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途径：货币稳定财政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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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6 16:29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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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途径：货币稳定财政积极
许小年：“宏观政策不以供给结构为目标，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结构没有影响。以利率政策为例，若运用得当，可实现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的结构调整。当利率上升时，资金成本增加，企业会重新算账，取消预期投资收益低于资金成本的项目，将资金转入投资净收益仍然大于零的领域。这样的调整是基于效率的，由市场择优汰劣，而不像产业政策那样按行业‘一刀切’。因是自愿调整，既不存在‘下有对策’的困扰，也没有主观判断所引起的社会公正性问题。”许小年认为只有以利率政策为手段的宏观调控、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目的才是正当的宏观调控，而且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通过行政性产业政策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是不正当的，而且效果不好。许小年在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框架中定位货币手段，放在这里是时空错位。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不成熟时期，货币属于宏观经济领域，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小，货币将逐步从宏观经济领域下降到中观、微观经济领域。用货币来说明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将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一种表现，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家本领。在稳定型经济中，货币政策只有稳定，而无紧缩性与扩张性；正好像经济发展只有失衡而无“过热”一样。银行只能国有；民营银行要纳入投资银行，民间间接投融资要纳入直接投融资框架中才能有序运转。在实践中，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这种小聪明也是配置型经济学的悖论之一。同时，以利率手段来调节经济，必然带来利率不稳，而利率不稳定必然带来经济不稳定，因此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就是保持利率稳定。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姆斯以\"矢量自回归\"模型为依据，研究出分析经济状况如何受短期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的方法。例如，运用这种方法检验中央银行加息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加息后，通胀率通常需1年至2年才下降。对于自己获奖的研究成果，西姆斯认为央行应用最广泛的是“试图找到货币政策的效用”。他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一种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方法。本人认为，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利率稳定，通过利率稳定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舍本求末、随行就市，或者去追踪统计利率水平与通胀水平的相关系数。利率稳定体现币值稳定，但利率稳定不等于利率固定；利率应随着币值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的根据只能是币值变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利率变化只能是货币价格的变化，而货币价格变化的依据只能是货币价值的变化。“利率稳定—利率确定”要成为基本的货币政策：利率高低的后面，是币值的高低；币值高低的后面，是人民财富的增减。因此，“货币手段”——“利率手段”本来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掏空，是政府的职责。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利率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同出一辙，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因此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当然利率稳定也不等于利率单一，可以根据不同的借贷对象、目的，制定不同的利率标准。但这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的，只能是同一个货币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价格后面，反映了同一的价值——在不同的风险系数、不同的周转速度、因而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其币值是等价的。利率标准的区别对待，不但未否定货币的稳定性，而且恰恰证明了货币的稳定性。利率稳定=利率确定≠利率固定≠利率单一。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许小年玩利率政策的宏观调控是在玩火，真正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只能是货币永远稳定财政永远积极。
法制国家
法制
以法治国
国家一级宏观调控
民主
政府宏观调控模型Ⅵ
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投融资）
经济稳定
稳定的货币政策
国家二级宏观调控
产业结构对称
政府宏观调控模型Ⅶ
再
生 再生 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能源、环保、对称性产业结构调整
型 型财 国民创新体系：公共研发、创新型教育、扶持民间研发与教育
财 政投 资信担保
政 资 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 种子资金
投 创业培训
融 国民素质体系：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知识素质工程
资
再生型财政融资：再生型税收政策
政府宏观调控模型Ⅷ
许小年：“在理性问题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混乱：市场上的企业最大化利润，消费者最大化效用，都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而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非理性地为他人着想。同是世俗中人，我们不知道民间和政府的追求为何如此不同，也不知道为何企业和个人在决策时总是被非理性的‘动物精神’所支配，而政府决策则永远体现清醒的人类理性。”许小年言下之意是政府也有自身利益，宏观调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给政府提供谋取自身利益而同时损害老百姓利益的空间。我们承认政府有自身利益，确实也有“动物精神”，宏观调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给政府提供谋取自身利益而同时损害老百姓利益的空间的可能性存在，许小年所看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混乱”只存在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并不必然存在于所有主张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学体系中。问题是，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必然性也不等于现实性，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要通过人的活动，而社会人的各种活动是相互制衡的。企业和个人在决策时并不总是被非理性的“动物精神”所支配，如果老板不顾工人死活，不讲诚信，那么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受到影响。在商品经济早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较弱的情况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现出自私的一面；在社会化大生产时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大大增强时，人的理性则更多地表现为合作。无论是作为人格化的政治法人，还是政府官员，除非独裁政府，否则他们的理性同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他们把理性定位为仅满足个人利益，并为此而不择手段（包括权力所有与权力寻租），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走向自己利益的反面。认为人的理性是自私的，体现了线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同系统化的社会大生产的经济运行模式不对称。民主法制是把政治法人和政府官员的利益同人民利益统一起来的纽带。诚然，政府也有自身利益，也会有“动物精神”；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会通过资源垄断、权力寻租、转移支付、转嫁负担、政商勾结哄抬物价而造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与官富民穷。在各地政府与百姓的利益“博弈”中，政府官员是强者，百姓是弱者。除了政府官员“动物精神”造成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不公，政府施政能力差也是国空民穷与衙空民穷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不公最终结果是造成“国空”、“衙空”与“官富”，那么政府施政能力差则侧重于造成“民穷”。施政能力差的根源在于政府施政能力未能与政府官员利益挂钩，政府官员利益未能同施政能力挂钩的制度根源在于未能使政府法人人格化。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的真谛是平等，平等的本质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的前提是市场主体人格化。只有人格平等，才有机会平等、竞争平等，才有效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也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那么政府人格化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的环节，是避免政府官员“动物精神”对老百姓伤害的首要环节。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制定一套各级政府间财税分成科学合理的“合约”机制，通过落实各级政府的法人劳动力产权，提高各级政府的法人主体性、提高各级政府发挥制度生产力的积极性，使各级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起有效调控作用的、适格的经济主体；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借助法律、道德和舆论的力量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活动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不会为了政府自身利益而无限制地侵犯人民的利益；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处于人格平等的地位，政府的清廉高效才有法律保障，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运用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政府投资的企业——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才会得到平等的解决；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使政府和公民一样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政府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源，使改革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把政府排除于市场之外，表面上是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实际上是使政府超脱于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为政府为所欲为提供世外桃园。为了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转变成昙花一现的“干预”，把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制度化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制度化法制化的凝固作用，才会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稳定的行为方式；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市场经济的稳定环节，才能对人的理性预期产生积极的导向，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导向。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法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市场经济就是内外各种因素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所以必须用对称的方法把握经济世界，用对称的方法定位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用对称的方法控制政府的“动物精神”，使政府行为包括宏观调控纳入法制化轨道。
许小年：“宏观政策不以供给结构为目标，这并不意味着它对结构没有影响。以利率政策为例，若运用得当，可实现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的结构调整。当利率上升时，资金成本增加，企业会重新算账，取消预期投资收益低于资金成本的项目，将资金转入投资净收益仍然大于零的领域。这样的调整是基于效率的，由市场择优汰劣，而不像产业政策那样按行业‘一刀切’。因是自愿调整，既不存在‘下有对策’的困扰，也没有主观判断所引起的社会公正性问题。”许小年认为只有以利率政策为手段的宏观调控、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目的才是正当的宏观调控，而且比行政性产业政策效果更好；通过行政性产业政策间接实现结构调整的宏观调控是不正当的，而且效果不好。许小年在新自由主义的范式框架中定位货币手段，放在这里是时空错位。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不成熟时期，货币属于宏观经济领域，那么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小，货币将逐步从宏观经济领域下降到中观、微观经济领域。用货币来说明一切、解决一切问题的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将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一种表现，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看家本领。在稳定型经济中，货币政策只有稳定，而无紧缩性与扩张性；正好像经济发展只有失衡而无“过热”一样。银行只能国有；民营银行要纳入投资银行，民间间接投融资要纳入直接投融资框架中才能有序运转。在实践中，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这种小聪明也是配置型经济学的悖论之一。同时，以利率手段来调节经济，必然带来利率不稳，而利率不稳定必然带来经济不稳定，因此宏观调控的内容之一就是保持利率稳定。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姆斯以\"矢量自回归\"模型为依据，研究出分析经济状况如何受短期经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的方法。例如，运用这种方法检验中央银行加息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发现在加息后，通胀率通常需1年至2年才下降。对于自己获奖的研究成果，西姆斯认为央行应用最广泛的是“试图找到货币政策的效用”。他指出，他的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一种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方法。本人认为，弄清利率与通胀水平关系的最根本的方法，是利率稳定，通过利率稳定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舍本求末、随行就市，或者去追踪统计利率水平与通胀水平的相关系数。利率稳定体现币值稳定，但利率稳定不等于利率固定；利率应随着币值变化而变化，但变化的根据只能是币值变化而不是其他因素——利率变化只能是货币价格的变化，而货币价格变化的依据只能是货币价值的变化。“利率稳定—利率确定”要成为基本的货币政策：利率高低的后面，是币值的高低；币值高低的后面，是人民财富的增减。因此，“货币手段”——“利率手段”本来不应成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掏空，是政府的职责。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利率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同出一辙，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因此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当然利率稳定也不等于利率单一，可以根据不同的借贷对象、目的，制定不同的利率标准。但这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的，只能是同一个货币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的价格后面，反映了同一的价值——在不同的风险系数、不同的周转速度、因而不同的利率标准后面，其币值是等价的。利率标准的区别对待，不但未否定货币的稳定性，而且恰恰证明了货币的稳定性。利率稳定=利率确定≠利率固定≠利率单一。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许小年玩利率政策的宏观调控是在玩火，真正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只能是货币永远稳定财政永远积极。
法制国家
法制
以法治国
国家一级宏观调控
民主
政府宏观调控模型Ⅵ
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投融资）
经济稳定
稳定的货币政策
国家二级宏观调控
产业结构对称
政府宏观调控模型Ⅶ
再
生 再生 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能源、环保、对称性产业结构调整
型 型财 国民创新体系：公共研发、创新型教育、扶持民间研发与教育
财 政投 资信担保
政 资 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 种子资金
投 创业培训
融 国民素质体系：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知识素质工程
资
再生型财政融资：再生型税收政策
政府宏观调控模型Ⅷ
