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智慧经济以人为中心的对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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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5/19 11:05 | by admin ]
2016/05/19 11:05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以人为中心的对称管理
智慧经济企业要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原则。管人、管事、管思想是对称的。
才和财之间
智慧经济在企业的一切要素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人力资源是企业的核心资源。
企业的管理行为第一是人，第二是组织，第三是分配，第四是企业制度。产品质量取决于企业的素质，企业的素质取决于人的素质。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抓住了“人”，就抓住了企业发展的根本。企业中人才和其他要素之间是以人才为主导的对称关系。市场经济社会，人虽然是经济人，然而却是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相统一的人。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是对称的。人才的价值在于使用，人才的价值高低和使用程度成正比。所以人才必须以能力为导向、以业绩为导向。人才的价值和使用是对称的，人才的整体素质和实用技能是对称的，两者不可偏废。“换脑工程”，就是为了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实用技能，加强员工的岗位培训。要建立企业的人才“储备库”，全面了解人才，盘点人才现状，提出人才方法，预测潜在不足，采取相应措施，保持供求平衡。
智慧经济团队高于制度
以主体为中心、从主体到客体实现的对称路线图，有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团队。团队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相对于个人来讲是客体，相对于企业和社会来讲是主体。但总体上讲是放大了的主体。在通过对策实现对称的过程中，主体高于客体，因而团队高于制度。
在对称管理学中，企业网络是为资源合理配置、资源共享、资源再生而进行的制度与技术安排，由信息流、人流、物质流的网络组成，其中，人流是核心，信息流是主导，物质流是基础，人流、信息流、物质流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人流为主导相互对称与相互转化的自组织过程。所以，对称管理就是团队高于制度、制度高于技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不仅仅是一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以团队和团队精神为主导的可操作的具体模式。
企业从团队开始。团队精神就在于把执行路线图和创新结合起来，把个人的主体能动性和企业的能动性结合起来，个人能动性、团队精神、企业活力是对称的。
人才从团队开始。团队精神，就是要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带来的种种便利，将堵塞信息沟通、妨碍脑力激荡的组织壁垒彻底地打碎，使公司的各类人才得到自己的合理定位。定位出人才，所以人才从团队开始。
管理从团队开始。高科技中小企业要想获得风险投资，首先得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好项目是管理出来的，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和获得风险投资的可能性是对称的。风险投资企业往往并不在乎是否掌握企业的控股权、参与企业的实际经营决策，而是通过投资，获得一定利润回报后又以一定方式退出。这就决定了风险投资企业分外看重高科技企业的管理水平。在我国管理整体水平还不高的大环境下，高素质的管理队伍，显得尤为关键。
营销从团队开始，营销是一个主体性很强的管理活动，营销管理的主体性和团队的主体性是对称的。有一流的团队，才有一流的营销管理和营销绩效。有竞争，就能催人奋进，根据员工在企业整体营销中作出的贡献，企业相应地给与优厚的报酬和职务晋升。否则，既有的岗位和收益也有可能丧失，就如逆水之舟，不进则退。
质量从团队开始。产品不是一个人可以生产出来，任何产品都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
人的质量和产品质量的对称关系，必须以团队的质量为中间环节。
成本从团队开始。团队营销，要有团队成本意识。市场的竞争不但是质量竞争，而且还是价格的竞争，要想使企业价格具有市场竞争力，就必须团队参与成本控制，使产品真正做到“价廉物美”。
创业从团队开始，企业就是企业，人情不等于利润。但只要视员工为合作伙伴，情感也能换取利润。家族与公众：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要处理好产权的一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关系。员工能否持股，没有固定的模式，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团队的发展模式和企业的发展阶段是对称的。
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对称原理
整体平衡的人力资源配置体系讲究最佳组合，使人力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真正发生人才效应。
关键人才的选择
在企业和社会系统的各种要素中，有一个要素在其中起关键作用，带动其它要素平衡发展。人和物相比人是关键，在物质系统中，也有一个关键因素，对其它要素的发展起主导作用。那一个要素，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企业是不同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有成功的国有企业，都是一个铁腕人物加上几次历史机遇。在铁腕人物和历史机遇这两个必备因素中，铁腕人物的重要性和历史机遇的重要性是对称的。
领导和企业家的工作核心可以归结为两大项：决策与用人。这其中，都包含着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排列组合。
只要懂得选择，懂得放弃，懂得排列，懂得组合，才有科学的管理，才有企业的效益。其中，关键要素的选择最重要。选准了可以纲举目张，事半功倍。无论是物的因素，还是人的因素，要实现对称，谁坐第一把交椅最为关键。
人尽其才中的对称原理
人尽其才有对称原理。人才是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对称，也是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的对称。实现前者的对称需要两袋---脑袋与口袋---的投入，实现后者的对称需要定位准确。人才，就是主体性比较强的人，分为撑握软技术和撑握硬技术两种类型。如果能够做到使人才的目的和手段、贡献和报酬、物质和精神、软技术和硬性术的对称，人才的作用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企业就得到比较快速的发展。
对称管理，就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称关系。对称管理，就是品人、识人、找人、选人、育人、用人、管人、容人、留人，市场营销、知本运作、投资融资、文化建设、体制改革、做大做强的层层递进、有序运作、随机应变、一环扣一环，使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中得心应手、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
对称管理，就是使被管理者的人和事对称，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资源优化配置，就是使人和人、人和事、事和事对称。只有对称，才有优化配置；只有优化配置，才能变废为宝，化劣为优，优势互补，实现价值的产生、再生、转化与最大化。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的主体性是对称的，直接生产和服务是对称的。直接生产人员和管理者的主体性发挥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效益。如果说，管理就是服务，那么管理者应当不但乐于、而且尽可能做好这项服务。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主体性互相交叉、渗透、包含，形成企业发展的合力。
人才有绝对值与相对值。能力没有统一的标尺，适合的就是好的。必须能位相称。只有定位才能出人才，只有组合才能出人才，只有协调才能出人才，只有配置才能出人才。人才资源可以再生，是驴还是马，不是溜一溜就能判断。
用人一时养人千日。要寻找知音，必须高价买反对意见。当然，能拿来就用最好，否则就人弃我取变废为宝。不过，优劣取决于观念，逆顺取决于态度，长短取决于取舍，大小取决于胸怀。至亲越要严格，是人才就要超越。知识就是值钱，实力就是魅力。只要分门别类朽木就会可雕。位置出人才，在其位，谋其政，用其智，在谋和用的过程中，人才就这样成长起来了。人才和位置是对称的。
实际生活中，许多企业都有富余人才，却没能真正派上用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多是企业没有很好地搭建出适宜的人才平台。
企业用人的目标应是，给员工的特长找到最佳位置。这也是提高生产力的窍门。为此，企业就要善于发现员工的内在潜力。
对于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经营管理者和不同的员工，人才平台搭建的方式自然也存在差异，最合理的搭配应是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最理想的搭配。
管理者还要根据人的气质、兴趣等特征搭建出不同的平台。不同的人对工作岗位的适应能力不同，应根据这种不同再去合理编排，以达到人才配置的最优化。
用人从机制开始
人是环境的产物，人才是机制的产物。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人才，成为怎样的人才，能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是人与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市场机制不但表现在市场决定产品，而且表现在市场决定人才。人才有没有价值，价值大小，也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当然，在这里，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而不是价格。市场检验人才，不是鼓励人才向钱看。人才和价值是对称的。人才和价格的对称以价值为中介。
对人既放得开，又收得拢，既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又不致失控、大权旁落。进为使用，退为控制。以退为进，要像猎人般循循善诱。使用权力有个度，冤家才宜解不宜结。放手不是放任，要把握进退的支点。支点靠机制来设定。“能者上，庸者下”的优胜劣汰机制，能够促使员工奋发上进，永不停步。人才和机制是对称的。
社会公正的程度与和谐的程度成正比。“杀尽不平方太平”，真正的和谐社会，必须以公平为前提。公平不是平均，而是权利和义务、贡献和索取的对称。不平等不在于收入差距，而在于腐败造成的不公平。如果对称，收入差距再大也是公平。对称机制就是公平机制。对有特殊能力和特殊贡献的人才进行激励，不但不违背公平原则，而且恰恰是公平原则的具体表现。人才机制中，激励是重要的方面。激励和监控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进入决策层的员工的投票权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企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应当使剩余索取权与决策权和控制权基本对称，从而让决策者和控制者承担由决策的失误带来的损失，以减少决策中存在的廉价投票权问题。
当代管理是一种高层次、知识型、全方位的管理，必须有相应的高素质、高水平人员来实施。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更是员工整体素质的竞争。成功的经营管理者，在选人、用人决策上一般都注重人员群体拥有的能力和素质。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体现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任人唯贤是为整体利益牺牲局部利益，为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任人唯亲则相反。这里也体现了对称的关系。
智慧经济企业要始终坚持”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的原则。管人、管事、管思想是对称的。
才和财之间
智慧经济在企业的一切要素中，人是最可宝贵的。人力资源是企业的核心资源。
企业的管理行为第一是人，第二是组织，第三是分配，第四是企业制度。产品质量取决于企业的素质，企业的素质取决于人的素质。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具活力的因素，抓住了“人”，就抓住了企业发展的根本。企业中人才和其他要素之间是以人才为主导的对称关系。市场经济社会，人虽然是经济人，然而却是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相统一的人。人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是对称的。人才的价值在于使用，人才的价值高低和使用程度成正比。所以人才必须以能力为导向、以业绩为导向。人才的价值和使用是对称的，人才的整体素质和实用技能是对称的，两者不可偏废。“换脑工程”，就是为了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实用技能，加强员工的岗位培训。要建立企业的人才“储备库”，全面了解人才，盘点人才现状，提出人才方法，预测潜在不足，采取相应措施，保持供求平衡。
智慧经济团队高于制度
以主体为中心、从主体到客体实现的对称路线图，有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团队。团队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相对于个人来讲是客体，相对于企业和社会来讲是主体。但总体上讲是放大了的主体。在通过对策实现对称的过程中，主体高于客体，因而团队高于制度。
在对称管理学中，企业网络是为资源合理配置、资源共享、资源再生而进行的制度与技术安排，由信息流、人流、物质流的网络组成，其中，人流是核心，信息流是主导，物质流是基础，人流、信息流、物质流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人流为主导相互对称与相互转化的自组织过程。所以，对称管理就是团队高于制度、制度高于技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不仅仅是一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以团队和团队精神为主导的可操作的具体模式。
企业从团队开始。团队精神就在于把执行路线图和创新结合起来，把个人的主体能动性和企业的能动性结合起来，个人能动性、团队精神、企业活力是对称的。
人才从团队开始。团队精神，就是要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带来的种种便利，将堵塞信息沟通、妨碍脑力激荡的组织壁垒彻底地打碎，使公司的各类人才得到自己的合理定位。定位出人才，所以人才从团队开始。
管理从团队开始。高科技中小企业要想获得风险投资，首先得建立一个高素质的管理团队。好项目是管理出来的，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和获得风险投资的可能性是对称的。风险投资企业往往并不在乎是否掌握企业的控股权、参与企业的实际经营决策，而是通过投资，获得一定利润回报后又以一定方式退出。这就决定了风险投资企业分外看重高科技企业的管理水平。在我国管理整体水平还不高的大环境下，高素质的管理队伍，显得尤为关键。
营销从团队开始，营销是一个主体性很强的管理活动，营销管理的主体性和团队的主体性是对称的。有一流的团队，才有一流的营销管理和营销绩效。有竞争，就能催人奋进，根据员工在企业整体营销中作出的贡献，企业相应地给与优厚的报酬和职务晋升。否则，既有的岗位和收益也有可能丧失，就如逆水之舟，不进则退。
质量从团队开始。产品不是一个人可以生产出来，任何产品都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
人的质量和产品质量的对称关系，必须以团队的质量为中间环节。
成本从团队开始。团队营销，要有团队成本意识。市场的竞争不但是质量竞争，而且还是价格的竞争，要想使企业价格具有市场竞争力，就必须团队参与成本控制，使产品真正做到“价廉物美”。
创业从团队开始，企业就是企业，人情不等于利润。但只要视员工为合作伙伴，情感也能换取利润。家族与公众：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要处理好产权的一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关系。员工能否持股，没有固定的模式，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团队的发展模式和企业的发展阶段是对称的。
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对称原理
整体平衡的人力资源配置体系讲究最佳组合，使人力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真正发生人才效应。
关键人才的选择
在企业和社会系统的各种要素中，有一个要素在其中起关键作用，带动其它要素平衡发展。人和物相比人是关键，在物质系统中，也有一个关键因素，对其它要素的发展起主导作用。那一个要素，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企业是不同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所有成功的国有企业，都是一个铁腕人物加上几次历史机遇。在铁腕人物和历史机遇这两个必备因素中，铁腕人物的重要性和历史机遇的重要性是对称的。
领导和企业家的工作核心可以归结为两大项：决策与用人。这其中，都包含着对各种生产要素的排列组合。
只要懂得选择，懂得放弃，懂得排列，懂得组合，才有科学的管理，才有企业的效益。其中，关键要素的选择最重要。选准了可以纲举目张，事半功倍。无论是物的因素，还是人的因素，要实现对称，谁坐第一把交椅最为关键。
人尽其才中的对称原理
人尽其才有对称原理。人才是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对称，也是绝对价值与相对价值的对称。实现前者的对称需要两袋---脑袋与口袋---的投入，实现后者的对称需要定位准确。人才，就是主体性比较强的人，分为撑握软技术和撑握硬技术两种类型。如果能够做到使人才的目的和手段、贡献和报酬、物质和精神、软技术和硬性术的对称，人才的作用就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企业就得到比较快速的发展。
对称管理，就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对称关系。对称管理，就是品人、识人、找人、选人、育人、用人、管人、容人、留人，市场营销、知本运作、投资融资、文化建设、体制改革、做大做强的层层递进、有序运作、随机应变、一环扣一环，使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中得心应手、取得一个又一个成功。
对称管理，就是使被管理者的人和事对称，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资源优化配置，就是使人和人、人和事、事和事对称。只有对称，才有优化配置；只有优化配置，才能变废为宝，化劣为优，优势互补，实现价值的产生、再生、转化与最大化。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的主体性是对称的，直接生产和服务是对称的。直接生产人员和管理者的主体性发挥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效益。如果说，管理就是服务，那么管理者应当不但乐于、而且尽可能做好这项服务。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主体性互相交叉、渗透、包含，形成企业发展的合力。
人才有绝对值与相对值。能力没有统一的标尺，适合的就是好的。必须能位相称。只有定位才能出人才，只有组合才能出人才，只有协调才能出人才，只有配置才能出人才。人才资源可以再生，是驴还是马，不是溜一溜就能判断。
用人一时养人千日。要寻找知音，必须高价买反对意见。当然，能拿来就用最好，否则就人弃我取变废为宝。不过，优劣取决于观念，逆顺取决于态度，长短取决于取舍，大小取决于胸怀。至亲越要严格，是人才就要超越。知识就是值钱，实力就是魅力。只要分门别类朽木就会可雕。位置出人才，在其位，谋其政，用其智，在谋和用的过程中，人才就这样成长起来了。人才和位置是对称的。
实际生活中，许多企业都有富余人才，却没能真正派上用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多是企业没有很好地搭建出适宜的人才平台。
企业用人的目标应是，给员工的特长找到最佳位置。这也是提高生产力的窍门。为此，企业就要善于发现员工的内在潜力。
对于不同的企业、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经营管理者和不同的员工，人才平台搭建的方式自然也存在差异，最合理的搭配应是最有利于企业发展的最理想的搭配。
管理者还要根据人的气质、兴趣等特征搭建出不同的平台。不同的人对工作岗位的适应能力不同，应根据这种不同再去合理编排，以达到人才配置的最优化。
用人从机制开始
人是环境的产物，人才是机制的产物。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人才，成为怎样的人才，能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是人与机制相互作用的结果。市场机制不但表现在市场决定产品，而且表现在市场决定人才。人才有没有价值，价值大小，也要接受市场的检验。当然，在这里，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而不是价格。市场检验人才，不是鼓励人才向钱看。人才和价值是对称的。人才和价格的对称以价值为中介。
对人既放得开，又收得拢，既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又不致失控、大权旁落。进为使用，退为控制。以退为进，要像猎人般循循善诱。使用权力有个度，冤家才宜解不宜结。放手不是放任，要把握进退的支点。支点靠机制来设定。“能者上，庸者下”的优胜劣汰机制，能够促使员工奋发上进，永不停步。人才和机制是对称的。
社会公正的程度与和谐的程度成正比。“杀尽不平方太平”，真正的和谐社会，必须以公平为前提。公平不是平均，而是权利和义务、贡献和索取的对称。不平等不在于收入差距，而在于腐败造成的不公平。如果对称，收入差距再大也是公平。对称机制就是公平机制。对有特殊能力和特殊贡献的人才进行激励，不但不违背公平原则，而且恰恰是公平原则的具体表现。人才机制中，激励是重要的方面。激励和监控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进入决策层的员工的投票权问题，能否解决好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企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
应当使剩余索取权与决策权和控制权基本对称，从而让决策者和控制者承担由决策的失误带来的损失，以减少决策中存在的廉价投票权问题。
当代管理是一种高层次、知识型、全方位的管理，必须有相应的高素质、高水平人员来实施。市场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更是员工整体素质的竞争。成功的经营管理者，在选人、用人决策上一般都注重人员群体拥有的能力和素质。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体现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任人唯贤是为整体利益牺牲局部利益，为长远利益牺牲眼前利益。任人唯亲则相反。这里也体现了对称的关系。
陈世清：智慧经济是主体经济
[ 2016/05/19 11:01 | by admin ]
2016/05/19 11:01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是主体经济
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对称经济学。贯穿对称经济学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的核心，是经济学主体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统一，财富增长和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的统一。没有这些统一，智慧经济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称经济学是科学性与主体性的对称。对称经济学是主体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主体性：引导人们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 经济学“为什么”、经济学“怎么样”本身也是经济学“是什么”的题中应有之义。经济科学的主体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对称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
对称经济从增长方式来看是知识运营，从方法论来看是对策，从经营和发展模式来看是对称。它们统一起来的基础是人的主体，是经济领域中人的主体性展开的同一个过程的三个方面。贯穿对称经济学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的核心，是以经济主体为主导同经济客体的对称；由于这个对称，使经济学的主体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对称经济学是主体经济学。
作为主体经济学的对称经济学是统一经济学：经济学主体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统一，财富增长和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的统一。
对称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对称。经济主体性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统一的纽带。西方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所以脱节，就是由于缺乏主体性。《资本论》是宏观经济学，在微观上没有操作性，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脱节也是因为缺乏主体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突出了资本家的作用，马克思《资本论》突出了劳动者个人的作用，表面上二者是对立的，实际上殊途同归，它们的共同本质都是以个人为中心同集体的分裂，以相对经济主体为中心同相对经济客体的分裂，以经济主体为中心同经济客体的分裂，以经济社会为中心同自然的分裂。虽然它们都打着经济科学的旗号，但它们都既没有做到经济科学性，也没有真正体现经济主体性，充其量是片面发展的个人的经济主体性。
