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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清:用对称逻辑解悖(二)
——用五度空间模式解“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悖论”

悖论是表面上同一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着两个对立的结论,而这两个结论都能自圆其说。悖论的抽象公式就是:如果事件A发生,则推导出非A,非A发生则推导出A。悖论是命题或推理中隐含的思维的不同层次、意义(内容)和表达方式(形式)、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事实和价值的混淆,是思维内容与思维形式、思维主体与思维客体、思维层次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是思维结构、逻辑结构的不对称。悖论根源于知性认识、知性逻辑(传统逻辑)、矛盾逻辑的局限性。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把传统逻辑形式化、把形式逻辑普适性绝对化即把形式逻辑当做思维方式。所有悖论都是因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产生,形式逻辑思维方式发现不了、解释不了、解决不了的逻辑错误。所谓解悖,就是运用对称逻辑思维方式发现、纠正悖论中的逻辑错误。要真正解悖只能靠对称逻辑。只要运用对称逻辑,没有一个悖论无解。

用对称逻辑解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悖论  既然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悖论自有人类以来就一直困扰着人类,那就说明这个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哲学问题,严格来讲是思维方式问题。如果是技术问题,现在科学这么发达这个问题早就解决了。怎样从哲学或思维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呢?根据五度空间理论,任何空间并列的东西,都有层次关系与时间关系,空间时间层次是相互转化的;事物的深层结构是低层结构的本质,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因此,如果我们找出空间并列的东西之间的层次关系、本质和现象的关系,也就找到了它们之间的时间先后关系。
从哲学逻辑看,能孵蛋的只有母鸡,公鸡不能孵蛋;而蛋可以产生公鸡和母鸡,这说明蛋是公鸡和母鸡的共同本质,根据本质在先原理,蛋在先。
从生命科学的逻辑看,鸡和蛋的共同本质是什么?是细胞。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由简单到复杂为:细胞—组织—器官—系统—个体。细胞是生命系统的结构层次中最深层次,也是生命系统的本质;从细胞到个体的展开过程体现了生命系统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鸡属于个体,鸡蛋属于从细胞到个体的演化过程,所以蛋在先。
从物种产生的历史过程看,科学证明自然界是从无机物转变为有机物,简单有机物转变为复杂有机物然后进一步转变为动物的过程。从物种起源看,任何新的物种都是通过杂交或者基因突变衍生而来的,鸡这个新物种的产生也不例外。鸡产生之前的其他禽类动物出现了基因突变,进而产下蛋,经过发育成长成鸡,因此,先有蛋。
从生命个体的形成产生过程看,动物细胞分为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生命个体的形成产生过程是从生殖细胞到体细胞的发展过程。鸡蛋是一个单独的细胞,叫受精卵,也叫生殖细胞,受精卵发育成胚胎进而形成雏鸡的过程就是从生殖细胞到体细胞的发展过程。因此,先有蛋。        
  五度空间理论与方法是解决这个悖论的根本。
  五度空间即时间、空间、层次的统一。在五度空间宇宙观中,时间、空间、层次是对称的。对称空间观是五度空间观的本质,五度空间观是对称空间观的展开。所以对称空间观就是五度空间观。
  从三度空间观到四度空间观到五度空间观,是物理学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传统物理学的空间概念,就是立体三维空间。自从爱因斯坦相对论问世以来,空间和时间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空间和时间可以相互转化,时间是空间的另一种方式,因而传统的三维空间加上一维时间,成了四维空间。根据系统论,任何系统都是有层次的。这个层次不仅是传统物理三维空间中的高度,或可用感官把握的不同的物理层面,而且狭义上指事物的不同深度的本质。它虽然只有通过人的抽象思维来把握,然而却是外界事物的客观存在。同时,这种不同层次的本质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成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成为人们感官可以把握的新的物理三维空间。因此,四维空间还应加上层次一维,任何真正的系统都是五度空间。这五度空间的任何一维都可以和其它四维相互转化。作为事物本质的反映的人的意识空间或心理空间,本质上就属于这五度空间中的第五度空间——层次空间,而且是高层次的层次空间(意识本身又分成不同的层次,哲学思维的空间是最高层次的层次空间)。它同物质世界的相互转化,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具体表现——在人类社会领域的特殊表现。
  五度空间观得到了最新物理学的支持。非线性思维方式的形成、物质的分立结构与量子现象,为五度空间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可能的空间基础。当代基础物理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破除空间时间连续性的经典观念,而代之以断续性的量子思想。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一个重要标志性成果,就是把自然界物质最基本的组成物,归结为36种夸克,12种轻子,13种规范粒子。以上36种夸克,12种轻子,13种规范粒子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所认识的61种新的“基本粒子”。所有“基本粒子”的运动,仍然遵循着二十世纪物理学革命后所建立的量子规律(基本粒子遵循的量子规律称为量子场论)。这一规律的特征是粒子在空间中的位置、运动状态不是确定的,而是呈不连续的量子态。量子跃迁证明了空间维度不可分割。近年来兴起的宇宙全息统一论认为:“每一空间量子也都是包含着整个物质世界的信息”,“任一相对的独立的部分都是整体的一个缩影。”如果宇宙是全息的,那么任何一个微观粒子也就应是五度的,五度空间的真实性没有例外。如果我们把主客体看成本来就是同属于不可分的统一的空间架构中,那么在量子世界中看来不可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如微观世界到底是粒子、波、场还是弦,物质是构成的还是生成的、连续的还是无限可分的,都可迎刃而解。世界本来就是你所看到的,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不是认识世界的障碍,而就是世界的本来面貌;追究离开主体的客体的本来面目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观察者视觉的稳定性、一致性,思考者逻辑的自洽性。
