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经济是创新驱动型经济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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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15 23:06 | by admin ]
2015/11/15 23:06 | by admin ]
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促发展的经济，是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生产力高速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
经济总量狭义指社会财富总量即社会价值总量，包括能够用货币来计算的与不能用货币来计算的社会真正财富总量，既包括社会财富的量，也包括社会财富的质。狭义的经济总量是有效经济总量，不包括无效经济总量。经济总量广义指所有能够用货币来计算的国民经济总量，既包括有效经济总量，也包括无效经济总量。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有两种途径：资源配置与资源再生。狭义的经济总量增加更多通过创新与资源再生来完成，广义的经济总量增加往往通过资源配置与外延扩张来实现。新常态经济增长是狭义的即有效经济总量的增长，不包括无效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新常态是不断扩大有效经济总量范围、缩小无效经济总量范围的过程。
使用价值就是价值，经济学的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产品的本质是使用价值。只有实现的价值才有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的价值才是实现的价值。过剩产能，卖不出去，没有实现价值，没有使用价值；几千万套空置房，卖出去了，但不在使用，没有使用价值；假冒伪劣产品、豆腐渣工程虽然买出去了，也在使用，但没有使用价值甚至有负使用价值；环境污染有毒奶粉只有负使用价值。靠没有使用价值与负使用价值的产品生产堆积起来的GDP是泡沫GDP。新常态经济增长是价值的增长，不包括没有使用价值和负使用价值的增长。附加值是经济主体新创造出来的产品价值。只有产品有附加值才有社会财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而GDP则可以在产品没有附加值的情况下得到增长。经济主体的作用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比重，与经济主体作用于产品中的知识与技术的含量成正比。所谓高附加值产品，就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高知识与技术含量的产品。在价格反映价值的正常情况下，产品附加值高低与产品利润高低成正比。在价格不能反映价值的不正常情况下，产品附加值高低与产品利润高低不成正比，例如房地产就是低附加值高利润的产品。价格背离价值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价格背离价值的根本原因是投机和垄断，投机和垄断盛行的根本原因是GDP增长方式。价格背离价值会抑制经济主体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积极性，例如我国房地产暴利驱使大量原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转型开发房地产，这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提升。推行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用中国创造代替中国制造，用自有品牌中国制造代替贴牌中国制造，就是为了提高产品附加值。产品附加值高低决定GDP含金量，GDP含金量决定GDP、人均GDP增长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关联度大小。创新驱动是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抑制投机，打破非法垄断，打击非法暴利，使价格反映价值、产品附加值高低与产品利润高低成正比，是创新驱动的根本动力。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抑制投机、打破非法垄断、打击非法暴利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经济新常态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与经济含金量的过程。
根据经济要素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迄今为止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依次经过了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根据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关系，迄今为止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依次经过了资源配置型—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外延扩张型—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知识运营增长方式、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化提升，既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经济主体性提高、经济主体自觉能动性发挥的结果。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是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化的必要一环。低级增长方式和高级增长方式不是对立的；低级增长方式是高级增长方式的基础，高级增长方式包容提升主导低级增长方式。创新驱动是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根本动力。
GDP增长方式是把GDP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GDP增速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的增长方式。GDP增长方式容易产生经济泡沫，使一国经济表面上欣欣向荣实际上危机重重，以致陷入增长方式陷阱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使一国经济增长停留在资源运营、资源配置型与外延扩张型增长方式等低级增长方式，难以实现从低级增长方式向高级增长方式转变，产品附加值、人民生活水平难以真正提高。我国30多年来依靠房地产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以致造成环境污染、人民生活水平未能随着GDP与人均GDP增长而同步提高。改变这一局面的根本途径，是转变GDP增长方式。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狭义就是指转变GDP增长方式，广义指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变：从资源配置型向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要素驱动型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方式；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是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方式；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方式，它们组成了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化的梯级系列。创新驱动是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根本动力，新常态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新常态经济通过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实现资源优化再生、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产品附加值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文明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原载：求是网
原创思想是科研教育体制改革的灵魂
[ 2015/11/05 16:01 | by admin ]
2015/11/05 16:01 | by admin ]
陈世清：原创思想是科研教育体制改革的灵魂
——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看新常态经济与国民创新体系
