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什么是智慧新经济（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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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9 09:45 | by admin ]
2016/05/19 09:45 | by admin ]
陈世清：什么是智慧新经济
智慧新经济是智慧型、对称型、再生型、生态型、发展型经济。从旧经济的增长到智慧新经济的发展是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转型，从一元增长到多元增长转型，从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转型，从封闭增长到开放发展转型，从规模增长到超速发展转型，从价格中心到价值中心转型，从货币GDP向绿色GDP、幸福GDP转型，从一切向钱看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转型，从物的增长到人的全面发展转型。
智慧新经济是智慧型经济。智慧，就是创新性知识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要素中占主导、知识产业成为社会经济龙头产业的经济形态，智慧型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智慧型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企业经营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构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智慧型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智慧型经济通过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系统强化了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统一。智慧型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型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型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型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只有智慧型经济，才能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清晰的概念、明确的目标、强大的动力，使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不再只是一句口号。
智慧新经济是对称型经济。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而一切产能过剩本质上都是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程度，决定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的深度与广度。如果说传统经济通过产能过剩经济危机自发实现经济结构的“均衡”，那么智慧新经济则通过人的自觉努力实现经济结构的对称。经济主体主观努力的方向，就是使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因此智慧新经济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智慧新经济的发展观就是经济对称发展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对称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对称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对称为核心不是以均衡为核心，对称经济学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智慧新经济是再生型经济。宇宙是从无到有的不断裂变过程。资源本质上是可以再生的。人类经济发展史就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由资源优化配置主导人类经济活动向资源优化再生主导人类经济活动的转化。如果说传统经济是资源配置型经济，智慧新经济就是资源再生型经济。再生经济是双赢经济、和谐经济、幸福经济的基础，也是经济稳定发展、稳定型经济的基础，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学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人类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动来说，经济学应该是资源优化再生与配置的学说。优化配置资源，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发展生产力则是优化配置资源的目的。再生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智慧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资源的创造，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与生产效率的几何级数增长。再生，既包括自然资源的再生，也包括社会资源、组织资源、思维资源、文化资源的再生。把再生仅仅理解为自然资源的再生，再生技术仅仅理解为节能技术、洁净技术、无害技术、循环技术、抗灾技术、综合利用技术，再生经济仅仅理解为循环经济、节约型经济，是用工业经济的思维方式来定位智慧新经济。作为再生型经济，智慧新经济就要开发知识资源，用知识的增值功能带动知识的创造与认识功能，促使知识成为生产为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的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使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智慧新经济就要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人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要建立健全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强化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就要升华资本、资产与产品范畴，提高经济学概念与范畴的抽象度与精确度；就要完善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使政府与市场能够在更完整把握的社会系统中得以合理定位；就要健全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使真正的、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得以建立。智慧新经济就要用经济学科学范式主导经济模式，用经济模式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区，用高新技术产业区辅射区域经济，使经济个性化和社会化同步增长，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相辅相成。
智慧新经济是生态型经济。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生存创业，以实物和能源为生产的主要要素，人类生活水平只是求生存，以实物和能源的大量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和利用为前提。第二次创业——生态创业，信息和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人们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第一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当前的生存问题，必然要对自然资源作掠夺式的“经营”，这时自然科学就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第二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然要和自然和平共处，要求对自然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等知识的其他方面也就同时成了第一生产力。生态创业、可持续发展，是智慧新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传统经济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智慧新经济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智慧新经济，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
智慧新经济是发展型经济。智慧新经济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智慧新经济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智慧新经济不是不需要增长，不是不需要GDP，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智慧新经济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智慧新经济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智慧新经济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旧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稀缺、不可再生、完全竞争、纯粹市场、边际效益递减；帕累托最优是均衡；智慧新经济发展模式：资源再生、资源共享、双赢竞争、立体化的市场、边际效益递增；帕累托最优是双赢。只有对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对称是企业管理模式、经营模式,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旧经济的增长是通过均衡实现的“发展”，智慧新经济的发展是通过对称实现的“增长”。从旧经济的增长到智慧新经济的发展是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转型，从一元增长到多元增长转型，从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转型，从封闭增长到开放发展转型，从规模增长到超速发展转型，从价格中心到价值中心转型，从货币GDP向绿色GDP、幸福GDP转型，从一切向钱看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转型，从物的增长到人的全面发展转型……
原载：求是理论网
智慧新经济是智慧型、对称型、再生型、生态型、发展型经济。从旧经济的增长到智慧新经济的发展是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转型，从一元增长到多元增长转型，从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转型，从封闭增长到开放发展转型，从规模增长到超速发展转型，从价格中心到价值中心转型，从货币GDP向绿色GDP、幸福GDP转型，从一切向钱看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转型，从物的增长到人的全面发展转型。
智慧新经济是智慧型经济。智慧，就是创新性知识同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要素中占主导、知识产业成为社会经济龙头产业的经济形态，智慧型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知识经济形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与再生是智慧型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企业经营模式，把它们统一起来组成有序结构的完整形态是智慧经济形态。智慧型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智慧型经济通过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系统强化了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统一。智慧型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型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型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型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只有智慧型经济，才能对我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清晰的概念、明确的目标、强大的动力，使我国经济转型升级不再只是一句口号。
智慧新经济是对称型经济。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而一切产能过剩本质上都是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程度，决定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的深度与广度。如果说传统经济通过产能过剩经济危机自发实现经济结构的“均衡”，那么智慧新经济则通过人的自觉努力实现经济结构的对称。经济主体主观努力的方向，就是使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因此智慧新经济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智慧新经济的发展观就是经济对称发展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对称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对称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对称为核心不是以均衡为核心，对称经济学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智慧新经济是再生型经济。宇宙是从无到有的不断裂变过程。资源本质上是可以再生的。人类经济发展史就是随着人类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由资源优化配置主导人类经济活动向资源优化再生主导人类经济活动的转化。如果说传统经济是资源配置型经济，智慧新经济就是资源再生型经济。再生经济是双赢经济、和谐经济、幸福经济的基础，也是经济稳定发展、稳定型经济的基础，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学作为优化配置资源的学说，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产物；作为人类社会整体的经济活动来说，经济学应该是资源优化再生与配置的学说。优化配置资源，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发展生产力则是优化配置资源的目的。再生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智慧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资源的创造，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与生产效率的几何级数增长。再生，既包括自然资源的再生，也包括社会资源、组织资源、思维资源、文化资源的再生。把再生仅仅理解为自然资源的再生，再生技术仅仅理解为节能技术、洁净技术、无害技术、循环技术、抗灾技术、综合利用技术，再生经济仅仅理解为循环经济、节约型经济，是用工业经济的思维方式来定位智慧新经济。作为再生型经济，智慧新经济就要开发知识资源，用知识的增值功能带动知识的创造与认识功能，促使知识成为生产为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的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使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智慧新经济就要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人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要建立健全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强化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就要升华资本、资产与产品范畴，提高经济学概念与范畴的抽象度与精确度；就要完善社会经济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使政府与市场能够在更完整把握的社会系统中得以合理定位；就要健全社会市场经济体系，使真正的、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得以建立。智慧新经济就要用经济学科学范式主导经济模式，用经济模式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区，用高新技术产业区辅射区域经济，使经济个性化和社会化同步增长，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相辅相成。
智慧新经济是生态型经济。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生存创业，以实物和能源为生产的主要要素，人类生活水平只是求生存，以实物和能源的大量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和利用为前提。第二次创业——生态创业，信息和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人们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第一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当前的生存问题，必然要对自然资源作掠夺式的“经营”，这时自然科学就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第二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然要和自然和平共处，要求对自然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等知识的其他方面也就同时成了第一生产力。生态创业、可持续发展，是智慧新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传统经济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智慧新经济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智慧新经济，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
智慧新经济是发展型经济。智慧新经济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智慧新经济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智慧新经济不是不需要增长，不是不需要GDP，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智慧新经济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智慧新经济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智慧新经济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旧经济增长方式：资源稀缺、不可再生、完全竞争、纯粹市场、边际效益递减；帕累托最优是均衡；智慧新经济发展模式：资源再生、资源共享、双赢竞争、立体化的市场、边际效益递增；帕累托最优是双赢。只有对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对称是企业管理模式、经营模式,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旧经济的增长是通过均衡实现的“发展”，智慧新经济的发展是通过对称实现的“增长”。从旧经济的增长到智慧新经济的发展是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转型，从一元增长到多元增长转型，从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转型，从封闭增长到开放发展转型，从规模增长到超速发展转型，从价格中心到价值中心转型，从货币GDP向绿色GDP、幸福GDP转型，从一切向钱看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转型，从物的增长到人的全面发展转型……
