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这两个命题之间逻辑上不兼容。“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是正确的，是避免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国家权力产生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本途径；但“权力退出市场”、反对国家必要的垄断乃至取消所有国有企业、否定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市场无政府主义、完全自由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践证明行不通。其次，吴敬琏在这里是又一次要人们在两个未穷尽选项中进行两难推理：要么进一步改革到权力完全退出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完全自由市场，要么回到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不对称的两极思维和他的经济增长观一样，都源于线性的思维方式。他所列出的两个选项是客观存在的，但他恰恰忽略了唯一正确的第三个选项：进一步改革是必要的，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而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而不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以平等为核心、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基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对称、知识资本资产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多种生产要素协同有序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改革开放本身不是方向，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改革开放的方向，而改革开放只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经途径。
市场经济是有规律的，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与运用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政府主导作用就是人类对市场决定作用规律的自觉运用，所以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要理解这个统一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吴敬琏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他把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看成不正常的“两头冒尖”。吴敬琏：“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时，我在纪念文章里引用了狄更斯《双城记》中开篇的一段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改革开始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这种‘两头冒尖’的情况愈演愈烈。”⑩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两头冒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而不是吴敬琏所认为的“一起奔向天堂又走向另一个方向”的市场化改革的异化。吴敬琏上述讲到的权力腐败与环境污染等市场化改革的异化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不知道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只讲增长不讲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改革的思维方式和指导思想错误。线性的思维方式只能带来片面的增长模式，片面的增长模式就是畸形的增长模式，畸形的增长模式就是不对称的增长模式。以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为参照，中国改革迄今存在对称与不对称的两重性。所谓对称，就是尽力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但这个转轨不是片面强调与国际惯例接轨，而是与国际潮流合拍。所谓不对称，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不对称；人与人的不对称（两极分化），人与自然的不对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不可持续发展）。两重性不是两张皮，而是相互制约。对中国改革出现的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是人为失误，一种认为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两种方案：一种是走回头路，一种是在进一步发展中解决。两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都是走回头路。一个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走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老路，使中国成为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的世界工厂；一个是以反私有制、反两极分化为名，要回到计划体制。两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同样秉持线性思维观下的线性发展观。倒退没有出路，前进是扬弃，而不是吴敬琏说的“模仿”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对称经济学是系统经济学而非线性经济学。只有继续前进——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变增长为发展来纠正改革的失误，才能使改革笑到最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对称的过程。但对称不等于同步，而是有着先后关系。不对称是对称的必经环节，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有先后之分，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正确的改革观和正确的发展观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正确的思维方式——以对称为核心的五维空间观和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吴敬琏要么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要么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要么市场决定作用要么国家主导作用的“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的经济学范式是消除异化把控改革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的顶层设计、建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前提。
引文出处
①吴敬链：《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2008.10
②③⑤⑥⑦⑨⑩吴敬琏：《中国改革再出发》，《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P47，45,44，44，42，45，42，人民出版社，2013.3
④吴敬琏：《中国改革从何处着手》，中国改革论坛网，2014-08-15 。
⑧吴敬链：《中国未来3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2。
我国前段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问题，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粗放增长、国内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等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成立的，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发展模式代替增长模式，而不是用一种增长方式代替另一种增长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模型，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的实践模型。要真正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首先需要对称的思维方式，其次要有科学的经济学范式。
吴敬琏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①后记中写道:“中国经济在2005年11月本书初版问世以来两年多的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增长模式(2007年以后在官方文件中改称为‘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不仅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选择，而且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需要。”“目前中国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都与我们没有能够实现这种转变有关。”“这本书所讨论的粗放增长模式的弊病及其根源、转变增长模式的途径与方法以及如何建设有利于增长式转变的经济、政治、文教、科研体制等问题，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他认为，中国经济在投资率持续偏高、产出能力不断扩张、消费的比重不断降低的条件下，非但没有出现因需求不足导致增长率下降反而维持了几十年高速增长的秘密，即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采用了“以适度保护和本币汇率低估为主要政策工具的出口导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补充内需，缓解了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从而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出口导向战略的消极后果，即“一方面，它有可能诱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专业化’，还导致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为维持本币汇率低估而大收外汇，还会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等问题，造成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形成和最终破灭等恶果，”近三年来中国经济犹如“过山车”般令人惊心动魄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股票、房地产、收藏品等资产价格飙升、所谓“百年难遇的大牛市”的来临到严重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挤出、经济增长放缓，一切似乎来得太快，人们还没从牛市狂欢中醒来，便一脚跨入了“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吴先生指出，中国不能再像其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经济体一样，由于担心本币升值拖累出口和经济增长，而对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和进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犹豫不决，而是“要适时放开汇率这一开放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价格参数”，“汲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教训”，“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否则，在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下，“一旦遇到某种冲击，例如国际市场的波动，整个经济体系或金融体系就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处置失当，甚至会陷入长期衰退。”