屠呦呦以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中国科学家，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据了解，这第一个“发现”是由下面几个“第一”组成的：第一个发现： 第一个从1600多年前的中医古籍东晋葛洪（第四世纪药师著名炼丹家）的《肘后备急方》中得到启发；第一个发明：第一个引入传统中药“青蒿”；第一个创造：第一个在自己身上做试验及进行临床试验，并第一个带领整个项目组于1971年用乙醚从青蒿中分离提纯出具有高抗疟作用的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青蒿素”。这第一个发现、第一个发明、第一个创造，使“青蒿素”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新型抗疟疾药，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正是这些第一，使“三无（无博士学位、无院士职称、无海外学历）”人员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获得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这符合诺贝尔遗嘱中关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生理学界或医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这里的“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最重大的发现”、“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说明，所谓真正的、对人类有贡献的成果就是发现、发明、创造，发现、发明、创造就是第一。诺贝尔奖以“第一”——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从而推动了人类科学的创新与发展，就是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给我们的启示。
目标和方向决定路径，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决定了新常态经济条件下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路径。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原创成果的核心与出发点，就是原创思想。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健康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原创思想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屠呦呦获奖案例说明，原创思想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创意策划、框架结构、技术设计、参照系转移、语境转换、内容改写、技术改造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资料进行收集、选择、对材料进行组织的行为和结果表现出来；既可以通过理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素材、典故、案例分析表现出来；同一个素材、典故、案例，在不同的主题思想、核心观点、框架设计、语境场境中，可以表达、渗透不同的思想；如果在主题深刻的语境中，原本平庸的素材、典故、案例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都应该受到保护。“为有源头活水来”，原创思想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要在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根本改变目前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学术与教育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学术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的结果是学习学历化、知识工具化、文凭空心化、人才庸俗化，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学术“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教育、学术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是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教育学术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学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学术、教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又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
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
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造性劳动源于原创思想。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原创思想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原载：求是网
——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看新常态经济与国民创新体系
屠呦呦以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中国科学家，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据了解，这第一个“发现”是由下面几个“第一”组成的：第一个发现： 第一个从1600多年前的中医古籍东晋葛洪（第四世纪药师著名炼丹家）的《肘后备急方》中得到启发；第一个发明：第一个引入传统中药“青蒿”；第一个创造：第一个在自己身上做试验及进行临床试验，并第一个带领整个项目组于1971年用乙醚从青蒿中分离提纯出具有高抗疟作用的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青蒿素”。这第一个发现、第一个发明、第一个创造，使“青蒿素”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新型抗疟疾药，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正是这些第一，使“三无（无博士学位、无院士职称、无海外学历）”人员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获得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这符合诺贝尔遗嘱中关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生理学界或医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这里的“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最重大的发现”、“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说明，所谓真正的、对人类有贡献的成果就是发现、发明、创造，发现、发明、创造就是第一。诺贝尔奖以“第一”——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从而推动了人类科学的创新与发展，就是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给我们的启示。
目标和方向决定路径，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决定了新常态经济条件下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路径。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原创成果的核心与出发点，就是原创思想。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健康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原创思想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屠呦呦获奖案例说明，原创思想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创意策划、框架结构、技术设计、参照系转移、语境转换、内容改写、技术改造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资料进行收集、选择、对材料进行组织的行为和结果表现出来；既可以通过理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素材、典故、案例分析表现出来；同一个素材、典故、案例，在不同的主题思想、核心观点、框架设计、语境场境中，可以表达、渗透不同的思想；如果在主题深刻的语境中，原本平庸的素材、典故、案例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都应该受到保护。“为有源头活水来”，原创思想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要在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根本改变目前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学术与教育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学术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的结果是学习学历化、知识工具化、文凭空心化、人才庸俗化，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学术“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教育、学术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是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教育学术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学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学术、教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又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
