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三）（头版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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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7 10:54 | by admin ]
2016/08/07 10:54 | by admin ]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三）
人类发展指数 国民素质提高程度，或国民主体性提高程度，即国民总体上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决定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基础。人类发展指数受制于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指数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社会生态的综合指标。社会发展指数制约人类发展指数，也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所以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发展指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符合理想的社会发展指数的社会。
社会福利指数 即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福利指数是社会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综合指标。
幸福指数 从宏观来看，幸福指数指社会总的幸福感程度。从微观来看，幸福指数指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即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 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
平等指数
非收入效益 和谐指数
安全指数
环境指数
……
GDP部门 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部门。GDP部门是国民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
非GDP部门 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四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对称型调控 对称型调控就是用对称手段而非均衡手段进行反周期调控，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结构对称发展。对称型调控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对称型调控用增量化解存量，不承认经济过热现象。
均衡型调控 均衡型调控就是用均衡手段而非对称手段进行周期性调控，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周期性增长。均衡型调控着眼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平衡。均衡型调控靠去产能去库存化解存量给“经济过热”降温。
智慧经济 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增长方式上升为经济形态。
中国经济学 中国人根据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学是东方经济学的代表，也是东方经济学的典型形态。中国经济学是范式概念，而不仅仅是地域概念，对称、非线性、复杂系统论是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推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都不是中国经济学；仅仅提出建构中国经济学的设想，而没有形成中国经济学范式和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体系，也不是中国经济学。
悖论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矛盾逻辑 ①研究人的认识从知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的思维规律的学说，包括分析与综合两种类型、两个阶段。分析是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综合是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矛盾逻辑是辩证逻辑的初级阶段，是形式逻辑向对称逻辑转化的中间环节。②矛盾逻辑也指逻辑矛盾，即违背形式逻辑不矛盾律的逻辑错误。
经济学起源 人类经济学起源于中国古代以经世致用为代表的价值观，均富、损有余而补不足为代表的平等观，交相利、义利统一为代表的生产关系观，通功易事为代表的贸易观，农本工商末为代表的产业观等等早期经济思想。中国古代早期经济思想虽然比较零散，分见于不同的思想家，但从综合来看比斯密《国富论》更完整系统，包含了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所有萌芽；从人类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包括斯密《国富论》在内的所有西方经济学都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抽象发展。中国古代早期经济思想和后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学实现更高层次的综合、建构人类一般的科学经济学体系打下良好基础。
人类发展指数 国民素质提高程度，或国民主体性提高程度，即国民总体上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指标。人类发展指数决定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能力，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基础。人类发展指数受制于社会发展指数。
社会发展指数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是社会生态的综合指标。社会发展指数制约人类发展指数，也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当每个人的自我实现不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障碍而是其他人自我实现的前提时，就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语），所以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社会发展指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符合理想的社会发展指数的社会。
社会福利指数 即社会总的福利水平。在再生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社会福利指数是社会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综合指标。
幸福指数 从宏观来看，幸福指数指社会总的幸福感程度。从微观来看，幸福指数指每个人的幸福指数即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 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
平等指数
非收入效益 和谐指数
安全指数
环境指数
……
GDP部门 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企业等以盈利为目的的部门。GDP部门是国民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
非GDP部门 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资金流动不成为GDP统计数据源的部门，主要指为社会提供公共、公益服务的部门，包括国家机关、科研院所、学术刊物、出版社、学校、医院、文化艺术新闻单位、社会保险救济部门、社会团体等，在国家部门分类中主要包括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四大类。非GDP部门一般为非盈利部门。非GDP部门是国民非收入效益的主要来源，在人类发展指数、社会发展指数、社会福利指数、幸福指数中占有比GDP部门更高的权重。
对称型调控 对称型调控就是用对称手段而非均衡手段进行反周期调控，通过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结构对称发展。对称型调控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对称型调控用增量化解存量，不承认经济过热现象。
均衡型调控 均衡型调控就是用均衡手段而非对称手段进行周期性调控，通过政府干预实现经济周期性增长。均衡型调控着眼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总量平衡。均衡型调控靠去产能去库存化解存量给“经济过热”降温。
智慧经济 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增长方式上升为经济形态。
中国经济学 中国人根据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学是东方经济学的代表，也是东方经济学的典型形态。中国经济学是范式概念，而不仅仅是地域概念，对称、非线性、复杂系统论是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推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都不是中国经济学；仅仅提出建构中国经济学的设想，而没有形成中国经济学范式和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体系，也不是中国经济学。
悖论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矛盾逻辑 ①研究人的认识从知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的思维规律的学说，包括分析与综合两种类型、两个阶段。分析是从感性具体到理性抽象，综合是从理性抽象到理性具体。矛盾逻辑是辩证逻辑的初级阶段，是形式逻辑向对称逻辑转化的中间环节。②矛盾逻辑也指逻辑矛盾，即违背形式逻辑不矛盾律的逻辑错误。
经济学起源 人类经济学起源于中国古代以经世致用为代表的价值观，均富、损有余而补不足为代表的平等观，交相利、义利统一为代表的生产关系观，通功易事为代表的贸易观，农本工商末为代表的产业观等等早期经济思想。中国古代早期经济思想虽然比较零散，分见于不同的思想家，但从综合来看比斯密《国富论》更完整系统，包含了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所有萌芽；从人类经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包括斯密《国富论》在内的所有西方经济学都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抽象发展。中国古代早期经济思想和后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为中国经济学实现更高层次的综合、建构人类一般的科学经济学体系打下良好基础。
陈世清：从经济基本结构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2016/08/07 10:52 | by admin ]
2016/08/07 10:52 | by admin ]
陈世清：从经济基本结构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与需求是对称的范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结构关系。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必须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定位。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决不仅仅是供给侧一方存在问题，而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仅靠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经济结构平衡只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其后果就是投资意愿下降、失业率上升、消费低迷、经济增速下滑、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要真正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必须用增量促存量，为此必须在经济基本结构中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定位。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劳动者 生产资料产品
（基本建设）
投资 劳动工具 供给
结构
经 （供给侧结构）
济 劳动对象 消费资料产品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产能）
本 生产资料投资需求（包括基本建设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投资需求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需求
结构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需求侧结构）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经济基本结构模型
从上述基本经济结构模型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也永远不会经济过热，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才会出现经济过热。
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投资任何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知识经营
资本经营
主导产业：知识运营 资产经营
产品经营
新材料合成 法制建设 社会
教育科研 保障
医疗养老 体制
新农村建设
保障性粮食生产
交通
能源与信息输送 主导
推动 支柱产业：基本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
绿化
集约化
土地 综合化
生态化
能源开发 可再生开发
基础产业：高速路建设
国民经济基本产业结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及相互关系模型
根据上面模型，我们可以看出，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品运营带动要素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有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途径。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本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的同时，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GDP，而且为GDP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GDP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GDP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短期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基本建设，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与基本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本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走出“滞胀”这个悖境，是投资基本建设；通过投资基本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途径。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高速路发展作为基础产业。如果说，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那么基本建设中的高速路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因此，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建设几百条京津那样的高速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高速路有倍增放大的作用；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途径。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体系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基本建设范畴。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必要保证。
环保
交通
产业化 能源
房地产
政府投资
的基本建设
医保：人的身体素质基本建设
非产业化 社保：人的社会素质基本建设
教育：人的知识素质基本建设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Ⅰ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GDP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因此，GDP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前提。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涨，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必要基础。
供给与需求是对称的范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结构关系。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必须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定位。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决不仅仅是供给侧一方存在问题，而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仅靠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经济结构平衡只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其后果就是投资意愿下降、失业率上升、消费低迷、经济增速下滑、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要真正解决经济结构失衡，必须用增量促存量，为此必须在经济基本结构中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合理定位。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劳动者 生产资料产品
（基本建设）
投资 劳动工具 供给
结构
经 （供给侧结构）
济 劳动对象 消费资料产品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产能）
本 生产资料投资需求（包括基本建设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投资需求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需求
结构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需求侧结构）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经济基本结构模型
从上述基本经济结构模型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也永远不会经济过热，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才会出现经济过热。
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投资任何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知识经营
资本经营
主导产业：知识运营 资产经营
产品经营
新材料合成 法制建设 社会
教育科研 保障
医疗养老 体制
新农村建设
保障性粮食生产
交通
能源与信息输送 主导
推动 支柱产业：基本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
绿化
集约化
土地 综合化
生态化
能源开发 可再生开发
基础产业：高速路建设
国民经济基本产业结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及相互关系模型
