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经济学家”定义与学术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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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22 11:51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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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经济学家”定义与学术评判标准
一个国家通行的学术评价标准将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起引导、领导、主导、指导作用。一个国家通行错误的学术评价标准将误导整个国家的科学进程，一个国家通行正确的学术评价标准将极大促进整个国家的科学发展。符合科学学规范的、与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型经济相对称的学术评价标准，只能是原创理论。由于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经济学是复杂性学科，“经济学家”头衔是目前标准最混乱、争议最大的头衔，所以根据科学学原理对经济学家头衔进行规范的定义，对于规范我国学术评判标准有典型意义。
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并提出了评判他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标准：看他的论文是否发表在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上，他的论文被其他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他指出，世界上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有160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的有60多种，而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只有20种。我相信丁学良先生在这“被学术界推崇的”“20种”中肯定占有一席之地；但也正因为这样，丁先生在这里提出这个“标准”有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嫌疑；用于羞辱和他同样学术背景、处于同一经济学范式、但又进不了他的“20种俱乐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同行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足以使他们哑巴吃黄连哑口无言——行有行道，道有道规，谁叫你和丁先生师出同门，是同行同门加同派？这门派的老规矩，你又不是不懂！老师当时是怎么教咱哥们的？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从科学学的角度来看，是刊物因为论文有影响力，而不是论文因为刊物有影响力；论文的影响力根源于它的原创性、先进性和实践有效性，而真正的原创理论（不是仅仅标新立异的“理论”）被社会接受有一个过程，被同行引用情况不能同步准确反映这个过程。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人类学说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而包括丁学良先生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迄今不承认《资本论》的影响力，更不承认《资本论》是真理。论文被引用次数只不过是影响力的极不可靠的参数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数，更不是影响力指数。“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等都是极其模糊的概念；如果是指在美国出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有影响、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尊重，你把它夸大成“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把特称判断夸大成全称判断，通过这种夸大其词把美国和世界划等号，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划等号，把西方经济学界和学术界划等号，那也只不过是出于自身门户之见、建立在同一经济学范式基础上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互相吹捧、通过互相吹捧自我量化自我拔高而已，而科学的发展恰恰体现为科学范式的转换，体现为旧的“科学共同体”的瓦解与新的“科学共同体”的建立。所以丁学良的这种“经济学家”的“评判标准”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奚落他的同门小弟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
值得注意的是，丁学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真正经济学家的标准，实质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学术评判标准。据了解，像丁学良先生这样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及其衍生物——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作为学术评判标准，不是个案，也非偶然，而是目前中国高校、学术界通行的做法。这种因为高校、学术界对国家学术、教育公共品资源分配中的扭曲的利益机制导致的学术评判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将使我国学术研究误入歧途，严重阻碍我国科学的健康发展。
至于有人以所谓西方经济学科班出身、获取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院校的排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弟子、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等等作为评判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标准，都是出于西方经济学中心论的荒诞不经、不值一驳的奇谈怪论。至于其他“主流经济学家”所谓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差50年以上、中国20年内不要考虑诺贝尔经济学奖等等说法，更是罔顾科学学常识、不顾科学史事实，出于自身门户之见和别有用心的胡诌乱侃。知识本身有共享性；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不断地吸收人类前沿的科学成果，实现相容超越，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爬行，因此后来居上才是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科学史的基本事实。
可以说，“经济学家”的定义或评判经济学家的标准，就是经济学学术评判的一般标准。那么，经济学家的标准是什么？从科学学的意义上，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才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而不是以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或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家的标准。考虑到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除了原创基础理论，以任何其他的标准作为衡量经济学家的标准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话语权的一种江湖手段；这种江湖手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潜移默化为学术界的潜规则，用这种潜规则替代科学发展与评判的显规则，必将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科学标准的混乱，从而误导科学的发展。所以必须正本清源，重塑经济学发展与评判的科学标准。
任何科学范式的转换都是必然的，而这种必然性只能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经济学也不例外。通过对能体现经济学范式转化的必然性的偶然性——重要经济或经济学事件的案例进行典型分析，是揭示这种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说明经济学的发展规律、澄清经济学发展与评判模糊标准、重塑经济学发展与评判科学标准的最好途径。
2011年11月2日发生了哈佛大学本科生退出哈佛经济学教授曼昆主讲的经济学必修课，参加抗议华尔街的示威运动的事件；与此事件同时，哈佛校刊《哈佛政治评论》全文刊登了退课学生致曼昆的公开信：
今天，我们离开经济学十讲（注：曼昆主讲的课程名称）的课堂，以表达我们对于这门导论性的经济学课程中之根深蒂固的偏见的不满。我们深切地担忧这些课程中的偏见将影响到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大学，以及我们所身处的整个社会。
作为哈佛的本科生，我们选修“经济学十讲”这门课程是希望能获得广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知识的介绍，帮助我们进一步在经济学、政治学、环境科学、公共政策等诸多学科和知识领域中作出深入思考。然而，我们发现这门课程，对于我们认为已经问题重重且对不平等束手无策的经济，秉持偏见和有局限的视野。
真正合理的经济学研究，必须同时包含对各种经济学简化模型之优点与缺点的批判性探讨。由于在您的课程中不涉及第一手资料，学术期刊中的关键文献也并不充分，因此我们几乎无法接触其他可供选择的路径来研究经济学。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理”就比其他任何理论，例如凯恩斯的理论更重要、更基本，这是毫无道理的。
对一门准备要为将来进一步研究经济学打下基础的课程来说，采取一种无偏见的观察经济学的视角，对于这个课堂上的700名同学来说相当重要。许多哈佛学生没有能力选择经济学十讲之外的课程，因为此课程对于经济学、环境科学以及公共政策学学生来说是必修的。当社会学专业必须选择一门经济学导论课程时，唯一的另一门可供选择的课程——Steven Margolin教授的经济学批判却每隔一年才开设一次（今年就没开课）。许多其他专业的学生只是希望在高质量的通识教育中获得对经济学的简单理解。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学导论使得后续的经济学课程难以有效地展开，因为它只是提供了有严重偏见的角度，而不是为其他课程的拓宽提供坚实的基础。不要希望学生们通过躲开这门课，或者拒绝整个经济学学科来表达他们对经济学导论的不满。
哈佛毕业生在全球金融机构和公共政策领域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哈佛不能使学生们具备关于经济学的更广博知识并能更具批判性地思考，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近五年来的经济动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我们将加入波士顿的游行队伍，抗议高等教育的公司化，声援全球的“占领运动”。由于经济学十讲中不公正的本质不仅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的象征，甚至应当为这一严重社会后果负责。我们今天走出课堂，不仅是反对您对于有偏见的经济学理论的讨论不够充分，而且我们还将投身整个运动，去改变美国经济学的所有不公正的逻辑。曼昆教授，我们希望您会认真对待我们的想法和今天的罢课行为。
哈佛经济学本科生在这封公开信中明确表达了以下信息：1、西方经济学以偏见为导论；2、这些偏见形成的有严重偏见的角度不能给学生提供广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知识；3、这些偏见形成的狭隘的视野导致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熟视无睹，束手无策；4、这些偏见虽然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然而不容许学生对其进行批判，或进行其他选择；5，这些偏见培养出来的哈佛经济学毕业生由于在全球金融机构和公共政策领域担任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前一段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有偏见的西方经济学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实践可以说已经证伪了西方经济学。如果按照西方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所谓可证伪性是科学、因而也是经济学的本质属性的说法，全球性金融危机通过证伪西方经济学来证实西方经济学，就是因为全球性金融危机证伪了西方经济学所以证实了西方经济学，那么这些罢课的哈佛经济学本科生就是吃饱饭没事干撑着，理应继续将错就错学这些有偏见的错误理论，然后继续将错就错用这些错误的理论指导错误的实践，让金融危机来得更猛烈、更频繁才对。然而这是明显荒谬的，任何头脑没有毛病的人都不会这样干。这说明，西方经济学被证伪就说明西方经济学是错的，既然错了就不应该继续占据神圣的经济学殿堂，以免误人子弟，贻害社会。必须让正确的经济学走上讲堂，错误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必须下课，这就是哈佛经济学本科生集体罢课和给曼昆公开信事件的经济学意义。
让我们打开曼昆《经济学原理》（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第一篇导言 第一章 经济学十大原理 原理一：人们面临权衡取舍；原理二：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原理三：理性人考虑边际量；原理四：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原理五：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原理六：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原理七：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原理八：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原理九：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时，物价上升；原理十：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如果以上曼昆的经济学十大“经济学原理”对应于曼昆的经济学十讲，我们可以看到，曼昆的经济学十讲在极力使经济学基本原理常识化、通俗化的背后，是经济学出发点的偏见。因为曼昆上述所谓的“经济学基本原理”都是经济某些方面现象的客观描述，因而从现象学意义上看都是正确的，但就经济整体来讲都是片面的；通过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把经济发展复杂系统中的某个方面抽象出来，上升为“经济学基本原理”，势必使“经济学基本原理”以偏概全甚至本末倒置，造成对经济学生和经济实践的误导。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特定对象客观规律的反映，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不例外。那么经济学的对象是什么？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规律。价值的创造固然需要资源的配置，但价值的创造不能归结为资源的配置。从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出发点来看，资源的配置是手段，价值的创造、资源的再生才是目的。因此，人参与经济活动固然需要选择理性，但人参与经济活动首先需要创造理性——选择理性从属于创造理性，创造理性主导选择理性。如果把人的选择理性抽象出来，使它离开创造理性，并且使之成为“经济学十大原理”的第一大原理，那么将使经济学成为为配置而配置的经济学，而非为再生而配置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把经济学定义为配置经济学——关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哲学根源就在于把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的经济理性和选择理性划等号，从而使选择理性脱离创造理性。选择理性脱离创造理性、经济学由再生经济学变为配置经济学的结果，是使经济学不能完整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规律，而只是对这条规律的某个环节、某个片段的抽象，从而使经济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家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根源所在。
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为选择理性，把经济活动定位为资源的选择和配置，那么经济活动就是单个人可以进行的抽象的活动，进行这种单个人抽象活动的就是抽象的单个人——作为西方经济学出发点的“经济人”。由于每个人都可以独立进行经济活动，而且这种活动是对有限资源的选择和配置，因此人与人之间利益此消彼长，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只能在相互提防勾心斗角信息不对称中进行非合作博弈，最后大家只能落个“纳什均衡”即利益均衡的结果。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于创造理性，把经济活动定位于价值的创造与再生，经济主体间就有可能是双赢的关系，那么经济活动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是合作关系；虽然每个人也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个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只能在合作互利过程中才能实现。这个合作互利的过程不是什么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过程，而是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既为自己也为别人的过程；是贡献与索取对称、付出与收获等价的过程。所以经济人的本质不是自私的。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为选择理性，那么经济活动的所得就是所选择的东西，这个所得的代价就是放弃的东西——有选择就有放弃；在配置经济学中，所谓成本唯一的就是机会成本。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于创造理性，那么经济活动的所得就是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个所得的成本就是为了创造新的价值而投入的旧的价值，或转化成新价值的旧价值。只有把创造新价值的成本看成投入的旧价值，“边际量”这个概念才能成立，考虑边际量才有意义，“理性人考虑边际量”这个命题和经济学的其他原理才能兼容。曼昆一方面“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另一方面“理性人考虑边际量”，两个命题之间是一个悖论；他的一句“在机会成本为既定的条件下”（同上，p6）不但不能化解这个悖论，而且只能强化这个悖论。同理，人们确实“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但只有把经济活动看成主体合作创造新价值的活动，人对人的激励才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如果每个人都只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选择，那么“激励”就不能现实发生。贸易固然可以通过选择和交换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但贸易只是商品创造全部价值的必要环节不是充分条件，产品的开发、生产是完整的商品价值创造过程中更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得出经济理性是选择理性、经济活动只是选择活动的结论。市场确实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但“市场”概念有多种含义，如果仅仅是指交换产品的场所，那么曼昆“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不管指的是政府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抑或有利条件，都说明由市场组织的经济活动只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内容，虽然这部分内容对于创造商品整体价值来讲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把经济理性和活动归结为通过市场的选择是不成立的。曼昆“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更是直接证伪了他的“选择论”。“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时，物价上升”固然没错，问题是如果“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仅仅是“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造成，那么又怎么会让我们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进行“短期权衡取舍”呢？是通货膨胀增加就业，还是增加就业引发通货膨胀？莫非通货膨胀会增加就业，或者就业增加会造成通货膨胀？就业增加必然产出也增加，就业增加怎么会造成通货膨胀？也许曼昆的选择论经济学可以从逻辑上得出就业增加就是吃干饭、白白占有稀缺资源的人增加，所以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会增加就业，那么 “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时，物价上升”岂不是增加就业的好办法？如果曼昆只是把一些短期现象而不是长期现象后面的经济规律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那么这样的“经济学原理”只能让学生云里雾里，不着要领；如果曼昆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间不兼容，只能给其学生提供逻辑不严密、充满悖论的经济学体系；如果这个不兼容是由于作为出发点的某个前提本身错误，那么只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造成学生反感和反弹是正常的。
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经济人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整个西方经济学都是直接间接地以“理性的经济人是自私的”假设作为其体系的明确的或隐含的逻辑前提，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他的整个经济学体系，这就不能不使经济学体系建立在沙滩上，并诱导经济大厦建立在沙滩上。自私自利，以邻为壑，把经济活动等同于赚钱，把人生目标定位于最大限度地赚钱，为赚钱不择手段，以致经济活动本末倒置，使虚拟经济蜕变成虚幻经济。从自私的经济人选择哲学到配置经济学，经过一般均衡论的中介与过渡，进入价格经济学——把价值归结为交换价值或价格的经济学，是西方虚拟经济通过投机盛行转变为虚幻经济，并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的经济学逻辑与经济逻辑。在此过程中，掌握娴熟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哈佛经济学毕业生起到推波助澜的引领作用。“哈佛毕业生在全球金融机构和公共政策领域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哈佛不能使学生们具备关于经济学的更广博知识并能更具批判性地思考，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近五年来的经济动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哈佛经济学本科生退课及给曼昆的公开信揭开了哈佛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内幕，从经济学理论和掌握经济学理论的主体两个层面证明了西方现代经济学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内在本质联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证伪了西方现代经济学。这充分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是必然的。
俗话说：是驴是马牵出来溜溜。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经济学家”原创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经济趋势的预测能力与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如果说，哈佛经济学生罢课事件起因于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则说明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必然性，也揭示了西方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当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要求转变经济学范式，而经济学家们仍然把旧的经济学范式视同神明、顶礼膜拜时，旧的经济学范式必然会对实践产生误导。所以，哈佛经济学生认为是曼昆教出来的经济学生带来了经济危机是正确的，英国女王2008年11月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及“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是正确的，英国社会科学院对女王难题的回答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外诸多智者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也是正确的。但正确不等于全面，更不等于深刻。每年发表在丁学良所称的“世界上有影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符合丁学良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标准的“经济学家”也多如牛毛，竟然“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即便是丁学良举双手认同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理论、其原创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
一个国家通行的学术评价标准将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起引导、领导、主导、指导作用。一个国家通行错误的学术评价标准将误导整个国家的科学进程，一个国家通行正确的学术评价标准将极大促进整个国家的科学发展。符合科学学规范的、与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型经济相对称的学术评价标准，只能是原创理论。由于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经济学是复杂性学科，“经济学家”头衔是目前标准最混乱、争议最大的头衔，所以根据科学学原理对经济学家头衔进行规范的定义，对于规范我国学术评判标准有典型意义。
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并提出了评判他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标准：看他的论文是否发表在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上，他的论文被其他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他指出，世界上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有160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的有60多种，而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只有20种。我相信丁学良先生在这“被学术界推崇的”“20种”中肯定占有一席之地；但也正因为这样，丁先生在这里提出这个“标准”有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嫌疑；用于羞辱和他同样学术背景、处于同一经济学范式、但又进不了他的“20种俱乐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同行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足以使他们哑巴吃黄连哑口无言——行有行道，道有道规，谁叫你和丁先生师出同门，是同行同门加同派？这门派的老规矩，你又不是不懂！老师当时是怎么教咱哥们的？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从科学学的角度来看，是刊物因为论文有影响力，而不是论文因为刊物有影响力；论文的影响力根源于它的原创性、先进性和实践有效性，而真正的原创理论（不是仅仅标新立异的“理论”）被社会接受有一个过程，被同行引用情况不能同步准确反映这个过程。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人类学说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而包括丁学良先生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迄今不承认《资本论》的影响力，更不承认《资本论》是真理。论文被引用次数只不过是影响力的极不可靠的参数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数，更不是影响力指数。“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等都是极其模糊的概念；如果是指在美国出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有影响、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尊重，你把它夸大成“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把特称判断夸大成全称判断，通过这种夸大其词把美国和世界划等号，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划等号，把西方经济学界和学术界划等号，那也只不过是出于自身门户之见、建立在同一经济学范式基础上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互相吹捧、通过互相吹捧自我量化自我拔高而已，而科学的发展恰恰体现为科学范式的转换，体现为旧的“科学共同体”的瓦解与新的“科学共同体”的建立。所以丁学良的这种“经济学家”的“评判标准”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奚落他的同门小弟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
值得注意的是，丁学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真正经济学家的标准，实质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学术评判标准。据了解，像丁学良先生这样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及其衍生物——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作为学术评判标准，不是个案，也非偶然，而是目前中国高校、学术界通行的做法。这种因为高校、学术界对国家学术、教育公共品资源分配中的扭曲的利益机制导致的学术评判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将使我国学术研究误入歧途，严重阻碍我国科学的健康发展。
至于有人以所谓西方经济学科班出身、获取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院校的排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弟子、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等等作为评判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标准，都是出于西方经济学中心论的荒诞不经、不值一驳的奇谈怪论。至于其他“主流经济学家”所谓中国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相差50年以上、中国20年内不要考虑诺贝尔经济学奖等等说法，更是罔顾科学学常识、不顾科学史事实，出于自身门户之见和别有用心的胡诌乱侃。知识本身有共享性；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都是不断地吸收人类前沿的科学成果，实现相容超越，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爬行，因此后来居上才是科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科学史的基本事实。
