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谈科技体制改革（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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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7 11:18 | by admin ]
2016/08/07 11:18 | by admin ]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谈科技体制改革
原载：中国网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认为，一个国家通行的学术评价标准将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起引导、领导、指导、主导作用。一个国家通行错误的学术评价标准将误导整个国家的科学进程，一个国家通行正确的学术评价标准将极大促进整个国家的科学发展。符合科学学规范的、与科学发展要求相对称、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与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型经济相对称、与科学发展观相对称的学术评价标准，只能是原创理论或理论的原创性。由于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经济学是复杂性学科，“经济学家”头衔是目前标准最混乱、争议最大的头衔，所以根据科学学原理和实践经验对“经济学家”头衔进行规范定义，对于规范我国学术评判标准有典型意义。陈先生正是通过对“经济学家”头衔进行规范定义，引申出我国学术评判的规范标准和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陈先生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客观规律，因此经济学应该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家也应该是科学家，衡量经济学家的标准和衡量科学家的标准应该是本质一致的。陈先生认为，从科学学的意义上，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才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而不是以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或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家的标准。考虑到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除了原创基础理论，以诸如所谓发表论文刊物的级别、论文引用率等任何其他的标准作为衡量经济学家的标准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话语权的一种江湖手段；这种江湖手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潜移默化为学术界的潜规则，用这种潜规则替代科学发展与评判的显规则，必将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科学标准的混乱，从而误导科学的发展。所以必须正本清源，重塑经济学发展与评判的科学标准，而“经济学家”的定义或评判经济学家的标准，就是经济学学术评判的一般标准，也是科学家评判的一般标准。
陈世清先生认为，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经济学家”原创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经济趋势的预测能力与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每年发表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西方经济学家竟然“缺乏对经济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金融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理论、其原创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根据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标准，要建立创新型国民经济系统必然要求把科技体制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内容，把激发国人的创新能力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以科学理论创造力作为衡量一个科学家科研能力与学术水平的根本标准、以科学论文的原创程度作为评价科学家学术成果价值的唯一标准。
陈世清先生认为，无论是知识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本质上都是理论的发展。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原创理论的产生来实现，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陈世清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化等于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金钱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
而只是自吹自擂忽悠老百姓的“原创”。
陈先生认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提升产业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我国经济形态由低附加值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外延扩张型经济向高附加值的内涵开发型经济转化，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化，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化，产业形态由传统产业为主向智慧产业为主转化。智慧产业 是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创新驱动不但是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而且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创新驱动才能使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因此必须把人的创新能力、国民创新素质的提高作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陈世清先生认为，创新驱动型经济就是智慧经济。智慧不能归结于知识，知识不能归结于科学，科学不能归结于线性科学。科学是真，知识是真善美的统一。作为智慧经济组成部分、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技体制改革目标不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老调重弹，而是要改变知识本身的结构，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重技术轻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社会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科学主导技术，软技术（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对应的技术）主导硬技术（同自然科学对应的技术）。如果说，创新驱动型经济就是无形资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那么创新驱动型经济也就是在无形资产结构中软技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如果说，传统的高科技表现为硬技术，那么智慧经济的高科技首先表现为软技术。软技术不仅主导了企业化、公司化与集团化，而且整合了集约化、系列化与规模化。硬技术是软技术发挥作用的工具，软技术则主导硬技术，为硬技术的产生和最大限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开辟道路，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开辟道路。
所以陈世清先生认为，智慧经济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在智慧经济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首先是能带来文化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软技术，然后才是自然科学与硬技术。其中，哲学的创新将为其他方面的创新起导向作用。智慧经济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必须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智慧经济使经济学功能化、价值化、功能价值化, 使经济学成为知识经济增长方式——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经世致用的科学，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指导。量子时代把握社会经济现象，必须靠智慧，不是靠科学，更不是靠线性科学;作为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学范式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的范式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指导与模式设计。
根据自己对真正意义的科学家的标准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模式的理解，陈世清先生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陈先生认为，要使我国原创理论特别是原创基础理论层出不穷，就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在学术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学术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培养创造型人才必须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必须根本改变目前体制内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与人才评价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与人才评价体制，才能释放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潜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
陈先生指出，必须根本改变目前的学术也要向钱看的学术产业化体制与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学术刊物和出版社不能企业化运营。当体制内的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体制内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只有体制外的市场评价与催化才是创新的真正标准与原动力。但是，目前的学术评价话语权却又只在体制内；一切职称、头衔只在体制内产生。这是转轨时期国家整体学术评价体系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对称；这个不对称，由僵化的学术评价体制同经济模式转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不对称造成。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赋予体制外——民间科研机构以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让民间科研机构拥有自己的专家学者，其权威度与含金量在实践中形成、由市场来检验；使中国拥有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兰德公司。只要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对象、内容相吻合，使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客体相互促进、对称发展，中国离诺贝尔奖就将不远。应该扶持民间科研机构的发展；在国家选题安排、课题经费分配、学术成果评价推广等方面，民间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应该享受同官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同等国民待遇。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陈先生认为，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陈先生指出，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原创思想。陈先生认为，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陈先生认为，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是通过科技体制改革解放人的智力，解放人的智力就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及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行政体制、行政化的科技体制与教育体制，树立能力至上、成就第一的唯能主义的社会评价体系与道德风尚；尽快纠正目前一切“向钱看”、属于口袋经济学的科技教育产业化政策，快速建立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使改革由追求GDP数字增长回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正确轨道上来。模式转轨主导科技体制转变，科技体制转变适应模式转轨；而价值机制，既是模式转轨、科技体制转变的核心，也是模式转轨、科技体制转变的动力；道德舆论、法制环境，则是模式转轨与科技体制转变的保证。它们共同组成了以原创思想为核心的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创新性的、使创新成为习惯与风气的社会生活体系。