原载：求是理论网
陈世清：智慧的本质特征是对策不是博弈
[ 2016/05/19 09:42 | by admin ]
2016/05/19 09:42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的本质特征是对策不是博弈
《孙子兵法》的本质是智慧而不是知识，《孙子兵法》智慧的本质特征是对策而不是博弈。《老板与孙子的对话》中生动活泼的案例说明，现代市场经济不仅是知识经济，而且是智慧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老板不应该是唯利是图、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在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中盲目博弈的“经济人”，而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战略、有谋略的“理性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不应该是什么博弈，而应该是对策。对策是对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正像现代市场经济是对小商品经济的超越、知识市场经济是对工业市场经济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主体；而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既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也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因此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对称经济。对称经济的哲学基础是对称辩证法；而孙子的军事智慧与老板的经商智慧之所以能交相辉映、水乳交融，就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共同的本质，这个共同的本质就是对称辩证法。以对称辩证法为哲学基础、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以对称经济为本质与核心规律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对称的而非线性的，经济学发展的规律是对称的而非线性的，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只能是对称经济学而不是线性经济学。
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意味着经济学是规范与实证的统一；经济学主体性与客体性、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可以从辩证法、价值论、发展观、空间观、方法论、逻辑学方面展开经济学的科学规律，从问题与理论、价值与价格、对称与均衡、配置与再生、还原与整体、对策与博弈的对称关系展开经济学的范畴与范畴体系。因此，科学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而不对称的经济学，不能说它们“错误”，只能说它们“不合理”。之所以不能说它们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抽象的“真理”；之所以说它们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配置与再生、创业与守业、价值与价格、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法制、规范与实证的对称。
认为有“外部性”的市场、有“例外”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证伪”的“经济科学”、可以不通过不确定来寻找的“确定性”、 可以对单个个人进行全封闭的”实验”以从中抽象出幽灵般的“经济人”、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经济现实来设计的“公理”、“假设”与“模型”、可以撇开任何主体性的纯粹的“科学性”， 只不过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指导下“盲人摸象”的杰作。由于“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只好在“囚徒困境”以及人与人是狼的“竞争”环境中“博弈”，在“经济人”有限理性与“帕累托最优”的不对称空间中“优化”“配置”资源 ，在 “价格”自由涨落、上下波动中“均衡”需求与供给。这也只不过是“经济人” 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支配下蹒跚而行、跌跌撞撞的产物。
《孙子兵法》告诉我们，真理是具体的，人的理性是具体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在“自圆其说”时会陷入“悖论”，抽象的“理性”在实践运用中会陷于“悖境”。经常陷入“悖论”、 陷于“悖境”、有时还会陷进“囚徒困境”的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源于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然而，也恰恰就是悖论与悖境的大量出现，宣告了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与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的终结，宣告了抽象的“经济人”、抽象的经济“理性”的终结。
任何概念都有一个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和社会整体发展过程是对称的。
博弈源于封闭，对策来自沟通。均衡是博弈的结果，对称是对策的成就——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
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管理学通过对对策与博弈、对称与均衡等概念的分离与重新定位，使之内涵与时代的发展、新范式的要求相对称。在经济活动中，主体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还是博弈，构成了新旧经济模式、管理模式的本质区别。对策学还是博弈学，是新旧经济学范式、管理学范式的本质区别。它们体现了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区别。
均衡： 对称：
片面的 全面的
消极的 积极的
静态的 演化的
价格的 价值的
人是非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
市场不完全 市场完全
模型无效 模型有效
资源配置 资源再生
对称和均衡的本质区别，由对策与博弈的本质区别造成。
对策的目的是对称，博弈的结果是均衡。
对称的途径和手段是对策。
均衡的途径和手段是博弈。
对称,是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
均衡,是通过博弈来达到的对称。
对称和均衡，有着不同的本质，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发展模式。
均衡是消极的、自发的，是博弈的结果，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对称”;对称是积极的、自觉的，是对策的结果，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均衡”。
均衡，核心是物和物、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对称，核心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对称。
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
博弈，不均衡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博弈经济学就是不对称经济学，不对称经济学就是不和谐经济学。
对策，不均衡是相对的，均衡是绝对的。对策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就是和谐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只是厂家与消费者的均衡，而非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之间的均衡。博弈的指向是横向的,停留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作文章。无论是非合作博弈还是合作博弈、传统博弈还是进化博弈，都只是作为资源配置、交易过程的手段。
对策的指向是人对自然、主体对客体，是纵向的，不仅是交易的手段而且首先是生产再生产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到和谐合作。在对称经济学中，提高信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活力，提高生产力。所以，博弈论是舍本求末，对策论是从本到末。在对策论看来，不但宏观经济活动，而且微观经济活动都可以实现“均衡”——关键是通过对策，而不是通过博弈。
传统经济学把物和物的对称关系看成基本对称关系,甚至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纳入客体和客体的对称(“均衡”)的范畴,是把人物化,贯彻的是客体性原则。而主体性原则，则是把物人化，认为主客体关系以人为主导；以人为主导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一切对称关系是其展开和具体化。
对称不仅仅是微观经济过程的“均衡”，而且是经济形态的增长方式、运作模式、经营模式、发展模式、系统功能的对称。
用剔除主体性的数学模型方法来研究博弈论的数理博弈论，相当于用力学方法来研究量子力学，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
非数理博弈理论，否认了博弈理论中逻辑的普适性，等于说博弈理论可以不需要逻辑来建构，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是悖论。有逻辑则无主体，有主体则无逻辑，是西方经济学基本思维方式带来的悖论。
西方经济学的主体性和科学性是对立的。
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是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化，而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化就是悖论的根源。
只有对称逻辑，才能化解这个悖论。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能运用对称逻辑。只有对策，才能建构对称经济。
对策是主体化与逻辑化的统一。
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营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
对策论则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学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定位，使之功能化、本质化、简单化，从而扬弃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在方法论上的对立。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
“对策论”不是“厚黑学”，上升到对策论高度的《孙子》不是商场厚黑学的始祖，而是双赢经济、和谐经济、对称管理、科学管理的智慧源泉。
这本《老板孙子释义》用活生生的企业管理案例告诉你，什么是对策的智慧，什么是对称经济学，什么是对称管理学；如果你是老板，你将从中学会怎样运用对策论的智慧思维方式，自觉走出所谓的“囚徒困境”，走出商场厚黑学的误区，在广阔的市场经济舞台上长袖善舞、潇洒走一回
。
原载：陈世清 《老板与孙子的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10
《孙子兵法》的本质是智慧而不是知识，《孙子兵法》智慧的本质特征是对策而不是博弈。《老板与孙子的对话》中生动活泼的案例说明，现代市场经济不仅是知识经济，而且是智慧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老板不应该是唯利是图、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在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中盲目博弈的“经济人”，而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战略、有谋略的“理性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不应该是什么博弈，而应该是对策。对策是对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正像现代市场经济是对小商品经济的超越、知识市场经济是对工业市场经济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主体；而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既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也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动力。因此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对称经济。对称经济的哲学基础是对称辩证法；而孙子的军事智慧与老板的经商智慧之所以能交相辉映、水乳交融，就是因为两者之间有共同的本质，这个共同的本质就是对称辩证法。以对称辩证法为哲学基础、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以对称经济为本质与核心规律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对称的而非线性的，经济学发展的规律是对称的而非线性的，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只能是对称经济学而不是线性经济学。
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意味着经济学是规范与实证的统一；经济学主体性与客体性、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可以从辩证法、价值论、发展观、空间观、方法论、逻辑学方面展开经济学的科学规律，从问题与理论、价值与价格、对称与均衡、配置与再生、还原与整体、对策与博弈的对称关系展开经济学的范畴与范畴体系。因此，科学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而不对称的经济学，不能说它们“错误”，只能说它们“不合理”。之所以不能说它们是“错误”的，因为它们是抽象的“真理”；之所以说它们是不合理的，因为它们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配置与再生、创业与守业、价值与价格、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法制、规范与实证的对称。
认为有“外部性”的市场、有“例外”的经济学原理、可以“证伪”的“经济科学”、可以不通过不确定来寻找的“确定性”、 可以对单个个人进行全封闭的”实验”以从中抽象出幽灵般的“经济人”、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经济现实来设计的“公理”、“假设”与“模型”、可以撇开任何主体性的纯粹的“科学性”， 只不过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指导下“盲人摸象”的杰作。由于“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只好在“囚徒困境”以及人与人是狼的“竞争”环境中“博弈”，在“经济人”有限理性与“帕累托最优”的不对称空间中“优化”“配置”资源 ，在 “价格”自由涨落、上下波动中“均衡”需求与供给。这也只不过是“经济人” 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支配下蹒跚而行、跌跌撞撞的产物。
《孙子兵法》告诉我们，真理是具体的，人的理性是具体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在“自圆其说”时会陷入“悖论”，抽象的“理性”在实践运用中会陷于“悖境”。经常陷入“悖论”、 陷于“悖境”、有时还会陷进“囚徒困境”的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西方哲学的正统地位，源于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西方传统逻辑的正统地位，源于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然而，也恰恰就是悖论与悖境的大量出现，宣告了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性与线性思维方式的统治地位的终结，宣告了抽象的“经济人”、抽象的经济“理性”的终结。
任何概念都有一个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和社会整体发展过程是对称的。
博弈源于封闭，对策来自沟通。均衡是博弈的结果，对称是对策的成就——智慧经济时代要有同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之对称。
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管理学通过对对策与博弈、对称与均衡等概念的分离与重新定位，使之内涵与时代的发展、新范式的要求相对称。在经济活动中，主体的行为方式是对策还是博弈，构成了新旧经济模式、管理模式的本质区别。对策学还是博弈学，是新旧经济学范式、管理学范式的本质区别。它们体现了两种世界观的本质区别。
均衡： 对称：
片面的 全面的
消极的 积极的
静态的 演化的
价格的 价值的
人是非理性的 人是理性的
市场不完全 市场完全
模型无效 模型有效
资源配置 资源再生
对称和均衡的本质区别，由对策与博弈的本质区别造成。
对策的目的是对称，博弈的结果是均衡。
对称的途径和手段是对策。
均衡的途径和手段是博弈。
对称,是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
均衡,是通过博弈来达到的对称。
对称和均衡，有着不同的本质，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发展模式。
均衡是消极的、自发的，是博弈的结果，是工业经济时代的“对称”;对称是积极的、自觉的，是对策的结果，是智慧经济时代的“均衡”。
均衡，核心是物和物、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对称，核心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对称。
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
博弈，不均衡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博弈经济学就是不对称经济学，不对称经济学就是不和谐经济学。
对策，不均衡是相对的，均衡是绝对的。对策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就是和谐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的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只是厂家与消费者的均衡，而非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之间的均衡。博弈的指向是横向的,停留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作文章。无论是非合作博弈还是合作博弈、传统博弈还是进化博弈，都只是作为资源配置、交易过程的手段。
