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智慧经济是智力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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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6 16:56 | by admin ]
2016/05/26 16:56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是智力经济
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要素中占主导、知识产业成为社会经济龙头产业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在知识产业中占主导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创新性知识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是经济增长方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经营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创造力——通过优化配置实现优化再生的能力，是智慧经济形态的功能。智慧经济，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智慧经济，强化了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了以智力为中心和生产力、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智慧经济本质上是智力经济。
知识经济以知识为主导；智慧经济以创意为先导；创意属于智慧的范畴。以创意为先导的知识经济就是智慧经济，创意—创新—创造—产业的逻辑结构和历史结构，就是知识运营。知识经济→知识运营→智慧经济。智慧经济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是对古今中外智慧的系统总结，使智力对经济的作用由偶然上升为必然。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
知识经济 宏观 创意 微观
信息经济 知识 创新 知识
智慧 资本经济 运营 创造 运营
经济 资产经济 创业
产品经济
资源经济
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创意是创新的先导，没有创意就没有创新。智力是创意的本质，没有智力就没有创意。智慧经济是智力经济、创造力经济。创造力经济是再生经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前提。如果不是把发展创造力作为发展生产力的首要任务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理好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各方面的关系，而是相反，将使我国江郎才尽、竭泽而渔、坐吃山空、恶性循环，不但发展不可持续，而且增长不可持续，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表面繁荣以后陷入经济枯竭状态。对人的创造力结构、智力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进行剖析，既是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以智力经济为中介，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一致的；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学，必须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研究人的智力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人对自己智力同经济的关系的认识有一个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智力既由社会发展程度决定，又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智慧经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说明：必须把生产力归结于人的能力，把生产力发展归结于人的智力发挥，把社会发展归结于人的创造能力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一致的，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与动力，又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与标志。
智力的本质是创造能力，宇宙的本质也是创造力，智力的本质和宇宙的本质是同一的。
与宇宙本质同一的创造力—智力是意识的内部创造能力和外部创造能力的总和，是人的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同人的创造力有关、能发挥人的创造力的知识是整体的知识、动态的知识、功能的知识、运用的知识。智慧经济，就是智力和生产力、创新性知识同客体、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智慧经济，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智慧经济，强化了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了以智力为中心和生产力、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智慧经济就是主体化、系统化、操作化、功能化、动态化、具体化的知识经济。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历史的、逻辑的前提，是创造性的劳动；而劳动之所以是创造性的，是由于生产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东西。因此，创造性劳动历史和逻辑的首要的前提，是精神性的创造劳动，是科学的发展、教育水平和人的智力水平的提高。以往的知识经济侧重人和自然的对称。以往的智慧侧重人和人的对称,智慧经济则是两者的统一,在突出创新和创意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统一。所以智慧经济的经济形态比原先知识经济的经济形态更完整全面，智慧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完成和系统化、功能化。智慧经济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智慧经济的历史与逻辑、内在机制与发展动力说明，智力既是知识经济生产力的本质，也是任何经济形态生产力的本质。智慧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升华——把知识经济升华为智力经济。必须把开发人的智力提高到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把发展生产力归结为提高人的智力。
由于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所以在人的意识系统中，不但显意识，而且潜意识都决定人的智力。潜意识是显意识的基础，因而也是智力形成的基础；人的智力的先天因素通过潜意识发生作用；人的智力的后天因素，也以潜意识为基础。潜意识对人的创造思维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作为潜意识组成部分的意志力的强弱，是人的智力高低的表现，也是人的智力的基础环节；人的其他方面的智力，只能建立在意志力上面，而意志力又是建立在人的需要的满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面。因而人的智力同人的本能分不开，并以后者为基础。这充分说明：人的智力既是生产力的原因，又是生产力的结果。人的意识只能在社会系统中形成、发展和发挥作用。意志力是智力同社会相联系的中介环节。如果说，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意志力则是潜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其中，信心是需要满足可能性在潜意识中的反映，决心是需要满足必要性在潜意识中的反映，信心和决心的对称和统一就是意志力。
如果说智商是智力的指数，那么智商就是天赋＋方法＋知识的函数，智商=智商（天赋＋方法＋知识）。人的智力—智商的最高发展，就是创造能力的自由发挥，自由发挥程度取决于天赋＋方法＋知识。智力开发的最根本方法是对称方法。智力开发中的对称原理：智力活动是人的意识的内在的活动，然而它的对称却可以制约人的一切外在活动的对称，智力活动中的对称是人的一切对称之本，抓住了它，就可以无为而无不为。无论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只有以智力的对称为核心和出发点，才有最大的智慧。对称方法在提高智力中的根本功能，就是在人的智力活动中能产生突变和创造，从而提高人的创造力。人们之所以在紧张地研究某个专题一段时间后，当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科目、专题或休息、日常活动时，会突发灵感，产生直觉、联想，就是对称产生突变和创造的结果和表现。自觉地掌握对称原理和方法，能对非逻辑思维的产生进行自觉的控制，彻底消除灵感的神秘性质。灵感虽然是非逻辑的，然而却是理性的——可以理性地加以控制和自觉运用。对称之所以可以产生灵感、直觉、想象等通常所谓的非逻辑思维，是由于客观事物本身和人的知识相互之间存在着全息关系；只有对称，才能使之相互移植。同时在生理上，对称可以使大脑中心各个部分相互调节和加快它们的运转速度、提高它们的工作效率，从而为心理上的相互移植、创造提供生理基础。只有各学科各门类知识对称地学习才能既保持连续性，又保持调节性，做到注意力集中，使紧张的学习协调有序，使生活有规律，从而保持旺盛的精力，有条不紊地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经济的本意就是效益。研究智力结构中的对称原理，提高发挥智力的效率，这本身就体现了经济学原理——对称经济学原理。
所谓精神文明建设的理想、道德、文化、制度部分，都是意识系统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对智力的形成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好的制度，英雄无用武之地；有好的制度，不能自动产生效益。只有在好的制度的基础上，再加上好的决策，才有效益。制度高于技术是传统知识经济，决策高于制度是智慧经济。开发人的智力的最根本途径是真、善、美的对称。在这个对称中，真是前提，善是核心，美是归宿。人的素质和全面发展，既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又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对称经济学应该运用对称方法，研究和揭示智力发展的规律、提高智力的方法与途径，以提高人的智力水平，加快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各方面的智力，同意识系统中的各个层次和要素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每一方面的智力都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意识的要素和结构的量和质的不同，可以影响和决定人的智力结构。这种决定不是单项线性决定，而是综合决定。如果说，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创造力是智力的综合。对称是开发人的智力的最根本途径。意识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全息关系，只有用对称的办法，才能强化和发展它们之间的全息关系，使它们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整体功能。用对称的方法，可以使意识系统中任何一个方面的要素和功能得到充分发展、充分的发挥的同时，使这种发展和发挥形成的优势全息地移植到意识系统中的其他任何方面的要素和功能，从而迅速增加整个意识系统的要素的量和提高它们的质，迅速提高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和人的智力水平，各个方面的要素和功能之间都将发生这种水涨船高、协同发展的关系。除了意识系统中横向的各学科各门类知识之间的对称，还有目标和手段的对称。高尔基说过：一个人努力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于社会就更有效果。从小的方面来讲，对于任何相对独立单元的学习目标和要求的明确，就会导致对与之相应的手段的明确，从而使这个单元的学习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这种目标和手段的对称，将推动人们更高的目标和更高的手段的对称发展。
对称方法不仅在智力的创造性活动中显示出它的功能，也不仅仅在量上显示它的效率，而且可以使原来认为难以掌握的东西变得轻而易举。这也是一种突变。人们之所以在连续学习思考同一门学科一个较长时间后注意力不集中，就是由于对称规律自发起作用的结果——只有通过思考其他问题才能平衡。但如果能自觉运用对称规律就可以自觉地调整，把注意力不集中时思考不必要问题的时间和精力去摄取其他必要科目的信息，从而达到一举两得之功效。面对着自己由于对称而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面对着自己已被证明的本质力量，将得到一种美的愉悦，这种愉悦是人的直觉能力的形成、并进而达到更高层次对称的情感基础。因此，人的意识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包括情感、情绪和需要等潜意识）也必须纳入对称作用系统，使之用积极的情感、情绪代替消极的情感、情绪，用越来越高级的需要来代替较低级的需要，并使之成为人的对称的越来越大的动力。最高层次的智力——非逻辑思维能力及其核心的直觉能力，只能在对称中才能形成和发展。直觉能力是整体的对称的前提和保证。这种以直觉能力为一方、以人的活动的其他方面为另一方的对称过程，是无为无不为能力的形成过程。无为无不为的直觉能力是对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称原理在智力开发中的最根本作用，就是培养人的直觉能力。
对称，既是提高主体活动效率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的途径和手段，又是直接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本身——多方面的活动本身既多方面的需要。以往的脑科学仅仅从脑生理学的高度论证了健脑问题，而没有从脑心理学的角度加以论述。事实上，生理和心理是密不可分的，脑生理和脑心理是相互作用的。要从整个意识系统，从人的生理心理系统组成整个身心大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层次的相互联结上探讨健脑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方法和具体途径。人们通常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然而，思维运动是生命运动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当人们从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推出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时，不要把思维运动排除在体育锻炼的范围之外。思维运动，不但对于脑生理而且对于整个人的生理都有好处。古人说：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说明逆境对人的陶冶作用可从心、身两方面来观察。对于弱者和懦夫，习惯在温室里长大的人，经不起风吹雨打，一遇到逆境，不是随波逐流，就是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甚至自杀；对于强者，刚好可以从中受到多方面的锻炼。如果说，人的生命在于运动，那么人的生理运动和心理运动只有在逆境中才能得以进行和得到强化。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顺境与绝对的逆境，关键在于主体的内环境及对外环境的选择和改造。主体的内环境及外环境对称了，就能加强智力开发，维护身心平衡，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率。
创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非逻辑思维能力
意志力（包括毅力）：信心、决心
控制能力：
注意力：随意注意力
不随意注意力
运用信息能力：表达能力、操作能力
储存信息能力：记忆力
加工信息能力：实验能力
接受信息能力：观察能力
内感能力：情感： 美感
理智感
感受能力： 道德感
好感等
外感能力：听、看、触、味、嗅
人的智力系统中的对称结构与功能
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要素中占主导、知识产业成为社会经济龙头产业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在知识产业中占主导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创新性知识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是经济增长方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经营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创造力——通过优化配置实现优化再生的能力，是智慧经济形态的功能。智慧经济，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智慧经济，强化了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了以智力为中心和生产力、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智慧经济本质上是智力经济。
知识经济以知识为主导；智慧经济以创意为先导；创意属于智慧的范畴。以创意为先导的知识经济就是智慧经济，创意—创新—创造—产业的逻辑结构和历史结构，就是知识运营。知识经济→知识运营→智慧经济。智慧经济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是对古今中外智慧的系统总结，使智力对经济的作用由偶然上升为必然。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
知识经济 宏观 创意 微观
信息经济 知识 创新 知识
智慧 资本经济 运营 创造 运营
经济 资产经济 创业
产品经济
资源经济
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创意是创新的先导，没有创意就没有创新。智力是创意的本质，没有智力就没有创意。智慧经济是智力经济、创造力经济。创造力经济是再生经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前提。如果不是把发展创造力作为发展生产力的首要任务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理好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各方面的关系，而是相反，将使我国江郎才尽、竭泽而渔、坐吃山空、恶性循环，不但发展不可持续，而且增长不可持续，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表面繁荣以后陷入经济枯竭状态。对人的创造力结构、智力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进行剖析，既是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以智力经济为中介，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一致的；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学，必须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研究人的智力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人对自己智力同经济的关系的认识有一个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智力既由社会发展程度决定，又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智慧经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说明：必须把生产力归结于人的能力，把生产力发展归结于人的智力发挥，把社会发展归结于人的创造能力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一致的，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与动力，又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与标志。
智力的本质是创造能力，宇宙的本质也是创造力，智力的本质和宇宙的本质是同一的。
与宇宙本质同一的创造力—智力是意识的内部创造能力和外部创造能力的总和，是人的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同人的创造力有关、能发挥人的创造力的知识是整体的知识、动态的知识、功能的知识、运用的知识。智慧经济，就是智力和生产力、创新性知识同客体、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智慧经济，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智慧经济，强化了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了以智力为中心和生产力、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智慧经济就是主体化、系统化、操作化、功能化、动态化、具体化的知识经济。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历史的、逻辑的前提，是创造性的劳动；而劳动之所以是创造性的，是由于生产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东西。因此，创造性劳动历史和逻辑的首要的前提，是精神性的创造劳动，是科学的发展、教育水平和人的智力水平的提高。以往的知识经济侧重人和自然的对称。以往的智慧侧重人和人的对称,智慧经济则是两者的统一,在突出创新和创意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统一。所以智慧经济的经济形态比原先知识经济的经济形态更完整全面，智慧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完成和系统化、功能化。智慧经济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智慧经济的历史与逻辑、内在机制与发展动力说明，智力既是知识经济生产力的本质，也是任何经济形态生产力的本质。智慧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升华——把知识经济升华为智力经济。必须把开发人的智力提高到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把发展生产力归结为提高人的智力。
