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九）
[
2016/12/23 12:16 | by admin ]
2016/12/23 12:16 | by admin ]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九）
科学学 关于科学的性质、对象、结构、功能、特征、标准、形成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科学的科学。
学术评价 即对学术成果（主要形式为论文、专著、科研被告）的学术水平与实际价值的评估。根据科学学原理，学术评价的唯一的科学标准是原创理论与实践价值。真正的符合科学学规范的原创理论肯定有实践价值；从学术评价的角度而言，实践价值只是对原创理论的科学性或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的一种检验，所以严格意义上学术评价的唯一的科学标准是原创理论。一般情况下，理论的原创程度高低与学术水平高低、实践价值大小、学者的学术地位成正比。
研究范式 是通过研究方法、论述方法、学术评价标准体现出来的学科范式。学科范式是学科内容和方法的统一，研究范式就是学科范式中的方法部分。
经济结构的对称态 经济活动中以主体为主导的再生经济学意义上的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主客体动态平衡过程，以主客体动态平衡为核心的生产各个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过程，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微观的经济结构的对称态靠企业管理，宏观的经济结构的对称态靠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结构的对称态着眼于各个要素之间质的对称，因此不同于总量平衡。实现经济结构的对称态有消极与积极两种途径。消极途径就是补短板，即管理学的“木桶原理”。 积极途径就是拉长板，即管理学的“水桶原理”。先拉长板再补短板，即管理学的“对称原理”。 经济结构的对称态既是一种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管理方式，属于对称经济学范畴。
对称型调控 对称型调控就是用对称手段而非均衡手段进行反周期调控，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结构对称发展。对称型调控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对称型调控用增量化解存量，不承认经济过热现象。对称型调控主要通过产业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表现形式为常态化、前瞻性。对称型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
均衡型调控 均衡型调控就是用均衡手段而非对称手段进行周期性调控，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周期性增长。均衡型调控着眼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平衡。均衡型调控靠去产能去库存化解存量减少投资给“经济过热”降温。均衡型调控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表现形式为周期性、滞后性。均衡型调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
经济学的对象 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社会经济发展是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因此主体创造、转化、实现价值过程中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就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就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规律。
对称逻辑 既指对称的思维规律与思维方式，也指研究人的整体思维规律的学说。对称逻辑以对称规律为基本的思维规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对称的逻辑。对称逻辑是辩证逻辑的高级阶段，是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称逻辑整体运用人类的思维规律，综合运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成功化解了困扰人类几千年的悖论。
对称逻辑学 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对称逻辑学是逻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辩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称逻辑学使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得以统一而形成完整的逻辑学科学体系，对人类的思维规律作出统一完整的说明。
获得感 即幸福感，是人对自己需要得到满足的感觉。人的需要包括物资需要和精神需要。两者的比重因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精神需要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因此要使人民有获得感，必须使社会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在内全面发展。只有包容性发展，才能使人民有获得感；GDP增长方式不可能使人民有获得感。由于幸福本身就是一种感觉，所以获得感、幸福感、幸福是同义语。
话语权 指通过话语对社会或某专业领域的发展方向（包括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的权力，包括官方授予的话语权与个人影响力产生的话语权。官方授予的话语权来源于政府高层行政权力，如国家领导人的话语权或官方主要媒体的话语权；个人影响力产生的话语权来源于思想理论、学术地位、专业知识、名人效应或对自媒体的运作。
影响力 对社会、公共关系、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产生影响的能力，包括国家影响力与个人影响力。国家影响力主要来源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社会发展程度、政治稳定程度，个人影响力主要来源于一个人的思想理论、学术水平、专业造诣、人格魅力、社会地位、知名度、权力。影响力分为非权力影响力与权力影响力。
可证伪性 理论或命题有可能被证明是错的属性。在经验证伪主义者看来，可证伪性是科学真理的本质属性。能够被证伪的是科学真理，不能够被证伪的不是科学真理，而是神学或玄学。在对称哲学看来，作为科学真理的理论或命题同特定的参照系是对称的；在特定的参照系中，科学真理不可证伪。离开特定参照系的科学真理的理论或命题被证伪不是科学真理本身的可证伪性。就科学真理本身而言，不可证伪才是科学真理的本质属性。
证伪主义 认为任何科学的理论或命题都有可能被证伪、只有能够被证伪的才是科学、可证伪性是科学本质属性的哲学观和科学观，由英国哲学家K.波普尔创立。证伪主义也叫经验证伪主义，秉持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无法把握对象和科学的本质与规律，是相对主义真理观与绝对主义真理观两个极端的组合。
对称平衡论 是把宇宙万物产生发展看成事物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的理论。在社会发展领域，对称平衡论把社会发展看成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在社会经济领域，对称平衡论把社会经济发展看成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对称平衡论把对称看成动态的非线性过程，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具体反映。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次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社会的最基本原理。对称平衡论是一切科学的最基础理论。以对称平衡论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实现了经济学学科范式与科学范式的接轨，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
智慧大健康产业 是以智慧经济来定义、定位健康产业，把人的健康作为社会全息系统工程来开发建设运营的新型业态，是智慧经济、幸福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健康，狭义指人的身体健康，广义包括人的身心健康。人的身体健康与心灵健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的身心健康由多种因素决定，除了身体因素，还有社会、精神因素。人的健康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全息元”；以人的健康为核心的智慧大健康产业，是综合、横跨五大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知识产业）的社会系统工程。智慧大健康产业，就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使经济发展与人的幸福有机统一、社会健康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态。智慧大健康产业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新的经济增长点。
智慧大健康经济形态 是高人类发展指数、高社会发展指数、高社会福利指数、高幸福指数的经济形态，是经济与人的幸福、社会与自然对称发展的经济形态，是主体主导的、主客体对称发展的经济形态，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社会健康发展的经济形态。
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态 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其引导、主导、推动作用的新兴产业形态，主要包括智慧产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生态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其特征，是在原来三大产业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基础上衍生出第四产业信息业、第五产业知识业，以及综合、横跨五大产业的智慧产业（如智慧大健康产业、智慧生态大农业、智慧生态城市经济、智慧生态区域经济）。智慧产业的出现、智慧经济的形成使人类进入二次创业即生态创业的历史时期。
常理 日常生活中的“公理”。由于这些“公理”大家都知道或正常人应该知道，所以也可以说是常识性的道理。常理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或维系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所以成为人们判断真假是非的标准。
世界一流大学 主要学科有一批大师级人才，能够批量培养出产生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人才的创新型大学。
创新型大学 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摆在第一位、用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大学。创新型大学把学力摆在学历前面，人员匹配、机构设置、人才评价、资源配置，都围绕着培养能出原创成果的人才这一中心目标展开。创新型大学出原创成果的能力高于现有的研究型大学。
科学学 关于科学的性质、对象、结构、功能、特征、标准、形成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科学的科学。
学术评价 即对学术成果（主要形式为论文、专著、科研被告）的学术水平与实际价值的评估。根据科学学原理，学术评价的唯一的科学标准是原创理论与实践价值。真正的符合科学学规范的原创理论肯定有实践价值；从学术评价的角度而言，实践价值只是对原创理论的科学性或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的一种检验，所以严格意义上学术评价的唯一的科学标准是原创理论。一般情况下，理论的原创程度高低与学术水平高低、实践价值大小、学者的学术地位成正比。
研究范式 是通过研究方法、论述方法、学术评价标准体现出来的学科范式。学科范式是学科内容和方法的统一，研究范式就是学科范式中的方法部分。
经济结构的对称态 经济活动中以主体为主导的再生经济学意义上的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主客体动态平衡过程，以主客体动态平衡为核心的生产各个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过程，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微观的经济结构的对称态靠企业管理，宏观的经济结构的对称态靠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结构的对称态着眼于各个要素之间质的对称，因此不同于总量平衡。实现经济结构的对称态有消极与积极两种途径。消极途径就是补短板，即管理学的“木桶原理”。 积极途径就是拉长板，即管理学的“水桶原理”。先拉长板再补短板，即管理学的“对称原理”。 经济结构的对称态既是一种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管理方式，属于对称经济学范畴。
对称型调控 对称型调控就是用对称手段而非均衡手段进行反周期调控，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结构对称发展。对称型调控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对称型调控用增量化解存量，不承认经济过热现象。对称型调控主要通过产业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实现，表现形式为常态化、前瞻性。对称型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
均衡型调控 均衡型调控就是用均衡手段而非对称手段进行周期性调控，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周期性增长。均衡型调控着眼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平衡。均衡型调控靠去产能去库存化解存量减少投资给“经济过热”降温。均衡型调控主要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表现形式为周期性、滞后性。均衡型调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之一。
经济学的对象 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社会经济发展是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因此主体创造、转化、实现价值过程中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就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本质；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规律，就是人类经济活动的根本规律。
对称逻辑 既指对称的思维规律与思维方式，也指研究人的整体思维规律的学说。对称逻辑以对称规律为基本的思维规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对称的逻辑。对称逻辑是辩证逻辑的高级阶段，是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称逻辑整体运用人类的思维规律，综合运用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成功化解了困扰人类几千年的悖论。
对称逻辑学 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对称逻辑学是逻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辩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称逻辑学使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得以统一而形成完整的逻辑学科学体系，对人类的思维规律作出统一完整的说明。
获得感 即幸福感，是人对自己需要得到满足的感觉。人的需要包括物资需要和精神需要。两者的比重因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不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的精神需要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因此要使人民有获得感，必须使社会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在内全面发展。只有包容性发展，才能使人民有获得感；GDP增长方式不可能使人民有获得感。由于幸福本身就是一种感觉，所以获得感、幸福感、幸福是同义语。
话语权 指通过话语对社会或某专业领域的发展方向（包括政府决策）产生影响的权力，包括官方授予的话语权与个人影响力产生的话语权。官方授予的话语权来源于政府高层行政权力，如国家领导人的话语权或官方主要媒体的话语权；个人影响力产生的话语权来源于思想理论、学术地位、专业知识、名人效应或对自媒体的运作。
影响力 对社会、公共关系、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产生影响的能力，包括国家影响力与个人影响力。国家影响力主要来源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社会发展程度、政治稳定程度，个人影响力主要来源于一个人的思想理论、学术水平、专业造诣、人格魅力、社会地位、知名度、权力。影响力分为非权力影响力与权力影响力。
可证伪性 理论或命题有可能被证明是错的属性。在经验证伪主义者看来，可证伪性是科学真理的本质属性。能够被证伪的是科学真理，不能够被证伪的不是科学真理，而是神学或玄学。在对称哲学看来，作为科学真理的理论或命题同特定的参照系是对称的；在特定的参照系中，科学真理不可证伪。离开特定参照系的科学真理的理论或命题被证伪不是科学真理本身的可证伪性。就科学真理本身而言，不可证伪才是科学真理的本质属性。
证伪主义 认为任何科学的理论或命题都有可能被证伪、只有能够被证伪的才是科学、可证伪性是科学本质属性的哲学观和科学观，由英国哲学家K.波普尔创立。证伪主义也叫经验证伪主义，秉持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无法把握对象和科学的本质与规律，是相对主义真理观与绝对主义真理观两个极端的组合。
对称平衡论 是把宇宙万物产生发展看成事物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的理论。在社会发展领域，对称平衡论把社会发展看成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在社会经济领域，对称平衡论把社会经济发展看成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动态平衡过程；以主体创造价值活动为主导的、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对称平衡论把对称看成动态的非线性过程，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具体反映。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次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社会的最基本原理。对称平衡论是一切科学的最基础理论。以对称平衡论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实现了经济学学科范式与科学范式的接轨，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结束了人类经济学的史前史。
智慧大健康产业 是以智慧经济来定义、定位健康产业，把人的健康作为社会全息系统工程来开发建设运营的新型业态，是智慧经济、幸福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健康，狭义指人的身体健康，广义包括人的身心健康。人的身体健康与心灵健康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的身心健康由多种因素决定，除了身体因素，还有社会、精神因素。人的健康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全息元”；以人的健康为核心的智慧大健康产业，是综合、横跨五大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产业、知识产业）的社会系统工程。智慧大健康产业，就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使经济发展与人的幸福有机统一、社会健康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态。智慧大健康产业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新的经济增长点。
智慧大健康经济形态 是高人类发展指数、高社会发展指数、高社会福利指数、高幸福指数的经济形态，是经济与人的幸福、社会与自然对称发展的经济形态，是主体主导的、主客体对称发展的经济形态，是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社会健康发展的经济形态。
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态 对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升级其引导、主导、推动作用的新兴产业形态，主要包括智慧产业、知识产业、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生态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其特征，是在原来三大产业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基础上衍生出第四产业信息业、第五产业知识业，以及综合、横跨五大产业的智慧产业（如智慧大健康产业、智慧生态大农业、智慧生态城市经济、智慧生态区域经济）。智慧产业的出现、智慧经济的形成使人类进入二次创业即生态创业的历史时期。
