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靠对称型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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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15 10:39 | by admin ]
2016/09/15 10:39 | by admin ]
陈世清：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靠对称型调控
对称型调控就是用对称手段而非均衡手段进行反周期调控，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结构对称发展。对称型调控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对称型调控用增量化解存量，不承认经济过热现象。均衡型调控就是用均衡手段而非对称手段进行周期性调控，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周期性增长。均衡型调控着眼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平衡。均衡型调控靠去产能去库存化解存量给“经济过热”降温。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靠对称型调控。
李稻葵：“解决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 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根据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矛盾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比较难以在短期内下降，中国的资金供给面相对仍非常充足；而且，多年形成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的基本格局也难以改变，毕竟，就业压力在上升，国内人口结构相对还比较年轻，不大规模投资，经济难以发展，就业压力也难以化解。如何解决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过去十几年来，我们依赖的是国外市场，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思路。……答案只能是在内需上做文章。要提高内需，靠最终消费自然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最终消费需求毕竟是由上亿家庭和机构分别独立作出的，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基，制度变迁难以在中短期内改变国民的消费观念，政策推动更是乏力。比较现实的方案就是，以投资推动内需的上升，而且其前提是，投资推动内需的同时不能带来新的产能扩张。怎么办？答案非常明晰，那就是必须投资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即对现有产能进行更新改造，既让投资不转换为新的净生产能力，又能消化一部分储蓄，带动内需的上升。换言之，现有的产能是资本的存量，投资是流量，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保障生产能力不剧烈上升的前提下，让投资这一流量上升。那就是，一方面要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要淘汰旧的产能。绿色产能革命，其本质就是这样的过程。”⒇李稻葵认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靠的是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能力不会剧烈上升，以和国内低消费市场保持平衡。李稻葵把这种模式称为“绿色产能革命”，即把增加的投资全部投到淘汰旧的产能上面。李稻葵这种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绿色产能革命”是一种消极的平衡观，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经济过热论”，只不过比一般的“经济过热论”多了一个解套的方案——“绿色产能革命”，但这个方案在理论上和他后面的要“增加总供给”的提法相悖，在实践中则会陷入“滞涨”的悖境，所以不能作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本身并不成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根本不是什么“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从直接现实性上看，我国确实存在着“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矛盾，但“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和“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区别很重要。“需求”是主观范畴，“消费”是客观范畴。消费不足，既有可能是“需求”不足引起，也有可能是需求很强烈，但不敢消费造成。如果是前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矛盾的假说有可能成立；如果是后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就是一个假命题。实事求是讲，中国目前“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只是假象，“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才是真相，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问题的关键，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的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在于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扶持创业，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法治。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定位于“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解决矛盾的途径定位于增加投资的同时降低生产能力，是削足适履，舍本求末。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投资
经
济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
本 生产资料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关 投资需求
系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Ⅱ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
其次，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国家基本建设的范畴；投资任何国家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投资方向问题；与其说是“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把投资方向定位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而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即能源革命完全可以纳入国家基本建设的范畴。这与其说是所谓“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知识经营
资本经营
主导产业：知识运营 资产经营
产品经营
新材料合成 法制建设 社会
教育科研 保障
医疗养老 体制
新农村建设
保障性粮食生产
交通
能源与信息输送 主导
推动 支柱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
绿化
集约化
土地 综合化
生态化
能源开发 可再生开发
基础产业：国家基本建设
国民经济基本产业结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及相互关系模型
根据上面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Ⅰ和Ⅱ（Ⅰ见第12章），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投资与需求这一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矛盾，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绿色产能革命”，而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一。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产业。基础设施或国家基础设施是为国民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投资建设。其中为国民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产生的资金流量可以成为GDP增长统计数据源，为国民非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产生的资金流量不可以成为GDP增长统计数据源。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范畴。把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的同时，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把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GDP，而且为GDP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GDP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GDP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短期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础设施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础设施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走出“滞胀”这个悖境，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产能革命”，而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二。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把国家基本建设作为基础产业。国家基本建设，是以整个国家为单位、国家和跨区域为项目单元、中央财政为投资主体的长期、超大型基本建设，包括主要河流变水患为水利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沙漠变绿洲治理；野生动物生态链系列保护工程；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大运河重新开发疏通综合利用工程；海水淡化工程；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风能太阳能电站建设；材料轻型化能源清洁化环境低碳化；以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主体的国家绿化生态化建设；城市生态化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性开发；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国家基本建设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硬件部分，可以说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可以带动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促进平衡发展。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工程，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可以极大提高我国民族主体性与国际竞争力、抗国际国内风险能力，也是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无缝对接、扩大开放的基础。基础性、整体性、全局性、综合性、生态性、开放性，是国家基本建设的基本特征。与时俱进不断自觉进行公民个人、民营企业无法进行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征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之一，和计划经济不能划等号。如果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柱产业，那么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国家基本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因此，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建设几百条高速铁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高速路有倍增放大的作用；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三。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李稻葵：“根据以上的陈述，财政开支必须坚持三个原则：财政开支应该是民生性、福利型而不是生产性的，财政开支不应与民争利，不应带来挤出效应，而应该有带动其他社会开支的效应。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消费型的投资是提升国民消费的重要举措，而不是增加过剩生产能力。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为将来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如节能减排、环境治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而不是生产性的，更不应该是政府自身开支的盲目扩大。当然，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促进公务员廉洁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型，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应该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在目前的条件下，适当提高中央财政的赤字和债务比重是应该的，也是能做到的，这一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变值得大力提倡。”（21）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李稻葵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所谓“服务型政府”的经典描述，同时也是他的“绿色产能革命”思路的逻辑延伸。如果按照李稻葵的财政开支模式，上面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模式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同时，李稻葵的上述“公共财政理念”是把政府的生产性经济职能、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避免公共财政与民争利与其说像李稻葵设计的限制中国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把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还不如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国家基本建设范畴。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保证。
环保
交通
产业化 能源
房地产
政府投资
的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
医保：人的身体素质国家基本建设
非产业化 社保：人的社会素质国家基本建设
教育：人的知识素质国家基本建设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Ⅰ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李稻葵：“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是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22）我不知李稻葵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擅长数据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不知得出这个结论的数据是什么？是依据GDP增速推论，还是名义工资增长，抑或购买力平价计算？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GDP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因此，GDP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笼统地根据GDP增速就推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又根据这个“奇迹”推出“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结论，既无数据分析也无逻辑分析，是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前提。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李稻葵：“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还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涨’。”（p188）李稻葵接下来用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等几个方面，说明“在以上这一系列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无疑是在回缩。企业减产、停产、破产的例子越来越多”。（23）且不说李稻葵这里的“总供给冲击”、“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总需求膨胀”和同一本书中“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之间的自相矛盾，他对“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及其导致“滞涨”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本身也是牵强附会的。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涨，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李稻葵的所谓“滞涨”，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悖境；而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必然产生李稻葵上面所描述的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悖境。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国家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产生和激化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根源，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关键。
观念
破除“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 舆论 人才价值取向
行政
投资
财政投融资
融资
法律环境
政府 创业环境 政策环境
扶持 产业导向
创业
工程 创业培训
投资银行
社会直接投融资 创业板
银行小额贷款
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Ⅱ
对称型调控就是用对称手段而非均衡手段进行反周期调控，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结构对称发展。对称型调控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对称型调控用增量化解存量，不承认经济过热现象。均衡型调控就是用均衡手段而非对称手段进行周期性调控，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周期性增长。均衡型调控着眼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平衡。均衡型调控靠去产能去库存化解存量给“经济过热”降温。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靠对称型调控。
李稻葵：“解决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 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根据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矛盾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比较难以在短期内下降，中国的资金供给面相对仍非常充足；而且，多年形成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的基本格局也难以改变，毕竟，就业压力在上升，国内人口结构相对还比较年轻，不大规模投资，经济难以发展，就业压力也难以化解。如何解决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过去十几年来，我们依赖的是国外市场，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思路。……答案只能是在内需上做文章。要提高内需，靠最终消费自然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最终消费需求毕竟是由上亿家庭和机构分别独立作出的，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基，制度变迁难以在中短期内改变国民的消费观念，政策推动更是乏力。比较现实的方案就是，以投资推动内需的上升，而且其前提是，投资推动内需的同时不能带来新的产能扩张。怎么办？答案非常明晰，那就是必须投资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即对现有产能进行更新改造，既让投资不转换为新的净生产能力，又能消化一部分储蓄，带动内需的上升。换言之，现有的产能是资本的存量，投资是流量，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保障生产能力不剧烈上升的前提下，让投资这一流量上升。那就是，一方面要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要淘汰旧的产能。绿色产能革命，其本质就是这样的过程。”⒇李稻葵认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靠的是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能力不会剧烈上升，以和国内低消费市场保持平衡。李稻葵把这种模式称为“绿色产能革命”，即把增加的投资全部投到淘汰旧的产能上面。李稻葵这种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绿色产能革命”是一种消极的平衡观，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经济过热论”，只不过比一般的“经济过热论”多了一个解套的方案——“绿色产能革命”，但这个方案在理论上和他后面的要“增加总供给”的提法相悖，在实践中则会陷入“滞涨”的悖境，所以不能作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本身并不成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根本不是什么“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从直接现实性上看，我国确实存在着“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矛盾，但“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和“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区别很重要。“需求”是主观范畴，“消费”是客观范畴。消费不足，既有可能是“需求”不足引起，也有可能是需求很强烈，但不敢消费造成。如果是前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矛盾的假说有可能成立；如果是后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就是一个假命题。实事求是讲，中国目前“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只是假象，“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才是真相，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问题的关键，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的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在于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扶持创业，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法治。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定位于“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解决矛盾的途径定位于增加投资的同时降低生产能力，是削足适履，舍本求末。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投资
经
济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
本 生产资料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关 投资需求
系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Ⅱ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
其次，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国家基本建设的范畴；投资任何国家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投资方向问题；与其说是“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把投资方向定位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而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即能源革命完全可以纳入国家基本建设的范畴。这与其说是所谓“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知识经营
资本经营
主导产业：知识运营 资产经营
产品经营
新材料合成 法制建设 社会
教育科研 保障
医疗养老 体制
新农村建设
保障性粮食生产
交通
能源与信息输送 主导
推动 支柱产业：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
绿化
集约化
土地 综合化
生态化
能源开发 可再生开发
基础产业：国家基本建设
国民经济基本产业结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及相互关系模型
根据上面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Ⅰ和Ⅱ（Ⅰ见第12章），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投资与需求这一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矛盾，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绿色产能革命”，而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一。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产业。基础设施或国家基础设施是为国民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投资建设。其中为国民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产生的资金流量可以成为GDP增长统计数据源，为国民非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产生的资金流量不可以成为GDP增长统计数据源。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范畴。把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的同时，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把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GDP，而且为GDP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GDP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GDP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短期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基础设施建设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基础设施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础设施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础设施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础设施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走出“滞胀”这个悖境，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产能革命”，而是投资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二。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把国家基本建设作为基础产业。国家基本建设，是以整个国家为单位、国家和跨区域为项目单元、中央财政为投资主体的长期、超大型基本建设，包括主要河流变水患为水利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沙漠变绿洲治理；野生动物生态链系列保护工程；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大运河重新开发疏通综合利用工程；海水淡化工程；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风能太阳能电站建设；材料轻型化能源清洁化环境低碳化；以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主体的国家绿化生态化建设；城市生态化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性开发；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国家基本建设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硬件部分，可以说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可以带动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促进平衡发展。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工程，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可以极大提高我国民族主体性与国际竞争力、抗国际国内风险能力，也是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无缝对接、扩大开放的基础。基础性、整体性、全局性、综合性、生态性、开放性，是国家基本建设的基本特征。与时俱进不断自觉进行公民个人、民营企业无法进行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征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之一，和计划经济不能划等号。如果说，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柱产业，那么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国家基本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因此，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建设几百条高速铁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高速路有倍增放大的作用；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三。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李稻葵：“根据以上的陈述，财政开支必须坚持三个原则：财政开支应该是民生性、福利型而不是生产性的，财政开支不应与民争利，不应带来挤出效应，而应该有带动其他社会开支的效应。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消费型的投资是提升国民消费的重要举措，而不是增加过剩生产能力。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为将来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如节能减排、环境治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而不是生产性的，更不应该是政府自身开支的盲目扩大。当然，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促进公务员廉洁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型，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应该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在目前的条件下，适当提高中央财政的赤字和债务比重是应该的，也是能做到的，这一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变值得大力提倡。”（21）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李稻葵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所谓“服务型政府”的经典描述，同时也是他的“绿色产能革命”思路的逻辑延伸。如果按照李稻葵的财政开支模式，上面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模式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同时，李稻葵的上述“公共财政理念”是把政府的生产性经济职能、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避免公共财政与民争利与其说像李稻葵设计的限制中国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把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还不如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国家基本建设范畴。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保证。
环保
交通
产业化 能源
房地产
政府投资
的国家基础
设施建设
医保：人的身体素质国家基本建设
非产业化 社保：人的社会素质国家基本建设
