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是当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中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现象概括最全面、分析最透彻、观点最尖锐、最接近真理、因而影响力最大的经济学者。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演变的过程从宏微观层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的数据，运用自己娴熟的财务管理知识对我国盲目引进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强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产业化、GDP主义给中国带来的经济、政治危害从宏微观层面做了大胆揭露与持续抨击，引起了人们对改革开放存在诸多问题的密切关注与广泛思考，有效遏制了腐败的蔓延与以产权改革为名造成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应该说，郎咸平的调查研究、出书演讲、奔走疾呼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促进正本清源的作用；他的忧国忧民之心典型展现了一个真正学者的良心与社会责任感。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背景出身的学者，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也没有清晰的认识，对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也没有明确的思路，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化”的理论不能自圆其说，他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但他有社会主义的观念，对社会主义的很多观点富有创意；他把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成是通过阶级斗争不断扩大法治与不断扩大民主逐步控制权力腐败的过程，为解释人类发展史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也不无合理之处，通过不断扩大法治与不断扩大民主来控制权力腐败也确实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中必要的一环。郎咸平自我定位为“左派经济学家”，他的观点在右派“主流经济学”横行的经济界、经济学界也确实构成“另类”的风景线。所有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但由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正确认识、对经济这一复杂现象的非文化思维方式，使他未能对经济现象进行形而上学思考，并在思考中形成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首尾一贯的理论体系；他的经济观点和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他的经济结论和他的经济学基础理论之间产生矛盾甚至冲突；他的中国传统文化虚无主义的观念使他无法正确坚持中国国际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体性。他一方面用“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来形容外资借我国对外开放之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大肆掠夺，另一方面他却不是从内需导向、产业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建立国内经济危机防范体系方面提高民族经济主体性，而是把“产业链高效整合”、“产业链高端整合”看成抵御外资侵略的灵丹妙药；他一方面主张“产业链高效整合”、“产业链高端整合”，另一方面却又反对产业升级与增长方式转变，极力主张把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停留在产品运营——制造业层面，在郎咸平头脑中甚至没有经济增长方式概念，以致提出取消金融的主张。这就不能不陷入悖论。因此，他虽然康慨激昂，提出了很多看起来很好的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建议，但由于上述矛盾使他的许多建议不可行或对解决问题的力度不够，有的如果在实践中推行会产生“悖境”；他所谓要取消金融的说法纯粹就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郎咸平把国内的泡沫经济、经济危机归结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的结果，是本末倒置。而这种因果关系的不对称、经济解析与经济现实的不对称，又是由郎咸平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与时代的脚步不对称造成。所以郎咸平是一个合格的财务专家、准金融学家、经济学者，而不是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从这个意义上，郎咸平称自己的经济评论为“郎闲评”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走出“悖论”本来是科学理论发展的必经途径之一。“郎闲评”为提出新的经济思维方式、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建构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并在此理论指导下系统解决中国经济问题提供了必然性与现实基础。所以我们绝不能对郎咸平的“郎闲评”等闲视之，我们应该对郎咸平先生的社会责任感表示敬意，对郎咸平先生所做大量的对中国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有益的工作表示感谢。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必然性与亚投行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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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05 12:37 | by admin ]
2015/05/05 12:37 | by admin ]
建立新机构，制定新规则，引导新潮流，示范引导形成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世界金融新格局，在帮助重建世界金融新体制、使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树立我国的大国风范，确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地位，应该是我国创立亚投行的真正出发点。
必须在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体性，把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作为国内新经济增长点与稳增长结构、作为消化我国过量外汇储备与过剩产能的主渠道的前提下，定位 “一带一路”建设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中，设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性质、结构、功能与运作模式。
首先要充分认识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历史必然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潮流，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揭示这个历史必然性、并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机遇。如果说，金融投机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则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十多年前本人即已发文指出，1997年从东南亚到日本到俄罗斯到巴西的金融危机虽不是全球化的，却是全球性的，它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正走向全面瓦解，世界历史已在进入新阶段：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阶段。2008年的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十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回光返照，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机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实际意义——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已走向全面崩溃；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把金融仅仅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
资本运营作为一种增长方式，它的作用大小、怎样发挥离不开在整个经济增长方式中的定位。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定位：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基础，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中由资本运营主导、由间接投融资主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为了不使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资本运营不能离开知识运营、资产运营和产品运营，间接投融资只能依托直接投融资。用五维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整体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带给人类的机遇，是让我们看清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内在必然性，看清了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用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主向投资银行为主转变。
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性二者并不矛盾，不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否认经济主体性。逻辑和实践两方面都已经充分证明，自由主义支配下投机猖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标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人民幸福为本的市场经济；所谓经济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就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包括就业问题、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投资的充分性、有效性。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先进还是落后、发达还是发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过程中能否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能坚持自身的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趋利避害；如果不能坚持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个陷阱，一场灾难。金融的虚拟性、流动性、综合性特点，使之具有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所以，当我国讲大国思维、大国战略时，不要忘了金融安全——国内充分的直接投融资与稳定的币值、牢固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在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得到统一，被称为金融 “三元悖论”。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流动性过剩”，形成游资的无序运动，并通过国际金融投机的催化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从而产生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就是金融悖境。走出金融 “三元悖论”“二律背反”靠什么？靠创业工程。在投融资结构中，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直接投融资中，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逻辑和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直接投融资的程序和步骤：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生态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国内直接投融资是国际直接投融资的起点。