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对称经济学（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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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3 17:12 | by admin ]
2016/03/13 17:12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对称经济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不是以增长经济学为实质的各类结构经济学，不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经济学，不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上述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不但无法解释和解决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危机，而且正是一般均衡理论及建立其上的价格经济学导致了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危机。如果说，产能过剩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与一般均衡论的破产。只要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解析不了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市场自发调节还是政府“干预”，也解决不了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及价格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破产。
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而一切产能过剩本质上都是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程度，决定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度与广度。经济主体主观努力的方向，就是使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因此经济学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统一的发展观，就是对称经济发展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协调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与生产社会化相对称的，是经济的宏观化。在经济全球化、宏观化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更显重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先天的优势。应该通过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偶然性，看出对称发展、对称经济发展观的必然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对称为核心不是以均衡为核心，对称经济学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只有对称经济学才以一般经济规律为对象，因而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生产力只是一种生产系统的功能，功能同系统之间无所谓适合不适合问题；有什么样的系统，就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功能（大小），说明有什么样的系统。只有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结构之间、结构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才有是否适合、是否对称的问题。如果适合、对称，功能就发挥得好；如果不适合、不对称，功能就发挥得不好。因此，要调整的是结构和结构、结构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的关系，而不是某个结构、要素和功能的关系。从系统论的眼光看来，只有对称经济规律，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运动规律，而没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社会系统中，矛盾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既然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社会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对称与否，对生产力功能发挥程度关系重大。如果把其中某些要素夸大到不应有的高度，势必破坏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平衡，造成产能过剩，损害生产力的发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就是调整社会生产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使之对称，使社会生产系统发挥出最大的生产力功能。
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这两大部类的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基本的结构关系、等比关系的观点，实际上只适合于温饱问题未解决时的简单商品生产阶段。而在储蓄率、投资率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已经过时，这时眼前需要的满足与长远需要的满足关系取代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结构。无论是眼前需求的满足还是长远需求的满足，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其结构是均衡还是对称，都是建立在价值关系上而不是价格关系上。马克思以价格均衡描述与建构两大部类生产模型，脱离现实；在产品日新月异、需求丰富多样的今天，用价格平衡来建模两大部类的生产，更无实际意义。对称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均衡不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
对称与均衡有本质区别。
对称是具体的，均衡是抽象的。经济系统中，客体是一个系统（企业是一个系统），主体也是一个系统（人的全面发展）；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不仅表现在生产手段，而且表现在生产目标；效益也不仅表现在手段，而且体现在目的。对称经济学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大系统，同时处理好它内部的要素、结构、层次，小系统和大系统的关系，发挥综合的最佳功能——最大限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有根本和非根本、决定和被决定的层次关系之分、重要和非重要之别，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行。如果人为地限制某些因素，抬高某些因素，都会破坏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平衡，或强制地在低程度上实现平衡，从而造成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竞争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我国，企业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包括理念、文化、人才、技术……都曾经被不同的“经济学家”抽取出来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没有一个真正抓住了核心竞争力的本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企业活力是增加了，但假冒伪劣毒产品、豆腐渣工程、由假冒伪劣毒产品和豆腐渣工程造成的致人大量死伤案件也呈几何级数增加，说明只有完善的法律和有效监管才能迫使企业成为主体性的企业；那种专门制造假冒伪劣毒产品和豆腐渣工程的企业，产权再明确、机制再灵活、活力再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均衡是量上的均衡，对称是质上的对称。在配置经济学看来量上的非均衡，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可能恰恰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如果法律和必要的监管使企业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而处于非均衡状态，那么这样的非均衡状态实际上就是对称状态。再生而非配置是企业主体性的必要前提；而使再生成为企业主体性的动力机制的，是对称而非均衡。再生性自组织能力是企业主体性的系统功能，也是企业和市场相互作用的结果。企业是系统，主体性或自组织能力不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或要素所能决定，产权明确只是企业主体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私有制只是产权明确的必要环节而非必要条件。企业的主体性——再生型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必须在再生型创业过程中才能形成，而非体制转轨、所有制变更就能实现。对称经济学把生产力看成是社会系统——包括市场宏观系统与企业微观系统的整体功能，不但可以处理好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而且可以处理好社会生产力的近期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破坏社会系统平衡的企业“活力”，例如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破坏式的利用，可以使企业个别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甚至可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暂时发展，但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长久发展。要使社会生产力得以长久、稳定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包括生态平衡、和平的国际环境、社会安定团结、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正因为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所以生产力的进步程度也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综合标志和根本标志；反过来，也只有社会系统中各方面的发展程度，才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标准。
对称是现实的，均衡是空洞的。经济复杂系统方法，就是化不对称为对称、化消极对称为积极对称、化低层次对称为高层次对称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式，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用对策代替博弈取得效益的经营方式，就是用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客体与客体的现实的对称代替客体与客体的抽象均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称本身不仅是横向的平衡，而且还是纵向平衡、层次平衡以及相互之间的平衡。对称是系统的，“均衡”是多元的；一元的绝对均衡是绝对不存在的。瓦尔拉斯均衡作为抽象的、只能存在于观念中、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理想化均衡，只能是静态的，否则会陷于“圆的方”、“木的铁”一样的悖论。这是一般均衡理论的致命伤。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只有空洞的抽象意义没有具体的理论意义；而缺乏具体的理论意义的经济学，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没有现实的指导作用。只有再生经济学才是规范经济学，而规范意味着对称而非意味着均衡。不仅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均衡只能是一种理想，即使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即“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均衡”也只能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理想。西方经济学“菲利普斯曲线”、“IS-LM模型”、“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等一般均衡模型虽有对现实的经济关系进行抽象的正确因素，但由于在该模型中不仅价格是刚性的，而且所有的比例关系（包括生产内部、生产与消费、消费关系、交换关系）都是刚性的，这不但不能解释诸如通货膨胀等偶然因素的变化，而且不能解释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储蓄和投资、需求与供给（包括货币需求与供给）、价值与价格、产品价格与成本价格、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相互关系的必然性变化。这种静态的、消极的“一般均衡”的数字模型，只有“经济学橱窗”意义，没有实际可操作性。
