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区分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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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7 11:00 | by admin ]
2016/08/07 11:00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区分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
什么是对称型调控？对称型调控就是用对称手段而非均衡手段进行反周期调控，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结构对称发展。对称型调控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对称型调控用增量化解存量，不承认经济过热现象。
什么是均衡型调控？均衡型调控就是用均衡手段而非对称手段进行周期性调控，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周期性增长。均衡型调控着眼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均衡型调控靠去产能去库存化解存量给“经济过热”降温。
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的本质区别：前者是用增量调控促存量调整，后者是用缩短战线来消尖磨平。后者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前者是调结构，促改革，稳增长，增就业，惠民生。
国家“干预”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而在于经济发展本身的宏观化、社会化，使国家本身成了经济的主体——宏观经济的主体。而“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交接与碰撞。因此，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失灵，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失灵。只要搞清市场经济中企业——微观经济主体与政府——宏观经济主体的对称关系，市场就没有失灵，也不会失灵。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都是微观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宏观经济时代都应该被扬弃。
“均衡”与“对称”不可同日而语。仅仅客体和客体对称的“均衡”概念，在相容性上和“对称”概念不可同日而语。对称经济中，客体是一个系统（企业是一个系统），主体也是一个系统（人的全面发展）；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不仅表现在生产手段，而且表现在生产目标；效益也不仅表现在手段，而且体现在目的。对称经济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大系统，同时处理好它内部的要素、结构、层次，小系统和大系统的关系，发挥综合的最佳功能——最大限度发展社会生产力。
对称经济把生产力看成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不但可以处理好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而且可以处理好社会生产力的近期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破坏社会系统的平衡，例如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破坏式的利用，可以使个别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甚至可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暂时发展，但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长久发展。要使社会生产力得以长久、稳定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包括生态平衡、和平的国际环境、社会安定团结、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
正因为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所以生产力的进步程度也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综合标志和根本标志；反过来，也只有社会系统中各方面的发展程度，才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标准。
对称型调控是水涨船高，均衡型调控是水落石出。对称和均衡的本质区别：均衡是从不均衡到均衡，对称是破坏均衡，创造新的均衡。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的本质区别：前者总体上是用增量调控促存量调整，后者是用缩短战线来消尖磨平；因此前者用尽量减少损失且不断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调整，后者则是伴随大起大落的周期。前者尽量减少政策性风险，因此可以给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予期，后者则会使人们养成“周期”的习惯性思维与行为，从而产生不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消极的予期。所以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前者是水涨船高，后者是水落石出。
对称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与周期发展观、“大起大落”观相对而言。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对称观，周期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均衡观。解放思想，首先要从传统经济学的均衡观中走出来，摆脱超速发展的精神枷锁，才能轻装上阵、迈出步伐。
人民币对内增值是提高人民资产性收入的主要途径，而提高人们资产收入是提高人们消费预期值的保证，提高人们消费预期值和政府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人们积极消费、健康消费、扩大内需的手段和保证。
增长中最关键的是人的主体，平衡是次要的。传统社会主义是本未倒置。只有人的主体性的高扬，才有积极的平衡——对称，有了对称，才有真正的增长。而要提高人的主体性，一要民主，二要法制，所以平衡是社会整个系统各个要素与结构的协调有序，生产力是整个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
从效果来看，对称型调控带来的是稳定型经济，均衡型调控带来的是周期性经济。如果说，配置型经济与周期性经济以微观型经济为基础，那么伴随着经济的知识化、社会化、宏观化、全球化，将是再生型经济与稳定型经济；配置型经济与周期性经济将成昔日黄花。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发展阶段是对称的；同一个经济学范式中的不同经济学模式是对称的。到了经济全球化、经济宏观化时代，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只能走入历史。这时再照搬西方工业经济时期形成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只能是时空错位。
对称经济是经济形态，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而再生型经济与稳定型经济是对称经济的一种技术形态与表现方式，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横向：双赢经济
社会形态
纵向：幸福经济
对称经济 横向：再生型经济（循环经济是其宏观表现）
技术形态
纵向：稳定型经济
经济周期化，是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转变过程中，缺乏相应的宏观调控的配套措施而导致的现象，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管理不对称的产物。经济周期化发展，是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稳定型经济相对立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旦建立起有效的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宏观调控手段，经济周期将会消除；那种把经济周期常态化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也将休矣。
对称型反周期宏观调控可以控制周期波动。周期波动恰恰证明了正确的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宏观调控有没有必要，要看宏观调控是否正确。正确的宏观调控可以反周期波动，而错误的宏观调控则会强化周期波动。所以要不要宏观调控，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确的宏观调控就是对称型反周期宏观调控。“对称型反周期宏观调控”就是用对称手段而非均衡手段进行反周期调控。
财政 高就业
对 增税 对称的产业政策
称型 高产值
反周 财政
期宏 增支 高币值 反周期、反两极分化
观调
控模 高工资
型 稳定、可持续发展
扶持 高储蓄
创业
工程 高消费
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非货币化要求与货币手段之间不对称的产物。货币总量多少只是量的差别，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则要求打破以货币为唯一调节手段的桎捁。当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上要求人类要有新的调控手段时，主流经济学家们仍然把视野放在钱洞里，观念停留在小商品经济时期，必然使市场经济以洪水猛兽的破坏力形态出现。只有与时俱进，把人的观念与视野转移到到非货币领域，才能采取有效手段避免经济危机。
对称型反周期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作为对称系统工程的对称型反周期宏观调控，包括通常的“货币手段”与财政手段——二者的关系是“静”和“动”、不变和万变的对称关系。“货币手段”本身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在汇率随行就市中保持汇率的稳定性，在货币总量控制中保持币值的稳定性。在“货币手段”与财政手段的相互关系中，也同样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不变”的“货币手段”是无为，积极的财政手段是有为。宏观调控，就是“货币手段”与财政手段之间无为与有为的对称统一。宏观调控的结果，就是生活不断改善，币值逐年上升，物价逐年下降，就业不断增长，经济稳步发展，产业不断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