对策的指向是人对自然、主体对客体，是纵向的，不仅是交易的手段而且首先是生产再生产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到和谐合作。在对称经济学中，提高信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活力，提高生产力。所以，博弈论是舍本求末，对策论是从本到末。在对策论看来，不但宏观经济活动，而且微观经济活动都可以实现“均衡”——关键是通过对策，而不是通过博弈。
传统经济学把物和物的对称关系看成基本对称关系,甚至把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也纳入客体和客体的对称(“均衡”)的范畴,是把人物化,贯彻的是客体性原则。而主体性原则，则是把物人化，认为主客体关系以人为主导；以人为主导的对称关系，是经济领域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一切对称关系是其展开和具体化。
对称不仅仅是微观经济过程的“均衡”，而且是经济形态的增长方式、运作模式、经营模式、发展模式、系统功能的对称。
用剔除主体性的数学模型方法来研究博弈论的数理博弈论，相当于用力学方法来研究量子力学，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
非数理博弈理论，否认了博弈理论中逻辑的普适性，等于说博弈理论可以不需要逻辑来建构，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这是悖论。有逻辑则无主体，有主体则无逻辑，是西方经济学基本思维方式带来的悖论。
西方经济学的主体性和科学性是对立的。
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是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化，而传统逻辑普适性的绝对化就是悖论的根源。
只有对称逻辑，才能化解这个悖论。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能运用对称逻辑。只有对策，才能建构对称经济。
对策是主体化与逻辑化的统一。
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营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
对策论则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学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定位，使之功能化、本质化、简单化，从而扬弃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在方法论上的对立。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
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
“对策论”不是“厚黑学”，上升到对策论高度的《孙子》不是商场厚黑学的始祖，而是双赢经济、和谐经济、对称管理、科学管理的智慧源泉。
这本《老板孙子释义》用活生生的企业管理案例告诉你，什么是对策的智慧，什么是对称经济学，什么是对称管理学；如果你是老板，你将从中学会怎样运用对策论的智慧思维方式，自觉走出所谓的“囚徒困境”，走出商场厚黑学的误区，在广阔的市场经济舞台上长袖善舞、潇洒走一回
。
原载：陈世清 《老板与孙子的对话》，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10
陈世清：智慧经济理性与智慧经济学理性
[ 2016/05/19 09:39 | by admin ]
2016/05/19 09:39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理性与智慧经济学理性
摘要：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与“如果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走了邪路，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这两句话表面上是对立的，实际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智慧经济理性。智慧经济理性是财富理性而不是金钱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理性，是道德理性而不是丛林理性，是辩证理性而不是片面理性，是对策理性而不是博弈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是整体理性而不是还原理性，是系统理性而不是要素理性，是工程理性而不是工匠理性，是幸福理性而不是贪欲理性，是发展理性而不是增长理性。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对称理性而不是非对称的线性理性，是科学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给智慧经济理性、经济学理性进行科学的定位，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定位。
经济理性是什么？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如果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走了邪路，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这两句话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
如果把“老鼠”看成是金钱，把经济为中心看成以金钱为中心，那么“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就可以理解为不择手段捞钱，不择手段捞钱必然不讲法律道德，必然导致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官商勾结、投机垄断、在产业化名义下整个社会按金钱至上的潜规则办事、按丛林法则办事，腐败成为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其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
如果把“老鼠”看成是财富，而财富不仅包括物质财富还包括精神财富；把经济为中心看成以生产力为中心，而生产力不仅包括物质生产力还包括精神生产力，那么“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就可以理解成以发展生产力为检验真理、制度和规则的标准，正确的理论、科学的制度和道德规则都是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环节，那么创造财富的过程必然要讲游戏规则。在这里，法制与道德准则就像交通规则一样，只有自觉遵守与不自觉遵守的区别，没有要不要遵守的不同。如果每个人都自觉按照游戏规则创造财富，整个社会就能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整个社会真正做到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逆向选择、劣胜优汰的结果，不是强者的盛宴，而是掠夺者的狂欢。所以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与“如果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走了邪路，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这两句话表面上是对立的，实际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智慧经济理性。
智慧经济理性是财富理性而不是金钱理性。财富理性就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金钱理性就是GDP的增长、钱赚更多、口袋装得更满。财富的本质是价值，经济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实现价值靠价值本身的价值而不完全是靠价格，靠价格实现的价值只占价值的一小部分。价格和价值不能划等号，交换价值和价值不能划等号。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因此，金钱是手段，财富是目的；只有财富才能满足人的各种需求，而金钱不能直接满足人的需求。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的需求，既是财富生产的动力，也是财富生产的目的。经济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价格理性，以经济为中心不是以金钱为中心，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不是价格机制，智慧经济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理性。
智慧经济理性是道德理性而不是丛林理性。市场经济是等价交换、公平交易、平等竞争的经济形态。市场的逻辑既是科学的逻辑也是道德的逻辑。正好像最讲平等竞争的体育竞技场也最讲游戏规则，最讲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也最讲游戏规则。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法律与道德！法律是有形的道德，道德是无形的法律。从减少交易成本角度而言，道德的无形性、适用性、广泛性、自觉性，是市场经济比法律更根本的游戏规则。而市场经济的道德虚无主义源于物欲主义、货币拜物教与对人性的片面理解，把经济仅仅理解成金钱和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把人看成还原论意义上的个人，把人性定位于人的动物性。人是什么？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不可否认，人有动物的本能，但人是社会的人。所谓道德，无非就是社会正常运行、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游戏规则；讲道德不是什么伪君子、假道学，而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行、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游戏规则。如果没有交通规则，或每个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那么每个人都将寸步难行。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制与得到人们自觉遵循的道德，经济不能得到真正发展。真正追求人的利益最大化就必然要讲道德——只有遵守道德才能使人的利益最大化，道德是使人的利益最大化的保证。把人的本性看成是自私的，那么道德和人的利益的关系就是对立的，经济发展和道德发展的关系就是外在的；把人的本性看成是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道德和人的利益的关系就是统一的，道德和经济的关系不是“既要、又要”的关系，道德是经济——生产力的内在的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学的内在的组成部分。认为经济学不讲道德的经济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正好像只讲人的动物性不讲人的社会性不是真正讲人性一样。西方经济学就是只讲人的动物性不讲人的社会性、只讲物质财富不讲精神财富、宣传物欲主义与货币拜物教、把人性解放等同于人的动物性解放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不讲道德是必然的，把道德和经济、道德和经济学的关系看成外在的关系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学必然导致社会的道德虚无主义，我国目前的道德虚无主义就是这样的经济学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学造成的。所以要正本清源，重塑社会道德体系、价值观体系，就必须重塑社会主流经济学。
智慧经济理性是辩证理性而不是片面理性。建立在传统逻辑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的分析是抽象的、片面的，只有运用对称逻辑才有可能对整个社会做整体的、对称的经济分析；只有对称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能够成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学，是科学性和主体性的对称、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复杂与简单的对称、真善美的对称。只有对称的经济学，才能解释快乐经济、幸福经济、和谐经济。主体性是人们快乐的根本、幸福的根本，也是社会和谐的根本。辩证理性，就是用对称的视角与五度空间观的视野看问题，就是把经济现象放在时间、空间、层次的五度空间的对称关系中考察，并给予合理定位。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不能搞市场经济。实际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中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
智慧经济理性是对策理性而不是博弈理性。仅仅通过认识——行为来解决经济主体的信息对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是社会系统工程。西方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恰恰缺乏社会系统工程范式，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范式。所以他们永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问题，也永远不可能使博弈论升华为对策论。他们的有关“制度设计”、“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案，均属于博弈论的范畴。他们之所以要把“博弈论”奉为玉律，也正是由于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实际上，许多经济学中所谓的问题，在企业管理实战中都早已得到解决，比如信息不对称问题、“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问题的产生，而在于问题的解决；而真正要解决问题，则必须走出问题看问题。这就需要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结合起来，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经济学也由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变；相应地，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也从以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一旦人与人的交往由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博弈也就演变成了对策。所谓“对策 ”，就是以合作为主的“博弈”，它不同于非合作为主的博弈。它的基础与社会条件，是信息的发展与信息手段的现代化，正在使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资源由配置型向再生型转化，人与人之间由竞争为主向合作为主转化；在此基础上，伴随着从“均衡”中分离出“对称”，从“博弈”中也分离出“对策”。
智慧经济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竞争力的背后是文化力，生产力的背后是文化力。文化首先是一种凝聚力，并通过凝聚力转变为效益，文化力和生产力是对称的。拥有文化优势，也就拥有竞争优势，软实力和硬实力是对称的。经济是无形整合有形、形式整合内容的立体动态五维系统。经济是用文化对产品的再造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文化为主导同产品的对称关系、文化为主导同商场的对称关系。从文化到管理、从软管理到硬管理、从文化管理到管理文化、从软实力到硬实力，是一个对称的过程。只有用对称的立体的思维，才能建构企业的文化。只有用对称的立体的思维，才能把握企业的文化。对称是一种美，市场的文化特征决定了企业文化必须按美的规律来建构，按美的规则来造型。企业是文化的，市场是文化的，经济是文化的，经济理性是文化的。
智慧经济理性是整体理性而不是还原理性。西方经济学总是强调理性的“抽象”在经济学研究、建构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理性的“抽象”有两种：还原论意义上的和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意义上的。前者形成的是空洞的、虚拟的抽象，如“理性的经济人”、“帕累托最优”、“一般均衡”、“总需求与总供给”等，这些抽象虽然有认识意义，但如果把其作为实践的指导，则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经济结构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但“一般均衡”、“总需求与总供给”概念则把经济结构抽象化，把经济结构失衡归结为所谓“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靠降低发展速度来“均衡”经济结构，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真理是具体的，具体的真理靠具体的抽象，既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抽象。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抽象”理性即还原论的抽象理性只是同牛顿力学相当的科学理性，在量子力学时代已经过时。量子力学时代的抽象只能是具体的抽象，只有具体的抽象才是同当今时代科学精神相吻合的“理性抽象”。西方经济学属于还原论，所以在它那里，经济人同人的全面发展是对立的，利己与利人是对立的，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道德准则是对立的，经济学的形上与形下是对立的，以致说什么“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等等。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自觉运用了包含还原论在内的整体论——五度空间理论。五度空间理论使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矛盾得以解决。就五度空间理论蕴含从本质到现象展开来看，包含了还原论的合理因素；就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属于五度空间整体中的一个环节来讲，又体现了整体论的总体框架。因此，五度空间理论从整体上来讲，是包含了还原论的整体论。在包含了还原论的整体论经济学中，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道德准则、经济人与人的全面发展不但不对立，而且互为前提。
智慧经济理性是系统理性而不是要素理性。对称，就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认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本原与派生关系的机械唯物主义，破坏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对称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否定了经济领域的主体性原则，破坏了社会有机体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的有机体关系，是一种线性的历史观。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复杂系统，而转型经济则把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推向极致：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系统中各种要素与关系、逻辑关系与历史关系的“全息元”，只有系统理性才能把握中国经济系统，并通过把握中国经济系统来把握全球经济系统。
