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二）（头版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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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30 11:03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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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二）
智慧产业 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
选择理性 1、选择、获取文献信息的意向与思维能力。2、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价值的价值取向与思维能力。选择理性中资源优化配置是目标而非手段。
对称 作为哲学范畴的对称是指宇宙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同一性是宇宙的本质属性，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属性，所以作为哲学“对称”的对立统一规律不同于斗争性占主导、作为“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具体科学或日常生活中的对称，包括对应、对等、平衡等均为哲学“对称”的具体内容。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的“对称”属于哲学范畴。
新经济 新的经济形态。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的不同，决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经济有不同的内涵。当前新经济是指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智慧经济形态。
智慧新经济 当今时代背景下的新经济，就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智慧新经济形态。智慧新经济就是智慧经济。
智能经济 智能经济是以智能机和信息网络为基础、平台和工具的智慧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突出了智慧经济中智能机和信息网络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知识经济形态和信息经济形态的历史衔接。
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就是以知识运营为经济增长方式、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形态的时代。
智慧经济学 关于智慧经济的发展规律，智慧经济学的方法、性质、结构、功能、发展趋向的学科。
假设 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假说就成为假设。事实证明：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推导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是错误的。假设只是验证、发现真理的手段，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导只是试错的方式，不能作为科学论文论述的前提。
经济理论 反映人类经济活动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包括科学的经济理论与不科学的经济理论。科学的经济理论正确解释所有经济现象、认识经济规律、把握经济本质；不科学的经济理论由于不能认识经济规律、把握经济本质，所以不能正确解释所有经济现象，只能部分解释经济现象，而所解释的经济现象之间往往相互冲突。
理性经济人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关于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人”本性的假设，认为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整个西方经济学都是根据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假设建立起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公理而超出“假设”的范畴。但由于该“假设” 混淆了“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两个命题，使之不能自圆其说而成为悖论，这个悖论是亚当•斯密前后出版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相互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建立在该“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等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人有时无私助人、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并不违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是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同时，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论证从科学方法论角度而言也是错误的。在科学史上，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是错误的；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只是验证假说的手段，不能作为科学论述、建立科学体系的方法。
是以假设还是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西方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命题推导出市场自发论、经济与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的结论，而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命题却可以得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市场自发和自觉的统一、经济学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的结论。
“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源于西方线性思维方式，“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源于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 “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两者可以划等号；在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包括“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有自私和无私两方面”。
中国经济学 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学是东方经济学的代表，也是东方经济学的典型形态。中国经济学是范式概念，而不仅仅是地狱概念，因此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推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都不是中国经济学；仅仅提出建构中国经济学的设想，而没有形成中国经济学范式和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体系，也不是中国经济学。
智慧产业 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
选择理性 1、选择、获取文献信息的意向与思维能力。2、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价值的价值取向与思维能力。选择理性中资源优化配置是目标而非手段。
对称 作为哲学范畴的对称是指宇宙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同一性是宇宙的本质属性，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属性，所以作为哲学“对称”的对立统一规律不同于斗争性占主导、作为“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具体科学或日常生活中的对称，包括对应、对等、平衡等均为哲学“对称”的具体内容。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的“对称”属于哲学范畴。
新经济 新的经济形态。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的不同，决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经济有不同的内涵。当前新经济是指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智慧经济形态。
智慧新经济 当今时代背景下的新经济，就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智慧新经济形态。智慧新经济就是智慧经济。
智能经济 智能经济是以智能机和信息网络为基础、平台和工具的智慧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突出了智慧经济中智能机和信息网络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知识经济形态和信息经济形态的历史衔接。
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就是以知识运营为经济增长方式、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形态的时代。
智慧经济学 关于智慧经济的发展规律，智慧经济学的方法、性质、结构、功能、发展趋向的学科。
假设 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假说就成为假设。事实证明：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推导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是错误的。假设只是验证、发现真理的手段，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导只是试错的方式，不能作为科学论文论述的前提。
经济理论 反映人类经济活动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包括科学的经济理论与不科学的经济理论。科学的经济理论正确解释所有经济现象、认识经济规律、把握经济本质；不科学的经济理论由于不能认识经济规律、把握经济本质，所以不能正确解释所有经济现象，只能部分解释经济现象，而所解释的经济现象之间往往相互冲突。
理性经济人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关于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人”本性的假设，认为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整个西方经济学都是根据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假设建立起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公理而超出“假设”的范畴。但由于该“假设” 混淆了“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两个命题，使之不能自圆其说而成为悖论，这个悖论是亚当•斯密前后出版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相互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建立在该“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等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人有时无私助人、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并不违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是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同时，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论证从科学方法论角度而言也是错误的。在科学史上，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是错误的；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只是验证假说的手段，不能作为科学论述、建立科学体系的方法。
是以假设还是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西方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命题推导出市场自发论、经济与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的结论，而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命题却可以得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市场自发和自觉的统一、经济学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的结论。
“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源于西方线性思维方式，“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源于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 “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两者可以划等号；在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包括“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有自私和无私两方面”。
中国经济学 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学是东方经济学的代表，也是东方经济学的典型形态。中国经济学是范式概念，而不仅仅是地狱概念，因此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推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都不是中国经济学；仅仅提出建构中国经济学的设想，而没有形成中国经济学范式和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体系，也不是中国经济学。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市场经济规律
[ 2016/06/30 11:01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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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市场经济规律
产能过剩、结构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市场经济是有规律的，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自觉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按照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办事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总是否认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把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对立起来。张维迎：“主导人类历史的就两种逻辑：强盗逻辑和市场逻辑。近代之前，强盗逻辑一直占主导；只是过去两百年以来，市场逻辑才占主导。在市场的逻辑中，个人要获得幸福，就必须为他人带来幸福。这是市场经济创造巨大财富和社会繁荣的原因。”①“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来讲有两类，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获得幸福，这包括偷盗、抢劫，计划经济也属于此，不过最主要一种方式的是战争，使民众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另外一种方式，我的理解是，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前面一个是科学的逻辑，后面这个可以叫做市场的逻辑。”因此，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应该是完全对立的”。②“我们讲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发的市场……市场的秩序是最好的秩序，任何人为的干预都不是好的。”“在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机构可以以合法的方式通过让给别人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那就是政府。政府强制征收税收。在社会中，政府征税，它干什么用，是否给你创造价值？你并没有看到。”③张维迎这种把市场与政府、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完全对立起来的理论，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历史，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只是他极力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引申。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市场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首先表现在，市场的逻辑是规律的逻辑。什么是逻辑？逻辑，就是思维的规律，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有时逻辑和逻辑学两个概念通用。从狭义来讲，逻辑就是指形式逻辑或抽象逻辑，是指人的抽象思维的逻辑；广义来讲，逻辑还包括具象逻辑，即人的整体思维的逻辑。逻辑和逻辑学的发展，经过了具象逻辑—抽象逻辑—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对称逻辑三大阶段。对称逻辑是逻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辩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称逻辑学就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随着对称逻辑学的建立，人的整体思维规律被发现，狭义的逻辑将被扬弃，逻辑将单指广义的逻辑，逻辑将成为人的整体思维的规律，逻辑学成为研究人的整体思维规律的科学。人类逻辑史也将不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而是从中国《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思维方式开始。在对称逻辑学的范式中，中国古代文化不是缺乏逻辑，而是人类逻辑学的真正源头。有时人们还用“逻辑”来引申指代客观规律。当人们用“逻辑”来引申指代客观规律时，实际上是不自觉地揭示了主观逻辑——科学规律与客观逻辑——客观规律之间的对称关系，揭示了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既指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也指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形成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的原因，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证明。
因此，无论是逻辑的狭义、广义还是其引申义，“逻辑”都指的是规律。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与所属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了他的市场逻辑，新自由主义者所属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规律为自己的对象，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决定了他不可能在“规律”的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从语义学的意义上，不在“规律”的意义上使用“逻辑”是“逻辑”的悖论，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悖论。
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经济学的对象是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后面，是经济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后面，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什么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也就是张维迎的“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人类作为“类”的发展的深层次规律；而剥削、掠夺、战争虽然是阶级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但只是人类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的异化。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客观规律，所以市场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
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对称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等于市场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科学的市场经济的理论经济学。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由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规律组成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对象是客观规律，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科学规律和语言组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也即逻辑体系。市场的逻辑，既可以指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可以指市场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市场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的理论。市场经济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特殊、一般和普遍的关系，只要承认社会科学、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市场经济学也就是一门科学，市场的逻辑、市场经济学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否认了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也就否认了市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否认了市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也就否认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否认了社会科学是科学。
从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与市场经济学科学规律的相互建构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是相互建构的过程，科学的方法论是相互建构的工具。实验与经验属于同等层次的范畴，它们都是形成科学规律的对象、过程、中介与途径，而它们本身都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诚然，借助现代技术手段，科学实验可以浓缩经验，并形成直观经验难以形成的各种数据，但本身却仍然属于经验的层面，而并非等同于科学理论。同时，数据化意味着分析，而分析如果不能上升到综合，则破坏了直观经验的完整性，把完整的直觉变成各种理性的抽象。如果把这各种抽象当作科学本身，就将形成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要把偏见上升到科学真理，必须综合，而综合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中国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是这种方法；本人首创的五维空间方法就是这种方法；作为五维空间方法核心的对称方法，就是这种方法。只有用对称方法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只有科学的经济学才能理解和把握市场的客观逻辑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而张维迎所属的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把完整的市场经济进行肢解的抽象的、线性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市场的科学逻辑。由于方法论的缺陷，在他们那里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正好像他们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是必然的一样。要揭示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形成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除了研究人类经济思想史、吸收其精华，还要观察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既观察其静态结构，又观察其动态发展；既观察其逻辑，又观察其历史；既观察其思想史，又考察其发展史。观察的过程，是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理性的抽象，又从理性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叙述的过程是从理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又从理性的抽象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这种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主观规律与客观规律的统一，是相互对称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对称、双向互动、协调发展，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
市场的逻辑是规律的逻辑说明：规律有两种：具体与抽象的。市场的逻辑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市场经济学的逻辑是纯粹的一般。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经济科学本质与经济客观本质的对称与相互建构说明，包含在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中的经济科学规律和经济科学本质，既不是约定的，也不是先验的。一方面，它们是主观的，另方面它们又是客观的反映。这个反映不是消极的、照镜子式的，而是创造、建构的过程。人的理性不在经济规律之外，而在经济规律之中，构成经济规律的环节，是经济规律中主体的要素之一。把人的理性看成在经济规律之外，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规律不可认识、经济发展不可预期、经济周期不可预测、市场只能自发运行，是经济学中的不可知论。
市场的逻辑是规律的逻辑说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学发展是有规律的。思辩之所以是实证的，是因为思辩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正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是经济学科学的立论依据。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使西方经济学家没有规律这个概念，只有“趋势”、“序列”这些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就是经济规律的经验主义表述。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发展没有因果规律性，只有事件的先后顺序，经济学就是对此顺序进行描述，并据此进行预测。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模型，没有指导意义是必然的。必然性是由偶然性组成的, 规律性是由主体性组成的。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辩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辩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没有规律、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但中国“主流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没有正确的指导意义也是必然的。
引文出处：
① 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7，P3
② ③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 P5 ，P57