应该说，吴先生上述提到的我国前段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问题，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粗放增长、国内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等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成立的，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他提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只不过是用一种增长方式代替另一种增长方式，而不是用发展代替增长，这就决定了他的方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说，“经济增长模式”在2007年以后在官方文件中改称为“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表述不同，而是概念差别；吴敬琏没有看到“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发展方式”是两个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以致于书名仍然沿用“增长模式”字眼，书中把“经济发展方式”看成仅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改称，说明他对“增长”与“发展”的本质区别并不清楚。这是由他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观点属于增长经济学的范式使然。增长经济学只能带来增长模式不能带来发展模式，用增长模式来框架定调顶层设计、引导深化改革只能把改革带入歧途。
把增长和发展区别开来，并进而把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区别开来，在科学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构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在科学的经济学范式指导下设计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我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的基本路线图。吴敬琏指出：“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中国是一个后起国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是要有设计的，而不是像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建立，是通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自发形和试错的过程”， ②，“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3年提出了6项工作要求，而最后一项具有关键性，即‘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希望能经过努力工作，在今年晚些时候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制定出来。”（同上）看来吴敬琏和其他典型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于吴敬琏很看重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不像其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明目张胆主张市场自发论，将“摸着石头过河”进行到底（参看：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但要真正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首先要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吴敬琏：“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还是开历史的倒车，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这两个方向的斗争变得异常激烈。”③ “于是，本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一场\"中国向何处去\"：是强化各级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经济的掌控，向国家资本主义倒退，以致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还是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的大争论。”④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并不是强势政府主导的结果，而是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红利；依靠强势政府、国有企业垄断和海量投资维持高速度增长，反而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以及普遍的寻租腐败、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⑤像吴敬琏这样把“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对立起来、把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和“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普遍的寻租腐败、严重的贫富分化”等同起来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用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的目的就是在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的同时，能有效控制和消除“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普遍的寻租腐败、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现象。“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是对称的，要理解把握二者的对称关系需要对称的思维方式，用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是行不通的。要真正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其次要有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吴敬琏：“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通过能够灵活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价格实现的，没有自由交换，就谈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⑥把资源配置看成市场目标、以价格为市场核心机制必然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经济学适合于市场平面化的小商品经济与工业化经济时期。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市场已经立体化，以资源再生为市场目标、价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必然要求政府作为宏观经济主体，政府是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政府经济职能包括宏观调控职能完全可以纳入法治化轨道有序运行。这说明，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能作为对市场经济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的理论基础。
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必须用“发展”代替“增长”。吴敬琏：“18大最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选择。”⑦那么在吴敬琏看来，18大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的正确判断和选择是什么呢？“18大指明了今后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这就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⑧在吴敬琏看来，“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本身就是18大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的正确判断和选择。这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从本质上看，18大提出要“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实际上是要实现中国从不对称向对称发展，用发展代替增长。只有用发展代替增长来定位18大提出的要“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才能真正理解、正确把握18大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的正确判断和选择。这就必须把“增长”和“发展”严格区别开来。