可以说，“经济学家”的定义或评判经济学家的标准，就是经济学学术评判的一般标准。那么，经济学家的标准是什么？从科学学的意义上，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才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而不是以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或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家的标准。考虑到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除了原创基础理论，以任何其他的标准作为衡量经济学家的标准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话语权的一种江湖手段；这种江湖手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潜移默化为学术界的潜规则，用这种潜规则替代科学发展与评判的显规则，必将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科学标准的混乱，从而误导科学的发展。所以必须正本清源，重塑经济学发展与评判的科学标准。
任何科学范式的转换都是必然的，而这种必然性只能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经济学也不例外。通过对能体现经济学范式转化的必然性的偶然性——重要经济或经济学事件的案例进行典型分析，是揭示这种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说明经济学的发展规律、澄清经济学发展与评判模糊标准、重塑经济学发展与评判科学标准的最好途径。
2011年11月2日发生了哈佛大学本科生退出哈佛经济学教授曼昆主讲的经济学必修课，参加抗议华尔街的示威运动的事件；与此事件同时，哈佛校刊《哈佛政治评论》全文刊登了退课学生致曼昆的公开信：
今天，我们离开经济学十讲（注：曼昆主讲的课程名称）的课堂，以表达我们对于这门导论性的经济学课程中之根深蒂固的偏见的不满。我们深切地担忧这些课程中的偏见将影响到我们的同学，我们的大学，以及我们所身处的整个社会。
作为哈佛的本科生，我们选修“经济学十讲”这门课程是希望能获得广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知识的介绍，帮助我们进一步在经济学、政治学、环境科学、公共政策等诸多学科和知识领域中作出深入思考。然而，我们发现这门课程，对于我们认为已经问题重重且对不平等束手无策的经济，秉持偏见和有局限的视野。
真正合理的经济学研究，必须同时包含对各种经济学简化模型之优点与缺点的批判性探讨。由于在您的课程中不涉及第一手资料，学术期刊中的关键文献也并不充分，因此我们几乎无法接触其他可供选择的路径来研究经济学。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理”就比其他任何理论，例如凯恩斯的理论更重要、更基本，这是毫无道理的。
对一门准备要为将来进一步研究经济学打下基础的课程来说，采取一种无偏见的观察经济学的视角，对于这个课堂上的700名同学来说相当重要。许多哈佛学生没有能力选择经济学十讲之外的课程，因为此课程对于经济学、环境科学以及公共政策学学生来说是必修的。当社会学专业必须选择一门经济学导论课程时，唯一的另一门可供选择的课程——Steven Margolin教授的经济学批判却每隔一年才开设一次（今年就没开课）。许多其他专业的学生只是希望在高质量的通识教育中获得对经济学的简单理解。更为严重的是，经济学导论使得后续的经济学课程难以有效地展开，因为它只是提供了有严重偏见的角度，而不是为其他课程的拓宽提供坚实的基础。不要希望学生们通过躲开这门课，或者拒绝整个经济学学科来表达他们对经济学导论的不满。
哈佛毕业生在全球金融机构和公共政策领域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哈佛不能使学生们具备关于经济学的更广博知识并能更具批判性地思考，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近五年来的经济动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我们将加入波士顿的游行队伍，抗议高等教育的公司化，声援全球的“占领运动”。由于经济学十讲中不公正的本质不仅是美国经济不平等的象征，甚至应当为这一严重社会后果负责。我们今天走出课堂，不仅是反对您对于有偏见的经济学理论的讨论不够充分，而且我们还将投身整个运动，去改变美国经济学的所有不公正的逻辑。曼昆教授，我们希望您会认真对待我们的想法和今天的罢课行为。
哈佛经济学本科生在这封公开信中明确表达了以下信息：1、西方经济学以偏见为导论；2、这些偏见形成的有严重偏见的角度不能给学生提供广阔的经济学理论基础知识；3、这些偏见形成的狭隘的视野导致对社会不平等现象熟视无睹，束手无策；4、这些偏见虽然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然而不容许学生对其进行批判，或进行其他选择；5，这些偏见培养出来的哈佛经济学毕业生由于在全球金融机构和公共政策领域担任极为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前一段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就是说，有偏见的西方经济学是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实践可以说已经证伪了西方经济学。如果按照西方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所谓可证伪性是科学、因而也是经济学的本质属性的说法，全球性金融危机通过证伪西方经济学来证实西方经济学，就是因为全球性金融危机证伪了西方经济学所以证实了西方经济学，那么这些罢课的哈佛经济学本科生就是吃饱饭没事干撑着，理应继续将错就错学这些有偏见的错误理论，然后继续将错就错用这些错误的理论指导错误的实践，让金融危机来得更猛烈、更频繁才对。然而这是明显荒谬的，任何头脑没有毛病的人都不会这样干。这说明，西方经济学被证伪就说明西方经济学是错的，既然错了就不应该继续占据神圣的经济学殿堂，以免误人子弟，贻害社会。必须让正确的经济学走上讲堂，错误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必须下课，这就是哈佛经济学本科生集体罢课和给曼昆公开信事件的经济学意义。
让我们打开曼昆《经济学原理》（第六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第一篇导言 第一章 经济学十大原理 原理一：人们面临权衡取舍；原理二：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原理三：理性人考虑边际量；原理四：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原理五：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原理六：市场通常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原理七：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原理八：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原理九：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时，物价上升；原理十：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权衡取舍。如果以上曼昆的经济学十大“经济学原理”对应于曼昆的经济学十讲，我们可以看到，曼昆的经济学十讲在极力使经济学基本原理常识化、通俗化的背后，是经济学出发点的偏见。因为曼昆上述所谓的“经济学基本原理”都是经济某些方面现象的客观描述，因而从现象学意义上看都是正确的，但就经济整体来讲都是片面的；通过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把经济发展复杂系统中的某个方面抽象出来，上升为“经济学基本原理”，势必使“经济学基本原理”以偏概全甚至本末倒置，造成对经济学生和经济实践的误导。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特定对象客观规律的反映，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不例外。那么经济学的对象是什么？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规律。价值的创造固然需要资源的配置，但价值的创造不能归结为资源的配置。从经济活动的目的和出发点来看，资源的配置是手段，价值的创造、资源的再生才是目的。因此，人参与经济活动固然需要选择理性，但人参与经济活动首先需要创造理性——选择理性从属于创造理性，创造理性主导选择理性。如果把人的选择理性抽象出来，使它离开创造理性，并且使之成为“经济学十大原理”的第一大原理，那么将使经济学成为为配置而配置的经济学，而非为再生而配置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把经济学定义为配置经济学——关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哲学根源就在于把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的经济理性和选择理性划等号，从而使选择理性脱离创造理性。选择理性脱离创造理性、经济学由再生经济学变为配置经济学的结果，是使经济学不能完整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规律，而只是对这条规律的某个环节、某个片段的抽象，从而使经济学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这也是西方经济学家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根源所在。
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为选择理性，把经济活动定位为资源的选择和配置，那么经济活动就是单个人可以进行的抽象的活动，进行这种单个人抽象活动的就是抽象的单个人——作为西方经济学出发点的“经济人”。由于每个人都可以独立进行经济活动，而且这种活动是对有限资源的选择和配置，因此人与人之间利益此消彼长，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与人的关系是狼与狼的关系，只能在相互提防勾心斗角信息不对称中进行非合作博弈，最后大家只能落个“纳什均衡”即利益均衡的结果。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于创造理性，把经济活动定位于价值的创造与再生，经济主体间就有可能是双赢的关系，那么经济活动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是合作关系；虽然每个人也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这个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只能在合作互利过程中才能实现。这个合作互利的过程不是什么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过程，而是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既为自己也为别人的过程；是贡献与索取对称、付出与收获等价的过程。所以经济人的本质不是自私的。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为选择理性，那么经济活动的所得就是所选择的东西，这个所得的代价就是放弃的东西——有选择就有放弃；在配置经济学中，所谓成本唯一的就是机会成本。如果把经济理性定位于创造理性，那么经济活动的所得就是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个所得的成本就是为了创造新的价值而投入的旧的价值，或转化成新价值的旧价值。只有把创造新价值的成本看成投入的旧价值，“边际量”这个概念才能成立，考虑边际量才有意义，“理性人考虑边际量”这个命题和经济学的其他原理才能兼容。曼昆一方面“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所放弃的东西”，另一方面“理性人考虑边际量”，两个命题之间是一个悖论；他的一句“在机会成本为既定的条件下”（同上，p6）不但不能化解这个悖论，而且只能强化这个悖论。同理，人们确实“会对激励做出反应”，但只有把经济活动看成主体合作创造新价值的活动，人对人的激励才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如果每个人都只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选择，那么“激励”就不能现实发生。贸易固然可以通过选择和交换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但贸易只是商品创造全部价值的必要环节不是充分条件，产品的开发、生产是完整的商品价值创造过程中更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不能根据“贸易可以使每个人的状况都变得更好”得出经济理性是选择理性、经济活动只是选择活动的结论。市场确实是组织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但“市场”概念有多种含义，如果仅仅是指交换产品的场所，那么曼昆“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不管指的是政府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还是充分条件，抑或有利条件，都说明由市场组织的经济活动只不过是经济活动的一部分内容，虽然这部分内容对于创造商品整体价值来讲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把经济理性和活动归结为通过市场的选择是不成立的。曼昆“一国的生活水平取决于它生产物品与劳务的能力”更是直接证伪了他的“选择论”。“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时，物价上升”固然没错，问题是如果“社会面临通货膨胀”仅仅是“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造成，那么又怎么会让我们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进行“短期权衡取舍”呢？是通货膨胀增加就业，还是增加就业引发通货膨胀？莫非通货膨胀会增加就业，或者就业增加会造成通货膨胀？就业增加必然产出也增加，就业增加怎么会造成通货膨胀？也许曼昆的选择论经济学可以从逻辑上得出就业增加就是吃干饭、白白占有稀缺资源的人增加，所以会造成通货膨胀。如果通货膨胀会增加就业，那么 “当政府发行了更多货币时，物价上升”岂不是增加就业的好办法？如果曼昆只是把一些短期现象而不是长期现象后面的经济规律作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那么这样的“经济学原理”只能让学生云里雾里，不着要领；如果曼昆的“经济学十大原理”之间不兼容，只能给其学生提供逻辑不严密、充满悖论的经济学体系；如果这个不兼容是由于作为出发点的某个前提本身错误，那么只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造成学生反感和反弹是正常的。
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经济人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整个西方经济学都是直接间接地以“理性的经济人是自私的”假设作为其体系的明确的或隐含的逻辑前提，在此基础上推导出他的整个经济学体系，这就不能不使经济学体系建立在沙滩上，并诱导经济大厦建立在沙滩上。自私自利，以邻为壑，把经济活动等同于赚钱，把人生目标定位于最大限度地赚钱，为赚钱不择手段，以致经济活动本末倒置，使虚拟经济蜕变成虚幻经济。从自私的经济人选择哲学到配置经济学，经过一般均衡论的中介与过渡，进入价格经济学——把价值归结为交换价值或价格的经济学，是西方虚拟经济通过投机盛行转变为虚幻经济，并最终演变为金融危机的经济学逻辑与经济逻辑。在此过程中，掌握娴熟的金融衍生品工具的哈佛经济学毕业生起到推波助澜的引领作用。“哈佛毕业生在全球金融机构和公共政策领域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果哈佛不能使学生们具备关于经济学的更广博知识并能更具批判性地思考，他们的行为将会危及全球金融体系。近五年来的经济动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哈佛经济学本科生退课及给曼昆的公开信揭开了哈佛经济学乃至整个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内幕，从经济学理论和掌握经济学理论的主体两个层面证明了西方现代经济学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内在本质联系，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证伪了西方现代经济学。这充分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是必然的。
俗话说：是驴是马牵出来溜溜。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经济学家”原创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经济趋势的预测能力与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如果说，哈佛经济学生罢课事件起因于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则说明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必然性，也揭示了西方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当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要求转变经济学范式，而经济学家们仍然把旧的经济学范式视同神明、顶礼膜拜时，旧的经济学范式必然会对实践产生误导。所以，哈佛经济学生认为是曼昆教出来的经济学生带来了经济危机是正确的，英国女王2008年11月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及“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是正确的，英国社会科学院对女王难题的回答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外诸多智者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也是正确的。但正确不等于全面，更不等于深刻。每年发表在丁学良所称的“世界上有影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符合丁学良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标准的“经济学家”也多如牛毛，竟然“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即便是丁学良举双手认同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理论、其原创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
[ 2016/06/22 11:50 | by admin ]
2016/06/22 11:50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
有的人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个框，不要什么都往里装。我认为，市场经济是系统，市场化改革是系统工程，相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系统工程；从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的原因、过程、造成经济低迷不但发展不可持续而且增长不可持续的严重后果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涉及经济学范式、发展模式、增长方式，包括思想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
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社会是一个系统，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一个系统，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不是系统化减弱的过程，而是系统化强化的过程。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从来就有也非一成不变的。在商品经济早期，宏观调控的作用并不明显；这时自由竞争的作用占主导。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时期自由主义经济盛行的根本原因。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随着经济的主体化、系统化，迫切需要用上层（包括国家、制度、法律、规则）的作用来整合下层，使无序的经济活动有序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全息化、规模化，这时宏观调控的作用才逐步占主导。宏观调控必然性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的变迁。如果看不到宏观调控必然性背后的生产方式变迁，把宏观调控凝固，是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变迁。这既非规范方法、也非实证方法，更非系统方法。
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单独决定。因此，同样是商品经济，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商品经济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四面包围之下，因此本质上属于农业性商品经济；而西方的商品经济则大部分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独立发展，因此性质上属于纯商品经济。前者由于整体上受制于人身依附关系，所以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动而随生随灭，难以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后者则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所以一般比较容易持续地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当然，除了政治关系外，宗教意识形态、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都对能否进入工业经济社会起了较大的作用。可见，决定经济社会的性质是农业还是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是商品经济一个要素，而是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这里，生产力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它的标志不等于生产力本身；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标志（根据系统的协同律、相关律），其中生产工具可以直观地、典型地作为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但也仅仅是标志而己，而不是生产力本身，更不是决定生产力的根本因素。决定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这两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要素。市场经济是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发展过程，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平面发展过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转型的中国市场经济只有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准确定位、合理解释与科学重建。中国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全息元”，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综合，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因而是典型的社会复杂系统，建构中国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工程。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
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政府成为经济主体、宏观调控成为市场经济必然环节的时代背景。知识经济发展观是全球发展观。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经济重新洗牌，通过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来实现；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标志，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径。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崩溃、世界多元化经济体系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前提；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展开。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政府救市即可轻松度过；只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复杂系统工程。
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转型：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的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扬弃，这种市场体制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是对称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既是历史也是逻辑，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既是层次也是结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实践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转变的“全息元”。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将使中国率先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社会的调节机制越来越简单：从超经济强制（暴力、战争、人身依附关系、计划安排）到市场，从人治经法治到法制,市场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复杂系统工程。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复杂系统工程。生产力狭义指再生生产力，即人类创造新财富的能力。从横向来看，生产力分为个人生产力、企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从纵向来看，生产力分为短期生产力、长期生产力；从层次来看，生产力分为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生产力是生产系统的功能，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社会文化制度体制环境，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就是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之间的关系。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如果对称，生产力发展速度就快；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如果不对称，生产力发展速度就慢。生产力系统结构的对称程度决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所以生产力发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生产力发展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中间环节，只有生产力发展才有社会的真正发展。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促发展的经济，是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生产力高速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生产力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经济新常态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放、提高生产力的复杂系统工程。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复杂系统工程。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产品没有使用价值的增长向产品有使用价值的增长转变、产品低使用价值的增长向产品高使用价值的增长转变、产品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增长向产品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增长转变，由增长向发展转变，由传统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信息经济形态、不完整的知识经济形态向智慧经济形态转变。经济学的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产品的本质是使用价值。只有实现的价值才有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的价值才是实现的价值。过剩产能，卖不出去，没有实现价值，没有使用价值；几千万套空置房，卖出去了，但不在使用，没有使用价值；假冒伪劣产品、豆腐渣工程虽然买出去了，也在使用，但没有使用价值甚至有负使用价值；环境污染有毒奶粉只有负使用价值。靠没有使用价值与负使用价值的产品生产堆积起来的GDP是泡沫GDP。新常态经济增长是价值的增长，不包括没有使用价值和负使用价值的增长。附加值是经济主体新创造出来的产品价值。只有产品有附加值才有社会财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而GDP则可以在产品没有附加值的情况下得到增长。经济主体的作用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比重，与经济主体作用于产品中的知识与技术的含量成正比。所谓高附加值产品，就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高知识与技术含量的产品。在价格反映价值的正常情况下，产品附加值高低与产品利润高低成正比。在价格不能反映价值的不正常情况下，产品附加值高低与产品利润高低不成正比，例如房地产就是低附加值高利润的产品。价格背离价值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价格背离价值的根本原因是投机和垄断，投机和垄断盛行的根本原因是GDP增长方式。价格背离价值会抑制经济主体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积极性，例如我国房地产暴利驱使大量原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转型开发房地产，这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提升。推行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用中国创造代替中国制造，用自有品牌中国制造代替贴牌中国制造，就是为了提高产品附加值。产品附加值高低决定GDP含金量，GDP含金量决定GDP、人均GDP增长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关联度大小。创新驱动是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抑制投机，打破非法垄断，打击非法暴利，使价格反映价值、产品附加值高低与产品利润高低成正比，是创新驱动的根本动力。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抑制投机、打破非法垄断、打击非法暴利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与经济含金量的复杂系统过程。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还原论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要运用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就可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依据与理论依据，其中也包括经济学的理论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而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凯恩斯主义有本质区别。作为系统工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本质区别在于：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社会定位不同：国家干预是宏观经济微观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对称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微观经济范畴，也是宏观经济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国家是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对称经济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问题，首先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是经济学范式、以及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抑或马克思的经济学，决非在旧的范式中进行“补丁”或采用某种数学模型就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得到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完善、更先进的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必须有比西方现代经济学更先进的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理论依据，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经过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改革”、“国家调节”、“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范式语境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正确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预主义的本质区别，难以完整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复杂系统工程。
