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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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26 16:28 | by 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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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许小年：“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政策饭、垄断饭吃得很舒服，谁还会费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赚钱，但有多少是垄断利润？如果放开竞争，它还能赚钱吗？它垄断了，别人就没机会，这就破坏了社会公平。既没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国家安全啦、支柱产业啦，种种为央企垄断辩护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经营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民企不能发展支柱产业，从根子上和源头上歧视民企。” “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大蒜、绿豆涨价，是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吗？许小年之所以把央企和破坏公平效率划等号，因此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一方面是由于他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范式偏见，另一方面也是央企自身的定位模糊。
由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结构，所以生产与分配是统一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宏观调控的目标的逻辑结论，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经济结构调整、政府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目标与落脚点。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土地、矿山、河流等重要资源以及自然垄断的产业必须由国家掌握并有计划开发、使用、经营。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国有企业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本来不是价格经济学范畴中的利润，而是价值经济学范畴中的效益。把所有东东包括公共品都拿去产业化以使利润最大化，比如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搞得学校不像学校倒更像企业，破坏了社会机会公平原则，以致央企成为政府与“民”（不是民企的“民”，而是老百姓的“民”）争利的手段，本来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也是机械照搬照套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结果，与真正的宏观调控无关，反对这样的“产业化”或把部属高校演变成“央企”恰恰是真正的宏观调控的内容，所以不能因为这些“产业化”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而整体否定央企、否定宏观调控。
事实上，正是许小年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极力鼓吹社会货币化、社会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社会价格一元化，才把北大、清华这样的部属高校搞成“央企”的，所以许小年们反对央企和他们宣传的理论对立。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得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自然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自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作为高度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房地产投机是民营和自然垄断相结合造成的目前中国最大的投机，房地产投机已经快速催化中国两极分化，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所以房地产监管与金融监管一样，都必须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的，因此不需要凯恩斯的批准。为了促使和鼓励各地政府对开发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监管，促使和鼓励开发商开发荒地、山地、边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房地产企业只能国有国营，但产品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而只能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听证后制定。只有这样，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房地产业才能真正回归理性，GDP增长数据才能挤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而大蒜、绿豆由于不是自然垄断产品，其投机涨价完全是由民间投机造成，只要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即可处理，没必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来打压。许小年把“房地产”和“大蒜绿豆”混为一谈，说明他头脑里没有“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因此他无法给央企以合理的定位、无法给宏观调控正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禁止私人、民间、外资在中国开办或参股银行和保险公司是必要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应全部国有国营，不得上市融资，并限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范围，使其不致成为投机的工具；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除了可以购买国库券外，严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参与直接投融资业务；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投行与银行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投行通过直接投融资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严禁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必须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整体上，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淡化银行功能、强化财政功能，并把提高财政能力作为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要抑制配置型“创业”，从数据源头挤掉金融、GDP中的泡沫；要建立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经营体制、国内市场为中心同国外市场相统一的市场体制；要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用国有企业的资金来炒国有企业的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其结果是助长股市泡沫，增强国企圈钱力度；在国有企业的钱从这个口袋到那个口袋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中饱个人私囊，另一方面使散户的钱大量流失。中投公司的美元本来就是来自用增发人民币收购进口企业美元而来，如果不能在实物进口上弥补市场空缺，将使国内通胀持续，使全体国民财富受损。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全体一致通过”的玩钱游戏。玩钱、投机，只会使原来的出口导向、掏空国内市场、货币虚高造成的通胀雪上加霜。
央企的作用应该是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防火墙，保障国内国际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央企的定位正确、准确、明确，那么央企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保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有力工具。
许小年：“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它垄断资源，垄断经营，没有效率，政策饭、垄断饭吃得很舒服，谁还会费神去提高效率？央企是赚钱，但有多少是垄断利润？如果放开竞争，它还能赚钱吗？它垄断了，别人就没机会，这就破坏了社会公平。既没效率，又不公平，要央企干什么？什么国家安全啦、支柱产业啦，种种为央企垄断辩护的说辞都经不起推敲，言外之意都是民企经营就不能保证国家安全，民企不能发展支柱产业，从根子上和源头上歧视民企。” “房地产政策等因此都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畴，而是行政管理或管制具体行业的供给。”“大蒜、绿豆涨价，是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吗？许小年之所以把央企和破坏公平效率划等号，因此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央企”，一方面是由于他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范式偏见，另一方面也是央企自身的定位模糊。
由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是最基本的经济结构，所以生产与分配是统一的，经济结构调整是宏观调控的目标的逻辑结论，就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经济结构调整、政府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根本目标与落脚点。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土地、矿山、河流等重要资源以及自然垄断的产业必须由国家掌握并有计划开发、使用、经营。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国有企业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本来不是价格经济学范畴中的利润，而是价值经济学范畴中的效益。把所有东东包括公共品都拿去产业化以使利润最大化，比如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搞得学校不像学校倒更像企业，破坏了社会机会公平原则，以致央企成为政府与“民”（不是民企的“民”，而是老百姓的“民”）争利的手段，本来是经济微观化与货币经济学的产物，也是机械照搬照套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结果，与真正的宏观调控无关，反对这样的“产业化”或把部属高校演变成“央企”恰恰是真正的宏观调控的内容，所以不能因为这些“产业化”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而整体否定央企、否定宏观调控。
事实上，正是许小年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极力鼓吹社会货币化、社会产业化、教育产业化、社会价格一元化，才把北大、清华这样的部属高校搞成“央企”的，所以许小年们反对央企和他们宣传的理论对立。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得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自然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自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作为高度自然垄断行业民营化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房地产投机是民营和自然垄断相结合造成的目前中国最大的投机，房地产投机已经快速催化中国两极分化，危及中国的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所以房地产监管与金融监管一样，都必须纳入宏观调控的范畴。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决定的，因此不需要凯恩斯的批准。为了促使和鼓励各地政府对开发进行科学规划、有效监管，促使和鼓励开发商开发荒地、山地、边角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房地产企业只能国有国营，但产品价格不能随行就市，而只能根据上述标准进行听证后制定。只有这样，土地可再生才能由可能转变为现实，房地产业才能真正回归理性，GDP增长数据才能挤掉泡沫，人民才能真正安居乐业。而大蒜、绿豆由于不是自然垄断产品，其投机涨价完全是由民间投机造成，只要公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即可处理，没必要成立国有大蒜公司和国有绿豆专业户来打压。许小年把“房地产”和“大蒜绿豆”混为一谈，说明他头脑里没有“自然垄断”与“人为垄断”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因此他无法给央企以合理的定位、无法给宏观调控正名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了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禁止私人、民间、外资在中国开办或参股银行和保险公司是必要的；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应全部国有国营，不得上市融资，并限定金融衍生品的使用范围，使其不致成为投机的工具；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除了可以购买国库券外，严禁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参与直接投融资业务；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投行与银行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投行通过直接投融资为实体经济服务。必须严禁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必须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整体上，在宏观调控中，应该淡化银行功能、强化财政功能，并把提高财政能力作为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要抑制配置型“创业”，从数据源头挤掉金融、GDP中的泡沫；要建立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的经营体制、国内市场为中心同国外市场相统一的市场体制；要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用国有企业的资金来炒国有企业的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其结果是助长股市泡沫，增强国企圈钱力度；在国有企业的钱从这个口袋到那个口袋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中饱个人私囊，另一方面使散户的钱大量流失。中投公司的美元本来就是来自用增发人民币收购进口企业美元而来，如果不能在实物进口上弥补市场空缺，将使国内通胀持续，使全体国民财富受损。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全体一致通过”的玩钱游戏。玩钱、投机，只会使原来的出口导向、掏空国内市场、货币虚高造成的通胀雪上加霜。
央企的作用应该是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防火墙，保障国内国际效率与公平的统一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只要央企的定位正确、准确、明确，那么央企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保证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有力工具。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农村土地国有制
[ 2016/05/26 16:26 | by admin ]
2016/05/26 16:26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改革与农村土地国有制
许小年：“要从立法上明确农民个人的产权，取消集体所有制，土地才能入市。现在农地入市，流通的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解决不了问题。我在湖南做过调查，农民自发组成了合作社，他们反映，合作社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得不到银行融资，不能用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因为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所有权。银行问他们，你贷款还不了的时候，我能卖你抵押的土地吗？如果不能卖，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为抵押品。所有权是绕不过去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以个人所有权作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改革推不动，原因就是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⒀本人认为，解决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是农村土地私有制，而是农村土地国有制；只有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把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与保障农民利益有机统一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在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看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从农村土地入手；不但要从扩大农民土地经营权入手，而且要从明确土地所有权入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产权瓶颈，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的基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在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可以从法制上有效避免农村土地经营权吞并所有权、使农村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杜绝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经营权扩大之间的不对称形成的、供“正经歪唱”的政策漏洞与寻租平台。确立农村土地国有制是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出台必要的法制前提与配套措施。