由于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所以在人的意识系统中，不但显意识，而且潜意识都决定人的智力。潜意识是显意识的基础，因而也是智力形成的基础；人的智力的先天因素通过潜意识发生作用；人的智力的后天因素，也以潜意识为基础。潜意识对人的创造思维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作为潜意识组成部分的意志力的强弱，是人的智力高低的表现，也是人的智力的基础环节；人的其他方面的智力，只能建立在意志力上面，而意志力又是建立在人的需要的满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面。因而人的智力同人的本能分不开，并以后者为基础。这充分说明：人的智力既是生产力的原因，又是生产力的结果。人的意识只能在社会系统中形成、发展和发挥作用。意志力是智力同社会相联系的中介环节。如果说，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意志力则是潜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其中，信心是需要满足可能性在潜意识中的反映，决心是需要满足必要性在潜意识中的反映，信心和决心的对称和统一就是意志力。
如果说智商是智力的指数，那么智商就是天赋＋方法＋知识的函数，智商=智商（天赋＋方法＋知识）。人的智力—智商的最高发展，就是创造能力的自由发挥，自由发挥程度取决于天赋＋方法＋知识。智力开发的最根本方法是对称方法。智力开发中的对称原理：智力活动是人的意识的内在的活动，然而它的对称却可以制约人的一切外在活动的对称，智力活动中的对称是人的一切对称之本，抓住了它，就可以无为而无不为。无论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只有以智力的对称为核心和出发点，才有最大的智慧。对称方法在提高智力中的根本功能，就是在人的智力活动中能产生突变和创造，从而提高人的创造力。人们之所以在紧张地研究某个专题一段时间后，当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科目、专题或休息、日常活动时，会突发灵感，产生直觉、联想，就是对称产生突变和创造的结果和表现。自觉地掌握对称原理和方法，能对非逻辑思维的产生进行自觉的控制，彻底消除灵感的神秘性质。灵感虽然是非逻辑的，然而却是理性的——可以理性地加以控制和自觉运用。对称之所以可以产生灵感、直觉、想象等通常所谓的非逻辑思维，是由于客观事物本身和人的知识相互之间存在着全息关系；只有对称，才能使之相互移植。同时在生理上，对称可以使大脑中心各个部分相互调节和加快它们的运转速度、提高它们的工作效率，从而为心理上的相互移植、创造提供生理基础。只有各学科各门类知识对称地学习才能既保持连续性，又保持调节性，做到注意力集中，使紧张的学习协调有序，使生活有规律，从而保持旺盛的精力，有条不紊地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经济的本意就是效益。研究智力结构中的对称原理，提高发挥智力的效率，这本身就体现了经济学原理——对称经济学原理。
所谓精神文明建设的理想、道德、文化、制度部分，都是意识系统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对智力的形成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好的制度，英雄无用武之地；有好的制度，不能自动产生效益。只有在好的制度的基础上，再加上好的决策，才有效益。制度高于技术是传统知识经济，决策高于制度是智慧经济。开发人的智力的最根本途径是真、善、美的对称。在这个对称中，真是前提，善是核心，美是归宿。人的素质和全面发展，既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又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对称经济学应该运用对称方法，研究和揭示智力发展的规律、提高智力的方法与途径，以提高人的智力水平，加快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各方面的智力，同意识系统中的各个层次和要素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每一方面的智力都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意识的要素和结构的量和质的不同，可以影响和决定人的智力结构。这种决定不是单项线性决定，而是综合决定。如果说，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创造力是智力的综合。对称是开发人的智力的最根本途径。意识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全息关系，只有用对称的办法，才能强化和发展它们之间的全息关系，使它们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整体功能。用对称的方法，可以使意识系统中任何一个方面的要素和功能得到充分发展、充分的发挥的同时，使这种发展和发挥形成的优势全息地移植到意识系统中的其他任何方面的要素和功能，从而迅速增加整个意识系统的要素的量和提高它们的质，迅速提高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和人的智力水平，各个方面的要素和功能之间都将发生这种水涨船高、协同发展的关系。除了意识系统中横向的各学科各门类知识之间的对称，还有目标和手段的对称。高尔基说过：一个人努力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于社会就更有效果。从小的方面来讲，对于任何相对独立单元的学习目标和要求的明确，就会导致对与之相应的手段的明确，从而使这个单元的学习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这种目标和手段的对称，将推动人们更高的目标和更高的手段的对称发展。
对称方法不仅在智力的创造性活动中显示出它的功能，也不仅仅在量上显示它的效率，而且可以使原来认为难以掌握的东西变得轻而易举。这也是一种突变。人们之所以在连续学习思考同一门学科一个较长时间后注意力不集中，就是由于对称规律自发起作用的结果——只有通过思考其他问题才能平衡。但如果能自觉运用对称规律就可以自觉地调整，把注意力不集中时思考不必要问题的时间和精力去摄取其他必要科目的信息，从而达到一举两得之功效。面对着自己由于对称而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面对着自己已被证明的本质力量，将得到一种美的愉悦，这种愉悦是人的直觉能力的形成、并进而达到更高层次对称的情感基础。因此，人的意识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包括情感、情绪和需要等潜意识）也必须纳入对称作用系统，使之用积极的情感、情绪代替消极的情感、情绪，用越来越高级的需要来代替较低级的需要，并使之成为人的对称的越来越大的动力。最高层次的智力——非逻辑思维能力及其核心的直觉能力，只能在对称中才能形成和发展。直觉能力是整体的对称的前提和保证。这种以直觉能力为一方、以人的活动的其他方面为另一方的对称过程，是无为无不为能力的形成过程。无为无不为的直觉能力是对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称原理在智力开发中的最根本作用，就是培养人的直觉能力。
对称，既是提高主体活动效率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的途径和手段，又是直接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本身——多方面的活动本身既多方面的需要。以往的脑科学仅仅从脑生理学的高度论证了健脑问题，而没有从脑心理学的角度加以论述。事实上，生理和心理是密不可分的，脑生理和脑心理是相互作用的。要从整个意识系统，从人的生理心理系统组成整个身心大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层次的相互联结上探讨健脑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方法和具体途径。人们通常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然而，思维运动是生命运动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当人们从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推出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时，不要把思维运动排除在体育锻炼的范围之外。思维运动，不但对于脑生理而且对于整个人的生理都有好处。古人说：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说明逆境对人的陶冶作用可从心、身两方面来观察。对于弱者和懦夫，习惯在温室里长大的人，经不起风吹雨打，一遇到逆境，不是随波逐流，就是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甚至自杀；对于强者，刚好可以从中受到多方面的锻炼。如果说，人的生命在于运动，那么人的生理运动和心理运动只有在逆境中才能得以进行和得到强化。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顺境与绝对的逆境，关键在于主体的内环境及对外环境的选择和改造。主体的内环境及外环境对称了，就能加强智力开发，维护身心平衡，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率。
创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非逻辑思维能力
意志力（包括毅力）：信心、决心
控制能力：
注意力：随意注意力
不随意注意力
运用信息能力：表达能力、操作能力
储存信息能力：记忆力
加工信息能力：实验能力
接受信息能力：观察能力
内感能力：情感： 美感
理智感
感受能力： 道德感
好感等
外感能力：听、看、触、味、嗅
人的智力系统中的对称结构与功能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
[ 2016/05/26 16:52 | by admin ]
2016/05/26 16:52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
许小年：“顾名思义，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宏观政策’和‘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两类，并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政府不管供给，自然也就排除了所有以‘优化结构’为名的调控措施。实践中，计划体制的失败早已为‘优化’的努力做了结论。从理论上讲，优化的前提是最优结构的存在，并且政府对这个最优结构的把握比市场更为深刻和更为全面。然而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信息能力。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怎么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又怎么可能合理安排社会经济活动？正因为意识到政府的局限性，我们于30年前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改革，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根据宏观政策和预期市场环境的变化，微观单位做出投资的调整，由此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因为它最有效地衔接了社会供给和需求。换言之，‘最优产业结构’是市场自发活动的结果，是在无数市场参与者的趋利活动中形成的，它不可能被任何个体(包括政府)所事先预知，当然也就不可能作为政策的目标。”“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
诚然，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结构关系，但政府不管供给吗？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仅仅靠微观经济行为在工资高低、现有企业就业增减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发钱、发购物卷、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业税费减免来激活低迷的国内市场，无异于杯水车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变出口导向型经济为内需导向型经济，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与生产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还是长久的战略，不由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决定。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市场靠消费，消费靠就业，就业靠企业。企业靠什么？企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使这个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充分放大、充分表现而已。“应急”有可能使人大彻大悟，“急中生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观天的“微观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会固守自己原来范式的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宏观调控、政府投资与计划经济之间划等号。
许小年：“从逻辑上讲，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依赖两个关键的假设前提，一是世界上存在着最优产业结构；二是政府比市场高明，能够认识最优产业结构，并且能够制定政策调整结构，实现市场无法实现之目的。当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时，对产业政策的持久迷信与热衷就只能解释为计划经济的惯性，或者部门利益的驱使。”在小商品经济时期确实没有最优产业结构，在知识经济时期不但有最优产业结构，而且这个最优产业结构只能靠政府主体来建立。许小年认为之所以“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是由于“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也就不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只有“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也就是说，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的信息比宏观经济主体即政府的信息要更充分、更对称。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是天然对称的，因而可以对自由市场放纵，源于理性预期学派所提出的所谓“有效市场假说”。这一假说主张，一种资产的价格含有全部相关信息，不可能受到系统化的高估或低估。正是因为各方普遍相信这一理论，才导致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信贷泡沫并不存在”这一观点盛行一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在1999年废除了1933年银行法，推出新的银行法就不再对商业银行从事金融投资进行限制。此后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不断放松，再加上实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华尔街金融投机无限膨胀，带动了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泡沫的扩大，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造成两极分化，酿成萨金特难以解释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游行。这说明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并不对称，微观市场并非有效；也说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之一，要维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离不开政府的金融监管，否则必将酿成金融危机。这说明政府宏观调控必须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而非以所谓“调节社会总需求”为目标，手段也离不开行政手段而不是仅仅是“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一纯经济手段、纯数量手段。
从弗里德曼开创“货币主义”以来，为了给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进行精确的定价和分析，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喜欢用数理模型和定量计算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金特的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与西姆斯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其数据是对政府与“理性经济人”“预期”之间长期博弈的统计结果，这对于政府与“理性经济人”之间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是有用的，在这个成果基础上可以使政府与“理性经济人”的预期之间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博弈，但对于真正的政府宏观调控没有任何意义。在现实上，要使宏观调控真正有效地落实到实处，使政策方针宣示、具体政策制定、政策实际执行相互衔接，公平与效率得以统一，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应该按照公平与效率一致的原则来设计，最终形成宏观经济机制。宏观调控的中心是社会系统的对称，包括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与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健全的民主与健全的法制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产业结构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主导与制约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落实和体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
“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两句话说明，无论是许小年还是哈耶克都是从信息认识论、计量经济学而非从信息控制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宏微观领域的信息对称问题，得出政府根本就不具备以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的信息能力，这是方法论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使他们把结论当前提。对策论与博弈论、控制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有本质的区别——建立在计量经济学与博弈论基础上的信息经济学根本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只有建立在对策论基础上的控制经济学才有可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正像许小年说的，由于“经济人”有理性预期，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所以仅仅通过信息统计、经济计量行为和纯数量着眼的经济刺激政策来解决经济主体的信息对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是包括社会行政控制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西方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与博弈论恰恰缺乏社会系统工程范式，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范式。他们只知道信息经济学不知道知识运营学，只知道计量经济学不知道控制经济学，只知道统计经济学不知道系统工程学，只知道博弈论不知道对策论。所以他们永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问题，也永远不可能使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升华为对策论与控制经济学。他们的有关“制度设计”、“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案，均属于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的范畴；根据他们的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原理”制定出来的政府刺激经济政策只能“按下葫芦浮起瓢”，永远无效。他们之所以要把实践中屡屡碰壁的“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中任何一个环节（如信息、理性预期）只能在这个系统中才能得到准确的定位与合理的解释。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信息是否对称问题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不是数量统计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经济控制论、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学问题；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扬弃预期、引导预期、符合预期，从而使信息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宏观调控既是政治的范畴，也是宏观经济的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因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国家是系统，宏观调控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宏观调控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这对于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量统计、数字游戏、主张市场完全自由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的。
