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合作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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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6/02 11:04 | by admin ]
2016/06/02 11:04 | by admin ]
陈世清：合作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社会是有机体，社会经济是有机体，生产力是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功能，合作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的内容；作为它们的一定组成方式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的形式。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说成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把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作了简单化的处理。社会是有机体，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社会有机体的功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对象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社会的思想关系和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生产力不是要素，不属层次范畴，不是社会某部分要素的功能，而是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功能。所以社会有机体就是经济有机体。政治经济学是物质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整体经济学。
自从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中提出经济基础是内容、上层建筑是形式的观点（见《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301页）以来，我国不少哲学教科书一直沿用了这个观点。如：“在社会经济形态中，由社会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是内容；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而言是形式”（艾思奇），“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形式，它同时又是上层建筑的内容”（韩树英、肖前、李秀林）。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经济基础，属于社会存在，这是没有疑问的。上层建筑，有些人认为完全属于社会意识，另一些人主张不完全属于社会意识。但无论哪一种观点正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有着无可否认的本质不同。形成生产力的要素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固然是生产方式内部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则完全或不完全属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根据生产力的要素同生产关系之间是生产方式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推出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也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诚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一样，都是对称关系，但并不是凡对称关系都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等范畴之间都是对称关系，但都不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当然，人类社会是一有机整体，无疑也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正好象我们不能根据人是一有机整体，就说人的骨骼是内容、血肉是形式一样，我们也不能根据社会是一有机整体，就说经济基础是内容、上层建筑是形式。如果我们承认内容是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的总和，不愿把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看成是两个事物或同一事物中两个不同组成部分间的关系，那么就不应否认：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的内容；作为它们的一定组成方式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的形式。因此，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说成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把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作了简单化的处理。这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在实践中，造成理论和实践相互关系的颠倒，即理论上承认上层建筑服务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服务生产力，实践上是生产力服务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服务于上层建筑。
搞清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结构，是理解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前提。
劳动者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劳动者的生产力，只是社会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微缩。劳动工具的生产能力及其现实发挥，是整个社会系统整体功能的具体表现。劳动工具只有在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现实地发挥生产力。既然是人化自然，就应该是人的本质力量（包括体力和智力）的外化；这样物质的人化自然必然有人的精神的因素。潜在的劳动对象也有精神的因素。在现实上，物质关系中有精神的因素，精神关系中有物质的因素。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生产力也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
把生产力看成社会系统工程的整体功能，不但可以正确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形成，而且可以用科学方法使个别生产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只有把生产力看成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才能做到社会系统中各要素层次的对称发展、有序发展，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否则，改革只能偏离方向，结果适得其反。在不同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同，有的是物质因素，有的是精神因素；但作为整体竞争力，都无例外地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
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说明，合作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人之初，性本善。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合作是人的本性，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互换劳动的关系是合作主导竞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动力机制有一个从竞争主导到合作主导的过程。政治经济学认为竞争机制是市场的动力机制的论法，已经过时。人与人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浓缩；人与人的历史关系，是逻辑关系的展开。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本质的外部表现；人的本质是人与人关系的根据和基础。
一个人成为不仅对自然、而且对他人而言的主体，是相对主体,他人就是相对客体。在异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是相对的，不一致是绝对的；在非异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是绝对的，不一致是相对的。但无论相对的不一致，还是绝对的不一致，都不可能是完全的一致；无论一致还是不一致，人的出发点都是他们自己。以自己为目的、他人为手段，是绝对的；以他人为目的、自己为手段是相对的。这相对主体原理是社会领域的基本定理。相对主体原理在自然领域的定理——每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生物个体，有着相对独立的生物生理需要。相对主体原理在意识（心理）领域的基本定理：人之成为主体的本质特征或要求，是他的创造性，尽管各个主体的创造性程度有不同。每个人，都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成为相对主体，但任何人都只有（和只要）经过主观努力即修养，才能（就能）使这种成为相对主体的必然性成为现实性。也就是说，修养，是人成为相对主体的充要条件；其中，创造性是相对主体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相对客体——别人相对于自己，自己的过去相对于自己的现在，自己相对于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意识相对于自我意识。人的自我意识——认识你自己是相对主体的最本质特征。
社会的邪恶势力,即负主体力量
相对客体 作为他人的主体
作为自我意识的对象的自己
自我意识（狭义）
相对主体（自我）
自我意识（广义）
所谓自我创造，就是作为自我意识和自我对象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为核心同
相对客体的相互作用，即以自我为核心对相对客体和客体的相容和超越。
相对主体
绝对主体
人 相对客体
绝对客体
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为统一，以主体为中心的同客体的统一，二者之间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又作用于前者，因此归根到底是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和客体的统一。这就是人类化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的对称结构。只有人类化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才有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逻辑体系又是历史过程和结果。其中个体的历史和逻辑同类的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
人的发展的全面化过程，就是人和社会的主体化、人的主体和社会的主体的系统化过程。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系统化的主体和主体的系统化。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类化社会，就是在全面分工的基础上人的全面交往，使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和人的社会性的充分发展以前者为基础达到有机统一。人的本质是社会主体。人分为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前者是真正的主体，后者是非主体或负主体，是主体的异化。劳动者的本质是劳动；主体化的劳动者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把人与人关系仅仅看成是社会关系，同仅仅把人与人关系看成是自然关系一样，都是片面的；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精神关系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历史发展，必须以个人、相对主体为中心。在这里，人与人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浓缩；人与人的历史关系，是逻辑关系的展开。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本质的外部表现；人的本质是人与人关系的根据和基础。
主体
人
负主体
主体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负主体的关系
主体负主体的关系
正好象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都不是人的本质属性，而只是人的本质属
性----自我创造性的外部局部表现一样，人的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精神关系也都不是人与人关系的本质，而只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本质——互相利用、互相交换劳动关系的外部的、局部的表现
人的本质 本质属性 精神属性 本质关系 精神关系
作为主体的人 （自我 社会属性 （互相利用） 社会关系
创造） （自我创造性） 自然属性 自然关系
人的本质与人的各种关系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浓缩，也是历史关系的组成部分。从人的本质到人的各种关系的展开和区别只有抽象的意义，在现实上它们是不可分开的，正好象任何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一样。但并不由此而否认这种抽象的认识和实践的巨大意义。
人的需要可以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可以是社会发展的阻力，到底何者成为现实，要看外部条件所决定的人的需要的满足方式和途径。就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而言，善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善是合作主导竞争的主体性活动。生产有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的生产，价值有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道德价值。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的关系还是羊与羊的关系，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资源是否再生；一个是人的价值取向是物欲还是自身的全面发展。当人类处于生存创业阶段，以不可再生的资源作为生产的主要要素时，商场是战争，人与人之间是狼；当人类以可再生可共享的信息、知识为生产的主要要素，人的追求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以自身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时，人与人之间是羊。羊的社会是和谐的社会，羊的经济是和谐的经济。让我们赶走狼，用羊的图腾取代狼的图腾。
善是人的个性与亲和力的对称。人的个性与亲和力也是双向同步过程。个性和人际之间亲和力的关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在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亲和力（合群）以缺乏个性为基础；在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亲和力以人的个性为基础。个性和亲和力的关系既是社会发展的标准又是社会发展的原因。
善是义与利的对称。合作主导竞争的关系，就是义与利的对称关系。价值有相对性，道德、善恶、功利、义利有相对性。义的本质：义是创造性的利，是为了创造而结成的人的互助合作关系，是长远的根本的整体的利，是互利。义和利不是对立的而是在本质上统一的。同样是从利出发（相对的主体性），可以经过“利”（横向进取性）而使利得而复失，也可以经过义（主体性），使利失而复得。二者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己。一个是无义而无利，一个是有义而有利。因此义利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就是义利统一律。主体价值规律即义利统一律。在常人看来，老板是讲利的，无商不奸、唯利是图是老板的本性， 因此“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与利二者似乎水火不容，针尖对麦芒。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只有以诚为本，与人为善，广交朋友，才能左右逢源，赢得更多的机遇，才能使自己的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壮大，走向辉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一个“儒商”，就应该在叱诧商场的同时，坚持以诚为本，外圆内方。这不但可以使自己赢得良好的声誉，更可以使自己交下无数朋友，为他带来无数商机。知识经济也即双赢经济，知识的可再生性，使双赢合作成为合作的主导模式，义利不但应当统一，而且可以统一。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富贵与道德同时兼备不再是一个神话。作为一位“德财兼备”，鱼和熊掌兼而得之的儒商，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完人。孔子所揭示的义利统一的规律，能够作为我们经商的指导，使大家能做大做稳，练好内功，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优势，来迎接加入经济全球化与狼共舞的挑战。
善是人的深层次本质。性无善无恶、性善恶混、性善、性恶是人的四层次的本质。它们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内在根据，提供了人的各种行为的可能。但哪一种行为成为现实，取决于外部条件。这外部条件，最根本、最主要的是社会制度，其次是道德环境、舆论环境。当社会制度、道德环境、舆论环境有利于人善的本质外化为行为时，人的善的本质就外化为行为的现实；那么人就成了好人；反之，当社会制度，道德舆论环境有利于人的恶的本质外化为行为时，人的恶的本质就外化为行为的现实；那么人就成了坏人。当然，社会制度，道德舆论环境是历史的、具体的、可变的，因此人的本质的外化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可变的。好人和坏人可以转化，转化的条件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好人总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是包括社会制度、道德环境、舆论环境在内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专制制度产生了无数人际关系间的无休止内耗，且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专制制度的个人（包括君王本身）都是专制制度的直接和间接的受害者。任何人都不能长久地从中得到好处。民主制度是符合人性的理想制度，有利于社会有机体的协调和生产力的发展。
人的恶的需要和善的需要不是截然分开、互不关联的，而是互相依赖、此消彼长的。由于恶的需要的满足途径相对来说来得简便；所以在外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人的恶的需要总要占据优势地位；只有在外部条件不许可的情况下，人的恶的需要才让位于善的需要。所以外部条件是很重要的。制度的好坏可以决定人的好坏。不管怎样，善的途径比恶的途径在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更根本、更长久、更有力。因此，要建立一套好的制度，使人们都能从善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从善的途径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自觉性，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就是合作主导竞争的主体性活动。
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通常都说需要推动社会的发展。然而需要本身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人的潜生意识。人的需要作为人的多层次本质在潜意识中的反映，本身并不是“恶”，人的需要的满足有两种途径：横向：向其他人索取。纵向：向自然（或外部世界）索取。只有人的需要利用外部条件（专制制度是主要部分）直接间接地向其他人索取（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偷盗抢劫）时，人的恶的本质才成为现实，人的需要才成为恶。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斗争。当人的需要利用同他人的合作向大自然索取（具体表现：创造、生产出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时，人的善的本质就成为现实，这时人的需要就成为善。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充满了互助和谐。