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
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造性劳动源于原创思想。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原创思想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原载：求是网
公正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评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 2015/11/05 15:22 | by admin ]
2015/11/05 15:22 | by admin ]
公正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新常态经济的政府职能
陈世清
原载：求是网
2015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Angus Deaton ，获奖依据是对消费、贫困、福利、经济不平等的实证研究成果。瑞典皇家科学院：“要设计出提升福利和减少贫穷的经济政策，我们必须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而安格斯•迪顿的研究强化了这一认识。”。Angus Deaton教授的研究成果对于科学定位新常态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建构公平与效率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有借鉴作用。
如果说，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鼓励政府对企业行业——微观经济的规制以避免行业垄断，保护市场充分竞争，使市场有序发展；那么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则是鼓励政府对社会——宏观经济的规范以避免强者对社会资源的垄断造成两极分化与发展中国家贫困化，保护市场充分竞争，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曾几何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吹不要政府干预的市场完全竞争，在市场完全竞争中弱肉强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培育企业家阶层把蛋糕做大实现帕累托改进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201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ngus Deaton教授却通过他所设计的一套需求系统深入研究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标准和贫困水平的关系、贫困与发展的关系，证明了通过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通过垄断社会资源以及各种不正当手段剥夺其他未富起来的人的上升空间，从而使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正好像企业行业垄断破坏微观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会阻碍经济发展，建立在相对贫困化乃至绝对贫困化基础上的两极分化，也同样不利于社会公平竞争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公正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维护社会公正是国家必要的能力。通过微观规制与宏观规范以维护社会公正，既是政府的服务职能，也是政府的经济职能。
在日常生活中“平等”有两层含义：平均和公平；前者是结果，后者是起点和原则。狭义上平等指的是后者，即平等竞争。通常认为，在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中，只要起点和规则平等，结果不平等（包括两极分化）是正常的，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使起点和规则不平等，但如果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而另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没有损失，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总量增加，因而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中国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的“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基础上。而Angus Deaton教授的贡献，是揭示了广义“平等”中平均和公平——结果平等和起点规则过程平等的双向互动关系。
Angus Deaton教授通过深入研究认为，不但起点、规则不平等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而且结果不平等也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国内先富起来的人和国际上已发达国家会利用经济、财富上的优势地位垄断竞争，制定不平等的竞争规则，阻碍未富起来的人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从而使后天的结果不平等转变为起点与规则不平等。靠官商勾结等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剥削未富起来的人，在迅速形成经济上贫富两极分化的同时迅速形成政治上社会地位上国际交往中的强弱两极分化，形成强权政治，剥夺了未富起来的人和国家后富起来的机会，从而使整个社会（包括国内国际）因为竞争不充分而失去发展的动力。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也会造成国内国际市场萎缩、有效需求与投资动力不足。
实践证明，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模式，不仅是道义上的要求，而且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因此，在Angus Deaton教授看来，贫富差距不是简单的收入问题而是主体的发展权利问题与社会的发展动力机制问题。
根据Angus Deaton教授的研究成果，抽象的纯粹的单向度的理想化的“帕累托改进”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公平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必须通过政府强力作用保持社会竞争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保障弱势群体的公平发展权、公平分配权不被剥夺，使没有先富起来的人仍然有后富起来的机会。公正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对于贫困国家、发展中国家而言，摆脱贫困、取得发展的根本途径不是靠发达国家的直接援助，而是靠自身的主体性与发展动力机制的建立，“一个好的政府需要和当地人民和国家之间达成一份契约，而外国援助瓦解了这种契约……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穷人的直接援助不但失效而且从长远来看有害。“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在于能够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维护社会公正、避免两极分化、保护弱势群体的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完善的减貧、扶贫、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的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服务职能与经济职能的统一。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新常态经济的政府职能
陈世清
原载：求是网
2015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Angus Deaton ，获奖依据是对消费、贫困、福利、经济不平等的实证研究成果。瑞典皇家科学院：“要设计出提升福利和减少贫穷的经济政策，我们必须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而安格斯•迪顿的研究强化了这一认识。”。Angus Deaton教授的研究成果对于科学定位新常态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建构公平与效率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有借鉴作用。
