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什么是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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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5 10:44 | by admin ]
2016/09/15 10:44 | by admin ]
陈世清：什么是包容性发展
“包容性发展”是发展经济学概念。包容性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任何真正的发展都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包容性发展”概念突出发展的包容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而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打着“发展”旗号的“增长”，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
在“包容性发展”这一概念出现以前出现过“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主要内容是通过扩大公共品范围，创造更多的生产性就业岗位、确保机遇平等、减少风险、缩小收入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使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到保护，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受益。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核心是机会平等。目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形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社会和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容性增长”概念所包含的社会理念及其经济学基础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对称发展的经济学同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产业化、包括公共产品产业化的政策建议及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价格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包容性发展”这个概念展示了“发展”概念和“增长”概念的本质区别，揭示了经济GDP增长向经济对称发展转变、增长向发展转变的历史必然性，说明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秉持的GDP增长经济学已落后于时代发展对经济学发展的要求。
包容性发展是发展。什么是发展？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国民收入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有两种途径：外延扩张与内涵深化。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经济结构简单，GDP增长大体可以反映一国增长状况。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结构已经复杂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
包容性发展是平衡发展。包容性发展是由经济结构畸形、产能相对过剩的不对称态增长方式，向经济对称态稳增长结构转变；发展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包容性发展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包容性发展不是不需要增长，不是不需要GDP，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经济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新常态经济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包容性发展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调结构稳增长”。
包容性发展是系统性发展。包容性发展不仅是GDP增长指数提高，而且是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全面提高。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包容性发展不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包容性发展是时间、空间、层次五维统一，知识经济（层次）、经济全球化（空间）、中国国情（空间）、经济现代发展趋势（时间）统一的发展，是企业、市场、政府，要素、结构、功能相统一的系统发展。
包容性发展是辨证发展。经济发展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的平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包容性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
包容性发展是再生型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就是再生型经济。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是新常态经济与旧常态经济的根本区别。包容性发展是GDP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配置型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挤掉配置型增长方式中的GDP泡沫；由资源低端产品粗放不可再生型增长方式向生态化创新性精细可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外延数量增长型增长方式向内涵质量增长型增长方式转变；由效率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向内需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变；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变；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所谓稳增长，不仅是数量上的稳增长，而且是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过程中的自觉性、有序性、持续性，通过发现、培植新增长点与技术、结构创新，自觉推动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不存在其他自由主义盛行的发展中国家在由低级增长方式向高级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增长停滞不前现象。
包容性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包容性发展是以价值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以价值为核心的包容性发展，与以价格为核心的增长有本质的区别，包容性发展与增长的一切区别，都是以价值为核心还是以价格为核心这一本质区别的展开。无论投资驱动还是创新驱动，抑或投资驱动基础上的创新驱动，都是手段，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目的。如果把经济核心定位于价格，经济发展定位于一切向钱看，GDP增长就会演变为GDP增长方式；如果把经济核心定位于价值，经济发展定位于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可持续发展，GDP增长就从属于发展。演变为GDP增长方式的GDP高速增长确实会破坏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这样的GDP增长确实需要减速；定位于价值、从属于发展的GDP增长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这样的GDP增长不但不需要减速而且还要加速。只要是真正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其增长率不封顶不设限。GDP增长率只是增长的参数，既非目标，也非指标；对其预测、评估只有参考价值，其意义不容夸大。
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包容性发展是和谐的发展。GDP有三种：货币GDP（国内生产总值）、社会GDP（人的素质指数、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绿色GDP（环保指数）。增长经济学只讲第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出于对市场经济的狭隘的乃至错误的理解，片面追求GDP增长率，把保障机会平等、生存保障平等的公共事业都纳入产业化的范围，剥夺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平等发展权，从而强化了两极分化，败坏了社会风气，形成“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道德环境；资源的开发是竭泽而渔，GDP增长以出口导向、内需不足、计划体制下的低工资为起点、工人血泪为代价，不惜使货币GDP成为带血GDP。包容性发展则包含三种GDP。增长是对抗的，发展是和谐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等都不是科学发展观。因腐败造成分配不公；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带来人格两极分化，出现大量的弱势群体，挫伤了人的积极性，造成社会不安定，影响可持续发展。
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包容性发展”概念有现实的意义。产能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产能过剩是生产产品的能力如果饱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将超出社会需要的能力。所以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即使产品不过剩的情况下，产能也有可能过剩。所以产能过剩是相对的：1、产能过剩是特定产品的产能过剩。2、产能过剩是特定时期的产能过剩。3、产能过剩是供给和需求结构失衡造成的。根据产能不等于产品、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的原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仅仅靠去库存。解决产能过剩仅仅靠去库存，是把产能和产品混为一谈。解决产能过剩的途径有二：一是去产能，二是增加社会对过剩产能产品的需求。对于已经形成产能的企业而言，一般都是优质企业。不能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看成“僵尸企业”， 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当做“僵尸企业”以去产能为名全部去掉，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根据产能过剩的相对性原理，只要社会增加对相关产品的需求，解决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就可以迎刃而解。所以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既不是去库存，也不是去产能，而是增加社会的需求，也就是我们讲的，用增量化解存量。“包容性发展”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简单地去库存，或在去库存意义上去产能，而是用增量化解存量。用扩大投资特别是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化解存量包括现有产能。
包容性发展以客观规律为基础。市场经济是有规律的，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与运用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包容性发展就是人类对市场规律的自觉运用。包容性发展中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要理解这个统一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两头冒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以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为参照，中国改革迄今存在对称与不对称的两重性。所谓对称，就是尽力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但这个转轨不是片面强调与国际惯例接轨，而是与国际潮流合拍。所谓不对称，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不对称；人与人的不对称（两极分化），人与自然的不对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不可持续发展）。两重性不是两张皮，而是相互制约。对中国改革出现的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是人为失误，一种认为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两种方案：一种是走回头路，一种是在进一步发展中解决。两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都是走回头路。一个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走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老路，使中国成为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的世界工厂；一个是以反私有制、反两极分化为名，要回到计划体制。两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同样秉持线性思维观下的线性发展观。倒退没有出路，前进是扬弃。对称经济学是系统经济学而非线性经济学。只有包容性发展——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变增长为发展来纠正改革的失误，才能使改革笑到最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对称的过程。但对称不等于同步，而是有着先后关系。不对称是对称的必经环节，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有先后之分，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正确的改革观和正确的发展观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以对称为核心的五维空间观和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与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逻辑与对称经济学是消除异化把控改革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建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包容性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
“包容性发展”是发展经济学概念。包容性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任何真正的发展都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包容性发展”概念突出发展的包容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而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打着“发展”旗号的“增长”，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
在“包容性发展”这一概念出现以前出现过“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主要内容是通过扩大公共品范围，创造更多的生产性就业岗位、确保机遇平等、减少风险、缩小收入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使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到保护，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受益。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核心是机会平等。目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形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社会和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容性增长”概念所包含的社会理念及其经济学基础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对称发展的经济学同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产业化、包括公共产品产业化的政策建议及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价格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包容性发展”这个概念展示了“发展”概念和“增长”概念的本质区别，揭示了经济GDP增长向经济对称发展转变、增长向发展转变的历史必然性，说明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秉持的GDP增长经济学已落后于时代发展对经济学发展的要求。
包容性发展是发展。什么是发展？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国民收入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有两种途径：外延扩张与内涵深化。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经济结构简单，GDP增长大体可以反映一国增长状况。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结构已经复杂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
包容性发展是平衡发展。包容性发展是由经济结构畸形、产能相对过剩的不对称态增长方式，向经济对称态稳增长结构转变；发展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包容性发展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包容性发展不是不需要增长，不是不需要GDP，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经济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新常态经济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包容性发展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调结构稳增长”。
包容性发展是系统性发展。包容性发展不仅是GDP增长指数提高，而且是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全面提高。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包容性发展不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包容性发展是时间、空间、层次五维统一，知识经济（层次）、经济全球化（空间）、中国国情（空间）、经济现代发展趋势（时间）统一的发展，是企业、市场、政府，要素、结构、功能相统一的系统发展。
包容性发展是辨证发展。经济发展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的平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包容性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
包容性发展是再生型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就是再生型经济。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是新常态经济与旧常态经济的根本区别。包容性发展是GDP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配置型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挤掉配置型增长方式中的GDP泡沫；由资源低端产品粗放不可再生型增长方式向生态化创新性精细可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外延数量增长型增长方式向内涵质量增长型增长方式转变；由效率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向内需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变；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变；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所谓稳增长，不仅是数量上的稳增长，而且是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过程中的自觉性、有序性、持续性，通过发现、培植新增长点与技术、结构创新，自觉推动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不存在其他自由主义盛行的发展中国家在由低级增长方式向高级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增长停滞不前现象。
包容性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包容性发展是以价值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以价值为核心的包容性发展，与以价格为核心的增长有本质的区别，包容性发展与增长的一切区别，都是以价值为核心还是以价格为核心这一本质区别的展开。无论投资驱动还是创新驱动，抑或投资驱动基础上的创新驱动，都是手段，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目的。如果把经济核心定位于价格，经济发展定位于一切向钱看，GDP增长就会演变为GDP增长方式；如果把经济核心定位于价值，经济发展定位于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可持续发展，GDP增长就从属于发展。演变为GDP增长方式的GDP高速增长确实会破坏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这样的GDP增长确实需要减速；定位于价值、从属于发展的GDP增长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这样的GDP增长不但不需要减速而且还要加速。只要是真正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其增长率不封顶不设限。GDP增长率只是增长的参数，既非目标，也非指标；对其预测、评估只有参考价值，其意义不容夸大。
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包容性发展是和谐的发展。GDP有三种：货币GDP（国内生产总值）、社会GDP（人的素质指数、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绿色GDP（环保指数）。增长经济学只讲第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出于对市场经济的狭隘的乃至错误的理解，片面追求GDP增长率，把保障机会平等、生存保障平等的公共事业都纳入产业化的范围，剥夺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平等发展权，从而强化了两极分化，败坏了社会风气，形成“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道德环境；资源的开发是竭泽而渔，GDP增长以出口导向、内需不足、计划体制下的低工资为起点、工人血泪为代价，不惜使货币GDP成为带血GDP。包容性发展则包含三种GDP。增长是对抗的，发展是和谐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等都不是科学发展观。因腐败造成分配不公；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带来人格两极分化，出现大量的弱势群体，挫伤了人的积极性，造成社会不安定，影响可持续发展。
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包容性发展”概念有现实的意义。产能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产能过剩是生产产品的能力如果饱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将超出社会需要的能力。所以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即使产品不过剩的情况下，产能也有可能过剩。所以产能过剩是相对的：1、产能过剩是特定产品的产能过剩。2、产能过剩是特定时期的产能过剩。3、产能过剩是供给和需求结构失衡造成的。根据产能不等于产品、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的原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仅仅靠去库存。解决产能过剩仅仅靠去库存，是把产能和产品混为一谈。解决产能过剩的途径有二：一是去产能，二是增加社会对过剩产能产品的需求。对于已经形成产能的企业而言，一般都是优质企业。不能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看成“僵尸企业”， 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当做“僵尸企业”以去产能为名全部去掉，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根据产能过剩的相对性原理，只要社会增加对相关产品的需求，解决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就可以迎刃而解。所以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既不是去库存，也不是去产能，而是增加社会的需求，也就是我们讲的，用增量化解存量。“包容性发展”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简单地去库存，或在去库存意义上去产能，而是用增量化解存量。用扩大投资特别是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来化解存量包括现有产能。
包容性发展以客观规律为基础。市场经济是有规律的，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与运用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包容性发展就是人类对市场规律的自觉运用。包容性发展中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要理解这个统一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两头冒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以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为参照，中国改革迄今存在对称与不对称的两重性。所谓对称，就是尽力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但这个转轨不是片面强调与国际惯例接轨，而是与国际潮流合拍。所谓不对称，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不对称；人与人的不对称（两极分化），人与自然的不对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不可持续发展）。两重性不是两张皮，而是相互制约。对中国改革出现的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是人为失误，一种认为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两种方案：一种是走回头路，一种是在进一步发展中解决。两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都是走回头路。一个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走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老路，使中国成为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的世界工厂；一个是以反私有制、反两极分化为名，要回到计划体制。两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同样秉持线性思维观下的线性发展观。倒退没有出路，前进是扬弃。对称经济学是系统经济学而非线性经济学。只有包容性发展——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变增长为发展来纠正改革的失误，才能使改革笑到最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对称的过程。但对称不等于同步，而是有着先后关系。不对称是对称的必经环节，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有先后之分，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正确的改革观和正确的发展观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以对称为核心的五维空间观和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与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逻辑与对称经济学是消除异化把控改革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建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理论基础，是包容性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改革的拨乱反正
[ 2016/09/15 10:43 | by admin ]
2016/09/15 10:43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改革的拨乱反正
改革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还是追求GDP增长，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发展观，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渗透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前者追求的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增加、人民幸福感的真正提高、社会的真正进步，体现了再生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主体性哲学原理；后者则只是追求一种货币增加的数字，体现了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唯客体主义哲学原理，因而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偏差，是由主流经济学家照搬照套西方配置经济学造成的。要使改革顺利进行，急需纠正、扭转这一偏离，使改革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对改革拨乱反正。
为了保持快速增长的GDP数字而人为扩大统计范围，为了扩大统计范围而把不该产业化的拿去产业化、不该货币化的拿去货币化，就是一种口袋经济学。利用金融产品的虚拟化、流动性特征，在“经济全球化”名义下通过进口出口、汇进汇出的手法，人为制造、倍增GDO统计数据源，就是一种口袋经济学。医疗产业化与教育产业化，就是这种口袋经济学；大中专生在人才市场存放档案要交保管费，就是这种口袋经济学；把所有公共品尽可能纳入向民众收费范围，就是这种口袋经济学；各地各级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攀比GDP增长率，通过各种“配置”手段人为制造泡沫GDP,先高价卖地、再高价卖房，反复倒腾、变着法儿使GDP数据扶摇直上、成倍增长， 就是这种口袋经济学。“国富民穷”——通过“市场化”、各种名目繁多的“产业化”政策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搬到政府口袋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口袋经济学。如果主流经济学家大力吹捧、媒体整天宣传、各国政府竞相献媚拍马屁喝彩的我国GDP多年保持快速增长的数字大部分是出自于口袋经济学，那么无异于一种新的“愚民政策”。因为这样的统计数字即使形式上没有弄虚作假，也照样是泡沫。这样的泡沫，由于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论证、认可、鼓吹，不但不能被及时挤掉，而且越吹越大。这就是物价上涨的深层次原因，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GDP高速增长”而见提高的深层次原因，是改革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享有的深层次原因，也是我国结构失衡、产能过剩、不但发展不可持续而且增长不可持续、经济面临崩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人民生活满意度提高。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先进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再生生产力是再生型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改革开放发展是提高再生生产力的系统工程。改革开放是手段，发展是目标。发展之所以不同于增长，就是因为发展是系统工程，是通过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是改革开放发展的途径与方向的浓缩；改革开放发展的途径与方向，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展开，它们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方向、途径与过程共同组成了对称的系统工程。对称的系统工程就是提高再生生产力使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
提高再生生产力的改革与发展应该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什么是发展？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国民收入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全面的。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发展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对称、和谐、协调、融合与可持续进步。发展模式即发展的目标、方法与途径。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新常态经济把增长放在发展中定位，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用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包容GDP 增长。
从量化指标来看，发展包括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提高。实践证明，GDP增长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并不天然一致，既存在相向而行、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存在逆向而行、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带来的GDP增长指数提高是否红利，不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本身，而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一致。
如果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不一致，那么就应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一致起来；只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一致，我们才可以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人类发展指数指国民素质提高程度、国民主体性提高程度，即国民总体上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决定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基础。国民素质工程是人类发展指数工程的出发点、核心和落脚点，由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和国民文化素质工程三方面组成。其中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由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三大块组成，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是从本到末的动态关系。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动态结构，是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
医疗“产业”的本质是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无病要治、小病大治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
教育“产业”的本质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广义的教育：社会的信息遗传，通过这种遗传，社会有机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狭义的教育：系统的社会信息遗传。必须以狭义的教育为中心，以广义的教育为基础，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能力是知识系统的整体功能；能力不但要考虑到知识的要素，而且要看知识的结构；不但要看知识的量，而且要看知识的质。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性能力。由教育“产业”的社会GDP性质决定，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思维的最高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由社会GDP定位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投资的货币收益而在于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社会效益必须把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信息量或信息层面的知识量放在首位。
如果说国民身体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基础，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主导，那么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则是国民素质工程的核心。国民社会素质工程由经济参与素质、社会交往素质、法律道德素质与政治参与素质与组成，它们分别表现为经济参与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法律道德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其中，经济参与能力是基础，社会交往能力与法律道德能力、特别是社会交往能力中的社会行为方式是核心，政治参与能力是主导。政治参与能力，我们称之为民主素质，包括民主选举能力与参政议政能力，以经济参与能力特别是创业能力为前提。只有在创业过程中训练和提高人的主体性，才能提高人的民主素质，为民主政治打下国民的素质基础，摆脱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行依靠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依靠民主政治的推行”的“二律背反”。而法制建设、个人修养、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与创业工程，既为国民创业素质与民主素质的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也为民主政治的推行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与经济基础。国民的整体社会行为方式——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不但全息体现了国民的社会素质，而且全息体现了社会本身的素质——社会GDP就是社会素质高低的指数。因此，国民素质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国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受制于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指数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社会生态的综合指标。社会发展指数制约人类发展指数，也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发展指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符合理想的社会发展指数的社会。
提高社会发展指数是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由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义务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几个方面组成。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才有可能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通过救死扶伤为国民身体素质提供有效保障。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才能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社会GDP工程的落脚点：提高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社会福利总水平。
社会整体素质，从主体角度来看，除了国民素质，还有政府素质。国民素质是基础，政府素质是主导。国民素质工程和政府素质工程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主体因素。国民素质工程是政府素质工程的前提；政府素质对国民素质、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会对国民素质和整体行为方式起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本身属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民素质工程与政府素质工程二者相辅相成。
如果说国民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国民主体性，那么政府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政府的主体性。如果说国民素质提高主要靠创业，那么政府素质工程主要靠改革。政府素质就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政府制定的政策、工作人员执行政策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政府的主体性。政府素质工程就是提高政府主体性的工程，就是通过改革使各级政府成为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先进生产力的领导者、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者的系统工程。政府机构素质工程就是通过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能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能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使经济活动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体制。
社会整体素质，从客体角度来看，社会素质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程度，民主化与法制化二者是对称的。社会素质工程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本身也是系统工程。它们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层面。社会风气是社会素质工程的整体功能；社会风气通过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导向作用，使人的行为方式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提高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以社会风气为中介，社会素质工程融入社会GDP工程。以社会GDP为参照系，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以腐败和带血GDP作为润滑剂造成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即使是再生型的，也会造成人民心态失衡、安全感缺失，造成人民幸福感和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而且由于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消极、负面的导向，造成生产力发展速度减缓。所以我们不但需要货币GDP，我们更需要绿色GDP。
绿色GDP：用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先于素质；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绿色GDP指标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形成的催化剂。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而绿色GDP，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
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称程度，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的对称程度。改革，本质上就是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对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也就和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了，
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素质才能得到综合提高，人与社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社会的和谐程度决定人与社会的发展速度。
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的大小。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结构由环保素质工程组成。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说明：