产能过剩、结构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市场经济是有规律的，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自觉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按照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办事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总是否认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把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对立起来。张维迎：“主导人类历史的就两种逻辑：强盗逻辑和市场逻辑。近代之前，强盗逻辑一直占主导；只是过去两百年以来，市场逻辑才占主导。在市场的逻辑中，个人要获得幸福，就必须为他人带来幸福。这是市场经济创造巨大财富和社会繁荣的原因。”①“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来讲有两类，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获得幸福，这包括偷盗、抢劫，计划经济也属于此，不过最主要一种方式的是战争，使民众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另外一种方式，我的理解是，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前面一个是科学的逻辑，后面这个可以叫做市场的逻辑。”因此，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应该是完全对立的”。②“我们讲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发的市场……市场的秩序是最好的秩序，任何人为的干预都不是好的。”“在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机构可以以合法的方式通过让给别人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那就是政府。政府强制征收税收。在社会中，政府征税，它干什么用，是否给你创造价值？你并没有看到。”③张维迎这种把市场与政府、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完全对立起来的理论，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历史，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只是他极力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引申。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市场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首先表现在，市场的逻辑是规律的逻辑。什么是逻辑？逻辑，就是思维的规律，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有时逻辑和逻辑学两个概念通用。从狭义来讲，逻辑就是指形式逻辑或抽象逻辑，是指人的抽象思维的逻辑；广义来讲，逻辑还包括具象逻辑，即人的整体思维的逻辑。逻辑和逻辑学的发展，经过了具象逻辑—抽象逻辑—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对称逻辑三大阶段。对称逻辑是逻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辩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称逻辑学就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随着对称逻辑学的建立，人的整体思维规律被发现，狭义的逻辑将被扬弃，逻辑将单指广义的逻辑，逻辑将成为人的整体思维的规律，逻辑学成为研究人的整体思维规律的科学。人类逻辑史也将不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而是从中国《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思维方式开始。在对称逻辑学的范式中，中国古代文化不是缺乏逻辑，而是人类逻辑学的真正源头。有时人们还用“逻辑”来引申指代客观规律。当人们用“逻辑”来引申指代客观规律时，实际上是不自觉地揭示了主观逻辑——科学规律与客观逻辑——客观规律之间的对称关系，揭示了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既指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也指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形成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的原因，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证明。
因此，无论是逻辑的狭义、广义还是其引申义，“逻辑”都指的是规律。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与所属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了他的市场逻辑，新自由主义者所属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规律为自己的对象，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决定了他不可能在“规律”的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从语义学的意义上，不在“规律”的意义上使用“逻辑”是“逻辑”的悖论，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悖论。
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经济学的对象是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后面，是经济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后面，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什么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也就是张维迎的“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人类作为“类”的发展的深层次规律；而剥削、掠夺、战争虽然是阶级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但只是人类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的异化。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客观规律，所以市场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
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对称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等于市场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科学的市场经济的理论经济学。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由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规律组成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对象是客观规律，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科学规律和语言组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也即逻辑体系。市场的逻辑，既可以指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可以指市场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市场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的理论。市场经济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特殊、一般和普遍的关系，只要承认社会科学、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市场经济学也就是一门科学，市场的逻辑、市场经济学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否认了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也就否认了市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否认了市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也就否认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否认了社会科学是科学。
从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与市场经济学科学规律的相互建构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是相互建构的过程，科学的方法论是相互建构的工具。实验与经验属于同等层次的范畴，它们都是形成科学规律的对象、过程、中介与途径，而它们本身都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诚然，借助现代技术手段，科学实验可以浓缩经验，并形成直观经验难以形成的各种数据，但本身却仍然属于经验的层面，而并非等同于科学理论。同时，数据化意味着分析，而分析如果不能上升到综合，则破坏了直观经验的完整性，把完整的直觉变成各种理性的抽象。如果把这各种抽象当作科学本身，就将形成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要把偏见上升到科学真理，必须综合，而综合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中国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是这种方法；本人首创的五维空间方法就是这种方法；作为五维空间方法核心的对称方法，就是这种方法。只有用对称方法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只有科学的经济学才能理解和把握市场的客观逻辑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而张维迎所属的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把完整的市场经济进行肢解的抽象的、线性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市场的科学逻辑。由于方法论的缺陷，在他们那里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正好像他们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是必然的一样。要揭示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形成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除了研究人类经济思想史、吸收其精华，还要观察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既观察其静态结构，又观察其动态发展；既观察其逻辑，又观察其历史；既观察其思想史，又考察其发展史。观察的过程，是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理性的抽象，又从理性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叙述的过程是从理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又从理性的抽象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这种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主观规律与客观规律的统一，是相互对称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对称、双向互动、协调发展，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
市场的逻辑是规律的逻辑说明：规律有两种：具体与抽象的。市场的逻辑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市场经济学的逻辑是纯粹的一般。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经济科学本质与经济客观本质的对称与相互建构说明，包含在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中的经济科学规律和经济科学本质，既不是约定的，也不是先验的。一方面，它们是主观的，另方面它们又是客观的反映。这个反映不是消极的、照镜子式的，而是创造、建构的过程。人的理性不在经济规律之外，而在经济规律之中，构成经济规律的环节，是经济规律中主体的要素之一。把人的理性看成在经济规律之外，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规律不可认识、经济发展不可预期、经济周期不可预测、市场只能自发运行，是经济学中的不可知论。
市场的逻辑是规律的逻辑说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学发展是有规律的。思辩之所以是实证的，是因为思辩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正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是经济学科学的立论依据。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使西方经济学家没有规律这个概念，只有“趋势”、“序列”这些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就是经济规律的经验主义表述。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发展没有因果规律性，只有事件的先后顺序，经济学就是对此顺序进行描述，并据此进行预测。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模型，没有指导意义是必然的。必然性是由偶然性组成的, 规律性是由主体性组成的。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辩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辩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没有规律、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但中国“主流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没有正确的指导意义也是必然的。
引文出处：
① 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7，P3
② ③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 P5 ，P57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用对策代替博弈
[ 2016/06/30 10:59 | by admin ]
2016/06/30 10:59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用对策代替博弈
产能过剩、结构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违背经济规律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经济主体必须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主体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就是对策；主体自发地、被动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就是博弈。主体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理论基础是对策论；主体自发地、被动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让市场自发调节的理论基础是博弈论。西方频发经济危机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必须用对策论代替博弈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用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
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
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还表现在：市场的逻辑是对策的逻辑。对策不等于博弈。西方经济学否认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所以才有不确定、信息不对称、非理性、有限理性，才有“囚徒困境”与博弈。张维迎：“博弈论，英文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 ①“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正是伴随着经济学对信息问题的重视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信息经济学是博弈论应用的一部分，或者说，信息经济学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②这说明，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系根据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作出，而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只能根据所掌握的有限信息来进行。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同对策论之间是不对称的，均衡理论不能解释制度、人的理性同经济客体的“均衡”，因为这个均衡不可能自发实现，只能通过对策来实现；通过对策实现的“均衡”，只能是主客体的对称。由于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这些危机是对这些经济学合法性的挑战。西方经济学的思维内容和对象、内容和形式、内容和方法的不对称，并由此不对称造成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理论和实际的不对称，并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在使“经济学”成为“显学”的同时也成为“虚学”、“泡沫学”，在所有社会经济科学中，西方经济学使自称“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脱离实际最严重，也最没有实践意义。“访谈人：为什么改革的实践与当初的设想有如此大的差距？张维迎：因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可能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设计这些游戏规则需要大量的有关技术和个人行为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总是分布于众多的个人参与其中，没有一个计划者可以获得设计制度所需要的足够多的信息，更不要说全部信息了。这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哈耶克所讲的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也是理解我们中国改革进程的关键。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改革设计者们作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的重要作用，而是说，任何人为设计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变革本身的演进逻辑。访谈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张维迎：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无论是以失败告终的改革还是那些成功实施的改革，都是多种势力或群体博弈的结果。社会中每个人都时刻在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者是否愿意改革已经想要怎样的改革，并不确定。接下来，不同级别和部门的官员是否真心拥护改革以及怎样去执行改革，又是一个问题。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与改革所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和歪曲改革，以至于改革的结果往往会偏离最初的目标。”③虽然张维迎在同一本书中宣称“牛津求学给我的启示是：要把一个观点变成理论，必须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④，但他在这里显示出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却是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张维迎在这里是用市场经济利益的多元性否认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否认市场经济的确定性，用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否认市场经济的有序性，用市场经济信息的不对称性否认市场经济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像他否认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一样，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多元主体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多发博弈的过程而排除政府对策的过程和对策的可能性，为其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实证经济学提供理论依据。
没有对称的方法，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就不能统一，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就不能统一，宇宙统一性原理就不能建立。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建立相对论，把时空、物质和力统一起来，靠的就是对称性原理。对称性原理决定着基本相互作用大统一理论的发展方向，并在弱电和强相互作用的统一中得到体现和证明。
宇宙是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宇宙在爆发与膨胀时，是无序的。但这个无序中包含着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质量和能量相互转化定律。一个地方的熵减少，无序度增加，就是另一个地方的熵增加，无序度减少。熵本身是有规律的，宇宙是有序的，有序通过无序表现出来，无序包含着有序。从微观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宏观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从短期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长期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是相对的，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基本粒子的世界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但从整体来看也是有序的、有规律可循的。
如果说，“任何人为设计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变革本身的演进逻辑”，那么“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也必须和宇宙发展的过程一致，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一致。
科学领域的革命必将带来思维方式的革命。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和相对论的思维方式不同，相对论的思维方式和牛顿力学的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的进步过程就是方法论的进步过程，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的进步过程。相对论的四度空间观对于牛顿力学的三度空间观来讲虽然是一种革命，但相对论和牛顿力学都认为世界是有序的，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则是有序与无序的统一。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与宇宙的本质是一致的。以人类为参照系，宇宙本身就是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宇宙在爆发与膨胀时，是无序的。但这个无序中包含着质量和能量相互转化定律。一个地方的熵增加，有序度降低，就是另一个地方的熵减少，有序度提高。熵本身是有规律的，宇宙是有序的，有序通过无序表现出来，无序包含着有序。从微观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宏观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从短期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长期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是相对的，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基本粒子的世界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但从整体来看也是有序的、有规律可循的。骰子结构是有序的，骰子轨迹是无序的，爱因斯坦 “我绝不相信上帝是在掷骰子”本意是否定量子力学中微观世界的无序运动、形容世界不可能是无序的，无意中却揭示了一条普遍真理----有序即在无序之中，世界是有序与无序的对称。自从量子力学产生以后，想离开不确定性来研究确定性，用线性思维方式来追求所谓“硬科学”，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不要讲经济学，就是物理学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硬科学”。量子力学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在量子力学看来，宇宙中许多不对称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称的。宇宙中对称是必然的，不对称是偶然的。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复杂系统。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社会复杂系统。没有主体性与规律性的对称，就没有社会。社会的有序就在无序之中，确定性就在不确定性之中，规律性就在主体性之中，经济运动的有序规律就是由无序的经济主体的活动组成，社会发展规律就是由不同利益、不同方向力的个人与集团“合力”的结果。根据量子力学与宇宙大爆炸理论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综合科学、哲学的发展成果，我们可以对宇宙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宇宙的发展，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有限到无限、从简单到复杂；人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无限到有限、从复杂到简单。这是一个对称的过程。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宇宙发展的组成部分，是自然和人的认识发展的中间环节。社会的发展介于上述对称的两极之间，本身也是一个对称的过程。市场经济就是民主与法制对称、公平与效率一致的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对称的经济形态。因此，所谓经济，就是对称经济；对称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资源的创造，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与生产效率的几何级数增长。经济体制改革要有从正确的观点上升出来的理论作指导，但从正确的观点上升出理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不是张维迎那样的西方经济学通行的还原论的线性思维方式，而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经济复杂系统方法是有序方法、双赢方法，是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的方法。对称经济学复杂系统方法就是用有序整合无序、用无序填补有序的方法，是经济系统与非系统相互转化、使非系统向系统、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转化的方法。只有通过复杂系统方法，才使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真正得到统一，才使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对称，使经济学不确定性得以扬弃。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的时代背景。这说明，虽然目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崇尚实证经济学、迄今实证经济学占主流、而规范经济学暂时还曲高和寡，但规范经济学取代实证经济学成为主流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主体理性的有限性向无限性转化，主客体的信息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客体因素由不确定向确定性转化，不是博弈的过程，而是对策的过程；对策不是通过建立模型一步到位的决策，而是在“正打歪着”、“歪打正着”的过程中，决策-反馈-控制-修正决策的循环反复、不断接近目标、最后实现目标的系统工程。在这里，“不确定性”的排除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总体上是相对的，但相对于特定参照系来讲是绝对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可以实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必将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对于这样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用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用牛顿力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的。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概念的形成、产生、从多义到一义、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对策”与“博弈”并不像张维迎讲的是一个概念：对策如下棋，博弈如打牌。前者信息是对称的，后者信息是不对称的。前者靠智慧来决策，后者靠信息来决策。因此“对策”与“博弈”表面相似然而有本质的区别，这本质区别的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发展过程和社会整体发展过程是对称的。博弈源于封闭，对策来自沟通。均衡是博弈的结果，对称是对策的成就——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主体的行为方式与之对称，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必须用对策代替博弈。对市场经济中不确定性、无序性的管理的本质是对称管理.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管理学通过对对策与博弈、对称与均衡等概念的分离与重新定位，使之内涵与时代的发展、新范式的要求相对称。在经济活动中，主体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还是博弈，构成了新旧经济模式、管理模式的本质区别。对策学还是博弈学，是新旧经济学范式、管理学范式的本质区别。它们体现了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区别。以人类社会为参照系，思维和存在的对称关系是宇宙基本的对称关系。“天人合一”即对称，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称关系。思维和存在是对称的，说明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世界是可知的。人不但可以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而且可以创造规律。人可以自觉地运用经济活动的对称规律，提出相应的对策，重新建构“自然——社会”统一系统的有序结构，使之符合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活动的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市场经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质是信息认识论问题；而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就要转信息认识论为信息控制论。用信息控制论来代替现在通行的信息认识论，用对策论代替博弈论，可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解决长久困惑西方经济学家的“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囚徒困境”、 “经济人”有限理性问题。如果说，商品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那么，具体的交易行为也一样：简单的商品交易是平面行为，复杂的市场交易是立体的、系统的、全息的过程。如果说，一只羊和一把斧头的交易，由于产品的信息量简单，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汽车（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并无本质不同）交易由于其产品的信息量大，其中“信息不对称”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如试用期、保质期、保修期）来回避。所以，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完全是用适合于商品交易的线性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来套到市场交易上面的结果；在这里与其说是信息不对称，不如说是思维方式、交易方式不对称；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是客观的，而是人为的，是由于人的思维方式局限性制造出来的问题。只要交易过程的思维方式与制度设计、交易方式是全息对称的，那么所谓“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迎刃而解。信息对称问题，本质上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全息同一问题。如果说，人认识宏观世界仅凭肉眼观察即可，那么，如果人要认识微观和宇观世界，实现人同微观和宇观世界的信息“对称”，就必须借助仪器，如显微镜、望远镜；同样，人如果要认识社会、认识复杂产品的信息，实现人（买家）同卖家信息的“对称”，就必须借助于“制度设计”。在这里，制度设计（包括各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以及种种产品保质保修的约定、合同等等）就是使人（买家）认识产品信息、实现主体同客体“信息对称”的工具。