如果说，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鼓励政府对企业行业——微观经济的规制以避免行业垄断，保护市场充分竞争，使市场有序发展；那么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则是鼓励政府对社会——宏观经济的规范以避免强者对社会资源的垄断造成两极分化与发展中国家贫困化，保护市场充分竞争，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曾几何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吹不要政府干预的市场完全竞争，在市场完全竞争中弱肉强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培育企业家阶层把蛋糕做大实现帕累托改进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201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ngus Deaton教授却通过他所设计的一套需求系统深入研究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标准和贫困水平的关系、贫困与发展的关系，证明了通过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通过垄断社会资源以及各种不正当手段剥夺其他未富起来的人的上升空间，从而使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正好像企业行业垄断破坏微观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会阻碍经济发展，建立在相对贫困化乃至绝对贫困化基础上的两极分化，也同样不利于社会公平竞争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公正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维护社会公正是国家必要的能力。通过微观规制与宏观规范以维护社会公正，既是政府的服务职能，也是政府的经济职能。
在日常生活中“平等”有两层含义：平均和公平；前者是结果，后者是起点和原则。狭义上平等指的是后者，即平等竞争。通常认为，在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中，只要起点和规则平等，结果不平等（包括两极分化）是正常的，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使起点和规则不平等，但如果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而另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没有损失，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总量增加，因而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中国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的“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基础上。而Angus Deaton教授的贡献，是揭示了广义“平等”中平均和公平——结果平等和起点规则过程平等的双向互动关系。
Angus Deaton教授通过深入研究认为，不但起点、规则不平等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而且结果不平等也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国内先富起来的人和国际上已发达国家会利用经济、财富上的优势地位垄断竞争，制定不平等的竞争规则，阻碍未富起来的人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从而使后天的结果不平等转变为起点与规则不平等。靠官商勾结等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剥削未富起来的人，在迅速形成经济上贫富两极分化的同时迅速形成政治上社会地位上国际交往中的强弱两极分化，形成强权政治，剥夺了未富起来的人和国家后富起来的机会，从而使整个社会（包括国内国际）因为竞争不充分而失去发展的动力。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也会造成国内国际市场萎缩、有效需求与投资动力不足。
实践证明，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模式，不仅是道义上的要求，而且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因此，在Angus Deaton教授看来，贫富差距不是简单的收入问题而是主体的发展权利问题与社会的发展动力机制问题。
根据Angus Deaton教授的研究成果，抽象的纯粹的单向度的理想化的“帕累托改进”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公平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必须通过政府强力作用保持社会竞争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保障弱势群体的公平发展权、公平分配权不被剥夺，使没有先富起来的人仍然有后富起来的机会。公正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对于贫困国家、发展中国家而言，摆脱贫困、取得发展的根本途径不是靠发达国家的直接援助，而是靠自身的主体性与发展动力机制的建立，“一个好的政府需要和当地人民和国家之间达成一份契约，而外国援助瓦解了这种契约……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穷人的直接援助不但失效而且从长远来看有害。“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在于能够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维护社会公正、避免两极分化、保护弱势群体的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完善的减貧、扶贫、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的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服务职能与经济职能的统一。
重提解放生产力——经济新常态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
[ 2015/06/14 08:16 | by admin ]
2015/06/14 08:16 | by admin ]
陈世清：重提解放生产力
——经济新常态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
要树立科学的对称发展观，就要区别发展与增长；要区别发展与增长，就要对“GDP”这一概念合理定位。增长不同于发展，增长GDP不同于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同于“GDP增长才是硬道理”。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对“GDP”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且由于参照系不同及概念间的相关性，对 “GDP”的不同解读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可以等价。但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精确、从多义到一义的过程，“GDP”也不例外。中国转型经济为“GDP”概念的深化提供了典型环境。以中国转型经济为背景，看起来极其简单、一目了然、毫无歧义的“GDP”概念，其内容丰富多彩，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会有不同的内涵，在实践中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不同的实践结果证明，增长方式有姓“社”姓“资”，市场经济有姓“社”姓“资”，GDP增长方式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口号是“解放生产力”；由此采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生产力发展。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解放生产力变成了追求GDP增长。追求GDP增长似乎使生产力发展有了量化指标；但量如果离开了质，就有可能形成表面欣欣向荣、实际危机重重的泡沫经济，使改革、发展偏离正确轨道。“GDP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分属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前者属于配置经济学范式，后者属于再生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就是金钱，以经济为中心就是以赚钱为中心，经济总量增长、GDP增长就是经济增长，“经本位”是“金本位”、经济总量本位、GDP本位。在再生经济学看来，以经济为中心不是以金钱为中心，“经本位”不是“金本位”，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有效经济总量本位才是“经本位”。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转型——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新常态经济应该由追求GDP增长回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轨道上来。
