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靠什么: 评李稻葵的大国发展战略与模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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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03 22:26 | by admin ]
2014/08/03 22:26 | by admin ]
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李稻葵：“解决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 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根据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矛盾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比较难以在短期内下降，中国的资金供给面相对仍非常充足；而且，多年形成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的基本格局也难以改变，毕竟，就业压力在上升，国内人口结构相对还比较年轻，不大规模投资，经济难以发展，就业压力也难以化解。如何解决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过去十几年来，我们依赖的是国外市场，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思路。……答案只能是在内需上做文章。要提高内需，靠最终消费自然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最终消费需求毕竟是由上亿家庭和机构分别独立作出的，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基，制度变迁难以在中短期内改变国民的消费观念，政策推动更是乏力。比较现实的方案就是，以投资推动内需的上升，而且其前提是，投资推动内需的同时不能带来新的产能扩张。怎么办？答案非常明晰，那就是必须投资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即对现有产能进行更新改造，既让投资不转换为新的净生产能力，又能消化一部分储蓄，带动内需的上升。换言之，现有的产能是资本的存量，投资是流量，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保障生产能力不剧烈上升的前提下，让投资这一流量上升。那就是，一方面要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要淘汰旧的产能。绿色产能革命，其本质就是这样的过程。”⒇李稻葵认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靠的是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能力不会剧烈上升，以和国内低消费市场保持平衡。李稻葵把这种模式称为“绿色产能革命”，即把增加的投资全部投到淘汰旧的产能上面。李稻葵这种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绿色产能革命”是一种消极的平衡观，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经济过热论”，只不过比一般的“经济过热论”多了一个解套的方案——“绿色产能革命”，但这个方案在理论上和他后面的要“增加总供给”的提法相悖，在实践中则会陷入“滞涨”的悖境，所以不能作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本身并不成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根本不是什么“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从直接现实性上看，我国确实存在着“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矛盾，但“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和“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区别很重要。“需求”是主观范畴，“消费”是客观范畴。消费不足，既有可能是“需求”不足引起，也有可能是需求很强烈，但不敢消费造成。如果是前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矛盾的假说有可能成立；如果是后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就是一个假命题。实事求是讲，中国目前“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只是假象，“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才是真相，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问题的关键，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的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在于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扶持创业，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法治。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定位于“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解决矛盾的途径定位于增加投资的同时降低生产能力，是削足适履，舍本求末。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
其次，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投资任何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投资方向问题；与其说是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把投资方向定位于基本建设投资，而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即能源革命完全可以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这与其说是所谓“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根据上面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Ⅰ和Ⅱ（Ⅰ见第12章），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投资与需求这一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矛盾，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绿色产能革命”，而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一。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本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的同时，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GDP，而且为GDP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GDP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GDP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短期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基本建设，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与基本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本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走出“滞胀”这个悖境，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产能革命”，而是投资基本建设；通过投资基本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二。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把高速路发展作为基础产业。