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经济要求货币稳定——通货膨胀不仅仅是货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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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05 22:19 | by admin ]
2015/01/05 22:19 | by admin ]
稳健的货币政策本质上就是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货币稳定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新常态的本质特征。
中央最近提出的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经济新常态，归根结底就是要求经济运行符合客观规律稳定发展，不存在通货膨胀这种货币运行违背客观规律的情况。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强调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稳健的货币政策本质上就是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货币稳定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新常态的本质特征。要实现经济新常态，实现货币稳定，就必须深入研究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根本原因，揭示通货膨胀的内在机理，采取相应的有效对策。只要运用对称经济学方法，就可以看到，同样是通货膨胀，既有可能是滥发纸币引起，也有可能是投融资结构失衡造成。经济衰退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结构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宏观调控来弥补。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流动性过剩造成，也不是“经济过热”造成。通货膨胀不仅仅是所谓的货币现象，而是增长方式问题——GDP增长方式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是结构失衡、供给不足、货币效率降低、通货通胀的根源。
货币效率就是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既有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过度投机的因素。
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以GDP数字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使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要提高GDP数字（当然不是指在统计报表上弄虚作假），以致造成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无效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使货币空转、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只知道个人利益最大化、奉行价格拜物教、不能从理论上区别“投资”与“投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下的发展观、发展战略，也是过度投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度投机的根源在于供给不足：绝对供给不足与相对供给不足，过度投机的结果又反过来造成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战略本身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货膨胀就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通货膨胀不但要挤掉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泡沫的根源——泡沫GDP。降低物价、抑制通胀的根本措施是根本上改变发展战略，提高本国经济主体性，提高再生型经济比重。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流动性过剩”造成，也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由投机造成的“过热”，不是真正的“过热”，而只是病人的“发烧”；要退热不在于“紧缩”，而在于改变发展战略；通过宏观调控，提高经济主体性、再生型经济比重与改善经营环境，以增加产出。
腐败也属于配置型经济——腐败抬高GDP的同时降低货币效率拉高物价，因此腐败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腐败权力侵蚀银行造成的呆坏账靠滥发纸币来填补，降低货币效率。政策腐败滥发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与银行坏账降低货币效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口袋经济造成货币增量过高降低货币效率。“增长率”腐败，片面追求货币GDP数字相对再生经济造成货币增量过高降低货币效率。重复建设低质建设结构失衡建设降低货币效率。由于操纵股市银行货款膨胀助长投机形成泡沫降低货币效率。腐败降低产品质量，降低货币效率。提高有效产出不但要平衡结构而且要提高产品质量。豆腐渣工程自然可以提高企业效率，也可以提高经济总量，然而不能提高社会效率，也不能提高货币效率，甚至只能降低货币效率。这样的“经济总量”增加越快，只能造成泡沫经济，造成通货膨胀。
腐败人为拉高物价。腐败奢侈消费造成浪费抬高物价。腐败霸占物品抬高物价。权力寻租型虚拟经济无实物产出货币虚转抬高物价。腐败人为垄断抬高成本，从而拉高物价。腐败制造行业垄断，提高进入门槛，限制竞争，垄断价格，哄抬物价。支柱产业因腐败人为抬高物价会对其他产业物价起牵动作用。腐败恶化投资创业坏境，减少产出和供给，从而拉高物价。腐败造成维稳费用增加。前几年中国的维稳费用已经大于军费开支，上访、维稳的拉锯战虽然可以增加GDP总量，然而降低货币效率，造成通货膨胀。腐败造成经济发展不均衡减少有效产出，从而拉高物价。腐败带来的经济发展只能是泡沫经济发展，泡沫发展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经济学者张五常估计交易成本占到社会经济总量的70%--80%，说明减少交易成本对于使经济总量转变为财富总量的空间和意义。只有交易成本降低了，GDP增长才能转变为社会财富增长。只有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才能使财富向幸福转化。腐败败坏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环境成为配置型环境，对人的行为方式作配置型的负面导向。如果房地产项目从项目投标、财务审计到工程监理都可以“用钱开路”而使豆腐渣工程遍地开花，先富起来的都是那些巧立名目侵吞国有资产的原国有企业负责人、草菅人命无视法纪的各类矿场主、和贪官勾结偷工减料哄抬房价从中渔利的各类房地产商人、非法操纵股市涨跌鱼肉股民的大小非持有者，个人仕途“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那只能使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总体纳入配置经济的范畴，从而使社会交易成本膨胀，货币效率降低，通货膨胀。
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完全的市场经济”与“完全放开价格”二者间不能划等号。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意味着无序竞争，无序竞争意味着垄断产生，垄断产生意味着不充分竞争。要充分竞争就必须控制垄断。能否放开价格，要看放开的是什么价格。如果是平等竞争的价格，当然应该放开；如果是垄断价格，则应当禁止。不加限制地讲完全竞争、放开价格，是为哄抬价格、通货膨胀开绿灯。打着完全竞争旗号的价格垄断，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目前有4万亿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过高，政府未能把增发货币回购企业外汇的钱拿去进口货品、增加投资以填补国内供给的缺口，是造成国内通货膨胀重要原因之一。根据货币效率原理，除非把国家外汇转变成国计民生需要的商品，否则外汇储备数量相当于滥发基础货币数量，使基础货币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造成通货膨胀。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国内货币发行体系的冲击，如果处理不当是通货膨胀的根源。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4万多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建设的紧缺用品；从长远来看是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国内市场与增加国内供给。
同样是通货膨胀，既有可能是滥发纸币引起，也有可能是投融资结构失衡造成。投资结构失衡，造成无效投资，自然会使货币增长量超过供给增长量；融资结构失衡，造成贷款膨胀，也同样会使货币流通量超过实际需求。如果说，经济衰退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那么结构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宏观调控来弥补。
原载：求是网
中央最近提出的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经济新常态，归根结底就是要求经济运行符合客观规律稳定发展，不存在通货膨胀这种货币运行违背客观规律的情况。刚结束不久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重申，明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强调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稳健的货币政策本质上就是币值稳定的货币政策。货币稳定是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本质要求，也是经济新常态的本质特征。要实现经济新常态，实现货币稳定，就必须深入研究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根本原因，揭示通货膨胀的内在机理，采取相应的有效对策。只要运用对称经济学方法，就可以看到，同样是通货膨胀，既有可能是滥发纸币引起，也有可能是投融资结构失衡造成。经济衰退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结构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宏观调控来弥补。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流动性过剩造成，也不是“经济过热”造成。通货膨胀不仅仅是所谓的货币现象，而是增长方式问题——GDP增长方式是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是结构失衡、供给不足、货币效率降低、通货通胀的根源。
货币效率就是货币总量与有效经济总量的比值。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有效经济总量应为社会有效投入总量与社会有效产出总量之和，社会有效产出总量即社会有效供给总量。当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时，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而货币总量增长速度超过有效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根源在于泡沫GDP——在GDP统计数据中，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以致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既有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也有过度投机的因素。
发展观、发展战略方面的原因：以GDP数字作为考核各级政府官员的政绩指标，使各级政府官员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地要提高GDP数字（当然不是指在统计报表上弄虚作假），以致造成配置型经济急速膨胀，无效经济总量大幅增长，使货币空转、货币效率降低、物价上涨。只知道个人利益最大化、奉行价格拜物教、不能从理论上区别“投资”与“投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支配下的发展观、发展战略，也是过度投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度投机的根源在于供给不足：绝对供给不足与相对供给不足，过度投机的结果又反过来造成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造成有效供给不足。以配置型经济比重过大、再生型经济比重过小的泡沫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身就是一种泡沫经济；泡沫经济发展战略本身就是不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货膨胀就是经济泡沫膨胀的结果；抑制通货膨胀不但要挤掉泡沫，而且要挖掉产生泡沫的根源——泡沫GDP。降低物价、抑制通胀的根本措施是根本上改变发展战略，提高本国经济主体性，提高再生型经济比重。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造成有效供给不足，通货膨胀都不是所谓“流动性过剩”造成，也不是“经济过热”造成；而由投机造成的“过热”，不是真正的“过热”，而只是病人的“发烧”；要退热不在于“紧缩”，而在于改变发展战略；通过宏观调控，提高经济主体性、再生型经济比重与改善经营环境，以增加产出。
腐败也属于配置型经济——腐败抬高GDP的同时降低货币效率拉高物价，因此腐败是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腐败权力侵蚀银行造成的呆坏账靠滥发纸币来填补，降低货币效率。政策腐败滥发纸币，以弥补财政赤字与银行坏账降低货币效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口袋经济造成货币增量过高降低货币效率。“增长率”腐败，片面追求货币GDP数字相对再生经济造成货币增量过高降低货币效率。重复建设低质建设结构失衡建设降低货币效率。由于操纵股市银行货款膨胀助长投机形成泡沫降低货币效率。腐败降低产品质量，降低货币效率。提高有效产出不但要平衡结构而且要提高产品质量。豆腐渣工程自然可以提高企业效率，也可以提高经济总量，然而不能提高社会效率，也不能提高货币效率，甚至只能降低货币效率。这样的“经济总量”增加越快，只能造成泡沫经济，造成通货膨胀。
腐败人为拉高物价。腐败奢侈消费造成浪费抬高物价。腐败霸占物品抬高物价。权力寻租型虚拟经济无实物产出货币虚转抬高物价。腐败人为垄断抬高成本，从而拉高物价。腐败制造行业垄断，提高进入门槛，限制竞争，垄断价格，哄抬物价。支柱产业因腐败人为抬高物价会对其他产业物价起牵动作用。腐败恶化投资创业坏境，减少产出和供给，从而拉高物价。腐败造成维稳费用增加。前几年中国的维稳费用已经大于军费开支，上访、维稳的拉锯战虽然可以增加GDP总量，然而降低货币效率，造成通货膨胀。腐败造成经济发展不均衡减少有效产出，从而拉高物价。腐败带来的经济发展只能是泡沫经济发展，泡沫发展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经济学者张五常估计交易成本占到社会经济总量的70%--80%，说明减少交易成本对于使经济总量转变为财富总量的空间和意义。只有交易成本降低了，GDP增长才能转变为社会财富增长。只有最大限度减少社会交易成本，才能使财富向幸福转化。腐败败坏社会风气，使整个社会环境成为配置型环境，对人的行为方式作配置型的负面导向。如果房地产项目从项目投标、财务审计到工程监理都可以“用钱开路”而使豆腐渣工程遍地开花，先富起来的都是那些巧立名目侵吞国有资产的原国有企业负责人、草菅人命无视法纪的各类矿场主、和贪官勾结偷工减料哄抬房价从中渔利的各类房地产商人、非法操纵股市涨跌鱼肉股民的大小非持有者，个人仕途“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那只能使人与企业的行为方式总体纳入配置经济的范畴，从而使社会交易成本膨胀，货币效率降低，通货膨胀。
