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经济是与GDP导向的旧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用发展促进增长、用社会全面发展扬弃GDP增长，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常态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新常态经济为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新常态经济学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新常态经济是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线性抽象为方法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向对称平衡论为基础、价值经济学为核心、复杂系统论为方法的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转换。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新常态经济是以金钱为中心、价格为核心机制、GDP增长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人民幸福为中心、价值为核心机制、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共有制为基础、政府宏观调控常态化法制完善市场规范充分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与民间市场的基础作用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GDP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配置型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挤掉配置型增长方式中的GDP泡沫；由经济结构畸形、产能相对过剩的不对称态增长方式，向经济对称态稳增长结构转变；由资源低端产品粗放不可再生型增长方式向生态化创新性精细可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外延数量增长型增长方式向内涵质量增长型增长方式转变；由效率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向内需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变；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变。所谓稳增长，不仅是数量上的稳增长，而且是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过程中的自觉性、有序性、持续性，通过发现、培植新增长点与技术、结构创新，自觉推动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不存在其他自由主义盛行的发展中国家在由低级增长方式向高级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所谓“中低收入陷阱”这样的增长停滞不前现象。
新常态经济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新常态经济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新常态经济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经济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新常态经济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新常态经济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
为了实现调结构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实行常态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不能把我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混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周期性的“刺激经济”。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本建设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生产资料生产投资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投资。由于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只能由政府实施，所以政府投资永远优先于民间投资。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调整，只有新经济增长点才能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由于节约有利于积累，积累有利于投资，投资有利于生产和经济发展，所以节约、居民高储蓄率有利于经济发展，而铺张浪费、寅吃卯粮不利于经济发展，所谓“消费拉动经济”是个伪命题。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投资驱动，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只有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为主导，投资驱动才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使投资有效。
新常态经济的核心是价值，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范式、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核心都是价值。价值体现了经济主客体的对称；经济新常态的一切特征，都是以价值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以价值为核心的新常态经济，与以价格为核心的旧常态经济有本质的区别，新常态经济与旧常态经济的一切区别，都是以价值为核心还是以价格为核心这一本质区别的展开。无论投资驱动还是创新驱动，抑或投资驱动基础上的创新驱动，都是手段，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目的。如果把经济核心定位于价格，经济发展定位于一切向钱看，GDP增长就会演变为GDP增长方式；如果把经济核心定位于价值，经济发展定位于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可持续发展，GDP增长就从属于发展。演变为GDP增长方式的GDP高速增长确实会破坏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这样的GDP增长确实需要减速；定位于价值、从属于发展的GDP增长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这样的GDP增长不但不需要减速而且还要加速。只要是真正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其增长率不封顶不设限。GDP增长率只是增长的参数，既非目标，也非指标；对其预测、评估只有参考价值，其意义不容夸大。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是新常态经济与旧常态经济的根本区别。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环节。新常态经济发展不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经济发展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的平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新常态经济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
新常态经济，是对经济本义的复归，对人类经济活动本义的复归。新常态经济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原载：求是理论网
[color=#FF4500]楷体[size=6]6粉红[/size][/color]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学范式转换。新常态经济是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线性抽象为方法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向对称平衡论为基础、价值经济学为核心、复杂系统论为方法的科学经济学——对称经济学范式转换。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新常态经济是以金钱为中心、价格为核心机制、GDP增长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人民幸福为中心、价值为核心机制、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共有制为基础、政府宏观调控常态化法制完善市场规范充分自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转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中，政府宏观调控的主导作用与民间市场的基础作用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
新常态经济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GDP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配置型增长方式向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挤掉配置型增长方式中的GDP泡沫；由经济结构畸形、产能相对过剩的不对称态增长方式，向经济对称态稳增长结构转变；由资源低端产品粗放不可再生型增长方式向生态化创新性精细可再生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外延数量增长型增长方式向内涵质量增长型增长方式转变；由效率型增长方式向效益型增长方式转变；由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向内需导向型增长方式转变；由资源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转变。所谓稳增长，不仅是数量上的稳增长，而且是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过程中的自觉性、有序性、持续性，通过发现、培植新增长点与技术、结构创新，自觉推动增长方式由低级向高级转变，不存在其他自由主义盛行的发展中国家在由低级增长方式向高级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所谓“中低收入陷阱”这样的增长停滞不前现象。
新常态经济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新常态经济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新常态经济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新常态经济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新常态经济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新常态经济就是在找准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高质量无水分的GDP高速可持续增长，即我们讲的“调结构稳增长”。
为了实现调结构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实行常态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不能把我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混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周期性的“刺激经济”。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本建设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生产资料生产投资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投资。由于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只能由政府实施，所以政府投资永远优先于民间投资。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只有增量改革才有存量调整，只有新经济增长点才能优化旧产业结构化解产能过剩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永远主导消费，只有投资主导下的消费才有可持续消费，只有投资主导消费才有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可持续增长与发展。由于节约有利于积累，积累有利于投资，投资有利于生产和经济发展，所以节约、居民高储蓄率有利于经济发展，而铺张浪费、寅吃卯粮不利于经济发展，所谓“消费拉动经济”是个伪命题。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是统一的，投资驱动和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不但不矛盾而且内在一致。只有投资驱动，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才有基础；只有创新、创业、企业技术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效率提高增长方式转变经济质量保证为主导，投资驱动才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使投资有效。
