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范儿是以民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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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4/03 12:41 | by admin ]
2015/04/03 12:41 | by admin ]
民主首先是民本。所谓“关注民生”，不是一种仁政，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体现民有、民享、民治的中国民本范儿。现在官民对立这么严重，为了避免对立转变为对抗，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建立民意诉求人民参政议政畅通的渠道不可避免。
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和外延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来理解。从微观来看，民主集中制可以看成是任何组织生活的原则；从宏观来看，民主集中制可以看成是一个政党乃至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从整个社会来看，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产生、形成、发展、完善的历史，认为中国缺乏民主传统是一种偏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民主集中制范儿首先通过民本与专制的统一来体现，其次通过政权更迭来实现——渗透在政权更迭中的主线，仍然是民本思想。在朝代兴跌、帝王更新之间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争，就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主形式。中国由于对不同宗教的包容性，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长达一千年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样的宗教黑暗统治和十字军东征那样清除异端的宗教战争，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统治权，最终决定战争胜负与在战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存续时间长短的是民心的向背。正如唐朝开国皇帝李世民讲的：“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何止一个李世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任何一个能够使朝代延续的封建统治者的共识。连明王朝七品芝麻官都知道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硬是把仗势横行的奸相严嵩之妹严氏正法。中国封建专制时代极为严格公平的科举制度通过竞争考试、择优录取，给了每个底层百姓通过自身努力平等竞争进入上层的机会，比起西方的贵族等级制君主赐官制体现了每个人机会平等的原则，而每个人机会平等就是民主。
如果说西方近代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生作为对西方中世纪黑暗统治的反动而产生的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与形式民主是中国近代所没有的，那么贯穿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一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反剥削反压迫的社会主义中的“民本”思想也是西方所不具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近现代中国各种主义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与制度相较其他主义的理念与制度同中国固有的民本范儿更吻合。中国的民本范儿才是社会主义得以扎根的土壤。
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更注重实质民主，西方更注重形式民主。民本是民主的本质，实践证明如果不是以民为本的“民主”很可能只是假的、形式上的民主，只有以民为本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我们之所以说西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就是因为西方民主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有钱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欺骗人民的工具。这说明：民本是形式民主的内容和目的，形式民主是民本的途径和手段。只要是民本，专制也是民主，或形式上的专制实质上的民主；只要是官本、钱本，民主也是专制，或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的专制。所以贯穿民本理念与执政方针的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归根结底也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只看到中国成型的封建王朝的集权专制一面，未看到封建专制王朝成型前后通过农民起义诸侯造反体现出来的人民用剑和矛来投票、取得政权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而必须贯彻民本思想的民主的另一面，对中国历史的片面概括不可能看到中国历史的本质与规律。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不管史学家们用什么样的断代标准，一个基本的线索就是民本即实质民主。民主集中制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民主是专制的基础，专制是民主的主导；民主产生专制，专制制约民主。但综观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应该说民主是绝对的，专制是相对的——不要说在战乱期间老百姓用刀和枪进行投票，封建专制王朝为了使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做到以民为本，民本就是在封建专制外衣包装下的民主内容。如果说在冷兵器与信息封闭的封建社会，民主只能通过战争来实现，那么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民主完全可以通过竞争来完成。无论是在广大民众踊跃投票中胜出成为接受欢呼的赢家，还是在刀光剑影、尸横遍野、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的战乱中笑到最后开创帝国，任何政权最终能够得以确立都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纯粹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都不能长久，充其量是前一个失去民心支持的政权向后一个得到民心支持的政权的过渡。信息封闭时代民意的彰显必须经过血和火的洗礼，信息开放时代民意的表述可以通过发达的舆论窗口来进行，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一规律不变。民主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缺位，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作为中国周期发展后面的范儿在中国整体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会缺位，缺位的是统治者和思想家对民主的自觉意识和历史成败兴亡的深层次反思。
通过深层次的反思我们可以悟出，民意可导不可堵，民主可导不可堵。导之则有序进行，堵之则通过动乱来实现。信息时代发达的信息工具和手段既为“导”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基础，也为“堵”演变为动乱提供了现实条件。所以要把公民的主体性、党员的主体性、社会活力和“乱”区别开来。如果因为怕乱而剥夺公民乃至党员的主体性，否定民主集中制这一基本原则，其结果就是产生真正的“乱”。要把“民主”和“乱”区别开来。中国不能乱，但中国不能没有民主。维稳不是治乱的根本，法治也不是治乱的根本，民主才是治乱的根本，因为法治——真正的法治也必须建立在民主之上。
民主首先是民本。所谓“关注民生”，不是一种仁政，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体现民有、民享、民治的中国民本范儿。现在官民对立这么严重，为了避免对立转变为对抗，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建立民意诉求人民参政议政畅通的渠道不可避免。
坚持党的领导就要完善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所谓“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是错误的。真正的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任何个人和组织利用执政党的权力和其他资源谋取个人或部分人的利益、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阻扰政治体制改革、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做法，都与党的宗旨、性质、政治原则、组织原则格格不入。反腐会瓦解根除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消除特权和一切腐败滋生的土壤，使党更加密切联系群众，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但绝不会改变党的领导。“不反腐亡国，反腐完党”是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抹黑共产党领导而刻意把党和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划等号、把党的领导和目前不完善的政治体制划等号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伪命题。