常理 日常生活中的“公理”。由于这些“公理”大家都知道或正常人应该知道，所以也可以说是常识性的道理。常理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或维系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所以成为人们判断真假是非的标准。
世界一流大学 主要学科有一批大师级人才，能够批量培养出产生世界一流的原创基础理论人才的创新型大学。
创新型大学 把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摆在第一位、用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大学。创新型大学把学力摆在学历前面，人员匹配、机构设置、人才评价、资源配置，都围绕着培养能出原创成果的人才这一中心目标展开。创新型大学出原创成果的能力高于现有的研究型大学。
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十）——用客观事物的对称逻辑关系解“王书金顶罪活命”悖论
[ 2016/12/23 12:15 | by admin ]
2016/12/23 12:15 | by admin ]
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十）
——用客观事物的对称逻辑关系解“王书金顶罪活命”悖论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运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王书金顶罪活命 “顶罪”二字，说明王书金不是真凶。但既然王书金敢于顶罪，说明王书金知道聂树斌不可能是真凶或知道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既然王书金知道聂树斌不可能是真凶或知道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说明王书金是真凶。在“王书金顶罪活命”这个母命题中，“王书金不是真凶”和“王书金是真凶”两个子命题都能成立，说明“王书金顶罪活命”这个命题是悖论。
解悖：王书金自己就是真凶，“王书金顶罪活命”这个命题本身不成立。在王书金自己供述他是聂树斌案真凶之前，全国没有其他人知道聂树斌案卷情况，参与办案的人不可能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提前把聂树斌案卷具体情况告诉王书金，唆使王书金顶罪活命。所以，即使王书金自己供述他是聂树斌案真凶之前已经知道聂树斌案，也知道聂树斌已经被处决，如果王书金自己不是真凶，他怎么知道聂树斌不可能是真凶？如果他不知道聂树斌不可能是真凶，他怎么会知道案卷中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如果他不知道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他怎么会想到实施他的顶罪活命计划？如果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确凿无疑，他的顶罪活命计划能成功吗？既然被他顶罪活命多活了十几年，说明王书金的顶罪活命的计划已经成功，说明王书金的“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的估判是正确的；既然王书金的“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的估判是正确的，证明王书金在自己供述他是聂树斌案真凶之前已经知道聂树斌不可能是真凶；既然王书金在自己供述他是聂树斌案真凶之前已经知道聂树斌不可能是真凶，说明王书金自己就是真凶。在自己供述他是聂树斌案真凶之前，“王书金知道聂树斌不可能是真凶”或“王书金知道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都是王书金自己是真凶的充分条件。这个悖论说明：“王书金顶罪活命”这个命题不成立。在这里，对称逻辑通过“王书金顶罪活命”这个命题中所蕴含的“王书金知道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这一因素，根据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王书金知道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和“王书金自己就是真凶”之间的对称关系，推导出王书金是真凶的结论，解开了“王书金顶罪活命”这个悖论。
如果客观事实是王书金辩解的，他在供述他是聂树斌案真凶之前不知道聂树斌案，也不知道聂树斌已经被处决，那他就更不知道案卷中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在此情况下他靠供述自己是聂树斌案真凶来顶罪活命更不符合逻辑——既然他已经知道这个杀人案，然而不知道聂树斌案，也不知道聂树斌已经被处决，如果不是他干的，他怎么知道在供述自己是聂树斌案真凶之前此案没破？又怎么知道此案即使破了不管谁被认定为凶手都肯定是漏洞百出，为自己顶罪活命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在这个案例中，存在着以下几对逻辑关系：是聂树斌干的，肯定不是王书金干的。是王书金干的，肯定不是聂树斌干的。不是王书金干的，不等于就是聂树斌干的。不是聂树斌干的，不等于就是王书金干的。从“是王书金干的，肯定不是聂树斌干的”这一对逻辑关系可以推出：在王书金对聂树斌案卷细节、证据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敢于肯定不是聂树斌干的，就肯定是王书金干的；敢于肯定不是包括聂树斌在内的所有其他人干的，就更加肯定是王书金干的。这个解悖案例说明：符合对称逻辑的法律事实，可以作为直接证据。
——用客观事物的对称逻辑关系解“王书金顶罪活命”悖论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运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王书金顶罪活命 “顶罪”二字，说明王书金不是真凶。但既然王书金敢于顶罪，说明王书金知道聂树斌不可能是真凶或知道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既然王书金知道聂树斌不可能是真凶或知道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说明王书金是真凶。在“王书金顶罪活命”这个母命题中，“王书金不是真凶”和“王书金是真凶”两个子命题都能成立，说明“王书金顶罪活命”这个命题是悖论。
解悖：王书金自己就是真凶，“王书金顶罪活命”这个命题本身不成立。在王书金自己供述他是聂树斌案真凶之前，全国没有其他人知道聂树斌案卷情况，参与办案的人不可能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提前把聂树斌案卷具体情况告诉王书金，唆使王书金顶罪活命。所以，即使王书金自己供述他是聂树斌案真凶之前已经知道聂树斌案，也知道聂树斌已经被处决，如果王书金自己不是真凶，他怎么知道聂树斌不可能是真凶？如果他不知道聂树斌不可能是真凶，他怎么会知道案卷中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如果他不知道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他怎么会想到实施他的顶罪活命计划？如果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确凿无疑，他的顶罪活命计划能成功吗？既然被他顶罪活命多活了十几年，说明王书金的顶罪活命的计划已经成功，说明王书金的“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的估判是正确的；既然王书金的“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的估判是正确的，证明王书金在自己供述他是聂树斌案真凶之前已经知道聂树斌不可能是真凶；既然王书金在自己供述他是聂树斌案真凶之前已经知道聂树斌不可能是真凶，说明王书金自己就是真凶。在自己供述他是聂树斌案真凶之前，“王书金知道聂树斌不可能是真凶”或“王书金知道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都是王书金自己是真凶的充分条件。这个悖论说明：“王书金顶罪活命”这个命题不成立。在这里，对称逻辑通过“王书金顶罪活命”这个命题中所蕴含的“王书金知道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这一因素，根据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王书金知道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和“王书金自己就是真凶”之间的对称关系，推导出王书金是真凶的结论，解开了“王书金顶罪活命”这个悖论。
如果客观事实是王书金辩解的，他在供述他是聂树斌案真凶之前不知道聂树斌案，也不知道聂树斌已经被处决，那他就更不知道案卷中聂树斌是真凶的证据不充分。在此情况下他靠供述自己是聂树斌案真凶来顶罪活命更不符合逻辑——既然他已经知道这个杀人案，然而不知道聂树斌案，也不知道聂树斌已经被处决，如果不是他干的，他怎么知道在供述自己是聂树斌案真凶之前此案没破？又怎么知道此案即使破了不管谁被认定为凶手都肯定是漏洞百出，为自己顶罪活命提供了可能性空间？
在这个案例中，存在着以下几对逻辑关系：是聂树斌干的，肯定不是王书金干的。是王书金干的，肯定不是聂树斌干的。不是王书金干的，不等于就是聂树斌干的。不是聂树斌干的，不等于就是王书金干的。从“是王书金干的，肯定不是聂树斌干的”这一对逻辑关系可以推出：在王书金对聂树斌案卷细节、证据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敢于肯定不是聂树斌干的，就肯定是王书金干的；敢于肯定不是包括聂树斌在内的所有其他人干的，就更加肯定是王书金干的。这个解悖案例说明：符合对称逻辑的法律事实，可以作为直接证据。
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九）
[ 2016/11/25 11:40 | by admin ]
2016/11/25 11:40 | by admin ]
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九）
——用边际效益分析方法解“价值悖论”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运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价值悖论 所谓“价值悖论”，就是钻石对于人类维持生存没有任何价值，然而其市场价值非常高；相反，水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其市场价值却非常低，这种强烈的反差就构成了这个悖论。产生“价值悖论”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无法理解价值的本质，无法把握价值的相对性。只有对称经济学的边际效益分析方法才能解开“价值悖论”。
西方经济学边际效用理论认为，商品的需求价格不是由商品的总效用而是由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决定价值的是效率以及决定效率的工具、劳力与资源。钻石边际效用很大，消费者愿意以较多的价格购买；而水虽然是人的生命不可缺少的，给人带来极高的效用，但由于世界上水的数量很多，增加一个单位的水给人们增加的效用就很低了，即水的边际效用很低，所以水的价格自然也就很低了。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边际分析与超边际分析方法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价值悖论”。人类从月球上取回一块石头，其效率不会高于人类得到一块同等重量的钻石，但它的一般市场价格——个人收藏或使用价值绝对要低于同等重量的钻石；然而它在科学研究上的价值——对于人类的使用价值绝对要高于同等重量的钻石。“大海捞针”其效率要低于人类得到与这颗“针”同等重量的钻石，但从大海捞起来的这颗针的使用价值与市场价格绝对要低于同等分量的钻石。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当波斯人的王还好。有人皓首穷经，一辈子追求科学上的新发现，而个人所得无几；这样的人追求的是自我实现带来的精神上的充实与心理上的满足。科学家对国家的奉献精神及由此带来的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富裕程度的不同，恐怕不能用科学家个人的收益与成本的边际分析来解释，与价格经济学范式和边际超边际分析方法也同样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看来，价值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价值理性高于价格理性。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建立完全的价格体制，而是建立完全的价值体制。连接需求与供给的不是价格而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价格经济学在微观经济领域只有近似的真理性，把其当作绝对真理就是大错特错；能够成为绝对真理的，只能是价值经济学。所谓价值经济学，就是以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价值经济学中，产品的本质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价值。使用价值的价格由使用价值的量决定，使用价值的量由稀缺度决定，稀缺度由供求关系决定，供求关系由主客体关系决定。在知识经济时代，主客体关系由效益决定；而这里的效益不是指利润，而是指满足人的需求程度。人的需求，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需求。因此，使用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关系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用主客体关系定位价值的价值经济学、属于价值经济学范式的边际效益分析方法可以解决“价值悖论”。水虽然整体上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水总体上对于人类有很高的价值，但由于水整体上不稀缺，所以某一部分的水价格不高；某一部分的水价格不高是由某一部分的水价值不高决定的，和水总体上对于人类有很高的价值并不冲突。但如果在特定环境下（比如沙漠），人快要渴死时，那么特定的水对于人的价值就很高，它的价值和这个快要渴死的人身价成正比，也即这个人的身价有多高，那么这部分水的价格就可以有多高。同样，在正常环境下，因为钻石比某部分水要稀缺得多，所以钻石的使用价值要比某部分水大的多；此时钻石的价格大于某部分水，就是此时钻石的价值大于某部分水的反映。但如果在特定环境下（比如沙漠），人快要渴死时，那么钻石的价值就远远不如水对于此人的价值，钻石的价格也远远不如水的价格。这里，整体的水和人类之间、一般环境下某部分水和某部分人之间、特殊环境下某部分水和某部分人之间、一般环境下钻石和一般的人之间、特殊环境下钻石和特殊的人之间的价值关系是不同的，由不同的价值决定不同的价格是正常的；由主客体具体关系形成的价值是具体的，水的价值是大是小、钻石的价值是大是小，由此决定的价格孰大孰小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所谓的“价值悖论”就会被化解。这才是真正的超边际分析——属于价值经济学范式的“超边际效益分析”；而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属于价格经济学范式的所谓“边际超边际分析”则不可能具体分析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所以也就无法化解上述“价值悖论”。“财富悖论”也一样：如果这边以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水准，那边以金钱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那么就会出现“财富悖论”。“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价格经济学悖论”。如果以满足感而不是以货币收入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标准，那么就要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由此价格经济学范式就要转变。如果说，西方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要求边际效率分析，那么幸福经济学范式则要求边际效益分析。特别是要建立经济学帝国，要使经济学成为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就只能用边际效益分析代替边际效率分析。 “价值悖论”、“财富悖论”的产生与化解说明，必须用“边际效益分析”代替“边际效率分析”作为边际分析的总体方法，把“边际效率分析”纳入“边际效益分析”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用对称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客体价值关系，那么隐藏在边际效益规律背后的，是价值规律而不是价格规律。人的理性的多层次、满意的多维度，价值的主体性、整体性与相对性说明，严格意义的边际分析只能是价值分析，任何约束条件下的边际分析都只能在价值经济学范式框架中定位。价值大小可以比较难以量化，边际效率分析无论其数学模型多精致完美都只能和实际脱节，要么没有意义要么必然被证伪。
价值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鲁迅先生说，同样一部《红楼梦》，在不同的人的眼光里有不同的价值：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性别在不同的人那里，价值也不同。贾宝玉：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
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不管怎么说，还是价值决定价格。宝钗：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
那宝玉有用吗？不见得！宝玉问黛玉：“可也有玉没有？” 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问我有也无，因答道：“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在宝玉心中，宝玉无价（没有价值），弃如敝履！吓的众人一拥争去拾玉。
出身高贵比出身寒门好吗？不见得！看宝玉怎么说：“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出身高贵的贾宝玉遇到出身寒门的秦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发出如此感慨。
按理说，贾宝玉如此性情中人，应该很忠于感情吧！不见得！宝玉道：“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誓。” 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说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贾宝玉也是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料，算是被林妹妹看透了！不过虽然喜新厌旧是人的本能，但家庭稳定的边际效益还是大于见异思迁。
不过合有合的好处，分有分的价值。“虽不曾会面，然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却不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贾宝玉与林黛玉闹别扭，不是也增进感情吗？所以，王熙凤：“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合。我及至到那里要说合，谁知两个人倒在一处对赔不是了。对笑对诉，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合”。
贾宝玉粪土功名利禄，居然也能说出一番道理。你看他是怎么责备宝钗的：“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
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本来就是概念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而人类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人类经济理性的多层次性，又为这个过程提供了典型性与必然性。正好像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我们应该从“博弈”中分离出“对策”，随着人类经济实践的发展，我们也应该从“边际效率分析”中分离出“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益分析”与“边际效率分析”的区别：前者是对称分析，后者是线性分析；前者是价值分析，后者是价格分析。二者既不等同，也不等比，有时还会成反比；如我国的教育产业化政策，遵循的就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学校和老师的收入提高了，国家教育投入的压力减轻了，然而学生的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能力却降低了，国民创新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国民创新体系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目前“边际效率”、“边际效益”、“边际效用”是经济学界用得非常混乱的概念；有时通用，有时分别指生产和消费；分别指生产消费时，用法也不固定。但总体上都是指边际效率，即使是指消费效用也是最终还原到成本利润的边际分析。因此，现有的所有边际分析，包括“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用分析”，也包括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实质上都是“边际效率分析”。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经济学，价值为价格服务，价格就是价值，有奶便是妈，有钱就是娘，效率就是效益，赚钱就是硬道理，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什么价值和价格、效益和效率的区别，所谓的边际效益分析和边际效率分析是一回事，边际效益分析归结为边际效率分析。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所谓边际分析，就是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这里的“收益”是指利润，所以现在通行的边际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论，理论范式是价格经济学。所谓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就是把效用、消费偏好、分工、产品的种类、厂商的数量、交易费用、经济规模、经济网络、组织的内生决定与演化、商业周期、城市的形成等全部纳入分析框架的边际分析方法。超边际分析也是边际分析，只不过分析的范围不同——所谓“超边际分析”实际上就是扩大了传统边际分析的范围，但并没有超出传统边际分析的范式框架与思维方式——一般均衡论与价格经济学的范式框架和形式化的线性思维方式，也不能走出一般均衡论与价格经济学的范式局限——违背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只是价值机制的局部表现；因此是价格为价值服务而不是相反。由于违背实际，所以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方法只能产生、不能解决“价值悖论”与“财富悖论”。