新常态经济的核心是价值，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学范式、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发展模式、新常态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核心都是价值。价值体现了经济主客体的对称；经济新常态的一切特征，都是以价值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以价值为核心的新常态经济，与以价格为核心的旧常态经济有本质的区别，新常态经济与旧常态经济的一切区别，都是以价值为核心还是以价格为核心这一本质区别的展开。无论投资驱动还是创新驱动，抑或投资驱动基础上的创新驱动，都是手段，实现经济高速可持续发展、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目的。如果把经济核心定位于价格，经济发展定位于一切向钱看，GDP增长就会演变为GDP增长方式；如果把经济核心定位于价值，经济发展定位于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社会可持续发展，GDP增长就从属于发展。演变为GDP增长方式的GDP高速增长确实会破坏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这样的GDP增长确实需要减速；定位于价值、从属于发展的GDP增长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这样的GDP增长不但不需要减速而且还要加速。只要是真正属于发展范畴的增长，其增长率不封顶不设限。GDP增长率只是增长的参数，既非目标，也非指标；对其预测、评估只有参考价值，其意义不容夸大。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经济是价值的创造、转化与实现；人类经济活动就是创造、转化、实现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GDP数字增长。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是新常态经济与旧常态经济的根本区别。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的内在环节。新常态经济发展不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与人的全面发展。
新常态经济发展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经济发展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的平台。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逻辑。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新常态经济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
新常态经济，是对经济本义的复归，对人类经济活动本义的复归。新常态经济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原载：求是理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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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生命都有尊严”有科学方法论的依据——为天才指挥家舟舟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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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28 11:27 | by admin ]
2015/01/28 11:27 | by admin ]
在舟舟充满激情指挥的交响乐美妙旋律面前，我们要改变的是人类固有的，单纯地把智力与逻辑思维、文字符号把握能力划等号的“智力”、“智商”、“智障”概念，多元化包容不同个人的智力模式，多角度评估一个人的智力水平，特别要注意开发特殊人才的特殊智力潜力，而不是对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智力类型怀疑或冷嘲热讽。“一切生命都有尊严，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不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有着科学方法论的依据
是舟舟在指挥乐队，还是乐队在指挥舟舟这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我可以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负责任地告诉你：是舟舟在指挥乐队。
1、音乐音符是源，乐谱是流。从历史上看，乐在先，谱在后；人类先有乐，后有谱——人类有音乐音符的时间，早于用乐谱记载音符的时间，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有乐没谱，有非常优美的音乐舞蹈没有乐谱，现在地球上仍然有很多地方（如非洲、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广大的农村地区）有动人心魄的音乐舞蹈但没有乐谱。刘三姐不识谱，但没有人否认刘三姐是优秀的歌唱家。人类很长一段时间是靠记忆和动作使优美的音乐舞蹈代代相传，它们的谱是后人给编的。阿炳的《二泉映月》，也是先乐后谱，而不是先谱后乐。
2、音乐音符是本，乐谱是末。从逻辑上看，乐是目的，谱是手段；乐是内容，谱是形式。谱只是记载音符的一种形式，不是记载音符的唯一形式。音符是内容，记载音符的形式有多样；正好像思想是内容，记载表达思想的语言有多种。音符可以通过乐谱来记载，也可以通过手势来表达。谱不是乐的必要前提。因为舟舟不懂乐谱，就断定舟舟不是真正的乐队指挥，只是跟着乐队起舞，就好像说不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家、只能成为西方文学家的跟班一样可笑。舟舟极强的动作模仿能力、音符感应能力与形象思维能力，与世无争、毫无世俗功利的童真心灵，使他心无旁骛全身心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在美妙的音乐旋律中进入天人合一的忘我状态。正是他的内部心灵脉搏与外界音符跳动的和谐共振，使他得以通过手势和身体其他姿势这种五维的、立体的、全身有节奏颤动的“乐谱”直接体现音符的生命力，精准指挥、激情感染乐队完成美妙的交响乐，而不需要纸面的乐谱这个平面二维的中介。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有真（科学）、善（伦理）与美（艺术）三种。艺术属于美，美本身毕竟是一种感觉而不是文字符号。交响乐指挥属于艺术；从本质意义上，乐队指挥更需要的是对音符的直觉能力而不是乐谱的识读能力。只有不受乐谱限制的直觉才会使指挥家的激情发挥到极致；而指挥时要程序化翻看乐谱，则会中断指挥与乐队演奏的激情，降低交响乐的艺术感染力。从交响乐的终端效果来看，脱谱指挥应该成为优秀指挥家的必要技能。不识谱的舟舟做到了脱谱指挥，识谱的指挥家却做不到，这就构成了舟舟指挥和其他智力正常的指挥家指挥舞台效果的不同。可以说，只有舟舟这样充满激情与富有个性、在脱谱基础上把舞蹈和指挥结合起来，使指挥与乐队、指挥与观众、乐队与观众之间全方位良性互动的指挥风格，才真正把指挥本身演绎成值得欣赏的艺术——使指挥本身有相对独立审美意义的表演艺术，从而使整个交响乐艺术得到升华。如果说，传统单向度的指挥是平面指挥，那么舟舟的全方位互动的表演性指挥则是立体指挥。从舞台效果看，立体指挥是对交响乐艺术的创造与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舟舟不但是合格的指挥家，而且是指挥表演艺术家。这就是为什么舟舟被音乐大师斯特恩誉为“创造艺术的指挥家” 的原因所在。可以说，舟舟多向互动的表演性指挥风格，开创了交响乐立体指挥的新时代。
音符与乐谱的源流本末关系不可颠倒，音乐与音乐理论知识也不能画等号。要把音乐家与音乐理论家区别开来。因为舟舟不是音乐科班出身、每次指挥前没有对着乐谱排练所以认为舟舟不是真正的指挥，就像因为鲁迅不是文学科班出身、没有文学学位所以认为鲁迅不是真正的文学家一样荒唐。直觉能力，而不是概念分析、符号分解、理论抽象能力，是一切审美领域、包括文学艺术领域的最重要能力。从音乐心理学的逻辑与音乐发展的历史两个方面来看，识谱与音乐理论知识不是成为音乐家的必要条件，也不是成为乐队指挥家的必要条件。乐谱只是作曲家的专利，不是天才音乐家的“卡门”；掌握课堂上讲授的音乐理论知识的多寡，可以成为音乐学位的依据，不能成为音乐家与指挥家的水平标准。
实践不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也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舟舟是不是真正的指挥家，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看看舟舟指挥的实际效果吧：
“近五十位美国艺术家身穿黑色演出服庄严而优雅地走上舞台，他们在弱智但对音乐却有特殊感受的舟舟指挥下，演奏出一个又一个动听乐章，双方配合得非常默契。……舟舟表现得非常天真，面对观众的掌声略显腼碘，但又彬彬有礼，演出前后逐一与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和第一大提琴手握手致意。当乐队最后奏起《星条旗永不落》时，全场观众随着乐曲的节拍拼命鼓掌，身穿燕尾服的舟舟则起劲地挥舞着指挥棒，台上台下遥相呼应。当舟舟将观众献上的鲜花转送给第一小提琴手时，场内气氛达到高潮。”
“奇迹就在这一瞬间发生了——人们注意到了身材矮小的舟舟，将手中的一根小小的指挥棒向空中轻轻地一扬，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顿时被一个弱智青年的小手，不可思议地从一支支弦乐和管乐中牵了出来。内行的人们则更加注意舟舟手中的指挥棒，是不是乐队的一种装饰。然而，事实却是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的！随着舟舟手中的指挥棒不时地变换起伏，庞大的交响乐队顿时成了一支在《自新大陆》上接受检阅的仪仗队。全场逐渐鸦雀无声，剧场里四处回荡着悠扬动听的旋律。他对音乐的理解令人震惊。他懂得新大陆的思乡的柔情慢板，那时他的脸上是温柔的，像一个婴儿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他也懂得新大陆的躁动不安的激情，他表现出快乐和欣喜，有时候他甚至会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地扭动身体；在高潮到来时，他是癫狂的，他的头、他的身子，还有他的指挥棒都随着音乐剧烈运动，音乐唤醒了一个弱智孩子内心中的激情。不久，观众席上便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由衷钦佩的掌声。在舟舟指挥最后一曲《星条旗永不落》时，观众情不自禁地用鼓掌和踏地的方式，为他的精彩指挥叫好助威，不少人激动地从观众席上跳了起来！”
“他动作潇洒优美，感情十分投入，对乐曲的节奏、强弱、乐器的交替变换等等都把握得那么准确和细腻。台下数千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感受着他的指挥和音乐交融之后所放射出的美，一种特别的魅力。当那首《拉德斯进行曲》最后一串旋律被他挥洒出去后，他的指挥棒在空中陶醉似地停留了片刻，随着他很专业地两手的一挥，乐队全体起立，谢幕。整曲指挥一气呵成，非常精彩。人们完全被这个弱智者的指挥魅力征服了，惊呆了！他们鼓掌欢呼着，许多人激动得流下了泪水。此后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在上海、宁波、杭州、重庆、深圳、西安、广东、福建等地，舟舟共作了数十场慈善演出，场场观众爆满。”
“2000年5月，应美国凯西儿童基金会之邀赴美国作访问演出。台下，观众拥挤，座无虚席。联合国副秘书长及40多个国家驻联合国大使等都前来观看这场演出。只见舟舟的指挥棒随着他极其优美的肢体动作而上下翻飞，时而如飞燕凌空，时而如行云流水，时而又如山崩帛裂，慷慨激昂。尤其是那首《星条旗永不落》指挥完毕后，热情的美国朋友们都激动地站起来，疯狂地欢呼鼓掌。舟舟几次谢幕，观众们仍意犹未尽，他们围上来，争着和舟舟亲吻拥抱，联合国副秘书长及一些外国使节以及肯尼迪的妹妹还高兴地与舟舟合影留念，场面十分感人。据说，舟舟是在美国卡耐基音乐厅演出的第一位中国指挥。在美国，舟舟在纽约、旧金山、夏威夷等地共演出了6场，观众场场爆满，反应热烈，以致舟舟在后台一次次兴奋地大叫：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据乐队首席小提琴家刘达先生介绍，《自新大陆》是一首内涵丰富，情感细腻，指挥力度很强的世界名曲，它也是世界上许多一流乐队经常演奏的保留曲目。如此高难度的经典曲目，舟舟却能清晰准确地熟记下它的四个乐章，并能恰到好处地处理乐曲中的情绪转换和音色起伏，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他不仅仅是对音乐本身，诸如音调、音节、音域和重度等等，乃至对于乐团的整体演奏效果、各种乐器的位置、音色和协调，他也有一种近乎本能的理解和表现。……当舟舟轻松地走到指挥位置以后，人们看到舟舟的手势令人眼花缭乱，或者随意地向旁边一撩，或者看似无理地在背后一扬，都极准确地按照每个乐器的位置发出清晰的指令，使整个演奏如行云流水。”
“我们演奏的不是一般的小调小曲……出人意料的却是：随着舟舟手中指挥棒的起落，我的心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舟舟的指挥思路不仅清晰准确，而且音乐感觉十分到位。舟舟在处理《星条旗永不落》中的一些高亢音节时，情绪十分饱满，并能及时宣泻出他对音乐的理解。”“不论是布拉姆斯第五号匈牙利舞曲，或是德弗乍克第九交响曲，舟舟都对音乐控制自如。舟舟双手协调使用，不时地交错向各声部提示，并低头、微笑、顿足，展现了丰富的肢体语言”。与舟舟合作过的台湾大众管弦乐团客席指挥樊德生说，舟舟的音乐感很强，了解曲子怎么发展，指挥动作完整，排练时一点也不含糊。
舟舟的艺术辅导蒋燮斌是目前国内数得着的指挥家，他说：“弱智本是个缺陷，是劣势，但到了这个地方，反倒成为舟舟的一大优势，使他的指挥具有一种纯净之美。”邓朴方说：舟舟绝不是在亵渎艺术，你们这些艺术家也绝不是在这里陪舟舟玩，你们是在创造艺术，丰富艺术，使之更具魅力。舟舟制造的音乐神话应了一位大师的评价：给他一段旋律，他就能划出最美的弧线。