完善党的领导其次要与时俱进推进党内政治体制改革，根除滋生执政党腐败的土壤。那种把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推动党内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理论探讨、顶层设计与政策建议视同异己、视同洪水猛兽、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高度加以扼杀的做法，都与十八大精神格格不入、背道而驰，都会对完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苏东巨变的根本原因，就是把计划体制下僵化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划等号、和共产党领导划等号的结果。当实践证明这种政治体制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极易产生官僚主义、滋生腐败时，人民在改革中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苏东巨变的根本原因，不改革才是苏东巨变的根本原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苏东巨变的必然性得以产生的契机。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说成是苏东巨变根本原因、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为借口而反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对任何政治体制改革议题讳莫如深噤若寒蝉的人，在认识上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在利益上是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反对改革刻意编造出来的耸人听闻的谎言。这说明，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要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排除一切干扰，把十八大报告“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方针落到实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与时俱进改革政治体制。
改革政治体制的核心是改革目前这种僵化的、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员民主权利有名无实的党内官僚体制，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处理好执政党内权力意志与党员民主权利的关系，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性与民主权利。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党章规定的党的组织制度，只不过在实践中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在执政党的组织生态中集中有余民主不足，并没有真正做到党章规定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力。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民主质量，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这就勾勒出从党内民主到党外民主的路线图。所以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该从党内民主化改革开始。所以民主不等于乱，有好的、先党内后党外的有序化的民主化改革路线图，民主化改革不会乱。这说明：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必须以理论科学为前提；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她不仅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且反映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来源：求是网
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和外延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来理解。从微观来看，民主集中制可以看成是任何组织生活的原则；从宏观来看，民主集中制可以看成是一个政党乃至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从整个社会来看，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产生、形成、发展、完善的历史，认为中国缺乏民主传统是一种偏见。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民主集中制范儿首先通过民本与专制的统一来体现，其次通过政权更迭来实现——渗透在政权更迭中的主线，仍然是民本思想。在朝代兴跌、帝王更新之间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争，就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主形式。中国由于对不同宗教的包容性，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长达一千年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样的宗教黑暗统治和十字军东征那样清除异端的宗教战争，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统治权，最终决定战争胜负与在战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存续时间长短的是民心的向背。正如唐朝开国皇帝李世民讲的：“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何止一个李世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任何一个能够使朝代延续的封建统治者的共识。连明王朝七品芝麻官都知道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硬是把仗势横行的奸相严嵩之妹严氏正法。中国封建专制时代极为严格公平的科举制度通过竞争考试、择优录取，给了每个底层百姓通过自身努力平等竞争进入上层的机会，比起西方的贵族等级制君主赐官制体现了每个人机会平等的原则，而每个人机会平等就是民主。
如果说西方近代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生作为对西方中世纪黑暗统治的反动而产生的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与形式民主是中国近代所没有的，那么贯穿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一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反剥削反压迫的社会主义中的“民本”思想也是西方所不具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近现代中国各种主义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与制度相较其他主义的理念与制度同中国固有的民本范儿更吻合。中国的民本范儿才是社会主义得以扎根的土壤。
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更注重实质民主，西方更注重形式民主。民本是民主的本质，实践证明如果不是以民为本的“民主”很可能只是假的、形式上的民主，只有以民为本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我们之所以说西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就是因为西方民主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有钱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欺骗人民的工具。这说明：民本是形式民主的内容和目的，形式民主是民本的途径和手段。只要是民本，专制也是民主，或形式上的专制实质上的民主；只要是官本、钱本，民主也是专制，或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的专制。所以贯穿民本理念与执政方针的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归根结底也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只看到中国成型的封建王朝的集权专制一面，未看到封建专制王朝成型前后通过农民起义诸侯造反体现出来的人民用剑和矛来投票、取得政权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而必须贯彻民本思想的民主的另一面，对中国历史的片面概括不可能看到中国历史的本质与规律。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不管史学家们用什么样的断代标准，一个基本的线索就是民本即实质民主。民主集中制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民主是专制的基础，专制是民主的主导；民主产生专制，专制制约民主。但综观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应该说民主是绝对的，专制是相对的——不要说在战乱期间老百姓用刀和枪进行投票，封建专制王朝为了使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做到以民为本，民本就是在封建专制外衣包装下的民主内容。如果说在冷兵器与信息封闭的封建社会，民主只能通过战争来实现，那么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民主完全可以通过竞争来完成。无论是在广大民众踊跃投票中胜出成为接受欢呼的赢家，还是在刀光剑影、尸横遍野、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的战乱中笑到最后开创帝国，任何政权最终能够得以确立都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纯粹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都不能长久，充其量是前一个失去民心支持的政权向后一个得到民心支持的政权的过渡。信息封闭时代民意的彰显必须经过血和火的洗礼，信息开放时代民意的表述可以通过发达的舆论窗口来进行，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一规律不变。民主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缺位，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作为中国周期发展后面的范儿在中国整体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会缺位，缺位的是统治者和思想家对民主的自觉意识和历史成败兴亡的深层次反思。