原载：中国网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认为，一个国家通行的学术评价标准将对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起引导、领导、指导、主导作用。一个国家通行错误的学术评价标准将误导整个国家的科学进程，一个国家通行正确的学术评价标准将极大促进整个国家的科学发展。符合科学学规范的、与科学发展要求相对称、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与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新驱动型经济相对称、与科学发展观相对称的学术评价标准，只能是原创理论或理论的原创性。由于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经济学是复杂性学科，“经济学家”头衔是目前标准最混乱、争议最大的头衔，所以根据科学学原理和实践经验对“经济学家”头衔进行规范定义，对于规范我国学术评判标准有典型意义。陈先生正是通过对“经济学家”头衔进行规范定义，引申出我国学术评判的规范标准和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陈先生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的，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客观规律，因此经济学应该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家也应该是科学家，衡量经济学家的标准和衡量科学家的标准应该是本质一致的。陈先生认为，从科学学的意义上，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才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而不是以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或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家的标准。考虑到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除了原创基础理论，以诸如所谓发表论文刊物的级别、论文引用率等任何其他的标准作为衡量经济学家的标准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话语权的一种江湖手段；这种江湖手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潜移默化为学术界的潜规则，用这种潜规则替代科学发展与评判的显规则，必将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科学标准的混乱，从而误导科学的发展。所以必须正本清源，重塑经济学发展与评判的科学标准，而“经济学家”的定义或评判经济学家的标准，就是经济学学术评判的一般标准，也是科学家评判的一般标准。
陈世清先生认为，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经济学家”原创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经济趋势的预测能力与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每年发表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西方经济学家竟然“缺乏对经济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金融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理论、其原创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根据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标准，要建立创新型国民经济系统必然要求把科技体制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内容，把激发国人的创新能力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以科学理论创造力作为衡量一个科学家科研能力与学术水平的根本标准、以科学论文的原创程度作为评价科学家学术成果价值的唯一标准。
陈世清先生认为，无论是知识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本质上都是理论的发展。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原创理论的产生来实现，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陈世清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化等于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金钱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
而只是自吹自擂忽悠老百姓的“原创”。
陈先生认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提升产业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我国经济形态由低附加值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外延扩张型经济向高附加值的内涵开发型经济转化，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化，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化，产业形态由传统产业为主向智慧产业为主转化。智慧产业 是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创新驱动不但是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而且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创新驱动才能使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顺利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因此必须把人的创新能力、国民创新素质的提高作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陈世清先生认为，创新驱动型经济就是智慧经济。智慧不能归结于知识，知识不能归结于科学，科学不能归结于线性科学。科学是真，知识是真善美的统一。作为智慧经济组成部分、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技体制改革目标不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老调重弹，而是要改变知识本身的结构，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重技术轻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社会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科学主导技术，软技术（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对应的技术）主导硬技术（同自然科学对应的技术）。如果说，创新驱动型经济就是无形资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那么创新驱动型经济也就是在无形资产结构中软技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如果说，传统的高科技表现为硬技术，那么智慧经济的高科技首先表现为软技术。软技术不仅主导了企业化、公司化与集团化，而且整合了集约化、系列化与规模化。硬技术是软技术发挥作用的工具，软技术则主导硬技术，为硬技术的产生和最大限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开辟道路，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开辟道路。
所以陈世清先生认为，智慧经济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在智慧经济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首先是能带来文化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软技术，然后才是自然科学与硬技术。其中，哲学的创新将为其他方面的创新起导向作用。智慧经济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必须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智慧经济使经济学功能化、价值化、功能价值化, 使经济学成为知识经济增长方式——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使经济学真正成为经世致用的科学，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方法指导。量子时代把握社会经济现象，必须靠智慧，不是靠科学，更不是靠线性科学;作为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学范式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的范式为经济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指导与模式设计。
根据自己对真正意义的科学家的标准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目标模式的理解，陈世清先生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陈先生认为，要使我国原创理论特别是原创基础理论层出不穷，就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在学术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学术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培养创造型人才必须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必须根本改变目前体制内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与人才评价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与人才评价体制，才能释放中国人民的创造力潜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
陈先生指出，必须根本改变目前的学术也要向钱看的学术产业化体制与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学术刊物和出版社不能企业化运营。当体制内的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体制内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只有体制外的市场评价与催化才是创新的真正标准与原动力。但是，目前的学术评价话语权却又只在体制内；一切职称、头衔只在体制内产生。这是转轨时期国家整体学术评价体系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对称；这个不对称，由僵化的学术评价体制同经济模式转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不对称造成。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赋予体制外——民间科研机构以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让民间科研机构拥有自己的专家学者，其权威度与含金量在实践中形成、由市场来检验；使中国拥有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兰德公司。只要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对象、内容相吻合，使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客体相互促进、对称发展，中国离诺贝尔奖就将不远。应该扶持民间科研机构的发展；在国家选题安排、课题经费分配、学术成果评价推广等方面，民间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应该享受同官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同等国民待遇。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陈先生认为，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陈先生指出，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原创思想。陈先生认为，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陈先生认为，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是通过科技体制改革解放人的智力，解放人的智力就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及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行政体制、行政化的科技体制与教育体制，树立能力至上、成就第一的唯能主义的社会评价体系与道德风尚；尽快纠正目前一切“向钱看”、属于口袋经济学的科技教育产业化政策，快速建立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使改革由追求GDP数字增长回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正确轨道上来。模式转轨主导科技体制转变，科技体制转变适应模式转轨；而价值机制，既是模式转轨、科技体制转变的核心，也是模式转轨、科技体制转变的动力；道德舆论、法制环境，则是模式转轨与科技体制转变的保证。它们共同组成了以原创思想为核心的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创新性的、使创新成为习惯与风气的社会生活体系。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谈教育体制改革（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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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7 11:16 | by admin ]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谈教育体制改革