对称经济学是财富增长和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的对称。对称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作为主体经济学的对称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体现了经济学的主体性、规律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的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只有这种统一才能使经济学实现真、善、美的统一。西方经济学是主体性与客体性分裂的经济学。一方面，他们强调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金钱至上、货币主义。西方经济学的“财富悖论”：经济学教人怎样增加财富，但不能教人怎样幸福，财富和幸福之间没有建立应有的联结。“幸福悖论”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机制，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
对称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不是什么要素的片面和全面的量的区别，而是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之间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的根本不同的本质区别，是历史观与方法论的根本区别。把个人意志凌驾社会之上的历史唯心论、以历史规律论否定历史主体论的机械唯物史观，都不可能实现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之所以有公平才有效率，是因为只有公平才能提高人的主体性，对人的行为从质和量两方面作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导向。结构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对人的主体性的导向和催化、主体性提高（个人→企业→政府）来实现的。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政府也是主体，是宏观经济主体；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发挥了经济主体——宏观经济主体的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宏观调控属于知识运营的范畴，而知识运营可以促进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强化政府宏观调控是发展中国家保持可持续发展并后来居上的有效模式。政府宏观调控不能弱化而只能强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发展，证明政府宏观调控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作用。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改革开放以前生产力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发展很快的根本原因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放。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的关系的前提下，二者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政治经济学只解释经济现象，不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是政治经济学的模型不具备解释力的根本原因。
经济学的科学性由它解释经济现象的广泛性、本质的对称性来决定。要广泛解释经济
现象，必须抓住深层本质。对于社会经济现象，可以分别从经济科学、经济知识、经济智慧三个层面来把握。从经济科学层面来把握，不应以经济科学来限制从更高层面来把握。用经济科学层面来限制另外两个层面，是对人类、对经济社会的认识降格以求。经济知识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人与物的统一，经济科学是经济知识的组成部分。所以知识经济讲以人为中心，不讲以人为本。经济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对立的根源，在于各执一端，割裂了知识的整体性。西方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化造成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的分裂，是开历史倒车。
在经济学领域，经济主体性与经济科学性是基本对称关系，价值关系是这一对称关系
的纽带与桥梁。而通常所谓的人本主义经济学与科学主义经济学，就是这种对称关系的不对称展开。扬弃它们，使之对称，是建构经济学体系的必经途径。经济主体性与经济科学性离开了对方，其自身也不能成立。人本主义经济学与科学主义经济学如不能融合，二者都不是经济科学。
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哲学基础是唯科学主义。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经济科学的范式，是由于他们经济学的宗旨：要科学性不要主体性。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个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是产权经济学，马克思早期的自由主义、后期的制度主义、机械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唯科学主义，都不是真正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根本缺陷是缺乏主体性，这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发展主流、同西方管理学发展主流不对称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发展的强主体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弱主体性甚至无主体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用这种经济学来指导苏东改革，造成其崩盘是必然的。
爱因斯坦所说：“我们因某种思维方式而导致的那些重要问题，决不可能通过同样的思维方式予以解决。”“幸福悖论”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幸福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两个本质不同的范式。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科学性与主体性相对立、规范性与实证性相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可能实现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想用政治经济学范式来消化“幸福悖论”，在旧的范式框架内建立所谓的“幸福经济模型”，只能徒劳无动。解决“幸福悖论”的根本途径，使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规范性与实证性得以统一，就必须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对称经济关系，把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从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性质、宗旨方面作根本的改变，建立全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人的本质是社会主体，人的本质属性是主体性，人与人的关系的本质是互相交换创造性的劳动。人的属性包括自然、社会、意识性。人的本质的展开和社会的发展是同一个过程。人的本质和本质属性是人的各方面属性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作为人的本质的展开和表现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包括主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客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只能通过人的创造性活动来建立，而人的创造性活动来源于人的创造性意识，人的创造性意识来源于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的本质中的本质。人的本质、本质属性、属性、社会关系，从前者到后者是从本质到现象、从可能到现实的展开过程，从后者到前者是从现象到本质，从结果到根据的还原过程。它们是统一的人的社会、社会的人的不同环节。思想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本质，我们既不能否认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系统的一个基本层次，也不能把它看成是决定人的思想的社会关系的东西，更不能把它看成人的唯一本质。否认人的本质是一个有机系统的单一要素本质论，无论这个唯一的本质是什么，都是抽象的本原论。
对称经济学人的主体性表现在做人与做事的对称辩证法。做人与做事的对称辩证法：做事高标做人低调、做事要刚做人要柔、做事即做人做人即做事。
人格和性格：人格有狭义和广义。狭义的人格，是指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广义的人格，是指人的素质。当我们说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人格平等、机会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就是指的狭义的人格；当我们说人格是最大的资本时，这里的人格是广义的。人的素质分质和量两方面。质，就是人的主体性；量，就是素质高低。所谓人格高尚的人，就是素质高、主体性强的人。所谓不要人格，就是损人利已、不择手段。性格，就是人的素质结构，就是人的行为模式。人的个性，是每个人的具体性格，是人性的普遍、一般、特殊、个别的统一。人格和性格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做事先做人，是因为人格的空间决定做事的空间；做人先做事，是因为人的各种要素，只能在做事中才能形成；人的本质，只能在做事中才能展开；人的潜能，只能在做事中才能开发；人的能力，只有在做事中才能发挥；人的成就，只能在做事中才能取得；人的梦想，只有在做事中才能实现。做事即做人，做人即做事，是因为做事和做人二者是内在统一的，
做人是主导，做事是基础。做人和做事的这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我们用做事果断做人有序、做事积极做人宽松、做事骄傲做人谦虚、做事精明做人糊涂、做事竞争做人宽容、做事敬业做人自尊、做事有为做人无为、做事高标做人低调、做事要刚做人要柔、做事即做人做人即做事的辩证关系来概括和总结。
对称经济学人的主体性表现在行为方式从“博弈”到“对策”转化。同样是信息不对称，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同样是两岸关系，不同政党执政，可以分别采取敌对态度与合作态度，前者只能双输，后者可以双赢。信息是公开还是隐藏，是坦诚还是故意制造假象，取决于关系，关系取决于心态，心态取决于人的素质和社会发展阶段即宏观环境。信息状态（是否完全，是否对称）、人的心态、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阶段是对称的。从纳什、泽尔腾到哈萨尼的博弈论的最大缺陷是把信息状态、人与人的关系的性质绝对化，否认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人的素质对人与人关系的性质的决定作用，把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及其类型凝固成一成不变的东西。随着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经济学也由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变；相应地，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也从以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一旦人与人的交往由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博弈也就演变成了对策。所谓“对策 ”，就是以合作为主的“博弈”，它不同于非合作为主的博弈。它的基础与社会条件，是信息的发展与信息手段的现代化，正在使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资源由配置型向再生型转化，人与人之间由竞争为主向合作为主转化，在此基础上，伴随着从“均衡”分离出“对称”，从“博弈”也分离出“对策”。、
对称经济学人的主体性通过人生自由来实现。自由与人身依附关系是对立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作为社会历史范畴的自由是指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身依附关系是所有不平等的本质和根源，世间一切不平等都是它的展开和表现。人身依附关系的本质是权力所有，人身依附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形成权力所有制。权力所有制的本质是人身依附关系，人治的本质是权力所有制。血缘关系并不必然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只有血缘关系和权力所有的结合，才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权力所有是血缘关系发展为人身依附关系的中介。而剩余产品的出现是血缘关系发展为权力所有的中介。
血缘关系—剩余产品—权力所有—人身依附关系——权力所有制—人治。
经济、政治、思想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地、人为地限制了科学、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的主体性的提高。任何现实的创造活动，都以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为前提。有多大程度的创造性活动，就有多大程度的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创造性活动同人身依附关系成反比，同自由成正比。
创造性活动是C，人身依附关系是D，自由是E：C＝E/D。
在权力所有制下，程度不等的人身依附关系限制了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和主体性的提高。人身依附关系同自由即主体性成反比，同负主体性即压制和掠夺性成正比。
负主体性是F，主体性是C，人身依附是D，那么：F＝D/C。
既然人的本质是创造，而人身依附关系和创造性成反比关系，那么人身依附关系就从根本上违反了人的本质。所谓异化，其实就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个人自由的剥夺。而异化的扬弃和人性的复归，则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个人自由的实现。人身依附关系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权力所有制的基础上。私有制不是异化的根源，只有私有制的特定形态——权力所有制，才是异化的根源。
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对称经济学。贯穿对称经济学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的核心，是经济学主体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统一，财富增长和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的统一。没有这些统一，智慧经济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对称经济学是科学性与主体性的对称。对称经济学是主体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主体性：引导人们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 经济学“为什么”、经济学“怎么样”本身也是经济学“是什么”的题中应有之义。经济科学的主体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对称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
对称经济从增长方式来看是知识运营，从方法论来看是对策，从经营和发展模式来看是对称。它们统一起来的基础是人的主体，是经济领域中人的主体性展开的同一个过程的三个方面。贯穿对称经济学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的核心，是以经济主体为主导同经济客体的对称；由于这个对称，使经济学的主体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对称经济学是主体经济学。
作为主体经济学的对称经济学是统一经济学：经济学主体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统一，财富增长和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的统一。
对称经济学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对称。经济主体性是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
统一的纽带。西方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之所以脱节，就是由于缺乏主体性。《资本论》是宏观经济学，在微观上没有操作性，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脱节也是因为缺乏主体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突出了资本家的作用，马克思《资本论》突出了劳动者个人的作用，表面上二者是对立的，实际上殊途同归，它们的共同本质都是以个人为中心同集体的分裂，以相对经济主体为中心同相对经济客体的分裂，以经济主体为中心同经济客体的分裂，以经济社会为中心同自然的分裂。虽然它们都打着经济科学的旗号，但它们都既没有做到经济科学性，也没有真正体现经济主体性，充其量是片面发展的个人的经济主体性。
对称经济学是财富增长和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的对称。对称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作为主体经济学的对称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体现了经济学的主体性、规律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的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只有这种统一才能使经济学实现真、善、美的统一。西方经济学是主体性与客体性分裂的经济学。一方面，他们强调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金钱至上、货币主义。西方经济学的“财富悖论”：经济学教人怎样增加财富，但不能教人怎样幸福，财富和幸福之间没有建立应有的联结。“幸福悖论”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机制，是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的增加；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引导下，不是使财富成为人的手段，而是使人成为财富的手段；不是使经济发展成为人全面发展的手段，而是使人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手段；从而使财富增长与经济发展越快，人越成为财富与经济的奴隶。
对称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不是什么要素的片面和全面的量的区别，而是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之间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的根本不同的本质区别，是历史观与方法论的根本区别。把个人意志凌驾社会之上的历史唯心论、以历史规律论否定历史主体论的机械唯物史观，都不可能实现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之所以有公平才有效率，是因为只有公平才能提高人的主体性，对人的行为从质和量两方面作为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导向。结构对要素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制度对人的主体性的导向和催化、主体性提高（个人→企业→政府）来实现的。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政府也是主体，是宏观经济主体；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之一：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发挥了经济主体——宏观经济主体的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宏观调控属于知识运营的范畴，而知识运营可以促进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所以，在知识经济时代强化政府宏观调控是发展中国家保持可持续发展并后来居上的有效模式。政府宏观调控不能弱化而只能强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发展，证明政府宏观调控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作用。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改革开放以前生产力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发展很快的根本原因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解放。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的关系的前提下，二者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政治经济学只解释经济现象，不研究人的全面发展，是政治经济学的模型不具备解释力的根本原因。
经济学的科学性由它解释经济现象的广泛性、本质的对称性来决定。要广泛解释经济
现象，必须抓住深层本质。对于社会经济现象，可以分别从经济科学、经济知识、经济智慧三个层面来把握。从经济科学层面来把握，不应以经济科学来限制从更高层面来把握。用经济科学层面来限制另外两个层面，是对人类、对经济社会的认识降格以求。经济知识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人与物的统一，经济科学是经济知识的组成部分。所以知识经济讲以人为中心，不讲以人为本。经济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对立的根源，在于各执一端，割裂了知识的整体性。西方经济学的自然科学化造成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的分裂，是开历史倒车。
在经济学领域，经济主体性与经济科学性是基本对称关系，价值关系是这一对称关系
的纽带与桥梁。而通常所谓的人本主义经济学与科学主义经济学，就是这种对称关系的不对称展开。扬弃它们，使之对称，是建构经济学体系的必经途径。经济主体性与经济科学性离开了对方，其自身也不能成立。人本主义经济学与科学主义经济学如不能融合，二者都不是经济科学。
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哲学基础是唯科学主义。西方经济学之所以没有经济科学的范式，是由于他们经济学的宗旨：要科学性不要主体性。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个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是产权经济学，马克思早期的自由主义、后期的制度主义、机械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唯科学主义，都不是真正的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根本缺陷是缺乏主体性，这也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发展主流、同西方管理学发展主流不对称的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发展的强主体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弱主体性甚至无主体性形成鲜明的对照。用这种经济学来指导苏东改革，造成其崩盘是必然的。
爱因斯坦所说：“我们因某种思维方式而导致的那些重要问题，决不可能通过同样的思维方式予以解决。”“幸福悖论”的根源在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幸福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是两个本质不同的范式。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科学性与主体性相对立、规范性与实证性相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可能实现人的幸福与全面发展。想用政治经济学范式来消化“幸福悖论”，在旧的范式框架内建立所谓的“幸福经济模型”，只能徒劳无动。解决“幸福悖论”的根本途径，使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规范性与实证性得以统一，就必须对经济学重新定义与定位，把主客体关系看成是基本的对称经济关系，把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的目标，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从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性质、宗旨方面作根本的改变，建立全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人的本质是社会主体，人的本质属性是主体性，人与人的关系的本质是互相交换创造性的劳动。人的属性包括自然、社会、意识性。人的本质的展开和社会的发展是同一个过程。人的本质和本质属性是人的各方面属性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作为人的本质的展开和表现的人的一切社会关系（包括主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客体和客体的相互关系）只能通过人的创造性活动来建立，而人的创造性活动来源于人的创造性意识，人的创造性意识来源于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人的本质中的本质。人的本质、本质属性、属性、社会关系，从前者到后者是从本质到现象、从可能到现实的展开过程，从后者到前者是从现象到本质，从结果到根据的还原过程。它们是统一的人的社会、社会的人的不同环节。思想的社会关系是物质的社会关系的本质，我们既不能否认物质的社会关系是人的本质系统的一个基本层次，也不能把它看成是决定人的思想的社会关系的东西，更不能把它看成人的唯一本质。否认人的本质是一个有机系统的单一要素本质论，无论这个唯一的本质是什么，都是抽象的本原论。