对称是再生的，均衡是配置的；对称经济，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西方经济学就是配置经济学，西方配置经济学是小商品经济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时期的近似正确的理论反映，在知识经济时期已经过时。知识经济就是创新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既是资源配置的场所，更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资源再生以创业为基础，资源配置以生产为前提。作为配置的均衡是从不均衡到均衡，然而这里的“均衡”可望不可即；作为再生的“均衡”——对称通过创新—创造—创业自觉破坏“均衡”，创造新的“均衡”，而这里的“均衡”是随时随地可以实现的、现实的。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结论，那么再生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物。在供给和需求之间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过程中，不但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量的平衡，而且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质的对称。质的对称是量的平衡的前提。也许资源配置是资源再生的现实出发点，但资源再生是资源配置的逻辑出发点——二者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创业的组织者、扶持者和经济战略规划者。创业可以实现资源再生，经济结构调整也能产生再生生产力。创业是市场的基础，结构战略规划与调整是市场的主导，二者都是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布局、战略规划，就是通过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实现客体和客体的对称，用五维空间观建构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经济结构、生产结构不仅指横向的空间,而且指纵向的时间、立体的层次。无论社会还是企业，只有这几方面都对称，才能实现资源再生与可持续发展。对称是五维空间的，布局也应该是五维空间的。仅仅从三度空间、四度空间考虑布局，不可能做到最优布局。对称不但可以通过结构布局实现资源再生，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打破均衡——通过创新—创造—创业实现资源再生。严格意义上，创新是创造—生产的前提，也是创造—生产的环节。只有创业活动，才有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才有再生经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配置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创业活动的影子，有的只是现成的企业的经济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否认经济活动、经济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也就否认经济活动、经济过程中人的自觉性，把经济仅仅理解成配置，把生产仅仅理解成制造。在西方配置经济学的视野中，没有创新的位置，因而也就没有再生经济的位置，只有消极配置出来的“均衡”。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对称是立体的，均衡是平面的。以对称来定位经济主体的活动，经济主体的自觉活动是对策。以均衡来定位经济主体的活动，经济主体的自发活动是博弈。作为发展的对称，是积极的、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而不是通过博弈来趋向实现的消极均衡。如果说，一般均衡理论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那么对称理论则是新经济学的核心，二者是新旧范式的关系。对策如下棋，博弈如打牌。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它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通过博弈自发实现的均衡。对称与均衡的最本质区别，是主体在经济规律中的地位不同——在对称经济学中，对称规律是核心规律，主体在规律中占主导。主体是通过对策实现对称、实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均衡”。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非均衡成为必然的普遍的现象，因此否认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他们认为，经济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人有非理性、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的经济活动是在“囚徒困境”中博弈。西方经济学中的“博弈—均衡”理论不能解释制度、人的理性同经济客体的“均衡”，因此在他们那里只有博弈没有对策，只有政府“干预”调节没有政府调控，只有增长没有发展，只有伴随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增长没有可持续发展。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政府与民间的对称结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政府和企业都是市场的主体，政府自觉的宏观调控本来是市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市场的补充。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博弈—均衡论”不能正确定位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造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政府是法制与自由统一的桥梁，没有政府的中介作用，法制与自由只能脱节。因此，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调控，妄想只要自由与法制，不要政府调控的过度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市场乌托邦。国家“干预”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市场有局限，而在于经济发展本身的宏观化、社会化，使国家本身成了经济的主体——宏观经济的主体。所谓市场失灵，只不过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失灵、宏观经济微观化失灵、一般均衡理论范式本身失灵；失灵的原因和结果都是主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不对称而不是客体和客体非均衡。
只有以主客体的对称为出发点才能确立经济主体、市场主体、市场的结构与产业结构；以客体和客体的均衡为出发点，无法确立经济主体，既无法确立宏观经济主体，也无法确立微观经济主体，因此无法把握市场经济的真正结构。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非均衡理论必然把政府排除在结构调整之外。要区别“调控”与“干预”这两个概念。“干预”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论，“调控”论的理论基础是对称论。“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本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二者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真理。不但调控与“干预”不同，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也有本质区别：前者总体上是用增量调控促存量调整，后者是用缩短战线来消尖磨平；因此前者是在尽量减少损失且不断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调整，后者则是伴随大起大落的“调控”。前者尽量减少政策性风险，因此可以给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预期，后者则会使人们养成“周期”的习惯性思维与行为，从而产生不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消极的预期。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前者是水涨船高，后者是水落石出。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对称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与周期发展观、“大起大落”观相对而言。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对策—对称”观，周期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博弈—均衡”观。一般均衡论的“博弈—均衡”观由于不能正确定位政府，不能正确定位企业主体性，所以只能造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
均衡是增长的动力和目标，对称是发展的动力和模式。均衡增长方式：资源稀缺、不可再生、完全竞争、纯粹市场、边际效益递减；帕累托最优是均衡；对称发展模式：资源再生、资源共享、双赢竞争、立体化的市场、边际效益递增；“最优”是双赢。以均衡为目标，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只有对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对称是企业管理模式、经营模式,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对称，既是效益最大化的原因，又是效益最大化的结果。因此，作为配置出发点的均衡实现的是增长，作为再生出发点的对称实现的是发展。增长是通过均衡实现的“发展”，发展是通过对称实现的“增长”。增长只是客体与客体的趋向均衡,发展则不但包括客体与客体的趋向均衡,而且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称是本，均衡是末；对称是源，均衡是流；对称是整体，均衡是局部。一切生产、交换（贸易）的根本原因与动力就是实现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主体和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管理，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对称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片面增长。利益最大化在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的表现，就是利润最大化。只有一般均衡理论，才认为在独立经营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会随着价格均衡而自动实现产业均衡。在现实上，受利润最大化动机支配，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在成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不可能同时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受利润最大化动机和价格机制的支配，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在成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充其量只能是自发地对产业微观结构做某种程度的接近平衡的调整，而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整体对称，只能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非经营性国有企业的产业导向。政府宏观调控与非经营性国有企业的产业导向的机制，不是价格机制而是价值机制，不是一般均衡规律而是对称规律——供给与需求的质上价值对称的规律而非量上价格均衡的规律；主体行为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不是战术的而是战略的：有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对称，长线投资与短线投资的对称，长远需求与眼前需求的对称，人和环境的对称。只有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才由增长范畴上升为发展范畴；只有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受利润最大化原则支配，而只能受价值最大化原则支配。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属于宏观经济范畴；自觉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不可能是企业，更不可能是民营企业，而只能是政府。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不是同一个过程，具有独立利益的企业在作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不可能自觉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只有区别均衡与对称，才能区别增长与发展；只有区别增长与发展，才能正确定位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与机制。这是经济主体与经济活动对象的对称。
对称以价值为核心，均衡以价格为机制。均衡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对称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对称是新经济的经济形态，从均衡到对称是经济形态的转换。在知识经济时代，以对称机制为核心机制，市场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是充分的，市场是出清的，产能是不会过剩的。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有序性、和谐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
均衡，首先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均衡”，然后才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以后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前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是平面的机制；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产品和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偶然的，经营是无序的，产能过剩是必然的。价值机制是立体的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产品和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有序的，管理学成了对称经济学。以对称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和谐的市场机制。
合理的价格本来是宏观调控和自由竞争的综合结果，靠市场的完全竞争实现所谓的均衡价格、“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本来就不可能。建立在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概念在产品单一化时代是一种合理的抽象，在产品多样化时代只能成为空洞的抽象。“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概念已经过时，所以根本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而产品结构方面的“均衡”离开政府宏观调控根本不可能。因此，客体（产品）之间的均衡离不开主客体（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对称；前者以后者为前提，妄图离开政府宏观调控，仅靠自由竞争来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均衡根本不可能。一般均衡理论的实现靠的是价格经济学，所谓的均衡是价格均衡而非价值均衡，这只能脱离实际。通过完全的价格竞争实现自发的“均衡”是不可能的；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可能有效分配资源，用价格均衡实现要素均衡与市场出清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虽然商品供求与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但决定商品供求与商品价格的，不仅仅是买方或卖方的讨价还价，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价格为计量单位的所谓生产函数、需求函数、供求函数，只是近似值；均衡状况下的价格决定根本不可能。即使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生产要素、产品价格及其供给量相适应的均衡数值也根本不存在。