摆脱我国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的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办法，是运用财政和银行手段扶持直接投融资。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避免大量引进外资短期贷款造成的受制于人等弊病。在国内国际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而不仅是股市、楼市等资产投融资，更不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噪的发展中小民间银行、扩大间接投融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立体的价值经济不是片面的价格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结构是对称的，各个要素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以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为主导、直接投融资为主体、创业工程为基础的国内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与金融悖境，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新经济条件下一国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用财政投融资引导社会直接投融资，用直接投融资引导间接投融资；用扶持创业引导就业，用增量带动存量，用增加供给带动增加需求，用货币逐步升值带动消费增加——用再生带动配置的金融结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里金融的最佳结构体现了金融的对称结构：以政府为主导，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以再生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真正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的防火墙。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样的金融结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我国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应该是自觉顺应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一趋势，带头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包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要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经济，用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用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代替扶持圈钱型“直接投融资”，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银行的政策资源，转为扶持再生性创业工程；应该严格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严格禁止私人、民间、外资进入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但可以允许、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严格禁止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使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能够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
新常态经济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粗放型经营已走到历史尽头。产业更新换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劳力密集型向资本、知识密集型转变，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尽可能便之升华为高新技术产业，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带动和促进我国由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相应地，由产品、资产运营向资本、知识运营转变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前一个必然是后一个必然的基础，后一个必然是前一个必然的保证。只有直接投融资，才能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技术、管理、制度基础。因此，我们不但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横向必然性，还要看到全球金融危机后面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纵深必然性——比横向必然性更深层次的必然性，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强调中国应有大国思维并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的设立“走出去”时，保持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民族主体性的思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人民性的思考，才能对建构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贡献。
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必然性与中国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就可以给亚投行及中国与亚投行的关系以正确定位。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旧的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的破产，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主导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亚投行就是为这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平台。在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亚洲地区设立区域性投资银行，通过多种直接投融资手段与途径牵头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疏导化解全球游资、使全球游资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挤掉全球经济泡沫、使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从不对称复归对称，促进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消除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重要途径。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的宗旨，应该是通过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平台引导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促进国内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中国决不可以放弃亚投行的领导权与主导权。中国对亚投行的领导权、主导权、对亚投行机制设计运行规则的制定权除了来源于策划倡议筹建组织权与控股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事安排优先权以外，最主要的来源于比其他国家优越的对亚投行的理念、定位、机制、运行模式的顶层设计。中国对亚投行的顶层设计不能仅仅强调与国际惯例国际标准接轨，而应着眼于与国际潮流、历史趋向合拍，因此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优缺点的扬弃，并且在运作实践中证明优于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使亚投行成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模本，而不仅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一种补充。建立新机构，制定新规则，引导新潮流，示范引导形成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世界金融新格局，在帮助重建世界金融新体制、使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树立我国的大国风范，确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地位，应该是我国创立亚投行的真正出发点。
来源：求是理论网
必须在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体性，把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作为国内新经济增长点与稳增长结构、作为消化我国过量外汇储备与过剩产能的主渠道的前提下，定位 “一带一路”建设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全球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中，设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性质、结构、功能与运作模式。
首先要充分认识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历史必然性。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潮流，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是揭示这个历史必然性、并为这个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历史机遇。如果说，金融投机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则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十多年前本人即已发文指出，1997年从东南亚到日本到俄罗斯到巴西的金融危机虽不是全球化的，却是全球性的，它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正走向全面瓦解，世界历史已在进入新阶段：以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阶段。2008年的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十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回光返照，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机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实际意义——标志着以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已走向全面崩溃；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发端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说明，必须改变间接投融资造成的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通过直接投融资，实现经营权为中心同所有权的统一，使社会不但直接占有资本，而且直接占有生产资料。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把金融仅仅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
资本运营作为一种增长方式，它的作用大小、怎样发挥离不开在整个经济增长方式中的定位。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定位：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基础，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中由资本运营主导、由间接投融资主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为了不使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资本运营不能离开知识运营、资产运营和产品运营，间接投融资只能依托直接投融资。用五维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整体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带给人类的机遇，是让我们看清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内在必然性，看清了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用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金融机构以银行为主向投资银行为主转变。