汇率随行就市 功能：
货币总量控制 货币手段 生活不断改善
周期—— 政府宏观调控 投资平衡发展 币值逐年上升
从对策 打破行业垄断 财政手段 物价逐年下降
到对称 扶持创业工程 就业不断增长
产业不断升级
经济稳步发展
国民待遇
民营经济自由发展
创业工程
财政手段中最关键的是扶持创业工程，“货币手段”中最关键的是货币总量控制。
作为对称系统工程的对称型反周期宏观调控，还包括政策的稳定性。有政策的稳定性才有经济的稳定性，才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政策的稳定性
反商业周期
投资的稳定性 的经济稳定性 ——经济可持续发展
货币的稳定性
政策失误、政策多变、政策执行失误、政策-舆论导向与公众预期错误，也会导致经
济周期波动、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如果各级政府一方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方面“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那么宏观调控不可能有任何正面的效果。
政策错误
经济周期 政策多变：非稳定的政策
波动根源
政策执行失误
政策-舆论导向与公众预期错误
什么是对称型调控？对称型调控就是用对称手段而非均衡手段进行反周期调控，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结构对称发展。对称型调控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对称型调控用增量化解存量，不承认经济过热现象。
什么是均衡型调控？均衡型调控就是用均衡手段而非对称手段进行周期性调控，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周期性增长。均衡型调控着眼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均衡型调控靠去产能去库存化解存量给“经济过热”降温。
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的本质区别：前者是用增量调控促存量调整，后者是用缩短战线来消尖磨平。后者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前者是调结构，促改革，稳增长，增就业，惠民生。
国家“干预”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而在于经济发展本身的宏观化、社会化，使国家本身成了经济的主体——宏观经济的主体。而“市场失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交接与碰撞。因此，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失灵，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失灵。只要搞清市场经济中企业——微观经济主体与政府——宏观经济主体的对称关系，市场就没有失灵，也不会失灵。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都是微观经济时代的产物，在宏观经济时代都应该被扬弃。
“均衡”与“对称”不可同日而语。仅仅客体和客体对称的“均衡”概念，在相容性上和“对称”概念不可同日而语。对称经济中，客体是一个系统（企业是一个系统），主体也是一个系统（人的全面发展）；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不仅表现在生产手段，而且表现在生产目标；效益也不仅表现在手段，而且体现在目的。对称经济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大系统，同时处理好它内部的要素、结构、层次，小系统和大系统的关系，发挥综合的最佳功能——最大限度发展社会生产力。
对称经济把生产力看成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不但可以处理好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而且可以处理好社会生产力的近期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破坏社会系统的平衡，例如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破坏式的利用，可以使个别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甚至可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暂时发展，但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长久发展。要使社会生产力得以长久、稳定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包括生态平衡、和平的国际环境、社会安定团结、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
正因为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所以生产力的进步程度也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综合标志和根本标志；反过来，也只有社会系统中各方面的发展程度，才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标准。
对称型调控是水涨船高，均衡型调控是水落石出。对称和均衡的本质区别：均衡是从不均衡到均衡，对称是破坏均衡，创造新的均衡。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的本质区别：前者总体上是用增量调控促存量调整，后者是用缩短战线来消尖磨平；因此前者用尽量减少损失且不断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调整，后者则是伴随大起大落的周期。前者尽量减少政策性风险，因此可以给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予期，后者则会使人们养成“周期”的习惯性思维与行为，从而产生不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消极的予期。所以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前者是水涨船高，后者是水落石出。
对称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与周期发展观、“大起大落”观相对而言。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对称观，周期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均衡观。解放思想，首先要从传统经济学的均衡观中走出来，摆脱超速发展的精神枷锁，才能轻装上阵、迈出步伐。
人民币对内增值是提高人民资产性收入的主要途径，而提高人们资产收入是提高人们消费预期值的保证，提高人们消费预期值和政府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人们积极消费、健康消费、扩大内需的手段和保证。
增长中最关键的是人的主体，平衡是次要的。传统社会主义是本未倒置。只有人的主体性的高扬，才有积极的平衡——对称，有了对称，才有真正的增长。而要提高人的主体性，一要民主，二要法制，所以平衡是社会整个系统各个要素与结构的协调有序，生产力是整个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
从效果来看，对称型调控带来的是稳定型经济，均衡型调控带来的是周期性经济。如果说，配置型经济与周期性经济以微观型经济为基础，那么伴随着经济的知识化、社会化、宏观化、全球化，将是再生型经济与稳定型经济；配置型经济与周期性经济将成昔日黄花。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发展阶段是对称的；同一个经济学范式中的不同经济学模式是对称的。到了经济全球化、经济宏观化时代，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只能走入历史。这时再照搬西方工业经济时期形成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与现代化建设，只能是时空错位。
对称经济是经济形态，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而再生型经济与稳定型经济是对称经济的一种技术形态与表现方式，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横向：双赢经济
社会形态
纵向：幸福经济
对称经济 横向：再生型经济（循环经济是其宏观表现）
技术形态
纵向：稳定型经济
经济周期化，是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转变过程中，缺乏相应的宏观调控的配套措施而导致的现象，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管理不对称的产物。经济周期化发展，是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稳定型经济相对立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旦建立起有效的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宏观调控手段，经济周期将会消除；那种把经济周期常态化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也将休矣。
对称型反周期宏观调控可以控制周期波动。周期波动恰恰证明了正确的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宏观调控有没有必要，要看宏观调控是否正确。正确的宏观调控可以反周期波动，而错误的宏观调控则会强化周期波动。所以要不要宏观调控，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确的宏观调控就是对称型反周期宏观调控。“对称型反周期宏观调控”就是用对称手段而非均衡手段进行反周期调控。
财政 高就业
对 增税 对称的产业政策
称型 高产值
反周 财政
期宏 增支 高币值 反周期、反两极分化
观调
控模 高工资
型 稳定、可持续发展
扶持 高储蓄
创业
工程 高消费
经济周期波动与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非货币化要求与货币手段之间不对称的产物。货币总量多少只是量的差别，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则要求打破以货币为唯一调节手段的桎捁。当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上要求人类要有新的调控手段时，主流经济学家们仍然把视野放在钱洞里，观念停留在小商品经济时期，必然使市场经济以洪水猛兽的破坏力形态出现。只有与时俱进，把人的观念与视野转移到到非货币领域，才能采取有效手段避免经济危机。