通过深层次的反思我们可以悟出，民意可导不可堵，民主可导不可堵。导之则有序进行，堵之则通过动乱来实现。信息时代发达的信息工具和手段既为“导”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基础，也为“堵”演变为动乱提供了现实条件。所以要把公民的主体性、党员的主体性、社会活力和“乱”区别开来。如果因为怕乱而剥夺公民乃至党员的主体性，否定民主集中制这一基本原则，其结果就是产生真正的“乱”。要把“民主”和“乱”区别开来。中国不能乱，但中国不能没有民主。维稳不是治乱的根本，法治也不是治乱的根本，民主才是治乱的根本，因为法治——真正的法治也必须建立在民主之上。
民主首先是民本。所谓“关注民生”，不是一种仁政，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体现民有、民享、民治的中国民本范儿。现在官民对立这么严重，为了避免对立转变为对抗，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建立民意诉求人民参政议政畅通的渠道不可避免。
坚持党的领导就要完善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首先要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所谓“不反腐亡国，反腐亡党”是错误的。真正的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私利；任何个人和组织利用执政党的权力和其他资源谋取个人或部分人的利益、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阻扰政治体制改革、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做法，都与党的宗旨、性质、政治原则、组织原则格格不入。反腐会瓦解根除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消除特权和一切腐败滋生的土壤，使党更加密切联系群众，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但绝不会改变党的领导。“不反腐亡国，反腐完党”是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抹黑共产党领导而刻意把党和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划等号、把党的领导和目前不完善的政治体制划等号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伪命题。
完善党的领导其次要与时俱进推进党内政治体制改革，根除滋生执政党腐败的土壤。那种把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推动党内政治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理论探讨、顶层设计与政策建议视同异己、视同洪水猛兽、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高度加以扼杀的做法，都与十八大精神格格不入、背道而驰，都会对完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和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苏东巨变的根本原因，就是把计划体制下僵化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划等号、和共产党领导划等号的结果。当实践证明这种政治体制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极易产生官僚主义、滋生腐败时，人民在改革中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是苏东巨变的根本原因，不改革才是苏东巨变的根本原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只是苏东巨变的必然性得以产生的契机。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说成是苏东巨变根本原因、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为借口而反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对任何政治体制改革议题讳莫如深噤若寒蝉的人，在认识上是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在利益上是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反对改革刻意编造出来的耸人听闻的谎言。这说明，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要改善党的领导就必须排除一切干扰，把十八大报告“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方针落到实处，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与时俱进改革政治体制。
改革政治体制的核心是改革目前这种僵化的、只讲集中不讲民主、党内民主生活和党员民主权利有名无实的党内官僚体制，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活力”，处理好执政党内权力意志与党员民主权利的关系，充分发挥党员的主体性与民主权利。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党章规定的党的组织制度，只不过在实践中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在执政党的组织生态中集中有余民主不足，并没有真正做到党章规定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力。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民主质量，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这就勾勒出从党内民主到党外民主的路线图。所以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该从党内民主化改革开始。所以民主不等于乱，有好的、先党内后党外的有序化的民主化改革路线图，民主化改革不会乱。这说明：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必须以理论科学为前提；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她不仅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且反映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来源：求是网
是以民为本还是分享改革成果？
[ 2015/04/03 12:39 | by admin ]
2015/04/03 12:39 | by admin ]
陈世清：是以民为本还是分享改革成果？
——评郎咸平的“郎闲评”（六）
土地本来就是人民的，而不是人民从别人手里分一杯羹；改革成果本来就属于人民，而不是谁与人民分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民本思想，使人民安居乐业。
文化理性是民本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谓“关注民生”，不是一种仁政，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体现民有、民享、民治的原则；改革的成果本来就是人民的，而不是与人民“分享”改革成果。郎咸平：“讲到房改更有意思了，房改就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合谋。一个以钱为纲的房改是什么回事呢？地方政府官员的思维就很奇特，是以GDP为唯一的执政标准。所以我们各地的官员一上任之后就拼命的卖地，价格是越卖越高。但是这块地不是政府的，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地，当你用高价把地卖了以后，有没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呢？应该跟香港一样，该建设一些经济适用房。”“地产商拿到地盖高价房，一手房的价格上去了，二手房马上水涨船高了。当初在盖房子的时候，拆迁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发现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很多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协助地产商，驱赶这些拆迁户，或者利用黑社会来揍你一顿。到最后你发现，房改以后，地卖得越多，价格越高。卖得地价是越来越高，加上各种贪污，使得成本高涨。没有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每个老百姓有屋可住。所有的老百姓必须到市场上买贵的房子，因此大家都买不起房子。原来房改的目的是富了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不是为了老百姓有房子住。”虽然这样，郎咸平仍然坚持主张让房价上涨，大力发展房地产。“老百姓住房怎么办？新加坡的做法是一个样板，即政府加强保障房的建设，以一个繁荣的商品房市场来构建保障房的基础。2010年政府土地出让金2.7万亿，拿出10%建保障性住房，2700亿可以建设2亿平方米，10年20亿平方米足足够2亿人居住，如果从土地出让金拿出6000亿可人人看病不要钱，再拿出1000亿可人人上学不要钱，所以从土地出让金拿出1/3，可以解决老百姓住房、看病、上学三座大山”。⒂郎咸平在这里一方面要坚持大力发展地方政府和地产商合谋的价格扭曲的非正常的房地产业，认为这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却又要“从土地出让金拿出1/3，可以解决老百姓住房、看病、上学三座大山”，就是上述与人民“分享”改革成果的经典注解。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其理由就是他自己举的例子：北京市政府盖了天通苑，盖的富丽堂皇，但是第一手买房子的是地产老板，一般的老百姓买不到经济适用房。既然地方政府和地产商可以合谋炒高地价，为什么就不能合谋炒高保障房呢？解决问题的根本，只能是还地于民，土地无价，并在此基础上杜绝任何房地产投机，使房价大大下降。土地本来就是人民的，而不是人民从别人手里分一杯羹；改革成果本来就属于人民，而不是谁与人民分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民本思想，使人民安居乐业。