如果说，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那么基本建设中的高速路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因此，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用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来进口几百条京津那样的高速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进口高速路的外汇有倍增放大的作用；除了进口必要的技术与设备以外，其他的可由国内自行解决，这又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三。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李稻葵：“根据以上的陈述，财政开支必须坚持三个原则：财政开支应该是民生性、福利型而不是生产性的，财政开支不应与民争利，不应带来挤出效应，而应该有带动其他社会开支的效应。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消费型的投资是提升国民消费的重要举措，而不是增加过剩生产能力。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为将来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如节能减排、环境治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而不是生产性的，更不应该是政府自身开支的盲目扩大。当然，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促进公务员廉洁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型，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应该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在目前的条件下，适当提高中央财政的赤字和债务比重是应该的，也是能做到的，这一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变值得大力提倡。”（21）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李稻葵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所谓“服务型政府”的经典描述，同时也是他的“绿色产能革命”思路的逻辑延伸。如果按照李稻葵的财政开支模式，上面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模式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同时，李稻葵的上述“公共财政理念”是把政府的生产性经济职能、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避免公共财政与民争利与其说像李稻葵设计的限制中国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把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还不如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基本建设范畴。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保证。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李稻葵：“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是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22）我不知李稻葵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擅长数据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不知得出这个结论的数据是什么？是依据GDP增速推论，还是名义工资增长，抑或购买力平价计算？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GDP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因此，GDP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笼统地根据GDP增速就推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又根据这个“奇迹”推出“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结论，既无数据分析也无逻辑分析，是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前提。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李稻葵：“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还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涨’。”（p188）李稻葵接下来用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等几个方面，说明“在以上这一系列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无疑是在回缩。企业减产、停产、破产的例子越来越多”。（23）且不说李稻葵这里的“总供给冲击”、“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总需求膨胀”和同一本书中“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之间的自相矛盾，他对“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及其导致“滞涨”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本身也是牵强附会的。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涨，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李稻葵的所谓“滞涨”，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悖境；而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必然产生李稻葵上面所描述的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悖境。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产生和激化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根源，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基础。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size][/color]
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评李稻葵的大国发展战略与模式（一）
[ 2014/07/24 21:50 | by admin ]
2014/07/24 21:50 | by admin ]
我国真正的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就是应自觉顺应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一趋势，带头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包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是李稻葵《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中的一章。在本章中，李稻葵先是总结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近因远因、直接间接原因，然后从中总结出美国的金融危机给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李稻葵：美国的金融危机“应该说有近因和远因，既有直接的原因也有更大的背景，还有间接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金融创新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管，金融创新的速度和监管力度加强的速度没有匹配起来，因此它的金融体系里面产生了很多交易链条非常长的金融产品和交易。这种交易链条非常长的金融产品和交易，在没有完全监管的情况下，就隐藏了很多的风险。