①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②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③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环保产业本身的辐射性、整体性决定，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④由于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⑤一旦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剩余”，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对称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⑥环节产业化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并因此而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产业”的合理定位，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社会福利指数即社会总的福利水平。什么是福利，什么是福利国家，什么是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有不同的解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配置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再生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配置经济学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再生经济学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价格经济学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指数就是社会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综合指标。
幸福指数：从宏观来看，幸福指数指社会总的幸福感程度。从微观来看，幸福指数指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即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 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
平等指数
非收入效益 和谐指数
安全指数
环境指数
……
幸福指数要求以价值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而且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如投机、重复建设、无效工程、浮夸虚报等等，使货币（价格）GDP演变成数字GDP。在价值经济学看来，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虽然每个环节都生产价值，然而却是完整的产品统一价值中的不同部分或组成环节。因此只能以终端产品——可供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的产品的价值为国民收入统计的依据，否则必然造成重复计算，并助长投机行为。投机不管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绝不能使投机交易行为人为造成的交易数字的增加，作为经济总量增长的统计数据的来源因素。
以生产力为标准，交易对GDP的贡献，只能是促进生产的发展、最终产品的增加，而不是把过程当结果，把每次交易行为发生的金钱关系均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把货币流通次数的增加及由此造成的货币总量的增加，当作经济总量的增加。货币总量不等于经济总量，货币总量增加只是经济总量增加的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目的和结果。价格经济学的要害，就在于把货币总量等同于经济总量；因此不惜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增加经济总量。以价值为核心、以对称为框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体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体性原则，也为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但这在价格经济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计量与经济统计原理。从国民核算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关系，可以看出价格经济学的荒谬。以价格经济学范式编制的国民核算体系不仅会把许多无价值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总量统计，而且有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计算，从而形成泡沫GDP;泡沫GDP造成的泡沫增长，是“经济增长”不能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同步提高的原因之一。财富GDP与货币GDP、社会GDP与货币GDP内涵、外延都不一样。医疗和教育，只能属于社会GDP而不能属于货币GDP。如果把医疗和教育等不该产业化的也拿去产业化（狭义的），那么由此造成的GDP增长率提高，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发展。
西方经济学家丁伯根的收入分配理论，接近于对称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应该将工人分配到其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使工作需求的教育水平与实际用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时，他在不自觉地运用到对称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福利代表着收入、职业与受教育程度，幸福的家庭、良好的工作环境也是影响个人福利及收入形成的重要因素时，他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幸福经济学原理。如果说，最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丁伯根真正接触到幸福经济学的边缘，那么自诩“经济是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贝克尔，当他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家庭时，倒是开了幸福经济学的倒车。因为，他用的经济学不对头，他不该用市场通行的价格经济学来分析家庭，正好像不能用小车来摆渡。但他这样做了，而且还自鸣得意：“我把较为昂贵的子女称为‘高档’子女”；在他看来，婚姻也要考虑成本收益，扣除成本的婚姻收益是婚姻的净收益，个人的效用函数既包括本人的消费也包括伴侣的消费，充分的选择和充足的信息会确保配偶组合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贝克尔就是这样，赤裸裸地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来代替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这是经济学的悲哀！我很难想象，当两个真正相爱而不顾一切结合在一起的人会有太多的功利考虑；如果经济学这么不近人情，那这样的经济学还是不要为妙。一个人的身价不等于身家，个人财富的增加不等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其价值只能纳入以价值尺度建立的国民核算体系。但如果由此认为其同国民经济增长无关，则是大错特错。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幸福指数同人的个人金钱财富多少无关。因此，国民核算体系仅仅建立在价格经济学的基础上，是极不全面的；不但做不到规范，而且做不到实证——这样的国民核算体系难以准确反映经济过程的客观数量关系。
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高人类发展指数、高社会发展指数、高社会福利指数、高幸福指数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目标应该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侏儒。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系统，就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
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从宏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从微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人权为核心，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从横向社会部门结构来看，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
非GDP部门的权重高于GDP部门的社会系统。
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部门。GDP部门是国民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
非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军队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防部门五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才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非收入效益指实际货币收入以外的效益。
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再生型与福利型是一个整体；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以再生型经济模式为基础、福利型国家为目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社会结构组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应该通过再生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如果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GDP高速增长，将在使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幸福感降低。而且由于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的GDP高速增长只是GDP增长参照系的转变，社会财富与人们的收入效益并没有实际增加甚至减少（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这样的GDP高速增长不但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而且使人们的收入效益减少，从而幸福感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幸福感不升反降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非GDP部门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将造成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下降的后果，这不但使人民的幸福感降低，而且造成社会发展程度的后退。这样的改革与发展背道而驰，增长与发展背道而驰。
所以，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带来的GDP高速增长看成改革的红利，甚至因此得出改革本身就是最大红利的结论，那么这样的改革带来的增长与发展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反向而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对改革拨乱反正，在确立价值机制是市场核心机制的前提下，把增长纳入发展的轨道，用发展包容增长，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停止把社会所有公共、公益服务部门都进行产业化、企业化改革的做法，恢复教育、医疗的公益服务功能与住房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把司法部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改革拨乱反正。就是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首先要改变迄今为止指导改革的经济学范式，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再生经济学是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理论依据。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再生型福利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配置型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就是再生型福利经济学原理的展开。
配置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出卖资源来发展经济，再生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提高人的主体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来发展生产力。前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物权”为中心；后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人权”为中心。因此，是以人权为中心还是以物权为中心的政策法规分歧背后，是不同经济学范式的分野。主流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物权，与他们对人权的漠视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拥有深厚的、“原汁原味”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功底，还不如说是他们囿于配置经济学的范式使然。
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发展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目标的再生型、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必须以人权为中心。重视人权、以人权为中心，不仅仅是道义的诉求，而且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执政理念的政策保证。 “人权”概念，是“以人为本”概念的具体化、现实化、可操作化。如果说，造成再生型经济与配置型经济本质区别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体性，那么造成福利型与货币型经济系统区别的根本所在，在于人权。如果说，产权（物权是产权的一种。产权除了物权，还有知识产权与劳动力产权）的后面是人权，那么人权的后面是平等。人权问题，不是先富后富、穷人富人的关系问题，而是平等不平等的关系问题。平等，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来形成，通过市场政治体制来保证。因此，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明确与保护产权，那么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明确与保护人权。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既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又是空间上的并列关系，也是层次上的升华关系。其中，从以产权为核心到以人权为核心，集中体现了这种升华。升华，既是提升也是深化——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形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低层本质到高层本质的深化。如果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也仅仅定位成产权的明确与改革，那么就是以微观经济吞并宏观经济，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庸俗经济学；其结果，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权却得不到保障，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无法建成。人权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合理化的界限。如果把市场化改革理解成一切向钱看，居民作为生存基本条件的合理居住用地要有偿使用、高价使用，在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价格合理上胀名义下损害人民的基本利益，就是在改革的名义下对人权的侵犯。主流经济学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打着发展经济、尊重产权的旗号，却干着剥夺人权的勾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侵犯人格权与发展权；两极分化：侵犯生存权与发展权；医疗产业化：侵犯生存权；教育产业化：侵犯发展权；城乡差别：侵犯发展权。实际上，真正的产权改革，保护产权与保护人权是一致的，侵犯人权的产权改革是产权改革的异化。在国有土地拍卖、国有企业MBO中，往往是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用地方政府、少数人的小部分产权，来侵犯甚至侵吞全国大多数人的产权。这种产权改革的异化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脱节造成的。
为使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致异化，必须把改革看成系统工程，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看成是改革系统的两个对称的基本层面。如果为产权改革而产权改革，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为此首先要端正改革的指导思想，用正确的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抛弃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经济学。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消除产权改革中的异化，从保护人权的高度、建设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角度使产权改革健康发展。
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构成来看，保护人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人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包括改革，都是为了人，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各种权利；只有满足人的各项合法权利，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满足人的权利的手段。法律关系只是体现产权关系的直接途径，不是根本途径，更不是唯一途径。
民主与法治才是人的发展权的保障，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途径。
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是手段，人类发展指数、幸福指数是目的，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是系统工程，建设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是系统工程，作为其核心的人权建设也是系统工程。人权建设系统工程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权世界观；人权方法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改革开放与中国人权；市场经济与中国人权；知识经济与中国人权；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人权；人的全面发展与中国人权；意识形态与中国人权；法制建设与中国人权；民主建设与中国人权；社会保障制度与中国人权；国家主权与中国人权。如果把人权工程看成是改革的核心组成部分，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发展，把“以人为本”的口号落实到实处，那么就会减少改革的盲目性，提高改革的自觉性、系统性、有序性，使改革与发展相向而行。从本质意义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以产权为中心的改革转变为以人权为中心的改革。
改革的目标是解放生产力还是追求GDP增长，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发展观，展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渗透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前者追求的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增加、人民幸福感的真正提高、社会的真正进步，体现了再生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主体性哲学原理；后者则只是追求一种货币增加的数字，体现了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唯客体主义哲学原理，因而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改革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偏差，是由主流经济学家照搬照套西方配置经济学造成的。要使改革顺利进行，急需纠正、扭转这一偏离，使改革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对改革拨乱反正。
为了保持快速增长的GDP数字而人为扩大统计范围，为了扩大统计范围而把不该产业化的拿去产业化、不该货币化的拿去货币化，就是一种口袋经济学。利用金融产品的虚拟化、流动性特征，在“经济全球化”名义下通过进口出口、汇进汇出的手法，人为制造、倍增GDO统计数据源，就是一种口袋经济学。医疗产业化与教育产业化，就是这种口袋经济学；大中专生在人才市场存放档案要交保管费，就是这种口袋经济学；把所有公共品尽可能纳入向民众收费范围，就是这种口袋经济学；各地各级政府官员为了政绩、攀比GDP增长率，通过各种“配置”手段人为制造泡沫GDP,先高价卖地、再高价卖房，反复倒腾、变着法儿使GDP数据扶摇直上、成倍增长， 就是这种口袋经济学。“国富民穷”——通过“市场化”、各种名目繁多的“产业化”政策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搬到政府口袋里，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口袋经济学。如果主流经济学家大力吹捧、媒体整天宣传、各国政府竞相献媚拍马屁喝彩的我国GDP多年保持快速增长的数字大部分是出自于口袋经济学，那么无异于一种新的“愚民政策”。因为这样的统计数字即使形式上没有弄虚作假，也照样是泡沫。这样的泡沫，由于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论证、认可、鼓吹，不但不能被及时挤掉，而且越吹越大。这就是物价上涨的深层次原因，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GDP高速增长”而见提高的深层次原因，是改革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享有的深层次原因，也是我国结构失衡、产能过剩、不但发展不可持续而且增长不可持续、经济面临崩溃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人民生活满意度提高。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先进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再生生产力是再生型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改革开放发展是提高再生生产力的系统工程。改革开放是手段，发展是目标。发展之所以不同于增长，就是因为发展是系统工程，是通过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是改革开放发展的途径与方向的浓缩；改革开放发展的途径与方向，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展开，它们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方向、途径与过程共同组成了对称的系统工程。对称的系统工程就是提高再生生产力使社会发展的系统工程。
提高再生生产力的改革与发展应该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什么是发展？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国民收入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全面的。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发展是人和自然、人和社会、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对称、和谐、协调、融合与可持续进步。发展模式即发展的目标、方法与途径。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新常态经济把增长放在发展中定位，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用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包容GDP 增长。
从量化指标来看，发展包括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提高。实践证明，GDP增长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并不天然一致，既存在相向而行、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存在逆向而行、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带来的GDP增长指数提高是否红利，不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本身，而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一致。
如果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不一致，那么就应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一致起来；只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一致，我们才可以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人类发展指数指国民素质提高程度、国民主体性提高程度，即国民总体上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决定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基础。国民素质工程是人类发展指数工程的出发点、核心和落脚点，由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和国民文化素质工程三方面组成。其中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由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三大块组成，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是从本到末的动态关系。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动态结构，是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
医疗“产业”的本质是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无病要治、小病大治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
教育“产业”的本质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广义的教育：社会的信息遗传，通过这种遗传，社会有机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狭义的教育：系统的社会信息遗传。必须以狭义的教育为中心，以广义的教育为基础，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能力是知识系统的整体功能；能力不但要考虑到知识的要素，而且要看知识的结构；不但要看知识的量，而且要看知识的质。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性能力。由教育“产业”的社会GDP性质决定，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思维的最高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由社会GDP定位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投资的货币收益而在于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社会效益必须把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信息量或信息层面的知识量放在首位。
如果说国民身体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基础，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主导，那么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则是国民素质工程的核心。国民社会素质工程由经济参与素质、社会交往素质、法律道德素质与政治参与素质与组成，它们分别表现为经济参与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法律道德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其中，经济参与能力是基础，社会交往能力与法律道德能力、特别是社会交往能力中的社会行为方式是核心，政治参与能力是主导。政治参与能力，我们称之为民主素质，包括民主选举能力与参政议政能力，以经济参与能力特别是创业能力为前提。只有在创业过程中训练和提高人的主体性，才能提高人的民主素质，为民主政治打下国民的素质基础，摆脱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行依靠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依靠民主政治的推行”的“二律背反”。而法制建设、个人修养、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与创业工程，既为国民创业素质与民主素质的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也为民主政治的推行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与经济基础。国民的整体社会行为方式——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不但全息体现了国民的社会素质，而且全息体现了社会本身的素质——社会GDP就是社会素质高低的指数。因此，国民素质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国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受制于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指数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社会生态的综合指标。社会发展指数制约人类发展指数，也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发展指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符合理想的社会发展指数的社会。
提高社会发展指数是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由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义务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几个方面组成。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才有可能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通过救死扶伤为国民身体素质提供有效保障。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才能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社会GDP工程的落脚点：提高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社会福利总水平。
社会整体素质，从主体角度来看，除了国民素质，还有政府素质。国民素质是基础，政府素质是主导。国民素质工程和政府素质工程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主体因素。国民素质工程是政府素质工程的前提；政府素质对国民素质、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会对国民素质和整体行为方式起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本身属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民素质工程与政府素质工程二者相辅相成。
如果说国民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国民主体性，那么政府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政府的主体性。如果说国民素质提高主要靠创业，那么政府素质工程主要靠改革。政府素质就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政府制定的政策、工作人员执行政策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政府的主体性。政府素质工程就是提高政府主体性的工程，就是通过改革使各级政府成为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先进生产力的领导者、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者的系统工程。政府机构素质工程就是通过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能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能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使经济活动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体制。
社会整体素质，从客体角度来看，社会素质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程度，民主化与法制化二者是对称的。社会素质工程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本身也是系统工程。它们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层面。社会风气是社会素质工程的整体功能；社会风气通过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导向作用，使人的行为方式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提高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以社会风气为中介，社会素质工程融入社会GDP工程。以社会GDP为参照系，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以腐败和带血GDP作为润滑剂造成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即使是再生型的，也会造成人民心态失衡、安全感缺失，造成人民幸福感和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而且由于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消极、负面的导向，造成生产力发展速度减缓。所以我们不但需要货币GDP，我们更需要绿色GDP。
绿色GDP：用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先于素质；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绿色GDP指标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形成的催化剂。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而绿色GDP，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
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称程度，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的对称程度。改革，本质上就是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对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也就和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了，
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素质才能得到综合提高，人与社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社会的和谐程度决定人与社会的发展速度。
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的大小。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结构由环保素质工程组成。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说明：
①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②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③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环保产业本身的辐射性、整体性决定，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④由于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⑤一旦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剩余”，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对称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⑥环节产业化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并因此而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产业”的合理定位，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社会福利指数即社会总的福利水平。什么是福利，什么是福利国家，什么是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有不同的解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配置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再生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配置经济学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再生经济学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价格经济学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指数就是社会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综合指标。
幸福指数：从宏观来看，幸福指数指社会总的幸福感程度。从微观来看，幸福指数指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即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 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
平等指数
非收入效益 和谐指数
安全指数
环境指数
……
幸福指数要求以价值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而且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如投机、重复建设、无效工程、浮夸虚报等等，使货币（价格）GDP演变成数字GDP。在价值经济学看来，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虽然每个环节都生产价值，然而却是完整的产品统一价值中的不同部分或组成环节。因此只能以终端产品——可供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的产品的价值为国民收入统计的依据，否则必然造成重复计算，并助长投机行为。投机不管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绝不能使投机交易行为人为造成的交易数字的增加，作为经济总量增长的统计数据的来源因素。
以生产力为标准，交易对GDP的贡献，只能是促进生产的发展、最终产品的增加，而不是把过程当结果，把每次交易行为发生的金钱关系均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把货币流通次数的增加及由此造成的货币总量的增加，当作经济总量的增加。货币总量不等于经济总量，货币总量增加只是经济总量增加的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目的和结果。价格经济学的要害，就在于把货币总量等同于经济总量；因此不惜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增加经济总量。以价值为核心、以对称为框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体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体性原则，也为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但这在价格经济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计量与经济统计原理。从国民核算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关系，可以看出价格经济学的荒谬。以价格经济学范式编制的国民核算体系不仅会把许多无价值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总量统计，而且有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计算，从而形成泡沫GDP;泡沫GDP造成的泡沫增长，是“经济增长”不能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同步提高的原因之一。财富GDP与货币GDP、社会GDP与货币GDP内涵、外延都不一样。医疗和教育，只能属于社会GDP而不能属于货币GDP。如果把医疗和教育等不该产业化的也拿去产业化（狭义的），那么由此造成的GDP增长率提高，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发展。
西方经济学家丁伯根的收入分配理论，接近于对称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应该将工人分配到其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使工作需求的教育水平与实际用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时，他在不自觉地运用到对称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福利代表着收入、职业与受教育程度，幸福的家庭、良好的工作环境也是影响个人福利及收入形成的重要因素时，他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幸福经济学原理。如果说，最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丁伯根真正接触到幸福经济学的边缘，那么自诩“经济是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贝克尔，当他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家庭时，倒是开了幸福经济学的倒车。因为，他用的经济学不对头，他不该用市场通行的价格经济学来分析家庭，正好像不能用小车来摆渡。但他这样做了，而且还自鸣得意：“我把较为昂贵的子女称为‘高档’子女”；在他看来，婚姻也要考虑成本收益，扣除成本的婚姻收益是婚姻的净收益，个人的效用函数既包括本人的消费也包括伴侣的消费，充分的选择和充足的信息会确保配偶组合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贝克尔就是这样，赤裸裸地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来代替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这是经济学的悲哀！我很难想象，当两个真正相爱而不顾一切结合在一起的人会有太多的功利考虑；如果经济学这么不近人情，那这样的经济学还是不要为妙。一个人的身价不等于身家，个人财富的增加不等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其价值只能纳入以价值尺度建立的国民核算体系。但如果由此认为其同国民经济增长无关，则是大错特错。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幸福指数同人的个人金钱财富多少无关。因此，国民核算体系仅仅建立在价格经济学的基础上，是极不全面的；不但做不到规范，而且做不到实证——这样的国民核算体系难以准确反映经济过程的客观数量关系。
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高人类发展指数、高社会发展指数、高社会福利指数、高幸福指数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目标应该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侏儒。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系统，就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
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从宏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从微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人权为核心，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从横向社会部门结构来看，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
非GDP部门的权重高于GDP部门的社会系统。
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部门。GDP部门是国民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
非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军队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防部门五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才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非收入效益指实际货币收入以外的效益。