增长是线性的、片面的、自发的、平面的、对抗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是辩证的、全面的、自觉的、立体的、和谐的、可持续的。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人的行为方式导向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将促进或阻碍社会财富增加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增长与发展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模式，决定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与功能的不同，决定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途径与着力点不同，决定了改革顶层设计的蓝图不同。
增长与发展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模式，也决定了发展经济的路线图不同。增长是线性的，发展是辩证的。经济发展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的平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维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作为社会精英的“主流经济学家”，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这种对称发展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增长是GDP增长，发展是价值发展。GDP有三种：货币GDP（国内生产总值）、社会GDP（人的素质指数、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绿色GDP（环保指数）。增长经济学范式只讲第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出于对市场经济的狭隘的乃至错误的理解，片面追求GDP增长率，把保障机会平等、生存保障平等的公共事业都纳入产业化的范围，剥夺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平等发展权，从而强化了两极分化，败坏了社会风气，形成“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道德环境；资源的开发是竭泽而渔，GDP增长以出口导向、内需不足、计划体制下的低工资为起点、工人血泪为代价，不惜使货币GDP成为带血GDP。幸福经济学范式则包含三种。幸福经济学范式之所以比增长经济学范式更科学，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更本质，因而做到了科学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或者说，能否做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不同层次。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内需导向性经济不同增长方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发展模式的不同；发展模式不同的后面，是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市场核心机制不同的后面，是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吴敬琏没有看到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内需导向型经济后面经济学范式的不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消极作用；即使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改成内需导向型经济，也无法根本消除粗放增长、环境污染、国内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等现象。因此增长是对抗的，发展是和谐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 等都不是科学发展观。因腐败造成分配不公；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带来人格两极分化，出现大量的弱势群体，挫伤了人的积极性，造成社会不安定，影响可持续发展。
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决定了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实际上都是增长经济学。增长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是货币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理解成价格核心、利润导向的产业经济，把产业经济理解成货币GDP、社会产业化经济，把GDP不但看成经济发展的指标而且看成经济发展的目标，把发展经济理解成一切向钱看，把一切向钱看演变成口袋经济学，是造成粗放增长、环境污染、通货膨胀、资产泡沫、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以货币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与目标，是物质经济时代的产物，与知识经济时代格格不入。物质经济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有不同的增长方式，也有不同的增长指标。因为很多的科研成果很难在现有的统计口径中体现出来，这对于在各地政府一味追求货币GDP的环境中的科研人员，不要说科研环境，甚至是生存环境都成为问题。这与知识经济的时代脚步不合拍。因此，增长经济学是政绩增长观、仕途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异化，最终只能走向科学发展观的反面。树立科学发展观，就要果断停止以价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以GDP增长数据为经济增长目标、为考核官员政绩的做法；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地人民的满意度、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标准与考核官员的标准。为此就必须用发展经济学代替增长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经济学的指导。而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其对象应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统一，其内容应该是现有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综合；这种综合不是二维层次的，而是时间、空间、层次五维统一的，是知识经济（层次）、经济全球化（空间）、中国国情（空间）、经济现代发展趋势（时间）的统一，是企业、市场、政府，要素、结构、功能相统一的完整系统。贯穿对称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的核心，是以经济主体为主导同经济客体的对称；由于这个对称，使经济学的主体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发展与增长的区别根源于对称与均衡的区别。均衡实现的是增长，对称实现的是发展。增长只是客体与客体的均衡,发展则不但包括客体与客体的均衡,而且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均衡”和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说，一般均衡理论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础，那么对称平衡观则是新经济学的基础。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通过博弈自发实现的均衡。在社会经济领域，对称是本，均衡是末；对称是源，均衡是流。一切生产、交换的根本动力就是实现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经济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增长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不同的社会功能、不同的社会目标来看，只有幸福经济学才是发展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与增长经济学——GDP经济学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GDP经济学是配置增长观，以资源配置带来统计数量增长为目标；幸福经济学是生产力发展观，以生产力发展及由此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为归宿。GDP经济学是物质增长观，以通过货币增长为标志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为标尺；幸福经济学是全面发展观，生产发展不仅是可统计的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是不可计量的精神财富的增加、人的全面发展，不可计量的资源再生能力、生产潜力的增大。GDP经济学是资源增长观、产品增长观、资产增长观、资本增长观，着眼于资源增长、产品增长、资产增长、资本增长，热衷于卖地炒房、来料加工、出口倾销、世界工厂、劳力密集、引进外资、金融投机、教育产业、学衔产业、户口身份产业、不少地方的官帽产业，增长方式是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幸福经济学是科技开发、知识增值、智力密集、创业工程、资源再生、信息产业、知识产业、创意创业、核心技术、原创思想、软硬实力、综合实力，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GDP经济学是眼前增长观，着眼于当前的增长；幸福经济学是长远发展观，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GDP经济学是均衡增长观；在GDP增长观看来，治理环境污染只能在诸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方面做文章。幸福经济学是绿色发展观；在幸福经济学看来，要治理环境污染，与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不如大力植树造林，吸收空气中多余的二氧化碳。如果能把环保造林纳入基本建设范畴，可以使农村剩余劳力不会失业；而由绿色GDP拉动的货币GDP、直接间接增加的供给，又能提高货币效率，使货币增值。绿色GDP既着眼于眼前效益，更着眼于今后发展。在GDP经济学中，货币GDP与绿色GDP、社会GDP相对立；而在幸福经济学中，货币GDP和绿色GDP、社会GDP、财富GDP相统一。绿色GDP、社会GDP、财富GDP可以把传统经济中的中间产品视为最终产品，可以把传统经济的外在变量（如消费、教育、人口、意识形态与社会保障、个人婚烟家庭）转为内生变量，为单一生产要素的增加转变为生产结构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最有效的整体框架，做到社会福利最大化与效率最大化的统一。因此幸福经济学是全面发展观、绿色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增长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的范式不同，是我们观察、解决吴敬琏所看到的上述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问题的视角、视野与途径。