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性二者并不矛盾，不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否认经济主体性。逻辑和实践两方面都已经充分证明，自由主义支配下投机猖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标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人民幸福为本的市场经济；所谓经济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就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包括就业问题、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投资的充分性、有效性。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先进还是落后、发达还是发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过程中能否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能坚持自身的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趋利避害；如果不能坚持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个陷阱，一场灾难。金融的虚拟性、流动性、综合性特点，使之具有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所以，当我国讲大国思维、大国战略时，不要忘了金融安全——国内充分的直接投融资与稳定的币值、牢固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在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得到统一，被称为金融 “三元悖论”。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流动性过剩”，形成游资的无序运动，并通过国际金融投机的催化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从而产生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就是金融悖境。走出金融 “三元悖论”“二律背反”靠什么？靠创业工程。在投融资结构中，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直接投融资中，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直接投融资是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逻辑和资本运营的历史的统一，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直接投融资的程序和步骤：民间直接投融资是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是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农村生态城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民间直接投融资的起点，国内直接投融资是国际直接投融资的起点。摆脱我国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投资、消费疲软的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办法，是运用财政和银行手段扶持直接投融资。直接投融资可以充分利用国内游资，避免大量引进外资短期贷款造成的受制于人等弊病。在国内国际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而不仅是股市、楼市等资产投融资，更不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噪的发展中小民间银行、扩大间接投融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立体的价值经济不是片面的价格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结构是对称的，各个要素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以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为主导、直接投融资为主体、创业工程为基础的国内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与金融悖境，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新经济条件下一国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用财政投融资引导社会直接投融资，用直接投融资引导间接投融资；用扶持创业引导就业，用增量带动存量，用增加供给带动增加需求，用货币逐步升值带动消费增加——用再生带动配置的金融结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里金融的最佳结构体现了金融的对称结构：以政府为主导，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以再生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真正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的防火墙。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样的金融结构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做到。我国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应该是自觉顺应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一趋势，带头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包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要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经济，用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用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代替扶持圈钱型“直接投融资”，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银行的政策资源，转为扶持再生性创业工程；应该严格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严格禁止私人、民间、外资进入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但可以允许、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严格禁止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使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能够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
新常态经济说明，在知识经济时代，粗放型经营已走到历史尽头。产业更新换代，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劳力密集型向资本、知识密集型转变，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变，尽可能便之升华为高新技术产业，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龙头产业，带动和促进我国由一次创业向二次创业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相应地，由产品、资产运营向资本、知识运营转变也成了历史的必然。前一个必然是后一个必然的基础，后一个必然是前一个必然的保证。只有直接投融资，才能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资金、技术、管理、制度基础。因此，我们不但要看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横向必然性，还要看到全球金融危机后面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纵深必然性——比横向必然性更深层次的必然性，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强调中国应有大国思维并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的设立“走出去”时，保持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民族主体性的思考，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人民性的思考，才能对建构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贡献。
明确了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必然性与中国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就可以给亚投行及中国与亚投行的关系以正确定位。发端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旧的以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体制的破产，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主导建立新的国际金融秩序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亚投行就是为这必然性开辟道路的平台。在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亚洲地区设立区域性投资银行，通过多种直接投融资手段与途径牵头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疏导化解全球游资、使全球游资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挤掉全球经济泡沫、使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从不对称复归对称，促进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消除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重要途径。中国发起设立亚投行的宗旨，应该是通过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平台引导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促进国内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中国决不可以放弃亚投行的领导权与主导权。中国对亚投行的领导权、主导权、对亚投行机制设计运行规则的制定权除了来源于策划倡议筹建组织权与控股权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事安排优先权以外，最主要的来源于比其他国家优越的对亚投行的理念、定位、机制、运行模式的顶层设计。中国对亚投行的顶层设计不能仅仅强调与国际惯例国际标准接轨，而应着眼于与国际潮流、历史趋向合拍，因此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优缺点的扬弃，并且在运作实践中证明优于现有的国际金融机构，使亚投行成为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制的模本，而不仅仅是对现有国际金融机制的一种补充。建立新机构，制定新规则，引导新潮流，示范引导形成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世界金融新格局，在帮助重建世界金融新体制、使全球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为人类文明做出自己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树立我国的大国风范，确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地位，应该是我国创立亚投行的真正出发点。
来源：求是理论网
用“一国两体”实现两岸统一
[ 2015/04/24 12:41 | by admin ]
2015/04/24 12:41 | by admin ]
爱国，让我想起了台湾。我认为，实现中国两岸统一的路线图，是分三步走。
