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比较优势主体化动态化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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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13 16:54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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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比较优势主体化动态化系统化
工业经济是资源配置型经济，所以工业经济时代一国的比较优势是客体、静态、二维平面的，工业经济时代解决产能过剩靠的是周期性经济危机来实现的消极的均衡；知识经济是资源再生型经济，所以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比较优势是主体、动态、系统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解决产能过剩靠的是积极的对称——通过创新-创造-创业实现的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来化解产能过剩。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以降低增长速度为必要前提，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可持续增长是可以并行的。
樊纲认为，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赶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时髦”，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只要在专业化竞争上下功夫，在质量上抓“升级”，传统产业还够我们的企业“吃上几十年”， “我们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但传统产业仍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樊纲还用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告诫中国人民：“作为发展中国家，要防止片面强调高科技产业，防止劳动力成本过快增长，注意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改进(这就要求改进制度，发展教育、科技)；而另一方面则是指发挥比较优势。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必须重视再重视，但它们的实现是一个充满艰辛的长期过程，在逐步实现这方面改进的过程中，则必须充分注意保持劳动成本的竞争性优势，一方面防止高消费、防止工资成本上升过快；另一方面不能过早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片面强调产业升级换代。政府和理论界要防止片面强调竞争力的科技方面，而忽视其比较优势方面”。樊纲指出：“一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与贸易赤字有关，与增长方式有关，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有关，因此许多人指责这些国家不注重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片面进行外延式增长，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这种观点值得作深入的分析”。樊纲还认为，要寻找自己的相对优势，那就是“穷的优势”、“土的优势”与“落后的优势”。所谓穷的优势是指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像劳动力成本便宜等，土的优势是说拥有本土市场，落后的优势则是表示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能节省发展成本。“我们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还是低成本的劳动力”，“那些幻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在‘高新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等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强手的所谓‘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只能最终导致增长速度放慢、差距最终拉大而不是缩小”。①樊纲在这里是把知识经济归结为技术经济，并由于这种归结，把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凝固化、低层次化。知识经济不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老调重弹，而是要改变知识本身的结构，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知识经济之所以能使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并带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也就是因为知识经济不等于技术经济。制度高于技术，知识高于制度。技术有垄断性，知识没有国界，没有垄断性。技术一旦上升到知识,形成原理性的东西，就可以打破技术的垄断，从而实现知识的重新洗牌；知识的重新洗牌，可以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这里，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发挥作用。通过知识融合，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从而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进入全球一体化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可以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而且可以在经济学、管理学上也演奏第一提琴。只有通过首先在哲学、然后在经济学、管理学上演奏第一提琴，才有可能在经济上演奏第一提琴。经济转型为中国实现上述转化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基础。认清必然，梳理偶然，在改革开放发展中把体现经济发展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演变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正确路径。
知识经济也是文化经济——使文化成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经济的重新洗牌中使传统文化的潜在优势得以开发，而得到开发的传统文化的潜在优势又成为经济重新洗牌的催化剂。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仅仅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且在于知识经济带来的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如果说，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线性科学的发展以“天人相分”的西方思维方式为基础，那么以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则必须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对称思维方式为前提。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
知识经济、文化经济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主体化、高层次化、动态化。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像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知识经济、文化经济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整体化、系统化。在樊纲们看来，比较优势是要素概念；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从诸如人口、资源、成本等要素考虑的地区比较优势；其定位是纯客体的。在再生经济学看来，比较优势是结构概念；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其定位是主客体的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互补性强，经过协调就可以门类齐全、结构完整、化劣为优；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秉持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时间结构优势。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通过时间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用空间结构优势提升时间结构优势。用系统来整合、提升要素，会使要素产生新的功能。即使从要素看资源禀赋，大中华经济圈具备经济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发达地区（港、奥、台、东部地区）与落后的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禀赋特点，中华民族的感情纽带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相联结，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的缩影。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用知识经济定位具有立体结构的大中华区域经济，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变劣势为优势，碰撞出原子核裂变级数的生产力。大中华经济圈，拥有任何一个国家（如美日）和任何一个区域联盟体（如欧盟，东盟）都不具备的“对称型结构生产潜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只不过这样的比较优势在樊纲们的理解力之外。
①樊纲：“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丢”，东方网2001.7.3。
工业经济是资源配置型经济，所以工业经济时代一国的比较优势是客体、静态、二维平面的，工业经济时代解决产能过剩靠的是周期性经济危机来实现的消极的均衡；知识经济是资源再生型经济，所以知识经济时代一国的比较优势是主体、动态、系统化的，知识经济时代解决产能过剩靠的是积极的对称——通过创新-创造-创业实现的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来化解产能过剩。因此知识经济时代的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以降低增长速度为必要前提，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可持续增长是可以并行的。
樊纲认为，如果我们不加分析地赶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时髦”，最后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只要在专业化竞争上下功夫，在质量上抓“升级”，传统产业还够我们的企业“吃上几十年”， “我们要积极发展新兴产业，但传统产业仍是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樊纲还用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告诫中国人民：“作为发展中国家，要防止片面强调高科技产业，防止劳动力成本过快增长，注意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一方面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改进(这就要求改进制度，发展教育、科技)；而另一方面则是指发挥比较优势。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体制改革和科技进步必须重视再重视，但它们的实现是一个充满艰辛的长期过程，在逐步实现这方面改进的过程中，则必须充分注意保持劳动成本的竞争性优势，一方面防止高消费、防止工资成本上升过快；另一方面不能过早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片面强调产业升级换代。政府和理论界要防止片面强调竞争力的科技方面，而忽视其比较优势方面”。樊纲指出：“一些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与贸易赤字有关，与增长方式有关，与国际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有关，因此许多人指责这些国家不注重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片面进行外延式增长，片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这种观点值得作深入的分析”。樊纲还认为，要寻找自己的相对优势，那就是“穷的优势”、“土的优势”与“落后的优势”。所谓穷的优势是指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像劳动力成本便宜等，土的优势是说拥有本土市场，落后的优势则是表示发展中国家具有后发优势，能节省发展成本。“我们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还是低成本的劳动力”，“那些幻想我们现在就可以在‘高新科技’、资本密集型产业等领域成为国际竞争的强手的所谓‘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只能最终导致增长速度放慢、差距最终拉大而不是缩小”。①樊纲在这里是把知识经济归结为技术经济，并由于这种归结，把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凝固化、低层次化。知识经济不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老调重弹，而是要改变知识本身的结构，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知识经济之所以能使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并带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也就是因为知识经济不等于技术经济。制度高于技术，知识高于制度。技术有垄断性，知识没有国界，没有垄断性。技术一旦上升到知识,形成原理性的东西，就可以打破技术的垄断，从而实现知识的重新洗牌；知识的重新洗牌，可以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这里，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发挥作用。通过知识融合，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从而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进入全球一体化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落后的中国不但可以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而且可以在经济学、管理学上也演奏第一提琴。只有通过首先在哲学、然后在经济学、管理学上演奏第一提琴，才有可能在经济上演奏第一提琴。经济转型为中国实现上述转化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的基础。认清必然，梳理偶然，在改革开放发展中把体现经济发展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式演变成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正确路径。