改革观是发展观的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改革观。吴敬琏的线性增长观，决定了他的线性改革观。吴敬琏：“支持市场化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着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辩论。”⑨首先吴敬琏这句话隐藏一个悖论：“权力退出市场”与“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这两个命题之间逻辑上不兼容。“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是正确的，是避免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国家权力产生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本途径；但“权力退出市场”、反对国家必要的垄断乃至取消所有国有企业、否定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市场无政府主义、完全自由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践证明行不通。其次，吴敬琏在这里是又一次要人们在两个未穷尽选项中进行两难推理：要么进一步改革到权力完全退出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完全自由市场，要么回到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不对称的两极思维和他的经济增长观一样，都源于线性的思维方式。他所列出的两个选项是客观存在的，但他恰恰忽略了唯一正确的第三个选项：进一步改革是必要的，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而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而不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以平等为核心、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基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对称、知识资本资产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多种生产要素协同有序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改革开放本身不是方向，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改革开放的方向，而改革开放只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经途径。
市场经济是有规律的，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与运用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政府主导作用就是人类对市场决定作用规律的自觉运用，所以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要理解这个统一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吴敬琏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他把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看成不正常的“两头冒尖”。吴敬琏：“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时，我在纪念文章里引用了狄更斯《双城记》中开篇的一段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改革开始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这种‘两头冒尖’的情况愈演愈烈。”⑩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两头冒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而不是吴敬琏所认为的“一起奔向天堂又走向另一个方向”的市场化改革的异化。吴敬琏上述讲到的权力腐败与环境污染等市场化改革的异化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不知道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只讲增长不讲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改革的思维方式和指导思想错误。线性的思维方式只能带来片面的增长模式，片面的增长模式就是畸形的增长模式，畸形的增长模式就是不对称的增长模式。以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为参照，中国改革迄今存在对称与不对称的两重性。所谓对称，就是尽力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但这个转轨不是片面强调与国际惯例接轨，而是与国际潮流合拍。所谓不对称，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不对称；人与人的不对称（两极分化），人与自然的不对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不可持续发展）。两重性不是两张皮，而是相互制约。对中国改革出现的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是人为失误，一种认为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两种方案：一种是走回头路，一种是在进一步发展中解决。两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都是走回头路。一个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走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老路，使中国成为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的世界工厂；一个是以反私有制、反两极分化为名，要回到计划体制。两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同样秉持线性思维观下的线性发展观。倒退没有出路，前进是扬弃，而不是吴敬琏说的“模仿”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对称经济学是系统经济学而非线性经济学。只有继续前进——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变增长为发展来纠正改革的失误，才能使改革笑到最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对称的过程。但对称不等于同步，而是有着先后关系。不对称是对称的必经环节，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有先后之分，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正确的改革观和正确的发展观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正确的思维方式——以对称为核心的五维空间观和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吴敬琏要么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要么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要么市场决定作用要么国家主导作用的“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的经济学范式是消除异化把控改革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的顶层设计、建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前提。
引文出处
①吴敬链：《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2008.10
②③⑤⑥⑦⑨⑩吴敬琏：《中国改革再出发》，《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P47，45,44，44，42，45，42，人民出版社，2013.3
④吴敬琏：《中国改革从何处着手》，中国改革论坛网，2014-08-15 。
⑧吴敬链：《中国未来3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2。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的方法论
[ 2016/06/02 11:05 | by admin ]
2016/06/02 11:05 | by admin ]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的方法论
提要:通过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与主体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称关系，说明对称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本质不同，在于对称辩证法认为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的基本对称。要把发展与增长区别开来；相应地，要把对称与均衡区别开来。对称与均衡的最本质区别，是主体在经济规律中的地位不同——在对称经济学中，经济主客体的对称规律是核心规律，经济主体在规律中占主导。
关键词: 对称与均衡 规律性与主体性 必然性与偶然性 对称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 主体与客体
本文从全新的认识角度----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建构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全息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合理的方法认识世界。以对称空间、五度空间为基本框架，以还原与整体的统一为基本线索，整合原有对立的范畴，建构历时性与层次性统一、实证与规范统一、归纳与演绎统一、还原与整体统一、有限与无限统一的方法论体系，为对称经济学的创立奠定方法论的基础。
经济学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君临一切，就在于它的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还原与整体的统一的对称方法。经济客体的意义取决于经济主体，取决于经济主体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只要方法对头，思路正确，经济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实验室。经济学形式与内容的对称，不但要求语言模型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而且要求概念内涵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首先要求经济主体与经济对象的对称。经济学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须能自圆其说，在特定参照系中必须是绝对真理。
任何一门科学都以认识世界某个层面的本质为目标，因而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建构任何一门科学的方法都必须具备形而上学的功能。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才能认识世界某个层面的本质。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就是对称的方法。