许小年：“在理性问题上，我们再一次看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混乱：市场上的企业最大化利润，消费者最大化效用，都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而政府最大化社会福利，非理性地为他人着想。同是世俗中人，我们不知道民间和政府的追求为何如此不同，也不知道为何企业和个人在决策时总是被非理性的‘动物精神’所支配，而政府决策则永远体现清醒的人类理性。”许小年言下之意是政府也有自身利益，宏观调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给政府提供谋取自身利益而同时损害老百姓利益的空间。我们承认政府有自身利益，确实也有“动物精神”，宏观调控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会给政府提供谋取自身利益而同时损害老百姓利益的空间的可能性存在，许小年所看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混乱”只存在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并不必然存在于所有主张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学体系中。问题是，可能性不等于必然性，必然性也不等于现实性，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要通过人的活动，而社会人的各种活动是相互制衡的。企业和个人在决策时并不总是被非理性的“动物精神”所支配，如果老板不顾工人死活，不讲诚信，那么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将受到影响。在商品经济早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较弱的情况下，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现出自私的一面；在社会化大生产时期，社会经济联系的有机性大大增强时，人的理性则更多地表现为合作。无论是作为人格化的政治法人，还是政府官员，除非独裁政府，否则他们的理性同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如果他们把理性定位为仅满足个人利益，并为此而不择手段（包括权力所有与权力寻租），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会走向自己利益的反面。认为人的理性是自私的，体现了线性的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同系统化的社会大生产的经济运行模式不对称。民主法制是把政治法人和政府官员的利益同人民利益统一起来的纽带。诚然，政府也有自身利益，也会有“动物精神”；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也会通过资源垄断、权力寻租、转移支付、转嫁负担、政商勾结哄抬物价而造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与官富民穷。在各地政府与百姓的利益“博弈”中，政府官员是强者，百姓是弱者。除了政府官员“动物精神”造成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不公，政府施政能力差也是国空民穷与衙空民穷的重要原因。如果说，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不公最终结果是造成“国空”、“衙空”与“官富”，那么政府施政能力差则侧重于造成“民穷”。施政能力差的根源在于政府施政能力未能与政府官员利益挂钩，政府官员利益未能同施政能力挂钩的制度根源在于未能使政府法人人格化。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的真谛是平等，平等的本质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的前提是市场主体人格化。只有人格平等，才有机会平等、竞争平等，才有效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也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那么政府人格化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的环节，是避免政府官员“动物精神”对老百姓伤害的首要环节。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制定一套各级政府间财税分成科学合理的“合约”机制，通过落实各级政府的法人劳动力产权，提高各级政府的法人主体性、提高各级政府发挥制度生产力的积极性，使各级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起有效调控作用的、适格的经济主体；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借助法律、道德和舆论的力量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活动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不会为了政府自身利益而无限制地侵犯人民的利益；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处于人格平等的地位，政府的清廉高效才有法律保障，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运用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政府投资的企业——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才会得到平等的解决；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使政府和公民一样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政府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源，使改革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把政府排除于市场之外，表面上是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实际上是使政府超脱于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为政府为所欲为提供世外桃园。为了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转变成昙花一现的“干预”，把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制度化并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是必要的；只有通过制度化法制化的凝固作用，才会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政府稳定的行为方式；只有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市场经济的稳定环节，才能对人的理性预期产生积极的导向，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导向。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法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市场经济就是内外各种因素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中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所以必须用对称的方法把握经济世界，用对称的方法定位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用对称的方法控制政府的“动物精神”，使政府行为包括宏观调控纳入法制化轨道。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 2016/05/26 16:28 | by admin ]
2016/05/26 16:28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许小年：“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政策饭、垄断饭吃得很舒服，谁还会费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赚钱，但有多少是垄断利润？如果放开竞争，它还能赚钱吗？它垄断了，别人就没机会，这就破坏了社会公平。既没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国家安全啦、支柱产业啦，种种为央企垄断辩护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经营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民企不能发展支柱产业，从根子上和源头上歧视民企。” “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大蒜、绿豆涨价，是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吗？许小年之所以把央企和破坏公平效率划等号，因此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一方面是由于他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范式偏见，另一方面也是央企自身的定位模糊。
由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结构，所以生产与分配是统一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宏观调控的目标的逻辑结论，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经济结构调整、政府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目标与落脚点。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土地、矿山、河流等重要资源以及自然垄断的产业必须由国家掌握并有计划开发、使用、经营。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国有企业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本来不是价格经济学范畴中的利润，而是价值经济学范畴中的效益。把所有东东包括公共品都拿去产业化以使利润最大化，比如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搞得学校不像学校倒更像企业，破坏了社会机会公平原则，以致央企成为政府与“民”（不是民企的“民”，而是老百姓的“民”）争利的手段，本来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也是机械照搬照套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结果，与真正的宏观调控无关，反对这样的“产业化”或把部属高校演变成“央企”恰恰是真正的宏观调控的内容，所以不能因为这些“产业化”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而整体否定央企、否定宏观调控。
事实上，正是许小年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极力鼓吹社会货币化、社会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社会价格一元化，才把北大、清华这样的部属高校搞成“央企”的，所以许小年们反对央企和他们宣传的理论对立。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得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自然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自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作为高度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房地产投机是民营和自然垄断相结合造成的目前中国最大的投机，房地产投机已经快速催化中国两极分化，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所以房地产监管与金融监管一样，都必须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的，因此不需要凯恩斯的批准。为了促使和鼓励各地政府对开发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监管，促使和鼓励开发商开发荒地、山地、边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房地产企业只能国有国营，但产品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而只能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听证后制定。只有这样，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房地产业才能真正回归理性，GDP增长数据才能挤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而大蒜、绿豆由于不是自然垄断产品，其投机涨价完全是由民间投机造成，只要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即可处理，没必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来打压。许小年把“房地产”和“大蒜绿豆”混为一谈，说明他头脑里没有“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因此他无法给央企以合理的定位、无法给宏观调控正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禁止私人、民间、外资在中国开办或参股银行和保险公司是必要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应全部国有国营，不得上市融资，并限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范围，使其不致成为投机的工具；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除了可以购买国库券外，严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参与直接投融资业务；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投行与银行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投行通过直接投融资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严禁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必须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整体上，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淡化银行功能、强化财政功能，并把提高财政能力作为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要抑制配置型“创业”，从数据源头挤掉金融、GDP中的泡沫；要建立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经营体制、国内市场为中心同国外市场相统一的市场体制；要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用国有企业的资金来炒国有企业的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其结果是助长股市泡沫，增强国企圈钱力度；在国有企业的钱从这个口袋到那个口袋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中饱个人私囊，另一方面使散户的钱大量流失。中投公司的美元本来就是来自用增发人民币收购进口企业美元而来，如果不能在实物进口上弥补市场空缺，将使国内通胀持续，使全体国民财富受损。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全体一致通过”的玩钱游戏。玩钱、投机，只会使原来的出口导向、掏空国内市场、货币虚高造成的通胀雪上加霜。
央企的作用应该是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防火墙，保障国内国际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央企的定位正确、准确、明确，那么央企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保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有力工具。
许小年：“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政策饭、垄断饭吃得很舒服，谁还会费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赚钱，但有多少是垄断利润？如果放开竞争，它还能赚钱吗？它垄断了，别人就没机会，这就破坏了社会公平。既没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国家安全啦、支柱产业啦，种种为央企垄断辩护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经营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民企不能发展支柱产业，从根子上和源头上歧视民企。” “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大蒜、绿豆涨价，是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吗？许小年之所以把央企和破坏公平效率划等号，因此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一方面是由于他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范式偏见，另一方面也是央企自身的定位模糊。
由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结构，所以生产与分配是统一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宏观调控的目标的逻辑结论，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经济结构调整、政府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目标与落脚点。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土地、矿山、河流等重要资源以及自然垄断的产业必须由国家掌握并有计划开发、使用、经营。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国有企业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本来不是价格经济学范畴中的利润，而是价值经济学范畴中的效益。把所有东东包括公共品都拿去产业化以使利润最大化，比如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搞得学校不像学校倒更像企业，破坏了社会机会公平原则，以致央企成为政府与“民”（不是民企的“民”，而是老百姓的“民”）争利的手段，本来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也是机械照搬照套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结果，与真正的宏观调控无关，反对这样的“产业化”或把部属高校演变成“央企”恰恰是真正的宏观调控的内容，所以不能因为这些“产业化”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而整体否定央企、否定宏观调控。