社会是有机体，社会经济是有机体，生产力是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功能，合作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的内容；作为它们的一定组成方式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的形式。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说成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把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作了简单化的处理。社会是有机体，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社会有机体的功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开。劳动者、劳动手段、劳动对象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社会的思想关系和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生产力不是要素，不属层次范畴，不是社会某部分要素的功能，而是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功能。所以社会有机体就是经济有机体。政治经济学是物质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整体经济学。
自从斯大林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中提出经济基础是内容、上层建筑是形式的观点（见《斯大林全集》第一卷第301页）以来，我国不少哲学教科书一直沿用了这个观点。如：“在社会经济形态中，由社会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是内容；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而言是形式”（艾思奇），“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形式，它同时又是上层建筑的内容”（韩树英、肖前、李秀林）。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经济基础，属于社会存在，这是没有疑问的。上层建筑，有些人认为完全属于社会意识，另一些人主张不完全属于社会意识。但无论哪一种观点正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有着无可否认的本质不同。形成生产力的要素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固然是生产方式内部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则完全或不完全属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不能根据生产力的要素同生产关系之间是生产方式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推出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也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诚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一样，都是对称关系，但并不是凡对称关系都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原因和结果、必然和偶然等范畴之间都是对称关系，但都不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当然，人类社会是一有机整体，无疑也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但正好象我们不能根据人是一有机整体，就说人的骨骼是内容、血肉是形式一样，我们也不能根据社会是一有机整体，就说经济基础是内容、上层建筑是形式。如果我们承认内容是构成事物的一切要素的总和，不愿把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看成是两个事物或同一事物中两个不同组成部分间的关系，那么就不应否认：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是社会的内容；作为它们的一定组成方式的社会形态，才是社会的形式。因此，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说成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把复杂的社会有机体作了简单化的处理。这在理论上是根本错误的；在实践中，造成理论和实践相互关系的颠倒，即理论上承认上层建筑服务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服务生产力，实践上是生产力服务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服务于上层建筑。
搞清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结构，是理解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前提。
劳动者是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统一。劳动者的生产力，只是社会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微缩。劳动工具的生产能力及其现实发挥，是整个社会系统整体功能的具体表现。劳动工具只有在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现实地发挥生产力。既然是人化自然，就应该是人的本质力量（包括体力和智力）的外化；这样物质的人化自然必然有人的精神的因素。潜在的劳动对象也有精神的因素。在现实上，物质关系中有精神的因素，精神关系中有物质的因素。只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说生产力也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
把生产力看成社会系统工程的整体功能，不但可以正确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形成，而且可以用科学方法使个别生产力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只有把生产力看成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才能做到社会系统中各要素层次的对称发展、有序发展，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否则，改革只能偏离方向，结果适得其反。在不同的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同，有的是物质因素，有的是精神因素；但作为整体竞争力，都无例外地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
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说明，合作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人之初，性本善。善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合作是人的本性，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互换劳动的关系是合作主导竞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动力机制有一个从竞争主导到合作主导的过程。政治经济学认为竞争机制是市场的动力机制的论法，已经过时。人与人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浓缩；人与人的历史关系，是逻辑关系的展开。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本质的外部表现；人的本质是人与人关系的根据和基础。
一个人成为不仅对自然、而且对他人而言的主体，是相对主体,他人就是相对客体。在异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一致是相对的，不一致是绝对的；在非异化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是绝对的，不一致是相对的。但无论相对的不一致，还是绝对的不一致，都不可能是完全的一致；无论一致还是不一致，人的出发点都是他们自己。以自己为目的、他人为手段，是绝对的；以他人为目的、自己为手段是相对的。这相对主体原理是社会领域的基本定理。相对主体原理在自然领域的定理——每个人都是相对独立的生物个体，有着相对独立的生物生理需要。相对主体原理在意识（心理）领域的基本定理：人之成为主体的本质特征或要求，是他的创造性，尽管各个主体的创造性程度有不同。每个人，都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成为相对主体，但任何人都只有（和只要）经过主观努力即修养，才能（就能）使这种成为相对主体的必然性成为现实性。也就是说，修养，是人成为相对主体的充要条件；其中，创造性是相对主体的本质属性和根本要求。相对客体——别人相对于自己，自己的过去相对于自己的现在，自己相对于自己的意识，自己的意识相对于自我意识。人的自我意识——认识你自己是相对主体的最本质特征。
社会的邪恶势力,即负主体力量
相对客体 作为他人的主体
作为自我意识的对象的自己
自我意识（狭义）
相对主体（自我）
自我意识（广义）
所谓自我创造，就是作为自我意识和自我对象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为核心同
相对客体的相互作用，即以自我为核心对相对客体和客体的相容和超越。
相对主体
绝对主体
人 相对客体
绝对客体
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为统一，以主体为中心的同客体的统一，二者之间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又作用于前者，因此归根到底是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和客体的统一。这就是人类化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的对称结构。只有人类化的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才有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逻辑体系又是历史过程和结果。其中个体的历史和逻辑同类的历史和逻辑是一致的。
人的发展的全面化过程，就是人和社会的主体化、人的主体和社会的主体的系统化过程。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就是系统化的主体和主体的系统化。所谓人的全面发展的人类化社会，就是在全面分工的基础上人的全面交往，使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和人的社会性的充分发展以前者为基础达到有机统一。人的本质是社会主体。人分为劳动者和非劳动者，前者是真正的主体，后者是非主体或负主体，是主体的异化。劳动者的本质是劳动；主体化的劳动者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把人与人关系仅仅看成是社会关系，同仅仅把人与人关系看成是自然关系一样，都是片面的；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精神关系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历史发展，必须以个人、相对主体为中心。在这里，人与人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浓缩；人与人的历史关系，是逻辑关系的展开。人与人的关系，是人的本质的外部表现；人的本质是人与人关系的根据和基础。
主体
人
负主体
主体的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负主体的关系
主体负主体的关系
正好象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都不是人的本质属性，而只是人的本质属
性----自我创造性的外部局部表现一样，人的自然关系、社会关系、精神关系也都不是人与人关系的本质，而只是人与人的关系的本质——互相利用、互相交换劳动关系的外部的、局部的表现
人的本质 本质属性 精神属性 本质关系 精神关系
作为主体的人 （自我 社会属性 （互相利用） 社会关系
创造） （自我创造性） 自然属性 自然关系
人的本质与人的各种关系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逻辑关系是历史关系的浓缩，也是历史关系的组成部分。从人的本质到人的各种关系的展开和区别只有抽象的意义，在现实上它们是不可分开的，正好象任何客观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一样。但并不由此而否认这种抽象的认识和实践的巨大意义。
人的需要可以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可以是社会发展的阻力，到底何者成为现实，要看外部条件所决定的人的需要的满足方式和途径。就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而言，善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善是合作主导竞争的主体性活动。生产有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的生产，价值有物质价值、精神价值和道德价值。人与人之间是狼与狼的关系还是羊与羊的关系，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资源是否再生；一个是人的价值取向是物欲还是自身的全面发展。当人类处于生存创业阶段，以不可再生的资源作为生产的主要要素时，商场是战争，人与人之间是狼；当人类以可再生可共享的信息、知识为生产的主要要素，人的追求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以自身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时，人与人之间是羊。羊的社会是和谐的社会，羊的经济是和谐的经济。让我们赶走狼，用羊的图腾取代狼的图腾。
善是人的个性与亲和力的对称。人的个性与亲和力也是双向同步过程。个性和人际之间亲和力的关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在社会发展的低级阶段，亲和力（合群）以缺乏个性为基础；在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亲和力以人的个性为基础。个性和亲和力的关系既是社会发展的标准又是社会发展的原因。
善是义与利的对称。合作主导竞争的关系，就是义与利的对称关系。价值有相对性，道德、善恶、功利、义利有相对性。义的本质：义是创造性的利，是为了创造而结成的人的互助合作关系，是长远的根本的整体的利，是互利。义和利不是对立的而是在本质上统一的。同样是从利出发（相对的主体性），可以经过“利”（横向进取性）而使利得而复失，也可以经过义（主体性），使利失而复得。二者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只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表现形式不同而己。一个是无义而无利，一个是有义而有利。因此义利在本质上是同一的。这就是义利统一律。主体价值规律即义利统一律。在常人看来，老板是讲利的，无商不奸、唯利是图是老板的本性， 因此“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与利二者似乎水火不容，针尖对麦芒。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只有以诚为本，与人为善，广交朋友，才能左右逢源，赢得更多的机遇，才能使自己的事业从无到有，不断壮大，走向辉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作一个“儒商”，就应该在叱诧商场的同时，坚持以诚为本，外圆内方。这不但可以使自己赢得良好的声誉，更可以使自己交下无数朋友，为他带来无数商机。知识经济也即双赢经济，知识的可再生性，使双赢合作成为合作的主导模式，义利不但应当统一，而且可以统一。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富贵与道德同时兼备不再是一个神话。作为一位“德财兼备”，鱼和熊掌兼而得之的儒商，已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完人。孔子所揭示的义利统一的规律，能够作为我们经商的指导，使大家能做大做稳，练好内功，用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优势，来迎接加入经济全球化与狼共舞的挑战。
善是人的深层次本质。性无善无恶、性善恶混、性善、性恶是人的四层次的本质。它们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内在根据，提供了人的各种行为的可能。但哪一种行为成为现实，取决于外部条件。这外部条件，最根本、最主要的是社会制度，其次是道德环境、舆论环境。当社会制度、道德环境、舆论环境有利于人善的本质外化为行为时，人的善的本质就外化为行为的现实；那么人就成了好人；反之，当社会制度，道德舆论环境有利于人的恶的本质外化为行为时，人的恶的本质就外化为行为的现实；那么人就成了坏人。当然，社会制度，道德舆论环境是历史的、具体的、可变的，因此人的本质的外化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可变的。好人和坏人可以转化，转化的条件就是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好人总是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是包括社会制度、道德环境、舆论环境在内的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专制制度产生了无数人际关系间的无休止内耗，且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专制制度的个人（包括君王本身）都是专制制度的直接和间接的受害者。任何人都不能长久地从中得到好处。民主制度是符合人性的理想制度，有利于社会有机体的协调和生产力的发展。
人的恶的需要和善的需要不是截然分开、互不关联的，而是互相依赖、此消彼长的。由于恶的需要的满足途径相对来说来得简便；所以在外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人的恶的需要总要占据优势地位；只有在外部条件不许可的情况下，人的恶的需要才让位于善的需要。所以外部条件是很重要的。制度的好坏可以决定人的好坏。不管怎样，善的途径比恶的途径在满足人的需要方面更根本、更长久、更有力。因此，要建立一套好的制度，使人们都能从善的途径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从善的途径来满足自己需要的自觉性，就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自由自觉的劳动就是合作主导竞争的主体性活动。
善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通常都说需要推动社会的发展。然而需要本身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是人的潜生意识。人的需要作为人的多层次本质在潜意识中的反映，本身并不是“恶”，人的需要的满足有两种途径：横向：向其他人索取。纵向：向自然（或外部世界）索取。只有人的需要利用外部条件（专制制度是主要部分）直接间接地向其他人索取（坑蒙拐骗、贪污腐败、偷盗抢劫）时，人的恶的本质才成为现实，人的需要才成为恶。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充满了斗争。当人的需要利用同他人的合作向大自然索取（具体表现：创造、生产出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物质和精神产品）时，人的善的本质就成为现实，这时人的需要就成为善。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充满了互助和谐。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今日头条）
[ 2016/05/26 16:57 | by admin ]
2016/05/26 16:57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复杂系统工程，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就是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给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复杂系统中合理定位，明确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复杂系统论方法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方法。
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社会是一个系统，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一个系统，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不是系统化减弱的过程，而是系统化强化的过程。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从来就有也非一成不变的。在商品经济早期，宏观调控的作用并不明显；这时自由竞争的作用占主导。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时期自由主义经济盛行的根本原因。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随着经济的主体化、系统化，迫切需要用上层（包括国家、制度、法律、规则）的作用来整合下层，使无序的经济活动有序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全息化、规模化，这时宏观调控的作用才逐步占主导。宏观调控必然性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的变迁。如果看不到宏观调控必然性背后的生产方式变迁，把宏观调控凝固，是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变迁。这既非规范方法、也非实证方法。