知识经济也是文化经济——使文化成为经济的组成部分，在经济的重新洗牌中使传统文化的潜在优势得以开发，而得到开发的传统文化的潜在优势又成为经济重新洗牌的催化剂。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仅仅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且在于知识经济带来的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如果说，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线性科学的发展以“天人相分”的西方思维方式为基础，那么以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发展，则必须以“天人合一”的中国对称思维方式为前提。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
知识经济、文化经济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主体化、高层次化、动态化。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在这里，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像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
知识经济、文化经济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整体化、系统化。在樊纲们看来，比较优势是要素概念；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从诸如人口、资源、成本等要素考虑的地区比较优势；其定位是纯客体的。在再生经济学看来，比较优势是结构概念；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其定位是主客体的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互补性强，经过协调就可以门类齐全、结构完整、化劣为优；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秉持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时间结构优势。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通过时间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用空间结构优势提升时间结构优势。用系统来整合、提升要素，会使要素产生新的功能。即使从要素看资源禀赋，大中华经济圈具备经济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发达地区（港、奥、台、东部地区）与落后的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资源禀赋特点，中华民族的感情纽带与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向相联结，实际上是世界范围内经济关系的缩影。这本身就是一个优势：用知识经济定位具有立体结构的大中华区域经济，将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变劣势为优势，碰撞出原子核裂变级数的生产力。大中华经济圈，拥有任何一个国家（如美日）和任何一个区域联盟体（如欧盟，东盟）都不具备的“对称型结构生产潜力”。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只不过这样的比较优势在樊纲们的理解力之外。
①樊纲：“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可丢”，东方网2001.7.3。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的转轨、变迁与融合
[ 2016/06/13 16:53 | by admin ]
2016/06/13 16:53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的转轨、变迁与融合
在知识经济形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我国目前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特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制度的转轨、变迁与融合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
樊纲：“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开始的文件最早的转轨目标，如果今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话，当时正式提法是向一个计划经济以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你仔细想想，你不要光想一开始，你把这全过程想想。把这三十年的过程想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西方人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怎么做，他们这个法是怎么定的。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的妥协，做很多的变故。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一块，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这不转轨嘛，一会我要讲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渐进的过程，它中间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东西拿来照照，每一次学者研究的时候，领导人前三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别人怎么搞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搞的？国际规则是什么？你一下子实现不了，就说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转轨，但是转轨的每一步它的目标模式，它的目标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你的参照系是存在的，你是已知的。后面还要讲，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①樊纲在这里是把参考当参照，把“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当做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经济混为一谈，如果有什么特点也只不过是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适当照顾一下旧计划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某些利益，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并用所谓的“制度转轨”来概括这种模式、用所谓“渐进式改革”来概括这个过程。这是把中国的改革看成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并轨，把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前段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面临着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所以我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所谓的向西方看齐的“制度转轨”，而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要往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变迁”而言，根本不存在、也不应该以西方为参照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道路，才有可能后来居上，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即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樊纲之所以认为中国不可能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制度变迁中后来居上，也同样是因为他否认知识经济，否认知识经济对现有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洗牌作用。樊纲认为，“新经济并不能改变体制。……现在不少人以为新经济发展了，我们的体制也会随之改善——并非如此!虽然好的体制可以促进新经济的发展，但新经济本身不会带来新体制，所以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痛苦的改革过程是绕不过去的。”②
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因此知识经济必然使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着两种转型：一是经济制度的转型，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实践模式的转型。两种转型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使后者得到充实，前者得到升华。中国改革开放，是两种转型的历史契合。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因此樊纲认为新经济并不能改变体制的观点，把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脱离，认为社会经济体不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片面的、抽象的、简单的、线性的、非系统的经济观，这样的经济观根本不符合任何经济现实。
知识经济使市场经济成为立体的市场经济，立体的市场经济就是民主与法制对称、公平与效率对称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协调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与生产社会化相对称的，是经济的宏观化。在经济全球化、宏观化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更显重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先天的优势。因此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通行的转型、制度变迁经济实际上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包括了向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所谓转型，就是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过程，是扬弃、综合、升华的过程。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发展，用历时性的方法、层次性的方法化解同时性的矛盾，整合同时存在的不同经济制度，实现相容与超越，而不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模本的渐进式改革。
哲学
横断科学
理论 思维科学
真：是什么 社会科学 纵
自然科学（科学）
技术 深
知识
认识 因为什么：因果关系——规律性 科
善：为什么
为了什么：道德关系——目的性 学
世界应当怎样：理想
美：怎么样
应当怎样去做：实践观念（行动计划）
经验
知识、科学与技术：知识经济不是技术经济
①樊纲:“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讲坛，2008-06-12。
②经济学家樊纲：“新经济不新在哪里”，《羊城晚报》 2000。11。3
