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解放生产力——经济新常态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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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14 08:16 | by admin ]
2015/06/14 08:16 | by admin ]
陈世清：重提解放生产力
——经济新常态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
要树立科学的对称发展观，就要区别发展与增长；要区别发展与增长，就要对“GDP”这一概念合理定位。增长不同于发展，增长GDP不同于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同于“GDP增长才是硬道理”。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对“GDP”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且由于参照系不同及概念间的相关性，对 “GDP”的不同解读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可以等价。但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精确、从多义到一义的过程，“GDP”也不例外。中国转型经济为“GDP”概念的深化提供了典型环境。以中国转型经济为背景，看起来极其简单、一目了然、毫无歧义的“GDP”概念，其内容丰富多彩，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会有不同的内涵，在实践中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不同的实践结果证明，增长方式有姓“社”姓“资”，市场经济有姓“社”姓“资”，GDP增长方式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口号是“解放生产力”；由此采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生产力发展。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解放生产力变成了追求GDP增长。追求GDP增长似乎使生产力发展有了量化指标；但量如果离开了质，就有可能形成表面欣欣向荣、实际危机重重的泡沫经济，使改革、发展偏离正确轨道。“GDP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分属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前者属于配置经济学范式，后者属于再生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就是金钱，以经济为中心就是以赚钱为中心，经济总量增长、GDP增长就是经济增长，“经本位”是“金本位”、经济总量本位、GDP本位。在再生经济学看来，以经济为中心不是以金钱为中心，“经本位”不是“金本位”，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有效经济总量本位才是“经本位”。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转型——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新常态经济应该由追求GDP增长回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轨道上来。
生产力狭义指再生生产力，即人类创造新财富的能力。从横向来看，生产力分为个人生产力、企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从纵向来看，生产力分为短期生产力、长期生产力；从层次来看，生产力分为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生产力是生产系统的功能，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社会文化制度体制环境，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就是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之间的关系。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如果对称，生产力发展速度就快；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如果不对称，生产力发展速度就慢。生产力系统结构的对称程度决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所以生产力发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生产力发展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中间环节，只有生产力发展才有社会的真正发展。
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国民收入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有两种途径：外延扩张与内涵深化。
发展模式，即发展的目标、方法与途径。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从低级增长到高级增长、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变过程。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经济结构简单，GDP增长大体可以反映一国增长状况。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结构已经复杂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新常态经济把增长放在生产力发展中定位，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用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包容GDP 增长。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核心是机会平等。目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形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社会和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容性增长”概念所包含的社会理念及其经济学基础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对称发展的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产业化、包括公共产品产业化的政策建议及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价格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包容性增长”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过渡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展示了“发展”概念和“增长”概念的本质区别，揭示了GDP增长向生产力发展转变、增长向发展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促发展的经济，是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生产力高速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生产力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经济新常态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
原载：求是理论网
——经济新常态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
要树立科学的对称发展观，就要区别发展与增长；要区别发展与增长，就要对“GDP”这一概念合理定位。增长不同于发展，增长GDP不同于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同于“GDP增长才是硬道理”。
“GDP”即国内生产总值。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对“GDP”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且由于参照系不同及概念间的相关性，对 “GDP”的不同解读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可以等价。但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精确、从多义到一义的过程，“GDP”也不例外。中国转型经济为“GDP”概念的深化提供了典型环境。以中国转型经济为背景，看起来极其简单、一目了然、毫无歧义的“GDP”概念，其内容丰富多彩，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会有不同的内涵，在实践中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不同的实践结果证明，增长方式有姓“社”姓“资”，市场经济有姓“社”姓“资”，GDP增长方式属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口号是“解放生产力”；由此采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之初的生产力发展。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解放生产力变成了追求GDP增长。追求GDP增长似乎使生产力发展有了量化指标；但量如果离开了质，就有可能形成表面欣欣向荣、实际危机重重的泡沫经济，使改革、发展偏离正确轨道。“GDP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分属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前者属于配置经济学范式，后者属于再生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就是金钱，以经济为中心就是以赚钱为中心，经济总量增长、GDP增长就是经济增长，“经本位”是“金本位”、经济总量本位、GDP本位。在再生经济学看来，以经济为中心不是以金钱为中心，“经本位”不是“金本位”，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有效经济总量本位才是“经本位”。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转型——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新常态经济应该由追求GDP增长回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轨道上来。