市场经济是复杂系统；对称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范式通过对称的视角、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来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对称的视角，就是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不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视角。对称，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发展方式转型与制度转型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改革就是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为对称。
五维空间观的视野，就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对称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带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使经济发展的五维空间属性得以充分展示。经济全球化是空间概念，经济一体化是层次概念。一体化意味着本原化、高层化、稳定化。全球化是一体化的基础，一体化催化全球化。根据五维空间方法论，知识经济是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改革是时空层次相对称的五维空间的模式；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中国市场经济要不要宏观调控、怎样调控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也不以西方的经济学为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五维空间的，只有用五维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相对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知识经济、转型经济、智慧经济、融合经济、回归经济、共有经济、时间经济、空间经济、层次经济、再生经济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统一；含政府宏观调控在内的中国模式——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离开五维空间观的视野无法理解这个过程。
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就是市场经济有序与无序、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相统一的视野。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社会越来越具有量子场特征。但市场经济的量子化过程与市场经济的系统化过程是双向同步过程，市场量子论并未否认市场系统论，正好像量子论并未否认系统论与牛顿力学一样。市场经济是一个量子场不是否定了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系统，而是促使社会系统由简单系统转变为复杂系统，促使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结合。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相结合的结果，是使系统论演变为复杂系统论——由只有有序结构一个层面组成的简单系统论，发展成有序与无序两个层面组成的复杂系统论；使量子力学演变为系统论量子力学——在无序中寻找有序、把无序整合成有序、把非系统提升为系统的系统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关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人可以通过自觉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所以妄想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切割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由于市场经济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在环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可分离，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对称哲学、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对称经济学，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这样一个定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文化体制、科研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社会复杂系统工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
有的人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个框，不要什么都往里装。我认为，市场经济是系统，市场化改革是系统工程，相应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系统工程；从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的原因、过程、造成经济低迷不但发展不可持续而且增长不可持续的严重后果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涉及经济学范式、发展模式、增长方式，包括思想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
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社会是一个系统，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一个系统，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不是系统化减弱的过程，而是系统化强化的过程。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从来就有也非一成不变的。在商品经济早期，宏观调控的作用并不明显；这时自由竞争的作用占主导。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时期自由主义经济盛行的根本原因。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随着经济的主体化、系统化，迫切需要用上层（包括国家、制度、法律、规则）的作用来整合下层，使无序的经济活动有序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全息化、规模化，这时宏观调控的作用才逐步占主导。宏观调控必然性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的变迁。如果看不到宏观调控必然性背后的生产方式变迁，把宏观调控凝固，是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变迁。这既非规范方法、也非实证方法，更非系统方法。
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单独决定。因此，同样是商品经济，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商品经济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四面包围之下，因此本质上属于农业性商品经济；而西方的商品经济则大部分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独立发展，因此性质上属于纯商品经济。前者由于整体上受制于人身依附关系，所以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动而随生随灭，难以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后者则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所以一般比较容易持续地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当然，除了政治关系外，宗教意识形态、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都对能否进入工业经济社会起了较大的作用。可见，决定经济社会的性质是农业还是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是商品经济一个要素，而是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这里，生产力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它的标志不等于生产力本身；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标志（根据系统的协同律、相关律），其中生产工具可以直观地、典型地作为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但也仅仅是标志而己，而不是生产力本身，更不是决定生产力的根本因素。决定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这两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要素。市场经济是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发展过程，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平面发展过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转型的中国市场经济只有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准确定位、合理解释与科学重建。中国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全息元”，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综合，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因而是典型的社会复杂系统，建构中国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工程。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
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政府成为经济主体、宏观调控成为市场经济必然环节的时代背景。知识经济发展观是全球发展观。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经济重新洗牌，通过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来实现；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标志，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径。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崩溃、世界多元化经济体系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前提；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展开。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政府救市即可轻松度过；只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复杂系统工程。
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转型：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的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扬弃，这种市场体制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是对称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既是历史也是逻辑，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既是层次也是结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实践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转变的“全息元”。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将使中国率先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社会的调节机制越来越简单：从超经济强制（暴力、战争、人身依附关系、计划安排）到市场，从人治经法治到法制,市场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复杂系统工程。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复杂系统工程。生产力狭义指再生生产力，即人类创造新财富的能力。从横向来看，生产力分为个人生产力、企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从纵向来看，生产力分为短期生产力、长期生产力；从层次来看，生产力分为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生产力是生产系统的功能，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社会文化制度体制环境，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就是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之间的关系。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如果对称，生产力发展速度就快；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如果不对称，生产力发展速度就慢。生产力系统结构的对称程度决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所以生产力发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生产力发展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中间环节，只有生产力发展才有社会的真正发展。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促发展的经济，是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生产力高速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生产力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经济新常态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放、提高生产力的复杂系统工程。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复杂系统工程。 所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是产品没有使用价值的增长向产品有使用价值的增长转变、产品低使用价值的增长向产品高使用价值的增长转变、产品低附加值的粗放型增长向产品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增长转变，由增长向发展转变，由传统农业经济形态、工业经济形态、信息经济形态、不完整的知识经济形态向智慧经济形态转变。经济学的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产品的本质是使用价值。只有实现的价值才有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的价值才是实现的价值。过剩产能，卖不出去，没有实现价值，没有使用价值；几千万套空置房，卖出去了，但不在使用，没有使用价值；假冒伪劣产品、豆腐渣工程虽然买出去了，也在使用，但没有使用价值甚至有负使用价值；环境污染有毒奶粉只有负使用价值。靠没有使用价值与负使用价值的产品生产堆积起来的GDP是泡沫GDP。新常态经济增长是价值的增长，不包括没有使用价值和负使用价值的增长。附加值是经济主体新创造出来的产品价值。只有产品有附加值才有社会财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而GDP则可以在产品没有附加值的情况下得到增长。经济主体的作用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比重，与经济主体作用于产品中的知识与技术的含量成正比。所谓高附加值产品，就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高知识与技术含量的产品。在价格反映价值的正常情况下，产品附加值高低与产品利润高低成正比。在价格不能反映价值的不正常情况下，产品附加值高低与产品利润高低不成正比，例如房地产就是低附加值高利润的产品。价格背离价值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价格背离价值的根本原因是投机和垄断，投机和垄断盛行的根本原因是GDP增长方式。价格背离价值会抑制经济主体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积极性，例如我国房地产暴利驱使大量原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转型开发房地产，这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提升。推行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用中国创造代替中国制造，用自有品牌中国制造代替贴牌中国制造，就是为了提高产品附加值。产品附加值高低决定GDP含金量，GDP含金量决定GDP、人均GDP增长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关联度大小。创新驱动是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抑制投机，打破非法垄断，打击非法暴利，使价格反映价值、产品附加值高低与产品利润高低成正比，是创新驱动的根本动力。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抑制投机、打破非法垄断、打击非法暴利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与经济含金量的复杂系统过程。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还原论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要运用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就可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依据与理论依据，其中也包括经济学的理论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而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凯恩斯主义有本质区别。作为系统工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本质区别在于：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社会定位不同：国家干预是宏观经济微观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对称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微观经济范畴，也是宏观经济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国家是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对称经济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问题，首先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是经济学范式、以及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抑或马克思的经济学，决非在旧的范式中进行“补丁”或采用某种数学模型就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得到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完善、更先进的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必须有比西方现代经济学更先进的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理论依据，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经过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改革”、“国家调节”、“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范式语境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正确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预主义的本质区别，难以完整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复杂系统工程。
市场经济是复杂系统；对称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范式通过对称的视角、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来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依据。
对称的视角，就是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不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视角。对称，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发展方式转型与制度转型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改革就是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为对称。
五维空间观的视野，就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对称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带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使经济发展的五维空间属性得以充分展示。经济全球化是空间概念，经济一体化是层次概念。一体化意味着本原化、高层化、稳定化。全球化是一体化的基础，一体化催化全球化。根据五维空间方法论，知识经济是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改革是时空层次相对称的五维空间的模式；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中国市场经济要不要宏观调控、怎样调控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也不以西方的经济学为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五维空间的，只有用五维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相对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知识经济、转型经济、智慧经济、融合经济、回归经济、共有经济、时间经济、空间经济、层次经济、再生经济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统一；含政府宏观调控在内的中国模式——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离开五维空间观的视野无法理解这个过程。
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就是市场经济有序与无序、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相统一的视野。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社会越来越具有量子场特征。但市场经济的量子化过程与市场经济的系统化过程是双向同步过程，市场量子论并未否认市场系统论，正好像量子论并未否认系统论与牛顿力学一样。市场经济是一个量子场不是否定了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系统，而是促使社会系统由简单系统转变为复杂系统，促使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结合。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相结合的结果，是使系统论演变为复杂系统论——由只有有序结构一个层面组成的简单系统论，发展成有序与无序两个层面组成的复杂系统论；使量子力学演变为系统论量子力学——在无序中寻找有序、把无序整合成有序、把非系统提升为系统的系统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关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人可以通过自觉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所以妄想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切割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由于市场经济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在环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可分离，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对称哲学、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对称经济学，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根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这样一个定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司法体制、文化体制、科研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社会复杂系统工程。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
[ 2016/06/22 11:49 | by admin ]
2016/06/22 11:49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科技体制改革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就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增长方式上升为经济形态。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提升产业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我国经济形态由低附加值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外延扩张型经济向高附加值的内涵开发型经济转化，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化，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化，产业形态由传统产业为主向智慧产业为主转化。智慧产业，是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创新驱动不但是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而且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创新驱动才能使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
创新驱动型经济：1、指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即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方式。2、指创新驱动型经济形态，即智慧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的社会经济形态。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是创新驱动型经济形态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创新驱动型经济形态包含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
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需要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宏观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建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就是由国家有利于提升国民创新素质和知识、科学、技术创新与创新成果转变为生产力的制度、体制、政策、基础设施环境。国民创业体系，就是由国家有利于国民创业素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体制、政策、基础设施环境。国民创新体系是国民创业体系的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它们共同构成了创新驱动型经济在宏观领域的两个对称的轮子。
创新驱动型经济在中观领域的表现，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集团经济、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在微观领域的表现，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是企业存在的前提，也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企业的发展。宏观领域的创新驱动型经济主导中观与微观领域的创新驱动型经济，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