在知识经济形态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我国目前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特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把制度的转轨、变迁与融合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
樊纲：“改革初期经济学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体制改革目标的问题。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协，从官方开始的文件最早的转轨目标，如果今年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话，当时正式提法是向一个计划经济以商品要素相结合，大概这么一个目标转轨。但你仔细想想，你不要光想一开始，你把这全过程想想。把这三十年的过程想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领导人，包括学者，不是要把西方人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怎么做，他们这个法是怎么定的。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实现这个东西，你就做很多的妥协，做很多的变故。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参照一块，下一步又出了问题了，这不转轨嘛，一会我要讲转轨的过程如果是一渐进的过程，它中间会出现很多中间形式，中间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会遇到新的问题，每遇到新的问题又是把别人东西拿来照照，每一次学者研究的时候，领导人前三个问题里面其中一个问题一定是别人怎么搞的？市场经济国家怎么搞的？国际规则是什么？你一下子实现不了，就说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转轨，但是转轨的每一步它的目标模式，它的目标其实是有意识无意识的存在。你的参照系是存在的，你是已知的。后面还要讲，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①樊纲在这里是把参考当参照，把“香港是怎么搞的，台湾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国怎么搞、欧洲怎么搞拿来借鉴借鉴”当做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经济混为一谈，如果有什么特点也只不过是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适当照顾一下旧计划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某些利益，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并用所谓的“制度转轨”来概括这种模式、用所谓“渐进式改革”来概括这个过程。这是把中国的改革看成是向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并轨，把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前段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也面临着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所以我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所谓的向西方看齐的“制度转轨”，而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制度变迁”；就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要往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变迁”而言，根本不存在、也不应该以西方为参照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道路，才有可能后来居上，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快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真正的市场经济也即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樊纲之所以认为中国不可能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的制度变迁中后来居上，也同样是因为他否认知识经济，否认知识经济对现有不同制度的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洗牌作用。樊纲认为，“新经济并不能改变体制。……现在不少人以为新经济发展了，我们的体制也会随之改善——并非如此!虽然好的体制可以促进新经济的发展，但新经济本身不会带来新体制，所以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痛苦的改革过程是绕不过去的。”②
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知识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因此知识经济必然使中国改革开放存在着两种转型：一是经济制度的转型，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实践模式的转型。两种转型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使后者得到充实，前者得到升华。中国改革开放，是两种转型的历史契合。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因此樊纲认为新经济并不能改变体制的观点，把生产关系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脱离，认为社会经济体不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片面的、抽象的、简单的、线性的、非系统的经济观，这样的经济观根本不符合任何经济现实。
知识经济使市场经济成为立体的市场经济，立体的市场经济就是民主与法制对称、公平与效率对称的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化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协调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与生产社会化相对称的，是经济的宏观化。在经济全球化、宏观化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更显重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先天的优势。因此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通行的转型、制度变迁经济实际上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包括了向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所谓转型，就是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也是立体的全方位的过程，是扬弃、综合、升华的过程。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发展，用历时性的方法、层次性的方法化解同时性的矛盾，整合同时存在的不同经济制度，实现相容与超越，而不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模本的渐进式改革。
哲学
横断科学
理论 思维科学
真：是什么 社会科学 纵
自然科学（科学）
技术 深
知识
认识 因为什么：因果关系——规律性 科
善：为什么
为了什么：道德关系——目的性 学
世界应当怎样：理想
美：怎么样
应当怎样去做：实践观念（行动计划）
经验
知识、科学与技术：知识经济不是技术经济
①樊纲:“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上海交大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讲坛，2008-06-12。
②经济学家樊纲：“新经济不新在哪里”，《羊城晚报》 2000。11。3
陈世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怎样形成的：评吴敬琏的市场经济与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今日头条）
[ 2016/06/05 20:15 | by admin ]
2016/06/05 20:15 | by admin ]
陈世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怎样形成的：评吴敬琏的市场经济与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
任何理论，它的逻辑结论与历史结论是一致的；一个经济学家，不管他是否自觉，他的经济学理论的逻辑结论都是建立在他对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的历史分析的基础上。吴敬琏之所以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没有本质的区别，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市场经济的标准模式，是因为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是对现有世界上已经存在的市场经济模式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和人类文明碰撞的结晶。
吴敬琏：在讨论中，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大致提出了四种体制目标模式：（1）后斯大林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苏联模式”），主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给予国有企业更大自主权。这种办法在1970年代末首先在四川省进行试验，叫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迅即在全国铺开。不过这种改革并未取得成功，很快就由于引起了财政赤字大幅度增加和经济秩序混乱而在1987年停止。（2）“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东欧模式”）。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保持国有经济的统治地位和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下，力图在微观（企业）层面引进一些市场因素。我国一些学者在1980年代初期写过不少文章介绍这种模式。但是，随着1980年代中后期匈牙利等国的经济改革陷入困境，这种模式的影响力也逐渐消失。（3）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东亚模式”）。“二战”结束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采用威权主义政治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办法，形成带有重商主义色彩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模式对我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4）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欧美模式”）。许多理论界人士接受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树立起来的观点，认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包括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在内的公共物品，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会妨碍市场的有效运作并且滋生腐败。而东亚模式中政府对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只是在市场还没有充分发育时期的一种阶段性的替代办法。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以欧美类型的成熟市场经济，即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的目标模式。在1980年代中期，在模式（1）和模式（2）的影响逐渐消退的同时，模式（3）和模式（4）占了上风。大体说来，在后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而欧美模式则为具有现代经济学知识的学者所向往。例如，邓小平本人就十分欣赏“四小龙”，特别是新加坡的许多做法。流行的经济学启蒙读物，则以古典经济学为基准。不过，虽然这两种模式在政府的作用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差别，但在当时命令经济还占有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占有突出的地位。而且即使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最终目标的人们，也往往认为在落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冲刺中，强有力的政府往往利大于弊。从1984年以后的中国党政领导机关的文献可以看到，在对改革目标作理论论述时，大体上采用模式（4）的语言；而在规定具体措施时，则有更多模式（3）的内容。这样，在具有改革思想的官员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1984年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了一种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改革思路，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或“社会主义商品经济”。