由于政治经济学以还原论为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以整体论为理论基础，而还原论从属于整体论，所以政治经济学从属于对称经济学。而不对称的经济学，不能说它们“错误”，只能说它们“不合理”。之所以不能说它们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抽象的“真理”；之所以说它们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配置与再生、创业与守业、价值与价格、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法制、规范与实证的对称。认为有“外部性”的市场、有“例外”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证伪”的“经济科学”、可以不通过不确定来寻找的“确定性”、 可以对单个个人进行全封闭的”实验”以从中抽象出幽灵般的“经济人”、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经济现实来设计的“公理”、“假设”与“模型”、可以撇开任何主体性的纯粹的“科学性”， 只不过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指导下“盲人摸象”的杰作。由于“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只好在“囚徒困境”以及人与人是狼的“竞争”环境中“博弈”，在“经济人”有限理性与“帕累托最优”的不对称空间中“优化”“配置”资源 ，在 “价格”自由涨落、上下波动中“均衡”需求与供给。这也只不过是“经济人” 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支配下蹒跚而行、跌跌撞撞的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物，是为了分析、解释、解决资本主义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应运而生的形而上学思辨成果。在《资本论》中，可以说实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实现了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的有机统一，当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还原论与整体论二者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虽然同样都是科学。但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还原论“科学”将成昔日黄花。在同自然和复杂经济世界的关系上，整体论更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是五度空间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五度空间理论，是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方法论基础，也是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基础。
典型分析方法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在典型事物中的应用。只有通过复杂性方法，才使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真正得到统一，才使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对称，使经济学不确定性得以扬弃。
五维空间的各维之间的关系是全息关系，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有在思维的抽象中才能存在。全息的方法也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从空间观的角度看，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方法，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方法。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经济规律即是层次性的又是历时性的。
科学本身是不可证伪的，能被证伪的是科学观，或对科学的解释。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所以两极相逢，就是因为它们只是对科学的看法。
规范不仅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而是本身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规范本身是实证的，实证本身是规范的。二者不存在并列的、外在的关系，因而也不存在谁补充谁的问题。在对称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规范性决定实证性，也决定其予测能力——予测能力不过是实证性的环节，但不是唯一环节——操作性也是实证性的必要环节。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实证性之中，经济学的实证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经验主义认识论只能陷入经济领域的不可知论，从而走向实证性的反面。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就是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人就是通过创造科学规律来创造客观规律，通过创造客观规律来创造客观世界，通过创造客观世界来证明世界可知论。规律本身是规范的。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创造性的、规范性的。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可以统一而且也应该统一。规范本身是实证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同自然科学的实证性是等价的，当然，不是同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线性科学等价，而是同量子力学、相对论、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非线性科学等价。控制经济学通过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实现规范经济学对实证经济学的整合，实现用规范的方法把握世界。
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传统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对称所致。经济现象是社会生活中最具体，最核心的现象，要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必须用对称逻辑。对称逻辑是对称经济学的逻辑。传统逻辑的学科定位决定悖论的定位，悖论的定位决定怎样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决定对称逻辑的学科定位。本章通过分析人类思维结构的历史发展、人类逻辑发展的几大阶段由此形成的几大逻辑类型，揭示逻辑发展的逻辑,并对几大类型逻辑予以合理定位，指出对称逻辑产生的逻辑与历史必然性，指出对称逻辑是对称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消除经济学悖论、建立科学的经济学的必要前提。数理逻辑并未超出传统逻辑的范畴。数理逻辑在学科性质、学科体系构成上仍然属于知性逻辑。经济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解悖的唯一途径是使各种逻辑各得其所，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而建立起和谐的思维结构。这种使各种逻辑和谐相处的逻辑，就是逻辑的逻辑——对称逻辑。对称逻辑就是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的思维方式就是和谐的思维方式，和谐的思维方式是与和谐社会对称的思维方式。现行所谓的辩证逻辑是传统逻辑向对称逻辑转化的中间环节，与对称辩证法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是逻辑与逻辑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对称逻辑是本质的逻辑。宇宙的本质是对称的，宇宙的发展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矛盾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对称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过程，也是思维发展的基本过程。只有对称逻辑，才能抓住最深层的本质，才能把“悖论”和矛盾、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放在同一个框架中研究，而不会出现用悖论来研究悖论、用矛盾来解决矛盾的困境。应用对称逻辑，是解决诸如“矛盾”、“二律背反”、“困局”、“二难选择”、“三元悖论”等思维、社会、行为“悖论”的根本途径。
本体：矛盾
不 主客体：二律背反
对
称 主体（社会）：困境、二难选择、三元悖论
思维：悖论
解决的共同方法：协调与对称。
老子的“道”就是一种内在的超越。贯穿老子思想的基本线索是对称：无和有的对称、有限和无限的对称、静和动的对称、柔和刚的对称、阴和阳的对称、上和下的对称、进和退的对称……老子哲学就是对称哲学，老子辩证法就是对称辩证法，老子逻辑就是对称逻辑。
冯友兰说，中国的释道儒的宇宙观、人生观真谛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宇宙观、天人观上的对称。对称逻辑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社会复杂系统。
没有主体性与规律性的对称，就没有社会。社会的有序就在无序之中，确定性就在不确定性之中，规律性就在主体性之中。
哲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经济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
没有对称的方法，哲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社会科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经济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就不能统一，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就不能统一，宇宙统一性原理就不能建立。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建立相对论，把时空、物质和力统一起来，靠的就是对称性原理。对称性原理决定着基本相互作用大统一理论的发展方向，并在弱电和强相互作用的统一中得到体现和证明。宇宙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对称规律是贯穿全息论、辩证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核心规律。
形而上学的真谛在于主观对客观的意向性、主体对客体的指向性、思辩与实证的同一性、内在对外在的超越性。科学的形而上学真谛在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真谛在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建构任何一门科学的方法都必须具备形而上学的功能。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就是对称的方法。