第一步，国体统一。双方承认“一国两体”，即一个国家，两个政体。政体不同于国体。国体是国家实体，政体是政治实体。形成国体的因素是历史、地理、文化、民族、宗教、政治，国体只有一个，即中国；形成政体的因素仅仅是政治，包括信仰、政党、社会制度、社团组织，分为集权政治实体、自治政治实体、分治政治实体。总体上，中国目前分治政治实体的政体有两个，即“大陆”、“台湾”。“一国两体”不同于“九二共识”。“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虽然理论上“一个中国”，实际上这“一个中国”只是地域、文化、民族概念，即同一个中华民族概念，不是同一个国体。这是用政体代替国体，国体融于政体之中。“一国两体”是同一个国体“中国”，这个中国就是“中国”，既不是大陆表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台湾表述的“中华民国”。“一国两体”不同于“邦联”或“联邦”，“邦联”或“联邦”是不同国体的联合体，而“一国两体”是同一国体内部的不同政体的联合。“一国两体”不同于马英九“互不承认对方主权，互不否认对方治权”，在现有双方承认对方治权的基础上，承认双方都不具有整个中国的主权，双方主权都同属于一个“中国”。“一国两体”不同于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的“一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一国两体”的“一国”既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中华民国”。“一国两体”不同于港澳有人提出的“一国两府”。“一国两府”等于承认双方不但对整个中国都有主权，而且对整个中国都有治权。这实际上等于承认“两个中国”，而且是互相敌对的两个中国。这和李登辉的“一边一国”没有本质的区别。“一国两体”也可以称之为“一国两政”，只是这个“政”不是“政府”的“政”，而是“政体”的“政”。“一国两政”和“一国两府”的区别在于：“一国两府”政府的边界不明确，其权限理论上可以理解为涵盖对岸；“一国两政”或“一国两体”中政体的边界是明确的，其权限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只在此岸。“一国两体”也不同于有人提出的“一国两治”。“一国两治”由于没有分清政体和国体的区别，也就无法分清治权和主权的区别，无法定位各自治权下的“一亩三分地”的主权归属，双方对于对方治权下的主权归属还是处于不明确状态。这实际上是马英九“互不承认对方主权，互不否认对方治权”的同一个命题的不同表述。“一国两治”可以名正言顺使两岸处于长期分裂状态，在对外交往中互争国际空间，很容易陷进实质的“台独”。在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一国体的基础上，同一国体的国际空间与代表权只有一个中国，两岸分治政治实体对于代表权问题可以通过协商解决。此前代表权问题源于双方不承认同属一个国体；只要双方承认同属一个中国国体，解决代表权问题没有障碍。
第二步，政体联合。在经济融合的基础上建立两岸政治、军事、外交互信合作。取消两岸隐形边界，在对岸互设办事处，两岸人民自由来往。建立“中国外交部”，统一处理两岸国际关系，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中给台湾以国际活动的空间，在重大国际纠纷包括钓鱼岛等领土纠纷中以一个中国的名义一致对外。双方可以举行联合军演，组建联合舰队统一指挥。
第三步，政体融合。在国体统一、两岸政治实体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建立互信关系友好相处良性互动后，两岸政治实体包括各自的政党（主张台独的政党除外）可以到对方设立代表处，发展党员，参与当地的议会选举。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执政党只能是共产党，但党章规定的共产党执政下的多元化监督包括各民主党监督理应包括同一国体中的不同政党，包括国民党和放弃台独党纲后的民进党的监督。随着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不断完善，国民党和民进党党员在承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如果其他条件符合党章有关规定的要求，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共产党，并有可能进入大陆各地各级执政团队。
原载：共识网
人民网评：陈世清：新常态经济学的理论建构
[ 2015/04/16 23:18 | by admin ]
2015/04/16 23:18 | by admin ]
新常态经济的经典定义：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
逻辑和历史相结合进行经济学研究，是兼具哲学家的经济学家的强项。陈世清认为，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状态；新常态，就是经过一段不正常状态后重新恢复正常状态。人类社会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人对社会的认识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上升。贯穿在常态-非常态-新常态中的主线，是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人类总是经历事物的正反面发展、总结正反面经验，经过感性-知性-理性、具体-抽象-具体的否定之否定后，才对事物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与本质。经济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发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的成果；经济学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认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结晶。
陈世清指出，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家看来，所谓经济，就是创造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功利活动，所谓经济学就是教人创造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经世致用的学问。但随着后来经济的发展、贸易的出现、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出商品经济，发展出市场经济，提升为知识市场经济，衍生出虚拟经济；经过西方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线性抽象的一路折腾一路演化，价值逐步异化为价格，异化为金钱，经济活动逐步异化为赚钱，经济学也就逐步异化为教人怎样赚钱，包括怎样投机赚钱。随着产品的逻辑逐步演变为货币的逻辑，衍生出金融的逻辑，最后产生出金融泡沫，虚拟经济也就演变成虚幻经济。当金融泡沫破灭，虚幻经济就酿成金融危机。这样人类经济就由常态进入非常态，催化经济非常态的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了非常态经济学。现在人类面临的问题，是使经济与经济学由非常态重新进入常态，从而完成人类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的大圆圈。这个大圆圈的起点与终点都是经济的本质价值，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思想；只不过经过人类经济与经济学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思想获得了现代经济学的形态，其中包含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因素。
经济新常态意味着GDP增长方式的失败，意味着一切向钱看增长方式的失败，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总结实践经验，陈世清指出，发展经济必须回归经济的本义；所谓经济，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研究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科学经济学用科学方法自觉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新常态经济学看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不是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从整体上统一研究经济现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统一的经济体中对称的两个方面，所以在新常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别；而政治经济学总是把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经济与经济学的本义来讲，政治经济学是非常态经济学，科学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新常态的经济学。
陈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一词原来指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新常态经济是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意味着旧的周期的结束与新的周期的开始；对于移植引用这一名词的我国来讲，“新常态经济”意味着转变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不可持续增长的GDP增长方式，用发展来代替单一的GDP增长。因此，同样是“新常态经济”，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同样是诠释我国的“新常态经济”，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来讲，我国提出“新常态经济”是因为以往的GDP增长率过高，经济增速过快，经济过热导致结构失衡；所谓“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降温，减少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用创新驱动代替投资驱动，用民间投资驱动代替政府投资驱动，深化改革就是政府逐步完全退出市场，全部由民间市场通过价格涨落自由竞争决定资源配置。在科学的经济学看来，“新常态经济”不是什么GDP增长率过高、经济增速过快、经济过热导致结构失衡因此必须经济降温减速，而是GDP增长方式导致结构失衡；只要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挤掉GDP、人均GDP泡沫与实体经济泡沫，用再生经济增长方式代替GDP增长方式，通过技术创新平衡结构找准经济增长点，就可以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作为发展组成部分的增长，增长率永远不会太高，增长率无论多高，都不会导致“经济过热”，经济结构也不会失衡，新常态经济增长无极限。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投资驱动不是什么刺激经济，而是调整结构的必要手段。这种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率高和结构对称平衡统一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我们讲的“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新常态。因此，陈先生认为，我们的“新常态经济”是对西方“新常态经济”的扬弃，而不是等同；要真正科学认识、积极应对、学会适应“新常态经济”，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就必须首先对诠释“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进行范式分析，在此基础上建构科学的新常态经济学，给新常态经济以正确的理论指导，避免对“新常态经济”的错误解读造成对我国新常态经济的误导。
既然新常态经济是对称态经济，那么新常态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陈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与GDP经济是不同的经济形态，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或新常态经济学与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本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新常态经济对经济学范式的要求，是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线性抽象为方法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向对称平衡论为基础、价值经济学为核心、复杂系统论为方法的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转换。对称经济学是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以对称发展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一般的、人类的、与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科学经济学，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对称经济学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发展经济学，与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只讲增长不讲发展的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是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基础。