要搞清楚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首先就必须先搞清楚智慧、知识、科学、创新这几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创新驱动型经济就是智慧经济。智慧不能归结于知识，知识不能归结于科学，科学不能归结于线性科学。科学是真，知识是真善美的统一。智慧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的对称、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知识，作为智慧经济的创新驱动型经济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作为智慧经济的创新驱动型经济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创新就是通过创造产生新事物。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中，知识创新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造自然创新是人工自然创新的前提，人工自然创新是人化自然创新的前提。
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首先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知识的发展。作为智慧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老调重弹，而是要改变知识本身的结构，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重技术轻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社会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科学主导技术，软技术（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对应的技术）主导硬技术（同自然科学对应的技术）。强调技术立国的日本如强弩之末，而注重知识创新的欧美则保持强势就是证明。如果说，创新驱动型经济就是无形资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那么创新驱动型经济也就是在无形资产结构中软技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如果说，通常所指的高科技体现了知识农业中的硬技术，那么建立现代企业文化则是知识农业中的软技术。软技术不仅主导了企业化、公司化与集团化，而且整合了集约化、系列化与规模化。硬技术是软技术发挥作用的工具，软技术则主导硬技术，为硬技术的产生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开辟道路。
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其次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科学的发展。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首先是能带来文化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软技术，然后才是自然科学与硬技术。其中，哲学的创新将为其他方面的创新起导向作用。所以哲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首要要素，抽象思维能力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生产力。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也主导经济科学本身的发展。智慧经济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必须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价值关系是主客体对称关系的核心;作为对传统经济渗透与再造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使经济学功能化、价值化、功能价值化, 使经济学成为知识经济增长方式——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经世致用”的科学，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指导。量子时代把握社会经济现象，必须靠智慧-哲学智慧-以哲学为主导的智慧，不是靠科学，更不是靠线性科学;作为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学范式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的范式，使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得到统一，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得到统一，从而实现经济学科学范式的转换。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以创新经济学为先导、创业经济学为基础、再生经济学为核心、知识运营学为主导、智慧经济学为整体框架，其完美的结构是对称空间—五度空间的“全息元”。对称经济学从知识运营、知识经营、资本运营、传统产业、劳动力产权、数字经济、政府经济、法制经济、转型经济、投资经济、市场经济、知识管理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企业管理模式，深入探讨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并把这种探讨和研究紧密同中国的国情和企业产业现状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指导与模式设计。
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说明，要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必然要求把科技体制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把激发国人的创新能力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以科学理论创造力作为衡量一个科学家科研能力与学术水平的唯一依据、以科学论文的原创程度作为评价科学家学术成果价值的唯一标准。
无论是知识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本质上都是理论的发展。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原创理论的产生来实现，没有原创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人类科学史就是原创理论的产生、发展史。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本人的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化等于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金钱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而只是忽悠我们这些乡下人土八路的“原创”。
范式是学说的坐标，是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思想的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科学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理论，就是概念、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原创理论 前人没有说过的、不可证伪的理论。原创理论往往是原有理论或前人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原创基础理论 前人没有说过的、不可证伪的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在其上可以衍生出一门学科的新的原创理论群。原创基础理论往往是原有多种理论或前人多方面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原创基础理论的产生标志一门学科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原创基础理论包括原创的公理、定理。原创理论体系，就是在原创的基础理论基础上，由原创的公理、定理、推理组成的理论体系。原创理论范式 在新的理论参照系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门学科新的基础理论。原创理论范式的产生是一门学科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原创，就是建构新理论，包括新的理论范式、新的基础理论、新的具体理论。新理论的“新”，不是标新立异的“新”，而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创新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创新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主体性的统一的“新”。原创理论的核心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原创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创”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创”。不管哪一种，所谓“原创”，都应该是理论的原创。原创不等于新观点、新解释、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论。
科学家原创思想不是由撰写论著的语种、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评判学者的学术能力的标准不是西方名校科班出身、获取美国博士学位院校的排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弟子、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而是产生原创理论的能力。评判学者学术论文价值的标准不是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也不是得到什么奖项、得到奖项的级别，而是理论的原创性。
有不少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掌握学术评价话语权的二、三流学者包括一些科研院所的负责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学术评价话语权，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学术裁判标准，硬要以什么获取美国博士学位院校的排名作为评价学者科研能力的标准，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和“级别”、论文引用率排名作为评价学者科研成果水平、价值的依据，并宣称这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然而无博士学位、无院士职称、无海外学历的三无科学家屠呦呦以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中国科学家，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打了这些所谓国际惯例的耳光。诺贝尔遗嘱中关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生理学界或医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这里的“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最重大的发现”、“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说明，所谓真正的、对人类有贡献的成果就是发现、发明、创造，发现、发明、创造就是第一。诺贝尔奖以“第一”——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成果的原创性定位科学家的科研水平，成果的原创性定性定量科学家科研成果的价值，才是科学评价的真正的国际惯例。
原创理论，就是在不同的科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公理、定理、推理体系或在原有的科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定理、推理体系。原创的公理或定理不可证伪的范围大小，决定原创的层次高低。不同的理论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科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理论原创程度决定科学家水平高低。就经济学而言，不同层次的“原创”，产生不同层次的“经济学家”。一级经济学家：用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链条中的某个大圆圈。二级经济学家：用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链条某个大圆圈中的某个小圆圈。三级经济学家：用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链条某个小圆圈中的某个环节。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不管他有什么头衔、作品、知名度。而著名经济学家，就是一级经济学家，起码是二级经济学家。如果是三级经济学家，那就是普通的经济学家，而不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
以经济学原创理论为标准，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者有重大区别。经济学者：对经济学理论有一些自己的比较完整系统的看法，形成原创理论，但这些原创理论构不成原创基础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但可以称为经济学者。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现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并形成论著，但这些看法和论著未形成新的体系，构不成原创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者”，但可以称为经济学研究者。经济学工作者：解析、宣传、传授、介绍、普及别人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观点，并运用这些理论和观点指导经济工作；开展社会调查、着手案例分析、进行经济研究、撰写经济报告、建构经济模型，发表一些属于“心得”、“札记”、政策分析、宏微观经济分析、经济热点问题分析或通俗读物层面的“论著”，踊跃参政议政，有的建议还形成经济政策。不可否认，他们的工作为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重大贡献，但这些人只能称为经济学工作者或经济研究者，离经济学研究者尚有一定的差距，不能称为“经济学者”，更不能称为“经济学家”。遗憾的是，目前国际国内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实际上只不过是经济学工作者。
各种头衔的定义必须有科学根据，不能各取所需、信口开河，随意贬低和随意抬高。所谓科学根据就是符合科学学规范的标准。所谓科学学规范，就是科学史总结出来的科学发展的规律。贯穿整个科学发展史的，是科学理论的形成、修正、充实、发展的过程，衡量各种头衔的唯一标准是原创理论。根据以上对经济学头衔的典型分析，为了正本清源，避免鱼目混珠，规范学术评价，促进原创理论发展，有必要以原创理论为标准对各种和学术有关的头衔、名号进行梳理——
大师 狭义指学术大师，有百科全书式的极为广博学识，为多个领域、多门学科建立科学范式、建构基础理论、奠定发展基础、指明发展方向，其创立的思想理论体系构成人类思想史的里程碑。广义指在特定领域有极深造诣、在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人，包括哲学大师、逻辑学大师、文学大师、艺术大师、武术大师、象棋大师等。
学术大家 与学术大师同义。
学术泰斗 与学术大师同义。
思想家 对世界本质、思维本质、思维方法有深层次思考并有著述存世、其思想对人类思想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人，如孔子、庄子、苏格拉底。
哲学家 对世界本质有深层次思考并形成哲学体系，其哲学思想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学人，如老子、黑格尔。
理论家 拥有多门学科的原创基础理论的学人，如亚里士多德、王守仁。
科学家 在科学上有重大发现、形成自己的原创理论的学人，如牛顿、爱因斯坦。
学人 拥有广博知识的人。
专家 狭义上指具有特定专业领域全面系统知识的人，学术地位低于学者。广义上包括狭义的专家、学者和科学家，不包括大师、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
学者 狭义上指从事科学研究、拥有广博知识、有一定学术造诣的人，学术地位低于科学家。广义上包括一切从事科学研究、拥有广博知识、有学术造诣的人，既包括狭义的学者，也包括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乃至学术大师。
什么是创意？创意就是原创思想。从创意就是原创思想而言，创意比通常的所谓“点子”内涵更深，外延更广。所谓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的智慧经济的逻辑的历史的起点，就是创意——原创思想，国民创新体系的逻辑的与现实的出发点，也就是创意——原创思想。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健康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的地位将逐步被科学创新、知识创新所取代。知识创新、软技术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原创思想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著作权与专利技术的背后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原创思想。原创思想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创意策划、框架结构、技术设计、参照系转移、语境转换、内容改写、技术改造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资料进行收集、选择、对材料进行组织的行为和结果表现出来；既可以通过理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素材、典故、案例分析表现出来；同一个素材、典故、案例，在不同的主题思想、核心观点、框架设计、语境场境中，可以表达、渗透不同的思想；如果在主题深刻的语境中，原本平庸的素材、典故、案例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都应该受到保护。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就是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后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后面的原创思想。不管这些原创思想以什么方式、途径表现出来，只要表现出来、贡献给社会，就应该得到鼓励与受到法律保护。鼓励与保护原创思想，是鼓励与保护创新的源头；原创思想“为有源头活水来”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
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如果说，国民创新体系的源头是原创思想，那么原创思想的源头是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要在学术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语言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与工具；就创造力本身而言，汉语足以供国人进行任何专业、任何领域的创造性思维。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不在创造力层面，而在信息层面——沟通与交流层面。而现代信息工具与手段，已经可以轻易地代替属于信息层面的外语功能。全民学习那些对于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用不好的外语造成了国人巨大的智力资源、特别是创造力资源的浪费。目前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同建设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必须尽快予以废止；并举一反三根本改变目前体制内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
要把激发国人的创新能力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要根本改变目前公费买文凭升官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在中国目前的“官本位”与学术行政化的体制下，体制内根本不要想出什么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如果有，也是人在体制内成果在体制外。“伪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成立，但绝大多数的伪科学都在体制内，而且都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或者说是被体制逼出来的。当体制内的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体制内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只有体制外的市场评价与催化才是创新的真正标准与原动力。但是，目前的学术评价话语权却又只在体制内；一切职称、头衔只在体制内产生。这是转轨时期国家整体学术评价体系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对称；这个不对称，由僵化的学术评价体制同经济模式转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不对称造成。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赋予体制外——民间科研机构以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让民间科研机构拥有自己的专家学者，其权威度与含金量在实践中形成、由市场来检验；使中国拥有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兰德公司。只要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对象、内容相吻合，使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客体相互促进、对称发展，中国离诺贝尔奖就将不远。应该扶持民间科研机构的发展；在国家选题安排、课题经费分配、学术成果评价推广等方面，民间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应该享受同官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同等国民待遇。
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就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重形式轻内容、重手段轻目标、重过程轻结果、重信息轻知识、重继承轻发展、重按部就班轻超常规发展、重范式内发展轻范式外突破、重注释式成果轻原创性成果、重体制内成果轻体制外成果、用行政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身份贵贱折算身价贵贱、用头衔大小换算权威大小、用知名度高低变现“著名”度高低、贡献索取不对称、投入产出不对称的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以及由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衍生出来的异化的人才体制。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的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学术。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也要向钱看的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论文泡沫化，论文泡沫化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科研效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学术 “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学术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学术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学术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
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矛盾，是资产运营的基本矛盾；在智慧经济时代，无形资产将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谓无形资产运营，就是用企业文化创新带动企业制度创新，用软技术创新带动硬技术创新，用无形资产运营带动有形资产运营。无形资产运营是知识运营在资产运营领域的具体表现。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不是并列、独立的两块资产。无形资产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无形资产必须以有形资产为依托。有形资产离不开无形资产，有形资产必须靠无形资产来整合。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只有有机地统一，才能成为现实的资产并组织成资产系统发挥出生产力的功能。因此，渗透无形资产的资产运营不同于资产经营；知识经济时代以无形资产为主导的资产运营，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的资产运营。无形资产集中体现了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资产运营领域中无形资产占主导地位，集中体现了经济领域中主体性原则的确立。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学术，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学术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又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
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
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原创思想。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是通过科技体制改革解放人的智力，解放人的智力就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及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行政体制、行政化的科技体制，树立能力至上、成就第一的唯能主义的社会评价体系与道德风尚；尽快纠正目前一切“向钱看”、属于口袋经济学的科技产业化政策，彻底杜绝滥发文凭、公款买文凭并进而买职称、买头衔现象；杜绝配置型“创业”、消融配置型“企业”、纠正配置型“产业”，快速建立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使改革由追求GDP数字增长回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正确轨道上来。
模式转轨主导科技体制转变，科技体制转变适应模式转轨；而价值机制，既是模式转轨、科技体制转变的核心，也是模式转轨、科技体制转变的动力；道德舆论、法制环境，则是模式转轨与科技体制转变的保证。它们共同组成了以原创思想为核心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创新性的、使创新成为习惯与风气的社会生活体系。
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就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增长方式上升为经济形态。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提升产业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我国经济形态由低附加值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外延扩张型经济向高附加值的内涵开发型经济转化，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化，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化，产业形态由传统产业为主向智慧产业为主转化。智慧产业，是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创新驱动不但是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而且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创新驱动才能使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
创新驱动型经济：1、指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即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方式。2、指创新驱动型经济形态，即智慧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的社会经济形态。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是创新驱动型经济形态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创新驱动型经济形态包含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
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需要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宏观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建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就是由国家有利于提升国民创新素质和知识、科学、技术创新与创新成果转变为生产力的制度、体制、政策、基础设施环境。国民创业体系，就是由国家有利于国民创业素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体制、政策、基础设施环境。国民创新体系是国民创业体系的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它们共同构成了创新驱动型经济在宏观领域的两个对称的轮子。
创新驱动型经济在中观领域的表现，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集团经济、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在微观领域的表现，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是企业存在的前提，也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企业的发展。宏观领域的创新驱动型经济主导中观与微观领域的创新驱动型经济，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
要搞清楚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首先就必须先搞清楚智慧、知识、科学、创新这几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创新驱动型经济就是智慧经济。智慧不能归结于知识，知识不能归结于科学，科学不能归结于线性科学。科学是真，知识是真善美的统一。智慧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的对称、理性与非理性统一的知识，作为智慧经济的创新驱动型经济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作为智慧经济的创新驱动型经济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创新就是通过创造产生新事物。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中，知识创新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造自然创新是人工自然创新的前提，人工自然创新是人化自然创新的前提。