对称经济学人的主体性表现在做人与做事的对称辩证法。做人与做事的对称辩证法：做事高标做人低调、做事要刚做人要柔、做事即做人做人即做事。
人格和性格：人格有狭义和广义。狭义的人格，是指人之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广义的人格，是指人的素质。当我们说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人格平等、机会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时，就是指的狭义的人格；当我们说人格是最大的资本时，这里的人格是广义的。人的素质分质和量两方面。质，就是人的主体性；量，就是素质高低。所谓人格高尚的人，就是素质高、主体性强的人。所谓不要人格，就是损人利已、不择手段。性格，就是人的素质结构，就是人的行为模式。人的个性，是每个人的具体性格，是人性的普遍、一般、特殊、个别的统一。人格和性格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整体和部分的关系。
做事先做人，是因为人格的空间决定做事的空间；做人先做事，是因为人的各种要素，只能在做事中才能形成；人的本质，只能在做事中才能展开；人的潜能，只能在做事中才能开发；人的能力，只有在做事中才能发挥；人的成就，只能在做事中才能取得；人的梦想，只有在做事中才能实现。做事即做人，做人即做事，是因为做事和做人二者是内在统一的，
做人是主导，做事是基础。做人和做事的这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我们用做事果断做人有序、做事积极做人宽松、做事骄傲做人谦虚、做事精明做人糊涂、做事竞争做人宽容、做事敬业做人自尊、做事有为做人无为、做事高标做人低调、做事要刚做人要柔、做事即做人做人即做事的辩证关系来概括和总结。
对称经济学人的主体性表现在行为方式从“博弈”到“对策”转化。同样是信息不对称，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同样是两岸关系，不同政党执政，可以分别采取敌对态度与合作态度，前者只能双输，后者可以双赢。信息是公开还是隐藏，是坦诚还是故意制造假象，取决于关系，关系取决于心态，心态取决于人的素质和社会发展阶段即宏观环境。信息状态（是否完全，是否对称）、人的心态、思维方式与社会发展阶段是对称的。从纳什、泽尔腾到哈萨尼的博弈论的最大缺陷是把信息状态、人与人的关系的性质绝对化，否认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与人的素质对人与人关系的性质的决定作用，把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及其类型凝固成一成不变的东西。随着经济形态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经济学也由配置经济学向再生经济学转变；相应地，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也从以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一旦人与人的交往由非合作博弈为主向合作博弈为主转变，博弈也就演变成了对策。所谓“对策 ”，就是以合作为主的“博弈”，它不同于非合作为主的博弈。它的基础与社会条件，是信息的发展与信息手段的现代化，正在使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资源由配置型向再生型转化，人与人之间由竞争为主向合作为主转化，在此基础上，伴随着从“均衡”分离出“对称”，从“博弈”也分离出“对策”。、
对称经济学人的主体性通过人生自由来实现。自由与人身依附关系是对立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作为社会历史范畴的自由是指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身依附关系是所有不平等的本质和根源，世间一切不平等都是它的展开和表现。人身依附关系的本质是权力所有，人身依附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形成权力所有制。权力所有制的本质是人身依附关系，人治的本质是权力所有制。血缘关系并不必然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只有血缘关系和权力所有的结合，才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权力所有是血缘关系发展为人身依附关系的中介。而剩余产品的出现是血缘关系发展为权力所有的中介。
血缘关系—剩余产品—权力所有—人身依附关系——权力所有制—人治。
经济、政治、思想上的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地、人为地限制了科学、政治、经济的发展，也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人的主体性的提高。任何现实的创造活动，都以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为前提。有多大程度的创造性活动，就有多大程度的摆脱人身依附关系。因此创造性活动同人身依附关系成反比，同自由成正比。
创造性活动是C，人身依附关系是D，自由是E：C＝E/D。
在权力所有制下，程度不等的人身依附关系限制了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和主体性的提高。人身依附关系同自由即主体性成反比，同负主体性即压制和掠夺性成正比。
负主体性是F，主体性是C，人身依附是D，那么：F＝D/C。
既然人的本质是创造，而人身依附关系和创造性成反比关系，那么人身依附关系就从根本上违反了人的本质。所谓异化，其实就是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个人自由的剥夺。而异化的扬弃和人性的复归，则是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个人自由的实现。人身依附关系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权力所有制的基础上。私有制不是异化的根源，只有私有制的特定形态——权力所有制，才是异化的根源。
陈世清：政治经济学批判
[ 2016/05/19 10:41 | by admin ]
2016/05/19 10:41 | by admin ]
陈世清：政治经济学批判
所有围绕着政治经济学展开的争论，都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悖论，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悖境。这也是为什么争论各方都能自圆其说，因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根源所在。由于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这些危机是对政治经济学合法性的挑战，也即政治经济学合法性的危机。政治经济学悖境说明，建立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实践的证实。走出悖境的唯一出路，是建立一个既反映工人阶级利益、又反映资本家利益；既适用被压迫工人阶级、又适用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又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类一般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内容和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思维内容和思维方法的不对称，造成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际的不对称，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不对称。
何谓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处理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目的，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为某个阶级、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含义：1.阶级的经济学；2.政府的经济学：①为维持统治阶级利益的经济学；②发挥政府经济功能的经济学，这一点通常称之为政府经济学。3.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还包括研究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原理的经济学。
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以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处理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目的，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为某个阶级、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分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资源的配置。虽然表述不同，但都是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
任何一门政治经济学只要能自圆其说，都是主体性、阶级性、科学性的统一，都是某一层面、某一领域社会经济现象及其背后规律和本质的反映，然而不是人类一般经济规律与本质的反映。经济过程和经济理论的关系，类似社会现象和法律条文的关系，前者是自然历史过程，后者是滞后的。
由于政治经济学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政治经济学也可以引伸为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博弈经济学、增长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消费经济学、阶级经济学。
不管是国外的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还是国内的市场经济学派与计划经济学派的对立，都不能改变它们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的共同本质，都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共同性质。
它们的共同点：不对称经济学；配置（而非再生）经济学；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服务。
庸俗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极端形态，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学，或庸俗化的政治经济学。
庸俗经济学的庸俗有两层意义：1.阶级性；2.金钱至上、价格至上。
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经济学家专为特定的政府出谋划策，为本国谋取最大利益而不惜牺牲别国利益。这是由诸候经济派生出来的诸候经济学与诸候经济学家，归根到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自己谋取经济与政治利益，因此本质上也属于庸俗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家。
政治家在当政前和当政后的利益机制不一样，决定了视野与政见不一样。前者往往比较狭隘，后者往往比较全面。而政治经济学家的视野之所以落后于当政后的政治家，也同样是由他们的利益机制来决定。
一般经济学并非不要讨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讨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并非就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是整体经济学，在其中必然要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对称关系。现实是，政治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自己的庸俗性质，往往羞答答地否认政治对经济的作用。迄今为止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由于阶级局限性，使它们固步自封，无一例外地属于工业经济时期的经济学范式，同知识经济的经济现象、经济本质与经济发展规律不对称、不兼容。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只承认经济人个人的自觉性（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或阶级的自觉性（马克思主义），而否认人类作为经济人的“类”的自觉性，因而只承认经济学对经济的解释作用（实然：是什么、为什么），而不承认指导作用（应然），或不能做到正确的指导作用。
缺乏指导性，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陷之一。
指导性的前提是规律性，规律性的前提是整体性，整体性的前提是整体的范式与整体的方法——对称方法、五度空间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系统论的方法。
人类一般经济学在对象、性质、结构、功能方面，都同政治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
在知识经济时代，重新定义经济学，把“一般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分离开来并对它们各自进行合理定位，重新明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是历史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指导现实经济活动的需要；是为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指明正确方向的时代要求。
一般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具体和抽象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提升和整合，又反过来指导和制约、规范后者的发展，并进一步协调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从字面上看，似乎是空间上的并列关系；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先进和落后的关系，这是造成一般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者对立的认识根源。但从层次上看，一般经济学包括理论与经验两大层面，而政治经济学属于应用科学与技术，在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中属于中间地带。因此，从系统论的眼光来看，二者完全可以互补，共同组成完整的经济学体系。批判政治经济学，目的是扬弃政治经济学，为吸收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中的有益成分、建立人类一般经济学进行理论准备。
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根源：思维不对称
政治经济学的悖论悖境，根源于理论与实际、具体与抽象、主体与客体的脱节。
悖论的本质——不对称：思维中不同层次的不对称、内容和形式的不对称、价值和意义的不对称、主体和客体的不对称。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把很简单的东西搞得很复杂、很费解，就是因为缺乏对称思维能力。比如，所谓边际效用，实际上就是相对价值，边际效用原理就是价值相对性原理，说明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但由于缺乏价值相对性这个概念，就把商品的效用分成不同的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搞出很复杂的数学公式。再比如，市场本来是人的主体性的催化剂，也是提升、发挥、验证人的主体性的机制和标准，但由于缺乏本质上、整体上考察问题的能力，却把市场的主体看成是唯利是图 “经济人”，似乎市场经济不是使人全面发展，而是使人片面发展。 “投资悖论”也是根源于现象和本质的混淆，现象和本质的混淆根源于理论和实际的脱节：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含货币虚拟化）、经济全球化（国际间的游资自由流动）、经济主体性（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时代，而不是工业经济时代。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不是投资膨胀、就业增加，而是贷款膨胀；贷款膨胀之所以会造成通货膨胀，是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加贷款膨胀之所以会造成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货币虚拟化和国际国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工业经济时代间接投融资为主必须被知识经济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用工业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考察知识经济，是思维方式和思维对象的不对称。
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内容和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思维内容和思维方法的不对称，并由此造成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际的不对称，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使政治经济学在使“经济学”成为“显学”的同时也成为“虚学”、“泡沫学”。
主体和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社会经济规律的本质。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对立的，对称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
对称经济学同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分岐，是科学界整体主义和还原主义之争在经济学界的展开。
牛顿力学是还原论的代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把人类的思维方式推向整体论。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突出强调客体性的经济学与科学性是对立的；以量子力学为理论基础，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内在一致的。
政治经济学也是还原论。《资本论》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化，说明其也未跳出还原论的巢臼。由于还原论的抽象性特征，所以同以人的个性为基础的创新经济学、创业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智慧经济学不兼容。这也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学院派政治经济学家不承认知识经济学的根本原因。在知识经济时代，学院派政治经济学家采取了“鸵鸟政策”。理论脱离实际，是学院派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学院派、之所以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如上所述，工业经济时期的经济学理论和思维方式同知识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现实不对称，就是政治经济学悖论的原因之一。
在以还原论为思维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看来，可以用生物学解释社会学和心理学，化学解释生物学，用基本粒子物理学解释化学，最后，现实世界的一切被认为完全决定于基本粒子和场的活动。按照这种哲学，各门科学之间的唯一真正的连接点在于最深层的本原，宇宙中唯一真正的定律是粒子物理学定律。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和整体的客观现实之间的不对称，也是政治经济学悖论的根源。
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还原论“科学”将成明日黄花。在同自然的关系上，整体论更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自觉运用了包含还原论在内的整体论——五度空间理论。本质是具体的，而抽象不是本质。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是五度空间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五度空间理论使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矛盾得以解决。就五度空间理论蕴涵从本质到现象展开来看，包含了还原论的合理因素；就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属于五度空间整体中的一个环节来讲，又体现了整体论的总体框架。因此，五度空间方法论从整体上来讲，是包含了还原论的整体论。
五度空间理论，是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方法论基础。在五度空间理论看来，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都是具体——抽象——具体。因为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因此都是整体。这就解决了整体论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怎样同整体论中整体原则相吻合的问题。对称经济学的整体论思维方式，决定了不但可能、而且只能把经济发展与人类发展结合在一起；而政治经济学的还原论思维方式，则决定了只管经济发展、不讲人类发展。这就为什么对称经济学治本、政治经济学治末的方法论根源。
政治经济学的悖论悖境，根源于理论与实际、具体与抽象、主体与客体的脱节；政治经济学“悖论”是对称经济学对它们扬弃的依据与出发点。通过扬弃、使经济学的理论和经济活动的实际相对称，使经济学的理论能指导和推动经济实践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根源：主体不对称
只是“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如果把侧面的规律说成总体的规律，就必然出现悖论。
政治经济学悖论悖境，凸显了政治经济学的合法性危机；政治经济学合法性危机的背后，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危机。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对称的，可以抽象，但不能分开。经济学必须研究经济运动规律，而不仅仅是研究经济运行中的某个要素、某个主体的运动规律。任何一个要素单独抽象出来，虽然是经济活动中某些方面、某个环节的抽象反映，都不能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分开，是对完整的经济过程的肢解，所以只能陷入悖论。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危机，源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主体的危机，源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决定了它的局限性。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可能做到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在社会规律中的地位不同，但总体上社会经济规律是他们合力的结果。只有对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合理的定位、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只是“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只是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虽然都能对本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反映，因而也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经济规律，但从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如果把侧面的规律说成总体的规律，就必然出现悖论。
政治经济与庸俗经济学，不是两种经济学，也不是同一种经济学发展的两个阶段，而是同一经济学的两种属性。政治经济学是指它的定位，庸俗经济学是指它的功能。前者是指它只是阶级的真理，后者是指它的社会功能是只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政治经济学只是代表某些人利益的；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治经济学，其主体性决定了其认识的层次性与局限性。如果把其说成代表人类整体的利益，是对经济规律的完整把握，必将出现主体与认识层次的不对称而产生悖论。
如果用悖论指导实践，必然出现悖境，并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破坏。