就舟舟大师级指挥的实际效果而言，与其说舟舟不懂乐谱，还不如说舟舟本身就是乐谱的化身，是乐谱的人格化——舟舟自创而规范、出神而入化、动作与音调节奏浑然如一体的指挥动作，说明他就是一部会跳动的乐谱。毫无疑问，舟舟是他指挥下的交响乐队的灵魂。不识谱的舟舟是个真正的交响乐指挥家，而不仅仅是一个随着交响乐节奏起舞的表演者。任何一个交响乐队不管经过怎样的排练，现场指挥都是必要的，那些认为交响乐队是舟舟灵魂的人，实际上等于说一个交响乐队可以不要指挥而自行演奏，交响乐队成员之间可以不要指挥而默契配合，任何交响乐的指挥都是多余的，都只是在自我表演。这才是真正缺乏音乐常识。
就舟舟大师级指挥的实际效果而言，舟舟是否真能指挥是个伪命题。
不可否认，在舟舟给人带来的美感中，他的智障残疾人身份引起的同情及其成才过程使人产生猎奇心理是重要的因素。舟舟的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任何一个人，哪怕他是残疾人，哪怕他是智障残疾人，只要他愿意努力，并有充满关爱的环境，都可以获得人生出彩的机会。除此之外，他风度翩翩，举止优雅，彬彬有礼和观众良性互动，符合社会文明规范的行为细节，是智障残疾人舟舟的人性美。但这只能说明他给人带来的美感是自然美与人性美的统一。我们不能用舟舟智障残疾人身份取得成功的人性美，否定他的音乐指挥专业水准的自然美。世界的存在本来是亦此亦彼，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舟舟以智障残疾人身份取得成功过程的人性美依附、渗透于他的音乐指挥专业水准的自然美；如果没有后者，舟舟将什么都不是。如果说，舟舟自身努力和充满关爱的环境使他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欠缺成就了他的超乎常人的形象思维、音符感应、节奏直觉能力，那么他的人性美则是他的音乐专业水准自然美的点缀与升华。舟舟指挥交响乐使自然美与人性美珠联璧合，自然美承载人性美，人性美提升自然美，开发了人们心灵深处求真求善求美的潜能，向社会散发了正能量。这是舟舟指挥交响乐引起振憾大受欢迎的真正原因。
舟舟所谓的“智障”实际上只是他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智障”而不是他所有智力的“智障”。人的智力既包括逻辑思维能力也包括直觉能力与形象思维能力，而音乐更需要形象思维能力与对音符的直觉能力。就舟舟比常人更发达的形象思维能力、对音符的直觉能力、对曲子完整连贯的激情指挥能力、激情指挥产生的艺术感染力而言，与其说舟舟是“智障”，不如说舟舟是天才。所以我们不要怀疑舟舟的指挥能力，也不要给舟舟指挥的专业水平打折。在舟舟充满激情指挥下的交响乐美妙旋律面前，我们要改变的是人类固有的，单纯地把智力与逻辑思维、文字符号把握能力划等号的“智力”、“智商”、“智障”概念，多元化包容不同个人的智力模式，多角度评估一个人的智力水平，特别要注意开发特殊人才的特殊智力潜力，而不是对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智力类型怀疑或冷嘲热讽。“一切生命都有尊严，一切生命都是平等的”不但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有着科学方法论的依据。所以我要为乐队天才指挥家、“智障残疾人”舟舟点赞！
（原载：求是理论网, 转载：中国音教网）
新常态经济要求货币稳定——通货膨胀不仅仅是货币现象
[ 2015/01/05 22:19 | by admin ]
2015/01/05 22:19 | by admin ]
稳健的货币政策本质上就是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货币稳定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新常态的本质特征。
中央最近提出的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经济新常态，归根结底就是要求经济运行符合客观规律稳定发展，不存在通货膨胀这种货币运行违背客观规律的情况。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强调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稳健的货币政策本质上就是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货币稳定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新常态的本质特征。要实现经济新常态，实现货币稳定，就必须深入研究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根本原因，揭示通货膨胀的内在机理，采取相应的有效对策。只要运用对称经济学方法，就可以看到，同样是通货膨胀，既有可能是滥发纸币引起，也有可能是投融资结构失衡造成。经济衰退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结构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宏观调控来弥补。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流动性过剩造成，也不是“经济过热”造成。通货膨胀不仅仅是所谓的货币现象，而是增长方式问题——GDP增长方式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是结构失衡、供给不足、货币效率降低、通货通胀的根源。
货币效率就是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既有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过度投机的因素。
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以GDP数字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使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要提高GDP数字（当然不是指在统计报表上弄虚作假），以致造成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无效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使货币空转、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只知道个人利益最大化、奉行价格拜物教、不能从理论上区别“投资”与“投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下的发展观、发展战略，也是过度投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度投机的根源在于供给不足：绝对供给不足与相对供给不足，过度投机的结果又反过来造成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战略本身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货膨胀就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通货膨胀不但要挤掉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泡沫的根源——泡沫GDP。降低物价、抑制通胀的根本措施是根本上改变发展战略，提高本国经济主体性，提高再生型经济比重。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流动性过剩”造成，也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由投机造成的“过热”，不是真正的“过热”，而只是病人的“发烧”；要退热不在于“紧缩”，而在于改变发展战略；通过宏观调控，提高经济主体性、再生型经济比重与改善经营环境，以增加产出。
腐败也属于配置型经济——腐败抬高GDP的同时降低货币效率拉高物价，因此腐败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腐败权力侵蚀银行造成的呆坏账靠滥发纸币来填补，降低货币效率。政策腐败滥发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与银行坏账降低货币效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口袋经济造成货币增量过高降低货币效率。“增长率”腐败，片面追求货币GDP数字相对再生经济造成货币增量过高降低货币效率。重复建设低质建设结构失衡建设降低货币效率。由于操纵股市银行货款膨胀助长投机形成泡沫降低货币效率。腐败降低产品质量，降低货币效率。提高有效产出不但要平衡结构而且要提高产品质量。豆腐渣工程自然可以提高企业效率，也可以提高经济总量，然而不能提高社会效率，也不能提高货币效率，甚至只能降低货币效率。这样的“经济总量”增加越快，只能造成泡沫经济，造成通货膨胀。
腐败人为拉高物价。腐败奢侈消费造成浪费抬高物价。腐败霸占物品抬高物价。权力寻租型虚拟经济无实物产出货币虚转抬高物价。腐败人为垄断抬高成本，从而拉高物价。腐败制造行业垄断，提高进入门槛，限制竞争，垄断价格，哄抬物价。支柱产业因腐败人为抬高物价会对其他产业物价起牵动作用。腐败恶化投资创业坏境，减少产出和供给，从而拉高物价。腐败造成维稳费用增加。前几年中国的维稳费用已经大于军费开支，上访、维稳的拉锯战虽然可以增加GDP总量，然而降低货币效率，造成通货膨胀。腐败造成经济发展不均衡减少有效产出，从而拉高物价。腐败带来的经济发展只能是泡沫经济发展，泡沫发展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经济学者张五常估计交易成本占到社会经济总量的70%--80%，说明减少交易成本对于使经济总量转变为财富总量的空间和意义。只有交易成本降低了，GDP增长才能转变为社会财富增长。只有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才能使财富向幸福转化。腐败败坏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环境成为配置型环境，对人的行为方式作配置型的负面导向。如果房地产项目从项目投标、财务审计到工程监理都可以“用钱开路”而使豆腐渣工程遍地开花，先富起来的都是那些巧立名目侵吞国有资产的原国有企业负责人、草菅人命无视法纪的各类矿场主、和贪官勾结偷工减料哄抬房价从中渔利的各类房地产商人、非法操纵股市涨跌鱼肉股民的大小非持有者，个人仕途“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那只能使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总体纳入配置经济的范畴，从而使社会交易成本膨胀，货币效率降低，通货膨胀。
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完全的市场经济”与“完全放开价格”二者间不能划等号。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意味着无序竞争，无序竞争意味着垄断产生，垄断产生意味着不充分竞争。要充分竞争就必须控制垄断。能否放开价格，要看放开的是什么价格。如果是平等竞争的价格，当然应该放开；如果是垄断价格，则应当禁止。不加限制地讲完全竞争、放开价格，是为哄抬价格、通货膨胀开绿灯。打着完全竞争旗号的价格垄断，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目前有4万亿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过高，政府未能把增发货币回购企业外汇的钱拿去进口货品、增加投资以填补国内供给的缺口，是造成国内通货膨胀重要原因之一。根据货币效率原理，除非把国家外汇转变成国计民生需要的商品，否则外汇储备数量相当于滥发基础货币数量，使基础货币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造成通货膨胀。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国内货币发行体系的冲击，如果处理不当是通货膨胀的根源。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4万多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建设的紧缺用品；从长远来看是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国内市场与增加国内供给。
同样是通货膨胀，既有可能是滥发纸币引起，也有可能是投融资结构失衡造成。投资结构失衡，造成无效投资，自然会使货币增长量超过供给增长量；融资结构失衡，造成贷款膨胀，也同样会使货币流通量超过实际需求。如果说，经济衰退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那么结构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宏观调控来弥补。
原载：求是网
中央最近提出的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经济新常态，归根结底就是要求经济运行符合客观规律稳定发展，不存在通货膨胀这种货币运行违背客观规律的情况。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强调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稳健的货币政策本质上就是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货币稳定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新常态的本质特征。要实现经济新常态，实现货币稳定，就必须深入研究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根本原因，揭示通货膨胀的内在机理，采取相应的有效对策。只要运用对称经济学方法，就可以看到，同样是通货膨胀，既有可能是滥发纸币引起，也有可能是投融资结构失衡造成。经济衰退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结构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宏观调控来弥补。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流动性过剩造成，也不是“经济过热”造成。通货膨胀不仅仅是所谓的货币现象，而是增长方式问题——GDP增长方式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是结构失衡、供给不足、货币效率降低、通货通胀的根源。
货币效率就是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既有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过度投机的因素。