  无论是相对论还是量子力学,其中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物质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本身就说明,用包含意识空间在内、把意识空间与物质空间统一起来的五度空间观来代替相对论的四度空间观有必然性。五度空间观是四度空间观发展的必然结果。量子理论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四度空间理论向五度空间理论转化的中间环节。
  五度空间的方法是空间性、历时性和层次性相统一的方法。五度空间方法是逻辑与历史一致、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
  五度空间方法也得到了科学发展史的证明:在自然科学领域:地质矿石的空间排列,可以反映出地质从本质到现象演化的时间历史。各种自然力的空间排列,可以反映出自然力从本质到现象演化的时间历史。各种无机物、有机物的空间排列,可以反映出自然界无机物从本质到现象演化的时间历史,有机物从本质到现象演化的时间历史,从无机物向有机物从本质到现象演化的时间历史。生物科学的空间排列,可以反映出生物从本质到现象演化的时间历史。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同社会文明的空间排列,反映了社会文明从本质到现象发展的时间历史。在意识科学领域,不同学科、同一学科中不同学派的空间排列,反映了人类知识、各学科发展从本质到现象的时间历史。
  五度空间不仅是方法,而且是模式,它更全面更系统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和结构。从五度空间观看来,概念和概念体系是客体的本质和规律的反映;从主客体统一的系统来讲,概念和概念体系作为科学本质和科学规律,本身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一环。科学本质和客观本质的对称、科学规律和客观规律的对称,就是主客体相互关系——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的结构与模式。
  五度空间观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主体性:空间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不可分。这种不可分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本体论意义上的。空间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不可分是空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整体性:空间发展的基本线索,从纵向来看,是空间的起源、空间的发展、空间发展的动力;从层次来看,分为宇观空间、宏观空间、微观空间三大层次;从性质来看,分为自然、社会、意识三大类,自然又分为非生命与生命两大类型。科学的空间理论,必须对空间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层面、不同类型作出统一的说明。空间包括自然、社会、意识空间。从整体来看,自然、社会、意识是宇宙空间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具体来看,自然、社会、意识各自都有自己的空间。完整的空间理论既包含对宇宙整体空间的把握,又必须对自然、社会、意识这三大领域的空间作出科学的、有说服力的说明。在五度空间观看来,离开意识和社会空间,自然空间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空间观不包含社会空间观,把社会空间看成不属于宇宙空间的另类空间,既是不完整的空间理论,又是不科学的社会理论。
  全息性:五度空间的各个维是有机统一的,它们不但不可分割,而且可以相互转化。正像四度空间的各个维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样。只不过五度空间观使这种转化更加自觉,在实践中也更具有操作性。五维空间的各维之间的关系是全息关系,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有在思维的抽象中才能存在,在现实中它们是紧密不可分的。在思维的具体(包括形象思维具体和抽象思维具体)中它们又复归于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系统性:使不同的空间观、宇宙空间的不同层面的解释得以有序化、系统化,相互说明,相互协调,从而使宇宙空间的不同层面、不同部分得到完整的把握。
  兼容性:五度空间观可以使迄今为止的所有空间理论得以综合,使它们在五度空间观体系中得以合理定位。分度空间的认识方法,是一种非线性思维的方法。以分形(Fractal)、孤子(Soliton)、混沌(Chaos)等为主要特征的非线性科学是继相对论、量子力学之后“又一次科学革命”;非线性科学是研究非线性现象共性问题的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它的产生标志着人类认识由线性领域进入了非线性领域。非线性科学揭示出来的新事实、新特点和新规律,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具有重大影响。分度空间理论(弦理论)也说明客观存在的(甚至作为物理意义的图形本身)点、线、面,无一不是五度空间(本质维+时间维+物体三维)。无论是宏观物体,还是微观物体;无论是波、粒还是弦,都是五度空间。只有五度空间理论,才能科学地解释分度空间理论(弦理论)。分度空间理论从逻辑上确证了五度空间的理论,分度空间理论(弦理论)也是传统四度空间理论向五度空间理论转化的中间环节。
  基础性:宇宙空间和自然空间、社会空间、意识空间、虚拟空间的关系,社会空间和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区域空间的关系,是本质和现象、整体和部分、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本质决定现象、整体制约部分、一般说明特殊。研究社会这一特定领域的空间、和谐社会这一特定的社会空间、和谐经济这一特定的和谐社会的空间,必须以一般的五度空间理论为基础。
  看来一旦上升到思维方式的高度,逻辑与哲学是重合的。
这说明,人类产生悖论的根本原因是思维方式有缺陷,一旦思维方式解决了,悖论也就迎刃而解。五度空间理论是最好的思维方式,也是最好的哲学。