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建立超阶级的一般人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人类经济学和阶级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全面和片面、具体和抽象的关系，二者的抽象程度不同，反映经济过程、经济规律的层次不同，因而指导意义也不同。用阶级经济学否认人类经济学，是否认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否认人类从整体上、深层次地把握人类经济规律的能力，也就否认了建立经济科学的可能性。
一般经济学范式与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把后者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再颠倒过来，实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统一。这既是逻辑的要求，也是历史的要求，因而体现了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经济科学，作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即是人的个性和主体性的成果和体现，又必须反映相对客体和相对主体的统一的一般规律。但阶级社会相对客体和相对主体的异化，会造成科学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个性和普遍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对立，从而造成经济学主体性与科学性不兼容的悖论、经济发展和人的幸福全面发展不相容的悖境。政治经济学要么否认科学的相对性从而陷入绝对主义，要么否认科学的绝对性从而陷入相对主义，二者同经济学科学性都是对立的。“幸福悖境”的根源就在于政治经济学范式中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对立；走出这个悖境的根本途径，就是改变政治经济学范式，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人的幸福全面发展取代金钱至上，使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对称与统一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建设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大同，扬弃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的异化，是扬弃政治经济学悖论、走出政治经济学悖境的根本途径。
所有围绕着政治经济学展开的争论，都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悖论，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悖境。这也是为什么争论各方都能自圆其说，因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根源所在。由于政治经济学对经济现象解释的片面性，所以不但不能指导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且正是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产生自身的发展甚至生存危机，这些危机是对政治经济学合法性的挑战，也即政治经济学合法性的危机。政治经济学悖境说明，建立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实践的证实。走出悖境的唯一出路，是建立一个既反映工人阶级利益、又反映资本家利益；既适用被压迫工人阶级、又适用取得政权的工人阶级；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又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类一般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内容和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思维内容和思维方法的不对称，造成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际的不对称，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不对称。
何谓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处理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目的，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为某个阶级、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含义：1.阶级的经济学；2.政府的经济学：①为维持统治阶级利益的经济学；②发挥政府经济功能的经济学，这一点通常称之为政府经济学。3.广义的政治经济学还包括研究政治和经济相互关系原理的经济学。
狭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以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处理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目的，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为某个阶级、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分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关系，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资源的配置。虽然表述不同，但都是研究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的。
任何一门政治经济学只要能自圆其说，都是主体性、阶级性、科学性的统一，都是某一层面、某一领域社会经济现象及其背后规律和本质的反映，然而不是人类一般经济规律与本质的反映。经济过程和经济理论的关系，类似社会现象和法律条文的关系，前者是自然历史过程，后者是滞后的。
由于政治经济学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政治经济学也可以引伸为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博弈经济学、增长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消费经济学、阶级经济学。
不管是国外的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对立，还是国内的市场经济学派与计划经济学派的对立，都不能改变它们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的共同本质，都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共同性质。
它们的共同点：不对称经济学；配置（而非再生）经济学；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服务。
庸俗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中的极端形态，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学，或庸俗化的政治经济学。
庸俗经济学的庸俗有两层意义：1.阶级性；2.金钱至上、价格至上。
狭隘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经济学家专为特定的政府出谋划策，为本国谋取最大利益而不惜牺牲别国利益。这是由诸候经济派生出来的诸候经济学与诸候经济学家，归根到底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为自己谋取经济与政治利益，因此本质上也属于庸俗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家。
政治家在当政前和当政后的利益机制不一样，决定了视野与政见不一样。前者往往比较狭隘，后者往往比较全面。而政治经济学家的视野之所以落后于当政后的政治家，也同样是由他们的利益机制来决定。
一般经济学并非不要讨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讨论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并非就是政治经济学。一般经济学是整体经济学，在其中必然要研究政治与经济的对称关系。现实是，政治经济学家为了掩盖自己的庸俗性质，往往羞答答地否认政治对经济的作用。迄今为止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由于阶级局限性，使它们固步自封，无一例外地属于工业经济时期的经济学范式，同知识经济的经济现象、经济本质与经济发展规律不对称、不兼容。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只承认经济人个人的自觉性（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或阶级的自觉性（马克思主义），而否认人类作为经济人的“类”的自觉性，因而只承认经济学对经济的解释作用（实然：是什么、为什么），而不承认指导作用（应然），或不能做到正确的指导作用。
缺乏指导性，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陷之一。
指导性的前提是规律性，规律性的前提是整体性，整体性的前提是整体的范式与整体的方法——对称方法、五度空间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复杂系统论的方法。
人类一般经济学在对象、性质、结构、功能方面，都同政治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
在知识经济时代，重新定义经济学，把“一般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个概念分离开来并对它们各自进行合理定位，重新明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既是历史与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指导现实经济活动的需要；是为改革与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指明正确方向的时代要求。
一般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具体和抽象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提升和整合，又反过来指导和制约、规范后者的发展，并进一步协调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一般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从字面上看，似乎是空间上的并列关系；从时间上看，似乎是先进和落后的关系，这是造成一般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者对立的认识根源。但从层次上看，一般经济学包括理论与经验两大层面，而政治经济学属于应用科学与技术，在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中属于中间地带。因此，从系统论的眼光来看，二者完全可以互补，共同组成完整的经济学体系。批判政治经济学，目的是扬弃政治经济学，为吸收人类经济思想发展中的有益成分、建立人类一般经济学进行理论准备。
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根源：思维不对称
政治经济学的悖论悖境，根源于理论与实际、具体与抽象、主体与客体的脱节。
悖论的本质——不对称：思维中不同层次的不对称、内容和形式的不对称、价值和意义的不对称、主体和客体的不对称。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把很简单的东西搞得很复杂、很费解，就是因为缺乏对称思维能力。比如，所谓边际效用，实际上就是相对价值，边际效用原理就是价值相对性原理，说明价值是主体与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但由于缺乏价值相对性这个概念，就把商品的效用分成不同的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搞出很复杂的数学公式。再比如，市场本来是人的主体性的催化剂，也是提升、发挥、验证人的主体性的机制和标准，但由于缺乏本质上、整体上考察问题的能力，却把市场的主体看成是唯利是图 “经济人”，似乎市场经济不是使人全面发展，而是使人片面发展。 “投资悖论”也是根源于现象和本质的混淆，现象和本质的混淆根源于理论和实际的脱节：当今时代，是知识经济（含货币虚拟化）、经济全球化（国际间的游资自由流动）、经济主体性（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时代，而不是工业经济时代。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不是投资膨胀、就业增加，而是贷款膨胀；贷款膨胀之所以会造成通货膨胀，是由于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加贷款膨胀之所以会造成通货膨胀，是由于经济全球化、货币虚拟化和国际国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工业经济时代间接投融资为主必须被知识经济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用工业经济时代的思维方式考察知识经济，是思维方式和思维对象的不对称。
政治经济学的思维内容和思维对象，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思维内容和思维方法的不对称，并由此造成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际的不对称，最终造成理论和实践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使政治经济学在使“经济学”成为“显学”的同时也成为“虚学”、“泡沫学”。
主体和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社会经济规律的本质。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对立的，对称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是统一的。
对称经济学同政治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分岐，是科学界整体主义和还原主义之争在经济学界的展开。
牛顿力学是还原论的代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把人类的思维方式推向整体论。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突出强调客体性的经济学与科学性是对立的；以量子力学为理论基础，经济学的主体性与科学性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内在一致的。
政治经济学也是还原论。《资本论》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演化，说明其也未跳出还原论的巢臼。由于还原论的抽象性特征，所以同以人的个性为基础的创新经济学、创业经济学、知识经济学、智慧经济学不兼容。这也就是为什么迄今为止，学院派政治经济学家不承认知识经济学的根本原因。在知识经济时代，学院派政治经济学家采取了“鸵鸟政策”。理论脱离实际，是学院派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成为学院派、之所以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如上所述，工业经济时期的经济学理论和思维方式同知识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现实不对称，就是政治经济学悖论的原因之一。
在以还原论为思维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看来，可以用生物学解释社会学和心理学，化学解释生物学，用基本粒子物理学解释化学，最后，现实世界的一切被认为完全决定于基本粒子和场的活动。按照这种哲学，各门科学之间的唯一真正的连接点在于最深层的本原，宇宙中唯一真正的定律是粒子物理学定律。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和整体的客观现实之间的不对称，也是政治经济学悖论的根源。
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还原论“科学”将成明日黄花。在同自然的关系上，整体论更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自觉运用了包含还原论在内的整体论——五度空间理论。本质是具体的，而抽象不是本质。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是五度空间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五度空间理论使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矛盾得以解决。就五度空间理论蕴涵从本质到现象展开来看，包含了还原论的合理因素；就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属于五度空间整体中的一个环节来讲，又体现了整体论的总体框架。因此，五度空间方法论从整体上来讲，是包含了还原论的整体论。
五度空间理论，是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方法论基础。在五度空间理论看来，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都是具体——抽象——具体。因为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因此都是整体。这就解决了整体论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怎样同整体论中整体原则相吻合的问题。对称经济学的整体论思维方式，决定了不但可能、而且只能把经济发展与人类发展结合在一起；而政治经济学的还原论思维方式，则决定了只管经济发展、不讲人类发展。这就为什么对称经济学治本、政治经济学治末的方法论根源。
政治经济学的悖论悖境，根源于理论与实际、具体与抽象、主体与客体的脱节；政治经济学“悖论”是对称经济学对它们扬弃的依据与出发点。通过扬弃、使经济学的理论和经济活动的实际相对称，使经济学的理论能指导和推动经济实践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的社会根源：主体不对称
只是“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如果把侧面的规律说成总体的规律，就必然出现悖论。
政治经济学悖论悖境，凸显了政治经济学的合法性危机；政治经济学合法性危机的背后，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危机。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对称的，可以抽象，但不能分开。经济学必须研究经济运动规律，而不仅仅是研究经济运行中的某个要素、某个主体的运动规律。任何一个要素单独抽象出来，虽然是经济活动中某些方面、某个环节的抽象反映，都不能揭示经济运动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把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分开，是对完整的经济过程的肢解，所以只能陷入悖论。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危机，源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主体的危机，源于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决定了它的局限性。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可能做到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在社会规律中的地位不同，但总体上社会经济规律是他们合力的结果。只有对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合理的定位、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只是“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只是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虽然都能对本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反映，因而也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经济规律，但从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如果把侧面的规律说成总体的规律，就必然出现悖论。
政治经济与庸俗经济学，不是两种经济学，也不是同一种经济学发展的两个阶段，而是同一经济学的两种属性。政治经济学是指它的定位，庸俗经济学是指它的功能。前者是指它只是阶级的真理，后者是指它的社会功能是只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政治经济学只是代表某些人利益的；只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治经济学，其主体性决定了其认识的层次性与局限性。如果把其说成代表人类整体的利益，是对经济规律的完整把握，必将出现主体与认识层次的不对称而产生悖论。
如果用悖论指导实践，必然出现悖境，并对生产力发展造成破坏。
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建立超阶级的一般人类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既有必要又有可能。人类经济学和阶级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全面和片面、具体和抽象的关系，二者的抽象程度不同，反映经济过程、经济规律的层次不同，因而指导意义也不同。用阶级经济学否认人类经济学，是否认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否认人类从整体上、深层次地把握人类经济规律的能力，也就否认了建立经济科学的可能性。
一般经济学范式与政治经济学范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把后者颠倒了的主客体关系再颠倒过来，实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统一，以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统一。这既是逻辑的要求，也是历史的要求，因而体现了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经济科学，作为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统一，即是人的个性和主体性的成果和体现，又必须反映相对客体和相对主体的统一的一般规律。但阶级社会相对客体和相对主体的异化，会造成科学的一般意义和特殊意义、个性和普遍性、相对性和绝对性的对立，从而造成经济学主体性与科学性不兼容的悖论、经济发展和人的幸福全面发展不相容的悖境。政治经济学要么否认科学的相对性从而陷入绝对主义，要么否认科学的绝对性从而陷入相对主义，二者同经济学科学性都是对立的。“幸福悖境”的根源就在于政治经济学范式中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对立；走出这个悖境的根本途径，就是改变政治经济学范式，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人的幸福全面发展取代金钱至上，使主体性与科学性的对称与统一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建设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大同，扬弃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的异化，是扬弃政治经济学悖论、走出政治经济学悖境的根本途径。
陈世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平等
[ 2016/05/19 10:33 | by admin ]
2016/05/19 10:33 | by admin ]
陈世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平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平等。平等是公平的本质，公平是平等的展开；公平侧重于分配领域，平等则是主体性的概念。平等是比公平更深层次的范畴。如果说，公平相对于效率而言，那么平等则蕴含了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是为了保证公平分配，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有效运转。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平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同一个命题。
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
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由是平等的基础，平等是自由的修正。平等是法制的灵魂，是连接法制和自由的纽带。人民并不仇富；人们仇得是不平等，恨的是分配不公、官商勾结、权贵经济。这说明价值而非价格，是人们的追求目标；平等而非金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
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由必须以民主与法制的对称为中介，才有可能达到平等；只有平等，才有可能做到充分的自由；只有平等与充分的自由，才有完善的市场经济。而完全的自由，则以牺牲平等为前提；所谓完全的自由，就是官商勾结的自由、资本意志的自由、两极分化的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新自由主义是在市场经济旗号下的完全自由，而我们要的是以平等为核心的充分自由。有充分自由才有充分的竞争，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