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首先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知识的发展。作为智慧经济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老调重弹，而是要改变知识本身的结构，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重技术轻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社会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科学主导技术，软技术（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对应的技术）主导硬技术（同自然科学对应的技术）。强调技术立国的日本如强弩之末，而注重知识创新的欧美则保持强势就是证明。如果说，创新驱动型经济就是无形资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那么创新驱动型经济也就是在无形资产结构中软技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如果说，通常所指的高科技体现了知识农业中的硬技术，那么建立现代企业文化则是知识农业中的软技术。软技术不仅主导了企业化、公司化与集团化，而且整合了集约化、系列化与规模化。硬技术是软技术发挥作用的工具，软技术则主导硬技术，为硬技术的产生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开辟道路。
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其次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科学的发展。在创新驱动型经济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首先是能带来文化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软技术，然后才是自然科学与硬技术。其中，哲学的创新将为其他方面的创新起导向作用。所以哲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首要要素，抽象思维能力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生产力。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也主导经济科学本身的发展。智慧经济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必须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价值关系是主客体对称关系的核心;作为对传统经济渗透与再造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使经济学功能化、价值化、功能价值化, 使经济学成为知识经济增长方式——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经世致用”的科学，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指导。量子时代把握社会经济现象，必须靠智慧-哲学智慧-以哲学为主导的智慧，不是靠科学，更不是靠线性科学;作为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学范式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的范式，使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得到统一，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得到统一，从而实现经济学科学范式的转换。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以创新经济学为先导、创业经济学为基础、再生经济学为核心、知识运营学为主导、智慧经济学为整体框架，其完美的结构是对称空间—五度空间的“全息元”。对称经济学从知识运营、知识经营、资本运营、传统产业、劳动力产权、数字经济、政府经济、法制经济、转型经济、投资经济、市场经济、知识管理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企业管理模式，深入探讨知识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并把这种探讨和研究紧密同中国的国情和企业产业现状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指导与模式设计。
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说明，要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必然要求把科技体制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把激发国人的创新能力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以科学理论创造力作为衡量一个科学家科研能力与学术水平的唯一依据、以科学论文的原创程度作为评价科学家学术成果价值的唯一标准。
无论是知识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本质上都是理论的发展。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原创理论的产生来实现，没有原创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人类科学史就是原创理论的产生、发展史。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本人的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化等于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金钱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而只是忽悠我们这些乡下人土八路的“原创”。
范式是学说的坐标，是开展科学研究、建立科学体系、运用科学思想的坐标、参照系与基本方式，科学体系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理论，就是概念、范畴组成的逻辑体系。原创理论 前人没有说过的、不可证伪的理论。原创理论往往是原有理论或前人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原创基础理论 前人没有说过的、不可证伪的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在其上可以衍生出一门学科的新的原创理论群。原创基础理论往往是原有多种理论或前人多方面思想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原创基础理论的产生标志一门学科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原创基础理论包括原创的公理、定理。原创理论体系，就是在原创的基础理论基础上，由原创的公理、定理、推理组成的理论体系。原创理论范式 在新的理论参照系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门学科新的基础理论。原创理论范式的产生是一门学科发展的新的里程碑。原创，就是建构新理论，包括新的理论范式、新的基础理论、新的具体理论。新理论的“新”，不是标新立异的“新”，而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创新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创新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主体性的统一的“新”。原创理论的核心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原创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创”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创”。不管哪一种，所谓“原创”，都应该是理论的原创。原创不等于新观点、新解释、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论。
科学家原创思想不是由撰写论著的语种、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评判学者的学术能力的标准不是西方名校科班出身、获取美国博士学位院校的排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弟子、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而是产生原创理论的能力。评判学者学术论文价值的标准不是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也不是得到什么奖项、得到奖项的级别，而是理论的原创性。
有不少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掌握学术评价话语权的二、三流学者包括一些科研院所的负责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学术评价话语权，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学术裁判标准，硬要以什么获取美国博士学位院校的排名作为评价学者科研能力的标准，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和“级别”、论文引用率排名作为评价学者科研成果水平、价值的依据，并宣称这是与国际惯例接轨。然而无博士学位、无院士职称、无海外学历的三无科学家屠呦呦以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中国科学家，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打了这些所谓国际惯例的耳光。诺贝尔遗嘱中关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生理学界或医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这里的“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最重大的发现”、“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说明，所谓真正的、对人类有贡献的成果就是发现、发明、创造，发现、发明、创造就是第一。诺贝尔奖以“第一”——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成果的原创性定位科学家的科研水平，成果的原创性定性定量科学家科研成果的价值，才是科学评价的真正的国际惯例。
原创理论，就是在不同的科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公理、定理、推理体系或在原有的科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定理、推理体系。原创的公理或定理不可证伪的范围大小，决定原创的层次高低。不同的理论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科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理论原创程度决定科学家水平高低。就经济学而言，不同层次的“原创”，产生不同层次的“经济学家”。一级经济学家：用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链条中的某个大圆圈。二级经济学家：用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链条某个大圆圈中的某个小圆圈。三级经济学家：用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链条某个小圆圈中的某个环节。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不管他有什么头衔、作品、知名度。而著名经济学家，就是一级经济学家，起码是二级经济学家。如果是三级经济学家，那就是普通的经济学家，而不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
以经济学原创理论为标准，经济学家与经济学者有重大区别。经济学者：对经济学理论有一些自己的比较完整系统的看法，形成原创理论，但这些原创理论构不成原创基础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但可以称为经济学者。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现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并形成论著，但这些看法和论著未形成新的体系，构不成原创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者”，但可以称为经济学研究者。经济学工作者：解析、宣传、传授、介绍、普及别人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观点，并运用这些理论和观点指导经济工作；开展社会调查、着手案例分析、进行经济研究、撰写经济报告、建构经济模型，发表一些属于“心得”、“札记”、政策分析、宏微观经济分析、经济热点问题分析或通俗读物层面的“论著”，踊跃参政议政，有的建议还形成经济政策。不可否认，他们的工作为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重大贡献，但这些人只能称为经济学工作者或经济研究者，离经济学研究者尚有一定的差距，不能称为“经济学者”，更不能称为“经济学家”。遗憾的是，目前国际国内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实际上只不过是经济学工作者。
各种头衔的定义必须有科学根据，不能各取所需、信口开河，随意贬低和随意抬高。所谓科学根据就是符合科学学规范的标准。所谓科学学规范，就是科学史总结出来的科学发展的规律。贯穿整个科学发展史的，是科学理论的形成、修正、充实、发展的过程，衡量各种头衔的唯一标准是原创理论。根据以上对经济学头衔的典型分析，为了正本清源，避免鱼目混珠，规范学术评价，促进原创理论发展，有必要以原创理论为标准对各种和学术有关的头衔、名号进行梳理——
大师 狭义指学术大师，有百科全书式的极为广博学识，为多个领域、多门学科建立科学范式、建构基础理论、奠定发展基础、指明发展方向，其创立的思想理论体系构成人类思想史的里程碑。广义指在特定领域有极深造诣、在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人，包括哲学大师、逻辑学大师、文学大师、艺术大师、武术大师、象棋大师等。
学术大家 与学术大师同义。
学术泰斗 与学术大师同义。
思想家 对世界本质、思维本质、思维方法有深层次思考并有著述存世、其思想对人类思想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学人，如孔子、庄子、苏格拉底。
哲学家 对世界本质有深层次思考并形成哲学体系，其哲学思想对人类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学人，如老子、黑格尔。
理论家 拥有多门学科的原创基础理论的学人，如亚里士多德、王守仁。
科学家 在科学上有重大发现、形成自己的原创理论的学人，如牛顿、爱因斯坦。
学人 拥有广博知识的人。
专家 狭义上指具有特定专业领域全面系统知识的人，学术地位低于学者。广义上包括狭义的专家、学者和科学家，不包括大师、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
学者 狭义上指从事科学研究、拥有广博知识、有一定学术造诣的人，学术地位低于科学家。广义上包括一切从事科学研究、拥有广博知识、有学术造诣的人，既包括狭义的学者，也包括科学家、思想家、哲学家、理论家乃至学术大师。
什么是创意？创意就是原创思想。从创意就是原创思想而言，创意比通常的所谓“点子”内涵更深，外延更广。所谓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的智慧经济的逻辑的历史的起点，就是创意——原创思想，国民创新体系的逻辑的与现实的出发点，也就是创意——原创思想。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健康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的地位将逐步被科学创新、知识创新所取代。知识创新、软技术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原创思想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著作权与专利技术的背后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原创思想。原创思想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创意策划、框架结构、技术设计、参照系转移、语境转换、内容改写、技术改造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资料进行收集、选择、对材料进行组织的行为和结果表现出来；既可以通过理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素材、典故、案例分析表现出来；同一个素材、典故、案例，在不同的主题思想、核心观点、框架设计、语境场境中，可以表达、渗透不同的思想；如果在主题深刻的语境中，原本平庸的素材、典故、案例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都应该受到保护。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就是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后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后面的原创思想。不管这些原创思想以什么方式、途径表现出来，只要表现出来、贡献给社会，就应该得到鼓励与受到法律保护。鼓励与保护原创思想，是鼓励与保护创新的源头；原创思想“为有源头活水来”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
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如果说，国民创新体系的源头是原创思想，那么原创思想的源头是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要在学术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语言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与工具；就创造力本身而言，汉语足以供国人进行任何专业、任何领域的创造性思维。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不在创造力层面，而在信息层面——沟通与交流层面。而现代信息工具与手段，已经可以轻易地代替属于信息层面的外语功能。全民学习那些对于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用不好的外语造成了国人巨大的智力资源、特别是创造力资源的浪费。目前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同建设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必须尽快予以废止；并举一反三根本改变目前体制内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
要把激发国人的创新能力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要根本改变目前公费买文凭升官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在中国目前的“官本位”与学术行政化的体制下，体制内根本不要想出什么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如果有，也是人在体制内成果在体制外。“伪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成立，但绝大多数的伪科学都在体制内，而且都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或者说是被体制逼出来的。当体制内的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体制内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只有体制外的市场评价与催化才是创新的真正标准与原动力。但是，目前的学术评价话语权却又只在体制内；一切职称、头衔只在体制内产生。这是转轨时期国家整体学术评价体系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对称；这个不对称，由僵化的学术评价体制同经济模式转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不对称造成。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赋予体制外——民间科研机构以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让民间科研机构拥有自己的专家学者，其权威度与含金量在实践中形成、由市场来检验；使中国拥有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兰德公司。只要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对象、内容相吻合，使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客体相互促进、对称发展，中国离诺贝尔奖就将不远。应该扶持民间科研机构的发展；在国家选题安排、课题经费分配、学术成果评价推广等方面，民间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应该享受同官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同等国民待遇。
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就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重形式轻内容、重手段轻目标、重过程轻结果、重信息轻知识、重继承轻发展、重按部就班轻超常规发展、重范式内发展轻范式外突破、重注释式成果轻原创性成果、重体制内成果轻体制外成果、用行政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身份贵贱折算身价贵贱、用头衔大小换算权威大小、用知名度高低变现“著名”度高低、贡献索取不对称、投入产出不对称的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以及由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衍生出来的异化的人才体制。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的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学术。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也要向钱看的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论文泡沫化，论文泡沫化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科研效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学术 “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学术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学术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学术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
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矛盾，是资产运营的基本矛盾；在智慧经济时代，无形资产将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谓无形资产运营，就是用企业文化创新带动企业制度创新，用软技术创新带动硬技术创新，用无形资产运营带动有形资产运营。无形资产运营是知识运营在资产运营领域的具体表现。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不是并列、独立的两块资产。无形资产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无形资产必须以有形资产为依托。有形资产离不开无形资产，有形资产必须靠无形资产来整合。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只有有机地统一，才能成为现实的资产并组织成资产系统发挥出生产力的功能。因此，渗透无形资产的资产运营不同于资产经营；知识经济时代以无形资产为主导的资产运营，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的资产运营。无形资产集中体现了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资产运营领域中无形资产占主导地位，集中体现了经济领域中主体性原则的确立。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学术，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学术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又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
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
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原创思想。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是通过科技体制改革解放人的智力，解放人的智力就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及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行政体制、行政化的科技体制，树立能力至上、成就第一的唯能主义的社会评价体系与道德风尚；尽快纠正目前一切“向钱看”、属于口袋经济学的科技产业化政策，彻底杜绝滥发文凭、公款买文凭并进而买职称、买头衔现象；杜绝配置型“创业”、消融配置型“企业”、纠正配置型“产业”，快速建立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使改革由追求GDP数字增长回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正确轨道上来。
模式转轨主导科技体制转变，科技体制转变适应模式转轨；而价值机制，既是模式转轨、科技体制转变的核心，也是模式转轨、科技体制转变的动力；道德舆论、法制环境，则是模式转轨与科技体制转变的保证。它们共同组成了以原创思想为核心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创新性的、使创新成为习惯与风气的社会生活体系。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教育体制改革
[ 2016/06/22 11:47 | by admin ]
2016/06/22 11:47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教育体制改革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提升产业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我国经济形态由低附加值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外延扩张型经济向高附加值的内涵开发型经济转化，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化，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化，产业形态由传统产业为主向智慧产业为主转化。智慧产业，是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创新驱动不但是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而且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创新驱动才能使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就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经济增长方式上升为社会经济形态。
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的智慧经济本质上是智力经济，而智力中最根本的是创造力。因此智慧经济形态要求以提高人的创造力为教育的最根本目标。创造力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建构创新型的教育体制、智力开发体制作为重要内容。
现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致的应试教育文凭至上严重扼杀了人的创造力，造成全民除了读教科书外业余时间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造成网吧爆满图书馆冷清，与智慧经济所要求的国民素质结构背道而驰。现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通过垄断教育资源来垄断中国人民的发展权，通过垄断中国人民的发展权来垄断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通过把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最大限度纳入GDP增长统计数字源、在使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为教育产业带来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使教育产业为GDP增长贡献最大化。如果说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理论基础是GDP经济学，那么认为中国人口多要发展GDP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中国只要奴才不要人才、只要高端劳动力不要高级创新人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理论基础是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而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的理论基础仍然是GDP经济学。如果说在小商品经济、工业经济时代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有相对的真理性，那么智慧经济时代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就是根本错误的理论。在智慧经济学看来，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以中国人口多为由认为中国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看出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在资源禀赋观上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认为中国要发展GDP只需要奴才不需要人才，所以中国要教育产业化延长教育产业链培养高学历无真正创新能力的低端劳力，不要国民创新体系培养真正的高级创新人才。
在GDP经济学、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横行中国、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以来，已经果断停止了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口号，并出台了一系列靠牺牲国民创新体系来保证教育产业化延长教育产业链扩大教育产业规模的政策措施，以GDP为中心作出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学术评价体制、人才体制与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设计，使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假专家假教授泛滥，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为逆选择逆淘汰披上合法的外衣，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官本位”，强化了学术行政化、学习行政化、干部教师科研乃至研究生队伍中经济与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与智慧经济、国民创新体系对人的素质要求格格不入乃至正相对立。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教育产业化演变成的文凭产业化、学历泡沫化、学术行政化对国民整体素质、国民创新能力、国民创新体系产生极大的扭曲异化。教育“产业”的本质应该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现行GDP导向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给中国国民创新体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智慧经济要求根本上改变目前的这种把学校利润而不是学生智力放在首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
