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国民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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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3 17:21 | by admin ]
2016/03/13 17:21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国民创新体系
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智慧经济通过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来实现。从宏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经济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两大层次组成，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智慧经济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确立了国民创新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民创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
智慧经济的国民经济系统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系统结构中，创意-创新经济与创业经济是对称的两个基本层面。创意-创新是创业经济的主导，创业经济是创意-创新经济的基础、前提、动力与落脚点。没有创业经济，创意-创新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创意-创新只有同创业经济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对传统经济相容超越的经济形态。创造，是创意-创新同创业经济相结合的纽带与桥梁。
智慧经济的逻辑的与现实的出发点，就是创意—原创思想。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健康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的地位将逐步被科学创新、知识创新所取代。创意——知识创新、软技术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原创思想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著作权与专利技术的背后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意—原创思想。创意—原创思想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创意策划、框架结构、技术设计、参照系转移、语境转换、内容改写、技术改造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资料进行收集、选择、对材料进行组织的行为和结果表现出来；既可以通过理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素材、典故、案例分析表现出来；同一个素材、典故、案例，在不同的主题思想、核心观点、框架设计、语境场境中，可以表达、渗透不同的思想；如果在主题深刻的语境中，原本平庸的素材、典故、案例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些创意—原创思想都应该受到保护。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就是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后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后面的创意—原创思想。不管这些创意—原创思想以什么方式、途径表现出来，只要表现出来、贡献给社会，就应该得到鼓励与受到法律保护。鼓励与保护创意—原创思想，是鼓励与保护创新的源头；创意—原创思想“为有源头活水来”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
如果说，智慧经济的源头是创意—原创思想，那么创意—原创思想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创意—原创思想重要，但创意—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原创基础理论是创意—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创意—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要在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要用主体性的“六经注我”式教育代替客体性的“我注六经”式教育，用主动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动型、素质型、综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教育代替被动型、应试型、知识型、单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继承型、就业型教育。0乘以一百个0还是0；把最先进的知识复制一万遍，也不会增加任何新知识，学习型人才无论如何也不等于创造型人才；通过大学扩招使学习型人才成倍增加也并不必然带来创造型人才的同比增长。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
智慧经济要求用智慧型智力开发体制代替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目前全国性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是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的典型。由于外语的非母语性质，外语学习所要求的思维方式同创造力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兼容性，使目前的全民“外语热”极大程度地压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造成大量的创造性人才被埋没，是中国思想家断层的根源之一。语言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与工具；就创造力本身而言，汉语足以供国人进行任何专业、任何领域的创造性思维。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不在创造力层面，而在信息层面——沟通与交流层面。而现代信息工具与手段，已经可以轻易地代替属于信息层面的外语功能。全民学习那些对于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用不好的外语造成了国人巨大的智力资源、特别是创造力资源的浪费。目前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同建设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必须尽快予以废止；并举一反三根本改变目前体制内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
智慧经济要求根本改变目前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在中国目前的“官本位”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的体制下，体制内根本不要想出什么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如果有，也是人在体制内成果在体制外。“伪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成立，但绝大多数的伪科学都在体制内，而且都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或者说是被体制逼出来的。当体制内的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体制内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只有体制外的市场评价与催化才是创新的真正标准与原动力。但是，目前的学术评价话语权却又只在体制内；一切职称、头衔只在体制内产生。这是转轨时期国家整体学术评价体系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对称；这个不对称，由僵化的学术评价体制同经济模式转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不对称造成。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赋予体制外——民间科研机构以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让民间科研机构拥有自己的专家学者，其权威度与含金量在实践中形成、由市场来检验；使中国拥有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兰德公司。只要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对象、内容相吻合，使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客体相互促进、对称发展，中国离诺贝尔奖就将不远。应该扶持民间科研机构的发展；在国家选题安排、课题经费分配、学术成果评价推广等方面，民间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应该享受同官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同等国民待遇。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就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重形式轻内容、重手段轻目标、重过程轻结果、重信息轻知识、重继承轻发展、重按部就班轻超常规发展、重范式内发展轻范式外突破、重注释式成果轻原创性成果、重体制内成果轻体制外成果、用行政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身份贵贱折算身价贵贱、用头衔大小换算权威大小、用知名度高低变现“著名”度高低、贡献索取不对称、投入产出不对称的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以及由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衍生出来的异化的人才体制。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的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智慧经济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学术与教育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学术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学术“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教育、学术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是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教育学术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学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智慧经济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智慧经济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
智慧经济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学术、教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又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
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
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原创思想。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模式转轨主导体制转变，体制转变适应模式转轨；而价值机制，既是模式转轨、体制转变的核心，也是模式转轨、体制转变的动力；道德舆论、法制环境，则是模式转轨与体制转变的保证。它们共同组成了以原创思想为核心的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的、使创新成为习惯与风气的社会生活体系。
智慧经济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经济。智慧经济通过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来实现。从宏观来看，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国民经济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两大层次组成，国民创新体系是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基础。智慧经济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确立了国民创新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民创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
智慧经济的国民经济系统由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组成。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是系统工程。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系统结构中，创意-创新经济与创业经济是对称的两个基本层面。创意-创新是创业经济的主导，创业经济是创意-创新经济的基础、前提、动力与落脚点。没有创业经济，创意-创新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创意-创新只有同创业经济相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对传统经济相容超越的经济形态。创造，是创意-创新同创业经济相结合的纽带与桥梁。
智慧经济的逻辑的与现实的出发点，就是创意—原创思想。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健康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技术创新的地位将逐步被科学创新、知识创新所取代。创意——知识创新、软技术创新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原创思想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著作权与专利技术的背后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的背后是创意—原创思想。创意—原创思想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创意策划、框架结构、技术设计、参照系转移、语境转换、内容改写、技术改造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资料进行收集、选择、对材料进行组织的行为和结果表现出来；既可以通过理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素材、典故、案例分析表现出来；同一个素材、典故、案例，在不同的主题思想、核心观点、框架设计、语境场境中，可以表达、渗透不同的思想；如果在主题深刻的语境中，原本平庸的素材、典故、案例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些创意—原创思想都应该受到保护。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就是保护著作权与专利技术后面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知识产权后面的创意—原创思想。不管这些创意—原创思想以什么方式、途径表现出来，只要表现出来、贡献给社会，就应该得到鼓励与受到法律保护。鼓励与保护创意—原创思想，是鼓励与保护创新的源头；创意—原创思想“为有源头活水来”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
如果说，智慧经济的源头是创意—原创思想，那么创意—原创思想的源头是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创意—原创思想重要，但创意—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原创基础理论是创意—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创意—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要在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要用主体性的“六经注我”式教育代替客体性的“我注六经”式教育，用主动型、能力型、智慧型、互动型、素质型、综合型、创新型、创业型教育代替被动型、应试型、知识型、单向型、要素型、偏科型、继承型、就业型教育。0乘以一百个0还是0；把最先进的知识复制一万遍，也不会增加任何新知识，学习型人才无论如何也不等于创造型人才；通过大学扩招使学习型人才成倍增加也并不必然带来创造型人才的同比增长。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
智慧经济要求用智慧型智力开发体制代替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目前全国性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是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的典型。由于外语的非母语性质，外语学习所要求的思维方式同创造力所要求的思维方式之间的不兼容性，使目前的全民“外语热”极大程度地压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造成大量的创造性人才被埋没，是中国思想家断层的根源之一。语言只是一种思维形式与工具；就创造力本身而言，汉语足以供国人进行任何专业、任何领域的创造性思维。学习外语的目的，主要不在创造力层面，而在信息层面——沟通与交流层面。而现代信息工具与手段，已经可以轻易地代替属于信息层面的外语功能。全民学习那些对于大多数人也许一辈子都用不到、用不好的外语造成了国人巨大的智力资源、特别是创造力资源的浪费。目前的外语考试制度及与之相关的人事制度同建设国民创新体系的要求格格不入，必须尽快予以废止；并举一反三根本改变目前体制内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代之以创新型智力开发体制，才能解放中国人民压抑已久的创造力，使大师级人才辈出。