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完全的市场经济”与“完全放开价格”二者间不能划等号。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竞争意味着无序竞争，无序竞争意味着垄断产生，垄断产生意味着不充分竞争。要充分竞争就必须控制垄断。能否放开价格，要看放开的是什么价格。如果是平等竞争的价格，当然应该放开；如果是垄断价格，则应当禁止。不加限制地讲完全竞争、放开价格，是为哄抬价格、通货膨胀开绿灯。打着完全竞争旗号的价格垄断，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目前有4万亿外汇储备。外汇储备过高，政府未能把增发货币回购企业外汇的钱拿去进口货品、增加投资以填补国内供给的缺口，是造成国内通货膨胀重要原因之一。根据货币效率原理，除非把国家外汇转变成国计民生需要的商品，否则外汇储备数量相当于滥发基础货币数量，使基础货币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从而造成通货膨胀。出口导向型经济对国内货币发行体系的冲击，如果处理不当是通货膨胀的根源。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4万多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建设的紧缺用品；从长远来看是投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开发国内市场与增加国内供给。
同样是通货膨胀，既有可能是滥发纸币引起，也有可能是投融资结构失衡造成。投资结构失衡，造成无效投资，自然会使货币增长量超过供给增长量；融资结构失衡，造成贷款膨胀，也同样会使货币流通量超过实际需求。如果说，经济衰退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加快发展来解决，那么结构失衡造成的通货膨胀要靠宏观调控来弥补。
原载：求是网
新常态是把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2014/12/13 13:39 | by admin ]
2014/12/13 13:39 | by admin ]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本质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是手段，宏观调控是目的；正好象宏观调控是手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本质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就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中国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并未建成，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遍地、反腐越反越腐、没有任何正义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靠官商勾结官富民穷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低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如果只有规范性没有实证性，或只有实证性没有规范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无法统一。如果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在此过程中形成两极分化，在产生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的同时绝大多数老百姓原有的合法权益以改革为由被剥夺而陷于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陷于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生不起孩子、打不赢官司、扳不动贪官、有冤无处伸、被维稳被和谐上访被当精神病、无法享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困境，以致民心涣散、军心涣散、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降低，用“韬光养晦”“留给下一代来解决”来掩盖自己在国际交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的软弱无能，那么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对立的，这个对立不会因为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签而掩盖，也不会因为GDO总量与人均GDP数量的提高而抹杀。这种和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对立的“市场经济”不是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幻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建成，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实践可操作性，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就无法确立。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也没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别，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实现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之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理论、一般原则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不仅成为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成为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三层含义：一是正确的认识,二是合理的解释，三是积极的引导。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积极的引导：怎么样。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根据对称辩证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左派经济学家反对改革，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右派经济学家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左右派经济学的扬弃。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微观经济宏观化；所谓社会主义有市场，就是承认宏观经济中有微观活力；所谓资本主义（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宏观经济微观化；所谓资本主义有计划，就是微观经济要借宏观经济来引导。宏观调控本身有微观机制，改革就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使宏观与微观相互促进、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改革本质是为宏观调控提供制度、机制、行为方式和国民素质保证。改革是手段，宏观调控是目的；正好象宏观调控是手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原载：求是网
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本质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定位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不可持续增长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就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中国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并未建成，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遍地、反腐越反越腐、没有任何正义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靠官商勾结官富民穷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低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如果只有规范性没有实证性，或只有实证性没有规范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无法统一。如果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在此过程中形成两极分化，在产生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的同时绝大多数老百姓原有的合法权益以改革为由被剥夺而陷于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陷于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生不起孩子、打不赢官司、扳不动贪官、有冤无处伸、被维稳被和谐上访被当精神病、无法享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困境，以致民心涣散、军心涣散、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降低，用“韬光养晦”“留给下一代来解决”来掩盖自己在国际交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的软弱无能，那么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对立的，这个对立不会因为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签而掩盖，也不会因为GDO总量与人均GDP数量的提高而抹杀。这种和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对立的“市场经济”不是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幻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建成，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实践可操作性，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就无法确立。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也没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别，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实现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之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理论、一般原则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不仅成为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成为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三层含义：一是正确的认识,二是合理的解释，三是积极的引导。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积极的引导：怎么样。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根据对称辩证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左派经济学家反对改革，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右派经济学家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左右派经济学的扬弃。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微观经济宏观化；所谓社会主义有市场，就是承认宏观经济中有微观活力；所谓资本主义（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宏观经济微观化；所谓资本主义有计划，就是微观经济要借宏观经济来引导。宏观调控本身有微观机制，改革就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使宏观与微观相互促进、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改革本质是为宏观调控提供制度、机制、行为方式和国民素质保证。改革是手段，宏观调控是目的；正好象宏观调控是手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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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 2014/12/09 15:06 | by admin ]