主动发布
认识层面 不可能完全对称
被动观察
信息 主动
发布 对称
控制层面 被动
控制
信息控制论模型
只要市场信息停留在现象认识层面，不管对象是否主动提供信息，主体都只能是被动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信息对称；但如果深入到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与控制层面，那么对象的信息不管是否被动提供，都只能是对称的；虽然在整体上，也许这种对称只是相对的，但对于特定的实践目的来讲，这个对称是绝对的。因此，在信息经济学（包括信号理论）解决信息不对称是不可能的；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用控制经济学代替信息经济学，把信息经济学作为控制经济学的一个环节。信息经济学由于把信息的对称问题停留在信息层面，就信息谈信息，因而不但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还会助长信息不对称，造成劳动就业市场上假学历、假文凭泛滥，在商品市场虚假广告盛行，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要解决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走出信息看信息，在经济控制论领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信息经济学层面来看，信息不对称不仅源于对象现象和本质的不一致，而且源于主体的种种心理因素：西方经济学家卡尼曼的“参照点”、“偏好逆转”，“前景理论”、“阿莱悖论”（偏离期望效益理论）、“定位效益”、“小数法则”等，就是从不同角度来揭示人的作为主体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各种心理因素。这进一步证明：不确定性既可以发展在客体身上，也可以发展在主体身上；仅仅从信息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控制论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受控的实践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融合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蕴含了“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仅仅靠观察、展示、甚至实验来实现对称是不可能的。
张维迎：“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个精心策划的蓝图。回过头来看改革30年的历史，有两个显著的现象与改革初期人们的设想大不相同。第一,改革的过程远比当初设想的要长。……第二，改革的结果远非当初设想的。”⑤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经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后来的结果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是正常的，但不能由此得出“制度的变迁只能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的全称必然性判断的结论。实验经济学是从信息经济学向控制经济学转化、延伸的一个过渡环节。通过实验得出来的经济学结论，如果没有在实践中通过实践主体自觉的控制，不可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经济实验的可能性，是经济控制可能性的依据；经济控制的可能性，是经济实验可能性的完成。从经济实验到经济控制，实现了经济信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 。而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实验阶段，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化。这种通过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宏观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微观的劳动力市场与经理人市场，以及股票、债券、期货、借贷市场。市场经济的信息对称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于制度设计问题。科学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多种势力和群体”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掌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改革没有精心策划的蓝图为理由，甘愿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状态，只能造成积重难返、甚至不可收拾的后果。腐败蔓延、物价上涨、经济周期、不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指导经济的理论错误。如果说崇尚经验主义的西方国家，既产生不出科学的理性的经济学理论、又不愿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经济政策尚情有可原，那么一贯善长思辩的中华民族，居然也漠视经济活动的理论指导有点讲不过去。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相互融合、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的相互统一，就是经济学的双向运动。经济学的双向运动是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的理论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是经济学双向运动的实践证明。在这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运动中，实现对称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扬弃。这种经济学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双向运动需要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
正确的思维方式
正确的理论指导
意图（目的）
经济 主体 计划
实践 意向
客体：自然的经济过程
经济对策论模型Ⅰ
经济学范式决定改革的目标，改革的目标决定改革的方向，决定对改革的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新自由主义者对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是经济自由完全化程度，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其经济学理论范式是均衡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对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是经济自由充分化程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其经济学理论范式是对称经济学。对称和均衡的本质区别，由对策与博弈的本质区别造成。对策的目的是对称，博弈的结果是均衡。对称的途径和手段是对策，均衡的途径和手段是博弈。对称,是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均衡,是通过博弈来达到的对称。对称和均衡，有着不同的本质，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发展模式。均衡是消极的、自发的，是博弈的结果，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对称”;对称是积极的、自觉的，是对策的结果，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均衡”。均衡，核心是物和物、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对称，核心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博弈，不均衡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博弈经济学就是不对称经济学，不对称经济学就是不和谐经济学。对策，不均衡是相对的，均衡是绝对的。对策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就是和谐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控制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改革是要建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对称、生产力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系统。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理论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学系统。“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逻辑，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的浓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双向运动中形成。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二者可以统一起来，问题是需要一系列中间环节。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双向运动是：共性化和个性化。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经营一体化；个性化是创业工程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一般化、政府化越强，越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个性化、市场化越强，越有利于增强活力。在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防止过度投机，回避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把原来行政手段纳入市场化轨道的同时，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二者同时得到强化。
而西方经济学中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之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是由于它们都是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所以它们都不符合市场经济学的实际情况，只是以传统逻辑为思维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同一个思想体系的“悖论”。虽然它们相互对立，但都是社会某个经济现象的抽象，因而都有合理的因素；但在整体上，它们都是错误的。西方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同这些理论的交替性片面引导有很大关联。片面的理论指导片面的实践；它们的要害，是同所“指导”的实践之间的不对称。
知识运营的总体结构和程序
知识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 宏观经济
知识运营 经济控制论
创新体系 微观经济
创业工程
经济对策论模型Ⅱ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宏观结构和程序
知识运营（宏观）
法制
大政方针
为辅 财政政策 为主
货币政策
理性预期
创新 知识运营（微观）
创造 资本运营
创业 资产运营
产品运营
经济对策论模型Ⅲ
张维迎：“从古到今，理大于法扎根于每个人的基本意识中。日常生活中，人们最鄙视的是不讲理的人，而不是不守法的人。比如说，我们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而不说‘有法走遍天下，无法寸步难行’。”（2013. 8.23 经济观察报）问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理，“存天理灭人欲”也是理，前者理和欲是统一的，后者理和欲是对立的，不知张维迎的“理”指哪一个？实际上，这两个理是不同层次的理。由于理有不同层次，理和法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在现实上理要靠法来体现，经济活动的对策首先是基于法而不是理，“有理走遍天下”通过“有法走遍天下”来体现，是否有理最终还是要由法律来裁定，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能讲得清吗？“有理走遍天下”中的“理”是理和法的统称，张维迎在这里是偷换概念。理和法是统一的，把理和法对立起来或抽象地说理大于法鼓吹“合理不合法”是新自由主义者博弈论、完全竞争理论与丛林法则的理论依据。
理和法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建立在对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基础上。西方博弈论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是由于西方博弈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不对称的宇宙观。不对称的宇宙观：世界不可知，信息不对称，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人不能够把握经济规律，经商活动无异于一种赌博，风险（包括法律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以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经济学、管理学就了博弈学。虽然在他们的经济学词汇中，也有“对策”的字眼，但从概念的意义上，他们的“对策”仍然属于博弈的范畴。作为博弈，可以“合理不合法”；作为对策，只能既合理又合法。不可否认，由于处于新旧体制转轨、人的高涨的主体性和旧体制的冲突磨合、理和法的重新整合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法规政策是有出现相对滞后调整的情况，乃至出现大量所谓“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现象，这是经济转轨时期我国政府宏观调控不成熟的表现，但不能由此否定法和理的内在统一、否定宏观调控的客观基础和内在规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讲投机是合理不合法，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来讲投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张维迎：“我是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这次危机发生的原因，凯恩斯主义会导致什么后果，所以才明确提出‘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是让市场自身去走出危机’，政府的干预会带来一些问题。那时候房价一掉价，政府就马上开始托市，我当时就讲得很清楚了，政府托市不是一个好得选择。结果呢？政府托完市几个月后，又开始压市。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经济政策，大家整天在猜，政府下一个政策会是什么。这个是非常不好的。”⑥“现在的好多宏观调控，就像一个新手开车，猛踩油门猛刹车，结果就是坐在车上的人疯疯癫癫，不停摇晃，恶心、呕吐的现象就会出现。经济决策怎么转向更科学，非常重要。”⑦张维迎在这里是把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混为一谈。属于控制经济学范畴的政府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不是凯恩斯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府“干预”。“干预”按下葫芦浮起瓢是必然的，属于“干预”范畴的政策多变是必然的，但真正的宏观调控——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与产业结构调整可以达到避免经济周期波动、经济稳定发展的预期目的。把政府“干预”的消极作用算到宏观调控头上，由此否认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是博弈论方法论的偏见。宏观调控属于对策，政府“干预”只能算博弈。“干预”把政府降格为微观经济主体，我们需要的是政府作为宏观经济主体的宏观调控，不需要政府“干预”。当我们看到“干预”的消极作用时，我们要做的是把政府“干预”上升为真正的宏观调控，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而不是取消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属于对策范畴，对策的目标是经济对称；“干预”属于博弈范畴，博弈的目标是经济均衡。博弈出来的均衡只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厂家与消费者的均衡、物和物的均衡，而非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均衡”——对称。博弈的指向是横向的,停留在物与物——供给与消费的关系中作文章。无论是非合作博弈还是合作博弈、传统博弈还是进化博弈，都只是作为资源配置、交易过程的手段，而不能作为经济主体活动的主线。对策的指向是人对自然、主体对客体、宏观对微观，是纵向的，不仅是交易的手段而且首先是生产再生产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到政府和民间、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和谐合作、双赢合作、诚信合作，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对称经济学中，提高政府信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和微观经济活力，发展生产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所以，博弈论是舍本求末，对策论是从本到末。在对策论看来，不但宏观经济活动，而且微观经济活动都可以实现“均衡”——关键是通过对策，而不是通过博弈。博弈论经济学把物和物的对称关系看成基本对称关系,甚至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纳入客体和客体的对称(“均衡”)的范畴,是把人物化,贯彻的是客体性原则。对策论贯彻的是主体性原则，则是把物人化，认为主客体关系以人为主导；以人为主导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一切对称关系是其展开和具体化。对称不仅仅是微观经济过程的“均衡”，而且是经济形态的增长方式、运作模式、经营模式、发展模式、系统功能的对称。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宏观调控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对策论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发展观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只有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政府宏观调控才是真正的宏观调控。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对称，是一个从主观到客观、从经济主体到经济客体、从宏观经济主体到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过程，是通过主观整合客观、经济主体整合经济客体的立体动态系统，体现了主客体的相互转化原理。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两个基本要素，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对称关系，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是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包括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是否对称协调有序，将决定经济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属于控制经济学范畴的政府宏观调控、科学决策必须建立在对策论的基础上，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政府决策无法做到科学化而形成真正的宏观调控，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无法理解真正的宏观调控，无法理解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的本质区别，他们总是在反对政府干预的消极作用的同时反对真正的宏观调控。经济规律是合力的结果。在合力结构中，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宏观经济是微观经济的主导，政府调控是市场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人的理性预期作为可控的因素，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下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不等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经济主体包括政府主体的自觉能动性，能够对控制经济波动起决定作用。人的主体性，通过知识运营体现出来；政府宏观调控属于知识运营的一个环节。知识创新、科学发展、技术开发等知识运营的其他环节，都要靠政府推动、搭建平台，才有可能取得政策、制度与金融保证。通过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使知识运营的各个环节、要素综合发挥作用，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
理论基础
战略规划
决策过程
宏观调控的系统性 具体计划 知识运营
实施方案
运行机制
执行过程
经济发展
经济对策论模型Ⅳ
企业管理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
依法经营
诚信经营
不确定经营环境中的确定性经营： 品牌经营
创新经营
双赢经营
经济对策论模型Ⅴ
韦纳•海森堡（1901 —1976）德国理论物理和原子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立者，他对物理学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矩阵力学），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又称“不确定性原理”）和S矩阵理论等。 “测不准原理”：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或方位角与动量矩，还有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主体和客体不可分｡空间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不可分,这种不可分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不是康德所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消极层面意义上,而是空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世界本来就是你所看到的，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不是认识世界的障碍，而是世界的本来面貌；追究离开主体的客体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观察者视觉的稳定性、一致性，思考者逻辑的自洽性。不要说社会科学，即使自然科学都不可能有纯粹的、离开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只有观测、实验、推理同时成为认识和检验真理的手段和标准,才能认识和把握不确定的世界｡因此检验真理的事实标准、逻辑标准、价值标准是统一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是统一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自觉性与规律性是统一的，经济自由与宏观调控是统一的。
张维迎：“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否有长远的价值，因为你所有的名声，就取决于你的思想是不是经得起考验。”⑧“我现在充满了乐观。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我的观点。……思想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竞争，不是说几年，甚至不是说几十年，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⑨张维迎的新自由主义本来就不是他的原创理论，他的中国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的改革路径没有以“他的思想”、“我的观点”的资格参与思想的竞争。作为经济学家必须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基础理论，作为经济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理论。由于张维迎没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理论，“他的思想”在理论层面都是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张维迎“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还有点勉为其难，更谈不上经济学家。张维迎：“中国经济学家应该站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肩膀上研究中国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造就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学家”。 ⑩问题是我们看到的张维迎只是靠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肩膀上而不是站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肩膀上。作为张维迎所倚靠、所引经据典的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属于平面的西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在立体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过时，在金融危机中已被证伪，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历史。幻想已经成为过去式的理论会因为张维迎对着中国改革的窗口大喊几遍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说明张维迎缺乏历史感，也缺乏逻辑和历史相统一这一真正的经济学研究必备的思维方式的训练。当今时代“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11）是正确的，但当今时代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绝对不是把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对立起来、把市场的逻辑看成平面的逻辑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市场的逻辑就是平等的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自觉平等的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逻辑靠科学的制度设计、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切实的法制保障来实现。其中虽然人的主体因素起主导作用，然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市场的平等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企业经营模式就是社会发展模式, 对称经济学也就是对称管理学。只有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统一的范式中，才能理解对称，才能扬弃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对立。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与科学的逻辑是对立的论断，源于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的对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离。我们只能从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和《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中看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偏见和张维迎的私有化情结，看不到任何市场的真正逻辑，也看不到中国改革的正确路径。
引文出处
①②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P002， P006.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7，P76，P220，P236，P24，P256，p312.