事实上，正是许小年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极力鼓吹社会货币化、社会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社会价格一元化，才把北大、清华这样的部属高校搞成“央企”的，所以许小年们反对央企和他们宣传的理论对立。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得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自然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自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作为高度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房地产投机是民营和自然垄断相结合造成的目前中国最大的投机，房地产投机已经快速催化中国两极分化，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所以房地产监管与金融监管一样，都必须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的，因此不需要凯恩斯的批准。为了促使和鼓励各地政府对开发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监管，促使和鼓励开发商开发荒地、山地、边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房地产企业只能国有国营，但产品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而只能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听证后制定。只有这样，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房地产业才能真正回归理性，GDP增长数据才能挤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而大蒜、绿豆由于不是自然垄断产品，其投机涨价完全是由民间投机造成，只要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即可处理，没必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来打压。许小年把“房地产”和“大蒜绿豆”混为一谈，说明他头脑里没有“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因此他无法给央企以合理的定位、无法给宏观调控正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禁止私人、民间、外资在中国开办或参股银行和保险公司是必要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应全部国有国营，不得上市融资，并限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范围，使其不致成为投机的工具；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除了可以购买国库券外，严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参与直接投融资业务；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投行与银行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投行通过直接投融资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严禁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必须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整体上，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淡化银行功能、强化财政功能，并把提高财政能力作为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要抑制配置型“创业”，从数据源头挤掉金融、GDP中的泡沫；要建立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经营体制、国内市场为中心同国外市场相统一的市场体制；要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用国有企业的资金来炒国有企业的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其结果是助长股市泡沫，增强国企圈钱力度；在国有企业的钱从这个口袋到那个口袋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中饱个人私囊，另一方面使散户的钱大量流失。中投公司的美元本来就是来自用增发人民币收购进口企业美元而来，如果不能在实物进口上弥补市场空缺，将使国内通胀持续，使全体国民财富受损。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全体一致通过”的玩钱游戏。玩钱、投机，只会使原来的出口导向、掏空国内市场、货币虚高造成的通胀雪上加霜。
央企的作用应该是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防火墙，保障国内国际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央企的定位正确、准确、明确，那么央企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保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有力工具。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农村土地国有制
[ 2016/05/26 16:26 | by admin ]
2016/05/26 16:26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农村土地国有制
许小年：“要从立法上明确农民个人的产权，取消集体所有制，土地才能入市。现在农地入市，流通的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解决不了问题。我在湖南做过调查，农民自发组成了合作社，他们反映，合作社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得不到银行融资，不能用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因为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所有权。银行问他们，你贷款还不了的时候，我能卖你抵押的土地吗？如果不能卖，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为抵押品。所有权是绕不过去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以个人所有权作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改革推不动，原因就是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⒀本人认为，解决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是农村土地私有制，而是农村土地国有制；只有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把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与保障农民利益有机统一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在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看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从农村土地入手；不但要从扩大农民土地经营权入手，而且要从明确土地所有权入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产权瓶颈，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的基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在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可以从法制上有效避免农村土地经营权吞并所有权、使农村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杜绝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经营权扩大之间的不对称形成的、供“正经歪唱”的政策漏洞与寻租平台。确立农村土地国有制是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出台必要的法制前提与配套措施。
解决三农问题，要用市场经济，而不是用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来定位“三农”问题，把“三农”问题看成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环来解决。目前从执政党和国家政策可以决定土地承包期长短来看，在事实上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包括其村社集体组织并不拥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这种理论（含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不对称，使农村土地产权处于模糊状态。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之一，是产权明确；所谓产权明确就是明确产权主体与产权边界。首先是明确产权主体。产权主体无非是个人、集体、股份制、国有制。鉴于我国历史原因和社会制度，土地分给个人的土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而股份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可能，土地股份制也就不可能。由于村社集体组织的临时性、可变性，所以由村社集体组织作为产权主体，将造成主体不确定、主体缺位。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主体明确；同时由于国家的至大无外性，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的边界明确。也就是说，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的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成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适格的基础。农村土地产权明确，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为农村市场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土地所有权国有与土地使用权流转互为前提、提高农村土地所有权公有制的层级同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权灵活性的程度相辅相成，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在加快市场化改革、搞活微观经济、搞活农村微观经济的同时，保证我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土地流转化演变成土地私有化、变相私有化、土地资本化，避免土地资本化造成的“圈地运动”使农民流民化、赤贫化，根除中国几千年来因土地私有、土地兼并引起两极分化、朝代更迭的源头。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的基本建设。农村的基本建设，包括信息化建设与知识化建设。前者主要指信息高速公路，后者主要指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这两方面只有政府投入才有可能做到。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把土地全部国有化的同时，投资农村城镇化必须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水利、水电、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建设，并通过小额货款，扶持农村创业工程。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使农村土地使用纳入国家宏调的一盘棋中，以实现整体规划。通过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和农村创业工程的扶持力度，提高土地和农村劳力的效率，解决农村大量的实际失业问题。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统一土地产权归宿是统一管理的前提，统一管理是规范管理的前提，规范管理是有效管理的前提。土地国有化，为严格控制土地实用，避免扩大土地经营权演变成官商勾结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新一轮两极分化的源头提供法律依据。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使用的制度，不但对于农民产权有名无实，对于集体来讲，土地所有权也十分虚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虚弱的产权“主体”在各地政府面前处于弱者的地位。为了使自己能转干、提拔，不少农村干部迎合上级行政领导的口味，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使农村滥用土地、耕地、良田近乎失控。如果促使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这种情形肯定会更严重。产权模糊与产权主体弱势地位的结合，使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化。相比之下，农村土地国有化可以为农村土地确立明确的、强势的产权主体。只有把农村土地国有化，才能避免农村土地双轨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扩大造成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缺位、人为扩大寻租空间而造成监管缺失、耕地流失，从根本上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从长远、全局考虑，科学、合理、节约、集约、可再生用地，保护与扩大耕地规模，使保护耕地的措施和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进程统一起来。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确立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中国土地的绝大部分在农村。确立农民的国民待遇，打破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投资的产权瓶颈，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使农民对土地的虚假所有权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村土地收归国有，表面上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农民享受国民待遇，扫除农民转变身份纳入主流社会的根本障碍。农村土地国有制后，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取消户籍、房产双轨制；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体系、公共财政制度、有利农民自主创业的直接投融资体制与创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低保体系与公费医疗体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价格竞争理论，按目前的粮食价格，农田拿去种田生产商品粮是次优选择或非优选择，只有拿去搞房地产开发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最大化，也即他们所谓的“优化配置”；除非农产品涨价到农田产粮收益与盖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毫无疑问会把新一轮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政策解读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们会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好是为他们上述理论在实践中推广扫清政策障碍。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有组织的威逼利诱下，无组织、低文化农民的所谓“自愿”将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农田将被快速蚕食，我国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两极分化将进一步扩大，违背国家政策的初衷。只有土地国有化才能堵塞由理论偏差引发的政策漏洞。
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的“公”不是仅指土地所有权的“公”，而是指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是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产权主体的多重化造成的产权主体的模糊；“一大二公”的弊病也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而在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造成对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压抑、生产效率的低下。正像国有企业改革的引进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不否定城市土地的国有性质，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村土地国有制也不矛盾。任何产业，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可以只是相对的，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则只能是绝对的。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是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大二公”有本质的不同。目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准国有，由于农民工进城，土地流转频繁，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农民只是虚幻的，已无太多实际意义。如果能通过农村土地国有制，在不削弱农民现有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的前提下，变农民在“所有权”后面的虚假利益为实际利益，农民不但会接受而且会欢迎，从而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土地是国民经济命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土地收归国有，可以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农村土地国有化是政府宏观调控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典型说明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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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要从立法上明确农民个人的产权，取消集体所有制，土地才能入市。现在农地入市，流通的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解决不了问题。我在湖南做过调查，农民自发组成了合作社，他们反映，合作社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得不到银行融资，不能用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因为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所有权。银行问他们，你贷款还不了的时候，我能卖你抵押的土地吗？如果不能卖，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为抵押品。所有权是绕不过去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以个人所有权作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改革推不动，原因就是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⒀本人认为，解决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是农村土地私有制，而是农村土地国有制；只有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把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与保障农民利益有机统一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在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看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从农村土地入手；不但要从扩大农民土地经营权入手，而且要从明确土地所有权入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产权瓶颈，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的基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在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可以从法制上有效避免农村土地经营权吞并所有权、使农村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杜绝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经营权扩大之间的不对称形成的、供“正经歪唱”的政策漏洞与寻租平台。确立农村土地国有制是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出台必要的法制前提与配套措施。
