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国两体”实现两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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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24 12:41 | by admin ]
2015/04/24 12:41 | by admin ]
爱国，让我想起了台湾。我认为，实现中国两岸统一的路线图，是分三步走。
第一步，国体统一。双方承认“一国两体”，即一个国家，两个政体。政体不同于国体。国体是国家实体，政体是政治实体。形成国体的因素是历史、地理、文化、民族、宗教、政治，国体只有一个，即中国；形成政体的因素仅仅是政治，包括信仰、政党、社会制度、社团组织，分为集权政治实体、自治政治实体、分治政治实体。总体上，中国目前分治政治实体的政体有两个，即“大陆”、“台湾”。“一国两体”不同于“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虽然理论上“一个中国”，实际上这“一个中国”只是地域、文化、民族概念，即同一个中华民族概念，不是同一个国体。这是用政体代替国体，国体融于政体之中。“一国两体”是同一个国体“中国”，这个中国就是“中国”，既不是大陆表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台湾表述的“中华民国”。“一国两体”不同于“邦联”或“联邦”，“邦联”或“联邦”是不同国体的联合体，而“一国两体”是同一国体内部的不同政体的联合。“一国两体”不同于马英九“互不承认对方主权，互不否认对方治权”，在现有双方承认对方治权的基础上，承认双方都不具有整个中国的主权，双方主权都同属于一个“中国”。“一国两体”不同于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一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一国两体”的“一国”既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中华民国”。“一国两体”不同于港澳有人提出的“一国两府”。“一国两府”等于承认双方不但对整个中国都有主权，而且对整个中国都有治权。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两个中国”，而且是互相敌对的两个中国。这和李登辉的“一边一国”没有本质的区别。“一国两体”也可以称之为“一国两政”，只是这个“政”不是“政府”的“政”，而是“政体”的“政”。“一国两政”和“一国两府”的区别在于：“一国两府”政府的边界不明确，其权限理论上可以理解为涵盖对岸；“一国两政”或“一国两体”中政体的边界是明确的，其权限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只在此岸。“一国两体”也不同于有人提出的“一国两治”。“一国两治”由于没有分清政体和国体的区别，也就无法分清治权和主权的区别，无法定位各自治权下的“一亩三分地”的主权归属，双方对于对方治权下的主权归属还是处于不明确状态。这实际上是马英九“互不承认对方主权，互不否认对方治权”的同一个命题的不同表述。“一国两治”可以名正言顺使两岸处于长期分裂状态，在对外交往中互争国际空间，很容易陷进实质的“台独”。在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一国体的基础上，同一国体的国际空间与代表权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分治政治实体对于代表权问题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此前代表权问题源于双方不承认同属一个国体；只要双方承认同属一个中国国体，解决代表权问题没有障碍。
第二步，政体联合。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建立两岸政治、军事、外交互信合作。取消两岸隐形边界，在对岸互设办事处，两岸人民自由来往。建立“中国外交部”，统一处理两岸国际关系，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中给台湾以国际活动的空间，在重大国际纠纷包括钓鱼岛等领土纠纷中以一个中国的名义一致对外。双方可以举行联合军演，组建联合舰队统一指挥。
第三步，政体融合。在国体统一、两岸政治实体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建立互信关系友好相处良性互动后，两岸政治实体包括各自的政党（主张台独的政党除外）可以到对方设立代表处，发展党员，参与当地的议会选举。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执政党只能是共产党，但党章规定的共产党执政下的多元化监督包括各民主党监督理应包括同一国体中的不同政党，包括国民党和放弃台独党纲后的民进党的监督。随着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国民党和民进党党员在承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如果其他条件符合党章有关规定的要求，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并有可能进入大陆各地各级执政团队。
原载：共识网
人民网评：陈世清：新常态经济学的理论建构
[ 2015/04/16 23:18 | by admin ]
2015/04/16 23:18 | by admin ]
新常态经济的经典定义：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
逻辑和历史相结合进行经济学研究，是兼具哲学家的经济学家的强项。陈世清认为，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状态；新常态，就是经过一段不正常状态后重新恢复正常状态。人类社会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人对社会的认识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上升。贯穿在常态-非常态-新常态中的主线，是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人类总是经历事物的正反面发展、总结正反面经验，经过感性-知性-理性、具体-抽象-具体的否定之否定后，才对事物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与本质。经济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发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的成果；经济学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认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结晶。
陈世清指出，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家看来，所谓经济，就是创造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功利活动，所谓经济学就是教人创造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经世致用的学问。但随着后来经济的发展、贸易的出现、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出商品经济，发展出市场经济，提升为知识市场经济，衍生出虚拟经济；经过西方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线性抽象的一路折腾一路演化，价值逐步异化为价格，异化为金钱，经济活动逐步异化为赚钱，经济学也就逐步异化为教人怎样赚钱，包括怎样投机赚钱。随着产品的逻辑逐步演变为货币的逻辑，衍生出金融的逻辑，最后产生出金融泡沫，虚拟经济也就演变成虚幻经济。当金融泡沫破灭，虚幻经济就酿成金融危机。这样人类经济就由常态进入非常态，催化经济非常态的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了非常态经济学。现在人类面临的问题，是使经济与经济学由非常态重新进入常态，从而完成人类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的大圆圈。这个大圆圈的起点与终点都是经济的本质价值，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思想；只不过经过人类经济与经济学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思想获得了现代经济学的形态，其中包含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因素。
经济新常态意味着GDP增长方式的失败，意味着一切向钱看增长方式的失败，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总结实践经验，陈世清指出，发展经济必须回归经济的本义；所谓经济，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研究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科学经济学用科学方法自觉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新常态经济学看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不是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从整体上统一研究经济现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统一的经济体中对称的两个方面，所以在新常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别；而政治经济学总是把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经济与经济学的本义来讲，政治经济学是非常态经济学，科学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新常态的经济学。
陈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一词原来指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新常态经济是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意味着旧的周期的结束与新的周期的开始；对于移植引用这一名词的我国来讲，“新常态经济”意味着转变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不可持续增长的GDP增长方式，用发展来代替单一的GDP增长。因此，同样是“新常态经济”，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同样是诠释我国的“新常态经济”，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来讲，我国提出“新常态经济”是因为以往的GDP增长率过高，经济增速过快，经济过热导致结构失衡；所谓“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降温，减少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用创新驱动代替投资驱动，用民间投资驱动代替政府投资驱动，深化改革就是政府逐步完全退出市场，全部由民间市场通过价格涨落自由竞争决定资源配置。在科学的经济学看来，“新常态经济”不是什么GDP增长率过高、经济增速过快、经济过热导致结构失衡因此必须经济降温减速，而是GDP增长方式导致结构失衡；只要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挤掉GDP、人均GDP泡沫与实体经济泡沫，用再生经济增长方式代替GDP增长方式，通过技术创新平衡结构找准经济增长点，就可以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作为发展组成部分的增长，增长率永远不会太高，增长率无论多高，都不会导致“经济过热”，经济结构也不会失衡，新常态经济增长无极限。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投资驱动不是什么刺激经济，而是调整结构的必要手段。这种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率高和结构对称平衡统一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我们讲的“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新常态。因此，陈先生认为，我们的“新常态经济”是对西方“新常态经济”的扬弃，而不是等同；要真正科学认识、积极应对、学会适应“新常态经济”，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就必须首先对诠释“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进行范式分析，在此基础上建构科学的新常态经济学，给新常态经济以正确的理论指导，避免对“新常态经济”的错误解读造成对我国新常态经济的误导。