2014/12/09 15:06 | by admin ]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与实践可操作性。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造成严重两极分化的路线、方针、政策、措施，都是缺乏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表现，都会造成信仰危机，使执政党失去党心、国心、民心，失去民族凝聚力，再次形成国家内忧外患的局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正”，就是规律，就是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科学理论组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模型与实践模式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与现实可操作性，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与制度建设进入成熟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她的综合性，与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她的操作性与制度设计，与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对政府行为的制度设计。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我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得以统一，就必须从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性质、宗旨方面作根本的改变，建立全新的经济学范式。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在于以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从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到对称经济学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必然产物；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对称本质、对称规律得以充分展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使哲学科学化与经济学科学化统一起来的契机，是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生开辟道路、使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偶然性。对称哲学就是当今时代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使经济学真正实现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化，只有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像通往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但罗马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概念不明确，会使人失去明确的目标，导致无所适从；过分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把各种不符合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现象以“特色”为名而披上社会主义外衣大行其道，从而失去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理想，失去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的明确目标，使“中国梦”的实现失去着力点与人民的支持。无论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由还是以“中国特色”为名否定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不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改革开放的方向而是把改革开放本身当做方向，从而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资本原始积累走资本主义道路形成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都会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导致信仰危机，而信仰危机就是“中国梦”危机、民心危机、民族凝聚力危机、共产党执政危机。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就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中国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并未建成，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遍地、反腐越反越腐、没有任何正义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靠官商勾结官富民穷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低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如果只有规范性没有实证性，或只有实证性没有规范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无法统一。如果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在此过程中形成两极分化，在产生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的同时绝大多数老百姓原有的合法权益以改革为由被剥夺而陷于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陷于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生不起孩子、打不赢官司、扳不动贪官、有冤无处伸、被维稳被和谐上访被当精神病、无法享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困境，以致民心涣散、军心涣散、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降低，用“韬光养晦”“留给下一代来解决”来掩盖自己在国际交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的软弱无能，那么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对立的，这个对立不会因为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签而掩盖，也不会因为GDO总量与人均GDP数量的提高而抹杀。这种和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对立的“市场经济”不是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幻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建成，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实践可操作性，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就无法确立。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也没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别，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实现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之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理论、一般原则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不仅成为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成为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三层含义：一是正确的认识,二是合理的解释，三是积极的引导。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积极的引导：怎么样。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根据对称辩证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左派经济学家反对改革，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右派经济学家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左右派经济学的扬弃。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微观经济宏观化；所谓社会主义有市场，就是承认宏观经济中有微观活力；所谓资本主义（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宏观经济微观化；所谓资本主义有计划，就是微观经济要借宏观经济来引导。宏观调控本身有微观机制，改革就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使宏观与微观相互促进、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改革本质是为宏观调控提供制度、机制、行为方式和国民素质保证。改革是手段，宏观调控是目的；正好象宏观调控是手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灵魂的法治
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法治中国不是抽象的“宪政”或抽象的“依宪行政”，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是西方的特产，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法治中国”不是某个学者、政治家的心血来潮标新立异，不是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理念、模仿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产物，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长期执政的政治保证，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环节。党建与法制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党要管党”，最根本的是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但使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而且要使党的各级组织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所以法治就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最大政治；那种把法治与政治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的说法和做法，表面上是为共产党留下在法治边缘乃至凌驾法律之上执政的弹性空间，为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曾经的错误保留面子的回旋余地，实际上是扩大错误、使法治后退、激化官民对立，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民民主专政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所谓司法腐败，本质上就是按丛林法则办案，按对强者有利的原则办案；在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中，法院坚定地站在官、强、富一边。这不但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而且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因为造成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官欺民、强凌弱、富不仁。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多起以法治为名的种族歧视、漠视人权事件，也说明了所谓司法公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法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得以执政的民意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与灵魂；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法治中国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实际的层层递进关系。法治中国是人类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真正的、完全的、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目前我国的法制并不完善，但绝不能因为一句“任重而道远”而使实现完善法制的目标遥遥无期。路在脚下；“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西方法制不是法制的代名词，西方法制的缺陷不是法制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一样。西方法制和法制不能划等号，西方法制不适合中国不等于法制不适合中国，建设法治中国不等于照搬照套西方司法体制。毛泽东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十八大报告与修改通过的党章一方面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这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概念统一了起来。从以前的党章规定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到这次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说明这个统一是个历史过程。“人民民主专政”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法治中国”概念有着深刻内涵，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长期以来在“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口号下人民民主权利无法真正得到实现的现实反思的成果，也是18大党章的逻辑结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从内涵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扬弃。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建立在对西方理论、道路、制度的扬弃——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没有这种扬弃——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是一种“理论自大、道路自大、制度自大”，而且是盲目的自高自大。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使人民民主专政与法制脱节，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使法制成为一纸空文，就是因为没有“法治中国”这个概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治中国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国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称的，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而把更完善的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统一起来的，是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如果说社会主义法制是比资本主义司法体制更高级更先进更完善的法治，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主体内容。如果我们透过名词看概念、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社会主义法制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和目标，人民民主专政既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展开和具体表现，也是把社会主义法制落到实处的具体措施、手段和途径。当然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还要通过制度、体制设计更加具体，但具体的方向、目标依然是依法执政，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就是通过科学的制度、体制的设计与建构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和途径。