智慧经济要求根本改变目前公费买文凭升官的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与公款买书号版面学历评职称的行政化的学术体制。在中国目前的“官本位”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的体制下，体制内根本不要想出什么重大突破性的原创成果；如果有，也是人在体制内成果在体制外。“伪科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成立，但绝大多数的伪科学都在体制内，而且都是现有的体制造成的，或者说是被体制逼出来的。当体制内的学术评价机制充满猫腻，充斥着仕而优“文凭”、版面费“论文”、书号费“专著”、潜规则“评奖”、行政化“职称”、炒作性“头衔”，使体制内人才评价体系的诚信度堕落到只有外语统考成绩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真人才”的唯一可信的公认的标准、只有达到英美小学水平的一口流利的英语才能使人相信他的确是一个真正的人才时，宣告了体制内创新体系的彻底破产；只有体制外的市场评价与催化才是创新的真正标准与原动力。但是，目前的学术评价话语权却又只在体制内；一切职称、头衔只在体制内产生。这是转轨时期国家整体学术评价体系中主体与客体、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目标与手段之间的不对称；这个不对称，由僵化的学术评价体制同经济模式转轨、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的不对称造成。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必须赋予体制外——民间科研机构以学术评价的话语权，让民间科研机构拥有自己的专家学者，其权威度与含金量在实践中形成、由市场来检验；使中国拥有自己的贝尔实验室、卡文迪什实验室、兰德公司。只要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对象、内容相吻合，使学术评价主体与学术评价客体相互促进、对称发展，中国离诺贝尔奖就将不远。应该扶持民间科研机构的发展；在国家选题安排、课题经费分配、学术成果评价推广等方面，民间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应该享受同官方科研机构、科研人员同等国民待遇。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就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重形式轻内容、重手段轻目标、重过程轻结果、重信息轻知识、重继承轻发展、重按部就班轻超常规发展、重范式内发展轻范式外突破、重注释式成果轻原创性成果、重体制内成果轻体制外成果、用行政评价代替学术评价、用身份贵贱折算身价贵贱、用头衔大小换算权威大小、用知名度高低变现“著名”度高低、贡献索取不对称、投入产出不对称的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以及由异化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衍生出来的异化的人才体制。要有效开发中国人民的创造力资源，需要对中国人的创造力资源开发作正确导向。对中国人创造力开发的正确的政策、制度、体制导向典型体现了政府宏观调控对“先进的生产力”——再生生产力的关键作用。
智慧经济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学术与教育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学术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的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学术“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教育、学术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是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教育学术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学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智慧经济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智慧经济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
智慧经济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学术、教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又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
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
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源于人身依附关系的摆脱，人力依附关系的摆脱源于政治民主、学术民主、经济民主与社会生活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自由；没有思想自由和制度保证，就没有原创思想。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创新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模式转轨主导体制转变，体制转变适应模式转轨；而价值机制，既是模式转轨、体制转变的核心，也是模式转轨、体制转变的动力；道德舆论、法制环境，则是模式转轨与体制转变的保证。它们共同组成了以原创思想为核心的智慧经济形态。智慧经济是创新性的、使创新成为习惯与风气的社会生活体系。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国民创业体系
[ 2016/03/13 17:20 | by admin ]
2016/03/13 17:20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国民创业体系
智慧经济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确立了国民创新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民创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人类二次创业经济新常态的智慧经济是社会系统规范化有序化的系统工程。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那么建立国民创业体系也同样是鼓励创业、保护创业的社会系统工程。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层次上看，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宏观来看，就是人类二次创业工程。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智慧经济就是人类二次创业的经济新常态。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自由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平等竞争的保障是法制环境，法制环境的基础是司法独立、民主选择、民主监督。如果司法为官商勾结提供保护伞，司法沦为黑社会、准黑社会搞不正当经营、不正当竞争的工具，将断绝平民百姓进行创业的任何可能。当全球性金融危机使经济发展的中心由外向转向国内时，用创业带就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构鼓励、扶持、保障创业的政治、法制、社会环境，迫在眉睫。国家要用不亚于搞计划生育的资源和措施力度来建设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因为从资源再生与配置的角度来讲，创业工程与人口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人有事干、人人都能创造财富，人口还怕多吗？因此建设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的长远意义决不亚于计划生育政策。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中观来看，就是民间的创业潮。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当前创业潮的走向：一方面，扩大创业范围，主要通过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释放农村的创业潜力；另方面，提高创业层次，鼓励和扶持高科技创业，为此要尽快设立创业板，使高科技、高成长性企业能得到超速发展。
智慧经济形态的农业的创业潮，是人类二次创业的起点；高科技企业的创业潮，是人类二次创业的主导。创业潮是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形成的基础。中观的创业工程，是宏观的创业工程与微观的创业工程的中介，对宏观的创业工程与微观的创业工程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微观来看，就是建构创业工程的主体——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工程的主体是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就是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就是人作为系统的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通过自组织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能力，就是个人和企业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价值的能力。主体性高低同自组织能力成正比，由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两方面决定。一个人创新能力强，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人能白手起家，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企业能靠自身能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主体性强的表现。而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是由于它们缺乏自组织能力。但如果为了提高国企的主体性，而把其廉价拍卖甚至送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则同样是用他组织来代替自组织，因为主体改变了。提高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创业，提高国有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二次创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创业。
非创业型企业是平面型企业，创业型企业是立体型企业。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型企业就是不断改进自身的要素与结构、不断提升自组织能力的企业；就是以创新能力为主导、以产权明确为基础、以团队精神为核心、以制度健全为保证的主体素质全面提升的企业；就是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纽带、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的创业型组织。创业型企业肯定是创新型企业，而创新型企业要成为创业型企业，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与非创业型企业只着眼于资本的扩展、生产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不同，创业型企业首先着眼于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以取得可持续发展。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程序上看，是创新→创造→创业→创业工程→国民创业工程的逻辑进展，是市场经济体系→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知识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是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的整体延伸。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与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相互关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国民创业体系的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没有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更要建设创业型国家。但没有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将落后于知识经济时代。
智慧经济形态在国民创业体系基本建设投资中，最大、最基本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基础科研的投资，其次是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的投资。因为只有基础理论的突破，才有新技术诞生；只有新技术的诞生并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项目，才有新能源、新材料的产生，才有再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而这些基础理论的突破、新技术开发、转化与运用，不仅仅是加大货币投入就能解决问题；更根本的，是科研人员的整体素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问题。这就牵涉到科研和教育体制问题。而目前官本位、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极大地缩小了出原创成果的可能性。而要改变现有的科研、教育体制，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形成和支撑官本位、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的土壤，是官本位、官僚化的政治体制，并在官本位、官僚化的政治体制主导下形成官本位、行政化的社会体制与人的普遍的行为方式。官本位、官僚化的政治体制与国民创业体系之间是一个悖境。因此，要改革学术、教育体制，首先要改革政治体制。如果说，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依赖于国民创新体系的建成，那么国民创新体系的建成有待于政治体制的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是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设的主导。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工程，使效率与公平、政府调控与经济自由、增加就业与货币稳定、消费扩张与生产发展等许多似乎对立的东西建立起对称关系，使之相辅相成；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就是建设智慧经济形态的对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
智慧经济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确立了国民创新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民创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作用。人类二次创业经济新常态的智慧经济是社会系统规范化有序化的系统工程。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那么建立国民创业体系也同样是鼓励创业、保护创业的社会系统工程。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层次上看，有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宏观来看，就是人类二次创业工程。人类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两次创业。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智慧经济就是人类二次创业的经济新常态。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自由的前提是平等竞争，平等竞争的保障是法制环境，法制环境的基础是司法独立、民主选择、民主监督。如果司法为官商勾结提供保护伞，司法沦为黑社会、准黑社会搞不正当经营、不正当竞争的工具，将断绝平民百姓进行创业的任何可能。当全球性金融危机使经济发展的中心由外向转向国内时，用创业带就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构鼓励、扶持、保障创业的政治、法制、社会环境，迫在眉睫。国家要用不亚于搞计划生育的资源和措施力度来建设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因为从资源再生与配置的角度来讲，创业工程与人口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如果人人有事干、人人都能创造财富，人口还怕多吗？因此建设国民创业体系、扶持创业工程的长远意义决不亚于计划生育政策。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中观来看，就是民间的创业潮。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当前创业潮的走向：一方面，扩大创业范围，主要通过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促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释放农村的创业潜力；另方面，提高创业层次，鼓励和扶持高科技创业，为此要尽快设立创业板，使高科技、高成长性企业能得到超速发展。
智慧经济形态的农业的创业潮，是人类二次创业的起点；高科技企业的创业潮，是人类二次创业的主导。创业潮是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形成的基础。中观的创业工程，是宏观的创业工程与微观的创业工程的中介，对宏观的创业工程与微观的创业工程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微观来看，就是建构创业工程的主体——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工程的主体是创业型企业与企业主体性。所谓主体性，就是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就是人作为系统的自我意识、自我设计、自我控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能力，就是企业作为系统通过自组织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流从而进行生产和竞争的能力，就是个人和企业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就是企业通过建立创业型组织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公司价值的能力。主体性高低同自组织能力成正比，由系统的要素和结构两方面决定。一个人创新能力强，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人能白手起家，是主体性强的表现；一个企业能靠自身能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是主体性强的表现。而国有企业之所以没有主体性，就是由于它们缺乏自组织能力。但如果为了提高国企的主体性，而把其廉价拍卖甚至送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则同样是用他组织来代替自组织，因为主体改变了。提高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创业，提高国有企业主体性的基础是二次创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创业。
