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是经济转型——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什么是转型经济与转型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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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2 11:07 | by admin ]
2016/06/02 11:07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是经济转型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什么是转型经济与转型经济学
只考虑经济体制转型不考虑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属于经济体制转型、把产权改革看成最重要改革的“转型经济学”，是腐败GDP、卖国GDP、环境污染GDP、通货膨胀GDP、三座大山GDP的理论基础，是人民并不能从GDP、人均GDP增长和经济体制不断改革中得到实惠、在人均GDP逐年上升中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的理论根源，也是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理论根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要求经济体制转型，而且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经济体制转型从属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必须重新定位转型经济、重新建构转型经济学。
厉以宁：“转型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既要实现体制的转换，又要实现经济的发展。中国就是一个转型发展的国家，或称为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国家面临双重任务：体制转换任务和经济发展任务。”“中国的发展可以作为转型发展的例证。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从不发达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这两种过渡在中国现阶段是结合在一起的。两种过渡的结合，产生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有些问题是发展经济学中较少涉及的。比如说，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形成、市场化与企业家成长这些问题，在转型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特点，对于转型发展研究十分必要，而在一般发展经济学著作中并没有仔细分析。”①“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要有效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而不在于技术创新。……科技投入本身和技术创新本身，是不可能直接引起经济增长方式、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的。”②“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实质上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发展经济学” ③，“体制转型是双重转型的重点” ④，“产权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 ⑤，“继续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 ⑥，“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如果不是以体制转型为主，发展转型难以真正实现，即农业社会难以过渡到工业社会。”⑦“中国道路最重要的经验在于：只有不断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让人民得到实惠，才能实现双重转型。”⑧看来厉以宁名声在外的“转型经济学”并不像外界盛传的包括两种转型，在他的“转型经济学”中只有体制转型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转型，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像他所说的只是从不发达经济到发达经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在这个过渡过程中除了“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形成、市场化与企业家成长这些问题”有明显的特点外，“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而不在于技术创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转型。这根本上是由于，厉以宁的转型经济学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而任何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经济学只能解释线性增长方式，无法解释非线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属于经济体制转型的线性转型观，是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定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缺乏人类观、全球观、社会有机整体观，既限制了中国自觉顺应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后来居上的步伐，也限制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广度与适度，使中国无论经济体制还是经济增长方式均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目标，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以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为模本。这是直线的转型观。转型经济学必须以人类整体经济发展为参照，局限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转型经济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转型经济学。实践证明：正是这种只考虑经济体制转型不考虑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属于经济体制转型、把产权改革看成最重要改革的“转型经济学”，是腐败GDP、卖国GDP、环境污染GDP、通货膨胀GDP、三座大山GDP的理论基础，是人民并不能从GDP、人均GDP增长和经济体制不断改革中得到实惠、在人均GDP逐年上升中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的理论根源，也是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理论根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要求经济体制转型，而且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经济体制转型从属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必须重新定位转型经济与转型经济学。
真正的转型经济，既包括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也包括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学范式转换。迄今为止，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依次经过了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如果我们把知识运营看成是人类新的增长方式，而制度转型属于知识运营的范畴，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就只能说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存在着两种转型：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如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的实践模式的转型。从社会有机体的观念来看，两种转型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使后者得到充实，前者得到升华。中国改革开放，是两种转型：经济体制转型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融合。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落后的经济水平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两者使中国通过率先实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自己后来居上，而不是仅仅实现从不发达向发达、农业向工业转化的线形增长。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非线性的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给生产力带来裂变级数的增长。因此，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转型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即使从转型包括通过社会结构调整产生再生生产力的视野来看，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二者是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如果一定要抽象地考察两者的关系，那么应该说是前者从属于后者、成为后者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相反。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只有放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才能得到定位、定义与解释。所以两种转型实际上就是一种转型：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以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参照，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的共同目标。只有这样理解、定位转型经济的转型经济学，才是科学的转型经济学；也只有这样的转型经济学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后来居上，而不是重演西方工业化进程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才能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方向，或在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方向的名义下，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
厉以宁：“从‘旧资源红利’走向‘新资源红利’ 新资源红利从何而来？新的资源优势和资源红利都来自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技术，以及对这些科学技术的运用。自然界提供的资源，一般来说，总有用完的时候，只有智力资源、人才资源是无限的。……一旦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落实于实际，新的资源优势就形成了，新的资源优势就产生了。”⑨“发展优势和红利都来自创造。即使旧的优势或旧的红利，也来自创造，它们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⑩上述这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厉以宁只是对这些现象进行描述，没有把这些现象概括为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的本质，也没有凝结为 “转型经济学”的科学规律。他的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的“转型经济学”无法从经济现象的主体性提升经济学的主体性原则，揭示主客体对称关系这一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与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不兼容。缺乏主体性、规律性、本质性是所有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的“经济学”，包括“发展经济学”与“转型经济学”的共同特征；但不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本质与核心规律的“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都不是科学的“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
在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看来，新的资源优势的形成、产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产生转变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而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终实现，既不是单纯技术创新的结果，也不是单纯制度创新的结果，而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创新综合作用的结果。技术创新是基础，制度创新是核心，知识创新是主导。其中经济学范式转换，既是人类经济思想顺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的结果，又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的原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决定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实现使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自发转变为自觉，并使之由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经济学范式转换对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催化作用，集中体现了人类经济主体性对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没有从一般均衡论到对称平衡观、线性增长观到对称发展观的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实现真正的转型经济——从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增长到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是不现实的。知识经济使全球知识重新洗牌，知识的重新洗牌、融合，可以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制度是高于技术，但知识又高于制度。技术有垄断性，知识没有国界，没有垄断性。技术一旦上升到知识,形成原理性的东西，就可以打破技术的垄断，从而实现知识的重新洗牌。在这里，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发挥作用。通过知识融合，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从而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进入全球一体化发展。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发展。中国转型经济学就是要用历时性的方法、层次性的方法化解同时性的矛盾，整合同时存在的不同经济学流派，实现相容与超越。中国经济转型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中国转型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经济学范式转换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厉以宁先生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转型经济学”仍然属于传统经济学范畴，无法理解、把握这个过程，无法引领、推动这个过程。
因此，与经济转型相对称的，是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包括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所谓“转型经济学”向以对称平衡观为理论基础的转型经济学范式本身的转换。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推导出来的“帕累托改进”理论，必然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改革的途径，以私有化、货币化、产业化、自由化为改革的方向，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以两极分化程度处于老百姓造反的临界点为“帕累托最优”即改革的理想状态，以GDP增速最快、经济规模最大化为“改革红利”。这种“转型经济学”是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名义掩盖下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转型经济学”，在这种“转型经济学”看来，所谓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实质上就是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不管是主张产权改革优先还是主张价格改革优先，不管是主张“渐进式”改革还是主张“激进式”改革，不管有没有贴上“转型经济学”的标签，都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平面的片面的“转型经济学”，因此这些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不管打什么旗号、贴什么标签，它们的逻辑结论、明里暗里所要达到的理论目标，就是中国由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厉以宁“转型经济学”就是这样的“转型经济学”。包括厉以宁“转型经济学”在内的主流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实际上是微观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是还原论思维方式的“转型经济学”，是把人还原为经济人、把经济人还原为自私的人的“转型经济学”，是把社会归结于货币、把货币归结于价格、把价格归结于交易、把交易归结于产权的“转型经济学”，是商品拜物教、价格拜物教、货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利润拜物教的“转型经济学”，是把经济学庸俗化的“转型经济学”。这样的转型经济学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作为科学经济学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转型经济学。建立在对称平衡观基础上的、作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统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统一的“转型经济学”与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微观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建立在对称平衡观基础上的转型经济学认为，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地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因此对称平衡观认为效率与公平是统一的。平等的实现是系统工程，而不是“帕累托改进”的线性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包含政府宏观调控在内、保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立体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完全竞争弱肉强食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平面的市场经济。因此，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实现的过程，而不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过程。随着生产社会化、经济宏观化，经济学也逐步整体化；转型是系统工程，必须用整体的经济学作指导。只有以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才是整体的“转型经济学”。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从人类社会的对称平衡观出发，不但研究物质的社会关系，而且研究思想的社会关系；不仅研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自然关系。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就是要素与结构相对称、还原与整体相对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人类量子时代科学的经济学。科学的转型经济学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基础，从两个方向展开自己的规律群：横向----资源的配置与再生；纵向----创新-创造-创业。资源的配置与再生，是价值的产生与实现的一种途径;创新--创造-创业，是价值产生与实现的另一条途径。前一条途径是横向的途径，后一条途径是纵向的途径。后一条途径是源，前一条途径是流，二者共同构成了价值形成、发展、实现的长河。用五维空间为坐标来考察，当今世界三大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是在客体和客体的一般均衡关系基础上，在横向的配置或生产关系上做文章，从来不把着眼点放在纵向——通过创新—创造—创业而形成的资源再生上。在他们看来，后者只是技术工艺学，而不属于经济学。但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体系构成以明确的学科分类封闭起来，另一方面又试图解释社会经济有机体时，就不免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个模型，要么脱离实际，要么互相矛盾；实际运用的结果。就是从悖论转为悖境。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只管经济增长不讲经济发展，只讲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讲人类经济的发展，只讲中国经济的转型不讲人类经济的转型，只讲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线性转型不讲发展中国家超越发达国家的非线性转型。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只是人类经济活动某个局部领域、某个层面的反映。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对现有的转型经济学体系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对它们合理定位，通过对它们的相容，实现对它们的超越。整体的转型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扬弃，是人类一切精神文明成果的结晶。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在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同时，增长经济向发展经济转变、配置经济向再生经济转变、均衡经济向对称经济转变、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价格经济向价值经济转变、要素经济向结构经济转变；相应地转型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换、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换、均衡经济学向对称经济学转换、物质经济学向知识经济学转换、价格经济学向价值经济学转换、要素经济学向结构经济学转换、旧结构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转换。所以转型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框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真正的转型经济学就是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就是以人类经济活动为核心展开的综合哲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自然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成果的经济科学。只有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的转型经济学，科学的转型经济学不是仅仅适用于中国转型的特殊经济学而是一般经济学；在科学的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我们可以说“转型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义语，经济学就是转型经济学。
因此，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经济学范畴的“转型经济学”概念，就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将由资本运营转为知识运营。知识运营学，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型经济学。转型经济就是增长向发展转变。发展不同于增长，经济发展不同于GDP数字增长。“GDP数字”是价格经济学的核心范畴，而价格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以价格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发展经济学的悖论。把GDP数字增长等同于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观。所谓快速发展，从现象看，就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就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发展经济学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转型经济是五维空间相互转化的结果，真正的转型经济模式是经济发展的五维空间模式。转型经济就是增长向发展转变，转型经济就是配置向再生转变，转型经济就是均衡向对称转变，说明转型经济是经济形态从不完善向完善转变。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现在通行的转型经济实际上是融合经济，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包括了向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就是这样的转型经济。经济发展的五维空间模式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转型经济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产物，靠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把握和真正科学阐述转型经济是不可能的。只有运用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方法的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揭示转型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才有可能建立科学的转型经济学。
科学的转型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是五维空间相互转化的结果。发展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比如产权）单独决定。发展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是和发展经济的实践架构相对称的。转型经济具有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不是移植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私有化理论、股份制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产权万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成就，更不是所谓“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的证明，而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对称经济与中华民族经济的统一。在转型经济的空间展开时间的自然历史过程中，主体因素（领袖人物、政策、理论指导）与客体因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对称的。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说明，在此过程中，理论的“指导”作用是自发的、有限的；而“走一步看一步”的实践过程，说明迄今为止的改革实践整体上走在理论的前面。只有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总结，才能指导这一伟大实践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完成。这就是转型经济学的实践意义。
引文出处：
①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同心出版社，1996.10，P1, P2
②厉以宁：《国民经济管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11, P281
③④⑤⑥⑦⑧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1, P312,2、3、5、314,316
⑨⑩厉以宁：《发展优势和红利的创造》，《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人民出版社，2013.3，P30，40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什么是转型经济与转型经济学