生产力狭义指再生生产力，即人类创造新财富的能力。从横向来看，生产力分为个人生产力、企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从纵向来看，生产力分为短期生产力、长期生产力；从层次来看，生产力分为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生产力是生产系统的功能，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社会文化制度体制环境，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就是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之间的关系。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如果对称，生产力发展速度就快；生产力系统的结构如果不对称，生产力发展速度就慢。生产力系统结构的对称程度决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所以生产力发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生产力发展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中间环节，只有生产力发展才有社会的真正发展。
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国民收入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有两种途径：外延扩张与内涵深化。
发展模式，即发展的目标、方法与途径。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从低级增长到高级增长、从增长到发展的转变过程。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经济结构简单，GDP增长大体可以反映一国增长状况。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结构已经复杂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新常态经济把增长放在生产力发展中定位，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用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包容GDP 增长。
“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核心是机会平等。目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形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社会和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容性增长”概念所包含的社会理念及其经济学基础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对称发展的经济学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产业化、包括公共产品产业化的政策建议及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价格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包容性增长”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过渡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展示了“发展”概念和“增长”概念的本质区别，揭示了GDP增长向生产力发展转变、增长向发展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促发展的经济，是生产力高速发展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生产力高速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生产力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经济新常态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生产力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
原载：求是理论网
经济新常态与经济结构有关，与经济增速无关
[ 2015/05/20 21:19 | by admin ]
2015/05/20 21:19 | by admin ]
经济新常态与经济结构有关，与经济增速无关
7%是常态，8%是非常态没有科学根据
来源：人民网
把GDP增长与GDP增长方式、增长与发展区别开来，在发展中定位增长，在科学定义新常态经济的基础上准确定位GDP概念，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使我国经济得到健康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得到真正提高，是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批判GDP增长方式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知名经济学家陈世清先生是最早从理论高度系统批判GDP增长方式、提出幸福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经济学家。陈世清认为新常态经济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要树立科学的对称发展观。首先要区别发展与增长，对“GDP”这一概念合理定位。把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增长GDP等同于发展生产力，把“发展才是硬道理”偷换成“GDP增长才是硬道理”，玩偷换概念游戏的GDP经济学是忽悠经济学。
陈世清认为，GDP增长方式就是把GDP、人均GDP增长看成一国经济增长的目标，GDP、人均GDP增速看成一国经济增长的指标的增长方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经济增长方式。GDP经济学是把GDP看成一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指标和目标的经济学理论，是GDP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GDP经济学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划等号，西方经济学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主流经济学都属于GDP经济学，GDP经济学是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兼容的经济学理论，GDP经济学不是、也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GDP增长方式不是、也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增长方式。新常态经济不是把原有的所谓GDP高速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而是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用再生型经济增长方式代替GDP增长方式。
陈世清先生指出，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对“GDP”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经济总量”、“生产”、“消费”、“价值”、“产业”、“成本”、“收入”、“最终产品”、“新增价值”等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而且由于参照系不同及概念间的相关性，对 “GDP”的不同解读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可以等价。但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抽象到具体、从模糊到精确、从多义到一义的过程，“GDP”也不例外。中国转型经济为“GDP”概念的深化提供了典型环境。以中国转型经济为背景，运用中国的对称思维方式，看起来极其简单、一目了然、毫无歧义的“GDP”概念，其内容丰富多彩，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会有不同的内涵，在实践中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不同的结果证明，增长方式有姓“社”姓“资”，市场经济有姓“社”姓“资”，GDP增长方式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新常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再生型发展模式。