注:这篇文章在写作过程中,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博士生徐扬同学就其中生物学部分内容提供了非常好的专业意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用时间分段法解“鳄鱼困境悖论”  一个鳄鱼偷了一个父亲的儿子,它保证如果这个父亲能猜出它要做什么,它就会将儿子还给父亲。如果这个父亲猜“鳄鱼不会将儿子还给他”,就会成为所谓的“悖论”:如果鳄鱼不还儿子,那么父亲就猜对了,鳄鱼就必须把孩子还给父亲,否则鳄鱼违背了诺言;如果鳄鱼将儿子还给他,那么父亲就猜错了,鳄鱼又违背了诺言。
解悖:鳄鱼“要做什么”是一种心理状态,鳄鱼“把孩子还给父亲”是一种行为,二者在时间上是前后衔接的两个阶段。同样,这个父亲猜“鳄鱼不会将儿子还给他”是鳄鱼心理状态,后来“鳄鱼将儿子还给他”是鳄鱼行为。这个父亲猜“鳄鱼不会将儿子还给他”这种鳄鱼的心理状态和后来“鳄鱼将儿子还给他”这种鳄鱼行为之间同时存在并不矛盾——正是因为这个父亲猜对了鳄鱼的心理“不把儿子还给他”,所以鳄鱼为了履行诺言必须在行动上把儿子还给他。在这里对称逻辑通过限定时间范围,使语言的内容和语言的对象对称。

用条件限制法解“矛盾悖论”  违背形式逻辑“不矛盾律”的“自相矛盾”,不一定是悖论,但成语典故中的“自相矛盾”又确实是一个悖论。解开这个悖论,只要加限制条件即可:我的矛可以刺穿除了我手上的这个盾以外的所有盾,我的盾不会被任何矛刺穿,包括我手上的这根矛。在这里对称逻辑通过限定空间范围,使语言的内容和语言的对象对称。

用相对论解“飞矢不动悖论” 飞矢不动悖论是古希腊数学家芝诺提出,箭在任何瞬间都是不动的,所以箭总是保持静止。芝诺问他的学生:“一支射出的箭是动的还是不动的?”
  “那还用说,当然是动的。”
  “这支箭在每一个瞬间里都有它的位置吗?”
  “有的,老师。”
  “在这一瞬间里,它占据的空间和它的体积一样吗?”
  “有确定的位置,又占据着和自身体积一样大小的空间。”
  “那么,在这一瞬间里,这支箭是动的,还是不动的?”
  “不动的,老师。”
  “这一瞬间是不动的,那么其他瞬间呢?”
“也是不动的,老师。”
“所以,射出去的箭是不动的?”

