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四）（头版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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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07 11:12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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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四）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用时空相对论解“阿基里斯悖论” 阿基里斯（Ａｃｈｉｌｌｅｓ）是希腊神话中善跑的英雄。芝诺讲：阿基里斯在赛跑中不可能追上起步稍微领先于他的乌龟，因为当他要到达乌龟出发的那一点，乌龟又向前爬动了。阿基里斯和乌龟的距离可以无限地缩小，但永远追不上乌龟。
解悖：这个悖论割裂了运动时空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只看到运动时空间的连续性，没有看到运动时空间的非连续性。连续运动的物体——乌龟——在特定的时间必定要经过特定的空间，这个空间完全可以和连续运动的另一物体——阿基里斯——在特定的时间必定要经过的特定的空间重合，这个重合点就是阿基里斯追上乌龟的时空点。这个重合完全可以以阿基里斯超过乌龟的形式实现。这说明，阿基里斯可以追上乌龟。
同时，这个悖论是以阿基里斯不可能超过乌龟、只能跟在乌龟后面为立论前提，也就是以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为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立论前提，这是犯了把结论当预设前提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
这个悖论的语言表达式是：因为阿基里斯只能跟在乌龟后面追（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所以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这个悖论的表达式也是：因为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所以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即：因为A，所以A。循环论证。我们要追一个人的时候，要么从后面把他拉住，要么超过他，哪里有仅仅跟在他脚跟后面。问题是这个悖论这么明显的逻辑错误，几千年没有人能看出来，用什么集合论来论证阿基里斯能追上乌龟。如果阿基里斯只能跟在后面追这个前提能成立，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这个结论就是正确的。
用无限性和有限性、运动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解“二分法悖论”。 当一个物体行进一段距离到达Ｄ，它必须首先到达距离Ｄ的二分之一，然后是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以至可以无穷地划分下去。因此，这个物体永远也到达不了Ｄ。
解悖：这个悖论是通过割裂物质的无限性和有限性、运动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用物质的无限性否认有限性、运动的连续性否认非连续性，把不可能的结论当做不可能的前提，属于循环论证。
纸牌悖论 纸牌悖论就是纸牌的一面写着：“纸牌反面的句子是对的。”而另一面却写着：“纸牌反面的句子是错的。”那么到底哪句是正确的？
解悖：纸牌正反两面的表述是对立的，由于这对立的两种表述都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命题，所以只能说这个所谓的悖论实际上是自相矛盾，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制造这个悖论只不过是玩文字游戏。
秦赵之约 秦国与赵国订立条约：今后，秦国想做的，赵国帮助；赵国想做的，秦国帮助。不久，秦国兴师攻打魏国，赵国打算援救。秦王不高兴，差人对赵王说：秦国想做的，赵国帮助；赵国想做的，秦国帮助。秦国要打魏国，而赵国援救他们，这是违约。赵王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平原君，平原君向公孙龙请教。公孙龙回答：“赵王也可以派人对秦王说：赵国打算援救魏国，现在秦国却不帮助赵国，这也不合乎条约。”
解悖：法律上有“违约在先”一说，即合同一方已经违约的情况下，另一方违约不算违约。本悖论的产生源于没有把两个违约的行为和各自的时间对称，犯了不当类比的错误。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用时空相对论解“阿基里斯悖论” 阿基里斯（Ａｃｈｉｌｌｅｓ）是希腊神话中善跑的英雄。芝诺讲：阿基里斯在赛跑中不可能追上起步稍微领先于他的乌龟，因为当他要到达乌龟出发的那一点，乌龟又向前爬动了。阿基里斯和乌龟的距离可以无限地缩小，但永远追不上乌龟。
解悖：这个悖论割裂了运动时空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只看到运动时空间的连续性，没有看到运动时空间的非连续性。连续运动的物体——乌龟——在特定的时间必定要经过特定的空间，这个空间完全可以和连续运动的另一物体——阿基里斯——在特定的时间必定要经过的特定的空间重合，这个重合点就是阿基里斯追上乌龟的时空点。这个重合完全可以以阿基里斯超过乌龟的形式实现。这说明，阿基里斯可以追上乌龟。
同时，这个悖论是以阿基里斯不可能超过乌龟、只能跟在乌龟后面为立论前提，也就是以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为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的立论前提，这是犯了把结论当预设前提的逻辑错误——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
这个悖论的语言表达式是：因为阿基里斯只能跟在乌龟后面追（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所以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这个悖论的表达式也是：因为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所以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即：因为A，所以A。循环论证。我们要追一个人的时候，要么从后面把他拉住，要么超过他，哪里有仅仅跟在他脚跟后面。问题是这个悖论这么明显的逻辑错误，几千年没有人能看出来，用什么集合论来论证阿基里斯能追上乌龟。如果阿基里斯只能跟在后面追这个前提能成立，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乌龟这个结论就是正确的。
用无限性和有限性、运动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解“二分法悖论”。 当一个物体行进一段距离到达Ｄ，它必须首先到达距离Ｄ的二分之一，然后是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以至可以无穷地划分下去。因此，这个物体永远也到达不了Ｄ。
解悖：这个悖论是通过割裂物质的无限性和有限性、运动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用物质的无限性否认有限性、运动的连续性否认非连续性，把不可能的结论当做不可能的前提，属于循环论证。
纸牌悖论 纸牌悖论就是纸牌的一面写着：“纸牌反面的句子是对的。”而另一面却写着：“纸牌反面的句子是错的。”那么到底哪句是正确的？
解悖：纸牌正反两面的表述是对立的，由于这对立的两种表述都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命题，所以只能说这个所谓的悖论实际上是自相矛盾，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制造这个悖论只不过是玩文字游戏。
秦赵之约 秦国与赵国订立条约：今后，秦国想做的，赵国帮助；赵国想做的，秦国帮助。不久，秦国兴师攻打魏国，赵国打算援救。秦王不高兴，差人对赵王说：秦国想做的，赵国帮助；赵国想做的，秦国帮助。秦国要打魏国，而赵国援救他们，这是违约。赵王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平原君，平原君向公孙龙请教。公孙龙回答：“赵王也可以派人对秦王说：赵国打算援救魏国，现在秦国却不帮助赵国，这也不合乎条约。”
解悖：法律上有“违约在先”一说，即合同一方已经违约的情况下，另一方违约不算违约。本悖论的产生源于没有把两个违约的行为和各自的时间对称，犯了不当类比的错误。
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五）（头版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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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五）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外祖母悖论： 英国科学家霍金设想人有可能乘坐时速超过光速的宇宙飞船——“时间机器”通过时间隧道回到过去，甚至回到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因此人有可能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人如果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外祖母就不可能生这个人的母亲，这个人也就不可能出世； 现在这个人不但出世了，而且还杀死了他的外祖母。这就产生了悖论。这个悖论的抽象公式：不可能=现实。解决“外祖母悖论”，物理界产生了平等历史(也叫平行宇宙)的说法。
解悖：这个悖论犯了“用错误前提推出正确结论”的逻辑错误。产生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是“人有可能乘坐时间机器通过时间隧道回到过去，甚至回到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这个前提不成立。时间本身是不可逆的，人不管怎样都是不可能回到过去的，人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解开这个悖论的公式：不可能=不可能。
这个悖论的逻辑错误根源于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把宇宙惯性系本身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而强加给宇宙惯性系，得出错误的结论。即使人可以乘坐时速超过光速的“时间机器”通过“时间隧道” 进行超越光速的时间旅行，人也只能看到死去的亲人生前活动的光影，不可能与死去的亲人见面并和死去的亲人对话，就像人可以通过录像看过去发生的事情不等于回到过去一样。人不可能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就像人不可能改变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指的就是时间是不可倒流的。不能把追光和时间倒流混为一谈。霍金之所以把“追光”和“时间倒流”混为一谈，是因为他和爱因斯坦一样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这两个不同概念。参照系——“人可以追光”只能是相对于人而言，因而具有主观的特征；而惯性系“时间不可倒流”是客观存在的。参照系与参照系对称，惯性系与惯性系对称。同时性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在不同的惯性系之间可以绝对存在。参照系与惯性系之间是否对称，必须放在主客体相统一的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考察。整个宇宙是一个惯性系，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霍金的时间机器理论把参照系与惯性系混为一谈，把自己回到过去的意志通过所谓的“时间机器”与“时间隧道”的设想强加到宇宙头上，违背了对称性的原理，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夸大为对宇宙整体和本质的认识。主客体间的不对称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孪生子佯谬 这是一个与相对论有关的悖论。
爱因斯坦的成就之一，就是引进了一个定律，用C表示恒定的真空光速，把它纳入自然常数之列，作为不可达到的最高临界速度。根据光速恒定，引出了相对论的两个著名的“佯谬”，它们曾经被人嘲讽为相对论的“荒诞无稽”的结论。
“孪生兄弟佯谬”是指以快速运动为参考系的钟，比静止参考系中的钟走得慢。根据这一结论，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一个乘飞船按接近光速的速度在太空旅行的人，当他返回地球的时候，就会比生活在地球上的孪生兄弟年轻。因为他的生物钟，比留在地球上的人要慢。尽管目前的宇宙飞船还远远达不到接近光速的速度。
在1905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确立以前，牛顿定律是速度远远小于光速条件下的定律，机械自然观统驭着人们的空间想象，因此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爱因斯坦关于时间相对论化的概念是崭新的，它取缔了牛顿“绝对时间”的概念，使“绝对运动”概念也失去了立足之地。
这个悖论的根源在于：爱因斯坦一样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这两个不同概念。参照系——“以快速运动为参考系的钟”的快慢只能是相对于人而言，因而具有主观的特征；而惯性系“绝对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的生物钟取决于绝对时间而不是取决于相对时间，哥哥的生物钟不会因为以快速运动为参考系的钟比静止参考系中的钟走得慢，而比弟弟的生物钟走得慢；哥哥也不会因为乘飞船按接近光速的速度在太空旅行一段时间后变得比弟弟年轻。
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属于参照系，牛顿“绝对时间”属于宇宙惯性系，只要把参照系和惯性系区别开来，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理论与牛顿“绝对时间”理论两者并不冲突，都是科学的。参照系与参照系对称，惯性系与惯性系对称。同时性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在不同的惯性系之间可以绝对存在。参照系与惯性系之间是否对称，必须放在主客体相统一的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考察。整个宇宙是一个惯性系，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爱因斯坦把参照系与惯性系混为一谈，把属于参照系范畴的时钟快慢、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强加到宇宙头上，认为是宇宙惯性系本身固有的，违背了对称性的原理，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夸大为对宇宙整体和本质的认识。主客体间的不对称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孪生子佯谬”的产生是不奇怪的。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不等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属于以人为观察主体的参照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宇宙惯性系的规律反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间和空间的相互转化是宇宙惯性系本身固有的，与参照系无关，与人对时间的感觉无关，与牛顿的“绝对时间”也没有冲突。