生产力狭义指再生生产力，即人类创造新财富的能力。从横向来看，生产力分为个人生产力、企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从纵向来看，生产力分为短期生产力、长期生产力；从层次来看，生产力分为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生产力是生产系统的功能，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社会文化制度体制环境，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就是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之间的关系。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如果对称，生产力发展速度就快；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如果不对称，生产力发展速度就慢。生产力系统结构的对称程度决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所以生产力发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生产力发展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中间环节，只有生产力发展才有社会的真正发展。
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国民收入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有两种途径：外延扩张与内涵深化。
发展模式，即发展的目标、方法与途径。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从低级增长到高级增长、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变过程。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经济结构简单，GDP增长大体可以反映一国增长状况。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结构已经复杂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新常态经济把增长放在生产力发展中定位，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用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包容GDP 增长。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核心是机会平等。目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形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社会和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容性增长”概念所包含的社会理念及其经济学基础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对称发展的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产业化、包括公共产品产业化的政策建议及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价格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包容性增长”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过渡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展示了“发展”概念和“增长”概念的本质区别，揭示了GDP增长向生产力发展转变、增长向发展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促发展的经济，是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生产力高速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生产力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经济新常态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
原载：求是理论网
——经济新常态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
要树立科学的对称发展观，就要区别发展与增长；要区别发展与增长，就要对“GDP”这一概念合理定位。增长不同于发展，增长GDP不同于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同于“GDP增长才是硬道理”。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对“GDP”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且由于参照系不同及概念间的相关性，对 “GDP”的不同解读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可以等价。但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精确、从多义到一义的过程，“GDP”也不例外。中国转型经济为“GDP”概念的深化提供了典型环境。以中国转型经济为背景，看起来极其简单、一目了然、毫无歧义的“GDP”概念，其内容丰富多彩，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会有不同的内涵，在实践中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不同的实践结果证明，增长方式有姓“社”姓“资”，市场经济有姓“社”姓“资”，GDP增长方式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口号是“解放生产力”；由此采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生产力发展。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解放生产力变成了追求GDP增长。追求GDP增长似乎使生产力发展有了量化指标；但量如果离开了质，就有可能形成表面欣欣向荣、实际危机重重的泡沫经济，使改革、发展偏离正确轨道。“GDP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分属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前者属于配置经济学范式，后者属于再生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就是金钱，以经济为中心就是以赚钱为中心，经济总量增长、GDP增长就是经济增长，“经本位”是“金本位”、经济总量本位、GDP本位。在再生经济学看来，以经济为中心不是以金钱为中心，“经本位”不是“金本位”，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有效经济总量本位才是“经本位”。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转型——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新常态经济应该由追求GDP增长回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轨道上来。
生产力狭义指再生生产力，即人类创造新财富的能力。从横向来看，生产力分为个人生产力、企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从纵向来看，生产力分为短期生产力、长期生产力；从层次来看，生产力分为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生产力是生产系统的功能，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社会文化制度体制环境，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就是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之间的关系。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如果对称，生产力发展速度就快；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如果不对称，生产力发展速度就慢。生产力系统结构的对称程度决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所以生产力发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生产力发展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中间环节，只有生产力发展才有社会的真正发展。
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国民收入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有两种途径：外延扩张与内涵深化。