充分自由与完全自由、充分竞争与完全竞争、完善的市场经济与完全的市场经济是我们同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区别。完全自由、完全竞争、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不择手段、弱肉强食，充分自由、充分竞争与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虽然二者的最终结果都是优胜劣汰，但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不同的原则造成的不同的起点与不一样的过程。如果说，在法制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尚可以形成与政府对称的一极，那么在法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完全自由竞争则以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为特征。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是假，反对法律监管是真；崇尚自由是假，无法无天是真。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通过所谓“保驾护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理念到现实操作无不体现了以牺牲公平来保证效率，因而到处都可以看到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影子，这也是造成广大人民大众仇富仇官的根源。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还有合理的因素，那么把其移植到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则只能使其异化为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的理论工具，走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本意的反面。
因此，平等与自由、民主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从逻辑上看，民主是自由的途径，自由是平等的前提；相对于平等而言，民主与自由都是手段；平等是核心价值，民主与自由是围绕这一核心价值展开的外围价值。只有民主、自由与法制的对称，才能使民主与自由走向平等，而不是走向平等的反面。所以对称是重要的；离开对称，民主、自由和法制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民主和自由走向无政府主义，法制成了专制，它们都离平等渐行渐远。从历史上看，在商品经济早期，自由与平等是同一的；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立体化、宏观化，自由与平等逐步分离，以致经济主体的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必须通过法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以化解各种“外部性”问题对市场公正原则的干扰。所以，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认为市场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的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正确的，但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合时宜。既然平等是目标，自由、民主只是实现平等的手段，那么当自由、民主同平等背离时，自由与民主就必须受到限制，以保障平等的实现。当然，如果剥夺自由与民主的同时又损害了平等，或就是为了损害平等而剥夺自由与民主，那这样的社会就必须改革。
法制：人身权、人格权平等保障
宏观
政府：生存权、发展权平等保障
市场
平等
原则
企业：法人人格权、生存权、发展权平等
微观
个人：人身权、人格权、生存权、发展权平等
从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可以看出，法制与政府都是市场的必要环节。
等价交换不等于公平交换——透视富人与穷人
权钱交换否定的不是商品等价交换原则而是公平交换原则，体现的不是公平交换原则而是等价交换原则。从它体现的是商品交换原则来看，消除了权力的神秘感和神圣感，从而为剥夺这种权力提供了可能；从它否定是的是公平交换原则来看，为剥夺这种权力提供了必要。
等价交换和公平交换不等同，公平交换除了必须等价交换以外，还有一个前提和基础，首先是机会是否平等，权力来源是否平等，正好象商品来源是否平等一样。如果权力来源不正、商品本身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掠夺，权钱等价交换、商品等价交换又有何公平可言？是在等价掩盖下的不公平，等价和不公平互为因果，形成社会不平等的圆圈，从而使等价交换成为腐败的根源和表现。
从等价交换不等于公平交换、等价原则不同于公平原则可以看出：随着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平等”有一个从等价到公平、从现象到本质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把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套到市场经济中来，就有可能曲解市场经济真正的平等原则，从而陷入“是仇富还是仇腐”、“要不要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还是为穷人说话”、“要不要清算原罪”、“保护富人是保护先进还是保护腐败”的悖论与悖境之中。诚然，一方面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另方面肆意践踏市场平等原则、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讲效率再讲公平甚至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是此类悖论与悖境的始作俑者；但我们同他们论战时，必须学会透过假象看真相、从深层次的理论根底着手，抓住要害、抓住关键，才能化解诡辩、消解悖论。富人与穷人的区分只是现象，造成富人与穷人区别的原因才是本质。是否通过“等价交易”形成富人与穷人的区别只是初级本质，是否通过“公平交易”形成富人与穷人的差距才是深层本质。富人是否剥削者、富人对穷人的态度、富人对社会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级的，由形成富人与穷人差距的深层本质决定。如果只停留在现象层面，任何荒谬的观点都会披上冠冕堂皇的理论外衣，上述问题任何对立的观点都可以得到理论的证明。但只要我们从逻辑和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把握市场经济真正的平等原则，就会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现在理不清、道不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所谓富人与穷人的关系问题还原为机会是否平等、社会是否公正的问题，使之由口水战转变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平等机制的具体措施。
身份的两重性与权威真空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经济主体的双轨制：披着行政、事业外衣的经济主体，挂着“中国”招牌的外资或民营企业，打着社会效益的旗号谋取经济利益的各种基金、社团，否则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因为真正的适格的市场主体的形成必须以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前提，而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必须以人格化的经济主体的人格平等为前提。
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头衔身份的两重性问题：计划体制内形成的头衔身份怎样同市场体制接轨？怎样避免计划体制、官本位体制下形成的、行政色彩浓厚的头衔身份在市场经济中的异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怎样重建“权威”、“诚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我国所有的“专家”、“学者”、“教授”、“博导”、“院士”的头衔基本上是在计划体制内形成；而在市场体制下，这些头衔基本上处于“悬空”状态——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下形成的各种头衔的含金量问题，头衔的实际水平和能力同市场经济需求的吻合度的问题。这之间的不对称，是专家成“砖家”、教授成“叫兽”的根源。所以学术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相对称。在不健全的甚至扭曲的学术体制下产生出来的头衔，由于总体上缺乏扎实的实践、实力根基，在市场经济中只能靠炒作来生存，那么势必出现“权威”的真空。
法律与平等
法律本身属于知识的范畴，同时又是国家强力推行的人们的行为规范，其真谛是社会平等。
合法经营是对称经营。合法经营是自由与法制的对称。腐败不是经济发展、经营成功的润滑剂,而是经济发展的腐蚀剂。健全的市场经济，不是道德沦丧的社会经济基础，而是道德建设的催化剂。公开、公平、公正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合法经营是人格完善的整合器。
合法性的“法”不仅是法律的“法”，而且是规律的“法”。
合法性不同于群众认同。群众认同有一个群众的层次、认同的层次问题。
合法性不同于惯例。惯例有一个同时代要求的吻合度问题。
因此，“合法性”有不同层次，经营的合法性有不同层次。
合法经营的对称性，就是经营活动的层次同人的本性、同社会规律的吻合度。
经营的合法性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就相对于特定民族、特定时间来讲，是合法的；就相对于全球性、长远性来讲，就可能是不合法的。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经营全球化，经营全球化的空间要求与经营的层次和时间要求相对称。全球化所要求的合法性，其层次比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所要求的合法性要高。
法律保护公平就是保证效率。什么是效率？什么是公平？一是概念要明确，二是概念要正确，三是概念要准确。
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正义就是平等，平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来实现。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能做到贡献与索取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有人的积极性，才有效率，才有人的价值的最大实现。法律本身属于知识的范畴，同时又是国家强力推行的人们的行为规范，其真谛是社会平等。实现社会平等的途径是公开、公平、公正。只有公开，才有立法平等；只有公平，才有司法平等；只有公正，才有执法平等。只有公开、公平、公正，立法、司法、执法平等，才有追求机会的原则平等，才能做到贡献与索取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才有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因此，以公平为核心，法律与市场、知识与经济得以同构。健全的法制是主体向客体、知识运营向实务操作、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化的中介，是知识成果向物质成果、知识产权向物质产权、知识产业向物质产业、知识生产力向物质生产力转化的桥梁。公平不仅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避免两极分化。公平是法制健全、公平竞争。法律生产力、信誉生产力是合作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法制有缺陷，信誉有缺失，会造成合作的破坏，合作成功期望值的降低，使合作生产力受阻。效率与公平是内在一致的，法律保护公平就是保证效率。法律是宏观经济学，原来的宏观经济学是中观经济学。公正以公平为前提，公平以公开为前提。民意平等决定立法平等，立法平等决定司法、行政平等，司法、行政平等决定公平，公平决定效率。
效率与公平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要求司法独立。在目前这种政治体制下，做到司法独立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在空间上把司法管辖权与行政管辖权相区隔，即必须司法异地管辖，类似邮政编码统一编排，并可通过上网查询。无论是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的管辖关系，还是法院与地区的管辖关系，必须定期更换，并相互交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避免行政、人情与金钱对司法的干扰，做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要提什么司法“保驾护航”。“保驾护航”在实践中的结果就是保腐败护贪官，司法部门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用这种办法来保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保证进行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对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与法制原则的破坏。司法界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社会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模本，也是社会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保证。如果法官能深入调查、认真对待每个证据，那么就可以减少诉讼程序、做到既有公平又有效率；但如果法官以效率为名马虎了事，就只能一审二审再审没完没了地展开旷日持久的诉讼，这就既无效率又无公平。如果法官因受贿而判决不公，使广大人民对法院的公正性失去信心，那么更是无公平与无效率的奇异结合。所以公平与效率本身是可以统一、也应该统一的。法律保护公平就是保证效率。
公平是效率的前提
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其结果只能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就可能越少。
公平的本质是权利和义务对等。这里只要不混淆不同的层次，就会看出公平不是效率的补充，而是效率的前提。消极的平衡固然都是低级的平衡，但积极的平衡并不都是高级的平衡。使平衡由消极向积极、低级向高级转化，唯一的机制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破坏了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其结果是既无公平又无真正的效率。真正的效率就是效益。所谓公平出效益，就是对称出效益。
一、从企业微观层次来讲：
权利与义务对等、贡献与索取公平的公平原则是提高企业效益的必要条件。
二、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
1、公平不只在二次分配，而且在一次分配；不仅在分配过程，而且在生产过程；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在生产前，在机会的把握中；不仅在直接生产领域中，而且在非直接生产领域。解决分配不公的办法，根本上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水涨船高，而不是靠紧缩政策来水落石出。
2、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需要。社会保障制度是结合各种“外部性”问题考虑的社会宏观层面的公平，同样是提高社会效益的必要条件。应该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整结构出发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根据公平与效率的一致这一根本原则，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的具体方案。
3、只有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货币GDP才是同绿色GDP、社会GDP一致的，其经济发展的成果才有可能惠及大多数人；如果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货币GDP必将同后面几个GDP脱节，经济发展成果只能为少数人拥有，大多数人不但未得益，甚至成为受害者。
“仇富”的根源
“仇富”的根源之一：人的心态失衡。分配不公而造成的心态失衡没有主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贡献与索取的对称，就没有主体的身心平衡。“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因为分配不公而造成的心态失衡。人的心态失衡，就会挫伤人的积极性，影响经济效益，影响企业和经济发展。
“仇富”的根源之二：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据悉，某几个企业高管年薪上亿；那么十年就可以达到十数亿元个人资产。个人拥有的这些资产，完全有可能得以更加随心所欲操纵中国不完善的股市，以进一步汲取人民手中一丁点可怜的保命钱。事实证明：不公只能造成更大的不公；想先通过不公形成社会财富再来公平分配，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蛋糕做大，大多数人也会得益，只是一厢情愿的“算术游戏”。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只要蛋糕做大大家都好分配，这种幻想完完全全来源于象牙塔，而不是来自于实际生活。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只能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可能越少。这样既剥夺了大多数人发展的权利，而且也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平等才有利于经济发展
改革不是搞资本原始积累，只有平等才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平等：权利义务统一，贡献索取一致。平等不等于平均主义。
司法的真谛是公平而不是效率，诚信、道德的本质也是公平而不是效率。效率只是手段，公平才是目的。正义以真相为前提，真相以公平为前提。所谓人人平等，就是人格平等、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平等不是平均。平均，人的贡献和索取是不对称的。所谓平等，就是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所以平等就不能平均。
如果起点和过程平等，那么结果（分配）无论平均不平均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如果起点和过程不平等，那么结果（分配）无论平均不平均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不平等、两极分化是分配不公、起点与过程不平等引起的，也即由腐败引起的，所以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但不利于发展，而且不利于增长；不但不利于可持续增长，而且不利于GDP增长。
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
效率与公平如果在同一层次，则本质上是同一即互为前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好象“吃饭优先兼顾睡觉”一样可笑。
有效的经济活动就是生产，就是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交换物质、信息、能量的活动。但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的交换占主导地位时，是自然经济；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占主导地位时，是市场经济。人与人的交换和人与自然的交换应互为前提，资源配置与资源再生应互为因果。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其根本特征是平等。平等是一种对称，是宇宙对称基本规律的必然表现。因此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把效率说成是实证的、科学的，把公平说成是规范的、理想的、人道的，是荒谬的。效率与公平的内在一致性，说明经济学的科学与价值、实证与规范、规律与人道是合二而一的。因而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
只有以同一个参照系来考察，才能看出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命题本身暗含了一个前提，即效率与公平本质是对立的。而后来的围挠这个命题的争议，更多的是从规范层面，即应该不应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来展开。而这些争论，本身即是默认这个前题。实际上“效率”与公平就象吃饭与睡觉本身不是对立的范畴，因而谈不上能否兼顾、要不要兼顾的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本身是一个伪命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把经济学中的效率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平——避免两极分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一对范畴，混淆了不同的层次，违反了对称逻辑。
效率与公平如果在同一层次，则本质上是同一的即互为前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好象“吃饭优先兼顾睡觉”一样可笑。如果“效率”属于经济学层面，而公平属于社会学层面，那可以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如此一来就混淆了不同的层次；分属于两门学科、反映社会不同层次的范畴，怎么能构成一对对称的范畴，来谈论他们是对立还是统一的呢？因此必须以同一个参照系来考察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哲学：公平与效率——平等和人的主体性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经济学：公平与效率——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层次 管理学：公平与效率——公平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社会学：公平与效率——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社会范围：公平与效率——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空间
企业范围：公平与效率——企业内部公平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短期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时间
公平与效率——代际之间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总体上，不是公平与效率要不要统一、能否统一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使效率与公平统一的问题。决策不民主导致决策不科学，政策制定不民主造成科学决策无政策保证，政策执行缺乏民主监督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每次错误的决策、错误的政策、错误执行的“政策”都给社会生产力造成破坏，纠正起来都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既是最大的不民主、不公平，也是最大的无效率。相应地，每个人平等参与，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则是决策效率、政策效率、政策执行效率的前提、基础与保证；在这里，公平与效率是内在一致的，一致的基础是公平。
宏观的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制约微观的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关系。宏观的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以公平为基础，微观的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关系以公平为前提。如果整个社会既无公平又无效率、因为无公平所以无效率，那么微观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参照系同一，才可以说公平与效率是对称的关系。只要参照系同一，就可以说公平与效率是对称的关系。以社会为参照系，公平与效率都既是宏观经济范畴，又是微观经济范畴。只有搞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搞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中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对称关系，才能真正搞清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关系。
经济学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一致性
科学的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是一致的。对称经济学的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是一致的。
如果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宇宙发展完整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宇宙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人类及个体从结果来看是神秘的，从起源和过程来看是自然的；社会发展的规律是自然规律的延伸，是宇宙普遍规律的局部表现，同自然规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社会时空与自然界的时空同源、同构、同质、同功。
对称经济学，也只有对称经济学，科学与道德是完全统一的：科学直接就是道德，道德直接就是科学。而在其他学科，科学与道德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背离。
对称经济学的最重要功能，就在于使其他科学同道德统一起来。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就在于经济学有君临一切的整合力，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去整合各门科学。