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单独决定。因此，同样是商品经济，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商品经济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四面包围之下，因此本质上属于农业性商品经济；而西方的商品经济则大部分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独立发展，因此性质上属于纯商品经济。前者由于整体上受制于人身依附关系，所以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动而随生随灭，难以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后者则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所以一般比较容易持续地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当然，除了政治关系外，宗教意识形态、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都对能否进入工业经济社会起了较大的作用。可见，决定经济社会的性质是农业还是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是商品经济一个要素，而是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这里，生产力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它的标志不等于生产力本身；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标志（根据系统的协同律、相关律），其中生产工具可以直观地、典型地作为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但也仅仅是标志而己，而不是生产力本身，更不是决定生产力的根本因素。决定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这两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要素。市场经济是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发展过程，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平面发展过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转型的中国市场经济只有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准确定位、合理解释与科学重建。中国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全息元”，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综合，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因而是典型的社会复杂系统，建构中国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工程。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政府成为经济主体、宏观调控成为市场经济必然环节的时代背景。知识经济发展观是全球发展观。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经济重新洗牌，通过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来实现；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标志，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径。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崩溃、世界多元化经济体系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前提；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展开。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政府救市即可轻松度过；只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转型：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的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扬弃，这种市场体制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是对称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既是历史也是逻辑，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既是层次也是结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实践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转变的“全息元”。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将使中国率先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社会的调节机制越来越简单：从超经济强制（暴力、战争、人身依附关系、计划安排）到市场，从人治经法治到法制,市场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既然复杂系统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方法，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整体论、全息论即“一石多鸟”、“多石一鸟”相互渗透，“月映万川”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还原论的“一石一鸟”、“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要运用整体论、全息论的思维方式，就可以理解：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把政府宏观调控看成系统工程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内在统一的。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依据与理论依据，其中也包括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因为经济学的发展如果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将什么都不是，成何“理论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而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凯恩斯主义有本质区别。作为系统工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本质区别在于：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社会定位不同：国家干预是宏观经济微观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对称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微观经济范畴，也是宏观经济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国家是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问题，首先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是经济学范式、以及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抑或马克思的经济学，决非在旧的范式中进行“补丁”或采用某种数学模型就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得到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完善、更先进的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必须有比西方现代经济学更先进的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理论依据，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经过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国家调节”、“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范式语境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完整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预主义的本质区别，难以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是复杂系统；对称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法的理论依据。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范式通过对称的视角、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来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方法论依据。
对称的视角，就是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不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视角。对称，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发展方式转型与制度转型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改革就是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为对称。
五维空间观的视野，就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对称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带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使经济发展的五维空间属性得以充分展示。经济全球化是空间概念，经济一体化是层次概念。一体化意味着本原化、高层化、稳定化。全球化是一体化的基础，一体化催化全球化。根据五维空间方法论，知识经济是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改革是时空层次相对称的五维空间的模式；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中国市场经济要不要宏观调控、怎样调控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也不以西方的经济学为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五维空间的，只有用五维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相对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知识经济、转型经济、智慧经济、融合经济、回归经济、共有经济、时间经济、空间经济、层次经济、再生经济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统一；含政府宏观调控在内的中国模式——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离开五维空间观的视野无法理解这个过程。
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就是市场经济有序与无序、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相统一的视野。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社会越来越具有量子场特征。但市场经济的量子化过程与市场经济的系统化过程是双向同步过程，市场量子论并未否认市场系统论，正好像量子论并未否认系统论与牛顿力学一样。市场经济是一个量子场不是否定了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系统，而是促使社会系统由简单系统转变为复杂系统，促使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结合。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相结合的结果，是使系统论演变为复杂系统论——由只有有序结构一个层面组成的简单系统论，发展成有序与无序两个层面组成的复杂系统论；使量子力学演变为系统论量子力学——在无序中寻找有序、把无序整合成有序、把非系统提升为系统的系统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关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人可以通过自觉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所以妄想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切割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由于市场经济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在环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可分离，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对称哲学、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对称经济学，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根据上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这样一个定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复杂系统工程，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就是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给政府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复杂系统中合理定位，明确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复杂系统论方法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方法。
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社会是一个系统，市场经济社会也是一个系统，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不是系统化减弱的过程，而是系统化强化的过程。宏观调控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从来就有也非一成不变的。在商品经济早期，宏观调控的作用并不明显；这时自由竞争的作用占主导。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时期自由主义经济盛行的根本原因。到了市场经济时期，随着经济的主体化、系统化，迫切需要用上层（包括国家、制度、法律、规则）的作用来整合下层，使无序的经济活动有序化，分散的经济活动全息化、规模化，这时宏观调控的作用才逐步占主导。宏观调控必然性的背后，是生产方式的变迁。如果看不到宏观调控必然性背后的生产方式变迁，把宏观调控凝固，是用非历史的方法研究经济制度变迁。这既非规范方法、也非实证方法。
通过空间展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层次和时间上的不同阶段，由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所决定，而经济社会系统的性质，由系统中的各个要素整体共同决定，而不是由某一方面单独决定。因此，同样是商品经济，东方的特别是中国的商品经济处于人身依附关系的四面包围之下，因此本质上属于农业性商品经济；而西方的商品经济则大部分摆脱了人身依附关系而独立发展，因此性质上属于纯商品经济。前者由于整体上受制于人身依附关系，所以随着政治关系的变动而随生随灭，难以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后者则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所以一般比较容易持续地发展到工业经济社会。当然，除了政治关系外，宗教意识形态、地理环境、生活方式、道德风俗习惯等都对能否进入工业经济社会起了较大的作用。可见，决定经济社会的性质是农业还是工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是商品经济一个要素，而是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这里，生产力作为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它的标志不等于生产力本身；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标志（根据系统的协同律、相关律），其中生产工具可以直观地、典型地作为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但也仅仅是标志而己，而不是生产力本身，更不是决定生产力的根本因素。决定生产力的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这两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要素。市场经济是以主体为主导的、主客体统一的系统发展过程，而不是“自由市场”的平面发展过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转型的中国市场经济只有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才有可能得到准确定位、合理解释与科学重建。中国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全息元”，是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综合，是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因而是典型的社会复杂系统，建构中国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复杂系统工程。市场经济发展本身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信息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市场经济从微观经济向宏观经济发展，也就是从无序经济向有序经济、不规范经济向规范经济、自由经济向法制经济转变的过程。在信息经济时代，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实证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学是规范的。规范经济学要求用知识主导信息，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用对策主导博弈，用对称主导均衡，用人的主体性主导客体性，用人的积极的主动的理性行为来引导、化解不确定性。这是实证经济学向规范经济学转变、政府成为经济主体、宏观调控成为市场经济必然环节的时代背景。知识经济发展观是全球发展观。知识经济带来的全球经济重新洗牌，通过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来实现；全球金融体制的重新洗牌，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标志，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核心，也是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的主要途径。美元为主导的世界金融体制崩溃、世界多元化经济体系形成，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逻辑前提；世界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展开。应该通过金融危机的偶然性，看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工业经济时期生产的社会性与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与知识经济时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不对称引起的经济危机，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在量上，前者的不对称是算术级数，后者的不对称是几何级数；在质上，前者的直接原因是消费不足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矛盾，后者的直接原因是过度消费、透支消费造成生产与消费结构失衡。从后果来看，实体与实体的不对称只要几经磨合就可搞定；而泡沫与实体的不对称，由于给社会造成诚信危机、给人造成信用恐惧，不可能短期修复。最可怕的是失去人心；一旦人们对经济前景失去信心，必将引起连锁反应。要重整旗鼓，用老办法只能捉襟见肘；只有另辟蹊径，才有望重振雄风。这期间的困惑，恐怕不是只要政府救市即可轻松度过；只有政府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才能使预期过度造成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复归对称。建构新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复杂系统工程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市场化改革是复杂系统工程。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转型：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的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扬弃，这种市场体制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这个融合是持续不断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是对称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既是历史也是逻辑，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既是层次也是结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实践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转变的“全息元”。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将使中国率先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社会的调节机制越来越简单：从超经济强制（暴力、战争、人身依附关系、计划安排）到市场，从人治经法治到法制,市场从价格机制到价值机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复杂系统论方法。