非创业型企业是平面型企业，创业型企业是立体型企业。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型企业就是不断改进自身的要素与结构、不断提升自组织能力的企业；就是以创新能力为主导、以产权明确为基础、以团队精神为核心、以制度健全为保证的主体素质全面提升的企业；就是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纽带、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的创业型组织。创业型企业肯定是创新型企业，而创新型企业要成为创业型企业，还要有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与非创业型企业只着眼于资本的扩展、生产的扩大、利润的增加不同，创业型企业首先着眼于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企业整体功能的发挥、生产力与竞争力的增强，以取得可持续发展。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系统工程从程序上看，是创新→创造→创业→创业工程→国民创业工程的逻辑进展，是市场经济体系→知识经济时代以知识运营为主导的知识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进程，是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的整体延伸。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与人类二次创业的历史定位，决定了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相互关系：国民创新体系是国民创业体系的主导，国民创业体系是国民创新体系的基础。没有国民创业体系，国民创新体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不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更要建设创业型国家。但没有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将落后于知识经济时代。
智慧经济形态在国民创业体系基本建设投资中，最大、最基本的基本建设投资，是基础科研的投资，其次是技术开发与技术转化的投资。因为只有基础理论的突破，才有新技术诞生；只有新技术的诞生并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项目，才有新能源、新材料的产生，才有再生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而这些基础理论的突破、新技术开发、转化与运用，不仅仅是加大货币投入就能解决问题；更根本的，是科研人员的整体素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问题。这就牵涉到科研和教育体制问题。而目前官本位、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极大地缩小了出原创成果的可能性。而要改变现有的科研、教育体制，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形成和支撑官本位、行政化的学术体制、教育体制的土壤，是官本位、官僚化的政治体制，并在官本位、官僚化的政治体制主导下形成官本位、行政化的社会体制与人的普遍的行为方式。官本位、官僚化的政治体制与国民创业体系之间是一个悖境。因此，要改革学术、教育体制，首先要改革政治体制。如果说，国民创业体系的建设依赖于国民创新体系的建成，那么国民创新体系的建成有待于政治体制的完善。政治体制改革，是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建设的主导。
智慧经济形态的创业工程，使效率与公平、政府调控与经济自由、增加就业与货币稳定、消费扩张与生产发展等许多似乎对立的东西建立起对称关系，使之相辅相成；建设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可以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对称、公平与效率相一致的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水到渠成、瓜熟蒂落。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系统工程就是建设智慧经济形态的对称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国民主体素质工程
[ 2016/03/13 17:18 | by admin ]
2016/03/13 17:18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国民主体素质工程
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慧是智力的运用，智慧经济就是智力经济、解放人的智力的经济形态。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就是要解放人的智力。解放人的智力首先要高扬人的主体性，建构国民主体素质工程。
从智慧经济形态的逻辑结构与历史结构来看，建构国民主体素质工程首先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及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行政体制、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树立能力至上、成就第一的唯能主义的社会评价体系与道德风尚；尽快纠正目前一切“向钱看”、属于口袋经济学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彻底杜绝滥发文凭、公款买文凭并进而买职称、买头衔现象；杜绝配置型“创业”、消融配置型“企业”、纠正配置型“产业”，快速建立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使改革由追求GDP数字增长回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正确轨道上来。
国民主体素质工程是解放智力的前提，解放智力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解放生产力是GDP的基础、财富增加的基础、人的幸福感提高的基础、社会发展的基础。解放生产力，不仅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发展、国民主体性的发展。解放生产力，不仅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而且是社会常态的发展。也就是说，不仅是转型要解放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任何时候都要解放生产力，所以“解放生产力”应该成为对称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智慧经济形态突出了人的智力在解放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解放智力” 应该成为智慧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作为生产力核心范畴的智力根本是人的主体性，解放生产力的根本是解放人的主体性。智慧经济形态以生产力而不是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范畴；相应地，智慧经济形态以生产力系统中的主体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以生产力系统中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的对称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从智慧经济形态的层次结构上看，市场经济体制是微观经济活力的体制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对称的两个轮子，国民素质是驾驭车轮的主体。从动态结构上看，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风气→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人的素质→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福利总水平，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逐步演化的过程。社会系统层次结构与动态结构充分说明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风气和人的素质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说明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说明社会系统的要素、结构同其功能——社会福利总水平的关系，说明“社会GDP”概念在对称发展观、智慧经济形态中的重要意义。
由于提高国民主体素质是系统工程，所以提高社会GDP是系统工程。提高社会GDP这项系统工程由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义务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几个方面组成。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才有可能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通过救死扶伤为国民身体素质提供有效保障。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才能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提高社会GDP工程的逻辑结构与历史脉络，是通过提高国民主体素质来提高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社会福利总水平。
国民素质工程是社会GDP工程的出发点、核心和落脚点，由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和国民文化素质工程三方面组成。其中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由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三大块组成，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是从本到末的动态关系。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动态结构，是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
医疗“产业”的本质是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无病要治、小病大治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
教育“产业”的本质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广义的教育：社会的信息遗传，通过这种遗传，社会有机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狭义的教育：系统的社会信息遗传。必须以狭义的教育为中心，以广义的教育为基础，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智力是知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力不但要考虑到知识的要素，而且要看知识的结构；不但要看知识的量，而且要看知识的质。智力中最重要的是创意-创新-创造能力。由教育“产业”的社会GDP性质决定，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意-创新-创造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意-创新-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创意-创新-创造力的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由社会GDP定位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投资的货币收益而在于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社会效益必须把智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信息量或信息层面的知识量放在首位。
如果说国民身体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基础，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主导，那么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则是国民素质工程的核心。国民社会素质工程由经济参与素质、社会交往素质、法律道德素质与政治参与素质与组成，它们分别表现为经济参与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法律道德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其中，经济参与能力是基础，社会交往能力与法律道德能力、特别是社会交往能力中的社会行为方式是核心，政治参与能力是主导。政治参与能力，我们称之为民主素质，包括民主选举能力与参政议政能力，以经济参与能力特别是创业能力为前提。只有在创业过程中训练和提高人的主体性，才能提高人的民主素质，为民主政治打下国民的素质基础，摆脱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行依靠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依靠民主政治的推行”的“二律背反”。而法制建设、个人修养、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与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工程，既为国民创业素质与民主素质的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也为民主政治的推行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与经济基础。
智力是意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慧是智力的运用，智慧经济就是智力经济、解放人的智力的经济形态。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就是要解放人的智力。解放人的智力首先要高扬人的主体性，建构国民主体素质工程。
从智慧经济形态的逻辑结构与历史结构来看，建构国民主体素质工程首先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及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行政体制、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树立能力至上、成就第一的唯能主义的社会评价体系与道德风尚；尽快纠正目前一切“向钱看”、属于口袋经济学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彻底杜绝滥发文凭、公款买文凭并进而买职称、买头衔现象；杜绝配置型“创业”、消融配置型“企业”、纠正配置型“产业”，快速建立国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体系，使改革由追求GDP数字增长回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正确轨道上来。
国民主体素质工程是解放智力的前提，解放智力是解放生产力的前提，解放生产力是GDP的基础、财富增加的基础、人的幸福感提高的基础、社会发展的基础。解放生产力，不仅体现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发展、国民主体性的发展。解放生产力，不仅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而且是社会常态的发展。也就是说，不仅是转型要解放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任何时候都要解放生产力，所以“解放生产力”应该成为对称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智慧经济形态突出了人的智力在解放生产力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解放智力” 应该成为智慧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作为生产力核心范畴的智力根本是人的主体性，解放生产力的根本是解放人的主体性。智慧经济形态以生产力而不是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范畴；相应地，智慧经济形态以生产力系统中的主体因素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以生产力系统中主体因素和客体因素的对称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
从智慧经济形态的层次结构上看，市场经济体制是微观经济活力的体制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是对称的两个轮子，国民素质是驾驭车轮的主体。从动态结构上看，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风气→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人的素质→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福利总水平，是层层递进、环环相扣、逐步演化的过程。社会系统层次结构与动态结构充分说明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风气和人的素质对生产力的直接作用，说明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说明社会系统的要素、结构同其功能——社会福利总水平的关系，说明“社会GDP”概念在对称发展观、智慧经济形态中的重要意义。