西方经济学所谓“一般均衡解的存在性”严格证明，是无的放失，充其量只是数学家头脑中的数字游戏。在微观经济领域相对正确的价格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则成为完全的错误，宏观经济领域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满足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全局的需要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之所以真正的福利经济学只能用边际价值分析方法而不能用边际价格分析法，是因为福利经济学对象的侧重点是主体。经济学的对象是经济发展的规律，而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由主体的活动组成的规律，因而应该以主体为对象。但传统经济学的侧重点是投入-产出分析；主体只是手段。在真正的福利经济学中，主体是目的。而一旦主体成为目的，均衡分析就得让位于对称分析。忽略主体，是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范式建构福利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边际效用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主客体关系的核心规律。边际效用规律说明：价值规律是市场的核心规律，价格规律只是价值规律的局部表现。边际效用规律说明：价格同人的需求的对称是肤浅的、想象的，价值同人的需求的对称是深层的、具体的。完全均衡价格是不存在的，完全对称的价格是存在的。所谓“均衡价格”，只是空洞抽象的产物；由此为出发点设计出来的模型，包括企业利润模型与社会经济模型，是不可操作的数字游戏。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建构起来的解决所谓总量失衡、结构失衡的模型、措施与政策建议，由于理论预设前提错误，所以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好看不好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不是以增长经济学为实质的各类结构经济学，不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经济学，不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上述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不但无法解释和解决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危机，而且正是一般均衡理论及建立其上的价格经济学导致了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危机。如果说，产能过剩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与一般均衡论的破产。只要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解析不了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市场自发调节还是政府“干预”，也解决不了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及价格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破产。
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而一切产能过剩本质上都是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程度，决定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度与广度。经济主体主观努力的方向，就是使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因此经济学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统一的发展观，就是对称经济发展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协调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与生产社会化相对称的，是经济的宏观化。在经济全球化、宏观化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更显重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先天的优势。应该通过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偶然性，看出对称发展、对称经济发展观的必然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对称为核心不是以均衡为核心，对称经济学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只有对称经济学才以一般经济规律为对象，因而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生产力只是一种生产系统的功能，功能同系统之间无所谓适合不适合问题；有什么样的系统，就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功能（大小），说明有什么样的系统。只有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结构之间、结构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才有是否适合、是否对称的问题。如果适合、对称，功能就发挥得好；如果不适合、不对称，功能就发挥得不好。因此，要调整的是结构和结构、结构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的关系，而不是某个结构、要素和功能的关系。从系统论的眼光看来，只有对称经济规律，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运动规律，而没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社会系统中，矛盾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既然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社会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对称与否，对生产力功能发挥程度关系重大。如果把其中某些要素夸大到不应有的高度，势必破坏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平衡，造成产能过剩，损害生产力的发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就是调整社会生产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使之对称，使社会生产系统发挥出最大的生产力功能。
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这两大部类的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基本的结构关系、等比关系的观点，实际上只适合于温饱问题未解决时的简单商品生产阶段。而在储蓄率、投资率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已经过时，这时眼前需要的满足与长远需要的满足关系取代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结构。无论是眼前需求的满足还是长远需求的满足，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其结构是均衡还是对称，都是建立在价值关系上而不是价格关系上。马克思以价格均衡描述与建构两大部类生产模型，脱离现实；在产品日新月异、需求丰富多样的今天，用价格平衡来建模两大部类的生产，更无实际意义。对称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均衡不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
对称与均衡有本质区别。
对称是具体的，均衡是抽象的。经济系统中，客体是一个系统（企业是一个系统），主体也是一个系统（人的全面发展）；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不仅表现在生产手段，而且表现在生产目标；效益也不仅表现在手段，而且体现在目的。对称经济学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大系统，同时处理好它内部的要素、结构、层次，小系统和大系统的关系，发挥综合的最佳功能——最大限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有根本和非根本、决定和被决定的层次关系之分、重要和非重要之别，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行。如果人为地限制某些因素，抬高某些因素，都会破坏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平衡，或强制地在低程度上实现平衡，从而造成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竞争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我国，企业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包括理念、文化、人才、技术……都曾经被不同的“经济学家”抽取出来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没有一个真正抓住了核心竞争力的本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企业活力是增加了，但假冒伪劣毒产品、豆腐渣工程、由假冒伪劣毒产品和豆腐渣工程造成的致人大量死伤案件也呈几何级数增加，说明只有完善的法律和有效监管才能迫使企业成为主体性的企业；那种专门制造假冒伪劣毒产品和豆腐渣工程的企业，产权再明确、机制再灵活、活力再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均衡是量上的均衡，对称是质上的对称。在配置经济学看来量上的非均衡，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可能恰恰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如果法律和必要的监管使企业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而处于非均衡状态，那么这样的非均衡状态实际上就是对称状态。再生而非配置是企业主体性的必要前提；而使再生成为企业主体性的动力机制的，是对称而非均衡。再生性自组织能力是企业主体性的系统功能，也是企业和市场相互作用的结果。企业是系统，主体性或自组织能力不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或要素所能决定，产权明确只是企业主体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私有制只是产权明确的必要环节而非必要条件。企业的主体性——再生型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必须在再生型创业过程中才能形成，而非体制转轨、所有制变更就能实现。对称经济学把生产力看成是社会系统——包括市场宏观系统与企业微观系统的整体功能，不但可以处理好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而且可以处理好社会生产力的近期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破坏社会系统平衡的企业“活力”，例如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破坏式的利用，可以使企业个别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甚至可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暂时发展，但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长久发展。要使社会生产力得以长久、稳定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包括生态平衡、和平的国际环境、社会安定团结、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正因为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所以生产力的进步程度也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综合标志和根本标志；反过来，也只有社会系统中各方面的发展程度，才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标准。
对称是现实的，均衡是空洞的。经济复杂系统方法，就是化不对称为对称、化消极对称为积极对称、化低层次对称为高层次对称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式，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用对策代替博弈取得效益的经营方式，就是用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客体与客体的现实的对称代替客体与客体的抽象均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称本身不仅是横向的平衡，而且还是纵向平衡、层次平衡以及相互之间的平衡。对称是系统的，“均衡”是多元的；一元的绝对均衡是绝对不存在的。瓦尔拉斯均衡作为抽象的、只能存在于观念中、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理想化均衡，只能是静态的，否则会陷于“圆的方”、“木的铁”一样的悖论。这是一般均衡理论的致命伤。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只有空洞的抽象意义没有具体的理论意义；而缺乏具体的理论意义的经济学，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没有现实的指导作用。只有再生经济学才是规范经济学，而规范意味着对称而非意味着均衡。不仅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均衡只能是一种理想，即使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即“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均衡”也只能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理想。西方经济学“菲利普斯曲线”、“IS-LM模型”、“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等一般均衡模型虽有对现实的经济关系进行抽象的正确因素，但由于在该模型中不仅价格是刚性的，而且所有的比例关系（包括生产内部、生产与消费、消费关系、交换关系）都是刚性的，这不但不能解释诸如通货膨胀等偶然因素的变化，而且不能解释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储蓄和投资、需求与供给（包括货币需求与供给）、价值与价格、产品价格与成本价格、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相互关系的必然性变化。这种静态的、消极的“一般均衡”的数字模型，只有“经济学橱窗”意义，没有实际可操作性。