——用边际效益分析方法解“价值悖论”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运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价值悖论 所谓“价值悖论”，就是钻石对于人类维持生存没有任何价值，然而其市场价值非常高；相反，水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其市场价值却非常低，这种强烈的反差就构成了这个悖论。产生“价值悖论”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无法理解价值的本质，无法把握价值的相对性。只有对称经济学的边际效益分析方法才能解开“价值悖论”。
西方经济学边际效用理论认为，商品的需求价格不是由商品的总效用而是由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决定价值的是效率以及决定效率的工具、劳力与资源。钻石边际效用很大，消费者愿意以较多的价格购买；而水虽然是人的生命不可缺少的，给人带来极高的效用，但由于世界上水的数量很多，增加一个单位的水给人们增加的效用就很低了，即水的边际效用很低，所以水的价格自然也就很低了。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效用理论、边际分析与超边际分析方法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价值悖论”。人类从月球上取回一块石头，其效率不会高于人类得到一块同等重量的钻石，但它的一般市场价格——个人收藏或使用价值绝对要低于同等重量的钻石；然而它在科学研究上的价值——对于人类的使用价值绝对要高于同等重量的钻石。“大海捞针”其效率要低于人类得到与这颗“针”同等重量的钻石，但从大海捞起来的这颗针的使用价值与市场价格绝对要低于同等分量的钻石。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当波斯人的王还好。有人皓首穷经，一辈子追求科学上的新发现，而个人所得无几；这样的人追求的是自我实现带来的精神上的充实与心理上的满足。科学家对国家的奉献精神及由此带来的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富裕程度的不同，恐怕不能用科学家个人的收益与成本的边际分析来解释，与价格经济学范式和边际超边际分析方法也同样是风马牛不相及。
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看来，价值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价值理性高于价格理性。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建立完全的价格体制，而是建立完全的价值体制。连接需求与供给的不是价格而是价值，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价格经济学在微观经济领域只有近似的真理性，把其当作绝对真理就是大错特错；能够成为绝对真理的，只能是价值经济学。所谓价值经济学，就是以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价值经济学中，产品的本质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价值。使用价值的价格由使用价值的量决定，使用价值的量由稀缺度决定，稀缺度由供求关系决定，供求关系由主客体关系决定。在知识经济时代，主客体关系由效益决定；而这里的效益不是指利润，而是指满足人的需求程度。人的需求，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需求。因此，使用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关系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用主客体关系定位价值的价值经济学、属于价值经济学范式的边际效益分析方法可以解决“价值悖论”。水虽然整体上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水总体上对于人类有很高的价值，但由于水整体上不稀缺，所以某一部分的水价格不高；某一部分的水价格不高是由某一部分的水价值不高决定的，和水总体上对于人类有很高的价值并不冲突。但如果在特定环境下（比如沙漠），人快要渴死时，那么特定的水对于人的价值就很高，它的价值和这个快要渴死的人身价成正比，也即这个人的身价有多高，那么这部分水的价格就可以有多高。同样，在正常环境下，因为钻石比某部分水要稀缺得多，所以钻石的使用价值要比某部分水大的多；此时钻石的价格大于某部分水，就是此时钻石的价值大于某部分水的反映。但如果在特定环境下（比如沙漠），人快要渴死时，那么钻石的价值就远远不如水对于此人的价值，钻石的价格也远远不如水的价格。这里，整体的水和人类之间、一般环境下某部分水和某部分人之间、特殊环境下某部分水和某部分人之间、一般环境下钻石和一般的人之间、特殊环境下钻石和特殊的人之间的价值关系是不同的，由不同的价值决定不同的价格是正常的；由主客体具体关系形成的价值是具体的，水的价值是大是小、钻石的价值是大是小，由此决定的价格孰大孰小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所谓的“价值悖论”就会被化解。这才是真正的超边际分析——属于价值经济学范式的“超边际效益分析”；而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属于价格经济学范式的所谓“边际超边际分析”则不可能具体分析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所以也就无法化解上述“价值悖论”。“财富悖论”也一样：如果这边以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水准，那边以金钱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那么就会出现“财富悖论”。“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价格经济学悖论”。如果以满足感而不是以货币收入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标准，那么就要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由此价格经济学范式就要转变。如果说，西方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要求边际效率分析，那么幸福经济学范式则要求边际效益分析。特别是要建立经济学帝国，要使经济学成为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就只能用边际效益分析代替边际效率分析。 “价值悖论”、“财富悖论”的产生与化解说明，必须用“边际效益分析”代替“边际效率分析”作为边际分析的总体方法，把“边际效率分析”纳入“边际效益分析”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用对称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客体价值关系，那么隐藏在边际效益规律背后的，是价值规律而不是价格规律。人的理性的多层次、满意的多维度，价值的主体性、整体性与相对性说明，严格意义的边际分析只能是价值分析，任何约束条件下的边际分析都只能在价值经济学范式框架中定位。价值大小可以比较难以量化，边际效率分析无论其数学模型多精致完美都只能和实际脱节，要么没有意义要么必然被证伪。
价值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鲁迅先生说，同样一部《红楼梦》，在不同的人的眼光里有不同的价值：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性别在不同的人那里，价值也不同。贾宝玉：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
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不管怎么说，还是价值决定价格。宝钗：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
那宝玉有用吗？不见得！宝玉问黛玉：“可也有玉没有？” 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问我有也无，因答道：“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在宝玉心中，宝玉无价（没有价值），弃如敝履！吓的众人一拥争去拾玉。
出身高贵比出身寒门好吗？不见得！看宝玉怎么说：“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出身高贵的贾宝玉遇到出身寒门的秦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发出如此感慨。
按理说，贾宝玉如此性情中人，应该很忠于感情吧！不见得！宝玉道：“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誓。” 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说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贾宝玉也是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料，算是被林妹妹看透了！不过虽然喜新厌旧是人的本能，但家庭稳定的边际效益还是大于见异思迁。
不过合有合的好处，分有分的价值。“虽不曾会面，然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却不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贾宝玉与林黛玉闹别扭，不是也增进感情吗？所以，王熙凤：“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合。我及至到那里要说合，谁知两个人倒在一处对赔不是了。对笑对诉，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合”。
贾宝玉粪土功名利禄，居然也能说出一番道理。你看他是怎么责备宝钗的：“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
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本来就是概念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而人类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人类经济理性的多层次性，又为这个过程提供了典型性与必然性。正好像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我们应该从“博弈”中分离出“对策”，随着人类经济实践的发展，我们也应该从“边际效率分析”中分离出“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益分析”与“边际效率分析”的区别：前者是对称分析，后者是线性分析；前者是价值分析，后者是价格分析。二者既不等同，也不等比，有时还会成反比；如我国的教育产业化政策，遵循的就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学校和老师的收入提高了，国家教育投入的压力减轻了，然而学生的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能力却降低了，国民创新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国民创新体系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目前“边际效率”、“边际效益”、“边际效用”是经济学界用得非常混乱的概念；有时通用，有时分别指生产和消费；分别指生产消费时，用法也不固定。但总体上都是指边际效率，即使是指消费效用也是最终还原到成本利润的边际分析。因此，现有的所有边际分析，包括“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用分析”，也包括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实质上都是“边际效率分析”。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经济学，价值为价格服务，价格就是价值，有奶便是妈，有钱就是娘，效率就是效益，赚钱就是硬道理，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什么价值和价格、效益和效率的区别，所谓的边际效益分析和边际效率分析是一回事，边际效益分析归结为边际效率分析。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所谓边际分析，就是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这里的“收益”是指利润，所以现在通行的边际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论，理论范式是价格经济学。所谓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就是把效用、消费偏好、分工、产品的种类、厂商的数量、交易费用、经济规模、经济网络、组织的内生决定与演化、商业周期、城市的形成等全部纳入分析框架的边际分析方法。超边际分析也是边际分析，只不过分析的范围不同——所谓“超边际分析”实际上就是扩大了传统边际分析的范围，但并没有超出传统边际分析的范式框架与思维方式——一般均衡论与价格经济学的范式框架和形式化的线性思维方式，也不能走出一般均衡论与价格经济学的范式局限——违背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只是价值机制的局部表现；因此是价格为价值服务而不是相反。由于违背实际，所以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方法只能产生、不能解决“价值悖论”与“财富悖论”。
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八）
[ 2016/11/25 11:38 | by admin ]
2016/11/25 11:38 | by admin ]
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八）
——用主客体对称解“数学悖论”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运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用对称逻辑解“数学悖论” 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很快渗透到大部分数学分支，成为它们的基础。到19世纪末，全部数学几乎都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190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兴高采烈地宣称：“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 1903年，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有漏洞！这就是英国数学家罗素提出的著名的“罗素悖论”。“罗素悖论”使集合论产生危机。“罗素悖论”就是“理发师悖论”：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们看他能不能给他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
解悖：理发师要给“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这个广告语中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他可以为之服务并且可以从对方身上盈利的人，所以广告语中“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这个集合显然不包括他自己。这个悖论之所以会成为悖论是因为混淆了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对象和这个广告语本意不包括的对象的区别，把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不包括作广告本人的对象集合，抽象化为也包括作广告的人本身。而这种主客体对象的混淆、把这种不包括主体在内的对象的集合错误地认为也包括主体在内，源于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集合论没有主客体区分这个概念, 而这又源于传统形式逻辑没有主客体区分，所以很容易把主客体混为一谈造成对象的混淆而陷于悖论。“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集合论悖论”是同义语，都是所谓的“数学悖论”。“数学悖论”说明：形式逻辑必须有限度有条件使用，把形式逻辑抽象化无条件使用会陷于悖论。社会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现象是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复杂性现象，把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抽象化无条件运用到经济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只能陷于悖论。计量经济学可以成立，但计量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和经济学不能化等号，用计量经济学证明经济学可以数学化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性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对称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成反比，这是一条定理。
——用主客体对称解“数学悖论”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运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用对称逻辑解“数学悖论” 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很快渗透到大部分数学分支，成为它们的基础。到19世纪末，全部数学几乎都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190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兴高采烈地宣称：“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 1903年，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有漏洞！这就是英国数学家罗素提出的著名的“罗素悖论”。“罗素悖论”使集合论产生危机。“罗素悖论”就是“理发师悖论”：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们看他能不能给他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
解悖：理发师要给“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这个广告语中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他可以为之服务并且可以从对方身上盈利的人，所以广告语中“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这个集合显然不包括他自己。这个悖论之所以会成为悖论是因为混淆了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对象和这个广告语本意不包括的对象的区别，把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不包括作广告本人的对象集合，抽象化为也包括作广告的人本身。而这种主客体对象的混淆、把这种不包括主体在内的对象的集合错误地认为也包括主体在内，源于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集合论没有主客体区分这个概念, 而这又源于传统形式逻辑没有主客体区分，所以很容易把主客体混为一谈造成对象的混淆而陷于悖论。“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集合论悖论”是同义语，都是所谓的“数学悖论”。“数学悖论”说明：形式逻辑必须有限度有条件使用，把形式逻辑抽象化无条件使用会陷于悖论。社会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现象是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复杂性现象，把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抽象化无条件运用到经济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只能陷于悖论。计量经济学可以成立，但计量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和经济学不能化等号，用计量经济学证明经济学可以数学化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性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对称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成反比，这是一条定理。
