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什么是民族主体性？ ——为什么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只字不提民族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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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2/05 13:01 | by admin ]
2019/02/05 13:01 | by admin ]
陈世清：什么是民族主体性？
——为什么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只字不提民族主体性？
民族主体性 民族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基于自己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具有民族凝聚力的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性质。民族主体性中，文化自信是根本，民族凝聚力是核心。在现实中，民族主体性往往表现为国家主体性。由于国家是制度的组合，所以民族主体性的依据在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的基础上又加上制度自信。在现实表述中，国家主体性和民族主体性是同义词。
根据民族主体性的要求，一个国家是否强国，不在现象，而在本质；不在数字，而在根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不是和大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不是和强国建立“谁也离不开谁”的“婚姻关系”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
GDP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无异于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强国，将“韬光养晦”进行到底，这只能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备的前提。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与高扬，没有民间创业潮形成的经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主体基础。在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机制已经成型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降低、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根据上述民族主体性的定义和释义，民族主体性属于价值范畴而不属于价格范畴，也不属于能够还原为价格的价值范畴。
为什么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不提民族主体性？因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所运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只承认价格不承认价值，只承认能够还原为价格的价值不承认不能还原为价格的价值；它的“比较优势”以“国际化视野”为参照，以拆除民族主体性藩篱为前提，如果承认民族主体性将使 “比较优势”因没有立足的根基、没有变现的条件而失效。
陈世清：什么是产业升级？ ——为什么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中没有真正的产业升级？
[ 2019/02/04 18:28 | by admin ]
2019/02/04 18:28 | by admin ]
陈世清：什么是产业升级？
——为什么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中没有真正的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 作为发展经济学概念的产业升级是使产品附加值提高的生产要素改进、结构改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提高、产业链升级。从微观来看，产业升级指一个企业中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的途径：企业技术升级、管理模式改进、企业结构改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高、产业链升级。从中观来看，产业升级指一个产业中产品的平均附加值提高。产品平均附加值提高的途径：同一产业中的各个企业技术升级、管理模式改进、企业结构改变、产品质量与生产效率提高、产业链升级。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动力机制：同一产业中的各个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生产产品的边际效率和企业利润率不断提高自己产品的附加值，最后使整个产业的产品的平均附加值提高。产业升级、产业平均附加值提高不是仅仅产业的平均利润率提高，而是最终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前的附加值提高是产业升级的量变，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升级的质变。产业结构升级使产业升级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型阶段。从宏观来看，产业升级指产业结构升级，即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如从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向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增长方式向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宏观的产业升级或产业结构升级既指旧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指新的、更高级的业态产生。无论微观、中观还是宏观，产品附加值提高都是产业升级的核心与灵魂，经济活动的主体性提高是产品附加值提高的根本。产品附加值提高不能和生产率提高划等号。根据产业结构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生产率提高只是产品附加值提高的途径和手段之一。虽然提高企业利润率和GDP增长指数是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动力，但产品附加值提高也不能仅仅和企业利润率、GDP增长指数提高划等号。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产品附加值提高不但可以带来利润率与GDP增长指数提高，而且可以带来社会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人民幸福指数的提高。所以产业升级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增长和发展是统一的。
产业升级的核心是附加值提高。附加值的本质是使用价值，附加值提高的本质是使用价值增加、层次提升；附加值提高首先是使用价值增加、层次提升，然后才是利润率提高。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中之所以没有真正的产业升级，是因为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运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只承认价格不承认使用价值；林毅夫秉持的新古典经济学线性、非对称、还原论、客体性思维方式，使其所描述的产业升级的内涵、过程、机制与动力都和真正的产业升级没有关系。林毅夫把附加值提高简单地和利润率提高划等号，把创新归结为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归结为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归结为边际效率，不可能科学解释产业升级的内涵、过程、机制与动力。