对称是再生的，均衡是配置的；对称经济，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西方经济学就是配置经济学，西方配置经济学是小商品经济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时期的近似正确的理论反映，在知识经济时期已经过时。知识经济就是创新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既是资源配置的场所，更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资源再生以创业为基础，资源配置以生产为前提。作为配置的均衡是从不均衡到均衡，然而这里的“均衡”可望不可即；作为再生的“均衡”——对称通过创新—创造—创业自觉破坏“均衡”，创造新的“均衡”，而这里的“均衡”是随时随地可以实现的、现实的。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结论，那么再生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物。在供给和需求之间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过程中，不但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量的平衡，而且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质的对称。质的对称是量的平衡的前提。也许资源配置是资源再生的现实出发点，但资源再生是资源配置的逻辑出发点——二者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创业的组织者、扶持者和经济战略规划者。创业可以实现资源再生，经济结构调整也能产生再生生产力。创业是市场的基础，结构战略规划与调整是市场的主导，二者都是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布局、战略规划，就是通过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实现客体和客体的对称，用五维空间观建构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经济结构、生产结构不仅指横向的空间,而且指纵向的时间、立体的层次。无论社会还是企业，只有这几方面都对称，才能实现资源再生与可持续发展。对称是五维空间的，布局也应该是五维空间的。仅仅从三度空间、四度空间考虑布局，不可能做到最优布局。对称不但可以通过结构布局实现资源再生，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打破均衡——通过创新—创造—创业实现资源再生。严格意义上，创新是创造—生产的前提，也是创造—生产的环节。只有创业活动，才有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才有再生经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配置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创业活动的影子，有的只是现成的企业的经济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否认经济活动、经济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也就否认经济活动、经济过程中人的自觉性，把经济仅仅理解成配置，把生产仅仅理解成制造。在西方配置经济学的视野中，没有创新的位置，因而也就没有再生经济的位置，只有消极配置出来的“均衡”。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对称是立体的，均衡是平面的。以对称来定位经济主体的活动，经济主体的自觉活动是对策。以均衡来定位经济主体的活动，经济主体的自发活动是博弈。作为发展的对称，是积极的、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而不是通过博弈来趋向实现的消极均衡。如果说，一般均衡理论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那么对称理论则是新经济学的核心，二者是新旧范式的关系。对策如下棋，博弈如打牌。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它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通过博弈自发实现的均衡。对称与均衡的最本质区别，是主体在经济规律中的地位不同——在对称经济学中，对称规律是核心规律，主体在规律中占主导。主体是通过对策实现对称、实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均衡”。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非均衡成为必然的普遍的现象，因此否认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他们认为，经济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人有非理性、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的经济活动是在“囚徒困境”中博弈。西方经济学中的“博弈—均衡”理论不能解释制度、人的理性同经济客体的“均衡”，因此在他们那里只有博弈没有对策，只有政府“干预”调节没有政府调控，只有增长没有发展，只有伴随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增长没有可持续发展。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政府与民间的对称结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政府和企业都是市场的主体，政府自觉的宏观调控本来是市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市场的补充。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博弈—均衡论”不能正确定位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造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政府是法制与自由统一的桥梁，没有政府的中介作用，法制与自由只能脱节。因此，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调控，妄想只要自由与法制，不要政府调控的过度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市场乌托邦。国家“干预”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市场有局限，而在于经济发展本身的宏观化、社会化，使国家本身成了经济的主体——宏观经济的主体。所谓市场失灵，只不过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失灵、宏观经济微观化失灵、一般均衡理论范式本身失灵；失灵的原因和结果都是主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不对称而不是客体和客体非均衡。
只有以主客体的对称为出发点才能确立经济主体、市场主体、市场的结构与产业结构；以客体和客体的均衡为出发点，无法确立经济主体，既无法确立宏观经济主体，也无法确立微观经济主体，因此无法把握市场经济的真正结构。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非均衡理论必然把政府排除在结构调整之外。要区别“调控”与“干预”这两个概念。“干预”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论，“调控”论的理论基础是对称论。“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本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二者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真理。不但调控与“干预”不同，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也有本质区别：前者总体上是用增量调控促存量调整，后者是用缩短战线来消尖磨平；因此前者是在尽量减少损失且不断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调整，后者则是伴随大起大落的“调控”。前者尽量减少政策性风险，因此可以给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预期，后者则会使人们养成“周期”的习惯性思维与行为，从而产生不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消极的预期。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前者是水涨船高，后者是水落石出。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对称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与周期发展观、“大起大落”观相对而言。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对策—对称”观，周期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博弈—均衡”观。一般均衡论的“博弈—均衡”观由于不能正确定位政府，不能正确定位企业主体性，所以只能造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
均衡是增长的动力和目标，对称是发展的动力和模式。均衡增长方式：资源稀缺、不可再生、完全竞争、纯粹市场、边际效益递减；帕累托最优是均衡；对称发展模式：资源再生、资源共享、双赢竞争、立体化的市场、边际效益递增；“最优”是双赢。以均衡为目标，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只有对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对称是企业管理模式、经营模式,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对称，既是效益最大化的原因，又是效益最大化的结果。因此，作为配置出发点的均衡实现的是增长，作为再生出发点的对称实现的是发展。增长是通过均衡实现的“发展”，发展是通过对称实现的“增长”。增长只是客体与客体的趋向均衡,发展则不但包括客体与客体的趋向均衡,而且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称是本，均衡是末；对称是源，均衡是流；对称是整体，均衡是局部。一切生产、交换（贸易）的根本原因与动力就是实现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主体和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管理，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对称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片面增长。利益最大化在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的表现，就是利润最大化。只有一般均衡理论，才认为在独立经营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会随着价格均衡而自动实现产业均衡。在现实上，受利润最大化动机支配，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在成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不可能同时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受利润最大化动机和价格机制的支配，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在成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充其量只能是自发地对产业微观结构做某种程度的接近平衡的调整，而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整体对称，只能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非经营性国有企业的产业导向。政府宏观调控与非经营性国有企业的产业导向的机制，不是价格机制而是价值机制，不是一般均衡规律而是对称规律——供给与需求的质上价值对称的规律而非量上价格均衡的规律；主体行为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不是战术的而是战略的：有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对称，长线投资与短线投资的对称，长远需求与眼前需求的对称，人和环境的对称。只有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才由增长范畴上升为发展范畴；只有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受利润最大化原则支配，而只能受价值最大化原则支配。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属于宏观经济范畴；自觉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不可能是企业，更不可能是民营企业，而只能是政府。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不是同一个过程，具有独立利益的企业在作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不可能自觉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只有区别均衡与对称，才能区别增长与发展；只有区别增长与发展，才能正确定位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与机制。这是经济主体与经济活动对象的对称。
对称以价值为核心，均衡以价格为机制。均衡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对称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对称是新经济的经济形态，从均衡到对称是经济形态的转换。在知识经济时代，以对称机制为核心机制，市场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是充分的，市场是出清的，产能是不会过剩的。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有序性、和谐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
均衡，首先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均衡”，然后才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以后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前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是平面的机制；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产品和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偶然的，经营是无序的，产能过剩是必然的。价值机制是立体的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产品和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有序的，管理学成了对称经济学。以对称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和谐的市场机制。