解决三农问题，要用市场经济，而不是用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来定位“三农”问题，把“三农”问题看成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环来解决。目前从执政党和国家政策可以决定土地承包期长短来看，在事实上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包括其村社集体组织并不拥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这种理论（含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不对称，使农村土地产权处于模糊状态。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之一，是产权明确；所谓产权明确就是明确产权主体与产权边界。首先是明确产权主体。产权主体无非是个人、集体、股份制、国有制。鉴于我国历史原因和社会制度，土地分给个人的土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而股份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可能，土地股份制也就不可能。由于村社集体组织的临时性、可变性，所以由村社集体组织作为产权主体，将造成主体不确定、主体缺位。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主体明确；同时由于国家的至大无外性，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的边界明确。也就是说，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的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成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适格的基础。农村土地产权明确，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为农村市场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土地所有权国有与土地使用权流转互为前提、提高农村土地所有权公有制的层级同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权灵活性的程度相辅相成，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在加快市场化改革、搞活微观经济、搞活农村微观经济的同时，保证我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土地流转化演变成土地私有化、变相私有化、土地资本化，避免土地资本化造成的“圈地运动”使农民流民化、赤贫化，根除中国几千年来因土地私有、土地兼并引起两极分化、朝代更迭的源头。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的基本建设。农村的基本建设，包括信息化建设与知识化建设。前者主要指信息高速公路，后者主要指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这两方面只有政府投入才有可能做到。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把土地全部国有化的同时，投资农村城镇化必须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水利、水电、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建设，并通过小额货款，扶持农村创业工程。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使农村土地使用纳入国家宏调的一盘棋中，以实现整体规划。通过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和农村创业工程的扶持力度，提高土地和农村劳力的效率，解决农村大量的实际失业问题。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统一土地产权归宿是统一管理的前提，统一管理是规范管理的前提，规范管理是有效管理的前提。土地国有化，为严格控制土地实用，避免扩大土地经营权演变成官商勾结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新一轮两极分化的源头提供法律依据。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使用的制度，不但对于农民产权有名无实，对于集体来讲，土地所有权也十分虚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虚弱的产权“主体”在各地政府面前处于弱者的地位。为了使自己能转干、提拔，不少农村干部迎合上级行政领导的口味，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使农村滥用土地、耕地、良田近乎失控。如果促使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这种情形肯定会更严重。产权模糊与产权主体弱势地位的结合，使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化。相比之下，农村土地国有化可以为农村土地确立明确的、强势的产权主体。只有把农村土地国有化，才能避免农村土地双轨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扩大造成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缺位、人为扩大寻租空间而造成监管缺失、耕地流失，从根本上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从长远、全局考虑，科学、合理、节约、集约、可再生用地，保护与扩大耕地规模，使保护耕地的措施和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进程统一起来。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确立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中国土地的绝大部分在农村。确立农民的国民待遇，打破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投资的产权瓶颈，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使农民对土地的虚假所有权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村土地收归国有，表面上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农民享受国民待遇，扫除农民转变身份纳入主流社会的根本障碍。农村土地国有制后，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取消户籍、房产双轨制；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体系、公共财政制度、有利农民自主创业的直接投融资体制与创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低保体系与公费医疗体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价格竞争理论，按目前的粮食价格，农田拿去种田生产商品粮是次优选择或非优选择，只有拿去搞房地产开发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最大化，也即他们所谓的“优化配置”；除非农产品涨价到农田产粮收益与盖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毫无疑问会把新一轮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政策解读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们会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好是为他们上述理论在实践中推广扫清政策障碍。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有组织的威逼利诱下，无组织、低文化农民的所谓“自愿”将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农田将被快速蚕食，我国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两极分化将进一步扩大，违背国家政策的初衷。只有土地国有化才能堵塞由理论偏差引发的政策漏洞。
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的“公”不是仅指土地所有权的“公”，而是指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是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产权主体的多重化造成的产权主体的模糊；“一大二公”的弊病也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而在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造成对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压抑、生产效率的低下。正像国有企业改革的引进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不否定城市土地的国有性质，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村土地国有制也不矛盾。任何产业，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可以只是相对的，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则只能是绝对的。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是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大二公”有本质的不同。目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准国有，由于农民工进城，土地流转频繁，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农民只是虚幻的，已无太多实际意义。如果能通过农村土地国有制，在不削弱农民现有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的前提下，变农民在“所有权”后面的虚假利益为实际利益，农民不但会接受而且会欢迎，从而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土地是国民经济命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土地收归国有，可以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农村土地国有化是政府宏观调控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典型说明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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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要从立法上明确农民个人的产权，取消集体所有制，土地才能入市。现在农地入市，流通的是经营权，而不是所有权，解决不了问题。我在湖南做过调查，农民自发组成了合作社，他们反映，合作社发展中最大的问题是得不到银行融资，不能用土地作为抵押从银行获得贷款，因为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所有权。银行问他们，你贷款还不了的时候，我能卖你抵押的土地吗？如果不能卖，我就不能接受土地作为抵押品。所有权是绕不过去的，市场经济一定是以个人所有权作为基础的。土地制度改革推不动，原因就是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⒀本人认为，解决政府与民争地、政府与民争利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是农村土地私有制，而是农村土地国有制；只有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把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与保障农民利益有机统一起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在对称经济学——国家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的经济学看来，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从农村土地入手；不但要从扩大农民土地经营权入手，而且要从明确土地所有权入手。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双层经营体制的前提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产权瓶颈，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的基础，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三农问题”的症结，是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在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同时，可以从法制上有效避免农村土地经营权吞并所有权、使农村土地私有化或变相私有化；杜绝农村土地产权模糊和经营权扩大之间的不对称形成的、供“正经歪唱”的政策漏洞与寻租平台。确立农村土地国有制是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政策出台必要的法制前提与配套措施。
解决三农问题，要用市场经济，而不是用自然经济、小商品经济来定位“三农”问题，把“三农”问题看成完整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环来解决。目前从执政党和国家政策可以决定土地承包期长短来看，在事实上国家拥有土地所有权，而农民包括其村社集体组织并不拥有事实上的所有权。农村土地所有权这种理论（含法律）和事实之间的不对称，使农村土地产权处于模糊状态。而市场经济的基础和前提之一，是产权明确；所谓产权明确就是明确产权主体与产权边界。首先是明确产权主体。产权主体无非是个人、集体、股份制、国有制。鉴于我国历史原因和社会制度，土地分给个人的土地私有制根本不可能。而股份制的前提是私有制，土地私有制不可能，土地股份制也就不可能。由于村社集体组织的临时性、可变性，所以由村社集体组织作为产权主体，将造成主体不确定、主体缺位。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主体明确；同时由于国家的至大无外性，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土地产权的边界明确。也就是说，只有国有才能做到农村土地的产权明确，使农村土地成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适格的基础。农村土地产权明确，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为农村市场化改革提供基本的制度保证。土地所有权国有与土地使用权流转互为前提、提高农村土地所有权公有制的层级同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权灵活性的程度相辅相成，农村土地国有制可以在加快市场化改革、搞活微观经济、搞活农村微观经济的同时，保证我们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避免土地流转化演变成土地私有化、变相私有化、土地资本化，避免土地资本化造成的“圈地运动”使农民流民化、赤贫化，根除中国几千年来因土地私有、土地兼并引起两极分化、朝代更迭的源头。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农村的基本建设。农村的基本建设，包括信息化建设与知识化建设。前者主要指信息高速公路，后者主要指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这两方面只有政府投入才有可能做到。政府所要做的，是在把土地全部国有化的同时，投资农村城镇化必须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信息高速公路与交通、水利、水电、学校、医疗保健设施）建设，并通过小额货款，扶持农村创业工程。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使农村土地使用纳入国家宏调的一盘棋中，以实现整体规划。通过加大对农村基本建设的投资力度和农村创业工程的扶持力度，提高土地和农村劳力的效率，解决农村大量的实际失业问题。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统一土地产权归宿是统一管理的前提，统一管理是规范管理的前提，规范管理是有效管理的前提。土地国有化，为严格控制土地实用，避免扩大土地经营权演变成官商勾结的新一轮圈地运动、新一轮两极分化的源头提供法律依据。实际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承包使用的制度，不但对于农民产权有名无实，对于集体来讲，土地所有权也十分虚弱。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土地虚弱的产权“主体”在各地政府面前处于弱者的地位。为了使自己能转干、提拔，不少农村干部迎合上级行政领导的口味，采取强制手段强迫农民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甚至随意改变土地用途，使农村滥用土地、耕地、良田近乎失控。如果促使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出台，这种情形肯定会更严重。产权模糊与产权主体弱势地位的结合，使农村土地产权主体虚化。相比之下，农村土地国有化可以为农村土地确立明确的、强势的产权主体。只有把农村土地国有化，才能避免农村土地双轨制、土地承包经营权扩大造成的农村土地产权主体缺位、人为扩大寻租空间而造成监管缺失、耕地流失，从根本上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从长远、全局考虑，科学、合理、节约、集约、可再生用地，保护与扩大耕地规模，使保护耕地的措施和农村城镇化、农业工业化进程统一起来。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化、扩大生产规模与提高机械化程度、提高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提高土地产出率。
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确立农民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中国土地的绝大部分在农村。确立农民的国民待遇，打破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投资的产权瓶颈，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使农民对土地的虚假所有权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村土地收归国有，表面上是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是从根本制度上保证农民享受国民待遇，扫除农民转变身份纳入主流社会的根本障碍。农村土地国有制后，可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取消户籍、房产双轨制；建立覆盖农村的公共品服务体系、公共财政制度、有利农民自主创业的直接投融资体制与创业服务体系，在农村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城市一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低保体系与公费医疗体系。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完全价格竞争理论，按目前的粮食价格，农田拿去种田生产商品粮是次优选择或非优选择，只有拿去搞房地产开发才是“帕累托最优”、效率最大化，也即他们所谓的“优化配置”；除非农产品涨价到农田产粮收益与盖商品房收益持平。新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家总是把使用权与所有权混为一谈；按他们固有的思维方式，他们毫无疑问会把新一轮农村改革、扩大农村土地经营权政策解读成土地私有化。因此，他们会认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刚好是为他们上述理论在实践中推广扫清政策障碍。在这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支配下，在地方政府利益驱动、官商勾结、有组织的威逼利诱下，无组织、低文化农民的所谓“自愿”将只是政策制定者的一厢情愿，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农田将被快速蚕食，我国耕地面积将进一步急剧减少，与此同时两极分化将进一步扩大，违背国家政策的初衷。只有土地国有化才能堵塞由理论偏差引发的政策漏洞。
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是“一大二公”。“一大二公”的“公”不是仅指土地所有权的“公”，而是指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公”，是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中的产权主体的多重化造成的产权主体的模糊；“一大二公”的弊病也不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公”，而在于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离造成对人的生产积极性的压抑、生产效率的低下。正像国有企业改革的引进股份制、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并不否定城市土地的国有性质，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农村土地国有制也不矛盾。任何产业，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可以只是相对的，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则只能是绝对的。农村土地国有制前提下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市场化改革进程中的否定之否定，是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和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大二公”有本质的不同。目前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是准国有，由于农民工进城，土地流转频繁，土地的所有权对于农民只是虚幻的，已无太多实际意义。如果能通过农村土地国有制，在不削弱农民现有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的前提下，变农民在“所有权”后面的虚假利益为实际利益，农民不但会接受而且会欢迎，从而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农村土地国有制有利于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土地是国民经济命脉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土地收归国有，可以提高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农村土地国有化是政府宏观调控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典型说明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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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西方需求定律的悖论——评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四）
[ 2016/05/19 12:27 | by admin ]
2016/05/19 12:27 | by admin ]
陈世清：西方需求定律的悖论
——评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四）