原载：中国网、光明网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认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提升产业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我国经济形态由低附加值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外延扩张型经济向高附加值的内涵开发型经济转化，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化，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化，产业形态由传统产业为主向智慧产业为主转化。智慧产业 就是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创新驱动不但是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而且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创新驱动才能使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就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增长方式上升为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的智慧经济本质上是智力经济，而智力中最根本的是创造力，因此陈世清先生认为智慧经济形态要求以提高人的创造力为教育的最根本目标，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建构创新型教育体制、智力开发体制作为重要内容。
陈先生认为现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致的应试教育文凭至上严重扼杀了人的创造力，造成除了读教科书外全民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与智慧经济所要求的人才素质结构背道而驰。陈先生认为，以GDP为中心作出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学术评价体制、人才体制与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设计，使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假专家假教授泛滥，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为逆选择逆淘汰披上合法的外衣，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官本位”，强化了学术行政化、学习行政化、干部教师科研乃至研究生队伍中经济与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与智慧经济、国民创新体系对人的素质要求格格不入乃至正相对立。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教育产业化演变成的文凭产业化、学历泡沫化、学术行政化对国民整体素质、国民创新能力、国民创新体系产生极大的扭曲异化。教育“产业”的本质应该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现行GDP导向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给中国国民创新体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智慧经济要求根本上改变目前的这种把学校利润而不是学生智力放在首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
陈先生认为，教育产业化政策的要害是西方中心论，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和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的要害是西方中心论。北大清华的教授聘任、评职称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和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使国内第一流的成果无法在北大清华这个平台得到推广，同时却使大量有“世界顶级名校博士”头衔、能够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文章、能够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二三流三四流不入流的学者得以占据北大清华的制高点时而英语时而汉语、时而汉语夹英语、时而英语夹汉语夸夸其谈，胡说八道，扩大影响力，使社会话语权分配“劣币驱逐良币”，使社会处于严重的前沿知识信息不对称状态，这不但误导了学术评价标准，而且误导了社会发展方向；不但对真正优秀的学者不公平，而且对社会不公平。
陈先生指出，由于和就业、职称、调动、户口等巨大利益挂钩，我国硕士、博士授予中的潜规则，已经逐步在教育产业中形成有巨大寻租空间的“灰色产业”或“第二教育产业”，常艳和她导师的故事、厦门大学博导不知道自己睡了几个女博士生的故事只是其中的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六条 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人员，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博士学位：（一）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三）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北大清华规定，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必须有硕士学位5年以上且获得国家级奖项。北大清华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的条件为什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不符？为什么北大清华均声称该条件是教育部规定，而教育部却不承认？这里面有没有猫腻或不可告人的目的？北大清华规定的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的条件实际上阻断了同等学力程序取得博士学位的通道，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泡沫化。抬高学历贬抑学术，用学历评价代替学术评价，使全社会假学历假文凭假学位泛滥，显然是高校中潜规则的显化与强化、延伸与扩大，有“内部人”以高校自主办学为名，通过用学历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自身标准制造门槛垄断学术评价话语权与国家学术公共品资源不当竞争不当得利的嫌疑，不但违背宪法而且违背科学发展规律，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的发展与北大清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陈先生对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陈先生指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建筑，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设备，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占地面积，不是拥有世界最多的一流大学的博士，而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师。世界一流大学，无非就是由世界一流大师来讲学，有世界一流大师在讲学。因此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也就转换成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师的问题，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也就转换为怎样拥有世界一流大师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师呢？陈先生认为，从科学史的意义上，世界一流大师之所以是世界一流大师，就在于他有自己的、以世界为参照系的新的科学范式，而新的科学范式只能以全世界为参照系。世界一流大师用自己的原创科学范式、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大圆圈，因而对人类科学的发展做出里程碑式的贡献。
陈先生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逐步停止了改革开放以前、刚改革开放时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口号和相关政策，在人才体制、学术评价、干部人事制度中唯学历是问，是改革的成果还是改革的怪胎？是与国际惯例接轨国际标准合拍，还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扭曲与异化？在党中央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创新创业机会的时代，这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陈先生指出，极力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在量子时代仍然试图用西方还原论思维方式掌控中国经济解释的话语权，用西方文化定位中国文化，用西方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用西方经济学话语权指导中国发展，用西方增长模式作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标本。泡沫GDP既是西方话语权产生的怪胎，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语系语境的“非理性”结晶。GDP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社会危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科学无国界的幌子，妄图摧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体性。他们极力否定中国人民的创新能力，扼杀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贬低中国人民的创新成果，剥夺中国人民的创新权利，摧毁中国国民创新体系；与此同时他们大量引进西方原版教材，大力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妄图在使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沙漠的同时使中国成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使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在给教育产业带来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使教育产业为GDP增长贡献最大化。GDP导向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给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国民创新体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陈先生指出，广义的教育是社会的信息遗传，通过这种遗传，社会有机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狭义的教育是系统的社会信息遗传。必须以狭义的教育为中心，以广义的教育为基础，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智力是知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力不但要考虑到知识的要素，而且要看知识的结构；不但要看知识的量，而且要看知识的质。智力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性能力。由教育“产业”的社会GDP性质决定，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思维的最高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由社会GDP定位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投资的货币收益而在于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社会效益必须把智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信息量或信息层面的知识量放在首位。