使科学和道德统一起来的核心和纽带就是对称。使科学和道德统一起来的平台就是对称经济学。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后者以前者为主导。如果在有些人那里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发生了不一致，那只是这些人头脑里的道德观念绝对化了的结果，而不是二者本性上的不一致。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由主体的活动组成，是人性、人的本质、人的理想的实现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的内在必然性联系。所以历史的发展与道德的发展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只能是历史退步，而不是历史的进步。历史进步以道德进步为标准，道德进步以历史进步为根本、动力、基础。真理是具体的、全面的。认为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不一致是由于把道德看成是全面的，而把真理看成是片面的。实际上片面的真理对应于片面的道德，全面的道德要求全面的真理，二者在本性上是一致的。
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一致的基础，在于人是历史的主体。一方面，社会的本质是人；另方面，人又不在社会之外，或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在社会之中，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和人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正好象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事物的部分一样。任何事物，都由现象和本质两个层次、部分组成。因此，我们既要反对那种认为否认人是社会的本质、把人看成只是社会的奴隶的观点，又要反对那种认为人在社会之上，人可以随心所欲创造社会历史的观点，全面地、准确地把握人和社会的关系。
社会——人——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本质部分，它是社会的最深层本质、最后的动力，而人是社会和主体的中介。
对称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就是真（科学）、善（道德）、美（真与善在人的情感中的对称与直觉）的统一。
世界怎样：真（科学）
规范经济学 世界应当怎样：善（道德）
应当怎样去做：美 按美的规律来建构，按美的规则来造型。
法律
强制执行 社会
显规则 制度（行政）
美的规则 非强制执行：道德 组织
潜规则
美的规律——客观规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就是平等。平等是公平的本质，公平是平等的展开；公平侧重于分配领域，平等则是主体性的概念。平等是比公平更深层次的范畴。如果说，公平相对于效率而言，那么平等则蕴含了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是为了保证公平分配，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有效运转。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平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是同一个命题。
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
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由是平等的基础，平等是自由的修正。平等是法制的灵魂，是连接法制和自由的纽带。人民并不仇富；人们仇得是不平等，恨的是分配不公、官商勾结、权贵经济。这说明价值而非价格，是人们的追求目标；平等而非金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
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自由必须以民主与法制的对称为中介，才有可能达到平等；只有平等，才有可能做到充分的自由；只有平等与充分的自由，才有完善的市场经济。而完全的自由，则以牺牲平等为前提；所谓完全的自由，就是官商勾结的自由、资本意志的自由、两极分化的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新自由主义是在市场经济旗号下的完全自由，而我们要的是以平等为核心的充分自由。有充分自由才有充分的竞争，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
充分自由与完全自由、充分竞争与完全竞争、完善的市场经济与完全的市场经济是我们同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区别。完全自由、完全竞争、完全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不择手段、弱肉强食，充分自由、充分竞争与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虽然二者的最终结果都是优胜劣汰，但二者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不同的原则造成的不同的起点与不一样的过程。如果说，在法制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尚可以形成与政府对称的一极，那么在法制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新自由主义的完全自由竞争则以资本和权力的结合为特征。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是假，反对法律监管是真；崇尚自由是假，无法无天是真。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通过所谓“保驾护航”“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理念到现实操作无不体现了以牺牲公平来保证效率，因而到处都可以看到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影子，这也是造成广大人民大众仇富仇官的根源。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在西方还有合理的因素，那么把其移植到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则只能使其异化为权贵资本主义、权贵市场经济的理论工具，走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本意的反面。
因此，平等与自由、民主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从逻辑上看，民主是自由的途径，自由是平等的前提；相对于平等而言，民主与自由都是手段；平等是核心价值，民主与自由是围绕这一核心价值展开的外围价值。只有民主、自由与法制的对称，才能使民主与自由走向平等，而不是走向平等的反面。所以对称是重要的；离开对称，民主、自由和法制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民主和自由走向无政府主义，法制成了专制，它们都离平等渐行渐远。从历史上看，在商品经济早期，自由与平等是同一的；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立体化、宏观化，自由与平等逐步分离，以致经济主体的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必须通过法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以化解各种“外部性”问题对市场公正原则的干扰。所以，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认为市场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的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正确的，但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合时宜。既然平等是目标，自由、民主只是实现平等的手段，那么当自由、民主同平等背离时，自由与民主就必须受到限制，以保障平等的实现。当然，如果剥夺自由与民主的同时又损害了平等，或就是为了损害平等而剥夺自由与民主，那这样的社会就必须改革。
法制：人身权、人格权平等保障
宏观
政府：生存权、发展权平等保障
市场
平等
原则
企业：法人人格权、生存权、发展权平等
微观
个人：人身权、人格权、生存权、发展权平等
从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可以看出，法制与政府都是市场的必要环节。
等价交换不等于公平交换——透视富人与穷人
权钱交换否定的不是商品等价交换原则而是公平交换原则，体现的不是公平交换原则而是等价交换原则。从它体现的是商品交换原则来看，消除了权力的神秘感和神圣感，从而为剥夺这种权力提供了可能；从它否定是的是公平交换原则来看，为剥夺这种权力提供了必要。
等价交换和公平交换不等同，公平交换除了必须等价交换以外，还有一个前提和基础，首先是机会是否平等，权力来源是否平等，正好象商品来源是否平等一样。如果权力来源不正、商品本身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掠夺，权钱等价交换、商品等价交换又有何公平可言？是在等价掩盖下的不公平，等价和不公平互为因果，形成社会不平等的圆圈，从而使等价交换成为腐败的根源和表现。
从等价交换不等于公平交换、等价原则不同于公平原则可以看出：随着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平等”有一个从等价到公平、从现象到本质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把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套到市场经济中来，就有可能曲解市场经济真正的平等原则，从而陷入“是仇富还是仇腐”、“要不要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还是为穷人说话”、“要不要清算原罪”、“保护富人是保护先进还是保护腐败”的悖论与悖境之中。诚然，一方面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另方面肆意践踏市场平等原则、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讲效率再讲公平甚至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是此类悖论与悖境的始作俑者；但我们同他们论战时，必须学会透过假象看真相、从深层次的理论根底着手，抓住要害、抓住关键，才能化解诡辩、消解悖论。富人与穷人的区分只是现象，造成富人与穷人区别的原因才是本质。是否通过“等价交易”形成富人与穷人的区别只是初级本质，是否通过“公平交易”形成富人与穷人的差距才是深层本质。富人是否剥削者、富人对穷人的态度、富人对社会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级的，由形成富人与穷人差距的深层本质决定。如果只停留在现象层面，任何荒谬的观点都会披上冠冕堂皇的理论外衣，上述问题任何对立的观点都可以得到理论的证明。但只要我们从逻辑和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把握市场经济真正的平等原则，就会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现在理不清、道不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所谓富人与穷人的关系问题还原为机会是否平等、社会是否公正的问题，使之由口水战转变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平等机制的具体措施。
身份的两重性与权威真空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经济主体的双轨制：披着行政、事业外衣的经济主体，挂着“中国”招牌的外资或民营企业，打着社会效益的旗号谋取经济利益的各种基金、社团，否则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无法建立——因为真正的适格的市场主体的形成必须以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为前提，而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必须以人格化的经济主体的人格平等为前提。
因此，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头衔身份的两重性问题：计划体制内形成的头衔身份怎样同市场体制接轨？怎样避免计划体制、官本位体制下形成的、行政色彩浓厚的头衔身份在市场经济中的异化？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怎样重建“权威”、“诚信”？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目前我国所有的“专家”、“学者”、“教授”、“博导”、“院士”的头衔基本上是在计划体制内形成；而在市场体制下，这些头衔基本上处于“悬空”状态——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下形成的各种头衔的含金量问题，头衔的实际水平和能力同市场经济需求的吻合度的问题。这之间的不对称，是专家成“砖家”、教授成“叫兽”的根源。所以学术体制改革必须同经济体制改革相对称。在不健全的甚至扭曲的学术体制下产生出来的头衔，由于总体上缺乏扎实的实践、实力根基，在市场经济中只能靠炒作来生存，那么势必出现“权威”的真空。
法律与平等
法律本身属于知识的范畴，同时又是国家强力推行的人们的行为规范，其真谛是社会平等。
合法经营是对称经营。合法经营是自由与法制的对称。腐败不是经济发展、经营成功的润滑剂,而是经济发展的腐蚀剂。健全的市场经济，不是道德沦丧的社会经济基础，而是道德建设的催化剂。公开、公平、公正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合法经营是人格完善的整合器。
合法性的“法”不仅是法律的“法”，而且是规律的“法”。
合法性不同于群众认同。群众认同有一个群众的层次、认同的层次问题。
合法性不同于惯例。惯例有一个同时代要求的吻合度问题。
因此，“合法性”有不同层次，经营的合法性有不同层次。
合法经营的对称性，就是经营活动的层次同人的本性、同社会规律的吻合度。
经营的合法性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就相对于特定民族、特定时间来讲，是合法的；就相对于全球性、长远性来讲，就可能是不合法的。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经营全球化，经营全球化的空间要求与经营的层次和时间要求相对称。全球化所要求的合法性，其层次比一个国家的历史发展所要求的合法性要高。
法律保护公平就是保证效率。什么是效率？什么是公平？一是概念要明确，二是概念要正确，三是概念要准确。
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正义就是平等，平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来实现。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能做到贡献与索取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只有公开、公平、公正，才有人的积极性，才有效率，才有人的价值的最大实现。法律本身属于知识的范畴，同时又是国家强力推行的人们的行为规范，其真谛是社会平等。实现社会平等的途径是公开、公平、公正。只有公开，才有立法平等；只有公平，才有司法平等；只有公正，才有执法平等。只有公开、公平、公正，立法、司法、执法平等，才有追求机会的原则平等，才能做到贡献与索取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才有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因此，以公平为核心，法律与市场、知识与经济得以同构。健全的法制是主体向客体、知识运营向实务操作、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化的中介，是知识成果向物质成果、知识产权向物质产权、知识产业向物质产业、知识生产力向物质生产力转化的桥梁。公平不仅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避免两极分化。公平是法制健全、公平竞争。法律生产力、信誉生产力是合作生产力的组成部分。法制有缺陷，信誉有缺失，会造成合作的破坏，合作成功期望值的降低，使合作生产力受阻。效率与公平是内在一致的，法律保护公平就是保证效率。法律是宏观经济学，原来的宏观经济学是中观经济学。公正以公平为前提，公平以公开为前提。民意平等决定立法平等，立法平等决定司法、行政平等，司法、行政平等决定公平，公平决定效率。
效率与公平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首先要求司法独立。在目前这种政治体制下，做到司法独立的最好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在空间上把司法管辖权与行政管辖权相区隔，即必须司法异地管辖，类似邮政编码统一编排，并可通过上网查询。无论是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的管辖关系，还是法院与地区的管辖关系，必须定期更换，并相互交叉。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避免行政、人情与金钱对司法的干扰，做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不要提什么司法“保驾护航”。“保驾护航”在实践中的结果就是保腐败护贪官，司法部门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用这种办法来保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来保证进行所谓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对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与法制原则的破坏。司法界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社会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模本，也是社会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保证。如果法官能深入调查、认真对待每个证据，那么就可以减少诉讼程序、做到既有公平又有效率；但如果法官以效率为名马虎了事，就只能一审二审再审没完没了地展开旷日持久的诉讼，这就既无效率又无公平。如果法官因受贿而判决不公，使广大人民对法院的公正性失去信心，那么更是无公平与无效率的奇异结合。所以公平与效率本身是可以统一、也应该统一的。法律保护公平就是保证效率。
公平是效率的前提
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其结果只能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就可能越少。
公平的本质是权利和义务对等。这里只要不混淆不同的层次，就会看出公平不是效率的补充，而是效率的前提。消极的平衡固然都是低级的平衡，但积极的平衡并不都是高级的平衡。使平衡由消极向积极、低级向高级转化，唯一的机制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破坏了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其结果是既无公平又无真正的效率。真正的效率就是效益。所谓公平出效益，就是对称出效益。
一、从企业微观层次来讲：
权利与义务对等、贡献与索取公平的公平原则是提高企业效益的必要条件。
二、从社会宏观层面来看：
1、公平不只在二次分配，而且在一次分配；不仅在分配过程，而且在生产过程；不仅在生产过程中，而且在生产前，在机会的把握中；不仅在直接生产领域中，而且在非直接生产领域。解决分配不公的办法，根本上是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水涨船高，而不是靠紧缩政策来水落石出。
2、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不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是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的需要。社会保障制度是结合各种“外部性”问题考虑的社会宏观层面的公平，同样是提高社会效益的必要条件。应该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整结构出发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根据公平与效率的一致这一根本原则，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的具体方案。
3、只有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效率，货币GDP才是同绿色GDP、社会GDP一致的，其经济发展的成果才有可能惠及大多数人；如果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货币GDP必将同后面几个GDP脱节，经济发展成果只能为少数人拥有，大多数人不但未得益，甚至成为受害者。
“仇富”的根源
“仇富”的根源之一：人的心态失衡。分配不公而造成的心态失衡没有主客体、相对主体和相对客体、贡献与索取的对称，就没有主体的身心平衡。“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因为分配不公而造成的心态失衡。人的心态失衡，就会挫伤人的积极性，影响经济效益，影响企业和经济发展。
“仇富”的根源之二：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据悉，某几个企业高管年薪上亿；那么十年就可以达到十数亿元个人资产。个人拥有的这些资产，完全有可能得以更加随心所欲操纵中国不完善的股市，以进一步汲取人民手中一丁点可怜的保命钱。事实证明：不公只能造成更大的不公；想先通过不公形成社会财富再来公平分配，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蛋糕做大，大多数人也会得益，只是一厢情愿的“算术游戏”。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只要蛋糕做大大家都好分配，这种幻想完完全全来源于象牙塔，而不是来自于实际生活。一旦不公平成为社会可以接受的行为模式，那么，靠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拥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获取更多的社会财富，只能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蛋糕做得越大，穷人分到的份额可能越少。这样既剥夺了大多数人发展的权利，而且也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平等才有利于经济发展
改革不是搞资本原始积累，只有平等才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平等：权利义务统一，贡献索取一致。平等不等于平均主义。
司法的真谛是公平而不是效率，诚信、道德的本质也是公平而不是效率。效率只是手段，公平才是目的。正义以真相为前提，真相以公平为前提。所谓人人平等，就是人格平等、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平等不是平均。平均，人的贡献和索取是不对称的。所谓平等，就是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所以平等就不能平均。
如果起点和过程平等，那么结果（分配）无论平均不平均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如果起点和过程不平等，那么结果（分配）无论平均不平均都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就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由于不平等、两极分化是分配不公、起点与过程不平等引起的，也即由腐败引起的，所以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但不利于发展，而且不利于增长；不但不利于可持续增长，而且不利于GDP增长。
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
效率与公平如果在同一层次，则本质上是同一即互为前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好象“吃饭优先兼顾睡觉”一样可笑。
有效的经济活动就是生产，就是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交换物质、信息、能量的活动。但生产过程中，人和自然的交换占主导地位时，是自然经济；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占主导地位时，是市场经济。人与人的交换和人与自然的交换应互为前提，资源配置与资源再生应互为因果。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态，其根本特征是平等。平等是一种对称，是宇宙对称基本规律的必然表现。因此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把效率说成是实证的、科学的，把公平说成是规范的、理想的、人道的，是荒谬的。效率与公平的内在一致性，说明经济学的科学与价值、实证与规范、规律与人道是合二而一的。因而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
只有以同一个参照系来考察，才能看出效率与公平都是实证的。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命题本身暗含了一个前提，即效率与公平本质是对立的。而后来的围挠这个命题的争议，更多的是从规范层面，即应该不应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来展开。而这些争论，本身即是默认这个前题。实际上“效率”与公平就象吃饭与睡觉本身不是对立的范畴，因而谈不上能否兼顾、要不要兼顾的问题。“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本身是一个伪命题。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把经济学中的效率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平——避免两极分化、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一对范畴，混淆了不同的层次，违反了对称逻辑。