“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和 “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这两个理论表述之间就是悖论；理论表述上“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而实际遇到的却是“需求增加，价格上涨”，这两者之间就是悖论。产生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是在所谓的“需求定律”中把价值规律和价格“规律”这两条规律揉在一起。这两条“规律”既不等同也不能并列。不但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本身蕴涵悖论，而且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之间也存在着悖论。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的范畴内，需求定律是我知道唯一的不可或缺的理论。此前所提及的所有假设及定理，全部或明或暗地包括在这定理的一条曲线之内。经济学的其他理论要不是可有可无，就是可用其他的理论替代。……只有需求定律没有其他可靠可用的理论替代，起码到目前还没有。……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古往今来，何时何地，不能有例外。”⑧“需求曲线也是供给曲线 这里有趣的观点是：价格下降一个人会多购进，是需求定律，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价格上升这个人会多沽出，其供应曲线是向右上升的。说有趣，因为在这个简单的市场中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是一回事。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价够高，这个市民沽出，在某价之上其供应曲线对着镜子看是需求曲线了。这样，需求定律也就是供应定律了。” ⑨张五常在这里非常明确地把“需求定律”看成经济学的核心规律，经济学的其他规律都是其延伸、展开和衍化；在“需求定律”中，是价格决定需求，而不是需求决定价格，因此他的“需求定律”是价格机制而非价值机制。“需求定律”是西方经济学中价格机制是市场核心机制的理论基础。而本人认为，“需求定律”不但有例外，可以被证伪，而且必然被证伪；“需求定律”之所以必然被证伪，是因为“需求定律”本来就是悖论：需求属于价值的范畴，现实中真正的“需求定律”本来应该是价值决定价格、需求决定价格的价值定律，然而西方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理论表述却是价格决定价值、价格决定需求的价格定律。前几年有人问张五常：为什么北大MBA价格上涨，念的人反而更多？张五常回答：需求增加，价格上涨。这里“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和 “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这两个理论表述之间就是悖论；理论表述上“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而实际遇到的却是“需求增加，价格上涨”，这两者之间就是悖论。产生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是在所谓的“需求定律”中把价值规律和价格“规律”这两条规律揉在一起。这两条“规律”既不等同也不能并列。不但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本身蕴涵悖论，而且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之间也存在着悖论。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种物品价格上升，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减少。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定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种物品价格上升，对该物品供给量增加。在这里，同样一个因：“一种物品价格上升”，产生两个果：“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减少”和“对该物品供给量增加”。也就是说“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减少”和“对该物品供给量增加”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结果可以同时存在，而这两个结果是现实上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为了自圆其说，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提出“供求定律”：任何一种物品的价格都会自发调整，使该物品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并根据这个平衡画出“需求供给曲线”，用“供求定律”和“需求供给曲线”来论证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但这种用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解决“需求定律”、“供给定律”自相矛盾的“供求定律”、“需求供给曲线”只能是抽象的，不能真正解决“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因为和现实脱节造成的悖论，用“供求定律”、“需求供给曲线”来论证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更是牵强附会，使理论和实践更加脱节。解决“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悖论的唯一途径，是运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把价值规律和价格“规律”分离开来，用价值规律来定义“需求定律”。为什么有时价格越高越有人要？就是因为价格越高证明了价值越高，越激发了人的强烈需求。有时价格越高越有人要，价格约低越没人要说明：在现实上，需求决定价格是绝对的，价格决定需求是相对的。“需求增加，价格上涨；需求减少，价格下降”是必然的，“价格上涨，需求减少；价格下降，需求增加”是偶然的。科学定律只能建立在必然性、绝对性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偶然性、相对性的基础上。价格决定需求是价格机制，需求决定价格是价值机制。价值机制是绝对的、必然的，价格机制是相对的、偶然的，说明价值机制才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只是价值机制的派生和补充，是价值机制的偶然表现。市场本来不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而是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因此，张五常的上述价格决定需求的“需求定律”本来就不成立，更不能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规律。把西方经济学价格决定需求的“需求定律”定位为经济学的核心规律，展开为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在经济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必然是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把中国市场化改革定位为社会货币化、产业化改革，把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定位于价格机制改革，都是这一“定律”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应用。前段邓玉娇刀刃淫官这一突发事件，就以极端典型的形式宣告了主流价格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邓玉娇的修脚刀表现出来的贞洁无价、尊严无价的烈女事迹，宣告了主流经济学“经济人”、“理性人”理论的破产，宣告了西方经济学“需求定律”和张五常“三招两式”的破产。价格经济学理论的要害：用经济学的实证性否定规范性，用经济人的经济利益否认道德价值。但价格经济学既不规范也不实证——价格经济学的金钱至上论既不规范也不实证——起码在邓玉娇的修脚刀面前得不到实践的证明，在邓玉娇事件排山倒海的民意面前得不到实践的证明。
什么是价格经济学的唯理性主义？邓贵大花钱买处、花钱买春、花钱买欢、花钱买身体、花钱买尊严是理性的，邓玉娇欣然接受、乖乖趴下、三呼官人、俯首就淫是理性的。钱多钱少、价格高低可以商量，但不为大把金钱所动、奋起反抗绝对是不正常、非理性的“精神病”人。司机撞倒了人，如果车下救人，赔偿数额大于把人压死，是非理性、非科学的；如果索性再来一下，二次碾压把人压死，其赔偿数额小于仅仅把人压伤，是理性的、科学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小钱能使小鬼推磨大钱能使大鬼推磨，世间没有用钱办不到的事、世间没有不能用钱来估算其价值的事、世间没有不能用价格衡量其价值的事，这就是中国价格经济学家理性人、“经济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张五常“需求定律”的精粹。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向人性化管理的今天，价格经济学家却鼓吹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入人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血和泪的历史阶段，成为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
价格经济学的逻辑结论就是生产的目的不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赚更多的钱。靠人民币币值低估来倾销以换取美元，是以降低劳动者的工资为前提、以降低质量为前提、以降低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前提。把换取的美元又借给美国投机、投资、救市，是以降低本国发展速度为前提。人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金钱至上、价格核心是经济规律论与经济主体论对立的根源。主流价格经济学宣称的可以用金钱衡量一切、可以用经济学解释一切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微观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帝国主义”，是把人还原为经济人、把经济人还原为自私的人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归结于货币、把货币归结于价格、把价格归结于交易、把交易归结于产权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产业化、产业市场化、市场金钱化、一切向钱看的“帝国主义”，是把经济学庸俗化的“帝国主义”。由这样的经济学来主导中国的改革，只能扭曲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主流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解决这个悖论的根本途径，是改变主流价格经济学范式，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可以把颠倒了的人和财富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使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邓玉娇的修脚刀告诉我们：“理性的”人并不仅仅为钱而存在，“理性的”社会不是只靠GDP增长取得发展。要把幸福确立为经济学的目标，就必须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只有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才能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有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才是真正科学的科学发展观。
如果说，邓玉娇事件的背景是主流价格经济学根据“需求定律”偷偷主张性产业化的“暗流汹涌”，那么大量假冒伪劣药品和医患事故发生的背景则是根据“需求定律”公开主张医疗产业化的“一江春水”。而无论是性产业化还是医疗产业化，其始作俑者都是新自由经济学家和他们自鸣得意的价格经济学的“需求定律”、以价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GDP增长观。正好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我们可爱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切领域归GDP”的口号。一切领域归GDP的基础，就是把一切领域都拿去产业化。张五常在“鼓励市场专业分化是中国医改的主要出路”博文中把医疗专业分工和“市场化”（实质就是“价格化”）结合起来，就是根据“需求定律”从微观机制上彻底实现中国医疗的产业化。这是他新自由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本质的必然表现。
医疗产业化和性产业化一样，虽然都是GDP增长的可观的数据源，然而都会导致GDP异化。什么是GDP异化？靠减少耕地、环境污染、口袋经济，百姓生命、健康、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为代价来换取GDP数字增长，为官员提高政绩往上爬提供台阶打基础，就是GDP异化；GDP提高并没有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反却总体上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就是GDP异化。GDP异化，就是为了GDP数字增长而把社会所有领域都拿去“产业化”，以致造成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崩溃，使社会法制缺失、诚信丧失，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GDP异化本来就不是什么改革的成果，当然也就谈不上为人民所分享。所谓“GDP异化”，就是GDP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背离、财富增加与人的幸福的对立。出卖耕地，是在社会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币市泡沫、汇市泡沫，是在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GDP异化”还包括资源滥采乱挖使大量资源荒废对资源开发的异化，教育产业化演变成文凭产业化、学历泡沫化、学术行政化及其对国民整体素质、国民创新能力、国民创新体系的异化，营养品保健品内含有毒元素对国民健康的异化，司法部门也搞“创收”而造成出现腐败、系列“窝案”对社会公正保障体系的异化，等等。
由于医患之间、药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疗产业化必然造成无病要养、小病大养、假冒伪劣药品横行的局面，造成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甚至使医疗成为压在低收入者头上的一座大山，使不少人因看不起病而延误医治。医疗本来是治病的，因为被“产业化”后，医院、医生、医药使人没病变成有病、小病变成大病，从而造成医院、医生、医药异化。事实证明：医疗只能作为社会福利的公共品而由政府支出，其只能靠社会价值机制来调节而不能靠价格机制来调节。医疗只能在绿色GDP中实现“产业化”，而不能在“需求定律”中实现产业化。在“需求定律”中实现医疗产业化只能造成医疗异化、GDP异化。
经济，就是人类创造、生产、实现价值的活动；价值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规律。作为经济本质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围绕价值规律展开，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展开的过程就是价值规律的实现过程。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规律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中的核心规律。因此，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应该把“需求定律”由价格经济学范畴上升为价值经济学范畴。从现实上看，如果以需求的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标准，那么就要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由此“主流”经济学范式就要转变。如果这边以需求的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水准，那边以金钱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那么就会出现“财富悖论”。“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经济学悖论”——财富是价格经济学的范畴，需求是幸福经济学的范畴。用“财富”名词来表达“需求”概念，本身就是概念和名词的不对称；概念和名词的不对称，会出现概念的混淆，从而陷入“悖论”。
经济学是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学只有以价值机制还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之分，没有宏观微观之别。以价值机制为核心，微观经济学也是宏观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核心，宏观经济学也是微观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经济学只是对经济过程的近似描述；不管其形式多精密，都不可能做到对经济现实的精确反映。试图用“需求定律”来说明均衡价格的存在，是思维方式与对象的不对称。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价格也不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但在工业经济时期，表面现象掩盖了本质。在知识经济时期，本质以赤裸裸的方式表现出来——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从本质到现象，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从不完全竞争到完全竞争，价值机制都是市场的一级机制，价格机制都是市场的二级机制。市场机制本来并不以价格为基础，而是以价值为基础。以价格为基础只是历史的偶然的、局部的、表面的现象；而以价值为基础，则是历史的必然的、整体的、深层次的本质。知识经济，为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偶然把握必然提供了历史条件。
从宇宙学的观点看来，主体与客体、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价值关系。均衡，首先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均衡，然后才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以前一个均衡为经济学的出发点，价值规律是社会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以后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格规律是市场的核心规律，价格机制是社会的核心机制；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经济学成了配置经济学。以价格规律为核心，追求的是平衡；以价值规律为核心，追求的是发展。价格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价值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在知识经济时代，即使市场是完全的，供求也不可能平衡，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不可能充分，市场不可能预测、不可能出清，任何建立在价格机制基础上的“模型”都是无效的。这里，产品的非竞争性不是市场不充分的表现，而恰恰是市场机制的本质要求。以价值为市场的核心体制，消费也是生产力，分配也属于市场的范畴；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消费与生产、分配与市场是脱节的，市场仅仅成了交易的平台，市场的范围被大大缩小了。这样的市场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市场不能成为完善的市场。资本、资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均不取决于价格，不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曲线，也不取决于供求均衡点或神秘的机制、供求法则，而取决于价值：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取决于需求的强烈程度和满足需求的可能程度。价格与需求并不必然成反比，有时价格越高，需求越强：价格机制背后是商品价值机制，价格规律背后是商品价值规律。
所谓第三方营销，（即所谓顾客应支付的服务价格由第三方支付）实际上是顾客用其他的使用价值（资源，如眼球）来换取第三方的价格支付。这说明价值而不是价格是市场的核心体制；价格可以不在，但价值则无处不在。表面上的转移支付，本质上是使用价值与价格的一种换算关系。用电视上的广告来占用观众的享受空间与时间，表面上观众没有为电视节目付费，实际上是付费的——付出的是观众不得不看广告的时空价值。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要把“需求定律”表述为价格定律，用价格规律来定义“需求定律”，是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的需要。一般均衡论是物和物的均衡，价格规律的价格决定需求把需求物化，符合一般均衡论的要求。价值规律是需求决定价格，这里就涉及到主客体的对称关系问题，而一般均衡理论无法容纳主客体对称关系。这就暴露了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缺陷。价值规律，包括人和人的对称关系，物和物的对称关系，人和物的对称关系。其中人和物的对称关系是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对称关系在此基础上发生与产生作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说明，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主体和客体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层次，作为生产力标准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分别是客体文明和主体文明，社会规律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主客体关系规律的基础上。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说明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方向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社会价值最大化。所有这些只有以价值规律为核心规律的对称经济学才可以提供理论支持，而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张五常的“需求定律”可以休矣。
价值规律（需求决定价格）
需求
价值 价格 需求定律 决定
供给 价格规律（价格决定需求）
需求定律的修正模型
所谓中国经济的解释就是运用对称经济学的方法与模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主体性发挥为主导，以再生型经济与配置型经济的区分为基础，以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为核心，以主客体的对称关系为脉络，以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社会生产关系发展与生产力发展、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为框架，围绕一系列热点问题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现象与本质、原因和结果、现状与趋向作出中肯的分析与解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与方法论基础。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评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四）