合理的价格本来是宏观调控和自由竞争的综合结果，靠市场的完全竞争实现所谓的均衡价格、“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本来就不可能。建立在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概念在产品单一化时代是一种合理的抽象，在产品多样化时代只能成为空洞的抽象。“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概念已经过时，所以根本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而产品结构方面的“均衡”离开政府宏观调控根本不可能。因此，客体（产品）之间的均衡离不开主客体（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对称；前者以后者为前提，妄图离开政府宏观调控，仅靠自由竞争来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均衡根本不可能。一般均衡理论的实现靠的是价格经济学，所谓的均衡是价格均衡而非价值均衡，这只能脱离实际。通过完全的价格竞争实现自发的“均衡”是不可能的；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可能有效分配资源，用价格均衡实现要素均衡与市场出清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虽然商品供求与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但决定商品供求与商品价格的，不仅仅是买方或卖方的讨价还价，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价格为计量单位的所谓生产函数、需求函数、供求函数，只是近似值；均衡状况下的价格决定根本不可能。即使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生产要素、产品价格及其供给量相适应的均衡数值也根本不存在。
西方经济学所谓“一般均衡解的存在性”严格证明，是无的放失，充其量只是数学家头脑中的数字游戏。在微观经济领域相对正确的价格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则成为完全的错误，宏观经济领域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满足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全局的需要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之所以真正的福利经济学只能用边际价值分析方法而不能用边际价格分析法，是因为福利经济学对象的侧重点是主体。经济学的对象是经济发展的规律，而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由主体的活动组成的规律，因而应该以主体为对象。但传统经济学的侧重点是投入-产出分析；主体只是手段。在真正的福利经济学中，主体是目的。而一旦主体成为目的，均衡分析就得让位于对称分析。忽略主体，是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范式建构福利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边际效用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主客体关系的核心规律。边际效用规律说明：价值规律是市场的核心规律，价格规律只是价值规律的局部表现。边际效用规律说明：价格同人的需求的对称是肤浅的、想象的，价值同人的需求的对称是深层的、具体的。完全均衡价格是不存在的，完全对称的价格是存在的。所谓“均衡价格”，只是空洞抽象的产物；由此为出发点设计出来的模型，包括企业利润模型与社会经济模型，是不可操作的数字游戏。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建构起来的解决所谓总量失衡、结构失衡的模型、措施与政策建议，由于理论预设前提错误，所以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好看不好用。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谈：供给侧改革
[ 2016/01/14 13:10 | by admin ]
2016/01/14 13:10 | by admin ]
产能过剩是结构失衡不是经济过热，化解产能过剩靠投资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而不是减少投资。供给和消费的关系是本和末、源和流的关系；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确立供给优先的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以创新驱动为主导、投资拉动为基础、经济社会效益为归宿的增长方式；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就是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经济，用知识密集型经济代替劳动密集型经济，用幸福经济代替GDP经济，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这就是我国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根据他所创立的对称经济学范式提出来的供给侧改革的精准定义。
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不同的经济学语境，不同的经济学语境不但决定每一个经济与经济学前沿概念的不同定义，而且决定每一个经济与经济学前沿问题的不同定位。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产能过剩意味着经济过热所以必须减少投资降低GDP增速不同，陈先生认为，产能过剩与经济结构有关与GDP增速无关，产能过剩和经济过热不能划等号，7%是常态8%是非常态没有科学根据。把产能过剩和经济过热划等号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发展“均衡点”理论。“均衡点”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人为降低增长速度会造成“滞涨”的严重后果。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才是解决结构失衡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基础设施建设对投资、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是永远存在的。而且由基础设施建设本身的基础性与延伸性决定，这方面的投资有无限延续的可能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基础性与杠杆功能，使其具有连续性。只要决策者认清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关系，抛弃配置经济学的“均衡点”理论，政府对这方面的投资没有任何客观障碍。企业靠创业，创业靠推动。任何时候政府对基本建设持续投资都是推动创业、牵动企业、带动就业、促进消费、开发市场、使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供给侧改革的本质，就是自觉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变：从资源配置型向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转变，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
陈先生认为，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牵动创业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导致的产业链延伸产业结构调整两方面；基本建设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主要表现在直接解决就业问题和通过扶持创业工程解决就业问题消费结构调整两方面。从量来看，基本建设投资的投资拉动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是几何级数，消费拉动市场调整产业结构消费结构是算术级数。从质来看，是靠投资拉动市场化解产能过剩还是靠消费拉动市场化解产能过剩，取决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靠基本建设投资拉动市场化解产能过剩是再生经济学、对称经济学原理，靠消费拉动市场化解产能过剩是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要求。从后果来看，靠投资拉动市场化解产能过剩，其作用是永久的；靠消费来拉动市场化解产能过剩，其效果只是暂时的。因此不管市场怎样变化、商场怎样发展、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与需求学派怎样争锋，投资永远主导消费而不是相反；在经济结构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经济永远不可能过热。
陈先生指出，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首先就要处理好国民经济中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的关系。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应该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就是知识运营——知识增长型的增长方式。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
早在十多年前，陈先生就提出了“反城市化”的思路。结合此次供给侧改革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思路，陈先生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优势产业——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化解才能过剩，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陈先生是最早从理论高度系统批判GDP增长方式的经济学家。陈先生指出，供给侧改革，就是要用生产力发展超越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包容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要阻止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使中国走出产能过剩危机，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果断停止以GDP增长为经济增长目标、以GDP增速为经济增长唯一指标的做法，以生产力发展为参照，对理论范式、发展模式、增长方式进行正本清源，使一切宏观调控措施建立在对称经济、再生经济的基础上。
陈先生指出，产能过剩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本质上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走出民间投资消费双疲软、供给需求双不足、经济增速减缓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知识化信息化现代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能源材料再生化、交通高速化、技术核心化建设。应把住房、教育与医疗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果断停止土地商品化、教育医疗产业化的做法。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政府再生性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举，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
陈先生指出，解决产能过剩，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应该用税率手段代替利率手段，用财政手段代替银行手段。税率高低那个有利经济发展、税收增减是否有利经济复苏，政府宏观调控是治标还是治本、供给侧改革是否能真正走出中国经济低迷，取决于政府执政能力强弱。政府执政能力，包括政府清廉度与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属经济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具体体现。使银行手段休息、财政真正成为资本运营的主体，是重塑国家经济主体性的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上层是传统经济学范式的转换，中层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底层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政府执政能力是这个系统工程的综合功能。要从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刺激经济计划、我国产能过剩政府提出供给侧改革的偶然性中看出重塑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必然性，从重塑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必然性中看出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国家经济主体性既是这个必然性的产物，也是使这个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的必要前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必须统一，当然是在再生经济与再生经济学、对称经济与对称经济学基础上的统一。
陈先生认为，供给侧改革，首先要确立科学的经济理性，把价值机制确立为市场的核心机制。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实现价值靠价值本身的价值而不完全是靠价格，靠价格实现的价值只占价值的一小部分。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经济理性是价值理性而不是价格理性，以经济为中心不是以金钱为中心，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不是价格机制。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供给侧改革就是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幸福的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标和目标。