控制经济学意味着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的控制、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提升。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控制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整体框架，也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控制经济学看来，计划以及通过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舆论来实现计划，是优化配置资源、并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必要途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从信息经济学上升到控制经济学，根源于他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祟。要理解控制经济学，就必须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才有可能；而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钻牛角尖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拿手好戏，要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社会经济系统统一起来研究有点力不从心。同时，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控制”经济，好像会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留下空间，为他们所围剿的“社会主义”留下突破口。因此，他们只会在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至于怎样使信息不对称走向对称，只能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这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只能落伍。因为在信息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政府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即客体本身的静态的信息，一个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即主体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准、合作态度。而这两方面，都可以、也只能通过制度设计和宏观调控来解决。在建立最优产业结构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对称经济学
知识运营学
政治经济学
广
义 法律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对策论
控
制 行为经济学 市场经济学 制约、提升与控制
经
济 产权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博弈论
学
合作经济学
竞争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
控制经济学模型Ⅰ：广义控制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与功能
狭 宏观经济体制 制度
义 价值机制 对策
控 微观经济体制 机制 制约、提升与控制
制 价格机制 博弈
经 微观主体行为 行为
济
学
控制经济学模型Ⅱ：狭义控制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与功能
许小年：“顾名思义，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宏观政策’和‘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两类，并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政府不管供给，自然也就排除了所有以‘优化结构’为名的调控措施。实践中，计划体制的失败早已为‘优化’的努力做了结论。从理论上讲，优化的前提是最优结构的存在，并且政府对这个最优结构的把握比市场更为深刻和更为全面。然而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信息能力。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怎么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又怎么可能合理安排社会经济活动？正因为意识到政府的局限性，我们于30年前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改革，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根据宏观政策和预期市场环境的变化，微观单位做出投资的调整，由此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因为它最有效地衔接了社会供给和需求。换言之，‘最优产业结构’是市场自发活动的结果，是在无数市场参与者的趋利活动中形成的，它不可能被任何个体(包括政府)所事先预知，当然也就不可能作为政策的目标。”“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
诚然，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结构关系，但政府不管供给吗？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仅仅靠微观经济行为在工资高低、现有企业就业增减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发钱、发购物卷、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业税费减免来激活低迷的国内市场，无异于杯水车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变出口导向型经济为内需导向型经济，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与生产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还是长久的战略，不由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决定。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市场靠消费，消费靠就业，就业靠企业。企业靠什么？企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使这个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充分放大、充分表现而已。“应急”有可能使人大彻大悟，“急中生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观天的“微观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会固守自己原来范式的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宏观调控、政府投资与计划经济之间划等号。
许小年：“从逻辑上讲，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依赖两个关键的假设前提，一是世界上存在着最优产业结构；二是政府比市场高明，能够认识最优产业结构，并且能够制定政策调整结构，实现市场无法实现之目的。当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时，对产业政策的持久迷信与热衷就只能解释为计划经济的惯性，或者部门利益的驱使。”在小商品经济时期确实没有最优产业结构，在知识经济时期不但有最优产业结构，而且这个最优产业结构只能靠政府主体来建立。许小年认为之所以“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是由于“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也就不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只有“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也就是说，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的信息比宏观经济主体即政府的信息要更充分、更对称。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是天然对称的，因而可以对自由市场放纵，源于理性预期学派所提出的所谓“有效市场假说”。这一假说主张，一种资产的价格含有全部相关信息，不可能受到系统化的高估或低估。正是因为各方普遍相信这一理论，才导致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信贷泡沫并不存在”这一观点盛行一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在1999年废除了1933年银行法，推出新的银行法就不再对商业银行从事金融投资进行限制。此后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不断放松，再加上实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华尔街金融投机无限膨胀，带动了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泡沫的扩大，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造成两极分化，酿成萨金特难以解释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游行。这说明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并不对称，微观市场并非有效；也说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之一，要维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离不开政府的金融监管，否则必将酿成金融危机。这说明政府宏观调控必须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而非以所谓“调节社会总需求”为目标，手段也离不开行政手段而不是仅仅是“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一纯经济手段、纯数量手段。
从弗里德曼开创“货币主义”以来，为了给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进行精确的定价和分析，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喜欢用数理模型和定量计算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金特的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与西姆斯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其数据是对政府与“理性经济人”“预期”之间长期博弈的统计结果，这对于政府与“理性经济人”之间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是有用的，在这个成果基础上可以使政府与“理性经济人”的预期之间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博弈，但对于真正的政府宏观调控没有任何意义。在现实上，要使宏观调控真正有效地落实到实处，使政策方针宣示、具体政策制定、政策实际执行相互衔接，公平与效率得以统一，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应该按照公平与效率一致的原则来设计，最终形成宏观经济机制。宏观调控的中心是社会系统的对称，包括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与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健全的民主与健全的法制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产业结构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主导与制约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落实和体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
“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两句话说明，无论是许小年还是哈耶克都是从信息认识论、计量经济学而非从信息控制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宏微观领域的信息对称问题，得出政府根本就不具备以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的信息能力，这是方法论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使他们把结论当前提。对策论与博弈论、控制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有本质的区别——建立在计量经济学与博弈论基础上的信息经济学根本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只有建立在对策论基础上的控制经济学才有可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正像许小年说的，由于“经济人”有理性预期，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所以仅仅通过信息统计、经济计量行为和纯数量着眼的经济刺激政策来解决经济主体的信息对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是包括社会行政控制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西方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与博弈论恰恰缺乏社会系统工程范式，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范式。他们只知道信息经济学不知道知识运营学，只知道计量经济学不知道控制经济学，只知道统计经济学不知道系统工程学，只知道博弈论不知道对策论。所以他们永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问题，也永远不可能使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升华为对策论与控制经济学。他们的有关“制度设计”、“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案，均属于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的范畴；根据他们的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原理”制定出来的政府刺激经济政策只能“按下葫芦浮起瓢”，永远无效。他们之所以要把实践中屡屡碰壁的“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中任何一个环节（如信息、理性预期）只能在这个系统中才能得到准确的定位与合理的解释。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信息是否对称问题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不是数量统计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经济控制论、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学问题；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扬弃预期、引导预期、符合预期，从而使信息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宏观调控既是政治的范畴，也是宏观经济的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因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国家是系统，宏观调控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宏观调控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这对于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量统计、数字游戏、主张市场完全自由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的。
控制经济学意味着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的控制、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提升。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控制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整体框架，也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控制经济学看来，计划以及通过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舆论来实现计划，是优化配置资源、并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必要途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从信息经济学上升到控制经济学，根源于他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祟。要理解控制经济学，就必须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才有可能；而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钻牛角尖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拿手好戏，要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社会经济系统统一起来研究有点力不从心。同时，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控制”经济，好像会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留下空间，为他们所围剿的“社会主义”留下突破口。因此，他们只会在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至于怎样使信息不对称走向对称，只能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这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只能落伍。因为在信息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政府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即客体本身的静态的信息，一个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即主体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准、合作态度。而这两方面，都可以、也只能通过制度设计和宏观调控来解决。在建立最优产业结构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对称经济学
知识运营学
政治经济学
广
义 法律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对策论
控
制 行为经济学 市场经济学 制约、提升与控制
经
济 产权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博弈论
学
合作经济学
竞争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
控制经济学模型Ⅰ：广义控制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与功能
狭 宏观经济体制 制度
义 价值机制 对策
控 微观经济体制 机制 制约、提升与控制
制 价格机制 博弈
经 微观主体行为 行为
济
学
控制经济学模型Ⅱ：狭义控制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与功能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以产业政策为主导
[ 2016/05/26 16:50 | by admin ]
2016/05/26 16:50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以产业政策为主导