陈世清：怎样才能使老百姓真正有获得感？
[ 2016/11/24 23:26 | by admin ]
2016/11/24 23:26 | by admin ]
陈世清：怎样才能使老百姓真正有获得感？
所谓获得感就是幸福感，使老百姓真正有获得感就是使老百姓真正感到幸福。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指数提高是否红利，不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本身，而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是否一致。
所谓获得感就是幸福感。只有包容性发展，才能使老百姓真正有获得感。包容性发展是发展经济学概念。包容性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包括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发展。任何真正的发展都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包容性发展”概念突出发展的包容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而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打着“发展”旗号的“增长”，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
中国功利主义的经济观是发展观，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幸福的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和目标，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才是改革开放的真正红利。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使人民感到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当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GDP、人均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GDP数字同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把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看成改革最大红利，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改革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
GDP、人均GDP年年增长却出现养老金缺口，说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该是泡沫GDP范式。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而不能以配置经济学为基础。中国经济学范式是幸福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共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只能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与幸福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上根本不兼容。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而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能划等号、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是成正比也是正常的。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人民生活满意度提高。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从量化指标来看，发展包括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提高。实践证明，GDP增长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并不天然一致，既存在相向而行、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存在逆向而行、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指数提高是否红利，不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本身，而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是否一致。如果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不一致，那么就应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一致起来；只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一致，我们才可以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人类发展指数指国民素质提高程度、国民主体性提高程度，即国民总体上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决定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基础。国民素质工程是人类发展指数工程的出发点、核心和落脚点，由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和国民文化素质工程三方面组成。其中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由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三大块组成，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是从本到末的动态关系。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动态结构，是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
医疗“产业”的本质是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无病要治、小病大治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
教育“产业”的本质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广义的教育：社会的信息遗传，通过这种遗传，社会有机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狭义的教育：系统的社会信息遗传。必须以狭义的教育为中心，以广义的教育为基础，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能力是知识系统的整体功能；能力不但要考虑到知识的要素，而且要看知识的结构；不但要看知识的量，而且要看知识的质。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性能力。由教育“产业”的社会GDP性质决定，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思维的最高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由社会GDP定位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投资的货币收益而在于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社会效益必须把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信息量或信息层面的知识量放在首位。
如果说国民身体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基础，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主导，那么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则是国民素质工程的核心。国民社会素质工程由经济参与素质、社会交往素质、法律道德素质与政治参与素质与组成，它们分别表现为经济参与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法律道德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其中，经济参与能力是基础，社会交往能力与法律道德能力、特别是社会交往能力中的社会行为方式是核心，政治参与能力是主导。政治参与能力，我们称之为民主素质，包括民主选举能力与参政议政能力，以经济参与能力特别是创业能力为前提。只有在创业过程中训练和提高人的主体性，才能提高人的民主素质，为民主政治打下国民的素质基础，摆脱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行依靠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依靠民主政治的推行”的“二律背反”。而法制建设、个人修养、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与创业工程，既为国民创业素质与民主素质的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也为民主政治的推行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与经济基础。国民的整体社会行为方式——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不但全息体现了国民的社会素质，而且全息体现了社会本身的素质——社会GDP就是社会素质高低的指数。因此，国民素质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国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受制于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指数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社会生态的综合指标。社会发展指数制约人类发展指数，也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发展指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符合理想的社会发展指数的社会。
提高社会发展指数是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由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义务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几个方面组成。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才有可能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通过救死扶伤为国民身体素质提供有效保障。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才能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社会GDP工程的落脚点：提高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社会福利总水平。
社会整体素质，从主体角度来看，除了国民素质，还有政府素质。国民素质是基础，政府素质是主导。国民素质工程和政府素质工程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主体因素。国民素质工程是政府素质工程的前提；政府素质对国民素质、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会对国民素质和整体行为方式起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本身属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民素质工程与政府素质工程二者相辅相成。
如果说国民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国民主体性，那么政府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政府的主体性。如果说国民素质提高主要靠创业，那么政府素质工程主要靠改革。政府素质就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政府制定的政策、工作人员执行政策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政府的主体性。政府素质工程就是提高政府主体性的工程，就是通过改革使各级政府成为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先进生产力的领导者、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者的系统工程。政府机构素质工程就是通过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能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能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使经济活动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体制。
社会整体素质，从客体角度来看，社会素质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程度，民主化与法制化二者是对称的。社会素质工程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本身也是系统工程。它们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层面。社会风气是社会素质工程的整体功能；社会风气通过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导向作用，使人的行为方式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提高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以社会风气为中介，社会素质工程融入社会GDP工程。以社会GDP为参照系，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以腐败和带血GDP作为润滑剂造成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即使是再生型的，也会造成人民心态失衡、安全感缺失，造成人民幸福感和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而且由于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消极、负面的导向，造成生产力发展速度减缓。所以我们不但需要货币GDP，我们更需要绿色GDP。
绿色GDP：用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先于素质；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绿色GDP指标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形成的催化剂。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而绿色GDP，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
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称程度，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的对称程度。改革，本质上就是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对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也就和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了，
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素质才能得到综合提高，人与社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社会的和谐程度决定人与社会的发展速度。
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的大小。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结构由环保素质工程组成。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说明：
①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②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③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环保产业本身的辐射性、整体性决定，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④由于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⑤一旦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剩余”，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对称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⑥环节产业化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并因此而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产业”的合理定位，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社会福利指数即社会总的福利水平。什么是福利，什么是福利国家，什么是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有不同的解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配置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再生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配置经济学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再生经济学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价格经济学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指数就是社会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综合指标。
幸福指数：从宏观来看，幸福指数指社会总的幸福感程度。从微观来看，幸福指数指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即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 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
平等指数
非收入效益 和谐指数
安全指数
环境指数
……
幸福指数要求以价值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而且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如投机、重复建设、无效工程、浮夸虚报等等，使货币（价格）GDP演变成数字GDP。在价值经济学看来，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虽然每个环节都生产价值，然而却是完整的产品统一价值中的不同部分或组成环节。因此只能以终端产品——可供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的产品的价值为国民收入统计的依据，否则必然造成重复计算，并助长投机行为。投机不管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绝不能使投机交易行为人为造成的交易数字的增加，作为经济总量增长的统计数据的来源因素。