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再生型与福利型是一个整体；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以再生型经济模式为基础、福利型国家为目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社会结构组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应该通过再生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如果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GDP高速增长，将在使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幸福感降低。而且由于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的GDP高速增长只是GDP增长参照系的转变，社会财富与人们的收入效益并没有实际增加甚至减少（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这样的GDP高速增长不但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而且使人们的收入效益减少，从而幸福感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幸福感不升反降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非GDP部门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将造成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下降的后果，这不但使人民的幸福感降低，而且造成社会发展程度的后退。这样的改革与发展背道而驰，增长与发展背道而驰。
所以，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带来的GDP高速增长看成改革的红利，甚至因此得出改革本身就是最大红利的结论，那么这样的改革带来的增长与发展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反向而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对改革拨乱反正，在确立价值机制是市场核心机制的前提下，把增长纳入发展的轨道，用发展包容增长，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停止把社会所有公共、公益服务部门都进行产业化、企业化改革的做法，恢复教育、医疗的公益服务功能与住房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把司法部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改革拨乱反正。就是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首先要改变迄今为止指导改革的经济学范式，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再生经济学是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理论依据。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再生型福利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配置型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就是再生型福利经济学原理的展开。
配置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出卖资源来发展经济，再生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提高人的主体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来发展生产力。前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物权”为中心；后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人权”为中心。因此，是以人权为中心还是以物权为中心的政策法规分歧背后，是不同经济学范式的分野。主流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物权，与他们对人权的漠视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拥有深厚的、“原汁原味”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功底，还不如说是他们囿于配置经济学的范式使然。
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以发展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目标的再生型、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必须以人权为中心。重视人权、以人权为中心，不仅仅是道义的诉求，而且是社会发展、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执政理念的政策保证。 “人权”概念，是“以人为本”概念的具体化、现实化、可操作化。如果说，造成再生型经济与配置型经济本质区别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体性，那么造成福利型与货币型经济系统区别的根本所在，在于人权。如果说，产权（物权是产权的一种。产权除了物权，还有知识产权与劳动力产权）的后面是人权，那么人权的后面是平等。人权问题，不是先富后富、穷人富人的关系问题，而是平等不平等的关系问题。平等，通过市场经济体制来形成，通过市场政治体制来保证。因此，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明确与保护产权，那么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明确与保护人权。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既是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又是空间上的并列关系，也是层次上的升华关系。其中，从以产权为核心到以人权为核心，集中体现了这种升华。升华，既是提升也是深化——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形成过程从现象到本质、低层本质到高层本质的深化。如果把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也仅仅定位成产权的明确与改革，那么就是以微观经济吞并宏观经济，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与庸俗经济学；其结果，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权却得不到保障，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无法建成。人权既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合理化的界限。如果把市场化改革理解成一切向钱看，居民作为生存基本条件的合理居住用地要有偿使用、高价使用，在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价格合理上胀名义下损害人民的基本利益，就是在改革的名义下对人权的侵犯。主流经济学家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打着发展经济、尊重产权的旗号，却干着剥夺人权的勾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侵犯人格权与发展权；两极分化：侵犯生存权与发展权；医疗产业化：侵犯生存权；教育产业化：侵犯发展权；城乡差别：侵犯发展权。实际上，真正的产权改革，保护产权与保护人权是一致的，侵犯人权的产权改革是产权改革的异化。在国有土地拍卖、国有企业MBO中，往往是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用地方政府、少数人的小部分产权，来侵犯甚至侵吞全国大多数人的产权。这种产权改革的异化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脱节造成的。
为使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致异化，必须把改革看成系统工程，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看成是改革系统的两个对称的基本层面。如果为产权改革而产权改革，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为此首先要端正改革的指导思想，用正确的经济学理论作指导，抛弃市场原教旨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经济学。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消除产权改革中的异化，从保护人权的高度、建设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角度使产权改革健康发展。
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构成来看，保护人权，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人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包括改革，都是为了人，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各种权利；只有满足人的各项合法权利，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满足人的权利的手段。法律关系只是体现产权关系的直接途径，不是根本途径，更不是唯一途径。
民主与法治才是人的发展权的保障，也是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途径。
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是手段，人类发展指数、幸福指数是目的，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是系统工程，建设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是系统工程，作为其核心的人权建设也是系统工程。人权建设系统工程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人权世界观；人权方法论；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改革开放与中国人权；市场经济与中国人权；知识经济与中国人权；科学发展观与中国人权；人的全面发展与中国人权；意识形态与中国人权；法制建设与中国人权；民主建设与中国人权；社会保障制度与中国人权；国家主权与中国人权。如果把人权工程看成是改革的核心组成部分，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发展，把“以人为本”的口号落实到实处，那么就会减少改革的盲目性，提高改革的自觉性、系统性、有序性，使改革与发展相向而行。从本质意义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以产权为中心的改革转变为以人权为中心的改革。
陈世清：一般均衡理论批判
[ 2016/09/15 10:41 | by admin ]
2016/09/15 10:41 | by admin ]
陈世清：一般均衡理论批判
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释力与解决力说明，一般均衡理论只能解释增长不能解释发展，要真正解释发展只能靠对称平衡论，靠建立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的对称经济学。一般均衡论不能作为发展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能作为发展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一般均衡思想理论是用价格来衡量的使一切商品都处于供求相等状态的均衡即一般均衡状态的思想理论，源于亚当•斯密的市场自发论思想，经过瓦尔拉斯等人的理论化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成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内核，是剩余价值理论与帕累托改进理论等西方经济学所有流派的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的生命线。一般均衡理论要求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因此价格经济学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把均衡看成围绕中心轴波动的静态的线性过程，是对客观事物质的抽象反映。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以商品供求均衡关系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参照系的经济学研究与经济解释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一般均衡理论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在一般均衡理论的范式框架中，商品和商品之间供求关系的“一般均衡”不但是抽象的，而且是理想化的，只是简单商品经济的近似反映，在市场经济时期已经过时。在市场经济、特别是知识市场经济时期，主客体的对称关系主导了无限多样化的产品，一切产品之间的“供求均衡”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一般均衡理论无法解释解决全球性金融危机，无法解释解决因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产能过剩，无法解释知识经济形态特别是智慧经济形态中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因而无法解释、更无法指导发展。正好像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无法真正容纳幸福经济学，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的“发展”、“发展经济学”也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有“增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如果有也只不过是名词而在概念上仍然是“增长”。 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与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范式。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的宏观化，任何宏观经济决策的细微偏差，都会给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前段的出口导向型经济、GDP导向型经济、我国产能过剩经济下滑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困境与危机就是证明。这说明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GDP增长方式只能给经济发展造成损害。实践证明，必须用对称平衡论代替一般均衡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用建立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的对称经济学代替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作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社会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现象是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复杂性现象，运用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方法基础上的需求供给曲线无法认识经济本质、把握经济规律、预测经济趋势、正确解释解决经济问题。运用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方法基础上的需求供给曲线推导出来的理论可以符合经济现象的某一侧面，但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的整体，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后面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它可以被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证实，同样可以被经济现象的另一方面证伪。这就是为什么“格雷欣法则”与“反格雷欣法则”、“菲利普斯曲线” 与“反菲利普斯曲线”都能得到数学模型的严密论证、也都能得到实践证明的根本原因。用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方法基础上的需求供给曲线指导经济工作，只能对经济活动产生误导。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教育产业化造成的除了读教科书以外全民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以致造成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造成国民素质下降，与智慧经济形态所要求的国民素质不相容，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是坏事。但在一般均衡论、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需求供给定律、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图书馆冷清说明社会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需求减少，国家可以减少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投资，国家减少对公共品投资不会造成GDP增长率下降，而且可以节约资源用于社会需求旺盛的GDP部门；网吧爆满说明社会对网吧需求旺盛，大力发展网吧可以增加就业增加税收增加GDP，因此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是需求供给定律自发调节市场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好事。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在形式逻辑上是严密的，也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的证明，因此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证明。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既然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平衡论的方法，所以只有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
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前段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中国上世纪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接下来3年困难时期的情景在全球范围的放大。通过金融工具来放大、并使其披上现代经济学外衣的金融泡沫与“亩产万斤”的“浮夸风”异曲同工；金融泡沫破灭后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困局，与“大跃进”后人民公社的困境殊途同归。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一个“黑色星期五”即可轻松度过；要见曙光，还要思想家冷静思索。只有冷静思索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
如果说，上世纪58年由于人的预期太高造成接下来3年的国内经济困难，那么泡沫破灭使人的信心崩溃只能使金融危机不断蔓延造成全球化金融危机。全球化金融危机中频频出现的“信心”、“预期”、“政府救市”等字眼，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一般均衡理论的破产。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而一切经济危机包括产能过剩危机本质上都是主客体的不对称造成；主客体的不对称程度，决定经济危机的深度与广度。经济主体主观努力的方向，就是使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因此经济学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统一的发展观，就是对称经济发展观。应该通过经济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对称发展、对称经济发展观的必然性。
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不是以增长经济学为实质的各类结构经济学，不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经济学，不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上述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不但无法解释和解决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危机，而且正是一般均衡理论及建立其上的价格经济学导致了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危机。如果说，产能过剩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与一般均衡论的破产。只要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解析不了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市场自发调节还是政府“干预”，也解决不了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及价格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破产。
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而一切产能过剩本质上都是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程度，决定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度与广度。经济主体主观努力的方向，就是使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因此经济学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统一的发展观，就是对称经济发展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协调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与生产社会化相对称的，是经济的宏观化。在经济全球化、宏观化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更显重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先天的优势。应该通过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偶然性，看出对称发展、对称经济发展观的必然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对称为核心不是以均衡为核心，对称平衡论、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生产力只是一种生产系统的功能，功能同系统之间无所谓适合不适合问题；有什么样的系统，就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功能（大小），说明有什么样的系统。只有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结构之间、结构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才有是否适合、是否对称的问题。如果适合、对称，功能就发挥得好；如果不适合、不对称，功能就发挥得不好。因此，要调整的是结构和结构、结构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的关系，而不是某个结构、要素和功能的关系。从系统论的眼光看来，只有对称经济规律，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运动规律，而没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社会系统中，矛盾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既然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社会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对称与否，对生产力功能发挥程度关系重大。如果把其中某些要素夸大到不应有的高度，势必破坏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平衡，造成产能过剩，损害生产力的发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就是调整社会生产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使之对称，使社会生产系统发挥出最大的生产力功能。
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这两大部类的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基本的结构关系、等比关系的观点，实际上只适合于温饱问题未解决时的简单商品生产阶段。而在储蓄率、投资率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已经过时，这时眼前需要的满足与长远需要的满足关系取代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结构。无论是眼前需求的满足还是长远需求的满足，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其结构是均衡还是对称，都是建立在价值关系上而不是价格关系上。马克思以价格均衡描述与建构两大部类生产模型，脱离现实；在产品日新月异、需求丰富多样的今天，用价格平衡来建模两大部类的生产，更无实际意义。对称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均衡不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
对称平衡论与一般均衡论有本质区别，这本质区别源于对称与均衡的本质区别。
对称是具体的，均衡是抽象的。经济系统中，客体是一个系统（企业是一个系统），主体也是一个系统（人的全面发展）；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不仅表现在生产手段，而且表现在生产目标；效益也不仅表现在手段，而且体现在目的。对称经济学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大系统，同时处理好它内部的要素、结构、层次，小系统和大系统的关系，发挥综合的最佳功能——最大限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有根本和非根本、决定和被决定的层次关系之分、重要和非重要之别，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行。如果人为地限制某些因素，抬高某些因素，都会破坏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平衡，或强制地在低程度上实现平衡，从而造成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竞争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我国，企业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包括理念、文化、人才、技术……都曾经被不同的“经济学家”抽取出来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没有一个真正抓住了核心竞争力的本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企业活力是增加了，但假冒伪劣毒产品、豆腐渣工程、由假冒伪劣毒产品和豆腐渣工程造成的致人大量死伤案件也呈几何级数增加，说明只有完善的法律和有效监管才能迫使企业成为主体性的企业；那种专门制造假冒伪劣毒产品和豆腐渣工程的企业，产权再明确、机制再灵活、活力再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均衡是量上的均衡，对称是质上的对称。在配置经济学看来量上的非均衡，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可能恰恰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如果法律和必要的监管使企业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而处于非均衡状态，那么这样的非均衡状态实际上就是对称状态。再生而非配置是企业主体性的必要前提；而使再生成为企业主体性的动力机制的，是对称而非均衡。再生性自组织能力是企业主体性的系统功能，也是企业和市场相互作用的结果。企业是系统，主体性或自组织能力不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或要素所能决定，产权明确只是企业主体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私有制只是产权明确的必要环节而非必要条件。企业的主体性——再生型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必须在再生型创业过程中才能形成，而非体制转轨、所有制变更就能实现。对称经济学把生产力看成是社会系统——包括市场宏观系统与企业微观系统的整体功能，不但可以处理好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而且可以处理好社会生产力的近期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破坏社会系统平衡的企业“活力”，例如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破坏式的利用，可以使企业个别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甚至可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暂时发展，但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长久发展。要使社会生产力得以长久、稳定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包括生态平衡、和平的国际环境、社会安定团结、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正因为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所以生产力的进步程度也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综合标志和根本标志；反过来，也只有社会系统中各方面的发展程度，才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标准。
对称是现实的，均衡是空洞的。经济复杂系统方法，就是化不对称为对称、化消极对称为积极对称、化低层次对称为高层次对称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式，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用对策代替博弈取得效益的经营方式，就是用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客体与客体的现实的对称代替客体与客体的抽象均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称本身不仅是横向的平衡，而且还是纵向平衡、层次平衡以及相互之间的平衡。对称是系统的，“均衡”是多元的；一元的绝对均衡是绝对不存在的。瓦尔拉斯均衡作为抽象的、只能存在于观念中、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理想化均衡，只能是静态的，否则会陷于“圆的方”、“木的铁”一样的悖论。这是一般均衡理论的致命伤。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只有空洞的抽象意义没有具体的理论意义；而缺乏具体的理论意义的经济学，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没有现实的指导作用。只有再生经济学才是规范经济学，而规范意味着对称而非意味着均衡。不仅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均衡只能是一种理想，即使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即“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均衡”也只能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理想。西方经济学“菲利普斯曲线”、“IS-LM模型”、“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等一般均衡模型虽有对现实的经济关系进行抽象的正确因素，但由于在该模型中不仅价格是刚性的，而且所有的比例关系（包括生产内部、生产与消费、消费关系、交换关系）都是刚性的，这不但不能解释诸如通货膨胀等偶然因素的变化，而且不能解释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储蓄和投资、需求与供给（包括货币需求与供给）、价值与价格、产品价格与成本价格、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相互关系的必然性变化。这种静态的、消极的“一般均衡”的数字模型，只有“经济学橱窗”意义，没有实际可操作性。
对称是再生的，均衡是配置的；对称经济，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西方经济学就是配置经济学，西方配置经济学是小商品经济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时期的近似正确的理论反映，在知识经济时期已经过时。知识经济就是创新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既是资源配置的场所，更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资源再生以创业为基础，资源配置以生产为前提。作为配置的均衡是从不均衡到均衡，然而这里的“均衡”可望不可即；作为再生的“均衡”——对称通过创新—创造—创业自觉破坏“均衡”，创造新的“均衡”，而这里的“均衡”是随时随地可以实现的、现实的。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结论，那么再生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物。在供给和需求之间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过程中，不但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量的平衡，而且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质的对称。质的对称是量的平衡的前提。也许资源配置是资源再生的现实出发点，但资源再生是资源配置的逻辑出发点——二者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创业的组织者、扶持者和经济战略规划者。创业可以实现资源再生，经济结构调整也能产生再生生产力。创业是市场的基础，结构战略规划与调整是市场的主导，二者都是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布局、战略规划，就是通过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实现客体和客体的对称，用五维空间观建构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经济结构、生产结构不仅指横向的空间,而且指纵向的时间、立体的层次。无论社会还是企业，只有这几方面都对称，才能实现资源再生与可持续发展。对称是五维空间的，布局也应该是五维空间的。仅仅从三度空间、四度空间考虑布局，不可能做到最优布局。对称不但可以通过结构布局实现资源再生，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打破均衡——通过创新—创造—创业实现资源再生。严格意义上，创新是创造—生产的前提，也是创造—生产的环节。只有创业活动，才有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才有再生经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配置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创业活动的影子，有的只是现成的企业的经济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否认经济活动、经济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也就否认经济活动、经济过程中人的自觉性，把经济仅仅理解成配置，把生产仅仅理解成制造。在西方配置经济学的视野中，没有创新的位置，因而也就没有再生经济的位置，只有消极配置出来的“均衡”。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对称是立体的，均衡是平面的。以对称来定位经济主体的活动，经济主体的自觉活动是对策。以均衡来定位经济主体的活动，经济主体的自发活动是博弈。作为发展的对称，是积极的、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而不是通过博弈来趋向实现的消极均衡。如果说，一般均衡理论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那么对称理论则是新经济学的核心，二者是新旧范式的关系。对策如下棋，博弈如打牌。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它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通过博弈自发实现的均衡。对称与均衡的最本质区别，是主体在经济规律中的地位不同——在对称经济学中，对称规律是核心规律，主体在规律中占主导。主体是通过对策实现对称、实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均衡”。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非均衡成为必然的普遍的现象，因此否认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他们认为，经济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人有非理性、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的经济活动是在“囚徒困境”中博弈。西方经济学中的“博弈—均衡”理论不能解释制度、人的理性同经济客体的“均衡”，因此在他们那里只有博弈没有对策，只有政府“干预”调节没有政府调控，只有增长没有发展，只有伴随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增长没有可持续发展。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政府与民间的对称结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政府和企业都是市场的主体，政府自觉的宏观调控本来是市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市场的补充。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博弈—均衡论”不能正确定位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造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政府是法制与自由统一的桥梁，没有政府的中介作用，法制与自由只能脱节。因此，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调控，妄想只要自由与法制，不要政府调控的过度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市场乌托邦。国家“干预”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市场有局限，而在于经济发展本身的宏观化、社会化，使国家本身成了经济的主体——宏观经济的主体。所谓市场失灵，只不过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失灵、宏观经济微观化失灵、一般均衡理论范式本身失灵；失灵的原因和结果都是主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不对称而不是客体和客体非均衡。
只有以主客体的对称为出发点才能确立经济主体、市场主体、市场的结构与产业结构；以客体和客体的均衡为出发点，无法确立经济主体，既无法确立宏观经济主体，也无法确立微观经济主体，因此无法把握市场经济的真正结构。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非均衡理论必然把政府排除在结构调整之外。要区别“调控”与“干预”这两个概念。“干预”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论，“调控”论的理论基础是对称论。“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本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二者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真理。不但调控与“干预”不同，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也有本质区别：前者总体上是用增量调控促存量调整，后者是用缩短战线来消尖磨平；因此前者是在尽量减少损失且不断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调整，后者则是伴随大起大落的“调控”。前者尽量减少政策性风险，因此可以给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预期，后者则会使人们养成“周期”的习惯性思维与行为，从而产生不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消极的预期。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前者是水涨船高，后者是水落石出。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对称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与周期发展观、“大起大落”观相对而言。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对策—对称”观，周期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博弈—均衡”观。一般均衡论的“博弈—均衡”观由于不能正确定位政府，不能正确定位企业主体性，所以只能造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
均衡是增长的动力和目标，对称是发展的动力和模式。均衡增长方式：资源稀缺、不可再生、完全竞争、纯粹市场、边际效益递减；帕累托最优是均衡；对称发展模式：资源再生、资源共享、双赢竞争、立体化的市场、边际效益递增；“最优”是双赢。以均衡为目标，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只有对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对称是企业管理模式、经营模式,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对称，既是效益最大化的原因，又是效益最大化的结果。因此，作为配置出发点的均衡实现的是增长，作为再生出发点的对称实现的是发展。增长是通过均衡实现的“发展”，发展是通过对称实现的“增长”。增长只是客体与客体的趋向均衡,发展则不但包括客体与客体的趋向均衡,而且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称是本，均衡是末；对称是源，均衡是流；对称是整体，均衡是局部。一切生产、交换（贸易）的根本原因与动力就是实现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主体和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管理，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对称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片面增长。利益最大化在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的表现，就是利润最大化。只有一般均衡理论，才认为在独立经营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会随着价格均衡而自动实现产业均衡。在现实上，受利润最大化动机支配，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在成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不可能同时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受利润最大化动机和价格机制的支配，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在成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充其量只能是自发地对产业微观结构做某种程度的接近平衡的调整，而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整体对称，只能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非经营性国有企业的产业导向。政府宏观调控与非经营性国有企业的产业导向的机制，不是价格机制而是价值机制，不是一般均衡规律而是对称规律——供给与需求的质上价值对称的规律而非量上价格均衡的规律；主体行为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不是战术的而是战略的：有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对称，长线投资与短线投资的对称，长远需求与眼前需求的对称，人和环境的对称。只有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才由增长范畴上升为发展范畴；只有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受利润最大化原则支配，而只能受价值最大化原则支配。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属于宏观经济范畴；自觉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不可能是企业，更不可能是民营企业，而只能是政府。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不是同一个过程，具有独立利益的企业在作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不可能自觉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只有区别均衡与对称，才能区别增长与发展；只有区别增长与发展，才能正确定位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与机制。这是经济主体与经济活动对象的对称。
对称以价值为核心，均衡以价格为机制。均衡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对称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对称是新经济的经济形态，从均衡到对称是经济形态的转换。在知识经济时代，以对称机制为核心机制，市场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是充分的，市场是出清的，产能是不会过剩的。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有序性、和谐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
均衡，首先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均衡”，然后才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以后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前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是平面的机制；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产品和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偶然的，经营是无序的，产能过剩是必然的。价值机制是立体的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产品和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有序的，管理学成了对称经济学。以对称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和谐的市场机制。