根据上面模型，我们可以看出，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品运营带动要素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有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途径。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本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的同时，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GDP，而且为GDP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GDP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GDP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短期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基本建设，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与基本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本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走出“滞胀”这个悖境，是投资基本建设；通过投资基本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途径。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高速路发展作为基础产业。如果说，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那么基本建设中的高速路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因此，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建设几百条京津那样的高速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高速路有倍增放大的作用；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途径。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体系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基本建设范畴。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必要保证。
环保
交通
产业化 能源
房地产
政府投资
的基本建设
医保：人的身体素质基本建设
非产业化 社保：人的社会素质基本建设
教育：人的知识素质基本建设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Ⅰ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GDP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因此，GDP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前提。
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涨，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必要基础。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二）（头版头条）
[ 2016/06/30 11:03 | by admin ]
2016/06/30 11:03 | by admin ]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 术语表（十二）
智慧产业 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
选择理性 1、选择、获取文献信息的意向与思维能力。2、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价值的价值取向与思维能力。选择理性中资源优化配置是目标而非手段。
对称 作为哲学范畴的对称是指宇宙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同一性是宇宙的本质属性，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属性，所以作为哲学“对称”的对立统一规律不同于斗争性占主导、作为“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具体科学或日常生活中的对称，包括对应、对等、平衡等均为哲学“对称”的具体内容。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的“对称”属于哲学范畴。
新经济 新的经济形态。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的不同，决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经济有不同的内涵。当前新经济是指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智慧经济形态。
智慧新经济 当今时代背景下的新经济，就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智慧新经济形态。智慧新经济就是智慧经济。
智能经济 智能经济是以智能机和信息网络为基础、平台和工具的智慧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突出了智慧经济中智能机和信息网络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知识经济形态和信息经济形态的历史衔接。
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就是以知识运营为经济增长方式、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形态的时代。
智慧经济学 关于智慧经济的发展规律，智慧经济学的方法、性质、结构、功能、发展趋向的学科。
假设 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假说就成为假设。事实证明：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推导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是错误的。假设只是验证、发现真理的手段，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导只是试错的方式，不能作为科学论文论述的前提。
经济理论 反映人类经济活动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包括科学的经济理论与不科学的经济理论。科学的经济理论正确解释所有经济现象、认识经济规律、把握经济本质；不科学的经济理论由于不能认识经济规律、把握经济本质，所以不能正确解释所有经济现象，只能部分解释经济现象，而所解释的经济现象之间往往相互冲突。
理性经济人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关于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人”本性的假设，认为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整个西方经济学都是根据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假设建立起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公理而超出“假设”的范畴。但由于该“假设” 混淆了“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两个命题，使之不能自圆其说而成为悖论，这个悖论是亚当•斯密前后出版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相互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建立在该“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等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人有时无私助人、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并不违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是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同时，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论证从科学方法论角度而言也是错误的。在科学史上，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是错误的；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只是验证假说的手段，不能作为科学论述、建立科学体系的方法。
是以假设还是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西方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命题推导出市场自发论、经济与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的结论，而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命题却可以得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市场自发和自觉的统一、经济学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的结论。
“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源于西方线性思维方式，“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源于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 “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两者可以划等号；在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包括“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有自私和无私两方面”。
中国经济学 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学是东方经济学的代表，也是东方经济学的典型形态。中国经济学是范式概念，而不仅仅是地狱概念，因此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推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都不是中国经济学；仅仅提出建构中国经济学的设想，而没有形成中国经济学范式和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体系，也不是中国经济学。
智慧产业 人的智慧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人的智慧主要表现为创意，所以智慧产业也叫创意产业。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表现为人的创意对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起主导作用，也表现为通过创意对传统产业的提升整合作用。智慧产业或创意产业是知识产业的完成，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产业，是继信息产业之后的第五产业。
选择理性 1、选择、获取文献信息的意向与思维能力。2、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价值的价值取向与思维能力。选择理性中资源优化配置是目标而非手段。
对称 作为哲学范畴的对称是指宇宙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同一性是宇宙的本质属性，也是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属性，所以作为哲学“对称”的对立统一规律不同于斗争性占主导、作为“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具体科学或日常生活中的对称，包括对应、对等、平衡等均为哲学“对称”的具体内容。对称逻辑、对称经济学的“对称”属于哲学范畴。
新经济 新的经济形态。社会占主导地位的产业形态的不同，决定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新经济有不同的内涵。当前新经济是指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智慧经济形态。
智慧新经济 当今时代背景下的新经济，就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智慧新经济形态。智慧新经济就是智慧经济。
智能经济 智能经济是以智能机和信息网络为基础、平台和工具的智慧经济，是智慧经济形态的组成部分，突出了智慧经济中智能机和信息网络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知识经济形态和信息经济形态的历史衔接。
知识经济时代 知识经济时代就是以知识运营为经济增长方式、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知识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形态的时代。
智慧经济学 关于智慧经济的发展规律，智慧经济学的方法、性质、结构、功能、发展趋向的学科。
假设 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假说就成为假设。事实证明：把假说当做推理的公理或原理前提推导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是错误的。假设只是验证、发现真理的手段，把假设当“公理”进行推导只是试错的方式，不能作为科学论文论述的前提。
经济理论 反映人类经济活动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包括科学的经济理论与不科学的经济理论。科学的经济理论正确解释所有经济现象、认识经济规律、把握经济本质；不科学的经济理论由于不能认识经济规律、把握经济本质，所以不能正确解释所有经济现象，只能部分解释经济现象，而所解释的经济现象之间往往相互冲突。
理性经济人 理性经济人是西方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关于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人”本性的假设，认为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整个西方经济学都是根据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假设建立起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所谓“理性经济人”假设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公理而超出“假设”的范畴。但由于该“假设” 混淆了“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两个命题，使之不能自圆其说而成为悖论，这个悖论是亚当•斯密前后出版的两本书《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相互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建立在该“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根本原因。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现实生活，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不等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人有时无私助人、甚至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并不违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公理，公理不需要假设；“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是歪理，歪理不能作为假设。同时，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论证从科学方法论角度而言也是错误的。在科学史上，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得出的结论绝大多数是错误的；以假设为“公理”进行推导只是验证假说的手段，不能作为科学论述、建立科学体系的方法。
是以假设还是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西方经济学从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命题推导出市场自发论、经济与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的结论，而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命题却可以得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市场自发和自觉的统一、经济学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的结论。
“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源于西方线性思维方式，“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源于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线性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 “理性的经济人本性都是自私的”两者可以划等号；在东方对称的思维方式看来，“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可以包括“理性的经济人本性有自私和无私两方面”。
中国经济学 中国人自己创立的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理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应是西方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经济学是东方经济学的代表，也是东方经济学的典型形态。中国经济学是范式概念，而不仅仅是地狱概念，因此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推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都不是中国经济学；仅仅提出建构中国经济学的设想，而没有形成中国经济学范式和体现中国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学体系，也不是中国经济学。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市场经济规律
[ 2016/06/30 11:01 | by admin ]
2016/06/30 11:01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市场经济规律