陈先生指出，我国实行创新驱动型战略必须首先从大学开始，不管是研究型大学还是一般大学都应该用创新力主导学习力。作为智慧经济重要内容的教育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属于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而国民创新体系属于社会GDP——社会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这一系统工程。因此应该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智慧经济社会GDP工程的落脚点：提高人的智力、经济转型升级、生产力高速发展与提高社会福利总水平。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形态中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是智慧经济立体的市场结构中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称的组成部分。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市场化等于产业化、产业化等于金钱化，教育、学术产业化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破坏了教育、学术平等竞争机制，为教育学术界权力寻租提供理论基础与社会心理基础。假学历假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将扭曲整个社会的人才评价机制与人才公平竞争机制，极大地损害人的主体性，严重地挫伤人的积极性，是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的癌症——教育、学术也要向前看的学术产业化政策同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
陈先生指出，根据科学发展观，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是健全的智慧经济不可缺少的社会系统工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说明，要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必然要求把教育体制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把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以科学理论创造力作为衡量教授学术水平和学生科研能力的唯一依据、以科学论文的原创程度作为评价教授学术成果价值的唯一标准，以原创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作为大学教学水平的最高标准。
陈世清先生认为，无论是知识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本质上都是理论的发展。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原创理论的产生来实现，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陈世清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化等于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金钱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而只是自吹自擂忽悠老百姓的“原创”。
陈先生指出，没有原创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人类科学史就是原创理论的产生、发展史。评判大学教授的水平不是获取博士学位的美国院校的排名，评判大学教授论文的水平不是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评判大学教授论文的价值不是论文的引用率高低，而是原创思想。大学教授与学生的原创思想不是由撰写论著的语种、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评价教授与学生的学术能力的标准不是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而是产生原创理论的能力。诺贝尔奖以“第一”——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才是科学评价真正的国际惯例。
陈先生指出，鼓励与保护原创思想，是鼓励与保护创新的源头；原创思想“为有源头活水来”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如果说，国民创新体系的源头是原创思想，那么原创思想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要在教育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要用主体性的“六经注我”式教育代替客体性的“我注六经”式教育，用主动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动型、素质型、综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教育代替被动型、应试型、知识型、单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继承型、就业型教育。要根本改变目前体制内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根本改变目前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原载：中国网、光明网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认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是提升产业结构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我国经济形态由低附加值的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外延扩张型经济向高附加值的内涵开发型经济转化，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化，经济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化，产业形态由传统产业为主向智慧产业为主转化。智慧产业 就是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创新驱动不但是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动力，而且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创新驱动才能使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就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增长方式上升为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的智慧经济本质上是智力经济，而智力中最根本的是创造力，因此陈世清先生认为智慧经济形态要求以提高人的创造力为教育的最根本目标，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建构创新型教育体制、智力开发体制作为重要内容。
陈先生认为现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导致的应试教育文凭至上严重扼杀了人的创造力，造成除了读教科书外全民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与智慧经济所要求的人才素质结构背道而驰。陈先生认为，以GDP为中心作出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学术评价体制、人才体制与干部人事制度的制度设计，使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假专家假教授泛滥，假学历假学位假论文假专著为逆选择逆淘汰披上合法的外衣，不是弱化而是强化了“官本位”，强化了学术行政化、学习行政化、干部教师科研乃至研究生队伍中经济与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与智慧经济、国民创新体系对人的素质要求格格不入乃至正相对立。教育产业化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典型，同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教育产业化助长学术行政化、学术界人身依附关系，在整个社会形成扼杀创新、贬抑创新的社会机制；在使全民文凭化的同时，使国民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大大降低。包养女大学生与女大学生卖淫现象愈演愈烈说明，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腐败，已经造成了一代人的堕落；如不及时纠正，对国民素质的消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教育产业化演变成的文凭产业化、学历泡沫化、学术行政化对国民整体素质、国民创新能力、国民创新体系产生极大的扭曲异化。教育“产业”的本质应该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现行GDP导向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给中国国民创新体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智慧经济要求根本上改变目前的这种把学校利润而不是学生智力放在首位的教育产业化政策。
陈先生认为，教育产业化政策的要害是西方中心论，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和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的要害是西方中心论。北大清华的教授聘任、评职称以美国毕业院校的排名为衡量教授水平标准、美国刊物级别和论文引用率排名为论文水平标准，使国内第一流的成果无法在北大清华这个平台得到推广，同时却使大量有“世界顶级名校博士”头衔、能够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文章、能够讲一口流利英语的二三流三四流不入流的学者得以占据北大清华的制高点时而英语时而汉语、时而汉语夹英语、时而英语夹汉语夸夸其谈，胡说八道，扩大影响力，使社会话语权分配“劣币驱逐良币”，使社会处于严重的前沿知识信息不对称状态，这不但误导了学术评价标准，而且误导了社会发展方向；不但对真正优秀的学者不公平，而且对社会不公平。
陈先生指出，由于和就业、职称、调动、户口等巨大利益挂钩，我国硕士、博士授予中的潜规则，已经逐步在教育产业中形成有巨大寻租空间的“灰色产业”或“第二教育产业”，常艳和她导师的故事、厦门大学博导不知道自己睡了几个女博士生的故事只是其中的缩影。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六条 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的研究生，或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的人员，通过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成绩合格，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博士学位：（一）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二）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三）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北大清华规定，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必须有硕士学位5年以上且获得国家级奖项。北大清华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的条件为什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不符？为什么北大清华均声称该条件是教育部规定，而教育部却不承认？这里面有没有猫腻或不可告人的目的？北大清华规定的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位的条件实际上阻断了同等学力程序取得博士学位的通道，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泡沫化。抬高学历贬抑学术，用学历评价代替学术评价，使全社会假学历假文凭假学位泛滥，显然是高校中潜规则的显化与强化、延伸与扩大，有“内部人”以高校自主办学为名，通过用学历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自身标准制造门槛垄断学术评价话语权与国家学术公共品资源不当竞争不当得利的嫌疑，不但违背宪法而且违背科学发展规律，严重阻碍了我国科学的发展与北大清华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陈先生对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看法。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陈先生指出，世界一流大学，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建筑，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设备，不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占地面积，不是拥有世界最多的一流大学的博士，而是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师。世界一流大学，无非就是由世界一流大师来讲学，有世界一流大师在讲学。因此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也就转换成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师的问题，怎样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也就转换为怎样拥有世界一流大师的问题。那么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师呢？陈先生认为，从科学史的意义上，世界一流大师之所以是世界一流大师，就在于他有自己的、以世界为参照系的新的科学范式，而新的科学范式只能以全世界为参照系。世界一流大师用自己的原创科学范式、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大圆圈，因而对人类科学的发展做出里程碑式的贡献。