陈世清先生指出，“GDP经济”和“解放生产力”分属两个性质根本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前者属于配置经济学范式，后者属于再生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学看来，经济就是金钱，以经济为中心就是以赚钱为中心，经济总量增长、GDP增长就是经济增长，“经本位”是“金本位”、经济总量本位、GDP本位。在再生经济学看来，以经济为中心不是以金钱为中心，“经本位”不是“金本位”，货币GDP不但不等于社会新增财富总量，而且不等于生产力发展速度，有效经济总量本位才是“经本位”。社会发展不但要有利于人的素质提高，而且要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转型——改革开放发展就是解放生产力。解放生产力首先是要解放人的智力，解放人的智力就要摆脱人身依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官本位”、“金本位”及由此造成的官僚主义行政体制、行政化的学术体制与教育体制，树立能力至上、成就第一的唯能主义的社会评价体系；尽快纠正目前一切“向钱看”、属于口袋经济学的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政策，彻底杜绝滥发文凭、公款买文凭买版面买书号并进而买职称、买头衔现象；杜绝配置型“创业”、消融配置型“企业”、纠正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此类配置型“产业”，快速建立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社会主义就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应该由追求GDP增长回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轨道上来。
陈世清先生指出，靠几千万套空置房和其他大量产能过剩造成的泡沫GDP与泡沫人均GDP增长是我国养老金缺口、社会保障体系缺钱的根本原因。财富GDP与货币GDP、社会GDP与货币GDP内涵、外延都不一样。住房、医疗和教育就像空气，是人民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只能属于社会GDP而不能属于货币GDP。如果把医疗和教育等不该产业化的也拿去产业化（狭义的），那么由此造成的GDP增长率提高，不仅是泡沫，而且是畸形增长。无论是目前的银行钱荒还是地方债务危机都主要是GDP增长方式及官员政绩考核形成的泡沫经济造成的，而泡沫经济往往是官员灰色收入的源头。前者是资源浪费，后者是强取豪夺，二者都会在使GDP大幅增长的同时，减少有效供给降低货币效率造成通货膨胀，使人民财产（包括银行储蓄）严重缩水，这是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官民对立的主要原因。
陈世清先生指出，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等于GDP增长，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而GDP增长，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西方经济学中的“破窗理论”、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大地震为GDP作贡献论”、“公款消费铺张浪费为GDP作贡献论”、用先制造污染再治理污染来为GDP作贡献的“增长”方式以及各地政府官员在进修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课程后，纷纷回去把刚盖不久、耗资巨大的建筑推倒重建以增加当地在其任内的“GDP数字”等均属此类“折腾经济学”。折腾经济学本质上就是浪费经济学。因此，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陈世清先生指出，“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也有不同的解读。在GDP经济学看来，“抓老鼠”是指货币总量的增长、GDP总值的提高；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抓老鼠”是指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如果在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同时不能把配置经济转变为再生经济，那么这样的转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转型。教育、医疗产业化本质上是一种整钱经济学。本来是支出的变成收入，本来应该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变成政府收入源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同样那些钱，只是支出主体不一样、移动方向不一样，就使钱的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公共品支出，不能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一个是增加收入，可以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它们只增加社会交易成本，没有创造出任何新增物质财富。
陈世清先生指出，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是经济结构失衡、一方面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供给不足、货币效率降低、通货通胀的根源。货币效率就是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产能过剩却有效供给不足。
陈世清先生指出，GDP经济学就是唯价格主义，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GDP经济学唯“科学”主义的要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发展中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用国内两极分化来供养全球两极分化，用全球两极分化来催化与深化国内两极分化；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推广到全球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陈世清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不但要GDP泡沫，而且要挤掉人均GDP泡沫。当教育产业、医疗产业、住房商品化“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人均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人均GDP数字同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GDP、人均GDP年年增长却出现养老金缺口，说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该是泡沫GDP范式。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而不能以GDP经济学为基础。把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看成改革最大红利，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改革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
陈世清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意味着转变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不可持续增长的GDP增长方式，用发展来代替单一的GDP增长。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用发展促进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新常态经济为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新常态经济学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陈世清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不是不讲GDP，而是不讲GDP增长方式。新常态经济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只要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代之以再生型经济增长方式，用生产力发展扬弃GDP增长，就可以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作为发展组成部分的增长，增长率永远不会太高，增长率无论多高，都不会导致“经济过热”，经济结构也不会失衡。对于对称经济学而言，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无极限。“经济过热论”、“增长极限论”，以及给GDP增长减速降温、封顶设限等，是一般均衡论的产物。认为经济存在过热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发展“均衡点”理论。“均衡点”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一般均衡论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把通胀、产能相对过剩归咎于结构失衡是正确的，但把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归咎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把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归咎于投资增长过快，就是吃错药乱弹琴，损害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陈世清先生指出，我国新常态的新经济增长点应该是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以政府为主导自觉建构与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进程相吻合的我国新常态经济的稳增长结构。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之所以是新经济增长点，是因为它是知识经济时期再生链、产业链、创业链的基础，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绿色经济的基础。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使农业生态化、系统化、立体化、知识化、文化化、高端化，为城市生态化提供衔接点与平衡点，形成我国农村与城市在生态化基础上的双向互动良性循环的稳增长结构。