（11）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P2.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产能过剩、结构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违背经济规律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经济主体必须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主体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就是对策；主体自发地、被动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就是博弈。主体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理论基础是对策论；主体自发地、被动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让市场自发调节的理论基础是博弈论。西方频发经济危机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必须用对策论代替博弈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用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
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
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还表现在：市场的逻辑是对策的逻辑。对策不等于博弈。西方经济学否认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所以才有不确定、信息不对称、非理性、有限理性，才有“囚徒困境”与博弈。张维迎：“博弈论，英文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 ①“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正是伴随着经济学对信息问题的重视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信息经济学是博弈论应用的一部分，或者说，信息经济学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②这说明，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系根据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作出，而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只能根据所掌握的有限信息来进行。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同对策论之间是不对称的，均衡理论不能解释制度、人的理性同经济客体的“均衡”，因为这个均衡不可能自发实现，只能通过对策来实现；通过对策实现的“均衡”，只能是主客体的对称。由于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这些危机是对这些经济学合法性的挑战。西方经济学的思维内容和对象、内容和形式、内容和方法的不对称，并由此不对称造成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理论和实际的不对称，并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在使“经济学”成为“显学”的同时也成为“虚学”、“泡沫学”，在所有社会经济科学中，西方经济学使自称“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脱离实际最严重，也最没有实践意义。“访谈人：为什么改革的实践与当初的设想有如此大的差距？张维迎：因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可能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设计这些游戏规则需要大量的有关技术和个人行为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总是分布于众多的个人参与其中，没有一个计划者可以获得设计制度所需要的足够多的信息，更不要说全部信息了。这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哈耶克所讲的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也是理解我们中国改革进程的关键。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改革设计者们作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的重要作用，而是说，任何人为设计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变革本身的演进逻辑。访谈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张维迎：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无论是以失败告终的改革还是那些成功实施的改革，都是多种势力或群体博弈的结果。社会中每个人都时刻在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者是否愿意改革已经想要怎样的改革，并不确定。接下来，不同级别和部门的官员是否真心拥护改革以及怎样去执行改革，又是一个问题。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与改革所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和歪曲改革，以至于改革的结果往往会偏离最初的目标。”③虽然张维迎在同一本书中宣称“牛津求学给我的启示是：要把一个观点变成理论，必须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④，但他在这里显示出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却是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张维迎在这里是用市场经济利益的多元性否认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否认市场经济的确定性，用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否认市场经济的有序性，用市场经济信息的不对称性否认市场经济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像他否认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一样，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多元主体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多发博弈的过程而排除政府对策的过程和对策的可能性，为其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实证经济学提供理论依据。
没有对称的方法，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就不能统一，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就不能统一，宇宙统一性原理就不能建立。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建立相对论，把时空、物质和力统一起来，靠的就是对称性原理。对称性原理决定着基本相互作用大统一理论的发展方向，并在弱电和强相互作用的统一中得到体现和证明。
宇宙是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宇宙在爆发与膨胀时，是无序的。但这个无序中包含着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质量和能量相互转化定律。一个地方的熵减少，无序度增加，就是另一个地方的熵增加，无序度减少。熵本身是有规律的，宇宙是有序的，有序通过无序表现出来，无序包含着有序。从微观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宏观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从短期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长期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是相对的，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基本粒子的世界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但从整体来看也是有序的、有规律可循的。
如果说，“任何人为设计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变革本身的演进逻辑”，那么“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也必须和宇宙发展的过程一致，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一致。
科学领域的革命必将带来思维方式的革命。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和相对论的思维方式不同，相对论的思维方式和牛顿力学的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的进步过程就是方法论的进步过程，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的进步过程。相对论的四度空间观对于牛顿力学的三度空间观来讲虽然是一种革命，但相对论和牛顿力学都认为世界是有序的，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则是有序与无序的统一。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与宇宙的本质是一致的。以人类为参照系，宇宙本身就是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宇宙在爆发与膨胀时，是无序的。但这个无序中包含着质量和能量相互转化定律。一个地方的熵增加，有序度降低，就是另一个地方的熵减少，有序度提高。熵本身是有规律的，宇宙是有序的，有序通过无序表现出来，无序包含着有序。从微观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宏观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从短期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长期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是相对的，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基本粒子的世界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但从整体来看也是有序的、有规律可循的。骰子结构是有序的，骰子轨迹是无序的，爱因斯坦 “我绝不相信上帝是在掷骰子”本意是否定量子力学中微观世界的无序运动、形容世界不可能是无序的，无意中却揭示了一条普遍真理----有序即在无序之中，世界是有序与无序的对称。自从量子力学产生以后，想离开不确定性来研究确定性，用线性思维方式来追求所谓“硬科学”，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不要讲经济学，就是物理学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硬科学”。量子力学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在量子力学看来，宇宙中许多不对称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称的。宇宙中对称是必然的，不对称是偶然的。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复杂系统。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社会复杂系统。没有主体性与规律性的对称，就没有社会。社会的有序就在无序之中，确定性就在不确定性之中，规律性就在主体性之中，经济运动的有序规律就是由无序的经济主体的活动组成，社会发展规律就是由不同利益、不同方向力的个人与集团“合力”的结果。根据量子力学与宇宙大爆炸理论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综合科学、哲学的发展成果，我们可以对宇宙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宇宙的发展，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有限到无限、从简单到复杂；人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无限到有限、从复杂到简单。这是一个对称的过程。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宇宙发展的组成部分，是自然和人的认识发展的中间环节。社会的发展介于上述对称的两极之间，本身也是一个对称的过程。市场经济就是民主与法制对称、公平与效率一致的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对称的经济形态。因此，所谓经济，就是对称经济；对称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资源的创造，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与生产效率的几何级数增长。经济体制改革要有从正确的观点上升出来的理论作指导，但从正确的观点上升出理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不是张维迎那样的西方经济学通行的还原论的线性思维方式，而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经济复杂系统方法是有序方法、双赢方法，是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的方法。对称经济学复杂系统方法就是用有序整合无序、用无序填补有序的方法，是经济系统与非系统相互转化、使非系统向系统、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转化的方法。只有通过复杂系统方法，才使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真正得到统一，才使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对称，使经济学不确定性得以扬弃。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的时代背景。这说明，虽然目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崇尚实证经济学、迄今实证经济学占主流、而规范经济学暂时还曲高和寡，但规范经济学取代实证经济学成为主流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主体理性的有限性向无限性转化，主客体的信息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客体因素由不确定向确定性转化，不是博弈的过程，而是对策的过程；对策不是通过建立模型一步到位的决策，而是在“正打歪着”、“歪打正着”的过程中，决策-反馈-控制-修正决策的循环反复、不断接近目标、最后实现目标的系统工程。在这里，“不确定性”的排除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总体上是相对的，但相对于特定参照系来讲是绝对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可以实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必将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对于这样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用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用牛顿力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的。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概念的形成、产生、从多义到一义、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对策”与“博弈”并不像张维迎讲的是一个概念：对策如下棋，博弈如打牌。前者信息是对称的，后者信息是不对称的。前者靠智慧来决策，后者靠信息来决策。因此“对策”与“博弈”表面相似然而有本质的区别，这本质区别的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发展过程和社会整体发展过程是对称的。博弈源于封闭，对策来自沟通。均衡是博弈的结果，对称是对策的成就——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主体的行为方式与之对称，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必须用对策代替博弈。对市场经济中不确定性、无序性的管理的本质是对称管理.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管理学通过对对策与博弈、对称与均衡等概念的分离与重新定位，使之内涵与时代的发展、新范式的要求相对称。在经济活动中，主体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还是博弈，构成了新旧经济模式、管理模式的本质区别。对策学还是博弈学，是新旧经济学范式、管理学范式的本质区别。它们体现了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区别。以人类社会为参照系，思维和存在的对称关系是宇宙基本的对称关系。“天人合一”即对称，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称关系。思维和存在是对称的，说明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世界是可知的。人不但可以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而且可以创造规律。人可以自觉地运用经济活动的对称规律，提出相应的对策，重新建构“自然——社会”统一系统的有序结构，使之符合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活动的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市场经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质是信息认识论问题；而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就要转信息认识论为信息控制论。用信息控制论来代替现在通行的信息认识论，用对策论代替博弈论，可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解决长久困惑西方经济学家的“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囚徒困境”、 “经济人”有限理性问题。如果说，商品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那么，具体的交易行为也一样：简单的商品交易是平面行为，复杂的市场交易是立体的、系统的、全息的过程。如果说，一只羊和一把斧头的交易，由于产品的信息量简单，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汽车（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并无本质不同）交易由于其产品的信息量大，其中“信息不对称”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如试用期、保质期、保修期）来回避。所以，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完全是用适合于商品交易的线性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来套到市场交易上面的结果；在这里与其说是信息不对称，不如说是思维方式、交易方式不对称；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是客观的，而是人为的，是由于人的思维方式局限性制造出来的问题。只要交易过程的思维方式与制度设计、交易方式是全息对称的，那么所谓“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迎刃而解。信息对称问题，本质上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全息同一问题。如果说，人认识宏观世界仅凭肉眼观察即可，那么，如果人要认识微观和宇观世界，实现人同微观和宇观世界的信息“对称”，就必须借助仪器，如显微镜、望远镜；同样，人如果要认识社会、认识复杂产品的信息，实现人（买家）同卖家信息的“对称”，就必须借助于“制度设计”。在这里，制度设计（包括各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以及种种产品保质保修的约定、合同等等）就是使人（买家）认识产品信息、实现主体同客体“信息对称”的工具。
主动发布
认识层面 不可能完全对称
被动观察
信息 主动
发布 对称
控制层面 被动
控制
信息控制论模型
只要市场信息停留在现象认识层面，不管对象是否主动提供信息，主体都只能是被动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信息对称；但如果深入到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与控制层面，那么对象的信息不管是否被动提供，都只能是对称的；虽然在整体上，也许这种对称只是相对的，但对于特定的实践目的来讲，这个对称是绝对的。因此，在信息经济学（包括信号理论）解决信息不对称是不可能的；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用控制经济学代替信息经济学，把信息经济学作为控制经济学的一个环节。信息经济学由于把信息的对称问题停留在信息层面，就信息谈信息，因而不但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还会助长信息不对称，造成劳动就业市场上假学历、假文凭泛滥，在商品市场虚假广告盛行，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要解决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走出信息看信息，在经济控制论领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信息经济学层面来看，信息不对称不仅源于对象现象和本质的不一致，而且源于主体的种种心理因素：西方经济学家卡尼曼的“参照点”、“偏好逆转”，“前景理论”、“阿莱悖论”（偏离期望效益理论）、“定位效益”、“小数法则”等，就是从不同角度来揭示人的作为主体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各种心理因素。这进一步证明：不确定性既可以发展在客体身上，也可以发展在主体身上；仅仅从信息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控制论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受控的实践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融合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蕴含了“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仅仅靠观察、展示、甚至实验来实现对称是不可能的。
张维迎：“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个精心策划的蓝图。回过头来看改革30年的历史，有两个显著的现象与改革初期人们的设想大不相同。第一,改革的过程远比当初设想的要长。……第二，改革的结果远非当初设想的。”⑤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经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后来的结果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是正常的，但不能由此得出“制度的变迁只能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的全称必然性判断的结论。实验经济学是从信息经济学向控制经济学转化、延伸的一个过渡环节。通过实验得出来的经济学结论，如果没有在实践中通过实践主体自觉的控制，不可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经济实验的可能性，是经济控制可能性的依据；经济控制的可能性，是经济实验可能性的完成。从经济实验到经济控制，实现了经济信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 。而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实验阶段，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化。这种通过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宏观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微观的劳动力市场与经理人市场，以及股票、债券、期货、借贷市场。市场经济的信息对称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于制度设计问题。科学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多种势力和群体”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掌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改革没有精心策划的蓝图为理由，甘愿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状态，只能造成积重难返、甚至不可收拾的后果。腐败蔓延、物价上涨、经济周期、不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指导经济的理论错误。如果说崇尚经验主义的西方国家，既产生不出科学的理性的经济学理论、又不愿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经济政策尚情有可原，那么一贯善长思辩的中华民族，居然也漠视经济活动的理论指导有点讲不过去。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相互融合、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的相互统一，就是经济学的双向运动。经济学的双向运动是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的理论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是经济学双向运动的实践证明。在这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运动中，实现对称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扬弃。这种经济学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双向运动需要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