既然复杂系统论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方法，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整体论、全息论即“一石多鸟”、“多石一鸟”相互渗透，“月映万川”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还原论的“一石一鸟”、“一个方程只能解一个未知数”的线性思维方式。只要运用整体论、全息论的思维方式，就可以理解：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把政府宏观调控看成系统工程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内在统一的。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宏观调控的性质、宏观调控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发展的逻辑结论。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依据与理论依据，其中也包括经济学的理论依据，因为经济学的发展如果离开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将什么都不是，成何“理论依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但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而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凯恩斯主义有本质区别。作为系统工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的本质区别在于：理论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价值经济学。经济基础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私有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运用手段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热衷运用货币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侧重运用财政手段。调节目标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目标是均衡，具有反周期性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节目标是对称，具有可持续发展性质。调节过程不同：国家干预主义的调节是非常态，具有即时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节过程是常态，具有稳定性。社会定位不同：国家干预是宏观经济微观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对称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微观经济范畴，也是宏观经济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国家是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依据，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问题，首先是经济学范式问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是经济学范式、以及经济学范式后面的哲学范式的问题。无论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抑或马克思的经济学，决非在旧的范式中进行“补丁”或采用某种数学模型就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得到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完善、更先进的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必须有比西方现代经济学更先进的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的理论依据，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经过扬弃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称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产生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语境决定同一个名词会有不同的内涵，使之成为不同的概念。比如“市场化”、“国家调节”、“宏观调控”、“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等等，如果不能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范式语境中定义，而是望文生义，就难以完整把握对称经济学，难以准确把握对称经济学同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区别、政府宏观调控同国家干预主义的本质区别，难以正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
市场经济是复杂系统；对称经济学，就是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对称的视角、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建立起来的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既是特殊的经济学，也是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一般的、人类的经济学，应该成为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统一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基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法的理论依据。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范式通过对称的视角、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的视野，来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方法论依据。
对称的视角，就是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本质不同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视角。对称，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发展方式转型与制度转型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过程。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的最本质特征，不是系统中的某一个要素，而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改革就是变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为对称。
五维空间观的视野，就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视野。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对称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带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使经济发展的五维空间属性得以充分展示。经济全球化是空间概念，经济一体化是层次概念。一体化意味着本原化、高层化、稳定化。全球化是一体化的基础，一体化催化全球化。根据五维空间方法论，知识经济是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改革是时空层次相对称的五维空间的模式；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经济与政治的转型使自己后来居上，但这种后来居上是以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终点为起点，而不是重走西方国家走过的老路。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中国市场经济要不要宏观调控、怎样调控不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模本，也不以西方的经济学为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解释不了中国经济，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转型经济的发展是典型的五维空间的，只有用五维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与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现实相对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功，是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知识经济、转型经济、智慧经济、融合经济、回归经济、共有经济、时间经济、空间经济、层次经济、再生经济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统一；含政府宏观调控在内的中国模式——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建构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离开五维空间观的视野无法理解这个过程。
复杂系统论的视野，就是市场经济有序与无序、不确定性与确定性相统一的视野。社会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经过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社会越来越具有量子场特征。但市场经济的量子化过程与市场经济的系统化过程是双向同步过程，市场量子论并未否认市场系统论，正好像量子论并未否认系统论与牛顿力学一样。市场经济是一个量子场不是否定了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系统，而是促使社会系统由简单系统转变为复杂系统，促使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结合。系统论与量子力学相结合的结果，是使系统论演变为复杂系统论——由只有有序结构一个层面组成的简单系统论，发展成有序与无序两个层面组成的复杂系统论；使量子力学演变为系统论量子力学——在无序中寻找有序、把无序整合成有序、把非系统提升为系统的系统论量子力学。量子力学与市场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关系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人可以通过自觉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所以妄想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定位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相互关系，切割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由于市场经济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市场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在环节。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不可分离，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
对称哲学、五维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对称经济学，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根据上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法论与理论依据，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这样一个定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陈世清：智慧经济是智力经济
[ 2016/05/26 16:56 | by admin ]
2016/05/26 16:56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是智力经济
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要素中占主导、知识产业成为社会经济龙头产业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在知识产业中占主导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创新性知识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是经济增长方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经营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创造力——通过优化配置实现优化再生的能力，是智慧经济形态的功能。智慧经济，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智慧经济，强化了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了以智力为中心和生产力、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智慧经济本质上是智力经济。
知识经济以知识为主导；智慧经济以创意为先导；创意属于智慧的范畴。以创意为先导的知识经济就是智慧经济，创意—创新—创造—产业的逻辑结构和历史结构，就是知识运营。知识经济→知识运营→智慧经济。智慧经济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是对古今中外智慧的系统总结，使智力对经济的作用由偶然上升为必然。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
知识经济 宏观 创意 微观
信息经济 知识 创新 知识
智慧 资本经济 运营 创造 运营
经济 资产经济 创业
产品经济
资源经济
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创意是创新的先导，没有创意就没有创新。智力是创意的本质，没有智力就没有创意。智慧经济是智力经济、创造力经济。创造力经济是再生经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前提。如果不是把发展创造力作为发展生产力的首要任务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理好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各方面的关系，而是相反，将使我国江郎才尽、竭泽而渔、坐吃山空、恶性循环，不但发展不可持续，而且增长不可持续，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表面繁荣以后陷入经济枯竭状态。对人的创造力结构、智力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进行剖析，既是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以智力经济为中介，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一致的；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学，必须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研究人的智力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人对自己智力同经济的关系的认识有一个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智力既由社会发展程度决定，又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智慧经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说明：必须把生产力归结于人的能力，把生产力发展归结于人的智力发挥，把社会发展归结于人的创造能力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一致的，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与动力，又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与标志。
智力的本质是创造能力，宇宙的本质也是创造力，智力的本质和宇宙的本质是同一的。
与宇宙本质同一的创造力—智力是意识的内部创造能力和外部创造能力的总和，是人的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同人的创造力有关、能发挥人的创造力的知识是整体的知识、动态的知识、功能的知识、运用的知识。智慧经济，就是智力和生产力、创新性知识同客体、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智慧经济，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智慧经济，强化了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了以智力为中心和生产力、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智慧经济就是主体化、系统化、操作化、功能化、动态化、具体化的知识经济。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历史的、逻辑的前提，是创造性的劳动；而劳动之所以是创造性的，是由于生产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东西。因此，创造性劳动历史和逻辑的首要的前提，是精神性的创造劳动，是科学的发展、教育水平和人的智力水平的提高。以往的知识经济侧重人和自然的对称。以往的智慧侧重人和人的对称,智慧经济则是两者的统一,在突出创新和创意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统一。所以智慧经济的经济形态比原先知识经济的经济形态更完整全面，智慧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完成和系统化、功能化。智慧经济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智慧经济的历史与逻辑、内在机制与发展动力说明，智力既是知识经济生产力的本质，也是任何经济形态生产力的本质。智慧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升华——把知识经济升华为智力经济。必须把开发人的智力提高到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把发展生产力归结为提高人的智力。
由于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所以在人的意识系统中，不但显意识，而且潜意识都决定人的智力。潜意识是显意识的基础，因而也是智力形成的基础；人的智力的先天因素通过潜意识发生作用；人的智力的后天因素，也以潜意识为基础。潜意识对人的创造思维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作为潜意识组成部分的意志力的强弱，是人的智力高低的表现，也是人的智力的基础环节；人的其他方面的智力，只能建立在意志力上面，而意志力又是建立在人的需要的满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面。因而人的智力同人的本能分不开，并以后者为基础。这充分说明：人的智力既是生产力的原因，又是生产力的结果。人的意识只能在社会系统中形成、发展和发挥作用。意志力是智力同社会相联系的中介环节。如果说，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意志力则是潜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其中，信心是需要满足可能性在潜意识中的反映，决心是需要满足必要性在潜意识中的反映，信心和决心的对称和统一就是意志力。