解悖:根据相对论,时间与空间是相对的。虽然在每一瞬间箭的空间和体积一样,但是在不同的瞬间箭的位置——空间不一样。由不同的瞬间(时间)组成的时间流和不同的位置(空间)移动组成的空间流,可以证明箭是运动的。“飞矢不动悖论”说明,运动和静止是相对的,时间与空间是统一的。以微观的空间为参照系,箭是不动的;以宏观的空间为参照系,箭是动的。地球上静止的物体,以地球为参照系是静止的,以宇宙空间为参照系是运动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坐地日行八百里。“飞矢不动悖论”是由命题指称对象的空间和命题指称对象的时间的不对称,使命题的内容和命题的对象不对称造成的。在这里对称逻辑通过命题指称对象的时间和空间对称,使命题的内容和命题的对象对称。

用主客体对称解“数学悖论”  1874年,德国数学家康托尔创立了集合论,很快渗透到大部分数学分支,成为它们的基础。到19世纪末,全部数学几乎都建立在集合论的基础上。1900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法国著名数学家庞加莱兴高采烈地宣称:“借助集合论概念,我们可以建造整个数学大厦……我们可以说绝对的严格性已经达到了”。 1903年,一个震惊数学界的消息传出:集合论有漏洞!这就是英国数学家罗素提出的著名的“罗素悖论”。“罗素悖论”使集合论产生危机。“罗素悖论”就是“理发师悖论”:在某个城市中有一位理发师,他的广告词:“本人的理发技艺十分高超,誉满全城。我将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我也只给这些人刮脸。我对各位表示热诚欢迎!”来找他刮脸的人络绎不绝,自然都是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可是,有一天,这位理发师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胡子长了,他本能地抓起了剃刀,你们看他能不能给他自己刮脸呢?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属于“不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要给自己刮脸;而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呢?他又属于“给自己刮脸的人”,他就不该给自己刮脸。

解悖:理发师要给“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这个广告语中的对象很明确:就是他可以为之服务并且可以从对方身上盈利的人,所以广告语中“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这个集合显然不包括他自己。这个悖论之所以会成为悖论是因为混淆了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对象和这个广告语本意不包括的对象的区别,把这个广告语本意所指的不包括作广告本人的对象集合,抽象化为也包括作广告的人本身。而这种主客体对象的混淆、把这种不包括主体在内的对象的集合错误地认为也包括主体在内,源于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集合论没有主客体区分这个概念, 而这又源于传统形式逻辑没有主客体区分,所以很容易把主客体混为一谈造成对象的混淆而陷于悖论。“理发师悖论”、“罗素悖论”、“集合论悖论”是同义语,都是所谓的“数学悖论”。“数学悖论”说明:形式逻辑必须有限度有条件使用,把形式逻辑抽象化无条件使用会陷于悖论。社会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领域是主客体统一的领域,经济现象是以主客体统一为核心的复杂性现象,把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数学抽象化无条件运用到经济与经济学领域、特别是经济学基础理论只能陷于悖论。计量经济学可以成立,但计量经济学是低层次的经济学,和经济学不能化等号,用计量经济学证明经济学可以数学化是错误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性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是对称的,经济学理论的层次和运用数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成反比,这是一条定理。

用对称经济学解“三元悖论” “三元悖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开放经济下的政策选择问题提出,其含义是: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
解悖:此“悖论”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把“汇率稳定”和“汇率固定”画等号。只要把“汇率的稳定性”不是理解成汇率的固定性,而是理解成货币价格和价值的对称,货币价值是“货币实际发行量”和“有效经济总量”的对称,货币价格(汇率)随着货币价值的变动而变动,但变动的比值不变,那么就可以做到汇率的稳定性和汇率的浮动性的统一,汇率的稳定性通过汇率的浮动性表现出来,汇率的浮动性体现了汇率的稳定性,也就可以做到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者同时实现。

解悖的关键是定义“汇率稳定”这个概念,关键的关键是理解货币价值和价格的对称关系、汇率稳定性和汇率浮动性的对称关系、“货币实际发行量”和“有效经济总量”的对称关系。在这里对称逻辑通过使概念的对象和对象对称,实现概念的内涵和概念的对象对称。“汇率稳定”这个概念不是指的汇率形式上的固定,而是指的汇率(货币价格)随着货币价值的变动而变动,但变动的比值不变;也就是说,汇率名义上变了,但实际汇率没变。如果各国采取对本国有利的投机主义货币政策,故意使本国货币贬值或升值,那么在固定汇率制下就有可能使其他国家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是不兼容的,即使资本完全流动也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但如果汇率在随行就市中使汇率和各国投机主义货币政策造成的该国货币币值的变化同步,使货币的价格和价值随机实现一致,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就可以统一,同时也就可以实现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以上只是从纯逻辑的角度抽象立论。在现实上,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本来只能是相对的,国际货币体系包括对各国货币政策进行监管的机制;投机性的国际资本流动本来就应该被有效控制。“三元悖论”及其解决说明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