合理的价格本来是宏观调控和自由竞争的综合结果，靠市场的完全竞争实现所谓的均衡价格、“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本来就不可能。建立在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概念在产品单一化时代是一种合理的抽象，在产品多样化时代只能成为空洞的抽象。“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概念已经过时，所以根本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而产品结构方面的“均衡”离开政府宏观调控根本不可能。因此，客体（产品）之间的均衡离不开主客体（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对称；前者以后者为前提，妄图离开政府宏观调控，仅靠自由竞争来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均衡根本不可能。一般均衡理论的实现靠的是价格经济学，所谓的均衡是价格均衡而非价值均衡，这只能脱离实际。通过完全的价格竞争实现自发的“均衡”是不可能的；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可能有效分配资源，用价格均衡实现要素均衡与市场出清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虽然商品供求与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但决定商品供求与商品价格的，不仅仅是买方或卖方的讨价还价，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价格为计量单位的所谓生产函数、需求函数、供求函数，只是近似值；均衡状况下的价格决定根本不可能。即使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生产要素、产品价格及其供给量相适应的均衡数值也根本不存在。
西方经济学所谓“一般均衡解的存在性”严格证明，是无的放失，充其量只是数学家头脑中的数字游戏。在微观经济领域相对正确的价格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则成为完全的错误，宏观经济领域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满足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全局的需要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之所以真正的福利经济学只能用边际价值分析方法而不能用边际价格分析法，是因为福利经济学对象的侧重点是主体。经济学的对象是经济发展的规律，而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由主体的活动组成的规律，因而应该以主体为对象。但传统经济学的侧重点是投入-产出分析；主体只是手段。在真正的福利经济学中，主体是目的。而一旦主体成为目的，均衡分析就得让位于对称分析。忽略主体，是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范式建构福利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边际效用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主客体关系的核心规律。边际效用规律说明：价值规律是市场的核心规律，价格规律只是价值规律的局部表现。边际效用规律说明：价格同人的需求的对称是肤浅的、想象的，价值同人的需求的对称是深层的、具体的。完全均衡价格是不存在的，完全对称的价格是存在的。所谓“均衡价格”，只是空洞抽象的产物；由此为出发点设计出来的模型，包括企业利润模型与社会经济模型，是不可操作的数字游戏。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建构起来的解决所谓总量失衡、结构失衡的模型、措施与政策建议，由于理论预设前提错误，所以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好看不好用。
产能过剩、经济减速、调整结构、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眼花缭乱的经济热点问题前所未有地把经济结构问题摆到了全体中国人民面前。这说明，线性增长方式GDP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为GDP增长方式提供理论基础的一般均衡理论、价格经济学不再吃香，能够为经济结构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提供理论依据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经济学才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经济学，只是新常态经济需要新的结构经济学。建立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和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对产能过剩的解释与解决方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义与定位也有本质的不同。建立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认为，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所谓产能过剩是结构失衡不是经济过热，化解产能过剩靠投资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而不是减少投资。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才是解决结构失衡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向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转化，通过直接投融资体制建构游资和游资通道之间的对称机制，使游资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通过直接投融资去杠杆化，减少企业融资成本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主体性与经营效率，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就是自觉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变：从资源配置型向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转变，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用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用技术创新带动资本密集，才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的更本质的路线图，只不过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必须用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只有对称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能够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出中国产能过剩经济减速的困境指出一条新路。实践证明：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只能建立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不能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
对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解释力与解决力说明，一般均衡理论只能解释增长不能解释发展，要真正解释发展只能靠对称平衡论，靠建立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的对称经济学。一般均衡论不能作为发展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能作为发展与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一般均衡思想理论是用价格来衡量的使一切商品都处于供求相等状态的均衡即一般均衡状态的思想理论，源于亚当•斯密的市场自发论思想，经过瓦尔拉斯等人的理论化发展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纲领”，成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内核，是剩余价值理论与帕累托改进理论等西方经济学所有流派的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是西方经济学的生命线。一般均衡理论要求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因此价格经济学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一般均衡理论把均衡看成围绕中心轴波动的静态的线性过程，是对客观事物质的抽象反映。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以商品供求均衡关系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参照系的经济学研究与经济解释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一般均衡理论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在一般均衡理论的范式框架中，商品和商品之间供求关系的“一般均衡”不但是抽象的，而且是理想化的，只是简单商品经济的近似反映，在市场经济时期已经过时。在市场经济、特别是知识市场经济时期，主客体的对称关系主导了无限多样化的产品，一切产品之间的“供求均衡”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一般均衡理论无法解释解决全球性金融危机，无法解释解决因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的产能过剩，无法解释知识经济形态特别是智慧经济形态中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因而无法解释、更无法指导发展。正好像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无法真正容纳幸福经济学，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的“发展”、“发展经济学”也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有“增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如果有也只不过是名词而在概念上仍然是“增长”。 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与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范式。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的宏观化，任何宏观经济决策的细微偏差，都会给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全球性金融危机、我国前段的出口导向型经济、GDP导向型经济、我国产能过剩经济下滑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困境与危机就是证明。这说明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GDP增长方式只能给经济发展造成损害。实践证明，必须用对称平衡论代替一般均衡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用建立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的对称经济学代替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作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社会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现象是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复杂性现象，运用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方法基础上的需求供给曲线无法认识经济本质、把握经济规律、预测经济趋势、正确解释解决经济问题。运用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方法基础上的需求供给曲线推导出来的理论可以符合经济现象的某一侧面，但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的整体，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后面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它可以被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证实，同样可以被经济现象的另一方面证伪。这就是为什么“格雷欣法则”与“反格雷欣法则”、“菲利普斯曲线” 与“反菲利普斯曲线”都能得到数学模型的严密论证、也都能得到实践证明的根本原因。用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方法基础上的需求供给曲线指导经济工作，只能对经济活动产生误导。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教育产业化造成的除了读教科书以外全民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以致造成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造成国民素质下降，与智慧经济形态所要求的国民素质不相容，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是坏事。但在一般均衡论、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需求供给定律、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图书馆冷清说明社会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需求减少，国家可以减少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投资，国家减少对公共品投资不会造成GDP增长率下降，而且可以节约资源用于社会需求旺盛的GDP部门；网吧爆满说明社会对网吧需求旺盛，大力发展网吧可以增加就业增加税收增加GDP，因此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是需求供给定律自发调节市场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好事。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在形式逻辑上是严密的，也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的证明，因此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证明。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既然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平衡论的方法，所以只有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
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前段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中国上世纪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接下来3年困难时期的情景在全球范围的放大。通过金融工具来放大、并使其披上现代经济学外衣的金融泡沫与“亩产万斤”的“浮夸风”异曲同工；金融泡沫破灭后华尔街金融帝国的困局，与“大跃进”后人民公社的困境殊途同归。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一个“黑色星期五”即可轻松度过；要见曙光，还要思想家冷静思索。只有冷静思索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
如果说，上世纪58年由于人的预期太高造成接下来3年的国内经济困难，那么泡沫破灭使人的信心崩溃只能使金融危机不断蔓延造成全球化金融危机。全球化金融危机中频频出现的“信心”、“预期”、“政府救市”等字眼，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和一般均衡理论的破产。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而一切经济危机包括产能过剩危机本质上都是主客体的不对称造成；主客体的不对称程度，决定经济危机的深度与广度。经济主体主观努力的方向，就是使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因此经济学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统一的发展观，就是对称经济发展观。应该通过经济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对称发展、对称经济发展观的必然性。
为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不是以增长经济学为实质的各类结构经济学，不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经济学，不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上述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不但无法解释和解决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危机，而且正是一般均衡理论及建立其上的价格经济学导致了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危机。如果说，产能过剩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与一般均衡论的破产。只要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解析不了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市场自发调节还是政府“干预”，也解决不了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及价格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破产。
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而一切产能过剩本质上都是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程度，决定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度与广度。经济主体主观努力的方向，就是使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因此经济学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统一的发展观，就是对称经济发展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协调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与生产社会化相对称的，是经济的宏观化。在经济全球化、宏观化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更显重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先天的优势。应该通过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偶然性，看出对称发展、对称经济发展观的必然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对称为核心不是以均衡为核心，对称平衡论、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生产力只是一种生产系统的功能，功能同系统之间无所谓适合不适合问题；有什么样的系统，就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功能（大小），说明有什么样的系统。只有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结构之间、结构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才有是否适合、是否对称的问题。如果适合、对称，功能就发挥得好；如果不适合、不对称，功能就发挥得不好。因此，要调整的是结构和结构、结构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的关系，而不是某个结构、要素和功能的关系。从系统论的眼光看来，只有对称经济规律，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运动规律，而没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社会系统中，矛盾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既然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社会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对称与否，对生产力功能发挥程度关系重大。如果把其中某些要素夸大到不应有的高度，势必破坏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平衡，造成产能过剩，损害生产力的发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就是调整社会生产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使之对称，使社会生产系统发挥出最大的生产力功能。
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这两大部类的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基本的结构关系、等比关系的观点，实际上只适合于温饱问题未解决时的简单商品生产阶段。而在储蓄率、投资率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已经过时，这时眼前需要的满足与长远需要的满足关系取代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结构。无论是眼前需求的满足还是长远需求的满足，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其结构是均衡还是对称，都是建立在价值关系上而不是价格关系上。马克思以价格均衡描述与建构两大部类生产模型，脱离现实；在产品日新月异、需求丰富多样的今天，用价格平衡来建模两大部类的生产，更无实际意义。对称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均衡不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
对称平衡论与一般均衡论有本质区别，这本质区别源于对称与均衡的本质区别。
对称是具体的，均衡是抽象的。经济系统中，客体是一个系统（企业是一个系统），主体也是一个系统（人的全面发展）；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不仅表现在生产手段，而且表现在生产目标；效益也不仅表现在手段，而且体现在目的。对称经济学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大系统，同时处理好它内部的要素、结构、层次，小系统和大系统的关系，发挥综合的最佳功能——最大限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有根本和非根本、决定和被决定的层次关系之分、重要和非重要之别，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行。如果人为地限制某些因素，抬高某些因素，都会破坏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平衡，或强制地在低程度上实现平衡，从而造成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竞争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我国，企业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包括理念、文化、人才、技术……都曾经被不同的“经济学家”抽取出来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没有一个真正抓住了核心竞争力的本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企业活力是增加了，但假冒伪劣毒产品、豆腐渣工程、由假冒伪劣毒产品和豆腐渣工程造成的致人大量死伤案件也呈几何级数增加，说明只有完善的法律和有效监管才能迫使企业成为主体性的企业；那种专门制造假冒伪劣毒产品和豆腐渣工程的企业，产权再明确、机制再灵活、活力再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均衡是量上的均衡，对称是质上的对称。在配置经济学看来量上的非均衡，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可能恰恰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如果法律和必要的监管使企业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而处于非均衡状态，那么这样的非均衡状态实际上就是对称状态。再生而非配置是企业主体性的必要前提；而使再生成为企业主体性的动力机制的，是对称而非均衡。再生性自组织能力是企业主体性的系统功能，也是企业和市场相互作用的结果。企业是系统，主体性或自组织能力不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或要素所能决定，产权明确只是企业主体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私有制只是产权明确的必要环节而非必要条件。企业的主体性——再生型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必须在再生型创业过程中才能形成，而非体制转轨、所有制变更就能实现。对称经济学把生产力看成是社会系统——包括市场宏观系统与企业微观系统的整体功能，不但可以处理好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而且可以处理好社会生产力的近期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破坏社会系统平衡的企业“活力”，例如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破坏式的利用，可以使企业个别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甚至可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暂时发展，但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长久发展。要使社会生产力得以长久、稳定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包括生态平衡、和平的国际环境、社会安定团结、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正因为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所以生产力的进步程度也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综合标志和根本标志；反过来，也只有社会系统中各方面的发展程度，才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标准。
对称是现实的，均衡是空洞的。经济复杂系统方法，就是化不对称为对称、化消极对称为积极对称、化低层次对称为高层次对称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式，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用对策代替博弈取得效益的经营方式，就是用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客体与客体的现实的对称代替客体与客体的抽象均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称本身不仅是横向的平衡，而且还是纵向平衡、层次平衡以及相互之间的平衡。对称是系统的，“均衡”是多元的；一元的绝对均衡是绝对不存在的。瓦尔拉斯均衡作为抽象的、只能存在于观念中、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理想化均衡，只能是静态的，否则会陷于“圆的方”、“木的铁”一样的悖论。这是一般均衡理论的致命伤。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只有空洞的抽象意义没有具体的理论意义；而缺乏具体的理论意义的经济学，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没有现实的指导作用。只有再生经济学才是规范经济学，而规范意味着对称而非意味着均衡。不仅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均衡只能是一种理想，即使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即“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均衡”也只能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理想。西方经济学“菲利普斯曲线”、“IS-LM模型”、“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等一般均衡模型虽有对现实的经济关系进行抽象的正确因素，但由于在该模型中不仅价格是刚性的，而且所有的比例关系（包括生产内部、生产与消费、消费关系、交换关系）都是刚性的，这不但不能解释诸如通货膨胀等偶然因素的变化，而且不能解释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储蓄和投资、需求与供给（包括货币需求与供给）、价值与价格、产品价格与成本价格、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相互关系的必然性变化。这种静态的、消极的“一般均衡”的数字模型，只有“经济学橱窗”意义，没有实际可操作性。
对称是再生的，均衡是配置的；对称经济，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西方经济学就是配置经济学，西方配置经济学是小商品经济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时期的近似正确的理论反映，在知识经济时期已经过时。知识经济就是创新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既是资源配置的场所，更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资源再生以创业为基础，资源配置以生产为前提。作为配置的均衡是从不均衡到均衡，然而这里的“均衡”可望不可即；作为再生的“均衡”——对称通过创新—创造—创业自觉破坏“均衡”，创造新的“均衡”，而这里的“均衡”是随时随地可以实现的、现实的。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结论，那么再生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物。在供给和需求之间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过程中，不但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量的平衡，而且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质的对称。质的对称是量的平衡的前提。也许资源配置是资源再生的现实出发点，但资源再生是资源配置的逻辑出发点——二者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创业的组织者、扶持者和经济战略规划者。创业可以实现资源再生，经济结构调整也能产生再生生产力。创业是市场的基础，结构战略规划与调整是市场的主导，二者都是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布局、战略规划，就是通过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实现客体和客体的对称，用五维空间观建构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经济结构、生产结构不仅指横向的空间,而且指纵向的时间、立体的层次。无论社会还是企业，只有这几方面都对称，才能实现资源再生与可持续发展。对称是五维空间的，布局也应该是五维空间的。仅仅从三度空间、四度空间考虑布局，不可能做到最优布局。对称不但可以通过结构布局实现资源再生，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打破均衡——通过创新—创造—创业实现资源再生。严格意义上，创新是创造—生产的前提，也是创造—生产的环节。只有创业活动，才有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才有再生经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配置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创业活动的影子，有的只是现成的企业的经济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否认经济活动、经济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也就否认经济活动、经济过程中人的自觉性，把经济仅仅理解成配置，把生产仅仅理解成制造。在西方配置经济学的视野中，没有创新的位置，因而也就没有再生经济的位置，只有消极配置出来的“均衡”。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对称是立体的，均衡是平面的。以对称来定位经济主体的活动，经济主体的自觉活动是对策。以均衡来定位经济主体的活动，经济主体的自发活动是博弈。作为发展的对称，是积极的、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而不是通过博弈来趋向实现的消极均衡。如果说，一般均衡理论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那么对称理论则是新经济学的核心，二者是新旧范式的关系。对策如下棋，博弈如打牌。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它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通过博弈自发实现的均衡。对称与均衡的最本质区别，是主体在经济规律中的地位不同——在对称经济学中，对称规律是核心规律，主体在规律中占主导。主体是通过对策实现对称、实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均衡”。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非均衡成为必然的普遍的现象，因此否认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他们认为，经济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人有非理性、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的经济活动是在“囚徒困境”中博弈。西方经济学中的“博弈—均衡”理论不能解释制度、人的理性同经济客体的“均衡”，因此在他们那里只有博弈没有对策，只有政府“干预”调节没有政府调控，只有增长没有发展，只有伴随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增长没有可持续发展。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政府与民间的对称结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政府和企业都是市场的主体，政府自觉的宏观调控本来是市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市场的补充。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博弈—均衡论”不能正确定位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造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政府是法制与自由统一的桥梁，没有政府的中介作用，法制与自由只能脱节。因此，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调控，妄想只要自由与法制，不要政府调控的过度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市场乌托邦。国家“干预”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市场有局限，而在于经济发展本身的宏观化、社会化，使国家本身成了经济的主体——宏观经济的主体。所谓市场失灵，只不过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失灵、宏观经济微观化失灵、一般均衡理论范式本身失灵；失灵的原因和结果都是主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不对称而不是客体和客体非均衡。
只有以主客体的对称为出发点才能确立经济主体、市场主体、市场的结构与产业结构；以客体和客体的均衡为出发点，无法确立经济主体，既无法确立宏观经济主体，也无法确立微观经济主体，因此无法把握市场经济的真正结构。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非均衡理论必然把政府排除在结构调整之外。要区别“调控”与“干预”这两个概念。“干预”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论，“调控”论的理论基础是对称论。“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本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二者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真理。不但调控与“干预”不同，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也有本质区别：前者总体上是用增量调控促存量调整，后者是用缩短战线来消尖磨平；因此前者是在尽量减少损失且不断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调整，后者则是伴随大起大落的“调控”。前者尽量减少政策性风险，因此可以给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预期，后者则会使人们养成“周期”的习惯性思维与行为，从而产生不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消极的预期。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前者是水涨船高，后者是水落石出。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对称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与周期发展观、“大起大落”观相对而言。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对策—对称”观，周期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博弈—均衡”观。一般均衡论的“博弈—均衡”观由于不能正确定位政府，不能正确定位企业主体性，所以只能造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
均衡是增长的动力和目标，对称是发展的动力和模式。均衡增长方式：资源稀缺、不可再生、完全竞争、纯粹市场、边际效益递减；帕累托最优是均衡；对称发展模式：资源再生、资源共享、双赢竞争、立体化的市场、边际效益递增；“最优”是双赢。以均衡为目标，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只有对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对称是企业管理模式、经营模式,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对称，既是效益最大化的原因，又是效益最大化的结果。因此，作为配置出发点的均衡实现的是增长，作为再生出发点的对称实现的是发展。增长是通过均衡实现的“发展”，发展是通过对称实现的“增长”。增长只是客体与客体的趋向均衡,发展则不但包括客体与客体的趋向均衡,而且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称是本，均衡是末；对称是源，均衡是流；对称是整体，均衡是局部。一切生产、交换（贸易）的根本原因与动力就是实现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主体和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管理，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对称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片面增长。利益最大化在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的表现，就是利润最大化。只有一般均衡理论，才认为在独立经营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会随着价格均衡而自动实现产业均衡。在现实上，受利润最大化动机支配，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在成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不可能同时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受利润最大化动机和价格机制的支配，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在成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充其量只能是自发地对产业微观结构做某种程度的接近平衡的调整，而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整体对称，只能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非经营性国有企业的产业导向。政府宏观调控与非经营性国有企业的产业导向的机制，不是价格机制而是价值机制，不是一般均衡规律而是对称规律——供给与需求的质上价值对称的规律而非量上价格均衡的规律；主体行为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不是战术的而是战略的：有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对称，长线投资与短线投资的对称，长远需求与眼前需求的对称，人和环境的对称。只有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才由增长范畴上升为发展范畴；只有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受利润最大化原则支配，而只能受价值最大化原则支配。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属于宏观经济范畴；自觉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不可能是企业，更不可能是民营企业，而只能是政府。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不是同一个过程，具有独立利益的企业在作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不可能自觉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只有区别均衡与对称，才能区别增长与发展；只有区别增长与发展，才能正确定位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与机制。这是经济主体与经济活动对象的对称。
对称以价值为核心，均衡以价格为机制。均衡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对称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对称是新经济的经济形态，从均衡到对称是经济形态的转换。在知识经济时代，以对称机制为核心机制，市场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是充分的，市场是出清的，产能是不会过剩的。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有序性、和谐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
均衡，首先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均衡”，然后才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以后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前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是平面的机制；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产品和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偶然的，经营是无序的，产能过剩是必然的。价值机制是立体的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产品和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有序的，管理学成了对称经济学。以对称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和谐的市场机制。
合理的价格本来是宏观调控和自由竞争的综合结果，靠市场的完全竞争实现所谓的均衡价格、“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本来就不可能。建立在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概念在产品单一化时代是一种合理的抽象，在产品多样化时代只能成为空洞的抽象。“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概念已经过时，所以根本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而产品结构方面的“均衡”离开政府宏观调控根本不可能。因此，客体（产品）之间的均衡离不开主客体（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对称；前者以后者为前提，妄图离开政府宏观调控，仅靠自由竞争来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均衡根本不可能。一般均衡理论的实现靠的是价格经济学，所谓的均衡是价格均衡而非价值均衡，这只能脱离实际。通过完全的价格竞争实现自发的“均衡”是不可能的；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可能有效分配资源，用价格均衡实现要素均衡与市场出清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虽然商品供求与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但决定商品供求与商品价格的，不仅仅是买方或卖方的讨价还价，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价格为计量单位的所谓生产函数、需求函数、供求函数，只是近似值；均衡状况下的价格决定根本不可能。即使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生产要素、产品价格及其供给量相适应的均衡数值也根本不存在。