如果说智商是智力的指数，那么智商就是天赋＋方法＋知识的函数，智商=智商（天赋＋方法＋知识）。人的智力—智商的最高发展，就是创造能力的自由发挥，自由发挥程度取决于天赋＋方法＋知识。智力开发的最根本方法是对称方法。智力开发中的对称原理：智力活动是人的意识的内在的活动，然而它的对称却可以制约人的一切外在活动的对称，智力活动中的对称是人的一切对称之本，抓住了它，就可以无为而无不为。无论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只有以智力的对称为核心和出发点，才有最大的智慧。对称方法在提高智力中的根本功能，就是在人的智力活动中能产生突变和创造，从而提高人的创造力。人们之所以在紧张地研究某个专题一段时间后，当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科目、专题或休息、日常活动时，会突发灵感，产生直觉、联想，就是对称产生突变和创造的结果和表现。自觉地掌握对称原理和方法，能对非逻辑思维的产生进行自觉的控制，彻底消除灵感的神秘性质。灵感虽然是非逻辑的，然而却是理性的——可以理性地加以控制和自觉运用。对称之所以可以产生灵感、直觉、想象等通常所谓的非逻辑思维，是由于客观事物本身和人的知识相互之间存在着全息关系；只有对称，才能使之相互移植。同时在生理上，对称可以使大脑中心各个部分相互调节和加快它们的运转速度、提高它们的工作效率，从而为心理上的相互移植、创造提供生理基础。只有各学科各门类知识对称地学习才能既保持连续性，又保持调节性，做到注意力集中，使紧张的学习协调有序，使生活有规律，从而保持旺盛的精力，有条不紊地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经济的本意就是效益。研究智力结构中的对称原理，提高发挥智力的效率，这本身就体现了经济学原理——对称经济学原理。
所谓精神文明建设的理想、道德、文化、制度部分，都是意识系统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对智力的形成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好的制度，英雄无用武之地；有好的制度，不能自动产生效益。只有在好的制度的基础上，再加上好的决策，才有效益。制度高于技术是传统知识经济，决策高于制度是智慧经济。开发人的智力的最根本途径是真、善、美的对称。在这个对称中，真是前提，善是核心，美是归宿。人的素质和全面发展，既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又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对称经济学应该运用对称方法，研究和揭示智力发展的规律、提高智力的方法与途径，以提高人的智力水平，加快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各方面的智力，同意识系统中的各个层次和要素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每一方面的智力都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意识的要素和结构的量和质的不同，可以影响和决定人的智力结构。这种决定不是单项线性决定，而是综合决定。如果说，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创造力是智力的综合。对称是开发人的智力的最根本途径。意识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全息关系，只有用对称的办法，才能强化和发展它们之间的全息关系，使它们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整体功能。用对称的方法，可以使意识系统中任何一个方面的要素和功能得到充分发展、充分的发挥的同时，使这种发展和发挥形成的优势全息地移植到意识系统中的其他任何方面的要素和功能，从而迅速增加整个意识系统的要素的量和提高它们的质，迅速提高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和人的智力水平，各个方面的要素和功能之间都将发生这种水涨船高、协同发展的关系。除了意识系统中横向的各学科各门类知识之间的对称，还有目标和手段的对称。高尔基说过：一个人努力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于社会就更有效果。从小的方面来讲，对于任何相对独立单元的学习目标和要求的明确，就会导致对与之相应的手段的明确，从而使这个单元的学习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这种目标和手段的对称，将推动人们更高的目标和更高的手段的对称发展。
对称方法不仅在智力的创造性活动中显示出它的功能，也不仅仅在量上显示它的效率，而且可以使原来认为难以掌握的东西变得轻而易举。这也是一种突变。人们之所以在连续学习思考同一门学科一个较长时间后注意力不集中，就是由于对称规律自发起作用的结果——只有通过思考其他问题才能平衡。但如果能自觉运用对称规律就可以自觉地调整，把注意力不集中时思考不必要问题的时间和精力去摄取其他必要科目的信息，从而达到一举两得之功效。面对着自己由于对称而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面对着自己已被证明的本质力量，将得到一种美的愉悦，这种愉悦是人的直觉能力的形成、并进而达到更高层次对称的情感基础。因此，人的意识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包括情感、情绪和需要等潜意识）也必须纳入对称作用系统，使之用积极的情感、情绪代替消极的情感、情绪，用越来越高级的需要来代替较低级的需要，并使之成为人的对称的越来越大的动力。最高层次的智力——非逻辑思维能力及其核心的直觉能力，只能在对称中才能形成和发展。直觉能力是整体的对称的前提和保证。这种以直觉能力为一方、以人的活动的其他方面为另一方的对称过程，是无为无不为能力的形成过程。无为无不为的直觉能力是对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称原理在智力开发中的最根本作用，就是培养人的直觉能力。
对称，既是提高主体活动效率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的途径和手段，又是直接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本身——多方面的活动本身既多方面的需要。以往的脑科学仅仅从脑生理学的高度论证了健脑问题，而没有从脑心理学的角度加以论述。事实上，生理和心理是密不可分的，脑生理和脑心理是相互作用的。要从整个意识系统，从人的生理心理系统组成整个身心大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层次的相互联结上探讨健脑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方法和具体途径。人们通常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然而，思维运动是生命运动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当人们从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推出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时，不要把思维运动排除在体育锻炼的范围之外。思维运动，不但对于脑生理而且对于整个人的生理都有好处。古人说：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说明逆境对人的陶冶作用可从心、身两方面来观察。对于弱者和懦夫，习惯在温室里长大的人，经不起风吹雨打，一遇到逆境，不是随波逐流，就是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甚至自杀；对于强者，刚好可以从中受到多方面的锻炼。如果说，人的生命在于运动，那么人的生理运动和心理运动只有在逆境中才能得以进行和得到强化。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顺境与绝对的逆境，关键在于主体的内环境及对外环境的选择和改造。主体的内环境及外环境对称了，就能加强智力开发，维护身心平衡，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率。
创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非逻辑思维能力
意志力（包括毅力）：信心、决心
控制能力：
注意力：随意注意力
不随意注意力
运用信息能力：表达能力、操作能力
储存信息能力：记忆力
加工信息能力：实验能力
接受信息能力：观察能力
内感能力：情感： 美感
理智感
感受能力： 道德感
好感等
外感能力：听、看、触、味、嗅
人的智力系统中的对称结构与功能
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要素中占主导、知识产业成为社会经济龙头产业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在知识产业中占主导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创新性知识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是经济增长方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经营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创造力——通过优化配置实现优化再生的能力，是智慧经济形态的功能。智慧经济，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智慧经济，强化了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了以智力为中心和生产力、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智慧经济本质上是智力经济。
知识经济以知识为主导；智慧经济以创意为先导；创意属于智慧的范畴。以创意为先导的知识经济就是智慧经济，创意—创新—创造—产业的逻辑结构和历史结构，就是知识运营。知识经济→知识运营→智慧经济。智慧经济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是对古今中外智慧的系统总结，使智力对经济的作用由偶然上升为必然。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
知识经济 宏观 创意 微观
信息经济 知识 创新 知识
智慧 资本经济 运营 创造 运营
经济 资产经济 创业
产品经济
资源经济
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创意是创新的先导，没有创意就没有创新。智力是创意的本质，没有智力就没有创意。智慧经济是智力经济、创造力经济。创造力经济是再生经济、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前提。如果不是把发展创造力作为发展生产力的首要任务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理好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各方面的关系，而是相反，将使我国江郎才尽、竭泽而渔、坐吃山空、恶性循环，不但发展不可持续，而且增长不可持续，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表面繁荣以后陷入经济枯竭状态。对人的创造力结构、智力结构、能力结构、素质结构进行剖析，既是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以智力经济为中介，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是一致的；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学，必须研究人的全面发展、研究人的智力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人对自己智力同经济的关系的认识有一个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智力既由社会发展程度决定，又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志。智慧经济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说明：必须把生产力归结于人的能力，把生产力发展归结于人的智力发挥，把社会发展归结于人的创造能力的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一致的，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与动力，又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与标志。
智力的本质是创造能力，宇宙的本质也是创造力，智力的本质和宇宙的本质是同一的。
与宇宙本质同一的创造力—智力是意识的内部创造能力和外部创造能力的总和，是人的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同人的创造力有关、能发挥人的创造力的知识是整体的知识、动态的知识、功能的知识、运用的知识。智慧经济，就是智力和生产力、创新性知识同客体、人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智慧经济，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智慧经济，强化了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了以智力为中心和生产力、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智慧经济就是主体化、系统化、操作化、功能化、动态化、具体化的知识经济。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历史的、逻辑的前提，是创造性的劳动；而劳动之所以是创造性的，是由于生产出自然界原先没有的东西。因此，创造性劳动历史和逻辑的首要的前提，是精神性的创造劳动，是科学的发展、教育水平和人的智力水平的提高。以往的知识经济侧重人和自然的对称。以往的智慧侧重人和人的对称,智慧经济则是两者的统一,在突出创新和创意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与统一。所以智慧经济的经济形态比原先知识经济的经济形态更完整全面，智慧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完成和系统化、功能化。智慧经济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智慧经济的历史与逻辑、内在机制与发展动力说明，智力既是知识经济生产力的本质，也是任何经济形态生产力的本质。智慧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升华——把知识经济升华为智力经济。必须把开发人的智力提高到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把发展生产力归结为提高人的智力。
由于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所以在人的意识系统中，不但显意识，而且潜意识都决定人的智力。潜意识是显意识的基础，因而也是智力形成的基础；人的智力的先天因素通过潜意识发生作用；人的智力的后天因素，也以潜意识为基础。潜意识对人的创造思维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作为潜意识组成部分的意志力的强弱，是人的智力高低的表现，也是人的智力的基础环节；人的其他方面的智力，只能建立在意志力上面，而意志力又是建立在人的需要的满足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面。因而人的智力同人的本能分不开，并以后者为基础。这充分说明：人的智力既是生产力的原因，又是生产力的结果。人的意识只能在社会系统中形成、发展和发挥作用。意志力是智力同社会相联系的中介环节。如果说，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意志力则是潜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其中，信心是需要满足可能性在潜意识中的反映，决心是需要满足必要性在潜意识中的反映，信心和决心的对称和统一就是意志力。
如果说智商是智力的指数，那么智商就是天赋＋方法＋知识的函数，智商=智商（天赋＋方法＋知识）。人的智力—智商的最高发展，就是创造能力的自由发挥，自由发挥程度取决于天赋＋方法＋知识。智力开发的最根本方法是对称方法。智力开发中的对称原理：智力活动是人的意识的内在的活动，然而它的对称却可以制约人的一切外在活动的对称，智力活动中的对称是人的一切对称之本，抓住了它，就可以无为而无不为。无论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只有以智力的对称为核心和出发点，才有最大的智慧。对称方法在提高智力中的根本功能，就是在人的智力活动中能产生突变和创造，从而提高人的创造力。人们之所以在紧张地研究某个专题一段时间后，当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科目、专题或休息、日常活动时，会突发灵感，产生直觉、联想，就是对称产生突变和创造的结果和表现。自觉地掌握对称原理和方法，能对非逻辑思维的产生进行自觉的控制，彻底消除灵感的神秘性质。灵感虽然是非逻辑的，然而却是理性的——可以理性地加以控制和自觉运用。对称之所以可以产生灵感、直觉、想象等通常所谓的非逻辑思维，是由于客观事物本身和人的知识相互之间存在着全息关系；只有对称，才能使之相互移植。同时在生理上，对称可以使大脑中心各个部分相互调节和加快它们的运转速度、提高它们的工作效率，从而为心理上的相互移植、创造提供生理基础。只有各学科各门类知识对称地学习才能既保持连续性，又保持调节性，做到注意力集中，使紧张的学习协调有序，使生活有规律，从而保持旺盛的精力，有条不紊地完成繁重的学习任务。经济的本意就是效益。研究智力结构中的对称原理，提高发挥智力的效率，这本身就体现了经济学原理——对称经济学原理。
所谓精神文明建设的理想、道德、文化、制度部分，都是意识系统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都对智力的形成起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好的制度，英雄无用武之地；有好的制度，不能自动产生效益。只有在好的制度的基础上，再加上好的决策，才有效益。制度高于技术是传统知识经济，决策高于制度是智慧经济。开发人的智力的最根本途径是真、善、美的对称。在这个对称中，真是前提，善是核心，美是归宿。人的素质和全面发展，既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又是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对称经济学应该运用对称方法，研究和揭示智力发展的规律、提高智力的方法与途径，以提高人的智力水平，加快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各方面的智力，同意识系统中的各个层次和要素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每一方面的智力都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意识的要素和结构的量和质的不同，可以影响和决定人的智力结构。这种决定不是单项线性决定，而是综合决定。如果说，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创造力是智力的综合。对称是开发人的智力的最根本途径。意识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全息关系，只有用对称的办法，才能强化和发展它们之间的全息关系，使它们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整体功能。用对称的方法，可以使意识系统中任何一个方面的要素和功能得到充分发展、充分的发挥的同时，使这种发展和发挥形成的优势全息地移植到意识系统中的其他任何方面的要素和功能，从而迅速增加整个意识系统的要素的量和提高它们的质，迅速提高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和人的智力水平，各个方面的要素和功能之间都将发生这种水涨船高、协同发展的关系。除了意识系统中横向的各学科各门类知识之间的对称，还有目标和手段的对称。高尔基说过：一个人努力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于社会就更有效果。从小的方面来讲，对于任何相对独立单元的学习目标和要求的明确，就会导致对与之相应的手段的明确，从而使这个单元的学习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这种目标和手段的对称，将推动人们更高的目标和更高的手段的对称发展。
对称方法不仅在智力的创造性活动中显示出它的功能，也不仅仅在量上显示它的效率，而且可以使原来认为难以掌握的东西变得轻而易举。这也是一种突变。人们之所以在连续学习思考同一门学科一个较长时间后注意力不集中，就是由于对称规律自发起作用的结果——只有通过思考其他问题才能平衡。但如果能自觉运用对称规律就可以自觉地调整，把注意力不集中时思考不必要问题的时间和精力去摄取其他必要科目的信息，从而达到一举两得之功效。面对着自己由于对称而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面对着自己已被证明的本质力量，将得到一种美的愉悦，这种愉悦是人的直觉能力的形成、并进而达到更高层次对称的情感基础。因此，人的意识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包括情感、情绪和需要等潜意识）也必须纳入对称作用系统，使之用积极的情感、情绪代替消极的情感、情绪，用越来越高级的需要来代替较低级的需要，并使之成为人的对称的越来越大的动力。最高层次的智力——非逻辑思维能力及其核心的直觉能力，只能在对称中才能形成和发展。直觉能力是整体的对称的前提和保证。这种以直觉能力为一方、以人的活动的其他方面为另一方的对称过程，是无为无不为能力的形成过程。无为无不为的直觉能力是对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称原理在智力开发中的最根本作用，就是培养人的直觉能力。