世界是对称的。有序与无序是对称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是对称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对称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是对称的。无限性与有限性是对称的。规律与人的活动是对称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称的。世界是对称的，世界的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是对称的，理论与实践是对称的，实证与规范是对称的，真善美是对称的。
对称是世界观。
世界是对称的——思维与存在、天与人、主体与客体是对称的。
天与人的对称。
无与有的对称。
思辨与实证的对称。
主观与客观的对称。
主体与客体的对称。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对称。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称。
民主与法制的对称。
贡献与索取的对称。
公平与效益的对称。
价值与价格的对称。
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的对称。
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的对称。
感性认识与客观现象的对称。
宇宙是对称的----
阴与阳的对称。
质子和中子的对称。
聚变和裂变的对称。
南极和北极的对称。
形上与形下的对称。
物质与反物质的对称。
能量与暗能量的对称。
时间、空间、层次的对称。
宇宙空间的要素、结构、功能是对称的。
对称并不神秘。对称就在你身上,就在你身边——
人体结构是对称的。
人和自然是对称的。
经济社会是对称的。
经济发展是对称的。
哲学发展是对称的。
经济学发展是对称的。
天与人的对称关系是哲学的出发点。
思辨与实证的对称关系是科学的出发点。
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学的出发点。
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对称关系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
思维经济原则就是对称思维原则，就是用对称的方式认识世界。
用对称的方式认识世界，就是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
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就是用经济的工程建设世界。
用经济的工程建设世界，要有经济思维的运动。
经济思维与经济工程是对称的。
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对称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对称是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经济科学的必要条件。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必须建立对称经济学。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必须建立对称哲学。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必须使对称哲学成为与对称经济学对称的哲学基础。
真理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在“自圆其说”时会陷入“悖论”，在实践运用中会陷于“悖境”。经常陷入“悖论”、 陷于“悖境”、有时还会陷进“囚徒困境”的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源于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然而，也恰恰就是悖论与悖境的大量出现，宣告了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与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的终结。
对称逻辑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哲学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逻辑与对称哲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产生，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自然历史过程。
对称经济的源头是对称的社会，对称的社会的源头是天人对称，天人对称的源头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精髓是内在的超越。老子的“道”就是一种内在的超越。中国哲学就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真正的哲学就是内在的超越。中华民族的哲学之所以能够做到内在的超越，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是对称的哲学。西方哲学之所以做不到内在的超越，是由于西方哲学是不对称的哲学。内在超越、天人合一，就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思辩与实证的对称。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对称逻辑的雏形。对称思维，是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阴阳对立、义利统一、内圣外王、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称思维方式，是中国哲学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哲学的独特优势，同宇宙的对称发展规律有着天然的一致性。正是靠着对称思维方式，奠定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对称逻辑历史地位高于抽象逻辑。对称哲学历史地位高于抽象哲学。中国哲学历史地位高于西方哲学。中国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自周易以来就有的“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而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计划体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封建宗法制度、官本位、人生依附关系和行政化的学术方式、行为方式，限制了人的创业精神、人劳动的自由自觉性和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缺乏创业自由和人的主体性，创新精神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创新精神，科学的发展将缺乏内在的灵魂，思辩与实证、天与人之间将缺乏内在的联结。中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不发展的根源，不在于“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结构，而在于官学不分的一元社会结构。
对称思维结构是和谐的思维结构。建立和谐的思维结构是建立和谐的社会结构的前提。在和谐社会中，以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创业——为“天人合一”的桥梁，吸收西方抽象哲学和具体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中国传统对称思维结构将衍化为科学的对称逻辑，演化出对称哲学，并促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极大发展。
对称逻辑与对称哲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产生，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对称哲学真正实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对称哲学，是哲学发展的逻辑、逻辑发展的哲学，是和谐社会时代精神的精华。
对称经济学从分析宇宙的对称本质、五度空间的对称结构入手，提出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的范畴，阐明对称逻辑与对称哲学的全新逻辑与哲学范式的内在结构；通过揭示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同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说明对称逻辑、对称哲学的客观基础与历史必然性，从而为对称经济学这一全新经济学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与之相对称的全新的哲学范式。
哲学不是抽象的代名词，而是智慧的代名词。思想家高于科学家。当哲学与科学有冲突时，科学必须从属于哲学。因为，对称逻辑的自洽性作为有序化的意识空间本身就是宇宙本质的反映和体现。很难想象逻辑上不自洽的东西对宇宙的反映会是完整的；而逻辑上自洽的东西，既使今天未被科学所证明，也将为今后的科学发展所证明。哲学指导与推动科学的发展，是几千年文明史所证明了的，经济学不会例外。
世界是对称的，属人的世界中物质与意识是对称的，实践模式的转轨与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对称的。通过分析人类经济发展的规律与发展的趋向，继承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吸取最新科学成果，提出对称哲学的范畴和范式，指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对称哲学是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人类二次创业相对称的哲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是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人类二次创业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从而奠定了对称经济学的对称哲学基础。
提要:通过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与主体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称关系，说明对称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本质不同，在于对称辩证法认为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的基本对称。要把发展与增长区别开来；相应地，要把对称与均衡区别开来。对称与均衡的最本质区别，是主体在经济规律中的地位不同——在对称经济学中，经济主客体的对称规律是核心规律，经济主体在规律中占主导。
关键词: 对称与均衡 规律性与主体性 必然性与偶然性 对称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 主体与客体
本文从全新的认识角度----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建构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全息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合理的方法认识世界。以对称空间、五度空间为基本框架，以还原与整体的统一为基本线索，整合原有对立的范畴，建构历时性与层次性统一、实证与规范统一、归纳与演绎统一、还原与整体统一、有限与无限统一的方法论体系，为对称经济学的创立奠定方法论的基础。