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以GDP数字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使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要提高GDP数字（当然不是指在统计报表上弄虚作假），以致造成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无效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使货币空转、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只知道个人利益最大化、奉行价格拜物教、不能从理论上区别“投资”与“投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下的发展观、发展战略，也是过度投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度投机的根源在于供给不足：绝对供给不足与相对供给不足，过度投机的结果又反过来造成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战略本身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货膨胀就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通货膨胀不但要挤掉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泡沫的根源——泡沫GDP。降低物价、抑制通胀的根本措施是根本上改变发展战略，提高本国经济主体性，提高再生型经济比重。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流动性过剩”造成，也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由投机造成的“过热”，不是真正的“过热”，而只是病人的“发烧”；要退热不在于“紧缩”，而在于改变发展战略；通过宏观调控，提高经济主体性、再生型经济比重与改善经营环境，以增加产出。
腐败也属于配置型经济——腐败抬高GDP的同时降低货币效率拉高物价，因此腐败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腐败权力侵蚀银行造成的呆坏账靠滥发纸币来填补，降低货币效率。政策腐败滥发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与银行坏账降低货币效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口袋经济造成货币增量过高降低货币效率。“增长率”腐败，片面追求货币GDP数字相对再生经济造成货币增量过高降低货币效率。重复建设低质建设结构失衡建设降低货币效率。由于操纵股市银行货款膨胀助长投机形成泡沫降低货币效率。腐败降低产品质量，降低货币效率。提高有效产出不但要平衡结构而且要提高产品质量。豆腐渣工程自然可以提高企业效率，也可以提高经济总量，然而不能提高社会效率，也不能提高货币效率，甚至只能降低货币效率。这样的“经济总量”增加越快，只能造成泡沫经济，造成通货膨胀。
腐败人为拉高物价。腐败奢侈消费造成浪费抬高物价。腐败霸占物品抬高物价。权力寻租型虚拟经济无实物产出货币虚转抬高物价。腐败人为垄断抬高成本，从而拉高物价。腐败制造行业垄断，提高进入门槛，限制竞争，垄断价格，哄抬物价。支柱产业因腐败人为抬高物价会对其他产业物价起牵动作用。腐败恶化投资创业坏境，减少产出和供给，从而拉高物价。腐败造成维稳费用增加。前几年中国的维稳费用已经大于军费开支，上访、维稳的拉锯战虽然可以增加GDP总量，然而降低货币效率，造成通货膨胀。腐败造成经济发展不均衡减少有效产出，从而拉高物价。腐败带来的经济发展只能是泡沫经济发展，泡沫发展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经济学者张五常估计交易成本占到社会经济总量的70%--80%，说明减少交易成本对于使经济总量转变为财富总量的空间和意义。只有交易成本降低了，GDP增长才能转变为社会财富增长。只有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才能使财富向幸福转化。腐败败坏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环境成为配置型环境，对人的行为方式作配置型的负面导向。如果房地产项目从项目投标、财务审计到工程监理都可以“用钱开路”而使豆腐渣工程遍地开花，先富起来的都是那些巧立名目侵吞国有资产的原国有企业负责人、草菅人命无视法纪的各类矿场主、和贪官勾结偷工减料哄抬房价从中渔利的各类房地产商人、非法操纵股市涨跌鱼肉股民的大小非持有者，个人仕途“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那只能使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总体纳入配置经济的范畴，从而使社会交易成本膨胀，货币效率降低，通货膨胀。
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完全的市场经济”与“完全放开价格”二者间不能划等号。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意味着无序竞争，无序竞争意味着垄断产生，垄断产生意味着不充分竞争。要充分竞争就必须控制垄断。能否放开价格，要看放开的是什么价格。如果是平等竞争的价格，当然应该放开；如果是垄断价格，则应当禁止。不加限制地讲完全竞争、放开价格，是为哄抬价格、通货膨胀开绿灯。打着完全竞争旗号的价格垄断，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目前有4万亿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过高，政府未能把增发货币回购企业外汇的钱拿去进口货品、增加投资以填补国内供给的缺口，是造成国内通货膨胀重要原因之一。根据货币效率原理，除非把国家外汇转变成国计民生需要的商品，否则外汇储备数量相当于滥发基础货币数量，使基础货币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造成通货膨胀。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国内货币发行体系的冲击，如果处理不当是通货膨胀的根源。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4万多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建设的紧缺用品；从长远来看是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国内市场与增加国内供给。
同样是通货膨胀，既有可能是滥发纸币引起，也有可能是投融资结构失衡造成。投资结构失衡，造成无效投资，自然会使货币增长量超过供给增长量；融资结构失衡，造成贷款膨胀，也同样会使货币流通量超过实际需求。如果说，经济衰退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那么结构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宏观调控来弥补。
原载：求是网
新常态是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2014/12/13 13:39 | by admin ]
2014/12/13 13:39 | by admin ]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本质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手段，宏观调控是目的；正好象宏观调控是手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本质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就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中国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并未建成，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遍地、反腐越反越腐、没有任何正义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靠官商勾结官富民穷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低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如果只有规范性没有实证性，或只有实证性没有规范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无法统一。如果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在此过程中形成两极分化，在产生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的同时绝大多数老百姓原有的合法权益以改革为由被剥夺而陷于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陷于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生不起孩子、打不赢官司、扳不动贪官、有冤无处伸、被维稳被和谐上访被当精神病、无法享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困境，以致民心涣散、军心涣散、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降低，用“韬光养晦”“留给下一代来解决”来掩盖自己在国际交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的软弱无能，那么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对立的，这个对立不会因为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签而掩盖，也不会因为GDO总量与人均GDP数量的提高而抹杀。这种和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对立的“市场经济”不是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幻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建成，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实践可操作性，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就无法确立。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也没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别，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实现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之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理论、一般原则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不仅成为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成为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三层含义：一是正确的认识,二是合理的解释，三是积极的引导。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积极的引导：怎么样。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根据对称辩证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左派经济学家反对改革，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右派经济学家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左右派经济学的扬弃。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微观经济宏观化；所谓社会主义有市场，就是承认宏观经济中有微观活力；所谓资本主义（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宏观经济微观化；所谓资本主义有计划，就是微观经济要借宏观经济来引导。宏观调控本身有微观机制，改革就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使宏观与微观相互促进、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改革本质是为宏观调控提供制度、机制、行为方式和国民素质保证。改革是手段，宏观调控是目的；正好象宏观调控是手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原载：求是网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本质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就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中国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并未建成，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遍地、反腐越反越腐、没有任何正义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靠官商勾结官富民穷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低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如果只有规范性没有实证性，或只有实证性没有规范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无法统一。