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的要害：西方中心论。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和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的要害：西方中心论。北大清华的教授聘任、评职称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和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使国内第一流的成果无法在北大清华这个平台得到推广，同时却使大量有“世界顶级名校博士”头衔、能够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文章、能够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学者得以占据北大清华的制高点时而英语时而汉语、时而汉语夹英语、时而英语夹汉语夸夸其谈，胡说八道，扩大影响力，使社会话语权分配“劣币驱逐良币”，使社会处于严重的前沿知识信息不对称状态，这不但误导了学术评价标准，而且误导了社会发展方向；不但对真正优秀的学者不公平，而且对社会不公平。
据了解，由于和就业、职称、调动、户口等巨大利益挂钩，我国硕士、博士授予中的潜规则，已经逐步在教育产业中形成有巨大寻租空间的“灰色产业”或“第二教育产业”，常艳和她导师的故事、厦门大学博导不知道自己到底睡了几个女博士生的故事只是其中的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六条 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人员，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博士学位：（一）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三）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北大清华规定，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必须有硕士学位5年以上且获得国家级奖项。北大清华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的条件为什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不符？为什么北大清华均声称该条件是教育部规定，而教育部却不承认？这北大清华和教育部之间的双簧把戏里面有没有猫腻或不可告人的目的？北大清华规定的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的条件实际上阻断了同等学力程序取得博士学位的通道，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泡沫化。抬高学历贬抑学术，用学历评价代替学术评价，使全社会假学历假文凭假学位泛滥，显然是高校中潜规则的显化与强化、延伸与扩大，有“内部人”以高校自主办学为名，通过用学历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自身标准制造门槛垄断学术评价话语权与国家学术公共品资源不当竞争不当得利的嫌疑，不但违背宪法而且违背科学发展规律，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的发展与北大清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建筑，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设备，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占地面积，不是拥有世界最多的“世界顶级名校”博士，而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师。大学大学，大师来讲学。而世界一流大学，无非就是由世界一流大师来讲学，有世界一流大师在讲学。爱因斯坦在哪一所大学任教，哪一所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因此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也就转换成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师的问题，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也就转换为怎样拥有世界一流大师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师呢？从科学史的意义上，世界一流大师之所以是世界一流大师、世界一流大师之所以高于一般大师，就在于他有自己的、以世界为参照系的新的科学范式，而新的科学范式只能以全世界为参照系。衡量一个人是否世界一流大师的标准，只能是原创思想而不是头衔。
世界一流大师原创思想不是由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
原创性是什么？原创性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创新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创新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核心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原创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创”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创”。不管哪一种，所谓“原创”，都应该是理论的原创。原创不是新观点、新解释、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论。
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陈世清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化等于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金钱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而只是忽悠我们这些乡下人土八路的“原创”。
所谓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不是学者头衔的国际化、论文语种的国际化、发表论文刊物“级别”的国际化，而是成果原创程度参照系的国际化。经济学的国际化不是西化，不是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是用英语作为经济学学术会议的工作语言，而是经济学理论原创参照系的国际化。
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不同的理论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科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同层次的“原创”，产生不同层次的“大师”。
一级大师：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大圆圈。
二级大师：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认识发展某个圆圈中的某个小圆圈。
三级大师：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认识发展长河中的某个环节。
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不能称为大师，不管他有什么头衔、作品、知名度，不管他是世界哪一所“顶级大学”毕业的博士，不管他能流利地讲几口、几国外语。
世界一流大师，就是一级大师，起码是二级大师。如果是三级大师，那就是普通的大师。我们的大学怎样才能拥有世界一流大师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逐步停止了改革开放以前、刚改革开放时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口号和相关政策，在人才体制、学术评价、干部人事制度中唯学历是问，是改革的成果还是改革的怪胎？是与国际惯例接轨国际标准合拍，还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扭曲与异化？在党中央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创新创业机会的时代，这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极力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在量子时代仍然试图用西方还原论思维方式掌控中国经济解释的话语权，用西方文化定位中国文化，用西方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用西方经济学话语权指导中国发展，用西方增长模式作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标本。泡沫GDP既是西方话语权产生的怪胎，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语系语境的“非理性”结晶。GDP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社会危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科学无国界的幌子，妄图摧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体性。他们极力否定中国人民的创新能力，扼杀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贬低中国人民的创新成果，剥夺中国人民的创新权利，摧毁中国国民创新体系；与此同时他们大量引进西方原版教材，大力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妄图在使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沙漠的同时使中国成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使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在给教育产业带来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使教育产业为GDP增长贡献最大化。GDP导向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给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国民创新体系、中国国民素质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广义的教育：社会的信息遗传，通过这种遗传，社会有机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狭义的教育：系统的社会信息遗传。必须以狭义的教育为中心，以广义的教育为基础，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智力是知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力不但要考虑到知识的要素，而且要看知识的结构；不但要看知识的量，而且要看知识的质。智力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性能力。由教育“产业”的社会GDP性质决定，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思维的最高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由社会GDP定位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投资的货币收益而在于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社会效益必须把智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信息量或信息层面的知识量放在首位。
作为智慧经济重要内容的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动态结构，是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而国民创新体系又是社会GDP这一系统工程。社会GDP系统工程由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义务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几个方面组成。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才有可能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通过救死扶伤为国民身体素质提供有效保障。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才能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智慧经济社会GDP工程的落脚点：提高人的智力、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社会福利总水平。
智慧经济形态中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是智慧经济立体的市场结构中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称的组成部分。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市场化等于产业化、产业化等于金钱化，使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剥夺了人的起点平等，而且形成把市场经济理解成一切向钱看经济的不良社会风气，并为权力寻租提供理论基础与社会心理基础。假学历假文凭将摧毁整个社会的机会公平机制，极大地损害人的主体性，严重地挫伤人的积极性，是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的癌症——教育产业化政策同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医疗产业化不断冲击医德底线，进而冲击社会道德底线。实践证明：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是一种政策腐败；教育和医疗要不要、怎样产业化必须纳入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定位。根据科学发展观，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健全的智慧经济不可缺少的社会系统工程。
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说明，要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必然要求把教育体制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把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以科学理论创造力作为衡量教授学术水平和学生科研能力的唯一依据、以科学论文的原创程度作为评价教授学术成果价值的唯一标准，以原创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作为大学水平的唯一标准。
无论是知识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本质上都是理论的发展。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原创理论的产生来实现，没有原创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人类科学史就是原创理论的产生、发展史。大学教授与学生的原创思想不是由撰写论著的语种、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评判大学教授与学生的学术能力的标准不是西方名校科班出身、获取美国博士学位院校的排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弟子、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而是产生原创理论的能力。评判大学教授与学生学术论文价值的标准不是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也不是得到什么奖项、得到奖项的级别，而是理论的原创性。
无博士学位、无院士职称、无海外学历的三无科学家屠呦呦以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中国科学家，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打了美国博士学位院校的排名作为评价教授科研能力的标准，刊物影响力和“级别”、论文引用率排名作为评价教授科研成果水平的依据的“国际惯例”的耳光。诺贝尔遗嘱中关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生理学界或医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这里的“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最重大的发现”、“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说明，所谓真正的、对人类有贡献的成果就是发现、发明、创造，发现、发明、创造就是第一。诺贝尔奖以“第一”——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成果的原创性定位教授的科研水平，成果的原创性定性定量教授科研成果的价值，才是科学评价的真正的国际惯例。
什么是创意？创意就是原创思想。国民创新体系的逻辑的与现实的出发点，也就是创意——原创思想。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健康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的地位将逐步被科学创新、知识创新所取代。知识创新、软技术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原创思想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著作权与专利技术的背后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原创思想。原创思想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创意策划、框架结构、技术设计、参照系转移、语境转换、内容改写、技术改造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资料进行收集、选择、对材料进行组织的行为和结果表现出来；既可以通过理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素材、典故、案例分析表现出来；同一个素材、典故、案例，在不同的主题思想、核心观点、框架设计、语境场境中，可以表达、渗透不同的思想；如果在主题深刻的语境中，原本平庸的素材、典故、案例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都应该受到保护。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就是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后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后面的原创思想。不管这些原创思想以什么方式、途径表现出来，只要表现出来、贡献给社会，就应该得到鼓励与受到法律保护。鼓励与保护原创思想，是鼓励与保护创新的源头；原创思想“为有源头活水来”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
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如果说，国民创新体系的源头是原创思想，那么原创思想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要在教育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要用主体性的“六经注我”式教育代替客体性的“我注六经”式教育，用主动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动型、素质型、综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教育代替被动型、应试型、知识型、单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继承型、就业型教育。0乘以一百个0还是0；把最先进的知识复制一万遍，也不会增加任何新知识，学习型人才无论如何也不等于创造型人才；通过大学扩招使学习型人才成倍增加也并不必然带来创造型人才的同比增长。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目前全国性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是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的典型。由于外语的非母语性质，外语学习所要求的思维方式同创造力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兼容性，使目前的全民“外语热”极大程度地压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造成大量的创造性人才被埋没，是中国思想家断层的根源之一。语言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与工具；就创造力本身而言，汉语足以供国人进行任何专业、任何领域的创造性思维。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不在创造力层面，而在信息层面——沟通与交流层面。而现代信息工具与手段，已经可以轻易地代替属于信息层面的外语功能。全民学习那些对于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用不好的外语造成了国人巨大的智力资源、特别是创造力资源的浪费。目前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同建设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必须尽快予以废止；并举一反三根本改变目前体制内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
要把激发国人的创新能力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要根本改变目前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在中国目前的“官本位”与教育行政化、学术行政化的体制下，体制内根本不要想出什么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如果有，也是人在体制内成果在体制外。“伪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成立，但绝大多数的伪科学都在体制内，而且都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或者说是被体制逼出来的。当体制内的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体制内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只有体制外的市场评价与催化才是创新的真正标准与原动力。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就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重形式轻内容、重手段轻目标、重过程轻结果、重信息轻知识、重继承轻发展、重按部就班轻超常规发展、重范式内发展轻范式外突破、重注释式成果轻原创性成果、重体制内成果轻体制外成果、用行政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身份贵贱折算身价贵贱、用头衔大小换算权威大小、用知名度高低变现“著名”度高低、贡献索取不对称、投入产出不对称的异化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以及由异化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衍生出来的异化的人才体制。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的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教育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文凭泡沫化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科研教育边际效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教育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是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评奖靠潜规则。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教育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 “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教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教育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又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
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
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原创思想。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是通过教育体制改革解放人的智力，解放人的智力就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及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行政体制、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树立能力至上、成就第一的唯能主义的社会评价体系与道德风尚；尽快纠正目前一切“向钱看”、属于口袋经济学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杜绝配置型“创业”、消融配置型“企业”、纠正配置型“产业”，快速建立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使改革由追求GDP数字增长回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正确轨道上来。
模式转轨主导教育体制转变，教育体制转变适应模式转轨；而价值机制，既是模式转轨、教育体制转变的核心，也是模式转轨、教育体制转变的动力；道德舆论、法制环境，则是模式转轨与教育体制转变的保证。它们共同组成了以原创思想为核心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创新性的、使创新成为习惯与风气的社会生活体系。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提升产业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我国经济形态由低附加值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外延扩张型经济向高附加值的内涵开发型经济转化，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化，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化，产业形态由传统产业为主向智慧产业为主转化。智慧产业，是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创新驱动不但是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而且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创新驱动才能使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就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经济增长方式上升为社会经济形态。
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的智慧经济本质上是智力经济，而智力中最根本的是创造力。因此智慧经济形态要求以提高人的创造力为教育的最根本目标。创造力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建构创新型的教育体制、智力开发体制作为重要内容。
现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致的应试教育文凭至上严重扼杀了人的创造力，造成全民除了读教科书外业余时间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造成网吧爆满图书馆冷清，与智慧经济所要求的国民素质结构背道而驰。现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通过垄断教育资源来垄断中国人民的发展权，通过垄断中国人民的发展权来垄断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通过把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最大限度纳入GDP增长统计数字源、在使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为教育产业带来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使教育产业为GDP增长贡献最大化。如果说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理论基础是GDP经济学，那么认为中国人口多要发展GDP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中国只要奴才不要人才、只要高端劳动力不要高级创新人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理论基础是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而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的理论基础仍然是GDP经济学。如果说在小商品经济、工业经济时代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有相对的真理性，那么智慧经济时代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就是根本错误的理论。在智慧经济学看来，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以中国人口多为由认为中国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看出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在资源禀赋观上线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认为中国要发展GDP只需要奴才不需要人才，所以中国要教育产业化延长教育产业链培养高学历无真正创新能力的低端劳力，不要国民创新体系培养真正的高级创新人才。
在GDP经济学、要素禀赋论、比较优势论横行中国、成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以来，已经果断停止了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口号，并出台了一系列靠牺牲国民创新体系来保证教育产业化延长教育产业链扩大教育产业规模的政策措施，以GDP为中心作出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学术评价体制、人才体制与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设计，使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假专家假教授泛滥，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为逆选择逆淘汰披上合法的外衣，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官本位”，强化了学术行政化、学习行政化、干部教师科研乃至研究生队伍中经济与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与智慧经济、国民创新体系对人的素质要求格格不入乃至正相对立。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教育产业化演变成的文凭产业化、学历泡沫化、学术行政化对国民整体素质、国民创新能力、国民创新体系产生极大的扭曲异化。教育“产业”的本质应该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现行GDP导向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给中国国民创新体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智慧经济要求根本上改变目前的这种把学校利润而不是学生智力放在首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