西方经济学所谓“一般均衡解的存在性”严格证明，是无的放失，充其量只是数学家头脑中的数字游戏。在微观经济领域相对正确的价格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则成为完全的错误，宏观经济领域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满足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全局的需要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之所以真正的福利经济学只能用边际价值分析方法而不能用边际价格分析法，是因为福利经济学对象的侧重点是主体。经济学的对象是经济发展的规律，而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由主体的活动组成的规律，因而应该以主体为对象。但传统经济学的侧重点是投入-产出分析；主体只是手段。在真正的福利经济学中，主体是目的。而一旦主体成为目的，均衡分析就得让位于对称分析。忽略主体，是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范式建构福利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边际效用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主客体关系的核心规律。边际效用规律说明：价值规律是市场的核心规律，价格规律只是价值规律的局部表现。边际效用规律说明：价格同人的需求的对称是肤浅的、想象的，价值同人的需求的对称是深层的、具体的。完全均衡价格是不存在的，完全对称的价格是存在的。所谓“均衡价格”，只是空洞抽象的产物；由此为出发点设计出来的模型，包括企业利润模型与社会经济模型，是不可操作的数字游戏。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建构起来的解决所谓总量失衡、结构失衡的模型、措施与政策建议，由于理论预设前提错误，所以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好看不好用。
产能过剩、经济减速、调整结构、经济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眼花缭乱的经济热点问题前所未有地把经济结构问题摆到了全体中国人民面前。这说明，线性增长方式GDP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为GDP增长方式提供理论基础的一般均衡理论、价格经济学不再吃香，能够为经济结构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提供理论依据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经济学才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经济学，只是新常态经济需要新的结构经济学。建立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和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对产能过剩的解释与解决方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义与定位也有本质的不同。建立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认为，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所谓产能过剩是结构失衡不是经济过热，化解产能过剩靠投资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而不是减少投资。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才是解决结构失衡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向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转化，通过直接投融资体制建构游资和游资通道之间的对称机制，使游资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通过直接投融资去杠杆化，减少企业融资成本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主体性与经营效率，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就是自觉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变：从资源配置型向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转变，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用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用技术创新带动资本密集，才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的更本质的路线图，只不过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必须用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只有对称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能够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出中国产能过剩经济减速的困境指出一条新路。实践证明：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只能建立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不能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
陈世清：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靠对称型调控
[ 2016/09/15 10:39 | by admin ]
2016/09/15 10:39 | by admin ]
陈世清：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靠对称型调控
对称型调控就是用对称手段而非均衡手段进行反周期调控，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结构对称发展。对称型调控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对称型调控用增量化解存量，不承认经济过热现象。均衡型调控就是用均衡手段而非对称手段进行周期性调控，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周期性增长。均衡型调控着眼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平衡。均衡型调控靠去产能去库存化解存量给“经济过热”降温。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靠对称型调控。
李稻葵：“解决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 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根据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矛盾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比较难以在短期内下降，中国的资金供给面相对仍非常充足；而且，多年形成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的基本格局也难以改变，毕竟，就业压力在上升，国内人口结构相对还比较年轻，不大规模投资，经济难以发展，就业压力也难以化解。如何解决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过去十几年来，我们依赖的是国外市场，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思路。……答案只能是在内需上做文章。要提高内需，靠最终消费自然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最终消费需求毕竟是由上亿家庭和机构分别独立作出的，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基，制度变迁难以在中短期内改变国民的消费观念，政策推动更是乏力。比较现实的方案就是，以投资推动内需的上升，而且其前提是，投资推动内需的同时不能带来新的产能扩张。怎么办？答案非常明晰，那就是必须投资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即对现有产能进行更新改造，既让投资不转换为新的净生产能力，又能消化一部分储蓄，带动内需的上升。换言之，现有的产能是资本的存量，投资是流量，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保障生产能力不剧烈上升的前提下，让投资这一流量上升。那就是，一方面要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要淘汰旧的产能。绿色产能革命，其本质就是这样的过程。”⒇李稻葵认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靠的是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能力不会剧烈上升，以和国内低消费市场保持平衡。李稻葵把这种模式称为“绿色产能革命”，即把增加的投资全部投到淘汰旧的产能上面。李稻葵这种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绿色产能革命”是一种消极的平衡观，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经济过热论”，只不过比一般的“经济过热论”多了一个解套的方案——“绿色产能革命”，但这个方案在理论上和他后面的要“增加总供给”的提法相悖，在实践中则会陷入“滞涨”的悖境，所以不能作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本身并不成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根本不是什么“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从直接现实性上看，我国确实存在着“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矛盾，但“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和“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区别很重要。“需求”是主观范畴，“消费”是客观范畴。消费不足，既有可能是“需求”不足引起，也有可能是需求很强烈，但不敢消费造成。如果是前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矛盾的假说有可能成立；如果是后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就是一个假命题。实事求是讲，中国目前“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只是假象，“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才是真相，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问题的关键，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的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在于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扶持创业，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法治。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定位于“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解决矛盾的途径定位于增加投资的同时降低生产能力，是削足适履，舍本求末。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投资
经
济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
本 生产资料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关 投资需求
系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Ⅱ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
其次，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国家基本建设的范畴；投资任何国家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投资方向问题；与其说是“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把投资方向定位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而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即能源革命完全可以纳入国家基本建设的范畴。这与其说是所谓“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知识经营
资本经营
主导产业：知识运营 资产经营
产品经营
新材料合成 法制建设 社会
教育科研 保障
医疗养老 体制
新农村建设
保障性粮食生产
交通
能源与信息输送 主导
推动 支柱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
绿化
集约化
土地 综合化
生态化
能源开发 可再生开发
基础产业：国家基本建设
国民经济基本产业结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及相互关系模型
根据上面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Ⅰ和Ⅱ（Ⅰ见第12章），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投资与需求这一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矛盾，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绿色产能革命”，而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一。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产业。基础设施或国家基础设施是为国民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投资建设。其中为国民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产生的资金流量可以成为GDP增长统计数据源，为国民非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产生的资金流量不可以成为GDP增长统计数据源。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范畴。把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的同时，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把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GDP，而且为GDP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GDP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GDP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短期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础设施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础设施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走出“滞胀”这个悖境，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产能革命”，而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二。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把国家基本建设作为基础产业。国家基本建设，是以整个国家为单位、国家和跨区域为项目单元、中央财政为投资主体的长期、超大型基本建设，包括主要河流变水患为水利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沙漠变绿洲治理；野生动物生态链系列保护工程；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大运河重新开发疏通综合利用工程；海水淡化工程；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风能太阳能电站建设；材料轻型化能源清洁化环境低碳化；以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主体的国家绿化生态化建设；城市生态化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性开发；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国家基本建设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硬件部分，可以说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可以带动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促进平衡发展。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工程，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可以极大提高我国民族主体性与国际竞争力、抗国际国内风险能力，也是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无缝对接、扩大开放的基础。基础性、整体性、全局性、综合性、生态性、开放性，是国家基本建设的基本特征。与时俱进不断自觉进行公民个人、民营企业无法进行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征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之一，和计划经济不能划等号。如果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柱产业，那么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国家基本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因此，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建设几百条高速铁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高速路有倍增放大的作用；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三。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李稻葵：“根据以上的陈述，财政开支必须坚持三个原则：财政开支应该是民生性、福利型而不是生产性的，财政开支不应与民争利，不应带来挤出效应，而应该有带动其他社会开支的效应。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消费型的投资是提升国民消费的重要举措，而不是增加过剩生产能力。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为将来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如节能减排、环境治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而不是生产性的，更不应该是政府自身开支的盲目扩大。当然，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促进公务员廉洁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型，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应该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在目前的条件下，适当提高中央财政的赤字和债务比重是应该的，也是能做到的，这一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变值得大力提倡。”（21）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李稻葵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所谓“服务型政府”的经典描述，同时也是他的“绿色产能革命”思路的逻辑延伸。如果按照李稻葵的财政开支模式，上面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模式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同时，李稻葵的上述“公共财政理念”是把政府的生产性经济职能、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避免公共财政与民争利与其说像李稻葵设计的限制中国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把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还不如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国家基本建设范畴。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保证。
环保
交通
产业化 能源
房地产
政府投资
的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
医保：人的身体素质国家基本建设
非产业化 社保：人的社会素质国家基本建设
教育：人的知识素质国家基本建设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Ⅰ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李稻葵：“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是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22）我不知李稻葵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擅长数据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不知得出这个结论的数据是什么？是依据GDP增速推论，还是名义工资增长，抑或购买力平价计算？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GDP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因此，GDP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笼统地根据GDP增速就推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又根据这个“奇迹”推出“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结论，既无数据分析也无逻辑分析，是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前提。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李稻葵：“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还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涨’。”（p188）李稻葵接下来用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等几个方面，说明“在以上这一系列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无疑是在回缩。企业减产、停产、破产的例子越来越多”。（23）且不说李稻葵这里的“总供给冲击”、“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总需求膨胀”和同一本书中“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之间的自相矛盾，他对“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及其导致“滞涨”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本身也是牵强附会的。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涨，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李稻葵的所谓“滞涨”，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悖境；而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必然产生李稻葵上面所描述的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悖境。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国家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产生和激化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根源，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关键。
观念
破除“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 舆论 人才价值取向
行政
投资
财政投融资
融资
法律环境
政府 创业环境 政策环境
扶持 产业导向
创业
工程 创业培训
投资银行
社会直接投融资 创业板
银行小额贷款
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Ⅱ
对称型调控就是用对称手段而非均衡手段进行反周期调控，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结构对称发展。对称型调控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对称型调控用增量化解存量，不承认经济过热现象。均衡型调控就是用均衡手段而非对称手段进行周期性调控，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周期性增长。均衡型调控着眼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平衡。均衡型调控靠去产能去库存化解存量给“经济过热”降温。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靠对称型调控。
李稻葵：“解决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 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根据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矛盾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比较难以在短期内下降，中国的资金供给面相对仍非常充足；而且，多年形成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的基本格局也难以改变，毕竟，就业压力在上升，国内人口结构相对还比较年轻，不大规模投资，经济难以发展，就业压力也难以化解。如何解决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过去十几年来，我们依赖的是国外市场，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思路。……答案只能是在内需上做文章。要提高内需，靠最终消费自然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最终消费需求毕竟是由上亿家庭和机构分别独立作出的，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基，制度变迁难以在中短期内改变国民的消费观念，政策推动更是乏力。比较现实的方案就是，以投资推动内需的上升，而且其前提是，投资推动内需的同时不能带来新的产能扩张。怎么办？答案非常明晰，那就是必须投资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即对现有产能进行更新改造，既让投资不转换为新的净生产能力，又能消化一部分储蓄，带动内需的上升。换言之，现有的产能是资本的存量，投资是流量，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保障生产能力不剧烈上升的前提下，让投资这一流量上升。那就是，一方面要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要淘汰旧的产能。绿色产能革命，其本质就是这样的过程。”⒇李稻葵认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靠的是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能力不会剧烈上升，以和国内低消费市场保持平衡。李稻葵把这种模式称为“绿色产能革命”，即把增加的投资全部投到淘汰旧的产能上面。李稻葵这种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绿色产能革命”是一种消极的平衡观，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经济过热论”，只不过比一般的“经济过热论”多了一个解套的方案——“绿色产能革命”，但这个方案在理论上和他后面的要“增加总供给”的提法相悖，在实践中则会陷入“滞涨”的悖境，所以不能作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本身并不成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根本不是什么“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从直接现实性上看，我国确实存在着“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矛盾，但“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和“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区别很重要。“需求”是主观范畴，“消费”是客观范畴。消费不足，既有可能是“需求”不足引起，也有可能是需求很强烈，但不敢消费造成。如果是前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矛盾的假说有可能成立；如果是后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就是一个假命题。实事求是讲，中国目前“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只是假象，“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才是真相，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问题的关键，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的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在于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扶持创业，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法治。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定位于“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解决矛盾的途径定位于增加投资的同时降低生产能力，是削足适履，舍本求末。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投资
经
济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
本 生产资料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关 投资需求
系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Ⅱ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
其次，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国家基本建设的范畴；投资任何国家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投资方向问题；与其说是“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把投资方向定位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而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即能源革命完全可以纳入国家基本建设的范畴。这与其说是所谓“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知识经营
资本经营
主导产业：知识运营 资产经营
产品经营
新材料合成 法制建设 社会
教育科研 保障
医疗养老 体制
新农村建设
保障性粮食生产
交通
能源与信息输送 主导
推动 支柱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
绿化
集约化
土地 综合化
生态化
能源开发 可再生开发
基础产业：国家基本建设
国民经济基本产业结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及相互关系模型
根据上面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Ⅰ和Ⅱ（Ⅰ见第12章），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投资与需求这一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矛盾，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绿色产能革命”，而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一。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产业。基础设施或国家基础设施是为国民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投资建设。其中为国民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产生的资金流量可以成为GDP增长统计数据源，为国民非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产生的资金流量不可以成为GDP增长统计数据源。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范畴。把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的同时，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把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GDP，而且为GDP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GDP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GDP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短期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础设施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础设施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走出“滞胀”这个悖境，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产能革命”，而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二。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把国家基本建设作为基础产业。国家基本建设，是以整个国家为单位、国家和跨区域为项目单元、中央财政为投资主体的长期、超大型基本建设，包括主要河流变水患为水利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沙漠变绿洲治理；野生动物生态链系列保护工程；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大运河重新开发疏通综合利用工程；海水淡化工程；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风能太阳能电站建设；材料轻型化能源清洁化环境低碳化；以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主体的国家绿化生态化建设；城市生态化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性开发；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国家基本建设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硬件部分，可以说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可以带动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促进平衡发展。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工程，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可以极大提高我国民族主体性与国际竞争力、抗国际国内风险能力，也是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无缝对接、扩大开放的基础。基础性、整体性、全局性、综合性、生态性、开放性，是国家基本建设的基本特征。与时俱进不断自觉进行公民个人、民营企业无法进行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征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之一，和计划经济不能划等号。如果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柱产业，那么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国家基本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因此，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建设几百条高速铁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高速路有倍增放大的作用；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三。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李稻葵：“根据以上的陈述，财政开支必须坚持三个原则：财政开支应该是民生性、福利型而不是生产性的，财政开支不应与民争利，不应带来挤出效应，而应该有带动其他社会开支的效应。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消费型的投资是提升国民消费的重要举措，而不是增加过剩生产能力。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为将来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如节能减排、环境治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而不是生产性的，更不应该是政府自身开支的盲目扩大。当然，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促进公务员廉洁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型，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应该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在目前的条件下，适当提高中央财政的赤字和债务比重是应该的，也是能做到的，这一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变值得大力提倡。”（21）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李稻葵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所谓“服务型政府”的经典描述，同时也是他的“绿色产能革命”思路的逻辑延伸。如果按照李稻葵的财政开支模式，上面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模式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同时，李稻葵的上述“公共财政理念”是把政府的生产性经济职能、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避免公共财政与民争利与其说像李稻葵设计的限制中国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把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还不如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国家基本建设范畴。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保证。
环保
交通
产业化 能源
房地产
政府投资
的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
医保：人的身体素质国家基本建设
非产业化 社保：人的社会素质国家基本建设
教育：人的知识素质国家基本建设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Ⅰ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李稻葵：“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是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22）我不知李稻葵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擅长数据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不知得出这个结论的数据是什么？是依据GDP增速推论，还是名义工资增长，抑或购买力平价计算？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GDP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因此，GDP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笼统地根据GDP增速就推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又根据这个“奇迹”推出“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结论，既无数据分析也无逻辑分析，是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前提。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李稻葵：“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还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涨’。”（p188）李稻葵接下来用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等几个方面，说明“在以上这一系列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无疑是在回缩。企业减产、停产、破产的例子越来越多”。（23）且不说李稻葵这里的“总供给冲击”、“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总需求膨胀”和同一本书中“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之间的自相矛盾，他对“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及其导致“滞涨”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本身也是牵强附会的。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涨，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李稻葵的所谓“滞涨”，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悖境；而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必然产生李稻葵上面所描述的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悖境。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国家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产生和激化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根源，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关键。
观念
破除“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 舆论 人才价值取向
行政
投资
财政投融资
融资
法律环境
政府 创业环境 政策环境
扶持 产业导向
创业
工程 创业培训
投资银行
社会直接投融资 创业板
银行小额贷款
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Ⅱ
陈世清：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批判
[ 2016/09/15 10:24 | by admin ]
2016/09/15 10:24 | by admin ]
陈世清：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批判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不了一门科学，只能使经济学成为假说或有用的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者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原因。
经济学研究范式就是通过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述方法、学术评价标准体现出来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范式是经济学内容和方法的统一，经济学研究范式就是经济学范式中的方法部分。如形式逻辑思维方式、还原论方法、假设方法、一般均衡方法、数理模型方法、可证伪方法、刊物级别与论文引用率排名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线性思维研究范式。对称逻辑思维方式、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公理方法、对称平衡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抽象与具体相统一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典型分析方法、原创理论与经世致用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对称思维研究范式。在经济学范式中，经济学研究范式决定经济学内容，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研究范式产生一般均衡理论、理性经济人假设、帕累托改进理论、价格经济学、增长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对称思维研究范式产生对称平衡理论、主体性理论、平等理论、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理论、价值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总体上，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是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体现了科学的方法论；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是不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体现了不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不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不了一门科学，只能使经济学成为假说或有用的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者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方法论上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产生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局限性与历史必然性的统一。