陈世清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型经济。创业型经济是以创业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从广义上讲人类经济就是创业型经济；从狭义来讲只有知识经济时代以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为主要方式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创业型经济。只有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的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创业型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才能科学定位作为新的增长方式的创业型经济。科学定位的作为新的增长方式的创业型经济改变了经济规律，最根本的是把经济与经济学的最一般规律由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对称规律，既主客体对称的规律，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配置型经济向再生型经济的转化，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http://tech.ce.cn/news/201505/20/t20150520_5411920.shtml
新常态经济是创业型经济
[ 2015/05/20 21:14 | by admin ]
2015/05/20 21:14 | by admin ]
新常态经济就是知识经济，经济新常态就是知识经济的经济形态。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的增长方式，也是知识经济的核心。知识运营，就是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因此新常态经济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型经济。
创业，就是通过创造与把握机会，创立自己的事业。 创业型经济，就是创业的规律化、整体化、基础化，使资源再生、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以资源再生、生产力发展为本质特征的创业型经济增长方式，与以资源配置、GDP增长为本质特征的要素配置型增长方式属于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
创业型经济是创业规律化。人类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就是知识对生产力发展起主导作用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时代，人类不但能把握机会，而且还能创造机会，并将通过创造机会来把握机会。一旦创业成为有规律可循的、可以把握的对象，人类在创业中就能够把握自身的命运。创业规律化还表现在创业普遍化，创业成为东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同遵循的、普遍发生作用的规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前提，是提高人的主体性。而提倡创业和创业精神是提高人的主体性的根本途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型增长方式，实现了要素禀赋经济向主体性经济转化、配置型经济向再生型经济转化、“帕累托改进”向生产力发展转化。
创业型经济是创业整体化。人类迄今为止，已经经过了两次创业。一次创业是生存创业；二次创业是生态创业。人类二次创业的完整过程，说明创业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而且是人类社会深层次的本质。
创业型经济是创业基础化。创业是人类社会的基础 人类社会系统的要素与功能，在创业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中展开。作为人类社会本质与规律的创业，是人类社会产生、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创业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只有创业，才有个人和企业的主体化，才有经济的企业化、企业的公司化、公司的法人化、法人的人格化，才有市场经济的独立主体，才有公平竞争的法律道德环境，才有市场经济可言。创业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经济的持续繁荣，不是以网络为代表的高科技带来的，而是以网络潮为代表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潮带来的。只有创业潮才能使资源得到直接地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高就业、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因。
创业型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经济结构中，人的要素是首要的要素。改革开放意味着以往建立在经济、超经济强制基础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得到摆脱。人的主体性，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标准与动力。改革开放以前生产力发展不快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超经济强制对人的主体性的压制，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人的主体性的解放是创业的前提，人的主体性的提高通过创业来实现，国民主体性的提高通过创业潮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潮：民营企业的一次创业、二次创业与国有企业的二次创业。在创业潮中，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实现主观与客观、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统一，使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由博弈上升为对策，从而使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环境对称。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潮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就是民主与法制对称、公平与效率对称的经济，是社会系统的自组织、有序化过程。
应该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背景下定位我国的创业型经济，明确我国创业型经济的结构、功能与发展方向。如果说，第一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当前的生存问题，必然要对自然资源作掠夺式的“经营”，这时自然科学就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第二次创业解决的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然要和自然和平共处，要求对自然资源作内涵的有效开发，这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哲学等知识的其他方面也就同时成了第一生产力。生态创业、可持续发展，是人类二次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一次创业，是由低层的经营活动向高层的经营活动转移，第二次创业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人类第二次创业，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只有知识运营，才能走向世界大同——人类由分裂重新走向统一，只不过是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统一。
以人类二次创业为背景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创业型经济，实现微观企业层次上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宏观产业层面上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使劳动力密集和资本知识密集得到统一。这种统一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使传统产业中的知识、或知识在传统产业中在质和量两个方面由从属转为主导。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这就是世界大同——人类重新走向统一，只不过是以人为中心同社会和自然的统一。
创业型经济是以创业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模式的经济增长方式。从广义上讲人类经济就是创业型经济；从狭义来讲只有知识经济时代以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为主要方式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创业型经济。只有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的对称经济学才有可能真正揭示创业型经济的本质、结构、意义和功能，才能科学定位作为新的增长方式的创业型经济。科学定位的作为新的增长方式的创业型经济改变了经济规律，最根本的是把经济与经济学的最一般规律由一般均衡规律转变为对称规律，既主客体对称的规律，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在此基础上实现了配置型经济向再生型经济的转化，实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经济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原载：求是网