既然新常态经济是对称态经济，那么新常态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陈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与GDP经济是不同的经济形态，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或新常态经济学与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本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新常态经济对经济学范式的要求，是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线性抽象为方法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向对称平衡论为基础、价值经济学为核心、复杂系统论为方法的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转换。对称经济学是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以对称发展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一般的、人类的、与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科学经济学，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对称经济学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发展经济学，与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只讲增长不讲发展的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是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基础。
陈先生通过以上逻辑与历史的分析，对新常态经济做了如下经典定义：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用发展促进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新常态经济为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新常态经济学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擅长经济学范式分析，是陈先生的强项。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非常态经济的转型，新常态经济学是非常态经济学的转型，新常态经济学是转型经济学。转型经济学是以转型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与传统GDP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框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陈先生对新常态经济学和目前流行的其他几个经济学范式进行了比较，厘清新常态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定位。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是用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分为旧结构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旧结构经济学运用静态的、纯客体的三维结构方法分析经济、研究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运用动态的，主客体对称、时间空间层次对称的五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研究经济发展。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在新结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又可以称为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只能是扬弃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整体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与线性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中不可能有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有真正的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
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惠民生使人民幸福的经济，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新常态经济的生产目的，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陈先生就这样以新常态经济学为主线，把对称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贯串起来，形成完整的体系，使新常态经济学成为和西方经济学、GDP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使新常态经济在理论上得到概括与提升，使陈先生创立的对称经济学在新常态经济中得到充实与发展。
即将出版的陈世清先生《新常态经济学》一书立足于中国人的文化范式、思维方式、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以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讨论新常态经济与新常态经济学；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人类经济发展的典型，建构经济新常态模型与新常态经济学范式，展开新常态经济学的纵深科学体系，展示主客体对称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期待能解决中国眼下的与长远的经济与经济学的非常态问题，并对人类经济与经济学进入新常态做出中国人特有的贡献。本书运用从抽象到具体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从理论到实践、规范到实证的方法，秉持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原则，展现新常态经济的理论形态与实践模式。新常态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粹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思想理论来源，以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世界观与对称思维方式为方法论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平等为基本线索，结合解释、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社会热点、焦点、前沿问题建构以中国对称文化范式为基础、以中国人平等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在新常态经济学中科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在思维方式、理论基础、发展模式方面科学定位新常态经济，确立中国新常态经济的诠释权与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深层次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可操作的顶层设计，通过这种顶层设计催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经济学确立了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原载：人民网
http://news.people.com.cn.20l5.in/g/0410/c1004-2646975397.html
逻辑和历史相结合进行经济学研究，是兼具哲学家的经济学家的强项。陈世清认为，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状态；新常态，就是经过一段不正常状态后重新恢复正常状态。人类社会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人对社会的认识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上升。贯穿在常态-非常态-新常态中的主线，是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人类总是经历事物的正反面发展、总结正反面经验，经过感性-知性-理性、具体-抽象-具体的否定之否定后，才对事物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与本质。经济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发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的成果；经济学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认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结晶。
陈世清指出，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家看来，所谓经济，就是创造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功利活动，所谓经济学就是教人创造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经世致用的学问。但随着后来经济的发展、贸易的出现、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出商品经济，发展出市场经济，提升为知识市场经济，衍生出虚拟经济；经过西方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线性抽象的一路折腾一路演化，价值逐步异化为价格，异化为金钱，经济活动逐步异化为赚钱，经济学也就逐步异化为教人怎样赚钱，包括怎样投机赚钱。随着产品的逻辑逐步演变为货币的逻辑，衍生出金融的逻辑，最后产生出金融泡沫，虚拟经济也就演变成虚幻经济。当金融泡沫破灭，虚幻经济就酿成金融危机。这样人类经济就由常态进入非常态，催化经济非常态的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了非常态经济学。现在人类面临的问题，是使经济与经济学由非常态重新进入常态，从而完成人类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的大圆圈。这个大圆圈的起点与终点都是经济的本质价值，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思想；只不过经过人类经济与经济学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思想获得了现代经济学的形态，其中包含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因素。
经济新常态意味着GDP增长方式的失败，意味着一切向钱看增长方式的失败，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总结实践经验，陈世清指出，发展经济必须回归经济的本义；所谓经济，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研究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科学经济学用科学方法自觉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新常态经济学看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不是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从整体上统一研究经济现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统一的经济体中对称的两个方面，所以在新常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别；而政治经济学总是把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经济与经济学的本义来讲，政治经济学是非常态经济学，科学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新常态的经济学。