1、产业升级的内涵，不是林毅夫所说的一国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一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在不同时间点上横向的不同排列组合及由此带来的边际效率提高，而是使附加值提高的纵向生产要素改进、结构改变、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提高、产业链升级。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源运营到产品运营到资产运营到资本运营到知识运营、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从要素驱动型到投资驱动型到创新驱动型、从资源配置型到资源再生型、从外延扩张型到内涵开发型，产业形态从第一产业农业到第二产业工业到第三产业服务业到第四产业信息业到第五产业知识业，工业发展从机械化（工业1.0）到电气化（工业2.0）到自动化（工业3.0）到智能化（工业4.0），互联网发展从门户到电子商务到云计算到区块链到物联网，通讯技术从1G到2G到3G到4G到5G，这些产业升级的内容某个时期某个阶段某种程度上可能包含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横向的不同排列组合及由此带来的边际效率提高，但核心是生产要素的技术含量增加、层次提高，并由此导致产品质量提高、功能增加、产业链升级与产品、企业、产业附加值提高。
2、产业升级的过程，不是林毅夫所说的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在不同时间点上动态排列组合的过程，而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趋同、比较优势归零、由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竞争逐步转变为科技创新力竞争的过程。当人类进入使用清洁可再生太阳能源时代，盛产石油的海湾国家的要素禀赋没有意义，产生的比较优势为零。当人类进入三D打印家具时代，手工制造家具国家的劳动力要素禀赋没有意义，工人分工的比较优势为零。
3、产业升级的机制，不是林毅夫说的内生于一国要素禀赋结构，通过比较优势的边际效率形成价格差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变现、积累利润，而是自身附加值提高。从清洁可再生太阳能源代替石油、三D打印家具代替手工制造家具的产业升级机制可以看出，产业升级的附加值提高不仅仅是交易成本降低利润率提高，而是生态价值、社会价值、规模经济价值的提高。
4、产业升级的动力，不仅仅是林毅夫说的实时动态、不断提高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边际效率，而是基于人的主体性基础上的不断创新。人类不断创新，包括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才是产业不断升级的根本动力。如果说，在人类处于资源运营、产品运营增长方式时，实时动态、不断提高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边际效率是产业升级的动力之一，那么在人类进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增长方式时代，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边际效率起作用的基础将逐步消失。这时科技创新（管理和商业模式创新属于技术创新）将是产业升级的唯一动力。
陈世清：什么是自主创新？——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为什么只字不提自主创新？
[ 2019/02/03 21:24 | by admin ]
2019/02/03 21:24 | by admin ]
陈世清：什么是自主创新？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为什么只字不提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 发展经济学概念。自主创新是以人为主体积极、主动、独立的发现、发明、创造的活动，以内容来划分包括自主科学创新与自主技术创新，以主体来划分包括个人自主创新、企业自主创新、国家自主创新、民族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是主体性的最高表现形式，是民族独立、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精神是民族的灵魂。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自主创新是实行赶超战略、后来居上、超越发展的根本途径。数字经济为发展中国家通过自主创新实现赶超提供了现实基础。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之所以只字不提自主创新，是因为：
1、自主创新的本质与前置条件是人的主体性。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灵魂，不是林毅夫的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而是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的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展中国家政府支持自主创新也不是通过违背比较优势的“扭曲价格”来实现，而是通过政策开发、引导、扶持人的主体性。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所运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在一般均衡理论范式框架中，人不是主体，而是和供给一样的客体；在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理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框架中，人是人力资本，是边际分析的对象，是被激励的客体。没有人的主体性，理所当然没有自主创新的地位。在林毅夫心目中发展中国家没有自主创新的地位，与其说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不如说是其所属范式的范式局限；发展中国家不应该自主创新的结论，就在他的缺主体的理论前提之中。
2、自主创新不但升华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方式升级的动力机制，而且升华为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的可行性依据，离不开政府的主体性；而使自主创新升华为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可行性依据的政府主体性，只能是政府宏观调控。政府宏观调控，远远超出了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所运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的范式框架。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所运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只能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理论基础；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政府有为论”只是精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不可能容纳政府宏观调控，也就不可能容纳自主创新。
3、自主创新作为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的核心动力，其核心价值是民族主体性，是发展中国家在自己掌握产业升级核心技术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边际效率。林毅夫以边际效率为核心价值、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比较优势论”没有民族主体性的价值地位，而离开民族主体性价值参照的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违背他的比较优势原则，所以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应该自主创新。
陈世清：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是系统工程 ——为什么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不是发展经济学
[ 2019/02/02 23:00 | by admin ]
2019/02/02 23:00 | by admin ]
陈世清：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是系统工程
——为什么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不是发展经济学