陈先生指出，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使整个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客观上要求把整个国家看成一个经济主体。像我们这样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内市场最大、产业结构最齐全、产品门类最完整、各地区各具特色又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应该包括创新—创造—创业机制畅通灵活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系、核心技术保密体系、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战略物资储备体系、内需导向型市场体系、民生保障体系、各区域优势互补体系，以及为建立这样的体系所必须的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先天的和外国相比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也不是资本积累、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扩大的速度。
陈先生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的一致决定了衡量国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效益标准应该有不同的参照系。如果说民营企业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那么国家、国有企业则应该以价值为效益的根本导向，用社会效益来主导经济效益。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形成以国有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基础、价值机制为核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归宿，充分竞争、保障有力的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陈先生指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向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转化，通过直接投融资体制建构游资和游资通道之间的对称机制，使游资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通过直接投融资去杠杆化，减少企业融资成本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主体性与经营效率，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不是供给侧改革的权宜之计，而是建立在对历史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早在10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陈先生即已发文指出，当时的金融危机虽非全球化的，然而是全球性的，其宣告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那么，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10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而陈先生10年前开始提出来的理论，也就得到了10年来世界经济发展实践的验证（见陈世清：《知识运营系列丛书提纲》，《中国经济信息》99年11期；《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1）。
原载：中国经济网
http://www.ce.cn/cysc/newmain/yc/jsxw/201601/26/t20160126_8560177.shtml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谈什么是“新结构经济学”
[ 2016/01/14 13:09 | by admin ]
2016/01/14 13:09 | by admin ]
产能过剩、经济减速、调整结构、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最近一系列眼花缭乱的经济热点问题前所未有地把经济结构问题摆到了全体中国人民面前。这说明，线性增长方式GDP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为GDP增长方式提供理论基础的GDP经济学不再吃香，能够为经济结构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作用提供理论依据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结构经济学才是中国人民所需要的经济学，只是新常态经济需要新的结构经济学。
中国最早提出要建立“新结构经济学”的，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林教授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为方法论基础提出了建立“新结构经济学”的设想，对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与政府之间的“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迁”关系做了一番“结构”分析，而他的所谓“结构分析”只不过是在原来属于平面二维分析的要素分析的基础上多了一层要政府顺应他的“比较优势论”制定政策的建议，似乎他的经济分析也属于经济“结构”的分析而不仅仅是要素分析。但我们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经济结构的分析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而不仅仅是看字眼，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林毅夫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并没有真正超出要素分析的范畴而上升到结构分析的高度，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经济学，这样的“新结构经济学”显然无法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论指导。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新结构经济学？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认为，从严格的科学学意义上，只有新领域才有资格称为新学科，只有新范式才有资格称为学科发展的以人名或概念命名的新的里程碑，只有新的基础理论才有资格在旧学科前加“新”字成为原范式发展的新的阶段。按此要求“新结构经济学”必须在结构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提出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包括新的结构经济学概念、范畴与新的结构经济学原理，因此，兼具哲学家、逻辑学家头衔的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给新结构经济学下了这样一个符合科学学规范的定义：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在结构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提出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包括新的结构经济学概念、范畴与新的结构经济学原理。新结构经济学是用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的经济学。在新结构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也是结构经济学的核心；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陈先生认为，对称经济学第一次提出以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为经济的核心结构，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原理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对称经济学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用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的新结构经济学。
陈先生指出，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关系是宇宙事物存在的基本属性，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以五维空间结构存在；这五维空间的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时间、空间、层次维度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转化的，事物就是通过这五维空间的相互转化来实现发展的。五维空间结构的对称分析方法是认识事物必备的基本方法。新结构经济学，是根据时间、层次、传统三维空间相互转化原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预测经济发展趋向、进行经济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空间结构、取得经济规模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新结构经济学使发展经济学成为科学。
陈先生指出，以主客体对称关系为核心的时间、空间、层次的对称分析的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在小商品经济时期，市场和政府是外在的；政府的行政“干预”确实会扭曲价格。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市场本身已经立体化、整体化，政府客观上已经成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前期投入大、见效周期长、风险系数高，如果没有政府扶持民间创新—创造—创业，只能靠市场来换技术。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市场换技术的结果，就是市场丢掉了而技术却没有换回来，而要走自主创新这条路，离不开政府政策、资金、行政扶持。这时政府的行政支持不是扭曲价格，而是社会创造价值的必要环节。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在小商品经济时期，“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通过“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近似表现出来，但并不等于市场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由于市场的立体化、整体化，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得到直接表现。此时如果再秉持“市场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的过时观念让价格自由放任，只能放任投机者借助金融衍生品工具兴风作浪，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甚至全球经济危机，政府控制市场、“扭曲”价格就是价值机制的必然表现，也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环节。这里“扭曲”的是投机产生出来的不正常价格，维护的是价值及价值正常表现的正常价格。如果说，在小商品经济时期把政府排除在“市场”之外有近似的真理性，对小商品经济的结构分析大体可以把政府作为外部因素来考虑，那么对现代知识市场经济的结构分析把政府打入市场外部性的“冷宫”就有点不合时宜。
陈先生用新结构经济学解释发展。陈先生指出，发展是立体的、五维空间的，而增长只是平面的、线性的。发展经济学需要结构分析，而增长经济学只需要平面分析。发展经济学注重规模分析，增长经济学注重边际分析。发展经济学注重边际效益分析，增长经济学注重边际效率分析。即使拿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擅长的微观经济分析来讲，经济发展也不是仅仅遵循边际效率规律，而是更多遵循边际效益规律。企业的规模化、多元化生产、名牌战略，科学家的跨学科研究，名人效应的跨领域移植等，追求的就是边际效益而非边际效率。我国改革的“红利”就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红利”而不是比较优势的“红利”，市场实质上就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市场就是价值之间发生关系的平台，发展经济学要求用主客体的对称分析代替纯客体的线性分析，用五维空间分析代替平面二维分析，用复杂系统论分析代替还原论分析，用规范分析代替实证分析，用规模分析代替边际分析，用“边际效益分析”提升“边际效率分析”，用价值经济学代替价格经济学，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的核心机制，用国民福利体系代替GDP增长体系，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科学发展代替增长。秉持线性思维方式不可能建构真正的发展经济学。
陈先生指出，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国民收入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有两种途径：外延扩张与内涵深化。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经济结构简单，GDP增长大体可以反映一国增长状况。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结构已经复杂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
陈先生指出，正好像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无法真正容纳幸福经济学，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的“发展”、“发展经济学”也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有“增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如果有也只不过是名词而在概念上仍然是“增长”。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范式。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的宏观化，任何宏观经济决策的细微偏差，都会给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我国前段的出口导向型经济、GDP导向型经济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困境就是证明。这说明指导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必须是精准经济学，作为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结构经济学必须是精准经济学，结构经济学方法必须是多角度多维度多层次的全面分析、精准分析方法。