社会主义依法行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国家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严重的无视人权、侵犯人权、以权代法、司法腐败现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依法行政的要求，也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那种打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号，干着违背宪法的勾当，错不在人民民主专政本身，而在于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把人民民主专政真正落到实处靠的就是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和资产阶级宪政划等号，那就刚好为敌视人民民主专政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把违背宪法的账算到人民民主专政头上提供了口实，同时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误入歧途。所以与人民民主专政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中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
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三》）。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不在于GDP、人均GDP增速最快、经济规模世界第一，而在于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人民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只有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才能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抵御外侮。什么是幸福，怎样追求幸福，在不同的发展观中有不同的解读。在GDP增长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金钱，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用，幸福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效用是幸福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效用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益。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有着对称结构的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对称的基本层次。
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幸福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不仅“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这一代人的发展权和下一代人的发展权统一起来的途径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对外开放与民族主体性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的核心范畴；效益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金钱“发展”观中，实现幸福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把蛋糕做大；社会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中，实现幸福，一开始就应该靠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社会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以价格机制作为市场乃至社会核心机制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每个人幸福的国家才是幸福的国家，因此只有价值机制才是市场与社会的核心机制。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梦。无论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还是起点公平都需要以自由民主法制为前提，自由民主法制要靠精神文明建设来建构。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财富实际增加，人均GDP增长不等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提高也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只是幸福的必要环节，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如果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水平下降，其结果只能是幸福感的降低。实现幸福梦靠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社会平等正义自由民主法制的实现、国民的德智体能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作为社会精英的“主流经济学家”，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科学—幸福的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民富与国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开放性与民族主体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一切属于人民的发展才是使人民幸福的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能实现人民幸福梦。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形成强国的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贞观政要•政体》。一个国家是否强国，不在现象，而在本质；不在数字，而在根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不是和大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不是和强国建立“谁也离不开谁”的“婚姻关系”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
GDP总量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无异于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强国，将“韬光养晦”进行到底，这只能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备的前提。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与高扬，没有民间创业潮形成的经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主体基础。在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机制已经成型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降低、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老子》五十七章）。“正”，就是规律，就是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是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是由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社会管理学、行为科学等科学理论组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理论模型与实践模式。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模型与实践模式的提出，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与现实可操作性，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建设与制度建设进入成熟阶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在于她的综合性，与社会科学之王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她的操作性与制度设计，与经济学中的制度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对政府行为的制度设计。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综合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社会发展理论与时俱进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以某一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以某个人、某一本书为依据形成的，是宗教而不是科学；其实践结果，是宗教狂热而不是社会发展。知识经济时代，不但传统的公有制理论，而且传统的商品、货币、资本、劳动价值、经济增长方式等理论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由逻辑推演和实践发展两方面共同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进程，必然要求我们不但要走进《资本论》，更要走出《资本论》；要使社会主义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得以统一，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得以统一，就必须从经济学的对象、内容、方法、性质、宗旨方面作根本的改变，建立全新的经济学范式。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实现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就在于以科学的哲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从矛盾辩证法到对称辩证法是哲学科学化的必然结果，从物质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到对称经济学是经济学科学化的必然产物；而使经济与社会的对称本质、对称规律得以充分展现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使哲学科学化与经济学科学化统一起来的契机，是为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的必然产生开辟道路、使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产生的必然性得以实现的偶然性。对称哲学就是当今时代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只有对称哲学才能使经济学真正实现从非科学向科学转化，只有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才能使社会主义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同一的模式，不可能有不同的模式。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好像通往罗马的道路有千万条，但罗马只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概念不明确，会使人失去明确的目标，导致无所适从；过分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把各种不符合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现象以“特色”为名而披上社会主义外衣大行其道，从而失去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理想，失去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的明确目标，使“中国梦”的实现失去着力点与人民的支持。无论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由还是以“中国特色”为名否定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不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改革开放的方向而是把改革开放本身当做方向，从而把中国改革开放定位于资本原始积累走资本主义道路形成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都会偏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方向，导致信仰危机，而信仰危机就是“中国梦”危机、民心危机、民族凝聚力危机、共产党执政危机。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