由于提高国民主体素质是系统工程，所以提高社会GDP是系统工程。提高社会GDP这项系统工程由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扩大义务教育、开展素质教育、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几个方面组成。扩大义务教育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是综合教育，是现有教育模式的转轨；只有把教育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把教书育人摆在首位，才有可能开展素质教育，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做出贡献；只有把医疗定位为社会GDP产业而不是货币GDP产业，才有可能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通过救死扶伤为国民身体素质提供有效保障。只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才能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只有健全民主与法制，清除腐败及其土壤，才能坚持主体正确的行为导向。提高社会GDP工程的逻辑结构与历史脉络，是通过提高国民主体素质来提高生产力发展速度与社会福利总水平。
国民素质工程是社会GDP工程的出发点、核心和落脚点，由国民身体素质工程、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和国民文化素质工程三方面组成。其中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由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三大块组成，营养保健→体育运动→医疗卫生是从本到末的动态关系。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创新力主导学习力的动态结构，是国民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工程。
医疗“产业”的本质是国民身体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无病要治、小病大治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
教育“产业”的本质是国民文化素质工程的组成部分，而不是通过变相买卖文凭来为货币GDP、经济总量增长做贡献。广义的教育：社会的信息遗传，通过这种遗传，社会有机体得以延续和发展。狭义的教育：系统的社会信息遗传。必须以狭义的教育为中心，以广义的教育为基础，社会有机体才能得以延续和发展。智力是知识系统的整体功能；智力不但要考虑到知识的要素，而且要看知识的结构；不但要看知识的量，而且要看知识的质。智力中最重要的是创意-创新-创造能力。由教育“产业”的社会GDP性质决定，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规律是培养人的创意-创新-创造才能。智力是知识的本质、创意-创新-创造力是智力的本质。想象力是创意-创新-创造力的本质。变相买卖文凭的货币GDP意义上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是缺乏和磨灭想象力的学校应试教育；这样的教育“产业化”只能把人变成书呆子。由社会GDP定位的教育改革的根本方向，不在于投资的货币收益而在于提高教育的社会效益；教育的社会效益必须把智力放在首位，而不是把信息量或信息层面的知识量放在首位。
如果说国民身体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基础，国民文化素质工程是国民素质工程的主导，那么国民社会素质工程则是国民素质工程的核心。国民社会素质工程由经济参与素质、社会交往素质、法律道德素质与政治参与素质与组成，它们分别表现为经济参与能力、社会交往能力、法律道德能力与政治参与能力。其中，经济参与能力是基础，社会交往能力与法律道德能力、特别是社会交往能力中的社会行为方式是核心，政治参与能力是主导。政治参与能力，我们称之为民主素质，包括民主选举能力与参政议政能力，以经济参与能力特别是创业能力为前提。只有在创业过程中训练和提高人的主体性，才能提高人的民主素质，为民主政治打下国民的素质基础，摆脱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行依靠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国民民主素质的提高依靠民主政治的推行”的“二律背反”。而法制建设、个人修养、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与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工程，既为国民创业素质与民主素质的提高提供必要的条件，也为民主政治的推行提供必要的法律保障与经济基础。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社会主体素质工程
[ 2016/03/13 17:15 | by admin ]
2016/03/13 17:15 | by admin ]
陈世清：智慧经济与社会主体素质工程
智慧经济是解放智力、通过解放智力解放生产力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解放智力、解放生产力、提高国民主体素质，是以提高国民主体素质为基础，以解放智力为主导、以解放生产力为归宿的系统工程。国民的整体社会行为方式——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不但全息体现了国民的社会素质，而且全息体现了社会本身的素质。因此，国民素质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国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从建构国民主体素质系统工程的目的和手段来看，我们不但需要提高GDP，我们还需要提高社会GDP与绿色GDP。
社会GDP：用国民主体性提高、幸福感增强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国民主体性提高是社会GDP的核心内容。从本质意义上，社会GDP是国民主体性提高的综合指数之一。以社会GDP为参照系，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以腐败和带血GDP作为润滑剂造成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即使是再生型的，也会造成人民心态失衡、安全感缺失，造成人民幸福感和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而且由于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消极、负面的导向，造成生产力发展速度减缓。虽然相对货币GDP，我们更需要财富GDP；但从生产力发展的动因、动力和目的来看，我们不但需要提高财富GDP，我们还需要提高社会GDP。
社会GDP是社会系统中制度、体制、社会风气、社会环境、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人的素质、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福利总水平等诸项要素的整体综合指数，其中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国民主体素质，所以从本质意义上所谓社会GDP就是国民主体素质工程。
社会制度：社会根本的规范体系。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落后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阻碍作用。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能够推动生产力更快发展。
社会体制：社会具体的规范体系与运作机制。制度是目的，体制是手段。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体制；相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是手段。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是制度与体制的不同结合。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是当代最好的社会制度与社会体制的结合；而改革，就是改革原有的属于计划经济范畴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最佳结合。
社会风气：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道德观念与社会心理。“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与拾金不昧、舍己为人的社会心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前者也许暂时、短期有利于货币GDP的提高，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毫无帮助，对于货币GDP的长期提高也无好处。只有后者，才真正对社会GDP的提高做出贡献，并使货币GDP得到可持续增长。前者对于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而言，是正常人的正常心理与行为模式，而在智慧经济学看来，只有后者，才是再生生产力的必要的主体素质。从社会风气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以货币GDP为纲的GDP增长观确实不容于科学发展观。社会风气是社会素质工程的整体功能；社会风气通过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导向作用，使人的行为方式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提高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以社会风气为中介，社会素质工程融入社会GDP工程。
社会环境：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与社会风气构成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有两大类：配置型与再生型。配置型环境：生产力服务生产关系；再生型环境：生产关系服务生产力。不同的社会风气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一起构成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经济模式的环境条件。
人的行为方式导向：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风气、社会环境共同决定人的行为方式导向：积极或消极、主体性或负主体性、有利或阻碍人的智力提高、社会财富增加、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人的素质：社会环境与人的本质和人的主观修养的结合形成人的素质。在质上，人的素质有主体、负主体两大类；在量上，人的素质高低不等。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对经济活动的主体有不同的素质规范。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人”——一切行为都有利己动机的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为达赚钱目标不择手段符合经济活动主体的素质规范。在智慧经济学看来，只有在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利人利己、讲诚信讲法律、善于和别人合作共赢的“道德人”，才是智慧经济形态中再生经济活动所要求的主体人。
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速度。
社会福利总水平：社会福利总水平就是社会总的幸福指数。
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整体素质，从主体角度来看，除了国民素质，还有政府素质。国民素质是基础，政府素质是主导。国民素质工程和政府素质工程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主体因素。国民素质工程是政府素质工程的前提；政府素质对国民素质、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会对国民素质和整体行为方式起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本身属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民素质工程与政府素质工程二者相辅相成。
如果说国民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国民主体性，那么政府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政府的主体性。如果说国民素质提高主要靠创业，那么政府素质工程主要靠改革。政府素质就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政府制定的政策、工作人员执行政策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政府的主体性。政府素质工程就是提高政府主体性的工程，就是通过改革使各级政府成为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先进生产力的领导者、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者的系统工程。
智慧经济形态中的政府机构素质工程就是通过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能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能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使经济活动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体制。
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整体素质，从客体角度来看，社会素质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程度，民主化与法制化二者是对称的。社会素质工程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本身也是系统工程。它们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层面。
因此，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整体素质不但包括社会GDP，还包括绿色GDP。绿色GDP——和谐程度的指数。绿色GDP：用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从本质意义上，绿色GDP也是国民主体性提高的综合指数之一。
存在先于素质；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绿色GDP指标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形成的催化剂。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而绿色GDP，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
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取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称程度，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的对称程度。改革，本质上就是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对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也就和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了，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素质才能得到综合提高，人与社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程度决定人与社会的发展速度。
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取决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的大小。
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结构由环保素质工程组成。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说明：
1.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
2.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
3.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环保产业本身的辐射性、整体性决定，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
4.由于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
5.一旦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剩余”，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对称点与经济增长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
6.环节产业化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并因此而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产业”的合理定位，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所以环保产业是社会主体素质工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智慧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智慧经济是解放智力、通过解放智力解放生产力的经济形态；智慧经济形态解放智力、解放生产力、提高国民主体素质，是以提高国民主体素质为基础，以解放智力为主导、以解放生产力为归宿的系统工程。国民的整体社会行为方式——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不但全息体现了国民的社会素质，而且全息体现了社会本身的素质。因此，国民素质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国民素质的提高离不开社会整体素质的提高。从建构国民主体素质系统工程的目的和手段来看，我们不但需要提高GDP，我们还需要提高社会GDP与绿色GDP。
社会GDP：用国民主体性提高、幸福感增强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国民主体性提高是社会GDP的核心内容。从本质意义上，社会GDP是国民主体性提高的综合指数之一。以社会GDP为参照系，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以腐败和带血GDP作为润滑剂造成的经济总量的增加，即使是再生型的，也会造成人民心态失衡、安全感缺失，造成人民幸福感和社会总福利水平下降；而且由于对人的行为方式的消极、负面的导向，造成生产力发展速度减缓。虽然相对货币GDP，我们更需要财富GDP；但从生产力发展的动因、动力和目的来看，我们不但需要提高财富GDP，我们还需要提高社会GDP。
社会GDP是社会系统中制度、体制、社会风气、社会环境、人的行为方式导向、人的素质、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福利总水平等诸项要素的整体综合指数，其中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国民主体素质，所以从本质意义上所谓社会GDP就是国民主体素质工程。