陈先生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逐步停止了改革开放以前、刚改革开放时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口号和相关政策，在人才体制、学术评价、干部人事制度中唯学历是问，是改革的成果还是改革的怪胎？是与国际惯例接轨国际标准合拍，还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扭曲与异化？在党中央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创新创业机会的时代，这是值得每个人思考的问题。
陈先生指出，极力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在量子时代仍然试图用西方还原论思维方式掌控中国经济解释的话语权，用西方文化定位中国文化，用西方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用西方经济学话语权指导中国发展，用西方增长模式作为中国发展模式的标本。泡沫GDP既是西方话语权产生的怪胎，也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语系语境的“非理性”结晶。GDP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社会危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科学无国界的幌子，妄图摧垮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体性。他们极力否定中国人民的创新能力，扼杀中国人民的创新精神，贬低中国人民的创新成果，剥夺中国人民的创新权利，摧毁中国国民创新体系；与此同时他们大量引进西方原版教材，大力推销西方价值观念，妄图在使中国成为中国文化沙漠的同时使中国成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使中国人民的智力资源在给教育产业带来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使教育产业为GDP增长贡献最大化。GDP导向的教育产业化政策给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国民创新体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陈先生指出，广义的教育是社会的信息遗传，通过这种遗传，社会有机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狭义的教育是系统的社会信息遗传。必须以狭义的教育为中心，以广义的教育为基础，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智力是知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力不但要考虑到知识的要素，而且要看知识的结构；不但要看知识的量，而且要看知识的质。智力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性能力。由教育“产业”的社会GDP性质决定，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思维的最高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由社会GDP定位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投资的货币收益而在于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社会效益必须把智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信息量或信息层面的知识量放在首位。
陈先生指出，我国实行创新驱动型战略必须首先从大学开始，不管是研究型大学还是一般大学都应该用创新力主导学习力。作为智慧经济重要内容的教育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属于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而国民创新体系属于社会GDP——社会发展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这一系统工程。因此应该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智慧经济社会GDP工程的落脚点：提高人的智力、经济转型升级、生产力高速发展与提高社会福利总水平。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形态中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是智慧经济立体的市场结构中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称的组成部分。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市场化等于产业化、产业化等于金钱化，教育、学术产业化的理论基础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破坏了教育、学术平等竞争机制，为教育学术界权力寻租提供理论基础与社会心理基础。假学历假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将扭曲整个社会的人才评价机制与人才公平竞争机制，极大地损害人的主体性，严重地挫伤人的积极性，是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的癌症——教育、学术也要向前看的学术产业化政策同国民创新体系和国民素质体系本质上是对立的。
陈先生指出，根据科学发展观，国民创新体系、国民素质体系是健全的智慧经济不可缺少的社会系统工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具体运行机制说明，要建构创新驱动型经济必然要求把教育体制改革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把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以科学理论创造力作为衡量教授学术水平和学生科研能力的唯一依据、以科学论文的原创程度作为评价教授学术成果价值的唯一标准，以原创成果的质量和数量作为大学教学水平的最高标准。
陈世清先生认为，无论是知识的发展、哲学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本质上都是理论的发展。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原创理论的产生来实现，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陈世清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化等于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金钱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而只是自吹自擂忽悠老百姓的“原创”。
陈先生指出，没有原创理论就没有科学的发展，人类科学史就是原创理论的产生、发展史。评判大学教授的水平不是获取博士学位的美国院校的排名，评判大学教授论文的水平不是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评判大学教授论文的价值不是论文的引用率高低，而是原创思想。大学教授与学生的原创思想不是由撰写论著的语种、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评价教授与学生的学术能力的标准不是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能熟练阅读外文资料，而是产生原创理论的能力。诺贝尔奖以“第一”——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才是科学评价真正的国际惯例。
陈先生指出，鼓励与保护原创思想，是鼓励与保护创新的源头；原创思想“为有源头活水来”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如果说，国民创新体系的源头是原创思想，那么原创思想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要在教育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要用主体性的“六经注我”式教育代替客体性的“我注六经”式教育，用主动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动型、素质型、综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教育代替被动型、应试型、知识型、单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继承型、就业型教育。要根本改变目前体制内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根本改变目前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智慧产业（今日头条）
[ 2016/08/07 11:14 | by admin ]
2016/08/07 11:14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智慧产业
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所以从经济形态上是智慧经济，产业形态上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从增长方式上就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作为动态的、功能化的知识经济，就是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以知识运营为增长方式的经济形态；也只有知识经济上升到智慧经济阶段，人类经济增长方式才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
作为智慧经济龙头产业的智慧产业，是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
作为智慧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知识运营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创新就是通过创造产生新事物。知识运营中，知识创新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造自然创新是人工自然创新的前提，人工自然创新是人化自然创新的前提。
作为智慧经济技术手段的智能经济，是以智能机和信息网络为基础、平台和工具的智慧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突出了智慧经济中智能机和信息网络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知识经济形态和信息经济形态的历史衔接。
智慧产业+知识运营+智能经济=智慧经济。智慧经济首先通过智慧产业用智慧孵化项目，然后孵化企业，然后孵化名牌企业。知识运营，就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主要为信息高速公路，包括智能机），通过智慧产业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成为生产力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从而带来社会效益和给运营者带来经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与高科技项目。知识运营是人类迄今最高层次的项目、最新形态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知识经济的核心。
智慧产业是用先进的理论规范经济活动。以往的经济活动都是从经济实践活动中形成经验，再从经验上升为理论；而智慧产业则一开始就是用最先进的理论指导经济活动。理论先行是智慧产业的第一特征。智慧产业的第二个特征是用科学规律规范经济活动。我们现在用得越来越频繁的诸如“规范经营”、“规范竞争”、“与国际惯例接轨”等字眼，其中的“规范”、“国际惯例”等都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或人类长期经济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济活动的科学规律。这些规律虽然都以规则、法律等观念形式存在，然而却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智慧产业就是帮助人们自觉地发现、制定、运用科学规律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活动的效益。
智慧产业是企业“软件”的运营。企业“软件”有两层含义：①企业客观的关系，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素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产品之间的关系；②企业主观的关系，即反映和处理企业客观关系的理论（含理念）、制度、管理。智慧产业，就是通过建立科学、先进的企业的主观关系，来建立科学、先进的企业的客观关系，以取得企业最大限度的效益。