④按照吴敬琏上述对“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人士”对体制目标模式的探索和辩论的总结，由于（1）（2）两种在社会主义框架内的市场经济模式都已失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只能是（3）（4）两种，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虽然这种模式贴上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标签，但其形式是欧美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模式，内容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由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并不在吴敬琏的体制目标模式选择范围中，所以吴敬琏通过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权贵资本主义的论证，他最终把我国的体制目标模式定位为（4）种，即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正是这些曲折和辩论，使愈来愈多的人明确地认识到，要建立的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在现代国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场经济”⑤也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吴敬琏在这里是把不完全归纳当做完全归纳，把或然性推理当做必然性推理，把通过不完全归纳得出的或然性结论当作完全归纳得出的必然性结论。上述（1）(2)两种并未穷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选项，更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模式，因而其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失败；正好像斯大林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本身已经失败一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是历史的选择，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虽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却既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简单移植，也不是“选择”斯大林模式，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现实合乎逻辑的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科学，和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无必然联系。真理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我们之所以说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以中国本身固有的文化和国情为主体，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使之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价值、“普世价值”也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之所以能接纳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蕴含了共同价值，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共同价值和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共同价值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同样，“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概念，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比西方更早出现，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要成为“共同价值”，也必须寻找和中华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共同价值”的共同点，使之成为通过空间展示体现时间发展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中合理的一环。计划体制之所以成为建国以后30年中国社会主义的模式，是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备的前提。新中国的计划体制和斯大林的全部全民和集体所有制的模式也有诸多不同，如农村的自留地、农村城镇的小生产和自由贸易从未间断过，这就为后来从农村承包制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现实基础。当苏联和模仿苏联的东欧计划体制只能休克时，中国之所以能一枝独秀，顺利转型，就是因为中国的计划体制不是简单模仿斯大林模式，而是走符合自己国情的路。从毛泽东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可以看出，中国的计划体制从来不是照搬斯大林模式。虽然中国的计划体制仍然有斯大林模式固有的诸多弊病，主要是限制了个人的主体性、生产效率低，以致产品匮乏、人民物质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凭空产生，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不能断裂更不容否定，建国以来前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基础和环节，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所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应该从建国时算起，而不应该从改革开放时算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但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而且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与高扬，没有民间创业潮形成的经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主体基础。在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机制已经成型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降低、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明理论的主客体对称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不是任意“选择”的过程——
首先是理论指导实践。改革开放必须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所谓“摸着石头过河”，指的是社会主义具体模式，不是社会主义本身。“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是中国人民摸索了一百多年才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个结论不需要再摸索，而是我们理论探索的公理、实践摸索的前提。当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而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我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实证性得以统一，社会主义理论的规范性与科学性得以统一，就必须首先规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规范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公平社会化、主体社会化（个性、创造性、团队精神、自由自觉地劳动）、资本社会化（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富裕社会化（反对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化（法制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化、人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改革开放必须以真正科学的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
其次是实践证明理论。人类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民主与法制、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民主与法制，是改革的马车向前推进的两个对称的轮子。只有民主，才能为法制打下人的素质基础；只有法制，才能为人的主体性提高提供正确的行为导向。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对称的，民主与人的主体性是对称的，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与法制健全程度是对称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同步建设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有先有后也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哪个先哪个后，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这也是对称的。“休克疗法”失误在于把政治与经济的对称理解为政治与经济的平行，所以成了真正的“休克”。对称不等于平行，先增长后发展、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发展、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违背对称发展的要求。
在科学社会主义看来，效率与公平是对称的，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改革的马车向前推进的另两个对称的轮子。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二者是内在一致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只讲公平不讲效率，自由资本主义和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则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无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无公平的效率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得以统一的核心、纽带与标准。
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不是摸索、辩论出来的，也不是选择出来的，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碰撞出来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渗透、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如果说在此过程中也有“选择”，那么这里的“选择”是扬弃，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不是模仿，更不是照搬。吴敬琏先生擅长对不同国家的经济模式进行优劣比较，然后通过排除法逐步得出该放弃什么选择什么的结论。问题是比较的前提是要有进行比较的正确的思维方法。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经济模式进行比较的正确方法是什么？是对称方法，即时间、空间、层次相对称的方法。根据对称方法，空间上并列的不同经济模式，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对称方法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不但是传统经济学范式的转换，而且是传统经济模式的转轨和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扬弃、综合、升华。这种重新洗牌和扬弃、综合、升华的结果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根据对称方法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市场经济学，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公有制，而是单一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专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一公有制的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个人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其中，自由自觉的劳动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相容与超越来实现。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所谓的制度转型实际上只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规律性与主体性（今日头条）
[ 2016/06/02 11:10 | by admin ]