这种风险在经济运行比较好的时候，在投资者比较乐观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一旦这个经济出现小的波动，或者投资者的信心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么这样的链条非常长的、非常复杂的金融交易肯定会倒牌，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发展成危情，都可能导致这个‘火灾’。这是我们看到的直接原因。那么间接原因，或者背景原因，或者更大、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更深层的原因是经济过去几十年来，长期依赖信用的过分扩张，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信用的扩张就是企业在借钱，在搞投资，家庭在借钱，在搞投资，整个政府，至少在过去的七年之内，也是借钱过日子。那么企业也借钱，政府也借钱，家庭也借钱，导致了整个美国人都在借钱。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信用扩张得太快了，就使得它的经济里面产生了很多的债务。老百姓欠了信用卡的债，企业发行了很多的债券，甚至股票，还发行了很多的金融资产、金融证劵，政府也发生了债务，这么多的债务整个经济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维持一个这么高的债务需要信用，但任何信用都不可能是无限的。”②显然，李稻葵是“政策论”者，即美国次贷危机是政策失误造成的。然而不管是李稻葵分析的近因还是远因、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都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什么？美国金融危机（包括美国前段的次贷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的不对称。造成这些不对称的直接原因是投机。投机是西方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泛滥、完全竞争而产生出来的痼疾，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典型表现。投机的危害，并不仅仅是李稻葵讲的“这种交易链条非常长的金融产品和交易，在没有完全监管的情况下，就隐藏了很多的风险”，而是通过人为操纵控制，强化不对称——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称、能力不对称，扩大道德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尔后投机者一方面从中获取暴利，另方面把风险转嫁给社会，从而造成社会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全体美国人民为少数金融投机者买单；当美国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时，就是全世界人民为少数投机者买单。投机造成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由自由竞争演变成自由投机；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间接投融资发展成银行贷款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由金融衍生品催化出泡沫经济；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金融衍生品使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脱节；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金融泡沫与信用泡沫互为因果，使企业信用脱离自身经济实力，泡沫破灭即企业信用破产，金融企业信用破产即酿成金融危机。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如土地可再生、再生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这一现实和 “土地不可再生”这一“经济共识”之间、“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经济“理性预期”与房地产供过于求这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不对称，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从而造成危机——从房市危机通过金融衍生品杠杆橇动金融危机，并牵动整个经济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行为方式，认为投机和投资可以不加区分、虚拟经济可以离开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似乎这就是“新经济”、“GDP经济”。李稻葵在此文中，多次把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投机”称作“游戏”，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投机”的字眼，这与其说是不负责任的总结，还不如说是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使然——西方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就是投机投资不加区分、只要能赚到钱就行的经济学。知识经济不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也并非虚幻经济，更不是投机经济。通过金融创新而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只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其能否畅通无阻、可持续赚钱，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其他因素的相互制衡。如果这个相互制衡的经济体有一个缺口被打破，将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的重组。在重组过程中，泡沫被挤掉就是必然的。所以虚拟经济不是万能的，金融衍生品的工具作用不能被神化，更不能因此可以成为投机的工具；经济运行的因果、本末关系不能被倒置。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与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相伴随，是经济的立体化、系统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竿子插到底的小生产思维方式与运作方式，同系统化的经济运作模式是不对称的，最终破产是必然的。必须用经济系统论、经济控制论代替经济原子论。只要控制投机，金融危机就可以避免。正好像投资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分，投机也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别。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二维平面配置的产物，垄断的投机则是三维、四维甚至五维立体“落差”的结果。平面的投机是寻找市场机会、钻市场的空子、获取风险利润；立体的投机则是制造机会、操纵市场、兴风作浪、请君入瓮，无风险获取暴利。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竞争的负产品，并不排斥竞争，那么垄断的投机则使竞争不再充分，竞争的游戏规则不再有效。垄断支撑投机，投机强化垄断，从而使有钱投机的人获得更高暴利，没钱投机的人只能买高价房居住或在房贷的诱惑下成为房奴，从而使穷者越穷，而富者越富。从房地产泡沫可以看出：垄断与投机结伴的垄断投机，是促成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垄断投机与完全的市场经济不兼容。投资垄断和投机垄断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使价格背离价值，从中牟取暴利，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而投资垄断往往是通过投机垄断或变相的投机垄断来进行。要把股票正常交易、用脚投票同投机区别开来。如果不能像挤脓包一样地把投机行为从股市和期货交易中挤出去，那么就没有规范的股市和期货市场。一方面想要建立规范的股票市场，另一方面又容许投机行为存在，这本身是一种悖论；这个悖论不仅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而且也是造成中国股市好坏之争的根源。中国股票是否规范、要不要规范，不是以西方股市为模本，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说了算，而只能以规范经济学、规范的市场经济为标准。并不是只有计划经济才需要反投机，规范的市场经济更需要反投机。政府宏观调控同充分的自由竞争之所以不矛盾，就是因为前者可以抑制垄断投机，保护充分的自由竞争。通过反垄断与保护公平，政府宏观调控与自由竞争二者可以得到统一。所以政府宏观调控与自由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从充分的自由竞争就是反垄断来讲，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从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来讲，政府宏观调控就是保护公平竞争，而保护公平竞争就是保护自由竞争。保护竞争的公平性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功能与界线。