西方经济学以假设为出发点研究范式的典型，是田国强发表在《经济研究》2005.2期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田国强：“1、一个行为假设 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什么是假说？假说就是未经验证的学说。假说经过验证后成为科学事实或科学原理（包括公理），假说被证伪后就成为谬误。假说只是科学发展的拐杖、科学真理形成的过渡环节之一，不是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经阶段，科学史上许多科学真理是直接从实践中产生。把假说看成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是错误的，把假说当做科学原理乃至公理更是荒谬的。什么是假设？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假说就成为假设。在科学史上，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得出的结论高达95%是错误的。假设只是验证、发现真理的手段，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导只是试错的方式，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科学论文论述的出发点。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公理。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但主张把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且文章本身也是以假设为论述的出发点。从科学方法论的逻辑和科学史的事实两方面来看，以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论述的出发点是常识性的错误。
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仅以假设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而且以“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田国强：“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行为假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这个行为边界找出来，没有人说理性行为假设总是错的，我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人。”“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在这里，田国强混淆了两个概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私性。由于这种混淆，使之不能自圆其说。任何体系的逻辑出发点都蕴涵了后来发展的整个体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必须是经济现象的最高概括，能够统一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由其引申出来的经济学结论不会被任何经济现象所证伪；对于人的行为分析必须适合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合于大多数人。这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自私经济人“理性假设”还不如科学史上的假设。科学史上的假设在被证伪前假定是适合于特定领域的所有现象的，如果不是适合于该领域所有现象即意味着被证伪，该假设就应该被抛弃。而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明明知道只适合于大多数人而不是适合于所有人却仍然抱住不放，照样将错就错作为研究和论述的出发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等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是自私的，人有时无私助人、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并不违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只适合大多数人的“本性自私”是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用已经被证伪、明明知道已经被证伪的自私经济人“理性假设”作为逻辑出发点是常识性的错误，证明了以假设为出发点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缺陷。
理性经济人假设最早是由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亚当•斯密认为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整个西方经济学都是根据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假设建立起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公理而超出“假设”的范畴。但由于该“假设” 混淆了“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两个命题，使之不能自圆其说而成为悖论，这个悖论是亚当•斯密前后出版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相互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建立在该“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以假设还是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西方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命题推导出市场自发论、经济活动与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的结论，而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命题却可以得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市场自发和自觉的统一、经济学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的结论。
“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源于西方线性思维方式，“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源于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两者可以划等号；在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包括“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有自私和无私两方面”。
人类科学史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不证自明（所谓“不证自明”就是已被人类长期实践所证明、不可证伪因而不需要再证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只有西方现代经济学，才公然主张以假设为逻辑起点。这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无法像其他科学一样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之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混淆了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层次，使其无法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作合理抽象、真正找到与其他科学公理等价的经济学公理。
马克斯•普朗克（1858 —1947）德国现代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量子力学的发展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展。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学说：辐射能只能以普朗克称为量子这个基本单位的整倍数形式辐射出来。根据普朗克学说，一个光量子的大小取决于光的频率（即颜色）且与一个物理量成正比。普朗克把这个物理量缩写为h，现在被称为普朗克常数。他利用这一假说在理论上准确地推导了正确的黑体辐射公式，说明他的假说得到实践的验证。普朗克常数h在物理理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在被认为是两三个最基本的物理常数之一。它出现在原子结构学说、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辐射学说和许多科学公式中。1905年爱因斯坦用这一概念解释光电效应，1913年尼尔斯•玻尔在他的原子结构学说中也使 用了这一概念。1918年普朗克获得诺贝尔奖。量子力学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微观粒子客观实在依赖于主体的观测方式说明主客体不可分，不确定中有确定性，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统一，可证实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科学体系出发点公理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
根据量子力学与相对论，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公理。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公理呢？任何一门科学的公理只能是特定领域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这里要把“本原”与“本质”区别开来。本原和本质的区别在于：本质是层次范畴，本原是实体范畴；“本原”是最原始的要素，“本质”则是由作为本原的要素及其对称关系组成最原始的对称结构；本原是唯一的，本质则有不同的层次：普遍本质、一般本质、特殊本质、个别本质。“本原”与“本质”的区分可以确立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不致于陷入还原论的泥坑，从而为不同学科的特殊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还原论由于没有层次概念，所以只好无限地追溯任何事物、任何学科其最后的依据，其结果是否认了各种事物、各门学科的自身的特殊本质，而把万事万物最终归结于基本粒子的运动。“本原”是形式逻辑的出发点，“本质”是对称逻辑的出发点。作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的，只能是本质而不是本原。迄今发现的人体的本质是DNA双螺旋结构，而不是细胞。以细胞为出发点，只能破坏对有机体整体的把握。很难想象，仅仅考察人体细胞或从人体细胞为出发点，会认识和把握人体的本质。仅仅考察细胞不能把人体和动物体区别开来，而考察DNA双螺旋结构则可以。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从经济现象的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推导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观察与推理、 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的公理与数学的公理一样，只能凭直觉产生；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
假设不但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而且不能作为经济学模型的起点。所谓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具体，又把这一思维的具体转变为实践观念，通过实践工程，转变为新的感性具体。这其间，假设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绝非前提。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
黑格尔（1770—1831），德国近代哲学家，以“绝对精神”为出发点，建构了一个由概念的正反合矛盾运动组成的唯心辩证法哲学体系。但由于他的“绝对精神”是宇宙的本原而非本质，所以他无法解释从“绝对精神”到下一个范畴的演化，只能像子弹从枪膛里射出来一样突然产生。这不但是牵强附会的，而且无法和后面的逻辑推演过程一致。这说明，以本原为出发点解释宇宙的产生、建立哲学体系，无法自圆其说；只有以包含自身对称关系的本质为出发点，才能对宇宙的产生过程作出合理的说明，也才能够建立首尾一贯的哲学体系。经济学和任何一门科学也一样，必须以本质而非本原为出发点。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自私的经济人”是本原而非本质，所以无法建构科学的经济学体系。
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以假设而不是和其他科学一样以公理为出发点，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是一种本原，虽然黑格尔是把本原当成了本质。马克思模仿黑格尔，“商品”相当于“绝对精神”。《资本论》沿袭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传统。《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的本原――“商品”――而不是本质为出发点（因为它也把本原当成了本质）。商品只是一个要素，展开来的，只能是某个层面的规律，而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假设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其结论不可能是实证的。
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西方现代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是：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现代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建构起来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假设是一种尚未确定的“问题”，“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不能作为出发点——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叙述的、逻辑体系的出发点。
西方经济学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西方经济学能够称之为论文的文章几乎全部运用数学模型。数学的逻辑基础是数理逻辑，数理逻辑的思维定位是知性逻辑，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知性逻辑只能解释事物的质，不能解释事物的本质；只能解释线性增长，不能解释非线性发展。形式逻辑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不是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如果把形式逻辑定位为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就会产生悖论。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就是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著名的“数学悖论”充分证明了数理逻辑—形式逻辑的局限性、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荒谬性。
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很快渗透到大部分数学分支，成为它们的基础。到19世纪末，全部数学几乎都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190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兴高采烈地宣称：“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 1903年，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有漏洞！这就是英国数学家罗素提出的著名的“罗素悖论”。“罗素悖论”使集合论产生危机。“罗素悖论”就是“理发师悖论”：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们看他能不能给他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要解决这个悖论，只能运用对称逻辑的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理发师要给“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这个广告语中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他可以为之服务并且可以从对方身上盈利的人，所以广告语中“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这个集合显然不包括他自己。这个悖论之所以会成为悖论是因为混淆了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对象和这个广告语本意不包括的对象的区别，把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不包括作广告本人的对象集合，抽象化为也包括作广告的人本身。而这种主客体对象的混淆、把这种不包括主体在内的对象的集合错误地认为也包括主体在内，源于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集合论没有主客体区分这个概念, 而这又源于传统形式逻辑没有主客体区分，所以很容易把主客体混为一谈造成对象的混淆而陷于悖论。“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集合论悖论”是同义语，都是所谓的“数学悖论”。“数学悖论”说明：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必须有限度有条件使用，把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抽象化无条件使用会陷于悖论。
社会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现象是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复杂性现象，运用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无法认识经济本质、把握经济规律、预测经济趋势、正确解释解决经济问题。以形式逻辑为充分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可以符合经济现象的某一侧面，但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的整体，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后面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它可以被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证实，同样可以被经济现象的另一方面证伪。这就是为什么“格雷欣法则”与“反格雷欣法则”、“菲利普斯曲线” 与“反菲利普斯曲线”都能得到数学模型的严密论证、也都能得到实践证明的根本原因。用仅仅满足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工作，只能对经济活动产生误导。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教育产业化造成的除了读教科书以外全民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以致造成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造成国民素质下降，与智慧经济形态所要求的国民素质不相容，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是坏事。但在一般均衡论、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需求供给定律、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图书馆冷清说明社会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需求减少，国家可以减少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投资，国家减少对公共品投资不会造成GDP增长率下降，而且可以节约资源用于社会需求旺盛的GDP部门；网吧爆满说明社会对网吧需求旺盛，大力发展网吧可以增加就业增加税收增加GDP，因此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是需求供给定律自发调节市场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好事。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在形式逻辑上是严密的，也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的证明，因此在形式逻辑这个层面而言，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证明。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既然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符合形式逻辑要求只能是经济学真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仅仅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逻辑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逻辑、而且符合对称逻辑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所以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西方经济学通行的数学模型方法是体现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片面抽象方法的典型。在对称逻辑看来，所谓抽象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抽象，又通过综合使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这其间，思维的抽象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非全部。而西方经济学家的抽象方法却是把思维的抽象看成经济学思维的全部内容，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同时，抽象的前提是明确的、特定的参照系，如果参照系模糊或者参照系混淆，这个抽象就是无效。历史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的展开，社会是放大了的自然；社会宏观主体的自觉活动，相当于自然界微观粒子的自发运动；宏观层面的自然观，相当于社会宇观整体的历史观。“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是对自然界宏观层面现象的合理抽象，把其机械地套到相当于自然界微观领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片面的抽象。抽象有一个“度”，这个“度”的界线，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就好像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别抽象，如果分别对它们进行抽象，得出“量子”是“波”或者“量子”是“粒”就是一种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无论是以“量子”是“波”还是以“量子”是“粒”的“假设”为出发点通过数学模型建构量子力学体系都是荒谬可笑的。社会经济系统是放大的量子世界；不同的个人其本质、秉性、人生观、世界观不同，因而其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不同，有的人自私、有的人乐善好施，有的人看重物质利益、有的人追求精神利益与生前生后名，有的人追求眼前利益、有的人更看重长远利益。对其中某部分自私的、更看重眼前物质利益的个人行为的假设和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不属于同一层次，而只能与量子运动中“波粒二象性”中的“波”或者“粒”相当，因而是一种过度的抽象；过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量子力学层面、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对称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才是具体的、合理的抽象。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其逻辑体系是自洽的，结论是普适的、不可证伪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规性，不需要用各种限制条件进行“修补”，因此不需要假设。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过度抽象、片面抽象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其结论很容易被证伪。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把这些“抽象”定位为假设，而不敢明目张胆宣示为公理， 就是因为他们底气不足。西方现代经济学用认识宏观自然现象的方法来认识社会，是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世界，用数学模型方法对复杂经济现象进行片面的空洞的抽象是方法的错位。如果把自然的微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自然的宏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宇观层次，那么自然和经济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并无任何本质的不同；经济学的发展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都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自然历史过程”。
把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上的数学抽象化无条件运用到经济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只能陷于悖论。如果说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建立在片面空洞抽象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就连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都不是。计量经济学可以成立，但计量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是对经济过程某些局部现象的量化分析，和经济学不能划等号，用计量经济学证明经济学可以数学化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性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对称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成反比，这是一条定理。不能从经济学研究运用形式逻辑的必要性推出经济学研究运用数理逻辑的必要性，不能从某些层次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推出任何层次经济学研究片面空洞抽象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不能从某些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有益性推出所有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的必然性。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研究经济本质与经济规律需要理性逻辑——对称逻辑，知性逻辑——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只能描述经济现象。数学模型只能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解释增长，不能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靠理性逻辑而不是靠知性逻辑。由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思辨性质决定，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运用数学模型。局限于知性逻辑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无法解释经济本质问题，无法解释发展。
田国强、杨立岩在《经济研究》2006.11期发表的《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一文中，对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提出了他们的解答方案。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就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 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 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 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 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 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研究表明, 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 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 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 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 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 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 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 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 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 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 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 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一个伪命题。他们之所以会把“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谜”，也是由于他们对人的需要的片面空洞的抽象，把人的需要仅仅归结为物质需要。局限于知性逻辑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无法解释人的幸福问题，无法解释发展。
遵守形式逻辑虽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然而又确实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数学，则既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充其量是某种程度上有用的工具之一。如果说一门学科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才是成熟的学科，那么也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如果不是在正确的思维方式指导下，以正确的内容为基础，运用数学只能是文字游戏、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形式再精美也只能是水上浮萍、南辕北辙；数学模型越精致，越是误人子弟，离成功地运用数学十万八千里。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西方经济学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线性思维方式使然；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线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之中。西方经济学用剔除主体性的数学模型方法来研究博弈论的数理博弈论，相当于用力学方法来研究量子力学，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非数理博弈理论，否认了博弈理论中逻辑的普适性，等于说博弈理论可以不需要逻辑来建构，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里方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数学方法，由于本质上属于传统逻辑范畴，其先天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对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解释的苍白无力和缺乏指导意义。霍金用数学方法推出整个宇宙起源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 “奇点”，这个“奇点”不是宇宙、时间真正的起点，而是荒谬的极点。这说明，用数学这种抽象的方法来演绎复杂的过程、推断具体的结论，无异于用树叉来打渔。
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等人工语言虽然都是语言，因而都是思维的形式，但同思维内容的关系不同：前者的“自然”性质，使其同内容有着天然的一致，而后者由于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维内容距离较远。所以用自然语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原始统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实；而用数学语言建立的模型则只是思维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脱离现实。虽然前者看起来浅显，然而揭示了事实的真实本质，因而更深；而后者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然而只是形式化的东西，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沾边，因而更浅。这就是经济学深和浅的辩证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经济学数学化的认识根源在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的对立。实际上经济社会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是统一的，前者恰恰通过后者体现出来，正好像微观世界的自然规律通过基本粒子的无序运动体现出来一样。经济世界的多样性与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在经济学体系中，传统逻辑是必要的，数理逻辑、数学工具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充分的，过量使用是有害的。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神化，把建立数学模型看成建构经济模型的唯一手段，是西方经济学模型远离经济现实、特别是远离中国经济现实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整体上脱离实际，使之显得似乎不够科学。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就用严密的数学推理来使之披上科学的外衣。可是，当它这样做时，却使自己离现实更远，数学推理越严密，使自己越不科学。“精致”的理论体系及其“精致”的模型缺乏现实的基础，只能失去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传统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对称所致。经济现象是经济社会生活中最具体、最核心的现象，要解释经济现象、特别是转型中国的经济现象必须用对称逻辑。
经济世界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经济科学是研究经济世界实体、属性、关系的，数学是纯粹研究数量关系的。经济系统的功能是经济要素和经济结构统一的属性深层次的结构是经济事物的本质。结构就是要素的结构，所以结构的属性已经包含了要素的属性在内。现代经济的发展，结构功能所占的比重比单独的要素功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由于忽视了结构的功能，只看到要素的数量属性，不能反映任何层次的本质，虽有抽象的认识意义，却无任何实用价值。线性的知性逻辑只能使经济科学成为抽象的真理。意义和价值的不对称不会使经济学成为合理的真理。经济学的核心是价值,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只体现关系的价格只是价值的局部表现。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这个经济学数学化的前提不成立。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不管推导过程逻辑多么严密，数学体系多么完整，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以偏概全的根源在于把经济学看成局部学科，这在前知识经济时代是正确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是整体的学科，经济学数学化将制约经济学的发展。数学的纯理性、抽象性与横断性使之不具备形而上学功能。从表面上看，数学是实证的；然而从本质上、整体上看，数学工具是不实证的。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都是从数量着眼对经济学形式化，不能产生新内容、新观点。除了数学以外，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数学化。数学悖论的产生、危机的出现，说明数学本身也要运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对称的思维方式，只能使数学发展陷入困局。无论是数理逻辑还是数学,其普适性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数学只能是经济学辅助工具而不是必要的工具。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中国转型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经济科学发展是对称的过程，数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对称的过程。只有对称地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数学属于知性逻辑，经济属于复杂现象，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思维方式来整合，这个思维方式就是理性逻辑——对称逻辑；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哲学范式来建构，这个哲学范式就是对称哲学。
人类科学发展史，就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应该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而不是经济模型发展史、经济案例分析史。即使对称经济学产生以前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那么作为科学经济学史前史的经济学说发展史，也是经济学原创理论的发展史。为什么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仅仅有经济学原创理论不行吗？这是因为当今时代经济现象是与量子层面相当的复杂性现象，对任何经济现象的研究都可以形成原创理论，这种与盲人摸象层次相当的“原创理论”不管用多么精致的数学模型包装，绝大部分没有科学价值。与量子物理层次相当的经济学原创基础理论，相当于牛顿力学层面自然科学的原创理论。所以，如果说自然科学只要原创理论就可以发展，量子时代经济学要真正发展必须靠原创基础理论。真正的经济学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可以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突破，但不能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提。
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以商品供求均衡关系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参照系的经济学研究与经济解释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一般均衡理论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范式已经落后于全球经济发展与人类经济实践；我国产能过剩及引起的经济增速下滑危机的原因、走出危机的出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知识经济与经济新常态必须用对称平衡论代替一般均衡论作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一般均衡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经济学颠扑不破的终极真理；经济学研究所要做的，就是运用一般均衡论对经济现象进行案例分析；而运用数学模型，就是为了使这种分析更精准。西方经济学不发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发表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数学模型对某类经济现象“精准”、“规范”分析的案例，表面上是突出了经济研究的实证性，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经济学的可能性与经济学发展的可能性，否认了经济学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这些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精准”、“规范”的数学模型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发展趋势、解决经济问题；对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中国产能过剩的解决途径、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面前，一般均衡论与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只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黔驴技穷。如果说0无论是加以还是乘以10000个0都是0，那么量子时代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学的真正发展，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现象不研究本质、只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建构数学模型不建构原创理论的研究范式决定了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对经济与经济学的发展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西方经济学既然把经济学的出发点都可以看成是假设，把可证伪性说成科学的本质属性是不足为奇的。张五常：“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了。”“不要忘记，有解释力的理论，必然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不可能被推翻的理论，半点用途也没有。”“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解释力，是因为这样的理论不可以被事实验证。”（张五常：《科学说需求》，中信出版社，2010.6，P46.73）张五常在这里是把科学和神学混为一谈。神学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科学只可证实，不可证伪。“只可证实，不可证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都是科学的本质属性。不可证实是神学，可以证伪是伪科学。西方经济学者用不可证伪是神学为由，认为只有可证伪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所以经济学可证伪，是通过偷换“不可证实”与“不可证伪”这两个概念，肢解科学的两个不可分割本质属性，然后把科学混同与神学。神学固然不可证伪，但也不可证实。而科学不可证伪，但可以证实。把科学与神学区别开来的，不是不可证伪，而是可以证实。这就从形式逻辑这一西方经济学者自己也承认的思维方式层面“证伪了”他们关于经济学科学标准的诡辩论，“证实了”检验经济学科学真理的标准。真正的科学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张五常之所以认为只有能被证伪的才能被证实，是因为他推行的是波普的经验归纳主义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即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而证伪主义方法论本质上只能是经验主义方法论。从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出发，也只能产生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鸡和蛋无论哪一个在先，在以还原论思维方式和经验主义方法论建构起来的不同的参照系中都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得到实践的验证，同样也都可以轻易被证伪。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为方法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这个学派那个学派，均属于为鸡和蛋哪个在先进行逻辑推演、烦琐论证、各树一帜，相互之间争得面红耳赤，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论战中“大师”、“名人”、“著名经济学家”辈出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以传统逻辑为思维方式、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推导建立起来的一个又一个体系，都是社会某个经济现象的抽象；虽然都有合理的因素，但总体上都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形式逻辑严密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同样形式逻辑严密的自由主义之间谁也说服不了谁，相互之间没有兼容性，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把传统逻辑形式化造成的悖论。他们各自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抽象的真理，与具体的、真正的真理不沾边。从宇宙本质到现象展开、生物界从简单蛋白质到复杂蛋白质演进的逻辑关系与历史进程来看，无疑是蛋在先；但这个结论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不是建立在简单的事实对比、形式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认识史与客观发展史相统一的基础上，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验证过程，因而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验证过程。按照五度空间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可以统一，然而却是以整体论为基础的统一。这说明：仅仅在还原论方法论范式里的形式逻辑和实证还不足以证明真理，必须有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把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相结合，才有可能得出“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样的真理可以证实，不能证伪。