来源：求是理论网
——评郎咸平的“郎闲评”（六）
土地本来就是人民的，而不是人民从别人手里分一杯羹；改革成果本来就属于人民，而不是谁与人民分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民本思想，使人民安居乐业。
文化理性是民本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谓“关注民生”，不是一种仁政，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体现民有、民享、民治的原则；改革的成果本来就是人民的，而不是与人民“分享”改革成果。郎咸平：“讲到房改更有意思了，房改就是地方政府和地产商的合谋。一个以钱为纲的房改是什么回事呢？地方政府官员的思维就很奇特，是以GDP为唯一的执政标准。所以我们各地的官员一上任之后就拼命的卖地，价格是越卖越高。但是这块地不是政府的，是属于全国老百姓的地，当你用高价把地卖了以后，有没有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呢？应该跟香港一样，该建设一些经济适用房。”“地产商拿到地盖高价房，一手房的价格上去了，二手房马上水涨船高了。当初在盖房子的时候，拆迁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发现包括上海市在内的很多地方政府，利用公权力、协助地产商，驱赶这些拆迁户，或者利用黑社会来揍你一顿。到最后你发现，房改以后，地卖得越多，价格越高。卖得地价是越来越高，加上各种贪污，使得成本高涨。没有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每个老百姓有屋可住。所有的老百姓必须到市场上买贵的房子，因此大家都买不起房子。原来房改的目的是富了地产商和地方政府，不是为了老百姓有房子住。”虽然这样，郎咸平仍然坚持主张让房价上涨，大力发展房地产。“老百姓住房怎么办？新加坡的做法是一个样板，即政府加强保障房的建设，以一个繁荣的商品房市场来构建保障房的基础。2010年政府土地出让金2.7万亿，拿出10%建保障性住房，2700亿可以建设2亿平方米，10年20亿平方米足足够2亿人居住，如果从土地出让金拿出6000亿可人人看病不要钱，再拿出1000亿可人人上学不要钱，所以从土地出让金拿出1/3，可以解决老百姓住房、看病、上学三座大山”。⒂郎咸平在这里一方面要坚持大力发展地方政府和地产商合谋的价格扭曲的非正常的房地产业，认为这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另一方面却又要“从土地出让金拿出1/3，可以解决老百姓住房、看病、上学三座大山”，就是上述与人民“分享”改革成果的经典注解。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其理由就是他自己举的例子：北京市政府盖了天通苑，盖的富丽堂皇，但是第一手买房子的是地产老板，一般的老百姓买不到经济适用房。既然地方政府和地产商可以合谋炒高地价，为什么就不能合谋炒高保障房呢？解决问题的根本，只能是还地于民，土地无价，并在此基础上杜绝任何房地产投机，使房价大大下降。土地本来就是人民的，而不是人民从别人手里分一杯羹；改革成果本来就属于人民，而不是谁与人民分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民本思想，使人民安居乐业。
来源：求是理论网
梦想、理想与顶层设计
[ 2015/04/03 12:36 | by admin ]
2015/04/03 12:36 | by admin ]
陈世清：梦想、理想与顶层设计
梦想是什么？梦想不同于幻想，梦想是有实现可能性的理想。中国梦是什么？“中国梦”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努力奋斗要实现的理想。实现任何理想都需要设计，实现中国梦更需要“顶层设计”。这里的“顶层设计”不是政府最高层设计，而是智慧最高层设计，包括中国梦的哲学理念、科学依据、历史经验、实践基础、操作模式。中国梦的顶层设计应该凝结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梦的内涵揭示与外延展开，就体现在中国梦的顶层设计之中。
中国梦的顶层设计，是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规范与实证的统一。
中国梦是科学社会主义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正”，就是规律，就是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科学理论组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模型与实践模式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与现实可操作性，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与制度建设进入成熟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她的综合性，与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她的操作性与制度设计，与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对政府行为的制度设计。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在于以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从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到对称经济学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必然产物；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对称本质、对称规律得以充分展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使哲学科学化与经济学科学化统一起来的契机，是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生开辟道路、使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偶然性。对称哲学就是当今时代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使经济学真正实现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化，只有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
中国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仅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中国梦是法治中国梦
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法治中国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法治中国”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根本政治保证；法治本身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最大的政治，是科学社会主义内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法治中国与人民民主专政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国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途径和目标，就是通过系统科学的制度、体制的建构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法治中国的道路、内容和模式。
中国梦是人民幸福梦
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三》）。只有使人民幸福，才能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抵御外侮。人民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人民幸福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民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不仅“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这一代人的发展权和下一代人的发展权统一起来的途径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对外开放与民族主体性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幸福一开始就应该靠社会公平正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每个人感到幸福的国家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梦。无论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还是起点公平都需要以自由民主法制为前提，自由民主法制要靠精神文明建设来建构。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财富实际增加，人均GDP增长不等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也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只是幸福的必要环节，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实现人民幸福梦靠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社会平等正义自由民主法制的实现、国民的德智体能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一切属于人民、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中国梦是强国梦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贞观政要•政体》。一个国家是否强国，不在现象，而在本质；不在数字，而在根基。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GDP总量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来源：求是理论网