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是由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民族主体性为核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基础、以人的主体性为本质和灵魂的系统工程。二战后日本（林毅夫自己承认直到1950年日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靠民族凝聚力、政府产业政策扶持、科技产业领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一跃而起成为发达国家就是例子。日本的人口密度不亚于亚洲四小龙，但战后日本并没有发挥自己的人口密度高的比较优势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科技产业领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把人的主体性发挥到极致。如果用整体论的眼光来看，亚洲四小龙的腾飞，总体上也是学习借鉴日本战后崛起的赶超模式，而不是林毅夫说的比较优势政府有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果。系统理解、把握的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赶超模式，就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实行赶超战略可借鉴的最好模式。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战后崛起模式说明了作为主体的“人”和林毅夫比较优势视野中的“人”的本质区别：前者是人，后者是工具。渗透在林毅夫比较优势产业发展观后面的新古典经济学边际效率方法把人仅仅看成生产的要素，看成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边际分析的对象，看成赚钱、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的工具，不是把人看成创造的主体与生产的目的，否认了人的主体性在创新—创造—创业中的作用，否认了创新—创造—创业在提高产品、企业、产业附加值，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方面有比对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边际分析更大的作用；他的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边际分析产生的成本与利润的边际效率只能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才能得到变现，否认了发展中国家发展内需导向型经济的可能，这种为赚钱而赚钱的经济增长方式否认了微观经济主体人的创造性原则与目的性原则，体现了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局限性。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战后崛起模式说明：体现民族主体性的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是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民族主体性为核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基础、人的主体性为本质和灵魂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中缺了任何一个要素，赶超战略都不成功，但不等于发展中国家赶超战略本身不成功；同时也说明，人的主体性（团队精神也属于主体性的组成部分）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集中体现人的主体性的自主创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的根本途径。林毅夫之所以否认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根本原因是因为林毅夫否认人是主体；同时他把作为宏观主体性、本身是系统工程的政府宏观调控和凯恩斯主义混为一谈说明，林毅夫所谓的发展经济学1.0发展中国家政府进口替代战略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失败—发展经济学2.0 “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崩溃—他自己的发展经济学3.0比较优势政府有为模式成功，都是断章取义砍头去尾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的现象学意义上的线性偶然性推理而非系统必然性推理，违背了形式逻辑充足理由律，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同时也说明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由于缺乏人的主体性这个发展经济学的核心、缺乏系统性思维方式这个发展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所以不可能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
陈世清：牵强附会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
[ 2019/01/30 22:18 | by admin ]
2019/01/30 22:18 | by admin ]
陈世清：牵强附会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
在对称经济学产生以前，没有真正的结构经济学。除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通过天人合一义利统一经世致用功利主义价值观体现出来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性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经济活动的主体性思想与结构性思维方式外，所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以一般均衡思想为基础的线性、客体性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也是以一般均衡为思想理论基础，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体现出来的经济主体性思想、运用的唯物辩证法体现出来的结构性思维方式，是对称经济学中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原则、主客体对称的结构经济学的范式内核的思想理论来源之一。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有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主体性思想。主客体对称关系是经济结构的核心，没有主体性思想，没有包括主客体对立统一关系的辩证法、系统性思想，任何经济结构的厘定、结构经济学的提法、新旧结构经济学的认定都是毫无根据的牵强附会。如果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性思想、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与结构性思维方式是结构经济学的雏形，可以称之为“旧结构经济学”，那么完整确立了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原则、建构了主客体对称关系的对称经济学就是新结构经济学。作为对称经济学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性思想、马克思主体性思想与结构性思维方式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这里，新旧结构经济学的区分依据只能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性思想和马克思主体性结构性思维方式与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建立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的结构经济学的不同。其最本质的区别，是旧结构经济学包含了经济活动的主体性思想，但还没有确立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原则，而新结构经济学则确立了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原则。林毅夫定位为旧结构经济学的政府实行“扭曲价格”的“进口替代型”战略与自主创新的赶超战略，体现了宏观领域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原则，恰恰是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建立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本质要求；而林毅夫建立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与边际效率分析基础上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他心目中的“旧结构经济学”的解构与后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