对称，既是提高主体活动效率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的途径和手段，又是直接满足人的多方面的需要本身——多方面的活动本身既多方面的需要。以往的脑科学仅仅从脑生理学的高度论证了健脑问题，而没有从脑心理学的角度加以论述。事实上，生理和心理是密不可分的，脑生理和脑心理是相互作用的。要从整个意识系统，从人的生理心理系统组成整个身心大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层次的相互联结上探讨健脑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方法和具体途径。人们通常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然而，思维运动是生命运动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当人们从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推出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时，不要把思维运动排除在体育锻炼的范围之外。思维运动，不但对于脑生理而且对于整个人的生理都有好处。古人说：天将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说明逆境对人的陶冶作用可从心、身两方面来观察。对于弱者和懦夫，习惯在温室里长大的人，经不起风吹雨打，一遇到逆境，不是随波逐流，就是身心健康受到损害甚至自杀；对于强者，刚好可以从中受到多方面的锻炼。如果说，人的生命在于运动，那么人的生理运动和心理运动只有在逆境中才能得以进行和得到强化。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顺境与绝对的逆境，关键在于主体的内环境及对外环境的选择和改造。主体的内环境及外环境对称了，就能加强智力开发，维护身心平衡，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率。
创造能力：逻辑思维能力
非逻辑思维能力
意志力（包括毅力）：信心、决心
控制能力：
注意力：随意注意力
不随意注意力
运用信息能力：表达能力、操作能力
储存信息能力：记忆力
加工信息能力：实验能力
接受信息能力：观察能力
内感能力：情感： 美感
理智感
感受能力： 道德感
好感等
外感能力：听、看、触、味、嗅
人的智力系统中的对称结构与功能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
[ 2016/05/26 16:52 | by admin ]
2016/05/26 16:52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
许小年：“顾名思义，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宏观政策’和‘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两类，并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政府不管供给，自然也就排除了所有以‘优化结构’为名的调控措施。实践中，计划体制的失败早已为‘优化’的努力做了结论。从理论上讲，优化的前提是最优结构的存在，并且政府对这个最优结构的把握比市场更为深刻和更为全面。然而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信息能力。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怎么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又怎么可能合理安排社会经济活动？正因为意识到政府的局限性，我们于30年前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改革，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根据宏观政策和预期市场环境的变化，微观单位做出投资的调整，由此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因为它最有效地衔接了社会供给和需求。换言之，‘最优产业结构’是市场自发活动的结果，是在无数市场参与者的趋利活动中形成的，它不可能被任何个体(包括政府)所事先预知，当然也就不可能作为政策的目标。”“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
诚然，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结构关系，但政府不管供给吗？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仅仅靠微观经济行为在工资高低、现有企业就业增减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发钱、发购物卷、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业税费减免来激活低迷的国内市场，无异于杯水车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变出口导向型经济为内需导向型经济，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与生产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还是长久的战略，不由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决定。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市场靠消费，消费靠就业，就业靠企业。企业靠什么？企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使这个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充分放大、充分表现而已。“应急”有可能使人大彻大悟，“急中生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观天的“微观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会固守自己原来范式的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宏观调控、政府投资与计划经济之间划等号。
许小年：“从逻辑上讲，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依赖两个关键的假设前提，一是世界上存在着最优产业结构；二是政府比市场高明，能够认识最优产业结构，并且能够制定政策调整结构，实现市场无法实现之目的。当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时，对产业政策的持久迷信与热衷就只能解释为计划经济的惯性，或者部门利益的驱使。”在小商品经济时期确实没有最优产业结构，在知识经济时期不但有最优产业结构，而且这个最优产业结构只能靠政府主体来建立。许小年认为之所以“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是由于“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也就不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只有“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也就是说，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的信息比宏观经济主体即政府的信息要更充分、更对称。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是天然对称的，因而可以对自由市场放纵，源于理性预期学派所提出的所谓“有效市场假说”。这一假说主张，一种资产的价格含有全部相关信息，不可能受到系统化的高估或低估。正是因为各方普遍相信这一理论，才导致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信贷泡沫并不存在”这一观点盛行一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在1999年废除了1933年银行法，推出新的银行法就不再对商业银行从事金融投资进行限制。此后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不断放松，再加上实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华尔街金融投机无限膨胀，带动了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泡沫的扩大，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造成两极分化，酿成萨金特难以解释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游行。这说明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并不对称，微观市场并非有效；也说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之一，要维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离不开政府的金融监管，否则必将酿成金融危机。这说明政府宏观调控必须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而非以所谓“调节社会总需求”为目标，手段也离不开行政手段而不是仅仅是“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一纯经济手段、纯数量手段。
从弗里德曼开创“货币主义”以来，为了给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进行精确的定价和分析，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喜欢用数理模型和定量计算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金特的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与西姆斯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其数据是对政府与“理性经济人”“预期”之间长期博弈的统计结果，这对于政府与“理性经济人”之间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是有用的，在这个成果基础上可以使政府与“理性经济人”的预期之间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博弈，但对于真正的政府宏观调控没有任何意义。在现实上，要使宏观调控真正有效地落实到实处，使政策方针宣示、具体政策制定、政策实际执行相互衔接，公平与效率得以统一，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应该按照公平与效率一致的原则来设计，最终形成宏观经济机制。宏观调控的中心是社会系统的对称，包括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与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健全的民主与健全的法制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产业结构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主导与制约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落实和体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
“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两句话说明，无论是许小年还是哈耶克都是从信息认识论、计量经济学而非从信息控制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宏微观领域的信息对称问题，得出政府根本就不具备以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的信息能力，这是方法论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使他们把结论当前提。对策论与博弈论、控制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有本质的区别——建立在计量经济学与博弈论基础上的信息经济学根本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只有建立在对策论基础上的控制经济学才有可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正像许小年说的，由于“经济人”有理性预期，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所以仅仅通过信息统计、经济计量行为和纯数量着眼的经济刺激政策来解决经济主体的信息对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是包括社会行政控制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西方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与博弈论恰恰缺乏社会系统工程范式，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范式。他们只知道信息经济学不知道知识运营学，只知道计量经济学不知道控制经济学，只知道统计经济学不知道系统工程学，只知道博弈论不知道对策论。所以他们永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问题，也永远不可能使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升华为对策论与控制经济学。他们的有关“制度设计”、“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案，均属于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的范畴；根据他们的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原理”制定出来的政府刺激经济政策只能“按下葫芦浮起瓢”，永远无效。他们之所以要把实践中屡屡碰壁的“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中任何一个环节（如信息、理性预期）只能在这个系统中才能得到准确的定位与合理的解释。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信息是否对称问题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不是数量统计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经济控制论、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学问题；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扬弃预期、引导预期、符合预期，从而使信息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宏观调控既是政治的范畴，也是宏观经济的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因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国家是系统，宏观调控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宏观调控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这对于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量统计、数字游戏、主张市场完全自由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的。
控制经济学意味着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的控制、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提升。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控制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整体框架，也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控制经济学看来，计划以及通过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舆论来实现计划，是优化配置资源、并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必要途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从信息经济学上升到控制经济学，根源于他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祟。要理解控制经济学，就必须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才有可能；而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钻牛角尖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拿手好戏，要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社会经济系统统一起来研究有点力不从心。同时，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控制”经济，好像会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留下空间，为他们所围剿的“社会主义”留下突破口。因此，他们只会在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至于怎样使信息不对称走向对称，只能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这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只能落伍。因为在信息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政府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即客体本身的静态的信息，一个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即主体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准、合作态度。而这两方面，都可以、也只能通过制度设计和宏观调控来解决。在建立最优产业结构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对称经济学
知识运营学
政治经济学
广
义 法律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对策论
控
制 行为经济学 市场经济学 制约、提升与控制
经
济 产权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博弈论
学
合作经济学
竞争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
控制经济学模型Ⅰ：广义控制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与功能
狭 宏观经济体制 制度
义 价值机制 对策
控 微观经济体制 机制 制约、提升与控制
制 价格机制 博弈
经 微观主体行为 行为
济
学
控制经济学模型Ⅱ：狭义控制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与功能
许小年：“顾名思义，宏观调控指的是运用宏观政策调节社会总需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宏观政策’和‘总需求’。宏观政策有两类，并且只有两类，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开支，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政府不管供给，自然也就排除了所有以‘优化结构’为名的调控措施。实践中，计划体制的失败早已为‘优化’的努力做了结论。从理论上讲，优化的前提是最优结构的存在，并且政府对这个最优结构的把握比市场更为深刻和更为全面。然而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政府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信息能力。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怎么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又怎么可能合理安排社会经济活动？正因为意识到政府的局限性，我们于30年前开始了一场伟大的改革，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根据宏观政策和预期市场环境的变化，微观单位做出投资的调整，由此而形成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因为它最有效地衔接了社会供给和需求。换言之，‘最优产业结构’是市场自发活动的结果，是在无数市场参与者的趋利活动中形成的，它不可能被任何个体(包括政府)所事先预知，当然也就不可能作为政策的目标。”“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
诚然，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基本的经济结构关系，但政府不管供给吗？在全球性金融危机面前，仅仅靠微观经济行为在工资高低、现有企业就业增减上做文章，是舍本求末；用发钱、发购物卷、降低银行存款利率、政策托股市救房市企业税费减免来激活低迷的国内市场，无异于杯水车薪。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变出口导向型经济为内需导向型经济，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机制，与生产发展、社会财富增加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是一次性的应急措施，还是长久的战略，不由项目本身的性质决定，而是由决策者的指导思想决定。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市场靠消费，消费靠就业，就业靠企业。企业靠什么？企业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全球性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使这个杠杆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充分放大、充分表现而已。“应急”有可能使人大彻大悟，“急中生智”就是这个道理。在关键时刻，只有在象牙塔里坐井观天的“微观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才会固守自己原来范式的一亩三分地，仍然在宏观调控、政府投资与计划经济之间划等号。