陈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一词原来指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新常态经济是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意味着旧的周期的结束与新的周期的开始；对于移植引用这一名词的我国来讲，“新常态经济”意味着转变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不可持续增长的GDP增长方式，用发展来代替单一的GDP增长。因此，同样是“新常态经济”，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同样是诠释我国的“新常态经济”，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来讲，我国提出“新常态经济”是因为以往的GDP增长率过高，经济增速过快，经济过热导致结构失衡；所谓“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降温，减少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用创新驱动代替投资驱动，用民间投资驱动代替政府投资驱动，深化改革就是政府逐步完全退出市场，全部由民间市场通过价格涨落自由竞争决定资源配置。在科学的经济学看来，“新常态经济”不是什么GDP增长率过高、经济增速过快、经济过热导致结构失衡因此必须经济降温减速，而是GDP增长方式导致结构失衡；只要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挤掉GDP、人均GDP泡沫与实体经济泡沫，用再生经济增长方式代替GDP增长方式，通过技术创新平衡结构找准经济增长点，就可以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作为发展组成部分的增长，增长率永远不会太高，增长率无论多高，都不会导致“经济过热”，经济结构也不会失衡，新常态经济增长无极限。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投资驱动不是什么刺激经济，而是调整结构的必要手段。这种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率高和结构对称平衡统一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我们讲的“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新常态。因此，陈先生认为，我们的“新常态经济”是对西方“新常态经济”的扬弃，而不是等同；要真正科学认识、积极应对、学会适应“新常态经济”，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就必须首先对诠释“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进行范式分析，在此基础上建构科学的新常态经济学，给新常态经济以正确的理论指导，避免对“新常态经济”的错误解读造成对我国新常态经济的误导。
既然新常态经济是对称态经济，那么新常态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陈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与GDP经济是不同的经济形态，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或新常态经济学与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本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新常态经济对经济学范式的要求，是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线性抽象为方法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向对称平衡论为基础、价值经济学为核心、复杂系统论为方法的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转换。对称经济学是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以对称发展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一般的、人类的、与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科学经济学，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对称经济学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发展经济学，与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只讲增长不讲发展的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是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基础。
陈先生通过以上逻辑与历史的分析，对新常态经济做了如下经典定义：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用发展促进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新常态经济为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新常态经济学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擅长经济学范式分析，是陈先生的强项。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非常态经济的转型，新常态经济学是非常态经济学的转型，新常态经济学是转型经济学。转型经济学是以转型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与传统GDP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框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陈先生对新常态经济学和目前流行的其他几个经济学范式进行了比较，厘清新常态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定位。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是用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分为旧结构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旧结构经济学运用静态的、纯客体的三维结构方法分析经济、研究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运用动态的，主客体对称、时间空间层次对称的五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研究经济发展。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在新结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又可以称为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只能是扬弃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整体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与线性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中不可能有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有真正的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
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惠民生使人民幸福的经济，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新常态经济的生产目的，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陈先生就这样以新常态经济学为主线，把对称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贯串起来，形成完整的体系，使新常态经济学成为和西方经济学、GDP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使新常态经济在理论上得到概括与提升，使陈先生创立的对称经济学在新常态经济中得到充实与发展。
即将出版的陈世清先生《新常态经济学》一书立足于中国人的文化范式、思维方式、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以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讨论新常态经济与新常态经济学；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人类经济发展的典型，建构经济新常态模型与新常态经济学范式，展开新常态经济学的纵深科学体系，展示主客体对称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期待能解决中国眼下的与长远的经济与经济学的非常态问题，并对人类经济与经济学进入新常态做出中国人特有的贡献。本书运用从抽象到具体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从理论到实践、规范到实证的方法，秉持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原则，展现新常态经济的理论形态与实践模式。新常态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粹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思想理论来源，以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世界观与对称思维方式为方法论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平等为基本线索，结合解释、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社会热点、焦点、前沿问题建构以中国对称文化范式为基础、以中国人平等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在新常态经济学中科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在思维方式、理论基础、发展模式方面科学定位新常态经济，确立中国新常态经济的诠释权与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深层次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可操作的顶层设计，通过这种顶层设计催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经济学确立了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原载：人民网
http://news.people.com.cn.20l5.in/g/0410/c1004-2646975397.html
人民民主专政为灵魂的法治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 2015/04/03 14:24 | by admin ]
2015/04/03 14:24 | by admin ]
如果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源，那么最大的司法腐败就是组织与个人以讲政治或“既讲法治又讲政治”为名明目张胆凌驾法律之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