许小年：“经济结构是靠市场调整的，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从来就没调整好结构。结构调整通过市场的择优汰劣完成，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政府怎么知道哪些行业应该发展，哪些行业不该发展，哪些企业有竞争力，哪些没有？即使知道，它会扶持优秀的民间企业吗？它只会扶持国家队、“共和国长子”(国资委领导语)，也就是央企，因为央企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嘛。”“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各部委颁布的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如此界定宏观调控，看似过于拘泥词义，未免狭窄与刻板，实际上却有着坚实的法理和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宏观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只能是总量，经济结构只能靠市场调整，政府只能无所作为，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吗？NO!在国民经济系统的建构与健康发展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不但是必要的环节，而且是主导的环节；如果确有必要扶持具体某些央企，那么扶持这些“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的央企”也是体现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对于宏观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规范经济发展。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通过宏观看微观，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太平洋铁路对经济增长有无作用、作用大小，不是仅从微观层面看某一条铁路的直接作用，也不仅仅看某一条铁路的替代品（如运河）的作用，而是从宏观层面看到发达的交通的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对经济的作用，看到新的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要运用宏观价值分析、效益分析方法，而不是微观效率分析方法。因此，奴隶制的非人道性质，决定了即使其可以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必须被淘汰，而不是通过论证奴隶制的高效率，来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投机在不会给社会增加任何财富的同时，使价格背离价值，使少数人短期内获取暴利同时使大多数人利益受损，造成两极分化，瓦解社会公平竞争机制，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那种把性爱价值抽象化、金钱化，认为婚姻是长期的卖淫、卖淫是短期的婚姻，因而卖淫应该非罪化、产业化的观点，混淆了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和不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的本质区别，否认了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婚姻关系在人的素质提高、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否认了性爱婚姻道德在维护社会正常发展中的作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如果说，只有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是道德的，那么，也只有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才是道德的。一个女大学生只要卖一次淫，就会一辈子想过不劳而获的享乐生活。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之所以要把卖淫活动定位于犯罪予以打击，就是为了使每个人的性关系都能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从而充分保证和发挥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在人的素质提高、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的动力机制。卖淫之所以不能仅仅靠道德来约束，是因为卖淫是一种社会现象，对于社会现象仅仅靠道德来约束是无力的。卖淫合法化的结果是卖淫普遍化，卖淫普遍化的结果甚至还可以改变人的道德观念，“笑贫不笑娼”，造成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人的素质的普遍降低和社会的停滞倒退。如果说，道德是社会发展的基石，那么，法律就是道德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价值为核心机制而不是以价格为核心机制，从而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同时为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婚姻关系提供了舆论导向、道德支持与制度法律保证。认为性产业可以增加GDP因而应该合法化也是无稽之谈。性产业固然可以暂时增加GDP，然而由于瓦解了社会动力机制，却在总体上减少了社会财富，延缓了社会发展速度，并最终也必然减少GDP。把卖淫定位于犯罪是必要的，卖淫不合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本质特征之一。消灭卖淫和高就业率都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指标。从经济学角度看，杜绝任何形式的投机和卖淫等地下经济合法化、产业化，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发展模式。发展就是解决人类外部性问题。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证明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观念，调整产业政策，把原来的所谓“外部性”纳入市场经济内部来定位，把原来属于外部性的因素纳入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制定政府新的产业政策。这样的 “新兴产业”有：环境保护工程。要把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为产业政策，纳入国家财政投资范围。灾害防范工程。任何天灾都要通过人祸起作用；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起码未达标。腐败防治工程。据统计，社会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而腐败直接间接给社会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起码占社会交易成本的50%以上。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共产党，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引导作用；作为执政党，共产党还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领导作用。国民素质工程不是国民文凭工程，而是包括国民知识、法制、诚信、民主、能力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予以开发、建设，以消除所谓“外部性”、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增长方式。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分为资源增长型、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资本增长型、知识增长型。房地产产业就货币形态来看，由于其对GDP的贡献主要靠卖地，所以主要属资源增长型；就实物形态来看，主要是产品增长型与资产增长型。无论是资源增长型还是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脚步不相称，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赚钱多的是支柱产业，房地产是GDP大户，所以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能带动再生生产力发展的是支柱产业，基本建设有投资的乘数效应，投资有消费的乘数效应，是资源可再生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发展观。是否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政策取向的背后，是不同的发展观：是以GDP增长率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是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如果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那么首先“地”是支柱产业；而地是怎么来的？开发来的。开发有外延和内涵两方面，其中应该是外延开发带动内涵开发。而外延开发，靠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可以加速外延开发，而且可以使外延开发转变为内涵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谁来进行？政府，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组成的系统工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离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定位金融体制改革，离开金融体制改革建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只能是舍本求末。实践证明：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不仅是靠外汇管制、人民币不可完全自由兑换、汇利率高低、人民币升贬、巨额外汇储备等来“干预”，也不仅仅是靠“理性预期”的调整、“危机预警”的掌控。“干预”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仅仅着眼于金融政策与监控措施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将捉襟见肘、左支右绌，难以抵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为整体框架，体现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的一致、经济主体性与经济规律性的统一。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转变增长方式是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实现。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国民经济系统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系统结构中，知识经济与创业经济是对称的两个基本层面。知识经济是创业经济的主导，创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前提、动力与落脚点。没有创业经济，知识经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知识经济只有同创业经济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对传统经济相容超越的经济形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 “为有源头活水来”，原创思想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再生型与福利型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和落脚点。国民创业体系也是系统工程。创业系统工程从宏观来看，就是人类二次创业工程。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如果说，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那么建立国民创业体系也同样是鼓励创业、保护创业的社会系统工程。创业自由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平等竞争的保障是法制环境，法制环境的基础是司法独立、民主选择、民主监督。创业系统工程从中观来看，就是民间的创业潮。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创业系统工程从微观来看，就是建构创业工程的主体——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创业系统工程从程序上看，是创新→创造→创业→创业工程→国民创业工程的逻辑进展，是市场经济体系→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知识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是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的整体延伸。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与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相互关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国民创业体系的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没有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更要建设创业型国家。但没有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将落后于知识经济时代。在国民创业体系基本建设投资中，最大、最基本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基础科研的投资，其次是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的投资。因为只有基础理论的突破，才有新技术诞生；只有新技术的诞生并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项目，才有新能源、新材料的产生，才有再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而这些基础理论的突破、新技术开发、转化与运用，不仅仅是加大货币投入就能解决问题；更根本的，是科研人员的整体素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问题。这就牵涉到科研和教育体制问题。创业工程，使效率与公平、政府调控与经济自由、增加就业与货币稳定、消费扩张与生产发展等许多似乎对立的东西建立起对称关系，使之相辅相成；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就是建设对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政府产业政策导向是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实现。
许小年：“经济结构是靠市场调整的，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从来就没调整好结构。结构调整通过市场的择优汰劣完成，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政府怎么知道哪些行业应该发展，哪些行业不该发展，哪些企业有竞争力，哪些没有？即使知道，它会扶持优秀的民间企业吗？它只会扶持国家队、“共和国长子”(国资委领导语)，也就是央企，因为央企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嘛。”“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各部委颁布的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如此界定宏观调控，看似过于拘泥词义，未免狭窄与刻板，实际上却有着坚实的法理和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宏观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只能是总量，经济结构只能靠市场调整，政府只能无所作为，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吗？NO!在国民经济系统的建构与健康发展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不但是必要的环节，而且是主导的环节；如果确有必要扶持具体某些央企，那么扶持这些“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的央企”也是体现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对于宏观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规范经济发展。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通过宏观看微观，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太平洋铁路对经济增长有无作用、作用大小，不是仅从微观层面看某一条铁路的直接作用，也不仅仅看某一条铁路的替代品（如运河）的作用，而是从宏观层面看到发达的交通的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对经济的作用，看到新的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要运用宏观价值分析、效益分析方法，而不是微观效率分析方法。因此，奴隶制的非人道性质，决定了即使其可以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必须被淘汰，而不是通过论证奴隶制的高效率，来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投机在不会给社会增加任何财富的同时，使价格背离价值，使少数人短期内获取暴利同时使大多数人利益受损，造成两极分化，瓦解社会公平竞争机制，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那种把性爱价值抽象化、金钱化，认为婚姻是长期的卖淫、卖淫是短期的婚姻，因而卖淫应该非罪化、产业化的观点，混淆了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和不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的本质区别，否认了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婚姻关系在人的素质提高、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否认了性爱婚姻道德在维护社会正常发展中的作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如果说，只有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是道德的，那么，也只有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才是道德的。一个女大学生只要卖一次淫，就会一辈子想过不劳而获的享乐生活。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之所以要把卖淫活动定位于犯罪予以打击，就是为了使每个人的性关系都能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从而充分保证和发挥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在人的素质提高、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的动力机制。卖淫之所以不能仅仅靠道德来约束，是因为卖淫是一种社会现象，对于社会现象仅仅靠道德来约束是无力的。卖淫合法化的结果是卖淫普遍化，卖淫普遍化的结果甚至还可以改变人的道德观念，“笑贫不笑娼”，造成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人的素质的普遍降低和社会的停滞倒退。如果说，道德是社会发展的基石，那么，法律就是道德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价值为核心机制而不是以价格为核心机制，从而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同时为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婚姻关系提供了舆论导向、道德支持与制度法律保证。认为性产业可以增加GDP因而应该合法化也是无稽之谈。性产业固然可以暂时增加GDP，然而由于瓦解了社会动力机制，却在总体上减少了社会财富，延缓了社会发展速度，并最终也必然减少GDP。把卖淫定位于犯罪是必要的，卖淫不合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本质特征之一。消灭卖淫和高就业率都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指标。从经济学角度看，杜绝任何形式的投机和卖淫等地下经济合法化、产业化，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发展模式。发展就是解决人类外部性问题。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证明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观念，调整产业政策，把原来的所谓“外部性”纳入市场经济内部来定位，把原来属于外部性的因素纳入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制定政府新的产业政策。这样的 “新兴产业”有：环境保护工程。要把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为产业政策，纳入国家财政投资范围。灾害防范工程。任何天灾都要通过人祸起作用；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起码未达标。腐败防治工程。据统计，社会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而腐败直接间接给社会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起码占社会交易成本的50%以上。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共产党，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引导作用；作为执政党，共产党还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领导作用。国民素质工程不是国民文凭工程，而是包括国民知识、法制、诚信、民主、能力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予以开发、建设，以消除所谓“外部性”、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增长方式。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分为资源增长型、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资本增长型、知识增长型。房地产产业就货币形态来看，由于其对GDP的贡献主要靠卖地，所以主要属资源增长型；就实物形态来看，主要是产品增长型与资产增长型。