发展模式，即发展的目标、方法与途径。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从低级增长到高级增长、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变过程。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经济结构简单，GDP增长大体可以反映一国增长状况。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结构已经复杂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新常态经济把增长放在生产力发展中定位，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用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包容GDP 增长。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核心是机会平等。目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形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社会和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容性增长”概念所包含的社会理念及其经济学基础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对称发展的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产业化、包括公共产品产业化的政策建议及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价格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包容性增长”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过渡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展示了“发展”概念和“增长”概念的本质区别，揭示了GDP增长向生产力发展转变、增长向发展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促发展的经济，是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生产力高速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生产力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经济新常态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
原载：求是理论网
经济新常态与经济结构有关，与经济增速无关
[ 2015/05/20 21:19 | by admin ]
2015/05/20 21:19 | by admin ]
经济新常态与经济结构有关，与经济增速无关
7%是常态，8%是非常态没有科学根据
来源：人民网
把GDP增长与GDP增长方式、增长与发展区别开来，在发展中定位增长，在科学定义新常态经济的基础上准确定位GDP概念，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使我国经济得到健康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得到真正提高，是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批判GDP增长方式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是最早从理论高度系统批判GDP增长方式、提出幸福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学家。陈世清认为新常态经济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要树立科学的对称发展观。首先要区别发展与增长，对“GDP”这一概念合理定位。把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增长GDP等同于发展生产力，把“发展才是硬道理”偷换成“GDP增长才是硬道理”，玩偷换概念游戏的GDP经济学是忽悠经济学。
陈世清认为，GDP增长方式就是把GDP、人均GDP增长看成一国经济增长的目标，GDP、人均GDP增速看成一国经济增长的指标的增长方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经济增长方式。GDP经济学是把GDP看成一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指标和目标的经济学理论，是GDP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GDP经济学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划等号，西方经济学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都属于GDP经济学，GDP经济学是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兼容的经济学理论，GDP经济学不是、也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GDP增长方式不是、也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增长方式。新常态经济不是把原有的所谓GDP高速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而是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用再生型经济增长方式代替GDP增长方式。
陈世清先生指出，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对“GDP”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经济总量”、“生产”、“消费”、“价值”、“产业”、“成本”、“收入”、“最终产品”、“新增价值”等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且由于参照系不同及概念间的相关性，对 “GDP”的不同解读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可以等价。但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精确、从多义到一义的过程，“GDP”也不例外。中国转型经济为“GDP”概念的深化提供了典型环境。以中国转型经济为背景，运用中国的对称思维方式，看起来极其简单、一目了然、毫无歧义的“GDP”概念，其内容丰富多彩，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会有不同的内涵，在实践中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证明，增长方式有姓“社”姓“资”，市场经济有姓“社”姓“资”，GDP增长方式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新常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再生型发展模式。陈世清先生指出，“GDP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分属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前者属于配置经济学范式，后者属于再生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就是金钱，以经济为中心就是以赚钱为中心，经济总量增长、GDP增长就是经济增长，“经本位”是“金本位”、经济总量本位、GDP本位。在再生经济学看来，以经济为中心不是以金钱为中心，“经本位”不是“金本位”，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有效经济总量本位才是“经本位”。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转型——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是要解放人的智力，解放人的智力就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金本位”及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行政体制、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树立能力至上、成就第一的唯能主义的社会评价体系；尽快纠正目前一切“向钱看”、属于口袋经济学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彻底杜绝滥发文凭、公款买文凭买版面买书号并进而买职称、买头衔现象；杜绝配置型“创业”、消融配置型“企业”、纠正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此类配置型“产业”，快速建立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应该由追求GDP增长回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轨道上来。
陈世清先生指出，靠几千万套空置房和其他大量产能过剩造成的泡沫GDP与泡沫人均GDP增长是我国养老金缺口、社会保障体系缺钱的根本原因。财富GDP与货币GDP、社会GDP与货币GDP内涵、外延都不一样。住房、医疗和教育就像空气，是人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只能属于社会GDP而不能属于货币GDP。如果把医疗和教育等不该产业化的也拿去产业化（狭义的），那么由此造成的GDP增长率提高，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增长。无论是目前的银行钱荒还是地方债务危机都主要是GDP增长方式及官员政绩考核形成的泡沫经济造成的，而泡沫经济往往是官员灰色收入的源头。前者是资源浪费，后者是强取豪夺，二者都会在使GDP大幅增长的同时，减少有效供给降低货币效率造成通货膨胀，使人民财产（包括银行储蓄）严重缩水，这是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官民对立的主要原因。