只考虑经济体制转型不考虑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属于经济体制转型、把产权改革看成最重要改革的“转型经济学”，是腐败GDP、卖国GDP、环境污染GDP、通货膨胀GDP、三座大山GDP的理论基础，是人民并不能从GDP、人均GDP增长和经济体制不断改革中得到实惠、在人均GDP逐年上升中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的理论根源，也是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理论根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要求经济体制转型，而且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经济体制转型从属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必须重新定位转型经济、重新建构转型经济学。
厉以宁：“转型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既要实现体制的转换，又要实现经济的发展。中国就是一个转型发展的国家，或称为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国家面临双重任务：体制转换任务和经济发展任务。”“中国的发展可以作为转型发展的例证。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从不发达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这两种过渡在中国现阶段是结合在一起的。两种过渡的结合，产生了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有些问题是发展经济学中较少涉及的。比如说，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形成、市场化与企业家成长这些问题，在转型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特点，对于转型发展研究十分必要，而在一般发展经济学著作中并没有仔细分析。”①“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要有效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而不在于技术创新。……科技投入本身和技术创新本身，是不可能直接引起经济增长方式、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的。”②“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实质上是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发展经济学” ③，“体制转型是双重转型的重点” ④，“产权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 ⑤，“继续以体制转型带动发展转型” ⑥，“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如果不是以体制转型为主，发展转型难以真正实现，即农业社会难以过渡到工业社会。”⑦“中国道路最重要的经验在于：只有不断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让人民得到实惠，才能实现双重转型。”⑧看来厉以宁名声在外的“转型经济学”并不像外界盛传的包括两种转型，在他的“转型经济学”中只有体制转型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转型，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像他所说的只是从不发达经济到发达经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过渡，在这个过渡过程中除了“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形成、市场化与企业家成长这些问题”有明显的特点外，“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而不在于技术创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转型。这根本上是由于，厉以宁的转型经济学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而任何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经济学只能解释线性增长方式，无法解释非线性的、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属于经济体制转型的线性转型观，是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来定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缺乏人类观、全球观、社会有机整体观，既限制了中国自觉顺应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后来居上的步伐，也限制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广度与适度，使中国无论经济体制还是经济增长方式均以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目标，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以西方曾经走过的道路为模本。这是直线的转型观。转型经济学必须以人类整体经济发展为参照，局限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转型经济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转型经济学。实践证明：正是这种只考虑经济体制转型不考虑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从属于经济体制转型、把产权改革看成最重要改革的“转型经济学”，是腐败GDP、卖国GDP、环境污染GDP、通货膨胀GDP、三座大山GDP的理论基础，是人民并不能从GDP、人均GDP增长和经济体制不断改革中得到实惠、在人均GDP逐年上升中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的理论根源，也是我国产能过剩、经济结构失衡的理论根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要求经济体制转型，而且要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经济体制转型从属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必须重新定位转型经济与转型经济学。
真正的转型经济，既包括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也包括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学范式转换。迄今为止，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依次经过了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如果我们把知识运营看成是人类新的增长方式，而制度转型属于知识运营的范畴，那么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型就只能说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的组成部分。因此，存在着两种转型：一是经济体制的转型（如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 一是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的实践模式的转型。从社会有机体的观念来看，两种转型是局部与整体、个别与一般、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将使后者得到充实，前者得到升华。中国改革开放，是两种转型：经济体制转型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融合。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落后的经济水平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两者使中国通过率先实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自己后来居上，而不是仅仅实现从不发达向发达、农业向工业转化的线形增长。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非线性的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给生产力带来裂变级数的增长。因此，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转型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即使从转型包括通过社会结构调整产生再生生产力的视野来看，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二者是有机结合、不可分割的；如果一定要抽象地考察两者的关系，那么应该说是前者从属于后者、成为后者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相反。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是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只有放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才能得到定位、定义与解释。所以两种转型实际上就是一种转型：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以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参照，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向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是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型的共同目标。只有这样理解、定位转型经济的转型经济学，才是科学的转型经济学；也只有这样的转型经济学才能指导中国经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中实现后来居上，而不是重演西方工业化进程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才能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方向，或在把改革开放本身当作方向的名义下，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
厉以宁：“从‘旧资源红利’走向‘新资源红利’ 新资源红利从何而来？新的资源优势和资源红利都来自先进的科学、先进的技术，以及对这些科学技术的运用。自然界提供的资源，一般来说，总有用完的时候，只有智力资源、人才资源是无限的。……一旦先进的科学技术研究成果落实于实际，新的资源优势就形成了，新的资源优势就产生了。”⑨“发展优势和红利都来自创造。即使旧的优势或旧的红利，也来自创造，它们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⑩上述这些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厉以宁只是对这些现象进行描述，没有把这些现象概括为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的本质，也没有凝结为 “转型经济学”的科学规律。他的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的“转型经济学”无法从经济现象的主体性提升经济学的主体性原则，揭示主客体对称关系这一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与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不兼容。缺乏主体性、规律性、本质性是所有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的“经济学”，包括“发展经济学”与“转型经济学”的共同特征；但不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本质与核心规律的“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都不是科学的“发展经济学”、“转型经济学”。
在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看来，新的资源优势的形成、产生、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产生转变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在要求；而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终实现，既不是单纯技术创新的结果，也不是单纯制度创新的结果，而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知识创新综合作用的结果。技术创新是基础，制度创新是核心，知识创新是主导。其中经济学范式转换，既是人类经济思想顺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的结果，又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的原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决定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实现使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自发转变为自觉，并使之由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经济学范式转换对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催化作用，集中体现了人类经济主体性对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没有从一般均衡论到对称平衡观、线性增长观到对称发展观的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实现真正的转型经济——从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从增长到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是不现实的。知识经济使全球知识重新洗牌，知识的重新洗牌、融合，可以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制度是高于技术，但知识又高于制度。技术有垄断性，知识没有国界，没有垄断性。技术一旦上升到知识,形成原理性的东西，就可以打破技术的垄断，从而实现知识的重新洗牌。在这里，热力学第二定律可以发挥作用。通过知识融合，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从而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进入全球一体化发展。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发展。中国转型经济学就是要用历时性的方法、层次性的方法化解同时性的矛盾，整合同时存在的不同经济学流派，实现相容与超越。中国经济转型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中国转型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经济学范式转换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厉以宁先生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转型经济学”仍然属于传统经济学范畴，无法理解、把握这个过程，无法引领、推动这个过程。
因此，与经济转型相对称的，是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包括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所谓“转型经济学”向以对称平衡观为理论基础的转型经济学范式本身的转换。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推导出来的“帕累托改进”理论，必然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改革的途径，以私有化、货币化、产业化、自由化为改革的方向，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以两极分化程度处于老百姓造反的临界点为“帕累托最优”即改革的理想状态，以GDP增速最快、经济规模最大化为“改革红利”。这种“转型经济学”是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名义掩盖下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转型经济学”，在这种“转型经济学”看来，所谓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实质上就是我国由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不管是主张产权改革优先还是主张价格改革优先，不管是主张“渐进式”改革还是主张“激进式”改革，不管有没有贴上“转型经济学”的标签，都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宏观经济微观化的、平面的片面的“转型经济学”，因此这些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不管打什么旗号、贴什么标签，它们的逻辑结论、明里暗里所要达到的理论目标，就是中国由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厉以宁“转型经济学”就是这样的“转型经济学”。包括厉以宁“转型经济学”在内的主流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实际上是微观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是还原论思维方式的“转型经济学”，是把人还原为经济人、把经济人还原为自私的人的“转型经济学”，是把社会归结于货币、把货币归结于价格、把价格归结于交易、把交易归结于产权的“转型经济学”，是商品拜物教、价格拜物教、货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利润拜物教的“转型经济学”，是把经济学庸俗化的“转型经济学”。这样的转型经济学是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作为科学经济学组成部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转型经济学。建立在对称平衡观基础上的、作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统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统一的“转型经济学”与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微观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建立在对称平衡观基础上的转型经济学认为，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地进行物质、信息、能量的交换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因此对称平衡观认为效率与公平是统一的。平等的实现是系统工程，而不是“帕累托改进”的线性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包含政府宏观调控在内、保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立体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完全竞争弱肉强食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平面的市场经济。因此，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实现的过程，而不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过程。随着生产社会化、经济宏观化，经济学也逐步整体化；转型是系统工程，必须用整体的经济学作指导。只有以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才是整体的“转型经济学”。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从人类社会的对称平衡观出发，不但研究物质的社会关系，而且研究思想的社会关系；不仅研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自然关系。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就是要素与结构相对称、还原与整体相对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人类量子时代科学的经济学。科学的转型经济学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基础，从两个方向展开自己的规律群：横向----资源的配置与再生；纵向----创新-创造-创业。资源的配置与再生，是价值的产生与实现的一种途径;创新--创造-创业，是价值产生与实现的另一条途径。前一条途径是横向的途径，后一条途径是纵向的途径。后一条途径是源，前一条途径是流，二者共同构成了价值形成、发展、实现的长河。用五维空间为坐标来考察，当今世界三大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是在客体和客体的一般均衡关系基础上，在横向的配置或生产关系上做文章，从来不把着眼点放在纵向——通过创新—创造—创业而形成的资源再生上。在他们看来，后者只是技术工艺学，而不属于经济学。但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体系构成以明确的学科分类封闭起来，另一方面又试图解释社会经济有机体时，就不免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个模型，要么脱离实际，要么互相矛盾；实际运用的结果。就是从悖论转为悖境。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只管经济增长不讲经济发展，只讲中国经济的增长不讲人类经济的发展，只讲中国经济的转型不讲人类经济的转型，只讲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线性转型不讲发展中国家超越发达国家的非线性转型。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转型经济学”只是人类经济活动某个局部领域、某个层面的反映。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对现有的转型经济学体系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对它们合理定位，通过对它们的相容，实现对它们的超越。整体的转型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的扬弃，是人类一切精神文明成果的结晶。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在把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同时，增长经济向发展经济转变、配置经济向再生经济转变、均衡经济向对称经济转变、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价格经济向价值经济转变、要素经济向结构经济转变；相应地转型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换、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换、均衡经济学向对称经济学转换、物质经济学向知识经济学转换、价格经济学向价值经济学转换、要素经济学向结构经济学转换、旧结构经济学向新结构经济学转换。所以转型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框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真正的转型经济学就是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就是以人类经济活动为核心展开的综合哲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自然科学、横断科学、纵深科学成果的经济科学。只有整体的转型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的转型经济学，科学的转型经济学不是仅仅适用于中国转型的特殊经济学而是一般经济学；在科学的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我们可以说“转型经济学”与“经济学”是同义语，经济学就是转型经济学。
因此，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经济学范畴的“转型经济学”概念，就是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随着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将由资本运营转为知识运营。知识运营学，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型经济学。转型经济就是增长向发展转变。发展不同于增长，经济发展不同于GDP数字增长。“GDP数字”是价格经济学的核心范畴，而价格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以价格经济学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发展经济学的悖论。把GDP数字增长等同于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观。所谓快速发展，从现象看，就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就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发展经济学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转型经济是五维空间相互转化的结果，真正的转型经济模式是经济发展的五维空间模式。转型经济就是增长向发展转变，转型经济就是配置向再生转变，转型经济就是均衡向对称转变，说明转型经济是经济形态从不完善向完善转变。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现在通行的转型经济实际上是融合经济，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包括了向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中国经济就是这样的转型经济。经济发展的五维空间模式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转型经济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产物，靠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把握和真正科学阐述转型经济是不可能的。只有运用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方法的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揭示转型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才有可能建立科学的转型经济学。
科学的转型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是五维空间相互转化的结果。发展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比如产权）单独决定。发展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是和发展经济的实践架构相对称的。转型经济具有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不是移植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私有化理论、股份制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产权万能”“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成就，更不是所谓“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的证明，而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对称经济与中华民族经济的统一。在转型经济的空间展开时间的自然历史过程中，主体因素（领袖人物、政策、理论指导）与客体因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是对称的。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说明，在此过程中，理论的“指导”作用是自发的、有限的；而“走一步看一步”的实践过程，说明迄今为止的改革实践整体上走在理论的前面。只有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总结，才能指导这一伟大实践健康、可持续地发展，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完成。这就是转型经济学的实践意义。
引文出处：
①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同心出版社，1996.10，P1, P2
②厉以宁：《国民经济管理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11, P281
③④⑤⑥⑦⑧厉以宁：《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1, P312,2、3、5、314,316
⑨⑩厉以宁：《发展优势和红利的创造》，《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人民出版社，2013.3，P30，40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
[ 2016/06/02 11:06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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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
我国前段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问题，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粗放增长、国内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等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成立的，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发展模式代替增长模式，而不是用一种增长方式代替另一种增长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模型，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的实践模型。要真正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首先需要对称的思维方式，其次要有科学的经济学范式。