http://www.qstheory.cn/laigao/2015-05/20/c_1115343937.htm
郎咸平是当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现象概括最全面、分析最透彻、观点最尖锐、最接近真理、因而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者。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演变的过程从宏微观层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运用自己娴熟的财务管理知识对我国盲目引进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产业化、GDP主义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政治危害从宏微观层面做了大胆揭露与持续抨击，引起了人们对改革开放存在诸多问题的密切关注与广泛思考，有效遏制了腐败的蔓延与以产权改革为名造成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应该说，郎咸平的调查研究、出书演讲、奔走疾呼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促进正本清源的作用；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典型展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良心与社会责任感。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也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也没有明确的思路，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化”的理论不能自圆其说，他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但他有社会主义的观念，对社会主义的很多观点富有创意；他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成是通过阶级斗争不断扩大法治与不断扩大民主逐步控制权力腐败的过程，为解释人类发展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也不无合理之处，通过不断扩大法治与不断扩大民主来控制权力腐败也确实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中必要的一环。郎咸平自我定位为“左派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在右派“主流经济学”横行的经济界、经济学界也确实构成“另类”的风景线。所有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正确认识、对经济这一复杂现象的非文化思维方式，使他未能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并在思考中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首尾一贯的理论体系；他的经济观点和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他的经济结论和他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之间产生矛盾甚至冲突；他的中国传统文化虚无主义的观念使他无法正确坚持中国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体性。他一方面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来形容外资借我国对外开放之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大肆掠夺，另一方面他却不是从内需导向、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建立国内经济危机防范体系方面提高民族经济主体性，而是把“产业链高效整合”、“产业链高端整合”看成抵御外资侵略的灵丹妙药；他一方面主张“产业链高效整合”、“产业链高端整合”，另一方面却又反对产业升级与增长方式转变，极力主张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停留在产品运营——制造业层面，在郎咸平头脑中甚至没有经济增长方式概念，以致提出取消金融的主张。这就不能不陷入悖论。因此，他虽然康慨激昂，提出了很多看起来很好的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建议，但由于上述矛盾使他的许多建议不可行或对解决问题的力度不够，有的如果在实践中推行会产生“悖境”；他所谓要取消金融的说法纯粹就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郎咸平把国内的泡沫经济、经济危机归结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的结果，是本末倒置。而这种因果关系的不对称、经济解析与经济现实的不对称，又是由郎咸平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与时代的脚步不对称造成。所以郎咸平是一个合格的财务专家、准金融学家、经济学者，而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从这个意义上，郎咸平称自己的经济评论为“郎闲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走出“悖论”本来是科学理论发展的必经途径之一。“郎闲评”为提出新的经济思维方式、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建构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并在此理论指导下系统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必然性与现实基础。所以我们绝不能对郎咸平的“郎闲评”等闲视之，我们应该对郎咸平先生的社会责任感表示敬意，对郎咸平先生所做大量的对中国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有益的工作表示感谢。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必然性与亚投行的定位
[ 2015/05/05 12:37 | by admin ]
2015/05/05 12:37 | by admin ]
建立新机构，制定新规则，引导新潮流，示范引导形成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世界金融新格局，在帮助重建世界金融新体制、使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树立我国的大国风范，确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地位，应该是我国创立亚投行的真正出发点。
必须在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体性，把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作为国内新经济增长点与稳增长结构、作为消化我国过量外汇储备与过剩产能的主渠道的前提下，定位 “一带一路”建设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中，设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性质、结构、功能与运作模式。
首先要充分认识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历史必然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潮流，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揭示这个历史必然性、并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机遇。如果说，金融投机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则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十多年前本人即已发文指出，1997年从东南亚到日本到俄罗斯到巴西的金融危机虽不是全球化的，却是全球性的，它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正走向全面瓦解，世界历史已在进入新阶段：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阶段。2008年的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十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回光返照，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机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实际意义——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已走向全面崩溃；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把金融仅仅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