用语言和命题的区别解“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悖论

解悖:这里的“能”和上帝“万能”的“能”字面相同、内涵不同,不是同一个概念。“万能的上帝造出来的石头当然自己能够举起来”这里的“能”是客观能力的“能”,属于客观的范畴;“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这里的“能不能”是“会不会”的意思,“能”属于主观愿望的范畴。所以这个悖论是只看命题语言形式、不看命题思维内容,混淆了字面相同、内涵不同的两个概念的结果。只要把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悖论可解。把传统逻辑形式化,就必然导致只看命题语言形式、不看命题思维内容,产生悖论;只有对称逻辑才能区别概念的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从而解悖。从对称逻辑的眼光来看,这个“悖论”纯粹就是语言游戏。

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

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矛盾悖论发展的必然结果。
悖论之一:矛盾辩证法理论定位的悖论。
矛盾辩证法理论定位的悖论表现在矛盾辩证法同系统论何者为高的悖论。
作为世界观,辩证法当然高于系统论;作为对矛盾的扬弃,系统论当然高于矛盾论。这样,就必然会出现矛盾辩证法和系统论你在我之上,我在你之上的悖论。
悖论之二:矛盾辩证法本质属性的悖论。
“矛盾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是个悖论。
矛盾之所以是矛盾,矛盾存在的理由与依据,既在于斗争性。斗争性是矛盾的本质属性。
“统一体”不等于“同一性”,前者是实体,后者是属性。任何矛盾都要以一定的统一体为产生、存在的实体依托,不等于矛盾的同一性是绝对的。矛盾的解决方式是有融合、消解一种,但融合、消解是矛盾解决。矛盾解决了,矛盾也就不存在了。把矛盾不存在或矛盾解决的一种特殊方式说成是矛盾的本质属性,是“矛盾”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矛盾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这个命题不成立。
悖论之三:矛盾辩证法社会功能的悖论。
以前“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以矛盾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现在“和谐社会”又以矛盾辩证法为理论基础,不能自圆其说。
矛盾之所以是矛盾,就应该斗争性是绝对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在这个前提下,同一性和斗争性二者各自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既然“矛盾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这个命题不成立,那么以“矛盾”为核心范畴的矛盾辩证法就不能作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悖论之四:矛盾辩证法理论地位的悖论。
宇宙中的所有统一体(包括宇宙本身作为统一体)虽然是相对的,但宇宙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既然同一性是宇宙的本质属性,那么以斗争性为本质属性的矛盾只是宇宙的局部现象,矛盾的普遍性只是相对的。这和矛盾辩证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理论地位相悖。
“矛盾辩证法的悖论”说明:走出“矛盾辩证法”,既是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也是辩证法自身的发展逻辑。



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促发展的经济,是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生产力高速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

经济总量狭义指社会财富总量即社会价值总量,包括能够用货币来计算的与不能用货币来计算的社会真正财富总量,既包括社会财富的量,也包括社会财富的质。狭义的经济总量是有效经济总量,不包括无效经济总量。经济总量广义指所有能够用货币来计算的国民经济总量,既包括有效经济总量,也包括无效经济总量。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有两种途径:资源配置与资源再生。狭义的经济总量增加更多通过创新与资源再生来完成,广义的经济总量增加往往通过资源配置与外延扩张来实现。新常态经济增长是狭义的即有效经济总量的增长,不包括无效经济总量的增加;经济新常态是不断扩大有效经济总量范围、缩小无效经济总量范围的过程。