教育：人的知识素质国家基本建设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Ⅰ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李稻葵：“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是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22）我不知李稻葵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擅长数据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不知得出这个结论的数据是什么？是依据GDP增速推论，还是名义工资增长，抑或购买力平价计算？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GDP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因此，GDP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笼统地根据GDP增速就推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又根据这个“奇迹”推出“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结论，既无数据分析也无逻辑分析，是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前提。
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对称型调控，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李稻葵：“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还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涨’。”（p188）李稻葵接下来用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等几个方面，说明“在以上这一系列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无疑是在回缩。企业减产、停产、破产的例子越来越多”。（23）且不说李稻葵这里的“总供给冲击”、“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总需求膨胀”和同一本书中“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之间的自相矛盾，他对“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及其导致“滞涨”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本身也是牵强附会的。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涨，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李稻葵的所谓“滞涨”，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悖境；而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必然产生李稻葵上面所描述的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悖境。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国家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产生和激化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根源，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关键。
观念
破除“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 舆论 人才价值取向
行政
投资
财政投融资
融资
法律环境
政府 创业环境 政策环境
扶持 产业导向
创业
工程 创业培训
投资银行
社会直接投融资 创业板
银行小额贷款
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Ⅱ
陈世清：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批判
[ 2016/09/15 10:24 | by admin ]
2016/09/15 10:24 | by admin ]
陈世清：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批判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不了一门科学，只能使经济学成为假说或有用的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者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原因。
经济学研究范式就是通过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述方法、学术评价标准体现出来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范式是经济学内容和方法的统一，经济学研究范式就是经济学范式中的方法部分。如形式逻辑思维方式、还原论方法、假设方法、一般均衡方法、数理模型方法、可证伪方法、刊物级别与论文引用率排名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线性思维研究范式。对称逻辑思维方式、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公理方法、对称平衡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抽象与具体相统一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典型分析方法、原创理论与经世致用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对称思维研究范式。在经济学范式中，经济学研究范式决定经济学内容，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研究范式产生一般均衡理论、理性经济人假设、帕累托改进理论、价格经济学、增长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对称思维研究范式产生对称平衡理论、主体性理论、平等理论、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理论、价值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总体上，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是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体现了科学的方法论；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是不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体现了不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不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不了一门科学，只能使经济学成为假说或有用的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者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方法论上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产生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局限性与历史必然性的统一。
西方经济学以假设为出发点研究范式的典型，是田国强发表在《经济研究》2005.2期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田国强：“1、一个行为假设 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什么是假说？假说就是未经验证的学说。假说经过验证后成为科学事实或科学原理（包括公理），假说被证伪后就成为谬误。假说只是科学发展的拐杖、科学真理形成的过渡环节之一，不是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经阶段，科学史上许多科学真理是直接从实践中产生。把假说看成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是错误的，把假说当做科学原理乃至公理更是荒谬的。什么是假设？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假说就成为假设。在科学史上，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得出的结论高达95%是错误的。假设只是验证、发现真理的手段，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导只是试错的方式，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科学论文论述的出发点。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公理。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但主张把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且文章本身也是以假设为论述的出发点。从科学方法论的逻辑和科学史的事实两方面来看，以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论述的出发点是常识性的错误。
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仅以假设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而且以“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田国强：“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行为假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这个行为边界找出来，没有人说理性行为假设总是错的，我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人。”“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在这里，田国强混淆了两个概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私性。由于这种混淆，使之不能自圆其说。任何体系的逻辑出发点都蕴涵了后来发展的整个体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必须是经济现象的最高概括，能够统一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由其引申出来的经济学结论不会被任何经济现象所证伪；对于人的行为分析必须适合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合于大多数人。这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自私经济人“理性假设”还不如科学史上的假设。科学史上的假设在被证伪前假定是适合于特定领域的所有现象的，如果不是适合于该领域所有现象即意味着被证伪，该假设就应该被抛弃。而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明明知道只适合于大多数人而不是适合于所有人却仍然抱住不放，照样将错就错作为研究和论述的出发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等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是自私的，人有时无私助人、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并不违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只适合大多数人的“本性自私”是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用已经被证伪、明明知道已经被证伪的自私经济人“理性假设”作为逻辑出发点是常识性的错误，证明了以假设为出发点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缺陷。
理性经济人假设最早是由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亚当•斯密认为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整个西方经济学都是根据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假设建立起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公理而超出“假设”的范畴。但由于该“假设” 混淆了“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两个命题，使之不能自圆其说而成为悖论，这个悖论是亚当•斯密前后出版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相互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建立在该“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以假设还是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西方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命题推导出市场自发论、经济活动与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的结论，而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命题却可以得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市场自发和自觉的统一、经济学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的结论。
“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源于西方线性思维方式，“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源于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两者可以划等号；在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包括“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有自私和无私两方面”。
人类科学史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不证自明（所谓“不证自明”就是已被人类长期实践所证明、不可证伪因而不需要再证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只有西方现代经济学，才公然主张以假设为逻辑起点。这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无法像其他科学一样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之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混淆了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层次，使其无法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作合理抽象、真正找到与其他科学公理等价的经济学公理。
马克斯•普朗克（1858 —1947）德国现代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量子力学的发展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展。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学说：辐射能只能以普朗克称为量子这个基本单位的整倍数形式辐射出来。根据普朗克学说，一个光量子的大小取决于光的频率（即颜色）且与一个物理量成正比。普朗克把这个物理量缩写为h，现在被称为普朗克常数。他利用这一假说在理论上准确地推导了正确的黑体辐射公式，说明他的假说得到实践的验证。普朗克常数h在物理理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在被认为是两三个最基本的物理常数之一。它出现在原子结构学说、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辐射学说和许多科学公式中。1905年爱因斯坦用这一概念解释光电效应，1913年尼尔斯•玻尔在他的原子结构学说中也使 用了这一概念。1918年普朗克获得诺贝尔奖。量子力学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微观粒子客观实在依赖于主体的观测方式说明主客体不可分，不确定中有确定性，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统一，可证实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科学体系出发点公理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
根据量子力学与相对论，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公理。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公理呢？任何一门科学的公理只能是特定领域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这里要把“本原”与“本质”区别开来。本原和本质的区别在于：本质是层次范畴，本原是实体范畴；“本原”是最原始的要素，“本质”则是由作为本原的要素及其对称关系组成最原始的对称结构；本原是唯一的，本质则有不同的层次：普遍本质、一般本质、特殊本质、个别本质。“本原”与“本质”的区分可以确立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不致于陷入还原论的泥坑，从而为不同学科的特殊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还原论由于没有层次概念，所以只好无限地追溯任何事物、任何学科其最后的依据，其结果是否认了各种事物、各门学科的自身的特殊本质，而把万事万物最终归结于基本粒子的运动。“本原”是形式逻辑的出发点，“本质”是对称逻辑的出发点。作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的，只能是本质而不是本原。迄今发现的人体的本质是DNA双螺旋结构，而不是细胞。以细胞为出发点，只能破坏对有机体整体的把握。很难想象，仅仅考察人体细胞或从人体细胞为出发点，会认识和把握人体的本质。仅仅考察细胞不能把人体和动物体区别开来，而考察DNA双螺旋结构则可以。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从经济现象的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推导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观察与推理、 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的公理与数学的公理一样，只能凭直觉产生；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
假设不但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而且不能作为经济学模型的起点。所谓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具体，又把这一思维的具体转变为实践观念，通过实践工程，转变为新的感性具体。这其间，假设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绝非前提。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
黑格尔（1770—1831），德国近代哲学家，以“绝对精神”为出发点，建构了一个由概念的正反合矛盾运动组成的唯心辩证法哲学体系。但由于他的“绝对精神”是宇宙的本原而非本质，所以他无法解释从“绝对精神”到下一个范畴的演化，只能像子弹从枪膛里射出来一样突然产生。这不但是牵强附会的，而且无法和后面的逻辑推演过程一致。这说明，以本原为出发点解释宇宙的产生、建立哲学体系，无法自圆其说；只有以包含自身对称关系的本质为出发点，才能对宇宙的产生过程作出合理的说明，也才能够建立首尾一贯的哲学体系。经济学和任何一门科学也一样，必须以本质而非本原为出发点。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自私的经济人”是本原而非本质，所以无法建构科学的经济学体系。
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以假设而不是和其他科学一样以公理为出发点，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是一种本原，虽然黑格尔是把本原当成了本质。马克思模仿黑格尔，“商品”相当于“绝对精神”。《资本论》沿袭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传统。《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的本原――“商品”――而不是本质为出发点（因为它也把本原当成了本质）。商品只是一个要素，展开来的，只能是某个层面的规律，而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假设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其结论不可能是实证的。
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西方现代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是：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现代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建构起来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假设是一种尚未确定的“问题”，“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不能作为出发点——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叙述的、逻辑体系的出发点。
西方经济学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西方经济学能够称之为论文的文章几乎全部运用数学模型。数学的逻辑基础是数理逻辑，数理逻辑的思维定位是知性逻辑，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知性逻辑只能解释事物的质，不能解释事物的本质；只能解释线性增长，不能解释非线性发展。形式逻辑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不是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如果把形式逻辑定位为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就会产生悖论。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就是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著名的“数学悖论”充分证明了数理逻辑—形式逻辑的局限性、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荒谬性。
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很快渗透到大部分数学分支，成为它们的基础。到19世纪末，全部数学几乎都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190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兴高采烈地宣称：“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 1903年，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有漏洞！这就是英国数学家罗素提出的著名的“罗素悖论”。“罗素悖论”使集合论产生危机。“罗素悖论”就是“理发师悖论”：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们看他能不能给他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要解决这个悖论，只能运用对称逻辑的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理发师要给“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这个广告语中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他可以为之服务并且可以从对方身上盈利的人，所以广告语中“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这个集合显然不包括他自己。这个悖论之所以会成为悖论是因为混淆了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对象和这个广告语本意不包括的对象的区别，把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不包括作广告本人的对象集合，抽象化为也包括作广告的人本身。而这种主客体对象的混淆、把这种不包括主体在内的对象的集合错误地认为也包括主体在内，源于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集合论没有主客体区分这个概念, 而这又源于传统形式逻辑没有主客体区分，所以很容易把主客体混为一谈造成对象的混淆而陷于悖论。“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集合论悖论”是同义语，都是所谓的“数学悖论”。“数学悖论”说明：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必须有限度有条件使用，把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抽象化无条件使用会陷于悖论。
社会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现象是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复杂性现象，运用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无法认识经济本质、把握经济规律、预测经济趋势、正确解释解决经济问题。以形式逻辑为充分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可以符合经济现象的某一侧面，但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的整体，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后面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它可以被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证实，同样可以被经济现象的另一方面证伪。这就是为什么“格雷欣法则”与“反格雷欣法则”、“菲利普斯曲线” 与“反菲利普斯曲线”都能得到数学模型的严密论证、也都能得到实践证明的根本原因。用仅仅满足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工作，只能对经济活动产生误导。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教育产业化造成的除了读教科书以外全民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以致造成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造成国民素质下降，与智慧经济形态所要求的国民素质不相容，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是坏事。但在一般均衡论、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需求供给定律、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图书馆冷清说明社会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需求减少，国家可以减少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投资，国家减少对公共品投资不会造成GDP增长率下降，而且可以节约资源用于社会需求旺盛的GDP部门；网吧爆满说明社会对网吧需求旺盛，大力发展网吧可以增加就业增加税收增加GDP，因此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是需求供给定律自发调节市场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好事。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在形式逻辑上是严密的，也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的证明，因此在形式逻辑这个层面而言，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证明。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既然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符合形式逻辑要求只能是经济学真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仅仅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逻辑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逻辑、而且符合对称逻辑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所以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西方经济学通行的数学模型方法是体现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片面抽象方法的典型。在对称逻辑看来，所谓抽象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抽象，又通过综合使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这其间，思维的抽象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非全部。而西方经济学家的抽象方法却是把思维的抽象看成经济学思维的全部内容，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同时，抽象的前提是明确的、特定的参照系，如果参照系模糊或者参照系混淆，这个抽象就是无效。历史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的展开，社会是放大了的自然；社会宏观主体的自觉活动，相当于自然界微观粒子的自发运动；宏观层面的自然观，相当于社会宇观整体的历史观。“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是对自然界宏观层面现象的合理抽象，把其机械地套到相当于自然界微观领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片面的抽象。抽象有一个“度”，这个“度”的界线，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就好像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别抽象，如果分别对它们进行抽象，得出“量子”是“波”或者“量子”是“粒”就是一种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无论是以“量子”是“波”还是以“量子”是“粒”的“假设”为出发点通过数学模型建构量子力学体系都是荒谬可笑的。社会经济系统是放大的量子世界；不同的个人其本质、秉性、人生观、世界观不同，因而其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不同，有的人自私、有的人乐善好施，有的人看重物质利益、有的人追求精神利益与生前生后名，有的人追求眼前利益、有的人更看重长远利益。对其中某部分自私的、更看重眼前物质利益的个人行为的假设和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不属于同一层次，而只能与量子运动中“波粒二象性”中的“波”或者“粒”相当，因而是一种过度的抽象；过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量子力学层面、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对称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才是具体的、合理的抽象。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其逻辑体系是自洽的，结论是普适的、不可证伪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规性，不需要用各种限制条件进行“修补”，因此不需要假设。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过度抽象、片面抽象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其结论很容易被证伪。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把这些“抽象”定位为假设，而不敢明目张胆宣示为公理， 就是因为他们底气不足。西方现代经济学用认识宏观自然现象的方法来认识社会，是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世界，用数学模型方法对复杂经济现象进行片面的空洞的抽象是方法的错位。如果把自然的微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自然的宏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宇观层次，那么自然和经济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并无任何本质的不同；经济学的发展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都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自然历史过程”。
把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上的数学抽象化无条件运用到经济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只能陷于悖论。如果说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建立在片面空洞抽象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就连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都不是。计量经济学可以成立，但计量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是对经济过程某些局部现象的量化分析，和经济学不能划等号，用计量经济学证明经济学可以数学化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性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对称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成反比，这是一条定理。不能从经济学研究运用形式逻辑的必要性推出经济学研究运用数理逻辑的必要性，不能从某些层次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推出任何层次经济学研究片面空洞抽象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不能从某些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有益性推出所有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的必然性。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研究经济本质与经济规律需要理性逻辑——对称逻辑，知性逻辑——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只能描述经济现象。数学模型只能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解释增长，不能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靠理性逻辑而不是靠知性逻辑。由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思辨性质决定，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运用数学模型。局限于知性逻辑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无法解释经济本质问题，无法解释发展。