对称型反周期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作为对称系统工程的对称型反周期宏观调控，包括通常的“货币手段”与财政手段——二者的关系是“静”和“动”、不变和万变的对称关系。“货币手段”本身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在汇率随行就市中保持汇率的稳定性，在货币总量控制中保持币值的稳定性。在“货币手段”与财政手段的相互关系中，也同样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不变”的“货币手段”是无为，积极的财政手段是有为。宏观调控，就是“货币手段”与财政手段之间无为与有为的对称统一。宏观调控的结果，就是生活不断改善，币值逐年上升，物价逐年下降，就业不断增长，经济稳步发展，产业不断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
汇率随行就市 功能：
货币总量控制 货币手段 生活不断改善
周期—— 政府宏观调控 投资平衡发展 币值逐年上升
从对策 打破行业垄断 财政手段 物价逐年下降
到对称 扶持创业工程 就业不断增长
产业不断升级
经济稳步发展
国民待遇
民营经济自由发展
创业工程
财政手段中最关键的是扶持创业工程，“货币手段”中最关键的是货币总量控制。
作为对称系统工程的对称型反周期宏观调控，还包括政策的稳定性。有政策的稳定性才有经济的稳定性，才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政策的稳定性
反商业周期
投资的稳定性 的经济稳定性 ——经济可持续发展
货币的稳定性
政策失误、政策多变、政策执行失误、政策-舆论导向与公众预期错误，也会导致经
济周期波动、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如果各级政府一方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另方面“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那么宏观调控不可能有任何正面的效果。
政策错误
经济周期 政策多变：非稳定的政策
波动根源
政策执行失误
政策-舆论导向与公众预期错误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
[ 2016/08/07 10:58 | by admin ]
2016/08/07 10:58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
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人民生活满意度提高。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先进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再生生产力是再生型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改革开放发展是提高再生生产力的系统工程。改革开放是手段，发展是目标。发展之所以不同于增长，就是因为发展是系统工程，是通过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是改革开放发展的途径与方向的浓缩；改革开放发展的途径与方向，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展开，它们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方向、途径与过程共同组成了对称的系统工程。对称的系统工程就是提高再生生产力使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
提高再生生产力的改革与发展应该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什么是发展？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国民收入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全面的。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发展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对称、和谐、协调、融合与可持续进步。发展模式即发展的目标、方法与途径。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新常态经济把增长放在发展中定位，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用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包容GDP 增长。
从量化指标来看，发展包括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提高。实践证明，GDP增长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并不天然一致，既存在相向而行、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存在逆向而行、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带来的GDP增长指数提高是否红利，不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本身，而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一致。
如果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不一致，那么就应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一致起来；只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一致，我们才可以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人类发展指数指国民素质提高程度、国民主体性提高程度，即国民总体上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决定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基础。人类发展指数受制于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指数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社会生态的综合指标。社会发展指数制约人类发展指数，也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发展指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符合理想的社会发展指数的社会。
社会福利指数即社会总的福利水平。什么是福利，什么是福利国家，什么是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有不同的解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配置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再生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配置经济学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再生经济学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价格经济学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指数就是社会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综合指标。
幸福指数：从宏观来看，幸福指数指社会总的幸福感程度。从微观来看，幸福指数指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即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 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
平等指数
非收入效益 和谐指数
安全指数
环境指数
……
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高人类发展指数、高社会发展指数、高社会福利指数、高幸福指数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目标应该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侏儒。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系统，就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
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从宏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从微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人权为核心，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从横向社会部门结构来看，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
非GDP部门的权重高于GDP部门的社会系统。
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部门。GDP部门是国民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
非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四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才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非收入效益指实际货币收入以外的效益。