陈先生通过以上逻辑与历史的分析，对新常态经济做了如下经典定义：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用发展促进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新常态经济为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新常态经济学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擅长经济学范式分析，是陈先生的强项。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非常态经济的转型，新常态经济学是非常态经济学的转型，新常态经济学是转型经济学。转型经济学是以转型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与传统GDP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框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陈先生对新常态经济学和目前流行的其他几个经济学范式进行了比较，厘清新常态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定位。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是用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分为旧结构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旧结构经济学运用静态的、纯客体的三维结构方法分析经济、研究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运用动态的，主客体对称、时间空间层次对称的五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研究经济发展。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在新结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又可以称为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只能是扬弃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整体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与线性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中不可能有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有真正的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
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惠民生使人民幸福的经济，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新常态经济的生产目的，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陈先生就这样以新常态经济学为主线，把对称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贯串起来，形成完整的体系，使新常态经济学成为和西方经济学、GDP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使新常态经济在理论上得到概括与提升，使陈先生创立的对称经济学在新常态经济中得到充实与发展。
即将出版的陈世清先生《新常态经济学》一书立足于中国人的文化范式、思维方式、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以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讨论新常态经济与新常态经济学；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人类经济发展的典型，建构经济新常态模型与新常态经济学范式，展开新常态经济学的纵深科学体系，展示主客体对称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期待能解决中国眼下的与长远的经济与经济学的非常态问题，并对人类经济与经济学进入新常态做出中国人特有的贡献。本书运用从抽象到具体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从理论到实践、规范到实证的方法，秉持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原则，展现新常态经济的理论形态与实践模式。新常态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粹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思想理论来源，以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世界观与对称思维方式为方法论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平等为基本线索，结合解释、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社会热点、焦点、前沿问题建构以中国对称文化范式为基础、以中国人平等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在新常态经济学中科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在思维方式、理论基础、发展模式方面科学定位新常态经济，确立中国新常态经济的诠释权与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深层次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可操作的顶层设计，通过这种顶层设计催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经济学确立了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原载：人民网
http://news.people.com.cn.20l5.in/g/0410/c1004-2646975397.html
逻辑和历史相结合进行经济学研究，是兼具哲学家的经济学家的强项。陈世清认为，所谓常态，就是正常状态；新常态，就是经过一段不正常状态后重新恢复正常状态。人类社会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发展，人对社会的认识就是从常态到非常态再到新常态的否定之否定中上升。贯穿在常态-非常态-新常态中的主线，是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人类总是经历事物的正反面发展、总结正反面经验，经过感性-知性-理性、具体-抽象-具体的否定之否定后，才对事物有一个完整的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规律与本质。经济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发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波浪式前进的成果；经济学新常态，就是人类经济认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螺旋式上升的结晶。
陈世清指出，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家看来，所谓经济，就是创造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功利活动，所谓经济学就是教人创造价值满足人的需要的经世致用的学问。但随着后来经济的发展、贸易的出现、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产生出商品经济，发展出市场经济，提升为知识市场经济，衍生出虚拟经济；经过西方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与时俱进线性抽象的一路折腾一路演化，价值逐步异化为价格，异化为金钱，经济活动逐步异化为赚钱，经济学也就逐步异化为教人怎样赚钱，包括怎样投机赚钱。随着产品的逻辑逐步演变为货币的逻辑，衍生出金融的逻辑，最后产生出金融泡沫，虚拟经济也就演变成虚幻经济。当金融泡沫破灭，虚幻经济就酿成金融危机。这样人类经济就由常态进入非常态，催化经济非常态的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了非常态经济学。现在人类面临的问题，是使经济与经济学由非常态重新进入常态，从而完成人类经济与经济学发展的大圆圈。这个大圆圈的起点与终点都是经济的本质价值，都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思想；只不过经过人类经济与经济学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经济学思想获得了现代经济学的形态，其中包含了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合理因素。
经济新常态意味着GDP增长方式的失败，意味着一切向钱看增长方式的失败，也意味着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的失败。总结实践经验，陈世清指出，发展经济必须回归经济的本义；所谓经济，就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即研究价值的创造、转化、实现的规律——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分为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经济学两大类型。政治经济学根据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为了突出某个阶级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自发从某个侧面研究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科学经济学用科学方法自觉从整体上研究人类经济活动的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科学经济学。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规律。在新常态经济学看来，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只是经济规律的展开和具体表现，经济学的对象应该是资源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后面的经济规律与经济本质，而不是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停留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优化再生层面的，是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要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就必须从整体上统一研究经济现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统一的经济体中对称的两个方面，所以在新常态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分，没有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别；而政治经济学总是把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就经济与经济学的本义来讲，政治经济学是非常态经济学，科学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新常态的经济学。
陈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一词原来指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新常态经济是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意味着旧的周期的结束与新的周期的开始；对于移植引用这一名词的我国来讲，“新常态经济”意味着转变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不可持续增长的GDP增长方式，用发展来代替单一的GDP增长。因此，同样是“新常态经济”，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同样是诠释我国的“新常态经济”，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来讲，我国提出“新常态经济”是因为以往的GDP增长率过高，经济增速过快，经济过热导致结构失衡；所谓“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降温，减少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用创新驱动代替投资驱动，用民间投资驱动代替政府投资驱动，深化改革就是政府逐步完全退出市场，全部由民间市场通过价格涨落自由竞争决定资源配置。在科学的经济学看来，“新常态经济”不是什么GDP增长率过高、经济增速过快、经济过热导致结构失衡因此必须经济降温减速，而是GDP增长方式导致结构失衡；只要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挤掉GDP、人均GDP泡沫与实体经济泡沫，用再生经济增长方式代替GDP增长方式，通过技术创新平衡结构找准经济增长点，就可以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作为发展组成部分的增长，增长率永远不会太高，增长率无论多高，都不会导致“经济过热”，经济结构也不会失衡，新常态经济增长无极限。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投资驱动不是什么刺激经济，而是调整结构的必要手段。这种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率高和结构对称平衡统一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我们讲的“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新常态。因此，陈先生认为，我们的“新常态经济”是对西方“新常态经济”的扬弃，而不是等同；要真正科学认识、积极应对、学会适应“新常态经济”，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就必须首先对诠释“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进行范式分析，在此基础上建构科学的新常态经济学，给新常态经济以正确的理论指导，避免对“新常态经济”的错误解读造成对我国新常态经济的误导。