正确的思维方式
正确的理论指导
意图（目的）
经济 主体 计划
实践 意向
客体：自然的经济过程
经济对策论模型Ⅰ
经济学范式决定改革的目标，改革的目标决定改革的方向，决定对改革的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新自由主义者对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是经济自由完全化程度，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其经济学理论范式是均衡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对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是经济自由充分化程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其经济学理论范式是对称经济学。对称和均衡的本质区别，由对策与博弈的本质区别造成。对策的目的是对称，博弈的结果是均衡。对称的途径和手段是对策，均衡的途径和手段是博弈。对称,是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均衡,是通过博弈来达到的对称。对称和均衡，有着不同的本质，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发展模式。均衡是消极的、自发的，是博弈的结果，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对称”;对称是积极的、自觉的，是对策的结果，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均衡”。均衡，核心是物和物、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对称，核心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博弈，不均衡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博弈经济学就是不对称经济学，不对称经济学就是不和谐经济学。对策，不均衡是相对的，均衡是绝对的。对策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就是和谐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控制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改革是要建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对称、生产力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系统。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理论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学系统。“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逻辑，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的浓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双向运动中形成。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二者可以统一起来，问题是需要一系列中间环节。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双向运动是：共性化和个性化。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经营一体化；个性化是创业工程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一般化、政府化越强，越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个性化、市场化越强，越有利于增强活力。在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防止过度投机，回避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把原来行政手段纳入市场化轨道的同时，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二者同时得到强化。
而西方经济学中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之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是由于它们都是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所以它们都不符合市场经济学的实际情况，只是以传统逻辑为思维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同一个思想体系的“悖论”。虽然它们相互对立，但都是社会某个经济现象的抽象，因而都有合理的因素；但在整体上，它们都是错误的。西方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同这些理论的交替性片面引导有很大关联。片面的理论指导片面的实践；它们的要害，是同所“指导”的实践之间的不对称。
知识运营的总体结构和程序
知识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 宏观经济
知识运营 经济控制论
创新体系 微观经济
创业工程
经济对策论模型Ⅱ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宏观结构和程序
知识运营（宏观）
法制
大政方针
为辅 财政政策 为主
货币政策
理性预期
创新 知识运营（微观）
创造 资本运营
创业 资产运营
产品运营
经济对策论模型Ⅲ
张维迎：“从古到今，理大于法扎根于每个人的基本意识中。日常生活中，人们最鄙视的是不讲理的人，而不是不守法的人。比如说，我们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而不说‘有法走遍天下，无法寸步难行’。”（2013. 8.23 经济观察报）问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理，“存天理灭人欲”也是理，前者理和欲是统一的，后者理和欲是对立的，不知张维迎的“理”指哪一个？实际上，这两个理是不同层次的理。由于理有不同层次，理和法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在现实上理要靠法来体现，经济活动的对策首先是基于法而不是理，“有理走遍天下”通过“有法走遍天下”来体现，是否有理最终还是要由法律来裁定，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能讲得清吗？“有理走遍天下”中的“理”是理和法的统称，张维迎在这里是偷换概念。理和法是统一的，把理和法对立起来或抽象地说理大于法鼓吹“合理不合法”是新自由主义者博弈论、完全竞争理论与丛林法则的理论依据。
理和法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建立在对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基础上。西方博弈论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是由于西方博弈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不对称的宇宙观。不对称的宇宙观：世界不可知，信息不对称，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人不能够把握经济规律，经商活动无异于一种赌博，风险（包括法律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以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经济学、管理学就了博弈学。虽然在他们的经济学词汇中，也有“对策”的字眼，但从概念的意义上，他们的“对策”仍然属于博弈的范畴。作为博弈，可以“合理不合法”；作为对策，只能既合理又合法。不可否认，由于处于新旧体制转轨、人的高涨的主体性和旧体制的冲突磨合、理和法的重新整合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法规政策是有出现相对滞后调整的情况，乃至出现大量所谓“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现象，这是经济转轨时期我国政府宏观调控不成熟的表现，但不能由此否定法和理的内在统一、否定宏观调控的客观基础和内在规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讲投机是合理不合法，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来讲投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张维迎：“我是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这次危机发生的原因，凯恩斯主义会导致什么后果，所以才明确提出‘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是让市场自身去走出危机’，政府的干预会带来一些问题。那时候房价一掉价，政府就马上开始托市，我当时就讲得很清楚了，政府托市不是一个好得选择。结果呢？政府托完市几个月后，又开始压市。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经济政策，大家整天在猜，政府下一个政策会是什么。这个是非常不好的。”⑥“现在的好多宏观调控，就像一个新手开车，猛踩油门猛刹车，结果就是坐在车上的人疯疯癫癫，不停摇晃，恶心、呕吐的现象就会出现。经济决策怎么转向更科学，非常重要。”⑦张维迎在这里是把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混为一谈。属于控制经济学范畴的政府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不是凯恩斯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府“干预”。“干预”按下葫芦浮起瓢是必然的，属于“干预”范畴的政策多变是必然的，但真正的宏观调控——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与产业结构调整可以达到避免经济周期波动、经济稳定发展的预期目的。把政府“干预”的消极作用算到宏观调控头上，由此否认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是博弈论方法论的偏见。宏观调控属于对策，政府“干预”只能算博弈。“干预”把政府降格为微观经济主体，我们需要的是政府作为宏观经济主体的宏观调控，不需要政府“干预”。当我们看到“干预”的消极作用时，我们要做的是把政府“干预”上升为真正的宏观调控，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而不是取消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属于对策范畴，对策的目标是经济对称；“干预”属于博弈范畴，博弈的目标是经济均衡。博弈出来的均衡只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厂家与消费者的均衡、物和物的均衡，而非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均衡”——对称。博弈的指向是横向的,停留在物与物——供给与消费的关系中作文章。无论是非合作博弈还是合作博弈、传统博弈还是进化博弈，都只是作为资源配置、交易过程的手段，而不能作为经济主体活动的主线。对策的指向是人对自然、主体对客体、宏观对微观，是纵向的，不仅是交易的手段而且首先是生产再生产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到政府和民间、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和谐合作、双赢合作、诚信合作，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对称经济学中，提高政府信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和微观经济活力，发展生产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所以，博弈论是舍本求末，对策论是从本到末。在对策论看来，不但宏观经济活动，而且微观经济活动都可以实现“均衡”——关键是通过对策，而不是通过博弈。博弈论经济学把物和物的对称关系看成基本对称关系,甚至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纳入客体和客体的对称(“均衡”)的范畴,是把人物化,贯彻的是客体性原则。对策论贯彻的是主体性原则，则是把物人化，认为主客体关系以人为主导；以人为主导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一切对称关系是其展开和具体化。对称不仅仅是微观经济过程的“均衡”，而且是经济形态的增长方式、运作模式、经营模式、发展模式、系统功能的对称。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宏观调控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对策论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发展观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只有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政府宏观调控才是真正的宏观调控。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对称，是一个从主观到客观、从经济主体到经济客体、从宏观经济主体到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过程，是通过主观整合客观、经济主体整合经济客体的立体动态系统，体现了主客体的相互转化原理。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两个基本要素，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对称关系，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是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包括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是否对称协调有序，将决定经济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属于控制经济学范畴的政府宏观调控、科学决策必须建立在对策论的基础上，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政府决策无法做到科学化而形成真正的宏观调控，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无法理解真正的宏观调控，无法理解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的本质区别，他们总是在反对政府干预的消极作用的同时反对真正的宏观调控。经济规律是合力的结果。在合力结构中，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宏观经济是微观经济的主导，政府调控是市场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人的理性预期作为可控的因素，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下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不等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经济主体包括政府主体的自觉能动性，能够对控制经济波动起决定作用。人的主体性，通过知识运营体现出来；政府宏观调控属于知识运营的一个环节。知识创新、科学发展、技术开发等知识运营的其他环节，都要靠政府推动、搭建平台，才有可能取得政策、制度与金融保证。通过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使知识运营的各个环节、要素综合发挥作用，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
理论基础
战略规划
决策过程
宏观调控的系统性 具体计划 知识运营
实施方案
运行机制
执行过程
经济发展
经济对策论模型Ⅳ
企业管理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
依法经营
诚信经营
不确定经营环境中的确定性经营： 品牌经营
创新经营
双赢经营
经济对策论模型Ⅴ
韦纳•海森堡（1901 —1976）德国理论物理和原子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立者，他对物理学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矩阵力学），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又称“不确定性原理”）和S矩阵理论等。 “测不准原理”：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或方位角与动量矩，还有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主体和客体不可分｡空间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不可分,这种不可分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不是康德所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消极层面意义上,而是空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世界本来就是你所看到的，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不是认识世界的障碍，而是世界的本来面貌；追究离开主体的客体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观察者视觉的稳定性、一致性，思考者逻辑的自洽性。不要说社会科学，即使自然科学都不可能有纯粹的、离开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只有观测、实验、推理同时成为认识和检验真理的手段和标准,才能认识和把握不确定的世界｡因此检验真理的事实标准、逻辑标准、价值标准是统一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是统一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自觉性与规律性是统一的，经济自由与宏观调控是统一的。
张维迎：“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否有长远的价值，因为你所有的名声，就取决于你的思想是不是经得起考验。”⑧“我现在充满了乐观。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我的观点。……思想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竞争，不是说几年，甚至不是说几十年，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⑨张维迎的新自由主义本来就不是他的原创理论，他的中国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的改革路径没有以“他的思想”、“我的观点”的资格参与思想的竞争。作为经济学家必须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基础理论，作为经济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理论。由于张维迎没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理论，“他的思想”在理论层面都是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张维迎“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还有点勉为其难，更谈不上经济学家。张维迎：“中国经济学家应该站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肩膀上研究中国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造就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学家”。 ⑩问题是我们看到的张维迎只是靠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肩膀上而不是站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肩膀上。作为张维迎所倚靠、所引经据典的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属于平面的西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在立体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过时，在金融危机中已被证伪，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历史。幻想已经成为过去式的理论会因为张维迎对着中国改革的窗口大喊几遍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说明张维迎缺乏历史感，也缺乏逻辑和历史相统一这一真正的经济学研究必备的思维方式的训练。当今时代“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11）是正确的，但当今时代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绝对不是把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对立起来、把市场的逻辑看成平面的逻辑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市场的逻辑就是平等的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自觉平等的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逻辑靠科学的制度设计、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切实的法制保障来实现。其中虽然人的主体因素起主导作用，然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市场的平等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企业经营模式就是社会发展模式, 对称经济学也就是对称管理学。只有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统一的范式中，才能理解对称，才能扬弃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对立。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与科学的逻辑是对立的论断，源于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的对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离。我们只能从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和《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中看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偏见和张维迎的私有化情结，看不到任何市场的真正逻辑，也看不到中国改革的正确路径。
引文出处
①②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P002， P006.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7，P76，P220，P236，P24，P256，p312.
（11）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P2.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挤掉房地产泡沫
[ 2016/06/30 10:58 | by admin ]
2016/06/30 10:58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挤掉房地产泡沫
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挤掉经济泡沫。不是只有虚拟经济有泡沫，实体经济也有泡沫，房地产泡沫就是实体经济泡沫。只要搞清楚反城市化与土地可再生是时代的脉搏，那么“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是上升”就成为立马破灭的神话，房地产泡沫就会马上破灭。
什么是房地产泡沫？茅于轼：“我觉得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供给需求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不解决这个问题，而用行政干涉，力量是有限的，市场力量远远超过行政的力量。当然，现在房价高是有行政的原因，主要是土地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就会涨价。……需求方面就是大家的钱没有地方用，就去买房子，而且又有通货膨胀，存银行利息是负的，房价还在涨，很自然大家就去买房了”，“现在房价完全脱离实际了， 有一天泡沫破灭， 房价就会掉下来” （ 茅于轼：《中国房产泡沫将会在一两年内破灭》，茅于轼搜狐博客， 2011.5.12 ）茅于轼这段话蕴涵一个悖论：“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供给需求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与“现在房价完全脱离实际了， 有一天泡沫破灭， 房价就会掉下来”。既然房价高涨是因为“供不应求”造成的哪来泡沫？既然是泡沫又怎么会是“供不应求”造成的呢？“供不应求”竟然能造成泡沫，“供不应求”引起的涨价居然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泡沫，这样的泡沫“有一天”也会“破灭”，是否违背了他到处兜售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利伯维尔场与价格决定论基本原理？他的“房价泡沫论”与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价格决定论二者必有一假，这就是上述茅于轼高论中的悖论。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领军人物的茅于轼先生居然也会出现悖论，我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实在不敢恭维。实际上，茅于轼的上述悖论并不属于他个人，而属于整个主流经济学阵营——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同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不对称，以及主流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主流经济学出现悖论的内在必然性。上述“茅于轼悖论”只是“主流经济学悖论”的典型。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目前中国房地产泡沫是客观存在的；这里的泡沫不是什么“供不应求”造成的，而是一方面供过于人的实际需求（据统计中国城镇商品房存量已超过240亿平米，按全国13亿人口平均每人接近20平米，目前我国空置房已达6800万套），另一方面供不应人的投机需求造成的。“供不应人的投机需求”和“供过于人的实际需求”二者间的反差，形成投机价格和实际价值的反差，房子投机价格大大高于房子实际价值，就是房地产泡沫。根据西方经济学和茅于轼的“供给需求决定论”，“供过于人的实际需求”房子本来应该降价，但由于“供不应人的投机需求”现实上又造成房子涨价。根据实际需求本来应该降价的，现实上因为投机的推动涨价了，就是我们讲的泡沫。这种“供过于求”造成的涨价形成的泡沫是西方经济学和茅于轼的“供给需求决定论”无法做出统一解释的；如果一定要用西方经济学和茅于轼的“供给需求决定论”来解释，那么必然得出两个相反的结论，从而出现悖论。现在让我们用再生经济学的眼光，看看房地产“供过于求”的涨价怎样产生、房地产泡沫是怎样形成的。