产能过剩、结构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市场经济是有规律的，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自觉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按照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办事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总是否认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把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对立起来。张维迎：“主导人类历史的就两种逻辑：强盗逻辑和市场逻辑。近代之前，强盗逻辑一直占主导；只是过去两百年以来，市场逻辑才占主导。在市场的逻辑中，个人要获得幸福，就必须为他人带来幸福。这是市场经济创造巨大财富和社会繁荣的原因。”①“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来讲有两类，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获得幸福，这包括偷盗、抢劫，计划经济也属于此，不过最主要一种方式的是战争，使民众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另外一种方式，我的理解是，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前面一个是科学的逻辑，后面这个可以叫做市场的逻辑。”因此，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应该是完全对立的”。②“我们讲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发的市场……市场的秩序是最好的秩序，任何人为的干预都不是好的。”“在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机构可以以合法的方式通过让给别人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那就是政府。政府强制征收税收。在社会中，政府征税，它干什么用，是否给你创造价值？你并没有看到。”③张维迎这种把市场与政府、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完全对立起来的理论，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历史，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只是他极力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引申。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市场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首先表现在，市场的逻辑是规律的逻辑。什么是逻辑？逻辑，就是思维的规律，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有时逻辑和逻辑学两个概念通用。从狭义来讲，逻辑就是指形式逻辑或抽象逻辑，是指人的抽象思维的逻辑；广义来讲，逻辑还包括具象逻辑，即人的整体思维的逻辑。逻辑和逻辑学的发展，经过了具象逻辑—抽象逻辑—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对称逻辑三大阶段。对称逻辑是逻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辩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称逻辑学就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随着对称逻辑学的建立，人的整体思维规律被发现，狭义的逻辑将被扬弃，逻辑将单指广义的逻辑，逻辑将成为人的整体思维的规律，逻辑学成为研究人的整体思维规律的科学。人类逻辑史也将不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而是从中国《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思维方式开始。在对称逻辑学的范式中，中国古代文化不是缺乏逻辑，而是人类逻辑学的真正源头。有时人们还用“逻辑”来引申指代客观规律。当人们用“逻辑”来引申指代客观规律时，实际上是不自觉地揭示了主观逻辑——科学规律与客观逻辑——客观规律之间的对称关系，揭示了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既指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也指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形成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的原因，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证明。
因此，无论是逻辑的狭义、广义还是其引申义，“逻辑”都指的是规律。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与所属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了他的市场逻辑，新自由主义者所属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规律为自己的对象，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决定了他不可能在“规律”的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从语义学的意义上，不在“规律”的意义上使用“逻辑”是“逻辑”的悖论，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悖论。
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经济学的对象是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后面，是经济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后面，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什么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也就是张维迎的“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人类作为“类”的发展的深层次规律；而剥削、掠夺、战争虽然是阶级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但只是人类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的异化。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客观规律，所以市场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
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对称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等于市场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科学的市场经济的理论经济学。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由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规律组成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对象是客观规律，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科学规律和语言组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也即逻辑体系。市场的逻辑，既可以指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可以指市场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市场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的理论。市场经济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特殊、一般和普遍的关系，只要承认社会科学、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市场经济学也就是一门科学，市场的逻辑、市场经济学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否认了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也就否认了市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否认了市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也就否认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否认了社会科学是科学。
从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与市场经济学科学规律的相互建构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是相互建构的过程，科学的方法论是相互建构的工具。实验与经验属于同等层次的范畴，它们都是形成科学规律的对象、过程、中介与途径，而它们本身都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诚然，借助现代技术手段，科学实验可以浓缩经验，并形成直观经验难以形成的各种数据，但本身却仍然属于经验的层面，而并非等同于科学理论。同时，数据化意味着分析，而分析如果不能上升到综合，则破坏了直观经验的完整性，把完整的直觉变成各种理性的抽象。如果把这各种抽象当作科学本身，就将形成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要把偏见上升到科学真理，必须综合，而综合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中国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是这种方法；本人首创的五维空间方法就是这种方法；作为五维空间方法核心的对称方法，就是这种方法。只有用对称方法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只有科学的经济学才能理解和把握市场的客观逻辑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而张维迎所属的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把完整的市场经济进行肢解的抽象的、线性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市场的科学逻辑。由于方法论的缺陷，在他们那里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正好像他们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是必然的一样。要揭示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形成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除了研究人类经济思想史、吸收其精华，还要观察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既观察其静态结构，又观察其动态发展；既观察其逻辑，又观察其历史；既观察其思想史，又考察其发展史。观察的过程，是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理性的抽象，又从理性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叙述的过程是从理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又从理性的抽象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这种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主观规律与客观规律的统一，是相互对称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对称、双向互动、协调发展，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
市场的逻辑是规律的逻辑说明：规律有两种：具体与抽象的。市场的逻辑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市场经济学的逻辑是纯粹的一般。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经济科学本质与经济客观本质的对称与相互建构说明，包含在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中的经济科学规律和经济科学本质，既不是约定的，也不是先验的。一方面，它们是主观的，另方面它们又是客观的反映。这个反映不是消极的、照镜子式的，而是创造、建构的过程。人的理性不在经济规律之外，而在经济规律之中，构成经济规律的环节，是经济规律中主体的要素之一。把人的理性看成在经济规律之外，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规律不可认识、经济发展不可预期、经济周期不可预测、市场只能自发运行，是经济学中的不可知论。
市场的逻辑是规律的逻辑说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学发展是有规律的。思辩之所以是实证的，是因为思辩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正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是经济学科学的立论依据。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使西方经济学家没有规律这个概念，只有“趋势”、“序列”这些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就是经济规律的经验主义表述。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发展没有因果规律性，只有事件的先后顺序，经济学就是对此顺序进行描述，并据此进行预测。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模型，没有指导意义是必然的。必然性是由偶然性组成的, 规律性是由主体性组成的。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辩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辩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没有规律、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但中国“主流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没有正确的指导意义也是必然的。
引文出处：
① 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7，P3
② ③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 P5 ，P57
产能过剩、结构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市场经济是有规律的，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自觉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按照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办事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总是否认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把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对立起来。张维迎：“主导人类历史的就两种逻辑：强盗逻辑和市场逻辑。近代之前，强盗逻辑一直占主导；只是过去两百年以来，市场逻辑才占主导。在市场的逻辑中，个人要获得幸福，就必须为他人带来幸福。这是市场经济创造巨大财富和社会繁荣的原因。”①“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来讲有两类，一是通过让别人不幸福而获得幸福，这包括偷盗、抢劫，计划经济也属于此，不过最主要一种方式的是战争，使民众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另外一种方式，我的理解是，通过让别人幸福而使自己获得幸福：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前面一个是科学的逻辑，后面这个可以叫做市场的逻辑。”因此，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应该是完全对立的”。②“我们讲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发的市场……市场的秩序是最好的秩序，任何人为的干预都不是好的。”“在现代社会，只有一个机构可以以合法的方式通过让给别人不幸福而让自己幸福，那就是政府。政府强制征收税收。在社会中，政府征税，它干什么用，是否给你创造价值？你并没有看到。”③张维迎这种把市场与政府、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完全对立起来的理论，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历史，也不符合市场经济的逻辑，只是他极力鼓吹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逻辑引申。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市场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
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首先表现在，市场的逻辑是规律的逻辑。什么是逻辑？逻辑，就是思维的规律，逻辑学就是关于思维规律的学说。有时逻辑和逻辑学两个概念通用。从狭义来讲，逻辑就是指形式逻辑或抽象逻辑，是指人的抽象思维的逻辑；广义来讲，逻辑还包括具象逻辑，即人的整体思维的逻辑。逻辑和逻辑学的发展，经过了具象逻辑—抽象逻辑—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对称逻辑三大阶段。对称逻辑是逻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是辩证逻辑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具象逻辑与抽象逻辑相统一的、逻辑发展的最高阶段。对称逻辑学就是对称逻辑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随着对称逻辑学的建立，人的整体思维规律被发现，狭义的逻辑将被扬弃，逻辑将单指广义的逻辑，逻辑将成为人的整体思维的规律，逻辑学成为研究人的整体思维规律的科学。人类逻辑史也将不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而是从中国《周易》的“天人合一”思想和思维方式开始。在对称逻辑学的范式中，中国古代文化不是缺乏逻辑，而是人类逻辑学的真正源头。有时人们还用“逻辑”来引申指代客观规律。当人们用“逻辑”来引申指代客观规律时，实际上是不自觉地揭示了主观逻辑——科学规律与客观逻辑——客观规律之间的对称关系，揭示了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既指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也指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是形成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的原因，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证明。
因此，无论是逻辑的狭义、广义还是其引申义，“逻辑”都指的是规律。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与所属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了他的市场逻辑，新自由主义者所属的政治经济学范式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规律为自己的对象，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决定了他不可能在“规律”的意义上使用“逻辑”一词。从语义学的意义上，不在“规律”的意义上使用“逻辑”是“逻辑”的悖论，张维迎认为“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就是这样的悖论。
从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经济学的对象是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后面，是经济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经济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后面，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什么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换劳动，也就是张维迎的“你要先为别人创造价值，然后你才可以获得成功”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发展的基础，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人类作为“类”的发展的深层次规律；而剥削、掠夺、战争虽然是阶级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但只是人类的本质、人类社会的本质的异化。市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一的——客观规律，所以市场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
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对称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学是科学的经济学。迄今为止的市场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等于市场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科学的市场经济的理论经济学。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由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规律组成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对象是客观规律，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科学规律和语言组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也即逻辑体系。市场的逻辑，既可以指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可以指市场经济学的逻辑体系。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市场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发展的特殊经济规律的理论。市场经济学、经济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特殊、一般和普遍的关系，只要承认社会科学、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么市场经济学也就是一门科学，市场的逻辑、市场经济学的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否认了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也就否认了市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否认了市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也就否认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否认了社会科学是科学。