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再生型与福利型是一个整体；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以再生型经济模式为基础、福利型国家为目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社会结构组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应该通过再生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如果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GDP高速增长，将在使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幸福感降低。而且由于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的GDP高速增长只是GDP增长参照系的转变，社会财富与人们的收入效益并没有实际增加甚至减少（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这样的GDP高速增长不但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而且使人们的收入效益减少，从而幸福感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幸福感不升反降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非GDP部门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将造成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下降的后果，这不但使人民的幸福感降低，而且造成社会发展程度的后退。这样的改革与发展背道而驰，增长与发展背道而驰。
所以，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带来的GDP高速增长看成改革的红利，甚至因此得出改革本身就是最大红利的结论，那么这样的改革带来的增长与发展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反向而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对改革拨乱反正，在确立价值机制是市场核心机制的前提下，把增长纳入发展的轨道，用发展包容增长，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停止把社会所有公共、公益服务部门都进行产业化、企业化改革的做法，恢复教育、医疗的公益服务功能与住房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把司法部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首先要改变迄今为止指导改革的经济学范式，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再生经济学是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理论依据。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再生型福利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配置型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就是再生型福利经济学原理的展开。
配置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出卖资源来发展经济，再生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提高人的主体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来发展生产力。前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物权”为中心；后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人权”为中心。因此，是以人权为中心还是以物权为中心的政策法规分歧背后，是不同经济学范式的分野。主流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物权，与他们对人权的漠视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拥有深厚的、“原汁原味”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功底，还不如说是他们囿于配置经济学的范式使然。
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发展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目标的再生型、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必须以人权为中心。重视人权、以人权为中心，不仅仅是道义的诉求，而且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执政理念的政策保证。 “人权”概念，是“以人为本”概念的具体化、现实化、可操作化。如果说，造成再生型经济与配置型经济本质区别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体性，那么造成福利型与货币型经济系统区别的根本所在，在于人权。如果说，产权（物权是产权的一种。产权除了物权，还有知识产权与劳动力产权）的后面是人权，那么人权的后面是平等。人权问题，不是先富后富、穷人富人的关系问题，而是平等不平等的关系问题。平等，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来形成，通过市场政治体制来保证。因此，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明确与保护产权，那么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明确与保护人权。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既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又是空间上的并列关系，也是层次上的升华关系。其中，从以产权为核心到以人权为核心，集中体现了这种升华。升华，既是提升也是深化——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形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低层本质到高层本质的深化。如果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也仅仅定位成产权的明确与改革，那么就是以微观经济吞并宏观经济，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庸俗经济学；其结果，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权却得不到保障，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无法建成。人权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合理化的界限。如果把市场化改革理解成一切向钱看，居民作为生存基本条件的合理居住用地要有偿使用、高价使用，在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价格合理上胀名义下损害人民的基本利益，就是在改革的名义下对人权的侵犯。主流经济学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打看发展经济、尊重产权的旗号，却干着剥夺人权的勾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侵犯人格权与发展权；两极分化：侵犯生存权与发展权；医疗产业化：侵犯生存权；教育产生化：侵犯发展权；城乡差别：侵犯发展权。实际上，真正的产权改革，保护产权与保护人权是一致的，侵犯人权的产权改革是产权改革的异化。在国有土地拍卖、国有企业MBO中，往往是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用地方政府、少数人的小部分产权，来侵犯甚至侵吞全国大多数人的产权。这种产权改革的异化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脱节造成的。
为使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致异化，必须把改革看成系统工程，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看成是改革系统的两个对称的基本层面。如果为产权改革而产权改革，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为此首先要端正改革的指导思想，用正确的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抛弃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经济学。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消除产权改革中的异化，从保护人权的高度、建设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角度使产权改革健康发展。
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构成来看，保护人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人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包括改革，都是为了人，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各种权利；只有满足人的各项合法权利，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满足人的权利的手段。法律关系只是体现产权关系的直接途径，不是根本途径，更不是唯一途径。
民主与法治才是人的发展权的保障，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途径。
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是手段，人类发展指数、幸福指数是目的，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是系统工程，建设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是系统工程，作为其核心的人权建设也是系统工程。人权建设系统工程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权世界观；人权方法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改革开放与中国人权；市场经济与中国人权；知识经济与中国人权；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人权；人的全面发展与中国人权；意识形态与中国人权；法制建设与中国人权；民主建设与中国人权；社会保障制度与中国人权；国家主权与中国人权。如果把人权工程看成是改革的核心组成部分，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发展，把“以人为本”的口号落实到实处，那么就会减少改革的盲目性，提高改革的自觉性、系统性、有序性，使改革与发展相向而行。