田国强、杨立岩在《经济研究》2006.11期发表的《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一文中，对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提出了他们的解答方案。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就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 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 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 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 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 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研究表明, 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 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 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 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 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 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 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 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 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 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 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 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一个伪命题。他们之所以会把“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谜”，也是由于他们对人的需要的片面空洞的抽象，把人的需要仅仅归结为物质需要。局限于知性逻辑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无法解释人的幸福问题，无法解释发展。
遵守形式逻辑虽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然而又确实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数学，则既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充其量是某种程度上有用的工具之一。如果说一门学科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才是成熟的学科，那么也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如果不是在正确的思维方式指导下，以正确的内容为基础，运用数学只能是文字游戏、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形式再精美也只能是水上浮萍、南辕北辙；数学模型越精致，越是误人子弟，离成功地运用数学十万八千里。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西方经济学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线性思维方式使然；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线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之中。西方经济学用剔除主体性的数学模型方法来研究博弈论的数理博弈论，相当于用力学方法来研究量子力学，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非数理博弈理论，否认了博弈理论中逻辑的普适性，等于说博弈理论可以不需要逻辑来建构，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里方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数学方法，由于本质上属于传统逻辑范畴，其先天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对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解释的苍白无力和缺乏指导意义。霍金用数学方法推出整个宇宙起源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 “奇点”，这个“奇点”不是宇宙、时间真正的起点，而是荒谬的极点。这说明，用数学这种抽象的方法来演绎复杂的过程、推断具体的结论，无异于用树叉来打渔。
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等人工语言虽然都是语言，因而都是思维的形式，但同思维内容的关系不同：前者的“自然”性质，使其同内容有着天然的一致，而后者由于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维内容距离较远。所以用自然语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原始统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实；而用数学语言建立的模型则只是思维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脱离现实。虽然前者看起来浅显，然而揭示了事实的真实本质，因而更深；而后者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然而只是形式化的东西，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沾边，因而更浅。这就是经济学深和浅的辩证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经济学数学化的认识根源在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的对立。实际上经济社会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是统一的，前者恰恰通过后者体现出来，正好像微观世界的自然规律通过基本粒子的无序运动体现出来一样。经济世界的多样性与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在经济学体系中，传统逻辑是必要的，数理逻辑、数学工具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充分的，过量使用是有害的。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神化，把建立数学模型看成建构经济模型的唯一手段，是西方经济学模型远离经济现实、特别是远离中国经济现实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整体上脱离实际，使之显得似乎不够科学。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就用严密的数学推理来使之披上科学的外衣。可是，当它这样做时，却使自己离现实更远，数学推理越严密，使自己越不科学。“精致”的理论体系及其“精致”的模型缺乏现实的基础，只能失去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传统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对称所致。经济现象是经济社会生活中最具体、最核心的现象，要解释经济现象、特别是转型中国的经济现象必须用对称逻辑。
经济世界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经济科学是研究经济世界实体、属性、关系的，数学是纯粹研究数量关系的。经济系统的功能是经济要素和经济结构统一的属性深层次的结构是经济事物的本质。结构就是要素的结构，所以结构的属性已经包含了要素的属性在内。现代经济的发展，结构功能所占的比重比单独的要素功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由于忽视了结构的功能，只看到要素的数量属性，不能反映任何层次的本质，虽有抽象的认识意义，却无任何实用价值。线性的知性逻辑只能使经济科学成为抽象的真理。意义和价值的不对称不会使经济学成为合理的真理。经济学的核心是价值,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只体现关系的价格只是价值的局部表现。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这个经济学数学化的前提不成立。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不管推导过程逻辑多么严密，数学体系多么完整，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以偏概全的根源在于把经济学看成局部学科，这在前知识经济时代是正确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是整体的学科，经济学数学化将制约经济学的发展。数学的纯理性、抽象性与横断性使之不具备形而上学功能。从表面上看，数学是实证的；然而从本质上、整体上看，数学工具是不实证的。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都是从数量着眼对经济学形式化，不能产生新内容、新观点。除了数学以外，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数学化。数学悖论的产生、危机的出现，说明数学本身也要运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对称的思维方式，只能使数学发展陷入困局。无论是数理逻辑还是数学,其普适性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数学只能是经济学辅助工具而不是必要的工具。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中国转型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经济科学发展是对称的过程，数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对称的过程。只有对称地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数学属于知性逻辑，经济属于复杂现象，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思维方式来整合，这个思维方式就是理性逻辑——对称逻辑；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哲学范式来建构，这个哲学范式就是对称哲学。
人类科学发展史，就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应该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而不是经济模型发展史、经济案例分析史。即使对称经济学产生以前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那么作为科学经济学史前史的经济学说发展史，也是经济学原创理论的发展史。为什么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仅仅有经济学原创理论不行吗？这是因为当今时代经济现象是与量子层面相当的复杂性现象，对任何经济现象的研究都可以形成原创理论，这种与盲人摸象层次相当的“原创理论”不管用多么精致的数学模型包装，绝大部分没有科学价值。与量子物理层次相当的经济学原创基础理论，相当于牛顿力学层面自然科学的原创理论。所以，如果说自然科学只要原创理论就可以发展，量子时代经济学要真正发展必须靠原创基础理论。真正的经济学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可以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突破，但不能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提。
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以商品供求均衡关系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参照系的经济学研究与经济解释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一般均衡理论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范式已经落后于全球经济发展与人类经济实践；我国产能过剩及引起的经济增速下滑危机的原因、走出危机的出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知识经济与经济新常态必须用对称平衡论代替一般均衡论作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一般均衡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经济学颠扑不破的终极真理；经济学研究所要做的，就是运用一般均衡论对经济现象进行案例分析；而运用数学模型，就是为了使这种分析更精准。西方经济学不发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发表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数学模型对某类经济现象“精准”、“规范”分析的案例，表面上是突出了经济研究的实证性，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经济学的可能性与经济学发展的可能性，否认了经济学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这些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精准”、“规范”的数学模型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发展趋势、解决经济问题；对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中国产能过剩的解决途径、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面前，一般均衡论与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只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黔驴技穷。如果说0无论是加以还是乘以10000个0都是0，那么量子时代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学的真正发展，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现象不研究本质、只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建构数学模型不建构原创理论的研究范式决定了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对经济与经济学的发展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西方经济学既然把经济学的出发点都可以看成是假设，把可证伪性说成科学的本质属性是不足为奇的。张五常：“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了。”“不要忘记，有解释力的理论，必然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不可能被推翻的理论，半点用途也没有。”“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解释力，是因为这样的理论不可以被事实验证。”（张五常：《科学说需求》，中信出版社，2010.6，P46.73）张五常在这里是把科学和神学混为一谈。神学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科学只可证实，不可证伪。“只可证实，不可证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都是科学的本质属性。不可证实是神学，可以证伪是伪科学。西方经济学者用不可证伪是神学为由，认为只有可证伪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所以经济学可证伪，是通过偷换“不可证实”与“不可证伪”这两个概念，肢解科学的两个不可分割本质属性，然后把科学混同与神学。神学固然不可证伪，但也不可证实。而科学不可证伪，但可以证实。把科学与神学区别开来的，不是不可证伪，而是可以证实。这就从形式逻辑这一西方经济学者自己也承认的思维方式层面“证伪了”他们关于经济学科学标准的诡辩论，“证实了”检验经济学科学真理的标准。真正的科学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张五常之所以认为只有能被证伪的才能被证实，是因为他推行的是波普的经验归纳主义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即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而证伪主义方法论本质上只能是经验主义方法论。从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出发，也只能产生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鸡和蛋无论哪一个在先，在以还原论思维方式和经验主义方法论建构起来的不同的参照系中都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得到实践的验证，同样也都可以轻易被证伪。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为方法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这个学派那个学派，均属于为鸡和蛋哪个在先进行逻辑推演、烦琐论证、各树一帜，相互之间争得面红耳赤，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论战中“大师”、“名人”、“著名经济学家”辈出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以传统逻辑为思维方式、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推导建立起来的一个又一个体系，都是社会某个经济现象的抽象；虽然都有合理的因素，但总体上都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形式逻辑严密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同样形式逻辑严密的自由主义之间谁也说服不了谁，相互之间没有兼容性，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把传统逻辑形式化造成的悖论。他们各自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抽象的真理，与具体的、真正的真理不沾边。从宇宙本质到现象展开、生物界从简单蛋白质到复杂蛋白质演进的逻辑关系与历史进程来看，无疑是蛋在先；但这个结论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不是建立在简单的事实对比、形式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认识史与客观发展史相统一的基础上，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验证过程，因而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验证过程。按照五度空间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可以统一，然而却是以整体论为基础的统一。这说明：仅仅在还原论方法论范式里的形式逻辑和实证还不足以证明真理，必须有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把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相结合，才有可能得出“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样的真理可以证实，不能证伪。
西方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使之看不到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在实验室关门实验，前者只能走出象牙塔在现实生活中、在直接实践中才能进行。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能成为企业家、管理者，固然成不了经济学家，但不能成为企业家、管理者，则肯定成不了经济学家。离开现实的经济过程，关门搞所谓的经济实验，是实验手段与实验对象的不对称；其结果，只能证实、不能证伪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是自欺欺人。可以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可以通过关门实验得到证实，这样的实验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过程，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如果说，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的本质区别在主体而不是客体，那么，决定经济实验能否得出正确结论的，关键的不在于实验过程，而在于实验者的思维方式。概率论、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基础本身是不牢的，如果思维方式停留在归纳（统计）演绎、计量分析这个线性层面上，那么再精密的实验过程，籍以建立起来的再严密的数字模型，也难以保证其结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样的“经济实验”，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这不同的结论中只有一条是正确的。从一般经济学角度来看，只有同宇宙本质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是：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用线性的思维方式作指导，经济过程再真实，“经济条件再纯粹”，也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从客体的角度来讲，包括经济实验在内的社会实验，与真实的社会过程包括经济过程无任何本质不同；不同的只是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有了实验者的意向性，真实的经济过程也就有了典型性；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就会自然而然地通过现象浮现出来。也就是说，造成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区别的，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在客体中制造区别，是量身定制、削足适履，把结论当前提。
能够把具有本质区别的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统一起来的，是对称的思维方法。与社会实验相对称的方法是典型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方法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在典型事物中的应用。经济模型的样本不是随机抽取的；典型分析，就是在典型事物的基础上形成感性直观即非理性或非逻辑，通过非理性非逻辑的感性直观上升到概念、范畴和范畴体系，形成科学规律和科学本质；然后上升到超理性与超逻辑即直觉的逻辑；通过直觉逻辑创造性地再现客观事物的典型。实证科学之所以成为实证科学，根本的是运用了典型分析法；其他的属于传统逻辑范畴的方法只能是辅助方法，或者是达到典型分析法的过渡、中介、途径。典型分析得出的普遍必然性结论不可能被证伪，如果被“证伪”只能说明参照系转移，原来的典型分析的条件发生变化。以典型分析法为基础，可以建立起以对称分析法为核心的对称逻辑。典型分析方法在实证方法中处于核心地位，以致我们可以说，实证方法本质上就是典型分析法。经济研究真正的典型分析方法必须以经济社会本身为实验室，通过科学的思维方法使之典型化、有序化、可控化，从而获得科学的结论，而不是关起门来做所谓的“实验”。典型分析方法的发展过程，与科学和知识的实证化过程是同步的。科学知识的发展成熟，应该就是它的实证化，一门学科成熟的过程即实证化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结果的科学结论不可能被证伪。
西方主流经济学只知道形式逻辑、不知道对称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把握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这一科学的方法，他们自鸣得意的建立在概率论、统计学等计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的模型方法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典型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到处兜售的模型方法：前提未经证明；条件未经限定，在实践中很轻易就被证伪；一旦被证伪，他们就辩解说：可证伪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这是诡辩，是“实证悖论”。完整的经济学实验过程：分析、综合、验证。从分析到综合，是向上的道路；从综合到验证，是向下的道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实验方法、模型方法只属于分析阶段，还未上升到综合阶段，更未深入到验证阶段。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结论”都不是十分肯定——留有这样那样缺口——的根本原因。至于“数据”，“盲人摸象”得出的结论也是根据“数据”——只是这些数据都是片面的，没有通过综合上升到全面的、科学的结论。这就是张五常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主张科学可证伪的根本原因：由于没有科学的方法，他们的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
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可证伪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参照系；所谓没有任何参照系的“玄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以整个宇宙为参照系。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围内的“主流经济学”，不能理解和解释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识经济形态这个参照系不兼容。主流经济学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业经济时期，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证伪”，不等于经济学不是科学。所谓对称的方法，就是范式与参照系对称。惯性参照系不但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参照系中真理性不一样，而且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有效性也不一样。换了参照系，原来有效的方法将变得无效。更大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大的适用范围，不能理解为比更小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多的真理性。既然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中都是绝对真理，因而是等价的，不存在谁的真理性更多；也不存在谁是相对真理，谁是绝对真理；更不能理解为新的才是真理，旧的被证伪、被推翻。科学范式的转变过程，是参照系转移的过程。人类认识的深化、参照系的转移，适合新的参照系的科学原理的出现，并非旧的科学原理被证伪：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里都是绝对真理；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它们是等价的。以地球为参照系，“地球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太阳系为参照系，太阳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宇宙为参照系，无中心论是正确的。以人类为参照系，“人类中心论”是正确的。只要明确参照系，这种真理论上的多元化就不会陷入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所谓思辩与实证的统一，就是指：逻辑上正确的命题，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是只可证实、不可证伪的绝对真理。思辩与实证的统一，是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哲学依据。世界是可知的，思辩性与实证性是对称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思维与存在是对称的。这种对称之所以能做到思辩与实证的统一，是因为这种对称蕴含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天与人之间的同一性。它们之间同一是绝对的，差异、对立与斗争是相对的。经济主体活动和经济规律是统一的，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对称哲学既是出世的形而上学，也是入世的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同人的存在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从具体科学到对称哲学、又从对称哲学到具体科学的发展，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思辩与实证统一的对称哲学的建立具有必然性；它的建立使人对经济的认识过程更自觉、更有效。只有思辩的、规范的才是实证的。只有对称的，才是思辩的。只有非线性的，才是对称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同复杂的、非线性的经济现象之间是不对称的；主观和客观相脱节，空洞的、片面的、低层次的“实证”，不能成为具体的真理，只能算学说。任何一件简单的知识（如果它可称之为知识），都有理性的因素，完全经验主义的逻辑是不存在的，纯粹的经验主义只能从实证主义的愿望出发走向诡辩，即实证主义的反面：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不可知主义。从实证主义的良好愿望出发，以经验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为中介，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不可知主义，说明建立在经验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本质上是不可知主义，或不可知主义的变种，这也就是实证主义各流派演变的根源和实质——永远也不能达到真正的实证。西方经济学就是从经验主义出发而走向不可知主义。
对称逻辑是非线性思维方式的逻辑化，是研究非线性复杂现象必须运用的思维方式。应运对称逻辑和运用形式逻辑一样，都是研究经济现象必要的思维逻辑。以致我们可以说，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有科学意义的经济学研究。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就是因为没有运用对称逻辑。对称逻辑的产生，既是人类思维、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悖论”“逼”出来的产物。“悖论”，是对称逻辑产生的催化剂。对称逻辑的产生是逻辑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对称逻辑是以对称规律为基本的思维规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对称的逻辑。对称逻辑就是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是辨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辩证逻辑经过矛盾逻辑和对称逻辑两个阶段。两大阶段都以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核心规律，但矛盾逻辑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称逻辑思维和存在对立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对立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对称规律。对称逻辑是对矛盾逻辑的扬弃，是矛盾逻辑发展的结果。对称逻辑由于使形式逻辑本身所蕴涵的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统一得以展示，所以对称逻辑实现了辩证逻辑的逻辑化，实现了辩证逻辑和传统逻辑的衔接，使辩证逻辑真正成为一门逻辑科学，从而结束了辩证逻辑到底是不是逻辑的长期争论。对称逻辑提供了足以研究复杂系统论——经济复杂系统的思维方式，为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学就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所以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研究。用非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研究复杂的经济现象，得出的结论轻易被证伪，不能用可证伪性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自圆其说。
善于量化分析、擅长数学模型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学术评价方面的体现，就是把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论文与经济学者水平的标准。在这方面典型的，要算丁学良。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并提出了评判他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标准：看他的论文是否发表在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上，他的论文被其他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他指出，世界上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有160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的有60多种，而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只有20种。我相信丁学良先生在这“被学术界推崇的”“20种”中肯定占有一席之地；但也正因为这样，丁先生在这里提出这个“标准”有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嫌疑；用于羞辱和他同样学术背景、处于同一经济学范式、但又进不了他的“20种俱乐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同行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足以使他们哑巴吃黄连哑口无言——行有行道，道有道规，谁叫你和丁先生师出同门，是同行同门加同派？这门派的老规矩，你又不是不懂！老师当时是怎么教咱哥们的？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从科学学的角度来看，是刊物因为论文有影响力，而不是论文因为刊物有影响力；论文的影响力根源于它的原创性、先进性和实践有效性，而真正的原创理论（不是仅仅标新立异的“理论”）被社会接受有一个过程，被同行引用情况不能同步准确反映这个过程。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人类学说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而包括丁学良先生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迄今不承认《资本论》的影响力，更不承认《资本论》是真理。论文被引用次数只不过是影响力的极不可靠的参数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数，更不是影响力指数。“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等都是极其模糊的概念；如果是指在美国出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有影响、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尊重，你把它夸大成“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把特称判断夸大成全称判断，通过这种夸大其词把美国和世界划等号，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划等号，把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界划等号，那也只不过是出于自身门户之见、建立在同一经济学范式基础上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互相吹捧、通过互相吹捧自我量化自我拔高而已，而科学的发展恰恰体现为科学范式的转换，体现为旧的“科学共同体”的瓦解与新的“科学共同体”的建立。所以丁学良的这种“经济学家”的“评判标准”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奚落他的同门小弟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