房地产泡沫首先是伪科学造成的。从再生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房地产泡沫根本不是土地供给不足造成的，而恰恰是中国主流经济学整天鼓噪的“土地不可再生”的配置经济学与“供不应求就会涨价”的价格经济学等等伪科学造成的。土地本身，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是可再生的，其再生的速度远远超过目前地球人口增长的速度。随着人类二次创业时代的到来，反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交通高速化的实现，信息高速路的普及，以及城市土地的内涵再开发，城市房价的不断下降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北京全市土地面积16807.8平方公里。按每平方公里一百万平方米计算，全国13亿人口全部住到北京来，人均占地面积13平方米左右。如果考虑到楼房平均层高6层，和地下可使用面积，每个人可平均占有空间70平方米以上。如果规划得好，即使扣除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因素，全国13亿人都在北京居住，每个人将不低于20平方米的实际居住面积，将住得比较舒适宽敞。所以与其整天吵吵嚷嚷土地不可再生，不如想着怎样开发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使之由不可居住转变为可居住、不可再生转变为可再生。
所以，用人均可居住土地面积或土地供给的绝对数量来论证房价不断上涨的必然性，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如果排除人为垄断因素，仅仅从土地供给的可能性和人的实际居住需求来看，全国13亿人口都住到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不应该会造成该市房价上涨。“城市化”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工业化”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农民工进城”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外来人口增加”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城市人口增加”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人口增加速度超过土地增长速度”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对土地开发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人为垄断、开发商的忽悠性宣传、不良学者带有忽悠性质的伪科学的论证。这种伪科学，任何一个懂得小学算术的人板着手指头都可以立即把其驳倒。
因此，只要揭开伪科学的面纱，“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不断上升”是可立马破灭的神话。房地产泡沫的直接原因是“供给不足”，而房地产“供给不足”完全是经济学范式错误及由此引起的心理预期造成的假象。从房地产泡沫及其危害可以看出，目前经济结构失衡中最根本的失衡是主流经济学范式同时代要求的不对称，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心理预期同经济发展现实的不对称；正是由于这种主客观不对称才形成房地产泡沫、并引发通货膨胀。房价疯胀的原因在于“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源头在于“房地产供给不足”，而房地产供给不足的根源在于“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源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增长方式及因此形成的思维方式、配置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及由此形成的经济模式。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房地产实际供给不仅远超过人们的有效需求(购买力)，而且远超过人们的潜在需求；所以房价居高不下只能是一种泡沫。只要搞清楚土地可再生是时代的脉搏，那么“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是上升”、“房子是最好的保值增值品”就成为立马破灭的神话。房地产增值的神话破灭，房价疯胀及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势头就会被遏止，人民币内部升值的障碍就会清除，“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就会大大提高，只有GDP增长数值会降低。
土地本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是商品；用住房商品化连带带动土地商品化，用住房商品化的合法性连带证明土地商品化的合法性，然后在此基础上证明土地垄断、高价招标的合法性，名正言顺地用不断推高地价来推高房价，是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指导和证明荒谬的实践，并由此造成我国经济畸形发展和人民实际生活水平长期无法真正提高的严重后果。国有土地不等于地方的国有企业；中华大地上的每一寸土地，法人所有权只能属于国家，初始所有权只能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各地政府对当地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规划权、监管权，而没有土地本身的收益权。既然初始所有权属于全体中国人民，那么只要是中国公民，就有权居住在这块土地上。这是中国公民基本人权的基本体现。以出卖土地款作为GDP增长的数据源本来就是一种愚民政策；如果再把土地转让金纳入房价成本，让老百姓为GDP增长数据买单，那实际就是一种欺民政策。各地政府借开发为名，把出卖耕地的钱纳入当地财政收入，是对国有土地国家法人产权的侵犯，是对国有土地人民初始产权的侵犯；在转让优地良田的交易中扩大寻租空间，是对全国人民的犯罪。除非工业用地，商品房用地必须无偿，但对每个人购房面积必须进行控制。房产价格虚高的根源在于地产价格虚高，地产价格虚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卖良田、炒地皮、主管部门与官员收取巨额回扣，而这一切的根源则在于土地有价；土地有价的根源又在于“土地有限”，“土地有限”的根源在于土地批发权、开发权的行政垄断。而各地各级政府部门之所以要对土地开发权进行垄断，把监管权异化成卖地权，是由于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增长当地GDP、提高政绩，同时为大小官员集体寻租提供租源、扩大寻租空间。这样在地价虚高带动房价虚高的同时，人为减缓了土地开发与土地再生的速度，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房产价格虚高是双向垄断造成的。双向垄断：主体（客户）心理资源垄断和客体（土地）资源垄断，投机、腐败是把两个垄断结合起来从中获取暴利的中间环节。而投机和腐败相互间又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从而使房产价格扶摇直上。
这说明，即使住房是商品，那么住房既不是投资品，更不是投机品，只能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媒体把老百姓自有住房观念上的增值津津乐道为老百姓“财产性收入”，把上海一般居民自有住房观念上的增值渲染成“上海人每3000人中有一个亿万富豪,每168个人中有一个千万富翁”，并以此为理由论证住房是最好的投资品乃至投机品，论证不断推高房价的合理性与必然性，鼓动老百姓倾囊快买房多买房，纯粹是房地产开发商投机商自欺欺人把房价泡沫越吹越大的把戏。衡量房产价格的标准不是其涨幅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之比，而只能是其自身的价值。如果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都被房产价格增幅扯平，那无非就是说，只要买房，人们的生活水平就永远不要提高。这实际上是在住房市场化的名义下，通过房产的人为垄断地位来剥夺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过上富裕生活的权利。这是强盗的逻辑。目前房价虚高的根本原因，除了垄断和投机，就是这种强盗逻辑。说好听一点，把房产价格增幅是否合理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挂钩这种做法，是一种诈民规则，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人制定出来的房产游戏规则。这种诈民规则之所以能大行其道，除了其似是而非的表述方式有直观上的迷惑性，还有人们有自己的房子就有一个安稳的家，小富即安、“知足长乐”的小农心理。房地产是传统产业，房产合理价格只能是同等技术含量的产业利润率加成本。
经研究，近几年我国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最高在10%至15%之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2.5%，国际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水平仅3%至5%。而我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大约在40%——50%。房地产业的超高利润率之所以不能参与全社会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根源在于开发商近50%的利润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行贿来维持房地产业的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因此，根据房地产业的技术含量，只要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没有降到我国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以下，房价就属于过高，买房款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供开发商行贿。
土地的无价与无限、开发与再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商品房开发前的毛地应该无偿——房子成本中应只有土地开发费没有土地使用费。只有商品房用地无偿，才能有效保护耕地；才能促使和鼓励各地政府对开发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监管，促使和鼓励开发商开发荒地、山地、边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只能国有国营，房地产企业只能国有国营，但产品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而只能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听证后制定。只有这样，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房地产业才能真正回归理性，GDP增长数据才能挤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现在的问题，是土地到底是否不可再生性资源？
应该说，“土地不可再生”符合人的感性直观，然而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转化，工农业的生态化将使用地越来越生态化、高密度集约化，工业与农业用地将越来越少——不仅是相对于工业产值的相对减少，而且是绝对减少。就拿房地产所需的土地资源来讲，其本质上并不是有限的，其有限性是相对的——相对于人类现有活动空间来讲是有限的，但无限性是绝对的——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扩展，人的活动能力和空间将不断扩展，将拥有越来越多的可使用土地资源。因此抑制房价的根本途径是开发可支配用地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五度空间理论，时间、空间、层次可以相互转化，在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经济系统中，使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枢纽，是高速公路——交通高速公路与信息高速公路。交通高速公路可以用时间换取空间——用速度来扩大人们活动空间，信息高速公路可以用层次换取空间——用在家办公换取空间。因此，当人们抱怨城市空间太小、交通拥挤、房价上涨时，完全可以根据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原理，通过建设高速公路来拓展人们的活动空间，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降低房地产物价，提高人们生活水平。
实际上，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多，但人均国土面积不小——人口密度不大。就前者来讲，只要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中国人吃饭似乎还不会成为问题。就后者来说，问题的关键，恐怕还不在于土地的绝对量，而在于相对量——在于城区人口密度太大而造成的拥挤。但如果交通高速公路（这里的公路是广义的，包括传统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速城际铁路，高速城区铁路，下同）和信息高速公路解决了，就可以打破城区土地这个瓶颈，而向郊区、向山区要地，包括工业用地与住宅用地。这样就可以降低城市人口密度、消肿城区交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经济发展速度与人民生活水平。因此所谓土地资源稀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之所以土地资源稀缺是相对的，是因为土地资源是可再生的。可再生有两种：内涵的与外延的。只要把反城市化作为宏观调控的战略规划并采取有效的配套措施，就可以从外延方面稀释土地资源的垄断程度。加强城区规划和旧房改造，使旧城区有更大的容量，就可以从内涵方面稀释土地资源的垄断程度。通过农村宅基地置换，将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起来，搬入规划合理、新建多层的住宅中，腾出大量的农村非农用地，就是农村土地的内涵可再生；提高农村土地的单产面积，就是农田的内涵的可再生；因为从产量来看无异于扩大了播种面积。提高房屋质量，加高楼层，向地下延伸，就是可居住土地的内涵可再生，因为在单位土地上可以居住更多的人。通过交通高速化、住宅田园化，可以开发更多的郊区、田边、山坡作为宅基地，就是居住土地的外延可再生。通过棚种农作物，延长农作物生长季节，就是通过时间换空间，使农田得以外延再生。通过资本、知识密集化，可以浓缩厂房用地，就是通过层次换空间，使工业用地得以内涵再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将有更多的使土地可再生的手段。所以，所谓土地不可再生是一种神话，这个神话是房地产开发商制造出来、房地产投机商鼓吹出来的泡沫神话。从长远发展来看，人类最不稀缺的，是土地资源。之所以从长远发展来看土地资源最不稀缺，是因为宇宙是无限的，人类智力资源是无限的。只要充分开发人类智力资源，就可以使资源主体化、功能生态化，不断地使自然人化；就可以提高工业用地与生活用地的使用效率；就可以通过科学技术使荒地变废为宝；就可以改变经济区域结构与人口分布，提高土地结构功能，使土地得以再生。只要土地再生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土地就是无限的。土地资源有限的表面现象和土地资源无限的本质，是造成一方面新建房空置率高，另一方面有价无市的房地产泡沫的认识和心理根源。美国次贷危机及其连锁反应，充分说明房地产泡沫的脆弱，说明房地产垄断地位的虚弱。告别土地资源有限、寸土寸金的迷幻，回到地球土地资源无限性的现实，才是科学发展观。
要打破土地资源的人为垄断，就要把耕地保护的行政措施与权力寻租的行政垄断区别开来。保护耕地是国家粮食危机防范体系的基础，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是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经济安全体系是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必要保障。保护耕地是必要的。
要把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与对土地的行政垄断区别开来。房地产开发中的权力寻租与房地产泡沫是对土地的行政垄断造成的，而非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造成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是对土地合理规划、集约使用、可再生使用前提下对耕地的最大限度的保护，行政垄断是对土地包括耕地的盲目扩张、粗放经营、不可再生性使用基础上对土地的囤积居奇。行政垄断保护的是官商的利益而不是保护耕地，对耕地的无限制使用并不能消除行政垄断。市场经济不等于商品经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不等于完全靠价格调节市场。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由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两个层面组成。市场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对于土地这样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重要资源，更应该靠价值——国家内政外交、民族主体、社会稳定、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价值来调节而非眼前金钱价值——价格来调节。只要看看各个城市商品房空置率和商品房有价无市的现状，就会把属于国家宏观调控范畴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和地方政府对土地的行政垄断区别开来。
属于国家宏观调控范畴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而地方行政垄断则与市场经济原则格格不入。
市场化改革不是自由化改革，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是市场化改革而非自由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是对称的。任何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土地转让的自由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限制的是完全自由的土地转让，而不是充分自由的土地流通；行政垄断垄断的是充分自由的土地流通，而不是完全自由的土地转让。直接推动房价上涨的，是腐败；造成土地审批过程中腐败的，是土地审批权力寻租，而不是由于宏观调控被强化的土地审批权力本身。如果权力本身可以和腐败划等号，认为市场经济应该排除任何权力限制，那实际上是把市场经济和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某种意义上是为权力寻租提供合理化的理论依据。事实上，行政垄断并非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造成，而是人为的；造成人为的行政垄断的真正原因，是腐败。行政垄断与腐败互为因果，二者同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表面有关，实际无关。如果说，把行政措施与行政垄断划等号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那么把土地审批和行政垄断划等号更是荒唐。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经济，自由流转不是无序运转。要规划就要审批，审批的必要性源于规划的合理性而非仅仅土地的有限性。即使土地放开限制，甚至土地本身就是无限的，要合理有序使用也要审批。如果审批权意味着腐败，那么土地放开限制也照样有腐败——即使没有土地有限审批权力的“绝对地租”，也有土地优劣、位置好坏审批权力的“级差地租”。与其说行政垄断与腐败同土地审批权力有关，还不如说行政垄断与腐败同错误运用土地审批权力有关。运用土地审批权力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钱交易，二是非再生、不合理使用土地。而这两个“错误”，恰恰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价格经济学造成的：前者符合他们的等价交换原则，后者符合他们的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完全自由流通原则。在再生经济学看来，限制土地使用的外延盲目无序扩张，可以促进土地使用的内涵再生性有序发展；只要合理规划、再生性开发，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和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的非行政垄断同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之间不但不矛盾，而且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土地使用不要限制、放弃审批，既无可能又无必要。与其取消土地审批权力，还不如想办法使土地审批权力的运用纳入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使之透明廉洁、科学合理。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使用行政措施与行政垄断、价值与价格、权力审批与权力寻租二者间关系的态度集中体现了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不过试图踩我国土地“红线”、挑战民族主体性基础与生存底线、让耕地完全由价格机制来调节并自由流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当他们把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到中国土地问题上的时候，充分暴露了他们理论的荒谬性与有害性。我国耕地保护的“红线”，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范围的警戒线，新自由主义者最好知耻而后退。
房地产泡沫是泡沫的泡沫。前段3部委联合清查GDP数据注水，似乎只要GDP数据不注水，就可以挤掉GDP泡沫。问题是GDP泡沫仅仅是GDP数据注水造成的吗？GDP数据注水只是第一层泡沫，下面还有更深层次的泡沫。房地产投机比重高于投资造成不正常的溢价，就是GDP数据注水后面的泡沫。房地产投机形成的房市泡沫是盘剥老百姓的陷阱，是投机者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房地产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土地可再生、再生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这一现实和“土地不可再生”这一“经济共识”之间、“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经济“理性预期”与房地产供过于求这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极不对称，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从而造成危机——从房地产危机通过金融衍生品杠杆撬动金融危机，并牵动整个经济危机。美国前段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
卖地财政、房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的政策基础是GDP增长方式。因此我们可以说，GDP增长方式本身就是泡沫。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房地产泡沫是整个GDP增长方式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房价不但要挤掉本身的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房价泡沫的根源——GDP增长方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活动就是资源配置活动，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而资源配置是否优化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赚最多的钱。而投机（卖地财政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对土地、特别是优质土地的垄断经营，因而也是一种投机）、特别是房地产投机带来的配置的数量、速度与频度，是房地产投资（真正的投资就是开发，房地产投资就是土地作为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所无可比拟的，虽然投机有风险，但风险与机会成正比，善于投机的也善于把风险转给别人，把机会留给自己——反正能通过价差赚到利润就行。
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就是挤掉经济泡沫。不是只有虚拟经济有泡沫，实体经济也有泡沫，房地产泡沫就是实体经济泡沫。只要搞清楚反城市化与土地可再生是时代的脉搏，那么“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是上升”就成为立马破灭的神话，房地产泡沫就会马上破灭。