“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和 “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这两个理论表述之间就是悖论；理论表述上“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而实际遇到的却是“需求增加，价格上涨”，这两者之间就是悖论。产生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是在所谓的“需求定律”中把价值规律和价格“规律”这两条规律揉在一起。这两条“规律”既不等同也不能并列。不但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本身蕴涵悖论，而且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之间也存在着悖论。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的范畴内，需求定律是我知道唯一的不可或缺的理论。此前所提及的所有假设及定理，全部或明或暗地包括在这定理的一条曲线之内。经济学的其他理论要不是可有可无，就是可用其他的理论替代。……只有需求定律没有其他可靠可用的理论替代，起码到目前还没有。……需求定律（the law of demand）是说任何物品的价格下降，其需求量必定上升。古往今来，何时何地，不能有例外。”⑧“需求曲线也是供给曲线 这里有趣的观点是：价格下降一个人会多购进，是需求定律，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价格上升这个人会多沽出，其供应曲线是向右上升的。说有趣，因为在这个简单的市场中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是一回事。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价够高，这个市民沽出，在某价之上其供应曲线对着镜子看是需求曲线了。这样，需求定律也就是供应定律了。” ⑨张五常在这里非常明确地把“需求定律”看成经济学的核心规律，经济学的其他规律都是其延伸、展开和衍化；在“需求定律”中，是价格决定需求，而不是需求决定价格，因此他的“需求定律”是价格机制而非价值机制。“需求定律”是西方经济学中价格机制是市场核心机制的理论基础。而本人认为，“需求定律”不但有例外，可以被证伪，而且必然被证伪；“需求定律”之所以必然被证伪，是因为“需求定律”本来就是悖论：需求属于价值的范畴，现实中真正的“需求定律”本来应该是价值决定价格、需求决定价格的价值定律，然而西方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理论表述却是价格决定价值、价格决定需求的价格定律。前几年有人问张五常：为什么北大MBA价格上涨，念的人反而更多？张五常回答：需求增加，价格上涨。这里“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和 “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这两个理论表述之间就是悖论；理论表述上“价格上涨，需求减少”，而实际遇到的却是“需求增加，价格上涨”，这两者之间就是悖论。产生这个悖论的根本原因是在所谓的“需求定律”中把价值规律和价格“规律”这两条规律揉在一起。这两条“规律”既不等同也不能并列。不但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本身蕴涵悖论，而且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之间也存在着悖论。西方经济学中的“需求定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种物品价格上升，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减少。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定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一种物品价格上升，对该物品供给量增加。在这里，同样一个因：“一种物品价格上升”，产生两个果：“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减少”和“对该物品供给量增加”。也就是说“对该物品的需求量减少”和“对该物品供给量增加”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结果可以同时存在，而这两个结果是现实上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为了自圆其说，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提出“供求定律”：任何一种物品的价格都会自发调整，使该物品的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并根据这个平衡画出“需求供给曲线”，用“供求定律”和“需求供给曲线”来论证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但这种用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解决“需求定律”、“供给定律”自相矛盾的“供求定律”、“需求供给曲线”只能是抽象的，不能真正解决“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因为和现实脱节造成的悖论，用“供求定律”、“需求供给曲线”来论证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更是牵强附会，使理论和实践更加脱节。解决“需求定律”和“供给定律”悖论的唯一途径，是运用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把价值规律和价格“规律”分离开来，用价值规律来定义“需求定律”。为什么有时价格越高越有人要？就是因为价格越高证明了价值越高，越激发了人的强烈需求。有时价格越高越有人要，价格约低越没人要说明：在现实上，需求决定价格是绝对的，价格决定需求是相对的。“需求增加，价格上涨；需求减少，价格下降”是必然的，“价格上涨，需求减少；价格下降，需求增加”是偶然的。科学定律只能建立在必然性、绝对性的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偶然性、相对性的基础上。价格决定需求是价格机制，需求决定价格是价值机制。价值机制是绝对的、必然的，价格机制是相对的、偶然的，说明价值机制才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只是价值机制的派生和补充，是价值机制的偶然表现。市场本来不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而是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因此，张五常的上述价格决定需求的“需求定律”本来就不成立，更不能作为经济学的核心规律。把西方经济学价格决定需求的“需求定律”定位为经济学的核心规律，展开为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在经济领域和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必然是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把中国市场化改革定位为社会货币化、产业化改革，把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定位于价格机制改革，都是这一“定律”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应用。前段邓玉娇刀刃淫官这一突发事件，就以极端典型的形式宣告了主流价格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邓玉娇的修脚刀表现出来的贞洁无价、尊严无价的烈女事迹，宣告了主流经济学“经济人”、“理性人”理论的破产，宣告了西方经济学“需求定律”和张五常“三招两式”的破产。价格经济学理论的要害：用经济学的实证性否定规范性，用经济人的经济利益否认道德价值。但价格经济学既不规范也不实证——价格经济学的金钱至上论既不规范也不实证——起码在邓玉娇的修脚刀面前得不到实践的证明，在邓玉娇事件排山倒海的民意面前得不到实践的证明。
什么是价格经济学的唯理性主义？邓贵大花钱买处、花钱买春、花钱买欢、花钱买身体、花钱买尊严是理性的，邓玉娇欣然接受、乖乖趴下、三呼官人、俯首就淫是理性的。钱多钱少、价格高低可以商量，但不为大把金钱所动、奋起反抗绝对是不正常、非理性的“精神病”人。司机撞倒了人，如果车下救人，赔偿数额大于把人压死，是非理性、非科学的；如果索性再来一下，二次碾压把人压死，其赔偿数额小于仅仅把人压伤，是理性的、科学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小钱能使小鬼推磨大钱能使大鬼推磨，世间没有用钱办不到的事、世间没有不能用钱来估算其价值的事、世间没有不能用价格衡量其价值的事，这就是中国价格经济学家理性人、“经济人”的基本观点，也就是张五常“需求定律”的精粹。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向人性化管理的今天，价格经济学家却鼓吹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入人家资本原始积累的血和泪的历史阶段，成为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
价格经济学的逻辑结论就是生产的目的不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是赚更多的钱。靠人民币币值低估来倾销以换取美元，是以降低劳动者的工资为前提、以降低质量为前提、以降低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为前提。把换取的美元又借给美国投机、投资、救市，是以降低本国发展速度为前提。人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金钱至上、价格核心是经济规律论与经济主体论对立的根源。主流价格经济学宣称的可以用金钱衡量一切、可以用经济学解释一切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微观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还原论思维方式的“帝国主义”，是把人还原为经济人、把经济人还原为自私的人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归结于货币、把货币归结于价格、把价格归结于交易、把交易归结于产权的“帝国主义”，是把社会产业化、产业市场化、市场金钱化、一切向钱看的“帝国主义”，是把经济学庸俗化的“帝国主义”。由这样的经济学来主导中国的改革，只能扭曲中国改革的正确方向。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主流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解决这个悖论的根本途径，是改变主流价格经济学范式，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可以把颠倒了的人和财富的关系再颠倒过来；使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邓玉娇的修脚刀告诉我们：“理性的”人并不仅仅为钱而存在，“理性的”社会不是只靠GDP增长取得发展。要把幸福确立为经济学的目标，就必须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只有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才能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只有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才是真正科学的科学发展观。
如果说，邓玉娇事件的背景是主流价格经济学根据“需求定律”偷偷主张性产业化的“暗流汹涌”，那么大量假冒伪劣药品和医患事故发生的背景则是根据“需求定律”公开主张医疗产业化的“一江春水”。而无论是性产业化还是医疗产业化，其始作俑者都是新自由经济学家和他们自鸣得意的价格经济学的“需求定律”、以价格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GDP增长观。正好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我们可爱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切领域归GDP”的口号。一切领域归GDP的基础，就是把一切领域都拿去产业化。张五常在“鼓励市场专业分化是中国医改的主要出路”博文中把医疗专业分工和“市场化”（实质就是“价格化”）结合起来，就是根据“需求定律”从微观机制上彻底实现中国医疗的产业化。这是他新自由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本质的必然表现。
医疗产业化和性产业化一样，虽然都是GDP增长的可观的数据源，然而都会导致GDP异化。什么是GDP异化？靠减少耕地、环境污染、口袋经济，百姓生命、健康、创新能力和整体素质为代价来换取GDP数字增长，为官员提高政绩往上爬提供台阶打基础，就是GDP异化；GDP提高并没有同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相反却总体上降低人民生活水平，就是GDP异化。GDP异化，就是为了GDP数字增长而把社会所有领域都拿去“产业化”，以致造成整个社会价值体系崩溃，使社会法制缺失、诚信丧失，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充斥。GDP异化本来就不是什么改革的成果，当然也就谈不上为人民所分享。所谓“GDP异化”，就是GDP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背离、财富增加与人的幸福的对立。出卖耕地，是在社会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币市泡沫、汇市泡沫，是在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GDP异化”还包括资源滥采乱挖使大量资源荒废对资源开发的异化，教育产业化演变成文凭产业化、学历泡沫化、学术行政化及其对国民整体素质、国民创新能力、国民创新体系的异化，营养品保健品内含有毒元素对国民健康的异化，司法部门也搞“创收”而造成出现腐败、系列“窝案”对社会公正保障体系的异化，等等。
由于医患之间、药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医疗产业化必然造成无病要养、小病大养、假冒伪劣药品横行的局面，造成个人财富不增反减的情况下增加GDP，甚至使医疗成为压在低收入者头上的一座大山，使不少人因看不起病而延误医治。医疗本来是治病的，因为被“产业化”后，医院、医生、医药使人没病变成有病、小病变成大病，从而造成医院、医生、医药异化。事实证明：医疗只能作为社会福利的公共品而由政府支出，其只能靠社会价值机制来调节而不能靠价格机制来调节。医疗只能在绿色GDP中实现“产业化”，而不能在“需求定律”中实现产业化。在“需求定律”中实现医疗产业化只能造成医疗异化、GDP异化。
经济，就是人类创造、生产、实现价值的活动；价值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规律。作为经济本质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围绕价值规律展开，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展开的过程就是价值规律的实现过程。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的转化规律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中的核心规律。因此，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应该把“需求定律”由价格经济学范畴上升为价值经济学范畴。从现实上看，如果以需求的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标准，那么就要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由此“主流”经济学范式就要转变。如果这边以需求的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水准，那边以金钱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那么就会出现“财富悖论”。“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经济学悖论”——财富是价格经济学的范畴，需求是幸福经济学的范畴。用“财富”名词来表达“需求”概念，本身就是概念和名词的不对称；概念和名词的不对称，会出现概念的混淆，从而陷入“悖论”。
经济学是一个有机整体。经济学只有以价值机制还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之分，没有宏观微观之别。以价值机制为核心，微观经济学也是宏观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核心，宏观经济学也是微观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经济学只是对经济过程的近似描述；不管其形式多精密，都不可能做到对经济现实的精确反映。试图用“需求定律”来说明均衡价格的存在，是思维方式与对象的不对称。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价格也不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但在工业经济时期，表面现象掩盖了本质。在知识经济时期，本质以赤裸裸的方式表现出来——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从本质到现象，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从不完全竞争到完全竞争，价值机制都是市场的一级机制，价格机制都是市场的二级机制。市场机制本来并不以价格为基础，而是以价值为基础。以价格为基础只是历史的偶然的、局部的、表面的现象；而以价值为基础，则是历史的必然的、整体的、深层次的本质。知识经济，为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偶然把握必然提供了历史条件。
从宇宙学的观点看来，主体与客体、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价值关系。均衡，首先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均衡，然后才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以前一个均衡为经济学的出发点，价值规律是社会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以价值规律为核心，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经济学是再生经济学。以后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格规律是市场的核心规律，价格机制是社会的核心机制；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经济学成了配置经济学。以价格规律为核心，追求的是平衡；以价值规律为核心，追求的是发展。价格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价值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在知识经济时代，即使市场是完全的，供求也不可能平衡，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不可能充分，市场不可能预测、不可能出清，任何建立在价格机制基础上的“模型”都是无效的。这里，产品的非竞争性不是市场不充分的表现，而恰恰是市场机制的本质要求。以价值为市场的核心体制，消费也是生产力，分配也属于市场的范畴；以价格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消费与生产、分配与市场是脱节的，市场仅仅成了交易的平台，市场的范围被大大缩小了。这样的市场是不完整的，不完整的市场不能成为完善的市场。资本、资产、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均不取决于价格，不取决于供给与需求的曲线，也不取决于供求均衡点或神秘的机制、供求法则，而取决于价值：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取决于需求的强烈程度和满足需求的可能程度。价格与需求并不必然成反比，有时价格越高，需求越强：价格机制背后是商品价值机制，价格规律背后是商品价值规律。
所谓第三方营销，（即所谓顾客应支付的服务价格由第三方支付）实际上是顾客用其他的使用价值（资源，如眼球）来换取第三方的价格支付。这说明价值而不是价格是市场的核心体制；价格可以不在，但价值则无处不在。表面上的转移支付，本质上是使用价值与价格的一种换算关系。用电视上的广告来占用观众的享受空间与时间，表面上观众没有为电视节目付费，实际上是付费的——付出的是观众不得不看广告的时空价值。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要把“需求定律”表述为价格定律，用价格规律来定义“需求定律”，是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的需要。一般均衡论是物和物的均衡，价格规律的价格决定需求把需求物化，符合一般均衡论的要求。价值规律是需求决定价格，这里就涉及到主客体的对称关系问题，而一般均衡理论无法容纳主客体对称关系。这就暴露了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缺陷。价值规律，包括人和人的对称关系，物和物的对称关系，人和物的对称关系。其中人和物的对称关系是基本的对称关系，其他对称关系在此基础上发生与产生作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说明，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主体和客体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层次，作为生产力标准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又分别是客体文明和主体文明，社会规律归根结底是建立在主客体关系规律的基础上。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说明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方向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社会价值最大化。所有这些只有以价值规律为核心规律的对称经济学才可以提供理论支持，而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张五常的“需求定律”可以休矣。
价值规律（需求决定价格）
需求
价值 价格 需求定律 决定
供给 价格规律（价格决定需求）
需求定律的修正模型
所谓中国经济的解释就是运用对称经济学的方法与模式，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主体性发挥为主导，以再生型经济与配置型经济的区分为基础，以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为核心，以主客体的对称关系为脉络，以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社会生产关系发展与生产力发展、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为框架，围绕一系列热点问题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现象与本质、原因和结果、现状与趋向作出中肯的分析与解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与方法论基础。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谈智慧经济（今日头条）
[ 2016/05/19 11:25 | by admin ]
2016/05/19 11:25 | by admin ]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谈智慧经济
原载：中国网 光明网