从市场经济客观规律与市场经济学科学规律的相互建构来看，市场的逻辑就是规律的逻辑。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是相互建构的过程，科学的方法论是相互建构的工具。实验与经验属于同等层次的范畴，它们都是形成科学规律的对象、过程、中介与途径，而它们本身都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诚然，借助现代技术手段，科学实验可以浓缩经验，并形成直观经验难以形成的各种数据，但本身却仍然属于经验的层面，而并非等同于科学理论。同时，数据化意味着分析，而分析如果不能上升到综合，则破坏了直观经验的完整性，把完整的直觉变成各种理性的抽象。如果把这各种抽象当作科学本身，就将形成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如果要把偏见上升到科学真理，必须综合，而综合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中国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是这种方法；本人首创的五维空间方法就是这种方法；作为五维空间方法核心的对称方法，就是这种方法。只有用对称方法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只有科学的经济学才能理解和把握市场的客观逻辑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而张维迎所属的奥地利学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的性质，把完整的市场经济进行肢解的抽象的、线性的思维方式，不可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市场的科学逻辑。由于方法论的缺陷，在他们那里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正好像他们认为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是必然的一样。要揭示市场经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形成市场经济学的科学逻辑，除了研究人类经济思想史、吸收其精华，还要观察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既观察其静态结构，又观察其动态发展；既观察其逻辑，又观察其历史；既观察其思想史，又考察其发展史。观察的过程，是从感性的具体上升到理性的抽象，又从理性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叙述的过程是从理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又从理性的抽象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这种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主观规律与客观规律的统一，是相互对称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对称、双向互动、协调发展，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与市场经济学的科学规律。
市场的逻辑是规律的逻辑说明：规律有两种：具体与抽象的。市场的逻辑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市场经济学的逻辑是纯粹的一般。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经济科学本质与经济客观本质的对称与相互建构说明，包含在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中的经济科学规律和经济科学本质，既不是约定的，也不是先验的。一方面，它们是主观的，另方面它们又是客观的反映。这个反映不是消极的、照镜子式的，而是创造、建构的过程。人的理性不在经济规律之外，而在经济规律之中，构成经济规律的环节，是经济规律中主体的要素之一。把人的理性看成在经济规律之外，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认为经济规律不可认识、经济发展不可预期、经济周期不可预测、市场只能自发运行，是经济学中的不可知论。
市场的逻辑是规律的逻辑说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学发展是有规律的。思辩之所以是实证的，是因为思辩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正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是经济学科学的立论依据。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使西方经济学家没有规律这个概念，只有“趋势”、“序列”这些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就是经济规律的经验主义表述。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发展没有因果规律性，只有事件的先后顺序，经济学就是对此顺序进行描述，并据此进行预测。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模型，没有指导意义是必然的。必然性是由偶然性组成的, 规律性是由主体性组成的。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辩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辩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没有规律、市场的逻辑不是科学的逻辑是必然的，但中国“主流经济学”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没有正确的指导意义也是必然的。
引文出处：
① 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7，P3
② ③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 P5 ，P57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用对策代替博弈
[ 2016/06/30 10:59 | by admin ]
2016/06/30 10:59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用对策代替博弈
产能过剩、结构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违背经济规律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经济主体必须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主体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就是对策；主体自发地、被动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就是博弈。主体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理论基础是对策论；主体自发地、被动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让市场自发调节的理论基础是博弈论。西方频发经济危机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必须用对策论代替博弈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用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
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
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还表现在：市场的逻辑是对策的逻辑。对策不等于博弈。西方经济学否认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所以才有不确定、信息不对称、非理性、有限理性，才有“囚徒困境”与博弈。张维迎：“博弈论，英文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 ①“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正是伴随着经济学对信息问题的重视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信息经济学是博弈论应用的一部分，或者说，信息经济学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②这说明，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系根据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作出，而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只能根据所掌握的有限信息来进行。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同对策论之间是不对称的，均衡理论不能解释制度、人的理性同经济客体的“均衡”，因为这个均衡不可能自发实现，只能通过对策来实现；通过对策实现的“均衡”，只能是主客体的对称。由于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这些危机是对这些经济学合法性的挑战。西方经济学的思维内容和对象、内容和形式、内容和方法的不对称，并由此不对称造成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理论和实际的不对称，并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在使“经济学”成为“显学”的同时也成为“虚学”、“泡沫学”，在所有社会经济科学中，西方经济学使自称“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脱离实际最严重，也最没有实践意义。“访谈人：为什么改革的实践与当初的设想有如此大的差距？张维迎：因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可能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设计这些游戏规则需要大量的有关技术和个人行为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总是分布于众多的个人参与其中，没有一个计划者可以获得设计制度所需要的足够多的信息，更不要说全部信息了。这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哈耶克所讲的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也是理解我们中国改革进程的关键。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改革设计者们作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的重要作用，而是说，任何人为设计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变革本身的演进逻辑。访谈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张维迎：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无论是以失败告终的改革还是那些成功实施的改革，都是多种势力或群体博弈的结果。社会中每个人都时刻在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者是否愿意改革已经想要怎样的改革，并不确定。接下来，不同级别和部门的官员是否真心拥护改革以及怎样去执行改革，又是一个问题。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与改革所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和歪曲改革，以至于改革的结果往往会偏离最初的目标。”③虽然张维迎在同一本书中宣称“牛津求学给我的启示是：要把一个观点变成理论，必须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④，但他在这里显示出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却是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张维迎在这里是用市场经济利益的多元性否认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否认市场经济的确定性，用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否认市场经济的有序性，用市场经济信息的不对称性否认市场经济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像他否认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一样，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多元主体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多发博弈的过程而排除政府对策的过程和对策的可能性，为其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实证经济学提供理论依据。
没有对称的方法，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就不能统一，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就不能统一，宇宙统一性原理就不能建立。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建立相对论，把时空、物质和力统一起来，靠的就是对称性原理。对称性原理决定着基本相互作用大统一理论的发展方向，并在弱电和强相互作用的统一中得到体现和证明。
宇宙是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宇宙在爆发与膨胀时，是无序的。但这个无序中包含着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质量和能量相互转化定律。一个地方的熵减少，无序度增加，就是另一个地方的熵增加，无序度减少。熵本身是有规律的，宇宙是有序的，有序通过无序表现出来，无序包含着有序。从微观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宏观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从短期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长期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是相对的，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基本粒子的世界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但从整体来看也是有序的、有规律可循的。
如果说，“任何人为设计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变革本身的演进逻辑”，那么“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也必须和宇宙发展的过程一致，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一致。
科学领域的革命必将带来思维方式的革命。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和相对论的思维方式不同，相对论的思维方式和牛顿力学的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的进步过程就是方法论的进步过程，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的进步过程。相对论的四度空间观对于牛顿力学的三度空间观来讲虽然是一种革命，但相对论和牛顿力学都认为世界是有序的，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则是有序与无序的统一。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与宇宙的本质是一致的。以人类为参照系，宇宙本身就是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宇宙在爆发与膨胀时，是无序的。但这个无序中包含着质量和能量相互转化定律。一个地方的熵增加，有序度降低，就是另一个地方的熵减少，有序度提高。熵本身是有规律的，宇宙是有序的，有序通过无序表现出来，无序包含着有序。从微观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宏观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从短期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长期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是相对的，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基本粒子的世界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但从整体来看也是有序的、有规律可循的。骰子结构是有序的，骰子轨迹是无序的，爱因斯坦 “我绝不相信上帝是在掷骰子”本意是否定量子力学中微观世界的无序运动、形容世界不可能是无序的，无意中却揭示了一条普遍真理----有序即在无序之中，世界是有序与无序的对称。自从量子力学产生以后，想离开不确定性来研究确定性，用线性思维方式来追求所谓“硬科学”，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不要讲经济学，就是物理学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硬科学”。量子力学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在量子力学看来，宇宙中许多不对称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称的。宇宙中对称是必然的，不对称是偶然的。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复杂系统。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社会复杂系统。没有主体性与规律性的对称，就没有社会。社会的有序就在无序之中，确定性就在不确定性之中，规律性就在主体性之中，经济运动的有序规律就是由无序的经济主体的活动组成，社会发展规律就是由不同利益、不同方向力的个人与集团“合力”的结果。根据量子力学与宇宙大爆炸理论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综合科学、哲学的发展成果，我们可以对宇宙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宇宙的发展，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有限到无限、从简单到复杂；人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无限到有限、从复杂到简单。这是一个对称的过程。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宇宙发展的组成部分，是自然和人的认识发展的中间环节。社会的发展介于上述对称的两极之间，本身也是一个对称的过程。市场经济就是民主与法制对称、公平与效率一致的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对称的经济形态。因此，所谓经济，就是对称经济；对称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资源的创造，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与生产效率的几何级数增长。经济体制改革要有从正确的观点上升出来的理论作指导，但从正确的观点上升出理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不是张维迎那样的西方经济学通行的还原论的线性思维方式，而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经济复杂系统方法是有序方法、双赢方法，是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的方法。对称经济学复杂系统方法就是用有序整合无序、用无序填补有序的方法，是经济系统与非系统相互转化、使非系统向系统、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转化的方法。只有通过复杂系统方法，才使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真正得到统一，才使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对称，使经济学不确定性得以扬弃。