智慧产业是经济活动中智力运作方式的综合和升华。企业智力运作方式有三种：点子→策划→创造。这是知识运营从低级到高级、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实际上，点子、策划也都包含了创造，只是自发、肤浅、低层次的创造。创造就是通过质变，达到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量变达到质变，必须通过序（结构）变。知识运营就是通过对生产各要素的优化组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序变）产生巨大的生产力。
智慧产业是自上而下的运营。人类以往的经济活动发展是从产品运营，上升到资产运营，尔后上升到资本运营，最后上升到知识运营；而智慧产业则是以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前者呈自下而上发展，后者呈自上而下提升。我们把前者称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次创业，后者称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二次创业。
智慧产业是经济的无投资增长。传统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这是片面的。资本积累只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而内涵扩大再生产，靠的不是资本积累而是知识积累——知识运营。如果说，原子核裂变释放的能量大于增加几吨炸药释放的能量，那么，靠知识运营带来的企业的序变（理论创新、企业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产业创新）而产生的能量，也必然大于简单的投资增长而产生的能量。实际上，通过投资的量的增加也必须通过序变（结构的变化）才能达到经济总量的增长。知识运营是把这种序变自发上升为自觉，从而产生相对于投资增长的“无投资增长”效益。
智慧产业是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互相转化的中介。智慧产业促使现代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在把精神生产力转变为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促使物质生产力转变为精神生产力，促使知识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推动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
智慧产业是人类二次创业的龙头。人类第一次创业是生存创业，第二次创业是生态创业。
第一次创业——生存创业：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六次产业革命：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工业、信息业、知识业。六次产业革命的过程说明了一个铁的历史规律：人类必然自发地从认识和利用物质资源开始，然后及于能量，再及于信息，最后从信息中提升和利用知识。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并由此产生相应的实践过程。这种以实物和能源为生产的主要要素，决定了人类生活水平只是求生存；而这种求生存的生活方式，必然以实物和能源的大量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和利用为前提。这就造成了原始社会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同人的统一、奴隶和封建社会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同人的分裂、资本主义社会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分裂。第二次创业——生态创业：只有信息社会，信息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人们才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如果说，第一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当前的生存问题，必然要对自然资源作掠夺式的“经营”，这时自然科学就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第二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然要和自然和平共处，要求对自然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等知识的其他方面也就同时成了第一生产力。在这里，生态创业、可持续发展，是二次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
二次创业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智慧经济的核心。知识运营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创意产业成为知识产业的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作为项目的知识运营，是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的能动的先导部分。
在微观企业层次上，知识运营就是通过智慧产业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在宏观产业层面上，知识运营就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因此，上述知识运营的微观方式是宏观方式的内涵，宏观方式是微观方式的外延展开。
知识经济并非通常所理解的，仅仅指知识的商品化、产业化。正好像工业化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和取消农业一样，知识产业化也不能代替和取消传统产业。知识经济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知识的产业化，更重要的，在于知识产业的主导化和龙头化——用智慧和智慧产业来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二次创业的实质，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使传统产业中的知识、或知识在传统产业中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由从属转为主导。
只有智慧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智慧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智慧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这是人类创业史的否定之否定：人类“产业”未分状态→各个产业的分离→各个产业的重新统一。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智慧经济就是世界大同——人类重新走向统一，只不过是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统一。
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所以从经济形态上是智慧经济，产业形态上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从增长方式上就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作为动态的、功能化的知识经济，就是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以知识运营为增长方式的经济形态；也只有知识经济上升到智慧经济阶段，人类经济增长方式才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
作为智慧经济龙头产业的智慧产业，是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
作为智慧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知识运营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创新就是通过创造产生新事物。知识运营中，知识创新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造自然创新是人工自然创新的前提，人工自然创新是人化自然创新的前提。
作为智慧经济技术手段的智能经济，是以智能机和信息网络为基础、平台和工具的智慧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突出了智慧经济中智能机和信息网络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知识经济形态和信息经济形态的历史衔接。
智慧产业+知识运营+智能经济=智慧经济。智慧经济首先通过智慧产业用智慧孵化项目，然后孵化企业，然后孵化名牌企业。知识运营，就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主要为信息高速公路，包括智能机），通过智慧产业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成为生产力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从而带来社会效益和给运营者带来经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与高科技项目。知识运营是人类迄今最高层次的项目、最新形态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知识经济的核心。
智慧产业是用先进的理论规范经济活动。以往的经济活动都是从经济实践活动中形成经验，再从经验上升为理论；而智慧产业则一开始就是用最先进的理论指导经济活动。理论先行是智慧产业的第一特征。智慧产业的第二个特征是用科学规律规范经济活动。我们现在用得越来越频繁的诸如“规范经营”、“规范竞争”、“与国际惯例接轨”等字眼，其中的“规范”、“国际惯例”等都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或人类长期经济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济活动的科学规律。这些规律虽然都以规则、法律等观念形式存在，然而却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智慧产业就是帮助人们自觉地发现、制定、运用科学规律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活动的效益。
智慧产业是企业“软件”的运营。企业“软件”有两层含义：①企业客观的关系，包括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要素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产品之间的关系；②企业主观的关系，即反映和处理企业客观关系的理论（含理念）、制度、管理。智慧产业，就是通过建立科学、先进的企业的主观关系，来建立科学、先进的企业的客观关系，以取得企业最大限度的效益。
智慧产业是经济活动中智力运作方式的综合和升华。企业智力运作方式有三种：点子→策划→创造。这是知识运营从低级到高级、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实际上，点子、策划也都包含了创造，只是自发、肤浅、低层次的创造。创造就是通过质变，达到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产生。量变达到质变，必须通过序（结构）变。知识运营就是通过对生产各要素的优化组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序变）产生巨大的生产力。
智慧产业是自上而下的运营。人类以往的经济活动发展是从产品运营，上升到资产运营，尔后上升到资本运营，最后上升到知识运营；而智慧产业则是以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前者呈自下而上发展，后者呈自上而下提升。我们把前者称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次创业，后者称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二次创业。
智慧产业是经济的无投资增长。传统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这是片面的。资本积累只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前提；而内涵扩大再生产，靠的不是资本积累而是知识积累——知识运营。如果说，原子核裂变释放的能量大于增加几吨炸药释放的能量，那么，靠知识运营带来的企业的序变（理论创新、企业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产业创新）而产生的能量，也必然大于简单的投资增长而产生的能量。实际上，通过投资的量的增加也必须通过序变（结构的变化）才能达到经济总量的增长。知识运营是把这种序变自发上升为自觉，从而产生相对于投资增长的“无投资增长”效益。
智慧产业是精神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互相转化的中介。智慧产业促使现代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在把精神生产力转变为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促使物质生产力转变为精神生产力，促使知识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推动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
智慧产业是人类二次创业的龙头。人类第一次创业是生存创业，第二次创业是生态创业。