智慧经济理性是工程理性而不是工匠理性。工程理性：真善美的统一是一切科学追求的目标，不能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善”和“美”本身就是“真”的一个环节。经济学不但要分析问题、解析问题，而且要解决问题；不但要有解析力，而且要有解决力。社会经济工程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称，是创新性、科学性、价值性、操作性、系统性、艺术性的统一，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是统一的。把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对立起来，为了追求经济学的所谓实证性而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信息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行为学意义上的；也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符合人的预期，从而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因此，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问题。这对于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字游戏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的。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神化，把建立数学模型看成建构经济模型的唯一手段，把建构经济模型看成经济学的唯一目标，是经济工匠理性，经济工匠理性是西方经济学远离经济现实的根本原因。
智慧经济理性是幸福理性而不是贪欲理性。幸福首先取决于人的心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世界在他（她）心目中的地位。一个心态健康的人，“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不为贪欲所累，必然“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世界对于他（她）来讲就是美好的；也许他（她）一贫如洗，但他（她）却拥有整个大自然，整个大自然就是能够使他（她）心情舒畅、精神愉悦、幸福无比的财富。这样的财富是无价的。一个心态不健康的人，贪欲缠身，患得患失，整个世界对于他来讲就只能是暗淡无光的，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也不会使他（她）感到幸福。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多富人自杀，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富人并没有真正拥有财富；而他们之所以没有真正拥有财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拥有真正的财富。这真正的财富就是：健康的心态，而健康的心态来源于人的向上向善的心。知足不是不思进取，向上向善的心源于积极的人生观与奉献高于索取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来源于修养，修养来源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素质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与目标，幸福经济与幸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归宿。
智慧经济理性是发展理性而不是增长理性。增长是片面的、GDP单一的增长。传统增长方式：资源稀缺、不可再生、完全竞争、纯粹市场、边际效益递减，“帕累托最优”是均衡，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发展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发展，是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对称发展模式：资源再生、资源共享、双赢竞争、立体化的市场、边际效益递增，最优是双赢。只有对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对称发展观是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步西方近代史资本原始积累的后尘，搞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搞带血GDP，用GDP作为衡量中国改革开放成效的唯一标准，渗透的经济理性就是增长理性而非发展理性。那种不是新自由主义就是凯恩斯主义，不是西方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经济学派宗派化、固守自己学派的一亩三分地、只承认自己学派内部修修补补的改良，否定经济学的扬弃、融合、新发展的经济学理性中渗透的经济理性是增长理性而非发展理性。
经济学理性是什么？经济理性是经济学理性的基础，经济学理性是经济理性的反思与提升。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对称理性而不是非对称的线性理性。西方经济学在线性思维方式支配下所走的“实证化”道路不是经济学科学化的道路，而是使经济学“跛脚”的道路。西方经济学作为不对称的线性经济学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配置与再生、创业与守业、价值与价格、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法制、规范与实证、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对称。认为可以用“假设”作为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可以有“外部性”的市场、“例外”的经济学原理、可“证伪”的“经济科学”、撇开任何主体性的纯粹的“科学性”，可以不通过不确定来寻找“确定性”、对单个个人进行全封闭的”实验”以从中抽象出幽灵般的“经济人”，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经济现实来设计“公理”、“假设”与“模型”，只不过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指导下“盲人摸象”的杰作。由于“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只好在“囚徒困境”以及假定人与人是狼的“竞争”环境中“博弈”，在“经济人”有限理性与“帕累托最优”的不对称空间中“优化”“配置”资源 ，在 “价格”自由涨落、上下波动中“均衡”需求与供给，在左袋搬右袋的GDP增长率、“口袋经济学”中沾沾自喜，只不过是“经济人” 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支配下蹒跚而行、跌跌撞撞的产物。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 之所以倡导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市场换技术经济，把中国人民勒紧裤带创造出来的财富不分昼夜、夜以继日地送到美国换回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废纸，并不全是老百姓说的是卖国；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踌躇满志、对于人们的质疑不以为然的神态来看，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善于边际分析的大脑被不对称思维方式所占据，造成把歪理当真理，把违背常识当高深，真的以为他们手中掌握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咱们这些草民们理解不了、也不屑于让咱们这些草民理解的。但一条腿走路的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的，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似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但西方只要不抛弃自己的“不对称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只要不改变自己的不对称思维方式，再一次更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只是时间问题。只有两条腿走路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稳定型经济学，只有稳定型经济学才能指导经济稳定地可持续发展。中国要避免折腾经济、避免发生经济危机，并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免受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两条腿走路的对称经济学代替一条腿走路的不对称经济学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学。
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科学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经济学是也应该是一门科学，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说、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前经济学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学。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属于政治意识形态。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是意识形态科学化而不是科学意识形态化。科学是研究规律的，经济科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经济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与实现的规律。经济客观规律是经济学科学规律的基础，经济学科学规律是经济客观规律的反映。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范式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任何真理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绝对真理只能寓于相对真理之中，没有离开相对真理的绝对真理。西方经济学家总喜欢把西方古典经济学奉为“经典”，把某一本西方古典经济学著作捧为人类经济学发展无出左右、不可超越的“圣经”，人类所有经济思想都是其演化和展开，以此来确立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排斥中国经济学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范式理性，就是把人类经济学的发展看成经济学不同范式的发展、转变的过程，把任何大的经济学流派放在特定的经济学范式中进行定位，通过考察经济学范式演变的规律来理清大的经济学流派的逻辑的和历史的相互关系，以对不同的经济学进行扬弃、综合、升华，自觉推动经济学发展。诚然，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所创建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如果是人类经济学逻辑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他就掌握了同时期制定经济学游戏规则的权力，其它经济学只能在他制定的经济学游戏规则面前接受检验、决定去留取舍，但迄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决定人类经济学的全部发展，正好像迄今没有一个帝王可以永远称霸世界一样。数学固然没有东西方之分，但目前的经济学就是有东西方之别——通过空间差异展开的人类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形成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参照系。不同的经济学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经济学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能否做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了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层次、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范式理性看来，西方古典经济学不是人类经济学的源头，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是人类经济学的终极真理。西方经济学范式是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对立起来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西方经济学范式、包括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是以特定空间、通过特定空间体现出来的特定时间的人类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为参照系的产物，必将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而被扬弃，并在扬弃中综合出科学的、人类一般经济学。上述经济理性从金钱理性向财富理性转变、价格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丛林理性向道德理性转变、技术理性向文化理性转变、片面理性向辩证理性转变、还原理性向整体理性转变、博弈理性向对策理性转变、效率理性向平等理性转变、要素理性向系统理性转变、工匠理性向工程理性转变、贪婪理性向幸福理性转变、增长理性向发展理性转变，既是人类经济理性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变，也是人类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人类一般经济学，是用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因素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从中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就是财富增长和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理论基础、体系结构、核心价值、实践功能方面同西方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中国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范式成为当今时代人类经济学的主流范式，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给智慧经济理性、经济学理性进行科学的定位，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定位。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正好像新自由主义者把改革定位于自由化、金钱化、私有化、产业化，他们把开放定位于性解放与卖国。正好像他们把GDP增长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他们把性解放程度、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献媚程度看成开放程度的指标。与此相应，他们认为，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不断摒弃道德观念的过程；宣传道德虚无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认为，西方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发展不讲道德。在新自由主义者价值等于价格、幸福等于金钱理论的误导下，一时间，中华大地上黑白颠倒，黑云压城城欲摧；荣辱不分，一脱成名名利扬。那些不是用头脑思考而是用身体思考的影视明星歌星纷纷争先恐后把放荡当开放，把变态当前沿，把堕落当时髦，把自贱当先进；各色人等热衷于靠潜规则成名、靠攀龙附凤大红大紫、靠攀富贵当“小三”制造婚变赚眼球、靠出卖国格人格赢得喝彩博出位、只要知名度不要美誉度、为了知名度不顾美誉度、靠牺牲美誉度来换取知名度；各路“名流” 、“公众人物”也大显身手，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机会用各具特色的言传身教宣传道德虚无主义、民族虚假主义、爱国落后主义，对社会进行负面的、消极的、强有力的价值导向；认为只有敢于把自己的“名人”之身卖到国外、卖给外国人，达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尤唱后庭花”的境界才是国际化的视野、经济全球化的境界。这是对“开放”这一概念的望文生义的误解，对“开放”概念本义的扭曲和颠倒。什么是开放？正好像相对于计划体制的“改革”是改革僵化的体制，相对于计划体制的“开放”是解放被计划体制束缚的人的主体性，充分发挥人的个性与创造性。民族主体性是个人主体性的展开；爱国，是民族主体性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里，改革是手段，开放是目标；开放是手段，提高人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主体性、提高民族凝聚力与国家竞争力是目标。如果说，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那么人的主体性的解放程度是改革开放程度的第一指标。道德作为维护正常人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使社会车轮正常运转的“社会交通规则”，其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人的主体性的提高成正比，而不是成反比；民族主体性、爱国精神作为道德的组成部分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成正比而不是成反比。那种认为为了发展经济应该性解放、经济发展必需性解放、经济全球化必然牺牲民族主体性与爱国精神的经济学决不是科学的经济学。
如果说前段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破产，那么目前的欧洲债务危机则宣告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破产。全球性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事件、哈佛经济学学生罢课事件说明，西方经济学作为范式总体上已经破产。西方经济学范式之所以破产，是由于西方经济学经济理性的错位；西方经济学经济理性的错位，是由于西方经济学家总体上哲学底蕴的贫乏和思维方式的欠缺。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抽象的、片面的理性，使其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理论和实际不对称，整体上滞后于西方经济的发展，不能解释、指导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更是一种误导。所以要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首先要建构智慧经济理性。
摘要：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与“如果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走了邪路，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这两句话表面上是对立的，实际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智慧经济理性。智慧经济理性是财富理性而不是金钱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理性，是道德理性而不是丛林理性，是辩证理性而不是片面理性，是对策理性而不是博弈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是整体理性而不是还原理性，是系统理性而不是要素理性，是工程理性而不是工匠理性，是幸福理性而不是贪欲理性，是发展理性而不是增长理性。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对称理性而不是非对称的线性理性，是科学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给智慧经济理性、经济学理性进行科学的定位，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定位。