吴敬琏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①后记中写道:“中国经济在2005年11月本书初版问世以来两年多的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增长模式(2007年以后在官方文件中改称为‘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不仅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选择，而且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需要。”“目前中国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都与我们没有能够实现这种转变有关。”“这本书所讨论的粗放增长模式的弊病及其根源、转变增长模式的途径与方法以及如何建设有利于增长式转变的经济、政治、文教、科研体制等问题，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他认为，中国经济在投资率持续偏高、产出能力不断扩张、消费的比重不断降低的条件下，非但没有出现因需求不足导致增长率下降反而维持了几十年高速增长的秘密，即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采用了“以适度保护和本币汇率低估为主要政策工具的出口导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补充内需，缓解了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从而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出口导向战略的消极后果，即“一方面，它有可能诱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专业化’，还导致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为维持本币汇率低估而大收外汇，还会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等问题，造成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形成和最终破灭等恶果，”近三年来中国经济犹如“过山车”般令人惊心动魄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股票、房地产、收藏品等资产价格飙升、所谓“百年难遇的大牛市”的来临到严重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挤出、经济增长放缓，一切似乎来得太快，人们还没从牛市狂欢中醒来，便一脚跨入了“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吴先生指出，中国不能再像其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经济体一样，由于担心本币升值拖累出口和经济增长，而对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和进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犹豫不决，而是“要适时放开汇率这一开放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价格参数”，“汲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教训”，“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否则，在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下，“一旦遇到某种冲击，例如国际市场的波动，整个经济体系或金融体系就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处置失当，甚至会陷入长期衰退。”应该说，吴先生上述提到的我国前段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问题，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粗放增长、国内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等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成立的，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他提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只不过是用一种增长方式代替另一种增长方式，而不是用发展代替增长，这就决定了他的方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说，“经济增长模式”在2007年以后在官方文件中改称为“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表述不同，而是概念差别；吴敬琏没有看到“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发展方式”是两个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以致于书名仍然沿用“增长模式”字眼，书中把“经济发展方式”看成仅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改称，说明他对“增长”与“发展”的本质区别并不清楚。这是由他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观点属于增长经济学的范式使然。增长经济学只能带来增长模式不能带来发展模式，用增长模式来框架定调顶层设计、引导深化改革只能把改革带入歧途。
把增长和发展区别开来，并进而把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区别开来，在科学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构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在科学的经济学范式指导下设计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我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的基本路线图。吴敬琏指出：“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中国是一个后起国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是要有设计的，而不是像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建立，是通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自发形和试错的过程”， ②，“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3年提出了6项工作要求，而最后一项具有关键性，即‘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希望能经过努力工作，在今年晚些时候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制定出来。”（同上）看来吴敬琏和其他典型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于吴敬琏很看重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不像其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明目张胆主张市场自发论，将“摸着石头过河”进行到底（参看：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但要真正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首先要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吴敬琏：“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还是开历史的倒车，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这两个方向的斗争变得异常激烈。”③ “于是，本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一场\"中国向何处去\"：是强化各级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经济的掌控，向国家资本主义倒退，以致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还是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的大争论。”④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并不是强势政府主导的结果，而是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红利；依靠强势政府、国有企业垄断和海量投资维持高速度增长，反而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以及普遍的寻租腐败、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⑤像吴敬琏这样把“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对立起来、把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和“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普遍的寻租腐败、严重的贫富分化”等同起来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用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的目的就是在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的同时，能有效控制和消除“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普遍的寻租腐败、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现象。“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是对称的，要理解把握二者的对称关系需要对称的思维方式，用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是行不通的。要真正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其次要有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吴敬琏：“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通过能够灵活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价格实现的，没有自由交换，就谈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⑥把资源配置看成市场目标、以价格为市场核心机制必然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经济学适合于市场平面化的小商品经济与工业化经济时期。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市场已经立体化，以资源再生为市场目标、价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必然要求政府作为宏观经济主体，政府是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政府经济职能包括宏观调控职能完全可以纳入法治化轨道有序运行。这说明，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能作为对市场经济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的理论基础。
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必须用“发展”代替“增长”。吴敬琏：“18大最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选择。”⑦那么在吴敬琏看来，18大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的正确判断和选择是什么呢？“18大指明了今后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这就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⑧在吴敬琏看来，“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本身就是18大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的正确判断和选择。这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从本质上看，18大提出要“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实际上是要实现中国从不对称向对称发展，用发展代替增长。只有用发展代替增长来定位18大提出的要“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才能真正理解、正确把握18大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的正确判断和选择。这就必须把“增长”和“发展”严格区别开来。
增长是线性的、片面的、自发的、平面的、对抗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是辩证的、全面的、自觉的、立体的、和谐的、可持续的。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人的行为方式导向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将促进或阻碍社会财富增加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增长与发展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模式，决定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与功能的不同，决定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途径与着力点不同，决定了改革顶层设计的蓝图不同。
增长与发展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模式，也决定了发展经济的路线图不同。增长是线性的，发展是辩证的。经济发展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的平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维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作为社会精英的“主流经济学家”，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这种对称发展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增长是GDP增长，发展是价值发展。GDP有三种：货币GDP（国内生产总值）、社会GDP（人的素质指数、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绿色GDP（环保指数）。增长经济学范式只讲第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出于对市场经济的狭隘的乃至错误的理解，片面追求GDP增长率，把保障机会平等、生存保障平等的公共事业都纳入产业化的范围，剥夺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平等发展权，从而强化了两极分化，败坏了社会风气，形成“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道德环境；资源的开发是竭泽而渔，GDP增长以出口导向、内需不足、计划体制下的低工资为起点、工人血泪为代价，不惜使货币GDP成为带血GDP。幸福经济学范式则包含三种。幸福经济学范式之所以比增长经济学范式更科学，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更本质，因而做到了科学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或者说，能否做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不同层次。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内需导向性经济不同增长方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发展模式的不同；发展模式不同的后面，是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市场核心机制不同的后面，是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吴敬琏没有看到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内需导向型经济后面经济学范式的不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消极作用；即使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改成内需导向型经济，也无法根本消除粗放增长、环境污染、国内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等现象。因此增长是对抗的，发展是和谐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 等都不是科学发展观。因腐败造成分配不公；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带来人格两极分化，出现大量的弱势群体，挫伤了人的积极性，造成社会不安定，影响可持续发展。
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决定了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实际上都是增长经济学。增长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是货币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理解成价格核心、利润导向的产业经济，把产业经济理解成货币GDP、社会产业化经济，把GDP不但看成经济发展的指标而且看成经济发展的目标，把发展经济理解成一切向钱看，把一切向钱看演变成口袋经济学，是造成粗放增长、环境污染、通货膨胀、资产泡沫、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以货币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与目标，是物质经济时代的产物，与知识经济时代格格不入。物质经济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有不同的增长方式，也有不同的增长指标。因为很多的科研成果很难在现有的统计口径中体现出来，这对于在各地政府一味追求货币GDP的环境中的科研人员，不要说科研环境，甚至是生存环境都成为问题。这与知识经济的时代脚步不合拍。因此，增长经济学是政绩增长观、仕途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异化，最终只能走向科学发展观的反面。树立科学发展观，就要果断停止以价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以GDP增长数据为经济增长目标、为考核官员政绩的做法；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地人民的满意度、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标准与考核官员的标准。为此就必须用发展经济学代替增长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经济学的指导。而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其对象应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统一，其内容应该是现有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综合；这种综合不是二维层次的，而是时间、空间、层次五维统一的，是知识经济（层次）、经济全球化（空间）、中国国情（空间）、经济现代发展趋势（时间）的统一，是企业、市场、政府，要素、结构、功能相统一的完整系统。贯穿对称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的核心，是以经济主体为主导同经济客体的对称；由于这个对称，使经济学的主体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发展与增长的区别根源于对称与均衡的区别。均衡实现的是增长，对称实现的是发展。增长只是客体与客体的均衡,发展则不但包括客体与客体的均衡,而且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均衡”和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说，一般均衡理论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础，那么对称平衡观则是新经济学的基础。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通过博弈自发实现的均衡。在社会经济领域，对称是本，均衡是末；对称是源，均衡是流。一切生产、交换的根本动力就是实现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经济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增长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不同的社会功能、不同的社会目标来看，只有幸福经济学才是发展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与增长经济学——GDP经济学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GDP经济学是配置增长观，以资源配置带来统计数量增长为目标；幸福经济学是生产力发展观，以生产力发展及由此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为归宿。GDP经济学是物质增长观，以通过货币增长为标志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为标尺；幸福经济学是全面发展观，生产发展不仅是可统计的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是不可计量的精神财富的增加、人的全面发展，不可计量的资源再生能力、生产潜力的增大。GDP经济学是资源增长观、产品增长观、资产增长观、资本增长观，着眼于资源增长、产品增长、资产增长、资本增长，热衷于卖地炒房、来料加工、出口倾销、世界工厂、劳力密集、引进外资、金融投机、教育产业、学衔产业、户口身份产业、不少地方的官帽产业，增长方式是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幸福经济学是科技开发、知识增值、智力密集、创业工程、资源再生、信息产业、知识产业、创意创业、核心技术、原创思想、软硬实力、综合实力，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GDP经济学是眼前增长观，着眼于当前的增长；幸福经济学是长远发展观，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GDP经济学是均衡增长观；在GDP增长观看来，治理环境污染只能在诸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方面做文章。幸福经济学是绿色发展观；在幸福经济学看来，要治理环境污染，与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不如大力植树造林，吸收空气中多余的二氧化碳。如果能把环保造林纳入基本建设范畴，可以使农村剩余劳力不会失业；而由绿色GDP拉动的货币GDP、直接间接增加的供给，又能提高货币效率，使货币增值。绿色GDP既着眼于眼前效益，更着眼于今后发展。在GDP经济学中，货币GDP与绿色GDP、社会GDP相对立；而在幸福经济学中，货币GDP和绿色GDP、社会GDP、财富GDP相统一。绿色GDP、社会GDP、财富GDP可以把传统经济中的中间产品视为最终产品，可以把传统经济的外在变量（如消费、教育、人口、意识形态与社会保障、个人婚烟家庭）转为内生变量，为单一生产要素的增加转变为生产结构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最有效的整体框架，做到社会福利最大化与效率最大化的统一。因此幸福经济学是全面发展观、绿色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增长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的范式不同，是我们观察、解决吴敬琏所看到的上述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问题的视角、视野与途径。
改革观是发展观的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改革观。吴敬琏的线性增长观，决定了他的线性改革观。吴敬琏：“支持市场化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着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辩论。”⑨首先吴敬琏这句话隐藏一个悖论：“权力退出市场”与“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这两个命题之间逻辑上不兼容。“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是正确的，是避免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国家权力产生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本途径；但“权力退出市场”、反对国家必要的垄断乃至取消所有国有企业、否定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市场无政府主义、完全自由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践证明行不通。其次，吴敬琏在这里是又一次要人们在两个未穷尽选项中进行两难推理：要么进一步改革到权力完全退出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完全自由市场，要么回到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不对称的两极思维和他的经济增长观一样，都源于线性的思维方式。他所列出的两个选项是客观存在的，但他恰恰忽略了唯一正确的第三个选项：进一步改革是必要的，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而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而不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以平等为核心、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基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对称、知识资本资产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多种生产要素协同有序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改革开放本身不是方向，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改革开放的方向，而改革开放只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经途径。
市场经济是有规律的，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与运用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政府主导作用就是人类对市场决定作用规律的自觉运用，所以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要理解这个统一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吴敬琏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他把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看成不正常的“两头冒尖”。吴敬琏：“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时，我在纪念文章里引用了狄更斯《双城记》中开篇的一段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改革开始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这种‘两头冒尖’的情况愈演愈烈。”⑩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两头冒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而不是吴敬琏所认为的“一起奔向天堂又走向另一个方向”的市场化改革的异化。吴敬琏上述讲到的权力腐败与环境污染等市场化改革的异化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不知道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只讲增长不讲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改革的思维方式和指导思想错误。线性的思维方式只能带来片面的增长模式，片面的增长模式就是畸形的增长模式，畸形的增长模式就是不对称的增长模式。以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为参照，中国改革迄今存在对称与不对称的两重性。所谓对称，就是尽力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但这个转轨不是片面强调与国际惯例接轨，而是与国际潮流合拍。所谓不对称，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不对称；人与人的不对称（两极分化），人与自然的不对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不可持续发展）。两重性不是两张皮，而是相互制约。对中国改革出现的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是人为失误，一种认为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两种方案：一种是走回头路，一种是在进一步发展中解决。两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都是走回头路。一个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走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老路，使中国成为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的世界工厂；一个是以反私有制、反两极分化为名，要回到计划体制。两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同样秉持线性思维观下的线性发展观。倒退没有出路，前进是扬弃，而不是吴敬琏说的“模仿”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对称经济学是系统经济学而非线性经济学。只有继续前进——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变增长为发展来纠正改革的失误，才能使改革笑到最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对称的过程。但对称不等于同步，而是有着先后关系。不对称是对称的必经环节，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有先后之分，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正确的改革观和正确的发展观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正确的思维方式——以对称为核心的五维空间观和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吴敬琏要么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要么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要么市场决定作用要么国家主导作用的“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的经济学范式是消除异化把控改革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的顶层设计、建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前提。