既然新常态经济是对称态经济，那么新常态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陈先生指出，新常态经济与GDP经济是不同的经济形态，以对称平衡论为理论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或新常态经济学与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本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新常态经济对经济学范式的要求，是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线性抽象为方法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向对称平衡论为基础、价值经济学为核心、复杂系统论为方法的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转换。对称经济学是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运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方法，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以对称发展观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科学的、一般的、人类的、与政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科学经济学，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立的经济学科学理论体系。对称经济学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发展经济学，与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只讲增长不讲发展的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称经济学是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基础。
陈先生通过以上逻辑与历史的分析，对新常态经济做了如下经典定义：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用发展促进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新常态经济为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新常态经济学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擅长经济学范式分析，是陈先生的强项。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非常态经济的转型，新常态经济学是非常态经济学的转型，新常态经济学是转型经济学。转型经济学是以转型经济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基础上的经济学范式转换的经济学。转型经济学与传统GDP经济学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框架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有真正的转型经济学。陈先生对新常态经济学和目前流行的其他几个经济学范式进行了比较，厘清新常态经济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定位。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是用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研究经济发展的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分为旧结构经济学与新结构经济学。旧结构经济学运用静态的、纯客体的三维结构方法分析经济、研究经济发展，新结构经济学运用动态的，主客体对称、时间空间层次对称的五维结构方法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结构、把握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研究经济发展。因此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对称经济学。在新结构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看来，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基本的经济结构，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又可以称为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只能是扬弃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整体经济学。结构经济学与线性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旧范式中不可能有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只有在对称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有真正的结构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
陈先生认为，新常态经济是惠民生使人民幸福的经济，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新常态经济的生产目的，因此新常态经济学是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陈先生就这样以新常态经济学为主线，把对称经济学、转型经济学、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幸福经济学贯串起来，形成完整的体系，使新常态经济学成为和西方经济学、GDP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使新常态经济在理论上得到概括与提升，使陈先生创立的对称经济学在新常态经济中得到充实与发展。
即将出版的陈世清先生《新常态经济学》一书立足于中国人的文化范式、思维方式、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以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结合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讨论新常态经济与新常态经济学；以中国经济发展为人类经济发展的典型，建构经济新常态模型与新常态经济学范式，展开新常态经济学的纵深科学体系，展示主客体对称的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期待能解决中国眼下的与长远的经济与经济学的非常态问题，并对人类经济与经济学进入新常态做出中国人特有的贡献。本书运用从抽象到具体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方法、复杂系统论方法，从理论到实践、规范到实证的方法，秉持主体性与科学性统一的原则，展现新常态经济的理论形态与实践模式。新常态经济学——对称经济学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粹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思想理论来源，以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世界观与对称思维方式为方法论原则，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平等为基本线索，结合解释、解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社会热点、焦点、前沿问题建构以中国对称文化范式为基础、以中国人平等价值观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在新常态经济学中科学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在思维方式、理论基础、发展模式方面科学定位新常态经济，确立中国新常态经济的诠释权与改革开放的话语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深层次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可操作的顶层设计，通过这种顶层设计催化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经济学确立了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原载：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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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民主专政为灵魂的法治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 2015/04/03 14:24 | by admin ]
2015/04/03 14:24 | by admin ]
如果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源，那么最大的司法腐败就是组织与个人以讲政治或“既讲法治又讲政治”为名明目张胆凌驾法律之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
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法治中国不是抽象的“宪政”或抽象的“依宪行政”，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是西方的特产，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法治中国”不是某个学者、政治家的心血来潮标新立异，不是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理念、模仿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产物，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长期执政的政治保证，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性与实证性能够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建成、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环节。党建与法制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党要管党”，最根本的是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但使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而且要使党的各级组织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根据系统论，任何事物作为系统，其“系统质”由其整体决定，而事物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总和。作为共产党，其执政合法性由其先进性决定，其先进性由共产党整体功能决定，不由部分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和党组织决定。某些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腐败、某些党组织包括中央部门系统腐败违法乱纪，本身并不否定共产党的整体先进性与执政合法性，所以共产党没必要为这些党员、党组织的违法乱纪买单。但如果认为处理这些党员、党组织的违法乱纪行为会给共产党抹黑影响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而以所谓“既讲法治又讲政治”授意法院为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党组织的有组织违法犯罪行为网开一面，将上行下效使整个国家法治松弛，法律体系全面土崩瓦解，使共产党因为无法执政而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古代之所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是遵循法无例外原则，以使封建王朝江山永固。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都不可能享受治外法权，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如果违法犯罪都必须在法律框架中处置，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如果犯罪都不要试图以“党的形象”来绑架整个共产党为自己当挡箭牌，任何一级法院以“政治”为由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为地方或部门党组织的违法行为开脱，实际上都是在挖共产党执政大厦的墙角。