如果说，金融投机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则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只要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解析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无论是市场自发调节还是政府宏观调控，也解决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如果说，早在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本人即已发文指出，当时的金融危机虽非全球化的，然而是全球性的，其宣告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那么，此次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十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机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实际意义——美国的金融危机将通过其世界性的广泛而紧密的联系波及全球。这将标志着国际旧金融体系——以间接投融资（即李稻葵讲的美国人、美国企业、美国政府借钱消费、借钱投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苛延残喘十年后已走向全面崩溃；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把金融仅仅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属于配置经济学范式。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而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而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
找到了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下一步就是找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由于李稻葵并不能找到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所以他也就无法找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机遇。李稻葵：“我不同意美国的金融危机必然由中国或者外国人买单的这种说法……咱们算一笔账好了，美国的国债劵大概相当于美国GDP的35%，大概在6万亿美元左右。那么6万亿美元的国库券，对于美国这个大经济而言，从长远看，是美国所能支付得起的，并不是支付不起的。”③“我们每年生产出来的大量的产品是没有被我们的民众消费的，50%被民众消费了，剩下50%干什么去了呢？剩下50%里面43%是国内投资，7%去了国外，送给外国人消费了，外国人当然给我们美元、欧元了。现在国外危机来了，你这个7%的部分的量，肯定要缩水了。”④李稻葵这两句话存在着自相矛盾：既然美国能付得起我们的美元国债，我们的7%又怎么“缩水”、“送给外国人消费了”？既然我们的7%“缩水”以致“送给外国人消费了”，又怎么“从长远看，是美国所能支付得起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美国对美元国债理论上能还，实际上不能还；表面上能还，实际上赖账——通过“缩水”来赖账，这和不能“还”有什么区别？明明知道会缩水，会肉包子打狗“送给外国人消费”，还要以“美国所能支付得起的”为由继续买美元国债，不是替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又是什么？
李稻葵：“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还没有出现危机的是谁呢？就是政府，政府还没有危机。实事求是讲啊，美国政府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大政府，美国还是一个强国，现在还没有出现信用危机。现在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国会通过了法案，允许它把这个债务的上限提高，允许美国政府再发7000亿美元的债券，用来支撑，用来赎回这些呆账，事实上就是用美国的信用来弥补企业界和家庭的信用。”⑤物极必反、两极相逢，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抱薪救火为投机分子买单，由此引起了美国人民一次次的反弹与示威，最终酿成占领华尔街事件，整个事件以美国政府的暴力镇压而告终。这只能说明投机者、金融寡头已经绑架了美国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成为投机者、金融寡头的利益代表，并因此使自己站在广大美国普通百姓的对立面，怎么能说美国政府还没有危机呢？以反倾销为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次次通过法案，要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就是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缩水，达到变相赖账的目的，甚至有美国国会议员公开宣称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是可以不还，怎么能说美国的国家信用还没有危机呢？以开金融峰会制定国际金融规则为由，骗各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为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试图在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下用美国经济绑架全球经济，怎么能说美国的国家信用还没有危机呢？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后来的欧债危机，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美国这样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那么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信用、国家信用的破产也就是必然的。
李稻葵上述种种自相矛盾还是次要的，关键的是：不管美元国债能不能还，能不能还本付利保值，我们还有必要买吗？我认为，从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看，我们不应该拿中国的外汇储备去买美元国债，而应该拿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应结合产业升级，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前提下，增加进口，贬抑出口，把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转变为生产力。重点放在新农村建设，以增加就业、增加供给、贬抑物价，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目前如果是产能过剩造成通货膨胀，这时如果采取紧缩政策恐怕是背道而驰，结果适得其反。因为提高货币效率的根本途径，不是减少货币供给，而是增加产品供给。减少货币供给，最直接的办法是用两万亿外汇储备回收人民币；而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两万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建设的紧缺用品。路在脚下，钱在钱途。钱是祸还是福，在导不在堵。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抓住百年机遇，出手布局华尔街”⑥。用国家资金来炒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中投公司的美元本来就是来自用增发人民币收购进口企业美元而来，如果不能在实物进口上弥补市场空缺，将使国内通胀持续，使全体国民财富受损。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全体一致通过”的玩钱游戏。玩钱、投机，只会使原来的出口导向、掏空国内市场、货币虚高造成的通胀雪上加霜。