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的时代背景。这说明，虽然目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崇尚实证经济学、迄今实证经济学占主流、而规范经济学暂时还曲高和寡，但规范经济学取代实证经济学成为主流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主体理性的有限性向无限性转化，主客体的信息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客体因素由不确定向确定性转化，不是博弈的过程，而是对策的过程；对策不是通过建立模型一步到位的决策，而是在“正打歪着”、“歪打正着”的过程中，决策-反馈-控制-修正决策的循环反复、不断接近目标、最后实现目标的系统工程。在这里，“不确定性”的排除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总体上是相对的，但相对于特定参照系来讲是绝对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可以实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必将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对于这样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用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用牛顿力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的。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概念的形成、产生、从多义到一义、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对策”与“博弈”并不像张维迎讲的是一个概念：对策如下棋，博弈如打牌。前者信息是对称的，后者信息是不对称的。前者靠智慧来决策，后者靠信息来决策。因此“对策”与“博弈”表面相似然而有本质的区别，这本质区别的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发展过程和社会整体发展过程是对称的。博弈源于封闭，对策来自沟通。均衡是博弈的结果，对称是对策的成就——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主体的行为方式与之对称，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必须用对策代替博弈。对市场经济中不确定性、无序性的管理的本质是对称管理.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管理学通过对对策与博弈、对称与均衡等概念的分离与重新定位，使之内涵与时代的发展、新范式的要求相对称。在经济活动中，主体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还是博弈，构成了新旧经济模式、管理模式的本质区别。对策学还是博弈学，是新旧经济学范式、管理学范式的本质区别。它们体现了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区别。以人类社会为参照系，思维和存在的对称关系是宇宙基本的对称关系。“天人合一”即对称，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称关系。思维和存在是对称的，说明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世界是可知的。人不但可以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而且可以创造规律。人可以自觉地运用经济活动的对称规律，提出相应的对策，重新建构“自然——社会”统一系统的有序结构，使之符合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活动的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市场经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质是信息认识论问题；而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就要转信息认识论为信息控制论。用信息控制论来代替现在通行的信息认识论，用对策论代替博弈论，可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解决长久困惑西方经济学家的“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囚徒困境”、 “经济人”有限理性问题。如果说，商品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那么，具体的交易行为也一样：简单的商品交易是平面行为，复杂的市场交易是立体的、系统的、全息的过程。如果说，一只羊和一把斧头的交易，由于产品的信息量简单，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汽车（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并无本质不同）交易由于其产品的信息量大，其中“信息不对称”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如试用期、保质期、保修期）来回避。所以，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完全是用适合于商品交易的线性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来套到市场交易上面的结果；在这里与其说是信息不对称，不如说是思维方式、交易方式不对称；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是客观的，而是人为的，是由于人的思维方式局限性制造出来的问题。只要交易过程的思维方式与制度设计、交易方式是全息对称的，那么所谓“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迎刃而解。信息对称问题，本质上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全息同一问题。如果说，人认识宏观世界仅凭肉眼观察即可，那么，如果人要认识微观和宇观世界，实现人同微观和宇观世界的信息“对称”，就必须借助仪器，如显微镜、望远镜；同样，人如果要认识社会、认识复杂产品的信息，实现人（买家）同卖家信息的“对称”，就必须借助于“制度设计”。在这里，制度设计（包括各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以及种种产品保质保修的约定、合同等等）就是使人（买家）认识产品信息、实现主体同客体“信息对称”的工具。
主动发布
认识层面 不可能完全对称
被动观察
信息 主动
发布 对称
控制层面 被动
控制
信息控制论模型
只要市场信息停留在现象认识层面，不管对象是否主动提供信息，主体都只能是被动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信息对称；但如果深入到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与控制层面，那么对象的信息不管是否被动提供，都只能是对称的；虽然在整体上，也许这种对称只是相对的，但对于特定的实践目的来讲，这个对称是绝对的。因此，在信息经济学（包括信号理论）解决信息不对称是不可能的；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用控制经济学代替信息经济学，把信息经济学作为控制经济学的一个环节。信息经济学由于把信息的对称问题停留在信息层面，就信息谈信息，因而不但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还会助长信息不对称，造成劳动就业市场上假学历、假文凭泛滥，在商品市场虚假广告盛行，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要解决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走出信息看信息，在经济控制论领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信息经济学层面来看，信息不对称不仅源于对象现象和本质的不一致，而且源于主体的种种心理因素：西方经济学家卡尼曼的“参照点”、“偏好逆转”，“前景理论”、“阿莱悖论”（偏离期望效益理论）、“定位效益”、“小数法则”等，就是从不同角度来揭示人的作为主体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各种心理因素。这进一步证明：不确定性既可以发展在客体身上，也可以发展在主体身上；仅仅从信息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控制论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受控的实践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融合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蕴含了“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仅仅靠观察、展示、甚至实验来实现对称是不可能的。
张维迎：“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个精心策划的蓝图。回过头来看改革30年的历史，有两个显著的现象与改革初期人们的设想大不相同。第一,改革的过程远比当初设想的要长。……第二，改革的结果远非当初设想的。”⑤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经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后来的结果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是正常的，但不能由此得出“制度的变迁只能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的全称必然性判断的结论。实验经济学是从信息经济学向控制经济学转化、延伸的一个过渡环节。通过实验得出来的经济学结论，如果没有在实践中通过实践主体自觉的控制，不可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经济实验的可能性，是经济控制可能性的依据；经济控制的可能性，是经济实验可能性的完成。从经济实验到经济控制，实现了经济信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 。而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实验阶段，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化。这种通过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宏观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微观的劳动力市场与经理人市场，以及股票、债券、期货、借贷市场。市场经济的信息对称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于制度设计问题。科学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多种势力和群体”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掌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改革没有精心策划的蓝图为理由，甘愿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状态，只能造成积重难返、甚至不可收拾的后果。腐败蔓延、物价上涨、经济周期、不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指导经济的理论错误。如果说崇尚经验主义的西方国家，既产生不出科学的理性的经济学理论、又不愿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经济政策尚情有可原，那么一贯善长思辩的中华民族，居然也漠视经济活动的理论指导有点讲不过去。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相互融合、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的相互统一，就是经济学的双向运动。经济学的双向运动是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的理论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是经济学双向运动的实践证明。在这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运动中，实现对称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扬弃。这种经济学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双向运动需要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
正确的思维方式
正确的理论指导
意图（目的）
经济 主体 计划
实践 意向
客体：自然的经济过程
经济对策论模型Ⅰ
经济学范式决定改革的目标，改革的目标决定改革的方向，决定对改革的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新自由主义者对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是经济自由完全化程度，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其经济学理论范式是均衡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对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是经济自由充分化程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其经济学理论范式是对称经济学。对称和均衡的本质区别，由对策与博弈的本质区别造成。对策的目的是对称，博弈的结果是均衡。对称的途径和手段是对策，均衡的途径和手段是博弈。对称,是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均衡,是通过博弈来达到的对称。对称和均衡，有着不同的本质，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发展模式。均衡是消极的、自发的，是博弈的结果，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对称”;对称是积极的、自觉的，是对策的结果，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均衡”。均衡，核心是物和物、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对称，核心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博弈，不均衡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博弈经济学就是不对称经济学，不对称经济学就是不和谐经济学。对策，不均衡是相对的，均衡是绝对的。对策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就是和谐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控制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改革是要建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对称、生产力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系统。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理论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学系统。“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逻辑，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的浓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双向运动中形成。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二者可以统一起来，问题是需要一系列中间环节。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双向运动是：共性化和个性化。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经营一体化；个性化是创业工程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一般化、政府化越强，越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个性化、市场化越强，越有利于增强活力。在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防止过度投机，回避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把原来行政手段纳入市场化轨道的同时，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二者同时得到强化。
而西方经济学中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之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是由于它们都是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所以它们都不符合市场经济学的实际情况，只是以传统逻辑为思维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同一个思想体系的“悖论”。虽然它们相互对立，但都是社会某个经济现象的抽象，因而都有合理的因素；但在整体上，它们都是错误的。西方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同这些理论的交替性片面引导有很大关联。片面的理论指导片面的实践；它们的要害，是同所“指导”的实践之间的不对称。
知识运营的总体结构和程序
知识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 宏观经济
知识运营 经济控制论
创新体系 微观经济
创业工程
经济对策论模型Ⅱ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宏观结构和程序
知识运营（宏观）
法制
大政方针
为辅 财政政策 为主
货币政策
理性预期
创新 知识运营（微观）
创造 资本运营
创业 资产运营
产品运营
经济对策论模型Ⅲ
张维迎：“从古到今，理大于法扎根于每个人的基本意识中。日常生活中，人们最鄙视的是不讲理的人，而不是不守法的人。比如说，我们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而不说‘有法走遍天下，无法寸步难行’。”（2013. 8.23 经济观察报）问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理，“存天理灭人欲”也是理，前者理和欲是统一的，后者理和欲是对立的，不知张维迎的“理”指哪一个？实际上，这两个理是不同层次的理。由于理有不同层次，理和法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在现实上理要靠法来体现，经济活动的对策首先是基于法而不是理，“有理走遍天下”通过“有法走遍天下”来体现，是否有理最终还是要由法律来裁定，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能讲得清吗？“有理走遍天下”中的“理”是理和法的统称，张维迎在这里是偷换概念。理和法是统一的，把理和法对立起来或抽象地说理大于法鼓吹“合理不合法”是新自由主义者博弈论、完全竞争理论与丛林法则的理论依据。