梦想是什么？梦想不同于幻想，梦想是有实现可能性的理想。中国梦是什么？“中国梦”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努力奋斗要实现的理想。实现任何理想都需要设计，实现中国梦更需要“顶层设计”。这里的“顶层设计”不是政府最高层设计，而是智慧最高层设计，包括中国梦的哲学理念、科学依据、历史经验、实践基础、操作模式。中国梦的顶层设计应该凝结中华民族时代精神的精华；中国梦的内涵揭示与外延展开，就体现在中国梦的顶层设计之中。
中国梦的顶层设计，是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规范与实证的统一。
中国梦是科学社会主义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正”，就是规律，就是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科学理论组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模型与实践模式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与现实可操作性，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与制度建设进入成熟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她的综合性，与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她的操作性与制度设计，与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对政府行为的制度设计。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在于以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从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到对称经济学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必然产物；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对称本质、对称规律得以充分展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使哲学科学化与经济学科学化统一起来的契机，是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生开辟道路、使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偶然性。对称哲学就是当今时代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使经济学真正实现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化，只有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
中国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仅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中国梦是法治中国梦
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法治中国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法治中国”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巩固执政合法性基础的根本政治保证；法治本身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最大的政治，是科学社会主义内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法治中国与人民民主专政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国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途径和目标，就是通过系统科学的制度、体制的建构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法治中国的道路、内容和模式。
中国梦是人民幸福梦
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三》）。只有使人民幸福，才能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抵御外侮。人民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人民幸福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民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的满足。不仅“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这一代人的发展权和下一代人的发展权统一起来的途径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对外开放与民族主体性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幸福一开始就应该靠社会公平正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每个人感到幸福的国家才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梦。无论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还是起点公平都需要以自由民主法制为前提，自由民主法制要靠精神文明建设来建构。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财富实际增加，人均GDP增长不等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也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只是幸福的必要环节，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实现人民幸福梦靠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社会平等正义自由民主法制的实现、国民的德智体能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一切属于人民、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中国梦是强国梦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贞观政要•政体》。一个国家是否强国，不在现象，而在本质；不在数字，而在根基。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GDP总量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来源：求是理论网
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我国新经济增长点与新常态经济的稳增长结构
[ 2015/03/30 10:55 | by admin ]
2015/03/30 10:55 | by admin ]
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我国新常态的新经济增长点应该是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以政府为主导自觉建构与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进程相吻合的我国新常态经济的稳增长结构。
首先要解决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引导农村生态城镇化的产权瓶颈。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方面进一步放宽的政策相配套，必须有与之相对称的、强有力的所有权方面的制度设计，才不至于使农村生态城镇化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变调，使农村城镇化演变成生态灾难。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产权瓶颈，是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的前提，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方式，生态化是知识化的提升与浓缩，是知识经济的典型形态。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之所以是新经济增长点，是因为它是知识经济时期再生链、产业链、创业链的基础，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绿色经济的基础。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使农业生态化、系统化、立体化、知识化、文化化、高端化，为城市生态化提供衔接点与平衡点，形成我国农村与城市在生态化基础上的双向互动良性循环的稳增长结构。所谓“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进程，要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来定位。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的核心是生态化、信息化和知识化，城市化的标志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程度而不是楼房的高度与密集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用生态产业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重塑改造，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因此农村城镇化与生态化是统一的。