效率与公平如果在同一层次，则本质上是同一的即互为前提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好象“吃饭优先兼顾睡觉”一样可笑。如果“效率”属于经济学层面，而公平属于社会学层面，那可以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如此一来就混淆了不同的层次；分属于两门学科、反映社会不同层次的范畴，怎么能构成一对对称的范畴，来谈论他们是对立还是统一的呢？因此必须以同一个参照系来考察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哲学：公平与效率——平等和人的主体性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经济学：公平与效率——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层次 管理学：公平与效率——公平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社会学：公平与效率——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社会范围：公平与效率——社会公平与社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空间
企业范围：公平与效率——企业内部公平与企业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短期内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时间
公平与效率——代际之间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对称的关系。
总体上，不是公平与效率要不要统一、能否统一的问题，而是怎样才能使效率与公平统一的问题。决策不民主导致决策不科学，政策制定不民主造成科学决策无政策保证，政策执行缺乏民主监督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使每次错误的决策、错误的政策、错误执行的“政策”都给社会生产力造成破坏，纠正起来都要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既是最大的不民主、不公平，也是最大的无效率。相应地，每个人平等参与，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则是决策效率、政策效率、政策执行效率的前提、基础与保证；在这里，公平与效率是内在一致的，一致的基础是公平。
宏观的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制约微观的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关系。宏观的效率与公平的对称关系以公平为基础，微观的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关系以公平为前提。如果整个社会既无公平又无效率、因为无公平所以无效率，那么微观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参照系同一，才可以说公平与效率是对称的关系。只要参照系同一，就可以说公平与效率是对称的关系。以社会为参照系，公平与效率都既是宏观经济范畴，又是微观经济范畴。只有搞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搞清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中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对称关系，才能真正搞清公平与效率的对称关系。
经济学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的一致性
科学的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是一致的。对称经济学的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是一致的。
如果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宇宙发展完整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宇宙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人类及个体从结果来看是神秘的，从起源和过程来看是自然的；社会发展的规律是自然规律的延伸，是宇宙普遍规律的局部表现，同自然规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社会时空与自然界的时空同源、同构、同质、同功。
对称经济学，也只有对称经济学，科学与道德是完全统一的：科学直接就是道德，道德直接就是科学。而在其他学科，科学与道德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背离。
对称经济学的最重要功能，就在于使其他科学同道德统一起来。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就在于经济学有君临一切的整合力，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去整合各门科学。
使科学和道德统一起来的核心和纽带就是对称。使科学和道德统一起来的平台就是对称经济学。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后者以前者为主导。如果在有些人那里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发生了不一致，那只是这些人头脑里的道德观念绝对化了的结果，而不是二者本性上的不一致。
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由主体的活动组成，是人性、人的本质、人的理想的实现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的内在必然性联系。所以历史的发展与道德的发展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只能是历史退步，而不是历史的进步。历史进步以道德进步为标准，道德进步以历史进步为根本、动力、基础。真理是具体的、全面的。认为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不一致是由于把道德看成是全面的，而把真理看成是片面的。实际上片面的真理对应于片面的道德，全面的道德要求全面的真理，二者在本性上是一致的。
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一致的基础，在于人是历史的主体。一方面，社会的本质是人；另方面，人又不在社会之外，或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在社会之中，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和人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正好象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事物的部分一样。任何事物，都由现象和本质两个层次、部分组成。因此，我们既要反对那种认为否认人是社会的本质、把人看成只是社会的奴隶的观点，又要反对那种认为人在社会之上，人可以随心所欲创造社会历史的观点，全面地、准确地把握人和社会的关系。
社会——人——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本质部分，它是社会的最深层本质、最后的动力，而人是社会和主体的中介。
对称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就是真（科学）、善（道德）、美（真与善在人的情感中的对称与直觉）的统一。
世界怎样：真（科学）
规范经济学 世界应当怎样：善（道德）
应当怎样去做：美 按美的规律来建构，按美的规则来造型。
法律
强制执行 社会
显规则 制度（行政）
美的规则 非强制执行：道德 组织
潜规则
美的规律——客观规律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意识形态科学化——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
[ 2016/05/19 10:26 | by admin ]
2016/05/19 10:26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意识形态科学化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
智慧经济要求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科学化就是意识形态人类化，使人类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必须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合理定位，对它们的合理性作出合理性证明，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科学化首先要求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传统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之所以水火不容、难以融合，除了由于它们各自的方法论局限、使它们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利益机制，使这些经济学政治意识形态化了。政治意识形态化是传统经济学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根源之一，也是传统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表征之一。经济全球化也是经济利益的趋同化，社会发展要求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使意识形态科学化，才能扫除经济学融合的障碍，为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予主义相统一的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打下基础。
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与经济学规律的运用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整体论思维方式，只能把改革开放发展与人类发展结合在一起。而政治经济学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只管经济“发展”，不讲人类发展。政治经济学，包括它们所谓的“宏观经济学”，都只是人类经济活动某个局部领域、某个层面的反映。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表现在局部领域，只是微观的、局部的、抽象的“真理”。对称经济学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对它们合理定位，通过对它们的相容，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对称经济学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扬弃，是人类一切精神文明成果的结晶。对称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
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只有以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未提出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只是一种描述性的经济学，而不是一种规范性的经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是规范的而不仅仅是描述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是可以统一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都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必要环节。
对称经济学是一般经济学，是超越阶级、揭示人类经济一般规律的人类一般经济学。人类一般经济学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揭示了人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是物质经济学与精神经济学、静态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要素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的综合。只有对称经济学这样的一般经济学才能作为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
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相伴随的是经济帝国化；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已逐步被经济意识形态所代替，经济取得了君临一切的地位。在经济利益面前，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退居二位。大陆与台湾之间，中美、中日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求同存异。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国际经济主导下的国际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为对称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也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客观要求。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经济学，那么要建立和谐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称发展、和谐发展就必须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依据。
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就是变政治意识形态为经济意识形态；而只有使配置经济学转变为再生经济学，才能使经济意识形态有与之对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政治意识形态 经济意识形态
对称 对称
配置经济学 再生经济学
如果说，政治意识形态是狭义的、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经济意识形态则是广义的、人类的意识形态。经济学人类化的前提，是经济学范式背后的意识形态人类化。重新定位意识形态，把政治意识形态转变为经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人类化、经济学科学化的必要步骤。
从经济意识形态与人道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问题，本质上不应该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建立怎样的政府、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对经济发展、对人的发展有利的问题。计划调控与市场调控，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公有制与私有制，是政府采取不同调控手段所赖以进行的产权法律关系基础。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计划调控会更加得心应手；如果仅以微观调节为手段，私有制可能会更有效。不管哪一种，隐藏在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是不同的发展观。当然，不同的发展观，会牵涉到不同人的利益。但既使是同一种发展观中的不同政策，也都会关系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发展观政治意识形态化对形成科学的发展观与形成科学决策并无好处。
改革开放以前的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有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政治意识形态容易走极端，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私有化就无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割资本主义尾巴，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排除政府干预，等等，都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发展观、经济观的写照，并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起来似乎有着“深厚理论功底”的经济学理论。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只有片面的真理，在整体上都是错误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主流经济学恰恰都是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理论。它们相互之间的互相攻击本身就构成了一道对称的风景线。只有彻底抛弃政治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桎梏，把经济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敷中解放出来，才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理论经济学，然而又用这种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的实践，并使之得到更快地发展。
意识形态科学化：以对称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既然市场经济是立体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方法要求中国经济的解释必须力求做到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阐述系统化、具体化；从知识运营、知识经营、知识管理、知识产业、资本运营、传统产业、劳动力产权、政府经济、法制经济、转型经济、融合经济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知识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深入探讨知识经济、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对称关系，并把这种探讨和研究紧密同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现状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国经济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化，并更快地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去，使我国经济走上知识经济的快车道，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同步，与国际潮流合拍，并创新性、超前性、持续性发展。中国经济的解释，将从个别上升一般、偶然体现必然，产生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问题的根源：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对称;人与人的不对称（两极分化）;人与自然的不对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不可持续发展）。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对称是根本对称，其他如积累和消费的对称、两大部类生产的对称均源于此。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经济的重建，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称；就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明理论。
首先是理论指导实践。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首先必须规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规范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公平社会化、主体社会化（个性、创造性、团队精神、自由自觉地劳动）、资本社会化（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富裕社会化（反对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化（法制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化、人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
其次是实践证明理论。人类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证明了民主与法制、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证明了中国经济的重建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是改革的两个对称的轮子。只有民主，才能为法制打下人的素质基础；只有法制，才能为人的主体性提高提供正确的行为导向。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对称的，民主与人的主体性是对称的，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与法制健全程度是对称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同步建设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有先有后也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哪个先哪个后，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这也是对称的。“休克疗法”失误在于把政治与经济的对称理解为政治与经济的平行，所以成了真正的“休克”。对称不等于平行，先增长后发展、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发展、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违背对称发展的要求。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效率与公平是对称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二者是内在一致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只讲公平不讲效率，自由资本主义和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则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无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无公平的效率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得以统一的核心、纽带与标准。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公有制，而是单一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专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一公有制的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个人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其中，自由自觉的劳动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相容与超越来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实践将会证明：用对称工程来重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空间上并列的不同经济模式，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和融合，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不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转换，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转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重新洗牌。通过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市场经济学。通过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转型、融合、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由于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所谓的制度转型实际上只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
随着人类进入智慧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将由资本运营转为知识运营；发展模式将实现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到价值的转型。
中国经济发展是经济体制转型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契合。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落后的经济水平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二者使中国优先地实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给生产力带来裂变级数的增长。中国体制转型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契合，使中国转型经济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对称发展的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范式，正好象中国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一样。