李稻葵：“面对如此重大的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和金融界最应该做的，并且应该马上做的是，积极主动出手，寻找投资机会，完成在美国主流金融机构战略布局的目标。……当前是投资美国金融机构的一个宝贵机遇”。⑦“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绝好机遇就在今天。……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实现国际化以后，其本土企业和机构的融资成本能够大幅降低，因为全球的投资者都更加关注当地的投资机会，由此导致的国际资本的涌入会为本土融资者提供更多资金选择。本土的融资者进而也顺理成章的规避了汇率风险……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另一好处，就是从根本上带动了本土金融服务业以及相关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另一个巨大好处就是使得本国政府能够更好地运用强大的资本市场，以此为本地的宏观经济稳定创造条件。”⑧“双轨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从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远远大于其弊端。”⑨李稻葵讲了这么多，可以归结成一句话：中国金融国际化利大于弊，中国金融国际化是美国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机遇。问题是：我国长期推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品出口国外掏空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对冲外汇的人民币留在国内，造成人民币外升内贬，国内通货膨胀，有哪个国家愿意把人民币作为硬通货？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前提是人民币币值稳定与汇率稳定，要求国内产品供应充足，减少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提高人民币货币效率与中国政府信誉度，为此必须改变目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代之以内需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李稻葵就金融谈金融，就金融国际化谈金融国际化，他的金融国际化主张停留在纯金融层面抽象推论和数据分析上，而不是把金融、金融国际化放在社会经济有机体中全面考察，这种线性思维方式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他的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国际化的主张和他的中国发展战略之间是一个悖论，以致在现实中不可操作。什么是金融？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把金融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把金融理解成可以从经济增长方式中抽象出来单独进行的资本经营的盈利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金融主要表现为直接投融资；资本运营作为一种增长方式，它的作用大小、怎样发挥离不开在整个经济增长方式中的定位。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定位：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基础，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中由资本运营主导、由间接投融资主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为了不使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资本运营不能离开知识运营、资产运营和产品运营，间接投融资只能依托直接投融资。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波及告诉我们：出口导向型经济靠不住，只有以国内市场为依托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金融国际化是利还是弊不能靠抽象推论，而应该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中，用五度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整体考察。只要思维方式正确，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机遇，既不是替美国人买单以“既要‘落人情’又要‘得实惠’”⑩，也不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抓住百年机遇，出手布局华尔街”，更不是“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绝好机遇就在今天”，而是让我们看清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内在必然性，看清了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用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为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建立我国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和李稻葵抽象推论的金融国际化的结论恰好是对立的。不能把我国经济增长的希望和命脉寄托在出口创汇、金融投机上，而应该把我国经济增长的希望和前途依托在开发国内市场、扶持国内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上。现有外汇储蓄最好的保值增值措施是国内大型基本建设投资，而不是购买美国外债和参与美国金融投机。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投机与投资不加区别、风险与收益划等号、赚钱与发展划等号的经济学。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西部牛仔精神就是冒险精神；这种精神在小商品生产时期也许能歪打正着、高歌猛进，但如果“与时俱进”地猛打猛撞、推广应用到全球化时代的金融领域，很可能造成全球化的经济灾难。虽然灾难过后，是加速新一轮的大鱼吃小鱼，这对于奉行狼性法则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讲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可以用“危机后面是机会”的陈词滥调来大吹大擂一番，但对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来讲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们把外汇储备拿去进口国内建设所需要的实物资产，而不是参与国际金融投机，那么人民币升值引起汇率变化并不会造成所储备的外汇缩水。外汇储备借给外国人搞金融投机，无异于肉包子打狗。所以，对于要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要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要蹚国际金融投机这个浑水。即使是借给外国政府或金融机构投资，在目前国内百废待兴、巨大的投资需求面前，其综合效益也远不如把钱放在国内投资。
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性二者并不矛盾，相辅相成；不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否认经济主体性。李稻葵：“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金融风暴来临之时，各国救市计划以中国外汇储备的贬值为代价。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不仅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新格局。”⑾问题是，在国际金融新格局建立起来之前，美国拥有金融霸主的地位，美元这一世界货币要印多印少、贬值增值都取决于美国政府。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逻辑与历史两方面都已证明，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各国救市计划以中国外汇储备的贬值为代价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也不是因为李稻葵先生一句“最不愿意看到”就会使美国政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避免发生的现象。