目前我国智慧经济方兴未艾，对智慧经济的定义也五花八门，但作为真正的有经济形态意义的“智慧经济”概念，由我国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在其所著的《智慧经济与智慧经济学》、《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和《对称经济学丛书》中第一次提出并加以系统的阐述。只有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方法的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揭示智慧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
什么是真正的有经济形态意义的“智慧经济”概念？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宏观上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中观上智慧生态大农业经济、智慧生态城市经济、智慧生态区域经济，微观上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企业经济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增长方式上升为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的经济形态，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模式即智慧经济形态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促进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因此，所谓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因此，陈世清先生指出，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智慧经济不是一个标签，一个噱头，一个时髦的名称，不是一个可供炒作的概念。智慧经济是一种新的增长方式，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所以从经济形态上是智慧经济，从增长方式上就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作为动态的、功能化的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运营为增长方式的经济形态；也只有知识经济上升到智慧经济阶段，人类经济增长方式才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陈先生指出，作为智慧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就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知识运营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创新就是通过创造产生新事物。知识运营中，知识创新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造自然创新是人工自然创新的前提，人工自然创新是人化自然创新的前提。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经营模式是对策。陈先生认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老板不应该是唯利是图、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在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中盲目博弈的“经济人”，而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战略、有谋略的“理性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不应该是什么博弈，而应该是对策。对策是对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营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对策论则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学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定位，使之功能化、本质化、简单化，从而扬弃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在方法论上的对立。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对称。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智慧经济在突出创意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称——以人为中心的动态平衡关系。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资源优化配置是手段，资源优化再生是目的。只有资源优化再生才有生产力的真正发展。主客体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而不是客体之间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转化，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和谐。智慧经济要求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科学化就是意识形态人类化，使人类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必须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合理定位，对它们的合理性作出合理性证明，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科学化首先要求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传统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之所以水火不容、难以融合，除了由于它们各自的方法论局限、使它们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利益机制，使这些经济学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经济全球化也是经济利益的趋同化，社会发展要求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使意识形态科学化，才能扫除经济学融合的障碍，为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予主义相统一的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打下基础。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相伴随的是经济帝国化；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已逐步被经济意识形态所代替，经济取得了君临一切的地位。在经济利益面前，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退居二位。大陆与台湾之间，中美、中日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求同存异。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智慧经济主导下的国际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为对称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也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客观要求。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经济学，那么要建立和谐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称发展、和谐发展必须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智慧经济就是再生经济。从微观来看，作为再生经济的智慧经济是合作主导竞争的竞合经济、双赢经济、合作经济的新的市场经济形态。
陈先生指出，作为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的智慧经济学，是关于智慧经济的发展规律，智慧经济学的方法、性质、结构、功能、发展趋向的学科。智慧经济学是对经济和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经济的重新定位，产生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产生经济学的全新范式。智慧经济学的范式，体现了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结构与功能、理论与实际的对称与统一。
陈先生指出，作为新的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经济学范式的智慧经济，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有着社会发展的必然。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慧是智力的运用，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互碰撞的火花。把智力转变成智慧，本身就需要智慧。五维空间哲学观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五维空间哲学观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哲学理论、哲学方法论与宇宙发展模式，是爱因斯坦四维空间观发展的必然结果。五度空间哲学观用宇宙万物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成功解释理论到实践，智慧、知识转变为生产力的内在机制与过程，指导人们自觉运用智慧-知识-信息向能量和质量的转化裂变出生产力。对称经济学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对称经济学用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结构方法科学解释经济现象、正确认识经济结构、完整把握经济规律、准确预测经济趋势、深刻揭示经济本质，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创业经济学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创业经济学是反映以创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规律、以经济规律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主体与创业客体相互关系为主线，以机会的创造、把握和运用为核心，以提高创业者的素质为目的，综合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行为科学、创业学的相关成果，展开自己的范畴体系，极大地促进以创意为先导、创新为主导、创造为途径、创业为基础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智慧经济的发展。
陈先生指出，作为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智慧经济的产生是传统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知识的发展。智慧不能归结于知识，知识不能归结于科学，科学不能归结于线性科学。科学是真，知识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智慧经济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首先是能带来文化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软技术，然后才是自然科学与硬技术。其中，哲学的创新将为其他方面的创新起导向作用。所以哲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首要要素，抽象思维能力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生产力。作为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学范式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的范式，使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得到统一，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得到统一，从而实现经济学科学范式的转换。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以创新经济学为先导、创业经济学为基础、再生经济学为核心、知识运营学为主导、智慧经济学为整体框架，其完美的结构是对称空间—五度空间的“全息元”。
陈先生指出，确立智慧经济为新的经济形态，将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正确的思路与方法。陈先生指出，以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为核心、本质与灵魂的智慧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经济。从微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是企业存在的前提，也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企业的发展。从中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集团经济、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智慧经济不仅仅是智能设施经济，不仅仅是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经济，不仅仅是信息系统经济，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不仅仅是物联网经济，也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以智慧—知识为主导、通过创意园区、智能工具、互联网+实现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资产与资产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形成完整的生态性再生性系统性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通过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来实现的企业规模经营、技术更新换代、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才是智慧经济在中观领域的核心内涵。信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是连接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纽带，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承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桥梁。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全面辐射性与全局牵动性，是智慧经济的新经济增长点。智慧经济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企业的集团化规模化增长、产业和区域经济的系统化可持续发展。从宏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经济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两大层次组成，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智慧经济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确立了国民创新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民创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智慧经济就是宏观经济主体自觉化解产能过剩，调整经济结构，使我国永远不存在“经济过热”、永远可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用创意带动创新、用创新产业带动知识产业、用国民创新体系带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业体系，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业体系催化国民创新体系，是我国新常态经济——智慧经济发展的模式，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我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捷径。
陈先生指出，确立智慧经济为新的经济形态，将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准确的框架与精准的途径。作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形态，确立了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首先，智慧经济确立了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智慧经济中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给劳动者提供科学的理想、信念、预见，从而给劳动者提供精神动力，给劳动者提供正确的思想方法和一般工作方法，并转化成具体的正确的劳动方法；给劳动者提供抽象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智力，使劳动者由市场经济中盲目博弈的奴隶转变为自觉对策的主体。智慧经济中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教育、社会的思想文化制度、政治制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造力，要发挥人的创造力，必须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哲学、意识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社会思想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等社会思想关系，除了各自都能对生产力起直接作用以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智慧经济形态中政府调控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好的制度设计、政府有效监管与服务是健全的、有序运转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确少的重要因素，以再生为基础、价值为核心、合作为引导、劳动力产权为前提的市场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不仅不矛盾，而且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称的组成部分。但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智慧经济形态中生产力既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功能，也是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功能；这种功能不是物质的或思想的社会关系孤立地发生的，而是通过和社会系统中的其他方面的关系、要素相互作用中共同发生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完整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抽象；在现实中，物质的社会关系既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决定作用，也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反作用。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整个社会系统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中的一个因素。生产力不是要素而是功能，不仅仅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所谓经济结构就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结构；市场没有外部性，政府不在市场之外就在市场之中，政治体制改革、学术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智慧经济形态理论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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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网 光明网
目前我国智慧经济方兴未艾，对智慧经济的定义也五花八门，但作为真正的有经济形态意义的“智慧经济”概念，由我国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在其所著的《智慧经济与智慧经济学》、《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和《对称经济学丛书》中第一次提出并加以系统的阐述。只有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方法的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揭示智慧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