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法治中国不是抽象的“宪政”或抽象的“依宪行政”，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是西方的特产，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法治中国”不是某个学者、政治家的心血来潮标新立异，不是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理念、模仿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产物，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长期执政的政治保证，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性与实证性能够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建成、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环节。党建与法制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党要管党”，最根本的是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但使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而且要使党的各级组织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根据系统论，任何事物作为系统，其“系统质”由其整体决定，而事物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总和。作为共产党，其执政合法性由其先进性决定，其先进性由共产党整体功能决定，不由部分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和党组织决定。某些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腐败、某些党组织包括中央部门系统腐败违法乱纪，本身并不否定共产党的整体先进性与执政合法性，所以共产党没必要为这些党员、党组织的违法乱纪买单。但如果认为处理这些党员、党组织的违法乱纪行为会给共产党抹黑影响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而以所谓“既讲法治又讲政治”授意法院为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党组织的有组织违法犯罪行为网开一面，将上行下效使整个国家法治松弛，法律体系全面土崩瓦解，使共产党因为无法执政而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古代之所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是遵循法无例外原则，以使封建王朝江山永固。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都不可能享受治外法权，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如果违法犯罪都必须在法律框架中处置，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如果犯罪都不要试图以“党的形象”来绑架整个共产党为自己当挡箭牌，任何一级法院以“政治”为由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为地方或部门党组织的违法行为开脱，实际上都是在挖共产党执政大厦的墙角。所以法治就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最大政治，任何一级法院、任何一个法官，都要以严格依法办案作为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严格执法是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最根本途径。如果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源，那么最大的司法腐败就是组织与个人以讲政治或“既讲法治又讲政治”为名明目张胆凌驾法律之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最大的反腐败斗争就是杜绝各种权大于法、使法院地方化部门化黑社会化的现象。那种把法治与政治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以政治为名架空法律钻法律漏洞打法律擦边球忽悠老百姓让老百姓权利受到侵害后告状无门的说法和做法，在办案中把地方保护、部门保护、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保护甚至官商勾结、徇私枉法披上“维稳”、“保驾护航”、“讲政治”的外衣，表面上是为党组织留下在法治边缘乃至凌驾法律之上执政的弹性空间，为党的各级组织在执政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违法行为搬台阶留面子提供缓冲带和免责空间，实际上是扩大错误、使法治后退、激化官民对立，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时无法形成民族凝聚力以致软弱无力，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与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民民主专政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所谓司法腐败，本质上就是按丛林法则办案，按对强者有利的原则办案；在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中，法院以“维稳”、“保驾护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名坚定地站在官、强、富甚至黑社会一边，要么明目张胆剥夺老百姓诉权，要么胡乱判案让老百姓打不赢官司，在诸如老百姓遭强拆、拖欠工资此类黑白明显的案件都可以“保驾护航”为由不予立案或判老百姓败诉，甚至黑社会杀人都可以不了了之。实践证明，所谓“保驾护航”，就是保腐败护贪官，保坑蒙拐骗护奸商。这样的政治不但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而且首先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之所以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就是因为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因为造成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官欺民、强凌弱、富不仁。法院按丛林法则办案——谁官大站在谁一边，谁钱多站在谁一边，谁势强站在谁一边——不但没有维护社会公正，相反扩大强化社会不公正。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多起以法治为名的种族歧视、漠视人权事件，也说明了西方法治不是法治的模板。所谓司法公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真正的法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法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不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法治是虚假的法治。人民民主专政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是灵魂与躯壳、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我国多年来推行的司法保驾护航与维稳政策和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人民民主专政是本质上对立的；为了使共产党不会蜕变为新的统治阶级与剥削阶级、不使社会主义国家法治成为统治阶级与剥削经济维护自己既得利益与统治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就必须坚持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以维权而不是维稳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对司法腐败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彻底清算，以切实保障司法公正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得以执政的民意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把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以及人类历史上其他社会形态法治区别开来的特殊本质。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法治中国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实际的层层递进关系。法治中国是人类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真正的、完全的、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目前我国的法制并不完善，但绝不能因为一句“任重而道远”而使实现完善法制的目标遥遥无期。路在脚下；“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西方法制不是法制的代名词，西方法制的缺陷不是法制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一样。西方法制和法制不能划等号，西方法制不适合中国不等于法制不适合中国，建设法治中国不等于照搬照套西方司法体制。毛泽东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十八大报告与修改通过的党章一方面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这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概念统一了起来。从以前的党章规定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到这次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说明这个统一是个历史过程。“人民民主专政”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法治中国”概念有着深刻内涵，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长期以来在“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口号下人民民主权利无法真正得到实现的现实反思的成果，也是18大党章的逻辑结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从内涵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扬弃。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建立在对西方理论、道路、制度的扬弃——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没有这种扬弃——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是一种“理论自大、道路自大、制度自大”，而且是盲目的自高自大。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使人民民主专政与法制脱节，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使法制成为一纸空文，就是因为没有“法治中国”这个概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治中国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国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称的，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而把更完善的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统一起来的，是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如果说社会主义法制是比资本主义司法体制更高级更先进更完善的法治，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主体内容。如果我们透过名词看概念、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和目标，社会主义法制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展开和具体表现，也是把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的具体措施、手段和途径。人民民主专政本身需要通过制度、体制设计更加具体，但具体的方向、目标依然是依法执政。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就是通过科学的制度、体制的设计与建构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和途径。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依法行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国家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严重的无视人权、侵犯人权、以权代法、司法腐败现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依法行政的要求，也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那种打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号，干着违背宪法的勾当，错不在人民民主专政本身，而在于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把人民民主专政真正落到实处靠的就是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和资产阶级宪政划等号，那就刚好为敌视人民民主专政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把违背宪法的账算到人民民主专政头上提供了口实，同时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误入歧途。