2016/06/02 11:10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规律性与主体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相统一的系统工程，体现了经济发展规律和人的主体性的统一。
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规律的，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发展是有规律的。思辩之所以是实证的，是因为思辩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正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是经济学科学的立论依据，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依据。整个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拒斥形而上学”思潮与还原论思维方式支配下，从来没有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经济发展“规律”这个概念，只有“趋势”、“序列”这些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就是经济规律的经验主义表述。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发展没有因果规律性，只有事件的先后顺序，经济学就是对此顺序进行描述，并据此进行予测。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模型，没有指导意义是必然的。同时，必然性是由偶然性组成的, 规律性是由主体性组成的。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辩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辩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西方经济学，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不可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科学依据。
按照系统论的分层法，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应该有以下六大层次：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经济趋势、经济周期、经济规律、经济本质。科学的经济学应该包含这六个层次的分析，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建构充分发挥社会经济功能的精准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其中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终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建议的起点。科学的经济学就是“精准经济学”——精准指导经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经济的本质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事物发展的深层规律制约浅层规律，深层结构制约浅层结构；不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特殊规律，不能从对策论的层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精准战略，只能从博弈论的层面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模糊设想。这种低层次、现象学层面的遐想由于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很容易被事实所证伪，给经济发展带来误导损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系统研究各个层次的经济发展规律和人的主体性的关系，研究生产发展和人的眼前利益、长远利益的关系，研究供给和人的眼前需求、长远需求的关系，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
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确立供给优先的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是不管需要。需要与供给是对称的范畴，一方离不开另一方，需要与供给的对称关系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供给侧结构改革离不开需求方结构改革。消费是生产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从最终意义上，是消费决定生产而非相反。但消费分消费行为与消费需求两方面，消费需求又分眼前需求和长远需求、整体需求与局部需求、根本需求和表面需求、个人需求与国家民族需求、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几个方面。消费决定生产根本上是通过消费需求决定生产来实现，直接消费行为决定生产只是消费决定生产的表面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秉持经济发展的整体观、全局观、长远观，并有可能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不但是为了满足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的、整体的、根本的需求，而且其产生的投资杠杆效应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眼前、局部、表面需求的必要基础。因此加强基本建设投资与消费需求决定生产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
怎样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进行需求方结构改革？处理好眼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的关系，把眼前需要升华为长远需要，需要升华为理想。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上升为理想的需要和生产的对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说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自我创造，那么造成这样本质区别的根源在于自我意识。如果说人的本质是自我创造，那么人的意识的本质则是自我意识。人的最高层次的自我意识是理想。理想既是对现实的相容，又是对现实的超越，“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然而只是合理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而不是合理的全部。现实和合理之间是部分和整体、个别和一般、种和属的关系；“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新的更合理的东西将代替旧的东西成为现实。
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和人的最高层次的本质是创造，而创造是在人的理想——“真、善、美”的指导下进行的。人的理想分为个人的理想和人类的理想，因而人的创造也分为自我创造和社会创造。在个人理想指导下的创造即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创造、自我完善、自我实现。在人类理想指导下进行的创造称之为社会创造、社会发展。理想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系统，创造也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系统。需要同现实的对称、理论同实际的对称、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的对称的最深层的本质，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整个社会有机体不但从静态来看、而且从动态来看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各个层次的最深层的本质，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称。
自我意识上升为理想要经过目的，目的是上升为理想的自觉需要。需要属于潜意识范畴，目的属于显意识范畴。因此，需要只能是自发行为的直接动力，而自觉行为的动力则是目的。虽然需要是目的的根源，因而也是自觉行为的根源和一切行为的根源，但需要上升到目的又必须经过种种修正，特别是人类的长远目的更是这样。如果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需要行动，那么每个人的需要将都不能满足，社会不能发展。因此，以需要和现实的对称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错误的，只有理想（包括个人的和人类的，眼前的和长远的目的）即人类的升华了的需要同现实的对称，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主体和客体对称的内在机制，是使主体活动起来构成同现实对称的根本原因。理想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是人的主体性高低的根本。只有从理想和现实的对称出发才能对主体和客体的对称之所以是社会基本对称的原理作出正确的说明，只有对主体和客体的对称是社会基本对称的原理作出正确的说明才能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规律作出正确的说明，才能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社会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每个社会成为都能自觉地按照主客体的价值规律和主体的价值规律办事，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直接间接地用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模式生产模式创新，用于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主体性；而社会应该创造满足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自由、自觉、平等地劳动和享受的条件。社会的理想制约着个人的理想，理想的社会制约着理想的个人。用人类的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对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提高国民主体性，做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规律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正确途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相统一的系统工程，体现了经济发展规律和人的主体性的统一。
经济发展是有规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规律的，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发展是有规律的。思辩之所以是实证的，是因为思辩所遵循的科学规律正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经济科学规律与经济客观规律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把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的出发点；经济学的对象定位于“规律”而非“趋势”，是经济学科学的立论依据，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依据。整个西方经济学在西方的经验主义传统、“拒斥形而上学”思潮与还原论思维方式支配下，从来没有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经济发展“规律”这个概念，只有“趋势”、“序列”这些概念。西方经济学中的“时间序列”，实际上就是经济规律的经验主义表述。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发展没有因果规律性，只有事件的先后顺序，经济学就是对此顺序进行描述，并据此进行予测。在这样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模型，没有指导意义是必然的。同时，必然性是由偶然性组成的, 规律性是由主体性组成的。西方经济学把经济主体性与规律性对立起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思辩与实证对立起来，否定经济学的思辩功能，否认人的理性的无限性、经济规律的可把握性、经济趋势的可预测性，因而否认了世界的可知性，人类经济活动整体上成了盲目的博弈活动，因而是不科学的。西方经济学，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不可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科学依据。