解决三农问题，要用市场经济，而不是用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来定位“三农”问题，把“三农”问题看成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环来解决。目前从执政党和国家政策可以决定土地承包期长短来看，在事实上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包括其村社集体组织并不拥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这种理论（含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不对称，使农村土地产权处于模糊状态。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之一，是产权明确；所谓产权明确就是明确产权主体与产权边界。首先是明确产权主体。产权主体无非是个人、集体、股份制、国有制。鉴于我国历史原因和社会制度，土地分给个人的土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而股份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可能，土地股份制也就不可能。由于村社集体组织的临时性、可变性，所以由村社集体组织作为产权主体，将造成主体不确定、主体缺位。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主体明确；同时由于国家的至大无外性，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的边界明确。也就是说，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的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成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适格的基础。农村土地产权明确，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为农村市场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土地所有权国有与土地使用权流转互为前提、提高农村土地所有权公有制的层级同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权灵活性的程度相辅相成，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在加快市场化改革、搞活微观经济、搞活农村微观经济的同时，保证我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土地流转化演变成土地私有化、变相私有化、土地资本化，避免土地资本化造成的“圈地运动”使农民流民化、赤贫化，根除中国几千年来因土地私有、土地兼并引起两极分化、朝代更迭的源头。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的基本建设。农村的基本建设，包括信息化建设与知识化建设。前者主要指信息高速公路，后者主要指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这两方面只有政府投入才有可能做到。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把土地全部国有化的同时，投资农村城镇化必须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水利、水电、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建设，并通过小额货款，扶持农村创业工程。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使农村土地使用纳入国家宏调的一盘棋中，以实现整体规划。通过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和农村创业工程的扶持力度，提高土地和农村劳力的效率，解决农村大量的实际失业问题。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统一土地产权归宿是统一管理的前提，统一管理是规范管理的前提，规范管理是有效管理的前提。土地国有化，为严格控制土地实用，避免扩大土地经营权演变成官商勾结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新一轮两极分化的源头提供法律依据。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使用的制度，不但对于农民产权有名无实，对于集体来讲，土地所有权也十分虚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虚弱的产权“主体”在各地政府面前处于弱者的地位。为了使自己能转干、提拔，不少农村干部迎合上级行政领导的口味，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使农村滥用土地、耕地、良田近乎失控。如果促使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这种情形肯定会更严重。产权模糊与产权主体弱势地位的结合，使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化。相比之下，农村土地国有化可以为农村土地确立明确的、强势的产权主体。只有把农村土地国有化，才能避免农村土地双轨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扩大造成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缺位、人为扩大寻租空间而造成监管缺失、耕地流失，从根本上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从长远、全局考虑，科学、合理、节约、集约、可再生用地，保护与扩大耕地规模，使保护耕地的措施和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进程统一起来。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确立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中国土地的绝大部分在农村。确立农民的国民待遇，打破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投资的产权瓶颈，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使农民对土地的虚假所有权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村土地收归国有，表面上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农民享受国民待遇，扫除农民转变身份纳入主流社会的根本障碍。农村土地国有制后，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取消户籍、房产双轨制；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体系、公共财政制度、有利农民自主创业的直接投融资体制与创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低保体系与公费医疗体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价格竞争理论，按目前的粮食价格，农田拿去种田生产商品粮是次优选择或非优选择，只有拿去搞房地产开发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最大化，也即他们所谓的“优化配置”；除非农产品涨价到农田产粮收益与盖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毫无疑问会把新一轮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政策解读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们会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好是为他们上述理论在实践中推广扫清政策障碍。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有组织的威逼利诱下，无组织、低文化农民的所谓“自愿”将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农田将被快速蚕食，我国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两极分化将进一步扩大，违背国家政策的初衷。只有土地国有化才能堵塞由理论偏差引发的政策漏洞。
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的“公”不是仅指土地所有权的“公”，而是指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是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产权主体的多重化造成的产权主体的模糊；“一大二公”的弊病也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而在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造成对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压抑、生产效率的低下。正像国有企业改革的引进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不否定城市土地的国有性质，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村土地国有制也不矛盾。任何产业，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可以只是相对的，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则只能是绝对的。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是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大二公”有本质的不同。目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准国有，由于农民工进城，土地流转频繁，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农民只是虚幻的，已无太多实际意义。如果能通过农村土地国有制，在不削弱农民现有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的前提下，变农民在“所有权”后面的虚假利益为实际利益，农民不但会接受而且会欢迎，从而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土地是国民经济命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土地收归国有，可以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农村土地国有化是政府宏观调控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典型说明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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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西方需求定律的悖论——评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四）
[ 2016/05/19 12:27 | by admin ]
2016/05/19 12:27 | by admin ]
陈世清：西方需求定律的悖论
——评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四）
“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和 “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这两个理论表述之间就是悖论；理论表述上“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而实际遇到的却是“需求增加，价格上涨”，这两者之间就是悖论。产生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是在所谓的“需求定律”中把价值规律和价格“规律”这两条规律揉在一起。这两条“规律”既不等同也不能并列。不但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本身蕴涵悖论，而且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之间也存在着悖论。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的范畴内，需求定律是我知道唯一的不可或缺的理论。此前所提及的所有假设及定理，全部或明或暗地包括在这定理的一条曲线之内。经济学的其他理论要不是可有可无，就是可用其他的理论替代。……只有需求定律没有其他可靠可用的理论替代，起码到目前还没有。……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古往今来，何时何地，不能有例外。”⑧“需求曲线也是供给曲线 这里有趣的观点是：价格下降一个人会多购进，是需求定律，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价格上升这个人会多沽出，其供应曲线是向右上升的。说有趣，因为在这个简单的市场中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是一回事。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价够高，这个市民沽出，在某价之上其供应曲线对着镜子看是需求曲线了。这样，需求定律也就是供应定律了。” ⑨张五常在这里非常明确地把“需求定律”看成经济学的核心规律，经济学的其他规律都是其延伸、展开和衍化；在“需求定律”中，是价格决定需求，而不是需求决定价格，因此他的“需求定律”是价格机制而非价值机制。“需求定律”是西方经济学中价格机制是市场核心机制的理论基础。而本人认为，“需求定律”不但有例外，可以被证伪，而且必然被证伪；“需求定律”之所以必然被证伪，是因为“需求定律”本来就是悖论：需求属于价值的范畴，现实中真正的“需求定律”本来应该是价值决定价格、需求决定价格的价值定律，然而西方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理论表述却是价格决定价值、价格决定需求的价格定律。前几年有人问张五常：为什么北大MBA价格上涨，念的人反而更多？张五常回答：需求增加，价格上涨。这里“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和 “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这两个理论表述之间就是悖论；理论表述上“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而实际遇到的却是“需求增加，价格上涨”，这两者之间就是悖论。产生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是在所谓的“需求定律”中把价值规律和价格“规律”这两条规律揉在一起。这两条“规律”既不等同也不能并列。不但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本身蕴涵悖论，而且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之间也存在着悖论。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种物品价格上升，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减少。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定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种物品价格上升，对该物品供给量增加。在这里，同样一个因：“一种物品价格上升”，产生两个果：“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减少”和“对该物品供给量增加”。也就是说“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减少”和“对该物品供给量增加”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结果可以同时存在，而这两个结果是现实上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为了自圆其说，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提出“供求定律”：任何一种物品的价格都会自发调整，使该物品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并根据这个平衡画出“需求供给曲线”，用“供求定律”和“需求供给曲线”来论证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但这种用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解决“需求定律”、“供给定律”自相矛盾的“供求定律”、“需求供给曲线”只能是抽象的，不能真正解决“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因为和现实脱节造成的悖论，用“供求定律”、“需求供给曲线”来论证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更是牵强附会，使理论和实践更加脱节。解决“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悖论的唯一途径，是运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把价值规律和价格“规律”分离开来，用价值规律来定义“需求定律”。为什么有时价格越高越有人要？就是因为价格越高证明了价值越高，越激发了人的强烈需求。有时价格越高越有人要，价格约低越没人要说明：在现实上，需求决定价格是绝对的，价格决定需求是相对的。“需求增加，价格上涨；需求减少，价格下降”是必然的，“价格上涨，需求减少；价格下降，需求增加”是偶然的。科学定律只能建立在必然性、绝对性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偶然性、相对性的基础上。价格决定需求是价格机制，需求决定价格是价值机制。价值机制是绝对的、必然的，价格机制是相对的、偶然的，说明价值机制才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只是价值机制的派生和补充，是价值机制的偶然表现。市场本来不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而是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因此，张五常的上述价格决定需求的“需求定律”本来就不成立，更不能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规律。把西方经济学价格决定需求的“需求定律”定位为经济学的核心规律，展开为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在经济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必然是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把中国市场化改革定位为社会货币化、产业化改革，把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定位于价格机制改革，都是这一“定律”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应用。前段邓玉娇刀刃淫官这一突发事件，就以极端典型的形式宣告了主流价格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邓玉娇的修脚刀表现出来的贞洁无价、尊严无价的烈女事迹，宣告了主流经济学“经济人”、“理性人”理论的破产，宣告了西方经济学“需求定律”和张五常“三招两式”的破产。价格经济学理论的要害：用经济学的实证性否定规范性，用经济人的经济利益否认道德价值。但价格经济学既不规范也不实证——价格经济学的金钱至上论既不规范也不实证——起码在邓玉娇的修脚刀面前得不到实践的证明，在邓玉娇事件排山倒海的民意面前得不到实践的证明。