什么是真正的有经济形态意义的“智慧经济”概念？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创新驱动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经济形态，是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由宏观上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中观上智慧生态大农业经济、智慧生态城市经济、智慧生态区域经济，微观上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企业经济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使创新驱动由增长方式上升为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的经济形态，本质上仍然属于知识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模式即智慧经济形态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促进资源整合与资源再生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因此，所谓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因此，陈世清先生指出，作为新的经济形态的智慧经济不是一个标签，一个噱头，一个时髦的名称，不是一个可供炒作的概念。智慧经济是一种新的增长方式，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增长方式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是知识经济对传统经济的渗透与再造。智慧经济，是使知识功能化、个性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具体地、历史地、微观地统一起来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是已有的知识经济的升华，智慧经济概念使知识经济的概念全面化、系统化、功能化、可操作化，使知识经济成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所以从经济形态上是智慧经济，从增长方式上就是知识运营——智慧经济作为动态的、功能化的知识经济，就是以知识运营为增长方式的经济形态；也只有知识经济上升到智慧经济阶段，人类经济增长方式才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陈先生指出，作为智慧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就是对知识的开发和运用。这种运用是艺术化的、对知识的再造过程。知识运营是以知识创新为主导的经济。创新就是通过创造产生新事物。知识运营中，知识创新是物质创新的前提，人造自然创新是人工自然创新的前提，人工自然创新是人化自然创新的前提。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经营模式是对策。陈先生认为，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老板不应该是唯利是图、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在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中盲目博弈的“经济人”，而应该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战略、有谋略的“理性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不应该是什么博弈，而应该是对策。对策是对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用对策来代替博弈作为经营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发展模式，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领域中确立主体性原则的必然要求。对策论则像一根红线，把微观经济过程和中观、宏观经济过程统一起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对各种经济学从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定位，使之功能化、本质化、简单化，从而扬弃了各种经济学流派在方法论上的对立。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经济学。只有以对策论为核心的对称管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管理学。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对称。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智慧经济在突出创意和创新的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强化了知识经济中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称——以人为中心的动态平衡关系。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资源优化配置是手段，资源优化再生是目的。只有资源优化再生才有生产力的真正发展。主客体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而不是客体之间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转化，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陈先生指出，智慧经济的发展目标是和谐。智慧经济要求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科学化就是意识形态人类化，使人类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必须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合理定位，对它们的合理性作出合理性证明，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科学化首先要求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传统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之所以水火不容、难以融合，除了由于它们各自的方法论局限、使它们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利益机制，使这些经济学政治意识形态化了。经济全球化也是经济利益的趋同化，社会发展要求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使意识形态科学化，才能扫除经济学融合的障碍，为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予主义相统一的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打下基础。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相伴随的是经济帝国化；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已逐步被经济意识形态所代替，经济取得了君临一切的地位。在经济利益面前，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退居二位。大陆与台湾之间，中美、中日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求同存异。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智慧经济主导下的国际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为对称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也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客观要求。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经济学，那么要建立和谐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称发展、和谐发展必须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依据——智慧经济就是再生经济。从微观来看，作为再生经济的智慧经济是合作主导竞争的竞合经济、双赢经济、合作经济的新的市场经济形态。
陈先生指出，作为一种新的科学理论，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的智慧经济学，是关于智慧经济的发展规律，智慧经济学的方法、性质、结构、功能、发展趋向的学科。智慧经济学是对经济和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经济的重新定位，产生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对经济学的重新定位，产生经济学的全新范式。智慧经济学的范式，体现了经济学方法与对象、形式与内容、主体与客体、结构与功能、理论与实际的对称与统一。
陈先生指出，作为新的增长方式、发展模式与经济学范式的智慧经济，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有着社会发展的必然。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慧是智力的运用，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互碰撞的火花。把智力转变成智慧，本身就需要智慧。五维空间哲学观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五维空间哲学观就是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哲学理论、哲学方法论与宇宙发展模式，是爱因斯坦四维空间观发展的必然结果。五度空间哲学观用宇宙万物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成功解释理论到实践，智慧、知识转变为生产力的内在机制与过程，指导人们自觉运用智慧-知识-信息向能量和质量的转化裂变出生产力。对称经济学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对称经济学用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结构方法科学解释经济现象、正确认识经济结构、完整把握经济规律、准确预测经济趋势、深刻揭示经济本质，充分发挥人的智慧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创业经济学是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创业经济学是反映以创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规律、以经济规律为核心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主体与创业客体相互关系为主线，以机会的创造、把握和运用为核心，以提高创业者的素质为目的，综合哲学、经济学、管理学、行为科学、创业学的相关成果，展开自己的范畴体系，极大地促进以创意为先导、创新为主导、创造为途径、创业为基础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智慧经济的发展。
陈先生指出，作为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智慧经济的产生是传统经济—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知识的发展。智慧不能归结于知识，知识不能归结于科学，科学不能归结于线性科学。科学是真，知识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智慧经济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科学技术首先是能带来文化创新、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软技术，然后才是自然科学与硬技术。其中，哲学的创新将为其他方面的创新起导向作用。所以哲学是第一生产力的首要要素，抽象思维能力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生产力。作为智慧经济时代的经济学范式是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对称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的范式，使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经济学与管理学得到统一，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得到统一，从而实现经济学科学范式的转换。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以创新经济学为先导、创业经济学为基础、再生经济学为核心、知识运营学为主导、智慧经济学为整体框架，其完美的结构是对称空间—五度空间的“全息元”。
陈先生指出，确立智慧经济为新的经济形态，将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正确的思路与方法。陈先生指出，以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为核心、本质与灵魂的智慧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经济。从微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是企业存在的前提，也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企业的发展。从中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集团经济、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智慧经济不仅仅是智能设施经济，不仅仅是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经济，不仅仅是信息系统经济，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不仅仅是物联网经济，也不仅仅是互联网+经济。以智慧—知识为主导、通过创意园区、智能工具、互联网+实现的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资产与资产的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形成完整的生态性再生性系统性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链，通过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来实现的企业规模经营、技术更新换代、产业结构升级、基础设施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才是智慧经济在中观领域的核心内涵。信息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是连接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纽带，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承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桥梁。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全面辐射性与全局牵动性，是智慧经济的新经济增长点。智慧经济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企业的集团化规模化增长、产业和区域经济的系统化可持续发展。从宏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经济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两大层次组成，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智慧经济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确立了国民创新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民创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智慧经济就是宏观经济主体自觉化解产能过剩，调整经济结构，使我国永远不存在“经济过热”、永远可持续高速发展的经济。用创意带动创新、用创新产业带动知识产业、用国民创新体系带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业体系，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业体系催化国民创新体系，是我国新常态经济——智慧经济发展的模式，是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我国经济后来居上的捷径。
陈先生指出，确立智慧经济为新的经济形态，将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准确的框架与精准的途径。作为完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形态的知识经济——智慧经济形态，确立了社会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首先，智慧经济确立了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智慧经济中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直接形成生产力。正确的哲学思想，可以给劳动者提供科学的理想、信念、预见，从而给劳动者提供精神动力，给劳动者提供正确的思想方法和一般工作方法，并转化成具体的正确的劳动方法；给劳动者提供抽象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劳动者的智力，使劳动者由市场经济中盲目博弈的奴隶转变为自觉对策的主体。智慧经济中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教育、社会的思想文化制度、政治制度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生产力的本质是创造力，要发挥人的创造力，必须建立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哲学、意识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社会思想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等社会思想关系，除了各自都能对生产力起直接作用以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对生产力起直接的作用。智慧经济形态中政府调控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好的制度设计、政府有效监管与服务是健全的、有序运转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确少的重要因素，以再生为基础、价值为核心、合作为引导、劳动力产权为前提的市场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不仅不矛盾，而且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特征。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与社会的物质关系对称的组成部分。但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社会的思想关系是立体的市场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并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产业化，更不等于社会的思想领域都应该向钱看。社会的思想关系对生产力有直接作用说明，智慧经济形态中生产力既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功能，也是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功能；这种功能不是物质的或思想的社会关系孤立地发生的，而是通过和社会系统中的其他方面的关系、要素相互作用中共同发生的。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完整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抽象；在现实中，物质的社会关系既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决定作用，也不能独立地对生产力起反作用。物质的社会关系只是整个社会系统对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中的一个因素。生产力不是要素而是功能，不仅仅是社会的物质关系的功能，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所谓经济结构就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结构；市场没有外部性，政府不在市场之外就在市场之中，政治体制改革、学术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智慧经济形态理论为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的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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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智慧经济与企业系统
[ 2016/05/19 11:22 | by admin ]
2016/05/19 11:22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企业系统
智慧经济使企业的有机性越来越强，逐步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企业的系统质。今天，与智慧经济发展相伴随，是经济的企业化；企业成了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这时再把企业看成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未免有点思维惯性，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在智慧经济时代，经济企业化、企业公司化、公司集团化、集团现代化、现代企业知识化。以知识为主导的企业“系统质”代替了简单的商品交易过程，企业决不仅仅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这一“量”的目的而建立起来，而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立体动态五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与人的合作关系代替了“合算”关系，双赢模式代替了“盈亏”模式，合作生产力代替了“算计”生产力。以全息效益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同以直线交易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
企业是系统，是一有机整体。生产力和竞争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管理实质上是企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企业是各部分各要素有机组成的系统，具有内在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而不是仅仅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组成的共同体。
智慧经济的企业系统质
系统：结构与要素的统一。系统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总和。社会系统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科学与伦理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目的与结果的统一。