伸缩的尺 这是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引出的另一个悖论：一把快速运动着的尺子，它和静止状态相比，在运动方向上长度缩短。这个问题是从迈克尔逊实验结果提出来的，后来形成了洛仑兹的机械收缩假说。爱因斯坦认为，这种收缩可以用两个参考系之间存在着的相对速度来解释。
解悖：这个悖论的产生同样由于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并因此混淆了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概念。宇宙中物体的运动既有相对运动——在参照系中的运动，也有绝对运动——不在参照系、只在惯性系中的运动。在参照系中一把快速运动着的尺子和静止状态相比在运动方向上长度缩短，在惯性系中一把快速运动着的尺子和静止状态相比在运动方向上长度不会缩短。这个悖论产生的原因是运动物体的时间和空间不对称，把特定时空状态（参照系）下运动的物体性质推到所有时空状态（惯性系）下运动的物体性质，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外祖母悖论： 英国科学家霍金设想人有可能乘坐时速超过光速的宇宙飞船——“时间机器”通过时间隧道回到过去，甚至回到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因此人有可能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人如果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外祖母就不可能生这个人的母亲，这个人也就不可能出世； 现在这个人不但出世了，而且还杀死了他的外祖母。这就产生了悖论。这个悖论的抽象公式：不可能=现实。解决“外祖母悖论”，物理界产生了平等历史(也叫平行宇宙)的说法。
解悖：这个悖论犯了“用错误前提推出正确结论”的逻辑错误。产生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是“人有可能乘坐时间机器通过时间隧道回到过去，甚至回到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这个前提不成立。时间本身是不可逆的，人不管怎样都是不可能回到过去的，人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解开这个悖论的公式：不可能=不可能。
这个悖论的逻辑错误根源于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把宇宙惯性系本身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而强加给宇宙惯性系，得出错误的结论。即使人可以乘坐时速超过光速的“时间机器”通过“时间隧道” 进行超越光速的时间旅行，人也只能看到死去的亲人生前活动的光影，不可能与死去的亲人见面并和死去的亲人对话，就像人可以通过录像看过去发生的事情不等于回到过去一样。人不可能在外祖母怀他母亲之前杀死外祖母，就像人不可能改变过去已经发生过的事。
“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指的就是时间是不可倒流的。不能把追光和时间倒流混为一谈。霍金之所以把“追光”和“时间倒流”混为一谈，是因为他和爱因斯坦一样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这两个不同概念。参照系——“人可以追光”只能是相对于人而言，因而具有主观的特征；而惯性系“时间不可倒流”是客观存在的。参照系与参照系对称，惯性系与惯性系对称。同时性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在不同的惯性系之间可以绝对存在。参照系与惯性系之间是否对称，必须放在主客体相统一的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考察。整个宇宙是一个惯性系，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霍金的时间机器理论把参照系与惯性系混为一谈，把自己回到过去的意志通过所谓的“时间机器”与“时间隧道”的设想强加到宇宙头上，违背了对称性的原理，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夸大为对宇宙整体和本质的认识。主客体间的不对称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孪生子佯谬 这是一个与相对论有关的悖论。
爱因斯坦的成就之一，就是引进了一个定律，用C表示恒定的真空光速，把它纳入自然常数之列，作为不可达到的最高临界速度。根据光速恒定，引出了相对论的两个著名的“佯谬”，它们曾经被人嘲讽为相对论的“荒诞无稽”的结论。
“孪生兄弟佯谬”是指以快速运动为参考系的钟，比静止参考系中的钟走得慢。根据这一结论，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果：一个乘飞船按接近光速的速度在太空旅行的人，当他返回地球的时候，就会比生活在地球上的孪生兄弟年轻。因为他的生物钟，比留在地球上的人要慢。尽管目前的宇宙飞船还远远达不到接近光速的速度。
在1905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确立以前，牛顿定律是速度远远小于光速条件下的定律，机械自然观统驭着人们的空间想象，因此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爱因斯坦关于时间相对论化的概念是崭新的，它取缔了牛顿“绝对时间”的概念，使“绝对运动”概念也失去了立足之地。
这个悖论的根源在于：爱因斯坦一样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这两个不同概念。参照系——“以快速运动为参考系的钟”的快慢只能是相对于人而言，因而具有主观的特征；而惯性系“绝对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一个人的生物钟取决于绝对时间而不是取决于相对时间，哥哥的生物钟不会因为以快速运动为参考系的钟比静止参考系中的钟走得慢，而比弟弟的生物钟走得慢；哥哥也不会因为乘飞船按接近光速的速度在太空旅行一段时间后变得比弟弟年轻。
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属于参照系，牛顿“绝对时间”属于宇宙惯性系，只要把参照系和惯性系区别开来，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理论与牛顿“绝对时间”理论两者并不冲突，都是科学的。参照系与参照系对称，惯性系与惯性系对称。同时性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在不同的惯性系之间可以绝对存在。参照系与惯性系之间是否对称，必须放在主客体相统一的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考察。整个宇宙是一个惯性系，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爱因斯坦把参照系与惯性系混为一谈，把属于参照系范畴的时钟快慢、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强加到宇宙头上，认为是宇宙惯性系本身固有的，违背了对称性的原理，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夸大为对宇宙整体和本质的认识。主客体间的不对称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孪生子佯谬”的产生是不奇怪的。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不等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属于以人为观察主体的参照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宇宙惯性系的规律反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时间和空间的相互转化是宇宙惯性系本身固有的，与参照系无关，与人对时间的感觉无关，与牛顿的“绝对时间”也没有冲突。
伸缩的尺 这是爱因斯坦的同时性的相对性原理引出的另一个悖论：一把快速运动着的尺子，它和静止状态相比，在运动方向上长度缩短。这个问题是从迈克尔逊实验结果提出来的，后来形成了洛仑兹的机械收缩假说。爱因斯坦认为，这种收缩可以用两个参考系之间存在着的相对速度来解释。
解悖：这个悖论的产生同样由于混淆了参照系与惯性系，并因此混淆了绝对运动和相对运动概念。宇宙中物体的运动既有相对运动——在参照系中的运动，也有绝对运动——不在参照系、只在惯性系中的运动。在参照系中一把快速运动着的尺子和静止状态相比在运动方向上长度缩短，在惯性系中一把快速运动着的尺子和静止状态相比在运动方向上长度不会缩短。这个悖论产生的原因是运动物体的时间和空间不对称，把特定时空状态（参照系）下运动的物体性质推到所有时空状态（惯性系）下运动的物体性质，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六）（头版头条）
[ 2016/08/07 11:09 | by admin ]
2016/08/07 11:09 | by admin ]
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六）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宝塔从有到无悖论：一个宝塔，如果从下面抽走它的砖，一块一块地抽，这是量变。当到达一定的度时，宝塔倒塌了，发生了质变，说明宝塔没有了。人们可以看到一准确的“度”。但是现在从上面拿走它的砖，一块一块地抽，这也是量变。直到拿完，宝塔不存在了，发生了质变，但人们就不容易找到从量变到质变中间的一个准确的“度”了。这个悖论的公式：同样都是从量变到质变，一个有度一个没度。
解悖：这是哲学中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例子。量变到质变有两种形式——纯粹的量变到质变，序变（结构变化）到质变。从上到下没有结构变化，所以一直到塔没了，属于前一种量变到质变；从下到上由于重力的作用使塔的结构发生变化，所以塔塌了，属于后一种量变到质变。塔没了和塔塌了都是一种“度”，只不过不同的质变有不同的“度”的形式。塔没了这种质变的“度”是塔不成为塔的最后一块砖，具体那一块是塔不成为塔的最后一块砖要靠直觉来把握，不能靠数字计算来把握。实际上两种量变到质变的度都存在，都可以通过肉眼观察到，后一种从量变到质变中间的一个准确的“度”也同样可以观察到。该悖论的错误在于：把量变到质变的一种类型的度，当做量变到质变的唯一类型的度，把不完全归纳当完全归纳，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谷“堆”悖论 如果1粒谷子落地不能形成谷堆，2粒谷子落地不能形成谷堆，3粒谷子落地也不能形成谷堆，依此类推，无论多少粒谷子落地都不能形成谷堆。
它的逻辑结构：
1粒谷子不是堆，如果1粒谷子不是堆，那么，2粒谷子也不是堆；如果2粒谷子不是堆，那么，3粒谷子也不是堆；
……
如果99999粒谷子不是堆，那么，100000粒谷子也不是堆；因此，100000粒谷子不是堆。按照这个结构，无堆与有堆、贫与富、小与大、少与多本应该都没有区别，而现实中无堆与有堆、贫与富、小与大、少与多都有区别，悖论由此产生。
解悖：世界上任何事物的产生都要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来实现。世界上任何量变都会产生质变。所以从量变到质变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普遍规律，也是科学的基本原理。这个悖论的根源在于：否认量变会引起质变，否认谷粒的量变会产生“堆”的质变。谷粒的量变到产生“堆”的质变中间有个“度”，这个度只能通过直觉来把握，不可能通过对谷粒量的增加的数学计算来把握。对谷粒量的增加的数学计算只能把握量变，不能把握谷粒的量变到产生“堆”的质变中间的“度”，也无法把握谷粒的量变到产生“堆”的质变。这是因方法错误把不可能的结论当做不可能的前提，犯了把结论当前提的逻辑错误。
知道不知道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解悖：这个悖论由“知道”和“什么都不知道”两个命题组成，似乎自相矛盾，而且自相矛盾的两个命题都能成立。但两个命题所指的对象不同。“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命题的对象是外界事物，“知道”这个命题的对象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命题本身。这句话之所以成为悖论，是因为混淆了两个命题包含的不同对象，误以为两个命题的对象是同一的，两个命题是等价的，违背了形式逻辑同一律。对称逻辑要求命题与对象对称。只要命题与对象对称，这个悖论即可化解。
卵有毛 如果鸡蛋里没毛，孵出来的小鸡怎么身上有毛? 但鸡蛋里只有蛋清和蛋黄，确实没有毛。鸡蛋里有毛和没毛两者似乎都能成立，就是悖论。
解悖：该悖论是因为不懂事物因果关系而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犯了预设前提错误这一逻辑错误。认为鸡蛋里有毛的逻辑推理过程是这样的：
大前提：只能从有毛的东西中产生有毛的东西；
小前提：鸡有毛，而鸡是从蛋产生出来；
结论：蛋有毛。
问题的关键：只能从有毛的东西中产生有毛的东西这个大前提错误。根据五度空间理论的本质在先原理，蛋在鸡先，因为简单蛋白质是鸡的本质；而简单蛋白质中，基因又是蛋白质的本质。鸡蛋里没毛，但鸡蛋里包含了毛的基因，当鸡蛋孵化出小鸡的同时，毛的基因也就演化成毛。用事物发展都是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来解决这个悖论。
特修斯船：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当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时，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如果用特修斯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船? 现在的特修斯船说它是特修斯船和说它不是特修斯船似乎都能成立，两艘船说它都是真正的特修斯船似乎也都能成立，悖论就此产生。
解悖：这个悖论的产生是由于混淆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一个事物的质——是什么，由系统质决定，系统质由系统的各部分总和决定。开放的系统是要素、结构和功能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过去、现在、将来的统一。即使一个系统的全部要素改变了，但如果新的要素在结构和功能上没有改变，那么这个系统的系统质就没有改变。现在的特修斯船虽然不是过去的特修斯船，但现在的特修斯船和过去的特修斯船是同一条船。如果用特修斯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而取下来的老部件功能没有变化，那么这艘船是真正的特修斯船；如果取下来的老部件功能变化以致不能使用，那么全部替换部件的新船是真正的特修斯船。“人能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今天的你和过去的你是不是同一个人”等悖论都可以用同样的整体和部分的对称关系原理来解开。今天的长江不是昨天的长江，但今天的长江和昨天的长江是同一条长江。今天的你不是过去的你，但今天的你和过去的你是同一个你。变化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也可以放在开放系统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中考察。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宝塔从有到无悖论：一个宝塔，如果从下面抽走它的砖，一块一块地抽，这是量变。当到达一定的度时，宝塔倒塌了，发生了质变，说明宝塔没有了。人们可以看到一准确的“度”。但是现在从上面拿走它的砖，一块一块地抽，这也是量变。直到拿完，宝塔不存在了，发生了质变，但人们就不容易找到从量变到质变中间的一个准确的“度”了。这个悖论的公式：同样都是从量变到质变，一个有度一个没度。