陈世清先生指出，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等于GDP增长，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而GDP增长，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西方经济学中的“破窗理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大地震为GDP作贡献论”、“公款消费铺张浪费为GDP作贡献论”、用先制造污染再治理污染来为GDP作贡献的“增长”方式以及各地政府官员在进修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课程后，纷纷回去把刚盖不久、耗资巨大的建筑推倒重建以增加当地在其任内的“GDP数字”等均属此类“折腾经济学”。折腾经济学本质上就是浪费经济学。因此，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陈世清先生指出，“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也有不同的解读。在GDP经济学看来，“抓老鼠”是指货币总量的增长、GDP总值的提高；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抓老鼠”是指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如果在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同时不能把配置经济转变为再生经济，那么这样的转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型。教育、医疗产业化本质上是一种整钱经济学。本来是支出的变成收入，本来应该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变成政府收入源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同样那些钱，只是支出主体不一样、移动方向不一样，就使钱的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公共品支出，不能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一个是增加收入，可以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它们只增加社会交易成本，没有创造出任何新增物质财富。
陈世清先生指出，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是经济结构失衡、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供给不足、货币效率降低、通货通胀的根源。货币效率就是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产能过剩却有效供给不足。
陈世清先生指出，GDP经济学就是唯价格主义，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GDP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要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发展中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用国内两极分化来供养全球两极分化，用全球两极分化来催化与深化国内两极分化；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推广到全球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陈世清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不但要GDP泡沫，而且要挤掉人均GDP泡沫。当教育产业、医疗产业、住房商品化“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人均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人均GDP数字同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GDP、人均GDP年年增长却出现养老金缺口，说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该是泡沫GDP范式。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而不能以GDP经济学为基础。把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看成改革最大红利，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改革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
陈世清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意味着转变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不可持续增长的GDP增长方式，用发展来代替单一的GDP增长。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用发展促进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新常态经济为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新常态经济学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陈世清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不是不讲GDP，而是不讲GDP增长方式。新常态经济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只要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代之以再生型经济增长方式，用生产力发展扬弃GDP增长，就可以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作为发展组成部分的增长，增长率永远不会太高，增长率无论多高，都不会导致“经济过热”，经济结构也不会失衡。对于对称经济学而言，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无极限。“经济过热论”、“增长极限论”，以及给GDP增长减速降温、封顶设限等，是一般均衡论的产物。认为经济存在过热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发展“均衡点”理论。“均衡点”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一般均衡论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把通胀、产能相对过剩归咎于结构失衡是正确的，但把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归咎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把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归咎于投资增长过快，就是吃错药乱弹琴，损害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陈世清先生指出，我国新常态的新经济增长点应该是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以政府为主导自觉建构与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进程相吻合的我国新常态经济的稳增长结构。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之所以是新经济增长点，是因为它是知识经济时期再生链、产业链、创业链的基础，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绿色经济的基础。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使农业生态化、系统化、立体化、知识化、文化化、高端化，为城市生态化提供衔接点与平衡点，形成我国农村与城市在生态化基础上的双向互动良性循环的稳增长结构。
陈世清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型经济。创业型经济是以创业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从广义上讲人类经济就是创业型经济；从狭义来讲只有知识经济时代以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为主要方式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创业型经济。只有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的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创业型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才能科学定位作为新的增长方式的创业型经济。科学定位的作为新的增长方式的创业型经济改变了经济规律，最根本的是把经济与经济学的最一般规律由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对称规律，既主客体对称的规律，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配置型经济向再生型经济的转化，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http://tech.ce.cn/news/201505/20/t20150520_5411920.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