引文出处
①吴敬链：《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2008.10
②③⑤⑥⑦⑨⑩吴敬琏：《中国改革再出发》，《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P47，45,44，44，42，45，42，人民出版社，2013.3
④吴敬琏：《中国改革从何处着手》，中国改革论坛网，2014-08-15 。
⑧吴敬链：《中国未来3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2。
我国前段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问题，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粗放增长、国内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等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成立的，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发展模式代替增长模式，而不是用一种增长方式代替另一种增长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模型，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的实践模型。要真正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首先需要对称的思维方式，其次要有科学的经济学范式。
吴敬琏在《中国增长模式抉择》①后记中写道:“中国经济在2005年11月本书初版问世以来两年多的发展历程表明，经济增长模式(2007年以后在官方文件中改称为‘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不仅是一项长期性的战略选择，而且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需要。”“目前中国从宏观经济到微观经济所遇到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都与我们没有能够实现这种转变有关。”“这本书所讨论的粗放增长模式的弊病及其根源、转变增长模式的途径与方法以及如何建设有利于增长式转变的经济、政治、文教、科研体制等问题，仍然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他认为，中国经济在投资率持续偏高、产出能力不断扩张、消费的比重不断降低的条件下，非但没有出现因需求不足导致增长率下降反而维持了几十年高速增长的秘密，即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采用了“以适度保护和本币汇率低估为主要政策工具的出口导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补充内需，缓解了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从而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忽略了出口导向战略的消极后果，即“一方面，它有可能诱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专业化’，还导致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为维持本币汇率低估而大收外汇，还会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等问题，造成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形成和最终破灭等恶果，”近三年来中国经济犹如“过山车”般令人惊心动魄的历程证明了这一点。从股票、房地产、收藏品等资产价格飙升、所谓“百年难遇的大牛市”的来临到严重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挤出、经济增长放缓，一切似乎来得太快，人们还没从牛市狂欢中醒来，便一脚跨入了“恐怕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吴先生指出，中国不能再像其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经济体一样，由于担心本币升值拖累出口和经济增长，而对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和进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犹豫不决，而是“要适时放开汇率这一开放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价格参数”，“汲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教训”，“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否则，在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情况下，“一旦遇到某种冲击，例如国际市场的波动，整个经济体系或金融体系就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处置失当，甚至会陷入长期衰退。”应该说，吴先生上述提到的我国前段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问题，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粗放增长、国内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等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成立的，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但他提出来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只不过是用一种增长方式代替另一种增长方式，而不是用发展代替增长，这就决定了他的方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应该说，“经济增长模式”在2007年以后在官方文件中改称为“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表述不同，而是概念差别；吴敬琏没有看到“经济增长模式”与“经济发展方式”是两个有着不同内涵的概念，以致于书名仍然沿用“增长模式”字眼，书中把“经济发展方式”看成仅仅是“经济增长模式”的改称，说明他对“增长”与“发展”的本质区别并不清楚。这是由他的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学观点属于增长经济学的范式使然。增长经济学只能带来增长模式不能带来发展模式，用增长模式来框架定调顶层设计、引导深化改革只能把改革带入歧途。
把增长和发展区别开来，并进而把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区别开来，在科学的思维方式指导下建构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在科学的经济学范式指导下设计正确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我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的基本路线图。吴敬琏指出：“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中国是一个后起国家，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是要有设计的，而不是像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建立，是通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自发形和试错的过程”， ②，“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3年提出了6项工作要求，而最后一项具有关键性，即‘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希望能经过努力工作，在今年晚些时候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把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制定出来。”（同上）看来吴敬琏和其他典型的自由派经济学家还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在于吴敬琏很看重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不像其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明目张胆主张市场自发论，将“摸着石头过河”进行到底（参看：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但要真正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首先要有科学的思维方式。吴敬琏：“是继续推进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还是开历史的倒车，走向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这两个方向的斗争变得异常激烈。”③ “于是，本世纪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爆发了一场\"中国向何处去\"：是强化各级政府和国有经济对社会经济的掌控，向国家资本主义倒退，以致陷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还是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的大争论。”④ “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并不是强势政府主导的结果，而是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红利；依靠强势政府、国有企业垄断和海量投资维持高速度增长，反而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以及普遍的寻租腐败、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⑤像吴敬琏这样把“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对立起来、把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和“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普遍的寻租腐败、严重的贫富分化”等同起来的思维方式，是形而上学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用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是不可能的。改革开放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改革”的目的就是在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的同时，能有效控制和消除“资源浪费、环境破坏、普遍的寻租腐败、严重的贫富分化”等现象。“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改革”和强化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职能是对称的，要理解把握二者的对称关系需要对称的思维方式，用西方经济学通行的线性思维方式是行不通的。要真正进行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其次要有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吴敬琏：“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通过能够灵活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价格实现的，没有自由交换，就谈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⑥把资源配置看成市场目标、以价格为市场核心机制必然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把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的西方现代经济学适合于市场平面化的小商品经济与工业化经济时期。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市场已经立体化，以资源再生为市场目标、价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必然要求政府作为宏观经济主体，政府是市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政府经济职能包括宏观调控职能完全可以纳入法治化轨道有序运行。这说明，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能作为对市场经济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顶层设计的理论基础。
科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顶层设计以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经济发展模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就必须用“发展”代替“增长”。吴敬琏：“18大最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和选择。”⑦那么在吴敬琏看来，18大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的正确判断和选择是什么呢？“18大指明了今后中国发展的基本方向，这就是‘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⑧在吴敬琏看来，“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本身就是18大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的正确判断和选择。这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从本质上看，18大提出要“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实际上是要实现中国从不对称向对称发展，用发展代替增长。只有用发展代替增长来定位18大提出的要“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才能真正理解、正确把握18大对“中国何处去”的问题作出的正确判断和选择。这就必须把“增长”和“发展”严格区别开来。
增长是线性的、片面的、自发的、平面的、对抗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是辩证的、全面的、自觉的、立体的、和谐的、可持续的。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人的行为方式导向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将促进或阻碍社会财富增加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增长与发展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模式，决定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与功能的不同，决定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途径与着力点不同，决定了改革顶层设计的蓝图不同。
增长与发展两种不同的社会实践模式，也决定了发展经济的路线图不同。增长是线性的，发展是辩证的。经济发展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的平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维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作为社会精英的“主流经济学家”，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经济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这种对称发展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增长是GDP增长，发展是价值发展。GDP有三种：货币GDP（国内生产总值）、社会GDP（人的素质指数、幸福指数、社会和谐指数）、绿色GDP（环保指数）。增长经济学范式只讲第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家”出于对市场经济的狭隘的乃至错误的理解，片面追求GDP增长率，把保障机会平等、生存保障平等的公共事业都纳入产业化的范围，剥夺了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平等发展权，从而强化了两极分化，败坏了社会风气，形成“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道德环境；资源的开发是竭泽而渔，GDP增长以出口导向、内需不足、计划体制下的低工资为起点、工人血泪为代价，不惜使货币GDP成为带血GDP。幸福经济学范式则包含三种。幸福经济学范式之所以比增长经济学范式更科学，是因为前者比后者更本质，因而做到了科学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或者说，能否做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体现了经济学理论的不同层次。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内需导向性经济不同增长方式的本质区别，在于发展模式的不同；发展模式不同的后面，是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市场核心机制不同的后面，是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吴敬琏没有看到出口导向型经济与内需导向型经济后面经济学范式的不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消极作用；即使把出口导向型经济改成内需导向型经济，也无法根本消除粗放增长、环境污染、国内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等现象。因此增长是对抗的，发展是和谐的。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 等都不是科学发展观。因腐败造成分配不公；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带来人格两极分化，出现大量的弱势群体，挫伤了人的积极性，造成社会不安定，影响可持续发展。
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决定了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实际上都是增长经济学。增长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是货币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把市场经济理解成价格核心、利润导向的产业经济，把产业经济理解成货币GDP、社会产业化经济，把GDP不但看成经济发展的指标而且看成经济发展的目标，把发展经济理解成一切向钱看，把一切向钱看演变成口袋经济学，是造成粗放增长、环境污染、通货膨胀、资产泡沫、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以货币GDP作为经济增长指标与目标，是物质经济时代的产物，与知识经济时代格格不入。物质经济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有不同的增长方式，也有不同的增长指标。因为很多的科研成果很难在现有的统计口径中体现出来，这对于在各地政府一味追求货币GDP的环境中的科研人员，不要说科研环境，甚至是生存环境都成为问题。这与知识经济的时代脚步不合拍。因此，增长经济学是政绩增长观、仕途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异化，最终只能走向科学发展观的反面。树立科学发展观，就要果断停止以价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以GDP增长数据为经济增长目标、为考核官员政绩的做法；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地人民的满意度、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标准与考核官员的标准。为此就必须用发展经济学代替增长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经济学的指导。而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其对象应是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统一，其内容应该是现有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综合；这种综合不是二维层次的，而是时间、空间、层次五维统一的，是知识经济（层次）、经济全球化（空间）、中国国情（空间）、经济现代发展趋势（时间）的统一，是企业、市场、政府，要素、结构、功能相统一的完整系统。贯穿对称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的核心，是以经济主体为主导同经济客体的对称；由于这个对称，使经济学的主体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发展与增长的区别根源于对称与均衡的区别。均衡实现的是增长，对称实现的是发展。增长只是客体与客体的均衡,发展则不但包括客体与客体的均衡,而且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均衡”和人的全面发展。如果说，一般均衡理论是传统经济学的基础，那么对称平衡观则是新经济学的基础。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通过博弈自发实现的均衡。在社会经济领域，对称是本，均衡是末；对称是源，均衡是流。一切生产、交换的根本动力就是实现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经济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增长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不同的社会功能、不同的社会目标来看，只有幸福经济学才是发展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与增长经济学——GDP经济学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GDP经济学是配置增长观，以资源配置带来统计数量增长为目标；幸福经济学是生产力发展观，以生产力发展及由此带来的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为归宿。GDP经济学是物质增长观，以通过货币增长为标志的物质生产的发展为标尺；幸福经济学是全面发展观，生产发展不仅是可统计的物质财富的增加，而且是不可计量的精神财富的增加、人的全面发展，不可计量的资源再生能力、生产潜力的增大。GDP经济学是资源增长观、产品增长观、资产增长观、资本增长观，着眼于资源增长、产品增长、资产增长、资本增长，热衷于卖地炒房、来料加工、出口倾销、世界工厂、劳力密集、引进外资、金融投机、教育产业、学衔产业、户口身份产业、不少地方的官帽产业，增长方式是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幸福经济学是科技开发、知识增值、智力密集、创业工程、资源再生、信息产业、知识产业、创意创业、核心技术、原创思想、软硬实力、综合实力，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GDP经济学是眼前增长观，着眼于当前的增长；幸福经济学是长远发展观，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GDP经济学是均衡增长观；在GDP增长观看来，治理环境污染只能在诸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方面做文章。幸福经济学是绿色发展观；在幸福经济学看来，要治理环境污染，与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还不如大力植树造林，吸收空气中多余的二氧化碳。如果能把环保造林纳入基本建设范畴，可以使农村剩余劳力不会失业；而由绿色GDP拉动的货币GDP、直接间接增加的供给，又能提高货币效率，使货币增值。绿色GDP既着眼于眼前效益，更着眼于今后发展。在GDP经济学中，货币GDP与绿色GDP、社会GDP相对立；而在幸福经济学中，货币GDP和绿色GDP、社会GDP、财富GDP相统一。绿色GDP、社会GDP、财富GDP可以把传统经济中的中间产品视为最终产品，可以把传统经济的外在变量（如消费、教育、人口、意识形态与社会保障、个人婚烟家庭）转为内生变量，为单一生产要素的增加转变为生产结构的变化提供了一个最有效的整体框架，做到社会福利最大化与效率最大化的统一。因此幸福经济学是全面发展观、绿色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增长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的范式不同，是我们观察、解决吴敬琏所看到的上述出口导向型经济带来的问题的视角、视野与途径。
改革观是发展观的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改革观。吴敬琏的线性增长观，决定了他的线性改革观。吴敬琏：“支持市场化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的人们认为，既然中国社会存在着种种不公是由市场化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和政治改革严重滞后，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强化对市场自由交换活动干预压制等寻租活动基础所造成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坚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铲除权贵资本主义存在的经济基础，并使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回到1976年以前极“左”路线支配下的旧体制去。一些旧路线和旧体制的支持者诿过于市场化改革，将腐败猖獗、分配不公等消极现象的正当不满，南辕北辙地引向反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挑起了新的一轮改革大辩论。”⑨首先吴敬琏这句话隐藏一个悖论：“权力退出市场”与“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这两个命题之间逻辑上不兼容。“公共权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民众的监督”是正确的，是避免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国家权力产生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本途径；但“权力退出市场”、反对国家必要的垄断乃至取消所有国有企业、否定政府宏观调控作用的市场无政府主义、完全自由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践证明行不通。其次，吴敬琏在这里是又一次要人们在两个未穷尽选项中进行两难推理：要么进一步改革到权力完全退出市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完全自由市场，要么回到改革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不对称的两极思维和他的经济增长观一样，都源于线性的思维方式。他所列出的两个选项是客观存在的，但他恰恰忽略了唯一正确的第三个选项：进一步改革是必要的，但进一步改革的方向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而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而不是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以平等为核心、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基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对称、知识资本资产劳动力自然资源等多种生产要素协同有序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改革开放本身不是方向，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改革开放的方向，而改革开放只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经途径。