把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希望寄托在美国政府在李稻葵们的道德呼唤感召下的良心发现不可能，寄托在国际金融新格局不现实；寄托在对外投资也是舍近求远、舍本求末。李稻葵：“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高达50%的国民储蓄率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告诉我们，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都将是世界最大的投资国，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体现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巨大规模。显而易见，全球金融的稳定对中国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也直接影响着中国自身金融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更直接关乎中国对外投资的保值增值。因此，全球金融稳定是中国在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谈判中最大的具体利益所在。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全世界各国应该是高度一致的。”⑿李稻葵在这里是把结论当前提：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所以中国有必要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因为中国有必要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所以全球金融稳定是中国在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谈判中最大的具体利益所在。李稻葵倒因为果的论证实际上是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作为预设前提，然后要中国自觉担当起世界金融危机消防队员的角色。这明显是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误导。首先李稻葵这种倒果为因论证的前提“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就不成立。中国自己国内的事情都没有办好，为什么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呢？中国为什么要在国际金融并不稳定的情况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呢？中国为什么不能等国际金融稳定的时候，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呢？中国为什么要先盲目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然后为了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自觉承担起世界金融危机消防队的角色呢？世界金融危机的产生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深刻的制度、体制根源，同时也是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惯用手段、索罗斯这样的金融投机大鳄套取全球金融资产的熟练手法，是我们中国自觉担当起消防队的角色就能消除得了的吗？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每几年爆发一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是必然的，要中国为了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自觉承担起世界金融危机消防队的角色，其后果只能是美国绑架中国，中国自作多情地甘愿受人绑架、自欺欺人地一次次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买单，从而掉进深不见底的陷阱而不可自拔。逻辑和实践两方面都已经充分证明，自由主义支配下投机猖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标本；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世界金融体系是不可能稳定的；在世界金融体系的根基并不牢固的情况下，要中国一厢情愿地为国际金融稳定做贡献是不现实的；仅靠中国“以新兴大国思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⒀，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峰会”就能够“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⒁，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国际主流经济学界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模式”，则只不过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名义套牢中国、攫取中国不可再生性资源、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国际大骗局。如果不能迅速果断采取措施终结这场骗局，最终结果不但拖垮现有中国经济，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全部送给美国，而且由于所形成的美国绑架中国的牢固模式，将殃及我们的后代，使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都要做牛做马为美国人花天酒地造成的金融危机买单。实践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在风云变幻、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十面埋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羊性和狼性不对称竞争的国际金融大环境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的后果，只能是使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被逐步冰雪消融，化为乌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列宁）这个论断后面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在核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直接表现范围受到限制，但帝国主义就是侵略掠夺这个本性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样没有改变。妄想通过几次国际金融峰会就可以根本改变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就可以制定出国际通行有效的金融国际化的游戏规则，并使国际金融垄断巨头自觉遵守这些游戏规则，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全面进军国际金融投资乃至投机，只能是与虎谋皮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外汇投资没有基本的保值增值保证的前提下，侈谈什么“外汇投资公司，类似于中央银行，对中央政府的贡献，体现在它对实现中央政府这一综合政治经济目标的贡献上，而不仅仅是多获得一些外汇的投资回报。”（P146）只能是花钱买喝彩，而且喝的是倒彩——用万亿美元的逐步蒸发来换取西方国家首脑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竖起大拇指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这样的“政治目标”的实现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感觉，恐怕不是高兴，而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陈。