腐败与维稳造成的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虽然提高了GDP增长指数，然而却降低了社会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与幸福指数。降低了社会发展指数：造成社会文明发展程度降低。降低了人类发展指数：造成国民素质降低。降低了社会福利指数：浪费了社会资源，减少了可供消费的社会财富。降低了幸福指数：使人民严重缺乏安全感。以生产力为标准，交易成本与交易过程对GDP的贡献，只能是促进生产的发展、最终产品的增加，而不是把过程当结果，把每次交易行为发生的金钱关系均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把货币流通次数的增加及由此造成的货币总量的增加，当作经济总量的增加。货币总量不等于经济总量，货币总量增加只是经济总量增加的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目的和结果。价格经济学的要害，就在于把货币总量等同于经济总量；因此不惜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增加经济总量。以价值为核心、以对称为框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体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体性原则，也为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但这在价格经济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计量与经济统计原理。从国民核算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关系，可以看出价格经济学的荒谬。以价格经济学范式编制的国民核算体系不仅会把许多无价值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总量统计，而且有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计算，从而形成泡沫GDP;泡沫GDP造成的泡沫增长，是“经济增长”不能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同步提高的原因之一。财富GDP与货币GDP、社会GDP与货币GDP内涵、外延都不一样。医疗和教育，只能属于社会GDP而不能属于货币GDP。如果把医疗和教育等不该产业化的也拿去产业化（狭义的），那么由此造成的GDP增长率提高，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发展。
西方经济学家丁伯根的收入分配理论，接近于对称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应该将工人分配到其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使工作需求的教育水平与实际用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时，他在不自觉地运用到对称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福利代表着收入、职业与受教育程度，幸福的家庭、良好的工作环境也是影响个人福利及收入形成的重要因素时，他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幸福经济学原理。如果说，最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丁伯根真正接触到幸福经济学的边缘，那么自诩“经济是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贝克尔，当他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家庭时，倒是开了幸福经济学的倒车。因为，他用的经济学不对头，他不该用市场通行的价格经济学来分析家庭，正好像不能用小车来摆渡。但他这样做了，而且还自鸣得意：“我把较为昂贵的子女称为‘高档’子女”；在他看来，婚姻也要考虑成本收益，扣除成本的婚姻收益是婚姻的净收益，个人的效用函数既包括本人的消费也包括伴侣的消费，充分的选择和充足的信息会确保配偶组合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贝克尔就是这样，赤裸裸地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来代替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这是经济学的悲哀！我很难想象，当两个真正相爱而不顾一切结合在一起的人会有太多的功利考虑；如果经济学这么不近人情，那这样的经济学还是不要为妙。一个人的身价不等于身家，个人财富的增加不等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其价值只能纳入以价值尺度建立的国民核算体系。但如果由此认为其同国民经济增长无关，则是大错特错。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幸福指数同人的个人金钱财富多少无关。因此，国民核算体系仅仅建立在价格经济学的基础上，是极不全面的；不但做不到规范，而且做不到实证——这样的国民核算体系难以准确反映经济过程的客观数量关系。
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高人类发展指数、高社会发展指数、高社会福利指数、高幸福指数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目标应该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侏儒。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系统，就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
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从宏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从微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人权为核心，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从横向社会部门结构来看，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
非GDP部门的权重高于GDP部门的社会系统。
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部门。GDP部门是国民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
非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军队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防部门五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才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非收入效益指实际货币收入以外的效益。
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再生型与福利型是一个整体；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以再生型经济模式为基础、福利型国家为目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社会结构组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应该通过再生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如果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GDP高速增长，将在使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幸福感降低。而且由于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的GDP高速增长只是GDP增长参照系的转变，社会财富与人们的收入效益并没有实际增加甚至减少（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这样的GDP高速增长不但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而且使人们的收入效益减少，从而幸福感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幸福感不升反降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非GDP部门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将造成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下降的后果，这不但使人民的幸福感降低，而且造成社会发展程度的后退。这样的改革与发展背道而驰，增长与发展背道而驰。
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带来的GDP高速增长看成改革的红利，甚至因此得出改革本身就是最大红利的结论，那么这样的改革带来的增长与发展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反向而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对改革拨乱反正，在确立价值机制是市场核心机制的前提下，把增长纳入发展的轨道，用发展包容增长，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停止把社会所有公共、公益服务部门都进行产业化、企业化改革的做法，恢复教育、医疗的公益服务功能与住房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把司法部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改革拨乱反正。就是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首先要改变迄今为止指导改革的经济学范式，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再生经济学是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理论依据。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再生型福利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配置型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就是再生型福利经济学原理的展开。
配置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出卖资源来发展经济，再生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提高人的主体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来发展生产力。前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物权”为中心；后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人权”为中心。因此，是以人权为中心还是以物权为中心的政策法规分歧背后，是不同经济学范式的分野。主流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物权，与他们对人权的漠视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拥有深厚的、“原汁原味”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功底，还不如说是他们囿于配置经济学的范式使然。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首先要挤掉经济泡沫。泡沫经济是什么？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鬼城、空置房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泡沫经济的两大类型（虚拟泡沫与实体泡沫）、实体泡沫的两大因素之间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口袋经济、泡沫GDP经济，因为它们在表面欣欣向荣的背后，都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更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泡沫，不是价格泡沫而是价值泡沫；不是价格远离价值，而是经济增长远离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
以人民实际上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准，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对称经济发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来挤掉泡沫，而是从源头上挤掉泡沫。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其次要改变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泡沫GDP经济学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国际资本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联手盘剥中国人民的遮羞布。此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货币化、对外开放等同于外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财富外流、国空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政府通过出口补贴超发货币美元美国债贬值流向外国的理论依据。
所以要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代替GDP经济学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产”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与货币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产”的增长，应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范围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要提高老百姓收入，就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定位与理解“收入效益”范畴。所谓“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如果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同公共品转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对于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即使用经过多次修正、排除物价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来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广大百姓。
“实际购买力”和“有效购买力”还有差距：后者还要考虑“有效商品量”这一参数。
“收入效益”和“有效购买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种有效收入，前者则不但包括有效收入，还包括有效支出。
购买力=商品量/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 * 商品量
实际购买力=
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有效商品量
有效购买力=
货币量
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有效收入 =
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有效支出=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无效支出=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本应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项目，通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等各种“产业化”转移支付由百姓来买单，对于百姓来讲，就是无效支出。无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关系，因而同收入效益也成反比关系。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对于幸福经济学来讲，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如果由于这些指数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人们为了维持这些非收入效益而额外增加开支，因而增加人的无效支出，从而减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仅仅考察百姓物质收入，也必须放在幸福经济学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中。幸福经济学范式是对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的扬弃。
看来幸福指数是经济学绕不过去的坎；对其不能兼容的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如果也想贴近民众，最好还是转变自己的范式；硬在自己原有的范式框架内塞进幸福经济学基本范畴，只能削足适履、提襟见肘、当众献丑。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不规范的直接投融资方式，货币政策缺乏监管、股市投机无力规范，使人民不但难以拥有正常的资产性收入，而且本来少得可怜的保命钱还成为银市股市被圈被套被贬的对象，是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要用增加社会财富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首先要用再生型的创造型、生产型经济发展，代替配置型的破坏性生产、重复性生产、重复性交易以及出卖资源带来的GDP“增长”。要用创业带动生产、用创业工程带动生产工程、用再生性生产工程代替重复性生产工程。政府要规范银市、规范股市，严格执行中性货币政策，杜绝股市投机、挤掉股市泡沫；要扶持民间创业工程，开辟老百姓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渠道，把提高人民资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而不是把提高人民财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
转变经济学范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前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转变经济学范式的归宿；但二者的落脚点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就要国富民富。国空民穷，也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要通过政府法人人格化，用法律、道德和舆论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避免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通过税收手段，鼓励、扶持个人创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与再就业工程。要多发行用于基本建设的国库券。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通过各类“高速”交通设施建设，以时间换空间，扩大土地供应。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统一经营；由国家统一经营房地产，保证为国民提供质优价廉的住房，压缩百姓对居住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要稳定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使货币不断升值、储蓄不断增值。要持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要扩大政府公共品支出范围，缩小社会领域中（狭义）产业化、货币化范围，最大限度缩小老百姓对公共品买单范围。要停止教育（狭义）产业化政策，把提高国民知识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教育的支出。要停止医疗（狭义）产业化政策，建立公费医疗体系，把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医疗的支出。要停止发行各类彩票，避免“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心理对国民素质的负面诱导，强化国民主体素质，把提高国民主体性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并压缩百姓对各类捐赠的支出。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只有国富民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有确实保证。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还要提高老百姓“资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命题是一个悖论。财产作为消费品，本身不会增值，不可能会给人带来收入。财产如果能给人带来收入，要么转变成资产，那就是资产性收入而不是财产性收入，此时该“财产”作为消费品的使命终结；要么就是物价上涨，财产观念上增值，那么这种“财产性收入”只是自欺欺人。如果以货币GDP标准来衡量小康标准，可以通过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使“财产增值”，使每个住在经济适用房里的家庭成员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途径轻而易举地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通过货币贬值形成的“财产增值”只是泡沫增值，用这样的“财产增值”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只是一种愚民政策。
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根源是内外投机者的兴风作浪、共同盘剥中国人民的产物。在这个盘剥中国人民财富的过程中，GDP年年增长、一片莺歌燕舞，然而中国人民的个人财富却在年年缩水，虽然是在账面价值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缩水。所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是货币经济学范式。