许小年：“从逻辑上讲，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依赖两个关键的假设前提，一是世界上存在着最优产业结构；二是政府比市场高明，能够认识最优产业结构，并且能够制定政策调整结构，实现市场无法实现之目的。当这两个假设都不成立时，对产业政策的持久迷信与热衷就只能解释为计划经济的惯性，或者部门利益的驱使。”在小商品经济时期确实没有最优产业结构，在知识经济时期不但有最优产业结构，而且这个最优产业结构只能靠政府主体来建立。许小年认为之所以“宏观调控从来不以供给为目标，从来不以产业结构为目标”，是由于“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没有充分信息，也就不可能认识“最优结构”；只有“将资源的配置从政府手中转移到市场上来”，才能获得充分的信息。也就是说，微观经济主体即企业的信息比宏观经济主体即政府的信息要更充分、更对称。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是天然对称的，因而可以对自由市场放纵，源于理性预期学派所提出的所谓“有效市场假说”。这一假说主张，一种资产的价格含有全部相关信息，不可能受到系统化的高估或低估。正是因为各方普遍相信这一理论，才导致金融危机之前出现“信贷泡沫并不存在”这一观点盛行一时，美国的克林顿政府在1999年废除了1933年银行法，推出新的银行法就不再对商业银行从事金融投资进行限制。此后到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政府对金融监管不断放松，再加上实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华尔街金融投机无限膨胀，带动了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金融泡沫的扩大，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造成两极分化，酿成萨金特难以解释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游行。这说明微观经济主体的信息并不对称，微观市场并非有效；也说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之一，要维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结构离不开政府的金融监管，否则必将酿成金融危机。这说明政府宏观调控必须以经济结构控制为目标而非以所谓“调节社会总需求”为目标，手段也离不开行政手段而不是仅仅是“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一纯经济手段、纯数量手段。
从弗里德曼开创“货币主义”以来，为了给日益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进行精确的定价和分析，经济学家们越来越喜欢用数理模型和定量计算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金特的结构宏观计量经济学与西姆斯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模型，其数据是对政府与“理性经济人”“预期”之间长期博弈的统计结果，这对于政府与“理性经济人”之间调整自己的博弈策略是有用的，在这个成果基础上可以使政府与“理性经济人”的预期之间在更高层面上进行博弈，但对于真正的政府宏观调控没有任何意义。在现实上，要使宏观调控真正有效地落实到实处，使政策方针宣示、具体政策制定、政策实际执行相互衔接，公平与效率得以统一，本身也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应该按照公平与效率一致的原则来设计，最终形成宏观经济机制。宏观调控的中心是社会系统的对称，包括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与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生产力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健全的民主与健全的法制的对称，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产业结构的对称，我们可以把其看成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主导与制约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微观经济结构的对称落实和体现宏观经济结构的对称。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
“全国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产品以千万计，而消费者有13亿，纵有三头六臂，政府也无法获得关于生产与消费的足够与详细的信息”、“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这两句话说明，无论是许小年还是哈耶克都是从信息认识论、计量经济学而非从信息控制论的角度来理解社会宏微观领域的信息对称问题，得出政府根本就不具备以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的信息能力，这是方法论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使他们把结论当前提。对策论与博弈论、控制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有本质的区别——建立在计量经济学与博弈论基础上的信息经济学根本不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只有建立在对策论基础上的控制经济学才有可能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正像许小年说的，由于“经济人”有理性预期，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所以仅仅通过信息统计、经济计量行为和纯数量着眼的经济刺激政策来解决经济主体的信息对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是包括社会行政控制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西方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与博弈论恰恰缺乏社会系统工程范式，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范式。他们只知道信息经济学不知道知识运营学，只知道计量经济学不知道控制经济学，只知道统计经济学不知道系统工程学，只知道博弈论不知道对策论。所以他们永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问题，也永远不可能使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升华为对策论与控制经济学。他们的有关“制度设计”、“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案，均属于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的范畴；根据他们的博弈论与计量“经济学原理”制定出来的政府刺激经济政策只能“按下葫芦浮起瓢”，永远无效。他们之所以要把实践中屡屡碰壁的“博弈论”、计量经济学奉为金科玉律，只不过是由于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宏观调控中任何一个环节（如信息、理性预期）只能在这个系统中才能得到准确的定位与合理的解释。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信息是否对称问题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不是数量统计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经济控制论、宏观调控的系统工程学问题；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扬弃预期、引导预期、符合预期，从而使信息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宏观调控是国家对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控制，是国家利用立法、司法、行政、经济的手段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进行引导、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国民经济有序可持续发展的职能。宏观调控既是政治的范畴，也是宏观经济的范畴；是使国家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得以联接的纽带。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实质上是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因为宏观调控的主体——国家是系统，宏观调控的客体——国民经济是系统，宏观调控的主客体的结合过程是系统的运动过程。这对于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量统计、数字游戏、主张市场完全自由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的。
控制经济学意味着宏观经济对微观经济的控制、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的提升。这是知识经济时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控制经济学提供了一个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融合起来的整体框架，也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控制经济学看来，计划以及通过控制（政治，法律，行政）、道德、舆论来实现计划，是优化配置资源、并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必要途径。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不能从信息经济学上升到控制经济学，根源于他们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脱节，同时也由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作祟。要理解控制经济学，就必须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统一起来才有可能；而这对于擅长线性思维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不可能做到的。钻牛角尖是西方经济学家的拿手好戏，要用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把社会经济系统统一起来研究有点力不从心。同时，要用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控制”经济，好像会为计划经济的合理性留下空间，为他们所围剿的“社会主义”留下突破口。因此，他们只会在信息不对称上做文章，至于怎样使信息不对称走向对称，只能束手无策、茫然不知所措。这在信息大爆炸时代，只能落伍。因为在信息时代，通过控制完全可以实现政府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造成信息不对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即客体本身的静态的信息，一个是价值论意义上的，即主体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准、合作态度。而这两方面，都可以、也只能通过制度设计和宏观调控来解决。在建立最优产业结构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确实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性。
对称经济学
知识运营学
政治经济学
广
义 法律经济学 宏观经济学 对策论
控
制 行为经济学 市场经济学 制约、提升与控制
经
济 产权经济学 微观经济学 博弈论
学
合作经济学
竞争经济学
信息经济学
控制经济学模型Ⅰ：广义控制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与功能
狭 宏观经济体制 制度
义 价值机制 对策
控 微观经济体制 机制 制约、提升与控制
制 价格机制 博弈
经 微观主体行为 行为
济
学
控制经济学模型Ⅱ：狭义控制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与功能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以产业政策为主导
[ 2016/05/26 16:50 | by admin ]
2016/05/26 16:50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以产业政策为主导
许小年：“经济结构是靠市场调整的，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从来就没调整好结构。结构调整通过市场的择优汰劣完成，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政府怎么知道哪些行业应该发展，哪些行业不该发展，哪些企业有竞争力，哪些没有？即使知道，它会扶持优秀的民间企业吗？它只会扶持国家队、“共和国长子”(国资委领导语)，也就是央企，因为央企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嘛。”“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各部委颁布的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如此界定宏观调控，看似过于拘泥词义，未免狭窄与刻板，实际上却有着坚实的法理和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宏观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只能是总量，经济结构只能靠市场调整，政府只能无所作为，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吗？NO!在国民经济系统的建构与健康发展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不但是必要的环节，而且是主导的环节；如果确有必要扶持具体某些央企，那么扶持这些“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的央企”也是体现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对于宏观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规范经济发展。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通过宏观看微观，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太平洋铁路对经济增长有无作用、作用大小，不是仅从微观层面看某一条铁路的直接作用，也不仅仅看某一条铁路的替代品（如运河）的作用，而是从宏观层面看到发达的交通的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对经济的作用，看到新的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要运用宏观价值分析、效益分析方法，而不是微观效率分析方法。因此，奴隶制的非人道性质，决定了即使其可以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必须被淘汰，而不是通过论证奴隶制的高效率，来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投机在不会给社会增加任何财富的同时，使价格背离价值，使少数人短期内获取暴利同时使大多数人利益受损，造成两极分化，瓦解社会公平竞争机制，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那种把性爱价值抽象化、金钱化，认为婚姻是长期的卖淫、卖淫是短期的婚姻，因而卖淫应该非罪化、产业化的观点，混淆了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和不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的本质区别，否认了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婚姻关系在人的素质提高、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否认了性爱婚姻道德在维护社会正常发展中的作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如果说，只有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是道德的，那么，也只有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才是道德的。一个女大学生只要卖一次淫，就会一辈子想过不劳而获的享乐生活。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之所以要把卖淫活动定位于犯罪予以打击，就是为了使每个人的性关系都能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从而充分保证和发挥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在人的素质提高、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的动力机制。卖淫之所以不能仅仅靠道德来约束，是因为卖淫是一种社会现象，对于社会现象仅仅靠道德来约束是无力的。卖淫合法化的结果是卖淫普遍化，卖淫普遍化的结果甚至还可以改变人的道德观念，“笑贫不笑娼”，造成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人的素质的普遍降低和社会的停滞倒退。如果说，道德是社会发展的基石，那么，法律就是道德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价值为核心机制而不是以价格为核心机制，从而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同时为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婚姻关系提供了舆论导向、道德支持与制度法律保证。认为性产业可以增加GDP因而应该合法化也是无稽之谈。性产业固然可以暂时增加GDP，然而由于瓦解了社会动力机制，却在总体上减少了社会财富，延缓了社会发展速度，并最终也必然减少GDP。把卖淫定位于犯罪是必要的，卖淫不合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本质特征之一。消灭卖淫和高就业率都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指标。从经济学角度看，杜绝任何形式的投机和卖淫等地下经济合法化、产业化，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发展模式。发展就是解决人类外部性问题。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证明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观念，调整产业政策，把原来的所谓“外部性”纳入市场经济内部来定位，把原来属于外部性的因素纳入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制定政府新的产业政策。这样的 “新兴产业”有：环境保护工程。要把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为产业政策，纳入国家财政投资范围。灾害防范工程。任何天灾都要通过人祸起作用；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起码未达标。腐败防治工程。据统计，社会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而腐败直接间接给社会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起码占社会交易成本的50%以上。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共产党，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引导作用；作为执政党，共产党还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领导作用。国民素质工程不是国民文凭工程，而是包括国民知识、法制、诚信、民主、能力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予以开发、建设，以消除所谓“外部性”、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增长方式。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分为资源增长型、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资本增长型、知识增长型。房地产产业就货币形态来看，由于其对GDP的贡献主要靠卖地，所以主要属资源增长型；就实物形态来看，主要是产品增长型与资产增长型。无论是资源增长型还是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脚步不相称，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赚钱多的是支柱产业，房地产是GDP大户，所以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能带动再生生产力发展的是支柱产业，基本建设有投资的乘数效应，投资有消费的乘数效应，是资源可再生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发展观。是否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政策取向的背后，是不同的发展观：是以GDP增长率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是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如果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那么首先“地”是支柱产业；而地是怎么来的？