值得注意的是，丁学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真正经济学家的标准，实质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经济学学术评判标准。据了解，像丁学良先生这样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及其衍生物——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作为经济学学术评判标准，不是个案，也非偶然，而是西方经济学界通行的做法。这种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将使我国经济学研究误入歧途，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一篇学术论文，是在网络上发表还是在期刊上发表，在“顶级”期刊发表还是在“低级”期刊发表，其信息含量、知识含量与学术含金量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区别，那也是目前社会通行的“刊物级别论”学术评价标准的误区对学术界和公众心理的误导造成；这种误导以及由此造成的学术腐败与学术资源分配的错位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成和科学的健康发展。从科学学的意义上，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才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而不是以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或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家的标准。考虑到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除了原创基础理论，以任何其他的标准作为衡量经济学家的标准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话语权的一种江湖手段；这种江湖手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潜移默化为学术界的潜规则，用这种潜规则替代科学发展与评判的显规则，必将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科学标准的混乱，从而误导科学的发展。所以必须正本清源，重塑经济学发展与评判的科学标准。
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经济学家”原创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经济趋势的预测能力与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如果说，哈佛经济学生罢课事件起因于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则说明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必然性，也揭示了西方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当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要求转变经济学范式，而经济学家们仍然把旧的经济学范式视同神明、顶礼膜拜时，旧的经济学范式必然对实践产生误导。所以，哈佛经济学生认为是曼昆教出来的经济学生带来了经济危机是正确的，英国女王2008年11月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及“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是正确的，英国社会科学院对女王难题的回答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外诸多智者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也是正确的。但正确不等于全面，更不等于深刻。每年发表在丁学良所称的“世界上有影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符合丁学良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标准的“经济学家”也多如牛毛，竟然“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不能预测、解释、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危机是必然的，不能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依据是必然的，不能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模式与路径也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即便是丁学良举双手认同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理论、其原创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
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不了一门科学，只能使经济学成为假说或有用的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者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原因。
经济学研究范式就是通过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述方法、学术评价标准体现出来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范式是经济学内容和方法的统一，经济学研究范式就是经济学范式中的方法部分。如形式逻辑思维方式、还原论方法、假设方法、一般均衡方法、数理模型方法、可证伪方法、刊物级别与论文引用率排名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线性思维研究范式。对称逻辑思维方式、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公理方法、对称平衡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抽象与具体相统一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典型分析方法、原创理论与经世致用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对称思维研究范式。在经济学范式中，经济学研究范式决定经济学内容，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研究范式产生一般均衡理论、理性经济人假设、帕累托改进理论、价格经济学、增长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对称思维研究范式产生对称平衡理论、主体性理论、平等理论、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理论、价值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总体上，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是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体现了科学的方法论；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是不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体现了不科学的方法论。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不科学的经济学研究范式使经济学成不了一门科学，只能使经济学成为假说或有用的工具。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经济学者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方法论上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产生有历史的局限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是历史局限性与历史必然性的统一。
西方经济学以假设为出发点研究范式的典型，是田国强发表在《经济研究》2005.2期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田国强：“1、一个行为假设 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什么是假说？假说就是未经验证的学说。假说经过验证后成为科学事实或科学原理（包括公理），假说被证伪后就成为谬误。假说只是科学发展的拐杖、科学真理形成的过渡环节之一，不是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经阶段，科学史上许多科学真理是直接从实践中产生。把假说看成科学真理形成、科学发展的必要前提是错误的，把假说当做科学原理乃至公理更是荒谬的。什么是假设？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假说就成为假设。在科学史上，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得出的结论高达95%是错误的。假设只是验证、发现真理的手段，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导只是试错的方式，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科学论文论述的出发点。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公理。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但主张把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而且文章本身也是以假设为论述的出发点。从科学方法论的逻辑和科学史的事实两方面来看，以假设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论述的出发点是常识性的错误。
在这篇文章中，田国强不仅以假设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而且以“理性的经济人都是自私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田国强：“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行为假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这个行为边界找出来，没有人说理性行为假设总是错的，我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人。”“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看制度安排和人们的行为方式是不是激励相容，即人们对激励是不是作出了对他人或社会也有利的反应。”在这里，田国强混淆了两个概念：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和人的自私性。由于这种混淆，使之不能自圆其说。任何体系的逻辑出发点都蕴涵了后来发展的整个体系的全部要素的萌芽，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必须是经济现象的最高概括，能够统一解释所有的经济现象，由其引申出来的经济学结论不会被任何经济现象所证伪；对于人的行为分析必须适合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合于大多数人。这说明：“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的自私经济人“理性假设”还不如科学史上的假设。科学史上的假设在被证伪前假定是适合于特定领域的所有现象的，如果不是适合于该领域所有现象即意味着被证伪，该假设就应该被抛弃。而西方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明明知道只适合于大多数人而不是适合于所有人却仍然抱住不放，照样将错就错作为研究和论述的出发点。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等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是自私的，人有时无私助人、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并不违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只适合大多数人的“本性自私”是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用已经被证伪、明明知道已经被证伪的自私经济人“理性假设”作为逻辑出发点是常识性的错误，证明了以假设为出发点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缺陷。
理性经济人假设最早是由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亚当•斯密认为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整个西方经济学都是根据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假设建立起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公理而超出“假设”的范畴。但由于该“假设” 混淆了“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两个命题，使之不能自圆其说而成为悖论，这个悖论是亚当•斯密前后出版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相互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建立在该“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以假设还是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西方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命题推导出市场自发论、经济活动与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的结论，而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命题却可以得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市场自发和自觉的统一、经济学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的结论。
“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源于西方线性思维方式，“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源于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两者可以划等号；在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包括“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有自私和无私两方面”。
人类科学史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不证自明（所谓“不证自明”就是已被人类长期实践所证明、不可证伪因而不需要再证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只有西方现代经济学，才公然主张以假设为逻辑起点。这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无法像其他科学一样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逻辑起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之所以西方现代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的公理是什么，是因为西方现代经济学混淆了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其他科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层次，使其无法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本质作合理抽象、真正找到与其他科学公理等价的经济学公理。
马克斯•普朗克（1858 —1947）德国现代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量子力学的发展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展。他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学说：辐射能只能以普朗克称为量子这个基本单位的整倍数形式辐射出来。根据普朗克学说，一个光量子的大小取决于光的频率（即颜色）且与一个物理量成正比。普朗克把这个物理量缩写为h，现在被称为普朗克常数。他利用这一假说在理论上准确地推导了正确的黑体辐射公式，说明他的假说得到实践的验证。普朗克常数h在物理理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现在被认为是两三个最基本的物理常数之一。它出现在原子结构学说、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辐射学说和许多科学公式中。1905年爱因斯坦用这一概念解释光电效应，1913年尼尔斯•玻尔在他的原子结构学说中也使 用了这一概念。1918年普朗克获得诺贝尔奖。量子力学对人类思维方式的影响：微观粒子客观实在依赖于主体的观测方式说明主客体不可分，不确定中有确定性，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统一，可证实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科学体系出发点公理的抽象性与具体性的统一。
根据量子力学与相对论，一门科学的逻辑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也应该是经济学的公理。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是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公理呢？任何一门科学的公理只能是特定领域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抽象。这里要把“本原”与“本质”区别开来。本原和本质的区别在于：本质是层次范畴，本原是实体范畴；“本原”是最原始的要素，“本质”则是由作为本原的要素及其对称关系组成最原始的对称结构；本原是唯一的，本质则有不同的层次：普遍本质、一般本质、特殊本质、个别本质。“本原”与“本质”的区分可以确立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不致于陷入还原论的泥坑，从而为不同学科的特殊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还原论由于没有层次概念，所以只好无限地追溯任何事物、任何学科其最后的依据，其结果是否认了各种事物、各门学科的自身的特殊本质，而把万事万物最终归结于基本粒子的运动。“本原”是形式逻辑的出发点，“本质”是对称逻辑的出发点。作为理论体系的出发点的，只能是本质而不是本原。迄今发现的人体的本质是DNA双螺旋结构，而不是细胞。以细胞为出发点，只能破坏对有机体整体的把握。很难想象，仅仅考察人体细胞或从人体细胞为出发点，会认识和把握人体的本质。仅仅考察细胞不能把人体和动物体区别开来，而考察DNA双螺旋结构则可以。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从经济现象的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推导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观察与推理、 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的公理与数学的公理一样，只能凭直觉产生；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
假设不但不能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而且不能作为经济学模型的起点。所谓模型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与综合，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具体，又把这一思维的具体转变为实践观念，通过实践工程，转变为新的感性具体。这其间，假设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绝非前提。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
黑格尔（1770—1831），德国近代哲学家，以“绝对精神”为出发点，建构了一个由概念的正反合矛盾运动组成的唯心辩证法哲学体系。但由于他的“绝对精神”是宇宙的本原而非本质，所以他无法解释从“绝对精神”到下一个范畴的演化，只能像子弹从枪膛里射出来一样突然产生。这不但是牵强附会的，而且无法和后面的逻辑推演过程一致。这说明，以本原为出发点解释宇宙的产生、建立哲学体系，无法自圆其说；只有以包含自身对称关系的本质为出发点，才能对宇宙的产生过程作出合理的说明，也才能够建立首尾一贯的哲学体系。经济学和任何一门科学也一样，必须以本质而非本原为出发点。西方经济学的出发点“自私的经济人”是本原而非本质，所以无法建构科学的经济学体系。
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以假设而不是和其他科学一样以公理为出发点，是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是一种本原，虽然黑格尔是把本原当成了本质。马克思模仿黑格尔，“商品”相当于“绝对精神”。《资本论》沿袭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传统。《资本论》以资本主义的本原――“商品”――而不是本质为出发点（因为它也把本原当成了本质）。商品只是一个要素，展开来的，只能是某个层面的规律，而不是市场经济的规律。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假设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其结论不可能是实证的。
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西方现代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是：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现代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现代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现代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因此以还原论形成的假设作为出发点建构起来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假设是一种尚未确定的“问题”，“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不能作为出发点——既不能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也不能作为叙述的、逻辑体系的出发点。
西方经济学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西方经济学能够称之为论文的文章几乎全部运用数学模型。数学的逻辑基础是数理逻辑，数理逻辑的思维定位是知性逻辑，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知性逻辑只能解释事物的质，不能解释事物的本质；只能解释线性增长，不能解释非线性发展。形式逻辑是正确思维的必要条件，不是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如果把形式逻辑定位为正确思维的充分条件，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就会产生悖论。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就是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著名的“数学悖论”充分证明了数理逻辑—形式逻辑的局限性、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荒谬性。
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很快渗透到大部分数学分支，成为它们的基础。到19世纪末，全部数学几乎都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190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兴高采烈地宣称：“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 1903年，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有漏洞！这就是英国数学家罗素提出的著名的“罗素悖论”。“罗素悖论”使集合论产生危机。“罗素悖论”就是“理发师悖论”：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们看他能不能给他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要解决这个悖论，只能运用对称逻辑的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理发师要给“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这个广告语中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他可以为之服务并且可以从对方身上盈利的人，所以广告语中“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这个集合显然不包括他自己。这个悖论之所以会成为悖论是因为混淆了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对象和这个广告语本意不包括的对象的区别，把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不包括作广告本人的对象集合，抽象化为也包括作广告的人本身。而这种主客体对象的混淆、把这种不包括主体在内的对象的集合错误地认为也包括主体在内，源于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集合论没有主客体区分这个概念, 而这又源于传统形式逻辑没有主客体区分，所以很容易把主客体混为一谈造成对象的混淆而陷于悖论。“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集合论悖论”是同义语，都是所谓的“数学悖论”。“数学悖论”说明：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必须有限度有条件使用，把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抽象化无条件使用会陷于悖论。
社会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现象是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复杂性现象，运用数理逻辑—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无法认识经济本质、把握经济规律、预测经济趋势、正确解释解决经济问题。以形式逻辑为充分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可以符合经济现象的某一侧面，但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的整体，因此也不可能符合经济现象后面的规律，揭示经济现象后面的本质；它可以被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证实，同样可以被经济现象的另一方面证伪。这就是为什么“格雷欣法则”与“反格雷欣法则”、“菲利普斯曲线” 与“反菲利普斯曲线”都能得到数学模型的严密论证、也都能得到实践证明的根本原因。用仅仅满足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指导经济工作，只能对经济活动产生误导。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教育产业化造成的除了读教科书以外全民不读书，全民业余时间斗地主打游戏机，以致造成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造成国民素质下降，与智慧经济形态所要求的国民素质不相容，造成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是坏事。但在一般均衡论、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需求供给定律、需求供给定律基础上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图书馆冷清说明社会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需求减少，国家可以减少对图书馆这一类公共品投资，国家减少对公共品投资不会造成GDP增长率下降，而且可以节约资源用于社会需求旺盛的GDP部门；网吧爆满说明社会对网吧需求旺盛，大力发展网吧可以增加就业增加税收增加GDP，因此图书馆冷清网吧爆满是需求供给定律自发调节市场实现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好事。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在形式逻辑上是严密的，也得到了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巨大成就”的证明，因此在形式逻辑这个层面而言，西方标准的新古典边际分析方法是真理。但就我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目前遇到的由于美国金融危机使美元不断贬值而我国却无可奈何的困境、国家为对冲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而增发与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使国内通货膨胀的困境、因通货膨胀使人民不敢消费而使国内市场低迷、内需企业前景暗淡、失业率提升、资源枯竭、技术水平与产业结构提升速度缓慢、发展缺乏后劲等等现象来看，我国积累的近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成功的标志而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失误的证明。形式逻辑用边际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用规模分析方法，只有规模分析方法才是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边际分析只能作为规模分析的环节而被包容在规模分析之中。用边际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真理；用规模分析方法，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西方标准的新古典方法是谬误，并给我国的发展战略造成重大误导，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重大损失。既然经济现象是复杂性现象，对经济现象的整体分析只能用规模分析，所以符合形式逻辑要求只能是经济学真理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仅仅符合形式逻辑要求的经济学理论既可以被证实也可以被证伪。规模分析方法是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在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而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是对称逻辑的方法，所以只有不但符合形式逻辑、而且符合对称逻辑的经济学理论才是真理。这样的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所以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
西方经济学通行的数学模型方法是体现形式逻辑思维方式的片面抽象方法的典型。在对称逻辑看来，所谓抽象方法，就是在典型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使感性的具体上升到思维的抽象，又通过综合使思维的抽象上升到思维的具体。这其间，思维的抽象只是过程或过渡环节而非全部。而西方经济学家的抽象方法却是把思维的抽象看成经济学思维的全部内容，以数理统计为根本方法，这样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同时，抽象的前提是明确的、特定的参照系，如果参照系模糊或者参照系混淆，这个抽象就是无效。历史辩证法是对称辩证法的展开，社会是放大了的自然；社会宏观主体的自觉活动，相当于自然界微观粒子的自发运动；宏观层面的自然观，相当于社会宇观整体的历史观。“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没有空气阻力的自由落体运动”、“分子不发生碰撞的理想气体”、“不可压缩非粘性的理想流体”等是对自然界宏观层面现象的合理抽象，把其机械地套到相当于自然界微观领域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领域，就会成为一种空洞的、片面的抽象。抽象有一个“度”，这个“度”的界线，不同层次的对象有不同的标准。就好像量子运动中的“波粒二象性”，“波”和“粒”就不能分别抽象，如果分别对它们进行抽象，得出“量子”是“波”或者“量子”是“粒”就是一种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无论是以“量子”是“波”还是以“量子”是“粒”的“假设”为出发点通过数学模型建构量子力学体系都是荒谬可笑的。社会经济系统是放大的量子世界；不同的个人其本质、秉性、人生观、世界观不同，因而其行为准则、行为方式不同，有的人自私、有的人乐善好施，有的人看重物质利益、有的人追求精神利益与生前生后名，有的人追求眼前利益、有的人更看重长远利益。对其中某部分自私的、更看重眼前物质利益的个人行为的假设和无磨擦系统下的力学定律不属于同一层次，而只能与量子运动中“波粒二象性”中的“波”或者“粒”相当，因而是一种过度的抽象；过度抽象形成的，就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只能是空洞的、片面的抽象；用量子力学层面、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对称层面的思维方式来定位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才是具体的、合理的抽象。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其逻辑体系是自洽的，结论是普适的、不可证伪的，没有各种各样的“外在性”、偶然性、非常规性，不需要用各种限制条件进行“修补”，因此不需要假设。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过度抽象、片面抽象的假设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其结论很容易被证伪。西方现代经济学之所以把这些“抽象”定位为假设，而不敢明目张胆宣示为公理， 就是因为他们底气不足。西方现代经济学用认识宏观自然现象的方法来认识社会，是用牛顿力学的方法来认识量子世界，用数学模型方法对复杂经济现象进行片面的空洞的抽象是方法的错位。如果把自然的微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宏观层次，自然的宏观层次看成相当于社会的宇观层次，那么自然和经济社会、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社会的认识并无任何本质的不同；经济学的发展和其他科学的发展一样，都是以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自然历史过程”。
把建立在数理逻辑基础上的数学抽象化无条件运用到经济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只能陷于悖论。如果说形式逻辑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么建立在片面空洞抽象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就连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都不是。计量经济学可以成立，但计量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是对经济过程某些局部现象的量化分析，和经济学不能划等号，用计量经济学证明经济学可以数学化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性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对称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成反比，这是一条定理。不能从经济学研究运用形式逻辑的必要性推出经济学研究运用数理逻辑的必要性，不能从某些层次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推出任何层次经济学研究片面空洞抽象运用数学模型的可能性，不能从某些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模型的有益性推出所有层次的经济学研究运用数学的必然性。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研究经济本质与经济规律需要理性逻辑——对称逻辑，知性逻辑——数理逻辑—形式逻辑只能描述经济现象。数学模型只能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解释增长，不能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解释发展靠理性逻辑而不是靠知性逻辑。由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思辨性质决定，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运用数学模型。局限于知性逻辑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无法解释经济本质问题，无法解释发展。