企业是社会系统的要素，是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要素，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系统。囿于工业经济时代线性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中，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企业；企业也被还原为个人，否认了企业系统整体上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因而经济学与管理学是脱节的。
在智慧经济时代，经济企业化、企业公司化、公司集团化、集团现代化、现代企业知识化。以知识为主导的企业“系统质”代替了简单的商品交易过程，企业决不仅仅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这一“量”的目的而建立起来，而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立体动态五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与人的合作关系代替了“合算”关系，双赢模式代替了“盈亏”模式，合作生产力代替了“算计”生产力。以全息效益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同以直线交易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
企业是各部分各要素对称组成的系统，具有内在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而不是仅仅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组成的共同体。如果把企业看成仅仅是各个成员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把企业看成只有量的规定性而无质的规定性，那实际上等于说，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不是企业而是个人。这是把社会的最小单位与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混为一谈。
在市场经济的早期，最小的经济单位也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人与人的经济联系不是十分紧密，那个时候的企业非常简单，内在的有机性非常弱，可以说主要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有机性越来越强，逐步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企业的系统质。今天，与智慧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是经济的企业化；企业成了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这时再把企业看成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未免有点思维惯性，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企业能够通过合并，把外部合作关系转变为内部合作关系，也能使资源再生，取得多赢的结果。通过资本运作，使资产分化、组合，能够产生资产的聚变与裂变。裂变与聚变是对称的，在此基础上，产生合并、合作、再生、多赢相互之间的对称关系。
文化
企业 团队 产品
系统 制度 生产力
技术
智慧高于知识，知识高于技术
主体和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主体和客体是企业系统的两个基本层次，主体和客体的对称是企业系统的基本对称关系，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知识之所以高于技术，就因为知识可以扬弃技术的两面性，使之为人类可持续发展需要。智慧之所以高于知识，是由于智慧可以催化知识，使知识转为对策，实现主客体的对称。
知识经营不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老调重弹，而是要建立知识本身的对称结构，知识和技术之间的对称结构，知识和资本之间的对称结构，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重技术轻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知识经营时代，将是社会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科学主导技术，软技术（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对应的技术）主导硬技术（同自然科学对应的技术），知本主导资本。
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种市场行为，不能为技术而技术，为产品而产品，为生产而生产。如何进行创新，采用何种技术，生产什么产品，关键要看它是否能满足用户需求，而不是单纯看它有多先进。实现价值才是硬道理。
智慧经济资本的作用
资本作为生产系统的粘合剂、催化剂，其地位在不同的时期是不同的。在前知识经济时期，其地位不断上升；在知识经济时代，知本取代资本，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创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充分说明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说明企业家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劳动力作为资产之一，也是资本抽象的对象；从马克思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分来看，说明资本在生产系统中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的配置中起组织者的作用。
纯粹的阶级分析方法，不一定是庸俗经济学的方法，然而却一定是庸俗的经济学方法。资本家与工人，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作为企业和社会经济系统中两个基本的主体要素，虽然在利益上存在着某种程度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在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关系。在配置型经济中是这样，在再生型经济中，资本家与工人更应是一种双赢合作的关系，把企业系统中的某个要素——劳动时间孤立地抽象出来作为立论依据，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剥削与被剥削的你死我活的关系，鼓动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只能破坏社会和企业有机体，造成企业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既不是斗争关系，也不是调和关系，而是双赢关系，这种关系也要靠人主观上去努力建构。如果资本家压榨工人，工人不够敬业，也许可以暂时的得到某些好处，最终吃亏的还都是他们自己。企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工人是这个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它不能离开其他要素与结构而发生作用。考察单个工人、乃至整个工人整体的劳动时间在价值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片面抽象的认识意义，既不能形成对价值形成过程的完整认识，又没有实际的操作意义。
智慧经济的产权结构与企业价值
对称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有序化结构。对称经营不但表现为经营活动中知识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资源的创造，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与生产效率的几何级数增长，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
企业系统结构能产生生产力。产权结构不一样，其主体性也不一样。企业产权结构不同，通过产权主体性不同，转变为企业主体性不同，并进而转变为企业价值不同。高负债经营的企业其风险承受能力、自主经营能力比较差，因而，其公司资产价值也不一样。认为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价值无关的“MM”理论是线性思维、数学推导的产物，也是否定主体性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的表现。
企业主体 创业型企业×直接投融资 主
性同资产 创业型企业×间接投融资 体
负债关系 非创业型企业×直接投融资 性
图示： 非创业型企业×间接投融资
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价格无关，然而产权结构同公司主体性有关，因而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价值有关。争论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价值与价格。西方经济学的“M—M”理论只是说明：作为资产结构的静态功能来讲，债权和股权是一样的；但不等于说，不同的债权或股权结构，本身的价值是一样的。就资产结构的价值来讲，股权的价值大于债权。债权和股权的相互转化性及在实践中的不同结果，说明债权和股权的动态功能不一样，也说明静态结构的价值不一样。企业的资本结构，是股权占主导还是债权占主导，有无知识产权，比例多少，员工持股比例，对于能否做到科学管理，抗风险能力、危机公关能力、发挥团队的核心竞争力，是完全不同的，可以影响企业的价值并进而影响企业的价格。“M—M”理论的要害，是否认了结构产生生产力，否认了无投资增长的可能，也否认了科学管理和产权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
智慧经济的团队精神与产权
产权面前人人平等。 亲兄弟明算账，只有产权明确，才有管理科学。产权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要明确各自产权的界线。产权明确和管理科学是对称的。家族企业是合是分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形式，是由发展的不同阶段决定的。
为什么团队高于制度？团队有主体性；团队有和谐性；团队有无形性；团队有应变性；团队有亲和力；团队有凝聚力。
产权不明确是不行的，仅仅产权明确是不够的，团队精神比产权明确更重要——产权明确不能代替团队精神与企业文化。产权明确只是个人和企业主体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一点为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所忽略。人和企业都是系统，主体性或自组织能力不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或要素所能决定。家族企业要在明确产权的基础，利用亲情关系的先天优势，建立以亲情关系为核心的团队精神。在这里，中华民族的重亲情关系的传统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孝、伦理道德，是维持人与人之间“团队精神”的必要纽带。团队精神，是经济学、科学与道德统一的依据。
智慧经济的人才配置原则
人才要素的配置原则，就是权利和义务相对称、贡献和索取相对称、能力和位置相对称的原则。人才配置的对称程度和经营发展的程度、企业的效益程度是对称的。人力资源配置和管理体系的建立，是企业决策能否得以实现，业务流程是否畅通的保证。根据业务流程经过的部门，最终分解成每个岗位的职责，用严格的岗位责任制作为运作支持平台，将大大提高企业人力资源配置所带来的效能和利益。
人力资源缺乏最佳配置，往往是企业决策不能实现的根源。经营管理者都知道人力资源配置对企业的重要性。在设计人力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要考虑将企业的组织行为和员工个人行为相融合，保持各要素间的平衡与互补，并在配置中运用科学手段来支持整个体系的运转。垃圾只是放错了位置的财宝，任何人只要运用得当都是人才。人才与运用是对称的。人力资源配置中要有位置和收入等硬件，还应当有价值观、荣誉观等软件。人力资源配置中软件和硬件是对称的。
智慧经济就是用有序整合无序
“序”是标示系统内部结构的对称性、系统之间关系的对称性的范畴。序相对于“无序”、“混乱”、“混沌”而言。从宇宙整体发展过程来看，序是绝对的，无序是相对的，序中同一性是绝对的，差异与斗争是相对的，差异是同一性的展开，非对称是对称的展开，在非对称中隐藏着对称。对称是本质，非对称是现象。宇宙的发展过程就是宏观方面有序化，微观方面无序化的对称发展过程。
从现实的经济活动来看，企业需要程序化。
程序化：按美的规则来造型。企业产品结构，工艺流程，包装设计，组织管理无不渗透美学方法。企业数学化是手段，程序化是目的；数学化是现象，程序化是本质。以有序整合无序，用无序填补有序的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就是审美经济学、审美管理学。
程序化：集团公司的核心层、紧密层和协作层不可以说仅仅是利益共同体，不仅仅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建立起来。企业的系统化、有序化程度和企业的功能是对称的。
程序化：把产品分成潜在和现实，强化了生产的系统性、个别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统一的有机性，突出了系统组织者、管理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淡化了作为个人的直接生产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示了对称价值论代替劳动价值论的逻辑的与历史的必然性。
程序化：企业结构有矩阵形、扁平形、金字塔形，到底哪一种比较合适，要根据企业的规模和行业特征。笼统地说哪一种更好，违背了对称化管理原则。
程序化：对于有的企业需要扁平化管理。对于有的企业必须模块化（事业部制）管理。扁平化与协作化对称，金字塔与执行化对称，模块化与独立性对称。对于现代大企业来讲，必须使它们有序结合，才能实现对称管理。把管理模式化，是经营企业化、企业系统化对科学管理的要求。
程序化：生产链是长还是短，必须跟产品的具体情况相对称。如果生产链太短不利于完成生产，如果生产链太长，不利于节约成本。二者都影响效益。如果产品变了，生产链也必须跟着变，这是对称的。
程序化：一环扣一环；“市场链”的关键在于每项工作落实到位。能否把每项工作落实到位是市场链能否环环相扣的保证。环与环相扣关系就是对称关系。通过市场链一环扣一环，市场链就会使企业不断螺旋性上升。企业是各种各样的链条和渠道组成的有序系统，如果能够做到环环相扣，使渠道与渠道对接，就能化无序为有序，取得结构效益。
程序化：企业文化的结构：理念→形象→品牌。企业文化建设、文化管理和企业的生产管理似乎方向相反，相反相成，也是对称的，而对称是一种美。企业理念是“神”，企业形象是“形”，品牌是“形”和“神”的统一和凝缩。市场经营决定了企业文化必须按美的规律来建构，按美的规律来造型。
智慧经济配置也能出效益
资产与资产的碰撞，不是碰碰车的碰撞，要讲究着力点，看是强强联合好，还是强弱联合好，或者是弱弱联合好。但不管哪一种联合，都应该做到化弱为强，在最本质意义上，都是强强联合。因为弱和强是相对的，关键在于配置。品牌本身是一种资产，它可以带动其它资产打天下。企业资产是以无形资产为主导同有形资产对称的关系。企业重组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仅仅是平面的作业。企业中产品、品牌、观念、制度、机制等各要素之间应是对称的关系，因为企业生产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
智慧经济价值观念群
企业的价值观是一有机整体，其中的不同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对称的。
最高价值观是产业报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就必然把顾客看成企业永远的衣食父母，必然把质量是企业生命的永恒主题。追求高效益的目的就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为人类发展作出贡献。以实现最高价值观为根本，自然伴随而形成整套价值观念群。
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不但应当统一起来，而且可以统一起来。统一起来的桥梁是价值观。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是对称的，目标和价值观是对称的。
没有个人能力的发挥，没有了解个人能力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企业就不能成为一个有机体，也就不可能形成企业活力。企业的所有问题都在于人，如果员工本身没有被充分激励，就不会产生去向目标挑战的斗志，当然不会有企业的成长。
智慧经济造物先造人
对称问题之所以是主体问题，是因为企业“系统质”，是企业中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对称。提高企业的“系统质”，必须建立和谐企业，培养人的和谐素质，提高人的主体价值。建设和谐企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和谐就是自由。和谐做事就是自由做事。自由做事就是按客观规律做事。自由的程度和按规律办事的程度成正比。
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自由就是主观意志和客观必然、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对称了，就和谐：身和心的和谐、自己和他人的和谐、人和事的和谐。和谐了，就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事业成功、家庭幸福。
对称问题之所以是主体问题，还因为人的主体性渗透在企业系统经营和发展的相互对称的各个要素中，是使各种要素得以建立对称关系的灵魂。没有人的主体性，企业系统对称关系无从建立，企业经营活动无从开展，经营规律和社会规律无所依托。经营增长方式中知识运营的主体性渗透在企业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中。
要想成功地在企业中树立一种文化并取得预期的效果，是通过造人来造物的过程。
民营企业文化的形成往往就是老板个人的价值观。公司由老板创建，老板在公司里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老板个人的能力与人格魅力完全决定着企业经营的价值取向和员工的内聚力，决定着整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所以企业造物要先造人，造人要先造老板。造物与造人的关系，是以造人为主导的对称关系。
智慧经济竞争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
每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都不同，但任何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都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
快鱼吃慢鱼：竞争的最高境界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谁能制定行业标准，谁就能不战而胜。谁在技术和管理上抢先一步，谁就能制定行业标准。这就是快鱼吃慢鱼，赢家通吃。快和赢是对称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是对称的。快和赢的对称实际上体现了创新与规范的对称。创新表面上是打破了规范，实际上却是在创造新的、更高层面的规范。创新与规范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谁创新，谁就引领潮流，谁就取得了“规范”的话语权，谁就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谁就是赢家。快和赢的对称以创新与规范的对称为中介。快和赢的对称同创新与规范的对称相互之间也是对称的。
竞争力和开发力是对称的，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开发力是对称的，二者都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企业功能和要素、结构是对称的。竞争力就是相对生产力，只要提高自己的创新力，才能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转，打一枪放一个地方，既避免正面冲突，又赚得盘满钵满。竞争力和创新力是对称的。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发挥企业系统最佳功能的途径与方法是创新—创造—创业
智慧经济竞争力的背后是文化力
文化是动词，而不是名词。
文化首先是一种凝聚力，并通过凝聚力转变为效益。文化力和生产力是对称的。
用文化力提高企业系统功能：内核：系统主体性、自组织、内身变量；凝聚力：靠理念来凝聚；通过自组织来优化配量：能者上，劣者下。
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对称关系以文化为中介。用无形资产来盘活有形资产是通过文化来实现的。
与狼共舞，怎样变不对称为对称？化劣为优，扬长避短，以智取胜。业态与国情、省情、市情是对称的。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必须知己知彼，权衡利弊，进退裕如，使代价和实力相称。
竞争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原理，要求企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和结构，包括企业软性文化和硬性文化，都必须不断改革，以不断地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对称。
智慧经济结构决定成败
结构也能产生生产力，而且能产生更重要的生产力。企业内部结构平衡层次的高低，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大小。所以企业竞争力由结构决定，而不是由要素决定。
通过配置达到再生，必须十分重视生产结构布局。对称的功能：结构产生生产力，相对生产力就是竞争力。切莫以为只有增加要素才能发展生产。生产要素的排列组合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布局好高于实力强。历史上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 ，都是由于布局高明。
根据系统论，任何系统都是有层次的。任何真正的系统都是五度空间。这五度空间的任何一维都可以和其他四维相互转化。作为事物本质的反映的人的意识空间或心理空间，本质上就属于这五度空间中的第五度空间——层次空间，而且是高层次的层次空间，它同物质世界的相互转化，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表现。
均衡，核心是物和物，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对称，核心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布局就是通过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实现客体和客体的对称，用五度空间观建构合理的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布局不仅指横向的空间,而且指纵向的时间、立体的层次。只有这几方面都对称，才能可持续发展。对称是五度空间的，布局也应该是五度空间的。仅仅从三度空间、四度空间考虑布局，不可能做到最优布局。政府虽然是市场的一个环节，但行政区域划分的空间不等于市场的空间。市场空间的定位必须和企业的战略对称。
智慧经济的对策论—— 依法经营
诚信经营
不确定经营环境中的确定性经营： 品牌经营
创新经营
双赢经营