西方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使之看不到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在实验室关门实验，前者只能走出象牙塔在现实生活中、在直接实践中才能进行。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能成为企业家、管理者，固然成不了经济学家，但不能成为企业家、管理者，则肯定成不了经济学家。离开现实的经济过程，关门搞所谓的经济实验，是实验手段与实验对象的不对称；其结果，只能证实、不能证伪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是自欺欺人。可以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可以通过关门实验得到证实，这样的实验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过程，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如果说，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的本质区别在主体而不是客体，那么，决定经济实验能否得出正确结论的，关键的不在于实验过程，而在于实验者的思维方式。概率论、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基础本身是不牢的，如果思维方式停留在归纳（统计）演绎、计量分析这个线性层面上，那么再精密的实验过程，籍以建立起来的再严密的数字模型，也难以保证其结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样的“经济实验”，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这不同的结论中只有一条是正确的。从一般经济学角度来看，只有同宇宙本质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是：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用线性的思维方式作指导，经济过程再真实，“经济条件再纯粹”，也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从客体的角度来讲，包括经济实验在内的社会实验，与真实的社会过程包括经济过程无任何本质不同；不同的只是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有了实验者的意向性，真实的经济过程也就有了典型性；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就会自然而然地通过现象浮现出来。也就是说，造成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区别的，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在客体中制造区别，是量身定制、削足适履，把结论当前提。
能够把具有本质区别的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统一起来的，是对称的思维方法。与社会实验相对称的方法是典型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方法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在典型事物中的应用。经济模型的样本不是随机抽取的；典型分析，就是在典型事物的基础上形成感性直观即非理性或非逻辑，通过非理性非逻辑的感性直观上升到概念、范畴和范畴体系，形成科学规律和科学本质；然后上升到超理性与超逻辑即直觉的逻辑；通过直觉逻辑创造性地再现客观事物的典型。实证科学之所以成为实证科学，根本的是运用了典型分析法；其他的属于传统逻辑范畴的方法只能是辅助方法，或者是达到典型分析法的过渡、中介、途径。典型分析得出的普遍必然性结论不可能被证伪，如果被“证伪”只能说明参照系转移，原来的典型分析的条件发生变化。以典型分析法为基础，可以建立起以对称分析法为核心的对称逻辑。典型分析方法在实证方法中处于核心地位，以致我们可以说，实证方法本质上就是典型分析法。经济研究真正的典型分析方法必须以经济社会本身为实验室，通过科学的思维方法使之典型化、有序化、可控化，从而获得科学的结论，而不是关起门来做所谓的“实验”。典型分析方法的发展过程，与科学和知识的实证化过程是同步的。科学知识的发展成熟，应该就是它的实证化，一门学科成熟的过程即实证化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结果的科学结论不可能被证伪。
西方主流经济学只知道形式逻辑、不知道对称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把握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这一科学的方法，他们自鸣得意的建立在概率论、统计学等计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的模型方法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典型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到处兜售的模型方法：前提未经证明；条件未经限定，在实践中很轻易就被证伪；一旦被证伪，他们就辩解说：可证伪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这是诡辩，是“实证悖论”。完整的经济学实验过程：分析、综合、验证。从分析到综合，是向上的道路；从综合到验证，是向下的道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实验方法、模型方法只属于分析阶段，还未上升到综合阶段，更未深入到验证阶段。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结论”都不是十分肯定——留有这样那样缺口——的根本原因。至于“数据”，“盲人摸象”得出的结论也是根据“数据”——只是这些数据都是片面的，没有通过综合上升到全面的、科学的结论。这就是张五常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主张科学可证伪的根本原因：由于没有科学的方法，他们的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
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可证伪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参照系；所谓没有任何参照系的“玄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以整个宇宙为参照系。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围内的“主流经济学”，不能理解和解释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识经济形态这个参照系不兼容。主流经济学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业经济时期，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证伪”，不等于经济学不是科学。所谓对称的方法，就是范式与参照系对称。惯性参照系不但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参照系中真理性不一样，而且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有效性也不一样。换了参照系，原来有效的方法将变得无效。更大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大的适用范围，不能理解为比更小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多的真理性。既然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中都是绝对真理，因而是等价的，不存在谁的真理性更多；也不存在谁是相对真理，谁是绝对真理；更不能理解为新的才是真理，旧的被证伪、被推翻。科学范式的转变过程，是参照系转移的过程。人类认识的深化、参照系的转移，适合新的参照系的科学原理的出现，并非旧的科学原理被证伪：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里都是绝对真理；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它们是等价的。以地球为参照系，“地球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太阳系为参照系，太阳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宇宙为参照系，无中心论是正确的。以人类为参照系，“人类中心论”是正确的。只要明确参照系，这种真理论上的多元化就不会陷入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所谓思辩与实证的统一，就是指：逻辑上正确的命题，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是只可证实、不可证伪的绝对真理。思辩与实证的统一，是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哲学依据。世界是可知的，思辩性与实证性是对称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思维与存在是对称的。这种对称之所以能做到思辩与实证的统一，是因为这种对称蕴含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天与人之间的同一性。它们之间同一是绝对的，差异、对立与斗争是相对的。经济主体活动和经济规律是统一的，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对称哲学既是出世的形而上学，也是入世的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同人的存在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从具体科学到对称哲学、又从对称哲学到具体科学的发展，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思辩与实证统一的对称哲学的建立具有必然性；它的建立使人对经济的认识过程更自觉、更有效。只有思辩的、规范的才是实证的。只有对称的，才是思辩的。只有非线性的，才是对称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同复杂的、非线性的经济现象之间是不对称的；主观和客观相脱节，空洞的、片面的、低层次的“实证”，不能成为具体的真理，只能算学说。任何一件简单的知识（如果它可称之为知识），都有理性的因素，完全经验主义的逻辑是不存在的，纯粹的经验主义只能从实证主义的愿望出发走向诡辩，即实证主义的反面：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不可知主义。从实证主义的良好愿望出发，以经验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为中介，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不可知主义，说明建立在经验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本质上是不可知主义，或不可知主义的变种，这也就是实证主义各流派演变的根源和实质——永远也不能达到真正的实证。西方经济学就是从经验主义出发而走向不可知主义。
对称逻辑是非线性思维方式的逻辑化，是研究非线性复杂现象必须运用的思维方式。应运对称逻辑和运用形式逻辑一样，都是研究经济现象必要的思维逻辑。以致我们可以说，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有科学意义的经济学研究。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就是因为没有运用对称逻辑。对称逻辑的产生，既是人类思维、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悖论”“逼”出来的产物。“悖论”，是对称逻辑产生的催化剂。对称逻辑的产生是逻辑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对称逻辑是以对称规律为基本的思维规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对称的逻辑。对称逻辑就是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是辨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辩证逻辑经过矛盾逻辑和对称逻辑两个阶段。两大阶段都以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核心规律，但矛盾逻辑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称逻辑思维和存在对立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对立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对称规律。对称逻辑是对矛盾逻辑的扬弃，是矛盾逻辑发展的结果。对称逻辑由于使形式逻辑本身所蕴涵的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统一得以展示，所以对称逻辑实现了辩证逻辑的逻辑化，实现了辩证逻辑和传统逻辑的衔接，使辩证逻辑真正成为一门逻辑科学，从而结束了辩证逻辑到底是不是逻辑的长期争论。对称逻辑提供了足以研究复杂系统论——经济复杂系统的思维方式，为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学就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所以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研究。用非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研究复杂的经济现象，得出的结论轻易被证伪，不能用可证伪性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自圆其说。
善于量化分析、擅长数学模型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学术评价方面的体现，就是把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论文与经济学者水平的标准。在这方面典型的，要算丁学良。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并提出了评判他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标准：看他的论文是否发表在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上，他的论文被其他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他指出，世界上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有160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的有60多种，而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只有20种。我相信丁学良先生在这“被学术界推崇的”“20种”中肯定占有一席之地；但也正因为这样，丁先生在这里提出这个“标准”有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嫌疑；用于羞辱和他同样学术背景、处于同一经济学范式、但又进不了他的“20种俱乐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同行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足以使他们哑巴吃黄连哑口无言——行有行道，道有道规，谁叫你和丁先生师出同门，是同行同门加同派？这门派的老规矩，你又不是不懂！老师当时是怎么教咱哥们的？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从科学学的角度来看，是刊物因为论文有影响力，而不是论文因为刊物有影响力；论文的影响力根源于它的原创性、先进性和实践有效性，而真正的原创理论（不是仅仅标新立异的“理论”）被社会接受有一个过程，被同行引用情况不能同步准确反映这个过程。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人类学说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而包括丁学良先生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迄今不承认《资本论》的影响力，更不承认《资本论》是真理。论文被引用次数只不过是影响力的极不可靠的参数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数，更不是影响力指数。“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等都是极其模糊的概念；如果是指在美国出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有影响、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尊重，你把它夸大成“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把特称判断夸大成全称判断，通过这种夸大其词把美国和世界划等号，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划等号，把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界划等号，那也只不过是出于自身门户之见、建立在同一经济学范式基础上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互相吹捧、通过互相吹捧自我量化自我拔高而已，而科学的发展恰恰体现为科学范式的转换，体现为旧的“科学共同体”的瓦解与新的“科学共同体”的建立。所以丁学良的这种“经济学家”的“评判标准”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奚落他的同门小弟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
值得注意的是，丁学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真正经济学家的标准，实质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经济学学术评判标准。据了解，像丁学良先生这样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及其衍生物——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作为经济学学术评判标准，不是个案，也非偶然，而是西方经济学界通行的做法。这种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将使我国经济学研究误入歧途，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一篇学术论文，是在网络上发表还是在期刊上发表，在“顶级”期刊发表还是在“低级”期刊发表，其信息含量、知识含量与学术含金量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区别，那也是目前社会通行的“刊物级别论”学术评价标准的误区对学术界和公众心理的误导造成；这种误导以及由此造成的学术腐败与学术资源分配的错位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成和科学的健康发展。从科学学的意义上，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才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而不是以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或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家的标准。考虑到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除了原创基础理论，以任何其他的标准作为衡量经济学家的标准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话语权的一种江湖手段；这种江湖手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潜移默化为学术界的潜规则，用这种潜规则替代科学发展与评判的显规则，必将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科学标准的混乱，从而误导科学的发展。所以必须正本清源，重塑经济学发展与评判的科学标准。
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经济学家”原创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经济趋势的预测能力与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如果说，哈佛经济学生罢课事件起因于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则说明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必然性，也揭示了西方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当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要求转变经济学范式，而经济学家们仍然把旧的经济学范式视同神明、顶礼膜拜时，旧的经济学范式必然对实践产生误导。所以，哈佛经济学生认为是曼昆教出来的经济学生带来了经济危机是正确的，英国女王2008年11月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及“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是正确的，英国社会科学院对女王难题的回答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外诸多智者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也是正确的。但正确不等于全面，更不等于深刻。每年发表在丁学良所称的“世界上有影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符合丁学良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标准的“经济学家”也多如牛毛，竟然“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不能预测、解释、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危机是必然的，不能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依据是必然的，不能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模式与路径也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即便是丁学良举双手认同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理论、其原创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不了一门科学，只能使经济学成为假说或有用的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者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原因。
经济学研究范式就是通过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述方法、学术评价标准体现出来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范式是经济学内容和方法的统一，经济学研究范式就是经济学范式中的方法部分。如形式逻辑思维方式、还原论方法、假设方法、一般均衡方法、数理模型方法、可证伪方法、刊物级别与论文引用率排名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线性思维研究范式。对称逻辑思维方式、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公理方法、对称平衡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抽象与具体相统一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典型分析方法、原创理论与经世致用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对称思维研究范式。在经济学范式中，经济学研究范式决定经济学内容，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研究范式产生一般均衡理论、理性经济人假设、帕累托改进理论、价格经济学、增长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对称思维研究范式产生对称平衡理论、主体性理论、平等理论、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理论、价值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总体上，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是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体现了科学的方法论；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是不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体现了不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不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不了一门科学，只能使经济学成为假说或有用的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者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方法论上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产生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局限性与历史必然性的统一。
西方经济学以假设为出发点研究范式的典型，是田国强发表在《经济研究》2005.2期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田国强：“1、一个行为假设 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什么是假说？假说就是未经验证的学说。假说经过验证后成为科学事实或科学原理（包括公理），假说被证伪后就成为谬误。假说只是科学发展的拐杖、科学真理形成的过渡环节之一，不是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经阶段，科学史上许多科学真理是直接从实践中产生。把假说看成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是错误的，把假说当做科学原理乃至公理更是荒谬的。什么是假设？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假说就成为假设。在科学史上，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得出的结论高达95%是错误的。假设只是验证、发现真理的手段，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导只是试错的方式，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科学论文论述的出发点。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公理。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但主张把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且文章本身也是以假设为论述的出发点。从科学方法论的逻辑和科学史的事实两方面来看，以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论述的出发点是常识性的错误。
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仅以假设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而且以“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田国强：“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行为假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这个行为边界找出来，没有人说理性行为假设总是错的，我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人。”“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在这里，田国强混淆了两个概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私性。由于这种混淆，使之不能自圆其说。任何体系的逻辑出发点都蕴涵了后来发展的整个体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必须是经济现象的最高概括，能够统一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由其引申出来的经济学结论不会被任何经济现象所证伪；对于人的行为分析必须适合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合于大多数人。这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自私经济人“理性假设”还不如科学史上的假设。科学史上的假设在被证伪前假定是适合于特定领域的所有现象的，如果不是适合于该领域所有现象即意味着被证伪，该假设就应该被抛弃。而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明明知道只适合于大多数人而不是适合于所有人却仍然抱住不放，照样将错就错作为研究和论述的出发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等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是自私的，人有时无私助人、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并不违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只适合大多数人的“本性自私”是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用已经被证伪、明明知道已经被证伪的自私经济人“理性假设”作为逻辑出发点是常识性的错误，证明了以假设为出发点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缺陷。
理性经济人假设最早是由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亚当•斯密认为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整个西方经济学都是根据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假设建立起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公理而超出“假设”的范畴。但由于该“假设” 混淆了“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两个命题，使之不能自圆其说而成为悖论，这个悖论是亚当•斯密前后出版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相互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建立在该“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以假设还是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西方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命题推导出市场自发论、经济活动与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的结论，而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命题却可以得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市场自发和自觉的统一、经济学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的结论。
“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源于西方线性思维方式，“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源于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两者可以划等号；在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包括“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有自私和无私两方面”。
人类科学史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不证自明（所谓“不证自明”就是已被人类长期实践所证明、不可证伪因而不需要再证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只有西方现代经济学，才公然主张以假设为逻辑起点。这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无法像其他科学一样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之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混淆了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层次，使其无法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作合理抽象、真正找到与其他科学公理等价的经济学公理。
马克斯•普朗克（1858 —1947）德国现代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量子力学的发展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展。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学说：辐射能只能以普朗克称为量子这个基本单位的整倍数形式辐射出来。根据普朗克学说，一个光量子的大小取决于光的频率（即颜色）且与一个物理量成正比。普朗克把这个物理量缩写为h，现在被称为普朗克常数。他利用这一假说在理论上准确地推导了正确的黑体辐射公式，说明他的假说得到实践的验证。普朗克常数h在物理理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在被认为是两三个最基本的物理常数之一。它出现在原子结构学说、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辐射学说和许多科学公式中。1905年爱因斯坦用这一概念解释光电效应，1913年尼尔斯•玻尔在他的原子结构学说中也使 用了这一概念。1918年普朗克获得诺贝尔奖。量子力学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微观粒子客观实在依赖于主体的观测方式说明主客体不可分，不确定中有确定性，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统一，可证实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科学体系出发点公理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
根据量子力学与相对论，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公理。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公理呢？任何一门科学的公理只能是特定领域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这里要把“本原”与“本质”区别开来。本原和本质的区别在于：本质是层次范畴，本原是实体范畴；“本原”是最原始的要素，“本质”则是由作为本原的要素及其对称关系组成最原始的对称结构；本原是唯一的，本质则有不同的层次：普遍本质、一般本质、特殊本质、个别本质。“本原”与“本质”的区分可以确立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不致于陷入还原论的泥坑，从而为不同学科的特殊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还原论由于没有层次概念，所以只好无限地追溯任何事物、任何学科其最后的依据，其结果是否认了各种事物、各门学科的自身的特殊本质，而把万事万物最终归结于基本粒子的运动。“本原”是形式逻辑的出发点，“本质”是对称逻辑的出发点。作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的，只能是本质而不是本原。迄今发现的人体的本质是DNA双螺旋结构，而不是细胞。以细胞为出发点，只能破坏对有机体整体的把握。很难想象，仅仅考察人体细胞或从人体细胞为出发点，会认识和把握人体的本质。仅仅考察细胞不能把人体和动物体区别开来，而考察DNA双螺旋结构则可以。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从经济现象的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推导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观察与推理、 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的公理与数学的公理一样，只能凭直觉产生；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
假设不但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而且不能作为经济学模型的起点。所谓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具体，又把这一思维的具体转变为实践观念，通过实践工程，转变为新的感性具体。这其间，假设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绝非前提。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
黑格尔（1770—1831），德国近代哲学家，以“绝对精神”为出发点，建构了一个由概念的正反合矛盾运动组成的唯心辩证法哲学体系。但由于他的“绝对精神”是宇宙的本原而非本质，所以他无法解释从“绝对精神”到下一个范畴的演化，只能像子弹从枪膛里射出来一样突然产生。这不但是牵强附会的，而且无法和后面的逻辑推演过程一致。这说明，以本原为出发点解释宇宙的产生、建立哲学体系，无法自圆其说；只有以包含自身对称关系的本质为出发点，才能对宇宙的产生过程作出合理的说明，也才能够建立首尾一贯的哲学体系。经济学和任何一门科学也一样，必须以本质而非本原为出发点。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自私的经济人”是本原而非本质，所以无法建构科学的经济学体系。
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以假设而不是和其他科学一样以公理为出发点，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是一种本原，虽然黑格尔是把本原当成了本质。马克思模仿黑格尔，“商品”相当于“绝对精神”。《资本论》沿袭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传统。《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的本原――“商品”――而不是本质为出发点（因为它也把本原当成了本质）。商品只是一个要素，展开来的，只能是某个层面的规律，而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假设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其结论不可能是实证的。
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西方现代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是：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现代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建构起来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假设是一种尚未确定的“问题”，“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不能作为出发点——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叙述的、逻辑体系的出发点。
西方经济学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西方经济学能够称之为论文的文章几乎全部运用数学模型。数学的逻辑基础是数理逻辑，数理逻辑的思维定位是知性逻辑，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知性逻辑只能解释事物的质，不能解释事物的本质；只能解释线性增长，不能解释非线性发展。形式逻辑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不是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如果把形式逻辑定位为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就会产生悖论。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就是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著名的“数学悖论”充分证明了数理逻辑—形式逻辑的局限性、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荒谬性。
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很快渗透到大部分数学分支，成为它们的基础。到19世纪末，全部数学几乎都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190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兴高采烈地宣称：“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 1903年，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有漏洞！这就是英国数学家罗素提出的著名的“罗素悖论”。“罗素悖论”使集合论产生危机。“罗素悖论”就是“理发师悖论”：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们看他能不能给他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要解决这个悖论，只能运用对称逻辑的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理发师要给“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这个广告语中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他可以为之服务并且可以从对方身上盈利的人，所以广告语中“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这个集合显然不包括他自己。这个悖论之所以会成为悖论是因为混淆了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对象和这个广告语本意不包括的对象的区别，把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不包括作广告本人的对象集合，抽象化为也包括作广告的人本身。而这种主客体对象的混淆、把这种不包括主体在内的对象的集合错误地认为也包括主体在内，源于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集合论没有主客体区分这个概念, 而这又源于传统形式逻辑没有主客体区分，所以很容易把主客体混为一谈造成对象的混淆而陷于悖论。“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集合论悖论”是同义语，都是所谓的“数学悖论”。“数学悖论”说明：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必须有限度有条件使用，把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抽象化无条件使用会陷于悖论。
社会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现象是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复杂性现象，运用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无法认识经济本质、把握经济规律、预测经济趋势、正确解释解决经济问题。以形式逻辑为充分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可以符合经济现象的某一侧面，但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的整体，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后面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它可以被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证实，同样可以被经济现象的另一方面证伪。这就是为什么“格雷欣法则”与“反格雷欣法则”、“菲利普斯曲线” 与“反菲利普斯曲线”都能得到数学模型的严密论证、也都能得到实践证明的根本原因。用仅仅满足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工作，只能对经济活动产生误导。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教育产业化造成的除了读教科书以外全民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以致造成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造成国民素质下降，与智慧经济形态所要求的国民素质不相容，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是坏事。但在一般均衡论、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需求供给定律、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图书馆冷清说明社会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需求减少，国家可以减少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投资，国家减少对公共品投资不会造成GDP增长率下降，而且可以节约资源用于社会需求旺盛的GDP部门；网吧爆满说明社会对网吧需求旺盛，大力发展网吧可以增加就业增加税收增加GDP，因此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是需求供给定律自发调节市场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好事。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在形式逻辑上是严密的，也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的证明，因此在形式逻辑这个层面而言，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证明。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既然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符合形式逻辑要求只能是经济学真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仅仅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逻辑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逻辑、而且符合对称逻辑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所以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西方经济学通行的数学模型方法是体现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片面抽象方法的典型。在对称逻辑看来，所谓抽象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抽象，又通过综合使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这其间，思维的抽象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非全部。而西方经济学家的抽象方法却是把思维的抽象看成经济学思维的全部内容，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同时，抽象的前提是明确的、特定的参照系，如果参照系模糊或者参照系混淆，这个抽象就是无效。历史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的展开，社会是放大了的自然；社会宏观主体的自觉活动，相当于自然界微观粒子的自发运动；宏观层面的自然观，相当于社会宇观整体的历史观。“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是对自然界宏观层面现象的合理抽象，把其机械地套到相当于自然界微观领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片面的抽象。抽象有一个“度”，这个“度”的界线，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就好像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别抽象，如果分别对它们进行抽象，得出“量子”是“波”或者“量子”是“粒”就是一种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无论是以“量子”是“波”还是以“量子”是“粒”的“假设”为出发点通过数学模型建构量子力学体系都是荒谬可笑的。社会经济系统是放大的量子世界；不同的个人其本质、秉性、人生观、世界观不同，因而其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不同，有的人自私、有的人乐善好施，有的人看重物质利益、有的人追求精神利益与生前生后名，有的人追求眼前利益、有的人更看重长远利益。对其中某部分自私的、更看重眼前物质利益的个人行为的假设和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不属于同一层次，而只能与量子运动中“波粒二象性”中的“波”或者“粒”相当，因而是一种过度的抽象；过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量子力学层面、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对称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才是具体的、合理的抽象。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其逻辑体系是自洽的，结论是普适的、不可证伪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规性，不需要用各种限制条件进行“修补”，因此不需要假设。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过度抽象、片面抽象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其结论很容易被证伪。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把这些“抽象”定位为假设，而不敢明目张胆宣示为公理， 就是因为他们底气不足。西方现代经济学用认识宏观自然现象的方法来认识社会，是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世界，用数学模型方法对复杂经济现象进行片面的空洞的抽象是方法的错位。如果把自然的微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自然的宏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宇观层次，那么自然和经济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并无任何本质的不同；经济学的发展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都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自然历史过程”。