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的要害：西方中心论。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和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的要害：西方中心论。北大清华的教授聘任、评职称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和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使国内第一流的成果无法在北大清华这个平台得到推广，同时却使大量有“世界顶级名校博士”头衔、能够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文章、能够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二三流乃至不入流的学者得以占据北大清华的制高点时而英语时而汉语、时而汉语夹英语、时而英语夹汉语夸夸其谈，胡说八道，扩大影响力，使社会话语权分配“劣币驱逐良币”，使社会处于严重的前沿知识信息不对称状态，这不但误导了学术评价标准，而且误导了社会发展方向；不但对真正优秀的学者不公平，而且对社会不公平。
据了解，由于和就业、职称、调动、户口等巨大利益挂钩，我国硕士、博士授予中的潜规则，已经逐步在教育产业中形成有巨大寻租空间的“灰色产业”或“第二教育产业”，常艳和她导师的故事、厦门大学博导不知道自己到底睡了几个女博士生的故事只是其中的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六条 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人员，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博士学位：（一）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三）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北大清华规定，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必须有硕士学位5年以上且获得国家级奖项。北大清华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的条件为什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不符？为什么北大清华均声称该条件是教育部规定，而教育部却不承认？这北大清华和教育部之间的双簧把戏里面有没有猫腻或不可告人的目的？北大清华规定的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的条件实际上阻断了同等学力程序取得博士学位的通道，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泡沫化。抬高学历贬抑学术，用学历评价代替学术评价，使全社会假学历假文凭假学位泛滥，显然是高校中潜规则的显化与强化、延伸与扩大，有“内部人”以高校自主办学为名，通过用学历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自身标准制造门槛垄断学术评价话语权与国家学术公共品资源不当竞争不当得利的嫌疑，不但违背宪法而且违背科学发展规律，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的发展与北大清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建筑，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设备，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占地面积，不是拥有世界最多的“世界顶级名校”博士，而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师。大学大学，大师来讲学。而世界一流大学，无非就是由世界一流大师来讲学，有世界一流大师在讲学。爱因斯坦在哪一所大学任教，哪一所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因此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也就转换成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师的问题，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也就转换为怎样拥有世界一流大师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师呢？从科学史的意义上，世界一流大师之所以是世界一流大师、世界一流大师之所以高于一般大师，就在于他有自己的、以世界为参照系的新的科学范式，而新的科学范式只能以全世界为参照系。衡量一个人是否世界一流大师的标准，只能是原创思想而不是头衔。
世界一流大师原创思想不是由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
原创性是什么？原创性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创新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创新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核心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原创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创”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创”。不管哪一种，所谓“原创”，都应该是理论的原创。原创不是新观点、新解释、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论。
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陈世清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化等于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金钱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而只是忽悠我们这些乡下人土八路的“原创”。
所谓中国学术的国际化，不是学者头衔的国际化、论文语种的国际化、发表论文刊物“级别”的国际化，而是成果原创程度参照系的国际化。经济学的国际化不是西化，不是照搬照套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是用英语作为经济学学术会议的工作语言，而是经济学理论原创参照系的国际化。
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不同的理论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科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同层次的“原创”，产生不同层次的“大师”。
一级大师：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大圆圈。
二级大师：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认识发展某个圆圈中的某个小圆圈。
三级大师：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认识发展长河中的某个环节。
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不能称为大师，不管他有什么头衔、作品、知名度，不管他是世界哪一所“顶级大学”毕业的博士，不管他能流利地讲几口、几国外语。
世界一流大师，就是一级大师，起码是二级大师。如果是三级大师，那就是普通的大师。我们的大学怎样才能拥有世界一流大师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逐步停止了改革开放以前、刚改革开放时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口号和相关政策，在人才体制、学术评价、干部人事制度中唯学历是问，是改革的成果还是改革的怪胎？是与国际惯例接轨国际标准合拍，还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扭曲与异化？在党中央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创新创业机会的时代，这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极力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在量子时代仍然试图用西方还原论思维方式掌控中国经济解释的话语权，用西方文化定位中国文化，用西方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用西方经济学话语权指导中国发展，用西方增长模式作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标本。泡沫GDP既是西方话语权产生的怪胎，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语系语境的“非理性”结晶。GDP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社会危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科学无国界的幌子，妄图摧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体性。他们极力否定中国人民的创新能力，扼杀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贬低中国人民的创新成果，剥夺中国人民的创新权利，摧毁中国国民创新体系；与此同时他们大量引进西方原版教材，大力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妄图在使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沙漠的同时使中国成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使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在给教育产业带来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使教育产业为GDP增长贡献最大化。GDP导向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给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国民创新体系、中国国民素质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广义的教育：社会的信息遗传，通过这种遗传，社会有机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狭义的教育：系统的社会信息遗传。必须以狭义的教育为中心，以广义的教育为基础，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智力是知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力不但要考虑到知识的要素，而且要看知识的结构；不但要看知识的量，而且要看知识的质。智力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性能力。由教育“产业”的社会GDP性质决定，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思维的最高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由社会GDP定位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投资的货币收益而在于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社会效益必须把智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信息量或信息层面的知识量放在首位。
作为智慧经济重要内容的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动态结构，是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而国民创新体系又是社会GDP这一系统工程。社会GDP系统工程由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义务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几个方面组成。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才有可能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通过救死扶伤为国民身体素质提供有效保障。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才能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智慧经济社会GDP工程的落脚点：提高人的智力、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社会福利总水平。
智慧经济形态中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是智慧经济立体的市场结构中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称的组成部分。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市场化等于产业化、产业化等于金钱化，使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不但剥夺了人的起点平等，而且形成把市场经济理解成一切向钱看经济的不良社会风气，并为权力寻租提供理论基础与社会心理基础。假学历假文凭将摧毁整个社会的机会公平机制，极大地损害人的主体性，严重地挫伤人的积极性，是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的癌症——教育产业化政策同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医疗产业化不断冲击医德底线，进而冲击社会道德底线。实践证明：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是一种政策腐败；教育和医疗要不要、怎样产业化必须纳入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来定位。根据科学发展观，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健全的智慧经济不可缺少的社会系统工程。
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说明，要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必然要求把教育体制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把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以科学理论创造力作为衡量教授学术水平和学生科研能力的唯一依据、以科学论文的原创程度作为评价教授学术成果价值的唯一标准，以原创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作为大学水平的唯一标准。
无论是知识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本质上都是理论的发展。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原创理论的产生来实现，没有原创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人类科学史就是原创理论的产生、发展史。大学教授与学生的原创思想不是由撰写论著的语种、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评判大学教授与学生的学术能力的标准不是西方名校科班出身、获取美国博士学位院校的排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弟子、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而是产生原创理论的能力。评判大学教授与学生学术论文价值的标准不是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也不是得到什么奖项、得到奖项的级别，而是理论的原创性。
无博士学位、无院士职称、无海外学历的三无科学家屠呦呦以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中国科学家，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打了美国博士学位院校的排名作为评价教授科研能力的标准，刊物影响力和“级别”、论文引用率排名作为评价教授科研成果水平的依据的“国际惯例”的耳光。诺贝尔遗嘱中关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生理学界或医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这里的“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最重大的发现”、“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说明，所谓真正的、对人类有贡献的成果就是发现、发明、创造，发现、发明、创造就是第一。诺贝尔奖以“第一”——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成果的原创性定位教授的科研水平，成果的原创性定性定量教授科研成果的价值，才是科学评价的真正的国际惯例。
什么是创意？创意就是原创思想。国民创新体系的逻辑的与现实的出发点，也就是创意——原创思想。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健康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的地位将逐步被科学创新、知识创新所取代。知识创新、软技术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原创思想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著作权与专利技术的背后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原创思想。原创思想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创意策划、框架结构、技术设计、参照系转移、语境转换、内容改写、技术改造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资料进行收集、选择、对材料进行组织的行为和结果表现出来；既可以通过理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素材、典故、案例分析表现出来；同一个素材、典故、案例，在不同的主题思想、核心观点、框架设计、语境场境中，可以表达、渗透不同的思想；如果在主题深刻的语境中，原本平庸的素材、典故、案例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都应该受到保护。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就是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后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后面的原创思想。不管这些原创思想以什么方式、途径表现出来，只要表现出来、贡献给社会，就应该得到鼓励与受到法律保护。鼓励与保护原创思想，是鼓励与保护创新的源头；原创思想“为有源头活水来”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
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如果说，国民创新体系的源头是原创思想，那么原创思想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要在教育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要用主体性的“六经注我”式教育代替客体性的“我注六经”式教育，用主动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动型、素质型、综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教育代替被动型、应试型、知识型、单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继承型、就业型教育。0乘以一百个0还是0；把最先进的知识复制一万遍，也不会增加任何新知识，学习型人才无论如何也不等于创造型人才；通过大学扩招使学习型人才成倍增加也并不必然带来创造型人才的同比增长。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目前全国性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是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的典型。由于外语的非母语性质，外语学习所要求的思维方式同创造力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兼容性，使目前的全民“外语热”极大程度地压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造成大量的创造性人才被埋没，是中国思想家断层的根源之一。语言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与工具；就创造力本身而言，汉语足以供国人进行任何专业、任何领域的创造性思维。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不在创造力层面，而在信息层面——沟通与交流层面。而现代信息工具与手段，已经可以轻易地代替属于信息层面的外语功能。全民学习那些对于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用不好的外语造成了国人巨大的智力资源、特别是创造力资源的浪费。目前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同建设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必须尽快予以废止；并举一反三根本改变目前体制内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
要把激发国人的创新能力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就要根本改变目前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在中国目前的“官本位”与教育行政化、学术行政化的体制下，体制内根本不要想出什么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如果有，也是人在体制内成果在体制外。“伪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成立，但绝大多数的伪科学都在体制内，而且都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或者说是被体制逼出来的。当体制内的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体制内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只有体制外的市场评价与催化才是创新的真正标准与原动力。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就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重形式轻内容、重手段轻目标、重过程轻结果、重信息轻知识、重继承轻发展、重按部就班轻超常规发展、重范式内发展轻范式外突破、重注释式成果轻原创性成果、重体制内成果轻体制外成果、用行政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身份贵贱折算身价贵贱、用头衔大小换算权威大小、用知名度高低变现“著名”度高低、贡献索取不对称、投入产出不对称的异化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以及由异化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衍生出来的异化的人才体制。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的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教育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文凭泡沫化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科研教育边际效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教育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是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评奖靠潜规则。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教育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 “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教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教育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又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
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
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原创思想。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是通过教育体制改革解放人的智力，解放人的智力就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及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行政体制、行政化的教育体制，树立能力至上、成就第一的唯能主义的社会评价体系与道德风尚；尽快纠正目前一切“向钱看”、属于口袋经济学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杜绝配置型“创业”、消融配置型“企业”、纠正配置型“产业”，快速建立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使改革由追求GDP数字增长回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正确轨道上来。
模式转轨主导教育体制转变，教育体制转变适应模式转轨；而价值机制，既是模式转轨、教育体制转变的核心，也是模式转轨、教育体制转变的动力；道德舆论、法制环境，则是模式转轨与教育体制转变的保证。它们共同组成了以原创思想为核心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是创新性的、使创新成为习惯与风气的社会生活体系。
陈世清：智慧经济是企业家经济（今日头条）——智慧经济是能人经济、资本家经济向企业家经济转变
[ 2016/06/22 11:46 | by admin ]
2016/06/22 11:46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是企业家经济
——智慧经济是能人经济、资本家经济向企业家经济转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领域，人才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相应地，也有人才不同的特征与机制。在智慧经济时代，企业家最根本的素质是创业精神，企业家形成与发挥作用的最根本机制是公平竞争。企业家既不是能人也不是资本家，智慧经济是能人经济、资本家经济向企业家经济转变。
智慧经济时代企业家的特征
人的认识和智力的结构
人的认识包括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三个层次。“是什么”（包括“是谁”、“在哪里”）是感性认识、反映事物现象的低层次信息；“为什么”是理性认识，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高层次信息；“怎么样”是实践认识，是创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最高层次的信息。知识运营就是通过把握“怎么样”的信息来进行“怎么样”的操作。
只知道“是什么”、“为什么”，不知道“怎么样”，知识就不能转变为生产力。为什么我们的高新技术转化率那么低？就是因为我们的高新技术只停留在“是什么”、“为什么”的层面，而没有深人到“怎么样”的层次。
当然，“是什么”、“为什么”的知识也很重要，但只是“怎么样”知识的必备条件。如没有达到“怎么样”的层次，知识就不能向能力转化。停留在“文凭”、“专利”层面的知识只是空中楼阁，没有实际意义。
掌握了“是什么”、“为什么”信息的人，我们称他为有知识的人；掌握了“怎么样”信息的人，我们称他为高素质的人。什么叫“高分低能”？就是只掌握前面两种知识，而没有掌握第三种知识。所谓“素质教育”，就是要把人们的知识渗透、延伸到第三种，使人们不但知道“是什么”、“为什么”，而且知道“怎么样”。所以知识运营学就是素质学。
超理性（发散）
为什么；
理性（收敛）
知性
智慧 是什么
感性
怎么样；实践理性
实 践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关系图
企业家与科学家、资本家、能人的区别
（1）企业家和科学家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家只知道“是什么”、“为什么”，而企业家不但知道“是什么”、“为什么”，而且知道“怎么样”。科学家是有知识的人，企业家是有智慧的人。
（2）资产有三态：实体、属性、关系。实体是资产的质和量相统一的存在，属性是实体、属性、关系相互发生关系时表现出来的各自的内在规定性。实体和属性的关系，近似于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它们都是有形的，可以通过人的感官来把握。所以我们称这部分资产为有形资产。而关系，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是无形的，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来把握。所以我们把这部分资产称为无形资产。知识运营首先就是运营无形资产，并通过运营无形资产来运营有形资产。资本运营是知识运营和资产运营的中间环节、过渡环节，本身兼具二者的特征。
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区别在于：资本家是运营有形资产的，企业家是运营无形资产的；企业家通过运营无形资产来运营有形资产。
(3)企业家和能人的区别在于：能人所掌握的“怎么样”的知识，是微观的、不系统的；企业家所掌握的“怎么样”的知识，是宏观的、系统的。所以，企业家是能人，但能人并不都是企业家。
智慧经济时代企业家的特征
(1)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智慧经济，就是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知识创新的能力，成为企业家的第一特征。抽象思维能力包括：对已有的知识扬弃、综合、升华，相容超越，形成自己新观点的能力；对外界事物进行概括和综合，形成自己新理论的能力；用正确理论指导实践（包括思想的实践和物质的实践）的能力；渗透在上述三个方面中科学的思想方法，包括思辩与实证相统一的辩证法，灵感、顿悟、直觉相统一的直观法。
(2)较强的创新能力。创新有两方面的含义：知识创新、实践创新。前者是后者的主导，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归宿。创造性是人的主体性的核心，个性是主体性的基础。智慧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也是个性化的经济。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世界经济差异化相辅相成。只有想别人所未想，做别人所未做，才能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养不变，取得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竞争力。
(3)较强的综合运用各种知识能力。智慧经济时代，由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催化作用，知识增长在量上将以原子核裂变极数增长，在序上将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哲学、纵深科学、横断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软硬技术的复合型知识，思维、操作、合作的复合型能力，将成为企业家的必备条件。
(4)较强的思维操作能力。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知识对生产力发展的直接性越来越大，实践操作的对象、内容、手段的层次越来越高。如果说，在前智慧经济时代，知识只是间接生产力，对实践操作仅起指导作用，那么在智慧经济时代，知识将成为直接生产力。超前思维能力、预见能力、思路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主导和整合能力——思想操作能力，将成为企业家的必备条件。
(5)较强的运营知识能力。智慧经济由知识与经济两个要素组成。智慧经济时代，知识不仅具有认识事物、聪明长智的功能，而且具有价值增值功能；不仅使自身的价值增值，而且通过渗透整合其他事物，使其价值增值甚至变废为宝。所以智慧经济时代的企业家，必须具备把知识资源转变成知识资本的运营知识的能力。