解悖：这是哲学中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例子。量变到质变有两种形式——纯粹的量变到质变，序变（结构变化）到质变。从上到下没有结构变化，所以一直到塔没了，属于前一种量变到质变；从下到上由于重力的作用使塔的结构发生变化，所以塔塌了，属于后一种量变到质变。塔没了和塔塌了都是一种“度”，只不过不同的质变有不同的“度”的形式。塔没了这种质变的“度”是塔不成为塔的最后一块砖，具体那一块是塔不成为塔的最后一块砖要靠直觉来把握，不能靠数字计算来把握。实际上两种量变到质变的度都存在，都可以通过肉眼观察到，后一种从量变到质变中间的一个准确的“度”也同样可以观察到。该悖论的错误在于：把量变到质变的一种类型的度，当做量变到质变的唯一类型的度，把不完全归纳当完全归纳，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谷“堆”悖论 如果1粒谷子落地不能形成谷堆，2粒谷子落地不能形成谷堆，3粒谷子落地也不能形成谷堆，依此类推，无论多少粒谷子落地都不能形成谷堆。
它的逻辑结构：
1粒谷子不是堆，如果1粒谷子不是堆，那么，2粒谷子也不是堆；如果2粒谷子不是堆，那么，3粒谷子也不是堆；
……
如果99999粒谷子不是堆，那么，100000粒谷子也不是堆；因此，100000粒谷子不是堆。按照这个结构，无堆与有堆、贫与富、小与大、少与多本应该都没有区别，而现实中无堆与有堆、贫与富、小与大、少与多都有区别，悖论由此产生。
解悖：世界上任何事物的产生都要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来实现。世界上任何量变都会产生质变。所以从量变到质变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普遍规律，也是科学的基本原理。这个悖论的根源在于：否认量变会引起质变，否认谷粒的量变会产生“堆”的质变。谷粒的量变到产生“堆”的质变中间有个“度”，这个度只能通过直觉来把握，不可能通过对谷粒量的增加的数学计算来把握。对谷粒量的增加的数学计算只能把握量变，不能把握谷粒的量变到产生“堆”的质变中间的“度”，也无法把握谷粒的量变到产生“堆”的质变。这是因方法错误把不可能的结论当做不可能的前提，犯了把结论当前提的逻辑错误。
知道不知道 苏格拉底有一句名言：“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解悖：这个悖论由“知道”和“什么都不知道”两个命题组成，似乎自相矛盾，而且自相矛盾的两个命题都能成立。但两个命题所指的对象不同。“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命题的对象是外界事物，“知道”这个命题的对象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命题本身。这句话之所以成为悖论，是因为混淆了两个命题包含的不同对象，误以为两个命题的对象是同一的，两个命题是等价的，违背了形式逻辑同一律。对称逻辑要求命题与对象对称。只要命题与对象对称，这个悖论即可化解。
卵有毛 如果鸡蛋里没毛，孵出来的小鸡怎么身上有毛? 但鸡蛋里只有蛋清和蛋黄，确实没有毛。鸡蛋里有毛和没毛两者似乎都能成立，就是悖论。
解悖：该悖论是因为不懂事物因果关系而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犯了预设前提错误这一逻辑错误。认为鸡蛋里有毛的逻辑推理过程是这样的：
大前提：只能从有毛的东西中产生有毛的东西；
小前提：鸡有毛，而鸡是从蛋产生出来；
结论：蛋有毛。
问题的关键：只能从有毛的东西中产生有毛的东西这个大前提错误。根据五度空间理论的本质在先原理，蛋在鸡先，因为简单蛋白质是鸡的本质；而简单蛋白质中，基因又是蛋白质的本质。鸡蛋里没毛，但鸡蛋里包含了毛的基因，当鸡蛋孵化出小鸡的同时，毛的基因也就演化成毛。用事物发展都是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来解决这个悖论。
特修斯船：一艘可以在海上航行几百年的船，归功于不间断的维修和替换部件。当所有的功能部件都不是最开始的那些时，这艘船是否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如果不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如果用特修斯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船? 现在的特修斯船说它是特修斯船和说它不是特修斯船似乎都能成立，两艘船说它都是真正的特修斯船似乎也都能成立，悖论就此产生。
解悖：这个悖论的产生是由于混淆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一个事物的质——是什么，由系统质决定，系统质由系统的各部分总和决定。开放的系统是要素、结构和功能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过去、现在、将来的统一。即使一个系统的全部要素改变了，但如果新的要素在结构和功能上没有改变，那么这个系统的系统质就没有改变。现在的特修斯船虽然不是过去的特修斯船，但现在的特修斯船和过去的特修斯船是同一条船。如果用特修斯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而取下来的老部件功能没有变化，那么这艘船是真正的特修斯船；如果取下来的老部件功能变化以致不能使用，那么全部替换部件的新船是真正的特修斯船。“人能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今天的你和过去的你是不是同一个人”等悖论都可以用同样的整体和部分的对称关系原理来解开。今天的长江不是昨天的长江，但今天的长江和昨天的长江是同一条长江。今天的你不是过去的你，但今天的你和过去的你是同一个你。变化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也可以放在开放系统的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中考察。
陈世清：什么是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头版头条）
[ 2016/08/07 11:08 | by admin ]
2016/08/07 11:08 | by admin ]
陈世清：什么是世界一流经济学家
习近平同志近日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转型升级具有世界级的典型意义，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体系的客观基础已经具备，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是人类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任何历史的必然性都要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的必然性要转变为现实性，首先必须解决我国经济学的话语权与领导权及经济学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在目前北大清华以及我国大多数高校经济学管理学科系及中国经济与经济学话语权制高点被宣称经济学家可以在美国大学经济学科系像流水线一样批量生产的西方经济学者把持下的中国经济学主流语系语境、严重错位的经济学学术资源配置环境中，只能产生“华尔街电讯”这样的西方信息类媒体评选出来的“世界一流经济学家” 即世界一流媒体经济学家，产生真正的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只是一句空话。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与领导权问题、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语系语境问题、中国经济学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必然性不能转化为现实性。
如果说，解决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领导权问题是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的必要前提，那么对“经济学家”概念按科学学原理和实践检验两方面进行规范定义，就是解决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领导权问题的必要前提。对“经济学家”的标准正本清源，从科学学原理与实践检验两方面对“经济学家”作出规范定义，对中国经济学发展进行正确导向，是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必要条件。所谓从科学学原理考察，就是根据科学发展规律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所谓从实践检验方面考察，就是实践是检验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
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真正的经济学家也应该是科学家。按科学学原理，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所谓原创，就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就是建构新理论。任何有科学价值的新理论，都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创新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创新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主体性的统一的理论。原创理论的核心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人类科学发展史，就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应该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即使此前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那么作为经济学史前史的经济学说发展史，也是经济学原创理论的发展史。为什么作为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呢？仅仅有经济学原创理论不行吗？这是因为当今时代经济现象是与量子层面相当的复杂性现象，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形成原创理论，这样的原创理论绝大部分没有科学价值。量子时代经济学的原创基础理论，相当于自然科学的原创理论。所以，如果说自然科学只要原创理论就可以发展，量子时代经济学要真正发展必须靠原创基础理论。真正的经济学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可以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突破，但不能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提。如果经济学家不发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发表基于特定经济学范式的数学模型进行“精准”、“规范”分析的案例，表面上是突出了经济研究的实证性，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经济学的可能性与经济学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0加以10000个0还是0，0乘以10000个0也还是0，那么量子时代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学的真正发展。真正的经济学家就是对经济学的真正发展做出贡献的专家，量子时代经济学家就是对科学经济学的真正发展做出贡献的专家。所以真正的经济学家不但必须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且必须有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量子时代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没有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不能成为经济学家。
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基础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经济学家”原创基础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经济趋势的预测能力与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每年发表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西方经济学家竟然“缺乏对经济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金融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基础理论、其原创基础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能否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从经济学层面进行思考，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标志之一。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有本质区别。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学家能通过思考把握金融现象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金融学家做不到这一点。只看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后面的投机因素，只看到投机的主观因素（阴谋论）和投机的客观因素（制度论），仅仅把金融危机归咎于金融衍生品过度投机使用、看不到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历史必然性，只能是金融学家而不能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与金融学家的本质区别说明：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经济学家首先是思想家。
思想家：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的对称。思想家：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对称。思想家：科学家思维与艺术家思维的对称。思想家：灵感、顿悟，联想、想像，直观、直觉……的对称。思想家：真的思维-善的思维-美的思维的对称。