经济理性是什么？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如果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走了邪路，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这两句话是对立的还是统一的？
如果把“老鼠”看成是金钱，把经济为中心看成以金钱为中心，那么“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就可以理解为不择手段捞钱，不择手段捞钱必然不讲法律道德，必然导致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官商勾结、投机垄断、在产业化名义下整个社会按金钱至上的潜规则办事、按丛林法则办事，腐败成为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其结果必然是两极分化。
如果把“老鼠”看成是财富，而财富不仅包括物质财富还包括精神财富；把经济为中心看成以生产力为中心，而生产力不仅包括物质生产力还包括精神生产力，那么“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就可以理解成以发展生产力为检验真理、制度和规则的标准，正确的理论、科学的制度和道德规则都是发展生产力的必要环节，那么创造财富的过程必然要讲游戏规则。在这里，法制与道德准则就像交通规则一样，只有自觉遵守与不自觉遵守的区别，没有要不要遵守的不同。如果每个人都自觉按照游戏规则创造财富，整个社会就能平等竞争、优胜劣汰。整个社会真正做到平等竞争、优胜劣汰不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逆向选择、劣胜优汰的结果，不是强者的盛宴，而是掠夺者的狂欢。所以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与“如果两极分化，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就走了邪路，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 这两句话表面上是对立的，实际上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是智慧经济理性。
智慧经济理性是财富理性而不是金钱理性。财富理性就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金钱理性就是GDP的增长、钱赚更多、口袋装得更满。财富的本质是价值，经济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实现价值靠价值本身的价值而不完全是靠价格，靠价格实现的价值只占价值的一小部分。价格和价值不能划等号，交换价值和价值不能划等号。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因此，金钱是手段，财富是目的；只有财富才能满足人的各种需求，而金钱不能直接满足人的需求。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满足人的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的需求，既是财富生产的动力，也是财富生产的目的。经济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价格理性，以经济为中心不是以金钱为中心，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不是价格机制，智慧经济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一切向钱看理性。
智慧经济理性是道德理性而不是丛林理性。市场经济是等价交换、公平交易、平等竞争的经济形态。市场的逻辑既是科学的逻辑也是道德的逻辑。正好像最讲平等竞争的体育竞技场也最讲游戏规则，最讲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也最讲游戏规则。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法律与道德！法律是有形的道德，道德是无形的法律。从减少交易成本角度而言，道德的无形性、适用性、广泛性、自觉性，是市场经济比法律更根本的游戏规则。而市场经济的道德虚无主义源于物欲主义、货币拜物教与对人性的片面理解，把经济仅仅理解成金钱和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把人看成还原论意义上的个人，把人性定位于人的动物性。人是什么？人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不可否认，人有动物的本能，但人是社会的人。所谓道德，无非就是社会正常运行、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游戏规则；讲道德不是什么伪君子、假道学，而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行、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游戏规则。如果没有交通规则，或每个人都不遵守交通规则，那么每个人都将寸步难行。如果没有健全的法制与得到人们自觉遵循的道德，经济不能得到真正发展。真正追求人的利益最大化就必然要讲道德——只有遵守道德才能使人的利益最大化，道德是使人的利益最大化的保证。把人的本性看成是自私的，那么道德和人的利益的关系就是对立的，经济发展和道德发展的关系就是外在的；把人的本性看成是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道德和人的利益的关系就是统一的，道德和经济的关系不是“既要、又要”的关系，道德是经济——生产力的内在的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学的内在的组成部分。认为经济学不讲道德的经济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正好像只讲人的动物性不讲人的社会性不是真正讲人性一样。西方经济学就是只讲人的动物性不讲人的社会性、只讲物质财富不讲精神财富、宣传物欲主义与货币拜物教、把人性解放等同于人的动物性解放的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不讲道德是必然的，把道德和经济、道德和经济学的关系看成外在的关系是必然的。这样的经济学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学必然导致社会的道德虚无主义，我国目前的道德虚无主义就是这样的经济学成为社会的主流经济学造成的。所以要正本清源，重塑社会道德体系、价值观体系，就必须重塑社会主流经济学。
智慧经济理性是辩证理性而不是片面理性。建立在传统逻辑基础上的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的分析是抽象的、片面的，只有运用对称逻辑才有可能对整个社会做整体的、对称的经济分析；只有对称的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能够成为帝国主义的经济学，是科学性和主体性的对称、有序与无序的对称、复杂与简单的对称、真善美的对称。只有对称的经济学，才能解释快乐经济、幸福经济、和谐经济。主体性是人们快乐的根本、幸福的根本，也是社会和谐的根本。辩证理性，就是用对称的视角与五度空间观的视野看问题，就是把经济现象放在时间、空间、层次的五度空间的对称关系中考察，并给予合理定位。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是对立的，认为搞市场经济就不能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就不能搞市场经济。实际上，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中国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
智慧经济理性是对策理性而不是博弈理性。仅仅通过认识——行为来解决经济主体的信息对称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通过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是社会系统工程。西方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恰恰缺乏社会系统工程范式，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也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这个范式。所以他们永远解决不了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问题，也永远不可能使博弈论升华为对策论。他们的有关“制度设计”、“机制设计”理论与方案，均属于博弈论的范畴。他们之所以要把“博弈论”奉为玉律，也正是由于他们的线性思维方式。实际上，许多经济学中所谓的问题，在企业管理实战中都早已得到解决，比如信息不对称问题、“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关键的问题不在于问题的产生，而在于问题的解决；而真正要解决问题，则必须走出问题看问题。这就需要把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结合起来，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随着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经济学也由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变；相应地，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也从以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一旦人与人的交往由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博弈也就演变成了对策。所谓“对策 ”，就是以合作为主的“博弈”，它不同于非合作为主的博弈。它的基础与社会条件，是信息的发展与信息手段的现代化，正在使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资源由配置型向再生型转化，人与人之间由竞争为主向合作为主转化；在此基础上，伴随着从“均衡”中分离出“对称”，从“博弈”中也分离出“对策”。
智慧经济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竞争力的背后是文化力，生产力的背后是文化力。文化首先是一种凝聚力，并通过凝聚力转变为效益，文化力和生产力是对称的。拥有文化优势，也就拥有竞争优势，软实力和硬实力是对称的。经济是无形整合有形、形式整合内容的立体动态五维系统。经济是用文化对产品的再造过程。这个过程体现了文化为主导同产品的对称关系、文化为主导同商场的对称关系。从文化到管理、从软管理到硬管理、从文化管理到管理文化、从软实力到硬实力，是一个对称的过程。只有用对称的立体的思维，才能建构企业的文化。只有用对称的立体的思维，才能把握企业的文化。对称是一种美，市场的文化特征决定了企业文化必须按美的规律来建构，按美的规则来造型。企业是文化的，市场是文化的，经济是文化的，经济理性是文化的。
智慧经济理性是整体理性而不是还原理性。西方经济学总是强调理性的“抽象”在经济学研究、建构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然而理性的“抽象”有两种：还原论意义上的和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意义上的。前者形成的是空洞的、虚拟的抽象，如“理性的经济人”、“帕累托最优”、“一般均衡”、“总需求与总供给”等，这些抽象虽然有认识意义，但如果把其作为实践的指导，则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经济结构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但“一般均衡”、“总需求与总供给”概念则把经济结构抽象化，把经济结构失衡归结为所谓“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靠降低发展速度来“均衡”经济结构，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真理是具体的，具体的真理靠具体的抽象，既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的抽象。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抽象”理性即还原论的抽象理性只是同牛顿力学相当的科学理性，在量子力学时代已经过时。量子力学时代的抽象只能是具体的抽象，只有具体的抽象才是同当今时代科学精神相吻合的“理性抽象”。西方经济学属于还原论，所以在它那里，经济人同人的全面发展是对立的，利己与利人是对立的，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道德准则是对立的，经济学的形上与形下是对立的，以致说什么“经济学家不讲道德”等等。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自觉运用了包含还原论在内的整体论——五度空间理论。五度空间理论使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矛盾得以解决。就五度空间理论蕴含从本质到现象展开来看，包含了还原论的合理因素；就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属于五度空间整体中的一个环节来讲，又体现了整体论的总体框架。因此，五度空间理论从整体上来讲，是包含了还原论的整体论。在包含了还原论的整体论经济学中，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社会道德准则、经济人与人的全面发展不但不对立，而且互为前提。
智慧经济理性是系统理性而不是要素理性。对称，就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称。认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有本原与派生关系的机械唯物主义，破坏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对称关系，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否定了经济领域的主体性原则，破坏了社会有机体中各个要素之间的内在的有机体关系，是一种线性的历史观。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复杂系统，而转型经济则把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推向极致：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系统中各种要素与关系、逻辑关系与历史关系的“全息元”，只有系统理性才能把握中国经济系统，并通过把握中国经济系统来把握全球经济系统。
智慧经济理性是工程理性而不是工匠理性。工程理性：真善美的统一是一切科学追求的目标，不能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善”和“美”本身就是“真”的一个环节。经济学不但要分析问题、解析问题，而且要解决问题；不但要有解析力，而且要有解决力。社会经济工程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称，是创新性、科学性、价值性、操作性、系统性、艺术性的统一，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是统一的。把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对立起来，为了追求经济学的所谓实证性而用高度形式化的人工语言来建立具有高度具体性的经济学模型，本身就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信息不仅仅是消极、静态、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行为学意义上的；也即可以通过机制乃至制度设计进行引导和控制，使之符合人的预期，从而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因此，信息是否对称的问题，不是数学问题，而是组织行为学、社会工程学问题。这对于只会躲在象牙塔里玩数字游戏的西方经济学家来讲，是无法理喻的。重形式轻内容、重技巧轻思想，过度迷信数学模型、把数学模型神化，把建立数学模型看成建构经济模型的唯一手段，把建构经济模型看成经济学的唯一目标，是经济工匠理性，经济工匠理性是西方经济学远离经济现实的根本原因。
智慧经济理性是幸福理性而不是贪欲理性。幸福首先取决于人的心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一个人的心态决定了世界在他（她）心目中的地位。一个心态健康的人，“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不为贪欲所累，必然“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世界对于他（她）来讲就是美好的；也许他（她）一贫如洗，但他（她）却拥有整个大自然，整个大自然就是能够使他（她）心情舒畅、精神愉悦、幸福无比的财富。这样的财富是无价的。一个心态不健康的人，贪欲缠身，患得患失，整个世界对于他来讲就只能是暗淡无光的，即使拥有再多的财富也不会使他（她）感到幸福。世界上之所以有那么多富人自杀，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富人并没有真正拥有财富；而他们之所以没有真正拥有财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拥有真正的财富。这真正的财富就是：健康的心态，而健康的心态来源于人的向上向善的心。知足不是不思进取，向上向善的心源于积极的人生观与奉献高于索取的价值观，人生观与价值观来源于修养，修养来源于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素质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与目标，幸福经济与幸福经济学是经济学的归宿。
智慧经济理性是发展理性而不是增长理性。增长是片面的、GDP单一的增长。传统增长方式：资源稀缺、不可再生、完全竞争、纯粹市场、边际效益递减，“帕累托最优”是均衡，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发展是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发展，是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对称发展模式：资源再生、资源共享、双赢竞争、立体化的市场、边际效益递增，最优是双赢。只有对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对称发展观是五度空间观与复杂系统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就是步西方近代史资本原始积累的后尘，搞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搞带血GDP，用GDP作为衡量中国改革开放成效的唯一标准，渗透的经济理性就是增长理性而非发展理性。那种不是新自由主义就是凯恩斯主义，不是西方经济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经济学派宗派化、固守自己学派的一亩三分地、只承认自己学派内部修修补补的改良，否定经济学的扬弃、融合、新发展的经济学理性中渗透的经济理性是增长理性而非发展理性。