什么是价格经济学的唯理性主义？邓贵大花钱买处、花钱买春、花钱买欢、花钱买身体、花钱买尊严是理性的，邓玉娇欣然接受、乖乖趴下、三呼官人、俯首就淫是理性的。钱多钱少、价格高低可以商量，但不为大把金钱所动、奋起反抗绝对是不正常、非理性的“精神病”人。司机撞倒了人，如果车下救人，赔偿数额大于把人压死，是非理性、非科学的；如果索性再来一下，二次碾压把人压死，其赔偿数额小于仅仅把人压伤，是理性的、科学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小钱能使小鬼推磨大钱能使大鬼推磨，世间没有用钱办不到的事、世间没有不能用钱来估算其价值的事、世间没有不能用价格衡量其价值的事，这就是中国价格经济学家理性人、“经济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张五常“需求定律”的精粹。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向人性化管理的今天，价格经济学家却鼓吹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入人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血和泪的历史阶段，成为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
价格经济学的逻辑结论就是生产的目的不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赚更多的钱。靠人民币币值低估来倾销以换取美元，是以降低劳动者的工资为前提、以降低质量为前提、以降低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前提。把换取的美元又借给美国投机、投资、救市，是以降低本国发展速度为前提。人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金钱至上、价格核心是经济规律论与经济主体论对立的根源。主流价格经济学宣称的可以用金钱衡量一切、可以用经济学解释一切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微观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帝国主义”，是把人还原为经济人、把经济人还原为自私的人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归结于货币、把货币归结于价格、把价格归结于交易、把交易归结于产权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产业化、产业市场化、市场金钱化、一切向钱看的“帝国主义”，是把经济学庸俗化的“帝国主义”。由这样的经济学来主导中国的改革，只能扭曲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主流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解决这个悖论的根本途径，是改变主流价格经济学范式，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可以把颠倒了的人和财富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使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邓玉娇的修脚刀告诉我们：“理性的”人并不仅仅为钱而存在，“理性的”社会不是只靠GDP增长取得发展。要把幸福确立为经济学的目标，就必须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只有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才能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有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才是真正科学的科学发展观。
如果说，邓玉娇事件的背景是主流价格经济学根据“需求定律”偷偷主张性产业化的“暗流汹涌”，那么大量假冒伪劣药品和医患事故发生的背景则是根据“需求定律”公开主张医疗产业化的“一江春水”。而无论是性产业化还是医疗产业化，其始作俑者都是新自由经济学家和他们自鸣得意的价格经济学的“需求定律”、以价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GDP增长观。正好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我们可爱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切领域归GDP”的口号。一切领域归GDP的基础，就是把一切领域都拿去产业化。张五常在“鼓励市场专业分化是中国医改的主要出路”博文中把医疗专业分工和“市场化”（实质就是“价格化”）结合起来，就是根据“需求定律”从微观机制上彻底实现中国医疗的产业化。这是他新自由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本质的必然表现。
医疗产业化和性产业化一样，虽然都是GDP增长的可观的数据源，然而都会导致GDP异化。什么是GDP异化？靠减少耕地、环境污染、口袋经济，百姓生命、健康、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为代价来换取GDP数字增长，为官员提高政绩往上爬提供台阶打基础，就是GDP异化；GDP提高并没有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反却总体上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就是GDP异化。GDP异化，就是为了GDP数字增长而把社会所有领域都拿去“产业化”，以致造成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崩溃，使社会法制缺失、诚信丧失，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GDP异化本来就不是什么改革的成果，当然也就谈不上为人民所分享。所谓“GDP异化”，就是GDP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背离、财富增加与人的幸福的对立。出卖耕地，是在社会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币市泡沫、汇市泡沫，是在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GDP异化”还包括资源滥采乱挖使大量资源荒废对资源开发的异化，教育产业化演变成文凭产业化、学历泡沫化、学术行政化及其对国民整体素质、国民创新能力、国民创新体系的异化，营养品保健品内含有毒元素对国民健康的异化，司法部门也搞“创收”而造成出现腐败、系列“窝案”对社会公正保障体系的异化，等等。
由于医患之间、药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疗产业化必然造成无病要养、小病大养、假冒伪劣药品横行的局面，造成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甚至使医疗成为压在低收入者头上的一座大山，使不少人因看不起病而延误医治。医疗本来是治病的，因为被“产业化”后，医院、医生、医药使人没病变成有病、小病变成大病，从而造成医院、医生、医药异化。事实证明：医疗只能作为社会福利的公共品而由政府支出，其只能靠社会价值机制来调节而不能靠价格机制来调节。医疗只能在绿色GDP中实现“产业化”，而不能在“需求定律”中实现产业化。在“需求定律”中实现医疗产业化只能造成医疗异化、GDP异化。
经济，就是人类创造、生产、实现价值的活动；价值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规律。作为经济本质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围绕价值规律展开，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展开的过程就是价值规律的实现过程。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规律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中的核心规律。因此，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应该把“需求定律”由价格经济学范畴上升为价值经济学范畴。从现实上看，如果以需求的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标准，那么就要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由此“主流”经济学范式就要转变。如果这边以需求的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水准，那边以金钱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那么就会出现“财富悖论”。“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经济学悖论”——财富是价格经济学的范畴，需求是幸福经济学的范畴。用“财富”名词来表达“需求”概念，本身就是概念和名词的不对称；概念和名词的不对称，会出现概念的混淆，从而陷入“悖论”。
经济学是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学只有以价值机制还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之分，没有宏观微观之别。以价值机制为核心，微观经济学也是宏观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核心，宏观经济学也是微观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经济学只是对经济过程的近似描述；不管其形式多精密，都不可能做到对经济现实的精确反映。试图用“需求定律”来说明均衡价格的存在，是思维方式与对象的不对称。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价格也不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但在工业经济时期，表面现象掩盖了本质。在知识经济时期，本质以赤裸裸的方式表现出来——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从本质到现象，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从不完全竞争到完全竞争，价值机制都是市场的一级机制，价格机制都是市场的二级机制。市场机制本来并不以价格为基础，而是以价值为基础。以价格为基础只是历史的偶然的、局部的、表面的现象；而以价值为基础，则是历史的必然的、整体的、深层次的本质。知识经济，为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偶然把握必然提供了历史条件。
从宇宙学的观点看来，主体与客体、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价值关系。均衡，首先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均衡，然后才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以前一个均衡为经济学的出发点，价值规律是社会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以后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格规律是市场的核心规律，价格机制是社会的核心机制；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经济学成了配置经济学。以价格规律为核心，追求的是平衡；以价值规律为核心，追求的是发展。价格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价值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在知识经济时代，即使市场是完全的，供求也不可能平衡，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不可能充分，市场不可能预测、不可能出清，任何建立在价格机制基础上的“模型”都是无效的。这里，产品的非竞争性不是市场不充分的表现，而恰恰是市场机制的本质要求。以价值为市场的核心体制，消费也是生产力，分配也属于市场的范畴；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消费与生产、分配与市场是脱节的，市场仅仅成了交易的平台，市场的范围被大大缩小了。这样的市场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市场不能成为完善的市场。资本、资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均不取决于价格，不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曲线，也不取决于供求均衡点或神秘的机制、供求法则，而取决于价值：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取决于需求的强烈程度和满足需求的可能程度。价格与需求并不必然成反比，有时价格越高，需求越强：价格机制背后是商品价值机制，价格规律背后是商品价值规律。
所谓第三方营销，（即所谓顾客应支付的服务价格由第三方支付）实际上是顾客用其他的使用价值（资源，如眼球）来换取第三方的价格支付。这说明价值而不是价格是市场的核心体制；价格可以不在，但价值则无处不在。表面上的转移支付，本质上是使用价值与价格的一种换算关系。用电视上的广告来占用观众的享受空间与时间，表面上观众没有为电视节目付费，实际上是付费的——付出的是观众不得不看广告的时空价值。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要把“需求定律”表述为价格定律，用价格规律来定义“需求定律”，是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的需要。一般均衡论是物和物的均衡，价格规律的价格决定需求把需求物化，符合一般均衡论的要求。价值规律是需求决定价格，这里就涉及到主客体的对称关系问题，而一般均衡理论无法容纳主客体对称关系。这就暴露了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缺陷。价值规律，包括人和人的对称关系，物和物的对称关系，人和物的对称关系。其中人和物的对称关系是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对称关系在此基础上发生与产生作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说明，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主体和客体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层次，作为生产力标准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分别是客体文明和主体文明，社会规律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主客体关系规律的基础上。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说明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方向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社会价值最大化。所有这些只有以价值规律为核心规律的对称经济学才可以提供理论支持，而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张五常的“需求定律”可以休矣。
价值规律（需求决定价格）
需求
价值 价格 需求定律 决定
供给 价格规律（价格决定需求）
需求定律的修正模型
所谓中国经济的解释就是运用对称经济学的方法与模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主体性发挥为主导，以再生型经济与配置型经济的区分为基础，以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为核心，以主客体的对称关系为脉络，以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社会生产关系发展与生产力发展、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为框架，围绕一系列热点问题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现象与本质、原因和结果、现状与趋向作出中肯的分析与解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与方法论基础。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评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四）
“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和 “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这两个理论表述之间就是悖论；理论表述上“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而实际遇到的却是“需求增加，价格上涨”，这两者之间就是悖论。产生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是在所谓的“需求定律”中把价值规律和价格“规律”这两条规律揉在一起。这两条“规律”既不等同也不能并列。不但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本身蕴涵悖论，而且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之间也存在着悖论。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的范畴内，需求定律是我知道唯一的不可或缺的理论。此前所提及的所有假设及定理，全部或明或暗地包括在这定理的一条曲线之内。经济学的其他理论要不是可有可无，就是可用其他的理论替代。……只有需求定律没有其他可靠可用的理论替代，起码到目前还没有。……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古往今来，何时何地，不能有例外。”⑧“需求曲线也是供给曲线 这里有趣的观点是：价格下降一个人会多购进，是需求定律，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价格上升这个人会多沽出，其供应曲线是向右上升的。说有趣，因为在这个简单的市场中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是一回事。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价够高，这个市民沽出，在某价之上其供应曲线对着镜子看是需求曲线了。这样，需求定律也就是供应定律了。” ⑨张五常在这里非常明确地把“需求定律”看成经济学的核心规律，经济学的其他规律都是其延伸、展开和衍化；在“需求定律”中，是价格决定需求，而不是需求决定价格，因此他的“需求定律”是价格机制而非价值机制。“需求定律”是西方经济学中价格机制是市场核心机制的理论基础。而本人认为，“需求定律”不但有例外，可以被证伪，而且必然被证伪；“需求定律”之所以必然被证伪，是因为“需求定律”本来就是悖论：需求属于价值的范畴，现实中真正的“需求定律”本来应该是价值决定价格、需求决定价格的价值定律，然而西方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理论表述却是价格决定价值、价格决定需求的价格定律。前几年有人问张五常：为什么北大MBA价格上涨，念的人反而更多？张五常回答：需求增加，价格上涨。这里“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和 “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这两个理论表述之间就是悖论；理论表述上“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而实际遇到的却是“需求增加，价格上涨”，这两者之间就是悖论。产生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是在所谓的“需求定律”中把价值规律和价格“规律”这两条规律揉在一起。这两条“规律”既不等同也不能并列。不但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本身蕴涵悖论，而且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之间也存在着悖论。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种物品价格上升，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减少。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定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种物品价格上升，对该物品供给量增加。在这里，同样一个因：“一种物品价格上升”，产生两个果：“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减少”和“对该物品供给量增加”。也就是说“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减少”和“对该物品供给量增加”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结果可以同时存在，而这两个结果是现实上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为了自圆其说，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提出“供求定律”：任何一种物品的价格都会自发调整，使该物品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并根据这个平衡画出“需求供给曲线”，用“供求定律”和“需求供给曲线”来论证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但这种用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解决“需求定律”、“供给定律”自相矛盾的“供求定律”、“需求供给曲线”只能是抽象的，不能真正解决“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因为和现实脱节造成的悖论，用“供求定律”、“需求供给曲线”来论证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更是牵强附会，使理论和实践更加脱节。解决“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悖论的唯一途径，是运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把价值规律和价格“规律”分离开来，用价值规律来定义“需求定律”。为什么有时价格越高越有人要？就是因为价格越高证明了价值越高，越激发了人的强烈需求。有时价格越高越有人要，价格约低越没人要说明：在现实上，需求决定价格是绝对的，价格决定需求是相对的。“需求增加，价格上涨；需求减少，价格下降”是必然的，“价格上涨，需求减少；价格下降，需求增加”是偶然的。科学定律只能建立在必然性、绝对性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偶然性、相对性的基础上。价格决定需求是价格机制，需求决定价格是价值机制。价值机制是绝对的、必然的，价格机制是相对的、偶然的，说明价值机制才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只是价值机制的派生和补充，是价值机制的偶然表现。市场本来不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而是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因此，张五常的上述价格决定需求的“需求定律”本来就不成立，更不能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规律。把西方经济学价格决定需求的“需求定律”定位为经济学的核心规律，展开为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在经济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必然是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把中国市场化改革定位为社会货币化、产业化改革，把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定位于价格机制改革，都是这一“定律”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应用。前段邓玉娇刀刃淫官这一突发事件，就以极端典型的形式宣告了主流价格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邓玉娇的修脚刀表现出来的贞洁无价、尊严无价的烈女事迹，宣告了主流经济学“经济人”、“理性人”理论的破产，宣告了西方经济学“需求定律”和张五常“三招两式”的破产。价格经济学理论的要害：用经济学的实证性否定规范性，用经济人的经济利益否认道德价值。但价格经济学既不规范也不实证——价格经济学的金钱至上论既不规范也不实证——起码在邓玉娇的修脚刀面前得不到实践的证明，在邓玉娇事件排山倒海的民意面前得不到实践的证明。