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不但不是金融学家，而且也不是庸俗经济学家。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区别：前者是大海，后者是沧海一粟。从经济学家身上，可以看出思想的力量、思想家的力量。而在庸俗经济学家身上，则只能看到钱的力量、价格的力量、GDP的力量。很难想象只会线性思维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崇拜名人、权威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照搬照套别人理论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用别人的理论为别人的利益服务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不是思想家的人会是经济学家。很难想象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会是经济学家。很难想象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会是著名经济学家。很难想象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会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用思想家定位经济学家，就不能用数学家定位经济学家。用思想家定位经济学家，就不能用货币、金钱、价格、经济工匠定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用西方经济学范式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削足适履地解析中国经济，昨天刚刚踌躇满志用一般均衡理论指导GDP增长方式，今天又趾高气扬信心满满用同样的一般均衡理论指导否定GDP增长方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左派”“右派”的中间地带寻找生存空间、“中左”“中右”“偏左”“偏右”乃至“先左后右”“左右摇摆”的游离中确立自身定位，是难以支撑“经济学家”、特别是转型与转轨时期“经济学家”这个头衔的。
从科学史的意义上，经济学家之所以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之所以高于经济学者，就在于他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或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经济学家不仅能解释经济现象，而且能建构经济模式——先是理论建构，尔后现实建构。解释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解释的完成。理论建构是现实建构的起点，现实建构是理论建构的归宿。只有解释而无建构，那么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对同一个经济现实的经济解释将会无限多样，并最终陷入盲人摸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口水战中。这样的“经济解释”没有实际意义。建构，是逻辑展开历史、空间展开时间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是对称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总结，将从个别上升一般、偶然体现必然，产生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产生真正的经济学家。
著名经济学家，就是名牌经济学家。名牌产品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著名经济学家也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著名经济学家首先应该知名度高。但如果“著名”只是意味着高知名度，那也只能昙花一现、流星一闪。著名经济学家还应该有高资信度，必须有真才实学，有比其他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著名经济学家还应该人品高尚，著名经济学家的利益机制、道德机制与学者风范是统一的，著名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人类更一般利益的基础上。为富人说话、被富人捧红的经济学家，是炒作经济学家、“明星”经济学家、泡沫经济学家，而不是著名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服务全人类，为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提供有说服力、有影响力的理论原理和可操作的经济模式；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高经济管理者的经济学素养，使他们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盲目碰运气。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来指导经济的发展，使之后来居上，是转型国家著名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衡量一个经济学人是否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只能是原创理论而不是头衔。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很难想象以旧范式为参照系制造出来的头衔，会套在新范式创造者的头上。所以，以头衔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本身是一个悖论。著名经济学家就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经济学家，不管他有没有头衔，不管他有没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著名经济学家原创经济学基础理论不是由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和发表论著的语种、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
原创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创”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创”。不管哪一种， 所谓“原创”，都应该是理论的原创。原创不等于新观点、新解释、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论。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陈世清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化等于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金钱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没有科学价值与科学史的意义。原创经济学理论，就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公理、定理体系或在原有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定理体系。不同的公理或定理不可证伪的范围大小，决定原创的层次高低。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不同的理论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同层次的原创经济学基础理论产生不同层次的“经济学家”。一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大圆圈。二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某个大圆圈中的某个小圆圈。三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长河中某个圆圈中的某个环节。 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不管他有什么头衔、作品、知名度。而著名经济学家，就是一级经济学家，起码是二级经济学家。如果是三级经济学家，那就是普通的经济学家，不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而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就是一级经济学家——既有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又有自己原创的经济学范式，其原创的经济学范式与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大圆圈的经济学家。
所谓最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是运用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在把握人类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握人类经济学的发展规律、预测人类经济学发展趋势、以国际经济学科发展前沿为参照创立经济学原创基础理论。人类经济学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从本质到现象的发展过程的逻辑浓缩，人类经济学发展的逻辑过程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人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既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扬弃，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展开，是遵循人类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螺旋式上升、波澜式前进的过程，是环环相扣、大圆圈套着中圆圈、中圆圈套着小圆圈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通过空间交替展开时间之矢、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西方经济学只能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得到准确定位，妄图超越时空，把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划等号、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界划等号、西方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与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划等号、西方经济学话语权和经济学话语权领导权划等号，只能造成时空错位，并给经济发展造成损害。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不但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作为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已经过时。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代经济学应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当代经济学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能够根据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创立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建构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就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任何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都应该是世界级经济学家。所谓最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不是在世界最高级别经济机构担任最高级职务、在国外最高级别刊物发表论文、在国外最高级别论坛发表演讲、享有国际最高级别声誉、能够流利地讲一口乃至几口外语、经济学作品翻译成各种国际通用文字在全世界广泛发行。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或以世界学科发展前沿为参照的世界级的原创基础理论，不但不是世界级经济学家，而且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者：对经济学理论有一些自己的比较完整系统的看法，形成原创理论，但这些原创理论构不成原创基础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但可以称为经济学者。
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现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并形成论著，但这些看法和论著未形成新的体系，构不成原创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者”，但可以称为经济学研究者。
经济学工作者：解析、宣传、传授、介绍、普及别人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观点，并运用这些理论和观点指导经济工作；开展社会调查、着手案例分析、进行经济研究、撰写经济报告、建构经济模型，发表一些属于“心得”、“札记”、政策分析、宏微观经济分析、经济热点问题分析或通俗读物层面的“论著”，踊跃参政议政，有的建议还形成经济政策。他们的工作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甚至重大贡献，但这些人只能称为经济学工作者或经济研究者，离经济学研究者尚有一定的差距，不能称为“经济学者”，更不能称为“经济学家”。遗憾的是，目前国际国内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实际上只不过是经济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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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近日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提出，要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转型升级具有世界级的典型意义，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体系的客观基础已经具备，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是人类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任何历史的必然性都要通过人的主观努力才能实现；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的必然性要转变为现实性，首先必须解决我国经济学的话语权与领导权及经济学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在目前北大清华以及我国大多数高校经济学管理学科系及中国经济与经济学话语权制高点被宣称经济学家可以在美国大学经济学科系像流水线一样批量生产的西方经济学者把持下的中国经济学主流语系语境、严重错位的经济学学术资源配置环境中，只能产生“华尔街电讯”这样的西方信息类媒体评选出来的“世界一流经济学家” 即世界一流媒体经济学家，产生真正的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只是一句空话。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与领导权问题、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语系语境问题、中国经济学学术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必然性不能转化为现实性。