什么是房地产泡沫？茅于轼：“我觉得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供给需求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不解决这个问题，而用行政干涉，力量是有限的，市场力量远远超过行政的力量。当然，现在房价高是有行政的原因，主要是土地供给不足，供给不足就会涨价。……需求方面就是大家的钱没有地方用，就去买房子，而且又有通货膨胀，存银行利息是负的，房价还在涨，很自然大家就去买房了”，“现在房价完全脱离实际了， 有一天泡沫破灭， 房价就会掉下来” （ 茅于轼：《中国房产泡沫将会在一两年内破灭》，茅于轼搜狐博客， 2011.5.12 ）茅于轼这段话蕴涵一个悖论：“房地产市场价格是供给需求决定的，供不应求就会涨价”与“现在房价完全脱离实际了， 有一天泡沫破灭， 房价就会掉下来”。既然房价高涨是因为“供不应求”造成的哪来泡沫？既然是泡沫又怎么会是“供不应求”造成的呢？“供不应求”竟然能造成泡沫，“供不应求”引起的涨价居然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泡沫，这样的泡沫“有一天”也会“破灭”，是否违背了他到处兜售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利伯维尔场与价格决定论基本原理？他的“房价泡沫论”与他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价格决定论二者必有一假，这就是上述茅于轼高论中的悖论。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领军人物的茅于轼先生居然也会出现悖论，我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实在不敢恭维。实际上，茅于轼的上述悖论并不属于他个人，而属于整个主流经济学阵营——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与市场原教旨主义同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不对称，以及主流经济学家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主流经济学出现悖论的内在必然性。上述“茅于轼悖论”只是“主流经济学悖论”的典型。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目前中国房地产泡沫是客观存在的；这里的泡沫不是什么“供不应求”造成的，而是一方面供过于人的实际需求（据统计中国城镇商品房存量已超过240亿平米，按全国13亿人口平均每人接近20平米，目前我国空置房已达6800万套），另一方面供不应人的投机需求造成的。“供不应人的投机需求”和“供过于人的实际需求”二者间的反差，形成投机价格和实际价值的反差，房子投机价格大大高于房子实际价值，就是房地产泡沫。根据西方经济学和茅于轼的“供给需求决定论”，“供过于人的实际需求”房子本来应该降价，但由于“供不应人的投机需求”现实上又造成房子涨价。根据实际需求本来应该降价的，现实上因为投机的推动涨价了，就是我们讲的泡沫。这种“供过于求”造成的涨价形成的泡沫是西方经济学和茅于轼的“供给需求决定论”无法做出统一解释的；如果一定要用西方经济学和茅于轼的“供给需求决定论”来解释，那么必然得出两个相反的结论，从而出现悖论。现在让我们用再生经济学的眼光，看看房地产“供过于求”的涨价怎样产生、房地产泡沫是怎样形成的。
房地产泡沫首先是伪科学造成的。从再生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房地产泡沫根本不是土地供给不足造成的，而恰恰是中国主流经济学整天鼓噪的“土地不可再生”的配置经济学与“供不应求就会涨价”的价格经济学等等伪科学造成的。土地本身，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是可再生的，其再生的速度远远超过目前地球人口增长的速度。随着人类二次创业时代的到来，反城市化运动的兴起，交通高速化的实现，信息高速路的普及，以及城市土地的内涵再开发，城市房价的不断下降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北京全市土地面积16807.8平方公里。按每平方公里一百万平方米计算，全国13亿人口全部住到北京来，人均占地面积13平方米左右。如果考虑到楼房平均层高6层，和地下可使用面积，每个人可平均占有空间70平方米以上。如果规划得好，即使扣除交通、公园、学校等公共设施因素，全国13亿人都在北京居住，每个人将不低于20平方米的实际居住面积，将住得比较舒适宽敞。所以与其整天吵吵嚷嚷土地不可再生，不如想着怎样开发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使之由不可居住转变为可居住、不可再生转变为可再生。
所以，用人均可居住土地面积或土地供给的绝对数量来论证房价不断上涨的必然性，是彻头彻尾的伪科学。如果排除人为垄断因素，仅仅从土地供给的可能性和人的实际居住需求来看，全国13亿人口都住到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不应该会造成该市房价上涨。“城市化”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工业化”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农民工进城”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外来人口增加”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城市人口增加”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人口增加速度超过土地增长速度”不是造成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是对土地开发权和土地使用权的人为垄断、开发商的忽悠性宣传、不良学者带有忽悠性质的伪科学的论证。这种伪科学，任何一个懂得小学算术的人板着手指头都可以立即把其驳倒。
因此，只要揭开伪科学的面纱，“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不断上升”是可立马破灭的神话。房地产泡沫的直接原因是“供给不足”，而房地产“供给不足”完全是经济学范式错误及由此引起的心理预期造成的假象。从房地产泡沫及其危害可以看出，目前经济结构失衡中最根本的失衡是主流经济学范式同时代要求的不对称，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心理预期同经济发展现实的不对称；正是由于这种主客观不对称才形成房地产泡沫、并引发通货膨胀。房价疯胀的原因在于“供给不足”，“供给不足”的源头在于“房地产供给不足”，而房地产供给不足的根源在于“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源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增长方式及因此形成的思维方式、配置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及由此形成的经济模式。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房地产实际供给不仅远超过人们的有效需求(购买力)，而且远超过人们的潜在需求；所以房价居高不下只能是一种泡沫。只要搞清楚土地可再生是时代的脉搏，那么“房地产价格总体趋势是上升”、“房子是最好的保值增值品”就成为立马破灭的神话。房地产增值的神话破灭，房价疯胀及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的势头就会被遏止，人民币内部升值的障碍就会清除，“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就会大大提高，只有GDP增长数值会降低。
土地本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是商品；用住房商品化连带带动土地商品化，用住房商品化的合法性连带证明土地商品化的合法性，然后在此基础上证明土地垄断、高价招标的合法性，名正言顺地用不断推高地价来推高房价，是用似是而非的理论指导和证明荒谬的实践，并由此造成我国经济畸形发展和人民实际生活水平长期无法真正提高的严重后果。国有土地不等于地方的国有企业；中华大地上的每一寸土地，法人所有权只能属于国家，初始所有权只能属于全体中国人民；各地政府对当地土地没有所有权，只有规划权、监管权，而没有土地本身的收益权。既然初始所有权属于全体中国人民，那么只要是中国公民，就有权居住在这块土地上。这是中国公民基本人权的基本体现。以出卖土地款作为GDP增长的数据源本来就是一种愚民政策；如果再把土地转让金纳入房价成本，让老百姓为GDP增长数据买单，那实际就是一种欺民政策。各地政府借开发为名，把出卖耕地的钱纳入当地财政收入，是对国有土地国家法人产权的侵犯，是对国有土地人民初始产权的侵犯；在转让优地良田的交易中扩大寻租空间，是对全国人民的犯罪。除非工业用地，商品房用地必须无偿，但对每个人购房面积必须进行控制。房产价格虚高的根源在于地产价格虚高，地产价格虚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卖良田、炒地皮、主管部门与官员收取巨额回扣，而这一切的根源则在于土地有价；土地有价的根源又在于“土地有限”，“土地有限”的根源在于土地批发权、开发权的行政垄断。而各地各级政府部门之所以要对土地开发权进行垄断，把监管权异化成卖地权，是由于只有这样才能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增长当地GDP、提高政绩，同时为大小官员集体寻租提供租源、扩大寻租空间。这样在地价虚高带动房价虚高的同时，人为减缓了土地开发与土地再生的速度，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房产价格虚高是双向垄断造成的。双向垄断：主体（客户）心理资源垄断和客体（土地）资源垄断，投机、腐败是把两个垄断结合起来从中获取暴利的中间环节。而投机和腐败相互间又互为因果、相互促进，从而使房产价格扶摇直上。
这说明，即使住房是商品，那么住房既不是投资品，更不是投机品，只能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媒体把老百姓自有住房观念上的增值津津乐道为老百姓“财产性收入”，把上海一般居民自有住房观念上的增值渲染成“上海人每3000人中有一个亿万富豪,每168个人中有一个千万富翁”，并以此为理由论证住房是最好的投资品乃至投机品，论证不断推高房价的合理性与必然性，鼓动老百姓倾囊快买房多买房，纯粹是房地产开发商投机商自欺欺人把房价泡沫越吹越大的把戏。衡量房产价格的标准不是其涨幅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之比，而只能是其自身的价值。如果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都被房产价格增幅扯平，那无非就是说，只要买房，人们的生活水平就永远不要提高。这实际上是在住房市场化的名义下，通过房产的人为垄断地位来剥夺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过上富裕生活的权利。这是强盗的逻辑。目前房价虚高的根本原因，除了垄断和投机，就是这种强盗逻辑。说好听一点，把房产价格增幅是否合理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挂钩这种做法，是一种诈民规则，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人制定出来的房产游戏规则。这种诈民规则之所以能大行其道，除了其似是而非的表述方式有直观上的迷惑性，还有人们有自己的房子就有一个安稳的家，小富即安、“知足长乐”的小农心理。房地产是传统产业，房产合理价格只能是同等技术含量的产业利润率加成本。
经研究，近几年我国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最高在10%至15%之间，电子信息百强企业平均利润率仅为2.5%，国际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水平仅3%至5%。而我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大约在40%——50%。房地产业的超高利润率之所以不能参与全社会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根源在于开发商近50%的利润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行贿来维持房地产业的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因此，根据房地产业的技术含量，只要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没有降到我国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以下，房价就属于过高，买房款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供开发商行贿。
土地的无价与无限、开发与再生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商品房开发前的毛地应该无偿——房子成本中应只有土地开发费没有土地使用费。只有商品房用地无偿，才能有效保护耕地；才能促使和鼓励各地政府对开发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监管，促使和鼓励开发商开发荒地、山地、边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只能国有国营，房地产企业只能国有国营，但产品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而只能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听证后制定。只有这样，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房地产业才能真正回归理性，GDP增长数据才能挤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现在的问题，是土地到底是否不可再生性资源？
应该说，“土地不可再生”符合人的感性直观，然而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过程中，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转化，工农业的生态化将使用地越来越生态化、高密度集约化，工业与农业用地将越来越少——不仅是相对于工业产值的相对减少，而且是绝对减少。就拿房地产所需的土地资源来讲，其本质上并不是有限的，其有限性是相对的——相对于人类现有活动空间来讲是有限的，但无限性是绝对的——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扩展，人的活动能力和空间将不断扩展，将拥有越来越多的可使用土地资源。因此抑制房价的根本途径是开发可支配用地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根据五度空间理论，时间、空间、层次可以相互转化，在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经济系统中，使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枢纽，是高速公路——交通高速公路与信息高速公路。交通高速公路可以用时间换取空间——用速度来扩大人们活动空间，信息高速公路可以用层次换取空间——用在家办公换取空间。因此，当人们抱怨城市空间太小、交通拥挤、房价上涨时，完全可以根据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原理，通过建设高速公路来拓展人们的活动空间，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降低房地产物价，提高人们生活水平。
实际上，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不多，但人均国土面积不小——人口密度不大。就前者来讲，只要提高耕地单位面积产量，中国人吃饭似乎还不会成为问题。就后者来说，问题的关键，恐怕还不在于土地的绝对量，而在于相对量——在于城区人口密度太大而造成的拥挤。但如果交通高速公路（这里的公路是广义的，包括传统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高速城际铁路，高速城区铁路，下同）和信息高速公路解决了，就可以打破城区土地这个瓶颈，而向郊区、向山区要地，包括工业用地与住宅用地。这样就可以降低城市人口密度、消肿城区交通，大大提高工作效率、经济发展速度与人民生活水平。因此所谓土地资源稀缺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之所以土地资源稀缺是相对的，是因为土地资源是可再生的。可再生有两种：内涵的与外延的。只要把反城市化作为宏观调控的战略规划并采取有效的配套措施，就可以从外延方面稀释土地资源的垄断程度。加强城区规划和旧房改造，使旧城区有更大的容量，就可以从内涵方面稀释土地资源的垄断程度。通过农村宅基地置换，将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起来，搬入规划合理、新建多层的住宅中，腾出大量的农村非农用地，就是农村土地的内涵可再生；提高农村土地的单产面积，就是农田的内涵的可再生；因为从产量来看无异于扩大了播种面积。提高房屋质量，加高楼层，向地下延伸，就是可居住土地的内涵可再生，因为在单位土地上可以居住更多的人。通过交通高速化、住宅田园化，可以开发更多的郊区、田边、山坡作为宅基地，就是居住土地的外延可再生。通过棚种农作物，延长农作物生长季节，就是通过时间换空间，使农田得以外延再生。通过资本、知识密集化，可以浓缩厂房用地，就是通过层次换空间，使工业用地得以内涵再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人类将有更多的使土地可再生的手段。所以，所谓土地不可再生是一种神话，这个神话是房地产开发商制造出来、房地产投机商鼓吹出来的泡沫神话。从长远发展来看，人类最不稀缺的，是土地资源。之所以从长远发展来看土地资源最不稀缺，是因为宇宙是无限的，人类智力资源是无限的。只要充分开发人类智力资源，就可以使资源主体化、功能生态化，不断地使自然人化；就可以提高工业用地与生活用地的使用效率；就可以通过科学技术使荒地变废为宝；就可以改变经济区域结构与人口分布，提高土地结构功能，使土地得以再生。只要土地再生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土地就是无限的。土地资源有限的表面现象和土地资源无限的本质，是造成一方面新建房空置率高，另一方面有价无市的房地产泡沫的认识和心理根源。美国次贷危机及其连锁反应，充分说明房地产泡沫的脆弱，说明房地产垄断地位的虚弱。告别土地资源有限、寸土寸金的迷幻，回到地球土地资源无限性的现实，才是科学发展观。
要打破土地资源的人为垄断，就要把耕地保护的行政措施与权力寻租的行政垄断区别开来。保护耕地是国家粮食危机防范体系的基础，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是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经济安全体系是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必要保障。保护耕地是必要的。
要把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与对土地的行政垄断区别开来。房地产开发中的权力寻租与房地产泡沫是对土地的行政垄断造成的，而非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造成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是对土地合理规划、集约使用、可再生使用前提下对耕地的最大限度的保护，行政垄断是对土地包括耕地的盲目扩张、粗放经营、不可再生性使用基础上对土地的囤积居奇。行政垄断保护的是官商的利益而不是保护耕地，对耕地的无限制使用并不能消除行政垄断。市场经济不等于商品经济，市场有效配置资源不等于完全靠价格调节市场。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由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两个层面组成。市场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对于土地这样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经济政治安全的重要资源，更应该靠价值——国家内政外交、民族主体、社会稳定、经济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价值来调节而非眼前金钱价值——价格来调节。只要看看各个城市商品房空置率和商品房有价无市的现状，就会把属于国家宏观调控范畴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和地方政府对土地的行政垄断区别开来。
属于国家宏观调控范畴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本身是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而地方行政垄断则与市场经济原则格格不入。
市场化改革不是自由化改革，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是市场化改革而非自由化改革。市场化改革，宏观调控与微观自由是对称的。任何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土地转让的自由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限制的是完全自由的土地转让，而不是充分自由的土地流通；行政垄断垄断的是充分自由的土地流通，而不是完全自由的土地转让。直接推动房价上涨的，是腐败；造成土地审批过程中腐败的，是土地审批权力寻租，而不是由于宏观调控被强化的土地审批权力本身。如果权力本身可以和腐败划等号，认为市场经济应该排除任何权力限制，那实际上是把市场经济和无政府主义混为一谈，某种意义上是为权力寻租提供合理化的理论依据。事实上，行政垄断并非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造成，而是人为的；造成人为的行政垄断的真正原因，是腐败。行政垄断与腐败互为因果，二者同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表面有关，实际无关。如果说，把行政措施与行政垄断划等号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那么把土地审批和行政垄断划等号更是荒唐。市场经济不是无序经济，自由流转不是无序运转。要规划就要审批，审批的必要性源于规划的合理性而非仅仅土地的有限性。即使土地放开限制，甚至土地本身就是无限的，要合理有序使用也要审批。如果审批权意味着腐败，那么土地放开限制也照样有腐败——即使没有土地有限审批权力的“绝对地租”，也有土地优劣、位置好坏审批权力的“级差地租”。与其说行政垄断与腐败同土地审批权力有关，还不如说行政垄断与腐败同错误运用土地审批权力有关。运用土地审批权力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权钱交易，二是非再生、不合理使用土地。而这两个“错误”，恰恰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价格经济学造成的：前者符合他们的等价交换原则，后者符合他们的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完全自由流通原则。在再生经济学看来，限制土地使用的外延盲目无序扩张，可以促进土地使用的内涵再生性有序发展；只要合理规划、再生性开发，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和房地产市场土地供应的非行政垄断同保护耕地的行政措施之间不但不矛盾，而且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土地使用不要限制、放弃审批，既无可能又无必要。与其取消土地审批权力，还不如想办法使土地审批权力的运用纳入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使之透明廉洁、科学合理。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使用行政措施与行政垄断、价值与价格、权力审批与权力寻租二者间关系的态度集中体现了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区别；不过试图踩我国土地“红线”、挑战民族主体性基础与生存底线、让耕地完全由价格机制来调节并自由流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当他们把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到中国土地问题上的时候，充分暴露了他们理论的荒谬性与有害性。我国耕地保护的“红线”，是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运用范围的警戒线，新自由主义者最好知耻而后退。
房地产泡沫是泡沫的泡沫。前段3部委联合清查GDP数据注水，似乎只要GDP数据不注水，就可以挤掉GDP泡沫。问题是GDP泡沫仅仅是GDP数据注水造成的吗？GDP数据注水只是第一层泡沫，下面还有更深层次的泡沫。房地产投机比重高于投资造成不正常的溢价，就是GDP数据注水后面的泡沫。房地产投机形成的房市泡沫是盘剥老百姓的陷阱，是投机者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房地产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土地可再生、再生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这一现实和“土地不可再生”这一“经济共识”之间、“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经济“理性预期”与房地产供过于求这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极不对称，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从而造成危机——从房地产危机通过金融衍生品杠杆撬动金融危机，并牵动整个经济危机。美国前段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
卖地财政、房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的政策基础是GDP增长方式。因此我们可以说，GDP增长方式本身就是泡沫。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房地产泡沫是整个GDP增长方式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房价不但要挤掉本身的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房价泡沫的根源——GDP增长方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活动就是资源配置活动，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而资源配置是否优化的根本的、也是唯一的标准，就是能否赚最多的钱。而投机（卖地财政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对土地、特别是优质土地的垄断经营，因而也是一种投机）、特别是房地产投机带来的配置的数量、速度与频度，是房地产投资（真正的投资就是开发，房地产投资就是土地作为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所无可比拟的，虽然投机有风险，但风险与机会成正比，善于投机的也善于把风险转给别人，把机会留给自己——反正能通过价差赚到利润就行。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市场经济的规范性
[ 2016/06/30 10:57 | by admin ]
2016/06/30 10:57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市场经济的规范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市场经济是由人的自觉活动组成的，市场经济离不开顶层设计，市场经济活动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因此市场的逻辑是规范的逻辑。市场经济，就是在自觉控制“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制度、机制设计中，实现从不完善向完善转化的。这与其说是真——信息对称不对称问题，还不如说是善——制度健全不健全的问题。在这里，停留在微观经济学层面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难以理解与把握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的制度设计层面的。市场经济活动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决定了微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搞好顶层设计、实现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原则之一。