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人民生活满意度提高。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先进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再生生产力是再生型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改革开放发展是提高再生生产力的系统工程。改革开放是手段，发展是目标。发展之所以不同于增长，就是因为发展是系统工程，是通过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是改革开放发展的途径与方向的浓缩；改革开放发展的途径与方向，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展开，它们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方向、途径与过程共同组成了对称的系统工程。对称的系统工程就是提高再生生产力使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
提高再生生产力的改革与发展应该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什么是发展？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国民收入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全面的。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发展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对称、和谐、协调、融合与可持续进步。发展模式即发展的目标、方法与途径。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新常态经济把增长放在发展中定位，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用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包容GDP 增长。
从量化指标来看，发展包括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提高。实践证明，GDP增长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并不天然一致，既存在相向而行、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存在逆向而行、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带来的GDP增长指数提高是否红利，不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本身，而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一致。
如果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不一致，那么就应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一致起来；只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一致，我们才可以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人类发展指数指国民素质提高程度、国民主体性提高程度，即国民总体上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决定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基础。人类发展指数受制于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指数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社会生态的综合指标。社会发展指数制约人类发展指数，也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发展指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符合理想的社会发展指数的社会。
社会福利指数即社会总的福利水平。什么是福利，什么是福利国家，什么是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有不同的解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配置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再生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配置经济学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再生经济学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价格经济学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指数就是社会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综合指标。
幸福指数：从宏观来看，幸福指数指社会总的幸福感程度。从微观来看，幸福指数指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即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 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
平等指数
非收入效益 和谐指数
安全指数
环境指数
……
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高人类发展指数、高社会发展指数、高社会福利指数、高幸福指数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目标应该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侏儒。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系统，就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
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从宏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从微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人权为核心，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从横向社会部门结构来看，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
非GDP部门的权重高于GDP部门的社会系统。
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部门。GDP部门是国民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
非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四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才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非收入效益指实际货币收入以外的效益。
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再生型与福利型是一个整体；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以再生型经济模式为基础、福利型国家为目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社会结构组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应该通过再生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如果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GDP高速增长，将在使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幸福感降低。而且由于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的GDP高速增长只是GDP增长参照系的转变，社会财富与人们的收入效益并没有实际增加甚至减少（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这样的GDP高速增长不但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而且使人们的收入效益减少，从而幸福感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幸福感不升反降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非GDP部门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将造成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下降的后果，这不但使人民的幸福感降低，而且造成社会发展程度的后退。这样的改革与发展背道而驰，增长与发展背道而驰。
所以，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带来的GDP高速增长看成改革的红利，甚至因此得出改革本身就是最大红利的结论，那么这样的改革带来的增长与发展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反向而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对改革拨乱反正，在确立价值机制是市场核心机制的前提下，把增长纳入发展的轨道，用发展包容增长，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停止把社会所有公共、公益服务部门都进行产业化、企业化改革的做法，恢复教育、医疗的公益服务功能与住房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把司法部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首先要改变迄今为止指导改革的经济学范式，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再生经济学是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理论依据。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再生型福利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配置型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就是再生型福利经济学原理的展开。