如果说，解决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领导权问题是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的必要前提，那么对“经济学家”概念按科学学原理和实践检验两方面进行规范定义，就是解决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领导权问题的必要前提。对“经济学家”的标准正本清源，从科学学原理与实践检验两方面对“经济学家”作出规范定义，对中国经济学发展进行正确导向，是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中国产生世界一流经济学家的必要条件。所谓从科学学原理考察，就是根据科学发展规律搞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所谓从实践检验方面考察，就是实践是检验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
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真正的经济学家也应该是科学家。按科学学原理，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所谓原创，就是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就是建构新理论。任何有科学价值的新理论，都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创新性与系统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规范性的统一、创新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创新性与操作性的统一、创新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创新性与主体性的统一的理论。原创理论的核心是创新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人类科学发展史，就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应该是原创理论的发展史。即使此前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那么作为经济学史前史的经济学说发展史，也是经济学原创理论的发展史。为什么作为量子时代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有原创基础理论呢？仅仅有经济学原创理论不行吗？这是因为当今时代经济现象是与量子层面相当的复杂性现象，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形成原创理论，这样的原创理论绝大部分没有科学价值。量子时代经济学的原创基础理论，相当于自然科学的原创理论。所以，如果说自然科学只要原创理论就可以发展，量子时代经济学要真正发展必须靠原创基础理论。真正的经济学学术刊物发表的文章，可以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突破，但不能没有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是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的基础，经济学基础理论突破是经济学发展的前提。如果经济学家不发表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发表基于特定经济学范式的数学模型进行“精准”、“规范”分析的案例，表面上是突出了经济研究的实证性，实际上是否认了科学经济学的可能性与经济学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说0加以10000个0还是0，0乘以10000个0也还是0，那么量子时代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发展就没有经济学的真正发展。真正的经济学家就是对经济学的真正发展做出贡献的专家，量子时代经济学家就是对科学经济学的真正发展做出贡献的专家。所以真正的经济学家不但必须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而且必须有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量子时代不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没有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不能成为经济学家。
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衡量“经济学家”头衔含金量的原创理论标准与实践标准是统一的。如果说，有没有原创基础理论是检验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是检验“经济学家”原创基础理论是否成立的唯一标准。所谓实践检验，就是“经济学家”原创基础理论对经济现象的解释能力、经济趋势的预测能力与经济问题的解决能力。经济学的发展逻辑与经济发展的逻辑是一致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每年发表在“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论文汗牛充栋，西方经济学家竟然“缺乏对经济危机的整体想象力不能将金融风险作为一个系统去理解”，其根本原因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缺乏想象力，而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想象力受到西方经济学范式的限制，是西方经济学范式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要求。如果整个范式落后，那么在同一个范式中的论文数学模型再精致，发表再多，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再高，发表这些论文的刊物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影响力再大，发表这些论文的“经济学家”的论文引用率在西方经济学界的排名再靠前，对于人类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只能是南辕北辙，误国误民，不能预测、解释、解决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既有与时俱进的原创基础理论、其原创基础理论又能指点迷津经世致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
能否对全球性金融危机从经济学层面进行思考，是衡量一个经济学家是否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标志之一。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有本质区别。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的本质区别在于：经济学家能通过思考把握金融现象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金融学家做不到这一点。只看到全球性金融危机后面的投机因素，只看到投机的主观因素（阴谋论）和投机的客观因素（制度论），仅仅把金融危机归咎于金融衍生品过度投机使用、看不到金融危机背后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历史必然性，只能是金融学家而不能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与金融学家的本质区别说明：能成为哲学家不一定能成为经济学家，不能成为哲学家则肯定不能成为经济学家。经济学家首先是思想家。
思想家：发散思维与收敛思维的对称。思想家：逻辑思维与非逻辑思维的对称。思想家：科学家思维与艺术家思维的对称。思想家：灵感、顿悟，联想、想像，直观、直觉……的对称。思想家：真的思维-善的思维-美的思维的对称。
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不但不是金融学家，而且也不是庸俗经济学家。作为思想家的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的区别：前者是大海，后者是沧海一粟。从经济学家身上，可以看出思想的力量、思想家的力量。而在庸俗经济学家身上，则只能看到钱的力量、价格的力量、GDP的力量。很难想象只会线性思维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崇拜名人、权威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照搬照套别人理论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只会用别人的理论为别人的利益服务的人会是思想家。很难想象不是思想家的人会是经济学家。很难想象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会是经济学家。很难想象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会是著名经济学家。很难想象不是经济学家的人会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用思想家定位经济学家，就不能用数学家定位经济学家。用思想家定位经济学家，就不能用货币、金钱、价格、经济工匠定位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体制转型、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指导、理论预见；如果原有的经济学范式不能解释这种转型与转轨，那么这种转型与转轨则意味着提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历史要求，作为经济学家就应该因势利导，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地建立与这种转型与转轨相对称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并建构相应的哲学范式。用西方经济学范式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削足适履地解析中国经济，昨天刚刚踌躇满志用一般均衡理论指导GDP增长方式，今天又趾高气扬信心满满用同样的一般均衡理论指导否定GDP增长方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左派”“右派”的中间地带寻找生存空间、“中左”“中右”“偏左”“偏右”乃至“先左后右”“左右摇摆”的游离中确立自身定位，是难以支撑“经济学家”、特别是转型与转轨时期“经济学家”这个头衔的。
从科学史的意义上，经济学家之所以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之所以高于经济学者，就在于他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或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经济学家不仅能解释经济现象，而且能建构经济模式——先是理论建构，尔后现实建构。解释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解释的完成。理论建构是现实建构的起点，现实建构是理论建构的归宿。只有解释而无建构，那么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对同一个经济现实的经济解释将会无限多样，并最终陷入盲人摸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口水战中。这样的“经济解释”没有实际意义。建构，是逻辑展开历史、空间展开时间的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是对称的。对中国改革开放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总结，将从个别上升一般、偶然体现必然，产生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产生真正的经济学家。
著名经济学家，就是名牌经济学家。名牌产品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著名经济学家也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统一。著名经济学家首先应该知名度高。但如果“著名”只是意味着高知名度，那也只能昙花一现、流星一闪。著名经济学家还应该有高资信度，必须有真才实学，有比其他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著名经济学家还应该人品高尚，著名经济学家的利益机制、道德机制与学者风范是统一的，著名经济学家更深层次的理论功底、更高原创度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人类更一般利益的基础上。为富人说话、被富人捧红的经济学家，是炒作经济学家、“明星”经济学家、泡沫经济学家，而不是著名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家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服务全人类，为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社会提供有说服力、有影响力的理论原理和可操作的经济模式；应该用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提高经济管理者的经济学素养，使他们按照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办事，而不是盲目碰运气。用先进的科学理论来指导经济的发展，使之后来居上，是转型国家著名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衡量一个经济学人是否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只能是原创理论而不是头衔。由于不同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很难想象以旧范式为参照系制造出来的头衔，会套在新范式创造者的头上。所以，以头衔为“著名经济学家”的标准，本身是一个悖论。著名经济学家就是高知名度、高资信度、高美誉度的经济学家，不管他有没有头衔，不管他有没有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著名经济学家原创经济学基础理论不是由所使用的工作语言和发表论著的语种、发表论著的数量、出版载体的级别、论著被引用次数、被引用次数的排名、得过什么奖项决定，而是由理论的原创性本身决定。