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以形成，都是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听取人民意见、反映人民愿望、汲取人民智慧的结果，都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都是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这一核心理念的。所以与人民民主专政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中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法治中国不是抽象的“宪政”或抽象的“依宪行政”，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是西方的特产，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法治中国”不是某个学者、政治家的心血来潮标新立异，不是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理念、模仿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产物，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长期执政的政治保证，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性与实证性能够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建成、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环节。党建与法制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党要管党”，最根本的是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但使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而且要使党的各级组织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根据系统论，任何事物作为系统，其“系统质”由其整体决定，而事物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总和。作为共产党，其执政合法性由其先进性决定，其先进性由共产党整体功能决定，不由部分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和党组织决定。某些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腐败、某些党组织包括中央部门系统腐败违法乱纪，本身并不否定共产党的整体先进性与执政合法性，所以共产党没必要为这些党员、党组织的违法乱纪买单。但如果认为处理这些党员、党组织的违法乱纪行为会给共产党抹黑影响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而以所谓“既讲法治又讲政治”授意法院为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党组织的有组织违法犯罪行为网开一面，将上行下效使整个国家法治松弛，法律体系全面土崩瓦解，使共产党因为无法执政而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古代之所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是遵循法无例外原则，以使封建王朝江山永固。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都不可能享受治外法权，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如果违法犯罪都必须在法律框架中处置，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如果犯罪都不要试图以“党的形象”来绑架整个共产党为自己当挡箭牌，任何一级法院以“政治”为由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为地方或部门党组织的违法行为开脱，实际上都是在挖共产党执政大厦的墙角。所以法治就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最大政治，任何一级法院、任何一个法官，都要以严格依法办案作为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严格执法是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最根本途径。如果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源，那么最大的司法腐败就是组织与个人以讲政治或“既讲法治又讲政治”为名明目张胆凌驾法律之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最大的反腐败斗争就是杜绝各种权大于法、使法院地方化部门化黑社会化的现象。那种把法治与政治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以政治为名架空法律钻法律漏洞打法律擦边球忽悠老百姓让老百姓权利受到侵害后告状无门的说法和做法，在办案中把地方保护、部门保护、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保护甚至官商勾结、徇私枉法披上“维稳”、“保驾护航”、“讲政治”的外衣，表面上是为党组织留下在法治边缘乃至凌驾法律之上执政的弹性空间，为党的各级组织在执政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违法行为搬台阶留面子提供缓冲带和免责空间，实际上是扩大错误、使法治后退、激化官民对立，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时无法形成民族凝聚力以致软弱无力，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与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民民主专政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所谓司法腐败，本质上就是按丛林法则办案，按对强者有利的原则办案；在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中，法院以“维稳”、“保驾护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名坚定地站在官、强、富甚至黑社会一边，要么明目张胆剥夺老百姓诉权，要么胡乱判案让老百姓打不赢官司，在诸如老百姓遭强拆、拖欠工资此类黑白明显的案件都可以“保驾护航”为由不予立案或判老百姓败诉，甚至黑社会杀人都可以不了了之。实践证明，所谓“保驾护航”，就是保腐败护贪官，保坑蒙拐骗护奸商。这样的政治不但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而且首先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之所以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就是因为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因为造成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官欺民、强凌弱、富不仁。法院按丛林法则办案——谁官大站在谁一边，谁钱多站在谁一边，谁势强站在谁一边——不但没有维护社会公正，相反扩大强化社会不公正。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多起以法治为名的种族歧视、漠视人权事件，也说明了西方法治不是法治的模板。所谓司法公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真正的法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法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不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法治是虚假的法治。人民民主专政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是灵魂与躯壳、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我国多年来推行的司法保驾护航与维稳政策和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人民民主专政是本质上对立的；为了使共产党不会蜕变为新的统治阶级与剥削阶级、不使社会主义国家法治成为统治阶级与剥削经济维护自己既得利益与统治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就必须坚持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以维权而不是维稳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对司法腐败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彻底清算，以切实保障司法公正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得以执政的民意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把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以及人类历史上其他社会形态法治区别开来的特殊本质。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法治中国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实际的层层递进关系。法治中国是人类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真正的、完全的、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目前我国的法制并不完善，但绝不能因为一句“任重而道远”而使实现完善法制的目标遥遥无期。路在脚下；“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西方法制不是法制的代名词，西方法制的缺陷不是法制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一样。西方法制和法制不能划等号，西方法制不适合中国不等于法制不适合中国，建设法治中国不等于照搬照套西方司法体制。毛泽东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十八大报告与修改通过的党章一方面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这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概念统一了起来。从以前的党章规定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到这次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说明这个统一是个历史过程。“人民民主专政”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法治中国”概念有着深刻内涵，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长期以来在“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口号下人民民主权利无法真正得到实现的现实反思的成果，也是18大党章的逻辑结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从内涵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扬弃。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建立在对西方理论、道路、制度的扬弃——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没有这种扬弃——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是一种“理论自大、道路自大、制度自大”，而且是盲目的自高自大。