理和法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建立在对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基础上。西方博弈论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是由于西方博弈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不对称的宇宙观。不对称的宇宙观：世界不可知，信息不对称，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人不能够把握经济规律，经商活动无异于一种赌博，风险（包括法律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以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经济学、管理学就了博弈学。虽然在他们的经济学词汇中，也有“对策”的字眼，但从概念的意义上，他们的“对策”仍然属于博弈的范畴。作为博弈，可以“合理不合法”；作为对策，只能既合理又合法。不可否认，由于处于新旧体制转轨、人的高涨的主体性和旧体制的冲突磨合、理和法的重新整合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法规政策是有出现相对滞后调整的情况，乃至出现大量所谓“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现象，这是经济转轨时期我国政府宏观调控不成熟的表现，但不能由此否定法和理的内在统一、否定宏观调控的客观基础和内在规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讲投机是合理不合法，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来讲投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张维迎：“我是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这次危机发生的原因，凯恩斯主义会导致什么后果，所以才明确提出‘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是让市场自身去走出危机’，政府的干预会带来一些问题。那时候房价一掉价，政府就马上开始托市，我当时就讲得很清楚了，政府托市不是一个好得选择。结果呢？政府托完市几个月后，又开始压市。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经济政策，大家整天在猜，政府下一个政策会是什么。这个是非常不好的。”⑥“现在的好多宏观调控，就像一个新手开车，猛踩油门猛刹车，结果就是坐在车上的人疯疯癫癫，不停摇晃，恶心、呕吐的现象就会出现。经济决策怎么转向更科学，非常重要。”⑦张维迎在这里是把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混为一谈。属于控制经济学范畴的政府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不是凯恩斯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府“干预”。“干预”按下葫芦浮起瓢是必然的，属于“干预”范畴的政策多变是必然的，但真正的宏观调控——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与产业结构调整可以达到避免经济周期波动、经济稳定发展的预期目的。把政府“干预”的消极作用算到宏观调控头上，由此否认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是博弈论方法论的偏见。宏观调控属于对策，政府“干预”只能算博弈。“干预”把政府降格为微观经济主体，我们需要的是政府作为宏观经济主体的宏观调控，不需要政府“干预”。当我们看到“干预”的消极作用时，我们要做的是把政府“干预”上升为真正的宏观调控，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而不是取消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属于对策范畴，对策的目标是经济对称；“干预”属于博弈范畴，博弈的目标是经济均衡。博弈出来的均衡只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厂家与消费者的均衡、物和物的均衡，而非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均衡”——对称。博弈的指向是横向的,停留在物与物——供给与消费的关系中作文章。无论是非合作博弈还是合作博弈、传统博弈还是进化博弈，都只是作为资源配置、交易过程的手段，而不能作为经济主体活动的主线。对策的指向是人对自然、主体对客体、宏观对微观，是纵向的，不仅是交易的手段而且首先是生产再生产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到政府和民间、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和谐合作、双赢合作、诚信合作，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对称经济学中，提高政府信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和微观经济活力，发展生产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所以，博弈论是舍本求末，对策论是从本到末。在对策论看来，不但宏观经济活动，而且微观经济活动都可以实现“均衡”——关键是通过对策，而不是通过博弈。博弈论经济学把物和物的对称关系看成基本对称关系,甚至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纳入客体和客体的对称(“均衡”)的范畴,是把人物化,贯彻的是客体性原则。对策论贯彻的是主体性原则，则是把物人化，认为主客体关系以人为主导；以人为主导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一切对称关系是其展开和具体化。对称不仅仅是微观经济过程的“均衡”，而且是经济形态的增长方式、运作模式、经营模式、发展模式、系统功能的对称。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宏观调控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对策论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发展观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只有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政府宏观调控才是真正的宏观调控。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对称，是一个从主观到客观、从经济主体到经济客体、从宏观经济主体到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过程，是通过主观整合客观、经济主体整合经济客体的立体动态系统，体现了主客体的相互转化原理。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两个基本要素，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对称关系，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是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包括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是否对称协调有序，将决定经济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属于控制经济学范畴的政府宏观调控、科学决策必须建立在对策论的基础上，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政府决策无法做到科学化而形成真正的宏观调控，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无法理解真正的宏观调控，无法理解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的本质区别，他们总是在反对政府干预的消极作用的同时反对真正的宏观调控。经济规律是合力的结果。在合力结构中，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宏观经济是微观经济的主导，政府调控是市场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人的理性预期作为可控的因素，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下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不等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经济主体包括政府主体的自觉能动性，能够对控制经济波动起决定作用。人的主体性，通过知识运营体现出来；政府宏观调控属于知识运营的一个环节。知识创新、科学发展、技术开发等知识运营的其他环节，都要靠政府推动、搭建平台，才有可能取得政策、制度与金融保证。通过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使知识运营的各个环节、要素综合发挥作用，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
理论基础
战略规划
决策过程
宏观调控的系统性 具体计划 知识运营
实施方案
运行机制
执行过程
经济发展
经济对策论模型Ⅳ
企业管理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
依法经营
诚信经营
不确定经营环境中的确定性经营： 品牌经营
创新经营
双赢经营
经济对策论模型Ⅴ
韦纳•海森堡（1901 —1976）德国理论物理和原子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立者，他对物理学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矩阵力学），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又称“不确定性原理”）和S矩阵理论等。 “测不准原理”：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或方位角与动量矩，还有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主体和客体不可分｡空间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不可分,这种不可分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不是康德所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消极层面意义上,而是空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世界本来就是你所看到的，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不是认识世界的障碍，而是世界的本来面貌；追究离开主体的客体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观察者视觉的稳定性、一致性，思考者逻辑的自洽性。不要说社会科学，即使自然科学都不可能有纯粹的、离开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只有观测、实验、推理同时成为认识和检验真理的手段和标准,才能认识和把握不确定的世界｡因此检验真理的事实标准、逻辑标准、价值标准是统一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是统一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自觉性与规律性是统一的，经济自由与宏观调控是统一的。
张维迎：“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否有长远的价值，因为你所有的名声，就取决于你的思想是不是经得起考验。”⑧“我现在充满了乐观。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我的观点。……思想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竞争，不是说几年，甚至不是说几十年，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⑨张维迎的新自由主义本来就不是他的原创理论，他的中国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的改革路径没有以“他的思想”、“我的观点”的资格参与思想的竞争。作为经济学家必须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基础理论，作为经济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理论。由于张维迎没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理论，“他的思想”在理论层面都是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张维迎“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还有点勉为其难，更谈不上经济学家。张维迎：“中国经济学家应该站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肩膀上研究中国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造就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学家”。 ⑩问题是我们看到的张维迎只是靠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肩膀上而不是站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肩膀上。作为张维迎所倚靠、所引经据典的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属于平面的西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在立体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过时，在金融危机中已被证伪，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历史。幻想已经成为过去式的理论会因为张维迎对着中国改革的窗口大喊几遍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说明张维迎缺乏历史感，也缺乏逻辑和历史相统一这一真正的经济学研究必备的思维方式的训练。当今时代“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11）是正确的，但当今时代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绝对不是把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对立起来、把市场的逻辑看成平面的逻辑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市场的逻辑就是平等的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自觉平等的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逻辑靠科学的制度设计、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切实的法制保障来实现。其中虽然人的主体因素起主导作用，然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市场的平等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企业经营模式就是社会发展模式, 对称经济学也就是对称管理学。只有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统一的范式中，才能理解对称，才能扬弃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对立。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与科学的逻辑是对立的论断，源于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的对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离。我们只能从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和《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中看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偏见和张维迎的私有化情结，看不到任何市场的真正逻辑，也看不到中国改革的正确路径。
引文出处
①②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P002， P006.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7，P76，P220，P236，P24，P256，p312.
（11）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P2.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产能过剩、结构失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经济规律是不能违背的，违背经济规律是要受到惩罚的。所以经济主体必须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主体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就是对策；主体自发地、被动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就是博弈。主体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理论基础是对策论；主体自发地、被动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让市场自发调节的理论基础是博弈论。西方频发经济危机和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必须用对策论代替博弈论作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用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
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
市场的逻辑是科学的逻辑还表现在：市场的逻辑是对策的逻辑。对策不等于博弈。西方经济学否认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所以才有不确定、信息不对称、非理性、有限理性，才有“囚徒困境”与博弈。张维迎：“博弈论，英文为game theory,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的，……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 ①“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博弈论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正是伴随着经济学对信息问题的重视而来的。从某种意义上，信息经济学是博弈论应用的一部分，或者说，信息经济学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论。”②这说明，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建立在对称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基础上的对策系根据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作出，而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博弈只能根据所掌握的有限信息来进行。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理论同对策论之间是不对称的，均衡理论不能解释制度、人的理性同经济客体的“均衡”，因为这个均衡不可能自发实现，只能通过对策来实现；通过对策实现的“均衡”，只能是主客体的对称。由于西方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这些危机是对这些经济学合法性的挑战。西方经济学的思维内容和对象、内容和形式、内容和方法的不对称，并由此不对称造成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理论和实际的不对称，并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不对称。西方经济学在使“经济学”成为“显学”的同时也成为“虚学”、“泡沫学”，在所有社会经济科学中，西方经济学使自称“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脱离实际最严重，也最没有实践意义。“访谈人：为什么改革的实践与当初的设想有如此大的差距？张维迎：因为制度的变迁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可能是人为设计的结果。制度是社会的游戏规则，设计这些游戏规则需要大量的有关技术和个人行为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总是分布于众多的个人参与其中，没有一个计划者可以获得设计制度所需要的足够多的信息，更不要说全部信息了。这正是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哈耶克所讲的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也是理解我们中国改革进程的关键。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改革设计者们作为改革的第一推动力的重要作用，而是说，任何人为设计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变革本身的演进逻辑。访谈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改革是一个‘歪打正着’的过程。张维迎：是一个多方博弈的过程，无论是以失败告终的改革还是那些成功实施的改革，都是多种势力或群体博弈的结果。社会中每个人都时刻在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掌握最高权力的领导者是否愿意改革已经想要怎样的改革，并不确定。接下来，不同级别和部门的官员是否真心拥护改革以及怎样去执行改革，又是一个问题。在现实中，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与改革所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他们常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操纵和歪曲改革，以至于改革的结果往往会偏离最初的目标。”③虽然张维迎在同一本书中宣称“牛津求学给我的启示是：要把一个观点变成理论，必须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④，但他在这里显示出来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却是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这样的思维方式已经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张维迎在这里是用市场经济利益的多元性否认市场经济的规律性，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否认市场经济的确定性，用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否认市场经济的有序性，用市场经济信息的不对称性否认市场经济信息的对称性，从而像他否认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一样，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认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多元主体在信息非对称条件下多发博弈的过程而排除政府对策的过程和对策的可能性，为其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实证经济学提供理论依据。