   
使用价值就是价值,经济学的价值就是使用价值。产品的本质是使用价值。只有实现的价值才有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的价值才是实现的价值。过剩产能,卖不出去,没有实现价值,没有使用价值;几千万套空置房,卖出去了,但不在使用,没有使用价值;假冒伪劣产品、豆腐渣工程虽然买出去了,也在使用,但没有使用价值甚至有负使用价值;环境污染有毒奶粉只有负使用价值。靠没有使用价值与负使用价值的产品生产堆积起来的GDP是泡沫GDP。新常态经济增长是价值的增长,不包括没有使用价值和负使用价值的增长。附加值是经济主体新创造出来的产品价值。只有产品有附加值才有社会财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而GDP则可以在产品没有附加值的情况下得到增长。经济主体的作用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比重,与经济主体作用于产品中的知识与技术的含量成正比。所谓高附加值产品,就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高知识与技术含量的产品。在价格反映价值的正常情况下,产品附加值高低与产品利润高低成正比。在价格不能反映价值的不正常情况下,产品附加值高低与产品利润高低不成正比,例如房地产就是低附加值高利润的产品。价格背离价值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价格背离价值的根本原因是投机和垄断,投机和垄断盛行的根本原因是GDP增长方式。价格背离价值会抑制经济主体提高产品附加值的积极性,例如我国房地产暴利驱使大量原来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企业转型开发房地产,这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提升。推行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用中国创造代替中国制造,用自有品牌中国制造代替贴牌中国制造,就是为了提高产品附加值。产品附加值高低决定GDP含金量,GDP含金量决定GDP、人均GDP增长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关联度大小。创新驱动是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抑制投机,打破非法垄断,打击非法暴利,使价格反映价值、产品附加值高低与产品利润高低成正比,是创新驱动的根本动力。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抑制投机、打破非法垄断、打击非法暴利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经济新常态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提高产品附加值与经济含金量的过程。

根据经济要素在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迄今为止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依次经过了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根据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的关系,迄今为止人类的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到高级依次经过了资源配置型—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外延扩张型—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知识运营增长方式、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也是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化提升,既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经济主体性提高、经济主体自觉能动性发挥的结果。在知识经济时代,政府宏观调控是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化的必要一环。低级增长方式和高级增长方式不是对立的;低级增长方式是高级增长方式的基础,高级增长方式包容提升主导低级增长方式。创新驱动是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根本动力。

GDP增长方式是把GDP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GDP增速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的增长方式。GDP增长方式容易产生经济泡沫,使一国经济表面上欣欣向荣实际上危机重重,以致陷入增长方式陷阱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使一国经济增长停留在资源运营、资源配置型与外延扩张型增长方式等低级增长方式,难以实现从低级增长方式向高级增长方式转变,产品附加值、人民生活水平难以真正提高。我国30多年来依靠房地产与低附加值产品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以致造成环境污染、人民生活水平未能随着GDP与人均GDP增长而同步提高。改变这一局面的根本途径,是转变GDP增长方式。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狭义就是指转变GDP增长方式,广义指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变:从资源配置型向资源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开发型增长方式转变,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增长方式向知识运营增长方式转变,要素驱动型、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要素驱动型增长方式,是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方式;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是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方式;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增长方式,它们组成了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从低级向高级转化的梯级系列。创新驱动是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根本动力,新常态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创新驱动型增长方式。新常态经济通过知识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实现资源优化再生、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产品附加值与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文明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



原载:求是网
陈世清:原创思想是科研教育体制改革的灵魂
——从屠呦呦获诺贝尔奖看新常态经济与国民创新体系


屠呦呦以第一个发现青蒿素对疟疾寄生虫有出色疗效的中国科学家,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据了解,这第一个“发现”是由下面几个“第一”组成的:第一个发现: 第一个从1600多年前的中医古籍东晋葛洪(第四世纪药师著名炼丹家)的《肘后备急方》中得到启发;第一个发明:第一个引入传统中药“青蒿”;第一个创造:第一个在自己身上做试验及进行临床试验,并第一个带领整个项目组于1971年用乙醚从青蒿中分离提纯出具有高抗疟作用的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青蒿素”。这第一个发现、第一个发明、第一个创造,使“青蒿素”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新型抗疟疾药,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正是这些第一,使“三无(无博士学位、无院士职称、无海外学历)”人员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获得科学界的最高荣誉。这符合诺贝尔遗嘱中关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原则:“奖给在前一年中为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一份奖给在物理界有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的人;一份奖给在化学上有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的人;一份奖给在生理学界或医学界有最重大的发现的人;一份奖给在文学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最后一份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这里的“最重大的发现或发明”、“最重大的发现或改进”、“最重大的发现”、“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说明,所谓真正的、对人类有贡献的成果就是发现、发明、创造,发现、发明、创造就是第一。诺贝尔奖以“第一”——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从而推动了人类科学的创新与发展,就是屠呦呦荣获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给我们的启示。

目标和方向决定路径,原创成果定义科学成果决定了新常态经济条件下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路径。