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使人民民主专政与法制脱节，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使法制成为一纸空文，就是因为没有“法治中国”这个概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治中国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国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称的，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而把更完善的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统一起来的，是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如果说社会主义法制是比资本主义司法体制更高级更先进更完善的法治，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主体内容。如果我们透过名词看概念、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和目标，社会主义法制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展开和具体表现，也是把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的具体措施、手段和途径。人民民主专政本身需要通过制度、体制设计更加具体，但具体的方向、目标依然是依法执政。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就是通过科学的制度、体制的设计与建构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和途径。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依法行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国家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严重的无视人权、侵犯人权、以权代法、司法腐败现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依法行政的要求，也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那种打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号，干着违背宪法的勾当，错不在人民民主专政本身，而在于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把人民民主专政真正落到实处靠的就是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和资产阶级宪政划等号，那就刚好为敌视人民民主专政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把违背宪法的账算到人民民主专政头上提供了口实，同时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误入歧途。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以形成，都是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听取人民意见、反映人民愿望、汲取人民智慧的结果，都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都是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这一核心理念的。所以与人民民主专政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中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中国范儿是以民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
[ 2015/04/03 12:41 | by admin ]
2015/04/03 12:41 | by admin ]
民主首先是民本。所谓“关注民生”，不是一种仁政，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体现民有、民享、民治的中国民本范儿。现在官民对立这么严重，为了避免对立转变为对抗，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建立民意诉求人民参政议政畅通的渠道不可避免。
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和外延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来理解。从微观来看，民主集中制可以看成是任何组织生活的原则；从宏观来看，民主集中制可以看成是一个政党乃至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从整个社会来看，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产生、形成、发展、完善的历史，认为中国缺乏民主传统是一种偏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民主集中制范儿首先通过民本与专制的统一来体现，其次通过政权更迭来实现——渗透在政权更迭中的主线，仍然是民本思想。在朝代兴跌、帝王更新之间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争，就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主形式。中国由于对不同宗教的包容性，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长达一千年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样的宗教黑暗统治和十字军东征那样清除异端的宗教战争，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统治权，最终决定战争胜负与在战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存续时间长短的是民心的向背。正如唐朝开国皇帝李世民讲的：“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何止一个李世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任何一个能够使朝代延续的封建统治者的共识。连明王朝七品芝麻官都知道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硬是把仗势横行的奸相严嵩之妹严氏正法。中国封建专制时代极为严格公平的科举制度通过竞争考试、择优录取，给了每个底层百姓通过自身努力平等竞争进入上层的机会，比起西方的贵族等级制君主赐官制体现了每个人机会平等的原则，而每个人机会平等就是民主。
如果说西方近代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生作为对西方中世纪黑暗统治的反动而产生的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与形式民主是中国近代所没有的，那么贯穿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一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反剥削反压迫的社会主义中的“民本”思想也是西方所不具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近现代中国各种主义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与制度相较其他主义的理念与制度同中国固有的民本范儿更吻合。中国的民本范儿才是社会主义得以扎根的土壤。
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更注重实质民主，西方更注重形式民主。民本是民主的本质，实践证明如果不是以民为本的“民主”很可能只是假的、形式上的民主，只有以民为本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我们之所以说西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就是因为西方民主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有钱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欺骗人民的工具。这说明：民本是形式民主的内容和目的，形式民主是民本的途径和手段。只要是民本，专制也是民主，或形式上的专制实质上的民主；只要是官本、钱本，民主也是专制，或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的专制。所以贯穿民本理念与执政方针的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归根结底也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只看到中国成型的封建王朝的集权专制一面，未看到封建专制王朝成型前后通过农民起义诸侯造反体现出来的人民用剑和矛来投票、取得政权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而必须贯彻民本思想的民主的另一面，对中国历史的片面概括不可能看到中国历史的本质与规律。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不管史学家们用什么样的断代标准，一个基本的线索就是民本即实质民主。民主集中制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民主是专制的基础，专制是民主的主导；民主产生专制，专制制约民主。但综观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应该说民主是绝对的，专制是相对的——不要说在战乱期间老百姓用刀和枪进行投票，封建专制王朝为了使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做到以民为本，民本就是在封建专制外衣包装下的民主内容。如果说在冷兵器与信息封闭的封建社会，民主只能通过战争来实现，那么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民主完全可以通过竞争来完成。无论是在广大民众踊跃投票中胜出成为接受欢呼的赢家，还是在刀光剑影、尸横遍野、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的战乱中笑到最后开创帝国，任何政权最终能够得以确立都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纯粹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都不能长久，充其量是前一个失去民心支持的政权向后一个得到民心支持的政权的过渡。信息封闭时代民意的彰显必须经过血和火的洗礼，信息开放时代民意的表述可以通过发达的舆论窗口来进行，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一规律不变。民主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缺位，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作为中国周期发展后面的范儿在中国整体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会缺位，缺位的是统治者和思想家对民主的自觉意识和历史成败兴亡的深层次反思。
通过深层次的反思我们可以悟出，民意可导不可堵，民主可导不可堵。导之则有序进行，堵之则通过动乱来实现。信息时代发达的信息工具和手段既为“导”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基础，也为“堵”演变为动乱提供了现实条件。所以要把公民的主体性、党员的主体性、社会活力和“乱”区别开来。如果因为怕乱而剥夺公民乃至党员的主体性，否定民主集中制这一基本原则，其结果就是产生真正的“乱”。要把“民主”和“乱”区别开来。中国不能乱，但中国不能没有民主。维稳不是治乱的根本，法治也不是治乱的根本，民主才是治乱的根本，因为法治——真正的法治也必须建立在民主之上。
民主首先是民本。所谓“关注民生”，不是一种仁政，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体现民有、民享、民治的中国民本范儿。现在官民对立这么严重，为了避免对立转变为对抗，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建立民意诉求人民参政议政畅通的渠道不可避免。