无论是资源增长型还是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脚步不相称，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赚钱多的是支柱产业，房地产是GDP大户，所以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能带动再生生产力发展的是支柱产业，基本建设有投资的乘数效应，投资有消费的乘数效应，是资源可再生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发展观。是否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政策取向的背后，是不同的发展观：是以GDP增长率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是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如果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那么首先“地”是支柱产业；而地是怎么来的？开发来的。开发有外延和内涵两方面，其中应该是外延开发带动内涵开发。而外延开发，靠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可以加速外延开发，而且可以使外延开发转变为内涵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谁来进行？政府，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组成的系统工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离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定位金融体制改革，离开金融体制改革建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只能是舍本求末。实践证明：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不仅是靠外汇管制、人民币不可完全自由兑换、汇利率高低、人民币升贬、巨额外汇储备等来“干预”，也不仅仅是靠“理性预期”的调整、“危机预警”的掌控。“干预”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仅仅着眼于金融政策与监控措施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将捉襟见肘、左支右绌，难以抵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为整体框架，体现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的一致、经济主体性与经济规律性的统一。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转变增长方式是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实现。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国民经济系统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系统结构中，知识经济与创业经济是对称的两个基本层面。知识经济是创业经济的主导，创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前提、动力与落脚点。没有创业经济，知识经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知识经济只有同创业经济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对传统经济相容超越的经济形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 “为有源头活水来”，原创思想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再生型与福利型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和落脚点。国民创业体系也是系统工程。创业系统工程从宏观来看，就是人类二次创业工程。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如果说，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那么建立国民创业体系也同样是鼓励创业、保护创业的社会系统工程。创业自由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平等竞争的保障是法制环境，法制环境的基础是司法独立、民主选择、民主监督。创业系统工程从中观来看，就是民间的创业潮。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创业系统工程从微观来看，就是建构创业工程的主体——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创业系统工程从程序上看，是创新→创造→创业→创业工程→国民创业工程的逻辑进展，是市场经济体系→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知识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是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的整体延伸。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与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相互关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国民创业体系的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没有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更要建设创业型国家。但没有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将落后于知识经济时代。在国民创业体系基本建设投资中，最大、最基本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基础科研的投资，其次是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的投资。因为只有基础理论的突破，才有新技术诞生；只有新技术的诞生并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项目，才有新能源、新材料的产生，才有再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而这些基础理论的突破、新技术开发、转化与运用，不仅仅是加大货币投入就能解决问题；更根本的，是科研人员的整体素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问题。这就牵涉到科研和教育体制问题。创业工程，使效率与公平、政府调控与经济自由、增加就业与货币稳定、消费扩张与生产发展等许多似乎对立的东西建立起对称关系，使之相辅相成；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就是建设对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政府产业政策导向是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实现。
陈世清：制度经济学与企业系统质——评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五）
[ 2016/05/26 16:48 | by admin ]
2016/05/26 16:48 | by admin ]
陈世清：制度经济学与企业系统质
——评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五）
市场是系统，产权也是由产权实体、产权属性、产权关系组成的立体结构。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制度不是私有制，而是产权明确；产权明确不仅仅是为了约束竞争而界定权利的合约，而是产权实体、产权属性、产权关系明确。合约只是产权关系明确的手段，而不是产权关系本身。把产权和合约划等号是错的。为此我们必须明确产权的立体结构。
如果说，张五常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使他把人的自私本质和自私的经济人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那么同样由于张五常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使他把私有产权作为他的制度经济学的出发点。张五常：“亚洲的冒险经历证明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一直在怀疑的事情：即私有财产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现在快速增长的每一个国家都主要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就是说，大多数生产性资源都归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这一点曾经是偶然的现象。但亚洲的经验却证实了一个铁的规律：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在不存在较为明确地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支配着大多数重要资源时，没有一个经济没有增长。我们无论是回顾欧洲的罗马帝国还是回顾中国的清朝，都找不到这一规则的例外。”⑩张五常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使他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眼睛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所以他得出来的“没有例外”的“实证”结论是过去式，与时代的发展脱节。诚然，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对独立利益的前提下，如果社会财富不可能做到充分涌流而实行按需要分配，生活资料就只能实行私有制而不能实行公有制；而生活资料私有制如以生产资料传统公有制为基础，那就只能吃大锅饭，助长人的横向进取心（掠夺和压制）而不是助长人的纵向进取心（创造财富），从而使公平失去实现的条件，降低人的主体性并形式恶性循环，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程。要实现公平、贡献与索取等价交换就必须把交换的主体同交换的利益结合起来，而只有产权明确才能做到这一点。产权明确是等价交换的制度保证，也是公平实现的必要前提。传统公有制必然伴随着以权谋私、压制人才而演变成权力所有制，造成不等价交换、贡献与索取不对称。但产权明确不等于私有制。随着小商品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将演变为股份制。由于股份制的法人产权有相对独立性，私有产权只是初始产权；而且公有产权也可以成为股份制的初始产权，私有产权只是构成股份制的初始产权的来源之一，因此股份制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制；作为一种企业制度，股份制本质上是共有制，共有制是私有制和传统公有制的扬弃。作为扬弃了私有制和传统公有制的共有制，由于其可以做到和私有制一样的产权明确，所以以共有制为基础同样可以实现公平、做到贡献与索取等价交换。在这时，私有制同公平的关系，只是作为产权明确的原则而包容在共有制中。同时由于共有制本身产权是明确的，作为初始产权的公有产权其本身的法人产权也应该是明确的，所以以共有制法人产权为中介，公有产权也可以构成公平交换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之一。更进一步，通过公司化改造，特别是通过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原有的公有制包括国有企业也可以转变为股份制-共有制企业。因此，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只要产权明确，共有制企业可以成为公平的经济基础，也即可以成为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把产权明确混同于私有制，以只有私有制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为名，把公有制包括国有企业分光卖光送光使之还原为私有制，是开历史倒车。而且私有制也有产权模糊的。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要害，是把产权明确同私有制混为一谈，把二者划等号。《资本论》和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都是把产权明确等同于私有制，产权模糊等同于公有制。不同的是，前者通过否定私有制而走向产权模糊，后者通过强调产权明确而走向私有制。通过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实现的所谓渐进性改革和激进式改革，起点、过程、结果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原则，形成两极分化与形成新的资产阶级。所以私有化不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产权明确。
由于张五常把自私的经济人作为他的经济学出发点、私有产权作为他的制度经济学的出发点，所以他的制度经济学也就成了合约经济学。张五常：“一九三七年，年轻的科斯发表《公司的本质》——工厂属公司的组织——提出公司是市场的替代之说。他说因为有交易费用，好多产出活动没有市价指引，应该产出什么及怎样产出于是不能依靠市场的有形之手，公司之内的产出活动是由有形之手指导及监管的。那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篇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文章。一九八三年我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指出公司替代市场之说不对，正确的看法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该文以实地调查香港工业的件工合约为出发点。工厂工人的薪酬以个人产出的件数算，每件之价可以看为市价，而如果整间工厂公司的所有产出活动皆以件数算工资，老板只是中间人，‘公司’与‘市场’明显地是一回事。我再指出，真实世界的产出运作，是不同机构之间互相外判，互相连接，产出合约的网络可以广阔地串连着整个经济，所以除了财政、债务有清楚的个别界定，我们无从把不同的‘公司’的产出活动个别划分。这观点就是后来行内出现的‘公司无界说’的根源，我没有跟进。然而，拙作含意着的一个要点，是市场就是市场，其中有多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但没有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之分。”⑾“说‘企业’代替了‘市场’并非完全正确。确切地说，是一种合约代替了另一种合约。” ⑿在这里，张五常把企业看成就是契约关系，否认了企业的实体性质、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企业和非企业的界限，也否定了企业的边界。张五常的“合约说”并没有否定科斯的“交易成本说”，而只是科斯的“交易成本说”的具体化，科斯的“交易成本说”是张五常的“合约说”的理论源头，其共同的要害是“公司无界说”，即否认企业有边界，否认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和企业的外部有质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否认了企业是市场的独立主体，认为市场就是个人之间的合约关系，企业内部的合约关系和企业外部的合约关系没有任何性质的不同。这是以个人为经济和经济学出发点的还原论的必然结论。但无论是科斯的“交易成本说”，还是张五常的“合约说”，都不能正确揭示企业的性质，也不符合现代企业的实际情况，而只是小商品经济时期小生产企业状况的回光返照。现代企业的性质，是通过企业家的创业和管理活动，使游资和其他生产要素以经营权为中心直接结合，更快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的经济组织。企业是系统，有自己特定的“系统质”与系统功能。生产力和竞争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管理实质上是企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系统：结构与要素的统一。系统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总和。社会系统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科学与伦理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目的与结果的统一。企业是社会系统的要素，是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要素，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系统。企业是各部分各要素对称组成的系统，具有内在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而不是仅仅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组成的共同体。如果把企业看成仅仅是各个成员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把企业看成只有量的规定性而无质的规定性，那实际上等于说，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不是企业而是个人。这是把社会的最小单位与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混为一谈。在市场经济的早期，最小的经济单位也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人与人的经济联系不是十分紧密，那个时候的企业非常简单，内在的有机性非常弱，可以说主要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有机性越来越强，逐步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企业的系统质。企业系统质还表现在，如果企业能够通过合并，把外部合作关系转变为内部合作关系，也能使资源再生，取得多赢的结果。通过资本运作，使资产分化、组合，能够产生资产的聚变与裂变。裂变与聚变是对称的，在此基础上，产生合并、合作、再生、多赢相互之间的对称关系。今天，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是经济的企业化；企业成了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这时再把企业看成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未免有点思维惯性，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囿于工业经济时代线性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中，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企业；企业也被还原为个人，否认了企业系统整体上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因而经济学与经营学、管理学是脱节的。
文化
企业 团队 产品
系统 制度
技术 生产力
西方经济学以分配为中心，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管理学与创业学脱节，企业成了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对称经济学以生产为中心，经济学就是管理学、创业学，企业拥有了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的系统质。对称经济学视野中的制度经济学同西方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后者以产权为起点，以交易为核心，是线性的思维方式，反映的是线性的商品交易过程，适用于商品经济早期的、以产品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现代社会中，是简单的、低层次的运作方式，虽有对市场经济活动某个层面和环节通过分析进行抽象的认识意义，但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整体上没有操作性。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是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必然得出来的结论。在知识市场经济时代，经济企业化、企业公司化、公司集团化、集团现代化、现代企业知识化。以知识为主导的企业“系统质”代替了简单的商品交易过程，企业决不仅仅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这一“量”的目的而建立起来，而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立体动态五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与人的合作关系代替了“合算”关系，双赢模式代替了“盈亏”模式，合作生产力代替了“算计”生产力。因此，企业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提高效率、扩展市场，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交易”的内化以降低成本，而是如果没有同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组织结构，就根本不能生产出与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产品。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内化，仅是企业形成的第一层纽带。使企业存在和可持续发展的更深层次的纽带，是企业要素的整体结构及其功能。从企业的“系统质”来讲，企业内部如果存在着交易关系，那么这个交易关系的本质是合作。从企业和市场其他主体间的关系来讲，交易的本质是合作，竞争的本质是取得交易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市场主体间的关系，最根本的是合作关系。企业是要素、结构、功能相统一的完整系统，是一种凝固的合作关系，是对称的产物——与时代对称的产物。以全息效益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同以直线交易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