如果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在此过程中形成两极分化，在产生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的同时绝大多数老百姓原有的合法权益以改革为由被剥夺而陷于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陷于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生不起孩子、打不赢官司、扳不动贪官、有冤无处伸、被维稳被和谐上访被当精神病、无法享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困境，以致民心涣散、军心涣散、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降低，用“韬光养晦”“留给下一代来解决”来掩盖自己在国际交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的软弱无能，那么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对立的，这个对立不会因为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签而掩盖，也不会因为GDO总量与人均GDP数量的提高而抹杀。这种和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对立的“市场经济”不是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幻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建成，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实践可操作性，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就无法确立。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也没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别，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实现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之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理论、一般原则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不仅成为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成为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三层含义：一是正确的认识,二是合理的解释，三是积极的引导。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积极的引导：怎么样。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根据对称辩证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左派经济学家反对改革，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右派经济学家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左右派经济学的扬弃。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微观经济宏观化；所谓社会主义有市场，就是承认宏观经济中有微观活力；所谓资本主义（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宏观经济微观化；所谓资本主义有计划，就是微观经济要借宏观经济来引导。宏观调控本身有微观机制，改革就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使宏观与微观相互促进、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改革本质是为宏观调控提供制度、机制、行为方式和国民素质保证。改革是手段，宏观调控是目的；正好象宏观调控是手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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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 2014/12/09 15:06 | by admin ]
2014/12/09 15:06 | by admin ]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与实践可操作性。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造成严重两极分化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都是缺乏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表现，都会造成信仰危机，使执政党失去党心、国心、民心，失去民族凝聚力，再次形成国家内忧外患的局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正”，就是规律，就是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科学理论组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模型与实践模式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与现实可操作性，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与制度建设进入成熟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她的综合性，与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她的操作性与制度设计，与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对政府行为的制度设计。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我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得以统一，就必须从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性质、宗旨方面作根本的改变，建立全新的经济学范式。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在于以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从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到对称经济学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必然产物；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对称本质、对称规律得以充分展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使哲学科学化与经济学科学化统一起来的契机，是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生开辟道路、使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偶然性。对称哲学就是当今时代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使经济学真正实现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化，只有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像通往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但罗马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概念不明确，会使人失去明确的目标，导致无所适从；过分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把各种不符合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现象以“特色”为名而披上社会主义外衣大行其道，从而失去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理想，失去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的明确目标，使“中国梦”的实现失去着力点与人民的支持。无论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由还是以“中国特色”为名否定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不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改革开放的方向而是把改革开放本身当做方向，从而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资本原始积累走资本主义道路形成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都会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导致信仰危机，而信仰危机就是“中国梦”危机、民心危机、民族凝聚力危机、共产党执政危机。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就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中国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并未建成，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遍地、反腐越反越腐、没有任何正义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靠官商勾结官富民穷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低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如果只有规范性没有实证性，或只有实证性没有规范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无法统一。如果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在此过程中形成两极分化，在产生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的同时绝大多数老百姓原有的合法权益以改革为由被剥夺而陷于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陷于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生不起孩子、打不赢官司、扳不动贪官、有冤无处伸、被维稳被和谐上访被当精神病、无法享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困境，以致民心涣散、军心涣散、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降低，用“韬光养晦”“留给下一代来解决”来掩盖自己在国际交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的软弱无能，那么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对立的，这个对立不会因为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签而掩盖，也不会因为GDO总量与人均GDP数量的提高而抹杀。这种和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对立的“市场经济”不是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幻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建成，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实践可操作性，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就无法确立。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也没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别，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实现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之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理论、一般原则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不仅成为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成为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三层含义：一是正确的认识,二是合理的解释，三是积极的引导。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积极的引导：怎么样。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根据对称辩证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左派经济学家反对改革，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右派经济学家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左右派经济学的扬弃。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微观经济宏观化；所谓社会主义有市场，就是承认宏观经济中有微观活力；所谓资本主义（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宏观经济微观化；所谓资本主义有计划，就是微观经济要借宏观经济来引导。宏观调控本身有微观机制，改革就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使宏观与微观相互促进、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改革本质是为宏观调控提供制度、机制、行为方式和国民素质保证。改革是手段，宏观调控是目的；正好象宏观调控是手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灵魂的法治