开发来的。开发有外延和内涵两方面，其中应该是外延开发带动内涵开发。而外延开发，靠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可以加速外延开发，而且可以使外延开发转变为内涵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谁来进行？政府，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组成的系统工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离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定位金融体制改革，离开金融体制改革建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只能是舍本求末。实践证明：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不仅是靠外汇管制、人民币不可完全自由兑换、汇利率高低、人民币升贬、巨额外汇储备等来“干预”，也不仅仅是靠“理性预期”的调整、“危机预警”的掌控。“干预”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仅仅着眼于金融政策与监控措施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将捉襟见肘、左支右绌，难以抵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为整体框架，体现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的一致、经济主体性与经济规律性的统一。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转变增长方式是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实现。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国民经济系统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系统结构中，知识经济与创业经济是对称的两个基本层面。知识经济是创业经济的主导，创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前提、动力与落脚点。没有创业经济，知识经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知识经济只有同创业经济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对传统经济相容超越的经济形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 “为有源头活水来”，原创思想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再生型与福利型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和落脚点。国民创业体系也是系统工程。创业系统工程从宏观来看，就是人类二次创业工程。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如果说，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那么建立国民创业体系也同样是鼓励创业、保护创业的社会系统工程。创业自由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平等竞争的保障是法制环境，法制环境的基础是司法独立、民主选择、民主监督。创业系统工程从中观来看，就是民间的创业潮。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创业系统工程从微观来看，就是建构创业工程的主体——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创业系统工程从程序上看，是创新→创造→创业→创业工程→国民创业工程的逻辑进展，是市场经济体系→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知识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是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的整体延伸。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与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相互关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国民创业体系的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没有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更要建设创业型国家。但没有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将落后于知识经济时代。在国民创业体系基本建设投资中，最大、最基本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基础科研的投资，其次是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的投资。因为只有基础理论的突破，才有新技术诞生；只有新技术的诞生并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项目，才有新能源、新材料的产生，才有再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而这些基础理论的突破、新技术开发、转化与运用，不仅仅是加大货币投入就能解决问题；更根本的，是科研人员的整体素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问题。这就牵涉到科研和教育体制问题。创业工程，使效率与公平、政府调控与经济自由、增加就业与货币稳定、消费扩张与生产发展等许多似乎对立的东西建立起对称关系，使之相辅相成；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就是建设对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政府产业政策导向是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实现。
许小年：“经济结构是靠市场调整的，不是靠政府的部委，部委从来就没调整好结构。结构调整通过市场的择优汰劣完成，是在市场竞争中实现的。政府怎么知道哪些行业应该发展，哪些行业不该发展，哪些企业有竞争力，哪些没有？即使知道，它会扶持优秀的民间企业吗？它只会扶持国家队、“共和国长子”(国资委领导语)，也就是央企，因为央企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嘛。”“宏观政策的目标是总量——社会需求总量，手段也是总量——货币供应总量和财政预算总额。各部委颁布的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如此界定宏观调控，看似过于拘泥词义，未免狭窄与刻板，实际上却有着坚实的法理和经济学理论依据，并且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宏观政策的目标和手段只能是总量，经济结构只能靠市场调整，政府只能无所作为，产业政策、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吗？NO!在国民经济系统的建构与健康发展中，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不但是必要的环节，而且是主导的环节；如果确有必要扶持具体某些央企，那么扶持这些“事关国家安全和支柱产业的央企”也是体现了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政府的产业政策导向对于宏观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规范经济发展。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分析经济现象时，必须通过宏观看微观，透过现象看本质。美国太平洋铁路对经济增长有无作用、作用大小，不是仅从微观层面看某一条铁路的直接作用，也不仅仅看某一条铁路的替代品（如运河）的作用，而是从宏观层面看到发达的交通的这一新的生产方式对经济的作用，看到新的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经济学规范分析方法要求我们在分析经济现象时，要运用宏观价值分析、效益分析方法，而不是微观效率分析方法。因此，奴隶制的非人道性质，决定了即使其可以带来经济效率的提高，也必须被淘汰，而不是通过论证奴隶制的高效率，来论证奴隶制的合理性。投机在不会给社会增加任何财富的同时，使价格背离价值，使少数人短期内获取暴利同时使大多数人利益受损，造成两极分化，瓦解社会公平竞争机制，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那种把性爱价值抽象化、金钱化，认为婚姻是长期的卖淫、卖淫是短期的婚姻，因而卖淫应该非罪化、产业化的观点，混淆了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和不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的本质区别，否认了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婚姻关系在人的素质提高、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作用，否认了性爱婚姻道德在维护社会正常发展中的作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如果说，只有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是道德的，那么，也只有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才是道德的。一个女大学生只要卖一次淫，就会一辈子想过不劳而获的享乐生活。这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之所以要把卖淫活动定位于犯罪予以打击，就是为了使每个人的性关系都能建立在爱的基础上，从而充分保证和发挥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在人的素质提高、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的动力机制。卖淫之所以不能仅仅靠道德来约束，是因为卖淫是一种社会现象，对于社会现象仅仅靠道德来约束是无力的。卖淫合法化的结果是卖淫普遍化，卖淫普遍化的结果甚至还可以改变人的道德观念，“笑贫不笑娼”，造成整个社会的道德堕落、人的素质的普遍降低和社会的停滞倒退。如果说，道德是社会发展的基石，那么，法律就是道德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价值为核心机制而不是以价格为核心机制，从而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同时为以爱为基础的性关系、婚姻关系提供了舆论导向、道德支持与制度法律保证。认为性产业可以增加GDP因而应该合法化也是无稽之谈。性产业固然可以暂时增加GDP，然而由于瓦解了社会动力机制，却在总体上减少了社会财富，延缓了社会发展速度，并最终也必然减少GDP。把卖淫定位于犯罪是必要的，卖淫不合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本质特征之一。消灭卖淫和高就业率都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指标。从经济学角度看，杜绝任何形式的投机和卖淫等地下经济合法化、产业化，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发展模式。发展就是解决人类外部性问题。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证明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观念，调整产业政策，把原来的所谓“外部性”纳入市场经济内部来定位，把原来属于外部性的因素纳入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制定政府新的产业政策。这样的 “新兴产业”有：环境保护工程。要把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为产业政策，纳入国家财政投资范围。灾害防范工程。任何天灾都要通过人祸起作用；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起码未达标。腐败防治工程。据统计，社会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而腐败直接间接给社会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起码占社会交易成本的50%以上。腐败破坏社会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法制是市场机制的必要组成部分。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充分竞争的经济必须与民主政治相对称。作为先进生产力代表的共产党，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引导作用；作为执政党，共产党还应该为建立健全的市场体制起领导作用。国民素质工程不是国民文凭工程，而是包括国民知识、法制、诚信、民主、能力在内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予以开发、建设，以消除所谓“外部性”、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转变增长方式。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增长方式。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分为资源增长型、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资本增长型、知识增长型。房地产产业就货币形态来看，由于其对GDP的贡献主要靠卖地，所以主要属资源增长型；就实物形态来看，主要是产品增长型与资产增长型。无论是资源增长型还是产品增长型、资产增长型，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脚步不相称，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赚钱多的是支柱产业，房地产是GDP大户，所以房地产是支柱产业；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能带动再生生产力发展的是支柱产业，基本建设有投资的乘数效应，投资有消费的乘数效应，是资源可再生之路、可持续发展之路，所以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不同的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发展观。是否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的政策取向的背后，是不同的发展观：是以GDP增长率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还是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如果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那么首先“地”是支柱产业；而地是怎么来的？开发来的。开发有外延和内涵两方面，其中应该是外延开发带动内涵开发。而外延开发，靠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不但可以加速外延开发，而且可以使外延开发转变为内涵开发。基础设施建设谁来进行？政府，只有政府才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能源、原材料、粮食安全体系是基础，科技安全体系是主导，金融安全体系是核心。金融安全体系-金融危机的防范体系本身也是一个由经济学范式、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经营模式组成的系统工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离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定位金融体制改革，离开金融体制改革建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只能是舍本求末。实践证明：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不仅是靠外汇管制、人民币不可完全自由兑换、汇利率高低、人民币升贬、巨额外汇储备等来“干预”，也不仅仅是靠“理性预期”的调整、“危机预警”的掌控。“干预”的作用只能是有限的；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仅仅着眼于金融政策与监控措施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将捉襟见肘、左支右绌，难以抵挡全球化的金融危机。以金融体制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必须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科学发展为整体框架，体现经济学发展的逻辑与经济发展的历史的一致、经济主体性与经济规律性的统一。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转变增长方式是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实现。
政府产业政策导向：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国民经济系统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系统结构中，知识经济与创业经济是对称的两个基本层面。知识经济是创业经济的主导，创业经济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前提、动力与落脚点。没有创业经济，知识经济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知识经济只有同创业经济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对传统经济相容超越的经济形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 “为有源头活水来”，原创思想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再生型与福利型的国民经济系统中，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和落脚点。国民创业体系也是系统工程。创业系统工程从宏观来看，就是人类二次创业工程。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如果说，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那么建立国民创业体系也同样是鼓励创业、保护创业的社会系统工程。创业自由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平等竞争的保障是法制环境，法制环境的基础是司法独立、民主选择、民主监督。创业系统工程从中观来看，就是民间的创业潮。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创业系统工程从微观来看，就是建构创业工程的主体——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创业系统工程从程序上看，是创新→创造→创业→创业工程→国民创业工程的逻辑进展，是市场经济体系→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知识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是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的整体延伸。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与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相互关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国民创业体系的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没有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更要建设创业型国家。但没有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将落后于知识经济时代。在国民创业体系基本建设投资中，最大、最基本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基础科研的投资，其次是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的投资。因为只有基础理论的突破，才有新技术诞生；只有新技术的诞生并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项目，才有新能源、新材料的产生，才有再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而这些基础理论的突破、新技术开发、转化与运用，不仅仅是加大货币投入就能解决问题；更根本的，是科研人员的整体素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问题。这就牵涉到科研和教育体制问题。创业工程，使效率与公平、政府调控与经济自由、增加就业与货币稳定、消费扩张与生产发展等许多似乎对立的东西建立起对称关系，使之相辅相成；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就是建设对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政府产业政策导向是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社会系统工程只有政府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