企业虽然没有有形的边界，企业边界在整体上是无形的，但并不等于说企业的边界是模糊的，更不等于企业没有边界。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企业有着无形的，然而是明确的边界。要明确企业的边界，首先必须明确以下几种关系：一是法律关系。正像男女虽然同居，但只要未经婚姻登记就不是家庭，也不存在家庭的边界一样，企业的边界就是经过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这个经营范围就是法律认可或划定的企业的边界。这个边界是弹性的、无形的、并且是可以变动的。二是契约关系，也即合作关系。企业的边界就是企业内部合作关系和外部合作关系的界限。这个界限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因为合同大家都可以用肉眼看到，而合同所体现的关系的性质，则看不见，摸不着。三是组织关系。区别企业合作关系内部和外部的标准，要看产生关系的实体——生产要素是属于企业内部还是外部；而区别要素是内部还是外部，要看这些要素能否通过企业自身来组织。自组织与他组织，构成了企业作为系统的内外区别；作为自组织关系的边界，就是企业的边界。这个边界有的有形（如工厂的围墙），有的无形（如营销网络）。四是行政关系。即企业老板和法人代表的形成过程及权力空间。老板和法人代表的定义、角色定位、产生过程、权力范围，不同性质的企业是不一样的。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只有一个法人代表。不同点在于：①前者只有一个老板，后者则有多个老板，所有股东严格地来说都是老板；②前者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等同，老板不拿工资，因此拿工资和打工可以划等号，后者则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相对分离，参与管理的老板也拿工资，在这里拿工资的不一定是打工的；③前者法人代表一定是老板，后者则可以选择有经营管理能力、但不一定是股东的人当法人代表；④前者法人代表是预定的，后者法人代表由选举产生。从法人代表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以法人代表为代表的企业老板或管理者的权力空间，就是企业的边界。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给企业的边界下一个定义：企业的边界就是企业自组织的经营活动范围的边界。契约关系只是企业边界的内涵之一，而不是企业边界的全部内涵。对于企业的有形边界，可以通过感官来反馈；对于企业的无形边界，只能通过思维来把握。要认识企业的边界，二者不能偏废。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信誉经济，协议（合同）集中体现了信誉和法制的统一。所以，组建企业与企业运作确实需要通过协议来进行。企业是借契约关系组成的开放系统，契约关系也即合作关系。合作关系靠体现权利义务关系的合约关系来联结，但不同的合约关系，体现了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体现了不同的合作关系，不同的合作关系体现了合作双方关系的不同性质。其中最根本的是企业内部合作关系和外部合作关系的不同。企业是经过工商登记的具有人格化的法人经济实体，这个实体内部的合作（合约）关系和外部的合作（合约）关系是本质不同的。当然二者可以相互转化，但在既定条件下，在转化（如企业合并）之前（即使是在转化过程中，甚至这种合作就是为转化创造条件），它们之间的界限还是明确的。所以，这里要区分两种合作：一是企业内部的合作；二是企业外部的合作。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同企业外部的契约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只是合作关系的纽带之一，而后者则是合作关系的惟一纽带。前者除了契约，还有企业文化、人文关系与团队精神，后者则仅局限于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笼统地、不加区别地把企业看成是有形的合约关系，将混淆了企业内外关系的不同，造成企业边界模糊，同时否认了企业的系统质与系统功能。这将给企业制度建设、企业现代管理造成困惑，失去经济学对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实践应有的导向功能。但由于西方经济学整体上落后于西方管理学与管理实践的发展，所以西方经济学不能指导经济实践是必然的。
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⒀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为什么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其一，用市场价值来取代等级制度作为限制竞争的合约安排，降低了资源的阻值耗散；其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损害中国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事实上清楚厘定了农民的私有产权（长时期的使用权并可以交换），从而极大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其三，中央政府、省、市、县、镇、村、户这七个等级之间通过一系列从上至下的承包责任合约而连接起来，但这种连接只有纵向的，没有横向的，从而创造了横向组织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县级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从1990年代的通胀、通缩与外部危机下的重重危险之中走出来的关键；其四，通过增值税的中央与地方划分，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建立了分成合约；县级政府利用自己分配土地的权利，又与企业之间建立了分成合约。为了实施分成收入的最大化，县级政府不但会挑选企业，而且会为企业提供最好的服务。高强度竞争下县域经济的活力是中国经济得以高增长的关键；最后，中国经济能够渡过很多难关，关键在于中国的合约安排具有很强的弹性，不论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合约，还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约，还是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合约。而《新劳动法》的实施无疑使得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合约突然变得僵化。这可能扼杀中国经济的活力。张五常把自己最拿手的佃农分成引入县制度，把农村的承包责任合约扩展到工业，扩展到中国的县制度，用中国县之间的竞争来解释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张五常：“一九八二年我就说过，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私有产权、等级排列、法例管制、风俗宗教，等等，以我之见，都是不同形式的合约安排。这里介绍的合约的广泛概念是需要的。原则上，我们可以把为了约束竞争而界定权利视作一类合约，而把交换权利或市场合约视作另一类（虽然市价也是约束竞争的局限）。”⒁张五常在这里把产权归结为私有产权，把产权实体归结为产权关系（为了约束竞争而界定权利的一类合约），把以产权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归结为合约经济学，而他的合约不但包括企业的合约，而且包括政府的合约。这是他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在产权领域的必然表现，是他市场就是个人之间合约关系理论的组成部分。市场是系统，产权也是由产权实体、产权属性、产权关系组成的立体结构。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制度不是私有制，而是产权明确；产权明确不仅仅是为了约束竞争而界定权利的合约，而是产权实体、产权属性、产权关系明确。合约只是产权关系明确的手段，而不是产权关系本身。把产权和合约划等号是错的。为此我们必须明确产权的立体结构。
产权主体明确
产权实体明确
产权客体明确 本
产权明确 产权使用权明确
产权属性明确 产权收益权明确
产权处置权明确
产权归属关系明确 末
产权关系明确 产权归属界线明确
产权边界关系明确
产权明确模型
产权实体明确，是产权属性明确与产权关系明确的前提。但张五常的合约论是用产权关系吞并湮灭产权实体，把产权同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混为一谈，认为产权就是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所以仅仅产权明确还不够，还必须产权规范。要把产权明确与产权规范区别开来。张五常之所以混淆产权实体、属性、关系，往往就是由于混淆了产权明确与产权规范。产权明确是产权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合约关系则仅仅是产权关系规范的表现形式。
公有 产权归属关系规范 法律制度
产权规范 产权归属界线规范 政治制度
私有 产权边界关系规范 经济制度
产权规范模型
产权是公有还是私有，是产权关系规范的结果而不是前提。而如果把私有产权看成基本的制度，则是把结论当前提；似乎只有产权私有才是（就是）规范的，那么巧取豪夺、不择手段，把公有财产转变为私有财产就都是合理合法的。所以仅仅产权规范还不够，还必须产权多元。所谓基本，就是蕴含了其他关系的萌芽。而私有产权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没有最大的包容性，所以单一的私有产权制度不能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基础，更不能作为市场经济学的基础。把私有制看成基本的制度是小商品经济的产物，那时几乎没有公用品，也就几乎不存在公有产权。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来临，公用品、相应的公有品的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公有品的产权进行界定，对公有、私有产权的多元化关系进行规范，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这时就要对产权关系作更高层次的抽象，用产权明确来代替私有产权作为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这里的历史关系与逻辑关系是社会的一般规律及其反映，同社会制度无关。由于产权明确蕴含了产权规范，这就为耸立其上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使真正的制度经济学得以建立。所有这些制度不仅仅是保护私有制，而首先是规范产权关系的。规范的产权关系是因，私有产权是果。因此，衡量制度好坏的标准不仅仅是是否有效保护私有财产，而是是否使产权关系规范，并在规范的基础上使产权明确。传统公有制之所以效率低下，不是因为公有制，而是因为产权关系不明确。这并不等于说，公有制的产权关系只能模糊，而是单一的公有制有可能使产权关系模糊。在共有制体制下，公有制完全有可能照样做到产权明确。所以，产权是否明确，不是由是否私有决定，也不是由产权本身决定，而是由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决定。产权关系离不开其他社会关系；如果没有其他社会关系相配套，不但公有制、而且私有制也有可能产权模糊。只有把产权实体、产权属性、产权关系看成有机整体，把产权的合约关系看成产权关系规范的表现形式、产权明确的途径之一，才有真正的制度经济学。
张五常的政府“分成合约”混淆了政府收入的性质。张五常的“中国经济制度”中通
篇不讲政府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个基本的产权归属，却侈谈什么政府和地方的“分成制度”，是他抛开产权归属讲产权明确、把产权明确与私有化划等号的一贯思路的必然结论，是制造官富民穷、官民对立、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最好的制度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制度，而不是中央和地方分成分得最好的制度。服务型政府不是不做任何投资的政府，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府。最好的政府是高效廉洁——人民和政府合理“分成”的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合理“分成”的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理分成”必须建立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合理分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理分成”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廉洁高效。张五常在这里是本末倒置。民生问题的根本是产权问题——产权是人民的还是政府的，平等问题——政府与人民的交易是否平等。如果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这两个问题都不是问题。如果政府代表的是官僚买办的利益，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可回避。
一个企业如果光是追求利润，这个企业不会成功；一个社会如果光是追求GDP的增长，这个社会不会成功。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在社会中感到和谐、感到快乐、感到幸福，这样社会才有存在的价值，也才能发展。企业并不仅仅是经营者个人追求梦想的地方，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企业永远是保障员工生活和全面发展的平台。和谐经济应该是新的经济形态；和谐经济学应该是新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把人际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人与人是狼，必然把商场看成是战场；和谐经济学在平等竞争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谐经济、双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型经济。企业内外，人与自然、人与人互相依赖、共生共荣、和谐统一；能与狼共舞，才是英雄本色。
张五常把产权明确不是归结于产权归属，而是归结于私有制，说明他头脑里缺乏经济
主体这个概念。张五常头脑里缺乏经济主体这个概念还表现在他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所谓“县域之间的竞争”。县域既非独立的经济主体，又非独立的政治主体，我不明白县域之间存在什么竞争。仅仅因为地方和中央的财税分成制度，县域与县域之间就存在着竞争实在有点牵强附会，说明他用私有制而不是真正的经济主体来说明竞争根本行不通。利益主体不等于独立的经济主体，独立的经济主体之间也不必然存在着竞争，说什么县域之间的经济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无稽之谈，用财税分成制度使县域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制度设计来说明目前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只能使人毛孔悚然。不可否认县域作为城乡结合部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但并未构成独立的经济主体。县级政府不是不可以成为经济主体，但前提是县级政府法人化。政府法人人格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财税分成制度不足以做到这一点。在政府法人人格化之前，县域经济真正的经济主体只能是企业，只有企业才是竞争的主体，县域经济不是竞争的主体。只有企业之间才存在竞争，县域经济之间不存在竞争。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商场如战场的西方经济学是竞争经济学。从竞争与合作经济学各自产生的历史条件来看，西方竞争经济学是与市场经济早期的历史条件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所谓“理论化模型”，不是理性抽象的产物，而是偏执的产物；不是合理的抽象，而是片面的空洞的抽象。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自私本性说成是理性的，把人的合作本性说成是非理性的，更是乱点鸳鸯谱。人的合作性和竞争性都是人的本质属性;从人类起源来看，合作性比竞争性更深层次:人类先有合作，才有竞争。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也是合作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步由合作主导竞争。从竞争与合作经济学各自产生的历史条件来看，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西方经济学是与市场经济的早期的历史条件相对称的。产生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对称经济学是合作经济学；合作经济学的经营哲学是合作→再生→双赢，用绿海战略主导蓝海战略，用蓝海战略主导红海战略。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评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五）
市场是系统，产权也是由产权实体、产权属性、产权关系组成的立体结构。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制度不是私有制，而是产权明确；产权明确不仅仅是为了约束竞争而界定权利的合约，而是产权实体、产权属性、产权关系明确。合约只是产权关系明确的手段，而不是产权关系本身。把产权和合约划等号是错的。为此我们必须明确产权的立体结构。
如果说，张五常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使他把人的自私本质和自私的经济人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那么同样由于张五常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使他把私有产权作为他的制度经济学的出发点。张五常：“亚洲的冒险经历证明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一直在怀疑的事情：即私有财产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现在快速增长的每一个国家都主要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就是说，大多数生产性资源都归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这一点曾经是偶然的现象。但亚洲的经验却证实了一个铁的规律：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在不存在较为明确地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支配着大多数重要资源时，没有一个经济没有增长。我们无论是回顾欧洲的罗马帝国还是回顾中国的清朝，都找不到这一规则的例外。”⑩张五常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使他在观察历史问题时，眼睛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所以他得出来的“没有例外”的“实证”结论是过去式，与时代的发展脱节。诚然，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对独立利益的前提下，如果社会财富不可能做到充分涌流而实行按需要分配，生活资料就只能实行私有制而不能实行公有制；而生活资料私有制如以生产资料传统公有制为基础，那就只能吃大锅饭，助长人的横向进取心（掠夺和压制）而不是助长人的纵向进取心（创造财富），从而使公平失去实现的条件，降低人的主体性并形式恶性循环，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程。要实现公平、贡献与索取等价交换就必须把交换的主体同交换的利益结合起来，而只有产权明确才能做到这一点。产权明确是等价交换的制度保证，也是公平实现的必要前提。传统公有制必然伴随着以权谋私、压制人才而演变成权力所有制，造成不等价交换、贡献与索取不对称。但产权明确不等于私有制。随着小商品生产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将演变为股份制。由于股份制的法人产权有相对独立性，私有产权只是初始产权；而且公有产权也可以成为股份制的初始产权，私有产权只是构成股份制的初始产权的来源之一，因此股份制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私有制；作为一种企业制度，股份制本质上是共有制，共有制是私有制和传统公有制的扬弃。作为扬弃了私有制和传统公有制的共有制，由于其可以做到和私有制一样的产权明确，所以以共有制为基础同样可以实现公平、做到贡献与索取等价交换。在这时，私有制同公平的关系，只是作为产权明确的原则而包容在共有制中。同时由于共有制本身产权是明确的，作为初始产权的公有产权其本身的法人产权也应该是明确的，所以以共有制法人产权为中介，公有产权也可以构成公平交换和市场经济的基础条件之一。更进一步，通过公司化改造，特别是通过建立劳动力产权制度，原有的公有制包括国有企业也可以转变为股份制-共有制企业。因此，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只要产权明确，共有制企业可以成为公平的经济基础，也即可以成为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把产权明确混同于私有制，以只有私有制才能成为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为名，把公有制包括国有企业分光卖光送光使之还原为私有制，是开历史倒车。而且私有制也有产权模糊的。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要害，是把产权明确同私有制混为一谈，把二者划等号。《资本论》和科斯新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都是把产权明确等同于私有制，产权模糊等同于公有制。不同的是，前者通过否定私有制而走向产权模糊，后者通过强调产权明确而走向私有制。通过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实现的所谓渐进性改革和激进式改革，起点、过程、结果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平等竞争原则，形成两极分化与形成新的资产阶级。所以私有化不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产权明确。