理国要道，在于公平正直（《贞观政要•公平》）。公平正直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可操作性就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市场化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不等于就能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耳熟能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所以成为中国梦，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并未建成，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坑蒙拐骗横行、假冒伪劣遍地、反腐越反越腐、没有任何正义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高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靠官商勾结官富民穷来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低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坏的“市场经济”。要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够真正统一起来，必须做到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市场化改革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后面，是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如果只有规范性没有实证性，或只有实证性没有规范性，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就无法统一。如果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私有化、自由化、金钱化、产业化，在此过程中形成两极分化，在产生权贵资本主义权贵资产阶级的同时绝大多数老百姓原有的合法权益以改革为由被剥夺而陷于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陷于住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生不起孩子、打不赢官司、扳不动贪官、有冤无处伸、被维稳被和谐上访被当精神病、无法享有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困境，以致民心涣散、军心涣散、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降低，用“韬光养晦”“留给下一代来解决”来掩盖自己在国际交往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中的软弱无能，那么市场化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就是对立的，这个对立不会因为贴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标签而掩盖，也不会因为GDO总量与人均GDP数量的提高而抹杀。这种和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对立的“市场经济”不是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否统一、怎样统一的问题，不仅仅是实践问题，而且是深层次的理论问题；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不可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来解决；这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幻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建成，科学社会主义就没有实践可操作性，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就无法确立。作为中国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统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思想来源、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社会主义就没有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之分，也没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别，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实现在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之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理想、理论、一般原则的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社会主义是可操作的社会主义，而可操作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是外在的两张皮，而是内在的统一——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作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是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西方的市场经济自我完善，就成了社会主义；当社会主义吸收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成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使市场不仅成为资源配置的场所，而且成为资源再生的平台；要使效率最大化，不仅仅是使资源优化配置，而且是使资源优化再生；要使资源通过优化配置达到优化再生，不仅仅是靠平面的二维的市场，而是靠主体动态的五维的市场，不仅仅是靠二维市场的均衡，而是靠立体市场的对称。立体市场的对称，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政府与民间、法制与自由、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所有这些对称，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对称。所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称的，对称经济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对称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使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真正得以有机统一的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原则是对称辩证法。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扬弃。在经济社会化、社会经济化的今天，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已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宏观经济学以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微观经济学全息体现了宏观经济学。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对GDP增长的超越。生产力发展之所以不同于GDP增长，是由于生产力作为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资源再生的结果，而GDP增长，则可以在不要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仅靠资源买卖、产业折腾、财富转移、统计参数转变就可产生。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三层含义：一是正确的认识,二是合理的解释，三是积极的引导。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积极的引导：怎么样。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根据对称辩证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本质特征，就是通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实现效率与公平的一致；通过民主与法制建设，实现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除了生产资科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以外，就是比资本主义有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健全民主法制，从而能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产资科公有制是手段，更强的宏观调控能力、保证效率与公平的一致是目的，所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并非在量的比重上占主导，而是国家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从而能反对各种民间垄断、保护和促进充分自由、完全公平的竞争，使效率与公平相互促进。根据对称辩证法，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左派经济学家反对改革，主张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右派经济学家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主流经济学家认为改革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左右派经济学的扬弃。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就是微观经济宏观化；所谓社会主义有市场，就是承认宏观经济中有微观活力；所谓资本主义（包括垄断资本主义），就是宏观经济微观化；所谓资本主义有计划，就是微观经济要借宏观经济来引导。宏观调控本身有微观机制，改革就是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微观机制，使宏观与微观相互促进、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改革本质是为宏观调控提供制度、机制、行为方式和国民素质保证。改革是手段，宏观调控是目的；正好象宏观调控是手段，公平与效率的一致、可持续发展是目的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成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社会主义理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规范与实证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自然历史过程。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以人民民主专政为灵魂的法治
君子为国，正其纲纪，治其法度（宋•苏辙《新论下》）。法治中国不是抽象的“宪政”或抽象的“依宪行政”，而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法治中国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充分的自由、实质的民主、真正的平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不是西方的特产，而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法治中国”不是某个学者、政治家的心血来潮标新立异，不是照搬照套西方政治理念、模仿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产物，也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内容，而是建构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化监督、从根本上防治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腐败、使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群众得到群众拥护与长期执政的政治保证，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环节。党建与法制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的“党要管党”，最根本的是使党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但使党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制定，而且要使党的各级组织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
所以法治就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最大政治；那种把法治与政治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的说法和做法，表面上是为共产党留下在法治边缘乃至凌驾法律之上执政的弹性空间，为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曾经的错误保留面子的回旋余地，实际上是扩大错误、使法治后退、激化官民对立，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瓦解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作为社会系统工程的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民民主专政也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所谓司法腐败，本质上就是按丛林法则办案，按对强者有利的原则办案；在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中，法院坚定地站在官、强、富一边。这不但违背了司法公正原则，而且违背了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因为造成官民对立、强弱对立、富贫对立的根本原因，是官欺民、强凌弱、富不仁。最近在美国发生的多起以法治为名的种族歧视、漠视人权事件，也说明了所谓司法公正，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法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共产党得以执政的民意基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与灵魂；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法治中国是从抽象到具体、从理论到实践、从理念到实际的层层递进关系。法治中国是人类民主理想和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真正的、完全的、完善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当然目前我国的法制并不完善，但绝不能因为一句“任重而道远”而使实现完善法制的目标遥遥无期。路在脚下；“法治中国”的系统完整性、工程可操作性使建设我国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任重道不远。西方法制不是法制的代名词，西方法制的缺陷不是法制本身的缺陷；正好像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缺陷不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一样。西方法制和法制不能划等号，西方法制不适合中国不等于法制不适合中国，建设法治中国不等于照搬照套西方司法体制。毛泽东在1940年就指出：“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呢？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反动派的专政。”十八大报告与修改通过的党章一方面把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们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也要求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活动”，这也实际上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与“依法治国”概念统一了起来。