坚持党的领导就要完善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所谓“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是错误的。真正的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任何个人和组织利用执政党的权力和其他资源谋取个人或部分人的利益、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阻扰政治体制改革、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做法，都与党的宗旨、性质、政治原则、组织原则格格不入。反腐会瓦解根除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消除特权和一切腐败滋生的土壤，使党更加密切联系群众，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但绝不会改变党的领导。“不反腐亡国，反腐完党”是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抹黑共产党领导而刻意把党和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划等号、把党的领导和目前不完善的政治体制划等号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伪命题。
完善党的领导其次要与时俱进推进党内政治体制改革，根除滋生执政党腐败的土壤。那种把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推动党内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理论探讨、顶层设计与政策建议视同异己、视同洪水猛兽、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高度加以扼杀的做法，都与十八大精神格格不入、背道而驰，都会对完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苏东巨变的根本原因，就是把计划体制下僵化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划等号、和共产党领导划等号的结果。当实践证明这种政治体制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极易产生官僚主义、滋生腐败时，人民在改革中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苏东巨变的根本原因，不改革才是苏东巨变的根本原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苏东巨变的必然性得以产生的契机。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说成是苏东巨变根本原因、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为借口而反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对任何政治体制改革议题讳莫如深噤若寒蝉的人，在认识上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在利益上是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反对改革刻意编造出来的耸人听闻的谎言。这说明，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要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排除一切干扰，把十八大报告“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方针落到实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与时俱进改革政治体制。
改革政治体制的核心是改革目前这种僵化的、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员民主权利有名无实的党内官僚体制，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处理好执政党内权力意志与党员民主权利的关系，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性与民主权利。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党章规定的党的组织制度，只不过在实践中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在执政党的组织生态中集中有余民主不足，并没有真正做到党章规定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力。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民主质量，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这就勾勒出从党内民主到党外民主的路线图。所以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该从党内民主化改革开始。所以民主不等于乱，有好的、先党内后党外的有序化的民主化改革路线图，民主化改革不会乱。这说明：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必须以理论科学为前提；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她不仅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且反映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来源：求是网
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和外延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来理解。从微观来看，民主集中制可以看成是任何组织生活的原则；从宏观来看，民主集中制可以看成是一个政党乃至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从整个社会来看，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产生、形成、发展、完善的历史，认为中国缺乏民主传统是一种偏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民主集中制范儿首先通过民本与专制的统一来体现，其次通过政权更迭来实现——渗透在政权更迭中的主线，仍然是民本思想。在朝代兴跌、帝王更新之间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争，就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主形式。中国由于对不同宗教的包容性，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长达一千年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样的宗教黑暗统治和十字军东征那样清除异端的宗教战争，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统治权，最终决定战争胜负与在战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存续时间长短的是民心的向背。正如唐朝开国皇帝李世民讲的：“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何止一个李世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任何一个能够使朝代延续的封建统治者的共识。连明王朝七品芝麻官都知道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硬是把仗势横行的奸相严嵩之妹严氏正法。中国封建专制时代极为严格公平的科举制度通过竞争考试、择优录取，给了每个底层百姓通过自身努力平等竞争进入上层的机会，比起西方的贵族等级制君主赐官制体现了每个人机会平等的原则，而每个人机会平等就是民主。
如果说西方近代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生作为对西方中世纪黑暗统治的反动而产生的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与形式民主是中国近代所没有的，那么贯穿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一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反剥削反压迫的社会主义中的“民本”思想也是西方所不具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近现代中国各种主义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与制度相较其他主义的理念与制度同中国固有的民本范儿更吻合。中国的民本范儿才是社会主义得以扎根的土壤。
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更注重实质民主，西方更注重形式民主。民本是民主的本质，实践证明如果不是以民为本的“民主”很可能只是假的、形式上的民主，只有以民为本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我们之所以说西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就是因为西方民主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有钱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欺骗人民的工具。这说明：民本是形式民主的内容和目的，形式民主是民本的途径和手段。只要是民本，专制也是民主，或形式上的专制实质上的民主；只要是官本、钱本，民主也是专制，或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的专制。所以贯穿民本理念与执政方针的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归根结底也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只看到中国成型的封建王朝的集权专制一面，未看到封建专制王朝成型前后通过农民起义诸侯造反体现出来的人民用剑和矛来投票、取得政权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而必须贯彻民本思想的民主的另一面，对中国历史的片面概括不可能看到中国历史的本质与规律。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不管史学家们用什么样的断代标准，一个基本的线索就是民本即实质民主。民主集中制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民主是专制的基础，专制是民主的主导；民主产生专制，专制制约民主。但综观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应该说民主是绝对的，专制是相对的——不要说在战乱期间老百姓用刀和枪进行投票，封建专制王朝为了使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做到以民为本，民本就是在封建专制外衣包装下的民主内容。如果说在冷兵器与信息封闭的封建社会，民主只能通过战争来实现，那么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民主完全可以通过竞争来完成。无论是在广大民众踊跃投票中胜出成为接受欢呼的赢家，还是在刀光剑影、尸横遍野、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的战乱中笑到最后开创帝国，任何政权最终能够得以确立都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纯粹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都不能长久，充其量是前一个失去民心支持的政权向后一个得到民心支持的政权的过渡。信息封闭时代民意的彰显必须经过血和火的洗礼，信息开放时代民意的表述可以通过发达的舆论窗口来进行，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一规律不变。民主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缺位，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作为中国周期发展后面的范儿在中国整体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会缺位，缺位的是统治者和思想家对民主的自觉意识和历史成败兴亡的深层次反思。
通过深层次的反思我们可以悟出，民意可导不可堵，民主可导不可堵。导之则有序进行，堵之则通过动乱来实现。信息时代发达的信息工具和手段既为“导”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基础，也为“堵”演变为动乱提供了现实条件。所以要把公民的主体性、党员的主体性、社会活力和“乱”区别开来。如果因为怕乱而剥夺公民乃至党员的主体性，否定民主集中制这一基本原则，其结果就是产生真正的“乱”。要把“民主”和“乱”区别开来。中国不能乱，但中国不能没有民主。维稳不是治乱的根本，法治也不是治乱的根本，民主才是治乱的根本，因为法治——真正的法治也必须建立在民主之上。
民主首先是民本。所谓“关注民生”，不是一种仁政，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体现民有、民享、民治的中国民本范儿。现在官民对立这么严重，为了避免对立转变为对抗，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建立民意诉求人民参政议政畅通的渠道不可避免。