陈先生指出，按照系统论的分层法，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应该有以下六大层次：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经济趋势、经济周期、经济规律、经济本质。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应该包含这六个层次的分析，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建构充分发挥社会经济功能的精准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而政策建议只能是在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中，把握规律、预测趋势、掌控周期。其中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是结构分析的终点、政策建议的起点。所以科学的结构经济学就是“精准经济学”——精准指导经济发展的经济学。
陈先生指出，经济的本质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规律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研究发展却不研究发展规律本身是一个悖论。事物发展的深层规律制约浅层规律；不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特殊规律，不能从对策论的层次提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精准战略，只能从博弈论的层面提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模糊设想。这种低层次、现象学层面的遐想由于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很容易被事实所证伪，给经济发展带来误导损害。
陈先生指出，真正的发展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不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更不是发展经济学的唯一内容。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相对而言。从经济学的本义来讲，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因此经济学本来就是发展经济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本来就是同一的。发展不等于增长，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各自的理论基础、理论框架与核心内容都有本质的不同。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只能是扬弃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整体经济学。作为整体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以经济的整体发展规律为对象，以对称发展观为理论基础，以价值机制为核心，以理性选择和理性创造为途径，以价值创造和资源再生为归宿，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提高为目标，是指导经济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看来，一国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于该国企业在进入该产业时的眼前盈利能力、暂时的资金积累能力、通过购买技术实现技术更新的能力，也不是靠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率和边际生产率，而在于该国整体发展的潜力、自主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在于该国通过暂时的“扭曲价格”变暂时不利的“要素禀赋”为长期有利的“要素禀赋”实现技术更新换代、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转轨的跳跃式发展后来居上实现该国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陈先生指出，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新结构经济学，其逻辑结构是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架构相对称的；在经济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建构中，实现经济发展，体现经济规律，展现经济本质。经济发展的结构是五维空间的结构，人类经济发展在时间、空间、层次的相互转化中实现，在五维空间相互转化中实现的各国经济发展轨迹是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的非线性过程。人类率先进入农业社会的，不是当时畜牧业最发达的国家；工业革命之花之所以绽开在英国，不是因为英国当时农业最先进；而信息革命的机遇女神之所以静悄悄地降临自由女神的国度，也不是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程度高于英国。这种超越发展不见得完全是基于后来居上国家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更多的是文化、制度、地理环境和人的主体性，其中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起着更关键的作用；由各国结构变迁展开来的人类经济发展的路线图不是直线，而是曲线。发展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是五维空间的“全息元”；知识经济时代在发展经济学指导下建构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知识经济（层次）、经济全球化（空间）、各国国情（空间）、经济现代发展趋势（时间）的统一，是企业、市场、政府，要素、结构、功能的统一。知识经济的生命力，在于知识产业的龙头化：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来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使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使传统产业——工业、农业、畜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技术没有共享性，知识有共享性，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实现技术后来居上，把知识的层次性转变为时间的跨阶段发展。诚然，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依次经过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带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但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借助知识的共享性、信息高速公路和全球经济的普遍联系，具体某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跨阶段或浓缩某个阶段的时间段取得跨越式发展，使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实现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统一。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城市生态化建设就可以做到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统一。发展中国家政府从政策、资金、人才、基础设施、法制诚信环境方面扶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工程，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更新、产业提升、超越发展的必要环节乃至主导环节。在此过程中政府逐步从市场外部性转变为市场内部性是自然历史过程。发展本来就是解决外部性问题。解决“市场失效”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政府扶持创业工程、促进技术创新与技术转化、优化提升社会产业结构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企业边际效率或为企业资金积累提供外围环境服务，而是提高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与福利水平。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即使仅仅是GDP的快速增长也不是 “世界工厂”、“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取得后发优势的成就，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制度创新使人的主体性解放并推动持续不断的创业潮是更根本的原因。
建立在对称平衡论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和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有本质的不同，对产能过剩的解释与解决方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义与定位也有本质的不同。根据自己所创立的以“对称经济学”命名的新结构经济学，陈先生指出，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调整，在增加投资过程中优化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开源疏流，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就是优化产权结构，国进民进、政府宏观调控与民间活力相互促进；就是优化投融资结构，促进资源整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就是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质量，优化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就是优化分配结构，实现公平分配，使消费成为生产力；就是优化流通结构，节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经济总量；就是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品不断升级，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陈先生指出，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所谓产能过剩是结构失衡不是经济过热，化解产能过剩靠投资结构、产业结构调整而不是减少投资。加大政府投资力度，以宏观带微观，利用投资对消费的乘数效应、基本建设投资对投资的乘数效应，才是解决结构失衡化解产能过剩的根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向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转化，通过直接投融资体制建构游资和游资通道之间的对称机制，使游资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通过直接投融资去杠杆化，减少企业融资成本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主体性与经营效率，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就是自觉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变：从资源配置型向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转变，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
也许用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用技术创新带动资本密集，才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的更本质的路线图，只不过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必须用对称的、五维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但愿陈世清先生的对称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能够为走出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经济减速的困境指出一条新路。
原载：中国经济网
供给侧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 2016/01/14 10:54 | by admin ]
2016/01/14 10:54 | by admin ]
供给侧改革的本质，是以化解产能过剩为契机，自觉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变：从资源配置型向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转变，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从而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使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政府自觉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变有历史的必然性；化解产能过剩，只是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偶然性。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六次产业革命：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工业、信息业、知识业，并由此形成五大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知识业，形成两大经济产业类型：自然经济和创造经济，三大经济社会形态：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分为工业市场经济与知识市场经济两大阶段。知识经济就是知识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通过开发知识资源，用知识的增值功能带动知识的创造与认识功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由真理层次上升到合理与审美层次，由真的功能上升到善的与美的功能；使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知识成为生产为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的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使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
根据五度空间观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规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可以通过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使自己在经济上后来居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本质上是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从坏的市场经济到好的市场经济的转型，本质上是从工业市场经济到知识市场经济的转型。