智慧经济使企业的有机性越来越强，逐步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企业的系统质。今天，与智慧经济发展相伴随，是经济的企业化；企业成了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这时再把企业看成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未免有点思维惯性，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在智慧经济时代，经济企业化、企业公司化、公司集团化、集团现代化、现代企业知识化。以知识为主导的企业“系统质”代替了简单的商品交易过程，企业决不仅仅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这一“量”的目的而建立起来，而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立体动态五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与人的合作关系代替了“合算”关系，双赢模式代替了“盈亏”模式，合作生产力代替了“算计”生产力。以全息效益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同以直线交易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
企业是系统，是一有机整体。生产力和竞争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管理实质上是企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企业是各部分各要素有机组成的系统，具有内在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而不是仅仅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组成的共同体。
智慧经济的企业系统质
系统：结构与要素的统一。系统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总和。社会系统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科学与伦理的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目的与结果的统一。
企业是社会系统的要素，是市场经济系统的基本要素，本身也是一种社会系统。囿于工业经济时代线性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中，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企业；企业也被还原为个人，否认了企业系统整体上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性，因而经济学与管理学是脱节的。
在智慧经济时代，经济企业化、企业公司化、公司集团化、集团现代化、现代企业知识化。以知识为主导的企业“系统质”代替了简单的商品交易过程，企业决不仅仅是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这一“量”的目的而建立起来，而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立体动态五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与人的合作关系代替了“合算”关系，双赢模式代替了“盈亏”模式，合作生产力代替了“算计”生产力。以全息效益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同以直线交易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
企业是各部分各要素对称组成的系统，具有内在的特殊的质的规定性，而不是仅仅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组成的共同体。如果把企业看成仅仅是各个成员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把企业看成只有量的规定性而无质的规定性，那实际上等于说，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不是企业而是个人。这是把社会的最小单位与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混为一谈。
在市场经济的早期，最小的经济单位也是社会的最小单位，人与人的经济联系不是十分紧密，那个时候的企业非常简单，内在的有机性非常弱，可以说主要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的有机性越来越强，逐步获得了不可替代的内在的质的规定性——企业的系统质。今天，与智慧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相伴随，是经济的企业化；企业成了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这时再把企业看成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未免有点思维惯性，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如果企业能够通过合并，把外部合作关系转变为内部合作关系，也能使资源再生，取得多赢的结果。通过资本运作，使资产分化、组合，能够产生资产的聚变与裂变。裂变与聚变是对称的，在此基础上，产生合并、合作、再生、多赢相互之间的对称关系。
文化
企业 团队 产品
系统 制度 生产力
技术
智慧高于知识，知识高于技术
主体和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主体和客体是企业系统的两个基本层次，主体和客体的对称是企业系统的基本对称关系，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知识之所以高于技术，就因为知识可以扬弃技术的两面性，使之为人类可持续发展需要。智慧之所以高于知识，是由于智慧可以催化知识，使知识转为对策，实现主客体的对称。
知识经营不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老调重弹，而是要建立知识本身的对称结构，知识和技术之间的对称结构，知识和资本之间的对称结构，使之发挥出最佳功能。重技术轻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知识经营时代，将是社会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科学主导技术，软技术（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对应的技术）主导硬技术（同自然科学对应的技术），知本主导资本。
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种市场行为，不能为技术而技术，为产品而产品，为生产而生产。如何进行创新，采用何种技术，生产什么产品，关键要看它是否能满足用户需求，而不是单纯看它有多先进。实现价值才是硬道理。
智慧经济资本的作用
资本作为生产系统的粘合剂、催化剂，其地位在不同的时期是不同的。在前知识经济时期，其地位不断上升；在知识经济时代，知本取代资本，在生产各要素中占主导地位。创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充分说明资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说明企业家在现代化大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劳动力作为资产之一，也是资本抽象的对象；从马克思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分来看，说明资本在生产系统中物的要素和人的要素的配置中起组织者的作用。
纯粹的阶级分析方法，不一定是庸俗经济学的方法，然而却一定是庸俗的经济学方法。资本家与工人，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作为企业和社会经济系统中两个基本的主体要素，虽然在利益上存在着某种程度此消彼长的关系，但在本质上是相互依存的，根本利益一致的关系。在配置型经济中是这样，在再生型经济中，资本家与工人更应是一种双赢合作的关系，把企业系统中的某个要素——劳动时间孤立地抽象出来作为立论依据，把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剥削与被剥削的你死我活的关系，鼓动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只能破坏社会和企业有机体，造成企业和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既不是斗争关系，也不是调和关系，而是双赢关系，这种关系也要靠人主观上去努力建构。如果资本家压榨工人，工人不够敬业，也许可以暂时的得到某些好处，最终吃亏的还都是他们自己。企业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工人是这个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它不能离开其他要素与结构而发生作用。考察单个工人、乃至整个工人整体的劳动时间在价值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片面抽象的认识意义，既不能形成对价值形成过程的完整认识，又没有实际的操作意义。
智慧经济的产权结构与企业价值
对称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有序化结构。对称经营不但表现为经营活动中知识的主导地位所带来的资源的创造，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与生产效率的几何级数增长，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
企业系统结构能产生生产力。产权结构不一样，其主体性也不一样。企业产权结构不同，通过产权主体性不同，转变为企业主体性不同，并进而转变为企业价值不同。高负债经营的企业其风险承受能力、自主经营能力比较差，因而，其公司资产价值也不一样。认为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价值无关的“MM”理论是线性思维、数学推导的产物，也是否定主体性经济学的“唯科学主义”的表现。
企业主体 创业型企业×直接投融资 主
性同资产 创业型企业×间接投融资 体
负债关系 非创业型企业×直接投融资 性
图示： 非创业型企业×间接投融资
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价格无关，然而产权结构同公司主体性有关，因而产权结构同公司资产价值有关。争论的根源在于混淆了价值与价格。西方经济学的“M—M”理论只是说明：作为资产结构的静态功能来讲，债权和股权是一样的；但不等于说，不同的债权或股权结构，本身的价值是一样的。就资产结构的价值来讲，股权的价值大于债权。债权和股权的相互转化性及在实践中的不同结果，说明债权和股权的动态功能不一样，也说明静态结构的价值不一样。企业的资本结构，是股权占主导还是债权占主导，有无知识产权，比例多少，员工持股比例，对于能否做到科学管理，抗风险能力、危机公关能力、发挥团队的核心竞争力，是完全不同的，可以影响企业的价值并进而影响企业的价格。“M—M”理论的要害，是否认了结构产生生产力，否认了无投资增长的可能，也否认了科学管理和产权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
智慧经济的团队精神与产权
产权面前人人平等。 亲兄弟明算账，只有产权明确，才有管理科学。产权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要明确各自产权的界线。产权明确和管理科学是对称的。家族企业是合是分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形式，是由发展的不同阶段决定的。
为什么团队高于制度？团队有主体性；团队有和谐性；团队有无形性；团队有应变性；团队有亲和力；团队有凝聚力。
产权不明确是不行的，仅仅产权明确是不够的，团队精神比产权明确更重要——产权明确不能代替团队精神与企业文化。产权明确只是个人和企业主体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一点为西方新古典自由主义者所忽略。人和企业都是系统，主体性或自组织能力不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或要素所能决定。家族企业要在明确产权的基础，利用亲情关系的先天优势，建立以亲情关系为核心的团队精神。在这里，中华民族的重亲情关系的传统文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孝、伦理道德，是维持人与人之间“团队精神”的必要纽带。团队精神，是经济学、科学与道德统一的依据。
智慧经济的人才配置原则
人才要素的配置原则，就是权利和义务相对称、贡献和索取相对称、能力和位置相对称的原则。人才配置的对称程度和经营发展的程度、企业的效益程度是对称的。人力资源配置和管理体系的建立，是企业决策能否得以实现，业务流程是否畅通的保证。根据业务流程经过的部门，最终分解成每个岗位的职责，用严格的岗位责任制作为运作支持平台，将大大提高企业人力资源配置所带来的效能和利益。
人力资源缺乏最佳配置，往往是企业决策不能实现的根源。经营管理者都知道人力资源配置对企业的重要性。在设计人力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要考虑将企业的组织行为和员工个人行为相融合，保持各要素间的平衡与互补，并在配置中运用科学手段来支持整个体系的运转。垃圾只是放错了位置的财宝，任何人只要运用得当都是人才。人才与运用是对称的。人力资源配置中要有位置和收入等硬件，还应当有价值观、荣誉观等软件。人力资源配置中软件和硬件是对称的。
智慧经济就是用有序整合无序
“序”是标示系统内部结构的对称性、系统之间关系的对称性的范畴。序相对于“无序”、“混乱”、“混沌”而言。从宇宙整体发展过程来看，序是绝对的，无序是相对的，序中同一性是绝对的，差异与斗争是相对的，差异是同一性的展开，非对称是对称的展开，在非对称中隐藏着对称。对称是本质，非对称是现象。宇宙的发展过程就是宏观方面有序化，微观方面无序化的对称发展过程。
从现实的经济活动来看，企业需要程序化。
程序化：按美的规则来造型。企业产品结构，工艺流程，包装设计，组织管理无不渗透美学方法。企业数学化是手段，程序化是目的；数学化是现象，程序化是本质。以有序整合无序，用无序填补有序的对称经济学、对称管理学，就是审美经济学、审美管理学。
程序化：集团公司的核心层、紧密层和协作层不可以说仅仅是利益共同体，不仅仅是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而建立起来。企业的系统化、有序化程度和企业的功能是对称的。
程序化：把产品分成潜在和现实，强化了生产的系统性、个别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统一的有机性，突出了系统组织者、管理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淡化了作为个人的直接生产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显示了对称价值论代替劳动价值论的逻辑的与历史的必然性。
程序化：企业结构有矩阵形、扁平形、金字塔形，到底哪一种比较合适，要根据企业的规模和行业特征。笼统地说哪一种更好，违背了对称化管理原则。
程序化：对于有的企业需要扁平化管理。对于有的企业必须模块化（事业部制）管理。扁平化与协作化对称，金字塔与执行化对称，模块化与独立性对称。对于现代大企业来讲，必须使它们有序结合，才能实现对称管理。把管理模式化，是经营企业化、企业系统化对科学管理的要求。
程序化：生产链是长还是短，必须跟产品的具体情况相对称。如果生产链太短不利于完成生产，如果生产链太长，不利于节约成本。二者都影响效益。如果产品变了，生产链也必须跟着变，这是对称的。
程序化：一环扣一环；“市场链”的关键在于每项工作落实到位。能否把每项工作落实到位是市场链能否环环相扣的保证。环与环相扣关系就是对称关系。通过市场链一环扣一环，市场链就会使企业不断螺旋性上升。企业是各种各样的链条和渠道组成的有序系统，如果能够做到环环相扣，使渠道与渠道对接，就能化无序为有序，取得结构效益。
程序化：企业文化的结构：理念→形象→品牌。企业文化建设、文化管理和企业的生产管理似乎方向相反，相反相成，也是对称的，而对称是一种美。企业理念是“神”，企业形象是“形”，品牌是“形”和“神”的统一和凝缩。市场经营决定了企业文化必须按美的规律来建构，按美的规律来造型。
智慧经济配置也能出效益
资产与资产的碰撞，不是碰碰车的碰撞，要讲究着力点，看是强强联合好，还是强弱联合好，或者是弱弱联合好。但不管哪一种联合，都应该做到化弱为强，在最本质意义上，都是强强联合。因为弱和强是相对的，关键在于配置。品牌本身是一种资产，它可以带动其它资产打天下。企业资产是以无形资产为主导同有形资产对称的关系。企业重组是一个系统工程而不仅仅是平面的作业。企业中产品、品牌、观念、制度、机制等各要素之间应是对称的关系，因为企业生产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
智慧经济价值观念群
企业的价值观是一有机整体，其中的不同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对称的。
最高价值观是产业报国，以民族昌盛为己任，就必然把顾客看成企业永远的衣食父母，必然把质量是企业生命的永恒主题。追求高效益的目的就是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人民，为人类发展作出贡献。以实现最高价值观为根本，自然伴随而形成整套价值观念群。
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不但应当统一起来，而且可以统一起来。统一起来的桥梁是价值观。个人目标和企业目标是对称的，目标和价值观是对称的。
没有个人能力的发挥，没有了解个人能力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企业就不能成为一个有机体，也就不可能形成企业活力。企业的所有问题都在于人，如果员工本身没有被充分激励，就不会产生去向目标挑战的斗志，当然不会有企业的成长。
智慧经济造物先造人
对称问题之所以是主体问题，是因为企业“系统质”，是企业中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对称。提高企业的“系统质”，必须建立和谐企业，培养人的和谐素质，提高人的主体价值。建设和谐企业是一个系统工程。和谐就是自由。和谐做事就是自由做事。自由做事就是按客观规律做事。自由的程度和按规律办事的程度成正比。
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自由就是主观意志和客观必然、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对称了，就和谐：身和心的和谐、自己和他人的和谐、人和事的和谐。和谐了，就身心健康、全面发展，事业成功、家庭幸福。
对称问题之所以是主体问题，还因为人的主体性渗透在企业系统经营和发展的相互对称的各个要素中，是使各种要素得以建立对称关系的灵魂。没有人的主体性，企业系统对称关系无从建立，企业经营活动无从开展，经营规律和社会规律无所依托。经营增长方式中知识运营的主体性渗透在企业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中。
要想成功地在企业中树立一种文化并取得预期的效果，是通过造人来造物的过程。
民营企业文化的形成往往就是老板个人的价值观。公司由老板创建，老板在公司里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老板个人的能力与人格魅力完全决定着企业经营的价值取向和员工的内聚力，决定着整个企业的企业文化。所以企业造物要先造人，造人要先造老板。造物与造人的关系，是以造人为主导的对称关系。
智慧经济竞争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
每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都不同，但任何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都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
快鱼吃慢鱼：竞争的最高境界在于“不战而屈人之兵”。谁能制定行业标准，谁就能不战而胜。谁在技术和管理上抢先一步，谁就能制定行业标准。这就是快鱼吃慢鱼，赢家通吃。快和赢是对称的，创新力和竞争力是对称的。快和赢的对称实际上体现了创新与规范的对称。创新表面上是打破了规范，实际上却是在创造新的、更高层面的规范。创新与规范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谁创新，谁就引领潮流，谁就取得了“规范”的话语权，谁就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谁就是赢家。快和赢的对称以创新与规范的对称为中介。快和赢的对称同创新与规范的对称相互之间也是对称的。
竞争力和开发力是对称的，核心竞争力和核心开发力是对称的，二者都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企业功能和要素、结构是对称的。竞争力就是相对生产力，只要提高自己的创新力，才能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转，打一枪放一个地方，既避免正面冲突，又赚得盘满钵满。竞争力和创新力是对称的。
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发挥企业系统最佳功能的途径与方法是创新—创造—创业
智慧经济竞争力的背后是文化力
文化是动词，而不是名词。
文化首先是一种凝聚力，并通过凝聚力转变为效益。文化力和生产力是对称的。
用文化力提高企业系统功能：内核：系统主体性、自组织、内身变量；凝聚力：靠理念来凝聚；通过自组织来优化配量：能者上，劣者下。
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对称关系以文化为中介。用无形资产来盘活有形资产是通过文化来实现的。
与狼共舞，怎样变不对称为对称？化劣为优，扬长避短，以智取胜。业态与国情、省情、市情是对称的。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必须知己知彼，权衡利弊，进退裕如，使代价和实力相称。
竞争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的原理，要求企业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和结构，包括企业软性文化和硬性文化，都必须不断改革，以不断地与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对称。
智慧经济结构决定成败
结构也能产生生产力，而且能产生更重要的生产力。企业内部结构平衡层次的高低，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大小。所以企业竞争力由结构决定，而不是由要素决定。
通过配置达到再生，必须十分重视生产结构布局。对称的功能：结构产生生产力，相对生产力就是竞争力。切莫以为只有增加要素才能发展生产。生产要素的排列组合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布局好高于实力强。历史上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 ，都是由于布局高明。
根据系统论，任何系统都是有层次的。任何真正的系统都是五度空间。这五度空间的任何一维都可以和其他四维相互转化。作为事物本质的反映的人的意识空间或心理空间，本质上就属于这五度空间中的第五度空间——层次空间，而且是高层次的层次空间，它同物质世界的相互转化，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表现。
均衡，核心是物和物，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对称，核心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布局就是通过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实现客体和客体的对称，用五度空间观建构合理的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布局不仅指横向的空间,而且指纵向的时间、立体的层次。只有这几方面都对称，才能可持续发展。对称是五度空间的，布局也应该是五度空间的。仅仅从三度空间、四度空间考虑布局，不可能做到最优布局。政府虽然是市场的一个环节，但行政区域划分的空间不等于市场的空间。市场空间的定位必须和企业的战略对称。
智慧经济的对策论—— 依法经营
诚信经营
不确定经营环境中的确定性经营： 品牌经营
创新经营
双赢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