如果用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来定位知识经济时期的“农村城镇化”， 把城镇化定位于房地产业的新一轮增长，用城镇化来消灭生态化，虽然可以带来GDP的新一轮暴长，然而对于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只能是一场灾难。这种增长观既是时空错位，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解决“三农问题”与城乡差距问题，只能放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背景下，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包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只有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使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对称发展，才有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农村生态城镇化、城市生态化，以生态化为基础的农村与城市的对称发展，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如果说，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那么知识经济的纵向重新洗牌，则为农村的发展水平与城市的发展水平持平、释放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在农村城镇化的同时建构与城市生态化衔接的生态农业与生态农村，农村将与城市相辅相成逐步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基本建设、城市通过纾解非核心功能到郊区消肿城市并实现城市生态化的投资与各种政策扶持应起主导作用。
要把城镇化要不要搞的问题，转变为城镇化怎样搞的问题。要实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必须改变GDP增长观。毫无疑问，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将带来GDP突飞猛进的增长，但绝不能把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纳入GDP增长方式。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对称发展观。虽然对称发展观可以包容GDP，可以把GDP增长数字作为经济发展的参数之一，但GDP增长观与对称发展观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经济“发展观”。把GDP数字增长作为一切经济工作的目标，衡量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指标，是理论与实践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会在理论上搞乱人们的思想，实践上形成GDP泡沫、酿成GDP危机，最终造成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异化。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综合指标。
绿色GDP：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空间的大小。
以人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生态产业结构以生态环保工程为基础。
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生态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生态环保产业本身的创新性、辐射性、整体性、驱动提升力决定，生态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由于生态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与社会公益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一旦生态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产能，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提升与调整、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生态环保产业化还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合理定位，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生态环保工程是生态城镇化的基础。
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绿化、交通、水利、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延长农业生态产业链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柱产业。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农村或城市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部分功能向农村和城市远郊的转移将在原来的农村地区、城市郊区出现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但应该是农村生态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农村生态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农村与城市的生态化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发展模式只能以再生经济学为自己的经济学范式。
在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中是以生态化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体现了产业链之间不同的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随着农业新技术的广泛运用粮食单产的提高与农业产业链的延长，新的历史时期应该用“以林为纲全面发展”代替原来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原来的“农林牧副渔”的顺序也应该改成“林牧副渔农”。其中的“牧”应该是广义的，包括人工促成森林中各种野生动物种群的形成与发展。在农村生态城镇化中只有以生态产业基本建设为重点，才能激活农村创新活力实现创新驱动纲举目张，实现农村城镇化的综合效益。在农村生态城镇化中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新一轮增长，农村生态城镇化将走样变调，城市生态化也将失去支撑点。
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基础是生态化，核心与纽带是高速路。生态化是化解包括雾霾在内的快速工业化造成的重度空气污染的根本途径；在生态产业基本建设基础上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提升农业与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把农村生态化和城镇化统一起来，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对接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生态资源的根本途径，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途径。因此在农村生态城镇化基本建设基础上发展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科学定位合理布局的我国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我国具有高度幅射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经济增长点将牵一发动全身形成我国新常态经济以人为中心可持续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陶冶情操的合理结构。
原载：求是网
首先要解决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引导农村生态城镇化的产权瓶颈。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方面进一步放宽的政策相配套，必须有与之相对称的、强有力的所有权方面的制度设计，才不至于使农村生态城镇化在实施过程中走样变调，使农村城镇化演变成生态灾难。城乡一体化的基础是城乡土地产权一体化。如果说，城市工厂的公有制必然要求农村的公有制与之配套，那么，城市土地的国有制必然要求农村土地国有制才能成龙。把农村土地全部国有化，使农村土地所有制和城市土地所有制并轨，使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彻底分开，解除国家投资农村生态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产权瓶颈，是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的前提，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发展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使农村享受和城市同等国民待遇、消除城乡差别、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