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的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
让老百姓财富缩水的途径有：货币贬值；股市圈钱；房地产暴利。如果说，医疗产业化与教育产业化只能增加老百姓的外部负担，那么这三种则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掏空平民百姓的腰包。股市不规范、投资无门、物价上涨、储蓄贬值、社会保障不健全、医疗无保障、教育要投资，是老百姓把货币财富保值增值的希望寄托在房产上的原因，也是房价虚高的根源之一。老百姓倾其一生所有，甚至以终身房奴为代价，买了一套房子，即使日后“增值”部分超过利率增长部分，也是无奈之举，而不是什么“财产性收入”。观念上的“百万富翁”不能掩盖日常手头上的拮据。老百姓竭尽所有买下一套房子除了观念上自己拥有一套“值多少钱”的房子而自我安慰、自得其乐以外，实际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这与其说是所谓的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还不如说是让老百姓财富缩水。
在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看来，由于资源有限，为了争夺有限资源，人和人之间就要展开竞争。人与人之间是狼，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弱肉强食的狼道经济，发财就是吃着自己的碗里看着别人的锅里；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投机垄断哄抬物价内外勾结，只要不犯法，犯法不被发现，发现不被制裁，制裁收益大于成本，就可以干，而且可以大干。撑死了胆大的，饿死了胆小的；贫富分化就是这样产生的，两极分化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仇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所谓“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幸福感下降不是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经济越发展人们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越严重，那只能是因为经济越发展两极分化越严重。这说明，因为攀比造成的绝对收入增加相对收入减少、幸福感下降，不是经济发展、财富增加本身造成，而是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配置经济学范式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错误引导造成。而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资源是可再生的；资源通过开发来再生，通过平等竞争来开发，通过合作开发来双赢。如果说工业经济是资源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那么再生型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知识经济时代，诚信合作才使你能够赚大钱。坑蒙拐骗的赚钱模式是算术级数，诚信合作的赚钱模式是几何级数。平等竞争可以带来资源再生，诚信经营可以带来合作双赢。合作的目的是互惠。互补胜刚强——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合作可以以小制大，合作可以产生生产力。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的发展模式，虽然也会产生收入不均、贫富不同，但绝不会造成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心理不平衡与人的幸福感下降。
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幸福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使老百姓幸福、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为基础，而不能以GDP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为基础。
正好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熟完善的成熟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代替一样，西方GDP经济学范式被幸福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诚然，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幸福感不一样、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说明幸福有相对性。对于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强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幸福的，损人利己是不幸福的；通过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幸福的，不劳无获是不幸福的。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差的人却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崇拜厚黑学，贪图“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劳而获的生活。但幸福的相对性蕴含了幸福的绝对性。不管什么人、他（她）的人生观是什么、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幸福的，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肯定是不幸福的。有社会安全感是幸福的，缺乏社会安全感肯定是不幸福的。国家强大、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是幸福的，领土被占、民族分裂、社会动乱、国破家亡、被殖民被奴役肯定是不幸福的。少有所养、书有所读、老有所靠、安居乐业是幸福的，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养不起孩子、死不起坟墓肯定是不幸福的。自我实现、无怨无悔的人生是幸福的，一辈子一事无成肯定是不幸福的。人格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是幸福的，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肯定是不幸福的。改革开放以来GDP大幅增长、老百姓货币收入大幅提高而老百姓幸福感大幅降低，生活中“有钱不是万能，无钱万万不能”等现象说明，钱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用幸福的相对性否认幸福的绝对性的幸福虚无主义，或把幸福的绝对性归结为钱的绝对性的幸福庸俗主义都是错误的。前者否认了幸福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者把幸福经济学归结于西方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幸福的绝对性不能理解成钱的绝对性，幸福的绝对性就是幸福的本质、幸福发展的规律、实现幸福的途径。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是幸福的充分条件，满足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物质财富。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人格平等、社会安定，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才是人的幸福的充分条件。国家和民族只是放大的个人，有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尊严，有个人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幸福。因此，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幸福经济、幸福经济学。卖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也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GDP经济、西方经济学。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是统一的；国防也是经济，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安全本身是保护人民幸福生活的宏观经济、幸福经济。而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经济、廉价资源经济、廉价血汗工厂经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救美国也就是救中国的“中美国”一体化经济。前一段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关于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争论，眼下在钓鱼岛事件问题上是要领土还是要中日经济合作大局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和增长经济学范式的争论，而不是“草民”、 “爱国贼” 、“民粹主义”者和经济学家“精英”的争论。西方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幸福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否容纳作为新范式的幸福经济学。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讲增长不讲发展，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唯一的目标，后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感的增强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幸福感普遍增强的经济形态，而不是GDP增长率最高、经济规模最大的经济形态。
“草民”、“爱国贼”都是天生的幸福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而那些饱食西方经济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一头撞进卖国主义的阵营我们大家也同样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一定要把爱国卖国的争论还原为“草民”和“精英”的争论，那我们也只好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了。
记住：能使老百姓感到幸福的幸福经济是与GDP经济学不同的全新的经济学范式与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所谓获得感就是幸福感，使老百姓真正有获得感就是使老百姓真正感到幸福。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指数提高是否红利，不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本身，而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是否一致。
所谓获得感就是幸福感。只有包容性发展，才能使老百姓真正有获得感。包容性发展是发展经济学概念。包容性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包括GDP增长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在内的全面发展。任何真正的发展都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包容性发展”概念突出发展的包容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而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打着“发展”旗号的“增长”，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
中国功利主义的经济观是发展观，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幸福的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和目标，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才是改革开放的真正红利。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使人民感到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当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GDP、人均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GDP数字同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把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看成改革最大红利，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改革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
GDP、人均GDP年年增长却出现养老金缺口，说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该是泡沫GDP范式。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而不能以配置经济学为基础。中国经济学范式是幸福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共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只能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与幸福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上根本不兼容。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而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能划等号、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是成正比也是正常的。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人民生活满意度提高。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从量化指标来看，发展包括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提高。实践证明，GDP增长指数与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并不天然一致，既存在相向而行、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存在逆向而行、此消彼长的关系。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指数提高是否红利，不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本身，而是看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是否一致。如果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不一致，那么就应该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之一致起来；只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我国GDP增长指数提高与我国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提高方向一致，我们才可以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人类发展指数指国民素质提高程度、国民主体性提高程度，即国民总体上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决定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基础。国民素质工程是人类发展指数工程的出发点、核心和落脚点，由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和国民文化素质工程三方面组成。其中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由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三大块组成，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是从本到末的动态关系。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动态结构，是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
医疗“产业”的本质是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无病要治、小病大治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
教育“产业”的本质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广义的教育：社会的信息遗传，通过这种遗传，社会有机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狭义的教育：系统的社会信息遗传。必须以狭义的教育为中心，以广义的教育为基础，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能力是知识系统的整体功能；能力不但要考虑到知识的要素，而且要看知识的结构；不但要看知识的量，而且要看知识的质。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性能力。由教育“产业”的社会GDP性质决定，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造性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思维的最高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由社会GDP定位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投资的货币收益而在于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社会效益必须把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信息量或信息层面的知识量放在首位。
如果说国民身体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基础，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主导，那么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则是国民素质工程的核心。国民社会素质工程由经济参与素质、社会交往素质、法律道德素质与政治参与素质与组成，它们分别表现为经济参与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法律道德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其中，经济参与能力是基础，社会交往能力与法律道德能力、特别是社会交往能力中的社会行为方式是核心，政治参与能力是主导。政治参与能力，我们称之为民主素质，包括民主选举能力与参政议政能力，以经济参与能力特别是创业能力为前提。只有在创业过程中训练和提高人的主体性，才能提高人的民主素质，为民主政治打下国民的素质基础，摆脱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行依靠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依靠民主政治的推行”的“二律背反”。而法制建设、个人修养、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与创业工程，既为国民创业素质与民主素质的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也为民主政治的推行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与经济基础。国民的整体社会行为方式——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不但全息体现了国民的社会素质，而且全息体现了社会本身的素质——社会GDP就是社会素质高低的指数。因此，国民素质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国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受制于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指数指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社会生态的综合指标。社会发展指数制约人类发展指数，也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发展指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符合理想的社会发展指数的社会。