坚持党的领导就要完善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所谓“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是错误的。真正的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任何个人和组织利用执政党的权力和其他资源谋取个人或部分人的利益、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阻扰政治体制改革、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做法，都与党的宗旨、性质、政治原则、组织原则格格不入。反腐会瓦解根除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消除特权和一切腐败滋生的土壤，使党更加密切联系群众，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但绝不会改变党的领导。“不反腐亡国，反腐完党”是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抹黑共产党领导而刻意把党和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划等号、把党的领导和目前不完善的政治体制划等号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伪命题。
完善党的领导其次要与时俱进推进党内政治体制改革，根除滋生执政党腐败的土壤。那种把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推动党内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理论探讨、顶层设计与政策建议视同异己、视同洪水猛兽、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高度加以扼杀的做法，都与十八大精神格格不入、背道而驰，都会对完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苏东巨变的根本原因，就是把计划体制下僵化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划等号、和共产党领导划等号的结果。当实践证明这种政治体制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极易产生官僚主义、滋生腐败时，人民在改革中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苏东巨变的根本原因，不改革才是苏东巨变的根本原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苏东巨变的必然性得以产生的契机。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说成是苏东巨变根本原因、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为借口而反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对任何政治体制改革议题讳莫如深噤若寒蝉的人，在认识上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在利益上是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反对改革刻意编造出来的耸人听闻的谎言。这说明，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要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排除一切干扰，把十八大报告“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方针落到实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与时俱进改革政治体制。
改革政治体制的核心是改革目前这种僵化的、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员民主权利有名无实的党内官僚体制，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处理好执政党内权力意志与党员民主权利的关系，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性与民主权利。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党章规定的党的组织制度，只不过在实践中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在执政党的组织生态中集中有余民主不足，并没有真正做到党章规定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力。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民主质量，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这就勾勒出从党内民主到党外民主的路线图。所以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该从党内民主化改革开始。所以民主不等于乱，有好的、先党内后党外的有序化的民主化改革路线图，民主化改革不会乱。这说明：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必须以理论科学为前提；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她不仅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且反映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来源：求是网
是以民为本还是分享改革成果？
[ 2015/04/03 12:39 | by admin ]
2015/04/03 12:39 | by admin ]
陈世清：是以民为本还是分享改革成果？
——评郎咸平的“郎闲评”（六）
土地本来就是人民的，而不是人民从别人手里分一杯羹；改革成果本来就属于人民，而不是谁与人民分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民本思想，使人民安居乐业。
文化理性是民本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谓“关注民生”，不是一种仁政，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体现民有、民享、民治的原则；改革的成果本来就是人民的，而不是与人民“分享”改革成果。郎咸平：“讲到房改更有意思了，房改就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合谋。一个以钱为纲的房改是什么回事呢？地方政府官员的思维就很奇特，是以GDP为唯一的执政标准。所以我们各地的官员一上任之后就拼命的卖地，价格是越卖越高。但是这块地不是政府的，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地，当你用高价把地卖了以后，有没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呢？应该跟香港一样，该建设一些经济适用房。”“地产商拿到地盖高价房，一手房的价格上去了，二手房马上水涨船高了。当初在盖房子的时候，拆迁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发现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很多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协助地产商，驱赶这些拆迁户，或者利用黑社会来揍你一顿。到最后你发现，房改以后，地卖得越多，价格越高。卖得地价是越来越高，加上各种贪污，使得成本高涨。没有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每个老百姓有屋可住。所有的老百姓必须到市场上买贵的房子，因此大家都买不起房子。原来房改的目的是富了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不是为了老百姓有房子住。”虽然这样，郎咸平仍然坚持主张让房价上涨，大力发展房地产。“老百姓住房怎么办？新加坡的做法是一个样板，即政府加强保障房的建设，以一个繁荣的商品房市场来构建保障房的基础。2010年政府土地出让金2.7万亿，拿出10%建保障性住房，2700亿可以建设2亿平方米，10年20亿平方米足足够2亿人居住，如果从土地出让金拿出6000亿可人人看病不要钱，再拿出1000亿可人人上学不要钱，所以从土地出让金拿出1/3，可以解决老百姓住房、看病、上学三座大山”。⒂郎咸平在这里一方面要坚持大力发展地方政府和地产商合谋的价格扭曲的非正常的房地产业，认为这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却又要“从土地出让金拿出1/3，可以解决老百姓住房、看病、上学三座大山”，就是上述与人民“分享”改革成果的经典注解。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其理由就是他自己举的例子：北京市政府盖了天通苑，盖的富丽堂皇，但是第一手买房子的是地产老板，一般的老百姓买不到经济适用房。既然地方政府和地产商可以合谋炒高地价，为什么就不能合谋炒高保障房呢？解决问题的根本，只能是还地于民，土地无价，并在此基础上杜绝任何房地产投机，使房价大大下降。土地本来就是人民的，而不是人民从别人手里分一杯羹；改革成果本来就属于人民，而不是谁与人民分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民本思想，使人民安居乐业。
来源：求是理论网
——评郎咸平的“郎闲评”（六）
土地本来就是人民的，而不是人民从别人手里分一杯羹；改革成果本来就属于人民，而不是谁与人民分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民本思想，使人民安居乐业。
文化理性是民本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谓“关注民生”，不是一种仁政，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体现民有、民享、民治的原则；改革的成果本来就是人民的，而不是与人民“分享”改革成果。郎咸平：“讲到房改更有意思了，房改就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合谋。一个以钱为纲的房改是什么回事呢？地方政府官员的思维就很奇特，是以GDP为唯一的执政标准。所以我们各地的官员一上任之后就拼命的卖地，价格是越卖越高。但是这块地不是政府的，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地，当你用高价把地卖了以后，有没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呢？应该跟香港一样，该建设一些经济适用房。”“地产商拿到地盖高价房，一手房的价格上去了，二手房马上水涨船高了。当初在盖房子的时候，拆迁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发现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很多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协助地产商，驱赶这些拆迁户，或者利用黑社会来揍你一顿。到最后你发现，房改以后，地卖得越多，价格越高。卖得地价是越来越高，加上各种贪污，使得成本高涨。没有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每个老百姓有屋可住。所有的老百姓必须到市场上买贵的房子，因此大家都买不起房子。原来房改的目的是富了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不是为了老百姓有房子住。”虽然这样，郎咸平仍然坚持主张让房价上涨，大力发展房地产。“老百姓住房怎么办？新加坡的做法是一个样板，即政府加强保障房的建设，以一个繁荣的商品房市场来构建保障房的基础。2010年政府土地出让金2.7万亿，拿出10%建保障性住房，2700亿可以建设2亿平方米，10年20亿平方米足足够2亿人居住，如果从土地出让金拿出6000亿可人人看病不要钱，再拿出1000亿可人人上学不要钱，所以从土地出让金拿出1/3，可以解决老百姓住房、看病、上学三座大山”。⒂郎咸平在这里一方面要坚持大力发展地方政府和地产商合谋的价格扭曲的非正常的房地产业，认为这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却又要“从土地出让金拿出1/3，可以解决老百姓住房、看病、上学三座大山”，就是上述与人民“分享”改革成果的经典注解。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其理由就是他自己举的例子：北京市政府盖了天通苑，盖的富丽堂皇，但是第一手买房子的是地产老板，一般的老百姓买不到经济适用房。既然地方政府和地产商可以合谋炒高地价，为什么就不能合谋炒高保障房呢？解决问题的根本，只能是还地于民，土地无价，并在此基础上杜绝任何房地产投机，使房价大大下降。土地本来就是人民的，而不是人民从别人手里分一杯羹；改革成果本来就属于人民，而不是谁与人民分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民本思想，使人民安居乐业。
来源：求是理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