社会制度：社会根本的规范体系。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落后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不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阻碍作用。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社会制度，能够推动生产力更快发展。
社会体制：社会具体的规范体系与运作机制。制度是目的，体制是手段。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就是两种不同的社会体制；相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是手段。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有计划，是制度与体制的不同结合。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结合是当代最好的社会制度与社会体制的结合；而改革，就是改革原有的属于计划经济范畴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最佳结合。
社会风气：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道德观念与社会心理。“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与拾金不昧、舍己为人的社会心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前者也许暂时、短期有利于货币GDP的提高，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毫无帮助，对于货币GDP的长期提高也无好处。只有后者，才真正对社会GDP的提高做出贡献，并使货币GDP得到可持续增长。前者对于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而言，是正常人的正常心理与行为模式，而在智慧经济学看来，只有后者，才是再生生产力的必要的主体素质。从社会风气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以货币GDP为纲的GDP增长观确实不容于科学发展观。社会风气是社会素质工程的整体功能；社会风气通过对人的行为方式的导向作用，使人的行为方式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福利总水平的提高起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以社会风气为中介，社会素质工程融入社会GDP工程。
社会环境：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与社会风气构成社会环境。社会环境有两大类：配置型与再生型。配置型环境：生产力服务生产关系；再生型环境：生产关系服务生产力。不同的社会风气与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体制一起构成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与经济模式的环境条件。
人的行为方式导向：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社会风气、社会环境共同决定人的行为方式导向：积极或消极、主体性或负主体性、有利或阻碍人的智力提高、社会财富增加、生产力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人的素质：社会环境与人的本质和人的主观修养的结合形成人的素质。在质上，人的素质有主体、负主体两大类；在量上，人的素质高低不等。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对经济活动的主体有不同的素质规范。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人”——一切行为都有利己动机的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为达赚钱目标不择手段符合经济活动主体的素质规范。在智慧经济学看来，只有在有利于先进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利人利己、讲诚信讲法律、善于和别人合作共赢的“道德人”，才是智慧经济形态中再生经济活动所要求的主体人。
生产力发展速度：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速度。
社会福利总水平：社会福利总水平就是社会总的幸福指数。
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整体素质，从主体角度来看，除了国民素质，还有政府素质。国民素质是基础，政府素质是主导。国民素质工程和政府素质工程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主体因素。国民素质工程是政府素质工程的前提；政府素质对国民素质、政府和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会对国民素质和整体行为方式起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本身属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民素质工程与政府素质工程二者相辅相成。
如果说国民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国民主体性，那么政府素质的提高本质上是提高政府的主体性。如果说国民素质提高主要靠创业，那么政府素质工程主要靠改革。政府素质就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政府制定的政策、工作人员执行政策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政府的主体性。政府素质工程就是提高政府主体性的工程，就是通过改革使各级政府成为先进文化的领导者、先进生产力的领导者、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维护者的系统工程。
智慧经济形态中的政府机构素质工程就是通过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之成为能与微观经济活力相对称、能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使经济活动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宏观经济体制。
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整体素质，从客体角度来看，社会素质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程度，民主化与法制化二者是对称的。社会素质工程就是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社会的民主化与法制化建设本身也是系统工程。它们共同构成社会素质工程的两大层面。
因此，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整体素质不但包括社会GDP，还包括绿色GDP。绿色GDP——和谐程度的指数。绿色GDP：用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程度来计算的社会福利总量增长、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从本质意义上，绿色GDP也是国民主体性提高的综合指数之一。
存在先于素质；智慧经济形态中的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绿色GDP指标则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形成的催化剂。所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化社会与社会化人类，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而绿色GDP，就是天人和谐、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
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程度的指数取决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对称程度，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的对称程度。改革，本质上就是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社会体制与人的主体性发挥要求之间由不对称转变为对称。对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也就和谐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谐了，人的主体性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素质才能得到综合提高，人与社会才能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的和谐程度决定人与社会的发展速度。
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取决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的大小。
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结构由环保素质工程组成。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环保产业化说明：
1.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
2.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
3.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环保产业本身的辐射性、整体性决定，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
4.由于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
5.一旦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剩余”，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对称点与经济增长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
6.环节产业化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并因此而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产业”的合理定位，从而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
所以环保产业是社会主体素质工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智慧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对称经济学（今日头条）
[ 2016/03/13 17:12 | by admin ]
2016/03/13 17:12 | by admin ]
陈世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对称经济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不是以增长经济学为实质的各类结构经济学，不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经济学，不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上述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不但无法解释和解决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危机，而且正是一般均衡理论及建立其上的价格经济学导致了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危机。如果说，产能过剩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与一般均衡论的破产。只要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解析不了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市场自发调节还是政府“干预”，也解决不了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及价格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破产。
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而一切产能过剩本质上都是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程度，决定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度与广度。经济主体主观努力的方向，就是使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因此经济学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统一的发展观，就是对称经济发展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协调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与生产社会化相对称的，是经济的宏观化。在经济全球化、宏观化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更显重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先天的优势。应该通过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偶然性，看出对称发展、对称经济发展观的必然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对称为核心不是以均衡为核心，对称经济学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只有对称经济学才以一般经济规律为对象，因而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生产力只是一种生产系统的功能，功能同系统之间无所谓适合不适合问题；有什么样的系统，就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功能（大小），说明有什么样的系统。只有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结构之间、结构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才有是否适合、是否对称的问题。如果适合、对称，功能就发挥得好；如果不适合、不对称，功能就发挥得不好。因此，要调整的是结构和结构、结构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的关系，而不是某个结构、要素和功能的关系。从系统论的眼光看来，只有对称经济规律，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运动规律，而没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社会系统中，矛盾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既然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社会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对称与否，对生产力功能发挥程度关系重大。如果把其中某些要素夸大到不应有的高度，势必破坏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平衡，造成产能过剩，损害生产力的发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就是调整社会生产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使之对称，使社会生产系统发挥出最大的生产力功能。
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这两大部类的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基本的结构关系、等比关系的观点，实际上只适合于温饱问题未解决时的简单商品生产阶段。而在储蓄率、投资率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已经过时，这时眼前需要的满足与长远需要的满足关系取代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结构。无论是眼前需求的满足还是长远需求的满足，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其结构是均衡还是对称，都是建立在价值关系上而不是价格关系上。马克思以价格均衡描述与建构两大部类生产模型，脱离现实；在产品日新月异、需求丰富多样的今天，用价格平衡来建模两大部类的生产，更无实际意义。对称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均衡不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
对称与均衡有本质区别。