从以前的党章规定共产党自觉遵守宪法，到这次党章规定共产党必须遵守宪法，说明这个统一是个历史过程。“人民民主专政”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统一的“法治中国”概念有着深刻内涵，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国长期以来在“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民主”口号下人民民主权利无法真正得到实现的现实反思的成果，也是18大党章的逻辑结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宪法不同，所以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行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是不同的概念。从内涵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的扬弃。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既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因为我们的理论、道路、制度是建立在对西方理论、道路、制度的扬弃——取长补短的基础上。没有这种扬弃——取长补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只能是一种“理论自大、道路自大、制度自大”，而且是盲目的自高自大。长期以来我国之所以使人民民主专政与法制脱节，在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同时使法制成为一纸空文，就是因为没有“法治中国”这个概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治中国就没有真正的人民民主专政，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如果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那么法治中国就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社会主义法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称的，二者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结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在于有比资本主义更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而把更完善的法制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统一起来的，是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政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所以，如果说社会主义法制是比资本主义司法体制更高级更先进更完善的法治，那么人民民主专政就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主体内容。如果我们透过名词看概念、透过现象看本质，那么社会主义法制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和目标，人民民主专政既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展开和具体表现，也是把社会主义法制落到实处的具体措施、手段和途径。当然人民民主专政本身也还要通过制度、体制设计更加具体，但具体的方向、目标依然是依法执政，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就是通过科学的制度、体制的设计与建构使人民民主专政成为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和途径。
社会主义依法行政与人民民主专政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我们国家过去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严重的无视人权、侵犯人权、以权代法、司法腐败现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依法行政的要求，也不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本质特征。那种打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旗号，干着违背宪法的勾当，错不在人民民主专政本身，而在于人民民主专政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把人民民主专政真正落到实处靠的就是社会主义法制。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把社会主义法制和人民民主专政对立起来，把社会主义依法行政和资产阶级宪政划等号，那就刚好为敌视人民民主专政的西方自由主义者把违背宪法的账算到人民民主专政头上提供了口实，同时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失去明确的目标和方向而误入歧途。所以与人民民主专政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制——法治中国，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
能爱邦内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三》）。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不在于GDP、人均GDP增速最快、经济规模世界第一，而在于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人民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只有使人民普遍感到幸福，才能同仇敌忾，万众一心，抵御外侮。什么是幸福，怎样追求幸福，在不同的发展观中有不同的解读。在GDP增长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金钱，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用，幸福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效用是幸福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效用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科学发展观看来，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平等，市场经济的价值本质是效益。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有着对称结构的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对称的基本层次。
幸福梦，就是人民普遍感到幸福。幸福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不仅“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这一代人的发展权和下一代人的发展权统一起来的途径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对外开放与民族主体性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的核心范畴；效益的增加，是实现幸福的主要方式。在金钱“发展”观中，实现幸福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把蛋糕做大；社会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中，实现幸福，一开始就应该靠社会公平正义，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以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社会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以价格机制作为市场乃至社会核心机制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每个人幸福的国家才是幸福的国家，因此只有价值机制才是市场与社会的核心机制。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梦。无论是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还是起点公平都需要以自由民主法制为前提，自由民主法制要靠精神文明建设来建构。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财富实际增加，人均GDP增长不等于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实际提高，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提高也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只是幸福的必要环节，精神生活水平提高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如果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精神生活水平下降，其结果只能是幸福感的降低。实现幸福梦靠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社会平等正义自由民主法制的实现、国民的德智体能综合素质全面提升，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科学发展观—幸福发展观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而不是少数作为社会精英的“主流经济学家”，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某个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科学—幸福的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民富与国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开放性与民族主体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只有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人民、一切属于人民的发展才是使人民幸福的发展，只有使人民幸福的发展才能实现人民幸福梦。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在于形成强国的民族凝聚力与国际竞争力
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贞观政要•政体》。一个国家是否强国，不在现象，而在本质；不在数字，而在根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整体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够在国际上傲视群雄、与狼共舞的强国。强国是国民素质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信息现代化、科技现代化、知识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城镇现代化、国防现代化，有高度的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上述十大现代化是强国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强国的软件，现代化+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体性—国际竞争力是强国从内到外、层层递进的功能展示。没有平等、正义、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没有民族凝聚力；没有民族凝聚力，就没有民族主体性；没有民族凝聚力与民族主体性，就没有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是强国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强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是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的能力，不是和大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能力，不是和强国建立“谁也离不开谁”的“婚姻关系”的能力，而是不依附任何强国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国际舞台上举止优雅长袖善舞风度翩翩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能力，在和任何强国交往中拥有主动权、在国际政治经济走向中拥有主导权的能力，为维护国际公平秩序维持国际关系平衡敢于和任何强国叫板的能力，使本民族文化引领世界文化发展潮流在国际上得到尊重的能力，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民族尊严、本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政治、科学技术信息安全的能力。