提高社会发展指数是系统工程；这项系统工程由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义务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几个方面组成。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才有可能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通过救死扶伤为国民身体素质提供有效保障。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才能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社会GDP工程的落脚点：提高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社会福利总水平。
社会整体素质，从主体角度来看，除了国民素质，还有政府素质。国民素质是基础，政府素质是主导。国民素质工程和政府素质工程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主体因素。国民素质工程是政府素质工程的前提；政府素质对国民素质、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会对国民素质和整体行为方式起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本身属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民素质工程与政府素质工程二者相辅相成。
如果说国民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国民主体性，那么政府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政府的主体性。如果说国民素质提高主要靠创业，那么政府素质工程主要靠改革。政府素质就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政府制定的政策、工作人员执行政策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政府的主体性。政府素质工程就是提高政府主体性的工程，就是通过改革使各级政府成为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先进生产力的领导者、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者的系统工程。政府机构素质工程就是通过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能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能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使经济活动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体制。
社会整体素质，从客体角度来看，社会素质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程度，民主化与法制化二者是对称的。社会素质工程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本身也是系统工程。它们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层面。社会风气是社会素质工程的整体功能；社会风气通过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导向作用，使人的行为方式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提高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以社会风气为中介，社会素质工程融入社会GDP工程。以社会GDP为参照系，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以腐败和带血GDP作为润滑剂造成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即使是再生型的，也会造成人民心态失衡、安全感缺失，造成人民幸福感和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而且由于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消极、负面的导向，造成生产力发展速度减缓。所以我们不但需要货币GDP，我们更需要绿色GDP。
绿色GDP：用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存在先于素质；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绿色GDP指标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形成的催化剂。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而绿色GDP，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
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称程度，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的对称程度。改革，本质上就是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对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也就和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了，
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素质才能得到综合提高，人与社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社会的和谐程度决定人与社会的发展速度。
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的大小。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结构由环保素质工程组成。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说明：
①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②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③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环保产业本身的辐射性、整体性决定，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④由于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⑤一旦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剩余”，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对称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⑥环节产业化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并因此而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产业”的合理定位，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社会福利指数即社会总的福利水平。什么是福利，什么是福利国家，什么是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有不同的解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配置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再生经济学范式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配置经济学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再生经济学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价格经济学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福利国家，社会福利指数就是社会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综合指标。
幸福指数：从宏观来看，幸福指数指社会总的幸福感程度。从微观来看，幸福指数指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即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 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
平等指数
非收入效益 和谐指数
安全指数
环境指数
……
幸福指数要求以价值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而且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如投机、重复建设、无效工程、浮夸虚报等等，使货币（价格）GDP演变成数字GDP。在价值经济学看来，生产、流通、交换、分配虽然每个环节都生产价值，然而却是完整的产品统一价值中的不同部分或组成环节。因此只能以终端产品——可供消费（包括生产性消费与生活性消费）的产品的价值为国民收入统计的依据，否则必然造成重复计算，并助长投机行为。投机不管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但绝不能使投机交易行为人为造成的交易数字的增加，作为经济总量增长的统计数据的来源因素。
腐败与维稳造成的社会交易成本的增加虽然提高了GDP增长指数，然而却降低了社会发展指数、人类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与幸福指数。降低了社会发展指数：造成社会文明发展程度降低。降低了人类发展指数：造成国民素质降低。降低了社会福利指数：浪费了社会资源，减少了可供消费的社会财富。降低了幸福指数：使人民严重缺乏安全感。以生产力为标准，交易成本与交易过程对GDP的贡献，只能是促进生产的发展、最终产品的增加，而不是把过程当结果，把每次交易行为发生的金钱关系均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把货币流通次数的增加及由此造成的货币总量的增加，当作经济总量的增加。货币总量不等于经济总量，货币总量增加只是经济总量增加的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目的和结果。价格经济学的要害，就在于把货币总量等同于经济总量；因此不惜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增加经济总量。以价值为核心、以对称为框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体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主体性原则，也为国家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可操作的模式。但这在价格经济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的经济计量与经济统计原理。从国民核算体系的构成要素与关系，可以看出价格经济学的荒谬。以价格经济学范式编制的国民核算体系不仅会把许多无价值的“经济”活动纳入经济总量统计，而且有许多不必要的重复计算，从而形成泡沫GDP;泡沫GDP造成的泡沫增长，是“经济增长”不能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同步提高的原因之一。财富GDP与货币GDP、社会GDP与货币GDP内涵、外延都不一样。医疗和教育，只能属于社会GDP而不能属于货币GDP。如果把医疗和教育等不该产业化的也拿去产业化（狭义的），那么由此造成的GDP增长率提高，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发展。
西方经济学家丁伯根的收入分配理论，接近于对称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应该将工人分配到其最适合的工作岗位上，使工作需求的教育水平与实际用到的教育水平之间的差距达到最小时，他在不自觉地运用到对称经济学原理；当他认为福利代表着收入、职业与受教育程度，幸福的家庭、良好的工作环境也是影响个人福利及收入形成的重要因素时，他是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到幸福经济学原理。如果说，最早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丁伯根真正接触到幸福经济学的边缘，那么自诩“经济是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同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的贝克尔，当他用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家庭时，倒是开了幸福经济学的倒车。因为，他用的经济学不对头，他不该用市场通行的价格经济学来分析家庭，正好像不能用小车来摆渡。但他这样做了，而且还自鸣得意：“我把较为昂贵的子女称为‘高档’子女”；在他看来，婚姻也要考虑成本收益，扣除成本的婚姻收益是婚姻的净收益，个人的效用函数既包括本人的消费也包括伴侣的消费，充分的选择和充足的信息会确保配偶组合达到帕累托最优均衡。贝克尔就是这样，赤裸裸地用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来代替温情脉脉的家庭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这是经济学的悲哀！我很难想象，当两个真正相爱而不顾一切结合在一起的人会有太多的功利考虑；如果经济学这么不近人情，那这样的经济学还是不要为妙。一个人的身价不等于身家，个人财富的增加不等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其价值只能纳入以价值尺度建立的国民核算体系。但如果由此认为其同国民经济增长无关，则是大错特错。从幸福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人的幸福指数同人的个人金钱财富多少无关。因此，国民核算体系仅仅建立在价格经济学的基础上，是极不全面的；不但做不到规范，而且做不到实证——这样的国民核算体系难以准确反映经济过程的客观数量关系。
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就是建立高人类发展指数、高社会发展指数、高社会福利指数、高幸福指数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目标应该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目标，其结果很可能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侏儒。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民经济系统，就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
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从宏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从微观层次来看，就是以人权为核心，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以经济发展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以社会发展为经济发展的标志。从横向社会部门结构来看，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
非GDP部门的权重高于GDP部门的社会系统。
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部门。GDP部门是国民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
非GDP部门是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军队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防部门五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才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非收入效益指实际货币收入以外的效益。
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再生型与福利型是一个整体；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就是以再生型经济模式为基础、福利型国家为目标的国民经济体系。从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社会结构组成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带来的GDP增长，应该通过再生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而不是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如果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GDP高速增长，将在使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幸福感降低。而且由于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来实现的GDP高速增长只是GDP增长参照系的转变，社会财富与人们的收入效益并没有实际增加甚至减少（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这样的GDP高速增长不但使人们的非收入效益减少，而且使人们的收入效益减少，从而幸福感降低。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名义收入增加幸福感不升反降的根本原因。同时，由于非GDP部门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将造成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下降的后果，这不但使人民的幸福感降低，而且造成社会发展程度的后退。这样的改革与发展背道而驰，增长与发展背道而驰。
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的本质是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如果把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把非GDP部门转变为GDP部门带来的GDP高速增长看成改革的红利，甚至因此得出改革本身就是最大红利的结论，那么这样的改革带来的增长与发展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反向而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要对改革拨乱反正，在确立价值机制是市场核心机制的前提下，把增长纳入发展的轨道，用发展包容增长，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停止把社会所有公共、公益服务部门都进行产业化、企业化改革的做法，恢复教育、医疗的公益服务功能与住房的基本社会保障功能，把司法部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改革拨乱反正。就是使增长与发展相向而行，首先要改变迄今为止指导改革的经济学范式，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再生经济学是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理论依据。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再生型福利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称为配置型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就是再生型福利经济学原理的展开。
配置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出卖资源来发展经济，再生经济学的本质是通过提高人的主体性——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来发展生产力。前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物权”为中心；后者的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现为以“人权”为中心。因此，是以人权为中心还是以物权为中心的政策法规分歧背后，是不同经济学范式的分野。主流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物权，与他们对人权的漠视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拥有深厚的、“原汁原味”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功底，还不如说是他们囿于配置经济学的范式使然。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首先要挤掉经济泡沫。泡沫经济是什么？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鬼城、空置房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泡沫经济的两大类型（虚拟泡沫与实体泡沫）、实体泡沫的两大因素之间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口袋经济、泡沫GDP经济，因为它们在表面欣欣向荣的背后，都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更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泡沫，不是价格泡沫而是价值泡沫；不是价格远离价值，而是经济增长远离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