由于张五常把自私的经济人作为他的经济学出发点、私有产权作为他的制度经济学的出发点，所以他的制度经济学也就成了合约经济学。张五常：“一九三七年，年轻的科斯发表《公司的本质》——工厂属公司的组织——提出公司是市场的替代之说。他说因为有交易费用，好多产出活动没有市价指引，应该产出什么及怎样产出于是不能依靠市场的有形之手，公司之内的产出活动是由有形之手指导及监管的。那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篇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文章。一九八三年我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指出公司替代市场之说不对，正确的看法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该文以实地调查香港工业的件工合约为出发点。工厂工人的薪酬以个人产出的件数算，每件之价可以看为市价，而如果整间工厂公司的所有产出活动皆以件数算工资，老板只是中间人，‘公司’与‘市场’明显地是一回事。我再指出，真实世界的产出运作，是不同机构之间互相外判，互相连接，产出合约的网络可以广阔地串连着整个经济，所以除了财政、债务有清楚的个别界定，我们无从把不同的‘公司’的产出活动个别划分。这观点就是后来行内出现的‘公司无界说’的根源，我没有跟进。然而，拙作含意着的一个要点，是市场就是市场，其中有多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但没有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之分。”⑾“说‘企业’代替了‘市场’并非完全正确。确切地说，是一种合约代替了另一种合约。” ⑿在这里，张五常把企业看成就是契约关系，否认了企业的实体性质、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企业和非企业的界限，也否定了企业的边界。张五常的“合约说”并没有否定科斯的“交易成本说”，而只是科斯的“交易成本说”的具体化，科斯的“交易成本说”是张五常的“合约说”的理论源头，其共同的要害是“公司无界说”，即否认企业有边界，否认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和企业的外部有质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否认了企业是市场的独立主体，认为市场就是个人之间的合约关系，企业内部的合约关系和企业外部的合约关系没有任何性质的不同。这是以个人为经济和经济学出发点的还原论的必然结论。但无论是科斯的“交易成本说”，还是张五常的“合约说”，都不能正确揭示企业的性质，也不符合现代企业的实际情况，而只是小商品经济时期小生产企业状况的回光返照。现代企业的性质，是通过企业家的创业和管理活动，使游资和其他生产要素以经营权为中心直接结合，更快更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生的经济组织。企业是系统，有自己特定的“系统质”与系统功能。生产力和竞争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管理实质上是企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系统：结构与要素的统一。系统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总和。社会系统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科学与伦理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目的与结果的统一。企业是社会系统的要素，是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要素，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系统。企业是各部分各要素对称组成的系统，具有内在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而不是仅仅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组成的共同体。如果把企业看成仅仅是各个成员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把企业看成只有量的规定性而无质的规定性，那实际上等于说，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不是企业而是个人。这是把社会的最小单位与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混为一谈。在市场经济的早期，最小的经济单位也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人与人的经济联系不是十分紧密，那个时候的企业非常简单，内在的有机性非常弱，可以说主要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有机性越来越强，逐步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企业的系统质。企业系统质还表现在，如果企业能够通过合并，把外部合作关系转变为内部合作关系，也能使资源再生，取得多赢的结果。通过资本运作，使资产分化、组合，能够产生资产的聚变与裂变。裂变与聚变是对称的，在此基础上，产生合并、合作、再生、多赢相互之间的对称关系。今天，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是经济的企业化；企业成了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这时再把企业看成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未免有点思维惯性，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囿于工业经济时代线性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中，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企业；企业也被还原为个人，否认了企业系统整体上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因而经济学与经营学、管理学是脱节的。
文化
企业 团队 产品
系统 制度
技术 生产力
西方经济学以分配为中心，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管理学与创业学脱节，企业成了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对称经济学以生产为中心，经济学就是管理学、创业学，企业拥有了不可替代、不可分割的系统质。对称经济学视野中的制度经济学同西方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后者以产权为起点，以交易为核心，是线性的思维方式，反映的是线性的商品交易过程，适用于商品经济早期的、以产品运营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现代社会中，是简单的、低层次的运作方式，虽有对市场经济活动某个层面和环节通过分析进行抽象的认识意义，但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整体上没有操作性。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认为企业是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是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必然得出来的结论。在知识市场经济时代，经济企业化、企业公司化、公司集团化、集团现代化、现代企业知识化。以知识为主导的企业“系统质”代替了简单的商品交易过程，企业决不仅仅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这一“量”的目的而建立起来，而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立体动态五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与人的合作关系代替了“合算”关系，双赢模式代替了“盈亏”模式，合作生产力代替了“算计”生产力。因此，企业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提高效率、扩展市场，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交易”的内化以降低成本，而是如果没有同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组织结构，就根本不能生产出与不同历史时期相应的产品。传统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内化，仅是企业形成的第一层纽带。使企业存在和可持续发展的更深层次的纽带，是企业要素的整体结构及其功能。从企业的“系统质”来讲，企业内部如果存在着交易关系，那么这个交易关系的本质是合作。从企业和市场其他主体间的关系来讲，交易的本质是合作，竞争的本质是取得交易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市场主体间的关系，最根本的是合作关系。企业是要素、结构、功能相统一的完整系统，是一种凝固的合作关系，是对称的产物——与时代对称的产物。以全息效益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同以直线交易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
企业虽然没有有形的边界，企业边界在整体上是无形的，但并不等于说企业的边界是模糊的，更不等于企业没有边界。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企业有着无形的，然而是明确的边界。要明确企业的边界，首先必须明确以下几种关系：一是法律关系。正像男女虽然同居，但只要未经婚姻登记就不是家庭，也不存在家庭的边界一样，企业的边界就是经过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这个经营范围就是法律认可或划定的企业的边界。这个边界是弹性的、无形的、并且是可以变动的。二是契约关系，也即合作关系。企业的边界就是企业内部合作关系和外部合作关系的界限。这个界限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因为合同大家都可以用肉眼看到，而合同所体现的关系的性质，则看不见，摸不着。三是组织关系。区别企业合作关系内部和外部的标准，要看产生关系的实体——生产要素是属于企业内部还是外部；而区别要素是内部还是外部，要看这些要素能否通过企业自身来组织。自组织与他组织，构成了企业作为系统的内外区别；作为自组织关系的边界，就是企业的边界。这个边界有的有形（如工厂的围墙），有的无形（如营销网络）。四是行政关系。即企业老板和法人代表的形成过程及权力空间。老板和法人代表的定义、角色定位、产生过程、权力范围，不同性质的企业是不一样的。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只有一个法人代表。不同点在于：①前者只有一个老板，后者则有多个老板，所有股东严格地来说都是老板；②前者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等同，老板不拿工资，因此拿工资和打工可以划等号，后者则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相对分离，参与管理的老板也拿工资，在这里拿工资的不一定是打工的；③前者法人代表一定是老板，后者则可以选择有经营管理能力、但不一定是股东的人当法人代表；④前者法人代表是预定的，后者法人代表由选举产生。从法人代表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以法人代表为代表的企业老板或管理者的权力空间，就是企业的边界。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给企业的边界下一个定义：企业的边界就是企业自组织的经营活动范围的边界。契约关系只是企业边界的内涵之一，而不是企业边界的全部内涵。对于企业的有形边界，可以通过感官来反馈；对于企业的无形边界，只能通过思维来把握。要认识企业的边界，二者不能偏废。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信誉经济，协议（合同）集中体现了信誉和法制的统一。所以，组建企业与企业运作确实需要通过协议来进行。企业是借契约关系组成的开放系统，契约关系也即合作关系。合作关系靠体现权利义务关系的合约关系来联结，但不同的合约关系，体现了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体现了不同的合作关系，不同的合作关系体现了合作双方关系的不同性质。其中最根本的是企业内部合作关系和外部合作关系的不同。企业是经过工商登记的具有人格化的法人经济实体，这个实体内部的合作（合约）关系和外部的合作（合约）关系是本质不同的。当然二者可以相互转化，但在既定条件下，在转化（如企业合并）之前（即使是在转化过程中，甚至这种合作就是为转化创造条件），它们之间的界限还是明确的。所以，这里要区分两种合作：一是企业内部的合作；二是企业外部的合作。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同企业外部的契约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前者只是合作关系的纽带之一，而后者则是合作关系的惟一纽带。前者除了契约，还有企业文化、人文关系与团队精神，后者则仅局限于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笼统地、不加区别地把企业看成是有形的合约关系，将混淆了企业内外关系的不同，造成企业边界模糊，同时否认了企业的系统质与系统功能。这将给企业制度建设、企业现代管理造成困惑，失去经济学对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实践应有的导向功能。但由于西方经济学整体上落后于西方管理学与管理实践的发展，所以西方经济学不能指导经济实践是必然的。
张五常的《中国的经济制度》⒀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为什么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其一，用市场价值来取代等级制度作为限制竞争的合约安排，降低了资源的阻值耗散；其二，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不损害中国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事实上清楚厘定了农民的私有产权（长时期的使用权并可以交换），从而极大促进了中国农业的发展；其三，中央政府、省、市、县、镇、村、户这七个等级之间通过一系列从上至下的承包责任合约而连接起来，但这种连接只有纵向的，没有横向的，从而创造了横向组织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县级之间的竞争是中国经济从1990年代的通胀、通缩与外部危机下的重重危险之中走出来的关键；其四，通过增值税的中央与地方划分，县级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建立了分成合约；县级政府利用自己分配土地的权利，又与企业之间建立了分成合约。为了实施分成收入的最大化，县级政府不但会挑选企业，而且会为企业提供最好的服务。高强度竞争下县域经济的活力是中国经济得以高增长的关键；最后，中国经济能够渡过很多难关，关键在于中国的合约安排具有很强的弹性，不论是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合约，还是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合约，还是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合约。而《新劳动法》的实施无疑使得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合约突然变得僵化。这可能扼杀中国经济的活力。张五常把自己最拿手的佃农分成引入县制度，把农村的承包责任合约扩展到工业，扩展到中国的县制度，用中国县之间的竞争来解释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张五常：“一九八二年我就说过，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私有产权、等级排列、法例管制、风俗宗教，等等，以我之见，都是不同形式的合约安排。这里介绍的合约的广泛概念是需要的。原则上，我们可以把为了约束竞争而界定权利视作一类合约，而把交换权利或市场合约视作另一类（虽然市价也是约束竞争的局限）。”⒁张五常在这里把产权归结为私有产权，把产权实体归结为产权关系（为了约束竞争而界定权利的一类合约），把以产权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归结为合约经济学，而他的合约不但包括企业的合约，而且包括政府的合约。这是他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在产权领域的必然表现，是他市场就是个人之间合约关系理论的组成部分。市场是系统，产权也是由产权实体、产权属性、产权关系组成的立体结构。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制度不是私有制，而是产权明确；产权明确不仅仅是为了约束竞争而界定权利的合约，而是产权实体、产权属性、产权关系明确。合约只是产权关系明确的手段，而不是产权关系本身。把产权和合约划等号是错的。为此我们必须明确产权的立体结构。
产权主体明确
产权实体明确
产权客体明确 本
产权明确 产权使用权明确
产权属性明确 产权收益权明确
产权处置权明确
产权归属关系明确 末
产权关系明确 产权归属界线明确
产权边界关系明确
产权明确模型
产权实体明确，是产权属性明确与产权关系明确的前提。但张五常的合约论是用产权关系吞并湮灭产权实体，把产权同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混为一谈，认为产权就是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所以仅仅产权明确还不够，还必须产权规范。要把产权明确与产权规范区别开来。张五常之所以混淆产权实体、属性、关系，往往就是由于混淆了产权明确与产权规范。产权明确是产权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合约关系则仅仅是产权关系规范的表现形式。
公有 产权归属关系规范 法律制度
产权规范 产权归属界线规范 政治制度
私有 产权边界关系规范 经济制度
产权规范模型
产权是公有还是私有，是产权关系规范的结果而不是前提。而如果把私有产权看成基本的制度，则是把结论当前提；似乎只有产权私有才是（就是）规范的，那么巧取豪夺、不择手段，把公有财产转变为私有财产就都是合理合法的。所以仅仅产权规范还不够，还必须产权多元。所谓基本，就是蕴含了其他关系的萌芽。而私有产权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没有最大的包容性，所以单一的私有产权制度不能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基础，更不能作为市场经济学的基础。把私有制看成基本的制度是小商品经济的产物，那时几乎没有公用品，也就几乎不存在公有产权。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时代来临，公用品、相应的公有品的的比重越来越大；对公有品的产权进行界定，对公有、私有产权的多元化关系进行规范，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这时就要对产权关系作更高层次的抽象，用产权明确来代替私有产权作为市场经济基本的制度。这里的历史关系与逻辑关系是社会的一般规律及其反映，同社会制度无关。由于产权明确蕴含了产权规范，这就为耸立其上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使真正的制度经济学得以建立。所有这些制度不仅仅是保护私有制，而首先是规范产权关系的。规范的产权关系是因，私有产权是果。因此，衡量制度好坏的标准不仅仅是是否有效保护私有财产，而是是否使产权关系规范，并在规范的基础上使产权明确。传统公有制之所以效率低下，不是因为公有制，而是因为产权关系不明确。这并不等于说，公有制的产权关系只能模糊，而是单一的公有制有可能使产权关系模糊。在共有制体制下，公有制完全有可能照样做到产权明确。所以，产权是否明确，不是由是否私有决定，也不是由产权本身决定，而是由整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决定。产权关系离不开其他社会关系；如果没有其他社会关系相配套，不但公有制、而且私有制也有可能产权模糊。只有把产权实体、产权属性、产权关系看成有机整体，把产权的合约关系看成产权关系规范的表现形式、产权明确的途径之一，才有真正的制度经济学。
张五常的政府“分成合约”混淆了政府收入的性质。张五常的“中国经济制度”中通
篇不讲政府财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个基本的产权归属，却侈谈什么政府和地方的“分成制度”，是他抛开产权归属讲产权明确、把产权明确与私有化划等号的一贯思路的必然结论，是制造官富民穷、官民对立、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理论基础。最好的制度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制度，而不是中央和地方分成分得最好的制度。服务型政府不是不做任何投资的政府，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府。最好的政府是高效廉洁——人民和政府合理“分成”的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合理“分成”的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合理分成”必须建立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合理分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合理分成”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是廉洁高效。张五常在这里是本末倒置。民生问题的根本是产权问题——产权是人民的还是政府的，平等问题——政府与人民的交易是否平等。如果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这两个问题都不是问题。如果政府代表的是官僚买办的利益，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可回避。
一个企业如果光是追求利润，这个企业不会成功；一个社会如果光是追求GDP的增长，这个社会不会成功。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在社会中感到和谐、感到快乐、感到幸福，这样社会才有存在的价值，也才能发展。企业并不仅仅是经营者个人追求梦想的地方，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企业永远是保障员工生活和全面发展的平台。和谐经济应该是新的经济形态；和谐经济学应该是新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把人际关系看成是此消彼长的交易关系，人与人是狼，必然把商场看成是战场；和谐经济学在平等竞争财富增长的基础上把蛋糕做大，必然是和谐经济、双赢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型经济。企业内外，人与自然、人与人互相依赖、共生共荣、和谐统一；能与狼共舞，才是英雄本色。
张五常把产权明确不是归结于产权归属，而是归结于私有制，说明他头脑里缺乏经济