什么是价格经济学的唯理性主义？邓贵大花钱买处、花钱买春、花钱买欢、花钱买身体、花钱买尊严是理性的，邓玉娇欣然接受、乖乖趴下、三呼官人、俯首就淫是理性的。钱多钱少、价格高低可以商量，但不为大把金钱所动、奋起反抗绝对是不正常、非理性的“精神病”人。司机撞倒了人，如果车下救人，赔偿数额大于把人压死，是非理性、非科学的；如果索性再来一下，二次碾压把人压死，其赔偿数额小于仅仅把人压伤，是理性的、科学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小钱能使小鬼推磨大钱能使大鬼推磨，世间没有用钱办不到的事、世间没有不能用钱来估算其价值的事、世间没有不能用价格衡量其价值的事，这就是中国价格经济学家理性人、“经济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张五常“需求定律”的精粹。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向人性化管理的今天，价格经济学家却鼓吹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入人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血和泪的历史阶段，成为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
价格经济学的逻辑结论就是生产的目的不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赚更多的钱。靠人民币币值低估来倾销以换取美元，是以降低劳动者的工资为前提、以降低质量为前提、以降低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前提。把换取的美元又借给美国投机、投资、救市，是以降低本国发展速度为前提。人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金钱至上、价格核心是经济规律论与经济主体论对立的根源。主流价格经济学宣称的可以用金钱衡量一切、可以用经济学解释一切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微观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帝国主义”，是把人还原为经济人、把经济人还原为自私的人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归结于货币、把货币归结于价格、把价格归结于交易、把交易归结于产权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产业化、产业市场化、市场金钱化、一切向钱看的“帝国主义”，是把经济学庸俗化的“帝国主义”。由这样的经济学来主导中国的改革，只能扭曲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主流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解决这个悖论的根本途径，是改变主流价格经济学范式，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可以把颠倒了的人和财富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使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邓玉娇的修脚刀告诉我们：“理性的”人并不仅仅为钱而存在，“理性的”社会不是只靠GDP增长取得发展。要把幸福确立为经济学的目标，就必须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只有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才能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有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才是真正科学的科学发展观。
如果说，邓玉娇事件的背景是主流价格经济学根据“需求定律”偷偷主张性产业化的“暗流汹涌”，那么大量假冒伪劣药品和医患事故发生的背景则是根据“需求定律”公开主张医疗产业化的“一江春水”。而无论是性产业化还是医疗产业化，其始作俑者都是新自由经济学家和他们自鸣得意的价格经济学的“需求定律”、以价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GDP增长观。正好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我们可爱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切领域归GDP”的口号。一切领域归GDP的基础，就是把一切领域都拿去产业化。张五常在“鼓励市场专业分化是中国医改的主要出路”博文中把医疗专业分工和“市场化”（实质就是“价格化”）结合起来，就是根据“需求定律”从微观机制上彻底实现中国医疗的产业化。这是他新自由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本质的必然表现。
医疗产业化和性产业化一样，虽然都是GDP增长的可观的数据源，然而都会导致GDP异化。什么是GDP异化？靠减少耕地、环境污染、口袋经济，百姓生命、健康、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为代价来换取GDP数字增长，为官员提高政绩往上爬提供台阶打基础，就是GDP异化；GDP提高并没有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反却总体上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就是GDP异化。GDP异化，就是为了GDP数字增长而把社会所有领域都拿去“产业化”，以致造成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崩溃，使社会法制缺失、诚信丧失，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GDP异化本来就不是什么改革的成果，当然也就谈不上为人民所分享。所谓“GDP异化”，就是GDP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背离、财富增加与人的幸福的对立。出卖耕地，是在社会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币市泡沫、汇市泡沫，是在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GDP异化”还包括资源滥采乱挖使大量资源荒废对资源开发的异化，教育产业化演变成文凭产业化、学历泡沫化、学术行政化及其对国民整体素质、国民创新能力、国民创新体系的异化，营养品保健品内含有毒元素对国民健康的异化，司法部门也搞“创收”而造成出现腐败、系列“窝案”对社会公正保障体系的异化，等等。
由于医患之间、药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疗产业化必然造成无病要养、小病大养、假冒伪劣药品横行的局面，造成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甚至使医疗成为压在低收入者头上的一座大山，使不少人因看不起病而延误医治。医疗本来是治病的，因为被“产业化”后，医院、医生、医药使人没病变成有病、小病变成大病，从而造成医院、医生、医药异化。事实证明：医疗只能作为社会福利的公共品而由政府支出，其只能靠社会价值机制来调节而不能靠价格机制来调节。医疗只能在绿色GDP中实现“产业化”，而不能在“需求定律”中实现产业化。在“需求定律”中实现医疗产业化只能造成医疗异化、GDP异化。
经济，就是人类创造、生产、实现价值的活动；价值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规律。作为经济本质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围绕价值规律展开，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展开的过程就是价值规律的实现过程。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规律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中的核心规律。因此，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应该把“需求定律”由价格经济学范畴上升为价值经济学范畴。从现实上看，如果以需求的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标准，那么就要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由此“主流”经济学范式就要转变。如果这边以需求的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水准，那边以金钱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那么就会出现“财富悖论”。“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经济学悖论”——财富是价格经济学的范畴，需求是幸福经济学的范畴。用“财富”名词来表达“需求”概念，本身就是概念和名词的不对称；概念和名词的不对称，会出现概念的混淆，从而陷入“悖论”。
经济学是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学只有以价值机制还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之分，没有宏观微观之别。以价值机制为核心，微观经济学也是宏观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核心，宏观经济学也是微观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经济学只是对经济过程的近似描述；不管其形式多精密，都不可能做到对经济现实的精确反映。试图用“需求定律”来说明均衡价格的存在，是思维方式与对象的不对称。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价格也不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但在工业经济时期，表面现象掩盖了本质。在知识经济时期，本质以赤裸裸的方式表现出来——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从本质到现象，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从不完全竞争到完全竞争，价值机制都是市场的一级机制，价格机制都是市场的二级机制。市场机制本来并不以价格为基础，而是以价值为基础。以价格为基础只是历史的偶然的、局部的、表面的现象；而以价值为基础，则是历史的必然的、整体的、深层次的本质。知识经济，为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偶然把握必然提供了历史条件。
从宇宙学的观点看来，主体与客体、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价值关系。均衡，首先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均衡，然后才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以前一个均衡为经济学的出发点，价值规律是社会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以后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格规律是市场的核心规律，价格机制是社会的核心机制；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经济学成了配置经济学。以价格规律为核心，追求的是平衡；以价值规律为核心，追求的是发展。价格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价值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在知识经济时代，即使市场是完全的，供求也不可能平衡，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不可能充分，市场不可能预测、不可能出清，任何建立在价格机制基础上的“模型”都是无效的。这里，产品的非竞争性不是市场不充分的表现，而恰恰是市场机制的本质要求。以价值为市场的核心体制，消费也是生产力，分配也属于市场的范畴；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消费与生产、分配与市场是脱节的，市场仅仅成了交易的平台，市场的范围被大大缩小了。这样的市场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市场不能成为完善的市场。资本、资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均不取决于价格，不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曲线，也不取决于供求均衡点或神秘的机制、供求法则，而取决于价值：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取决于需求的强烈程度和满足需求的可能程度。价格与需求并不必然成反比，有时价格越高，需求越强：价格机制背后是商品价值机制，价格规律背后是商品价值规律。
所谓第三方营销，（即所谓顾客应支付的服务价格由第三方支付）实际上是顾客用其他的使用价值（资源，如眼球）来换取第三方的价格支付。这说明价值而不是价格是市场的核心体制；价格可以不在，但价值则无处不在。表面上的转移支付，本质上是使用价值与价格的一种换算关系。用电视上的广告来占用观众的享受空间与时间，表面上观众没有为电视节目付费，实际上是付费的——付出的是观众不得不看广告的时空价值。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要把“需求定律”表述为价格定律，用价格规律来定义“需求定律”，是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的需要。一般均衡论是物和物的均衡，价格规律的价格决定需求把需求物化，符合一般均衡论的要求。价值规律是需求决定价格，这里就涉及到主客体的对称关系问题，而一般均衡理论无法容纳主客体对称关系。这就暴露了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缺陷。价值规律，包括人和人的对称关系，物和物的对称关系，人和物的对称关系。其中人和物的对称关系是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对称关系在此基础上发生与产生作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说明，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主体和客体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层次，作为生产力标准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分别是客体文明和主体文明，社会规律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主客体关系规律的基础上。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说明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方向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社会价值最大化。所有这些只有以价值规律为核心规律的对称经济学才可以提供理论支持，而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张五常的“需求定律”可以休矣。
价值规律（需求决定价格）
需求
价值 价格 需求定律 决定
供给 价格规律（价格决定需求）
需求定律的修正模型
所谓中国经济的解释就是运用对称经济学的方法与模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主体性发挥为主导，以再生型经济与配置型经济的区分为基础，以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为核心，以主客体的对称关系为脉络，以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社会生产关系发展与生产力发展、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为框架，围绕一系列热点问题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现象与本质、原因和结果、现状与趋向作出中肯的分析与解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与方法论基础。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谈智慧经济（今日头条）
[ 2016/05/19 11:25 | by admin ]
2016/05/19 11:25 | by admin ]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谈智慧经济
原载：中国网 光明网
目前我国智慧经济方兴未艾，对智慧经济的定义也五花八门，但作为真正的有经济形态意义的“智慧经济”概念，由我国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在其所著的《智慧经济与智慧经济学》、《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和《对称经济学丛书》中第一次提出并加以系统的阐述。只有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方法的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揭示智慧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