原创有建立了新的范式的“原创”和在原有范式里的“原创”。不管哪一种， 所谓“原创”，都应该是理论的原创。原创不等于新观点、新解释、新政策、新方案、新模型，而是新理论。原创有绝对原创与相对原创。绝对原创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相对原创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牛顿宇宙三大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陈世清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是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改革开发以来在中国出现的市场化等于私有化理论、市场化等于金钱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价格化理论、市场化等于产业化理论、市场化等于自由化理论是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以人类为参照系的原创是真正的、有科学史意义的原创，以中国为参照系的“原创”不是真正的原创，没有科学价值与科学史的意义。原创经济学理论，就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公理、定理体系或在原有的经济学范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同的定理体系。不同的公理或定理不可证伪的范围大小，决定原创的层次高低。对全球性金融危机的不同层面的思考说明：不同的理论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同层次的原创经济学基础理论产生不同层次的“经济学家”。一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大圆圈。二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某个大圆圈中的某个小圆圈。三级经济学家：用自己的原创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长河中某个圆圈中的某个环节。 没有原创基础理论的，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不管他有什么头衔、作品、知名度。而著名经济学家，就是一级经济学家，起码是二级经济学家。如果是三级经济学家，那就是普通的经济学家，不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而世界一流经济学家，就是一级经济学家——既有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又有自己原创的经济学范式，其原创的经济学范式与原创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构成人类经济认识发展史中的某个大圆圈的经济学家。
所谓最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是运用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在把握人类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握人类经济学的发展规律、预测人类经济学发展趋势、以国际经济学科发展前沿为参照创立经济学原创基础理论。人类经济学的发展是人类经济发展从本质到现象的发展过程的逻辑浓缩，人类经济学发展的逻辑过程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人类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既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扬弃，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展开，是遵循人类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螺旋式上升、波澜式前进的过程，是环环相扣、大圆圈套着中圆圈、中圆圈套着小圆圈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通过空间交替展开时间之矢、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西方经济学只能在这个自然历史过程中得到准确定位，妄图超越时空，把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划等号、西方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界划等号、西方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与经济学学术评价标准划等号、西方经济学话语权和经济学话语权领导权划等号，只能造成时空错位，并给经济发展造成损害。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不但不是一般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作为特殊的经济学范式已经过时。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代经济学应是西方现代经济学合乎逻辑的发展，是对后者的相容和超越；中国当代经济学代替西方现代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能够根据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创立具有高度原创性的新的中国经济学范式，建构在理论基础、体系结构、实践功能方面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流派有本质的不同；既反映人类一般经济规律、又反映中国经济特殊规律，能有效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指导中国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理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家，就是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任何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都应该是世界级经济学家。所谓最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不是在世界最高级别经济机构担任最高级职务、在国外最高级别刊物发表论文、在国外最高级别论坛发表演讲、享有国际最高级别声誉、能够流利地讲一口乃至几口外语、经济学作品翻译成各种国际通用文字在全世界广泛发行。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或以世界学科发展前沿为参照的世界级的原创基础理论，不但不是世界级经济学家，而且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者：对经济学理论有一些自己的比较完整系统的看法，形成原创理论，但这些原创理论构不成原创基础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家”，但可以称为经济学者。
经济学研究者：对经济现象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并形成论著，但这些看法和论著未形成新的体系，构不成原创理论。这些人不能称为“经济学者”，但可以称为经济学研究者。
经济学工作者：解析、宣传、传授、介绍、普及别人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观点，并运用这些理论和观点指导经济工作；开展社会调查、着手案例分析、进行经济研究、撰写经济报告、建构经济模型，发表一些属于“心得”、“札记”、政策分析、宏微观经济分析、经济热点问题分析或通俗读物层面的“论著”，踊跃参政议政，有的建议还形成经济政策。他们的工作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甚至重大贡献，但这些人只能称为经济学工作者或经济研究者，离经济学研究者尚有一定的差距，不能称为“经济学者”，更不能称为“经济学家”。遗憾的是，目前国际国内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包括“著名经济学家”实际上只不过是经济学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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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论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 2016/08/07 11:07 | by admin ]
2016/08/07 11:07 | by admin ]
陈世清：论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与需求是对称的范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结构关系；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决不仅仅是供给侧一方存在问题，而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如果没有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仅靠单向度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经济结构平衡只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其后果就是投资意愿下降、失业率上升、消费低迷、经济增速下滑、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必须进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也不仅仅是适当提高总需求，而是调整需求结构。要真正调结构，促改革，稳增长，增就业，惠民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同步进行，相辅相成，充分发挥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引导作用。需求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在经济结构中的定位。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劳动者 生产资料产品
投资 劳动工具 供给
结构
经 （供给侧结构）
济 劳动对象 消费资料产品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
本 生产资料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投资需求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需求
结构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需求侧结构）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经济基本结构模型
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我国需求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就是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拉动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本建设投资，用基本建设投资拉动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用生产资料生产投资拉动消费资料生产投资，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用新经济增长点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决定了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由于节约有利于积累，积累有利于投资，投资有利于生产和经济发展，所以节约、居民高储蓄率有利于经济发展，而铺张浪费、寅吃卯粮不利于经济发展。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决定了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投资驱动，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只有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为主导，投资驱动才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使投资有效。在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第一位的前提下，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定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增长方式代替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出口的目的是换汇，换汇的目的是进口产品，进口产品的目的是国内需求。如果国内能直接生产进口的产品，不但可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提升，而且可以避免外汇贬值的风险与国内通胀的风险。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定了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前提。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定了必须提升国内产业结构。要用知识密集型经济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经济，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满足主体的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投资需要积累，积累需要节约。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要求重提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大红利。以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邓小平也说过，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只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目的。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从“解放生产力”到追求“GDP增长”再到现在耳熟能详的所谓“改革红利”，再也没有明确出现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的字眼，好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计划体制大锅饭才有的生产目的，是必须被改掉的落后观念，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产目的就是GDP增长，以经济为中心就是以金钱为中心。要以价值为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为衡量价值大小的根本标准。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造成财政预算平衡的错位。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当前流行的口袋经济学、泡沫GDP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这种得到主流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普遍认可的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与国际资本在联手欺骗中国人民。此时国际政治与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际政治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