既然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市场经济没有客观规律，那么市场的逻辑也就是不可预先设计的、没有规律可以自觉遵循的、自发的“逻辑”。张维迎：“我觉得，你如果可以设计一个市场经济，你就不需要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市场经济，恰恰因为我们不能设计。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推倒第一张骨牌，非常重要，但后面演化出来的东西，是人们不断积累所形成的。”“很多改革不是人们精心设计的，而是改革当中逐步形成的，有的是自下而上，有的是我们当初认为错误的东西，有的变成我们改革最终的积极力量。我觉得这本身就反应出市场的固有魅力。”“正是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使得自由市场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惟一有效率的体制。”①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自发的经济、市场的“逻辑”不可预先设计，不是把“摸着石头过河”当做权宜之计，而是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方法论原则，也同样是新自由主义者的范式偏见。
改革的目标与蓝图一开始就有，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人的创造力。真正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既摆脱超经济强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摆脱经济强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充满活力的经济，是人的主体性高扬的经济；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有更多的量子场特征。但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有着确定性，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并非完全的无序运动。社会是放大的自然，经济活动是放大的量子运动。宇宙的发展，遵循的是宏观层面熵减少、有序度增加，微观层次熵增加、有序度降低的规律。人类社会宏观方面法制化提高、微观方面个人自由度增加，小政府大社会结构的形成，就是宇宙这一普遍规律的局部表现。对称的市场经济，是促进社会法制化与个人自由化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催化剂与粘合剂。对称的市场经济在使人的个性、主体性、创造性得以高扬的同时，使整个社会有序化、系统化、生态化，从而得到稳定的可持续发展。自由市场经济有着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们完全可以认识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理论建设、机制设计、制度安排，自觉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通过人的活力实现解放生产力的目标，排除非生产力的目标，就是无序中的有序、自发中的自觉。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的逻辑结论，就是市场的逻辑是规范的逻辑。
市场经济的规律本身是规范的。从市场本体论上看，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关系展开，因而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客观性、实证性，是因为主体的自然属性是客观的，客体、主体的活动即主客体相互关系是客观的，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经济规律不能离开这些客观成分，因而具有客观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主观性、规范性，是因为主体的意识是主观的、规范的。市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规律，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与再生，这个交换与再生是一个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价值的产生、实现、转化的过程，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人类理想的实现过程。主体的意识包括理性、理想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起作用的主导方面，主体对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及在此基础上的意志努力程度、运用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自觉性程度可以决定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表现形式、作用大小，加速或延缓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经济规律是社会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具有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主体可以认识经济规律，自觉地利用经济规律，改变经济规律的作用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不能改变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本身。所以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是把市场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立足点。
从市场认识论上看，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是规范的。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不确定中包含着确定性。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后者的人为不仅是自发的，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性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通过机制设计与制度安排用确定性引导不确定性。所以妄想离开量学力子、复杂科学、主体科学的思维方式，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追求经济学科学性、实证性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而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这可以从量子力学、复杂性科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也可以从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正因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主体性、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部环节，工程方法是经济学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脚点。因此，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对称逻辑，就是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研究的逻辑与叙述的逻辑。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经济学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以主体性为中心同科学性的统一。市场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社会的制度设计、企业的机制设计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规范性的。
从市场科学观上看，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是规范的。在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客观性是其他一切科学科学性的标准。在人类二次创业时期，自然科学只是社会科学的环节，真善美的统一才是一切科学追求的目标。不能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善”和“美”本身就是“真”的一个环节。因此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市场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市场的逻辑是规范的逻辑。市场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市场经济的规范性可以统一而且也应该统一。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市场经济的规范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从市场主体论与历史观上看，市场经济的规律主体是规范的。人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的主体性。无论是人类的主体性还是个人的主体性，都是善对恶的相容与超越的过程，而这种善对恶的相容与超越就是人类历史的进步过程。因此主体论与规律论是一致的，历史观与伦理学是一致的，社会的本质是建立在所有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主体性。所以社会的本质、人类的本质、个人的本质是一致的，市场经济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统一的基础是人的主体性。由于人的本质是主体性，客观规律只是前者的总计、总和、结论，因此主体性既是规范的尺度，也是历史的尺度。经济学范式本身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从政治经济学范式向一般经济学范式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市场经济学中的历史尺度同规范性不是对立的；规范尺度本身就是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规律的组成部分。
从市场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与逻辑学的一致来看，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相互建构过程是规范的。经济本质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规律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认识经济本质是把握经济规律的前提。经济客观规律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经济学科学规律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经济学科学本质与经济客观本质是相互建构的，包含在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中的经济学科学规律与科学本质，既不是约定的，也不是先验的。一方面，它们是主观的，另方面它们又是客观的反映。这个反映不是消极的、照镜子式的，而是创造、建构的过程。经济周期的实质是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各主要经济要素之间的不对称为中介，实现经济体由低层次对称向更高层次对称转化、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可以认识、可以预测、可以自觉运用的。认识、预测、运用的关键是把握对称辩证法。经济周期的长度，其间经济危机的程度、经济危机给社会破坏的程度同人认识、运用对称规律的自觉程度成反比。经济必然性是由经济偶然性组成的, 经济规律性是由经济主体性组成的，把人的理性看成在经济规律之外，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规律不可认识、经济发展不可预期、经济周期不可预测，是经济学中的不可知论。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的不可知论。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辩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辩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市场经济学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规范尺度和科学尺度的统一，市场的逻辑只能是自觉的不能是自发的；张维迎把市场经济学的科学尺度、历史尺度与规范尺度对立起来，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永远只能是自发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实际上是为了推行他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而否认真正的市场逻辑。
引文出处：
①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P2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市场经济是由人的自觉活动组成的，市场经济离不开顶层设计，市场经济活动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因此市场的逻辑是规范的逻辑。市场经济，就是在自觉控制“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制度、机制设计中，实现从不完善向完善转化的。这与其说是真——信息对称不对称问题，还不如说是善——制度健全不健全的问题。在这里，停留在微观经济学层面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难以理解与把握属于宏观经济学范畴的制度设计层面的。市场经济活动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决定了微观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必须通过宏观调控来解决。搞好顶层设计、实现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原则之一。
既然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市场经济没有客观规律，那么市场的逻辑也就是不可预先设计的、没有规律可以自觉遵循的、自发的“逻辑”。张维迎：“我觉得，你如果可以设计一个市场经济，你就不需要市场经济。我们需要市场经济，恰恰因为我们不能设计。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推倒第一张骨牌，非常重要，但后面演化出来的东西，是人们不断积累所形成的。”“很多改革不是人们精心设计的，而是改革当中逐步形成的，有的是自下而上，有的是我们当初认为错误的东西，有的变成我们改革最终的积极力量。我觉得这本身就反应出市场的固有魅力。”“正是不确定性和不完全信息使得自由市场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惟一有效率的体制。”①认为市场经济只能是自发的经济、市场的“逻辑”不可预先设计，不是把“摸着石头过河”当做权宜之计，而是作为市场化改革的方法论原则，也同样是新自由主义者的范式偏见。
改革的目标与蓝图一开始就有，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人的创造力。真正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既摆脱超经济强制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摆脱经济强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充满活力的经济，是人的主体性高扬的经济；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社会形态有更多的量子场特征。但量子世界的不确定性中有着确定性，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也并非完全的无序运动。社会是放大的自然，经济活动是放大的量子运动。宇宙的发展，遵循的是宏观层面熵减少、有序度增加，微观层次熵增加、有序度降低的规律。人类社会宏观方面法制化提高、微观方面个人自由度增加，小政府大社会结构的形成，就是宇宙这一普遍规律的局部表现。对称的市场经济，是促进社会法制化与个人自由化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催化剂与粘合剂。对称的市场经济在使人的个性、主体性、创造性得以高扬的同时，使整个社会有序化、系统化、生态化，从而得到稳定的可持续发展。自由市场经济有着自身的内在规律；人们完全可以认识市场经济的规律，进行理论建设、机制设计、制度安排，自觉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通过人的活力实现解放生产力的目标，排除非生产力的目标，就是无序中的有序、自发中的自觉。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的逻辑结论，就是市场的逻辑是规范的逻辑。
市场经济的规律本身是规范的。从市场本体论上看，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关系展开，因而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客观性、实证性，是因为主体的自然属性是客观的，客体、主体的活动即主客体相互关系是客观的，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经济规律不能离开这些客观成分，因而具有客观性。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主观性、规范性，是因为主体的意识是主观的、规范的。市场经济活动的最基本规律，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与再生，这个交换与再生是一个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价值的产生、实现、转化的过程，是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是人类理想的实现过程。主体的意识包括理性、理想是构成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起作用的主导方面，主体对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认识程度及在此基础上的意志努力程度、运用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自觉性程度可以决定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表现形式、作用大小，加速或延缓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之所以具有必然性，是因为主客体相互关系的经济规律是社会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具有不以主体的意志为转移的性质。主体可以认识经济规律，自觉地利用经济规律，改变经济规律的作用方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不能改变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本身。所以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客观性、主观性、必然性的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是把市场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立足点。
从市场认识论上看，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是规范的。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不确定中包含着确定性。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后者的人为不仅是自发的，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性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通过机制设计与制度安排用确定性引导不确定性。所以妄想离开量学力子、复杂科学、主体科学的思维方式，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追求经济学科学性、实证性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而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这可以从量子力学、复杂性科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也可以从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正因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主体性、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部环节，工程方法是经济学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脚点。因此，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对称逻辑，就是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研究的逻辑与叙述的逻辑。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经济学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以主体性为中心同科学性的统一。市场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社会的制度设计、企业的机制设计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规范性的。
从市场科学观上看，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是规范的。在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客观性是其他一切科学科学性的标准。在人类二次创业时期，自然科学只是社会科学的环节，真善美的统一才是一切科学追求的目标。不能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善”和“美”本身就是“真”的一个环节。因此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市场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市场的逻辑是规范的逻辑。市场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市场经济的规范性可以统一而且也应该统一。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市场经济的规范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从市场主体论与历史观上看，市场经济的规律主体是规范的。人的本质是人的主体性，人类的本质是人类的主体性。无论是人类的主体性还是个人的主体性，都是善对恶的相容与超越的过程，而这种善对恶的相容与超越就是人类历史的进步过程。因此主体论与规律论是一致的，历史观与伦理学是一致的，社会的本质是建立在所有个人主体性的基础上的人类的主体性。所以社会的本质、人类的本质、个人的本质是一致的，市场经济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的统一，统一的基础是人的主体性。由于人的本质是主体性，客观规律只是前者的总计、总和、结论，因此主体性既是规范的尺度，也是历史的尺度。经济学范式本身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从政治经济学范式向一般经济学范式的变迁是和人类经济发展过程相一致的。市场经济学中的历史尺度同规范性不是对立的；规范尺度本身就是历史规律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规律的组成部分。
从市场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与逻辑学的一致来看，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相互建构过程是规范的。经济本质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规律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认识经济本质是把握经济规律的前提。经济客观规律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经济学科学规律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经济学科学本质与经济客观本质是相互建构的，包含在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中的经济学科学规律与科学本质，既不是约定的，也不是先验的。一方面，它们是主观的，另方面它们又是客观的反映。这个反映不是消极的、照镜子式的，而是创造、建构的过程。经济周期的实质是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各主要经济要素之间的不对称为中介，实现经济体由低层次对称向更高层次对称转化、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是可以认识、可以预测、可以自觉运用的。认识、预测、运用的关键是把握对称辩证法。经济周期的长度，其间经济危机的程度、经济危机给社会破坏的程度同人认识、运用对称规律的自觉程度成反比。经济必然性是由经济偶然性组成的, 经济规律性是由经济主体性组成的，把人的理性看成在经济规律之外，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规律不可认识、经济发展不可预期、经济周期不可预测，是经济学中的不可知论。西方经济学就是这样的不可知论。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辩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辩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市场经济学是规范尺度和历史尺度、规范尺度和科学尺度的统一，市场的逻辑只能是自觉的不能是自发的；张维迎把市场经济学的科学尺度、历史尺度与规范尺度对立起来，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的过程永远只能是自发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实际上是为了推行他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而否认真正的市场逻辑。
引文出处：
①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P2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