主体这个概念。张五常头脑里缺乏经济主体这个概念还表现在他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所谓“县域之间的竞争”。县域既非独立的经济主体，又非独立的政治主体，我不明白县域之间存在什么竞争。仅仅因为地方和中央的财税分成制度，县域与县域之间就存在着竞争实在有点牵强附会，说明他用私有制而不是真正的经济主体来说明竞争根本行不通。利益主体不等于独立的经济主体，独立的经济主体之间也不必然存在着竞争，说什么县域之间的经济竞争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是无稽之谈，用财税分成制度使县域之间存在着竞争的制度设计来说明目前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只能使人毛孔悚然。不可否认县域作为城乡结合部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但并未构成独立的经济主体。县级政府不是不可以成为经济主体，但前提是县级政府法人化。政府法人人格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仅仅财税分成制度不足以做到这一点。在政府法人人格化之前，县域经济真正的经济主体只能是企业，只有企业才是竞争的主体，县域经济不是竞争的主体。只有企业之间才存在竞争，县域经济之间不存在竞争。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商场如战场的西方经济学是竞争经济学。从竞争与合作经济学各自产生的历史条件来看，西方竞争经济学是与市场经济早期的历史条件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建立在完全竞争基础上的所谓“理论化模型”，不是理性抽象的产物，而是偏执的产物；不是合理的抽象，而是片面的空洞的抽象。西方经济学把人的自私本性说成是理性的，把人的合作本性说成是非理性的，更是乱点鸳鸯谱。人的合作性和竞争性都是人的本质属性;从人类起源来看，合作性比竞争性更深层次:人类先有合作，才有竞争。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向,也是合作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步由合作主导竞争。从竞争与合作经济学各自产生的历史条件来看，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西方经济学是与市场经济的早期的历史条件相对称的。产生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对称经济学是合作经济学；合作经济学的经营哲学是合作→再生→双赢，用绿海战略主导蓝海战略，用蓝海战略主导红海战略。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以总量平衡为目标
[ 2016/05/26 16:31 | by admin ]
2016/05/26 16:31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不以总量平衡为目标
许小年：“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始终是关于总量的，“过热”意味着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而“局部过热”的说法将总量偷换为具体行业、具体市场甚至具体产品的暂时供需失衡，是为计划体制下行政管理的卷土重来做舆论的铺垫。同样，通货膨胀意味着价格总体水平的上升，将通胀解释为个别产品价格的上涨，除了文过饰非，就是为具体产品价格的行政管理发放通行证。”在这里许小年把宏观调控看成是调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使之均衡的手段。问题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是货币经济学的范畴；只有抽象的货币经济学，才有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者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说法；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或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的情况。只有结构失衡而造成的局部供求失衡。只有货币经济学才会把质上的失衡抽象化为量上的失衡。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只要要素与结构对称了，就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意义。“总量失衡”是个虚幻的问题，建立在“总量失衡”这个虚幻问题基础上的“经济过热论”只是心动，而非风动，更非幡动。通货膨胀与金融危机都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同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对称造成。配置型经济是投机盛行的土壤，而投机盛行是金融危机与表面“经济过热”的催化剂。只要把配置型经济转变为再生型经济，投机将无从兴风作浪，经济也就从此不再“过热”。
许小年在抽象地提出“经济过热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抽象地提出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并把抽象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归因于投资增长过快。许小年：“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政策层面上的反应似乎是犹豫不决、求全兼顾，措施上则习惯性地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杠杆，以致政策目标相互矛盾，顾此失彼。宏观调控已有数年，内外部经济失衡未见明显缓解，政府的政策公信力受损，未来政策的实施会更加困难。”所谓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生产性过剩”，“生产性过剩”的背后，是结构的失衡。从目前来看，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消费预期就是民众对自身长期有效消费能力的评估，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是有效收入能力评估值与有效付出能力评估值的加权平均值。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而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例如，房地产只有在真正开发地产、挤掉泡沫、提高人的消费预期——消费信心指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经济的作用。而高房价政策与房地产泡沫，以及大量耕地被占用，是降低人的消费预期、阻碍经济发展、造成结构失衡的罪魁祸首。高房价通过消费预期危机严重拉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高房价会促进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为幌子，为房地产涨价提供理论依据，只是一场经济骗局。放水养鱼、与民生息、藏富于民，是消除老百姓消费预期危机的根本途径；停止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高房价政策，才是与民生息的必要措施。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主体是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发展与经济规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人的理性预期包括消费预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积极的消费预期将促进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消极的消费预期将造成消费疲软、发展阻滞。对于那些把经济活动看成只是物和物相互关系的经济学家来讲，认为房价越高越能推动经济发展符合他们的理论背景与思维惯性，而理性预期对经济活动的作用、消费预期危机对经济的打击似乎在他们的理解力之外。但这种主流经济学与客观现实的反差，与其说是给了主流经济学家们抽刀断水的机会，还不如说是为经济学范式的转移提供了契机。因此，所谓生产过剩，只不过是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此起彼伏都是经济结构失衡而自发调节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经济过热、生产过剩。从主体论的意义上看，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就是消极的悲观的经济学；经济过热论，就是这种悲观经济学的产物。反过来，“过热论”又成了束缚人们手脚的紧箍咒，用降低经济总量来取得消极的平衡，并为以后的再一次“过热”埋下了伏笔。对称经济学是宏微观相统一的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通货膨胀，不应该到经济发展速度与就业率中找原因，只能在宏观政策上找原因。经济“过热论”的根源：狭隘的增长观。为增长而增长，就会出现过热。但如果用发展统驭增长，经济就不会过热。失衡的增长观。把结构失衡等同于经济过热，把局部过热等同于整体过热。失衡的金融体制。把“经济过热”归结于投资增长过快，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同样是投资拉动，是与直接投融资组合还是与间接投融资组合，后果截然相反。泡沫经济的根源，不在于投资拉动，而在于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贷款膨胀。挤掉泡沫不是放慢投资增长速度，而是改变金融体制。
与生产过剩只有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不同，“流动性过剩”则有两种情况：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即货币总量超过有效经济总量，造成货币效率降低、货币过剩；相对的流动性过剩，即经济结构失衡，无从发挥货币的再生功能，造成货币效率降低、货币闲置。
“流动性过剩”会造成通货膨胀、投机猖獗，使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如果是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只有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解决相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最好方法，则是减少无效投资、增加有效投资，如把现有的外汇储备转变为有效的基本建设投资。在目前看来，基本建设投资，只会有效不会无效。一条京津高速城铁的建设成本按一百对列车计算，也才不过4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2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全部拿来建20条这样的高速城铁，它所带来的，是时间效益、速度效益、空间效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国性规模经济效益。就空间效益这一点，就可以使土地再生、平抑房价，打破房地产商的垄断，并带动其地方面的物价下降；它的时间空间速度效益带动的产业重组，直接间接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增加供给，又可以进一步平抑物价。所以要走出“流动性过剩”困境，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抽象的投资增长过快“一刀切”的办法只能造成经济衰退，并酿成经济危机。“一刀切”办法的方法论根源在于“流动性过剩”概念的抽象化，抽象的“流动性过剩”概念源于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源于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认为经济存在过热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发展“均衡点”理论。“均衡点”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均衡点”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如果把绝对的流动性过剩理解成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失衡，那么把通胀归咎于结构失衡是正确的，但把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归咎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把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归咎于投资增长过快，就是吃错药乱弹琴。如果投资增长过快会造成物价上涨，那么停止投资就可以降低物价？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关系看成基本的结构关系，是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基本比例关系“原理”的引申，是“范式”滞后的产物，结果必将造成理论脱离实际。所以要走出“流动性过剩”悖境，必须先走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悖论。
许小年：“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始终是关于总量的，“过热”意味着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而“局部过热”的说法将总量偷换为具体行业、具体市场甚至具体产品的暂时供需失衡，是为计划体制下行政管理的卷土重来做舆论的铺垫。同样，通货膨胀意味着价格总体水平的上升，将通胀解释为个别产品价格的上涨，除了文过饰非，就是为具体产品价格的行政管理发放通行证。”在这里许小年把宏观调控看成是调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使之均衡的手段。问题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是货币经济学的范畴；只有抽象的货币经济学，才有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者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说法；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或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的情况。只有结构失衡而造成的局部供求失衡。只有货币经济学才会把质上的失衡抽象化为量上的失衡。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只要要素与结构对称了，就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意义。“总量失衡”是个虚幻的问题，建立在“总量失衡”这个虚幻问题基础上的“经济过热论”只是心动，而非风动，更非幡动。通货膨胀与金融危机都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同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对称造成。配置型经济是投机盛行的土壤，而投机盛行是金融危机与表面“经济过热”的催化剂。只要把配置型经济转变为再生型经济，投机将无从兴风作浪，经济也就从此不再“过热”。
许小年在抽象地提出“经济过热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抽象地提出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并把抽象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归因于投资增长过快。许小年：“近年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和通胀等问题，政策层面上的反应似乎是犹豫不决、求全兼顾，措施上则习惯性地以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杠杆，以致政策目标相互矛盾，顾此失彼。宏观调控已有数年，内外部经济失衡未见明显缓解，政府的政策公信力受损，未来政策的实施会更加困难。”所谓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生产性过剩”，“生产性过剩”的背后，是结构的失衡。从目前来看，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消费预期就是民众对自身长期有效消费能力的评估，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是有效收入能力评估值与有效付出能力评估值的加权平均值。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而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例如，房地产只有在真正开发地产、挤掉泡沫、提高人的消费预期——消费信心指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经济的作用。而高房价政策与房地产泡沫，以及大量耕地被占用，是降低人的消费预期、阻碍经济发展、造成结构失衡的罪魁祸首。高房价通过消费预期危机严重拉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高房价会促进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为幌子，为房地产涨价提供理论依据，只是一场经济骗局。放水养鱼、与民生息、藏富于民，是消除老百姓消费预期危机的根本途径；停止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高房价政策，才是与民生息的必要措施。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主体是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发展与经济规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人的理性预期包括消费预期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巨大。积极的消费预期将促进内需、推动经济发展，消极的消费预期将造成消费疲软、发展阻滞。对于那些把经济活动看成只是物和物相互关系的经济学家来讲，认为房价越高越能推动经济发展符合他们的理论背景与思维惯性，而理性预期对经济活动的作用、消费预期危机对经济的打击似乎在他们的理解力之外。但这种主流经济学与客观现实的反差，与其说是给了主流经济学家们抽刀断水的机会，还不如说是为经济学范式的转移提供了契机。因此，所谓生产过剩，只不过是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此起彼伏都是经济结构失衡而自发调节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经济过热、生产过剩。从主体论的意义上看，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就是消极的悲观的经济学；经济过热论，就是这种悲观经济学的产物。反过来，“过热论”又成了束缚人们手脚的紧箍咒，用降低经济总量来取得消极的平衡，并为以后的再一次“过热”埋下了伏笔。对称经济学是宏微观相统一的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经济过热的问题。通货膨胀，不应该到经济发展速度与就业率中找原因，只能在宏观政策上找原因。经济“过热论”的根源：狭隘的增长观。为增长而增长，就会出现过热。但如果用发展统驭增长，经济就不会过热。失衡的增长观。把结构失衡等同于经济过热，把局部过热等同于整体过热。失衡的金融体制。把“经济过热”归结于投资增长过快，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同样是投资拉动，是与直接投融资组合还是与间接投融资组合，后果截然相反。泡沫经济的根源，不在于投资拉动，而在于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贷款膨胀。挤掉泡沫不是放慢投资增长速度，而是改变金融体制。
与生产过剩只有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不同，“流动性过剩”则有两种情况：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即货币总量超过有效经济总量，造成货币效率降低、货币过剩；相对的流动性过剩，即经济结构失衡，无从发挥货币的再生功能，造成货币效率降低、货币闲置。
“流动性过剩”会造成通货膨胀、投机猖獗，使经济发展速度减缓、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如果是绝对的流动性过剩，只有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而解决相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最好方法，则是减少无效投资、增加有效投资，如把现有的外汇储备转变为有效的基本建设投资。在目前看来，基本建设投资，只会有效不会无效。一条京津高速城铁的建设成本按一百对列车计算，也才不过4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2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全部拿来建20条这样的高速城铁，它所带来的，是时间效益、速度效益、空间效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国性规模经济效益。就空间效益这一点，就可以使土地再生、平抑房价，打破房地产商的垄断，并带动其地方面的物价下降；它的时间空间速度效益带动的产业重组，直接间接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增加供给，又可以进一步平抑物价。所以要走出“流动性过剩”困境，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抽象的投资增长过快“一刀切”的办法只能造成经济衰退，并酿成经济危机。“一刀切”办法的方法论根源在于“流动性过剩”概念的抽象化，抽象的“流动性过剩”概念源于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源于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认为经济存在过热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发展“均衡点”理论。“均衡点”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马克思的两大部类生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出来的经典的“均衡点”理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如果把绝对的流动性过剩理解成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失衡，那么把通胀归咎于结构失衡是正确的，但把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归咎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把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归咎于投资增长过快，就是吃错药乱弹琴。如果投资增长过快会造成物价上涨，那么停止投资就可以降低物价？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关系看成基本的结构关系，是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基本比例关系“原理”的引申，是“范式”滞后的产物，结果必将造成理论脱离实际。所以要走出“流动性过剩”悖境，必须先走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