GDP总量只是大国的指标之一，不是大国的核心指标，更不是大国的目标。大国只是强国的有利条件，不是强国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强国的充分条件。如果既是大国又是强国，就是超级大国。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口多，作为大国是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中国的强国梦就是超级大国梦。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无异于说我们中国永远不做强国，将“韬光养晦”进行到底，这只能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强国，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也是国家发展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统一的模式，就是在经过计划体制确立中国国家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的基础上再通过改革开放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建成和不断自我完善的模式。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一般和特殊、抽象和具体、逻辑和历史、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通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出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个阶段；在中国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民族主体性几乎丧失殆尽的基础上建成独立完整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计划经济这个阶段才能确立中国国家独立自主、主权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体性、建成中国初步工业化体系与形成国家有效的宏观调控能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有坚实的基础和必备的前提。建国30年的计划经济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的政治经济前提，是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包括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大阶段，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也经过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两大步骤。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人的主体性的解放与高扬，没有民间创业潮形成的经济活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主体基础。在充满活力的微观经济机制已经成型时，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腐败盛行、世风日下、人的道德素质降低、数字泡沫经济与两极分化，造成人心涣散、民族凝聚力降低。中国的强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而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逻辑。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后来居上成为强国的契机，跟在西方国家后面爬行永远只能是弱国而不可能成为强国。
从年底突击花钱看新常态下的财政收支平衡：重提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 2014/11/20 23:02 | by admin ]
2014/11/20 23:02 | by admin ]
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大红利，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确立为财政收支平衡的根本原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本身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财政收支平衡有序运行的根本保证。
以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邓小平也说过，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只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目的。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从“解放生产力”到追求“GDP增长”再到现在耳熟能详的所谓“改革红利”，再也没有明确出现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的字眼，好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计划体制大锅饭才有的生产目的，是必须被改掉的落后观念，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产目的就是GDP增长，以经济为中心就是以金钱为中心，以致造成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手段与目的的倒置，GDP、人均GDP年年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见实际提高，甚至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来使GDP、人均GDP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教育、医疗产业化与住房商品化，就是这种以金钱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的产物。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指导思想错误。
这个错误在财政预算上的表现，就是不能真正贯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而是为GDP而GDP搞拍脑袋预算。之所以近几年都要靠年底突击花钱才能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今年又有全年超四分之一的财政资金在最后两个月内集中花掉，除了诸如预算审批、会计制度、预算编制等某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作为财政预算平衡的依据。指导思想正确是财政预算有序运作的根本，指导思想错误或指导思想不明确只能造成财政预算的无序运作。这是近几年都要靠年底突击花钱才能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实现新常态下财政预算收支平衡财政预算有序运行，首先要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大红利，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确立为财政预算目标财政收支平衡的根本原则。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本身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财政预算科学规范财政收支有序平衡的根本保证。
要以价值为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造成财政预算平衡的错位。
要改变市场化=产业化的改革目标，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品、公益品体系，重建社会主义福利保障制度。要把教育、医疗重新定位于社会公益品。教育、医疗产业化本质上是一种配置型产业。本来是支出的变成收入，本来应该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变成政府收入源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同样那些钱，只是支出主体不一样、移动方向不一样，就使钱的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公共品支出，不能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一个是增加收入，可以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虽然在理论上，它们也在创造社会财富——增长GDP，但在货币形态上，只是一种转移支付。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税收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退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来鼓励消费以开发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目前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与住房，严重地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实在是得不偿失。社会福利不是纯粹的支出，本身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帮助居民安排积累与消费、长远消费与眼前消费的关系，是税收的再生功能，而税收的再生功能就是宏观调控的再生功能。
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投融资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就是表现在财政投融资。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财政投融资是国家以财政信用为手段的投融资方式。财政投融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介乎财政预算和商业金融之间，是一种政策性金融行为。它服务于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对调控产业结构起着对称平衡的作用。财政投融资有利于充分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要扶持创业工程。税收的落脚点，应该是扶持创业工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原载：求是理论网
以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邓小平也说过，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只是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是目的。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从“解放生产力”到追求“GDP增长”再到现在耳熟能详的所谓“改革红利”，再也没有明确出现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目的”的字眼，好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是计划体制大锅饭才有的生产目的，是必须被改掉的落后观念，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产目的就是GDP增长，以经济为中心就是以金钱为中心，以致造成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手段与目的的倒置，GDP、人均GDP年年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见实际提高，甚至以牺牲人民生活水平来使GDP、人均GDP得到突飞猛进的增长。教育、医疗产业化与住房商品化，就是这种以金钱为中心的指导思想的产物。这不能不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指导思想错误。
这个错误在财政预算上的表现，就是不能真正贯彻“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而是为GDP而GDP搞拍脑袋预算。之所以近几年都要靠年底突击花钱才能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今年又有全年超四分之一的财政资金在最后两个月内集中花掉，除了诸如预算审批、会计制度、预算编制等某些技术层面的问题以外，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作为财政预算平衡的依据。指导思想正确是财政预算有序运作的根本，指导思想错误或指导思想不明确只能造成财政预算的无序运作。这是近几年都要靠年底突击花钱才能实现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的深层次原因。因此，要实现新常态下财政预算收支平衡财政预算有序运行，首先要明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发展的最大红利，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确立为财政预算目标财政收支平衡的根本原则。这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本身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财政预算科学规范财政收支有序平衡的根本保证。
要以价值为尺度建立国民核算体系。以价值为尺度和以价格为尺度建立起来的国民核算体系，其要素与结构有本质不同。在前者看来，只有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不能产生新价值的价格要素，不能纳入国民核算体系。而目前通行的国民收入账户体系，只有价格核算而无价值核算；即使名义上是“价值核算”，实际也是价格核算。这是价格经济学本身的理论缺陷在实务操作中造成的漏洞，这个漏洞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危害，造成财政预算平衡的错位。
要改变市场化=产业化的改革目标，重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品、公益品体系，重建社会主义福利保障制度。要把教育、医疗重新定位于社会公益品。教育、医疗产业化本质上是一种配置型产业。本来是支出的变成收入，本来应该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变成政府收入源的教育、医疗产业化——同样那些钱，只是支出主体不一样、移动方向不一样，就使钱的性质不一样：一个是公共品支出，不能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一个是增加收入，可以纳入GDP增长数量统计。虽然在理论上，它们也在创造社会财富——增长GDP，但在货币形态上，只是一种转移支付。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来看，政府投资的产业并非是能在金钱创造利润的产业，而是能给社会带来效益（公共品只是社会效益的一种，不是全部）的产业。所以，如果说医疗、教育也要产业化，那么应该是政府投资、人民消费的产业，而非由人民来投资的产业，也非政府投资的盈利产业。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就是通过税收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包括退休、医疗、保险、义务教育等，来鼓励消费以开发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目前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与住房，严重地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实在是得不偿失。社会福利不是纯粹的支出，本身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政府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帮助居民安排积累与消费、长远消费与眼前消费的关系，是税收的再生功能，而税收的再生功能就是宏观调控的再生功能。
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投融资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就是表现在财政投融资。作为“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财政投融资是国家以财政信用为手段的投融资方式。财政投融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它介乎财政预算和商业金融之间，是一种政策性金融行为。它服务于国家的宏观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对调控产业结构起着对称平衡的作用。财政投融资有利于充分贯彻国家的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解决内需不足的扩张性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的紧缩型政策如果仅仅采取配置型提高利率的货币政策，均会造成恶性循环。但如果采取再生型财政投资搞基本建设，鼓励和扶持创业，就可解决就业不足、需求不足问题。目前基本建设的重点应是农业信息化、能源、交通、环保、尖端科技与教育、旅游，应当是财政投融资与扶持中小企业、鼓励创业并重，并使它们有机结合。只有以政府长线投资与民间短线投资并重，以前者为主导，以后者为基础，才能可持续发展，解决消费与需求不足问题，并从根本上解决供给不足问题。而所谓通过鼓励消费甚至超前消费来刺激市场是小聪明的作法。要扶持创业工程。税收的落脚点，应该是扶持创业工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原载：求是理论网