第一次创业——生存创业：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六次产业革命：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工业、信息业、知识业。六次产业革命的过程说明了一个铁的历史规律：人类必然自发地从认识和利用物质资源开始，然后及于能量，再及于信息，最后从信息中提升和利用知识。因为，人类的认识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并由此产生相应的实践过程。这种以实物和能源为生产的主要要素，决定了人类生活水平只是求生存；而这种求生存的生活方式，必然以实物和能源的大量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和利用为前提。这就造成了原始社会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同人的统一、奴隶和封建社会以自然和社会为中心同人的分裂、资本主义社会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分裂。第二次创业——生态创业：只有信息社会，信息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人们才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如果说，第一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当前的生存问题，必然要对自然资源作掠夺式的“经营”，这时自然科学就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第二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然要和自然和平共处，要求对自然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等知识的其他方面也就同时成了第一生产力。在这里，生态创业、可持续发展，是二次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智慧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
二次创业是知识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智慧经济的核心。知识运营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创意产业成为知识产业的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作为项目的知识运营，是作为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的能动的先导部分。
在微观企业层次上，知识运营就是通过智慧产业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在宏观产业层面上，知识运营就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因此，上述知识运营的微观方式是宏观方式的内涵，宏观方式是微观方式的外延展开。
知识经济并非通常所理解的，仅仅指知识的商品化、产业化。正好像工业化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和取消农业一样，知识产业化也不能代替和取消传统产业。知识经济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知识的产业化，更重要的，在于知识产业的主导化和龙头化——用智慧和智慧产业来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二次创业的实质，是通过智慧产业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使传统产业中的知识、或知识在传统产业中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由从属转为主导。
只有智慧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智慧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智慧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这是人类创业史的否定之否定：人类“产业”未分状态→各个产业的分离→各个产业的重新统一。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智慧经济就是世界大同——人类重新走向统一，只不过是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统一。
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四）（头版头条）
[ 2016/08/07 11:12 | by admin ]
2016/08/07 11:12 | by admin ]
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四）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用时空相对论解“阿基里斯悖论” 阿基里斯（Ａｃｈｉｌｌｅｓ）是希腊神话中善跑的英雄。芝诺讲：阿基里斯在赛跑中不可能追上起步稍微领先于他的乌龟，因为当他要到达乌龟出发的那一点，乌龟又向前爬动了。阿基里斯和乌龟的距离可以无限地缩小，但永远追不上乌龟。
解悖：这个悖论割裂了运动时空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只看到运动时空间的连续性，没有看到运动时空间的非连续性。连续运动的物体——乌龟——在特定的时间必定要经过特定的空间，这个空间完全可以和连续运动的另一物体——阿基里斯——在特定的时间必定要经过的特定的空间重合，这个重合点就是阿基里斯追上乌龟的时空点。这个重合完全可以以阿基里斯超过乌龟的形式实现。这说明，阿基里斯可以追上乌龟。
同时，这个悖论是以阿基里斯不可能超过乌龟、只能跟在乌龟后面为立论前提，也就是以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为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立论前提，这是犯了把结论当预设前提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
这个悖论的语言表达式是：因为阿基里斯只能跟在乌龟后面追（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所以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这个悖论的表达式也是：因为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所以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即：因为A，所以A。循环论证。我们要追一个人的时候，要么从后面把他拉住，要么超过他，哪里有仅仅跟在他脚跟后面。问题是这个悖论这么明显的逻辑错误，几千年没有人能看出来，用什么集合论来论证阿基里斯能追上乌龟。如果阿基里斯只能跟在后面追这个前提能成立，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这个结论就是正确的。
用无限性和有限性、运动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解“二分法悖论”。 当一个物体行进一段距离到达Ｄ，它必须首先到达距离Ｄ的二分之一，然后是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以至可以无穷地划分下去。因此，这个物体永远也到达不了Ｄ。
解悖：这个悖论是通过割裂物质的无限性和有限性、运动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用物质的无限性否认有限性、运动的连续性否认非连续性，把不可能的结论当做不可能的前提，属于循环论证。
纸牌悖论 纸牌悖论就是纸牌的一面写着：“纸牌反面的句子是对的。”而另一面却写着：“纸牌反面的句子是错的。”那么到底哪句是正确的？
解悖：纸牌正反两面的表述是对立的，由于这对立的两种表述都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命题，所以只能说这个所谓的悖论实际上是自相矛盾，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制造这个悖论只不过是玩文字游戏。
秦赵之约 秦国与赵国订立条约：今后，秦国想做的，赵国帮助；赵国想做的，秦国帮助。不久，秦国兴师攻打魏国，赵国打算援救。秦王不高兴，差人对赵王说：秦国想做的，赵国帮助；赵国想做的，秦国帮助。秦国要打魏国，而赵国援救他们，这是违约。赵王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平原君，平原君向公孙龙请教。公孙龙回答：“赵王也可以派人对秦王说：赵国打算援救魏国，现在秦国却不帮助赵国，这也不合乎条约。”
解悖：法律上有“违约在先”一说，即合同一方已经违约的情况下，另一方违约不算违约。本悖论的产生源于没有把两个违约的行为和各自的时间对称，犯了不当类比的错误。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用时空相对论解“阿基里斯悖论” 阿基里斯（Ａｃｈｉｌｌｅｓ）是希腊神话中善跑的英雄。芝诺讲：阿基里斯在赛跑中不可能追上起步稍微领先于他的乌龟，因为当他要到达乌龟出发的那一点，乌龟又向前爬动了。阿基里斯和乌龟的距离可以无限地缩小，但永远追不上乌龟。
解悖：这个悖论割裂了运动时空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只看到运动时空间的连续性，没有看到运动时空间的非连续性。连续运动的物体——乌龟——在特定的时间必定要经过特定的空间，这个空间完全可以和连续运动的另一物体——阿基里斯——在特定的时间必定要经过的特定的空间重合，这个重合点就是阿基里斯追上乌龟的时空点。这个重合完全可以以阿基里斯超过乌龟的形式实现。这说明，阿基里斯可以追上乌龟。
同时，这个悖论是以阿基里斯不可能超过乌龟、只能跟在乌龟后面为立论前提，也就是以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为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立论前提，这是犯了把结论当预设前提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
这个悖论的语言表达式是：因为阿基里斯只能跟在乌龟后面追（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所以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这个悖论的表达式也是：因为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所以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即：因为A，所以A。循环论证。我们要追一个人的时候，要么从后面把他拉住，要么超过他，哪里有仅仅跟在他脚跟后面。问题是这个悖论这么明显的逻辑错误，几千年没有人能看出来，用什么集合论来论证阿基里斯能追上乌龟。如果阿基里斯只能跟在后面追这个前提能成立，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这个结论就是正确的。
用无限性和有限性、运动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解“二分法悖论”。 当一个物体行进一段距离到达Ｄ，它必须首先到达距离Ｄ的二分之一，然后是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以至可以无穷地划分下去。因此，这个物体永远也到达不了Ｄ。
解悖：这个悖论是通过割裂物质的无限性和有限性、运动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用物质的无限性否认有限性、运动的连续性否认非连续性，把不可能的结论当做不可能的前提，属于循环论证。
纸牌悖论 纸牌悖论就是纸牌的一面写着：“纸牌反面的句子是对的。”而另一面却写着：“纸牌反面的句子是错的。”那么到底哪句是正确的？
解悖：纸牌正反两面的表述是对立的，由于这对立的两种表述都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命题，所以只能说这个所谓的悖论实际上是自相矛盾，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制造这个悖论只不过是玩文字游戏。
秦赵之约 秦国与赵国订立条约：今后，秦国想做的，赵国帮助；赵国想做的，秦国帮助。不久，秦国兴师攻打魏国，赵国打算援救。秦王不高兴，差人对赵王说：秦国想做的，赵国帮助；赵国想做的，秦国帮助。秦国要打魏国，而赵国援救他们，这是违约。赵王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平原君，平原君向公孙龙请教。公孙龙回答：“赵王也可以派人对秦王说：赵国打算援救魏国，现在秦国却不帮助赵国，这也不合乎条约。”
解悖：法律上有“违约在先”一说，即合同一方已经违约的情况下，另一方违约不算违约。本悖论的产生源于没有把两个违约的行为和各自的时间对称，犯了不当类比的错误。
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五）（头版头条）
[ 2016/08/07 11:11 | by admin ]
2016/08/07 11:11 | by admin ]
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五）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外祖母悖论： 英国科学家霍金设想人有可能乘坐时速超过光速的宇宙飞船——“时间机器”通过时间隧道回到过去，甚至回到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因此人有可能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人如果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外祖母就不可能生这个人的母亲，这个人也就不可能出世； 现在这个人不但出世了，而且还杀死了他的外祖母。这就产生了悖论。这个悖论的抽象公式：不可能=现实。解决“外祖母悖论”，物理界产生了平等历史(也叫平行宇宙)的说法。
解悖：这个悖论犯了“用错误前提推出正确结论”的逻辑错误。产生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是“人有可能乘坐时间机器通过时间隧道回到过去，甚至回到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这个前提不成立。时间本身是不可逆的，人不管怎样都是不可能回到过去的，人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解开这个悖论的公式：不可能=不可能。