没有对称的方法，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就不能统一，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就不能统一，宇宙统一性原理就不能建立。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建立相对论，把时空、物质和力统一起来，靠的就是对称性原理。对称性原理决定着基本相互作用大统一理论的发展方向，并在弱电和强相互作用的统一中得到体现和证明。
宇宙是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宇宙在爆发与膨胀时，是无序的。但这个无序中包含着质量守恒定律、能量守恒定律、质量和能量相互转化定律。一个地方的熵减少，无序度增加，就是另一个地方的熵增加，无序度减少。熵本身是有规律的，宇宙是有序的，有序通过无序表现出来，无序包含着有序。从微观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宏观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从短期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长期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是相对的，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基本粒子的世界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但从整体来看也是有序的、有规律可循的。
如果说，“任何人为设计的改革方案，都不可能超越制度变革本身的演进逻辑”，那么“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也必须和宇宙发展的过程一致，和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一致。
科学领域的革命必将带来思维方式的革命。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和相对论的思维方式不同，相对论的思维方式和牛顿力学的思维方式不同，思维方式的进步过程就是方法论的进步过程，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的进步过程。相对论的四度空间观对于牛顿力学的三度空间观来讲虽然是一种革命，但相对论和牛顿力学都认为世界是有序的，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则是有序与无序的统一。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与宇宙的本质是一致的。以人类为参照系，宇宙本身就是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统一。宇宙在爆发与膨胀时，是无序的。但这个无序中包含着质量和能量相互转化定律。一个地方的熵增加，有序度降低，就是另一个地方的熵减少，有序度提高。熵本身是有规律的，宇宙是有序的，有序通过无序表现出来，无序包含着有序。从微观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宏观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从短期来看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从长期来看是有序的、确定的。微观与宏观的区分是相对的，有序与无序、确定与不确定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基本粒子的世界表面上看起来是无序的、不确定的，但从整体来看也是有序的、有规律可循的。骰子结构是有序的，骰子轨迹是无序的，爱因斯坦 “我绝不相信上帝是在掷骰子”本意是否定量子力学中微观世界的无序运动、形容世界不可能是无序的，无意中却揭示了一条普遍真理----有序即在无序之中，世界是有序与无序的对称。自从量子力学产生以后，想离开不确定性来研究确定性，用线性思维方式来追求所谓“硬科学”，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不要讲经济学，就是物理学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硬科学”。量子力学证明: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在量子力学看来，宇宙中许多不对称的东西实际上是对称的。宇宙中对称是必然的，不对称是偶然的。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复杂系统。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社会复杂系统。没有主体性与规律性的对称，就没有社会。社会的有序就在无序之中，确定性就在不确定性之中，规律性就在主体性之中，经济运动的有序规律就是由无序的经济主体的活动组成，社会发展规律就是由不同利益、不同方向力的个人与集团“合力”的结果。根据量子力学与宇宙大爆炸理论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综合科学、哲学的发展成果，我们可以对宇宙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方法的发展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宇宙的发展，是从本质到现象、从有限到无限、从简单到复杂；人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从无限到有限、从复杂到简单。这是一个对称的过程。社会的发展是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宇宙发展的组成部分，是自然和人的认识发展的中间环节。社会的发展介于上述对称的两极之间，本身也是一个对称的过程。市场经济就是民主与法制对称、公平与效率一致的经济。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在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对称的经济形态。因此，所谓经济，就是对称经济；对称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资源的创造，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与生产效率的几何级数增长。经济体制改革要有从正确的观点上升出来的理论作指导，但从正确的观点上升出理论的“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不是张维迎那样的西方经济学通行的还原论的线性思维方式，而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经济复杂系统方法是有序方法、双赢方法，是结构出效益、结构产生生产力的方法。对称经济学复杂系统方法就是用有序整合无序、用无序填补有序的方法，是经济系统与非系统相互转化、使非系统向系统、低级系统向高级系统转化的方法。只有通过复杂系统方法，才使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真正得到统一，才使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对称，使经济学不确定性得以扬弃。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的时代背景。这说明，虽然目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仍然崇尚实证经济学、迄今实证经济学占主流、而规范经济学暂时还曲高和寡，但规范经济学取代实证经济学成为主流将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主体理性的有限性向无限性转化，主客体的信息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客体因素由不确定向确定性转化，不是博弈的过程，而是对策的过程；对策不是通过建立模型一步到位的决策，而是在“正打歪着”、“歪打正着”的过程中，决策-反馈-控制-修正决策的循环反复、不断接近目标、最后实现目标的系统工程。在这里，“不确定性”的排除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总体上是相对的，但相对于特定参照系来讲是绝对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目标可以实现，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必将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对于这样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只有用量子力学的思维方式才能把握，用牛顿力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是无法理解的。
科学发展史告诉我们，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概念的形成、产生、从多义到一义、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对策”与“博弈”并不像张维迎讲的是一个概念：对策如下棋，博弈如打牌。前者信息是对称的，后者信息是不对称的。前者靠智慧来决策，后者靠信息来决策。因此“对策”与“博弈”表面相似然而有本质的区别，这本质区别的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社会科学的概念发展过程和社会整体发展过程是对称的。博弈源于封闭，对策来自沟通。均衡是博弈的结果，对称是对策的成就——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主体的行为方式与之对称，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必须用对策代替博弈。对市场经济中不确定性、无序性的管理的本质是对称管理.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管理学通过对对策与博弈、对称与均衡等概念的分离与重新定位，使之内涵与时代的发展、新范式的要求相对称。在经济活动中，主体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还是博弈，构成了新旧经济模式、管理模式的本质区别。对策学还是博弈学，是新旧经济学范式、管理学范式的本质区别。它们体现了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区别。以人类社会为参照系，思维和存在的对称关系是宇宙基本的对称关系。“天人合一”即对称，是思维与存在的对称关系。思维和存在是对称的，说明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世界是可知的。人不但可以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而且可以创造规律。人可以自觉地运用经济活动的对称规律，提出相应的对策，重新建构“自然——社会”统一系统的有序结构，使之符合人类社会和谐发展、市场经济有序发展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活动的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市场经济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质是信息认识论问题；而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就要转信息认识论为信息控制论。用信息控制论来代替现在通行的信息认识论，用对策论代替博弈论，可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解决长久困惑西方经济学家的“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囚徒困境”、 “经济人”有限理性问题。如果说，商品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那么，具体的交易行为也一样：简单的商品交易是平面行为，复杂的市场交易是立体的、系统的、全息的过程。如果说，一只羊和一把斧头的交易，由于产品的信息量简单，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那么，汽车（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并无本质不同）交易由于其产品的信息量大，其中“信息不对称”完全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如试用期、保质期、保修期）来回避。所以，所谓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完全是用适合于商品交易的线性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来套到市场交易上面的结果；在这里与其说是信息不对称，不如说是思维方式、交易方式不对称；也就是说，“信息不对称”问题不是客观的，而是人为的，是由于人的思维方式局限性制造出来的问题。只要交易过程的思维方式与制度设计、交易方式是全息对称的，那么所谓“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迎刃而解。信息对称问题，本质上是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全息同一问题。如果说，人认识宏观世界仅凭肉眼观察即可，那么，如果人要认识微观和宇观世界，实现人同微观和宇观世界的信息“对称”，就必须借助仪器，如显微镜、望远镜；同样，人如果要认识社会、认识复杂产品的信息，实现人（买家）同卖家信息的“对称”，就必须借助于“制度设计”。在这里，制度设计（包括各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以及种种产品保质保修的约定、合同等等）就是使人（买家）认识产品信息、实现主体同客体“信息对称”的工具。
主动发布
认识层面 不可能完全对称
被动观察
信息 主动
发布 对称
控制层面 被动
控制
信息控制论模型
只要市场信息停留在现象认识层面，不管对象是否主动提供信息，主体都只能是被动接受，在这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做到信息对称；但如果深入到本质与规律的认识与控制层面，那么对象的信息不管是否被动提供，都只能是对称的；虽然在整体上，也许这种对称只是相对的，但对于特定的实践目的来讲，这个对称是绝对的。因此，在信息经济学（包括信号理论）解决信息不对称是不可能的；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用控制经济学代替信息经济学，把信息经济学作为控制经济学的一个环节。信息经济学由于把信息的对称问题停留在信息层面，就信息谈信息，因而不但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且还会助长信息不对称，造成劳动就业市场上假学历、假文凭泛滥，在商品市场虚假广告盛行，成为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要解决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走出信息看信息，在经济控制论领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信息经济学层面来看，信息不对称不仅源于对象现象和本质的不一致，而且源于主体的种种心理因素：西方经济学家卡尼曼的“参照点”、“偏好逆转”，“前景理论”、“阿莱悖论”（偏离期望效益理论）、“定位效益”、“小数法则”等，就是从不同角度来揭示人的作为主体产生信息不对称的各种心理因素。这进一步证明：不确定性既可以发展在客体身上，也可以发展在主体身上；仅仅从信息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控制论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受控的实践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融合过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蕴含了“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在这个过程中，仅仅靠观察、展示、甚至实验来实现对称是不可能的。
张维迎：“中国的改革没有一个连续不变的目标，更没有一个精心策划的蓝图。回过头来看改革30年的历史，有两个显著的现象与改革初期人们的设想大不相同。第一,改革的过程远比当初设想的要长。……第二，改革的结果远非当初设想的。”⑤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经过“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后来的结果和原来的设想不一样是正常的，但不能由此得出“制度的变迁只能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的全称必然性判断的结论。实验经济学是从信息经济学向控制经济学转化、延伸的一个过渡环节。通过实验得出来的经济学结论，如果没有在实践中通过实践主体自觉的控制，不可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经济实验的可能性，是经济控制可能性的依据；经济控制的可能性，是经济实验可能性的完成。从经济实验到经济控制，实现了经济信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 。而如果仅仅停留在经济实验阶段，不可能完成这个转化。这种通过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宏观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微观的劳动力市场与经理人市场，以及股票、债券、期货、借贷市场。市场经济的信息对称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于制度设计问题。科学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多种势力和群体”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掌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改革没有精心策划的蓝图为理由，甘愿停留在摸着石头过河状态，只能造成积重难返、甚至不可收拾的后果。腐败蔓延、物价上涨、经济周期、不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指导经济的理论错误。如果说崇尚经验主义的西方国家，既产生不出科学的理性的经济学理论、又不愿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经济政策尚情有可原，那么一贯善长思辩的中华民族，居然也漠视经济活动的理论指导有点讲不过去。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相互融合、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的相互统一，就是经济学的双向运动。经济学的双向运动是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的理论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双向运动是经济学双向运动的实践证明。在这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运动中，实现对称经济学对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扬弃。这种经济学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双向运动需要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
正确的思维方式
正确的理论指导
意图（目的）
经济 主体 计划
实践 意向
客体：自然的经济过程
经济对策论模型Ⅰ