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法治中国不是抽象的“宪政”或抽象的“依宪行政”，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是西方的特产，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法治中国”不是某个学者、政治家的心血来潮标新立异，不是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理念、模仿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产物，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长期执政的政治保证，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环节。党建与法制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党要管党”，最根本的是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但使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而且要使党的各级组织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所以法治就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最大政治；那种把法治与政治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的说法和做法，表面上是为共产党留下在法治边缘乃至凌驾法律之上执政的弹性空间，为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曾经的错误保留面子的回旋余地，实际上是扩大错误、使法治后退、激化官民对立，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民民主专政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所谓司法腐败，本质上就是按丛林法则办案，按对强者有利的原则办案；在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中，法院坚定地站在官、强、富一边。这不但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而且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因为造成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官欺民、强凌弱、富不仁。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多起以法治为名的种族歧视、漠视人权事件，也说明了所谓司法公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法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得以执政的民意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与灵魂；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法治中国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实际的层层递进关系。法治中国是人类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真正的、完全的、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目前我国的法制并不完善，但绝不能因为一句“任重而道远”而使实现完善法制的目标遥遥无期。路在脚下；“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西方法制不是法制的代名词，西方法制的缺陷不是法制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一样。西方法制和法制不能划等号，西方法制不适合中国不等于法制不适合中国，建设法治中国不等于照搬照套西方司法体制。毛泽东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十八大报告与修改通过的党章一方面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这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概念统一了起来。从以前的党章规定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到这次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说明这个统一是个历史过程。“人民民主专政”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法治中国”概念有着深刻内涵，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长期以来在“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口号下人民民主权利无法真正得到实现的现实反思的成果，也是18大党章的逻辑结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从内涵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扬弃。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建立在对西方理论、道路、制度的扬弃——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没有这种扬弃——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是一种“理论自大、道路自大、制度自大”，而且是盲目的自高自大。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使人民民主专政与法制脱节，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使法制成为一纸空文，就是因为没有“法治中国”这个概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治中国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国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称的，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而把更完善的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统一起来的，是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如果说社会主义法制是比资本主义司法体制更高级更先进更完善的法治，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主体内容。如果我们透过名词看概念、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社会主义法制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和目标，人民民主专政既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展开和具体表现，也是把社会主义法制落到实处的具体措施、手段和途径。当然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还要通过制度、体制设计更加具体，但具体的方向、目标依然是依法执政，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就是通过科学的制度、体制的设计与建构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和途径。
社会主义依法行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国家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严重的无视人权、侵犯人权、以权代法、司法腐败现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依法行政的要求，也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那种打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号，干着违背宪法的勾当，错不在人民民主专政本身，而在于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把人民民主专政真正落到实处靠的就是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和资产阶级宪政划等号，那就刚好为敌视人民民主专政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把违背宪法的账算到人民民主专政头上提供了口实，同时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误入歧途。所以与人民民主专政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中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
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三》）。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不在于GDP、人均GDP增速最快、经济规模世界第一，而在于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人民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只有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才能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抵御外侮。什么是幸福，怎样追求幸福，在不同的发展观中有不同的解读。在GDP增长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金钱，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用，幸福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效用是幸福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效用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益。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有着对称结构的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对称的基本层次。
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幸福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不仅“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这一代人的发展权和下一代人的发展权统一起来的途径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对外开放与民族主体性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的核心范畴；效益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金钱“发展”观中，实现幸福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把蛋糕做大；社会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中，实现幸福，一开始就应该靠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社会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以价格机制作为市场乃至社会核心机制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每个人幸福的国家才是幸福的国家，因此只有价值机制才是市场与社会的核心机制。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梦。无论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还是起点公平都需要以自由民主法制为前提，自由民主法制要靠精神文明建设来建构。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财富实际增加，人均GDP增长不等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提高也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只是幸福的必要环节，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如果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水平下降，其结果只能是幸福感的降低。实现幸福梦靠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社会平等正义自由民主法制的实现、国民的德智体能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作为社会精英的“主流经济学家”，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科学—幸福的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民富与国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开放性与民族主体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一切属于人民的发展才是使人民幸福的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能实现人民幸福梦。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形成强国的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贞观政要•政体》。一个国家是否强国，不在现象，而在本质；不在数字，而在根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不是和大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不是和强国建立“谁也离不开谁”的“婚姻关系”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