知识经济是知识对生产发展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形态。正好像“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也可以演奏第一提琴”，工业上相对落后的国家，并不排除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有后发优势；信息产业相对落后的国家，在知识产业方面并非不能后来居上。我国工业基础虽然相对薄弱，但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接近发达国家。充分发挥中华民族综合思维能力强的先天优势，用知识产业带动信息产业，用知识经济带动信息经济并进一步带动工业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我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实现现代化的正确途径。
知识运营，就是在知识经济时代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主要为信息高速公路），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成为生产力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从而带来社会效益和给运营者带来经济效益的高科技项目与经济增长方式。知识运营是最新形态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知识经济的核心。知识经济与知识运营的最高形式是知识产业的龙头化。
知识运营用先进的理论规范经济活动。以往的经济活动都是从经济实践活动中形成经验，再从经验上升为理论；而知识运营则一开始就是用最先进的理论指导经济活动。理论先行是知识运营的第一特征。知识运营的第二个特征是用科学规律规范经济活动。我们现在用得越来越频繁的诸如“规范经营”、“规范竞争”、“与国际惯例接轨”等字眼，其中的“规范”、“国际惯例”等都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或人类长期经济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经济活动的科学规律。这些规律虽然都以规则、法律等观念形式存在，然而却是客观规律的反映。知识运营就是帮助人们自觉地发现、制定、运用科学规律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活动的效益。
知识运营是经济活动中智力运作方式的综合和升华。知识运营就是通过对生产各要素的优化组合，达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序变）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人类以往的经济活动发展是从产品运营，上升到资产运营，尔后上升到资本运营，最后上升到知识运营；而知识经济时代，则是以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前者呈自下而上发展，后者呈自上而下提升。我们把前者称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一次创业，后者称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第二次创业。
资本积累只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前提；内涵扩大再生产，靠的不是资本积累而是知识积累——知识运营。如果说，原子核裂变释放的能量大于增加几吨炸药释放的能量，那么，靠知识运营带来的企业的序变（理论创新、企业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产业创新）而产生的能量，也必然大于简单的投资增长而产生的能量。知识运营是把这种序变自发上升为自觉，从而产生相对于投资增长的“无投资增长”效益。知识运营促使现代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在把精神生产力转变为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促使物质生产力转变为精神生产力，促使知识经济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推动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
人类六次产业革命的过程说明了一个铁的历史规律：人类必然自发地从认识和利用物质资源开始，然后及于能量，再及于信息，最后从信息中提升和利用知识。人类的认识总是从具体到抽象，并由此产生相应的实践过程。这种以实物和能源为生产的主要要素，决定了人类生活水平只是求生存；而这种求生存的生活方式，必然以实物和能源的大量不可再生性的开采和利用为前提。只有知识经济，知识成为生产中的主导要素，人们才能逐步以最少的实物和能量的资源就能求生存。这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是求生存而是求生态——可持续发展。生态创业、可持续发展，是二次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
知识经济的生命力，不仅在于知识的产业化，更重要的，在于知识产业的主导化和龙头化——用知识和知识产业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二次创业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这种统一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使传统产业中的知识、或知识在传统产业中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由从属转为主导。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
原载：求是理论网
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五）
[ 2016/01/11 14:12 | by admin ]
2016/01/11 14:12 | by admin ]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金融体制改革——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向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转化；通过直接投融资去杠杆化，减少企业融资成本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主体性与经营效率，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发展。
把金融仅仅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属于配置经济学范式。在对称经济学范式中，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而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
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适应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大力发展直接投融资。除了要大力扶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工程，首先要规范现有股市的运作，防范投机。股市只能投资不能投机，否则一切监管手段统统失灵。只要股市有投机存在，任何监管政策、手段出台只是自欺欺人。为了贬抑投机、鼓励投资，应该除了加强股市监管以外，还要扩大股市容量，开辟二板、三板——创业直接投融资市场，使直接投融资由大企业为主转向创业与中小企业为主，使直接投融资纳入创业工程。
投机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要被历史所淘汰。真正的股市监管，使股市真正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要杜绝投机；连溢价上市都要控制。价格由市场来调节不是由投机来调节。上市只是融资的渠道而不是圈钱的渠道。既然上市入场卷是垄断资源，其股票发行原始价格必须听证。在股市监管问题上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与国际潮流合拍。与时俱进，不是与美国俱进，不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俱进，不是在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领导下前进，而是与时代脚步俱进。
金融属于经济系统的高端；金融衍生品的远期合约、套期保值、价格发现、信用约束、风险回避功能，说明市场越来越立体化、系统化、主体化、自觉化，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越来越让位于自觉调控。金融衍生品是经济系统的整合器、经济系统功能的催化剂。金融衍生品是中性的，既可以拿来投资，也可以拿来投机。如果拿来投资，可以回避、分散风险，通过杠杆原理以小博大、融通资金。如果拿来投机，就只能扩大风险、并产生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产生经济危机。是投资还是投机，要看它的根扎在投资还是投机上面。把金融衍生品当作投机工具而片面长足畸形发展，必将形成金融泡沫，而走向金融衍生品功能的反面。金融衍生品工具可以回避投资性风险，但不能回避投机性风险。
认为土地不可再生是稀缺资源、房地产等不动产可以无限增值，在此基础上进行金融衍生品的延伸延长，本身就是一种投机。因为随着人类二次创业时代的到来，生态产业链使土地再生成为可能。“土地不可再生”已成为昔日黄花，房地产产品必将供过于求后趋于平衡；房地产绝不可能靠土地不可再生的神话来坐而赚钱，必须靠同其他产业、产品一样的质量竞争才能赢利。以竞争产业来定位房地产业，其金融衍生品的功能就是投资，否则就是投机。投机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要使金融衍生品工具发挥其稳定型经济的作用，避免其成为投机的工具，必须使其建立在再生型经济基础上。这就要求金融衍生品工具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成为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化的环节，而不是放任自流。否则金融创新工具一旦失控，将成为泡沫经济的催化剂。
经济结构对称问题是范式问题，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要不要对称的问题是范式问题。当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生产社会化到了必须由社会直接占有资本、实现以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统一，金融体制必须是直接投融资为主、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实业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再生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增长方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的时候，整个国际金融体制仍然停留在间接投融资为主、股市直接投融资为主、虚拟资本直接投融资为主、配置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增长方式停留在以资本运营为主导的增长方式状态时，投机泡沫不可避免、金融危机必然产生。这是增长方式中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趋向与机制设计、经济微观活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对称造成的危机；危机将迫使人类转换机制、加强调控以实现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而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主体因素，改变人们的观念、特别是转变发展观与经济学范式，政府间组织和国际金融组织必须制定新规则、建立新体制、设计新机制、设立新机构，实观经济运行中宏观与微观、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以消除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根源。
产能过剩，不仅表现为制造业产能过剩，而且表现为游资的无序运动。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建构游资和游资通道之间的对称机制，使游资向投资领域而不是投机领域运动。建构游资和游资通道之间的对称机制是化解广义产能过剩——无序运动的游资的必要一环。增长方式中客体因素与主体因素、客观趋向与机制设计、经济微观活动与宏观调控的不对称的直接表现，就是游资和游资通道之间的不对称。游资各个通道之间的关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游资通道基本的有两条：间接投融资与直接投融资。游资可导不可堵。当今时代，为了避免投机，就要开辟直接投融资的渠道，因势利导、开源疏流，使游资由潜在生产力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否则，如果由于金融体制滞后造成游资通道堵塞，无序运动的游资将变成洪水猛兽。如果说，工业市场经济时期，投机的源头在于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主要也是表现在产品的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那么知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投机的源头、经济运行中主客体的不对称则主要表现在国际国内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巨额游资与投资渠道的不对称、以及巨额游资与投资的对称要求同现有的投融资体制的不对称。大量游资的无序运动与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为金融投机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间。国际金融投机屡屡造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
金融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金融体制改革的这一双向运动是共性化与个性化同步增长的过程。共性化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货币稳定化；个性化是投资银行的发展、企业直接投融资的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再生型、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将根绝金融投机，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危机，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这一潮流，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揭示这个历史必然性、并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机遇。供给侧改革，就是要使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方向与国际金融发展必然趋势合拍。
原载：大公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