作为一种新的增长方式，生态化是知识化的提升与浓缩，是知识经济的典型形态。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之所以是新经济增长点，是因为它是知识经济时期再生链、产业链、创业链的基础，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绿色经济的基础。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使农业生态化、系统化、立体化、知识化、文化化、高端化，为城市生态化提供衔接点与平衡点，形成我国农村与城市在生态化基础上的双向互动良性循环的稳增长结构。所谓“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进程，要放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来定位。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不等于集市化，集约化生产也并非集中化生产。知识资本密集和劳动力分散互为前提，相辅相成。知识经济的城市化和工业经济的城市化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化的核心是生态化、信息化和知识化，城市化的标志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完善程度而不是楼房的高度与密集程度。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化相当于工业经济时代的“反城市化”。“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对农村和城市的扬弃，是历史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知识经济是农村和城市双向发展、相互融合、消除差别的过程。用生态产业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重塑改造，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途径，也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因此农村城镇化与生态化是统一的。如果用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来定位知识经济时期的“农村城镇化”， 把城镇化定位于房地产业的新一轮增长，用城镇化来消灭生态化，虽然可以带来GDP的新一轮暴长，然而对于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只能是一场灾难。这种增长观既是时空错位，也不符合中国国情。
解决“三农问题”与城乡差距问题，只能放在人类二次创业的背景下，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包括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得到根本解决。只有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使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对称发展，才有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工业的不对称发展，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太大，将会拖工业的后腿。这是被各国的经济发展所证明了的。农村生态城镇化、城市生态化，以生态化为基础的农村与城市的对称发展，严格意义上不是什么工业反哺农业，而是知识经济的重新洗牌。如果说，知识经济的横向重新洗牌为落后国家提供了后来居上的机会，那么知识经济的纵向重新洗牌，则为农村的发展水平与城市的发展水平持平、释放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增长潜力提供了契机。通过建立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在农村城镇化的同时建构与城市生态化衔接的生态农业与生态农村，农村将与城市相辅相成逐步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对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基本建设、城市通过纾解非核心功能到郊区消肿城市并实现城市生态化的投资与各种政策扶持应起主导作用。
要把城镇化要不要搞的问题，转变为城镇化怎样搞的问题。要实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必须改变GDP增长观。毫无疑问，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将带来GDP突飞猛进的增长，但绝不能把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纳入GDP增长方式。分不清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配置经济与再生经济的GDP增长观必须让位于以再生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对称发展观。虽然对称发展观可以包容GDP，可以把GDP增长数字作为经济发展的参数之一，但GDP增长观与对称发展观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经济“发展观”。把GDP数字增长作为一切经济工作的目标，衡量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指标，是理论与实践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会在理论上搞乱人们的思想，实践上形成GDP泡沫、酿成GDP危机，最终造成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异化。
只有绿色GDP，才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指数，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综合指标。
绿色GDP：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狭义上，和谐社会就是指人际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广义上，和谐社会还包括人与社会同自然的和谐。狭义的和谐社会是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内部和谐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归根结底是这一代人与下代人的和谐，是时间维度的社会内部的和谐。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指数：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称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力度，决定社会可持续发展可能性空间的大小。
以人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GDP——生态产业结构以生态环保工程为基础。
随着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化，生态环保也相对地产业化。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可以通过利害相关人自行“谈判”解决的“外部性问题”，而是必须由政府介入才能解决的“内部性”问题。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政策宣导，而是一项经济工程。生态环保不仅仅是一种局部经济行为；由生态环保产业本身的创新性、辐射性、整体性、驱动提升力决定，生态环保产业越来越成为主导性产业。由于生态环保的整体性、主导性与社会公益性，只能由政府充当产业主体，纳入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范畴。一旦生态环保产业化，将极大地容纳资金、劳力、产能，提供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从而有力推动经济结构提升与调整、扩大内需、消化过剩产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有效经济总量增长。生态环保产业化还将催化经济宏观化，引导教育、医疗等公共品的合理定位，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生态环保工程是生态城镇化的基础。
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绿化、交通、水利、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延长农业生态产业链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支柱产业。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农村或城市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部分功能向农村和城市远郊的转移将在原来的农村地区、城市郊区出现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热潮，但应该是农村生态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农村生态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本建设。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农村与城市的生态化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决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发展模式只能以再生经济学为自己的经济学范式。
在农村生态城镇化建设中是以生态化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体现了产业链之间不同的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随着农业新技术的广泛运用粮食单产的提高与农业产业链的延长，新的历史时期应该用“以林为纲全面发展”代替原来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原来的“农林牧副渔”的顺序也应该改成“林牧副渔农”。其中的“牧”应该是广义的，包括人工促成森林中各种野生动物种群的形成与发展。在农村生态城镇化中只有以生态产业基本建设为重点，才能激活农村创新活力实现创新驱动纲举目张，实现农村城镇化的综合效益。在农村生态城镇化中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新一轮增长，农村生态城镇化将走样变调，城市生态化也将失去支撑点。