什么是真正的有经济形态意义的“智慧经济”概念？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宏观上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中观上智慧生态大农业经济、智慧生态城市经济、智慧生态区域经济，微观上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企业经济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增长方式上升为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的经济形态，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模式即智慧经济形态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促进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因此，所谓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因此，陈世清先生指出，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智慧经济不是一个标签，一个噱头，一个时髦的名称，不是一个可供炒作的概念。智慧经济是一种新的增长方式，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所以从经济形态上是智慧经济，从增长方式上就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作为动态的、功能化的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运营为增长方式的经济形态；也只有知识经济上升到智慧经济阶段，人类经济增长方式才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陈先生指出，作为智慧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就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知识运营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创新就是通过创造产生新事物。知识运营中，知识创新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造自然创新是人工自然创新的前提，人工自然创新是人化自然创新的前提。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经营模式是对策。陈先生认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老板不应该是唯利是图、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在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中盲目博弈的“经济人”，而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战略、有谋略的“理性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不应该是什么博弈，而应该是对策。对策是对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营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对策论则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学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定位，使之功能化、本质化、简单化，从而扬弃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在方法论上的对立。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对称。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智慧经济在突出创意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称——以人为中心的动态平衡关系。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资源优化配置是手段，资源优化再生是目的。只有资源优化再生才有生产力的真正发展。主客体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而不是客体之间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转化，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和谐。智慧经济要求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科学化就是意识形态人类化，使人类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必须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合理定位，对它们的合理性作出合理性证明，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科学化首先要求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传统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之所以水火不容、难以融合，除了由于它们各自的方法论局限、使它们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利益机制，使这些经济学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经济全球化也是经济利益的趋同化，社会发展要求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使意识形态科学化，才能扫除经济学融合的障碍，为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予主义相统一的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打下基础。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相伴随的是经济帝国化；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已逐步被经济意识形态所代替，经济取得了君临一切的地位。在经济利益面前，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退居二位。大陆与台湾之间，中美、中日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求同存异。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智慧经济主导下的国际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为对称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也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客观要求。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经济学，那么要建立和谐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称发展、和谐发展必须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智慧经济就是再生经济。从微观来看，作为再生经济的智慧经济是合作主导竞争的竞合经济、双赢经济、合作经济的新的市场经济形态。
陈先生指出，作为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的智慧经济学，是关于智慧经济的发展规律，智慧经济学的方法、性质、结构、功能、发展趋向的学科。智慧经济学是对经济和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经济的重新定位，产生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产生经济学的全新范式。智慧经济学的范式，体现了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结构与功能、理论与实际的对称与统一。
陈先生指出，作为新的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经济学范式的智慧经济，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有着社会发展的必然。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慧是智力的运用，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互碰撞的火花。把智力转变成智慧，本身就需要智慧。五维空间哲学观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五维空间哲学观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哲学理论、哲学方法论与宇宙发展模式，是爱因斯坦四维空间观发展的必然结果。五度空间哲学观用宇宙万物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成功解释理论到实践，智慧、知识转变为生产力的内在机制与过程，指导人们自觉运用智慧-知识-信息向能量和质量的转化裂变出生产力。对称经济学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对称经济学用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结构方法科学解释经济现象、正确认识经济结构、完整把握经济规律、准确预测经济趋势、深刻揭示经济本质，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创业经济学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创业经济学是反映以创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规律、以经济规律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主体与创业客体相互关系为主线，以机会的创造、把握和运用为核心，以提高创业者的素质为目的，综合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行为科学、创业学的相关成果，展开自己的范畴体系，极大地促进以创意为先导、创新为主导、创造为途径、创业为基础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智慧经济的发展。
陈先生指出，作为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智慧经济的产生是传统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知识的发展。智慧不能归结于知识，知识不能归结于科学，科学不能归结于线性科学。科学是真，知识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智慧经济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首先是能带来文化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软技术，然后才是自然科学与硬技术。其中，哲学的创新将为其他方面的创新起导向作用。所以哲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首要要素，抽象思维能力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生产力。作为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学范式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的范式，使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得到统一，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得到统一，从而实现经济学科学范式的转换。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以创新经济学为先导、创业经济学为基础、再生经济学为核心、知识运营学为主导、智慧经济学为整体框架，其完美的结构是对称空间—五度空间的“全息元”。
陈先生指出，确立智慧经济为新的经济形态，将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正确的思路与方法。陈先生指出，以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为核心、本质与灵魂的智慧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经济。从微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是企业存在的前提，也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企业的发展。从中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集团经济、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智慧经济不仅仅是智能设施经济，不仅仅是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经济，不仅仅是信息系统经济，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不仅仅是物联网经济，也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以智慧—知识为主导、通过创意园区、智能工具、互联网+实现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资产与资产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形成完整的生态性再生性系统性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通过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来实现的企业规模经营、技术更新换代、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才是智慧经济在中观领域的核心内涵。信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是连接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纽带，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承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桥梁。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全面辐射性与全局牵动性，是智慧经济的新经济增长点。智慧经济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企业的集团化规模化增长、产业和区域经济的系统化可持续发展。从宏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经济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两大层次组成，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智慧经济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确立了国民创新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民创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智慧经济就是宏观经济主体自觉化解产能过剩，调整经济结构，使我国永远不存在“经济过热”、永远可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用创意带动创新、用创新产业带动知识产业、用国民创新体系带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业体系，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业体系催化国民创新体系，是我国新常态经济——智慧经济发展的模式，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我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捷径。
陈先生指出，确立智慧经济为新的经济形态，将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准确的框架与精准的途径。作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形态，确立了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首先，智慧经济确立了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智慧经济中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给劳动者提供科学的理想、信念、预见，从而给劳动者提供精神动力，给劳动者提供正确的思想方法和一般工作方法，并转化成具体的正确的劳动方法；给劳动者提供抽象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智力，使劳动者由市场经济中盲目博弈的奴隶转变为自觉对策的主体。智慧经济中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教育、社会的思想文化制度、政治制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造力，要发挥人的创造力，必须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哲学、意识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社会思想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等社会思想关系，除了各自都能对生产力起直接作用以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智慧经济形态中政府调控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好的制度设计、政府有效监管与服务是健全的、有序运转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确少的重要因素，以再生为基础、价值为核心、合作为引导、劳动力产权为前提的市场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不仅不矛盾，而且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称的组成部分。但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智慧经济形态中生产力既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功能，也是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功能；这种功能不是物质的或思想的社会关系孤立地发生的，而是通过和社会系统中的其他方面的关系、要素相互作用中共同发生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完整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抽象；在现实中，物质的社会关系既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决定作用，也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反作用。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整个社会系统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中的一个因素。生产力不是要素而是功能，不仅仅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所谓经济结构就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结构；市场没有外部性，政府不在市场之外就在市场之中，政治体制改革、学术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智慧经济形态理论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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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网 光明网
目前我国智慧经济方兴未艾，对智慧经济的定义也五花八门，但作为真正的有经济形态意义的“智慧经济”概念，由我国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在其所著的《智慧经济与智慧经济学》、《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和《对称经济学丛书》中第一次提出并加以系统的阐述。只有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方法的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揭示智慧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