经济学理性是什么？经济理性是经济学理性的基础，经济学理性是经济理性的反思与提升。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对称理性而不是非对称的线性理性。西方经济学在线性思维方式支配下所走的“实证化”道路不是经济学科学化的道路，而是使经济学“跛脚”的道路。西方经济学作为不对称的线性经济学割裂了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供给与需求、配置与再生、创业与守业、价值与价格、效率与公平、自由与法制、规范与实证、主体性与开放性的对称。认为可以用“假设”作为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可以有“外部性”的市场、“例外”的经济学原理、可“证伪”的“经济科学”、撇开任何主体性的纯粹的“科学性”，可以不通过不确定来寻找“确定性”、对单个个人进行全封闭的”实验”以从中抽象出幽灵般的“经济人”，可以脱离活生生的经济现实来设计“公理”、“假设”与“模型”，只不过是“主流经济学家”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指导下“盲人摸象”的杰作。由于“信息不对称”、世界不确定、人心不可捉摸、理性不可预期、“趋势”不可预测，只好在“囚徒困境”以及假定人与人是狼的“竞争”环境中“博弈”，在“经济人”有限理性与“帕累托最优”的不对称空间中“优化”“配置”资源 ，在 “价格”自由涨落、上下波动中“均衡”需求与供给，在左袋搬右袋的GDP增长率、“口袋经济学”中沾沾自喜，只不过是“经济人” 在不对称思维方式支配下蹒跚而行、跌跌撞撞的产物。而中国“主流经济学家” 之所以倡导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市场换技术经济，把中国人民勒紧裤带创造出来的财富不分昼夜、夜以继日地送到美国换回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废纸，并不全是老百姓说的是卖国；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踌躇满志、对于人们的质疑不以为然的神态来看，更大的可能是他们善于边际分析的大脑被不对称思维方式所占据，造成把歪理当真理，把违背常识当高深，真的以为他们手中掌握的“经济学基本原理”是咱们这些草民们理解不了、也不屑于让咱们这些草民理解的。但一条腿走路的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的，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这一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似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但西方只要不抛弃自己的“不对称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只要不改变自己的不对称思维方式，再一次更严重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只是时间问题。只有两条腿走路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稳定型经济学，只有稳定型经济学才能指导经济稳定地可持续发展。中国要避免折腾经济、避免发生经济危机，并在全球经济危机中免受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两条腿走路的对称经济学代替一条腿走路的不对称经济学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流经济学。
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科学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经济学是也应该是一门科学，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说、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前经济学而不是真正的经济学。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现代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属于政治意识形态。人类文明的发展应该是意识形态科学化而不是科学意识形态化。科学是研究规律的，经济科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经济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与实现的规律。经济客观规律是经济学科学规律的基础，经济学科学规律是经济客观规律的反映。与智慧经济理性对称，智慧经济学理性是范式理性而不是意识形态理性。任何真理都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绝对真理只能寓于相对真理之中，没有离开相对真理的绝对真理。西方经济学家总喜欢把西方古典经济学奉为“经典”，把某一本西方古典经济学著作捧为人类经济学发展无出左右、不可超越的“圣经”，人类所有经济思想都是其演化和展开，以此来确立西方经济学的正统地位，排斥中国经济学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范式理性，就是把人类经济学的发展看成经济学不同范式的发展、转变的过程，把任何大的经济学流派放在特定的经济学范式中进行定位，通过考察经济学范式演变的规律来理清大的经济学流派的逻辑的和历史的相互关系，以对不同的经济学进行扬弃、综合、升华，自觉推动经济学发展。诚然，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所创建的新的经济学范式如果是人类经济学逻辑与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他就掌握了同时期制定经济学游戏规则的权力，其它经济学只能在他制定的经济学游戏规则面前接受检验、决定去留取舍，但迄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决定人类经济学的全部发展，正好像迄今没有一个帝王可以永远称霸世界一样。数学固然没有东西方之分，但目前的经济学就是有东西方之别——通过空间差异展开的人类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形成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参照系。不同的经济学参照系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以不同的经济学参照系为背景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之间也不是并列的，而是不同层次、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能否做到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体现了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层次、发展的不同阶段。在范式理性看来，西方古典经济学不是人类经济学的源头，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是人类经济学的终极真理。西方经济学范式是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对立起来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西方经济学范式、包括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是以特定空间、通过特定空间体现出来的特定时间的人类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为参照系的产物，必将随着人类经济的发展而被扬弃，并在扬弃中综合出科学的、人类一般经济学。上述经济理性从金钱理性向财富理性转变、价格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丛林理性向道德理性转变、技术理性向文化理性转变、片面理性向辩证理性转变、还原理性向整体理性转变、博弈理性向对策理性转变、效率理性向平等理性转变、要素理性向系统理性转变、工匠理性向工程理性转变、贪婪理性向幸福理性转变、增长理性向发展理性转变，既是人类经济理性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变，也是人类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人类一般经济学，是用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因素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从中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就是财富增长和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理论基础、体系结构、核心价值、实践功能方面同西方经济学范式有本质不同，中国经济学范式代替西方经济学范式成为当今时代人类经济学的主流范式，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人类经济思想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给智慧经济理性、经济学理性进行科学的定位，其首要目的是为了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正确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定位。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什么？正好像新自由主义者把改革定位于自由化、金钱化、私有化、产业化，他们把开放定位于性解放与卖国。正好像他们把GDP增长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他们把性解放程度、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献媚程度看成开放程度的指标。与此相应，他们认为，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不断摒弃道德观念的过程；宣传道德虚无主义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他们认为，西方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学不讲道德，经济发展不讲道德。在新自由主义者价值等于价格、幸福等于金钱理论的误导下，一时间，中华大地上黑白颠倒，黑云压城城欲摧；荣辱不分，一脱成名名利扬。那些不是用头脑思考而是用身体思考的影视明星歌星纷纷争先恐后把放荡当开放，把变态当前沿，把堕落当时髦，把自贱当先进；各色人等热衷于靠潜规则成名、靠攀龙附凤大红大紫、靠攀富贵当“小三”制造婚变赚眼球、靠出卖国格人格赢得喝彩博出位、只要知名度不要美誉度、为了知名度不顾美誉度、靠牺牲美誉度来换取知名度；各路“名流” 、“公众人物”也大显身手，充分发挥自己的个人“影响力”，不失时机地利用各种机会用各具特色的言传身教宣传道德虚无主义、民族虚假主义、爱国落后主义，对社会进行负面的、消极的、强有力的价值导向；认为只有敢于把自己的“名人”之身卖到国外、卖给外国人，达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尤唱后庭花”的境界才是国际化的视野、经济全球化的境界。这是对“开放”这一概念的望文生义的误解，对“开放”概念本义的扭曲和颠倒。什么是开放？正好像相对于计划体制的“改革”是改革僵化的体制，相对于计划体制的“开放”是解放被计划体制束缚的人的主体性，充分发挥人的个性与创造性。民族主体性是个人主体性的展开；爱国，是民族主体性的核心组成部分。在这里，改革是手段，开放是目标；开放是手段，提高人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国家的主体性、提高民族凝聚力与国家竞争力是目标。如果说，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那么人的主体性的解放程度是改革开放程度的第一指标。道德作为维护正常人际关系的游戏规则、使社会车轮正常运转的“社会交通规则”，其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人的主体性的提高成正比，而不是成反比；民族主体性、爱国精神作为道德的组成部分与经济对外开放程度成正比而不是成反比。那种认为为了发展经济应该性解放、经济发展必需性解放、经济全球化必然牺牲民族主体性与爱国精神的经济学决不是科学的经济学。
如果说前段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破产，那么目前的欧洲债务危机则宣告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破产。全球性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占领华尔街事件、哈佛经济学学生罢课事件说明，西方经济学作为范式总体上已经破产。西方经济学范式之所以破产，是由于西方经济学经济理性的错位；西方经济学经济理性的错位，是由于西方经济学家总体上哲学底蕴的贫乏和思维方式的欠缺。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抽象的、片面的理性，使其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理论和实际不对称，整体上滞后于西方经济的发展，不能解释、指导经济的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更是一种误导。所以要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首先要建构智慧经济理性。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政府执政能力——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
[ 2016/05/19 08:46 | by admin ]
2016/05/19 08:46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政府执政能力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
智慧经济作为智力经济，突出了人作为经济主体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突出了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供给侧结构改革必须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改革宏观经济体制的结构，建构能有效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宏观经济体制结构，使政府法人人格化。
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维护社会平等的能力；是推动法制化建设，促进立法、司法、行政平等的能力；反腐倡廉、清除腐败，使政府和民间、干部和群众之间能平等相处、公平分配的能力；根绝垄断与投机操纵、内线交易、欺行霸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能力；进行环境保护、维护代际公平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是通过稳定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使之有序、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保障社会安全的能力；是在国内社会生活中，保障公民人权与财产权的能力；在国际间经济、政治交往中，保护国家经济、国土安全，维护国家与民族最高利益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宏观经济体制的系统功能。因此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切工作应围绕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来展开。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改革宏观经济体制的结构。能有效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的宏观经济体制结构：政府法人人格化，以民主为基础，以法制为主导，以工作人员的主体性为核心，以机制廉洁、灵活高效为途径，以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积极推进创业工程。
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使政府法人人格化。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活动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建立广泛的、直接的、真正的民主；以民主为基础，靠人民来选择、监督政府工作人员，杜绝买官卖官、杜绝以各种捐助为名变相买政协人大代表。通过人民的选择、监督来瓦解“关系网”和既得利益集团，清除权贵、腐败和根除权贵经济形成的土壤；靠人民广泛的参政议政来提高政府科学决策与执行能力，而不是靠执政党自己监督自己来“清除腐败”、靠一言堂或御用“专家”中有限的智力资源来提高政府自身决策与执行能力。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法制为主导，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制社会。公开——民意平等；公平——立法平等；公正——司法行政平等。政府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权力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法律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意志。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政府工作人员主体性为核心、以能力为标准，要人才、不要奴才；以人的个性、创造性、主体性为标准来塑造工作人员素质，而不是用奴性标准、假学历文凭来塑造工作人员素质。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机制廉洁灵活高效为途径，建立健全的激励、监督、执行机制，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搞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不搞关系网，使之能有效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福利为目标，不以金钱GDP、数字GDP为目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称经济发展观中的政绩观：检验执政能力高低、政绩好坏的根本标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程度以及和同等发展起点、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可比较的提高速度，而不是各种数字与表面文章。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积极推进创业工程。只有创业工程，才使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政治的垄断，避免垄断集团官商勾结和对政府的操纵。也只有创业工程，才可以有效挤掉泡沫、限制投机、杜绝圈钱，使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以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为必要前提和保证。只有经济民主，才有创业自由，只有政治民主，才有言论、创新、创造、发挥人的智力的自由。因此，建立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是满足人的发展权，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解放人的智力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根本途径。真正有效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建设是一个提高政府整体素质的系统工程，应该和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系统工程一起，纳入社会GDP的范畴来定位和建设。这个工程建设好了，政府执政能力提高了，政府是否应该成为市场必要环节的问题，就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迎刃而解，市场原教旨主义就自然而然破产。因此，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政府应该不应该成为市场的环节，而在于政府怎样才能成为市场的环节，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最有利。
如果说，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维护社会平等的能力，那么无法维护社会公正造成两极分化，就是政府执政能力差的集中表现。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于分配不公，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权力寻租——政府权力寻租与官员权力寻租。后者形成权贵经济，权贵经济加剧两极分化。中国最大的分配不公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不公。政府和老百姓分配不公的结果是国富民穷与“衙富民穷”。政府权力寻租就是政府利用自身对自然资源、行政资源、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政府的垄断利益，造成国富民穷。如果是地方政府利用自身对当地自然资源、行政资源、土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当地政府的垄断利益，造成的将是“衙富民穷”。贫困县建豪华政府办公大楼、为党政干部批建别墅区等现象，说明必须把政府权力寻租和“衙富民穷”问题摆上理论议事日程。目前最大的政府权力寻租是“GDP寻租”，即地方政府为了制造GDP政绩而利用行政权力大搞口袋经济学，以设置关卡、增加税费、环境污染、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当地老百姓总体生活水平下降为代价，换取GDP 数字提高与官员政绩提高；最大的“衙富民穷”是地方政府通过诸如城市户口身份和买房挂钩等手段，把自然资源行政垄断与政策资源行政垄断相结合，鼓励和支持高价卖房来高价卖地，通过高价卖地来使老百姓的储蓄转变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各地政府之所以热衷房地产业，把其极力鼓吹成支柱产业，就因为房地产业是地方财政收入与政府GDP政绩的最大租源。