资本运营作为一种增长方式，它的作用大小、怎样发挥离不开在整个经济增长方式中的定位。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定位：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基础，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中由资本运营主导、由间接投融资主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为了不使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资本运营不能离开知识运营、资产运营和产品运营，间接投融资只能依托直接投融资。用五维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整体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带给人类的机遇，是让我们看清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内在必然性，看清了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用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主向投资银行为主转变。
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性二者并不矛盾，不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否认经济主体性。逻辑和实践两方面都已经充分证明，自由主义支配下投机猖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标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人民幸福为本的市场经济；所谓经济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就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包括就业问题、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投资的充分性、有效性。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先进还是落后、发达还是发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过程中能否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能坚持自身的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趋利避害；如果不能坚持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个陷阱，一场灾难。金融的虚拟性、流动性、综合性特点，使之具有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所以，当我国讲大国思维、大国战略时，不要忘了金融安全——国内充分的直接投融资与稳定的币值、牢固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在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得到统一，被称为金融 “三元悖论”。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流动性过剩”，形成游资的无序运动，并通过国际金融投机的催化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从而产生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就是金融悖境。走出金融 “三元悖论”“二律背反”靠什么？靠创业工程。在投融资结构中，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直接投融资中，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逻辑和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直接投融资的程序和步骤：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生态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国内直接投融资是国际直接投融资的起点。摆脱我国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的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办法，是运用财政和银行手段扶持直接投融资。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避免大量引进外资短期贷款造成的受制于人等弊病。在国内国际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而不仅是股市、楼市等资产投融资，更不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噪的发展中小民间银行、扩大间接投融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立体的价值经济不是片面的价格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结构是对称的，各个要素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以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为主导、直接投融资为主体、创业工程为基础的国内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与金融悖境，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新经济条件下一国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用财政投融资引导社会直接投融资，用直接投融资引导间接投融资；用扶持创业引导就业，用增量带动存量，用增加供给带动增加需求，用货币逐步升值带动消费增加——用再生带动配置的金融结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里金融的最佳结构体现了金融的对称结构：以政府为主导，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以再生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真正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的防火墙。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样的金融结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我国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应该是自觉顺应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一趋势，带头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包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要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经济，用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用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代替扶持圈钱型“直接投融资”，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银行的政策资源，转为扶持再生性创业工程；应该严格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严格禁止私人、民间、外资进入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但可以允许、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严格禁止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使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能够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
新常态经济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粗放型经营已走到历史尽头。产业更新换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劳力密集型向资本、知识密集型转变，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尽可能便之升华为高新技术产业，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带动和促进我国由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相应地，由产品、资产运营向资本、知识运营转变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前一个必然是后一个必然的基础，后一个必然是前一个必然的保证。只有直接投融资，才能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技术、管理、制度基础。因此，我们不但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横向必然性，还要看到全球金融危机后面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纵深必然性——比横向必然性更深层次的必然性，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强调中国应有大国思维并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的设立“走出去”时，保持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民族主体性的思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人民性的思考，才能对建构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贡献。