所以法治就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最大政治，任何一级法院、任何一个法官，都要以严格依法办案作为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严格执法是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最根本途径。如果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源，那么最大的司法腐败就是组织与个人以讲政治或“既讲法治又讲政治”为名明目张胆凌驾法律之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最大的反腐败斗争就是杜绝各种权大于法、使法院地方化部门化黑社会化的现象。那种把法治与政治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以政治为名架空法律钻法律漏洞打法律擦边球忽悠老百姓让老百姓权利受到侵害后告状无门的说法和做法，在办案中把地方保护、部门保护、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保护甚至官商勾结、徇私枉法披上“维稳”、“保驾护航”、“讲政治”的外衣，表面上是为党组织留下在法治边缘乃至凌驾法律之上执政的弹性空间，为党的各级组织在执政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违法行为搬台阶留面子提供缓冲带和免责空间，实际上是扩大错误、使法治后退、激化官民对立，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时无法形成民族凝聚力以致软弱无力，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与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民民主专政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所谓司法腐败，本质上就是按丛林法则办案，按对强者有利的原则办案；在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中，法院以“维稳”、“保驾护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名坚定地站在官、强、富甚至黑社会一边，要么明目张胆剥夺老百姓诉权，要么胡乱判案让老百姓打不赢官司，在诸如老百姓遭强拆、拖欠工资此类黑白明显的案件都可以“保驾护航”为由不予立案或判老百姓败诉，甚至黑社会杀人都可以不了了之。实践证明，所谓“保驾护航”，就是保腐败护贪官，保坑蒙拐骗护奸商。这样的政治不但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而且首先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之所以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就是因为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因为造成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官欺民、强凌弱、富不仁。法院按丛林法则办案——谁官大站在谁一边，谁钱多站在谁一边，谁势强站在谁一边——不但没有维护社会公正，相反扩大强化社会不公正。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多起以法治为名的种族歧视、漠视人权事件，也说明了西方法治不是法治的模板。所谓司法公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真正的法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法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不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法治是虚假的法治。人民民主专政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是灵魂与躯壳、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我国多年来推行的司法保驾护航与维稳政策和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人民民主专政是本质上对立的；为了使共产党不会蜕变为新的统治阶级与剥削阶级、不使社会主义国家法治成为统治阶级与剥削经济维护自己既得利益与统治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就必须坚持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以维权而不是维稳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对司法腐败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彻底清算，以切实保障司法公正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得以执政的民意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把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以及人类历史上其他社会形态法治区别开来的特殊本质。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法治中国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实际的层层递进关系。法治中国是人类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真正的、完全的、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目前我国的法制并不完善，但绝不能因为一句“任重而道远”而使实现完善法制的目标遥遥无期。路在脚下；“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西方法制不是法制的代名词，西方法制的缺陷不是法制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一样。西方法制和法制不能划等号，西方法制不适合中国不等于法制不适合中国，建设法治中国不等于照搬照套西方司法体制。毛泽东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十八大报告与修改通过的党章一方面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这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概念统一了起来。从以前的党章规定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到这次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说明这个统一是个历史过程。“人民民主专政”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法治中国”概念有着深刻内涵，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长期以来在“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口号下人民民主权利无法真正得到实现的现实反思的成果，也是18大党章的逻辑结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从内涵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扬弃。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建立在对西方理论、道路、制度的扬弃——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没有这种扬弃——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是一种“理论自大、道路自大、制度自大”，而且是盲目的自高自大。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使人民民主专政与法制脱节，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使法制成为一纸空文，就是因为没有“法治中国”这个概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治中国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国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称的，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而把更完善的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统一起来的，是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如果说社会主义法制是比资本主义司法体制更高级更先进更完善的法治，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主体内容。如果我们透过名词看概念、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和目标，社会主义法制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展开和具体表现，也是把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的具体措施、手段和途径。人民民主专政本身需要通过制度、体制设计更加具体，但具体的方向、目标依然是依法执政。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就是通过科学的制度、体制的设计与建构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和途径。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依法行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国家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严重的无视人权、侵犯人权、以权代法、司法腐败现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依法行政的要求，也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那种打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号，干着违背宪法的勾当，错不在人民民主专政本身，而在于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把人民民主专政真正落到实处靠的就是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和资产阶级宪政划等号，那就刚好为敌视人民民主专政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把违背宪法的账算到人民民主专政头上提供了口实，同时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误入歧途。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以形成，都是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听取人民意见、反映人民愿望、汲取人民智慧的结果，都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都是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这一核心理念的。所以与人民民主专政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中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法治中国不是抽象的“宪政”或抽象的“依宪行政”，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是西方的特产，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法治中国”不是某个学者、政治家的心血来潮标新立异，不是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理念、模仿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产物，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长期执政的政治保证，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能够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性与实证性能够统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建成、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环节。党建与法制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党要管党”，最根本的是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但使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而且要使党的各级组织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根据系统论，任何事物作为系统，其“系统质”由其整体决定，而事物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总和。