权力寻租来源于权力使用权的垄断。政府权力使用权的垄断来源于权力所有权的垄断；政府工作人员权力使用权的垄断来源于官场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权力所有权的垄断与官场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来源于人治或“以法治国”的不民主的政治体制。既然权力寻租不但表现在官员个人身上，而且表现在政府本身，那么要根除腐败与其说靠限制与监督个人权力，还不如说靠打破权力垄断的社会基础，建立民主与法制的国家。
官商勾结的合法途径是政商勾结，“衙富民穷”的落脚点是“官富民穷”；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搞“衙富民穷”，最终目的也正在于“官富民穷”。所以把权力寻租仅仅定位于官员个人权力寻租是不够的，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入开展。应该说，政府权力寻租比官员个人权力寻租更根本，也更隐蔽。
人治、法制与生产力
权力所有权垄断
人治 权力寻租，权力成为负生产力
权力使用权垄断
权力产生过程民主
法制 权力服务，权力成为生产力
权力使用过程制约
自然资源的垄断并不构成权力垄断的基础，自然资源的垄断也并不天然就是权力寻租的根源。只有权力垄断才使自然资源变成权力“资源”；如果权力属于人民，垄断的自然资源必将为全体人民服务。这里，只有人为垄断才是资源“垄断”转变为垄断资源的催化剂。认为资源 “垄断”天然成为权力寻租的 “温床”，在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之间划等号，无异于为权力寻租开绿灯。
垄断的自然资源，不存在产权不明确的问题。一个国家里所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资源，其产权只能属于国家；使用权的分配如果采取诸如招投标的公开方式，并采取措施杜绝任何暗箱操作，完全可以有效避免权力寻租。认为要杜绝权力寻租就要改变自然资源的国家垄断性质，就要分光使之私有化，是把产权明确与私有化混为一谈，把自然垄断与权力垄断混为一谈，把国有制、自然垄断同权力寻租混为一谈，把国家权力、任何权力与腐败混为一谈。这是私有化情结对思维方式、学术范式的渗透，然而是消极的渗透，其结果是逻辑混乱。
相对于自然资源垄断，社会资源的垄断更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现实基础。因为社会资源的人为垄断——通过“官本位”，通过理论、政策、机制设计出来的垄断，往往一开始就是为权力寻租提供空间。任何一项政策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能孤立地看，而要看其产生与实施的社会条件。在权力垄断没有打破的情况下，任何人为设置的社会资源垄断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租源。“双轨制” 也一样。从字面上看，“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所必须的过渡态；但在中国当时的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大环境下，“双轨制”确实成为腐败机制的突破口；中国后来的大面积腐败，其源头就在于“双轨制”；以致我们可以说“双轨制”是腐败机制，是机
制造租的模本。自然资源之所以能转变为权力租源，其途径正在于“双轨制”或其演变形态。
GDP政绩上升
行政管理费用膨胀
自然资源垄断 衙富民穷 职务消费高涨
社会资源垄断 奖金名目繁多
权力垄断 腐败的逻辑 官富民穷 享受各种特权
权力租源 个人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
衙富民穷
官富民穷
政府执政能力差的根源在于政府施政能力未能与政府利益挂钩，政府利益未能同施政能力挂钩的制度根源在于未能使政府法人人格化。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的真谛是平等，平等的本质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的前提是市场主体人格化。只有人格平等，才有机会平等、竞争平等，才有效率。既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也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那么政府人格化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的环节。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通过权力寻租、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富民穷或“衙富民穷”。在各地政府与百姓的利益“博弈”中，政府是强者，百姓是弱者。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制定一套各级政府间财税分成科学合理的“合约”机制，通过落实各级政府的法人劳动力产权，提高各级政府的法人主体性、提高各级政府发挥制度生产力的积极性，使各级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起有效调控作用的、适格的经济主体；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借助法律、道德和舆论的力量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活动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不会为了政府自身利益而无限制地侵犯人民的利益；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处于人格平等的地位，政府的清廉高效才有法律保障，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运用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政府投资的企业——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才会得到平等的解决；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使政府和公民一样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政府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源，使改革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把政府排除于市场之外，表面上是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实际上是使政府超脱于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为政府为所欲为提供世外桃园。
通过使政府法人人格化，使政府法人权利义务挂钩，从而提高政府施政能力，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反对腐败、提高政府清廉度、保持政策稳定性等等，只是提高政府施政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
国富民穷的根源
政策不稳定 根源1：未能政府法人人格化
政府施政能力差 金融能力差
财政能力差
国富民穷 互为因果 互为因果
权力所有
权力腐败 权力寻租 根源2：民主法制不健全
权力垄断
两极分化的根源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人身依附
权力所有
权力垄断
两极分化的根源 权力寻租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施政能力
分配不公
两极分化
在施政能力与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之间，还有通货膨胀、失业率高、城乡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它们对两极分化起催化作用，这些都是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必须处理协调的关系。
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
解除政治上人身依附关系
政府法人人格化
消除两极分化的途径
消除权力所有
消除权力垄断
消除权力寻租
提高政府施政能力
政府与民间公平分配
民间公平分配
消除两极分化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
智慧经济作为智力经济，突出了人作为经济主体在经济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突出了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供给侧结构改革必须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改革宏观经济体制的结构，建构能有效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宏观经济体制结构，使政府法人人格化。
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维护社会平等的能力；是推动法制化建设，促进立法、司法、行政平等的能力；反腐倡廉、清除腐败，使政府和民间、干部和群众之间能平等相处、公平分配的能力；根绝垄断与投机操纵、内线交易、欺行霸市、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的能力；进行环境保护、维护代际公平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是通过稳定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进行宏观调控，使之有序、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保障社会安全的能力；是在国内社会生活中，保障公民人权与财产权的能力；在国际间经济、政治交往中，保护国家经济、国土安全，维护国家与民族最高利益的能力。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宏观经济体制的系统功能。因此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切工作应围绕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来展开。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改革宏观经济体制的结构。能有效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的宏观经济体制结构：政府法人人格化，以民主为基础，以法制为主导，以工作人员的主体性为核心，以机制廉洁、灵活高效为途径，以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福利为目标，积极推进创业工程。
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使政府法人人格化。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活动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建立广泛的、直接的、真正的民主；以民主为基础，靠人民来选择、监督政府工作人员，杜绝买官卖官、杜绝以各种捐助为名变相买政协人大代表。通过人民的选择、监督来瓦解“关系网”和既得利益集团，清除权贵、腐败和根除权贵经济形成的土壤；靠人民广泛的参政议政来提高政府科学决策与执行能力，而不是靠执政党自己监督自己来“清除腐败”、靠一言堂或御用“专家”中有限的智力资源来提高政府自身决策与执行能力。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法制为主导，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制社会。公开——民意平等；公平——立法平等；公正——司法行政平等。政府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权力必须接受法律的制约，法律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体现人民的意志。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政府工作人员主体性为核心、以能力为标准，要人才、不要奴才；以人的个性、创造性、主体性为标准来塑造工作人员素质，而不是用奴性标准、假学历文凭来塑造工作人员素质。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机制廉洁灵活高效为途径，建立健全的激励、监督、执行机制，不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搞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不搞关系网，使之能有效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以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福利为目标，不以金钱GDP、数字GDP为目标，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称经济发展观中的政绩观：检验执政能力高低、政绩好坏的根本标准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程度以及和同等发展起点、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可比较的提高速度，而不是各种数字与表面文章。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必须积极推进创业工程。只有创业工程，才使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之上，打破利益集团对经济政治的垄断，避免垄断集团官商勾结和对政府的操纵。也只有创业工程，才可以有效挤掉泡沫、限制投机、杜绝圈钱，使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以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为必要前提和保证。只有经济民主，才有创业自由，只有政治民主，才有言论、创新、创造、发挥人的智力的自由。因此，建立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是满足人的发展权，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解放人的智力的根本途径，也是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根本途径。真正有效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建设是一个提高政府整体素质的系统工程，应该和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系统工程一起，纳入社会GDP的范畴来定位和建设。这个工程建设好了，政府执政能力提高了，政府是否应该成为市场必要环节的问题，就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迎刃而解，市场原教旨主义就自然而然破产。因此，争论的焦点不在于政府应该不应该成为市场的环节，而在于政府怎样才能成为市场的环节，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最有利。
如果说，政府的执政能力是利用公权力维护社会平等的能力，那么无法维护社会公正造成两极分化，就是政府执政能力差的集中表现。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于分配不公，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权力寻租——政府权力寻租与官员权力寻租。后者形成权贵经济，权贵经济加剧两极分化。中国最大的分配不公是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分配不公。政府和老百姓分配不公的结果是国富民穷与“衙富民穷”。政府权力寻租就是政府利用自身对自然资源、行政资源、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政府的垄断利益，造成国富民穷。如果是地方政府利用自身对当地自然资源、行政资源、土政策资源的垄断，谋取当地政府的垄断利益，造成的将是“衙富民穷”。贫困县建豪华政府办公大楼、为党政干部批建别墅区等现象，说明必须把政府权力寻租和“衙富民穷”问题摆上理论议事日程。目前最大的政府权力寻租是“GDP寻租”，即地方政府为了制造GDP政绩而利用行政权力大搞口袋经济学，以设置关卡、增加税费、环境污染、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当地老百姓总体生活水平下降为代价，换取GDP 数字提高与官员政绩提高；最大的“衙富民穷”是地方政府通过诸如城市户口身份和买房挂钩等手段，把自然资源行政垄断与政策资源行政垄断相结合，鼓励和支持高价卖房来高价卖地，通过高价卖地来使老百姓的储蓄转变成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各地政府之所以热衷房地产业，把其极力鼓吹成支柱产业，就因为房地产业是地方财政收入与政府GDP政绩的最大租源。
权力寻租来源于权力使用权的垄断。政府权力使用权的垄断来源于权力所有权的垄断；政府工作人员权力使用权的垄断来源于官场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权力所有权的垄断与官场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来源于人治或“以法治国”的不民主的政治体制。既然权力寻租不但表现在官员个人身上，而且表现在政府本身，那么要根除腐败与其说靠限制与监督个人权力，还不如说靠打破权力垄断的社会基础，建立民主与法制的国家。
官商勾结的合法途径是政商勾结，“衙富民穷”的落脚点是“官富民穷”；地方政府之所以热衷于搞“衙富民穷”，最终目的也正在于“官富民穷”。所以把权力寻租仅仅定位于官员个人权力寻租是不够的，不利于反腐败的深入开展。应该说，政府权力寻租比官员个人权力寻租更根本，也更隐蔽。
人治、法制与生产力
权力所有权垄断
人治 权力寻租，权力成为负生产力
权力使用权垄断
权力产生过程民主
法制 权力服务，权力成为生产力
权力使用过程制约
自然资源的垄断并不构成权力垄断的基础，自然资源的垄断也并不天然就是权力寻租的根源。只有权力垄断才使自然资源变成权力“资源”；如果权力属于人民，垄断的自然资源必将为全体人民服务。这里，只有人为垄断才是资源“垄断”转变为垄断资源的催化剂。认为资源 “垄断”天然成为权力寻租的 “温床”，在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之间划等号，无异于为权力寻租开绿灯。
垄断的自然资源，不存在产权不明确的问题。一个国家里所有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资源，其产权只能属于国家；使用权的分配如果采取诸如招投标的公开方式，并采取措施杜绝任何暗箱操作，完全可以有效避免权力寻租。认为要杜绝权力寻租就要改变自然资源的国家垄断性质，就要分光使之私有化，是把产权明确与私有化混为一谈，把自然垄断与权力垄断混为一谈，把国有制、自然垄断同权力寻租混为一谈，把国家权力、任何权力与腐败混为一谈。这是私有化情结对思维方式、学术范式的渗透，然而是消极的渗透，其结果是逻辑混乱。
相对于自然资源垄断，社会资源的垄断更容易成为权力寻租的现实基础。因为社会资源的人为垄断——通过“官本位”，通过理论、政策、机制设计出来的垄断，往往一开始就是为权力寻租提供空间。任何一项政策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能孤立地看，而要看其产生与实施的社会条件。在权力垄断没有打破的情况下，任何人为设置的社会资源垄断都有可能成为权力租源。“双轨制” 也一样。从字面上看，“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所必须的过渡态；但在中国当时的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大环境下，“双轨制”确实成为腐败机制的突破口；中国后来的大面积腐败，其源头就在于“双轨制”；以致我们可以说“双轨制”是腐败机制，是机
制造租的模本。自然资源之所以能转变为权力租源，其途径正在于“双轨制”或其演变形态。
GDP政绩上升
行政管理费用膨胀
自然资源垄断 衙富民穷 职务消费高涨
社会资源垄断 奖金名目繁多
权力垄断 腐败的逻辑 官富民穷 享受各种特权
权力租源 个人权力寻租
权力寻租
衙富民穷
官富民穷