建立国民创新体系是原创思想的激励与保护工程。原创成果的核心与出发点,就是原创思想。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首先要激励与保护原创思想的产生与健康发展。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原创思想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屠呦呦获奖案例说明,原创思想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文字表述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创意策划、框架结构、技术设计、参照系转移、语境转换、内容改写、技术改造表现出来,还可以通过对资料进行收集、选择、对材料进行组织的行为和结果表现出来;既可以通过理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素材、典故、案例分析表现出来;同一个素材、典故、案例,在不同的主题思想、核心观点、框架设计、语境场境中,可以表达、渗透不同的思想;如果在主题深刻的语境中,原本平庸的素材、典故、案例可以表达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都应该受到保护。“为有源头活水来”,原创思想既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前提,也是建立国民创新体系的目标之一。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体制的转变。原创思想重要,但原创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原创基础理论。原创基础理论是原创思想的母体;只有原创基础理论,才会使原创思想源源不断,信守拈来。要产生原创基础理论,就要建立创新型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而不是对现有的教育体制、学术体制与智力开发体制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要在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界进行康德式的“哥白尼革命”——使教育、学术与智力开发的主客体中心地位转移。培养创造型人才只能根本改变目前的信息型智力开发模式,重建创新型智力开发平台,根本改变目前干部人事制度中虚假学历优于实际能力、形式文凭高于实际水平的重信息轻知识、重信息性知识轻创新性成果的信息型智力开发体制,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市场核心机制的转换。要建立创新型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就必须走出体制看体制,以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为参照,考察学术与教育体制。如果说,改革开放以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源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那么目前僵化—异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则源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教育、学术也要向钱看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导向与市场体制。目前这种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结果是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文凭泡沫化、论文泡沫化的结果是学习学历化、知识工具化、文凭空心化、人才庸俗化,是劣币驱逐良币、国民创新能力下降,教育科研教益递减。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目前这种教育、学术“产业化”遵循的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教育、学术成为GDP数据增长源、教师收入大幅提高的同时,是教授成叫兽,老师成老板;“大师”靠自封,“大家”靠评奖。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的政策导向与教育学术界的行为方式根源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理论与市场体制。这说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市场经济同知识经济、同国民创新体系不兼容;建立国民创新体系要求以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经济——知识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价值体系、重新定位所谓的教育、学术“产业化”。只有以价值机制为核心,避免“一切向钱看”,才能真正形成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使主体性的教育学术体制和主体性的经济发展模式接轨,使学术教育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与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吻合。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国民创新体系是现有学问模式的转轨、科研模式的转轨、教育模式的转轨、经营模式的转轨,并由此带来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应该让知识市场健康发展,使知识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成为生产系统中的主导要素,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资产、产品运营,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渗透、整合、提升传统产业。

以原创思想为核心和出发点的国民创新体系是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个系统工程的主导是政治民主化。学术、教育,无论是改革开放前受制于僵化—异化的计划体制还是改革开放后受制于僵化—异化的价格机制,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都是其中“不变的真理”。这说明,学术行政化、教育行政化有着深层次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官本位”,“官本位”又源于一元化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将制约原创性思想与国民创新体系。

这个系统工程的核心是学术民主化。知识经济时代,完善的知识市场是完善的市场体系中日趋重要的组成部分;争夺科学、知识话语权的斗争实际上是知识市场竞争的一种折射,任何话语霸权或依靠门户、门派、流派、头衔、身份、职务、权力、炒作、知名度、社会地位、政治手段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谋取话语霸权的行为,就像官商勾结、黑白同道谋取市场的垄断地位一样,属于不正当竞争,必须被摒弃。只有平等竞争,知识市场才能健康发展,原创思想才能层出不穷。科学发展史说明: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非主流”变“主流”、新的“主流”取代旧的“主流”的过程,就是新的“科学共同体”代替旧的“科学共同体”的过程,就是“小人物”变成“大人物”的过程,就是新的话语权代替旧的话语霸权的过程,就是原创思想逐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过程。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要建立国民创新体系,就要遵循这条规律,自觉推动这个过程,加快以原创思想为主导的科学发展。

这个系统工程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民主化。创造性思想源于创造性劳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造性劳动源于原创思想。鼓励、保护创新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示或宣传口号,不是象植树造林那样可以组织起来的全民运动,更不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鼓励、保护原创思想的国民创新体系本身是一个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学术体制、教育体制、舆论导向、法制建设、市场机制、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原载:求是网
公正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新常态经济的政府职能
 陈世清