市场经济是有规律的，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与运用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政府主导作用就是人类对市场决定作用规律的自觉运用，所以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要理解这个统一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吴敬琏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他把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看成不正常的“两头冒尖”。吴敬琏：“1998年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时，我在纪念文章里引用了狄更斯《双城记》中开篇的一段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改革开始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这种‘两头冒尖’的情况愈演愈烈。”⑩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决定作用“两头冒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而不是吴敬琏所认为的“一起奔向天堂又走向另一个方向”的市场化改革的异化。吴敬琏上述讲到的权力腐败与环境污染等市场化改革的异化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他不知道这种现象的本质就是只讲增长不讲发展，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改革的思维方式和指导思想错误。线性的思维方式只能带来片面的增长模式，片面的增长模式就是畸形的增长模式，畸形的增长模式就是不对称的增长模式。以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为参照，中国改革迄今存在对称与不对称的两重性。所谓对称，就是尽力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但这个转轨不是片面强调与国际惯例接轨，而是与国际潮流合拍。所谓不对称，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不对称；人与人的不对称（两极分化），人与自然的不对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不可持续发展）。两重性不是两张皮，而是相互制约。对中国改革出现的问题，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是人为失误，一种认为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两种方案：一种是走回头路，一种是在进一步发展中解决。两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市场经济学家”的共同特点，都是走回头路。一个是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走西方资本主义走过的老路，使中国成为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的世界工厂；一个是以反私有制、反两极分化为名，要回到计划体制。两种“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同样秉持线性思维观下的线性发展观。倒退没有出路，前进是扬弃，而不是吴敬琏说的“模仿”西方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对称经济学是系统经济学而非线性经济学。只有继续前进——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变增长为发展来纠正改革的失误，才能使改革笑到最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对称的过程。但对称不等于同步，而是有着先后关系。不对称是对称的必经环节，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可以有先后之分，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正确的改革观和正确的发展观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正确的思维方式——以对称为核心的五维空间观和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吴敬琏要么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要么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要么市场决定作用要么国家主导作用的“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方式。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的经济学范式是消除异化把控改革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科学的顶层设计、建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前提。
引文出处
①吴敬链：《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远东出版社，2008.10
②③⑤⑥⑦⑨⑩吴敬琏：《中国改革再出发》，《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P47，45,44，44，42，45，42，人民出版社，2013.3
④吴敬琏：《中国改革从何处着手》，中国改革论坛网，2014-08-15 。
⑧吴敬链：《中国未来30年》，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12。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的方法论
[ 2016/06/02 11:05 | by admin ]
2016/06/02 11:05 | by admin ]
陈世清：对称经济学的方法论
提要:通过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与主体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称关系，说明对称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本质不同，在于对称辩证法认为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的基本对称。要把发展与增长区别开来；相应地，要把对称与均衡区别开来。对称与均衡的最本质区别，是主体在经济规律中的地位不同——在对称经济学中，经济主客体的对称规律是核心规律，经济主体在规律中占主导。
关键词: 对称与均衡 规律性与主体性 必然性与偶然性 对称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 主体与客体
本文从全新的认识角度----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建构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全息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合理的方法认识世界。以对称空间、五度空间为基本框架，以还原与整体的统一为基本线索，整合原有对立的范畴，建构历时性与层次性统一、实证与规范统一、归纳与演绎统一、还原与整体统一、有限与无限统一的方法论体系，为对称经济学的创立奠定方法论的基础。
经济学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君临一切，就在于它的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还原与整体的统一的对称方法。经济客体的意义取决于经济主体，取决于经济主体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只要方法对头，思路正确，经济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实验室。经济学形式与内容的对称，不但要求语言模型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而且要求概念内涵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首先要求经济主体与经济对象的对称。经济学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须能自圆其说，在特定参照系中必须是绝对真理。
任何一门科学都以认识世界某个层面的本质为目标，因而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建构任何一门科学的方法都必须具备形而上学的功能。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才能认识世界某个层面的本质。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就是对称的方法。
由于政治经济学以还原论为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以整体论为理论基础，而还原论从属于整体论，所以政治经济学从属于对称经济学。而不对称的经济学，不能说它们“错误”，只能说它们“不合理”。之所以不能说它们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抽象的“真理”；之所以说它们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配置与再生、创业与守业、价值与价格、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法制、规范与实证的对称。认为有“外部性”的市场、有“例外”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证伪”的“经济科学”、可以不通过不确定来寻找的“确定性”、 可以对单个个人进行全封闭的”实验”以从中抽象出幽灵般的“经济人”、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经济现实来设计的“公理”、“假设”与“模型”、可以撇开任何主体性的纯粹的“科学性”， 只不过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指导下“盲人摸象”的杰作。由于“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只好在“囚徒困境”以及人与人是狼的“竞争”环境中“博弈”，在“经济人”有限理性与“帕累托最优”的不对称空间中“优化”“配置”资源 ，在 “价格”自由涨落、上下波动中“均衡”需求与供给。这也只不过是“经济人” 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支配下蹒跚而行、跌跌撞撞的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物，是为了分析、解释、解决资本主义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应运而生的形而上学思辨成果。在《资本论》中，可以说实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实现了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的有机统一，当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还原论与整体论二者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虽然同样都是科学。但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还原论“科学”将成昔日黄花。在同自然和复杂经济世界的关系上，整体论更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是五度空间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五度空间理论，是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方法论基础，也是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基础。
典型分析方法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在典型事物中的应用。只有通过复杂性方法，才使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真正得到统一，才使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对称，使经济学不确定性得以扬弃。
五维空间的各维之间的关系是全息关系，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有在思维的抽象中才能存在。全息的方法也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从空间观的角度看，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方法，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方法。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经济规律即是层次性的又是历时性的。
科学本身是不可证伪的，能被证伪的是科学观，或对科学的解释。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所以两极相逢，就是因为它们只是对科学的看法。
规范不仅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而是本身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规范本身是实证的，实证本身是规范的。二者不存在并列的、外在的关系，因而也不存在谁补充谁的问题。在对称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规范性决定实证性，也决定其予测能力——予测能力不过是实证性的环节，但不是唯一环节——操作性也是实证性的必要环节。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实证性之中，经济学的实证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经验主义认识论只能陷入经济领域的不可知论，从而走向实证性的反面。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就是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人就是通过创造科学规律来创造客观规律，通过创造客观规律来创造客观世界，通过创造客观世界来证明世界可知论。规律本身是规范的。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创造性的、规范性的。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可以统一而且也应该统一。规范本身是实证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同自然科学的实证性是等价的，当然，不是同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线性科学等价，而是同量子力学、相对论、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非线性科学等价。控制经济学通过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实现规范经济学对实证经济学的整合，实现用规范的方法把握世界。
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传统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对称所致。经济现象是社会生活中最具体，最核心的现象，要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必须用对称逻辑。对称逻辑是对称经济学的逻辑。传统逻辑的学科定位决定悖论的定位，悖论的定位决定怎样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决定对称逻辑的学科定位。本章通过分析人类思维结构的历史发展、人类逻辑发展的几大阶段由此形成的几大逻辑类型，揭示逻辑发展的逻辑,并对几大类型逻辑予以合理定位，指出对称逻辑产生的逻辑与历史必然性，指出对称逻辑是对称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消除经济学悖论、建立科学的经济学的必要前提。数理逻辑并未超出传统逻辑的范畴。数理逻辑在学科性质、学科体系构成上仍然属于知性逻辑。经济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解悖的唯一途径是使各种逻辑各得其所，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而建立起和谐的思维结构。这种使各种逻辑和谐相处的逻辑，就是逻辑的逻辑——对称逻辑。对称逻辑就是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的思维方式就是和谐的思维方式，和谐的思维方式是与和谐社会对称的思维方式。现行所谓的辩证逻辑是传统逻辑向对称逻辑转化的中间环节，与对称辩证法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是逻辑与逻辑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对称逻辑是本质的逻辑。宇宙的本质是对称的，宇宙的发展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矛盾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对称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过程，也是思维发展的基本过程。只有对称逻辑，才能抓住最深层的本质，才能把“悖论”和矛盾、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放在同一个框架中研究，而不会出现用悖论来研究悖论、用矛盾来解决矛盾的困境。应用对称逻辑，是解决诸如“矛盾”、“二律背反”、“困局”、“二难选择”、“三元悖论”等思维、社会、行为“悖论”的根本途径。
本体：矛盾
不 主客体：二律背反
对
称 主体（社会）：困境、二难选择、三元悖论
思维：悖论
解决的共同方法：协调与对称。
老子的“道”就是一种内在的超越。贯穿老子思想的基本线索是对称：无和有的对称、有限和无限的对称、静和动的对称、柔和刚的对称、阴和阳的对称、上和下的对称、进和退的对称……老子哲学就是对称哲学，老子辩证法就是对称辩证法，老子逻辑就是对称逻辑。
冯友兰说，中国的释道儒的宇宙观、人生观真谛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宇宙观、天人观上的对称。对称逻辑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社会复杂系统。
没有主体性与规律性的对称，就没有社会。社会的有序就在无序之中，确定性就在不确定性之中，规律性就在主体性之中。
哲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经济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
没有对称的方法，哲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社会科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经济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就不能统一，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就不能统一，宇宙统一性原理就不能建立。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建立相对论，把时空、物质和力统一起来，靠的就是对称性原理。对称性原理决定着基本相互作用大统一理论的发展方向，并在弱电和强相互作用的统一中得到体现和证明。宇宙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对称规律是贯穿全息论、辩证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核心规律。
形而上学的真谛在于主观对客观的意向性、主体对客体的指向性、思辩与实证的同一性、内在对外在的超越性。科学的形而上学真谛在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真谛在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建构任何一门科学的方法都必须具备形而上学的功能。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就是对称的方法。
世界是对称的。有序与无序是对称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是对称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对称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是对称的。无限性与有限性是对称的。规律与人的活动是对称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称的。世界是对称的，世界的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是对称的，理论与实践是对称的，实证与规范是对称的，真善美是对称的。
对称是世界观。
世界是对称的——思维与存在、天与人、主体与客体是对称的。
天与人的对称。
无与有的对称。
思辨与实证的对称。
主观与客观的对称。
主体与客体的对称。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对称。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称。
民主与法制的对称。
贡献与索取的对称。
公平与效益的对称。
价值与价格的对称。
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的对称。
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的对称。
感性认识与客观现象的对称。
宇宙是对称的----
阴与阳的对称。
质子和中子的对称。
聚变和裂变的对称。
南极和北极的对称。
形上与形下的对称。
物质与反物质的对称。
能量与暗能量的对称。
时间、空间、层次的对称。
宇宙空间的要素、结构、功能是对称的。
对称并不神秘。对称就在你身上,就在你身边——
人体结构是对称的。
人和自然是对称的。
经济社会是对称的。
经济发展是对称的。
哲学发展是对称的。
经济学发展是对称的。
天与人的对称关系是哲学的出发点。
思辨与实证的对称关系是科学的出发点。
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学的出发点。
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对称关系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
思维经济原则就是对称思维原则，就是用对称的方式认识世界。
用对称的方式认识世界，就是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
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就是用经济的工程建设世界。
用经济的工程建设世界，要有经济思维的运动。
经济思维与经济工程是对称的。
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对称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对称是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经济科学的必要条件。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必须建立对称经济学。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必须建立对称哲学。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必须使对称哲学成为与对称经济学对称的哲学基础。
真理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在“自圆其说”时会陷入“悖论”，在实践运用中会陷于“悖境”。经常陷入“悖论”、 陷于“悖境”、有时还会陷进“囚徒困境”的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源于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然而，也恰恰就是悖论与悖境的大量出现，宣告了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与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的终结。
对称逻辑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哲学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逻辑与对称哲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产生，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自然历史过程。
对称经济的源头是对称的社会，对称的社会的源头是天人对称，天人对称的源头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精髓是内在的超越。老子的“道”就是一种内在的超越。中国哲学就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真正的哲学就是内在的超越。中华民族的哲学之所以能够做到内在的超越，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是对称的哲学。西方哲学之所以做不到内在的超越，是由于西方哲学是不对称的哲学。内在超越、天人合一，就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思辩与实证的对称。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对称逻辑的雏形。对称思维，是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阴阳对立、义利统一、内圣外王、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称思维方式，是中国哲学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哲学的独特优势，同宇宙的对称发展规律有着天然的一致性。正是靠着对称思维方式，奠定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对称逻辑历史地位高于抽象逻辑。对称哲学历史地位高于抽象哲学。中国哲学历史地位高于西方哲学。中国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自周易以来就有的“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而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计划体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封建宗法制度、官本位、人生依附关系和行政化的学术方式、行为方式，限制了人的创业精神、人劳动的自由自觉性和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缺乏创业自由和人的主体性，创新精神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创新精神，科学的发展将缺乏内在的灵魂，思辩与实证、天与人之间将缺乏内在的联结。中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不发展的根源，不在于“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结构，而在于官学不分的一元社会结构。
对称思维结构是和谐的思维结构。建立和谐的思维结构是建立和谐的社会结构的前提。在和谐社会中，以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创业——为“天人合一”的桥梁，吸收西方抽象哲学和具体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中国传统对称思维结构将衍化为科学的对称逻辑，演化出对称哲学，并促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极大发展。
对称逻辑与对称哲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产生，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对称哲学真正实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对称哲学，是哲学发展的逻辑、逻辑发展的哲学，是和谐社会时代精神的精华。
对称经济学从分析宇宙的对称本质、五度空间的对称结构入手，提出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的范畴，阐明对称逻辑与对称哲学的全新逻辑与哲学范式的内在结构；通过揭示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同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说明对称逻辑、对称哲学的客观基础与历史必然性，从而为对称经济学这一全新经济学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与之相对称的全新的哲学范式。
哲学不是抽象的代名词，而是智慧的代名词。思想家高于科学家。当哲学与科学有冲突时，科学必须从属于哲学。因为，对称逻辑的自洽性作为有序化的意识空间本身就是宇宙本质的反映和体现。很难想象逻辑上不自洽的东西对宇宙的反映会是完整的；而逻辑上自洽的东西，既使今天未被科学所证明，也将为今后的科学发展所证明。哲学指导与推动科学的发展，是几千年文明史所证明了的，经济学不会例外。
世界是对称的，属人的世界中物质与意识是对称的，实践模式的转轨与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对称的。通过分析人类经济发展的规律与发展的趋向，继承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吸取最新科学成果，提出对称哲学的范畴和范式，指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对称哲学是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人类二次创业相对称的哲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是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人类二次创业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从而奠定了对称经济学的对称哲学基础。
提要:通过经济发展的规律性与主体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对称关系，说明对称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的本质不同，在于对称辩证法认为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是社会的基本对称。要把发展与增长区别开来；相应地，要把对称与均衡区别开来。对称与均衡的最本质区别，是主体在经济规律中的地位不同——在对称经济学中，经济主客体的对称规律是核心规律，经济主体在规律中占主导。
关键词: 对称与均衡 规律性与主体性 必然性与偶然性 对称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 主体与客体
本文从全新的认识角度----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建构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全息的方法认识世界，用合理的方法认识世界。以对称空间、五度空间为基本框架，以还原与整体的统一为基本线索，整合原有对立的范畴，建构历时性与层次性统一、实证与规范统一、归纳与演绎统一、还原与整体统一、有限与无限统一的方法论体系，为对称经济学的创立奠定方法论的基础。
经济学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君临一切，就在于它的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还原与整体的统一的对称方法。经济客体的意义取决于经济主体，取决于经济主体的思维方式。实际上只要方法对头，思路正确，经济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型的实验室。经济学形式与内容的对称，不但要求语言模型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而且要求概念内涵与经济学范式的对称。用对称的方法认识经济，首先要求经济主体与经济对象的对称。经济学的多元化，不能排除每一“元”都必须能自圆其说，在特定参照系中必须是绝对真理。
任何一门科学都以认识世界某个层面的本质为目标，因而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建构任何一门科学的方法都必须具备形而上学的功能。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才能认识世界某个层面的本质。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方法就是对称的方法。
由于政治经济学以还原论为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以整体论为理论基础，而还原论从属于整体论，所以政治经济学从属于对称经济学。而不对称的经济学，不能说它们“错误”，只能说它们“不合理”。之所以不能说它们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抽象的“真理”；之所以说它们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配置与再生、创业与守业、价值与价格、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法制、规范与实证的对称。认为有“外部性”的市场、有“例外”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证伪”的“经济科学”、可以不通过不确定来寻找的“确定性”、 可以对单个个人进行全封闭的”实验”以从中抽象出幽灵般的“经济人”、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经济现实来设计的“公理”、“假设”与“模型”、可以撇开任何主体性的纯粹的“科学性”， 只不过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指导下“盲人摸象”的杰作。由于“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只好在“囚徒困境”以及人与人是狼的“竞争”环境中“博弈”，在“经济人”有限理性与“帕累托最优”的不对称空间中“优化”“配置”资源 ，在 “价格”自由涨落、上下波动中“均衡”需求与供给。这也只不过是“经济人” 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支配下蹒跚而行、跌跌撞撞的产物。