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产业化”等同于“货币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国富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的理论依据。
所以要用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产”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与货币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产”的增长，应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范围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要提高老百姓收入，首先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
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定位与理解“收入效益”范畴。所谓“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如果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同公共品转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对于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即使用经过多次修正、排除物价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来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广大百姓。
“实际购买力”和“有效购买力”还有差距：后者还要考虑“有效商品量”这一参数。
“收入效益”和“有效购买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种有效收入，前者则不但包括有效收入，还包括有效支出。
购买力=商品量/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 * 商品量
实际购买力=
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有效商品量
有效购买力=
货币量
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有效收入 =
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有效支出=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无效支出=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本应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项目，通过转移支付由百姓来买单，对于百姓来讲，就是无效支出。无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关系，因而同收入效益也成反比关系。
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对于幸福经济学来讲，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如果由于这些指数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人们为了维持这些非收入效益而额外增加开支，因而增加人的无效支出，从而减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仅仅考察百姓物质收入，也必须放在幸福经济学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中。幸福经济学范式是对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的扬弃。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 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
平等指数
非收入效益 和谐指数
安全指数
环境指数
……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改变市场化=产业化的改革目标，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品、公益品体系，重建社会主义福利保障制度。作为人民幸福指数组成部分的非收入效益靠公共品、公益品体系来提供。要把教育、医疗重新定位于社会公益品。教育、医疗产业化本质上是一种配置型产业而非再生型产业。本来是支出的变成收入，本来应该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变成政府收入源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同样那些钱，只是支出主体不一样、移动方向不一样，就使钱的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公共品支出，不能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一个是增加收入，可以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虽然在理论上，它们也在创造社会财富——增长GDP，但在货币形态上，只是一种转移支付。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税收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退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来鼓励消费以开发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目前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与住房，严重地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使人民不敢消费，造成消费低迷、国内市场萎缩、产能过剩，不但发展不可持续而且连增长都不可持续，实在是得不偿失。社会福利不是纯粹的支出，本身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帮助居民安排积累与消费、长远消费与眼前消费的关系，是税收的再生功能，而税收的再生功能就是宏观调控的再生功能。社会主义生产目标与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对称发展、相互促进的。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建构公平与效率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做到不但起点平等而且分配平等，避免强者对社会资源的垄断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曾几何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吹不要政府干预的市场完全竞争，在市场完全竞争中弱肉强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培育企业家阶层把蛋糕做大实现帕累托改进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201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ngus Deaton教授却通过他所设计的一套需求系统深入研究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标准和贫困水平的关系、贫困与发展的关系，证明了通过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通过垄断社会资源以及各种不正当手段剥夺其他未富起来的人的上升空间，从而使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正好像企业行业垄断破坏微观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会阻碍经济发展，建立在相对贫困化乃至绝对贫困化基础上的两极分化，也同样不利于社会公平竞争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公正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维护社会公正是国家必要的能力。通过微观规制与宏观规范以维护社会公正，既是政府的服务职能，也是政府的经济职能。Angus Deaton教授通过深入研究认为，不但起点、规则不平等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而且结果不平等也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国内先富起来的人和国际上已发达国家会利用经济、财富上的优势地位垄断竞争，制定不平等的竞争规则，阻碍未富起来的人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从而使后天的结果不平等转变为起点与规则不平等。靠官商勾结投机垄断等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剥削未富起来的人，在迅速形成经济上贫富两极分化的同时迅速形成政治上社会地位上国际交往中的强弱两极分化，形成强权政治，剥夺了未富起来的人和国家后富起来的机会，从而使整个社会（包括国内国际）因为竞争不充分而失去发展的动力。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也会造成国内国际市场萎缩、有效需求与投资动力不足。
实践证明，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模式，不仅是道义上的要求，而且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贫富差距不是简单的收入问题而是主体的发展权利问题与社会的发展动力机制问题。抽象的纯粹的单向度的理想化的“帕累托改进”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公平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必须通过政府强力作用保持社会竞争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保障弱势群体的公平发展权、公平分配权不被剥夺，使没有先富起来的人仍然有后富起来的机会。公正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在于能够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维护社会公正、避免两极分化、保护弱势群体的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完善的减貧、扶贫、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的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服务职能与经济职能的统一，也体现了需求对供给、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作用。
供给与需求是对称的范畴，供给与需求的结构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结构关系；造成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决不仅仅是供给侧一方存在问题，而是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都存在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如果没有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仅靠单向度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经济结构平衡只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其后果就是投资意愿下降、失业率上升、消费低迷、经济增速下滑、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因此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也必须进行需求侧结构性改革。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也不仅仅是适当提高总需求，而是调整需求结构。要真正调结构，促改革，稳增长，增就业，惠民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同步进行，相辅相成，充分发挥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引导作用。需求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在经济结构中的定位。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劳动者 生产资料产品
投资 劳动工具 供给
结构
经 （供给侧结构）
济 劳动对象 消费资料产品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
本 生产资料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投资需求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需求
结构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需求侧结构）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经济基本结构模型