写在“沪港通”开通之际：社会主义股市与资本主义股市的本质区别不容抹杀
[ 2014/11/20 23:00 | by admin ]
2014/11/20 23:00 | by admin ]
根据一国两制，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否认，香港股市比大陆股市发展时间更长，也更成熟，“沪港通”——香港和大陆股市的某种程度的联合经营会在某种程度上倒逼大陆股市的规范化，促进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资本国际化；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区别，该本质区别在包括股市运作在内的资本运作上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只能投资不能投机，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股市有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股市更严格的监管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股市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股市的扬弃。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仅仅强调股市运作模式与国际接轨、向资本主义股市看齐，仅仅看到“沪港通”的正面作用看不到其中所蕴含的风险因素，那么“沪港通”将给掌握娴熟的金融投机技巧、长期在资本主义股市中兴风作浪游刃有余进行投机套钱的国际金融投机家以可乘之机，从而给我国造成新一轮的国有资产流失，使广大股民遭到新一轮的财产损失。
我们原则上不否认包括股市运作在内的资本运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不可缺少的作用，不否认按要素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也不否认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资本国际化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资本分为投资性资本与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与配置型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只能是投资性、再生性资本，而不容许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既要禁止中国国有资本以资本国际化的名义参与国际金融投机，也不容许国际金融炒家借中国资本国际化的平台投机中国股市和其他中国资本市场。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民族主体性与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中国如果不管资本的性质是投资性资本还是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还是配置型资本，有奶便是妈、有钱就是娘，只要能赚钱就是好资本，只要能圈到钱就是好的股市，那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资本主义的要害不在“资本”在“主义”；我们要透过资本的现象，看到不同资本运作后面“主义”的本质。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包括国际化运作，我们欢迎；如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投机性的资本运作包括国际化运作，我们反对。因为我们要建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或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一环的资本运作包括资本国际化运作，而是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主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市场化=私有化。把产权明确等同于私有制，否认除了私有制以外其他所有制形式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了国有资产快速私有化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金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向钱看，否认除了钱以外的价值，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社会货币化、加速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产业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领域归GDP，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社会产业化、加速瓦解社会公共品、公益品领域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自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无法无天、两极分化、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完全竞争，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投机者兴风作浪肆意盘夺一般股民的绞肉机。市场化改革，确立资本、资本运作、资本国际化运作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不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是只容许资本的投资再生功能还是也容许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是剥削的根源，是两极分化的根源，是国空民穷的根源，也是把中国改革开放蜕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源；而GDO增长方式，又是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大行其道，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充分发挥的根源。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是发展模式；采用什么发展模式的问题，实质上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实质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不是“政左经右”、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接轨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GDO增长方式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只能是与GDO增长方式本质不同的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投机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中国经济学代替分不清对称与均衡、对策与博弈、价值与价格、效益与效率、再生与配置、投资与投机的主客体对立的西方经济学。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我们也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能够给人民真正带来幸福的科学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不是投机取巧巧取豪夺竭泽而渔敲膏吸髓催生两极分化形成剥削阶级制造官民对立贫富对立鼓吹GDP泡沫推动“非理性繁荣”的歪门邪道。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蕴含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讲全面深化改革讲改革红利讲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只能使理想成为幻想。
我们原则上不否认包括股市运作在内的资本运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与不可缺少的作用，不否认按要素分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也不否认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资本国际化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资本分为投资性资本与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与配置型资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只能是投资性、再生性资本，而不容许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既要禁止中国国有资本以资本国际化的名义参与国际金融投机，也不容许国际金融炒家借中国资本国际化的平台投机中国股市和其他中国资本市场。这既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民族主体性与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中国如果不管资本的性质是投资性资本还是投机性资本、再生性资本还是配置型资本，有奶便是妈、有钱就是娘，只要能赚钱就是好资本，只要能圈到钱就是好的股市，那么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资本主义的要害不在“资本”在“主义”；我们要透过资本的现象，看到不同资本运作后面“主义”的本质。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运作包括国际化运作，我们欢迎；如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投机性的资本运作包括国际化运作，我们反对。因为我们要建构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要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或打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我们要反对的，不是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要一环的资本运作包括资本国际化运作，而是反对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主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市场化=私有化。把产权明确等同于私有制，否认除了私有制以外其他所有制形式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了国有资产快速私有化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金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向钱看，否认除了钱以外的价值，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社会货币化、加速社会一切向钱看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产业化。把市场化定位为一切领域归GDP，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社会产业化、加速瓦解社会公共品、公益品领域的平台与催化剂。市场化=自由化。把市场化定位为无法无天、两极分化、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只要效率不要公平的完全竞争，因此资本国际化成为投机者兴风作浪肆意盘夺一般股民的绞肉机。市场化改革，确立资本、资本运作、资本国际化运作在社会有机体中的地位和积极作用，不等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广大人民群众和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是只容许资本的投资再生功能还是也容许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的存在，是剥削的根源，是两极分化的根源，是国空民穷的根源，也是把中国改革开放蜕变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源；而GDO增长方式，又是投机性资本、配置型资本大行其道，资本的投机、配置功能充分发挥的根源。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不仅仅是政治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制度，而且是发展模式；采用什么发展模式的问题，实质上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不动摇”实质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继续深化改革的过程不是“政左经右”、经济体制与增长方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接轨的过程。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建立在GDO增长方式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只能是与GDO增长方式本质不同的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投机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用主客体对称的中国经济学代替分不清对称与均衡、对策与博弈、价值与价格、效益与效率、再生与配置、投资与投机的主客体对立的西方经济学。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我们也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就是能够给人民真正带来幸福的科学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不是投机取巧巧取豪夺竭泽而渔敲膏吸髓催生两极分化形成剥削阶级制造官民对立贫富对立鼓吹GDP泡沫推动“非理性繁荣”的歪门邪道。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统一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就蕴含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中，离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讲全面深化改革讲改革红利讲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只能使理想成为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