配置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出卖资源来发展经济，再生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提高人的主体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来发展生产力。前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物权”为中心；后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人权”为中心。因此，是以人权为中心还是以物权为中心的政策法规分歧背后，是不同经济学范式的分野。主流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物权，与他们对人权的漠视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拥有深厚的、“原汁原味”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功底，还不如说是他们囿于配置经济学的范式使然。
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发展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目标的再生型、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必须以人权为中心。重视人权、以人权为中心，不仅仅是道义的诉求，而且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执政理念的政策保证。 “人权”概念，是“以人为本”概念的具体化、现实化、可操作化。如果说，造成再生型经济与配置型经济本质区别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体性，那么造成福利型与货币型经济系统区别的根本所在，在于人权。如果说，产权（物权是产权的一种。产权除了物权，还有知识产权与劳动力产权）的后面是人权，那么人权的后面是平等。人权问题，不是先富后富、穷人富人的关系问题，而是平等不平等的关系问题。平等，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来形成，通过市场政治体制来保证。因此，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明确与保护产权，那么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明确与保护人权。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既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又是空间上的并列关系，也是层次上的升华关系。其中，从以产权为核心到以人权为核心，集中体现了这种升华。升华，既是提升也是深化——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形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低层本质到高层本质的深化。如果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也仅仅定位成产权的明确与改革，那么就是以微观经济吞并宏观经济，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庸俗经济学；其结果，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权却得不到保障，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无法建成。人权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合理化的界限。如果把市场化改革理解成一切向钱看，居民作为生存基本条件的合理居住用地要有偿使用、高价使用，在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价格合理上胀名义下损害人民的基本利益，就是在改革的名义下对人权的侵犯。主流经济学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打看发展经济、尊重产权的旗号，却干着剥夺人权的勾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侵犯人格权与发展权；两极分化：侵犯生存权与发展权；医疗产业化：侵犯生存权；教育产生化：侵犯发展权；城乡差别：侵犯发展权。实际上，真正的产权改革，保护产权与保护人权是一致的，侵犯人权的产权改革是产权改革的异化。在国有土地拍卖、国有企业MBO中，往往是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用地方政府、少数人的小部分产权，来侵犯甚至侵吞全国大多数人的产权。这种产权改革的异化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脱节造成的。
为使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致异化，必须把改革看成系统工程，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看成是改革系统的两个对称的基本层面。如果为产权改革而产权改革，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为此首先要端正改革的指导思想，用正确的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抛弃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经济学。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消除产权改革中的异化，从保护人权的高度、建设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角度使产权改革健康发展。
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构成来看，保护人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人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包括改革，都是为了人，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各种权利；只有满足人的各项合法权利，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满足人的权利的手段。法律关系只是体现产权关系的直接途径，不是根本途径，更不是唯一途径。
民主与法治才是人的发展权的保障，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途径。
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是手段，人类发展指数、幸福指数是目的，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是系统工程，建设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是系统工程，作为其核心的人权建设也是系统工程。人权建设系统工程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权世界观；人权方法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改革开放与中国人权；市场经济与中国人权；知识经济与中国人权；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人权；人的全面发展与中国人权；意识形态与中国人权；法制建设与中国人权；民主建设与中国人权；社会保障制度与中国人权；国家主权与中国人权。如果把人权工程看成是改革的核心组成部分，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发展，把“以人为本”的口号落实到实处，那么就会减少改革的盲目性，提高改革的自觉性、系统性、有序性，使改革与发展相向而行。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三）（头版头条）
[ 2016/08/07 10:54 | by admin ]
2016/08/07 10:54 | by admin ]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三）
人类发展指数 国民素质提高程度，或国民主体性提高程度，即国民总体上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决定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基础。人类发展指数受制于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指数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社会生态的综合指标。社会发展指数制约人类发展指数，也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所以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发展指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符合理想的社会发展指数的社会。
社会福利指数 即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福利指数是社会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综合指标。
幸福指数 从宏观来看，幸福指数指社会总的幸福感程度。从微观来看，幸福指数指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即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 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
平等指数
非收入效益 和谐指数
安全指数
环境指数
……
GDP部门 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部门。GDP部门是国民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
非GDP部门 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四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对称型调控 对称型调控就是用对称手段而非均衡手段进行反周期调控，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结构对称发展。对称型调控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对称型调控用增量化解存量，不承认经济过热现象。