田国强、杨立岩在《经济研究》2006.11期发表的《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一文中，对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提出了他们的解答方案。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就是指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而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构建了一个规范的经济学理论模型, 在个人理性选择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定下研究人们的幸福问题, 从而将幸福经济学整合到主流经济学中来。该模型同时考虑了收入和非收入因素, 将心理学和经济学中的攀比理论和‘忽视变量’理论的基本思想统一起来, 在现代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帕累托最优标准和个人自利性假设下, 探讨了幸福收入悖论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他们的“研究表明, 存在一个与非物质初始禀赋正相关的临界收入水平, 当收入尚未达到这个临界水平之前, 增加收入能够提高社会的幸福度; 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收入水平, 增加收入反而会降低总体幸福水平, 导致帕累托无效的配置结果。因此, 随着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 政府应当提高非物质需要方面的公共支出, 以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度。我们的理论结果也表明了重视社会公平、减少贫富差距过大的重要性, 否则人们会由于自己收入相对过少, 导致个体幸福度下降, 从而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所谓的“幸福—收入之谜”的立论前提本来不成立；“幸福—收入之谜”只是一个伪命题。他们之所以会把“当国家变得更富裕时, 平均幸福水平并未随之提高”看成是“幸福—收入之谜”，也是由于他们对人的需要的片面空洞的抽象，把人的需要仅仅归结为物质需要。局限于知性逻辑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无法解释人的幸福问题，无法解释发展。
遵守形式逻辑虽然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然而又确实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而数学，则既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充其量是某种程度上有用的工具之一。如果说一门学科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才是成熟的学科，那么也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如果不是在正确的思维方式指导下，以正确的内容为基础，运用数学只能是文字游戏、哗众取宠、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形式再精美也只能是水上浮萍、南辕北辙；数学模型越精致，越是误人子弟，离成功地运用数学十万八千里。用数据与数理逻辑说话，本身就是货币经济学范式的产物。要不要用数据说话、用数学方程式来表述，不是方法、逻辑、语言表达方式之争，而是方法论之争；而隐藏在方法论之争背后的，是范式之争。西方经济学论著中通篇数据与数学符号，不是其学科成熟的标志，而是其线性思维方式使然；要不要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经济学原理”的结论就在线性思维方式的前提之中。西方经济学用剔除主体性的数学模型方法来研究博弈论的数理博弈论，相当于用力学方法来研究量子力学，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非数理博弈理论，否认了博弈理论中逻辑的普适性，等于说博弈理论可以不需要逻辑来建构，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里方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家最拿手的数学方法，由于本质上属于传统逻辑范畴，其先天的局限性，决定了其对于纷繁复杂的经济现实的解释的苍白无力和缺乏指导意义。霍金用数学方法推出整个宇宙起源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 “奇点”，这个“奇点”不是宇宙、时间真正的起点，而是荒谬的极点。这说明，用数学这种抽象的方法来演绎复杂的过程、推断具体的结论，无异于用树叉来打渔。
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等人工语言虽然都是语言，因而都是思维的形式，但同思维内容的关系不同：前者的“自然”性质，使其同内容有着天然的一致，而后者由于形式化了，所以同思维内容距离较远。所以用自然语言建立的模型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原始统一的概念的模型，因而更符合真实；而用数学语言建立的模型则只是思维形式的模型，因而往往脱离现实。虽然前者看起来浅显，然而揭示了事实的真实本质，因而更深；而后者虽然看起来深不可测，然而只是形式化的东西，与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不沾边，因而更浅。这就是经济学深和浅的辩证法。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经济学数学化的认识根源在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的对立。实际上经济社会的规律性同人的主体性是统一的，前者恰恰通过后者体现出来，正好像微观世界的自然规律通过基本粒子的无序运动体现出来一样。经济世界的多样性与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质，决定了在经济学体系中，传统逻辑是必要的，数理逻辑、数学工具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更不是充分的，过量使用是有害的。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神化，把建立数学模型看成建构经济模型的唯一手段，是西方经济学模型远离经济现实、特别是远离中国经济现实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整体上脱离实际，使之显得似乎不够科学。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就用严密的数学推理来使之披上科学的外衣。可是，当它这样做时，却使自己离现实更远，数学推理越严密，使自己越不科学。“精致”的理论体系及其“精致”的模型缺乏现实的基础，只能失去对经济活动的指导作用。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传统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对称所致。经济现象是经济社会生活中最具体、最核心的现象，要解释经济现象、特别是转型中国的经济现象必须用对称逻辑。
经济世界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经济科学是研究经济世界实体、属性、关系的，数学是纯粹研究数量关系的。经济系统的功能是经济要素和经济结构统一的属性深层次的结构是经济事物的本质。结构就是要素的结构，所以结构的属性已经包含了要素的属性在内。现代经济的发展，结构功能所占的比重比单独的要素功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而计量经济学与数理经济学由于忽视了结构的功能，只看到要素的数量属性，不能反映任何层次的本质，虽有抽象的认识意义，却无任何实用价值。线性的知性逻辑只能使经济科学成为抽象的真理。意义和价值的不对称不会使经济学成为合理的真理。经济学的核心是价值,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只体现关系的价格只是价值的局部表现。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这个经济学数学化的前提不成立。从错误的前提出发，不管推导过程逻辑多么严密，数学体系多么完整，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以偏概全的根源在于把经济学看成局部学科，这在前知识经济时代是正确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学是整体的学科，经济学数学化将制约经济学的发展。数学的纯理性、抽象性与横断性使之不具备形而上学功能。从表面上看，数学是实证的；然而从本质上、整体上看，数学工具是不实证的。计量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都是从数量着眼对经济学形式化，不能产生新内容、新观点。除了数学以外，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数学化。数学悖论的产生、危机的出现，说明数学本身也要运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不对称的思维方式，只能使数学发展陷入困局。无论是数理逻辑还是数学,其普适性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数学只能是经济学辅助工具而不是必要的工具。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中国转型经济发展是对称的过程，经济科学发展是对称的过程，数学本身的发展也是对称的过程。只有对称地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数学属于知性逻辑，经济属于复杂现象，作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学，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思维方式来整合，这个思维方式就是理性逻辑——对称逻辑；必须用新的、与之相对称的哲学范式来建构，这个哲学范式就是对称哲学。
人类科学发展史，就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应该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而不是经济模型发展史、经济案例分析史。即使对称经济学产生以前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那么作为科学经济学史前史的经济学说发展史，也是经济学原创理论的发展史。为什么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仅仅有经济学原创理论不行吗？这是因为当今时代经济现象是与量子层面相当的复杂性现象，对任何经济现象的研究都可以形成原创理论，这种与盲人摸象层次相当的“原创理论”不管用多么精致的数学模型包装，绝大部分没有科学价值。与量子物理层次相当的经济学原创基础理论，相当于牛顿力学层面自然科学的原创理论。所以，如果说自然科学只要原创理论就可以发展，量子时代经济学要真正发展必须靠原创基础理论。真正的经济学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可以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突破，但不能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提。
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以商品供求均衡关系作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基本参照系的经济学研究与经济解释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西方经济学的“研究纲领”。一般均衡理论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是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经济学范式已经落后于全球经济发展与人类经济实践；我国产能过剩及引起的经济增速下滑危机的原因、走出危机的出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知识经济与经济新常态必须用对称平衡论代替一般均衡论作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一般均衡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经济学颠扑不破的终极真理；经济学研究所要做的，就是运用一般均衡论对经济现象进行案例分析；而运用数学模型，就是为了使这种分析更精准。西方经济学不发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发表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数学模型对某类经济现象“精准”、“规范”分析的案例，表面上是突出了经济研究的实证性，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经济学的可能性与经济学发展的可能性，否认了经济学对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这些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精准”、“规范”的数学模型没有一个能够真正解释经济现象、预测经济发展趋势、解决经济问题；对于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中国产能过剩的解决途径、经济新常态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面前，一般均衡论与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数学模型只能束手无策，一筹莫展，黔驴技穷。如果说0无论是加以还是乘以10000个0都是0，那么量子时代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学的真正发展，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现象不研究本质、只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建构数学模型不建构原创理论的研究范式决定了西方经济学不可能对经济与经济学的发展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西方经济学既然把经济学的出发点都可以看成是假设，把可证伪性说成科学的本质属性是不足为奇的。张五常：“科学不是求对，也不是求错；科学所求的是‘可能被事实推翻’。可能被推翻而没有被推翻，就算是被证实了。”“不要忘记，有解释力的理论，必然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不可能被推翻的理论，半点用途也没有。”“不可能被事实推翻的理论之所以没有解释力，是因为这样的理论不可以被事实验证。”（张五常：《科学说需求》，中信出版社，2010.6，P46.73）张五常在这里是把科学和神学混为一谈。神学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科学只可证实，不可证伪。“只可证实，不可证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都是科学的本质属性。不可证实是神学，可以证伪是伪科学。西方经济学者用不可证伪是神学为由，认为只有可证伪才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所以经济学可证伪，是通过偷换“不可证实”与“不可证伪”这两个概念，肢解科学的两个不可分割本质属性，然后把科学混同与神学。神学固然不可证伪，但也不可证实。而科学不可证伪，但可以证实。把科学与神学区别开来的，不是不可证伪，而是可以证实。这就从形式逻辑这一西方经济学者自己也承认的思维方式层面“证伪了”他们关于经济学科学标准的诡辩论，“证实了”检验经济学科学真理的标准。真正的科学真理只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张五常之所以认为只有能被证伪的才能被证实，是因为他推行的是波普的经验归纳主义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即可证伪性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而证伪主义方法论本质上只能是经验主义方法论。从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出发，也只能产生经验主义的方法论。鸡和蛋无论哪一个在先，在以还原论思维方式和经验主义方法论建构起来的不同的参照系中都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得到实践的验证，同样也都可以轻易被证伪。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为方法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这个学派那个学派，均属于为鸡和蛋哪个在先进行逻辑推演、烦琐论证、各树一帜，相互之间争得面红耳赤，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论战中“大师”、“名人”、“著名经济学家”辈出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西方经济学以传统逻辑为思维方式、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通过严密的数理逻辑推导建立起来的一个又一个体系，都是社会某个经济现象的抽象；虽然都有合理的因素，但总体上都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形式逻辑严密的国家干预主义和同样形式逻辑严密的自由主义之间谁也说服不了谁，相互之间没有兼容性，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把传统逻辑形式化造成的悖论。他们各自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抽象的真理，与具体的、真正的真理不沾边。从宇宙本质到现象展开、生物界从简单蛋白质到复杂蛋白质演进的逻辑关系与历史进程来看，无疑是蛋在先；但这个结论能被证实不能被证伪不是建立在简单的事实对比、形式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认识史与客观发展史相统一的基础上，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验证过程，因而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验证过程。按照五度空间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可以统一，然而却是以整体论为基础的统一。这说明：仅仅在还原论方法论范式里的形式逻辑和实证还不足以证明真理，必须有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把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相结合，才有可能得出“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样的真理可以证实，不能证伪。
西方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使之看不到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的本质区别在于，后者可以在实验室关门实验，前者只能走出象牙塔在现实生活中、在直接实践中才能进行。经济学家必须同时成为企业家、管理学家、管理者。能成为企业家、管理者，固然成不了经济学家，但不能成为企业家、管理者，则肯定成不了经济学家。离开现实的经济过程，关门搞所谓的经济实验，是实验手段与实验对象的不对称；其结果，只能证实、不能证伪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是自欺欺人。可以说，任何经济学理论都可以通过关门实验得到证实，这样的实验根本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过程，没有任何科学意义。如果说，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的本质区别在主体而不是客体，那么，决定经济实验能否得出正确结论的，关键的不在于实验过程，而在于实验者的思维方式。概率论、计量经济学的科学性基础本身是不牢的，如果思维方式停留在归纳（统计）演绎、计量分析这个线性层面上，那么再精密的实验过程，籍以建立起来的再严密的数字模型，也难以保证其结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样的“经济实验”，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思维方式，得出的结论不一样；在特定的参照系中，这不同的结论中只有一条是正确的。从一般经济学角度来看，只有同宇宙本质相一致的思维方式，才是正确的思维方式；这些思维方式是：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方法、规范性与实证性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用线性的思维方式作指导，经济过程再真实，“经济条件再纯粹”，也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从客体的角度来讲，包括经济实验在内的社会实验，与真实的社会过程包括经济过程无任何本质不同；不同的只是实验者的主观意图。有了实验者的意向性，真实的经济过程也就有了典型性；其内在的本质与规律就会自然而然地通过现象浮现出来。也就是说，造成经济实验与经济过程区别的，是主体而不是客体。在客体中制造区别，是量身定制、削足适履，把结论当前提。
能够把具有本质区别的社会实验与物理实验统一起来的，是对称的思维方法。与社会实验相对称的方法是典型分析方法。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方法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在典型事物中的应用。经济模型的样本不是随机抽取的；典型分析，就是在典型事物的基础上形成感性直观即非理性或非逻辑，通过非理性非逻辑的感性直观上升到概念、范畴和范畴体系，形成科学规律和科学本质；然后上升到超理性与超逻辑即直觉的逻辑；通过直觉逻辑创造性地再现客观事物的典型。实证科学之所以成为实证科学，根本的是运用了典型分析法；其他的属于传统逻辑范畴的方法只能是辅助方法，或者是达到典型分析法的过渡、中介、途径。典型分析得出的普遍必然性结论不可能被证伪，如果被“证伪”只能说明参照系转移，原来的典型分析的条件发生变化。以典型分析法为基础，可以建立起以对称分析法为核心的对称逻辑。典型分析方法在实证方法中处于核心地位，以致我们可以说，实证方法本质上就是典型分析法。经济研究真正的典型分析方法必须以经济社会本身为实验室，通过科学的思维方法使之典型化、有序化、可控化，从而获得科学的结论，而不是关起门来做所谓的“实验”。典型分析方法的发展过程，与科学和知识的实证化过程是同步的。科学知识的发展成熟，应该就是它的实证化，一门学科成熟的过程即实证化过程，作为这个过程结果的科学结论不可能被证伪。
西方主流经济学只知道形式逻辑、不知道对称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使他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把握对称逻辑的典型分析这一科学的方法，他们自鸣得意的建立在概率论、统计学等计量分析方法基础上的模型方法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典型分析方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到处兜售的模型方法：前提未经证明；条件未经限定，在实践中很轻易就被证伪；一旦被证伪，他们就辩解说：可证伪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这是诡辩，是“实证悖论”。完整的经济学实验过程：分析、综合、验证。从分析到综合，是向上的道路；从综合到验证，是向下的道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实验方法、模型方法只属于分析阶段，还未上升到综合阶段，更未深入到验证阶段。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结论”都不是十分肯定——留有这样那样缺口——的根本原因。至于“数据”，“盲人摸象”得出的结论也是根据“数据”——只是这些数据都是片面的，没有通过综合上升到全面的、科学的结论。这就是张五常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主张科学可证伪的根本原因：由于没有科学的方法，他们的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
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认为可证伪是科学的本质属性，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任何科学理论都有参照系；所谓没有任何参照系的“玄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是以整个宇宙为参照系。把自己局限在理性分析范围内的“主流经济学”，不能理解和解释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同知识经济形态这个参照系不兼容。主流经济学的真理性只能局限在工业经济时期，在知识经济时代将被“证伪”，不等于经济学不是科学。所谓对称的方法，就是范式与参照系对称。惯性参照系不但不同的内容在不同的参照系中真理性不一样，而且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参照系中有效性也不一样。换了参照系，原来有效的方法将变得无效。更大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大的适用范围，不能理解为比更小的参照系中的科学原理有更多的真理性。既然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中都是绝对真理，因而是等价的，不存在谁的真理性更多；也不存在谁是相对真理，谁是绝对真理；更不能理解为新的才是真理，旧的被证伪、被推翻。科学范式的转变过程，是参照系转移的过程。人类认识的深化、参照系的转移，适合新的参照系的科学原理的出现，并非旧的科学原理被证伪：它们在各自的参照系里都是绝对真理；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它们是等价的。以地球为参照系，“地球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太阳系为参照系，太阳中心论是正确的。以宇宙为参照系，无中心论是正确的。以人类为参照系，“人类中心论”是正确的。只要明确参照系，这种真理论上的多元化就不会陷入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
所谓思辩与实证的统一，就是指：逻辑上正确的命题，在特定的参照系中，都是只可证实、不可证伪的绝对真理。思辩与实证的统一，是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哲学依据。世界是可知的，思辩性与实证性是对称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思维与存在是对称的。这种对称之所以能做到思辩与实证的统一，是因为这种对称蕴含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物质与意识、天与人之间的同一性。它们之间同一是绝对的，差异、对立与斗争是相对的。经济主体活动和经济规律是统一的，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对称哲学既是出世的形而上学，也是入世的道德哲学、实践哲学，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同人的存在问题是同一个问题。从具体科学到对称哲学、又从对称哲学到具体科学的发展，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过程。思辩与实证统一的对称哲学的建立具有必然性；它的建立使人对经济的认识过程更自觉、更有效。只有思辩的、规范的才是实证的。只有对称的，才是思辩的。只有非线性的，才是对称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同复杂的、非线性的经济现象之间是不对称的；主观和客观相脱节，空洞的、片面的、低层次的“实证”，不能成为具体的真理，只能算学说。任何一件简单的知识（如果它可称之为知识），都有理性的因素，完全经验主义的逻辑是不存在的，纯粹的经验主义只能从实证主义的愿望出发走向诡辩，即实证主义的反面：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不可知主义。从实证主义的良好愿望出发，以经验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为中介，最终走向自己的反面——不可知主义，说明建立在经验主义和拒斥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实证主义本质上是不可知主义，或不可知主义的变种，这也就是实证主义各流派演变的根源和实质——永远也不能达到真正的实证。西方经济学就是从经验主义出发而走向不可知主义。
对称逻辑是非线性思维方式的逻辑化，是研究非线性复杂现象必须运用的思维方式。应运对称逻辑和运用形式逻辑一样，都是研究经济现象必要的思维逻辑。以致我们可以说，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有科学意义的经济学研究。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是科学，就是因为没有运用对称逻辑。对称逻辑的产生，既是人类思维、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悖论”“逼”出来的产物。“悖论”，是对称逻辑产生的催化剂。对称逻辑的产生是逻辑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对称逻辑是以对称规律为基本的思维规律，是天与人、思维与存在、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对称的逻辑。对称逻辑就是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是辨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辩证逻辑经过矛盾逻辑和对称逻辑两个阶段。两大阶段都以思维和存在的对立统一规律作为核心规律，但矛盾逻辑思维和存在的对立是绝对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称逻辑思维和存在对立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对立是相对的、统一是绝对的对立统一规律就是对称规律。对称逻辑是对矛盾逻辑的扬弃，是矛盾逻辑发展的结果。对称逻辑由于使形式逻辑本身所蕴涵的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的统一得以展示，所以对称逻辑实现了辩证逻辑的逻辑化，实现了辩证逻辑和传统逻辑的衔接，使辩证逻辑真正成为一门逻辑科学，从而结束了辩证逻辑到底是不是逻辑的长期争论。对称逻辑提供了足以研究复杂系统论——经济复杂系统的思维方式，为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学就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所以不懂对称逻辑不可能进行任何真正有科学价值的经济学研究。用非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研究复杂的经济现象，得出的结论轻易被证伪，不能用可证伪性本来是科学的本质属性自圆其说。
善于量化分析、擅长数学模型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在学术评价方面的体现，就是把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论文与经济学者水平的标准。在这方面典型的，要算丁学良。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五个。”并提出了评判他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的标准：看他的论文是否发表在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上，他的论文被其他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他指出，世界上有影响的经济学期刊有160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的有60多种，而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只有20种。我相信丁学良先生在这“被学术界推崇的”“20种”中肯定占有一席之地；但也正因为这样，丁先生在这里提出这个“标准”有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的嫌疑；用于羞辱和他同样学术背景、处于同一经济学范式、但又进不了他的“20种俱乐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同行可以说是恰到好处，足以使他们哑巴吃黄连哑口无言——行有行道，道有道规，谁叫你和丁先生师出同门，是同行同门加同派？这门派的老规矩，你又不是不懂！老师当时是怎么教咱哥们的？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从科学学的角度来看，是刊物因为论文有影响力，而不是论文因为刊物有影响力；论文的影响力根源于它的原创性、先进性和实践有效性，而真正的原创理论（不是仅仅标新立异的“理论”）被社会接受有一个过程，被同行引用情况不能同步准确反映这个过程。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人类学说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而包括丁学良先生在内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迄今不承认《资本论》的影响力，更不承认《资本论》是真理。论文被引用次数只不过是影响力的极不可靠的参数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参数，更不是影响力指数。“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等都是极其模糊的概念；如果是指在美国出版、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有影响、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尊重，你把它夸大成“有影响”、“世界上有影响”、“得到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把特称判断夸大成全称判断，通过这种夸大其词把美国和世界划等号，把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划等号，把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界划等号，那也只不过是出于自身门户之见、建立在同一经济学范式基础上的“科学共同体”内部成员的互相吹捧、通过互相吹捧自我量化自我拔高而已，而科学的发展恰恰体现为科学范式的转换，体现为旧的“科学共同体”的瓦解与新的“科学共同体”的建立。所以丁学良的这种“经济学家”的“评判标准”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标准，用这个“标准”来奚落他的同门小弟可以说是五十步笑百步。
值得注意的是，丁学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真正经济学家的标准，实质是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作为经济学学术评判标准。据了解，像丁学良先生这样以发表论文的刊物影响力及其衍生物——以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论文引用率、引用率排名作为经济学学术评判标准，不是个案，也非偶然，而是西方经济学界通行的做法。这种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将使我国经济学研究误入歧途，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学的健康发展。
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而言，一篇学术论文，是在网络上发表还是在期刊上发表，在“顶级”期刊发表还是在“低级”期刊发表，其信息含量、知识含量与学术含金量没有任何区别。如果说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有区别，那也是目前社会通行的“刊物级别论”学术评价标准的误区对学术界和公众心理的误导造成；这种误导以及由此造成的学术腐败与学术资源分配的错位已经严重阻碍了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成和科学的健康发展。从科学学的意义上，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才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而不是以论文发表在哪一“级”的刊物上或论文引用率作为经济学家的标准。考虑到经济现象的复杂性，经济学家首先应该是思想家。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除了原创基础理论，以任何其他的标准作为衡量经济学家的标准都只是提出者以自身标准量身定做、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以取得话语权的一种江湖手段；这种江湖手段与真正的科学精神格格不入，如果大行其道、泛滥成灾、潜移默化为学术界的潜规则，用这种潜规则替代科学发展与评判的显规则，必将搞乱人们的思想，造成科学标准的混乱，从而误导科学的发展。所以必须正本清源，重塑经济学发展与评判的科学标准。