按照系统论的分层法，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应该有以下六大层次：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经济趋势、经济周期、经济规律、经济本质。科学的经济学应该包含这六个层次的分析，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建构充分发挥社会经济功能的精准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其中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是经济结构分析的终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建议的起点。科学的经济学就是“精准经济学”——精准指导经济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学。经济的本质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事物发展的深层规律制约浅层规律，深层结构制约浅层结构；不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特殊规律，不能从对策论的层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精准战略，只能从博弈论的层面提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模糊设想。这种低层次、现象学层面的遐想由于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很容易被事实所证伪，给经济发展带来误导损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系统研究各个层次的经济发展规律和人的主体性的关系，研究生产发展和人的眼前利益、长远利益的关系，研究供给和人的眼前需求、长远需求的关系，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
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确立供给优先的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供给侧结构改革不是不管需要。需要与供给是对称的范畴，一方离不开另一方，需要与供给的对称关系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供给侧结构改革离不开需求方结构改革。消费是生产的根本目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从最终意义上，是消费决定生产而非相反。但消费分消费行为与消费需求两方面，消费需求又分眼前需求和长远需求、整体需求与局部需求、根本需求和表面需求、个人需求与国家民族需求、精神需求与物质需求几个方面。消费决定生产根本上是通过消费需求决定生产来实现，直接消费行为决定生产只是消费决定生产的表面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之一，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秉持经济发展的整体观、全局观、长远观，并有可能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不但是为了满足国家和民族的长远的、整体的、根本的需求，而且其产生的投资杠杆效应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眼前、局部、表面需求的必要基础。因此加强基本建设投资与消费需求决定生产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并不矛盾，而是统一的。
怎样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进行需求方结构改革？处理好眼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的关系，把眼前需要升华为长远需要，需要升华为理想。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上升为理想的需要和生产的对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说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是自我创造，那么造成这样本质区别的根源在于自我意识。如果说人的本质是自我创造，那么人的意识的本质则是自我意识。人的最高层次的自我意识是理想。理想既是对现实的相容，又是对现实的超越，“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然而只是合理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而不是合理的全部。现实和合理之间是部分和整体、个别和一般、种和属的关系；“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新的更合理的东西将代替旧的东西成为现实。
人的最高层次的需要和人的最高层次的本质是创造，而创造是在人的理想——“真、善、美”的指导下进行的。人的理想分为个人的理想和人类的理想，因而人的创造也分为自我创造和社会创造。在个人理想指导下的创造即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创造、自我完善、自我实现。在人类理想指导下进行的创造称之为社会创造、社会发展。理想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系统，创造也是由不同层次组成的系统。需要同现实的对称、理论同实际的对称、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的对称的最深层的本质，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整个社会有机体不但从静态来看、而且从动态来看作为一个系统，它的各个层次的最深层的本质，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称。
自我意识上升为理想要经过目的，目的是上升为理想的自觉需要。需要属于潜意识范畴，目的属于显意识范畴。因此，需要只能是自发行为的直接动力，而自觉行为的动力则是目的。虽然需要是目的的根源，因而也是自觉行为的根源和一切行为的根源，但需要上升到目的又必须经过种种修正，特别是人类的长远目的更是这样。如果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需要行动，那么每个人的需要将都不能满足，社会不能发展。因此，以需要和现实的对称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错误的，只有理想（包括个人的和人类的，眼前的和长远的目的）即人类的升华了的需要同现实的对称，才能推动社会的发展。理想和现实的对称是主体和客体对称的内在机制，是使主体活动起来构成同现实对称的根本原因。理想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程度和深刻程度是人的主体性高低的根本。只有从理想和现实的对称出发才能对主体和客体的对称之所以是社会基本对称的原理作出正确的说明，只有对主体和客体的对称是社会基本对称的原理作出正确的说明才能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规律作出正确的说明，才能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社会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每个社会成为都能自觉地按照主客体的价值规律和主体的价值规律办事，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直接间接地用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模式生产模式创新，用于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主体性；而社会应该创造满足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自由、自觉、平等地劳动和享受的条件。社会的理想制约着个人的理想，理想的社会制约着理想的个人。用人类的理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对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同时提高国民主体性，做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统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规律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正确途径。
陈世清：我国经济的基本矛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 2016/06/02 11:09 | by admin ]
2016/06/02 11:09 | by admin ]
陈世清：我国经济的基本矛盾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就是我国供给侧的基本矛盾。确认我国经济的基本矛盾是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矛盾，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社会系统工程。
李稻葵：“解决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 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根据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矛盾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比较难以在短期内下降，中国的资金供给面相对仍非常充足；而且，多年形成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的基本格局也难以改变，毕竟，就业压力在上升，国内人口结构相对还比较年轻，不大规模投资，经济难以发展，就业压力也难以化解。如何解决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过去十几年来，我们依赖的是国外市场，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思路。……答案只能是在内需上做文章。要提高内需，靠最终消费自然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最终消费需求毕竟是由上亿家庭和机构分别独立作出的，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基，制度变迁难以在中短期内改变国民的消费观念，政策推动更是乏力。比较现实的方案就是，以投资推动内需的上升，而且其前提是，投资推动内需的同时不能带来新的产能扩张。怎么办？答案非常明晰，那就是必须投资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即对现有产能进行更新改造，既让投资不转换为新的净生产能力，又能消化一部分储蓄，带动内需的上升。换言之，现有的产能是资本的存量，投资是流量，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保障生产能力不剧烈上升的前提下，让投资这一流量上升。那就是，一方面要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要淘汰旧的产能。绿色产能革命，其本质就是这样的过程。”⒇李稻葵认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靠的是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能力不会剧烈上升，以和国内低消费市场保持平衡。李稻葵把这种模式称为“绿色产能革命”，即把增加的投资全部投到淘汰旧的产能上面。李稻葵这种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绿色产能革命”是一种消极的平衡观，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经济过热论”，只不过比一般的“经济过热论”多了一个解套的方案——“绿色产能革命”，但这个方案在理论上和他后面的要“增加总供给”的提法相悖，在实践中则会陷入“滞涨”的悖境，所以不能作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本身并不成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根本不是什么“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从直接现实性上看，我国确实存在着“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矛盾，但“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和“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区别很重要。“需求”是主观范畴，“消费”是客观范畴。消费不足，既有可能是“需求”不足引起，也有可能是需求很强烈，但不敢消费造成。如果是前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矛盾的假说有可能成立；如果是后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就是一个假命题。实事求是讲，中国目前“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只是假象，“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才是真相，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问题的关键，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的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扶持创业，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法治。如果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定位于“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解决矛盾的途径定位于增加投资的同时降低生产能力，是削足适履，舍本求末，使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误入歧途。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投资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
本 生产资料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关 投资需求
系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
其次，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投资任何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投资方向问题；与其说是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把投资方向定位于基本建设投资，而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即能源革命完全可以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这与其说是所谓“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知识经营