均衡型调控 均衡型调控就是用均衡手段而非对称手段进行周期性调控，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周期性增长。均衡型调控着眼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平衡。均衡型调控靠去产能去库存化解存量给“经济过热”降温。
智慧经济 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增长方式上升为经济形态。
中国经济学 中国人根据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学是东方经济学的代表，也是东方经济学的典型形态。中国经济学是范式概念，而不仅仅是地域概念，对称、非线性、复杂系统论是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推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都不是中国经济学；仅仅提出建构中国经济学的设想，而没有形成中国经济学范式和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体系，也不是中国经济学。
悖论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矛盾逻辑 ①研究人的认识从知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的思维规律的学说，包括分析与综合两种类型、两个阶段。分析是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综合是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矛盾逻辑是辩证逻辑的初级阶段，是形式逻辑向对称逻辑转化的中间环节。②矛盾逻辑也指逻辑矛盾，即违背形式逻辑不矛盾律的逻辑错误。
经济学起源 人类经济学起源于中国古代以经世致用为代表的价值观，均富、损有余而补不足为代表的平等观，交相利、义利统一为代表的生产关系观，通功易事为代表的贸易观，农本工商末为代表的产业观等等早期经济思想。中国古代早期经济思想虽然比较零散，分见于不同的思想家，但从综合来看比斯密《国富论》更完整系统，包含了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所有萌芽；从人类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包括斯密《国富论》在内的所有西方经济学都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抽象发展。中国古代早期经济思想和后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学实现更高层次的综合、建构人类一般的科学经济学体系打下良好基础。
人类发展指数 国民素质提高程度，或国民主体性提高程度，即国民总体上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决定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基础。人类发展指数受制于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指数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社会生态的综合指标。社会发展指数制约人类发展指数，也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所以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发展指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符合理想的社会发展指数的社会。
社会福利指数 即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福利指数是社会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综合指标。
幸福指数 从宏观来看，幸福指数指社会总的幸福感程度。从微观来看，幸福指数指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即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 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
平等指数
非收入效益 和谐指数
安全指数
环境指数
……
GDP部门 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部门。GDP部门是国民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
非GDP部门 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四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对称型调控 对称型调控就是用对称手段而非均衡手段进行反周期调控，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结构对称发展。对称型调控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对称型调控用增量化解存量，不承认经济过热现象。
均衡型调控 均衡型调控就是用均衡手段而非对称手段进行周期性调控，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周期性增长。均衡型调控着眼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平衡。均衡型调控靠去产能去库存化解存量给“经济过热”降温。
智慧经济 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增长方式上升为经济形态。
中国经济学 中国人根据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学是东方经济学的代表，也是东方经济学的典型形态。中国经济学是范式概念，而不仅仅是地域概念，对称、非线性、复杂系统论是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推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都不是中国经济学；仅仅提出建构中国经济学的设想，而没有形成中国经济学范式和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体系，也不是中国经济学。
悖论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矛盾逻辑 ①研究人的认识从知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的思维规律的学说，包括分析与综合两种类型、两个阶段。分析是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综合是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矛盾逻辑是辩证逻辑的初级阶段，是形式逻辑向对称逻辑转化的中间环节。②矛盾逻辑也指逻辑矛盾，即违背形式逻辑不矛盾律的逻辑错误。
经济学起源 人类经济学起源于中国古代以经世致用为代表的价值观，均富、损有余而补不足为代表的平等观，交相利、义利统一为代表的生产关系观，通功易事为代表的贸易观，农本工商末为代表的产业观等等早期经济思想。中国古代早期经济思想虽然比较零散，分见于不同的思想家，但从综合来看比斯密《国富论》更完整系统，包含了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所有萌芽；从人类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包括斯密《国富论》在内的所有西方经济学都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抽象发展。中国古代早期经济思想和后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学实现更高层次的综合、建构人类一般的科学经济学体系打下良好基础。
陈世清：从经济基本结构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2016/08/07 10:52 | by admin ]
2016/08/07 10:52 | by admin ]
陈世清：从经济基本结构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与需求是对称的范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结构关系。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必须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定位。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决不仅仅是供给侧一方存在问题，而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仅靠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经济结构平衡只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其后果就是投资意愿下降、失业率上升、消费低迷、经济增速下滑、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要真正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必须用增量促存量，为此必须在经济基本结构中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定位。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劳动者 生产资料产品
（基本建设）
投资 劳动工具 供给
结构
经 （供给侧结构）
济 劳动对象 消费资料产品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产能）
本 生产资料投资需求（包括基本建设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投资需求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需求
结构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需求侧结构）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经济基本结构模型
从上述基本经济结构模型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也永远不会经济过热，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才会出现经济过热。
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投资任何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知识经营
资本经营
主导产业：知识运营 资产经营
产品经营
新材料合成 法制建设 社会
教育科研 保障