对称是具体的，均衡是抽象的。经济系统中，客体是一个系统（企业是一个系统），主体也是一个系统（人的全面发展）；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不仅表现在生产手段，而且表现在生产目标；效益也不仅表现在手段，而且体现在目的。对称经济学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大系统，同时处理好它内部的要素、结构、层次，小系统和大系统的关系，发挥综合的最佳功能——最大限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有根本和非根本、决定和被决定的层次关系之分、重要和非重要之别，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行。如果人为地限制某些因素，抬高某些因素，都会破坏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平衡，或强制地在低程度上实现平衡，从而造成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竞争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我国，企业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包括理念、文化、人才、技术……都曾经被不同的“经济学家”抽取出来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没有一个真正抓住了核心竞争力的本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企业活力是增加了，但假冒伪劣毒产品、豆腐渣工程、由假冒伪劣毒产品和豆腐渣工程造成的致人大量死伤案件也呈几何级数增加，说明只有完善的法律和有效监管才能迫使企业成为主体性的企业；那种专门制造假冒伪劣毒产品和豆腐渣工程的企业，产权再明确、机制再灵活、活力再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均衡是量上的均衡，对称是质上的对称。在配置经济学看来量上的非均衡，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可能恰恰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如果法律和必要的监管使企业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而处于非均衡状态，那么这样的非均衡状态实际上就是对称状态。再生而非配置是企业主体性的必要前提；而使再生成为企业主体性的动力机制的，是对称而非均衡。再生性自组织能力是企业主体性的系统功能，也是企业和市场相互作用的结果。企业是系统，主体性或自组织能力不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或要素所能决定，产权明确只是企业主体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私有制只是产权明确的必要环节而非必要条件。企业的主体性——再生型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必须在再生型创业过程中才能形成，而非体制转轨、所有制变更就能实现。对称经济学把生产力看成是社会系统——包括市场宏观系统与企业微观系统的整体功能，不但可以处理好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而且可以处理好社会生产力的近期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破坏社会系统平衡的企业“活力”，例如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破坏式的利用，可以使企业个别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甚至可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暂时发展，但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长久发展。要使社会生产力得以长久、稳定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包括生态平衡、和平的国际环境、社会安定团结、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正因为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所以生产力的进步程度也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综合标志和根本标志；反过来，也只有社会系统中各方面的发展程度，才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标准。
对称是现实的，均衡是空洞的。经济复杂系统方法，就是化不对称为对称、化消极对称为积极对称、化低层次对称为高层次对称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式，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用对策代替博弈取得效益的经营方式，就是用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客体与客体的现实的对称代替客体与客体的抽象均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称本身不仅是横向的平衡，而且还是纵向平衡、层次平衡以及相互之间的平衡。对称是系统的，“均衡”是多元的；一元的绝对均衡是绝对不存在的。瓦尔拉斯均衡作为抽象的、只能存在于观念中、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理想化均衡，只能是静态的，否则会陷于“圆的方”、“木的铁”一样的悖论。这是一般均衡理论的致命伤。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只有空洞的抽象意义没有具体的理论意义；而缺乏具体的理论意义的经济学，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没有现实的指导作用。只有再生经济学才是规范经济学，而规范意味着对称而非意味着均衡。不仅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均衡只能是一种理想，即使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即“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均衡”也只能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理想。西方经济学“菲利普斯曲线”、“IS-LM模型”、“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等一般均衡模型虽有对现实的经济关系进行抽象的正确因素，但由于在该模型中不仅价格是刚性的，而且所有的比例关系（包括生产内部、生产与消费、消费关系、交换关系）都是刚性的，这不但不能解释诸如通货膨胀等偶然因素的变化，而且不能解释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储蓄和投资、需求与供给（包括货币需求与供给）、价值与价格、产品价格与成本价格、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相互关系的必然性变化。这种静态的、消极的“一般均衡”的数字模型，只有“经济学橱窗”意义，没有实际可操作性。
对称是再生的，均衡是配置的；对称经济，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西方经济学就是配置经济学，西方配置经济学是小商品经济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时期的近似正确的理论反映，在知识经济时期已经过时。知识经济就是创新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既是资源配置的场所，更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资源再生以创业为基础，资源配置以生产为前提。作为配置的均衡是从不均衡到均衡，然而这里的“均衡”可望不可即；作为再生的“均衡”——对称通过创新—创造—创业自觉破坏“均衡”，创造新的“均衡”，而这里的“均衡”是随时随地可以实现的、现实的。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结论，那么再生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物。在供给和需求之间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过程中，不但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量的平衡，而且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质的对称。质的对称是量的平衡的前提。也许资源配置是资源再生的现实出发点，但资源再生是资源配置的逻辑出发点——二者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创业的组织者、扶持者和经济战略规划者。创业可以实现资源再生，经济结构调整也能产生再生生产力。创业是市场的基础，结构战略规划与调整是市场的主导，二者都是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布局、战略规划，就是通过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实现客体和客体的对称，用五维空间观建构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经济结构、生产结构不仅指横向的空间,而且指纵向的时间、立体的层次。无论社会还是企业，只有这几方面都对称，才能实现资源再生与可持续发展。对称是五维空间的，布局也应该是五维空间的。仅仅从三度空间、四度空间考虑布局，不可能做到最优布局。对称不但可以通过结构布局实现资源再生，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打破均衡——通过创新—创造—创业实现资源再生。严格意义上，创新是创造—生产的前提，也是创造—生产的环节。只有创业活动，才有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才有再生经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配置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创业活动的影子，有的只是现成的企业的经济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否认经济活动、经济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也就否认经济活动、经济过程中人的自觉性，把经济仅仅理解成配置，把生产仅仅理解成制造。在西方配置经济学的视野中，没有创新的位置，因而也就没有再生经济的位置，只有消极配置出来的“均衡”。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对称是立体的，均衡是平面的。以对称来定位经济主体的活动，经济主体的自觉活动是对策。以均衡来定位经济主体的活动，经济主体的自发活动是博弈。作为发展的对称，是积极的、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而不是通过博弈来趋向实现的消极均衡。如果说，一般均衡理论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那么对称理论则是新经济学的核心，二者是新旧范式的关系。对策如下棋，博弈如打牌。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它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通过博弈自发实现的均衡。对称与均衡的最本质区别，是主体在经济规律中的地位不同——在对称经济学中，对称规律是核心规律，主体在规律中占主导。主体是通过对策实现对称、实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均衡”。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非均衡成为必然的普遍的现象，因此否认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他们认为，经济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人有非理性、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的经济活动是在“囚徒困境”中博弈。西方经济学中的“博弈—均衡”理论不能解释制度、人的理性同经济客体的“均衡”，因此在他们那里只有博弈没有对策，只有政府“干预”调节没有政府调控，只有增长没有发展，只有伴随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增长没有可持续发展。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政府与民间的对称结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政府和企业都是市场的主体，政府自觉的宏观调控本来是市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市场的补充。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博弈—均衡论”不能正确定位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造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政府是法制与自由统一的桥梁，没有政府的中介作用，法制与自由只能脱节。因此，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调控，妄想只要自由与法制，不要政府调控的过度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市场乌托邦。国家“干预”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市场有局限，而在于经济发展本身的宏观化、社会化，使国家本身成了经济的主体——宏观经济的主体。所谓市场失灵，只不过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失灵、宏观经济微观化失灵、一般均衡理论范式本身失灵；失灵的原因和结果都是主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不对称而不是客体和客体非均衡。
只有以主客体的对称为出发点才能确立经济主体、市场主体、市场的结构与产业结构；以客体和客体的均衡为出发点，无法确立经济主体，既无法确立宏观经济主体，也无法确立微观经济主体，因此无法把握市场经济的真正结构。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非均衡理论必然把政府排除在结构调整之外。要区别“调控”与“干预”这两个概念。“干预”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论，“调控”论的理论基础是对称论。“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本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二者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真理。不但调控与“干预”不同，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也有本质区别：前者总体上是用增量调控促存量调整，后者是用缩短战线来消尖磨平；因此前者是在尽量减少损失且不断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调整，后者则是伴随大起大落的“调控”。前者尽量减少政策性风险，因此可以给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预期，后者则会使人们养成“周期”的习惯性思维与行为，从而产生不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消极的预期。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前者是水涨船高，后者是水落石出。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对称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与周期发展观、“大起大落”观相对而言。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对策—对称”观，周期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博弈—均衡”观。一般均衡论的“博弈—均衡”观由于不能正确定位政府，不能正确定位企业主体性，所以只能造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
均衡是增长的动力和目标，对称是发展的动力和模式。均衡增长方式：资源稀缺、不可再生、完全竞争、纯粹市场、边际效益递减；帕累托最优是均衡；对称发展模式：资源再生、资源共享、双赢竞争、立体化的市场、边际效益递增；“最优”是双赢。以均衡为目标，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只有对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对称是企业管理模式、经营模式,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对称，既是效益最大化的原因，又是效益最大化的结果。因此，作为配置出发点的均衡实现的是增长，作为再生出发点的对称实现的是发展。增长是通过均衡实现的“发展”，发展是通过对称实现的“增长”。增长只是客体与客体的趋向均衡,发展则不但包括客体与客体的趋向均衡,而且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称是本，均衡是末；对称是源，均衡是流；对称是整体，均衡是局部。一切生产、交换（贸易）的根本原因与动力就是实现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主体和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管理，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对称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片面增长。利益最大化在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的表现，就是利润最大化。只有一般均衡理论，才认为在独立经营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会随着价格均衡而自动实现产业均衡。在现实上，受利润最大化动机支配，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在成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不可能同时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受利润最大化动机和价格机制的支配，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在成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充其量只能是自发地对产业微观结构做某种程度的接近平衡的调整，而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整体对称，只能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非经营性国有企业的产业导向。政府宏观调控与非经营性国有企业的产业导向的机制，不是价格机制而是价值机制，不是一般均衡规律而是对称规律——供给与需求的质上价值对称的规律而非量上价格均衡的规律；主体行为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不是战术的而是战略的：有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对称，长线投资与短线投资的对称，长远需求与眼前需求的对称，人和环境的对称。只有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才由增长范畴上升为发展范畴；只有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受利润最大化原则支配，而只能受价值最大化原则支配。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属于宏观经济范畴；自觉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不可能是企业，更不可能是民营企业，而只能是政府。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不是同一个过程，具有独立利益的企业在作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不可能自觉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只有区别均衡与对称，才能区别增长与发展；只有区别增长与发展，才能正确定位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与机制。这是经济主体与经济活动对象的对称。
对称以价值为核心，均衡以价格为机制。均衡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对称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对称是新经济的经济形态，从均衡到对称是经济形态的转换。在知识经济时代，以对称机制为核心机制，市场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是充分的，市场是出清的，产能是不会过剩的。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有序性、和谐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