资本经营
主导产业：知识运营 资产经营
产品经营
新材料合成 法制建设 社会
教育科研 保障
医疗养老 体制
新农村建设
保障性粮食生产
交通
能源与信息输送 主导
推动 支柱产业：基本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
绿化
集约化
土地 综合化
生态化
能源开发 可再生开发
基础产业：高速路建设
国民经济基本产业结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及相互关系模型
根据上面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投资与需求这一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矛盾，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绿色产能革命”，而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一，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本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的同时，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GDP，而且为GDP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GDP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GDP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短期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基本建设，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与基本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本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走出“滞胀”这个悖境，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产能革命”，而是投资基本建设；通过投资基本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二，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把高速路发展作为基础产业。如果说，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那么基本建设中的高速路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因此，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建设几百条京津那样的高速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高速路有倍增放大的作用；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三，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李稻葵：“根据以上的陈述，财政开支必须坚持三个原则：财政开支应该是民生性、福利型而不是生产性的，财政开支不应与民争利，不应带来挤出效应，而应该有带动其他社会开支的效应。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消费型的投资是提升国民消费的重要举措，而不是增加过剩生产能力。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为将来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如节能减排、环境治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而不是生产性的，更不应该是政府自身开支的盲目扩大。当然，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促进公务员廉洁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型，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应该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在目前的条件下，适当提高中央财政的赤字和债务比重是应该的，也是能做到的，这一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变值得大力提倡。”①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李稻葵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所谓“服务型政府”的经典描述，同时也是他的“绿色产能革命”思路的逻辑延伸。如果按照李稻葵的财政开支模式，上面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模式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同时，李稻葵的上述“公共财政理念”是把政府的生产性经济职能、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避免公共财政与民争利与其说像李稻葵设计的限制中国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把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还不如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基本建设范畴。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保证，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四，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环保
交通
产业化 能源
房地产
政府投资
的基本建设
医保：人的身体素质基本建设
非产业化 社保：人的社会素质基本建设
教育：人的知识素质基本建设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Ⅰ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李稻葵：“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是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②我不知李稻葵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擅长数据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不知得出这个结论的数据是什么？是依据GDP增速推论，还是名义工资增长，抑或购买力平价计算？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GDP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因此，GDP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笼统地根据GDP增速就推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又根据这个“奇迹”推出“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结论，既无数据分析也无逻辑分析，是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前提，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五，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李稻葵：“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还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涨’。”李稻葵接下来用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等几个方面，说明“在以上这一系列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无疑是在回缩。企业减产、停产、破产的例子越来越多”。 ③且不说李稻葵这里的“总供给冲击”、“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总需求膨胀”和同一本书中“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之间的自相矛盾，他对“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及其导致“滞涨”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本身也是牵强附会的。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涨，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李稻葵的所谓“滞涨”，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悖境；而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必然产生李稻葵上面所描述的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悖境。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产生和激化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根源，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基础，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六，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观念
破除“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 舆论 人才价值取向
行政
投资
财政投融资
融资
法律环境
政府 创业环境 政策环境
扶持 产业导向
创业
工程 创业培训
投资银行
社会直接投融资 创业板
银行小额贷款
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Ⅱ
引文出处：
①②③李稻葵：《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p189,190，p167，
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就是我国供给侧的基本矛盾。确认我国经济的基本矛盾是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我国经济的基本矛盾，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社会系统工程。
李稻葵：“解决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 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根据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矛盾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比较难以在短期内下降，中国的资金供给面相对仍非常充足；而且，多年形成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的基本格局也难以改变，毕竟，就业压力在上升，国内人口结构相对还比较年轻，不大规模投资，经济难以发展，就业压力也难以化解。如何解决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过去十几年来，我们依赖的是国外市场，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思路。……答案只能是在内需上做文章。要提高内需，靠最终消费自然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最终消费需求毕竟是由上亿家庭和机构分别独立作出的，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基，制度变迁难以在中短期内改变国民的消费观念，政策推动更是乏力。比较现实的方案就是，以投资推动内需的上升，而且其前提是，投资推动内需的同时不能带来新的产能扩张。怎么办？答案非常明晰，那就是必须投资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即对现有产能进行更新改造，既让投资不转换为新的净生产能力，又能消化一部分储蓄，带动内需的上升。换言之，现有的产能是资本的存量，投资是流量，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保障生产能力不剧烈上升的前提下，让投资这一流量上升。那就是，一方面要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要淘汰旧的产能。绿色产能革命，其本质就是这样的过程。”⒇李稻葵认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靠的是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能力不会剧烈上升，以和国内低消费市场保持平衡。李稻葵把这种模式称为“绿色产能革命”，即把增加的投资全部投到淘汰旧的产能上面。