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批判”。众所周知，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物，是为了分析、解释、解决资本主义频繁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应运而生的形而上学思辨成果。在《资本论》中，可以说实现了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经济学的有机统一，实现了经济学与形而上学的有机统一，当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还原论与整体论二者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虽然同样都是科学。但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还原论“科学”将成昔日黄花。在同自然和复杂经济世界的关系上，整体论更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是五度空间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五度空间理论，是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方法论基础，也是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基础。
典型分析方法就是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在典型事物中的应用。只有通过复杂性方法，才使经济学还原论与整体论真正得到统一，才使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对称，使经济学不确定性得以扬弃。
五维空间的各维之间的关系是全息关系，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有在思维的抽象中才能存在。全息的方法也就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从空间观的角度看，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方法，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方法。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经济规律即是层次性的又是历时性的。
科学本身是不可证伪的，能被证伪的是科学观，或对科学的解释。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之所以两极相逢，就是因为它们只是对科学的看法。
规范不仅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而是本身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规范本身是实证的，实证本身是规范的。二者不存在并列的、外在的关系，因而也不存在谁补充谁的问题。在对称经济学中，经济理论的规范性决定实证性，也决定其予测能力——予测能力不过是实证性的环节，但不是唯一环节——操作性也是实证性的必要环节。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实证性之中，经济学的实证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经验主义认识论只能陷入经济领域的不可知论，从而走向实证性的反面。
用对称的方法认识世界，就是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人就是通过创造科学规律来创造客观规律，通过创造客观规律来创造客观世界，通过创造客观世界来证明世界可知论。规律本身是规范的。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创造性的、规范性的。经济学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可以统一而且也应该统一。规范本身是实证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同自然科学的实证性是等价的，当然，不是同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线性科学等价，而是同量子力学、相对论、系统科学、复杂性科学等非线性科学等价。控制经济学通过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实现规范经济学对实证经济学的整合，实现用规范的方法把握世界。
政治经济学的各种定理、公理，有那么多的例外甚至“悖论”存在，是由于传统逻辑的线性思维方式所致，是由于线性思维方式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不对称所致。经济现象是社会生活中最具体，最核心的现象，要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必须用对称逻辑。对称逻辑是对称经济学的逻辑。传统逻辑的学科定位决定悖论的定位，悖论的定位决定怎样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决定对称逻辑的学科定位。本章通过分析人类思维结构的历史发展、人类逻辑发展的几大阶段由此形成的几大逻辑类型，揭示逻辑发展的逻辑,并对几大类型逻辑予以合理定位，指出对称逻辑产生的逻辑与历史必然性，指出对称逻辑是对称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是消除经济学悖论、建立科学的经济学的必要前提。数理逻辑并未超出传统逻辑的范畴。数理逻辑在学科性质、学科体系构成上仍然属于知性逻辑。经济学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只有在正确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才算成功地运用数学。解悖的唯一途径是使各种逻辑各得其所，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从而建立起和谐的思维结构。这种使各种逻辑和谐相处的逻辑，就是逻辑的逻辑——对称逻辑。对称逻辑就是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的思维方式就是和谐的思维方式，和谐的思维方式是与和谐社会对称的思维方式。现行所谓的辩证逻辑是传统逻辑向对称逻辑转化的中间环节，与对称辩证法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是逻辑与逻辑学发展的最高阶段。
对称逻辑是本质的逻辑。宇宙的本质是对称的，宇宙的发展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矛盾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对称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过程，也是思维发展的基本过程。只有对称逻辑，才能抓住最深层的本质，才能把“悖论”和矛盾、逻辑矛盾和辩证矛盾放在同一个框架中研究，而不会出现用悖论来研究悖论、用矛盾来解决矛盾的困境。应用对称逻辑，是解决诸如“矛盾”、“二律背反”、“困局”、“二难选择”、“三元悖论”等思维、社会、行为“悖论”的根本途径。
本体：矛盾
不 主客体：二律背反
对
称 主体（社会）：困境、二难选择、三元悖论
思维：悖论
解决的共同方法：协调与对称。
老子的“道”就是一种内在的超越。贯穿老子思想的基本线索是对称：无和有的对称、有限和无限的对称、静和动的对称、柔和刚的对称、阴和阳的对称、上和下的对称、进和退的对称……老子哲学就是对称哲学，老子辩证法就是对称辩证法，老子逻辑就是对称逻辑。
冯友兰说，中国的释道儒的宇宙观、人生观真谛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宇宙观、天人观上的对称。对称逻辑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没有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就没有社会复杂系统。
没有主体性与规律性的对称，就没有社会。社会的有序就在无序之中，确定性就在不确定性之中，规律性就在主体性之中。
哲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自然科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经济学的科学性离不开主体性。
没有对称的方法，哲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社会科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经济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能统一。没有对称的方法，量子力学与相对论就不能统一，狭义相对论与广义相对论就不能统一，宇宙统一性原理就不能建立。爱因斯坦之所以能建立相对论，把时空、物质和力统一起来，靠的就是对称性原理。对称性原理决定着基本相互作用大统一理论的发展方向，并在弱电和强相互作用的统一中得到体现和证明。宇宙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对称规律是贯穿全息论、辩证论、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的核心规律。
形而上学的真谛在于主观对客观的意向性、主体对客体的指向性、思辩与实证的同一性、内在对外在的超越性。科学的形而上学真谛在于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真谛在于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形而上学的性质，建构任何一门科学的方法都必须具备形而上学的功能。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同时运用理性的方法与非理性的方法就是对称的方法。
世界是对称的。有序与无序是对称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是对称的。必然性与偶然性是对称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是对称的。无限性与有限性是对称的。规律与人的活动是对称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称的。世界是对称的，世界的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主体与客体是对称的，理论与实践是对称的，实证与规范是对称的，真善美是对称的。
对称是世界观。
世界是对称的——思维与存在、天与人、主体与客体是对称的。
天与人的对称。
无与有的对称。
思辨与实证的对称。
主观与客观的对称。
主体与客体的对称。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对称。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称。
民主与法制的对称。
贡献与索取的对称。
公平与效益的对称。
价值与价格的对称。
科学本质与客观本质的对称。
科学规律与客观规律的对称。
感性认识与客观现象的对称。
宇宙是对称的----
阴与阳的对称。
质子和中子的对称。
聚变和裂变的对称。
南极和北极的对称。
形上与形下的对称。
物质与反物质的对称。
能量与暗能量的对称。
时间、空间、层次的对称。
宇宙空间的要素、结构、功能是对称的。
对称并不神秘。对称就在你身上,就在你身边——
人体结构是对称的。
人和自然是对称的。
经济社会是对称的。
经济发展是对称的。
哲学发展是对称的。
经济学发展是对称的。
天与人的对称关系是哲学的出发点。
思辨与实证的对称关系是科学的出发点。
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学的出发点。
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对称关系是经济科学的出发点。
思维经济原则就是对称思维原则，就是用对称的方式认识世界。
用对称的方式认识世界，就是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
用建构的方法把握世界，就是用经济的工程建设世界。
用经济的工程建设世界，要有经济思维的运动。
经济思维与经济工程是对称的。
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对称是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对称是经济学之所以成为经济科学的必要条件。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必须建立对称经济学。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必须建立对称哲学。因为世界是对称的，所以必须使对称哲学成为与对称经济学对称的哲学基础。
真理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在“自圆其说”时会陷入“悖论”，在实践运用中会陷于“悖境”。经常陷入“悖论”、 陷于“悖境”、有时还会陷进“囚徒困境”的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源于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然而，也恰恰就是悖论与悖境的大量出现，宣告了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与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的终结。
对称逻辑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哲学的产生有历史的必然性。对称逻辑与对称哲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产生，符合人类思维发展的、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自然历史过程。
对称经济的源头是对称的社会，对称的社会的源头是天人对称，天人对称的源头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精髓是内在的超越。老子的“道”就是一种内在的超越。中国哲学就是一种内在的超越。真正的哲学就是内在的超越。中华民族的哲学之所以能够做到内在的超越，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是对称的哲学。西方哲学之所以做不到内在的超越，是由于西方哲学是不对称的哲学。内在超越、天人合一，就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思辩与实证的对称。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对称逻辑的雏形。对称思维，是中国哲学一以贯之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阴阳对立、义利统一、内圣外王、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对称思维方式，是中国哲学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哲学的独特优势，同宇宙的对称发展规律有着天然的一致性。正是靠着对称思维方式，奠定了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对称逻辑历史地位高于抽象逻辑。对称哲学历史地位高于抽象哲学。中国哲学历史地位高于西方哲学。中国近代以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自周易以来就有的“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而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计划体制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封建宗法制度、官本位、人生依附关系和行政化的学术方式、行为方式，限制了人的创业精神、人劳动的自由自觉性和人的主体性的发展。缺乏创业自由和人的主体性，创新精神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创新精神，科学的发展将缺乏内在的灵魂，思辩与实证、天与人之间将缺乏内在的联结。中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不发展的根源，不在于“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结构，而在于官学不分的一元社会结构。
对称思维结构是和谐的思维结构。建立和谐的思维结构是建立和谐的社会结构的前提。在和谐社会中，以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创业——为“天人合一”的桥梁，吸收西方抽象哲学和具体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中国传统对称思维结构将衍化为科学的对称逻辑，演化出对称哲学，并促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极大发展。
对称逻辑与对称哲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产生，体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
对称哲学真正实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学的统一。对称哲学，是哲学发展的逻辑、逻辑发展的哲学，是和谐社会时代精神的精华。
对称经济学从分析宇宙的对称本质、五度空间的对称结构入手，提出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对称经济学的范畴，阐明对称逻辑与对称哲学的全新逻辑与哲学范式的内在结构；通过揭示对称逻辑、对称哲学同经济发展模式的关系，说明对称逻辑、对称哲学的客观基础与历史必然性，从而为对称经济学这一全新经济学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与之相对称的全新的哲学范式。
哲学不是抽象的代名词，而是智慧的代名词。思想家高于科学家。当哲学与科学有冲突时，科学必须从属于哲学。因为，对称逻辑的自洽性作为有序化的意识空间本身就是宇宙本质的反映和体现。很难想象逻辑上不自洽的东西对宇宙的反映会是完整的；而逻辑上自洽的东西，既使今天未被科学所证明，也将为今后的科学发展所证明。哲学指导与推动科学的发展，是几千年文明史所证明了的，经济学不会例外。
世界是对称的，属人的世界中物质与意识是对称的，实践模式的转轨与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对称的。通过分析人类经济发展的规律与发展的趋向，继承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吸取最新科学成果，提出对称哲学的范畴和范式，指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对称哲学是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人类二次创业相对称的哲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是与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人类二次创业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从而奠定了对称经济学的对称哲学基础。
陈世清：合作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 2016/06/02 11:04 | by admin ]
2016/06/02 11:04 | by admin ]
陈世清：合作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社会是有机体，社会经济是有机体，生产力是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功能，合作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的内容；作为它们的一定组成方式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的形式。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说成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把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作了简单化的处理。社会是有机体，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社会有机体的功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对象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社会的思想关系和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生产力不是要素，不属层次范畴，不是社会某部分要素的功能，而是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功能。所以社会有机体就是经济有机体。政治经济学是物质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整体经济学。
自从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中提出经济基础是内容、上层建筑是形式的观点（见《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301页）以来，我国不少哲学教科书一直沿用了这个观点。如：“在社会经济形态中，由社会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是内容；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而言是形式”（艾思奇），“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形式，它同时又是上层建筑的内容”（韩树英、肖前、李秀林）。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经济基础，属于社会存在，这是没有疑问的。上层建筑，有些人认为完全属于社会意识，另一些人主张不完全属于社会意识。但无论哪一种观点正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有着无可否认的本质不同。形成生产力的要素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固然是生产方式内部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则完全或不完全属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根据生产力的要素同生产关系之间是生产方式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推出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也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诚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一样，都是对称关系，但并不是凡对称关系都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等范畴之间都是对称关系，但都不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当然，人类社会是一有机整体，无疑也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正好象我们不能根据人是一有机整体，就说人的骨骼是内容、血肉是形式一样，我们也不能根据社会是一有机整体，就说经济基础是内容、上层建筑是形式。如果我们承认内容是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的总和，不愿把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看成是两个事物或同一事物中两个不同组成部分间的关系，那么就不应否认：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的内容；作为它们的一定组成方式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的形式。因此，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说成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把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作了简单化的处理。这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在实践中，造成理论和实践相互关系的颠倒，即理论上承认上层建筑服务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服务生产力，实践上是生产力服务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服务于上层建筑。
搞清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结构，是理解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前提。
劳动者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劳动者的生产力，只是社会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微缩。劳动工具的生产能力及其现实发挥，是整个社会系统整体功能的具体表现。劳动工具只有在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现实地发挥生产力。既然是人化自然，就应该是人的本质力量（包括体力和智力）的外化；这样物质的人化自然必然有人的精神的因素。潜在的劳动对象也有精神的因素。在现实上，物质关系中有精神的因素，精神关系中有物质的因素。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生产力也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
把生产力看成社会系统工程的整体功能，不但可以正确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形成，而且可以用科学方法使个别生产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只有把生产力看成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才能做到社会系统中各要素层次的对称发展、有序发展，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否则，改革只能偏离方向，结果适得其反。在不同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同，有的是物质因素，有的是精神因素；但作为整体竞争力，都无例外地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
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说明，合作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人之初，性本善。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合作是人的本性，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互换劳动的关系是合作主导竞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动力机制有一个从竞争主导到合作主导的过程。政治经济学认为竞争机制是市场的动力机制的论法，已经过时。人与人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浓缩；人与人的历史关系，是逻辑关系的展开。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本质的外部表现；人的本质是人与人关系的根据和基础。
一个人成为不仅对自然、而且对他人而言的主体，是相对主体,他人就是相对客体。在异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是相对的，不一致是绝对的；在非异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是绝对的，不一致是相对的。但无论相对的不一致，还是绝对的不一致，都不可能是完全的一致；无论一致还是不一致，人的出发点都是他们自己。以自己为目的、他人为手段，是绝对的；以他人为目的、自己为手段是相对的。这相对主体原理是社会领域的基本定理。相对主体原理在自然领域的定理——每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生物个体，有着相对独立的生物生理需要。相对主体原理在意识（心理）领域的基本定理：人之成为主体的本质特征或要求，是他的创造性，尽管各个主体的创造性程度有不同。每个人，都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成为相对主体，但任何人都只有（和只要）经过主观努力即修养，才能（就能）使这种成为相对主体的必然性成为现实性。也就是说，修养，是人成为相对主体的充要条件；其中，创造性是相对主体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相对客体——别人相对于自己，自己的过去相对于自己的现在，自己相对于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意识相对于自我意识。人的自我意识——认识你自己是相对主体的最本质特征。
社会的邪恶势力,即负主体力量
相对客体 作为他人的主体
作为自我意识的对象的自己
自我意识（狭义）
相对主体（自我）
自我意识（广义）
所谓自我创造，就是作为自我意识和自我对象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为核心同
相对客体的相互作用，即以自我为核心对相对客体和客体的相容和超越。
相对主体
绝对主体
人 相对客体
绝对客体
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为统一，以主体为中心的同客体的统一，二者之间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又作用于前者，因此归根到底是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和客体的统一。这就是人类化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的对称结构。只有人类化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才有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逻辑体系又是历史过程和结果。其中个体的历史和逻辑同类的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
人的发展的全面化过程，就是人和社会的主体化、人的主体和社会的主体的系统化过程。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系统化的主体和主体的系统化。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类化社会，就是在全面分工的基础上人的全面交往，使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和人的社会性的充分发展以前者为基础达到有机统一。人的本质是社会主体。人分为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前者是真正的主体，后者是非主体或负主体，是主体的异化。劳动者的本质是劳动；主体化的劳动者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把人与人关系仅仅看成是社会关系，同仅仅把人与人关系看成是自然关系一样，都是片面的；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精神关系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历史发展，必须以个人、相对主体为中心。在这里，人与人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浓缩；人与人的历史关系，是逻辑关系的展开。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本质的外部表现；人的本质是人与人关系的根据和基础。