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必然性与中国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就可以给亚投行及中国与亚投行的关系以正确定位。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旧的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的破产，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主导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亚投行就是为这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平台。在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亚洲地区设立区域性投资银行，通过多种直接投融资手段与途径牵头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疏导化解全球游资、使全球游资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挤掉全球经济泡沫、使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从不对称复归对称，促进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消除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重要途径。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的宗旨，应该是通过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平台引导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促进国内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中国决不可以放弃亚投行的领导权与主导权。中国对亚投行的领导权、主导权、对亚投行机制设计运行规则的制定权除了来源于策划倡议筹建组织权与控股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事安排优先权以外，最主要的来源于比其他国家优越的对亚投行的理念、定位、机制、运行模式的顶层设计。中国对亚投行的顶层设计不能仅仅强调与国际惯例国际标准接轨，而应着眼于与国际潮流、历史趋向合拍，因此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优缺点的扬弃，并且在运作实践中证明优于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使亚投行成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模本，而不仅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一种补充。建立新机构，制定新规则，引导新潮流，示范引导形成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世界金融新格局，在帮助重建世界金融新体制、使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树立我国的大国风范，确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地位，应该是我国创立亚投行的真正出发点。
来源：求是理论网
必须在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体性，把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作为国内新经济增长点与稳增长结构、作为消化我国过量外汇储备与过剩产能的主渠道的前提下，定位 “一带一路”建设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中，设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性质、结构、功能与运作模式。
首先要充分认识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历史必然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潮流，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揭示这个历史必然性、并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机遇。如果说，金融投机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则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十多年前本人即已发文指出，1997年从东南亚到日本到俄罗斯到巴西的金融危机虽不是全球化的，却是全球性的，它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正走向全面瓦解，世界历史已在进入新阶段：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阶段。2008年的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十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回光返照，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机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实际意义——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已走向全面崩溃；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把金融仅仅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
资本运营作为一种增长方式，它的作用大小、怎样发挥离不开在整个经济增长方式中的定位。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定位：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基础，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中由资本运营主导、由间接投融资主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为了不使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资本运营不能离开知识运营、资产运营和产品运营，间接投融资只能依托直接投融资。用五维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整体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带给人类的机遇，是让我们看清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内在必然性，看清了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用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主向投资银行为主转变。
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性二者并不矛盾，不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否认经济主体性。逻辑和实践两方面都已经充分证明，自由主义支配下投机猖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标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人民幸福为本的市场经济；所谓经济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就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包括就业问题、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投资的充分性、有效性。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先进还是落后、发达还是发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过程中能否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能坚持自身的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趋利避害；如果不能坚持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个陷阱，一场灾难。金融的虚拟性、流动性、综合性特点，使之具有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所以，当我国讲大国思维、大国战略时，不要忘了金融安全——国内充分的直接投融资与稳定的币值、牢固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在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得到统一，被称为金融 “三元悖论”。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流动性过剩”，形成游资的无序运动，并通过国际金融投机的催化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从而产生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就是金融悖境。走出金融 “三元悖论”“二律背反”靠什么？靠创业工程。