李稻葵这种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绿色产能革命”是一种消极的平衡观，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经济过热论”，只不过比一般的“经济过热论”多了一个解套的方案——“绿色产能革命”，但这个方案在理论上和他后面的要“增加总供给”的提法相悖，在实践中则会陷入“滞涨”的悖境，所以不能作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本身并不成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根本不是什么“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从直接现实性上看，我国确实存在着“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矛盾，但“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和“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区别很重要。“需求”是主观范畴，“消费”是客观范畴。消费不足，既有可能是“需求”不足引起，也有可能是需求很强烈，但不敢消费造成。如果是前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矛盾的假说有可能成立；如果是后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就是一个假命题。实事求是讲，中国目前“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只是假象，“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才是真相，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问题的关键，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的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就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扶持创业，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法治。如果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定位于“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解决矛盾的途径定位于增加投资的同时降低生产能力，是削足适履，舍本求末，使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误入歧途。
生产资料投资 长线
投资
基 消费资料投资 短线
本 生产资料投资需求
结
构 长期
关 投资需求
系
消费资料投资需求
需求
潜在需求：消费预期
消费需求 短期
现实需求：消费
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
其次，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投资任何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投资方向问题；与其说是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把投资方向定位于基本建设投资，而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即能源革命完全可以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这与其说是所谓“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知识经营
资本经营
主导产业：知识运营 资产经营
产品经营
新材料合成 法制建设 社会
教育科研 保障
医疗养老 体制
新农村建设
保障性粮食生产
交通
能源与信息输送 主导
推动 支柱产业：基本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 水利
绿化
集约化
土地 综合化
生态化
能源开发 可再生开发
基础产业：高速路建设
国民经济基本产业结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基础产业及相互关系模型
根据上面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投资与需求这一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矛盾，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绿色产能革命”，而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一，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本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的同时，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GDP，而且为GDP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GDP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GDP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短期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基本建设，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与基本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本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走出“滞胀”这个悖境，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产能革命”，而是投资基本建设；通过投资基本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二，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把高速路发展作为基础产业。如果说，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那么基本建设中的高速路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因此，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建设几百条京津那样的高速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高速路有倍增放大的作用；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三，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李稻葵：“根据以上的陈述，财政开支必须坚持三个原则：财政开支应该是民生性、福利型而不是生产性的，财政开支不应与民争利，不应带来挤出效应，而应该有带动其他社会开支的效应。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消费型的投资是提升国民消费的重要举措，而不是增加过剩生产能力。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为将来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如节能减排、环境治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而不是生产性的，更不应该是政府自身开支的盲目扩大。当然，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促进公务员廉洁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型，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应该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在目前的条件下，适当提高中央财政的赤字和债务比重是应该的，也是能做到的，这一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变值得大力提倡。”①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李稻葵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所谓“服务型政府”的经典描述，同时也是他的“绿色产能革命”思路的逻辑延伸。如果按照李稻葵的财政开支模式，上面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模式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同时，李稻葵的上述“公共财政理念”是把政府的生产性经济职能、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避免公共财政与民争利与其说像李稻葵设计的限制中国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把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还不如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基本建设范畴。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保证，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四，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环保
交通
产业化 能源
房地产
政府投资
的基本建设
医保：人的身体素质基本建设
非产业化 社保：人的社会素质基本建设
教育：人的知识素质基本建设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Ⅰ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李稻葵：“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是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②我不知李稻葵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擅长数据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不知得出这个结论的数据是什么？是依据GDP增速推论，还是名义工资增长，抑或购买力平价计算？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GDP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因此，GDP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笼统地根据GDP增速就推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又根据这个“奇迹”推出“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结论，既无数据分析也无逻辑分析，是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前提，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五，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李稻葵：“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还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涨’。”李稻葵接下来用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等几个方面，说明“在以上这一系列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无疑是在回缩。企业减产、停产、破产的例子越来越多”。 ③且不说李稻葵这里的“总供给冲击”、“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总需求膨胀”和同一本书中“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之间的自相矛盾，他对“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及其导致“滞涨”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本身也是牵强附会的。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涨，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李稻葵的所谓“滞涨”，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悖境；而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必然产生李稻葵上面所描述的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悖境。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产生和激化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根源，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基础，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六，因此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环节。
观念
破除“官本位”的社会价值体系 舆论 人才价值取向
行政
投资
财政投融资
融资
法律环境
政府 创业环境 政策环境
扶持 产业导向
创业
工程 创业培训
投资银行
社会直接投融资 创业板
银行小额贷款
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经济职能模型Ⅱ
引文出处：
①②③李稻葵：《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p189,190，p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