把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上的数学抽象化无条件运用到经济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只能陷于悖论。如果说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建立在片面空洞抽象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就连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都不是。计量经济学可以成立，但计量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是对经济过程某些局部现象的量化分析，和经济学不能划等号，用计量经济学证明经济学可以数学化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性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对称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成反比，这是一条定理。不能从经济学研究运用形式逻辑的必要性推出经济学研究运用数理逻辑的必要性，不能从某些层次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推出任何层次经济学研究片面空洞抽象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不能从某些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有益性推出所有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的必然性。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研究经济本质与经济规律需要理性逻辑——对称逻辑，知性逻辑——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只能描述经济现象。数学模型只能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解释增长，不能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靠理性逻辑而不是靠知性逻辑。由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思辨性质决定，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运用数学模型。局限于知性逻辑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无法解释经济本质问题，无法解释发展。
田国强、杨立岩在《经济研究》2006.11期发表的《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一文中，对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提出了他们的解答方案。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就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 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 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 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 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 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研究表明, 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 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 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 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 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 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 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 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 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 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 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 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一个伪命题。他们之所以会把“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谜”，也是由于他们对人的需要的片面空洞的抽象，把人的需要仅仅归结为物质需要。局限于知性逻辑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无法解释人的幸福问题，无法解释发展。
遵守形式逻辑虽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然而又确实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数学，则既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充其量是某种程度上有用的工具之一。如果说一门学科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才是成熟的学科，那么也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如果不是在正确的思维方式指导下，以正确的内容为基础，运用数学只能是文字游戏、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形式再精美也只能是水上浮萍、南辕北辙；数学模型越精致，越是误人子弟，离成功地运用数学十万八千里。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西方经济学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线性思维方式使然；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线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之中。西方经济学用剔除主体性的数学模型方法来研究博弈论的数理博弈论，相当于用力学方法来研究量子力学，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非数理博弈理论，否认了博弈理论中逻辑的普适性，等于说博弈理论可以不需要逻辑来建构，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里方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数学方法，由于本质上属于传统逻辑范畴，其先天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对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解释的苍白无力和缺乏指导意义。霍金用数学方法推出整个宇宙起源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 “奇点”，这个“奇点”不是宇宙、时间真正的起点，而是荒谬的极点。这说明，用数学这种抽象的方法来演绎复杂的过程、推断具体的结论，无异于用树叉来打渔。
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等人工语言虽然都是语言，因而都是思维的形式，但同思维内容的关系不同：前者的“自然”性质，使其同内容有着天然的一致，而后者由于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维内容距离较远。所以用自然语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原始统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实；而用数学语言建立的模型则只是思维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脱离现实。虽然前者看起来浅显，然而揭示了事实的真实本质，因而更深；而后者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然而只是形式化的东西，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沾边，因而更浅。这就是经济学深和浅的辩证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经济学数学化的认识根源在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的对立。实际上经济社会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是统一的，前者恰恰通过后者体现出来，正好像微观世界的自然规律通过基本粒子的无序运动体现出来一样。经济世界的多样性与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在经济学体系中，传统逻辑是必要的，数理逻辑、数学工具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充分的，过量使用是有害的。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神化，把建立数学模型看成建构经济模型的唯一手段，是西方经济学模型远离经济现实、特别是远离中国经济现实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整体上脱离实际，使之显得似乎不够科学。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就用严密的数学推理来使之披上科学的外衣。可是，当它这样做时，却使自己离现实更远，数学推理越严密，使自己越不科学。“精致”的理论体系及其“精致”的模型缺乏现实的基础，只能失去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传统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对称所致。经济现象是经济社会生活中最具体、最核心的现象，要解释经济现象、特别是转型中国的经济现象必须用对称逻辑。
经济世界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经济科学是研究经济世界实体、属性、关系的，数学是纯粹研究数量关系的。经济系统的功能是经济要素和经济结构统一的属性深层次的结构是经济事物的本质。结构就是要素的结构，所以结构的属性已经包含了要素的属性在内。现代经济的发展，结构功能所占的比重比单独的要素功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由于忽视了结构的功能，只看到要素的数量属性，不能反映任何层次的本质，虽有抽象的认识意义，却无任何实用价值。线性的知性逻辑只能使经济科学成为抽象的真理。意义和价值的不对称不会使经济学成为合理的真理。经济学的核心是价值,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只体现关系的价格只是价值的局部表现。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这个经济学数学化的前提不成立。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不管推导过程逻辑多么严密，数学体系多么完整，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以偏概全的根源在于把经济学看成局部学科，这在前知识经济时代是正确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是整体的学科，经济学数学化将制约经济学的发展。数学的纯理性、抽象性与横断性使之不具备形而上学功能。从表面上看，数学是实证的；然而从本质上、整体上看，数学工具是不实证的。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都是从数量着眼对经济学形式化，不能产生新内容、新观点。除了数学以外，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数学化。数学悖论的产生、危机的出现，说明数学本身也要运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对称的思维方式，只能使数学发展陷入困局。无论是数理逻辑还是数学,其普适性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数学只能是经济学辅助工具而不是必要的工具。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中国转型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经济科学发展是对称的过程，数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对称的过程。只有对称地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数学属于知性逻辑，经济属于复杂现象，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思维方式来整合，这个思维方式就是理性逻辑——对称逻辑；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哲学范式来建构，这个哲学范式就是对称哲学。
人类科学发展史，就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应该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而不是经济模型发展史、经济案例分析史。即使对称经济学产生以前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那么作为科学经济学史前史的经济学说发展史，也是经济学原创理论的发展史。为什么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仅仅有经济学原创理论不行吗？这是因为当今时代经济现象是与量子层面相当的复杂性现象，对任何经济现象的研究都可以形成原创理论，这种与盲人摸象层次相当的“原创理论”不管用多么精致的数学模型包装，绝大部分没有科学价值。与量子物理层次相当的经济学原创基础理论，相当于牛顿力学层面自然科学的原创理论。所以，如果说自然科学只要原创理论就可以发展，量子时代经济学要真正发展必须靠原创基础理论。真正的经济学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可以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突破，但不能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提。
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以商品供求均衡关系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参照系的经济学研究与经济解释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一般均衡理论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范式已经落后于全球经济发展与人类经济实践；我国产能过剩及引起的经济增速下滑危机的原因、走出危机的出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知识经济与经济新常态必须用对称平衡论代替一般均衡论作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一般均衡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经济学颠扑不破的终极真理；经济学研究所要做的，就是运用一般均衡论对经济现象进行案例分析；而运用数学模型，就是为了使这种分析更精准。西方经济学不发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发表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数学模型对某类经济现象“精准”、“规范”分析的案例，表面上是突出了经济研究的实证性，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经济学的可能性与经济学发展的可能性，否认了经济学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这些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精准”、“规范”的数学模型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发展趋势、解决经济问题；对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中国产能过剩的解决途径、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面前，一般均衡论与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只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黔驴技穷。如果说0无论是加以还是乘以10000个0都是0，那么量子时代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学的真正发展，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现象不研究本质、只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建构数学模型不建构原创理论的研究范式决定了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对经济与经济学的发展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西方经济学既然把经济学的出发点都可以看成是假设，把可证伪性说成科学的本质属性是不足为奇的。张五常：“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了。”“不要忘记，有解释力的理论，必然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不可能被推翻的理论，半点用途也没有。”“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解释力，是因为这样的理论不可以被事实验证。”（张五常：《科学说需求》，中信出版社，2010.6，P46.73）张五常在这里是把科学和神学混为一谈。神学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科学只可证实，不可证伪。“只可证实，不可证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都是科学的本质属性。不可证实是神学，可以证伪是伪科学。西方经济学者用不可证伪是神学为由，认为只有可证伪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所以经济学可证伪，是通过偷换“不可证实”与“不可证伪”这两个概念，肢解科学的两个不可分割本质属性，然后把科学混同与神学。神学固然不可证伪，但也不可证实。而科学不可证伪，但可以证实。把科学与神学区别开来的，不是不可证伪，而是可以证实。这就从形式逻辑这一西方经济学者自己也承认的思维方式层面“证伪了”他们关于经济学科学标准的诡辩论，“证实了”检验经济学科学真理的标准。真正的科学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张五常之所以认为只有能被证伪的才能被证实，是因为他推行的是波普的经验归纳主义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即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而证伪主义方法论本质上只能是经验主义方法论。从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出发，也只能产生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鸡和蛋无论哪一个在先，在以还原论思维方式和经验主义方法论建构起来的不同的参照系中都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得到实践的验证，同样也都可以轻易被证伪。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为方法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这个学派那个学派，均属于为鸡和蛋哪个在先进行逻辑推演、烦琐论证、各树一帜，相互之间争得面红耳赤，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论战中“大师”、“名人”、“著名经济学家”辈出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以传统逻辑为思维方式、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推导建立起来的一个又一个体系，都是社会某个经济现象的抽象；虽然都有合理的因素，但总体上都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形式逻辑严密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同样形式逻辑严密的自由主义之间谁也说服不了谁，相互之间没有兼容性，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把传统逻辑形式化造成的悖论。他们各自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抽象的真理，与具体的、真正的真理不沾边。从宇宙本质到现象展开、生物界从简单蛋白质到复杂蛋白质演进的逻辑关系与历史进程来看，无疑是蛋在先；但这个结论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不是建立在简单的事实对比、形式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认识史与客观发展史相统一的基础上，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验证过程，因而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验证过程。按照五度空间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可以统一，然而却是以整体论为基础的统一。这说明：仅仅在还原论方法论范式里的形式逻辑和实证还不足以证明真理，必须有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把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相结合，才有可能得出“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样的真理可以证实，不能证伪。
西方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使之看不到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在实验室关门实验，前者只能走出象牙塔在现实生活中、在直接实践中才能进行。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能成为企业家、管理者，固然成不了经济学家，但不能成为企业家、管理者，则肯定成不了经济学家。离开现实的经济过程，关门搞所谓的经济实验，是实验手段与实验对象的不对称；其结果，只能证实、不能证伪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是自欺欺人。可以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可以通过关门实验得到证实，这样的实验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过程，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如果说，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的本质区别在主体而不是客体，那么，决定经济实验能否得出正确结论的，关键的不在于实验过程，而在于实验者的思维方式。概率论、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基础本身是不牢的，如果思维方式停留在归纳（统计）演绎、计量分析这个线性层面上，那么再精密的实验过程，籍以建立起来的再严密的数字模型，也难以保证其结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样的“经济实验”，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这不同的结论中只有一条是正确的。从一般经济学角度来看，只有同宇宙本质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是：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用线性的思维方式作指导，经济过程再真实，“经济条件再纯粹”，也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从客体的角度来讲，包括经济实验在内的社会实验，与真实的社会过程包括经济过程无任何本质不同；不同的只是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有了实验者的意向性，真实的经济过程也就有了典型性；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就会自然而然地通过现象浮现出来。也就是说，造成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区别的，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在客体中制造区别，是量身定制、削足适履，把结论当前提。
能够把具有本质区别的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统一起来的，是对称的思维方法。与社会实验相对称的方法是典型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方法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在典型事物中的应用。经济模型的样本不是随机抽取的；典型分析，就是在典型事物的基础上形成感性直观即非理性或非逻辑，通过非理性非逻辑的感性直观上升到概念、范畴和范畴体系，形成科学规律和科学本质；然后上升到超理性与超逻辑即直觉的逻辑；通过直觉逻辑创造性地再现客观事物的典型。实证科学之所以成为实证科学，根本的是运用了典型分析法；其他的属于传统逻辑范畴的方法只能是辅助方法，或者是达到典型分析法的过渡、中介、途径。典型分析得出的普遍必然性结论不可能被证伪，如果被“证伪”只能说明参照系转移，原来的典型分析的条件发生变化。以典型分析法为基础，可以建立起以对称分析法为核心的对称逻辑。典型分析方法在实证方法中处于核心地位，以致我们可以说，实证方法本质上就是典型分析法。经济研究真正的典型分析方法必须以经济社会本身为实验室，通过科学的思维方法使之典型化、有序化、可控化，从而获得科学的结论，而不是关起门来做所谓的“实验”。典型分析方法的发展过程，与科学和知识的实证化过程是同步的。科学知识的发展成熟，应该就是它的实证化，一门学科成熟的过程即实证化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结果的科学结论不可能被证伪。
西方主流经济学只知道形式逻辑、不知道对称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把握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这一科学的方法，他们自鸣得意的建立在概率论、统计学等计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的模型方法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典型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到处兜售的模型方法：前提未经证明；条件未经限定，在实践中很轻易就被证伪；一旦被证伪，他们就辩解说：可证伪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这是诡辩，是“实证悖论”。完整的经济学实验过程：分析、综合、验证。从分析到综合，是向上的道路；从综合到验证，是向下的道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实验方法、模型方法只属于分析阶段，还未上升到综合阶段，更未深入到验证阶段。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结论”都不是十分肯定——留有这样那样缺口——的根本原因。至于“数据”，“盲人摸象”得出的结论也是根据“数据”——只是这些数据都是片面的，没有通过综合上升到全面的、科学的结论。这就是张五常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主张科学可证伪的根本原因：由于没有科学的方法，他们的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
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可证伪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参照系；所谓没有任何参照系的“玄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以整个宇宙为参照系。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围内的“主流经济学”，不能理解和解释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识经济形态这个参照系不兼容。主流经济学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业经济时期，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证伪”，不等于经济学不是科学。所谓对称的方法，就是范式与参照系对称。惯性参照系不但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参照系中真理性不一样，而且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有效性也不一样。换了参照系，原来有效的方法将变得无效。更大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大的适用范围，不能理解为比更小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多的真理性。既然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中都是绝对真理，因而是等价的，不存在谁的真理性更多；也不存在谁是相对真理，谁是绝对真理；更不能理解为新的才是真理，旧的被证伪、被推翻。科学范式的转变过程，是参照系转移的过程。人类认识的深化、参照系的转移，适合新的参照系的科学原理的出现，并非旧的科学原理被证伪：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里都是绝对真理；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它们是等价的。以地球为参照系，“地球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太阳系为参照系，太阳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宇宙为参照系，无中心论是正确的。以人类为参照系，“人类中心论”是正确的。只要明确参照系，这种真理论上的多元化就不会陷入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所谓思辩与实证的统一，就是指：逻辑上正确的命题，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是只可证实、不可证伪的绝对真理。思辩与实证的统一，是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哲学依据。世界是可知的，思辩性与实证性是对称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思维与存在是对称的。这种对称之所以能做到思辩与实证的统一，是因为这种对称蕴含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天与人之间的同一性。它们之间同一是绝对的，差异、对立与斗争是相对的。经济主体活动和经济规律是统一的，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对称哲学既是出世的形而上学，也是入世的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同人的存在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从具体科学到对称哲学、又从对称哲学到具体科学的发展，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思辩与实证统一的对称哲学的建立具有必然性；它的建立使人对经济的认识过程更自觉、更有效。只有思辩的、规范的才是实证的。只有对称的，才是思辩的。只有非线性的，才是对称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同复杂的、非线性的经济现象之间是不对称的；主观和客观相脱节，空洞的、片面的、低层次的“实证”，不能成为具体的真理，只能算学说。任何一件简单的知识（如果它可称之为知识），都有理性的因素，完全经验主义的逻辑是不存在的，纯粹的经验主义只能从实证主义的愿望出发走向诡辩，即实证主义的反面：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不可知主义。从实证主义的良好愿望出发，以经验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为中介，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不可知主义，说明建立在经验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本质上是不可知主义，或不可知主义的变种，这也就是实证主义各流派演变的根源和实质——永远也不能达到真正的实证。西方经济学就是从经验主义出发而走向不可知主义。
对称逻辑是非线性思维方式的逻辑化，是研究非线性复杂现象必须运用的思维方式。应运对称逻辑和运用形式逻辑一样，都是研究经济现象必要的思维逻辑。以致我们可以说，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有科学意义的经济学研究。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就是因为没有运用对称逻辑。对称逻辑的产生，既是人类思维、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悖论”“逼”出来的产物。“悖论”，是对称逻辑产生的催化剂。对称逻辑的产生是逻辑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对称逻辑是以对称规律为基本的思维规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对称的逻辑。对称逻辑就是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是辨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辩证逻辑经过矛盾逻辑和对称逻辑两个阶段。两大阶段都以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核心规律，但矛盾逻辑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称逻辑思维和存在对立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对立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对称规律。对称逻辑是对矛盾逻辑的扬弃，是矛盾逻辑发展的结果。对称逻辑由于使形式逻辑本身所蕴涵的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统一得以展示，所以对称逻辑实现了辩证逻辑的逻辑化，实现了辩证逻辑和传统逻辑的衔接，使辩证逻辑真正成为一门逻辑科学，从而结束了辩证逻辑到底是不是逻辑的长期争论。对称逻辑提供了足以研究复杂系统论——经济复杂系统的思维方式，为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学就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所以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研究。用非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研究复杂的经济现象，得出的结论轻易被证伪，不能用可证伪性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自圆其说。
善于量化分析、擅长数学模型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学术评价方面的体现，就是把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论文与经济学者水平的标准。在这方面典型的，要算丁学良。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并提出了评判他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标准：看他的论文是否发表在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上，他的论文被其他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他指出，世界上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有160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的有60多种，而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只有20种。我相信丁学良先生在这“被学术界推崇的”“20种”中肯定占有一席之地；但也正因为这样，丁先生在这里提出这个“标准”有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嫌疑；用于羞辱和他同样学术背景、处于同一经济学范式、但又进不了他的“20种俱乐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同行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足以使他们哑巴吃黄连哑口无言——行有行道，道有道规，谁叫你和丁先生师出同门，是同行同门加同派？这门派的老规矩，你又不是不懂！老师当时是怎么教咱哥们的？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从科学学的角度来看，是刊物因为论文有影响力，而不是论文因为刊物有影响力；论文的影响力根源于它的原创性、先进性和实践有效性，而真正的原创理论（不是仅仅标新立异的“理论”）被社会接受有一个过程，被同行引用情况不能同步准确反映这个过程。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人类学说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而包括丁学良先生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迄今不承认《资本论》的影响力，更不承认《资本论》是真理。论文被引用次数只不过是影响力的极不可靠的参数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数，更不是影响力指数。“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等都是极其模糊的概念；如果是指在美国出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有影响、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尊重，你把它夸大成“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把特称判断夸大成全称判断，通过这种夸大其词把美国和世界划等号，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划等号，把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界划等号，那也只不过是出于自身门户之见、建立在同一经济学范式基础上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互相吹捧、通过互相吹捧自我量化自我拔高而已，而科学的发展恰恰体现为科学范式的转换，体现为旧的“科学共同体”的瓦解与新的“科学共同体”的建立。所以丁学良的这种“经济学家”的“评判标准”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奚落他的同门小弟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
值得注意的是，丁学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真正经济学家的标准，实质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经济学学术评判标准。据了解，像丁学良先生这样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及其衍生物——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作为经济学学术评判标准，不是个案，也非偶然，而是西方经济学界通行的做法。这种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将使我国经济学研究误入歧途，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一篇学术论文，是在网络上发表还是在期刊上发表，在“顶级”期刊发表还是在“低级”期刊发表，其信息含量、知识含量与学术含金量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区别，那也是目前社会通行的“刊物级别论”学术评价标准的误区对学术界和公众心理的误导造成；这种误导以及由此造成的学术腐败与学术资源分配的错位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成和科学的健康发展。从科学学的意义上，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才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而不是以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或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家的标准。考虑到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除了原创基础理论，以任何其他的标准作为衡量经济学家的标准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话语权的一种江湖手段；这种江湖手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潜移默化为学术界的潜规则，用这种潜规则替代科学发展与评判的显规则，必将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科学标准的混乱，从而误导科学的发展。所以必须正本清源，重塑经济学发展与评判的科学标准。
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经济学家”原创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经济趋势的预测能力与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如果说，哈佛经济学生罢课事件起因于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则说明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必然性，也揭示了西方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当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要求转变经济学范式，而经济学家们仍然把旧的经济学范式视同神明、顶礼膜拜时，旧的经济学范式必然对实践产生误导。所以，哈佛经济学生认为是曼昆教出来的经济学生带来了经济危机是正确的，英国女王2008年11月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及“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是正确的，英国社会科学院对女王难题的回答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外诸多智者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也是正确的。但正确不等于全面，更不等于深刻。每年发表在丁学良所称的“世界上有影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符合丁学良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标准的“经济学家”也多如牛毛，竟然“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不能预测、解释、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危机是必然的，不能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依据是必然的，不能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模式与路径也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即便是丁学良举双手认同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理论、其原创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