作为共产党，其执政合法性由其先进性决定，其先进性由共产党整体功能决定，不由部分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和党组织决定。某些党员、党的领导干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腐败、某些党组织包括中央部门系统腐败违法乱纪，本身并不否定共产党的整体先进性与执政合法性，所以共产党没必要为这些党员、党组织的违法乱纪买单。但如果认为处理这些党员、党组织的违法乱纪行为会给共产党抹黑影响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而以所谓“既讲法治又讲政治”授意法院为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党组织的有组织违法犯罪行为网开一面，将上行下效使整个国家法治松弛，法律体系全面土崩瓦解，使共产党因为无法执政而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古代之所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是遵循法无例外原则，以使封建王朝江山永固。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都不可能享受治外法权，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如果违法犯罪都必须在法律框架中处置，任何一个党员、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如果犯罪都不要试图以“党的形象”来绑架整个共产党为自己当挡箭牌，任何一级法院以“政治”为由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为地方或部门党组织的违法行为开脱，实际上都是在挖共产党执政大厦的墙角。所以法治就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最大政治，任何一级法院、任何一个法官，都要以严格依法办案作为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严格执法是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最根本途径。如果说，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一切腐败之源，那么最大的司法腐败就是组织与个人以讲政治或“既讲法治又讲政治”为名明目张胆凌驾法律之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最大的反腐败斗争就是杜绝各种权大于法、使法院地方化部门化黑社会化的现象。那种把法治与政治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以政治为名架空法律钻法律漏洞打法律擦边球忽悠老百姓让老百姓权利受到侵害后告状无门的说法和做法，在办案中把地方保护、部门保护、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保护甚至官商勾结、徇私枉法披上“维稳”、“保驾护航”、“讲政治”的外衣，表面上是为党组织留下在法治边缘乃至凌驾法律之上执政的弹性空间，为党的各级组织在执政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违法行为搬台阶留面子提供缓冲带和免责空间，实际上是扩大错误、使法治后退、激化官民对立，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时无法形成民族凝聚力以致软弱无力，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与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民民主专政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所谓司法腐败，本质上就是按丛林法则办案，按对强者有利的原则办案；在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中，法院以“维稳”、“保驾护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名坚定地站在官、强、富甚至黑社会一边，要么明目张胆剥夺老百姓诉权，要么胡乱判案让老百姓打不赢官司，在诸如老百姓遭强拆、拖欠工资此类黑白明显的案件都可以“保驾护航”为由不予立案或判老百姓败诉，甚至黑社会杀人都可以不了了之。实践证明，所谓“保驾护航”，就是保腐败护贪官，保坑蒙拐骗护奸商。这样的政治不但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而且首先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之所以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就是因为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因为造成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官欺民、强凌弱、富不仁。法院按丛林法则办案——谁官大站在谁一边，谁钱多站在谁一边，谁势强站在谁一边——不但没有维护社会公正，相反扩大强化社会不公正。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多起以法治为名的种族歧视、漠视人权事件，也说明了西方法治不是法治的模板。所谓司法公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真正的法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法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不以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法治是虚假的法治。人民民主专政与社会主义法治的关系是灵魂与躯壳、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我国多年来推行的司法保驾护航与维稳政策和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人民民主专政是本质上对立的；为了使共产党不会蜕变为新的统治阶级与剥削阶级、不使社会主义国家法治成为统治阶级与剥削经济维护自己既得利益与统治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就必须坚持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以维权而不是维稳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对司法腐败进行外科手术式的彻底清算，以切实保障司法公正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得以执政的民意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是把社会主义法治与资本主义法治以及人类历史上其他社会形态法治区别开来的特殊本质。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法治中国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实际的层层递进关系。法治中国是人类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真正的、完全的、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目前我国的法制并不完善，但绝不能因为一句“任重而道远”而使实现完善法制的目标遥遥无期。路在脚下；“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西方法制不是法制的代名词，西方法制的缺陷不是法制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一样。西方法制和法制不能划等号，西方法制不适合中国不等于法制不适合中国，建设法治中国不等于照搬照套西方司法体制。毛泽东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十八大报告与修改通过的党章一方面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这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概念统一了起来。从以前的党章规定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到这次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说明这个统一是个历史过程。“人民民主专政”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法治中国”概念有着深刻内涵，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长期以来在“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口号下人民民主权利无法真正得到实现的现实反思的成果，也是18大党章的逻辑结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从内涵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扬弃。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建立在对西方理论、道路、制度的扬弃——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没有这种扬弃——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是一种“理论自大、道路自大、制度自大”，而且是盲目的自高自大。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使人民民主专政与法制脱节，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使法制成为一纸空文，就是因为没有“法治中国”这个概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治中国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国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称的，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而把更完善的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统一起来的，是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如果说社会主义法制是比资本主义司法体制更高级更先进更完善的法治，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主体内容。如果我们透过名词看概念、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本质和目标，社会主义法制既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展开和具体表现，也是把人民民主专政落到实处的具体措施、手段和途径。人民民主专政本身需要通过制度、体制设计更加具体，但具体的方向、目标依然是依法执政。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就是通过科学的制度、体制的设计与建构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和途径。
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依法行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国家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严重的无视人权、侵犯人权、以权代法、司法腐败现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依法行政的要求，也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那种打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号，干着违背宪法的勾当，错不在人民民主专政本身，而在于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把人民民主专政真正落到实处靠的就是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和资产阶级宪政划等号，那就刚好为敌视人民民主专政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把违背宪法的账算到人民民主专政头上提供了口实，同时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误入歧途。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得以形成，都是我们党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听取人民意见、反映人民愿望、汲取人民智慧的结果，都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都是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这一核心理念的。所以与人民民主专政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中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