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经济学家”原创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经济趋势的预测能力与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如果说，哈佛经济学生罢课事件起因于全球金融危机，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则说明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必然性，也揭示了西方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当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要求转变经济学范式，而经济学家们仍然把旧的经济学范式视同神明、顶礼膜拜时，旧的经济学范式必然对实践产生误导。所以，哈佛经济学生认为是曼昆教出来的经济学生带来了经济危机是正确的，英国女王2008年11月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问及“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的到来”是正确的，英国社会科学院对女王难题的回答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外诸多智者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也是正确的。但正确不等于全面，更不等于深刻。每年发表在丁学良所称的“世界上有影响”，“得到经济学术界尊重”，“被经济学术界推崇”的“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符合丁学良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标准的“经济学家”也多如牛毛，竟然“缺乏对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不能预测、解释、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危机是必然的，不能为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与方法论依据是必然的，不能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模式与路径也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即便是丁学良举双手认同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理论、其原创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家。
陈世清：国家基本建设是产业升级化解产能过剩的基础
[ 2016/09/15 10:22 | by admin ]
2016/09/15 10:22 | by admin ]
陈世清：国家基本建设是产业升级化解产能过剩的基础
提要：国家基本建设作为我国产业升级化解产能过剩的基础，既可以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与高消费率，又可以化解过剩产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摆脱目前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经济低迷的“滞涨”悖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全方位进行国家基本建设是系统工程，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关键词：国家基本建设 产业升级 产能过剩 新经济增长点 生态效益
产能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产能过剩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如果饱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将超出当下社会需要的能力。所以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即使产品不过剩的情况下，产能也有可能过剩。产能过剩是相对的：1、产能过剩是特定产品的产能过剩。2、产能过剩是特定时期的产能过剩。3、产能过剩是供给和需求结构失衡造成的。目前产能过剩主要指某些生产生产资料的产能——煤炭、水泥、钢材等——过剩，而不是指生产消费资料的产能过剩，也不是指所有生产生产资料的产能过剩。根据产能不等于产品、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产能过剩是相对过剩不是绝对过剩的原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仅仅靠去库存。解决产能过剩仅仅靠去库存，是把产能和产品混为一谈。解决产能过剩的途径有二：一是去产能，二是增加社会对过剩产能产品的需求。对于已经形成产能的企业，除了落后产能，一般都是优质企业。不能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全部看成“僵尸企业”， 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当做“僵尸企业”以去产能为名全部去掉，将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根据产能过剩的相对性原理，只要社会增加对相关产品的需求，解决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就可以迎刃而解，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就可以正常生产，从而为社会创造财富。所以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既不是去库存也不是去产能，而是产业升级与增加社会需求，也就是我们提倡的用增量化解存量。
怎样用增量化解存量？首先靠扩大国家基本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以整个国家为单位、国家和跨区域为项目单元、中央财政为投资主体的长期、超大型基本建设，包括主要河流变水患为水利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沙漠变绿洲治理；野生动物生态链系列保护工程；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大运河重新开发疏通综合利用工程；海水淡化工程；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风能太阳能电站建设；材料轻型化能源清洁化环境低碳化；以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主体的国家绿化生态化建设；城市生态化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性开发；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国家基本建设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硬件部分，可以说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可以带动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促进平衡发展。国家基本建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工程，可以极大提高我国民族主体性与国际竞争力、抗国际国内风险能力，也是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无缝对接、扩大开放的基础，是支撑、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是形成新经济增长点化解过剩产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国家基本建设要么没有直接经济效益，要么必须以国家为单元、中央财政投资通过特大型央企运作才能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基础性、整体性、全局性、综合性、生态性、开放性，是国家基本建设的基本特征。与时俱进不断自觉进行公民个人、民营企业、地方政府不愿进行也无法进行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和计划经济不能划等号。
国家基本建设既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基础，又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基础。一方面，国家基本建设本身可以大量化解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国家基本建设通过推动产业升级形成新经济增长点化解过剩产能。国家基本建设是复杂系统工程，国家基本建设的各个项目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可截然分开。要使黄河变水患为水利，离不开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治理；要使沙漠变绿洲，离不开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与国家绿化生态工程；而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产业化对旧材料旧能源的挤兑，要靠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太阳能电站建设来化解。国家基本建设复杂系统中各个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将不断衍生新的项目，使国家基本建设复杂系统层次不断升级，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国家基本建设作为与时俱进的复杂系统工程，本身就是可以无限消化过剩产能的“黑洞”——仅仅用钢筋水泥筑坝来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就相当于再造一个钢铁长城。治理不断扩展的国家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可以消化过剩产能，而且其对社会投资与消费的乘数效应，可以按几何级数放大对过剩产能的消化能力。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对社会投资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牵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创业工程导致的产业链延伸、产业升级两方面；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和通过扶持创业工程解决就业问题两方面。国家基本建设为我国产业升级化解过剩产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国家基本建设要顺利开展，达到预期的包括产业升级和化解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首先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建构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
1、国家基本建设虽然是复杂系统工程，但不是小而全大而全工程，没必要每个项目都面面俱到。从西藏引水到黄河工程全线近1000公里，按海拔高度计算全线落差才不到100米，根本不可能在河道上建水电站，但不能由此认为该引水工程没有价值。
2、不能把生态混同于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混同于天然生态。自然的人化是自然界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自然界的不断人化是自然界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类尊重自然、和自然平等发展不是远离自然，让自然自生自灭，而是和自然建立良性互动再生循环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天然的不是生态的，生态的不是天然的，人化-人工-人造的自然才真正符合生态的要求。从西藏引水到新疆不但可以使新疆的沙漠变绿洲，而且可以使西藏的水库湖泊的水活起来，在提高西藏水质的同时提高西藏水域库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把生态和自然划等号、自然和天然划等号、破坏天然和破坏生态划等号的结果，是使大量真正的大生态工程无法上马或中途夭折，造成不必要的生态损失与经济损失。
3、要区分小生态与大生态。不可否认，任何国家基本建设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项目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原有天然的生态环境，但如果该国家基本建设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项目会直接间接建构更大的生态环境，那么对原有天然生态环境的某种程度的破坏就是值得的。从本质意义上，国家基本建设就是通过牺牲小生态来建构大生态的生态工程。
4、任何国家基本建设项目都应该把生态效益摆在第一位，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二位，把经济效益摆在第三位。生态效益是长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也是国家长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保证，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应该成为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5、建立绿色金融体制。绿色金融是发展经济学的范畴。从目的来看，绿色金融是指以生态产业项目、有利于生态产业的项目、能有效避免生态环境破坏的项目为目标的投融资活动。绿色金融不仅仅是对绿色产业进行资金扶持，而是把生态保护作为一切投融资活动的必要条件，从而从资金源头上杜绝了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从手段来看，绿色金融是指直接投融资为主导、能有效防范金融投机、避免金融危机的金融体制与金融监管体制。绿色金融也叫绿化金融或金融绿化，为经济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金融保障。以绿色金融为纽带，可以把国家基本建设和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起来，使之相互促进。绿色金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6、国家基本建设中，交通枢纽是基础，水资源与能源的开发与综合利用是核心，绿化是主导，大生态是整体框架，野生动物生态链的形成、完善与保护是大生态的综合指标。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无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生产资料生产投资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投资。由于无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只能由政府实施，所以政府投资(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民间投资。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调整，只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作为新经济增长点才能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形成对国民经济的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驱动，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为投资驱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创新驱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是在国家基本建设基础上使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扶持创业工程，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
国家基本建设投资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投资
经
济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
本 国家基本建设、生产资料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关 投资需求
系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
主客体及其关系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前提和核心内容。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相对应的主体只能是本国政府。属于宏观经济领域的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属于财政投融资范畴，而财政投融资与民间投融资有不同的目标、原则和功能。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国家基本建设，财政投融资应该坚持取于民、用于民原则，在税收中开支。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以民为本”，只能由本国政府来落实；公益性、无直接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只能由本国政府来投资。如果政府只能投资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将因为无人投资而无法启动。这将使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被误导为急功近利的项目，使社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没有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被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挤兑的结果，是使社会发展不平衡而走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反面。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国家整体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相应的政府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
财政投融资形成的运作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基本建设、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要求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国家基本建设投融资主要方式应该是在财政拨款基础上通过发行国债来平衡预算。
国家基本建设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因而属于宏观经济范畴；扩大国家基本建设的政府宏观调控是对称型调控不是均衡型调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次内容。在目前产能过剩的特定历史时期扩大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有均衡功能，但使中国经济结构对称可持续发展产能永远不会过剩是扩大国家基本建设这一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属于对称型调控的扩大国家基本建设的政府宏观调控是长期行为不是短期行为——投资国家基本建设不仅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权宜之计，而且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战略要求。
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与消费相对应的、属于供给范畴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国家基本建设为基础。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国家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国家基本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是国家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国家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一旦把国家基本建设作为基础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也就不存在流动性过剩。通过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途径。
国家基本建设有基础性与辐射性，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放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历史文化背景下全方位考察其可行性，不像其他项目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考察和运营。国家基本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核心机制是效益不是效率，是价值不是价格；国家基本建设的方法论，是规模分析不是边际分析。国家基本建设是主体与客体、要素与结构、程序与环节对称的系统工程。国家基本建设应该遵循从内到外、从无形到有形、从大到小、从下到上、从远期到近期的程序。看不到任何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看得到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看得到长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又是看得到中短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国家通过提供政策资源，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全面牵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国家创新工程与创业工程。国家基本建设的视角应该是对称型调控；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对称型调控实现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的起点应该是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大量发行国债搞国家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社会复杂系统工程。
由于国家基本建设包含但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国家基本建设并不直接和可盈利项目联系，微观经济学中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论与边际效率分析方法在这里行不通，盈利、“回报”不是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的出发点。这和凯恩斯在宏观经济领域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所谓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基本建设只有社会效益、间接经济效益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国家基本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宏观经济领域只能进行边际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是必要的，但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的目的不是政府盈利，而是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实现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周到、社会保障健全、产业结构合理、创业环境有利、生活品质提升、资源可再生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国家基本建设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受益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
通过扩大国家基本建设实现产业升级化解产能过剩不能仅仅靠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化手段。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一般方法论，以边际效率分析为方法论的核心，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主张让价格自发调节市场，让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优化配置资源，主张市场无政府主义；重实证分析，以线性、非对称、非主体的思维方式为方法论特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一般均衡方法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方法。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主张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本、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模本，用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主导中国改革，以GDP增速为中国改革成功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把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误导为以金钱为中心的发展。然而，由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与复杂经济系统的不对称，所以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结论经常被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伪，使之在理论上陷于悖论，在实践上陷于悖境。靠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化手段来解决产能过剩，只能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基本建设、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投融资主体、制度、体制、目标、对象、手段、途径、过程是对称的，资金来源结构与项目结构是对称的，国家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创业工程建设是对称的，只有对称分析才是标准的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要有效组织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基本建设、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离不开标准的经济结构分析。实践证明，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不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不能作为国家基本建设的理论基础。应该用中华民族固有的对称思维方式代替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用对称的结构经济学代替线性的“新结构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就是结构经济学——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对称的实践要求产生对称的理论，对称的理论指导对称的实践。对称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是对称的，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结构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的理论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才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又是一般的人类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范式成为人类主流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空间交替体现时间之矢的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国家基本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才是产业升级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
提要：国家基本建设作为我国产业升级化解产能过剩的基础，既可以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与高消费率，又可以化解过剩产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摆脱目前产能过剩消费不足、经济低迷的“滞涨”悖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全方位进行国家基本建设是系统工程，应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关键词：国家基本建设 产业升级 产能过剩 新经济增长点 生态效益
产能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产能过剩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如果饱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将超出当下社会需要的能力。所以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即使产品不过剩的情况下，产能也有可能过剩。产能过剩是相对的：1、产能过剩是特定产品的产能过剩。2、产能过剩是特定时期的产能过剩。3、产能过剩是供给和需求结构失衡造成的。目前产能过剩主要指某些生产生产资料的产能——煤炭、水泥、钢材等——过剩，而不是指生产消费资料的产能过剩，也不是指所有生产生产资料的产能过剩。根据产能不等于产品、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产能过剩是相对过剩不是绝对过剩的原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仅仅靠去库存。解决产能过剩仅仅靠去库存，是把产能和产品混为一谈。解决产能过剩的途径有二：一是去产能，二是增加社会对过剩产能产品的需求。对于已经形成产能的企业，除了落后产能，一般都是优质企业。不能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全部看成“僵尸企业”， 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当做“僵尸企业”以去产能为名全部去掉，将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根据产能过剩的相对性原理，只要社会增加对相关产品的需求，解决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就可以迎刃而解，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就可以正常生产，从而为社会创造财富。所以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既不是去库存也不是去产能，而是产业升级与增加社会需求，也就是我们提倡的用增量化解存量。
怎样用增量化解存量？首先靠扩大国家基本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以整个国家为单位、国家和跨区域为项目单元、中央财政为投资主体的长期、超大型基本建设，包括主要河流变水患为水利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沙漠变绿洲治理；野生动物生态链系列保护工程；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大运河重新开发疏通综合利用工程；海水淡化工程；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风能太阳能电站建设；材料轻型化能源清洁化环境低碳化；以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主体的国家绿化生态化建设；城市生态化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性开发；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国家基本建设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硬件部分，可以说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可以带动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促进平衡发展。国家基本建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工程，可以极大提高我国民族主体性与国际竞争力、抗国际国内风险能力，也是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无缝对接、扩大开放的基础，是支撑、推动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是形成新经济增长点化解过剩产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国家基本建设要么没有直接经济效益，要么必须以国家为单元、中央财政投资通过特大型央企运作才能取得规模经济效益。基础性、整体性、全局性、综合性、生态性、开放性，是国家基本建设的基本特征。与时俱进不断自觉进行公民个人、民营企业、地方政府不愿进行也无法进行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征，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和计划经济不能划等号。
国家基本建设既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基础，又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基础。一方面，国家基本建设本身可以大量化解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国家基本建设通过推动产业升级形成新经济增长点化解过剩产能。国家基本建设是复杂系统工程，国家基本建设的各个项目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不可截然分开。要使黄河变水患为水利，离不开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治理；要使沙漠变绿洲，离不开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与国家绿化生态工程；而新材料新能源的开发产业化对旧材料旧能源的挤兑，要靠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太阳能电站建设来化解。国家基本建设复杂系统中各个项目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将不断衍生新的项目，使国家基本建设复杂系统层次不断升级，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国家基本建设作为与时俱进的复杂系统工程，本身就是可以无限消化过剩产能的“黑洞”——仅仅用钢筋水泥筑坝来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就相当于再造一个钢铁长城。治理不断扩展的国家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可以消化过剩产能，而且其对社会投资与消费的乘数效应，可以按几何级数放大对过剩产能的消化能力。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对社会投资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牵动基础设施建设和创业工程导致的产业链延伸、产业升级两方面；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和通过扶持创业工程解决就业问题两方面。国家基本建设为我国产业升级化解过剩产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国家基本建设要顺利开展，达到预期的包括产业升级和化解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首先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建构科学合理的运行模式。
1、国家基本建设虽然是复杂系统工程，但不是小而全大而全工程，没必要每个项目都面面俱到。从西藏引水到黄河工程全线近1000公里，按海拔高度计算全线落差才不到100米，根本不可能在河道上建水电站，但不能由此认为该引水工程没有价值。
2、不能把生态混同于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混同于天然生态。自然的人化是自然界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自然界的不断人化是自然界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类尊重自然、和自然平等发展不是远离自然，让自然自生自灭，而是和自然建立良性互动再生循环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天然的不是生态的，生态的不是天然的，人化-人工-人造的自然才真正符合生态的要求。从西藏引水到新疆不但可以使新疆的沙漠变绿洲，而且可以使西藏的水库湖泊的水活起来，在提高西藏水质的同时提高西藏水域库区的生态环境质量。把生态和自然划等号、自然和天然划等号、破坏天然和破坏生态划等号的结果，是使大量真正的大生态工程无法上马或中途夭折，造成不必要的生态损失与经济损失。