什么是真正的有经济形态意义的“智慧经济”概念？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宏观上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中观上智慧生态大农业经济、智慧生态城市经济、智慧生态区域经济，微观上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企业经济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增长方式上升为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的经济形态，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模式即智慧经济形态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促进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因此，所谓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因此，陈世清先生指出，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智慧经济不是一个标签，一个噱头，一个时髦的名称，不是一个可供炒作的概念。智慧经济是一种新的增长方式，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所以从经济形态上是智慧经济，从增长方式上就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作为动态的、功能化的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运营为增长方式的经济形态；也只有知识经济上升到智慧经济阶段，人类经济增长方式才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陈先生指出，作为智慧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就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知识运营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创新就是通过创造产生新事物。知识运营中，知识创新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造自然创新是人工自然创新的前提，人工自然创新是人化自然创新的前提。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经营模式是对策。陈先生认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老板不应该是唯利是图、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在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中盲目博弈的“经济人”，而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战略、有谋略的“理性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不应该是什么博弈，而应该是对策。对策是对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营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对策论则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学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定位，使之功能化、本质化、简单化，从而扬弃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在方法论上的对立。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对称。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智慧经济在突出创意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称——以人为中心的动态平衡关系。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资源优化配置是手段，资源优化再生是目的。只有资源优化再生才有生产力的真正发展。主客体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而不是客体之间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转化，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和谐。智慧经济要求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科学化就是意识形态人类化，使人类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必须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合理定位，对它们的合理性作出合理性证明，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科学化首先要求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传统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之所以水火不容、难以融合，除了由于它们各自的方法论局限、使它们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利益机制，使这些经济学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经济全球化也是经济利益的趋同化，社会发展要求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使意识形态科学化，才能扫除经济学融合的障碍，为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予主义相统一的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打下基础。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相伴随的是经济帝国化；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已逐步被经济意识形态所代替，经济取得了君临一切的地位。在经济利益面前，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退居二位。大陆与台湾之间，中美、中日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求同存异。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智慧经济主导下的国际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为对称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也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客观要求。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经济学，那么要建立和谐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称发展、和谐发展必须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智慧经济就是再生经济。从微观来看，作为再生经济的智慧经济是合作主导竞争的竞合经济、双赢经济、合作经济的新的市场经济形态。
陈先生指出，作为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的智慧经济学，是关于智慧经济的发展规律，智慧经济学的方法、性质、结构、功能、发展趋向的学科。智慧经济学是对经济和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经济的重新定位，产生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产生经济学的全新范式。智慧经济学的范式，体现了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结构与功能、理论与实际的对称与统一。
陈先生指出，作为新的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经济学范式的智慧经济，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有着社会发展的必然。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慧是智力的运用，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互碰撞的火花。把智力转变成智慧，本身就需要智慧。五维空间哲学观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五维空间哲学观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哲学理论、哲学方法论与宇宙发展模式，是爱因斯坦四维空间观发展的必然结果。五度空间哲学观用宇宙万物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成功解释理论到实践，智慧、知识转变为生产力的内在机制与过程，指导人们自觉运用智慧-知识-信息向能量和质量的转化裂变出生产力。对称经济学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对称经济学用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结构方法科学解释经济现象、正确认识经济结构、完整把握经济规律、准确预测经济趋势、深刻揭示经济本质，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创业经济学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创业经济学是反映以创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规律、以经济规律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主体与创业客体相互关系为主线，以机会的创造、把握和运用为核心，以提高创业者的素质为目的，综合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行为科学、创业学的相关成果，展开自己的范畴体系，极大地促进以创意为先导、创新为主导、创造为途径、创业为基础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智慧经济的发展。
陈先生指出，作为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智慧经济的产生是传统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知识的发展。智慧不能归结于知识，知识不能归结于科学，科学不能归结于线性科学。科学是真，知识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智慧经济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首先是能带来文化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软技术，然后才是自然科学与硬技术。其中，哲学的创新将为其他方面的创新起导向作用。所以哲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首要要素，抽象思维能力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生产力。作为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学范式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的范式，使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得到统一，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得到统一，从而实现经济学科学范式的转换。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以创新经济学为先导、创业经济学为基础、再生经济学为核心、知识运营学为主导、智慧经济学为整体框架，其完美的结构是对称空间—五度空间的“全息元”。
陈先生指出，确立智慧经济为新的经济形态，将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正确的思路与方法。陈先生指出，以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为核心、本质与灵魂的智慧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经济。从微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是企业存在的前提，也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企业的发展。从中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集团经济、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智慧经济不仅仅是智能设施经济，不仅仅是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经济，不仅仅是信息系统经济，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不仅仅是物联网经济，也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以智慧—知识为主导、通过创意园区、智能工具、互联网+实现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资产与资产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形成完整的生态性再生性系统性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通过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来实现的企业规模经营、技术更新换代、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才是智慧经济在中观领域的核心内涵。信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是连接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纽带，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承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桥梁。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全面辐射性与全局牵动性，是智慧经济的新经济增长点。智慧经济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企业的集团化规模化增长、产业和区域经济的系统化可持续发展。从宏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经济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两大层次组成，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智慧经济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确立了国民创新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民创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智慧经济就是宏观经济主体自觉化解产能过剩，调整经济结构，使我国永远不存在“经济过热”、永远可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用创意带动创新、用创新产业带动知识产业、用国民创新体系带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业体系，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业体系催化国民创新体系，是我国新常态经济——智慧经济发展的模式，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我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捷径。
陈先生指出，确立智慧经济为新的经济形态，将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准确的框架与精准的途径。作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形态，确立了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首先，智慧经济确立了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智慧经济中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给劳动者提供科学的理想、信念、预见，从而给劳动者提供精神动力，给劳动者提供正确的思想方法和一般工作方法，并转化成具体的正确的劳动方法；给劳动者提供抽象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智力，使劳动者由市场经济中盲目博弈的奴隶转变为自觉对策的主体。智慧经济中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教育、社会的思想文化制度、政治制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造力，要发挥人的创造力，必须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哲学、意识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社会思想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等社会思想关系，除了各自都能对生产力起直接作用以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智慧经济形态中政府调控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好的制度设计、政府有效监管与服务是健全的、有序运转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确少的重要因素，以再生为基础、价值为核心、合作为引导、劳动力产权为前提的市场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不仅不矛盾，而且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称的组成部分。但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智慧经济形态中生产力既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功能，也是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功能；这种功能不是物质的或思想的社会关系孤立地发生的，而是通过和社会系统中的其他方面的关系、要素相互作用中共同发生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完整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抽象；在现实中，物质的社会关系既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决定作用，也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反作用。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整个社会系统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中的一个因素。生产力不是要素而是功能，不仅仅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所谓经济结构就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结构；市场没有外部性，政府不在市场之外就在市场之中，政治体制改革、学术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智慧经济形态理论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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