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基础是生态化，核心与纽带是高速路。生态化是化解包括雾霾在内的快速工业化造成的重度空气污染的根本途径；在生态产业基本建设基础上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提升农业与我国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把农村生态化和城镇化统一起来，实现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对接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生态资源的根本途径，是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途径。因此在农村生态城镇化基本建设基础上发展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科学定位合理布局的我国农村生态化基础上的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是我国具有高度幅射性的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个经济增长点将牵一发动全身形成我国新常态经济以人为中心可持续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陶冶情操的合理结构。
原载：求是网
新常态经济增长无极限
[ 2015/03/23 12:03 | by admin ]
2015/03/23 12:03 | by admin ]
“新常态”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新常态经济”本义指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正常状态。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讲，新常态经济是周期性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到正常状态，意味着旧的周期的结束与新的周期的开始；对于移植引用这一名词的我国来讲，“新常态经济”意味着转变有可能导致经济危机、不可持续增长的GDP增长方式，用发展来代替单一的GDP增长。因此，同样是“新常态经济”，反映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同样是诠释我国的“新常态经济”，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对于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来讲，我国提出“新常态经济”是因为以往的GDP增长率过高，经济增速过快，经济过热导致结构失衡；而所谓“新常态”就是经济增速降温，减少政府投资刺激经济，用创新驱动代替投资驱动。对于对称经济学而言，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无极限。
“经济过热论”、“增长极限论”，以及给GDP增长减速降温、封顶设限等，是一般均衡论的产物。认为经济存在过热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发展“均衡点”理论。“均衡点”理论是配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消极的理论，产生于小商品经济时期。那时人们的需求结构简单、生产规模狭小、可再生资源有限，可再生生产能力与人的主体性发挥的空间太小、生产与消费之间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会出现所谓经济危机。然而到了真正社会化大生产——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均衡点”（包括生产与消费）均已不复存在；人的需求结构的变化带来的需求的无限性，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生产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主客体之间只有主体主导的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而无静态的均衡。此时只有结构调整问题而无均衡问题。“经济过热论”及其理论基础均衡点理论、一般均衡论都已过时，再秉持这种理论只能损害可持续发展。把通胀、产能相对过剩归咎于结构失衡是正确的，但把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归咎于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把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归咎于投资增长过快，就是吃错药乱弹琴。如果投资增长过快会造成物价上涨、产能相对过剩，那么停止投资就可以降低物价化解过剩产能？把投资和消费的结构关系看成基本的结构关系，是“范式”滞后的产物，结果必将造成理论脱离实际。
所谓“经济过热”，是指过度投资或过度消费（主要是指过度投资）造成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失衡，以致有的产品供不应求，有的产品供过于求。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本身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总需求”与“总供给”是货币经济学范畴；只有抽象的货币经济学，才有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者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说法；而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存在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或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情况。只有结构失衡而造成的局部供求失衡。只有货币经济学才会把质上的失衡抽象化为量上的失衡。只要要素与结构对称了，就不存在总量失衡问题。知识经济随着产品的无限多样化，“总供给”与“总需求”这个概念只有抽象的意义，而没有具体的意义。“总量失衡”是个虚幻的问题，建立在“总量失衡”这个虚幻问题基础上的“经济过热论”只是心动，而非风动，更非旛动。产能过剩、经济泡沫都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是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客观要求同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对称造成。配置型经济是投机盛行的土壤，而投机盛行是金融危机、结构失衡、产能过剩与表面“经济过热”的催化剂。只要把配置型经济转变为再生型经济，在此基础上稳增长调结构，投机将无从兴风作浪，产能无从过剩，经济也就从此不再“过热”。
解决相对“产能过剩”“经济过热”的最好方法，则是减少无效投资、增加有效投资，如把现有的外汇储备转变为有效的基本建设投资。在目前看来，基本建设投资，只会有效不会无效。一条京津高速城铁的建设成本按一百对列车计算，也才不过4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4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拿来建城际、省际、国际高铁，进口必要的农村生态城镇化与城市生态化的基建设备，它所带来的，是时间效益、速度效益、空间效益、生态效益，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新经济增长点，形成新产能化解旧产能，用新产能化解旧产能，具有全国性、全球性规模经济效益。就空间效益这一点，就可以使土地再生、平抑房价，打破房地产商的垄断，并带动其地方面的物价下降；它的时间空间速度效益带动的产业重组，直接间接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可以增加供给，又可以进一步平抑物价。所以要走出“产能过剩”困境，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抽象的投资增长过快“一刀切”的办法只能造成经济衰退，并酿成滞涨危机。“一刀切”办法的方法论根源在于“产能过剩”概念的抽象化，抽象的“产能过剩”概念源于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抽象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概念源于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所以要走出“经济过热论”、“增长极限论”的悖境，必须先走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悖论。
在科学的经济学看来，“新常态经济”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只要根本改变GDP增长方式，代之以再生型经济增长方式，用生产力发展扬弃GDP增长，就可以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作为发展组成部分的增长，增长率永远不会太高，增长率无论多高，都不会导致“经济过热”，经济结构也不会失衡。因此新常态经济增长无极限。投资驱动与创新驱动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投资驱动不是什么刺激经济，而是调整结构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这种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率高和结构对称平衡统一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我们讲的“稳增长调结构”的经济新常态。因此，我们的“新常态经济”是对西方“新常态经济”的扬弃，而不是等同。要真正科学认识、积极应对、学会适应“新常态经济”，创造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辉煌，就必须首先对诠释“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进行范式分析，在此基础上建构科学的新常态经济学，给新常态经济以正确的理论指导，避免对“新常态经济”的错误解读造成对我国新常态经济的误导。
原载：求是理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