主体
人
负主体
主体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负主体的关系
主体负主体的关系
正好象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都不是人的本质属性，而只是人的本质属
性----自我创造性的外部局部表现一样，人的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精神关系也都不是人与人关系的本质，而只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本质——互相利用、互相交换劳动关系的外部的、局部的表现
人的本质 本质属性 精神属性 本质关系 精神关系
作为主体的人 （自我 社会属性 （互相利用） 社会关系
创造） （自我创造性） 自然属性 自然关系
人的本质与人的各种关系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浓缩，也是历史关系的组成部分。从人的本质到人的各种关系的展开和区别只有抽象的意义，在现实上它们是不可分开的，正好象任何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一样。但并不由此而否认这种抽象的认识和实践的巨大意义。
人的需要可以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可以是社会发展的阻力，到底何者成为现实，要看外部条件所决定的人的需要的满足方式和途径。就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而言，善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善是合作主导竞争的主体性活动。生产有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的生产，价值有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道德价值。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的关系还是羊与羊的关系，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资源是否再生；一个是人的价值取向是物欲还是自身的全面发展。当人类处于生存创业阶段，以不可再生的资源作为生产的主要要素时，商场是战争，人与人之间是狼；当人类以可再生可共享的信息、知识为生产的主要要素，人的追求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以自身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时，人与人之间是羊。羊的社会是和谐的社会，羊的经济是和谐的经济。让我们赶走狼，用羊的图腾取代狼的图腾。
善是人的个性与亲和力的对称。人的个性与亲和力也是双向同步过程。个性和人际之间亲和力的关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在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亲和力（合群）以缺乏个性为基础；在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亲和力以人的个性为基础。个性和亲和力的关系既是社会发展的标准又是社会发展的原因。
善是义与利的对称。合作主导竞争的关系，就是义与利的对称关系。价值有相对性，道德、善恶、功利、义利有相对性。义的本质：义是创造性的利，是为了创造而结成的人的互助合作关系，是长远的根本的整体的利，是互利。义和利不是对立的而是在本质上统一的。同样是从利出发（相对的主体性），可以经过“利”（横向进取性）而使利得而复失，也可以经过义（主体性），使利失而复得。二者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己。一个是无义而无利，一个是有义而有利。因此义利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就是义利统一律。主体价值规律即义利统一律。在常人看来，老板是讲利的，无商不奸、唯利是图是老板的本性， 因此“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与利二者似乎水火不容，针尖对麦芒。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只有以诚为本，与人为善，广交朋友，才能左右逢源，赢得更多的机遇，才能使自己的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壮大，走向辉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一个“儒商”，就应该在叱诧商场的同时，坚持以诚为本，外圆内方。这不但可以使自己赢得良好的声誉，更可以使自己交下无数朋友，为他带来无数商机。知识经济也即双赢经济，知识的可再生性，使双赢合作成为合作的主导模式，义利不但应当统一，而且可以统一。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富贵与道德同时兼备不再是一个神话。作为一位“德财兼备”，鱼和熊掌兼而得之的儒商，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完人。孔子所揭示的义利统一的规律，能够作为我们经商的指导，使大家能做大做稳，练好内功，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优势，来迎接加入经济全球化与狼共舞的挑战。
善是人的深层次本质。性无善无恶、性善恶混、性善、性恶是人的四层次的本质。它们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内在根据，提供了人的各种行为的可能。但哪一种行为成为现实，取决于外部条件。这外部条件，最根本、最主要的是社会制度，其次是道德环境、舆论环境。当社会制度、道德环境、舆论环境有利于人善的本质外化为行为时，人的善的本质就外化为行为的现实；那么人就成了好人；反之，当社会制度，道德舆论环境有利于人的恶的本质外化为行为时，人的恶的本质就外化为行为的现实；那么人就成了坏人。当然，社会制度，道德舆论环境是历史的、具体的、可变的，因此人的本质的外化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可变的。好人和坏人可以转化，转化的条件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好人总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是包括社会制度、道德环境、舆论环境在内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专制制度产生了无数人际关系间的无休止内耗，且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专制制度的个人（包括君王本身）都是专制制度的直接和间接的受害者。任何人都不能长久地从中得到好处。民主制度是符合人性的理想制度，有利于社会有机体的协调和生产力的发展。
人的恶的需要和善的需要不是截然分开、互不关联的，而是互相依赖、此消彼长的。由于恶的需要的满足途径相对来说来得简便；所以在外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人的恶的需要总要占据优势地位；只有在外部条件不许可的情况下，人的恶的需要才让位于善的需要。所以外部条件是很重要的。制度的好坏可以决定人的好坏。不管怎样，善的途径比恶的途径在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更根本、更长久、更有力。因此，要建立一套好的制度，使人们都能从善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从善的途径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自觉性，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就是合作主导竞争的主体性活动。
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通常都说需要推动社会的发展。然而需要本身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人的潜生意识。人的需要作为人的多层次本质在潜意识中的反映，本身并不是“恶”，人的需要的满足有两种途径：横向：向其他人索取。纵向：向自然（或外部世界）索取。只有人的需要利用外部条件（专制制度是主要部分）直接间接地向其他人索取（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偷盗抢劫）时，人的恶的本质才成为现实，人的需要才成为恶。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斗争。当人的需要利用同他人的合作向大自然索取（具体表现：创造、生产出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时，人的善的本质就成为现实，这时人的需要就成为善。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充满了互助和谐。
社会是有机体，社会经济是有机体，生产力是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功能，合作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的内容；作为它们的一定组成方式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的形式。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说成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把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作了简单化的处理。社会是有机体，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社会有机体的功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对象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社会的思想关系和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生产力不是要素，不属层次范畴，不是社会某部分要素的功能，而是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功能。所以社会有机体就是经济有机体。政治经济学是物质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整体经济学。
自从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中提出经济基础是内容、上层建筑是形式的观点（见《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301页）以来，我国不少哲学教科书一直沿用了这个观点。如：“在社会经济形态中，由社会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是内容；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而言是形式”（艾思奇），“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形式，它同时又是上层建筑的内容”（韩树英、肖前、李秀林）。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经济基础，属于社会存在，这是没有疑问的。上层建筑，有些人认为完全属于社会意识，另一些人主张不完全属于社会意识。但无论哪一种观点正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有着无可否认的本质不同。形成生产力的要素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固然是生产方式内部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则完全或不完全属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根据生产力的要素同生产关系之间是生产方式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推出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也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诚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一样，都是对称关系，但并不是凡对称关系都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等范畴之间都是对称关系，但都不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当然，人类社会是一有机整体，无疑也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正好象我们不能根据人是一有机整体，就说人的骨骼是内容、血肉是形式一样，我们也不能根据社会是一有机整体，就说经济基础是内容、上层建筑是形式。如果我们承认内容是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的总和，不愿把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看成是两个事物或同一事物中两个不同组成部分间的关系，那么就不应否认：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的内容；作为它们的一定组成方式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的形式。因此，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说成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把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作了简单化的处理。这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在实践中，造成理论和实践相互关系的颠倒，即理论上承认上层建筑服务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服务生产力，实践上是生产力服务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服务于上层建筑。
搞清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结构，是理解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前提。
劳动者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劳动者的生产力，只是社会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微缩。劳动工具的生产能力及其现实发挥，是整个社会系统整体功能的具体表现。劳动工具只有在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现实地发挥生产力。既然是人化自然，就应该是人的本质力量（包括体力和智力）的外化；这样物质的人化自然必然有人的精神的因素。潜在的劳动对象也有精神的因素。在现实上，物质关系中有精神的因素，精神关系中有物质的因素。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生产力也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
把生产力看成社会系统工程的整体功能，不但可以正确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形成，而且可以用科学方法使个别生产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只有把生产力看成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才能做到社会系统中各要素层次的对称发展、有序发展，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否则，改革只能偏离方向，结果适得其反。在不同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同，有的是物质因素，有的是精神因素；但作为整体竞争力，都无例外地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
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说明，合作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人之初，性本善。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合作是人的本性，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互换劳动的关系是合作主导竞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动力机制有一个从竞争主导到合作主导的过程。政治经济学认为竞争机制是市场的动力机制的论法，已经过时。人与人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浓缩；人与人的历史关系，是逻辑关系的展开。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本质的外部表现；人的本质是人与人关系的根据和基础。
一个人成为不仅对自然、而且对他人而言的主体，是相对主体,他人就是相对客体。在异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是相对的，不一致是绝对的；在非异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是绝对的，不一致是相对的。但无论相对的不一致，还是绝对的不一致，都不可能是完全的一致；无论一致还是不一致，人的出发点都是他们自己。以自己为目的、他人为手段，是绝对的；以他人为目的、自己为手段是相对的。这相对主体原理是社会领域的基本定理。相对主体原理在自然领域的定理——每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生物个体，有着相对独立的生物生理需要。相对主体原理在意识（心理）领域的基本定理：人之成为主体的本质特征或要求，是他的创造性，尽管各个主体的创造性程度有不同。每个人，都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成为相对主体，但任何人都只有（和只要）经过主观努力即修养，才能（就能）使这种成为相对主体的必然性成为现实性。也就是说，修养，是人成为相对主体的充要条件；其中，创造性是相对主体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相对客体——别人相对于自己，自己的过去相对于自己的现在，自己相对于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意识相对于自我意识。人的自我意识——认识你自己是相对主体的最本质特征。
社会的邪恶势力,即负主体力量
相对客体 作为他人的主体
作为自我意识的对象的自己
自我意识（狭义）
相对主体（自我）
自我意识（广义）
所谓自我创造，就是作为自我意识和自我对象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为核心同
相对客体的相互作用，即以自我为核心对相对客体和客体的相容和超越。
相对主体
绝对主体
人 相对客体
绝对客体
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为统一，以主体为中心的同客体的统一，二者之间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又作用于前者，因此归根到底是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和客体的统一。这就是人类化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的对称结构。只有人类化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才有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逻辑体系又是历史过程和结果。其中个体的历史和逻辑同类的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
人的发展的全面化过程，就是人和社会的主体化、人的主体和社会的主体的系统化过程。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系统化的主体和主体的系统化。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类化社会，就是在全面分工的基础上人的全面交往，使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和人的社会性的充分发展以前者为基础达到有机统一。人的本质是社会主体。人分为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前者是真正的主体，后者是非主体或负主体，是主体的异化。劳动者的本质是劳动；主体化的劳动者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把人与人关系仅仅看成是社会关系，同仅仅把人与人关系看成是自然关系一样，都是片面的；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精神关系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历史发展，必须以个人、相对主体为中心。在这里，人与人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浓缩；人与人的历史关系，是逻辑关系的展开。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本质的外部表现；人的本质是人与人关系的根据和基础。
主体
人
负主体
主体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负主体的关系
主体负主体的关系
正好象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都不是人的本质属性，而只是人的本质属
性----自我创造性的外部局部表现一样，人的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精神关系也都不是人与人关系的本质，而只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本质——互相利用、互相交换劳动关系的外部的、局部的表现
人的本质 本质属性 精神属性 本质关系 精神关系
作为主体的人 （自我 社会属性 （互相利用） 社会关系
创造） （自我创造性） 自然属性 自然关系
人的本质与人的各种关系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浓缩，也是历史关系的组成部分。从人的本质到人的各种关系的展开和区别只有抽象的意义，在现实上它们是不可分开的，正好象任何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一样。但并不由此而否认这种抽象的认识和实践的巨大意义。
人的需要可以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可以是社会发展的阻力，到底何者成为现实，要看外部条件所决定的人的需要的满足方式和途径。就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而言，善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善是合作主导竞争的主体性活动。生产有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的生产，价值有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道德价值。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的关系还是羊与羊的关系，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资源是否再生；一个是人的价值取向是物欲还是自身的全面发展。当人类处于生存创业阶段，以不可再生的资源作为生产的主要要素时，商场是战争，人与人之间是狼；当人类以可再生可共享的信息、知识为生产的主要要素，人的追求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以自身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时，人与人之间是羊。羊的社会是和谐的社会，羊的经济是和谐的经济。让我们赶走狼，用羊的图腾取代狼的图腾。
善是人的个性与亲和力的对称。人的个性与亲和力也是双向同步过程。个性和人际之间亲和力的关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在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亲和力（合群）以缺乏个性为基础；在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亲和力以人的个性为基础。个性和亲和力的关系既是社会发展的标准又是社会发展的原因。
善是义与利的对称。合作主导竞争的关系，就是义与利的对称关系。价值有相对性，道德、善恶、功利、义利有相对性。义的本质：义是创造性的利，是为了创造而结成的人的互助合作关系，是长远的根本的整体的利，是互利。义和利不是对立的而是在本质上统一的。同样是从利出发（相对的主体性），可以经过“利”（横向进取性）而使利得而复失，也可以经过义（主体性），使利失而复得。二者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己。一个是无义而无利，一个是有义而有利。因此义利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就是义利统一律。主体价值规律即义利统一律。在常人看来，老板是讲利的，无商不奸、唯利是图是老板的本性， 因此“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与利二者似乎水火不容，针尖对麦芒。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只有以诚为本，与人为善，广交朋友，才能左右逢源，赢得更多的机遇，才能使自己的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壮大，走向辉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一个“儒商”，就应该在叱诧商场的同时，坚持以诚为本，外圆内方。这不但可以使自己赢得良好的声誉，更可以使自己交下无数朋友，为他带来无数商机。知识经济也即双赢经济，知识的可再生性，使双赢合作成为合作的主导模式，义利不但应当统一，而且可以统一。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富贵与道德同时兼备不再是一个神话。作为一位“德财兼备”，鱼和熊掌兼而得之的儒商，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完人。孔子所揭示的义利统一的规律，能够作为我们经商的指导，使大家能做大做稳，练好内功，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优势，来迎接加入经济全球化与狼共舞的挑战。
善是人的深层次本质。性无善无恶、性善恶混、性善、性恶是人的四层次的本质。它们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内在根据，提供了人的各种行为的可能。但哪一种行为成为现实，取决于外部条件。这外部条件，最根本、最主要的是社会制度，其次是道德环境、舆论环境。当社会制度、道德环境、舆论环境有利于人善的本质外化为行为时，人的善的本质就外化为行为的现实；那么人就成了好人；反之，当社会制度，道德舆论环境有利于人的恶的本质外化为行为时，人的恶的本质就外化为行为的现实；那么人就成了坏人。当然，社会制度，道德舆论环境是历史的、具体的、可变的，因此人的本质的外化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可变的。好人和坏人可以转化，转化的条件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好人总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是包括社会制度、道德环境、舆论环境在内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专制制度产生了无数人际关系间的无休止内耗，且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专制制度的个人（包括君王本身）都是专制制度的直接和间接的受害者。任何人都不能长久地从中得到好处。民主制度是符合人性的理想制度，有利于社会有机体的协调和生产力的发展。
人的恶的需要和善的需要不是截然分开、互不关联的，而是互相依赖、此消彼长的。由于恶的需要的满足途径相对来说来得简便；所以在外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人的恶的需要总要占据优势地位；只有在外部条件不许可的情况下，人的恶的需要才让位于善的需要。所以外部条件是很重要的。制度的好坏可以决定人的好坏。不管怎样，善的途径比恶的途径在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更根本、更长久、更有力。因此，要建立一套好的制度，使人们都能从善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从善的途径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自觉性，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就是合作主导竞争的主体性活动。
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通常都说需要推动社会的发展。然而需要本身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人的潜生意识。人的需要作为人的多层次本质在潜意识中的反映，本身并不是“恶”，人的需要的满足有两种途径：横向：向其他人索取。纵向：向自然（或外部世界）索取。只有人的需要利用外部条件（专制制度是主要部分）直接间接地向其他人索取（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偷盗抢劫）时，人的恶的本质才成为现实，人的需要才成为恶。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斗争。当人的需要利用同他人的合作向大自然索取（具体表现：创造、生产出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时，人的善的本质就成为现实，这时人的需要就成为善。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充满了互助和谐。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今日头条）
[ 2016/05/26 16:57 | by admin ]
2016/05/26 16:57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复杂系统工程，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就是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给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复杂系统中合理定位，明确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复杂系统论方法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方法。