GDP总量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无异于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强国，将“韬光养晦”进行到底，这只能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备的前提。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与高扬，没有民间创业潮形成的经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主体基础。在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机制已经成型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降低、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正”，就是规律，就是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科学理论组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模型与实践模式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与现实可操作性，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与制度建设进入成熟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她的综合性，与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她的操作性与制度设计，与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对政府行为的制度设计。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我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得以统一，就必须从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性质、宗旨方面作根本的改变，建立全新的经济学范式。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在于以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从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到对称经济学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必然产物；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对称本质、对称规律得以充分展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使哲学科学化与经济学科学化统一起来的契机，是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生开辟道路、使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偶然性。对称哲学就是当今时代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使经济学真正实现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化，只有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像通往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但罗马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概念不明确，会使人失去明确的目标，导致无所适从；过分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把各种不符合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现象以“特色”为名而披上社会主义外衣大行其道，从而失去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理想，失去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的明确目标，使“中国梦”的实现失去着力点与人民的支持。无论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由还是以“中国特色”为名否定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不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改革开放的方向而是把改革开放本身当做方向，从而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资本原始积累走资本主义道路形成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都会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导致信仰危机，而信仰危机就是“中国梦”危机、民心危机、民族凝聚力危机、共产党执政危机。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就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中国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并未建成，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遍地、反腐越反越腐、没有任何正义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靠官商勾结官富民穷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低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如果只有规范性没有实证性，或只有实证性没有规范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无法统一。如果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在此过程中形成两极分化，在产生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的同时绝大多数老百姓原有的合法权益以改革为由被剥夺而陷于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陷于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生不起孩子、打不赢官司、扳不动贪官、有冤无处伸、被维稳被和谐上访被当精神病、无法享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困境，以致民心涣散、军心涣散、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降低，用“韬光养晦”“留给下一代来解决”来掩盖自己在国际交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的软弱无能，那么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对立的，这个对立不会因为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签而掩盖，也不会因为GDO总量与人均GDP数量的提高而抹杀。这种和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对立的“市场经济”不是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幻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建成，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实践可操作性，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就无法确立。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也没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别，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实现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之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理论、一般原则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不仅成为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成为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三层含义：一是正确的认识,二是合理的解释，三是积极的引导。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积极的引导：怎么样。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根据对称辩证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左派经济学家反对改革，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右派经济学家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左右派经济学的扬弃。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微观经济宏观化；所谓社会主义有市场，就是承认宏观经济中有微观活力；所谓资本主义（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宏观经济微观化；所谓资本主义有计划，就是微观经济要借宏观经济来引导。宏观调控本身有微观机制，改革就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使宏观与微观相互促进、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改革本质是为宏观调控提供制度、机制、行为方式和国民素质保证。改革是手段，宏观调控是目的；正好象宏观调控是手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灵魂的法治