3、要区分小生态与大生态。不可否认，任何国家基本建设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项目都会在某种程度上破坏原有天然的生态环境，但如果该国家基本建设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项目会直接间接建构更大的生态环境，那么对原有天然生态环境的某种程度的破坏就是值得的。从本质意义上，国家基本建设就是通过牺牲小生态来建构大生态的生态工程。
4、任何国家基本建设项目都应该把生态效益摆在第一位，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二位，把经济效益摆在第三位。生态效益是长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也是国家长远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保证，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应该成为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5、建立绿色金融体制。绿色金融是发展经济学的范畴。从目的来看，绿色金融是指以生态产业项目、有利于生态产业的项目、能有效避免生态环境破坏的项目为目标的投融资活动。绿色金融不仅仅是对绿色产业进行资金扶持，而是把生态保护作为一切投融资活动的必要条件，从而从资金源头上杜绝了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从手段来看，绿色金融是指直接投融资为主导、能有效防范金融投机、避免金融危机的金融体制与金融监管体制。绿色金融也叫绿化金融或金融绿化，为经济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金融保障。以绿色金融为纽带，可以把国家基本建设和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起来，使之相互促进。绿色金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6、国家基本建设中，交通枢纽是基础，水资源与能源的开发与综合利用是核心，绿化是主导，大生态是整体框架，野生动物生态链的形成、完善与保护是大生态的综合指标。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无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生产资料生产投资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投资。由于无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只能由政府实施，所以政府投资(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民间投资。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调整，只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作为新经济增长点才能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及其牵动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形成对国民经济的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驱动，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为投资驱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创新驱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是在国家基本建设基础上使各地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扶持创业工程，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
国家基本建设投资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投资
经
济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
本 国家基本建设、生产资料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关 投资需求
系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
主客体及其关系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主客体对称关系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前提和核心内容。国家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相对应的主体只能是本国政府。属于宏观经济领域的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属于财政投融资范畴，而财政投融资与民间投融资有不同的目标、原则和功能。对于根本没有利润的国家基本建设，财政投融资应该坚持取于民、用于民原则，在税收中开支。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以民为本”，只能由本国政府来落实；公益性、无直接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只能由本国政府来投资。如果政府只能投资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将因为无人投资而无法启动。这将使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向被误导为急功近利的项目，使社会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没有经济回报的国家基本建设被有经济回报的基础设施建设挤兑的结果，是使社会发展不平衡而走向基础设施建设的反面。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平衡发展必须有相应的政府主体，国家整体基础设施建设平衡发展相应的政府主体只能是中央政府。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
财政投融资形成的运作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杠杆，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基本建设、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要求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国家基本建设投融资主要方式应该是在财政拨款基础上通过发行国债来平衡预算。
国家基本建设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因而属于宏观经济范畴；扩大国家基本建设的政府宏观调控是对称型调控不是均衡型调控，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次内容。在目前产能过剩的特定历史时期扩大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有均衡功能，但使中国经济结构对称可持续发展产能永远不会过剩是扩大国家基本建设这一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属于对称型调控的扩大国家基本建设的政府宏观调控是长期行为不是短期行为——投资国家基本建设不仅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的权宜之计，而且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战略要求。
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与消费相对应的、属于供给范畴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国家基本建设为基础。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国家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国家基本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是国家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国家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一旦把国家基本建设作为基础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也就不存在流动性过剩。通过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基本矛盾的途径。
国家基本建设有基础性与辐射性，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放在国家经济、政治、社会人文地理历史文化背景下全方位考察其可行性，不像其他项目可以相对独立地进行考察和运营。国家基本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核心机制是效益不是效率，是价值不是价格；国家基本建设的方法论，是规模分析不是边际分析。国家基本建设是主体与客体、要素与结构、程序与环节对称的系统工程。国家基本建设应该遵循从内到外、从无形到有形、从大到小、从下到上、从远期到近期的程序。看不到任何直接经济效益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看得到直接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看得到长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又是看得到中短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国家通过提供政策资源，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新—创造—创业工程，疏通民间再生型直接投融资渠道与游资通道，改变游资与投资渠道不对称状态，根除股市、房市投机、圈钱赖以滋生的金融土壤，全面牵动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国家创新工程与创业工程。国家基本建设的视角应该是对称型调控；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对称型调控实现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市化的双向运动的起点应该是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在农村土地收归国有、清除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产权瓶颈的前提下，大力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知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各级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农村城镇化建设。大量发行国债搞国家基本建设，不但本身即可解决大量游资出路问题，而且可以创造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为民间创业工程顺利开展、吸纳大量游资提供以小搏大的杠杆。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社会复杂系统工程。
由于国家基本建设包含但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国家基本建设并不直接和可盈利项目联系，微观经济学中新古典的一般均衡论与边际效率分析方法在这里行不通，盈利、“回报”不是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的出发点。这和凯恩斯在宏观经济领域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的所谓政府干预经济的计划有本质的不同。国家基本建设只有社会效益、间接经济效益没有直接经济效益，属于宏观经济范畴的国家基本建设只能以价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而不能以价格经济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在宏观经济领域只能进行边际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是必要的，但政府投资国家基本建设的目的不是政府盈利，而是在国家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实现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周到、社会保障健全、产业结构合理、创业环境有利、生活品质提升、资源可再生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国家基本建设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受益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
通过扩大国家基本建设实现产业升级化解产能过剩不能仅仅靠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化手段。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一般方法论，以边际效率分析为方法论的核心，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主张让价格自发调节市场，让企业按利润最大化原则优化配置资源，主张市场无政府主义；重实证分析，以线性、非对称、非主体的思维方式为方法论特征。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一般均衡方法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般方法。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主张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本、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模本，用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主导中国改革，以GDP增速为中国改革成功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把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误导为以金钱为中心的发展。然而，由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在内容和方法上与复杂经济系统的不对称，所以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推导出来的经济学结论经常被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伪，使之在理论上陷于悖论，在实践上陷于悖境。靠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化手段来解决产能过剩，只能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基本建设、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中投融资主体、制度、体制、目标、对象、手段、途径、过程是对称的，资金来源结构与项目结构是对称的，国家基本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创业工程建设是对称的，只有对称分析才是标准的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要有效组织以中央政府为主体的国家基本建设、各级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离不开标准的经济结构分析。实践证明，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不能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也不能作为国家基本建设的理论基础。应该用中华民族固有的对称思维方式代替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用对称的结构经济学代替线性的“新结构经济学”。 对称经济学就是结构经济学——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对称的实践要求产生对称的理论，对称的理论指导对称的实践。对称经济学的理论结构是对称的，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结构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的理论和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才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中国经济学，又是一般的人类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范式成为人类主流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空间交替体现时间之矢的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国家基本建设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才是产业升级有效化解过剩产能使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依据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六）
[ 2016/09/15 10:20 | by admin ]
2016/09/15 10:20 | by admin ]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六）
包容性发展 发展经济学概念。包容性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任何真正的发展都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包容性发展”概念突出发展的包容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而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打着“发展”旗号的“增长”，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
产能过剩 产能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产能过剩是生产产品的能力如果饱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将超出社会需要的能力。所以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即使产品不过剩的情况下，产能也有可能过剩。所以产能过剩是相对的：1、产能过剩是特定产品的产能过剩。2、产能过剩是特定时期的产能过剩。3、产能过剩是供给和需求结构失衡造成的。根据产能不等于产品、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的原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仅仅靠去库存。解决产能过剩仅仅靠去库存，是把产能和产品混为一谈。解决产能过剩的途径有二：一是去产能，二是增加社会对过剩产能产品的需求。对于已经形成产能的企业而言，一般都是优质企业。不能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看成“僵尸企业”， 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当做“僵尸企业”以去产能为名全部去掉，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根据产能过剩的相对性原理，只要社会增加对相关产品的需求，解决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就可以迎刃而解。所以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既不是去库存，也不是去产能，而是增加社会的需求，也就是我们讲的，用增量化解存量。
国家基本建设 国家基本建设，是以整个国家为单位、国家和跨区域为项目单元、中央财政为投资主体的长期、超大型基本建设，包括主要河流变水患为水利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沙漠变绿洲治理；野生动物生态链系列保护工程；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大运河重新开发疏通综合利用工程；海水淡化工程；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风能太阳能电站建设；材料轻型化能源清洁化环境低碳化；以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主体的国家绿化生态化建设；城市生态化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性开发；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国家基本建设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硬件部分，可以说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可以带动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促进平衡发展。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工程，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可以极大提高我国民族主体性与国际竞争力、抗国际国内风险能力，也是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无缝对接、扩大开放的基础。基础性、整体性、全局性、综合性、生态性、开放性，是国家基本建设的基本特征。与时俱进不断自觉进行公民个人、民营企业无法进行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征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之一。
经济学研究范式 通过经济学研究方法、建构经济学体系的方法、学术评价标准体现出来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范式是经济学内容和方法的统一，经济学研究范式就是经济学范式中的方法部分。如还原论方法、假设方法、一般均衡方法、数理模型方法、可证伪方法、刊物级别与论文引用率排名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线性思维研究范式。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公理方法、对称平衡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抽象与具体相统一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典型分析方法、原创理论与经世致用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对称思维研究范式。在经济学范式中，经济学研究范式决定经济学内容，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研究范式产生一般均衡理论、理性经济人假设、帕累托改进理论、GDP增长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对称思维研究范式产生对称平衡理论、主体性理论、平等理论、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理论。总体上，中国经济学对称思维研究范式是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但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研究范式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绿色金融 发展经济学的范畴。从目的来看，绿色金融是指以生态产业项目、有利于生态产业的项目、能有效避免生态环境破坏的项目为目标的投融资活动。绿色金融不仅仅是对绿色产业进行资金扶持，而是把生态保护作为一切投融资活动的必要条件，从而从资金源头上杜绝了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从手段来看，绿色金融是指直接投融资为主导、能有效防范金融投机、避免金融危机的金融体制与金融监管体制。绿色金融也叫绿化金融或金融绿化，为经济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金融保障。以绿色金融为纽带，可以把国家基本建设和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起来，使之相互促进。绿色金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司法体制改革 是以公正审判为核心的司法系统人事、财务、管理体制改革。在公检法三大司法部门中，法院体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审判体制改革以确保公正审判，是法院体制改革的核心。司法体制改革本身，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一切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围绕着实现社会公正这一目标展开，而司法公正既是社会公正的集中表现，又是社会公正的最重要保障。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法治中国。
基础设施 也叫国家基础设施，是为国民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投资建设。其中为国民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产生的资金流量可以成为GDP增长统计数据源，为国民非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产生的资金流量不可以成为GDP增长统计数据源。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都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范畴。
经济学家 拥有自己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经济学人。
世界一流经济学家 拥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与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其原创的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学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学发展史中的某个大圆圈、为人类经济学发展做出里程碑式贡献的经济学人。
非GDP部门 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军队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防部门五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包容性发展 发展经济学概念。包容性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性发展是指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任何真正的发展都是包容性发展，包容性发展实际上就是发展。“包容性发展”概念突出发展的包容性这一本质特征，从而把“发展”和“增长”明确区别开来，避免打着“发展”旗号的“增长”，为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顶层设计。
产能过剩 产能是指生产产品的能力，产能过剩是生产产品的能力如果饱和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将超出社会需要的能力。所以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即使产品不过剩的情况下，产能也有可能过剩。所以产能过剩是相对的：1、产能过剩是特定产品的产能过剩。2、产能过剩是特定时期的产能过剩。3、产能过剩是供给和需求结构失衡造成的。根据产能不等于产品、产能过剩不是产品过剩的原理，解决产能过剩问题不能仅仅靠去库存。解决产能过剩仅仅靠去库存，是把产能和产品混为一谈。解决产能过剩的途径有二：一是去产能，二是增加社会对过剩产能产品的需求。对于已经形成产能的企业而言，一般都是优质企业。不能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看成“僵尸企业”， 把因产能过剩而无法正常运转的企业当做“僵尸企业”以去产能为名全部去掉，将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根据产能过剩的相对性原理，只要社会增加对相关产品的需求，解决供给和需求的结构失衡，产能过剩就可以迎刃而解。所以解决产能过剩的根本途径，既不是去库存，也不是去产能，而是增加社会的需求，也就是我们讲的，用增量化解存量。
国家基本建设 国家基本建设，是以整个国家为单位、国家和跨区域为项目单元、中央财政为投资主体的长期、超大型基本建设，包括主要河流变水患为水利治理；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沙漠变绿洲治理；野生动物生态链系列保护工程；南水北调东水西调工程；大运河重新开发疏通综合利用工程；海水淡化工程；大型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风能太阳能电站建设；材料轻型化能源清洁化环境低碳化；以大幅提高森林覆盖率为主体的国家绿化生态化建设；城市生态化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性开发；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信息高速公路，等等。国家基本建设不等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硬件部分，可以说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基本建设可以带动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相互促进平衡发展。建设国家基本建设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内涵不断加深、外延不断扩展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工程，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可以极大提高我国民族主体性与国际竞争力、抗国际国内风险能力，也是使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建设无缝对接、扩大开放的基础。基础性、整体性、全局性、综合性、生态性、开放性，是国家基本建设的基本特征。与时俱进不断自觉进行公民个人、民营企业无法进行的国家基本建设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征之一，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之一。
经济学研究范式 通过经济学研究方法、建构经济学体系的方法、学术评价标准体现出来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范式是经济学内容和方法的统一，经济学研究范式就是经济学范式中的方法部分。如还原论方法、假设方法、一般均衡方法、数理模型方法、可证伪方法、刊物级别与论文引用率排名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线性思维研究范式。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公理方法、对称平衡方法、规范与实证相统一方法、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抽象与具体相统一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典型分析方法、原创理论与经世致用的学术评价标准，就是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据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最本质特征，可以把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简称为对称思维研究范式。在经济学范式中，经济学研究范式决定经济学内容，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研究范式产生一般均衡理论、理性经济人假设、帕累托改进理论、GDP增长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对称思维研究范式产生对称平衡理论、主体性理论、平等理论、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理论。总体上，中国经济学对称思维研究范式是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但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研究范式有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绿色金融 发展经济学的范畴。从目的来看，绿色金融是指以生态产业项目、有利于生态产业的项目、能有效避免生态环境破坏的项目为目标的投融资活动。绿色金融不仅仅是对绿色产业进行资金扶持，而是把生态保护作为一切投融资活动的必要条件，从而从资金源头上杜绝了破坏生态环境的经济行为。从手段来看，绿色金融是指直接投融资为主导、能有效防范金融投机、避免金融危机的金融体制与金融监管体制。绿色金融也叫绿化金融或金融绿化，为经济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金融保障。以绿色金融为纽带，可以把国家基本建设和各地基础设施建设统一起来，使之相互促进。绿色金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
司法体制改革 是以公正审判为核心的司法系统人事、财务、管理体制改革。在公检法三大司法部门中，法院体制改革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审判体制改革以确保公正审判，是法院体制改革的核心。司法体制改革本身，既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一切政治体制改革都是围绕着实现社会公正这一目标展开，而司法公正既是社会公正的集中表现，又是社会公正的最重要保障。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法治中国。
基础设施 也叫国家基础设施，是为国民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投资建设。其中为国民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产生的资金流量可以成为GDP增长统计数据源，为国民非生产领域提供公共服务的设施产生的资金流量不可以成为GDP增长统计数据源。知识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都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范畴。
经济学家 拥有自己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经济学人。
世界一流经济学家 拥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与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其原创的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学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学发展史中的某个大圆圈、为人类经济学发展做出里程碑式贡献的经济学人。
非GDP部门 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军队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国防部门五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光明网：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谈什么是世界一流经济学家
[ 2016/08/27 10:37 | by admin ]
2016/08/27 10:37 | by admin ]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谈什么是世界一流经济学家
原载：光明网