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需求侧结构性改革；我国需求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就是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决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拉动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本建设投资，用基本建设投资拉动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用生产资料生产投资拉动消费资料生产投资，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用新经济增长点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决定了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由于节约有利于积累，积累有利于投资，投资有利于生产和经济发展，所以节约、居民高储蓄率有利于经济发展，而铺张浪费、寅吃卯粮不利于经济发展。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决定了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投资驱动，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只有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为主导，投资驱动才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使投资有效。在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第一位的前提下，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定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增长方式代替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出口的目的是换汇，换汇的目的是进口产品，进口产品的目的是国内需求。如果国内能直接生产进口的产品，不但可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提升，而且可以避免外汇贬值的风险与国内通胀的风险。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定了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前提。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定了必须提升国内产业结构。要用知识密集型经济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经济，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满足主体的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投资需要积累，积累需要节约。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要求重提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大红利。以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邓小平也说过，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只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目的。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从“解放生产力”到追求“GDP增长”再到现在耳熟能详的所谓“改革红利”，再也没有明确出现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的字眼，好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计划体制大锅饭才有的生产目的，是必须被改掉的落后观念，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产目的就是GDP增长，以经济为中心就是以金钱为中心。要以价值为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为衡量价值大小的根本标准。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造成财政预算平衡的错位。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当前流行的口袋经济学、泡沫GDP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这种得到主流经济学家和国际媒体普遍认可的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与国际资本在联手欺骗中国人民。此时国际政治与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际政治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
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产业化”等同于“货币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国富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的理论依据。
所以要用再生经济学范式代替配置经济学范式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产”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与货币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产”的增长，应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范围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要提高老百姓收入，首先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
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定位与理解“收入效益”范畴。所谓“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如果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同公共品转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对于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即使用经过多次修正、排除物价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来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广大百姓。
“实际购买力”和“有效购买力”还有差距：后者还要考虑“有效商品量”这一参数。
“收入效益”和“有效购买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种有效收入，前者则不但包括有效收入，还包括有效支出。
购买力=商品量/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 * 商品量
实际购买力=
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有效商品量
有效购买力=
货币量
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有效收入 =
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有效支出=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无效支出=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本应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项目，通过转移支付由百姓来买单，对于百姓来讲，就是无效支出。无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关系，因而同收入效益也成反比关系。
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对于幸福经济学来讲，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如果由于这些指数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人们为了维持这些非收入效益而额外增加开支，因而增加人的无效支出，从而减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仅仅考察百姓物质收入，也必须放在幸福经济学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中。幸福经济学范式是对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的扬弃。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有效收入
收入效益
幸福指数 有效支出
（生活效益） 自由指数
平等指数
非收入效益 和谐指数
安全指数
环境指数
……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改变市场化=产业化的改革目标，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品、公益品体系，重建社会主义福利保障制度。作为人民幸福指数组成部分的非收入效益靠公共品、公益品体系来提供。要把教育、医疗重新定位于社会公益品。教育、医疗产业化本质上是一种配置型产业而非再生型产业。本来是支出的变成收入，本来应该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变成政府收入源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同样那些钱，只是支出主体不一样、移动方向不一样，就使钱的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公共品支出，不能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一个是增加收入，可以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虽然在理论上，它们也在创造社会财富——增长GDP，但在货币形态上，只是一种转移支付。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税收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退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来鼓励消费以开发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目前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与住房，严重地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使人民不敢消费，造成消费低迷、国内市场萎缩、产能过剩，不但发展不可持续而且连增长都不可持续，实在是得不偿失。社会福利不是纯粹的支出，本身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帮助居民安排积累与消费、长远消费与眼前消费的关系，是税收的再生功能，而税收的再生功能就是宏观调控的再生功能。社会主义生产目标与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对称发展、相互促进的。
需求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建构公平与效率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做到不但起点平等而且分配平等，避免强者对社会资源的垄断造成贫富两极分化。曾几何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吹不要政府干预的市场完全竞争，在市场完全竞争中弱肉强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培育企业家阶层把蛋糕做大实现帕累托改进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201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ngus Deaton教授却通过他所设计的一套需求系统深入研究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标准和贫困水平的关系、贫困与发展的关系，证明了通过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通过垄断社会资源以及各种不正当手段剥夺其他未富起来的人的上升空间，从而使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正好像企业行业垄断破坏微观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会阻碍经济发展，建立在相对贫困化乃至绝对贫困化基础上的两极分化，也同样不利于社会公平竞争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公正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维护社会公正是国家必要的能力。通过微观规制与宏观规范以维护社会公正，既是政府的服务职能，也是政府的经济职能。Angus Deaton教授通过深入研究认为，不但起点、规则不平等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而且结果不平等也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国内先富起来的人和国际上已发达国家会利用经济、财富上的优势地位垄断竞争，制定不平等的竞争规则，阻碍未富起来的人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从而使后天的结果不平等转变为起点与规则不平等。靠官商勾结投机垄断等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剥削未富起来的人，在迅速形成经济上贫富两极分化的同时迅速形成政治上社会地位上国际交往中的强弱两极分化，形成强权政治，剥夺了未富起来的人和国家后富起来的机会，从而使整个社会（包括国内国际）因为竞争不充分而失去发展的动力。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也会造成国内国际市场萎缩、有效需求与投资动力不足。
实践证明，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模式，不仅是道义上的要求，而且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贫富差距不是简单的收入问题而是主体的发展权利问题与社会的发展动力机制问题。抽象的纯粹的单向度的理想化的“帕累托改进”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公平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必须通过政府强力作用保持社会竞争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保障弱势群体的公平发展权、公平分配权不被剥夺，使没有先富起来的人仍然有后富起来的机会。公正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在于能够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维护社会公正、避免两极分化、保护弱势群体的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完善的减貧、扶贫、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的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服务职能与经济职能的统一，也体现了需求对供给、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