在投融资结构中，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直接投融资中，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逻辑和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直接投融资的程序和步骤：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生态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国内直接投融资是国际直接投融资的起点。摆脱我国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的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办法，是运用财政和银行手段扶持直接投融资。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避免大量引进外资短期贷款造成的受制于人等弊病。在国内国际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而不仅是股市、楼市等资产投融资，更不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噪的发展中小民间银行、扩大间接投融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立体的价值经济不是片面的价格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结构是对称的，各个要素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以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为主导、直接投融资为主体、创业工程为基础的国内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与金融悖境，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新经济条件下一国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用财政投融资引导社会直接投融资，用直接投融资引导间接投融资；用扶持创业引导就业，用增量带动存量，用增加供给带动增加需求，用货币逐步升值带动消费增加——用再生带动配置的金融结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里金融的最佳结构体现了金融的对称结构：以政府为主导，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以再生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真正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的防火墙。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样的金融结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我国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应该是自觉顺应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一趋势，带头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包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要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经济，用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用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代替扶持圈钱型“直接投融资”，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银行的政策资源，转为扶持再生性创业工程；应该严格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严格禁止私人、民间、外资进入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但可以允许、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严格禁止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使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能够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
新常态经济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粗放型经营已走到历史尽头。产业更新换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劳力密集型向资本、知识密集型转变，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尽可能便之升华为高新技术产业，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带动和促进我国由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相应地，由产品、资产运营向资本、知识运营转变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前一个必然是后一个必然的基础，后一个必然是前一个必然的保证。只有直接投融资，才能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技术、管理、制度基础。因此，我们不但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横向必然性，还要看到全球金融危机后面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纵深必然性——比横向必然性更深层次的必然性，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强调中国应有大国思维并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的设立“走出去”时，保持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民族主体性的思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人民性的思考，才能对建构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贡献。
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必然性与中国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就可以给亚投行及中国与亚投行的关系以正确定位。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旧的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的破产，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主导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亚投行就是为这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平台。在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亚洲地区设立区域性投资银行，通过多种直接投融资手段与途径牵头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疏导化解全球游资、使全球游资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挤掉全球经济泡沫、使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从不对称复归对称，促进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消除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重要途径。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的宗旨，应该是通过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平台引导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促进国内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中国决不可以放弃亚投行的领导权与主导权。中国对亚投行的领导权、主导权、对亚投行机制设计运行规则的制定权除了来源于策划倡议筹建组织权与控股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事安排优先权以外，最主要的来源于比其他国家优越的对亚投行的理念、定位、机制、运行模式的顶层设计。中国对亚投行的顶层设计不能仅仅强调与国际惯例国际标准接轨，而应着眼于与国际潮流、历史趋向合拍，因此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优缺点的扬弃，并且在运作实践中证明优于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使亚投行成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模本，而不仅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一种补充。建立新机构，制定新规则，引导新潮流，示范引导形成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世界金融新格局，在帮助重建世界金融新体制、使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树立我国的大国风范，确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地位，应该是我国创立亚投行的真正出发点。
来源：求是理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