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社会是一个系统，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一个系统，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不是系统化减弱的过程，而是系统化强化的过程。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从来就有也非一成不变的。在商品经济早期，宏观调控的作用并不明显；这时自由竞争的作用占主导。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时期自由主义经济盛行的根本原因。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随着经济的主体化、系统化，迫切需要用上层（包括国家、制度、法律、规则）的作用来整合下层，使无序的经济活动有序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全息化、规模化，这时宏观调控的作用才逐步占主导。宏观调控必然性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的变迁。如果看不到宏观调控必然性背后的生产方式变迁，把宏观调控凝固，是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变迁。这既非规范方法、也非实证方法。
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单独决定。因此，同样是商品经济，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商品经济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四面包围之下，因此本质上属于农业性商品经济；而西方的商品经济则大部分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独立发展，因此性质上属于纯商品经济。前者由于整体上受制于人身依附关系，所以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动而随生随灭，难以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后者则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所以一般比较容易持续地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当然，除了政治关系外，宗教意识形态、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都对能否进入工业经济社会起了较大的作用。可见，决定经济社会的性质是农业还是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是商品经济一个要素，而是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这里，生产力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它的标志不等于生产力本身；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标志（根据系统的协同律、相关律），其中生产工具可以直观地、典型地作为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但也仅仅是标志而己，而不是生产力本身，更不是决定生产力的根本因素。决定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这两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要素。市场经济是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发展过程，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平面发展过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转型的中国市场经济只有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准确定位、合理解释与科学重建。中国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全息元”，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综合，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因而是典型的社会复杂系统，建构中国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工程。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政府成为经济主体、宏观调控成为市场经济必然环节的时代背景。知识经济发展观是全球发展观。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经济重新洗牌，通过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来实现；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标志，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径。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崩溃、世界多元化经济体系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前提；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展开。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政府救市即可轻松度过；只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转型：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的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扬弃，这种市场体制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是对称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既是历史也是逻辑，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既是层次也是结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实践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转变的“全息元”。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将使中国率先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社会的调节机制越来越简单：从超经济强制（暴力、战争、人身依附关系、计划安排）到市场，从人治经法治到法制,市场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既然复杂系统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方法，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整体论、全息论即“一石多鸟”、“多石一鸟”相互渗透，“月映万川”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还原论的“一石一鸟”、“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要运用整体论、全息论的思维方式，就可以理解：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把政府宏观调控看成系统工程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内在统一的。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依据与理论依据，其中也包括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因为经济学的发展如果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将什么都不是，成何“理论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而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凯恩斯主义有本质区别。作为系统工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本质区别在于：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社会定位不同：国家干预是宏观经济微观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对称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微观经济范畴，也是宏观经济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国家是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问题，首先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是经济学范式、以及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抑或马克思的经济学，决非在旧的范式中进行“补丁”或采用某种数学模型就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得到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完善、更先进的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必须有比西方现代经济学更先进的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理论依据，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经过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国家调节”、“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范式语境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完整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预主义的本质区别，难以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是复杂系统；对称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法的理论依据。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范式通过对称的视角、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来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方法论依据。
对称的视角，就是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不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视角。对称，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发展方式转型与制度转型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改革就是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为对称。
五维空间观的视野，就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对称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带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使经济发展的五维空间属性得以充分展示。经济全球化是空间概念，经济一体化是层次概念。一体化意味着本原化、高层化、稳定化。全球化是一体化的基础，一体化催化全球化。根据五维空间方法论，知识经济是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改革是时空层次相对称的五维空间的模式；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中国市场经济要不要宏观调控、怎样调控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也不以西方的经济学为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五维空间的，只有用五维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相对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知识经济、转型经济、智慧经济、融合经济、回归经济、共有经济、时间经济、空间经济、层次经济、再生经济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统一；含政府宏观调控在内的中国模式——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离开五维空间观的视野无法理解这个过程。
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就是市场经济有序与无序、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相统一的视野。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社会越来越具有量子场特征。但市场经济的量子化过程与市场经济的系统化过程是双向同步过程，市场量子论并未否认市场系统论，正好像量子论并未否认系统论与牛顿力学一样。市场经济是一个量子场不是否定了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系统，而是促使社会系统由简单系统转变为复杂系统，促使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结合。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相结合的结果，是使系统论演变为复杂系统论——由只有有序结构一个层面组成的简单系统论，发展成有序与无序两个层面组成的复杂系统论；使量子力学演变为系统论量子力学——在无序中寻找有序、把无序整合成有序、把非系统提升为系统的系统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关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人可以通过自觉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所以妄想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切割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由于市场经济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在环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可分离，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对称哲学、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对称经济学，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根据上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这样一个定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复杂系统工程，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就是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给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复杂系统中合理定位，明确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复杂系统论方法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方法。
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社会是一个系统，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一个系统，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不是系统化减弱的过程，而是系统化强化的过程。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从来就有也非一成不变的。在商品经济早期，宏观调控的作用并不明显；这时自由竞争的作用占主导。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时期自由主义经济盛行的根本原因。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随着经济的主体化、系统化，迫切需要用上层（包括国家、制度、法律、规则）的作用来整合下层，使无序的经济活动有序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全息化、规模化，这时宏观调控的作用才逐步占主导。宏观调控必然性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的变迁。如果看不到宏观调控必然性背后的生产方式变迁，把宏观调控凝固，是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变迁。这既非规范方法、也非实证方法。
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单独决定。因此，同样是商品经济，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商品经济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四面包围之下，因此本质上属于农业性商品经济；而西方的商品经济则大部分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独立发展，因此性质上属于纯商品经济。前者由于整体上受制于人身依附关系，所以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动而随生随灭，难以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后者则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所以一般比较容易持续地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当然，除了政治关系外，宗教意识形态、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都对能否进入工业经济社会起了较大的作用。可见，决定经济社会的性质是农业还是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是商品经济一个要素，而是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这里，生产力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它的标志不等于生产力本身；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标志（根据系统的协同律、相关律），其中生产工具可以直观地、典型地作为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但也仅仅是标志而己，而不是生产力本身，更不是决定生产力的根本因素。决定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这两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要素。市场经济是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发展过程，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平面发展过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转型的中国市场经济只有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准确定位、合理解释与科学重建。中国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全息元”，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综合，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因而是典型的社会复杂系统，建构中国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工程。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政府成为经济主体、宏观调控成为市场经济必然环节的时代背景。知识经济发展观是全球发展观。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经济重新洗牌，通过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来实现；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标志，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径。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崩溃、世界多元化经济体系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前提；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展开。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政府救市即可轻松度过；只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转型：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的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扬弃，这种市场体制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是对称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既是历史也是逻辑，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既是层次也是结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实践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转变的“全息元”。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将使中国率先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社会的调节机制越来越简单：从超经济强制（暴力、战争、人身依附关系、计划安排）到市场，从人治经法治到法制,市场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既然复杂系统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方法，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整体论、全息论即“一石多鸟”、“多石一鸟”相互渗透，“月映万川”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还原论的“一石一鸟”、“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要运用整体论、全息论的思维方式，就可以理解：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把政府宏观调控看成系统工程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内在统一的。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依据与理论依据，其中也包括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因为经济学的发展如果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将什么都不是，成何“理论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而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凯恩斯主义有本质区别。作为系统工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本质区别在于：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社会定位不同：国家干预是宏观经济微观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对称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微观经济范畴，也是宏观经济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国家是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问题，首先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是经济学范式、以及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抑或马克思的经济学，决非在旧的范式中进行“补丁”或采用某种数学模型就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得到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完善、更先进的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必须有比西方现代经济学更先进的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理论依据，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经过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国家调节”、“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范式语境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完整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预主义的本质区别，难以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是复杂系统；对称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法的理论依据。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范式通过对称的视角、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来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方法论依据。
对称的视角，就是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不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视角。对称，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发展方式转型与制度转型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改革就是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为对称。
五维空间观的视野，就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对称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带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使经济发展的五维空间属性得以充分展示。经济全球化是空间概念，经济一体化是层次概念。一体化意味着本原化、高层化、稳定化。全球化是一体化的基础，一体化催化全球化。根据五维空间方法论，知识经济是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改革是时空层次相对称的五维空间的模式；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中国市场经济要不要宏观调控、怎样调控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也不以西方的经济学为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五维空间的，只有用五维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相对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知识经济、转型经济、智慧经济、融合经济、回归经济、共有经济、时间经济、空间经济、层次经济、再生经济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统一；含政府宏观调控在内的中国模式——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离开五维空间观的视野无法理解这个过程。
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就是市场经济有序与无序、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相统一的视野。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社会越来越具有量子场特征。但市场经济的量子化过程与市场经济的系统化过程是双向同步过程，市场量子论并未否认市场系统论，正好像量子论并未否认系统论与牛顿力学一样。市场经济是一个量子场不是否定了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系统，而是促使社会系统由简单系统转变为复杂系统，促使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结合。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相结合的结果，是使系统论演变为复杂系统论——由只有有序结构一个层面组成的简单系统论，发展成有序与无序两个层面组成的复杂系统论；使量子力学演变为系统论量子力学——在无序中寻找有序、把无序整合成有序、把非系统提升为系统的系统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关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人可以通过自觉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所以妄想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切割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由于市场经济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在环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可分离，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对称哲学、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对称经济学，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根据上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这样一个定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