经济学范式决定改革的目标，改革的目标决定改革的方向，决定对改革的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新自由主义者对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是经济自由完全化程度，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其经济学理论范式是均衡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对改革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是经济自由充分化程度，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其经济学理论范式是对称经济学。对称和均衡的本质区别，由对策与博弈的本质区别造成。对策的目的是对称，博弈的结果是均衡。对称的途径和手段是对策，均衡的途径和手段是博弈。对称,是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均衡,是通过博弈来达到的对称。对称和均衡，有着不同的本质，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发展模式。均衡是消极的、自发的，是博弈的结果，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对称”;对称是积极的、自觉的，是对策的结果，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均衡”。均衡，核心是物和物、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对称，核心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博弈，不均衡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博弈经济学就是不对称经济学，不对称经济学就是不和谐经济学。对策，不均衡是相对的，均衡是绝对的。对策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就是和谐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控制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改革是要建立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对称、生产力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系统。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理论功能最佳发挥的经济学系统。“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逻辑，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的浓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相互对称的历史，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双向运动中形成。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宏观调控与民间调节二者可以统一起来，问题是需要一系列中间环节。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双向运动是：共性化和个性化。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企业国际化、经营一体化；个性化是创业工程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一般化、政府化越强，越有利于政府宏观调控。个性化、市场化越强，越有利于增强活力。在增强企业活力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防止过度投机，回避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把原来行政手段纳入市场化轨道的同时，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二者同时得到强化。
而西方经济学中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自由主义之所以谁也说服不了谁，是由于它们都是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所以它们都不符合市场经济学的实际情况，只是以传统逻辑为思维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同一个思想体系的“悖论”。虽然它们相互对立，但都是社会某个经济现象的抽象，因而都有合理的因素；但在整体上，它们都是错误的。西方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同这些理论的交替性片面引导有很大关联。片面的理论指导片面的实践；它们的要害，是同所“指导”的实践之间的不对称。
知识运营的总体结构和程序
知识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 宏观经济
知识运营 经济控制论
创新体系 微观经济
创业工程
经济对策论模型Ⅱ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宏观结构和程序
知识运营（宏观）
法制
大政方针
为辅 财政政策 为主
货币政策
理性预期
创新 知识运营（微观）
创造 资本运营
创业 资产运营
产品运营
经济对策论模型Ⅲ
张维迎：“从古到今，理大于法扎根于每个人的基本意识中。日常生活中，人们最鄙视的是不讲理的人，而不是不守法的人。比如说，我们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而不说‘有法走遍天下，无法寸步难行’。”（2013. 8.23 经济观察报）问题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理，“存天理灭人欲”也是理，前者理和欲是统一的，后者理和欲是对立的，不知张维迎的“理”指哪一个？实际上，这两个理是不同层次的理。由于理有不同层次，理和法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在现实上理要靠法来体现，经济活动的对策首先是基于法而不是理，“有理走遍天下”通过“有法走遍天下”来体现，是否有理最终还是要由法律来裁定，否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谁有理能讲得清吗？“有理走遍天下”中的“理”是理和法的统称，张维迎在这里是偷换概念。理和法是统一的，把理和法对立起来或抽象地说理大于法鼓吹“合理不合法”是新自由主义者博弈论、完全竞争理论与丛林法则的理论依据。
理和法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建立在对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基础上。西方博弈论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科学的范式，是由于西方博弈论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不对称的宇宙观。不对称的宇宙观：世界不可知，信息不对称，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人不能够把握经济规律，经商活动无异于一种赌博，风险（包括法律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以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经济学、管理学就了博弈学。虽然在他们的经济学词汇中，也有“对策”的字眼，但从概念的意义上，他们的“对策”仍然属于博弈的范畴。作为博弈，可以“合理不合法”；作为对策，只能既合理又合法。不可否认，由于处于新旧体制转轨、人的高涨的主体性和旧体制的冲突磨合、理和法的重新整合时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法律法规政策是有出现相对滞后调整的情况，乃至出现大量所谓“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现象，这是经济转轨时期我国政府宏观调控不成熟的表现，但不能由此否定法和理的内在统一、否定宏观调控的客观基础和内在规律。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讲投机是合理不合法，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来讲投机既不合理也不合法。张维迎：“我是比较细致地分析了这次危机发生的原因，凯恩斯主义会导致什么后果，所以才明确提出‘解决危机的最好办法是让市场自身去走出危机’，政府的干预会带来一些问题。那时候房价一掉价，政府就马上开始托市，我当时就讲得很清楚了，政府托市不是一个好得选择。结果呢？政府托完市几个月后，又开始压市。其实你看我们现在的经济政策，大家整天在猜，政府下一个政策会是什么。这个是非常不好的。”⑥“现在的好多宏观调控，就像一个新手开车，猛踩油门猛刹车，结果就是坐在车上的人疯疯癫癫，不停摇晃，恶心、呕吐的现象就会出现。经济决策怎么转向更科学，非常重要。”⑦张维迎在这里是把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混为一谈。属于控制经济学范畴的政府宏观调控是系统工程，不是凯恩斯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府“干预”。“干预”按下葫芦浮起瓢是必然的，属于“干预”范畴的政策多变是必然的，但真正的宏观调控——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与产业结构调整可以达到避免经济周期波动、经济稳定发展的预期目的。把政府“干预”的消极作用算到宏观调控头上，由此否认宏观调控的积极作用是博弈论方法论的偏见。宏观调控属于对策，政府“干预”只能算博弈。“干预”把政府降格为微观经济主体，我们需要的是政府作为宏观经济主体的宏观调控，不需要政府“干预”。当我们看到“干预”的消极作用时，我们要做的是把政府“干预”上升为真正的宏观调控，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而不是取消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属于对策范畴，对策的目标是经济对称；“干预”属于博弈范畴，博弈的目标是经济均衡。博弈出来的均衡只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厂家与消费者的均衡、物和物的均衡，而非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均衡”——对称。博弈的指向是横向的,停留在物与物——供给与消费的关系中作文章。无论是非合作博弈还是合作博弈、传统博弈还是进化博弈，都只是作为资源配置、交易过程的手段，而不能作为经济主体活动的主线。对策的指向是人对自然、主体对客体、宏观对微观，是纵向的，不仅是交易的手段而且首先是生产再生产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到政府和民间、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和谐合作、双赢合作、诚信合作，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在对称经济学中，提高政府信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和微观经济活力，发展生产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所以，博弈论是舍本求末，对策论是从本到末。在对策论看来，不但宏观经济活动，而且微观经济活动都可以实现“均衡”——关键是通过对策，而不是通过博弈。博弈论经济学把物和物的对称关系看成基本对称关系,甚至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纳入客体和客体的对称(“均衡”)的范畴,是把人物化,贯彻的是客体性原则。对策论贯彻的是主体性原则，则是把物人化，认为主客体关系以人为主导；以人为主导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一切对称关系是其展开和具体化。对称不仅仅是微观经济过程的“均衡”，而且是经济形态的增长方式、运作模式、经营模式、发展模式、系统功能的对称。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宏观调控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对策论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发展观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观，只有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上的政府宏观调控才是真正的宏观调控。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对称，是一个从主观到客观、从经济主体到经济客体、从宏观经济主体到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上而下层层递进的过程，是通过主观整合客观、经济主体整合经济客体的立体动态系统，体现了主客体的相互转化原理。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是社会经济系统的两个基本要素，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对称关系，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是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包括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关系在内的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是否对称协调有序，将决定经济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属于控制经济学范畴的政府宏观调控、科学决策必须建立在对策论的基础上，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政府决策无法做到科学化而形成真正的宏观调控，建立在博弈论基础上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无法理解真正的宏观调控，无法理解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的本质区别，他们总是在反对政府干预的消极作用的同时反对真正的宏观调控。经济规律是合力的结果。在合力结构中，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宏观经济是微观经济的主导，政府调控是市场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人的理性预期作为可控的因素，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引导作用下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不等于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经济主体包括政府主体的自觉能动性，能够对控制经济波动起决定作用。人的主体性，通过知识运营体现出来；政府宏观调控属于知识运营的一个环节。知识创新、科学发展、技术开发等知识运营的其他环节，都要靠政府推动、搭建平台，才有可能取得政策、制度与金融保证。通过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使知识运营的各个环节、要素综合发挥作用，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必要前提。
宏观调控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
理论基础
战略规划
决策过程
宏观调控的系统性 具体计划 知识运营
实施方案
运行机制
执行过程
经济发展
经济对策论模型Ⅳ
企业管理中知识运营的微观机制和程序
依法经营
诚信经营
不确定经营环境中的确定性经营： 品牌经营
创新经营
双赢经营
经济对策论模型Ⅴ
韦纳•海森堡（1901 —1976）德国理论物理和原子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立者，他对物理学的主要贡献是给出了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矩阵力学），提出了“测不准原理”（又称“不确定性原理”）和S矩阵理论等。 “测不准原理”：一个微观粒子的某些物理量（如位置和动量，或方位角与动量矩，还有时间和能量等），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越确定，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越大。“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主体和客体不可分｡空间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不可分,这种不可分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不是康德所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消极层面意义上,而是空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世界本来就是你所看到的，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不是认识世界的障碍，而是世界的本来面貌；追究离开主体的客体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观察者视觉的稳定性、一致性，思考者逻辑的自洽性。不要说社会科学，即使自然科学都不可能有纯粹的、离开人的主观因素的研究。只有观测、实验、推理同时成为认识和检验真理的手段和标准,才能认识和把握不确定的世界｡因此检验真理的事实标准、逻辑标准、价值标准是统一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是统一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自觉性与规律性是统一的，经济自由与宏观调控是统一的。
张维迎：“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是否有长远的价值，因为你所有的名声，就取决于你的思想是不是经得起考验。”⑧“我现在充满了乐观。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同意我的观点。……思想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竞争，不是说几年，甚至不是说几十年，可能需要几百年的时间” ⑨张维迎的新自由主义本来就不是他的原创理论，他的中国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的改革路径没有以“他的思想”、“我的观点”的资格参与思想的竞争。作为经济学家必须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基础理论，作为经济学者应该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理论。由于张维迎没有自己的原创经济学理论，“他的思想”在理论层面都是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张维迎“作为一个真正的学者”还有点勉为其难，更谈不上经济学家。张维迎：“中国经济学家应该站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肩膀上研究中国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造就世界第一流的经济学家”。 ⑩问题是我们看到的张维迎只是靠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肩膀上而不是站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肩膀上。作为张维迎所倚靠、所引经据典的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属于平面的西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在立体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已经过时，在金融危机中已被证伪，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历史。幻想已经成为过去式的理论会因为张维迎对着中国改革的窗口大喊几遍就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说明张维迎缺乏历史感，也缺乏逻辑和历史相统一这一真正的经济学研究必备的思维方式的训练。当今时代“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11）是正确的，但当今时代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绝对不是把市场的逻辑和科学的逻辑对立起来、把市场的逻辑看成平面的逻辑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市场的逻辑就是平等的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就是自觉平等的逻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等逻辑靠科学的制度设计、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切实的法制保障来实现。其中虽然人的主体因素起主导作用，然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市场的平等逻辑就是科学的逻辑。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企业经营模式就是社会发展模式, 对称经济学也就是对称管理学。只有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与物质经济学相统一的范式中，才能理解对称，才能扬弃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的对立。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与科学的逻辑是对立的论断，源于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的对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分离。我们只能从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和《什么改变中国——中国改革的全景和路径》中看到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偏见和张维迎的私有化情结，看不到任何市场的真正逻辑，也看不到中国改革的正确路径。
引文出处
①②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4，P002， P006.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7，P76，P220，P236，P24，P256，p312.
（11）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7，P2.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