原载:求是网

2015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Angus Deaton ,获奖依据是对消费、贫困、福利、经济不平等的实证研究成果。瑞典皇家科学院:“要设计出提升福利和减少贫穷的经济政策,我们必须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而安格斯•迪顿的研究强化了这一认识。”。Angus Deaton教授的研究成果对于科学定位新常态经济中的政府职能、建构公平与效率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有借鉴作用。

如果说,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鼓励政府对企业行业——微观经济的规制以避免行业垄断,保护市场充分竞争,使市场有序发展;那么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发则是鼓励政府对社会——宏观经济的规范以避免强者对社会资源的垄断造成两极分化与发展中国家贫困化,保护市场充分竞争,使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曾几何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极力鼓吹不要政府干预的市场完全竞争,在市场完全竞争中弱肉强食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培育企业家阶层把蛋糕做大实现帕累托改进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而2015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ngus Deaton教授却通过他所设计的一套需求系统深入研究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标准和贫困水平的关系、贫困与发展的关系,证明了通过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通过垄断社会资源以及各种不正当手段剥夺其他未富起来的人的上升空间,从而使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正好像企业行业垄断破坏微观经济主体的公平竞争会阻碍经济发展,建立在相对贫困化乃至绝对贫困化基础上的两极分化,也同样不利于社会公平竞争与经济可持续发展;因此社会公正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维护社会公正是国家必要的能力。通过微观规制与宏观规范以维护社会公正,既是政府的服务职能,也是政府的经济职能。

在日常生活中“平等”有两层含义:平均和公平;前者是结果,后者是起点和原则。狭义上平等指的是后者,即平等竞争。通常认为,在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中,只要起点和规则平等,结果不平等(包括两极分化)是正常的,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即使起点和规则不平等,但如果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而另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没有损失,会使整个社会的福利总量增加,因而符合“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对社会发展是有利的。中国张维迎等主流经济学家的“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所谓的“帕累托改进”的原则基础上。而Angus Deaton教授的贡献,是揭示了广义“平等”中平均和公平——结果平等和起点规则过程平等的双向互动关系。

Angus Deaton教授通过深入研究认为,不但起点、规则不平等会阻碍社会的发展,而且结果不平等也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国内先富起来的人和国际上已发达国家会利用经济、财富上的优势地位垄断竞争,制定不平等的竞争规则,阻碍未富起来的人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从而使后天的结果不平等转变为起点与规则不平等。靠官商勾结等不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人会有更多的不正当手段剥削未富起来的人,在迅速形成经济上贫富两极分化的同时迅速形成政治上社会地位上国际交往中的强弱两极分化,形成强权政治,剥夺了未富起来的人和国家后富起来的机会,从而使整个社会(包括国内国际)因为竞争不充分而失去发展的动力。同时收入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拉大,也会造成国内国际市场萎缩、有效需求与投资动力不足。
实践证明,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模式,不仅是道义上的要求,而且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因此,在Angus Deaton教授看来,贫富差距不是简单的收入问题而是主体的发展权利问题与社会的发展动力机制问题。

根据Angus Deaton教授的研究成果,抽象的纯粹的单向度的理想化的“帕累托改进”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贫富两极分化不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公平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公平与效率是一致的;必须通过政府强力作用保持社会竞争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保障弱势群体的公平发展权、公平分配权不被剥夺,使没有先富起来的人仍然有后富起来的机会。公正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对于贫困国家、发展中国家而言,摆脱贫困、取得发展的根本途径不是靠发达国家的直接援助,而是靠自身的主体性与发展动力机制的建立,“一个好的政府需要和当地人民和国家之间达成一份契约,而外国援助瓦解了这种契约……援助会破坏穷人最需要的东西:与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的政府。”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穷人的直接援助不但失效而且从长远来看有害。“如果政府无能,监管和强制执行就不能有效运行,企业也就难以经营。没有运转良好的民事法庭,就不能保证创新企业家能从他们的新思想中得到奖赏。放眼全球,国家能力的缺失——即无法提供富国人民习以为常的服务和保护——是贫困和落魄的主要原因之一。没有国家与积极活跃的公民的有效互动,就很难形成战胜全球贫困所需要的增长。”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在于能够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实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维护社会公正、避免两极分化、保护弱势群体的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是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完善的减貧、扶贫、消除贫困、消除两极分化的以法治为核心的社会公平保障制度,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服务职能与经济职能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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