政府执政能力差的根源在于政府施政能力未能与政府利益挂钩，政府利益未能同施政能力挂钩的制度根源在于未能使政府法人人格化。政府也是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的主体。企业是市场微观经济的主体，政府是市场宏观经济的主体。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法制的真谛是平等，平等的本质是人格平等，而人格平等的前提是市场主体人格化。只有人格平等，才有机会平等、竞争平等，才有效率。既然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政府也逐步成为市场的主体，那么政府人格化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必要的环节。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通过权力寻租、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富民穷或“衙富民穷”。在各地政府与百姓的利益“博弈”中，政府是强者，百姓是弱者。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制定一套各级政府间财税分成科学合理的“合约”机制，通过落实各级政府的法人劳动力产权，提高各级政府的法人主体性、提高各级政府发挥制度生产力的积极性，使各级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地位、起有效调控作用的、适格的经济主体；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借助法律、道德和舆论的力量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活动遵循市场经济公开、公平、公正，诚信、守法的一般规则，不会为了政府自身利益而无限制地侵犯人民的利益；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处于人格平等的地位，政府的清廉高效才有法律保障，政府工作人员的权力运用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政府投资的企业——国有企业同民营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才会得到平等的解决；政府法人人格化，有利于使政府和公民一样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政府的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而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源，使改革的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把政府排除于市场之外，表面上是限制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实际上是使政府超脱于市场游戏规则之外，为政府为所欲为提供世外桃园。
通过使政府法人人格化，使政府法人权利义务挂钩，从而提高政府施政能力，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也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而反对腐败、提高政府清廉度、保持政策稳定性等等，只是提高政府施政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
国富民穷的根源
政策不稳定 根源1：未能政府法人人格化
政府施政能力差 金融能力差
财政能力差
国富民穷 互为因果 互为因果
权力所有
权力腐败 权力寻租 根源2：民主法制不健全
权力垄断
两极分化的根源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人身依附
权力所有
权力垄断
两极分化的根源 权力寻租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施政能力
分配不公
两极分化
在施政能力与分配不公、两极分化之间，还有通货膨胀、失业率高、城乡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它们对两极分化起催化作用，这些都是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必须处理协调的关系。
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
解除政治上人身依附关系
政府法人人格化
消除两极分化的途径
消除权力所有
消除权力垄断
消除权力寻租
提高政府施政能力
政府与民间公平分配
民间公平分配
消除两极分化
陈世清：智慧经济怎样解决市场失灵——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今日头条）
[ 2016/05/19 08:42 | by admin ]
2016/05/19 08:42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怎样解决市场失灵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
智慧经济作为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再生经济，决定了市场不仅是配置的场所，更主要的是再生的场所，在配置型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所谓“市场失灵”、“外部性”问题不复存在。在智慧经济形态中，“外部性”也成了“内部性”。智慧经济市场本来不是平面的二维空间，政府本来不是外在于市场，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要确立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在智慧经济中，完全的“市场”本来不同于完全的竞争，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必要的环节，市场“外部性”只是对于微观经济而言，对于宏观经济来讲“外部性”也成了“内部性”。在智慧经济中，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西方的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二者的互补关系，是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高于技术，中国只有在经济体制方面后来居上，率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建设比现有西方更完善、更彻底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后来居上。改革既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也是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在这里，既不是全盘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又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西方市场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和综合。在这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意识形态区别，而是“完善”、“不完善”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市场经济。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以西方市场经济为模本定位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划界，把不符合现有西方市场经济模本的东西都说成是外部性，是作茧自缚、固步自封、抽刀断水。
市场经济的完善是一个过程，平等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没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解决“市场失效”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完善的市场没有“外部性”，而是宏观调控和微观自由的对称结构；法律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就在市场中，构成市场的内在环节，而不是什么外部性；借助于这些手段是智慧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什么“市场失灵”。
发展本来就是解决人类外部性问题。智慧经济证明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观念，调整产业政策，把原来的所谓“外部性”纳入市场经济内部来定位，把原来属于外部性的因素纳入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制定政府新的产业政策。这样的 “新兴产业”有：环境保护工程。要把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为产业政策，纳入国家财政投资范围。灾害防范工程。任何天灾都要通过人祸起作用；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起码未达标。腐败防治工程。据统计，社会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而腐败直接间接给社会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起码占社会交易成本的50%以上。国民素质工程。国民素质工程不是国民文凭工程，而是国民知识、法制、诚信、民主、能力工程。以上四项产业化，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予以开发、建设，以消除所谓“外部性”问题、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发展就是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原来宏观经济微观化相反，是微观经济宏观化。妄图用解决微观经济方法来解决宏观问题，只是拔着头发想离开地球。相反，经济发展的微观问题，要用宏观的办法与途径来解决。所谓的“外部性”问题，实际上从宏观经济模式来讲是内部性问题。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越多，说明微观经济已经逐步宏观化了，必须改变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维方式，以适应新时期的需求。政治不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是经济的一个环节和有机的组成部分；所谓“市场失灵”、“超经济力量”是对经济概念作了片面的、狭隘的理解。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超“经济”的力量对经济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这种超经济力量性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属于主体性的还是负主体性的。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不是有没有超经济的力量、要不要超经济的力量，而是要什么样的超经济的力量、为什么要这样的超经济的力量，怎样才能形成、发展这样的超经济的力量。由于社会总福利可以从资源配置中再生，所以从增加社会总福利的角度来讲社会保障制度是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有再分配功能，而且有价值再生功能。社会保障制度也是社会再生体系中的必要的一环，也有生产力的功能；它属于市场的内部而不属于市场的外部。因此在幸福经济学看来，市场没有外部性，社会保障制度与建立、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政府，都是市场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再生，虽然它们是通过配置来实现的再生；同时可以看出：消费本身也是生产，不但生产出生产者，而且生产出社会福利水平。优化社会消费结构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水平，无异于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富。把财富理解成价值而不是金钱；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是作为金钱的财富的再分配，而是作为价值的财富的再生。把价值机制看成市场的核心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市场的内在环节。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社会系统就是社会经济系统；经济学的任务是提高人的主体性、消除负主体性，使生产力得以发展。解决“市场失败”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完善的市场没有“外部性”，而是宏观调控和微观自由的对称结构；法律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就在市场中，构成市场的内在环节，而不是什么外部性。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四）
智慧经济作为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再生经济，决定了市场不仅是配置的场所，更主要的是再生的场所，在配置型经济基础上形成的所谓“市场失灵”、“外部性”问题不复存在。在智慧经济形态中，“外部性”也成了“内部性”。智慧经济市场本来不是平面的二维空间，政府本来不是外在于市场，供给侧结构改革就是要确立政府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在智慧经济中，完全的“市场”本来不同于完全的竞争，政府宏观调控是市场必要的环节，市场“外部性”只是对于微观经济而言，对于宏观经济来讲“外部性”也成了“内部性”。在智慧经济中，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西方的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二者的互补关系，是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制度高于技术，中国只有在经济体制方面后来居上，率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建设比现有西方更完善、更彻底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后来居上。改革既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也是市场经济的自我完善。在这里，既不是全盘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又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西方市场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和综合。在这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意识形态区别，而是“完善”、“不完善”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的市场经济。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以西方市场经济为模本定位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划界，把不符合现有西方市场经济模本的东西都说成是外部性，是作茧自缚、固步自封、抽刀断水。
市场经济的完善是一个过程，平等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没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是成熟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目标。解决“市场失效”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完善的市场没有“外部性”，而是宏观调控和微观自由的对称结构；法律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就在市场中，构成市场的内在环节，而不是什么外部性；借助于这些手段是智慧经济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什么“市场失灵”。
发展本来就是解决人类外部性问题。智慧经济证明市场经济已经立体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改变观念，调整产业政策，把原来的所谓“外部性”纳入市场经济内部来定位，把原来属于外部性的因素纳入市场调节的范围，并制定政府新的产业政策。这样的 “新兴产业”有：环境保护工程。要把环境保护政策落实为产业政策，纳入国家财政投资范围。灾害防范工程。任何天灾都要通过人祸起作用；房屋倒塌的直接原因是豆腐渣工程，起码未达标。腐败防治工程。据统计，社会交易成本占国民生产总值50%以上，而腐败直接间接给社会增加的社会交易成本，起码占社会交易成本的50%以上。国民素质工程。国民素质工程不是国民文凭工程，而是国民知识、法制、诚信、民主、能力工程。以上四项产业化，必须以政府为投资主体，予以开发、建设，以消除所谓“外部性”问题、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发展就是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原来宏观经济微观化相反，是微观经济宏观化。妄图用解决微观经济方法来解决宏观问题，只是拔着头发想离开地球。相反，经济发展的微观问题，要用宏观的办法与途径来解决。所谓的“外部性”问题，实际上从宏观经济模式来讲是内部性问题。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越多，说明微观经济已经逐步宏观化了，必须改变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思维方式，以适应新时期的需求。政治不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是经济的一个环节和有机的组成部分；所谓“市场失灵”、“超经济力量”是对经济概念作了片面的、狭隘的理解。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超“经济”的力量对经济的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这种超经济力量性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属于主体性的还是负主体性的。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不是有没有超经济的力量、要不要超经济的力量，而是要什么样的超经济的力量、为什么要这样的超经济的力量，怎样才能形成、发展这样的超经济的力量。由于社会总福利可以从资源配置中再生，所以从增加社会总福利的角度来讲社会保障制度是必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有再分配功能，而且有价值再生功能。社会保障制度也是社会再生体系中的必要的一环，也有生产力的功能；它属于市场的内部而不属于市场的外部。因此在幸福经济学看来，市场没有外部性，社会保障制度与建立、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政府，都是市场的组成部分，因为它们都参与了社会财富的再生，虽然它们是通过配置来实现的再生；同时可以看出：消费本身也是生产，不但生产出生产者，而且生产出社会福利水平。优化社会消费结构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福利水平，无异于提高了生产力、增加了社会财富。把财富理解成价值而不是金钱；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仅是作为金钱的财富的再分配，而是作为价值的财富的再生。把价值机制看成市场的核心机制，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市场的内在环节。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社会系统就是社会经济系统；经济学的任务是提高人的主体性、消除负主体性，使生产力得以发展。解决“市场失败”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完善的市场没有“外部性”，而是宏观调控和微观自由的对称结构；法律与社会保障制度等就在市场中，构成市场的内在环节，而不是什么外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