均衡，首先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均衡”，然后才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以后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前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是平面的机制；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产品和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偶然的，经营是无序的，产能过剩是必然的。价值机制是立体的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产品和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有序的，管理学成了对称经济学。以对称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和谐的市场机制。
合理的价格本来是宏观调控和自由竞争的综合结果，靠市场的完全竞争实现所谓的均衡价格、“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本来就不可能。建立在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概念在产品单一化时代是一种合理的抽象，在产品多样化时代只能成为空洞的抽象。“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概念已经过时，所以根本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而产品结构方面的“均衡”离开政府宏观调控根本不可能。因此，客体（产品）之间的均衡离不开主客体（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对称；前者以后者为前提，妄图离开政府宏观调控，仅靠自由竞争来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均衡根本不可能。一般均衡理论的实现靠的是价格经济学，所谓的均衡是价格均衡而非价值均衡，这只能脱离实际。通过完全的价格竞争实现自发的“均衡”是不可能的；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可能有效分配资源，用价格均衡实现要素均衡与市场出清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虽然商品供求与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但决定商品供求与商品价格的，不仅仅是买方或卖方的讨价还价，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价格为计量单位的所谓生产函数、需求函数、供求函数，只是近似值；均衡状况下的价格决定根本不可能。即使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生产要素、产品价格及其供给量相适应的均衡数值也根本不存在。
西方经济学所谓“一般均衡解的存在性”严格证明，是无的放失，充其量只是数学家头脑中的数字游戏。在微观经济领域相对正确的价格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则成为完全的错误，宏观经济领域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满足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全局的需要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之所以真正的福利经济学只能用边际价值分析方法而不能用边际价格分析法，是因为福利经济学对象的侧重点是主体。经济学的对象是经济发展的规律，而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由主体的活动组成的规律，因而应该以主体为对象。但传统经济学的侧重点是投入-产出分析；主体只是手段。在真正的福利经济学中，主体是目的。而一旦主体成为目的，均衡分析就得让位于对称分析。忽略主体，是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范式建构福利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边际效用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主客体关系的核心规律。边际效用规律说明：价值规律是市场的核心规律，价格规律只是价值规律的局部表现。边际效用规律说明：价格同人的需求的对称是肤浅的、想象的，价值同人的需求的对称是深层的、具体的。完全均衡价格是不存在的，完全对称的价格是存在的。所谓“均衡价格”，只是空洞抽象的产物；由此为出发点设计出来的模型，包括企业利润模型与社会经济模型，是不可操作的数字游戏。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建构起来的解决所谓总量失衡、结构失衡的模型、措施与政策建议，由于理论预设前提错误，所以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好看不好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不是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以传统供给经济学为内核的新供给经济学，不是以增长经济学为实质的各类结构经济学，不是以保守主义、货币主义以及供给主义为核心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经济学，不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不是以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为核心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上述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共同的理论基础都是一般均衡理论，一般均衡理论不但无法解释和解决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危机，而且正是一般均衡理论及建立其上的价格经济学导致了包括产能过剩在内的经济危机。如果说，产能过剩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价格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与一般均衡论的破产。只要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解析不了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市场自发调节还是政府“干预”，也解决不了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解决产能过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及价格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破产。
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而一切产能过剩本质上都是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经济主客体的不对称程度，决定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度与广度。经济主体主观努力的方向，就是使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因此经济学是规范性与实证性的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一致、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统一的发展观，就是对称经济发展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宏观与微观、自由与法制、价格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理性与非理性的碰撞中，用宏观去规范微观、用有序去整合无序、用无序去填补有序、使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经济运动。在市场经济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地位，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质上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整个社会系统是否协调有序，将决定社会系统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经济系统，使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对称，从而发挥出最佳的生产力功能。与生产社会化相对称的，是经济的宏观化。在经济全球化、宏观化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更显重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绝不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的表现，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有先天的优势。应该通过产能过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偶然性，看出对称发展、对称经济发展观的必然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对称为核心不是以均衡为核心，对称经济学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
只有对称经济学才以一般经济规律为对象，因而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在对称经济学看来，生产力只是一种生产系统的功能，功能同系统之间无所谓适合不适合问题；有什么样的系统，就有什么样的功能，有什么样的功能（大小），说明有什么样的系统。只有系统内部的结构与结构之间、结构与要素之间、要素与要素之间才有是否适合、是否对称的问题。如果适合、对称，功能就发挥得好；如果不适合、不对称，功能就发挥得不好。因此，要调整的是结构和结构、结构和要素、要素和要素的关系，而不是某个结构、要素和功能的关系。从系统论的眼光看来，只有对称经济规律，包括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运动规律，而没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社会系统中，矛盾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既然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社会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对称与否，对生产力功能发挥程度关系重大。如果把其中某些要素夸大到不应有的高度，势必破坏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平衡，造成产能过剩，损害生产力的发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说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就是调整社会生产系统中各个要素与结构使之对称，使社会生产系统发挥出最大的生产力功能。
马克思的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这两大部类的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中基本的结构关系、等比关系的观点，实际上只适合于温饱问题未解决时的简单商品生产阶段。而在储蓄率、投资率如此之高的现代社会已经过时，这时眼前需要的满足与长远需要的满足关系取代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成为社会生产的基本结构。无论是眼前需求的满足还是长远需求的满足，无论是生产还是消费，其结构是均衡还是对称，都是建立在价值关系上而不是价格关系上。马克思以价格均衡描述与建构两大部类生产模型，脱离现实；在产品日新月异、需求丰富多样的今天，用价格平衡来建模两大部类的生产，更无实际意义。对称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均衡不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
对称与均衡有本质区别。
对称是具体的，均衡是抽象的。经济系统中，客体是一个系统（企业是一个系统），主体也是一个系统（人的全面发展）；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不仅表现在生产手段，而且表现在生产目标；效益也不仅表现在手段，而且体现在目的。对称经济学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大系统，同时处理好它内部的要素、结构、层次，小系统和大系统的关系，发挥综合的最佳功能——最大限度发展社会生产力。在社会有机体的各要素之间，虽有根本和非根本、决定和被决定的层次关系之分、重要和非重要之别，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它们共同起作用的结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不行。如果人为地限制某些因素，抬高某些因素，都会破坏社会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平衡，或强制地在低程度上实现平衡，从而造成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竞争力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在我国，企业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包括理念、文化、人才、技术……都曾经被不同的“经济学家”抽取出来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但没有一个真正抓住了核心竞争力的本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企业活力是增加了，但假冒伪劣毒产品、豆腐渣工程、由假冒伪劣毒产品和豆腐渣工程造成的致人大量死伤案件也呈几何级数增加，说明只有完善的法律和有效监管才能迫使企业成为主体性的企业；那种专门制造假冒伪劣毒产品和豆腐渣工程的企业，产权再明确、机制再灵活、活力再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均衡是量上的均衡，对称是质上的对称。在配置经济学看来量上的非均衡，在再生经济学看来可能恰恰是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需要的。如果法律和必要的监管使企业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而处于非均衡状态，那么这样的非均衡状态实际上就是对称状态。再生而非配置是企业主体性的必要前提；而使再生成为企业主体性的动力机制的，是对称而非均衡。再生性自组织能力是企业主体性的系统功能，也是企业和市场相互作用的结果。企业是系统，主体性或自组织能力不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或要素所能决定，产权明确只是企业主体性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私有制只是产权明确的必要环节而非必要条件。企业的主体性——再生型企业的自组织能力必须在再生型创业过程中才能形成，而非体制转轨、所有制变更就能实现。对称经济学把生产力看成是社会系统——包括市场宏观系统与企业微观系统的整体功能，不但可以处理好个别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而且可以处理好社会生产力的近期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破坏社会系统平衡的企业“活力”，例如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破坏式的利用，可以使企业个别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甚至可以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暂时发展，但不能使社会生产力得到长久发展。要使社会生产力得以长久、稳定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社会系统的平衡关系，包括生态平衡、和平的国际环境、社会安定团结、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正因为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所以生产力的进步程度也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综合标志和根本标志；反过来，也只有社会系统中各方面的发展程度，才能成为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标准。
对称是现实的，均衡是空洞的。经济复杂系统方法，就是化不对称为对称、化消极对称为积极对称、化低层次对称为高层次对称的资源优化配置方式，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用对策代替博弈取得效益的经营方式，就是用宏观与微观、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客体与客体的现实的对称代替客体与客体的抽象均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称本身不仅是横向的平衡，而且还是纵向平衡、层次平衡以及相互之间的平衡。对称是系统的，“均衡”是多元的；一元的绝对均衡是绝对不存在的。瓦尔拉斯均衡作为抽象的、只能存在于观念中、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理想化均衡，只能是静态的，否则会陷于“圆的方”、“木的铁”一样的悖论。这是一般均衡理论的致命伤。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一般均衡理论只有空洞的抽象意义没有具体的理论意义；而缺乏具体的理论意义的经济学，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没有现实的指导作用。只有再生经济学才是规范经济学，而规范意味着对称而非意味着均衡。不仅在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均衡只能是一种理想，即使在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即“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均衡”也只能是一种可望不可即的理想。西方经济学“菲利普斯曲线”、“IS-LM模型”、“IS-LM模型+菲利普斯曲线”等一般均衡模型虽有对现实的经济关系进行抽象的正确因素，但由于在该模型中不仅价格是刚性的，而且所有的比例关系（包括生产内部、生产与消费、消费关系、交换关系）都是刚性的，这不但不能解释诸如通货膨胀等偶然因素的变化，而且不能解释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储蓄和投资、需求与供给（包括货币需求与供给）、价值与价格、产品价格与成本价格、货币工资增长率与失业率相互关系的必然性变化。这种静态的、消极的“一般均衡”的数字模型，只有“经济学橱窗”意义，没有实际可操作性。