(6)较强的运用现代信息工具能力。智慧经济，不仅在于知识的产业化，更重要的，在于知识产业的龙头化——用知识和知识产业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使知识在传统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知识对传统产业的龙头作用必须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中介。计算机语言将成为人类沟通和发展所必备的除自然语言以外的第二语言。所以智慧经济时代的企业家，必须是既掌握其他专业知识、又掌握计算机知识的双料人才。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企业家最根本的素质是知识创新为主导的企业创新。现代意义的企业家是现代企业的灵魂。在目前我国，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资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培育和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企业家阶层。培育企业家阶层，需要良田沃土。
智慧经济时代的企业家机制
如果说，企业家最根本的素质是企业创新，那么企业家形成和发挥作用的最根本机制，是通过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而形成的公平机制。逆境出人才只是社会的局部现象；作为民族灵魂的创新精神，必须以公平机制为前提。
智慧经济时代培育企业家阶层的宏观环境
(1）破除“官本位”思想，形成多元化的价值体系，是培育企业家阶层的思想道德环境。
“官本位”作为一元化的价值观念，是作为一元化的封建主义社会和带有严重封建主义痕迹的旧计划体制环境下产生出来的社会价值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必然要产生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只有企业家作为新时期社会价值百花园中的一个奇花异葩，成为人们价值追求的目标之一，成为第一流人才愿意终生从事的事业时，企业家阶层才能形成。
(2)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培育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制度环境。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多元化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政治基础、多元化的经济基础的政治保证，因而也是培育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制度环境。必须健全法制，建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一个靠回扣铺路、靠不正当手段竞争的环境里，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脱颖而出。
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实现经济企业化、企业公司化、公司法人化、法人人格化、法人人格平等化。要把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区别开，作为两种职业来对待。取消企业经营者的行政级别，取消企业经营者的行政任命制度。只有在政治地位上，企业经营者不至于“见人低三分”，真正的企业家阶层才能形成。
（3）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培育企业家阶层的经济制度环境。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是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企业家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游戏规则”。只有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都能一视同仁，享受国民待遇，在法律面前平等，才能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所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培育企业家阶层的经济制度环境。
(4)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体制内企业和体制外企业并轨，是培育企业家阶层的经济体制环境。
体制内企业产权模糊，相应造成劳动力产权包括企业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模糊，国有企业经营者正当渠道收入较低。另一方面，体制外企业由于产权明确，相应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权明确，好的经营将给企业家带来较高收人。这种反差挫伤了体制内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同时诱导他们通过非正当渠道去获取较高收入，造成腐败、国有资产流失和企业经营者自身素质降低。所以，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体制内企业和体制外企业并轨，是培育企业家阶层的经济体制环境。
智慧经济时代培育企业家阶层的微观机制
(1)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相对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相对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可以迅速提高劳动者、特别是现有企业员工的素质，并迅速形成企业家阶层这一最稀缺的经济资源。它不但可以迅速产生大量的新兴企业家，而且可以产生巨大的动力和压力，使现有企业的旧式领导者转变为新型的现代企业家。这种企业家阶层的内涵开发，可以最大限度地化改革的阻力为动力，从而使改革进程处于一种改革成本为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并为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转变为政治体制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
(2)企业家形成的平等竞争机制。
现代公司制度中，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和利益机制与现代公司制度本身一样，其形成和确立源于平等竞争这一根本的市场经济机制。因此，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和利益机制必须首先用企业家形成的平等竞争机制来说明。
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机制中，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来源是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人才市场、包括经理市场为基础的。具体的途径有：①创业。企业家拿着有好创意的创业计划书到资本市场融资，自己当老板。②公开招聘。公开招聘是通过新闻媒介刊登招聘启事面向社会和企业招聘。由企业所有者代表（董事会）成员和专家组成的评聘委员会对应聘者的素质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最后决定受聘者。评估的内容主要有以往的经营业绩、经营能力、经营知识、职业道德等；③通过行业推荐、引荐应聘者。在发达国家，企业家联谊会或协会等行业组织已经比较完善，其成员彼此之间都很了解对方的能力、业绩、经验、特长、品德以及以往收入的高低。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价值，只有这些组织才最了解。因此，一般的公司也愿意通过这种组织选择经营者候选人；④通过人才咨询公司选择经营者候选人。招聘公司事先提出候选人的具体素质的要求，然后进行评测和选择；⑤直接从本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中提拔。
无论哪一种形式，最终都要：①企业家的权责利关系明确，并通过契约的方式凝结；②对于知名的优秀经营者，必须用高薪和其他优厚待遇聘请。因此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和利益机制，在企业家走马上任之前，就应在原则上确定：它是现代市场经济和企业制度条件下，企业和企业家双向价值选择的必然结果。
(3)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机制。
具有创业经营管理知识和能力成为董事会成员的主要标准，以物质资本所有者身份进入公司董事会的人员比例日趋下降。从股东大会的召集到大会议题的确定，甚至董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和中选，都由公司的创业者经营者阶层控制和支配，当公司的董事会一旦通过了由总经理制定的年度预算收支计划后，公司的实际决策权就掌握在总经理等经营者手中，他们便成了公司的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
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要求企业的科学治理结构应按最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作用来设置。要用管理代替管制，自律代替他律，网络代替层级，绩效代替服从，集约代替集中。企业机构设置应精简、高效，做到职责明确、结构合理、人员精干、权力与责任对等；把宏观上的金字塔形权力机构与微观上的扁平自我管理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把激励和约束结合起来，以目标激励为主，弹性约束为辅；做到决策公开化、管理民主化、监控多元化；做到企业管理主体自动化、管理目标一体化、管理手段智能化、管理过程组合化、管理客体复合化、管理结果高效化。
董事会、监事会
股东（代表）大会
(4)企业家为中心的利益机制。
企业家为中心的利益机制，包括企业家的创业收益权、剩余分配权和企业家的自我实现全面发展。
①企业家的创业收益权与剩余分配权。
有一种观点认为，“按市场经济法则”，企业资产无论怎样扩大，总是归最初出资者所有。但现实情况是：有的国有企业国家根本就没有投入过资本金，企业完全靠贷款发展起来。现在要把其资产全部界定为国有资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情理上都说不过去，而且还会引起企业的抵制。从这种典型情况可以看出：即使股东（国家）原先投过资本金的，企业资产增值部分，也应在股东（国家）、企业、员工个人之间按合理的比例进行分配，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量化折股。
现在发达国家经营者的报酬一般是通过应聘者与公司的谈判（基础是市场对应聘者人力资本的评估）并得到双方的认同，最后以契约的形式在聘任合同中详细规定。它的形式主要有：a.完全的工薪制。即经营者除享受较高的工薪外，没有其他货币收入。b.工薪加奖励制。即在对经营者的薪金报酬有一定的标准规定的基础上，在奖励方面也形成了一套制度。如果公司经营很好，按期或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公司则按照合同规定对经营者予以奖励。在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公司里，对经营者的奖励标准通常是相当于经营者的6～8个月的薪金。c.工薪加盈余分配制。即经营者在取得标准薪金报酬外，每年还有权参与分享公司盈余。d.工薪加股权、期权。即经营者在取得标准薪金报酬的基础上，还能获得一定量的公司股权、期权，通过股权、期权、年薪制参与年终的股息和红利的分配。
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家即公司的主要创业者与管理者，应采用工薪加股权的形式，对于其他的经营者，应根据他们在公司中的作用和地位，自上而下依次分别采用工薪加股权制、工薪加期权制、工薪加盈余分配制、工薪加奖励制、完全的工薪制，从而形成以企业家为中心的，企业创业者、管理者和一般员工分配权的梯级系列。
②企业家的自我实现全面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使人的需要越来越高级。人的利益，既包括对低级需要的满足，也包括对高级需要的满足。而对于企业家来讲，由于其较高的素质，更需要对高级需要的满足。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家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思想人、自我实现的人。因此，以企业家为中心的企业利益机制，既包括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创业收益权剩余分配权，更要提倡并强化企业家的自我意识、目我设计、自我组织、自我创造、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能力。在企业家个体和组织、主体和客体的自觉的双向反馈过程中，使企业家能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使企业成为企业家自我实现的舞台，而不仅仅是谋生和发财的手段。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除了薪金报酬以及各种奖励乃至股权、期权奖励等有形收入以外，他们还会获得许多无形收入。例如，企业家对公司净盈余的分配权、企业家在社会上的名誉和地位、企业家成功的经营业绩对他们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增值，等等，也是企业家的一笔巨大收入，对企业家同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甚至多数企业家对无形收入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对有形收入的重视。这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许多公司经营者在企业面临困难时，会率先降低自己的薪金报酬，以此来带动员工减薪或裁减人员，使企业得以渡过难关。
上述宏观环境是微观机制的前提，微观机制是宏观环境的基础。其中劳动力产权制度是体制内企业和体制外企业并轨的纽带。以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相对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宏观环境和微观机制衔接的桥梁，它们共同构成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家阶层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良田沃土。
现把现代知识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家、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利益和运行机制相互关系的程序见图：
产生→现代企业家
相
现代知识 相互 互 ↑ 共同
← → 作 ↓ 决定
市场经济 作用 用
产生 → 现代企业制度
必须指出的是，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和利益机制，仅仅是以经营权为中心的核心而不是全部内涵。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员工看成是广义的经营者，把管理人员看成是狭义的经营者，把企业家看成是主要的管理人员，那么经营权为中心就是以所有员工的运行和利益机制为中心，企业家为中心是经营权中心的核心。
——智慧经济是能人经济、资本家经济向企业家经济转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领域，人才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相应地，也有人才不同的特征与机制。在智慧经济时代，企业家最根本的素质是创业精神，企业家形成与发挥作用的最根本机制是公平竞争。企业家既不是能人也不是资本家，智慧经济是能人经济、资本家经济向企业家经济转变。
智慧经济时代企业家的特征
人的认识和智力的结构
人的认识包括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三个层次。“是什么”（包括“是谁”、“在哪里”）是感性认识、反映事物现象的低层次信息；“为什么”是理性认识，反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高层次信息；“怎么样”是实践认识，是创造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最高层次的信息。知识运营就是通过把握“怎么样”的信息来进行“怎么样”的操作。
只知道“是什么”、“为什么”，不知道“怎么样”，知识就不能转变为生产力。为什么我们的高新技术转化率那么低？就是因为我们的高新技术只停留在“是什么”、“为什么”的层面，而没有深人到“怎么样”的层次。
当然，“是什么”、“为什么”的知识也很重要，但只是“怎么样”知识的必备条件。如没有达到“怎么样”的层次，知识就不能向能力转化。停留在“文凭”、“专利”层面的知识只是空中楼阁，没有实际意义。
掌握了“是什么”、“为什么”信息的人，我们称他为有知识的人；掌握了“怎么样”信息的人，我们称他为高素质的人。什么叫“高分低能”？就是只掌握前面两种知识，而没有掌握第三种知识。所谓“素质教育”，就是要把人们的知识渗透、延伸到第三种，使人们不但知道“是什么”、“为什么”，而且知道“怎么样”。所以知识运营学就是素质学。
超理性（发散）
为什么；
理性（收敛）
知性
智慧 是什么
感性
怎么样；实践理性
实 践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关系图
企业家与科学家、资本家、能人的区别
（1）企业家和科学家的区别，就在于科学家只知道“是什么”、“为什么”，而企业家不但知道“是什么”、“为什么”，而且知道“怎么样”。科学家是有知识的人，企业家是有智慧的人。
（2）资产有三态：实体、属性、关系。实体是资产的质和量相统一的存在，属性是实体、属性、关系相互发生关系时表现出来的各自的内在规定性。实体和属性的关系，近似于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它们都是有形的，可以通过人的感官来把握。所以我们称这部分资产为有形资产。而关系，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是无形的，只能通过人的思维来把握。所以我们把这部分资产称为无形资产。知识运营首先就是运营无形资产，并通过运营无形资产来运营有形资产。资本运营是知识运营和资产运营的中间环节、过渡环节，本身兼具二者的特征。
企业家和资本家的区别在于：资本家是运营有形资产的，企业家是运营无形资产的；企业家通过运营无形资产来运营有形资产。
(3)企业家和能人的区别在于：能人所掌握的“怎么样”的知识，是微观的、不系统的；企业家所掌握的“怎么样”的知识，是宏观的、系统的。所以，企业家是能人，但能人并不都是企业家。
智慧经济时代企业家的特征
(1)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智慧经济，就是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较强的抽象思维能力——知识创新的能力，成为企业家的第一特征。抽象思维能力包括：对已有的知识扬弃、综合、升华，相容超越，形成自己新观点的能力；对外界事物进行概括和综合，形成自己新理论的能力；用正确理论指导实践（包括思想的实践和物质的实践）的能力；渗透在上述三个方面中科学的思想方法，包括思辩与实证相统一的辩证法，灵感、顿悟、直觉相统一的直观法。
(2)较强的创新能力。创新有两方面的含义：知识创新、实践创新。前者是后者的主导，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归宿。创造性是人的主体性的核心，个性是主体性的基础。智慧经济是全球化的经济，也是个性化的经济。世界经济一体化与世界经济差异化相辅相成。只有想别人所未想，做别人所未做，才能以不变应万变，以万变养不变，取得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竞争力。
(3)较强的综合运用各种知识能力。智慧经济时代，由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催化作用，知识增长在量上将以原子核裂变极数增长，在序上将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哲学、纵深科学、横断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软硬技术的复合型知识，思维、操作、合作的复合型能力，将成为企业家的必备条件。
(4)较强的思维操作能力。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知识对生产力发展的直接性越来越大，实践操作的对象、内容、手段的层次越来越高。如果说，在前智慧经济时代，知识只是间接生产力，对实践操作仅起指导作用，那么在智慧经济时代，知识将成为直接生产力。超前思维能力、预见能力、思路对其他生产要素的主导和整合能力——思想操作能力，将成为企业家的必备条件。
(5)较强的运营知识能力。智慧经济由知识与经济两个要素组成。智慧经济时代，知识不仅具有认识事物、聪明长智的功能，而且具有价值增值功能；不仅使自身的价值增值，而且通过渗透整合其他事物，使其价值增值甚至变废为宝。所以智慧经济时代的企业家，必须具备把知识资源转变成知识资本的运营知识的能力。
(6)较强的运用现代信息工具能力。智慧经济，不仅在于知识的产业化，更重要的，在于知识产业的龙头化——用知识和知识产业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使知识在传统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知识对传统产业的龙头作用必须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中介。计算机语言将成为人类沟通和发展所必备的除自然语言以外的第二语言。所以智慧经济时代的企业家，必须是既掌握其他专业知识、又掌握计算机知识的双料人才。
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企业家最根本的素质是知识创新为主导的企业创新。现代意义的企业家是现代企业的灵魂。在目前我国，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资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培育和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企业家阶层。培育企业家阶层，需要良田沃土。
智慧经济时代的企业家机制
如果说，企业家最根本的素质是企业创新，那么企业家形成和发挥作用的最根本机制，是通过观念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而形成的公平机制。逆境出人才只是社会的局部现象；作为民族灵魂的创新精神，必须以公平机制为前提。
智慧经济时代培育企业家阶层的宏观环境
(1）破除“官本位”思想，形成多元化的价值体系，是培育企业家阶层的思想道德环境。
“官本位”作为一元化的价值观念，是作为一元化的封建主义社会和带有严重封建主义痕迹的旧计划体制环境下产生出来的社会价值观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必然要产生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只有企业家作为新时期社会价值百花园中的一个奇花异葩，成为人们价值追求的目标之一，成为第一流人才愿意终生从事的事业时，企业家阶层才能形成。
(2)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培育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制度环境。
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是多元化的思想价值观念的政治基础、多元化的经济基础的政治保证，因而也是培育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制度环境。必须健全法制，建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在一个靠回扣铺路、靠不正当手段竞争的环境里，真正的企业家不可能脱颖而出。
要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实现经济企业化、企业公司化、公司法人化、法人人格化、法人人格平等化。要把企业家和政府官员区别开，作为两种职业来对待。取消企业经营者的行政级别，取消企业经营者的行政任命制度。只有在政治地位上，企业经营者不至于“见人低三分”，真正的企业家阶层才能形成。
（3）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培育企业家阶层的经济制度环境。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是市场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也是企业家能够发挥作用的基本“游戏规则”。只有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都能一视同仁，享受国民待遇，在法律面前平等，才能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所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培育企业家阶层的经济制度环境。
(4)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体制内企业和体制外企业并轨，是培育企业家阶层的经济体制环境。
体制内企业产权模糊，相应造成劳动力产权包括企业经营者人力资本产权模糊，国有企业经营者正当渠道收入较低。另一方面，体制外企业由于产权明确，相应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产权明确，好的经营将给企业家带来较高收人。这种反差挫伤了体制内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同时诱导他们通过非正当渠道去获取较高收入，造成腐败、国有资产流失和企业经营者自身素质降低。所以，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使体制内企业和体制外企业并轨，是培育企业家阶层的经济体制环境。
智慧经济时代培育企业家阶层的微观机制
(1)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相对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
建立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相对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可以迅速提高劳动者、特别是现有企业员工的素质，并迅速形成企业家阶层这一最稀缺的经济资源。它不但可以迅速产生大量的新兴企业家，而且可以产生巨大的动力和压力，使现有企业的旧式领导者转变为新型的现代企业家。这种企业家阶层的内涵开发，可以最大限度地化改革的阻力为动力，从而使改革进程处于一种改革成本为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并为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转变为政治体制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
(2)企业家形成的平等竞争机制。
现代公司制度中，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和利益机制与现代公司制度本身一样，其形成和确立源于平等竞争这一根本的市场经济机制。因此，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和利益机制必须首先用企业家形成的平等竞争机制来说明。
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机制中，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来源是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人才市场、包括经理市场为基础的。具体的途径有：①创业。企业家拿着有好创意的创业计划书到资本市场融资，自己当老板。②公开招聘。公开招聘是通过新闻媒介刊登招聘启事面向社会和企业招聘。由企业所有者代表（董事会）成员和专家组成的评聘委员会对应聘者的素质进行综合分析和评估，最后决定受聘者。评估的内容主要有以往的经营业绩、经营能力、经营知识、职业道德等；③通过行业推荐、引荐应聘者。在发达国家，企业家联谊会或协会等行业组织已经比较完善，其成员彼此之间都很了解对方的能力、业绩、经验、特长、品德以及以往收入的高低。企业家的人力资本价值，只有这些组织才最了解。因此，一般的公司也愿意通过这种组织选择经营者候选人；④通过人才咨询公司选择经营者候选人。招聘公司事先提出候选人的具体素质的要求，然后进行评测和选择；⑤直接从本公司的经营管理人员中提拔。
无论哪一种形式，最终都要：①企业家的权责利关系明确，并通过契约的方式凝结；②对于知名的优秀经营者，必须用高薪和其他优厚待遇聘请。因此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和利益机制，在企业家走马上任之前，就应在原则上确定：它是现代市场经济和企业制度条件下，企业和企业家双向价值选择的必然结果。
(3)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机制。
具有创业经营管理知识和能力成为董事会成员的主要标准，以物质资本所有者身份进入公司董事会的人员比例日趋下降。从股东大会的召集到大会议题的确定，甚至董事会候选人的提名和中选，都由公司的创业者经营者阶层控制和支配，当公司的董事会一旦通过了由总经理制定的年度预算收支计划后，公司的实际决策权就掌握在总经理等经营者手中，他们便成了公司的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
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要求企业的科学治理结构应按最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的作用来设置。要用管理代替管制，自律代替他律，网络代替层级，绩效代替服从，集约代替集中。企业机构设置应精简、高效，做到职责明确、结构合理、人员精干、权力与责任对等；把宏观上的金字塔形权力机构与微观上的扁平自我管理机制有机结合起来；把激励和约束结合起来，以目标激励为主，弹性约束为辅；做到决策公开化、管理民主化、监控多元化；做到企业管理主体自动化、管理目标一体化、管理手段智能化、管理过程组合化、管理客体复合化、管理结果高效化。
董事会、监事会
股东（代表）大会
(4)企业家为中心的利益机制。
企业家为中心的利益机制，包括企业家的创业收益权、剩余分配权和企业家的自我实现全面发展。
①企业家的创业收益权与剩余分配权。
有一种观点认为，“按市场经济法则”，企业资产无论怎样扩大，总是归最初出资者所有。但现实情况是：有的国有企业国家根本就没有投入过资本金，企业完全靠贷款发展起来。现在要把其资产全部界定为国有资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情理上都说不过去，而且还会引起企业的抵制。从这种典型情况可以看出：即使股东（国家）原先投过资本金的，企业资产增值部分，也应在股东（国家）、企业、员工个人之间按合理的比例进行分配，在资产评估的基础上进行量化折股。
现在发达国家经营者的报酬一般是通过应聘者与公司的谈判（基础是市场对应聘者人力资本的评估）并得到双方的认同，最后以契约的形式在聘任合同中详细规定。它的形式主要有：a.完全的工薪制。即经营者除享受较高的工薪外，没有其他货币收入。b.工薪加奖励制。即在对经营者的薪金报酬有一定的标准规定的基础上，在奖励方面也形成了一套制度。如果公司经营很好，按期或超额完成了年度计划，公司则按照合同规定对经营者予以奖励。在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公司里，对经营者的奖励标准通常是相当于经营者的6～8个月的薪金。c.工薪加盈余分配制。即经营者在取得标准薪金报酬外，每年还有权参与分享公司盈余。d.工薪加股权、期权。即经营者在取得标准薪金报酬的基础上，还能获得一定量的公司股权、期权，通过股权、期权、年薪制参与年终的股息和红利的分配。
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家即公司的主要创业者与管理者，应采用工薪加股权的形式，对于其他的经营者，应根据他们在公司中的作用和地位，自上而下依次分别采用工薪加股权制、工薪加期权制、工薪加盈余分配制、工薪加奖励制、完全的工薪制，从而形成以企业家为中心的，企业创业者、管理者和一般员工分配权的梯级系列。
②企业家的自我实现全面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使人的需要越来越高级。人的利益，既包括对低级需要的满足，也包括对高级需要的满足。而对于企业家来讲，由于其较高的素质，更需要对高级需要的满足。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家不仅是经济人，更是社会人、思想人、自我实现的人。因此，以企业家为中心的企业利益机制，既包括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创业收益权剩余分配权，更要提倡并强化企业家的自我意识、目我设计、自我组织、自我创造、自我完善、自我实现能力。在企业家个体和组织、主体和客体的自觉的双向反馈过程中，使企业家能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使企业成为企业家自我实现的舞台，而不仅仅是谋生和发财的手段。
事实上，发达国家的企业家除了薪金报酬以及各种奖励乃至股权、期权奖励等有形收入以外，他们还会获得许多无形收入。例如，企业家对公司净盈余的分配权、企业家在社会上的名誉和地位、企业家成功的经营业绩对他们自身人力资本价值的增值，等等，也是企业家的一笔巨大收入，对企业家同样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甚至多数企业家对无形收入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对有形收入的重视。这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许多公司经营者在企业面临困难时，会率先降低自己的薪金报酬，以此来带动员工减薪或裁减人员，使企业得以渡过难关。
上述宏观环境是微观机制的前提，微观机制是宏观环境的基础。其中劳动力产权制度是体制内企业和体制外企业并轨的纽带。以经营权中心同所有权相对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宏观环境和微观机制衔接的桥梁，它们共同构成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家阶层形成和发挥作用的良田沃土。
现把现代知识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家、以企业家为中心的利益和运行机制相互关系的程序见图：
产生→现代企业家
相
现代知识 相互 互 ↑ 共同
← → 作 ↓ 决定
市场经济 作用 用
产生 → 现代企业制度
必须指出的是，企业家为中心的运行和利益机制，仅仅是以经营权为中心的核心而不是全部内涵。如果我们把所有的员工看成是广义的经营者，把管理人员看成是狭义的经营者，把企业家看成是主要的管理人员，那么经营权为中心就是以所有员工的运行和利益机制为中心，企业家为中心是经营权中心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