习近平同志近日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对此我国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指出，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转型升级具有世界性的典型意义，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体系的客观基础已经具备，产生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是人类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陈先生指出，任何历史的必然性都要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的必然性要转变为现实性，首先必须解决我国经济学的话语权与领导权及经济学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在目前北大清华及我国大多数高校经济学管理学科系、中国经济与经济学话语权制高点被宣称经济学家可以在美国大学经济学科系像流水线一样批量生产的西方经济学者把持下的中国经济学主流语系语境、严重错位的经济学学术资源配置环境中，只能产生“华尔街电讯”这样的西方信息类媒体评选出来的“世界一流经济学家” 即世界一流媒体经济学家，产生真正的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只是一句空话。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与领导权问题、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语系语境问题、中国经济学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必然性不能转化为现实性。
陈先生指出，如果说解决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领导权问题是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的必要前提，那么对“经济学家”概念按科学学原理和实践检验方面进行规范定义，就是解决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领导权问题的必要前提。对“经济学家”的标准正本清源，从科学学原理与实践检验两方面对“经济学家”作出规范定义，对中国经济学发展进行正确导向，是中国经济学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必要条件。所谓从科学学原理考察，就是根据科学发展规律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所谓从实践检验方面考察，就是实践是检验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
陈先生指出，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真正的经济学家也应该是科学家。按科学学原理，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所谓原创，就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就是建构新理论。任何有科学价值的新理论，都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创新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创新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主体性的统一的理论。原创理论的核心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人类科学发展史，就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应该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即使此前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那么作为经济学史前史的经济学说发展史，也是经济学原创理论的发展史。为什么作为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呢？仅仅有经济学原创理论不行吗？这是因为当今时代经济现象是与量子层面相当的复杂性现象，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形成原创理论，这样的原创理论绝大部分没有科学价值。量子时代经济学的原创基础理论，相当于自然科学的原创理论。所以，如果说自然科学只要原创理论就可以发展，量子时代经济学要真正发展必须靠原创基础理论。真正的经济学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可以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突破，但不能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提。如果经济学家不发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发表基于特定经济学范式的数学模型进行“精准”、“规范”分析的案例，表面上是突出了经济研究的实证性，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经济学的可能性与经济学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0加以10000个0还是0，0乘以10000个0也还是0，那么量子时代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学的真正发展。真正的经济学家就是对经济学的真正发展做出贡献的专家，量子时代经济学家就是对科学经济学的真正发展做出贡献的专家。所以真正的经济学家不但必须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且必须有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量子时代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没有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不能成为经济学家。
陈世清先生认为，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基础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经济学家”原创基础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经济趋势的预测能力与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每年发表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西方经济学家竟然“缺乏对经济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金融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基础理论、其原创基础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陈世清先生认为，经济学家首先是思想家。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不但不是金融学家，而且也不是庸俗经济学家。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区别：前者是大海，后者是沧海一粟。从经济学家身上，可以看出思想的力量、思想家的力量。而在庸俗经济学家身上，则只能看到钱的力量、价格的力量、GDP的力量。很难想象只会线性思维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不是思想家的人会是经济学家。用思想家定位经济学家，就不能用数学家、经济工匠定位经济学家。用西方经济学范式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削足适履地解析中国经济，昨天刚刚踌躇满志用一般均衡模型指导GDP增长方式，今天又趾高气扬信心满满用同样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导否定GDP增长方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左派”“右派”的中间地带寻找生存空间、“中左”“中右”“偏左”“偏右”乃至“先左后右”“左右摇摆”的游离中确立自身定位，是难以支撑“经济学家”、特别是转型与转轨时期“经济学家”这个头衔的。
陈世清先生指出，从科学史的意义上，经济学家之所以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之所以高于经济学者，就在于他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或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经济学家不仅能解释经济现象，而且能建构经济模式——先是理论建构，尔后现实建构。解释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解释的完成。理论建构是现实建构的起点，现实建构是理论建构的归宿。只有解释而无建构，那么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对同一个经济现实的经济解释将会无限多样，并最终陷入盲人摸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口水战中。这样的“经济解释”没有实际意义。建构，是逻辑展开历史、空间展开时间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是对称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总结，将从个别上升一般、偶然体现必然，产生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产生真正的经济学家。
在对“经济学家”概念进行规范定义的基础上，陈世清先生又进一步厘清“著名经济学家”概念。陈世清先生指出，著名经济学家，就是名牌经济学家。名牌产品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著名经济学家也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著名经济学家有比其他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著名经济学家还应该人品高尚，著名经济学家的利益机制、道德机制与学者风范是统一的，著名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人类更一般利益的基础上。为富人说话、被富人捧红的经济学家，是炒作经济学家、“明星”经济学家、泡沫经济学家，而不是著名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服务全人类，为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提供有说服力、有影响力的理论原理和可操作的经济模式；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高经济管理者的经济学素养，使他们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盲目碰运气。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来指导经济的发展，使之后来居上，是转型国家著名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衡量一个人是否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只能是原创理论而不是头衔。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很难想象以旧范式为参照系制造出来的头衔，会套在新范式创造者的头上。所以，以头衔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本身是一个悖论。著名经济学家就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经济学家，不管他有没有头衔，不管他有没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著名经济学家原创经济学基础理论不是由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和发表论著的语种、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
陈先生对“原创理论”概念作了规范的定义。陈先生指出，原创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创”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创”。不管哪一种， 所谓“原创”，都应该是理论的原创。原创不等于新观点、新解释、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论。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陈世清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化等于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金钱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没有科学价值与科学史的意义。原创经济学理论，就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公理、定理体系或在原有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定理体系。不同的公理或定理不可证伪的范围大小，决定原创的层次高低。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不同的理论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同层次的原创经济学基础理论产生不同层次的“经济学家”。一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大圆圈。二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某个大圆圈中的某个小圆圈。三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长河中某个圆圈中的某个环节。 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不管他有什么头衔、作品、知名度。而著名经济学家，就是一级经济学家，起码是二级经济学家。如果是三级经济学家，那就是普通的经济学家，不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而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就是一级经济学家——既有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又有自己原创的经济学范式，其原创的经济学范式与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大圆圈的经济学家。
陈先生指出，所谓最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是运用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在把握人类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握人类经济学的发展规律、预测人类经济学发展趋势、以国际经济学科发展前沿为参照创立经济学原创基础理论。人类经济学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从本质到现象的发展过程的逻辑浓缩，人类经济学发展的逻辑过程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人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既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扬弃，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展开，是遵循人类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螺旋式上升、波澜式前进的过程，是环环相扣、大圆圈套着中圆圈、中圆圈套着小圆圈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通过空间交替展开时间之矢、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西方经济学只能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得到准确定位，妄图超越时空、把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划等号、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界划等号、西方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与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划等号、西方经济学话语权和经济学话语权领导权划等号，只能造成时空错位，并给经济发展造成损害。陈先生指出，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不但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作为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已经过时。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代经济学应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当代经济学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能够根据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创立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建构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就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陈先生认为，任何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都应该是世界级经济学家，所谓最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不是在世界最高级别经济机构担任最高级职务、在国外最高级别刊物发表论文、在国外最高级别论坛发表演讲、享有国际最高级别声誉、能够流利地讲一口乃至几口外语、经济学作品翻译成各种国际通用文字在全世界广泛发行。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或以世界学科发展前沿为参照的世界级的原创基础理论，不但不是世界级经济学家，而且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光明网：http://liuxue.gmw.cn/2016-08/26/content_21660579.htm
原载：光明网
习近平同志近日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对此我国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指出，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转型升级具有世界性的典型意义，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体系的客观基础已经具备，产生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是人类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陈先生指出，任何历史的必然性都要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的必然性要转变为现实性，首先必须解决我国经济学的话语权与领导权及经济学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在目前北大清华及我国大多数高校经济学管理学科系、中国经济与经济学话语权制高点被宣称经济学家可以在美国大学经济学科系像流水线一样批量生产的西方经济学者把持下的中国经济学主流语系语境、严重错位的经济学学术资源配置环境中，只能产生“华尔街电讯”这样的西方信息类媒体评选出来的“世界一流经济学家” 即世界一流媒体经济学家，产生真正的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只是一句空话。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与领导权问题、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语系语境问题、中国经济学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必然性不能转化为现实性。
陈先生指出，如果说解决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领导权问题是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的必要前提，那么对“经济学家”概念按科学学原理和实践检验方面进行规范定义，就是解决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领导权问题的必要前提。对“经济学家”的标准正本清源，从科学学原理与实践检验两方面对“经济学家”作出规范定义，对中国经济学发展进行正确导向，是中国经济学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必要条件。所谓从科学学原理考察，就是根据科学发展规律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所谓从实践检验方面考察，就是实践是检验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
陈先生指出，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真正的经济学家也应该是科学家。按科学学原理，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所谓原创，就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就是建构新理论。任何有科学价值的新理论，都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创新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创新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主体性的统一的理论。原创理论的核心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人类科学发展史，就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应该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即使此前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那么作为经济学史前史的经济学说发展史，也是经济学原创理论的发展史。为什么作为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呢？仅仅有经济学原创理论不行吗？这是因为当今时代经济现象是与量子层面相当的复杂性现象，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形成原创理论，这样的原创理论绝大部分没有科学价值。量子时代经济学的原创基础理论，相当于自然科学的原创理论。所以，如果说自然科学只要原创理论就可以发展，量子时代经济学要真正发展必须靠原创基础理论。真正的经济学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可以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突破，但不能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提。如果经济学家不发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发表基于特定经济学范式的数学模型进行“精准”、“规范”分析的案例，表面上是突出了经济研究的实证性，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经济学的可能性与经济学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0加以10000个0还是0，0乘以10000个0也还是0，那么量子时代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学的真正发展。真正的经济学家就是对经济学的真正发展做出贡献的专家，量子时代经济学家就是对科学经济学的真正发展做出贡献的专家。所以真正的经济学家不但必须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且必须有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量子时代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没有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不能成为经济学家。
陈世清先生认为，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基础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经济学家”原创基础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经济趋势的预测能力与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每年发表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西方经济学家竟然“缺乏对经济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金融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基础理论、其原创基础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陈世清先生认为，经济学家首先是思想家。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不但不是金融学家，而且也不是庸俗经济学家。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区别：前者是大海，后者是沧海一粟。从经济学家身上，可以看出思想的力量、思想家的力量。而在庸俗经济学家身上，则只能看到钱的力量、价格的力量、GDP的力量。很难想象只会线性思维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不是思想家的人会是经济学家。用思想家定位经济学家，就不能用数学家、经济工匠定位经济学家。用西方经济学范式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削足适履地解析中国经济，昨天刚刚踌躇满志用一般均衡模型指导GDP增长方式，今天又趾高气扬信心满满用同样的一般均衡模型指导否定GDP增长方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左派”“右派”的中间地带寻找生存空间、“中左”“中右”“偏左”“偏右”乃至“先左后右”“左右摇摆”的游离中确立自身定位，是难以支撑“经济学家”、特别是转型与转轨时期“经济学家”这个头衔的。
陈世清先生指出，从科学史的意义上，经济学家之所以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之所以高于经济学者，就在于他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或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经济学家不仅能解释经济现象，而且能建构经济模式——先是理论建构，尔后现实建构。解释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解释的完成。理论建构是现实建构的起点，现实建构是理论建构的归宿。只有解释而无建构，那么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对同一个经济现实的经济解释将会无限多样，并最终陷入盲人摸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口水战中。这样的“经济解释”没有实际意义。建构，是逻辑展开历史、空间展开时间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是对称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总结，将从个别上升一般、偶然体现必然，产生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产生真正的经济学家。
在对“经济学家”概念进行规范定义的基础上，陈世清先生又进一步厘清“著名经济学家”概念。陈世清先生指出，著名经济学家，就是名牌经济学家。名牌产品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著名经济学家也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著名经济学家有比其他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著名经济学家还应该人品高尚，著名经济学家的利益机制、道德机制与学者风范是统一的，著名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人类更一般利益的基础上。为富人说话、被富人捧红的经济学家，是炒作经济学家、“明星”经济学家、泡沫经济学家，而不是著名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服务全人类，为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提供有说服力、有影响力的理论原理和可操作的经济模式；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高经济管理者的经济学素养，使他们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盲目碰运气。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来指导经济的发展，使之后来居上，是转型国家著名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衡量一个人是否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只能是原创理论而不是头衔。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很难想象以旧范式为参照系制造出来的头衔，会套在新范式创造者的头上。所以，以头衔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本身是一个悖论。著名经济学家就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经济学家，不管他有没有头衔，不管他有没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著名经济学家原创经济学基础理论不是由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和发表论著的语种、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
陈先生对“原创理论”概念作了规范的定义。陈先生指出，原创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创”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创”。不管哪一种， 所谓“原创”，都应该是理论的原创。原创不等于新观点、新解释、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论。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陈世清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化等于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金钱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没有科学价值与科学史的意义。原创经济学理论，就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公理、定理体系或在原有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定理体系。不同的公理或定理不可证伪的范围大小，决定原创的层次高低。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不同的理论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同层次的原创经济学基础理论产生不同层次的“经济学家”。一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大圆圈。二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某个大圆圈中的某个小圆圈。三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长河中某个圆圈中的某个环节。 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不管他有什么头衔、作品、知名度。而著名经济学家，就是一级经济学家，起码是二级经济学家。如果是三级经济学家，那就是普通的经济学家，不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而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就是一级经济学家——既有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又有自己原创的经济学范式，其原创的经济学范式与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大圆圈的经济学家。
陈先生指出，所谓最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是运用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在把握人类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握人类经济学的发展规律、预测人类经济学发展趋势、以国际经济学科发展前沿为参照创立经济学原创基础理论。人类经济学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从本质到现象的发展过程的逻辑浓缩，人类经济学发展的逻辑过程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人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既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扬弃，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展开，是遵循人类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螺旋式上升、波澜式前进的过程，是环环相扣、大圆圈套着中圆圈、中圆圈套着小圆圈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通过空间交替展开时间之矢、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西方经济学只能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得到准确定位，妄图超越时空、把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划等号、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界划等号、西方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与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划等号、西方经济学话语权和经济学话语权领导权划等号，只能造成时空错位，并给经济发展造成损害。陈先生指出，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不但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作为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已经过时。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代经济学应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当代经济学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能够根据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创立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建构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就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陈先生认为，任何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都应该是世界级经济学家，所谓最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不是在世界最高级别经济机构担任最高级职务、在国外最高级别刊物发表论文、在国外最高级别论坛发表演讲、享有国际最高级别声誉、能够流利地讲一口乃至几口外语、经济学作品翻译成各种国际通用文字在全世界广泛发行。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或以世界学科发展前沿为参照的世界级的原创基础理论，不但不是世界级经济学家，而且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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