根据改革的对称性、主体性、复杂多样性，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象通向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而罗马只有一个。作为社会主义，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通过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研究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研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建立一般的经济学。这里研究的方法、结论、模式都是一般、特殊、个别的统一，多样性、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西方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二者的互补关系，是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共同的本质、共同的本质特征。这本质和本质特征就构成了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的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规律。2.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共有制；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3.健全的民主与法制；4.政府宏观调控成为市场必要的组成部分；5.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6.以财富GDP、社会GDP、绿色GDP作为发展的指标。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改革既是社会主义的对称发展、自我完善，也是市场经济的对称发展、自我完善。对称经济学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资本主义工业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信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知识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对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全盘照搬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又不是回到只讲公平不讲效率的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西方市场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和综合。智慧经济制度高于技术，中国只有在经济体制方面后来居上，率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建设比现有西方更完善、更彻底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并后来居上。
——智慧经济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
智慧经济要求意识形态科学化。意识形态科学化就是意识形态人类化，使人类有共同的话语体系。必须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合理定位，对它们的合理性作出合理性证明，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的意识形态体系，意识形态科学化首先要求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传统经济学不同流派之间之所以水火不容、难以融合，除了由于它们各自的方法论局限、使它们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之外，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利益机制，使这些经济学政治意识形态化了。政治意识形态化是传统经济学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根源之一，也是传统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表征之一。经济全球化也是经济利益的趋同化，社会发展要求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使意识形态科学化，才能扫除经济学融合的障碍，为建立“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予主义相统一的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打下基础。
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须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条件下来把握，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构与经济学规律的运用必须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逻辑、经济对称发展的逻辑与经济人性发展的逻辑、中国发展的逻辑与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的碰撞、扬弃与融合的结果。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求整体论思维方式，只能把改革开放发展与人类发展结合在一起。而政治经济学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只管经济“发展”，不讲人类发展。政治经济学，包括它们所谓的“宏观经济学”，都只是人类经济活动某个局部领域、某个层面的反映。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表现在局部领域，只是微观的、局部的、抽象的“真理”。对称经济学对现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对它们合理定位，通过对它们的相容，实现对它们的超越。对称经济学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扬弃，是人类一切精神文明成果的结晶。对称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向科学经济学转化。
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只有以一般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未提出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只是一种描述性的经济学，而不是一种规范性的经济学。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应该是规范的而不仅仅是描述的。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是可以统一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都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必要环节。
对称经济学是一般经济学，是超越阶级、揭示人类经济一般规律的人类一般经济学。人类一般经济学从主客体的关系出发揭示了人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是物质经济学与精神经济学、静态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要素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的综合。只有对称经济学这样的一般经济学才能作为智慧经济的理论基础。
与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相伴随的是经济帝国化；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政治意识形态已逐步被经济意识形态所代替，经济取得了君临一切的地位。在经济利益面前，一切都显得苍白无力，退居二位。大陆与台湾之间，中美、中日之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求同存异。这是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国际经济主导下的国际政治格局。这种政治格局为对称发展、合作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但也为经济学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客观要求。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国家之间生存竞争的经济学，那么要建立和谐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称发展、和谐发展就必须以再生经济学为理论依据。
对意识形态重新定位，就是变政治意识形态为经济意识形态；而只有使配置经济学转变为再生经济学，才能使经济意识形态有与之对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政治意识形态 经济意识形态
对称 对称
配置经济学 再生经济学
如果说，政治意识形态是狭义的、阶级的意识形态，那么经济意识形态则是广义的、人类的意识形态。经济学人类化的前提，是经济学范式背后的意识形态人类化。重新定位意识形态，把政治意识形态转变为经济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人类化、经济学科学化的必要步骤。
从经济意识形态与人道意识形态的眼光来看，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问题，本质上不应该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建立怎样的政府、政府怎样做才对市场、对经济发展、对人的发展有利的问题。计划调控与市场调控，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公有制与私有制，是政府采取不同调控手段所赖以进行的产权法律关系基础。如果以公有制为基础，计划调控会更加得心应手；如果仅以微观调节为手段，私有制可能会更有效。不管哪一种，隐藏在政治意识形态背后的，是不同的发展观。当然，不同的发展观，会牵涉到不同人的利益。但既使是同一种发展观中的不同政策，也都会关系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调整。发展观政治意识形态化对形成科学的发展观与形成科学决策并无好处。
改革开放以前的主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改革开放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有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政治意识形态容易走极端，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不是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是私有化就无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割资本主义尾巴，真正的市场经济必须排除政府干预，等等，都是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发展观、经济观的写照，并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起来似乎有着“深厚理论功底”的经济学理论。这种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只有片面的真理，在整体上都是错误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主流经济学恰恰都是这样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经济学理论。它们相互之间的互相攻击本身就构成了一道对称的风景线。只有彻底抛弃政治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的桎梏，把经济学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束敷中解放出来，才能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总结出理论经济学，然而又用这种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的实践，并使之得到更快地发展。
意识形态科学化：以对称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成了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既然市场经济是立体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方法要求中国经济的解释必须力求做到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和阐述系统化、具体化；从知识运营、知识经营、知识管理、知识产业、资本运营、传统产业、劳动力产权、政府经济、法制经济、转型经济、融合经济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知识市场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深入探讨知识经济、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对称关系，并把这种探讨和研究紧密同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现状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国经济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化，并更快地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去，使我国经济走上知识经济的快车道，推动中国市场经济与知识经济时代同步，与国际潮流合拍，并创新性、超前性、持续性发展。中国经济的解释，将从个别上升一般、偶然体现必然，产生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问题的根源：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对称;人与人的不对称（两极分化）;人与自然的不对称（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不可持续发展）。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对称是根本对称，其他如积累和消费的对称、两大部类生产的对称均源于此。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经济的重建，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对称；就是理论指导实践，实践证明理论。
首先是理论指导实践。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完善，首先必须规范“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规范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公平社会化、主体社会化（个性、创造性、团队精神、自由自觉地劳动）、资本社会化（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富裕社会化（反对两极分化）、保障社会化（法制社会）。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化、人道化的“社会”意识形态。
其次是实践证明理论。人类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发展的实践证明了民主与法制、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统一性；证明了中国经济的重建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有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是改革的两个对称的轮子。只有民主，才能为法制打下人的素质基础；只有法制，才能为人的主体性提高提供正确的行为导向。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是对称的，民主与人的主体性是对称的，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与法制健全程度是对称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民主与法制同步建设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有先有后也是对称的。民主与法制哪个先哪个后，要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这也是对称的。“休克疗法”失误在于把政治与经济的对称理解为政治与经济的平行，所以成了真正的“休克”。对称不等于平行，先增长后发展、先经济发展后社会发展、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违背对称发展的要求。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效率与公平是对称的，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二者是内在一致的。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的传统社会主义只讲公平不讲效率，自由资本主义和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只讲效率不讲公平，那么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和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则是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无效率的公平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无公平的效率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得以统一的核心、纽带与标准。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公有制，而是单一公有制；和市场经济不兼容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专制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一公有制的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单个人的思想理论基础上。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其中，自由自觉的劳动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导力量。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两者的扬弃、综合、升华，相容与超越来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实践将会证明：用对称工程来重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全面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更高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空间上并列的不同经济模式，体现了时间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对不同经济模式的比较和融合，中国经济解释与重建不但是社会主义经济学范式的转换，而且是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转轨和社会主义经济的重新洗牌。通过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市场经济学。通过中国经济的解释与重建，你将会看到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转型、融合、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由于不但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向市场经济转型，而且资本主义社会也要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型，所以现在所谓的制度转型实际上只是制度融合，而真正的转型是人类实践模式的转轨。市场社会主义是计划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扬弃，这种制度转型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是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两大制度融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综合了两大体制的优点。
随着人类进入智慧经济时代，经济增长方式将由资本运营转为知识运营；发展模式将实现从生存创业到生态创业的转型、从工业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转型、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型、从规模到超速的转型、从外延到内涵的转型、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价格到价值的转型。
中国经济发展是经济体制转型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契合。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落后的经济水平为后者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二者使中国优先地实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给生产力带来裂变级数的增长。中国体制转型与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历史契合，使中国转型经济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对称发展的经济学。中国发展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范式，正好象中国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经典模式一样。
根据改革的对称性、主体性、复杂多样性，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象通向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而罗马只有一个。作为社会主义，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通过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来研究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研究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建立一般的经济学。这里研究的方法、结论、模式都是一般、特殊、个别的统一，多样性、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统一。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真正的市场经济只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西方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二者的互补关系，是用社会主义去整合市场经济，用市场经济去完善社会主义。这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功能，还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共同的本质、共同的本质特征。这本质和本质特征就构成了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共同的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效率与公平的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平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规律。2.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共有制；完善的劳动力产权制度。3.健全的民主与法制；4.政府宏观调控成为市场必要的组成部分；5.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6.以财富GDP、社会GDP、绿色GDP作为发展的指标。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改革既是社会主义的对称发展、自我完善，也是市场经济的对称发展、自我完善。对称经济学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资本主义工业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信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知识市场经济。效率与公平对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全盘照搬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西方市场经济的模式，又不是回到只讲公平不讲效率的计划经济的老路，而是西方市场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的“扬弃”和综合。智慧经济制度高于技术，中国只有在经济体制方面后来居上，率先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式建设比现有西方更完善、更彻底的市场经济，才有可能促进生产力更快发展并后来居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