经济学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君临一切，就在于它的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还原与整体的统一的对称方法。经济客体的意义取决于经济主体，取决于经济主体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只要方法对头，思路正确，经济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实验室。经济学形式与内容的对称，不但要求语言模型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而且要求概念内涵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首先要求经济主体与经济对象的对称。经济学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须能自圆其说，在特定参照系中必须是绝对真理。
任何一门科学都以认识世界某个层面的本质为目标，因而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建构任何一门科学的方法都必须具备形而上学的功能。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才能认识世界某个层面的本质。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就是对称的方法。
由于政治经济学以还原论为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以整体论为理论基础，而还原论从属于整体论，所以政治经济学从属于对称经济学。而不对称的经济学，不能说它们“错误”，只能说它们“不合理”。之所以不能说它们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抽象的“真理”；之所以说它们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配置与再生、创业与守业、价值与价格、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法制、规范与实证的对称。认为有“外部性”的市场、有“例外”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证伪”的“经济科学”、可以不通过不确定来寻找的“确定性”、 可以对单个个人进行全封闭的”实验”以从中抽象出幽灵般的“经济人”、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经济现实来设计的“公理”、“假设”与“模型”、可以撇开任何主体性的纯粹的“科学性”， 只不过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指导下“盲人摸象”的杰作。由于“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只好在“囚徒困境”以及人与人是狼的“竞争”环境中“博弈”，在“经济人”有限理性与“帕累托最优”的不对称空间中“优化”“配置”资源 ，在 “价格”自由涨落、上下波动中“均衡”需求与供给。这也只不过是“经济人” 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支配下蹒跚而行、跌跌撞撞的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物，是为了分析、解释、解决资本主义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应运而生的形而上学思辨成果。在《资本论》中，可以说实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实现了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的有机统一，当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还原论与整体论二者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虽然同样都是科学。但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还原论“科学”将成昔日黄花。在同自然和复杂经济世界的关系上，整体论更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是五度空间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五度空间理论，是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方法论基础，也是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基础。
典型分析方法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在典型事物中的应用。只有通过复杂性方法，才使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真正得到统一，才使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对称，使经济学不确定性得以扬弃。
五维空间的各维之间的关系是全息关系，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有在思维的抽象中才能存在。全息的方法也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从空间观的角度看，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方法，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方法。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经济规律即是层次性的又是历时性的。
科学本身是不可证伪的，能被证伪的是科学观，或对科学的解释。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所以两极相逢，就是因为它们只是对科学的看法。
规范不仅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而是本身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规范本身是实证的，实证本身是规范的。二者不存在并列的、外在的关系，因而也不存在谁补充谁的问题。在对称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规范性决定实证性，也决定其予测能力——予测能力不过是实证性的环节，但不是唯一环节——操作性也是实证性的必要环节。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实证性之中，经济学的实证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经验主义认识论只能陷入经济领域的不可知论，从而走向实证性的反面。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就是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人就是通过创造科学规律来创造客观规律，通过创造客观规律来创造客观世界，通过创造客观世界来证明世界可知论。规律本身是规范的。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创造性的、规范性的。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可以统一而且也应该统一。规范本身是实证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同自然科学的实证性是等价的，当然，不是同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线性科学等价，而是同量子力学、相对论、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非线性科学等价。控制经济学通过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实现规范经济学对实证经济学的整合，实现用规范的方法把握世界。
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传统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对称所致。经济现象是社会生活中最具体，最核心的现象，要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必须用对称逻辑。对称逻辑是对称经济学的逻辑。传统逻辑的学科定位决定悖论的定位，悖论的定位决定怎样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决定对称逻辑的学科定位。本章通过分析人类思维结构的历史发展、人类逻辑发展的几大阶段由此形成的几大逻辑类型，揭示逻辑发展的逻辑,并对几大类型逻辑予以合理定位，指出对称逻辑产生的逻辑与历史必然性，指出对称逻辑是对称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消除经济学悖论、建立科学的经济学的必要前提。数理逻辑并未超出传统逻辑的范畴。数理逻辑在学科性质、学科体系构成上仍然属于知性逻辑。经济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解悖的唯一途径是使各种逻辑各得其所，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而建立起和谐的思维结构。这种使各种逻辑和谐相处的逻辑，就是逻辑的逻辑——对称逻辑。对称逻辑就是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的思维方式就是和谐的思维方式，和谐的思维方式是与和谐社会对称的思维方式。现行所谓的辩证逻辑是传统逻辑向对称逻辑转化的中间环节，与对称辩证法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是逻辑与逻辑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对称逻辑是本质的逻辑。宇宙的本质是对称的，宇宙的发展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矛盾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对称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过程，也是思维发展的基本过程。只有对称逻辑，才能抓住最深层的本质，才能把“悖论”和矛盾、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放在同一个框架中研究，而不会出现用悖论来研究悖论、用矛盾来解决矛盾的困境。应用对称逻辑，是解决诸如“矛盾”、“二律背反”、“困局”、“二难选择”、“三元悖论”等思维、社会、行为“悖论”的根本途径。
本体：矛盾
不 主客体：二律背反
对
称 主体（社会）：困境、二难选择、三元悖论
思维：悖论
解决的共同方法：协调与对称。
老子的“道”就是一种内在的超越。贯穿老子思想的基本线索是对称：无和有的对称、有限和无限的对称、静和动的对称、柔和刚的对称、阴和阳的对称、上和下的对称、进和退的对称……老子哲学就是对称哲学，老子辩证法就是对称辩证法，老子逻辑就是对称逻辑。
冯友兰说，中国的释道儒的宇宙观、人生观真谛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宇宙观、天人观上的对称。对称逻辑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社会复杂系统。
没有主体性与规律性的对称，就没有社会。社会的有序就在无序之中，确定性就在不确定性之中，规律性就在主体性之中。
哲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经济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