对称是再生的，均衡是配置的；对称经济，就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资源优化再生的经济增长方式。西方经济学就是配置经济学，西方配置经济学是小商品经济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时期的近似正确的理论反映，在知识经济时期已经过时。知识经济就是创新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既是资源配置的场所，更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资源再生以创业为基础，资源配置以生产为前提。作为配置的均衡是从不均衡到均衡，然而这里的“均衡”可望不可即；作为再生的“均衡”——对称通过创新—创造—创业自觉破坏“均衡”，创造新的“均衡”，而这里的“均衡”是随时随地可以实现的、现实的。客体和客体的均衡，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配置”；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带来的是资源的优化再生。如果说，配置经济学是一般均衡理论的逻辑结论，那么再生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物。在供给和需求之间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过程中，不但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量的平衡，而且实现供给和需求之间质的对称。质的对称是量的平衡的前提。也许资源配置是资源再生的现实出发点，但资源再生是资源配置的逻辑出发点——二者是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创业的组织者、扶持者和经济战略规划者。创业可以实现资源再生，经济结构调整也能产生再生生产力。创业是市场的基础，结构战略规划与调整是市场的主导，二者都是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布局、战略规划，就是通过主体和客体的对称，实现客体和客体的对称，用五维空间观建构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结构。经济结构、生产结构不仅指横向的空间,而且指纵向的时间、立体的层次。无论社会还是企业，只有这几方面都对称，才能实现资源再生与可持续发展。对称是五维空间的，布局也应该是五维空间的。仅仅从三度空间、四度空间考虑布局，不可能做到最优布局。对称不但可以通过结构布局实现资源再生，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打破均衡——通过创新—创造—创业实现资源再生。严格意义上，创新是创造—生产的前提，也是创造—生产的环节。只有创业活动，才有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劳动，才有再生经济。以一般均衡理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配置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创业活动的影子，有的只是现成的企业的经济活动，就是因为他们否认经济活动、经济过程中人的主体性，也就否认经济活动、经济过程中人的自觉性，把经济仅仅理解成配置，把生产仅仅理解成制造。在西方配置经济学的视野中，没有创新的位置，因而也就没有再生经济的位置，只有消极配置出来的“均衡”。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市场不仅仅是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是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与微观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对称是立体的，均衡是平面的。以对称来定位经济主体的活动，经济主体的自觉活动是对策。以均衡来定位经济主体的活动，经济主体的自发活动是博弈。作为发展的对称，是积极的、通过对策来实现的“均衡”，而不是通过博弈来趋向实现的消极均衡。如果说，一般均衡理论是传统经济学的核心，那么对称理论则是新经济学的核心，二者是新旧范式的关系。对策如下棋，博弈如打牌。对称，是通过对策自觉实现的均衡，是智慧经济时代的经营模式与发展模式。它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通过博弈自发实现的均衡。对称与均衡的最本质区别，是主体在经济规律中的地位不同——在对称经济学中，对称规律是核心规律，主体在规律中占主导。主体是通过对策实现对称、实现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的“均衡”。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非均衡成为必然的普遍的现象，因此否认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他们认为，经济不确定、信息不对称，人有非理性、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经济人的经济活动是在“囚徒困境”中博弈。西方经济学中的“博弈—均衡”理论不能解释制度、人的理性同经济客体的“均衡”，因此在他们那里只有博弈没有对策，只有政府“干预”调节没有政府调控，只有增长没有发展，只有伴随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增长没有可持续发展。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政府与民间的对称结构。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政府和企业都是市场的主体，政府自觉的宏观调控本来是市场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市场的补充。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双向运动的对称过程：一方面是有序化、共性化、法制化，另一方面是无序化、个性化、自由化；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既全球化又区域化。“博弈—均衡论”不能正确定位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造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政府是法制与自由统一的桥梁，没有政府的中介作用，法制与自由只能脱节。因此，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调控，妄想只要自由与法制，不要政府调控的过度理想化的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市场乌托邦。国家“干预”的根本原因不是什么信息不对称、竞争不充分、市场有局限，而在于经济发展本身的宏观化、社会化，使国家本身成了经济的主体——宏观经济的主体。所谓市场失灵，只不过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失灵、宏观经济微观化失灵、一般均衡理论范式本身失灵；失灵的原因和结果都是主体和主体、主体和客体不对称而不是客体和客体非均衡。
只有以主客体的对称为出发点才能确立经济主体、市场主体、市场的结构与产业结构；以客体和客体的均衡为出发点，无法确立经济主体，既无法确立宏观经济主体，也无法确立微观经济主体，因此无法把握市场经济的真正结构。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非均衡理论必然把政府排除在结构调整之外。要区别“调控”与“干预”这两个概念。“干预”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论，“调控”论的理论基础是对称论。“调控”是积极的，“干预”是消极的。把政府“调控”定位于“干预”，正好像把“对策”定位于“博弈”一样，错误的结论已经包含在前提之中。对政府宏观调控的定位错误，是引起“要不要”政府宏观调控的争论的根源。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消极的“干预”，由于本质上本能解决经济失衡问题，所以只好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能取消政府宏观调控。而另一方面，经济周期波动又似乎确实离不开政府的力量；在特定条件下，政府“干预”又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时宏观经济学又占了上风，凯恩斯主义与自由主义相互交替，说明二者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真理。不但调控与“干预”不同，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也有本质区别：前者总体上是用增量调控促存量调整，后者是用缩短战线来消尖磨平；因此前者是在尽量减少损失且不断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调整，后者则是伴随大起大落的“调控”。前者尽量减少政策性风险，因此可以给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预期，后者则会使人们养成“周期”的习惯性思维与行为，从而产生不利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消极的预期。对称型调控与均衡型调控，前者是水涨船高，后者是水落石出。由于对称型调控不同于均衡型调控，所以在对称型调控中，不以经济总量——量的控制为目标，而以经济结构——质的控制为目标。仅仅以量的控制为目标，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只要经济结构对称，经济发展永远不会过热。对称发展观就是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与周期发展观、“大起大落”观相对而言。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对策—对称”观，周期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是“博弈—均衡”观。一般均衡论的“博弈—均衡”观由于不能正确定位政府，不能正确定位企业主体性，所以只能造成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
均衡是增长的动力和目标，对称是发展的动力和模式。均衡增长方式：资源稀缺、不可再生、完全竞争、纯粹市场、边际效益递减；帕累托最优是均衡；对称发展模式：资源再生、资源共享、双赢竞争、立体化的市场、边际效益递增；“最优”是双赢。以均衡为目标，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只有对称,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对称是企业管理模式、经营模式,也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对称，既是效益最大化的原因，又是效益最大化的结果。因此，作为配置出发点的均衡实现的是增长，作为再生出发点的对称实现的是发展。增长是通过均衡实现的“发展”，发展是通过对称实现的“增长”。增长只是客体与客体的趋向均衡,发展则不但包括客体与客体的趋向均衡,而且包括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称是本，均衡是末；对称是源，均衡是流；对称是整体，均衡是局部。一切生产、交换（贸易）的根本原因与动力就是实现主体与主体、客体与客体、主体和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管理，就是通过横向融合实现纵向突破，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改变资源的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再生，使结构产生生产力，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对称发展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的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片面增长。利益最大化在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的表现，就是利润最大化。只有一般均衡理论，才认为在独立经营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会随着价格均衡而自动实现产业均衡。在现实上，受利润最大化动机支配，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在成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不可能同时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受利润最大化动机和价格机制的支配，民营企业和经营性国有企业在成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充其量只能是自发地对产业微观结构做某种程度的接近平衡的调整，而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的整体对称，只能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非经营性国有企业的产业导向。政府宏观调控与非经营性国有企业的产业导向的机制，不是价格机制而是价值机制，不是一般均衡规律而是对称规律——供给与需求的质上价值对称的规律而非量上价格均衡的规律；主体行为不是自发的而是自觉的，不是战术的而是战略的：有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对称，长线投资与短线投资的对称，长远需求与眼前需求的对称，人和环境的对称。只有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才由增长范畴上升为发展范畴；只有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才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样的产业结构调整，不可能受利润最大化原则支配，而只能受价值最大化原则支配。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属于宏观经济范畴；自觉的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不可能是企业，更不可能是民营企业，而只能是政府。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不是同一个过程，具有独立利益的企业在作为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不可能自觉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只有区别均衡与对称，才能区别增长与发展；只有区别增长与发展，才能正确定位产业结构及其调整，准确把握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与机制。这是经济主体与经济活动对象的对称。
对称以价值为核心，均衡以价格为机制。均衡机制以产品运营为基础，对称机制以知识运营为前提。对称是新经济的经济形态，从均衡到对称是经济形态的转换。在知识经济时代，以对称机制为核心机制，市场是完全的，供求是均衡的，知识产品、创新产品的竞争是充分的，市场是出清的，产能是不会过剩的。竞争的充分性和市场有序性、和谐性、对称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新时期的市场机制。
均衡，首先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物质、能量、信息的“均衡”，然后才是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以后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前一个均衡为出发点，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是平面的机制；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产品和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偶然的，经营是无序的，产能过剩是必然的。价值机制是立体的机制；以价值机制为核心，产品和市场、供给和需求的均衡是有序的，管理学成了对称经济学。以对称机制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是完全的市场机制、真正的市场机制、和谐的市场机制。
合理的价格本来是宏观调控和自由竞争的综合结果，靠市场的完全竞争实现所谓的均衡价格、“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本来就不可能。建立在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概念在产品单一化时代是一种合理的抽象，在产品多样化时代只能成为空洞的抽象。“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概念已经过时，所以根本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而产品结构方面的“均衡”离开政府宏观调控根本不可能。因此，客体（产品）之间的均衡离不开主客体（政府和民间）之间的对称；前者以后者为前提，妄图离开政府宏观调控，仅靠自由竞争来实现需求和供给的均衡根本不可能。一般均衡理论的实现靠的是价格经济学，所谓的均衡是价格均衡而非价值均衡，这只能脱离实际。通过完全的价格竞争实现自发的“均衡”是不可能的；完全自由的市场不可能有效分配资源，用价格均衡实现要素均衡与市场出清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虽然商品供求与商品价格之间存在着互相影响，但决定商品供求与商品价格的，不仅仅是买方或卖方的讨价还价，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价格为计量单位的所谓生产函数、需求函数、供求函数，只是近似值；均衡状况下的价格决定根本不可能。即使整个经济体系处于“均衡”状态，所有生产要素、产品价格及其供给量相适应的均衡数值也根本不存在。
西方经济学所谓“一般均衡解的存在性”严格证明，是无的放失，充其量只是数学家头脑中的数字游戏。在微观经济领域相对正确的价格经济学，在宏观经济领域则成为完全的错误，宏观经济领域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满足人民的根本的、长远的、全局的需要只能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之所以真正的福利经济学只能用边际价值分析方法而不能用边际价格分析法，是因为福利经济学对象的侧重点是主体。经济学的对象是经济发展的规律，而经济发展的规律是由主体的活动组成的规律，因而应该以主体为对象。但传统经济学的侧重点是投入-产出分析；主体只是手段。在真正的福利经济学中，主体是目的。而一旦主体成为目的，均衡分析就得让位于对称分析。忽略主体，是传统经济学均衡分析范式建构福利经济学的根本缺陷。边际效用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主客体关系的核心规律。边际效用规律说明：价值规律是市场的核心规律，价格规律只是价值规律的局部表现。边际效用规律说明：价格同人的需求的对称是肤浅的、想象的，价值同人的需求的对称是深层的、具体的。完全均衡价格是不存在的，完全对称的价格是存在的。所谓“均衡价格”，只是空洞抽象的产物；由此为出发点设计出来的模型，包括企业利润模型与社会经济模型，是不可操作的数字游戏。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建构起来的解决所谓总量失衡、结构失衡的模型、措施与政策建议，由于理论预设前提错误，所以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好看不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