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法治中国不是抽象的“宪政”或抽象的“依宪行政”，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是西方的特产，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法治中国”不是某个学者、政治家的心血来潮标新立异，不是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理念、模仿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产物，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长期执政的政治保证，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环节。党建与法制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党要管党”，最根本的是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但使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而且要使党的各级组织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所以法治就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最大政治；那种把法治与政治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的说法和做法，表面上是为共产党留下在法治边缘乃至凌驾法律之上执政的弹性空间，为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曾经的错误保留面子的回旋余地，实际上是扩大错误、使法治后退、激化官民对立，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民民主专政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所谓司法腐败，本质上就是按丛林法则办案，按对强者有利的原则办案；在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中，法院坚定地站在官、强、富一边。这不但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而且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因为造成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官欺民、强凌弱、富不仁。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多起以法治为名的种族歧视、漠视人权事件，也说明了所谓司法公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法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得以执政的民意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与灵魂；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法治中国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实际的层层递进关系。法治中国是人类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真正的、完全的、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目前我国的法制并不完善，但绝不能因为一句“任重而道远”而使实现完善法制的目标遥遥无期。路在脚下；“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西方法制不是法制的代名词，西方法制的缺陷不是法制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一样。西方法制和法制不能划等号，西方法制不适合中国不等于法制不适合中国，建设法治中国不等于照搬照套西方司法体制。毛泽东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十八大报告与修改通过的党章一方面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这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概念统一了起来。从以前的党章规定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到这次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说明这个统一是个历史过程。“人民民主专政”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法治中国”概念有着深刻内涵，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长期以来在“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口号下人民民主权利无法真正得到实现的现实反思的成果，也是18大党章的逻辑结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从内涵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扬弃。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建立在对西方理论、道路、制度的扬弃——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没有这种扬弃——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是一种“理论自大、道路自大、制度自大”，而且是盲目的自高自大。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使人民民主专政与法制脱节，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使法制成为一纸空文，就是因为没有“法治中国”这个概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治中国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国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称的，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而把更完善的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统一起来的，是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如果说社会主义法制是比资本主义司法体制更高级更先进更完善的法治，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主体内容。如果我们透过名词看概念、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社会主义法制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和目标，人民民主专政既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展开和具体表现，也是把社会主义法制落到实处的具体措施、手段和途径。当然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还要通过制度、体制设计更加具体，但具体的方向、目标依然是依法执政，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就是通过科学的制度、体制的设计与建构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和途径。
社会主义依法行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国家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严重的无视人权、侵犯人权、以权代法、司法腐败现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依法行政的要求，也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那种打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号，干着违背宪法的勾当，错不在人民民主专政本身，而在于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把人民民主专政真正落到实处靠的就是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和资产阶级宪政划等号，那就刚好为敌视人民民主专政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把违背宪法的账算到人民民主专政头上提供了口实，同时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误入歧途。所以与人民民主专政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中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
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三》）。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不在于GDP、人均GDP增速最快、经济规模世界第一，而在于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人民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只有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才能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抵御外侮。什么是幸福，怎样追求幸福，在不同的发展观中有不同的解读。在GDP增长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金钱，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用，幸福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效用是幸福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效用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益。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有着对称结构的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对称的基本层次。
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幸福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不仅“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这一代人的发展权和下一代人的发展权统一起来的途径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对外开放与民族主体性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的核心范畴；效益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金钱“发展”观中，实现幸福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把蛋糕做大；社会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中，实现幸福，一开始就应该靠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社会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以价格机制作为市场乃至社会核心机制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每个人幸福的国家才是幸福的国家，因此只有价值机制才是市场与社会的核心机制。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梦。无论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还是起点公平都需要以自由民主法制为前提，自由民主法制要靠精神文明建设来建构。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财富实际增加，人均GDP增长不等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提高也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只是幸福的必要环节，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如果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水平下降，其结果只能是幸福感的降低。实现幸福梦靠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社会平等正义自由民主法制的实现、国民的德智体能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作为社会精英的“主流经济学家”，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科学—幸福的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民富与国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开放性与民族主体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一切属于人民的发展才是使人民幸福的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能实现人民幸福梦。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形成强国的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贞观政要•政体》。一个国家是否强国，不在现象，而在本质；不在数字，而在根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不是和大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不是和强国建立“谁也离不开谁”的“婚姻关系”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
GDP总量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无异于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强国，将“韬光养晦”进行到底，这只能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备的前提。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与高扬，没有民间创业潮形成的经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主体基础。在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机制已经成型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降低、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