以人民实际上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准，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对称经济发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来挤掉泡沫，而是从源头上挤掉泡沫。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其次要改变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泡沫GDP经济学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国际资本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联手盘剥中国人民的遮羞布。此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货币化、对外开放等同于外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财富外流、国空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政府通过出口补贴超发货币美元美国债贬值流向外国的理论依据。
所以要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代替GDP经济学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产”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与货币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产”的增长，应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范围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要提高老百姓收入，就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定位与理解“收入效益”范畴。所谓“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如果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同公共品转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对于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即使用经过多次修正、排除物价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来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广大百姓。
“实际购买力”和“有效购买力”还有差距：后者还要考虑“有效商品量”这一参数。
“收入效益”和“有效购买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种有效收入，前者则不但包括有效收入，还包括有效支出。
购买力=商品量/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 * 商品量
实际购买力=
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有效商品量
有效购买力=
货币量
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有效收入 =
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有效支出=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无效支出=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本应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项目，通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等各种“产业化”转移支付由百姓来买单，对于百姓来讲，就是无效支出。无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关系，因而同收入效益也成反比关系。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对于幸福经济学来讲，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如果由于这些指数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人们为了维持这些非收入效益而额外增加开支，因而增加人的无效支出，从而减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仅仅考察百姓物质收入，也必须放在幸福经济学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中。幸福经济学范式是对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的扬弃。
看来幸福指数是经济学绕不过去的坎；对其不能兼容的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如果也想贴近民众，最好还是转变自己的范式；硬在自己原有的范式框架内塞进幸福经济学基本范畴，只能削足适履、提襟见肘、当众献丑。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不规范的直接投融资方式，货币政策缺乏监管、股市投机无力规范，使人民不但难以拥有正常的资产性收入，而且本来少得可怜的保命钱还成为银市股市被圈被套被贬的对象，是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要用增加社会财富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首先要用再生型的创造型、生产型经济发展，代替配置型的破坏性生产、重复性生产、重复性交易以及出卖资源带来的GDP“增长”。要用创业带动生产、用创业工程带动生产工程、用再生性生产工程代替重复性生产工程。政府要规范银市、规范股市，严格执行中性货币政策，杜绝股市投机、挤掉股市泡沫；要扶持民间创业工程，开辟老百姓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渠道，把提高人民资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而不是把提高人民财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
转变经济学范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前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转变经济学范式的归宿；但二者的落脚点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就要国富民富。国空民穷，也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要通过政府法人人格化，用法律、道德和舆论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避免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通过税收手段，鼓励、扶持个人创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与再就业工程。要多发行用于基本建设的国库券。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通过各类“高速”交通设施建设，以时间换空间，扩大土地供应。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统一经营；由国家统一经营房地产，保证为国民提供质优价廉的住房，压缩百姓对居住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要稳定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使货币不断升值、储蓄不断增值。要持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要扩大政府公共品支出范围，缩小社会领域中（狭义）产业化、货币化范围，最大限度缩小老百姓对公共品买单范围。要停止教育（狭义）产业化政策，把提高国民知识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教育的支出。要停止医疗（狭义）产业化政策，建立公费医疗体系，把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医疗的支出。要停止发行各类彩票，避免“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心理对国民素质的负面诱导，强化国民主体素质，把提高国民主体性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并压缩百姓对各类捐赠的支出。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只有国富民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有确实保证。
要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还要提高老百姓“资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命题是一个悖论。财产作为消费品，本身不会增值，不可能会给人带来收入。财产如果能给人带来收入，要么转变成资产，那就是资产性收入而不是财产性收入，此时该“财产”作为消费品的使命终结；要么就是物价上涨，财产观念上增值，那么这种“财产性收入”只是自欺欺人。如果以货币GDP标准来衡量小康标准，可以通过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使“财产增值”，使每个住在经济适用房里的家庭成员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途径轻而易举地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通过货币贬值形成的“财产增值”只是泡沫增值，用这样的“财产增值”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只是一种愚民政策。
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根源是内外投机者的兴风作浪、共同盘剥中国人民的产物。在这个盘剥中国人民财富的过程中，GDP年年增长、一片莺歌燕舞，然而中国人民的个人财富却在年年缩水，虽然是在账面价值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缩水。所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是货币经济学范式。
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的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
让老百姓财富缩水的途径有：货币贬值；股市圈钱；房地产暴利。如果说，医疗产业化与教育产业化只能增加老百姓的外部负担，那么这三种则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掏空平民百姓的腰包。股市不规范、投资无门、物价上涨、储蓄贬值、社会保障不健全、医疗无保障、教育要投资，是老百姓把货币财富保值增值的希望寄托在房产上的原因，也是房价虚高的根源之一。老百姓倾其一生所有，甚至以终身房奴为代价，买了一套房子，即使日后“增值”部分超过利率增长部分，也是无奈之举，而不是什么“财产性收入”。观念上的“百万富翁”不能掩盖日常手头上的拮据。老百姓竭尽所有买下一套房子除了观念上自己拥有一套“值多少钱”的房子而自我安慰、自得其乐以外，实际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这与其说是所谓的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还不如说是让老百姓财富缩水。
在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看来，由于资源有限，为了争夺有限资源，人和人之间就要展开竞争。人与人之间是狼，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弱肉强食的狼道经济，发财就是吃着自己的碗里看着别人的锅里；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投机垄断哄抬物价内外勾结，只要不犯法，犯法不被发现，发现不被制裁，制裁收益大于成本，就可以干，而且可以大干。撑死了胆大的，饿死了胆小的；贫富分化就是这样产生的，两极分化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仇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所谓“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幸福感下降不是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经济越发展人们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越严重，那只能是因为经济越发展两极分化越严重。这说明，因为攀比造成的绝对收入增加相对收入减少、幸福感下降，不是经济发展、财富增加本身造成，而是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配置经济学范式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错误引导造成。而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资源是可再生的；资源通过开发来再生，通过平等竞争来开发，通过合作开发来双赢。如果说工业经济是资源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那么再生型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知识经济时代，诚信合作才使你能够赚大钱。坑蒙拐骗的赚钱模式是算术级数，诚信合作的赚钱模式是几何级数。平等竞争可以带来资源再生，诚信经营可以带来合作双赢。合作的目的是互惠。互补胜刚强——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合作可以以小制大，合作可以产生生产力。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的发展模式，虽然也会产生收入不均、贫富不同，但绝不会造成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心理不平衡与人的幸福感下降。
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幸福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使老百姓幸福、真正使老百姓有获得感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为基础，而不能以GDP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为基础。
正好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熟完善的成熟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代替一样，西方GDP经济学范式被幸福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诚然，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幸福感不一样、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说明幸福有相对性。对于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强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幸福的，损人利己是不幸福的；通过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幸福的，不劳无获是不幸福的。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差的人却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崇拜厚黑学，贪图“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劳而获的生活。但幸福的相对性蕴含了幸福的绝对性。不管什么人、他（她）的人生观是什么、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幸福的，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肯定是不幸福的。有社会安全感是幸福的，缺乏社会安全感肯定是不幸福的。国家强大、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是幸福的，领土被占、民族分裂、社会动乱、国破家亡、被殖民被奴役肯定是不幸福的。少有所养、书有所读、老有所靠、安居乐业是幸福的，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养不起孩子、死不起坟墓肯定是不幸福的。自我实现、无怨无悔的人生是幸福的，一辈子一事无成肯定是不幸福的。人格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是幸福的，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肯定是不幸福的。改革开放以来GDP大幅增长、老百姓货币收入大幅提高而老百姓幸福感大幅降低，生活中“有钱不是万能，无钱万万不能”等现象说明，钱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用幸福的相对性否认幸福的绝对性的幸福虚无主义，或把幸福的绝对性归结为钱的绝对性的幸福庸俗主义都是错误的。前者否认了幸福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者把幸福经济学归结于西方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幸福的绝对性不能理解成钱的绝对性，幸福的绝对性就是幸福的本质、幸福发展的规律、实现幸福的途径。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是幸福的充分条件，满足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物质财富。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人格平等、社会安定，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才是人的幸福的充分条件。国家和民族只是放大的个人，有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尊严，有个人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幸福。因此，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幸福经济、幸福经济学。卖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也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GDP经济、西方经济学。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是统一的；国防也是经济，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安全本身是保护人民幸福生活的宏观经济、幸福经济。而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经济、廉价资源经济、廉价血汗工厂经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救美国也就是救中国的“中美国”一体化经济。前一段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关于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争论，眼下在钓鱼岛事件问题上是要领土还是要中日经济合作大局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和增长经济学范式的争论，而不是“草民”、 “爱国贼” 、“民粹主义”者和经济学家“精英”的争论。西方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幸福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否容纳作为新范式的幸福经济学。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讲增长不讲发展，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唯一的目标，后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感的增强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幸福感普遍增强的经济形态，而不是GDP增长率最高、经济规模最大的经济形态。
“草民”、“爱国贼”都是天生的幸福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而那些饱食西方经济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一头撞进卖国主义的阵营我们大家也同样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一定要把爱国卖国的争论还原为“草民”和“精英”的争论，那我们也只好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了。
记住：能使老百姓感到幸福的幸福经济是与GDP经济学不同的全新的经济学范式与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