没有对称的方法，哲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社会科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经济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就不能统一，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就不能统一，宇宙统一性原理就不能建立。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建立相对论，把时空、物质和力统一起来，靠的就是对称性原理。对称性原理决定着基本相互作用大统一理论的发展方向，并在弱电和强相互作用的统一中得到体现和证明。宇宙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对称规律是贯穿全息论、辩证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核心规律。
形而上学的真谛在于主观对客观的意向性、主体对客体的指向性、思辩与实证的同一性、内在对外在的超越性。科学的形而上学真谛在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真谛在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建构任何一门科学的方法都必须具备形而上学的功能。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就是对称的方法。
世界是对称的。有序与无序是对称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是对称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对称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是对称的。无限性与有限性是对称的。规律与人的活动是对称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称的。世界是对称的，世界的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是对称的，理论与实践是对称的，实证与规范是对称的，真善美是对称的。
对称是世界观。
世界是对称的——思维与存在、天与人、主体与客体是对称的。
天与人的对称。
无与有的对称。
思辨与实证的对称。
主观与客观的对称。
主体与客体的对称。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对称。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称。
民主与法制的对称。
贡献与索取的对称。
公平与效益的对称。
价值与价格的对称。
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的对称。
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的对称。
感性认识与客观现象的对称。
宇宙是对称的----
阴与阳的对称。
质子和中子的对称。
聚变和裂变的对称。
南极和北极的对称。
形上与形下的对称。
物质与反物质的对称。
能量与暗能量的对称。
时间、空间、层次的对称。
宇宙空间的要素、结构、功能是对称的。
对称并不神秘。对称就在你身上,就在你身边——
人体结构是对称的。
人和自然是对称的。
经济社会是对称的。
经济发展是对称的。
哲学发展是对称的。
经济学发展是对称的。
天与人的对称关系是哲学的出发点。
思辨与实证的对称关系是科学的出发点。
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学的出发点。
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对称关系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
思维经济原则就是对称思维原则，就是用对称的方式认识世界。
用对称的方式认识世界，就是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
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就是用经济的工程建设世界。
用经济的工程建设世界，要有经济思维的运动。
经济思维与经济工程是对称的。
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对称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对称是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经济科学的必要条件。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必须建立对称经济学。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必须建立对称哲学。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必须使对称哲学成为与对称经济学对称的哲学基础。
真理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在“自圆其说”时会陷入“悖论”，在实践运用中会陷于“悖境”。经常陷入“悖论”、 陷于“悖境”、有时还会陷进“囚徒困境”的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源于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然而，也恰恰就是悖论与悖境的大量出现，宣告了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与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的终结。
对称逻辑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哲学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逻辑与对称哲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产生，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自然历史过程。
对称经济的源头是对称的社会，对称的社会的源头是天人对称，天人对称的源头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精髓是内在的超越。老子的“道”就是一种内在的超越。中国哲学就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真正的哲学就是内在的超越。中华民族的哲学之所以能够做到内在的超越，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是对称的哲学。西方哲学之所以做不到内在的超越，是由于西方哲学是不对称的哲学。内在超越、天人合一，就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思辩与实证的对称。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对称逻辑的雏形。对称思维，是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阴阳对立、义利统一、内圣外王、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称思维方式，是中国哲学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哲学的独特优势，同宇宙的对称发展规律有着天然的一致性。正是靠着对称思维方式，奠定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对称逻辑历史地位高于抽象逻辑。对称哲学历史地位高于抽象哲学。中国哲学历史地位高于西方哲学。中国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自周易以来就有的“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而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计划体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封建宗法制度、官本位、人生依附关系和行政化的学术方式、行为方式，限制了人的创业精神、人劳动的自由自觉性和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缺乏创业自由和人的主体性，创新精神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创新精神，科学的发展将缺乏内在的灵魂，思辩与实证、天与人之间将缺乏内在的联结。中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不发展的根源，不在于“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结构，而在于官学不分的一元社会结构。
对称思维结构是和谐的思维结构。建立和谐的思维结构是建立和谐的社会结构的前提。在和谐社会中，以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创业——为“天人合一”的桥梁，吸收西方抽象哲学和具体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中国传统对称思维结构将衍化为科学的对称逻辑，演化出对称哲学，并促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极大发展。
对称逻辑与对称哲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产生，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对称哲学真正实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对称哲学，是哲学发展的逻辑、逻辑发展的哲学，是和谐社会时代精神的精华。
对称经济学从分析宇宙的对称本质、五度空间的对称结构入手，提出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的范畴，阐明对称逻辑与对称哲学的全新逻辑与哲学范式的内在结构；通过揭示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同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说明对称逻辑、对称哲学的客观基础与历史必然性，从而为对称经济学这一全新经济学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与之相对称的全新的哲学范式。
哲学不是抽象的代名词，而是智慧的代名词。思想家高于科学家。当哲学与科学有冲突时，科学必须从属于哲学。因为，对称逻辑的自洽性作为有序化的意识空间本身就是宇宙本质的反映和体现。很难想象逻辑上不自洽的东西对宇宙的反映会是完整的；而逻辑上自洽的东西，既使今天未被科学所证明，也将为今后的科学发展所证明。哲学指导与推动科学的发展，是几千年文明史所证明了的，经济学不会例外。
世界是对称的，属人的世界中物质与意识是对称的，实践模式的转轨与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对称的。通过分析人类经济发展的规律与发展的趋向，继承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吸取最新科学成果，提出对称哲学的范畴和范式，指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对称哲学是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人类二次创业相对称的哲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是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人类二次创业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从而奠定了对称经济学的对称哲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