医疗养老 体制
新农村建设
保障性粮食生产
交通
能源与信息输送 主导
推动 支柱产业：基本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
绿化
集约化
土地 综合化
生态化
能源开发 可再生开发
基础产业：高速路建设
国民经济基本产业结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及相互关系模型
根据上面模型，我们可以看出，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品运营带动要素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有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途径。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本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的同时，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GDP，而且为GDP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GDP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GDP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短期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基本建设，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与基本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本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走出“滞胀”这个悖境，是投资基本建设；通过投资基本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途径。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高速路发展作为基础产业。如果说，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那么基本建设中的高速路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因此，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建设几百条京津那样的高速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高速路有倍增放大的作用；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途径。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体系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基本建设范畴。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必要保证。
环保
交通
产业化 能源
房地产
政府投资
的基本建设
医保：人的身体素质基本建设
非产业化 社保：人的社会素质基本建设
教育：人的知识素质基本建设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Ⅰ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GDP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因此，GDP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前提。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涨，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必要基础。
供给与需求是对称的范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结构关系。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必须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定位。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决不仅仅是供给侧一方存在问题，而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仅靠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经济结构平衡只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其后果就是投资意愿下降、失业率上升、消费低迷、经济增速下滑、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要真正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必须用增量促存量，为此必须在经济基本结构中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定位。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劳动者 生产资料产品
（基本建设）
投资 劳动工具 供给
结构
经 （供给侧结构）
济 劳动对象 消费资料产品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产能）
本 生产资料投资需求（包括基本建设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投资需求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需求
结构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需求侧结构）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经济基本结构模型
从上述基本经济结构模型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也永远不会经济过热，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才会出现经济过热。
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投资任何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知识经营
资本经营
主导产业：知识运营 资产经营
产品经营
新材料合成 法制建设 社会
教育科研 保障
医疗养老 体制
新农村建设
保障性粮食生产
交通
能源与信息输送 主导
推动 支柱产业：基本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
绿化
集约化
土地 综合化
生态化
能源开发 可再生开发
基础产业：高速路建设
国民经济基本产业结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及相互关系模型
根据上面模型，我们可以看出，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品运营带动要素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有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途径。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本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的同时，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GDP，而且为GDP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GDP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GDP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短期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基本建设，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与基本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本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走出“滞胀”这个悖境，是投资基本建设；通过投资基本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途径。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高速路发展作为基础产业。如果说，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那么基本建设中的高速路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因此，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建设几百条京津那样的高速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高速路有倍增放大的作用；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途径。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体系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基本建设范畴。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必要保证。
环保
交通
产业化 能源
房地产
政府投资
的基本建设
医保：人的身体素质基本建设
非产业化 社保：人的社会素质基本建设
教育：人的知识素质基本建设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Ⅰ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GDP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因此，GDP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前提。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涨，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必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