这个悖论的逻辑错误根源于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把宇宙惯性系本身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而强加给宇宙惯性系，得出错误的结论。即使人可以乘坐时速超过光速的“时间机器”通过“时间隧道” 进行超越光速的时间旅行，人也只能看到死去的亲人生前活动的光影，不可能与死去的亲人见面并和死去的亲人对话，就像人可以通过录像看过去发生的事情不等于回到过去一样。人不可能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就像人不可能改变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指的就是时间是不可倒流的。不能把追光和时间倒流混为一谈。霍金之所以把“追光”和“时间倒流”混为一谈，是因为他和爱因斯坦一样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这两个不同概念。参照系——“人可以追光”只能是相对于人而言，因而具有主观的特征；而惯性系“时间不可倒流”是客观存在的。参照系与参照系对称，惯性系与惯性系对称。同时性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在不同的惯性系之间可以绝对存在。参照系与惯性系之间是否对称，必须放在主客体相统一的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考察。整个宇宙是一个惯性系，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霍金的时间机器理论把参照系与惯性系混为一谈，把自己回到过去的意志通过所谓的“时间机器”与“时间隧道”的设想强加到宇宙头上，违背了对称性的原理，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夸大为对宇宙整体和本质的认识。主客体间的不对称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孪生子佯谬 这是一个与相对论有关的悖论。
爱因斯坦的成就之一，就是引进了一个定律，用C表示恒定的真空光速，把它纳入自然常数之列，作为不可达到的最高临界速度。根据光速恒定，引出了相对论的两个著名的“佯谬”，它们曾经被人嘲讽为相对论的“荒诞无稽”的结论。
“孪生兄弟佯谬”是指以快速运动为参考系的钟，比静止参考系中的钟走得慢。根据这一结论，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一个乘飞船按接近光速的速度在太空旅行的人，当他返回地球的时候，就会比生活在地球上的孪生兄弟年轻。因为他的生物钟，比留在地球上的人要慢。尽管目前的宇宙飞船还远远达不到接近光速的速度。
在1905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确立以前，牛顿定律是速度远远小于光速条件下的定律，机械自然观统驭着人们的空间想象，因此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爱因斯坦关于时间相对论化的概念是崭新的，它取缔了牛顿“绝对时间”的概念，使“绝对运动”概念也失去了立足之地。
这个悖论的根源在于：爱因斯坦一样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这两个不同概念。参照系——“以快速运动为参考系的钟”的快慢只能是相对于人而言，因而具有主观的特征；而惯性系“绝对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的生物钟取决于绝对时间而不是取决于相对时间，哥哥的生物钟不会因为以快速运动为参考系的钟比静止参考系中的钟走得慢，而比弟弟的生物钟走得慢；哥哥也不会因为乘飞船按接近光速的速度在太空旅行一段时间后变得比弟弟年轻。
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属于参照系，牛顿“绝对时间”属于宇宙惯性系，只要把参照系和惯性系区别开来，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理论与牛顿“绝对时间”理论两者并不冲突，都是科学的。参照系与参照系对称，惯性系与惯性系对称。同时性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在不同的惯性系之间可以绝对存在。参照系与惯性系之间是否对称，必须放在主客体相统一的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考察。整个宇宙是一个惯性系，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爱因斯坦把参照系与惯性系混为一谈，把属于参照系范畴的时钟快慢、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强加到宇宙头上，认为是宇宙惯性系本身固有的，违背了对称性的原理，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夸大为对宇宙整体和本质的认识。主客体间的不对称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孪生子佯谬”的产生是不奇怪的。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不等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属于以人为观察主体的参照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宇宙惯性系的规律反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间和空间的相互转化是宇宙惯性系本身固有的，与参照系无关，与人对时间的感觉无关，与牛顿的“绝对时间”也没有冲突。
伸缩的尺 这是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引出的另一个悖论：一把快速运动着的尺子，它和静止状态相比，在运动方向上长度缩短。这个问题是从迈克尔逊实验结果提出来的，后来形成了洛仑兹的机械收缩假说。爱因斯坦认为，这种收缩可以用两个参考系之间存在着的相对速度来解释。
解悖：这个悖论的产生同样由于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并因此混淆了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概念。宇宙中物体的运动既有相对运动——在参照系中的运动，也有绝对运动——不在参照系、只在惯性系中的运动。在参照系中一把快速运动着的尺子和静止状态相比在运动方向上长度缩短，在惯性系中一把快速运动着的尺子和静止状态相比在运动方向上长度不会缩短。这个悖论产生的原因是运动物体的时间和空间不对称，把特定时空状态（参照系）下运动的物体性质推到所有时空状态（惯性系）下运动的物体性质，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外祖母悖论： 英国科学家霍金设想人有可能乘坐时速超过光速的宇宙飞船——“时间机器”通过时间隧道回到过去，甚至回到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因此人有可能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人如果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外祖母就不可能生这个人的母亲，这个人也就不可能出世； 现在这个人不但出世了，而且还杀死了他的外祖母。这就产生了悖论。这个悖论的抽象公式：不可能=现实。解决“外祖母悖论”，物理界产生了平等历史(也叫平行宇宙)的说法。
解悖：这个悖论犯了“用错误前提推出正确结论”的逻辑错误。产生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是“人有可能乘坐时间机器通过时间隧道回到过去，甚至回到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这个前提不成立。时间本身是不可逆的，人不管怎样都是不可能回到过去的，人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解开这个悖论的公式：不可能=不可能。
这个悖论的逻辑错误根源于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把宇宙惯性系本身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而强加给宇宙惯性系，得出错误的结论。即使人可以乘坐时速超过光速的“时间机器”通过“时间隧道” 进行超越光速的时间旅行，人也只能看到死去的亲人生前活动的光影，不可能与死去的亲人见面并和死去的亲人对话，就像人可以通过录像看过去发生的事情不等于回到过去一样。人不可能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就像人不可能改变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指的就是时间是不可倒流的。不能把追光和时间倒流混为一谈。霍金之所以把“追光”和“时间倒流”混为一谈，是因为他和爱因斯坦一样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这两个不同概念。参照系——“人可以追光”只能是相对于人而言，因而具有主观的特征；而惯性系“时间不可倒流”是客观存在的。参照系与参照系对称，惯性系与惯性系对称。同时性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在不同的惯性系之间可以绝对存在。参照系与惯性系之间是否对称，必须放在主客体相统一的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考察。整个宇宙是一个惯性系，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霍金的时间机器理论把参照系与惯性系混为一谈，把自己回到过去的意志通过所谓的“时间机器”与“时间隧道”的设想强加到宇宙头上，违背了对称性的原理，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夸大为对宇宙整体和本质的认识。主客体间的不对称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孪生子佯谬 这是一个与相对论有关的悖论。
爱因斯坦的成就之一，就是引进了一个定律，用C表示恒定的真空光速，把它纳入自然常数之列，作为不可达到的最高临界速度。根据光速恒定，引出了相对论的两个著名的“佯谬”，它们曾经被人嘲讽为相对论的“荒诞无稽”的结论。
“孪生兄弟佯谬”是指以快速运动为参考系的钟，比静止参考系中的钟走得慢。根据这一结论，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一个乘飞船按接近光速的速度在太空旅行的人，当他返回地球的时候，就会比生活在地球上的孪生兄弟年轻。因为他的生物钟，比留在地球上的人要慢。尽管目前的宇宙飞船还远远达不到接近光速的速度。
在1905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确立以前，牛顿定律是速度远远小于光速条件下的定律，机械自然观统驭着人们的空间想象，因此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爱因斯坦关于时间相对论化的概念是崭新的，它取缔了牛顿“绝对时间”的概念，使“绝对运动”概念也失去了立足之地。
这个悖论的根源在于：爱因斯坦一样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这两个不同概念。参照系——“以快速运动为参考系的钟”的快慢只能是相对于人而言，因而具有主观的特征；而惯性系“绝对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的生物钟取决于绝对时间而不是取决于相对时间，哥哥的生物钟不会因为以快速运动为参考系的钟比静止参考系中的钟走得慢，而比弟弟的生物钟走得慢；哥哥也不会因为乘飞船按接近光速的速度在太空旅行一段时间后变得比弟弟年轻。
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属于参照系，牛顿“绝对时间”属于宇宙惯性系，只要把参照系和惯性系区别开来，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理论与牛顿“绝对时间”理论两者并不冲突，都是科学的。参照系与参照系对称，惯性系与惯性系对称。同时性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在不同的惯性系之间可以绝对存在。参照系与惯性系之间是否对称，必须放在主客体相统一的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考察。整个宇宙是一个惯性系，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爱因斯坦把参照系与惯性系混为一谈，把属于参照系范畴的时钟快慢、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强加到宇宙头上，认为是宇宙惯性系本身固有的，违背了对称性的原理，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夸大为对宇宙整体和本质的认识。主客体间的不对称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孪生子佯谬”的产生是不奇怪的。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不等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属于以人为观察主体的参照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宇宙惯性系的规律反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间和空间的相互转化是宇宙惯性系本身固有的，与参照系无关，与人对时间的感觉无关，与牛顿的“绝对时间”也没有冲突。
伸缩的尺 这是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引出的另一个悖论：一把快速运动着的尺子，它和静止状态相比，在运动方向上长度缩短。这个问题是从迈克尔逊实验结果提出来的，后来形成了洛仑兹的机械收缩假说。爱因斯坦认为，这种收缩可以用两个参考系之间存在着的相对速度来解释。
解悖：这个悖论的产生同样由于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并因此混淆了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概念。宇宙中物体的运动既有相对运动——在参照系中的运动，也有绝对运动——不在参照系、只在惯性系中的运动。在参照系中一把快速运动着的尺子和静止状态相比在运动方向上长度缩短，在惯性系中一把快速运动着的尺子和静止状态相比在运动方向上长度不会缩短。这个悖论产生的原因是运动物体的时间和空间不对称，把特定时空状态（参照系）下运动的物体性质推到所有时空状态（惯性系）下运动的物体性质，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