在中国已经买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国债、在美国金融危机时中国喊出“救美国也即救中国”的口号又慷慨大方出手相救增持美国国债达2万个亿的情况下，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主权纠纷中仍然总是站在日本菲律宾等资本主义国家一边对中国发难，说明虽然中国屡屡要求西方发达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是清楚的，在他们头脑中两大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是根深蒂固的，冷战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完全结束，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形态上与西方国家趋同、在经济全球化中自觉担任大国角色一掷千金慷慨解囊四处救火今天救美国明天救意大利后天救菲律宾就会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达到什么“综合政治经济目标”，只能是热脸贴着人家的冷屁股，最终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中国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那么首先要对中国人民的财富负责；如果真要使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那么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只能是把眼光放到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人民幸福为本的市场经济；所谓经济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就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包括就业问题、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社会对称发展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投资的充分性、有效性。内需不足，根本的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不是客观上投资需求不足，而是决策者头脑中投资需求不足。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承认：“中国的就业问题总量之大、矛盾之复杂是任何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供求缺口至少1千300万人。2005年底，国企失业人数超过200多万，今后三年还会有360多万国企人员、400多万集体企业人员进入失业大军。2006年有124万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1亿多农村劳动力闲置，到2008年城镇失业人口可能突破五千万人，农村突破二亿人”。按照海外专业人士的估计，目前中国城镇有15%的失业率、农村有30%的失业率。而中国的环保建设、基本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目前陷于一方面有大量人口没事干、另一方面有很多事没人干的悖境。走出这个悖境的关键，是使钱有事干——巨额的外汇储备与银行存款有有效的投资渠道。这就是投资需求，而且是巨大的投资需求。如果我们的近两万亿外汇储备和高达50%的国民储蓄率能有效花在再生型基本建设上，并通过其杠杆作用扶持全民创业工程，就业问题可解决；就业问题解决了，上述其它问题可迎刃而解。资本运作本来是促进生产要素的结合，使之转变为生产力。一个国家的政府，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直接投资增值、带动社会全面发展，还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投机或借给别人间接投资增值、赚更多的钱，不但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观、执政观，在实践中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决策者头脑中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观与正确的经济学范式是纲，上述问题是目；抓住了纲，纲举目张。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先进还是落后、发达还是发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过程中能否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能坚持自身的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趋利避害；如果不能坚持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个陷阱，一场灾难。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性，以知识主体性为主导、以金融主体性为核心、以资产主体性为途径、以产品主体性为归宿。金融的虚拟性、流动性、综合性特点，使之具有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所以，当我国讲大国思维、大国战略时，不要忘了金融安全——国内充分的直接投融资与稳定的币值、牢固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李稻葵：“中国经济内需不足，国内消费增长（2006年城镇消费增长率略高于GDP增长，但全国范围仍然落后于GDP增长）落后于生产能力增长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通货膨胀的危险不是首要的。事实上，通货膨胀水平略微上升从整体上看不是坏事，当然，相应的扶贫机制必须加强。”⒂我不明白，为什么李稻葵先生对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安全体系的建构如此热衷，对自己国内的金融安全、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却如此冷漠？难道美元是钱，老百姓口袋里的人民币就不是钱？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她）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她）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淘空，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国内金融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通胀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两极相逢，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搞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认为货币不断贬值、通货膨胀水平略微上升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是范式偏见。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货币逐步贬值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再生功能为主，货币逐步升值有利于经济发展。当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时，适度贬值（通货膨胀）有利于减少人们的财富持有量，促进节约，使社会有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投入生产，因而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当货币以再生为主要功能时，适度升值，有利于提高人们财富的持有量，促进消费，使社会有更多的可再生资源投入生产，因而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认为货币贬值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在知识经济时期已不合时宜。
配置 货币逐步贬值
金融和增 发展
长方式的
关系
再生 货币逐步升值
金融的逻辑模型Ⅲ
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货币逐步贬值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再生功能为主，货币逐步升值有利于经济发展。
李稻葵：“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本质是什么？是大量国民的储蓄与相对不足的资产供给这一对矛盾所产生的……高额储蓄加上资产供给的相对不足，导致大量货币以储蓄的形式停留在银行体系中，这就是中国流动性过剩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⒃“当今经济工作的核心是要迅速地扭转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要让他们对短期内的经济形势预期产生重要改变。如何改变短期内百姓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单靠传统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难以解决问题。中央和地方应积极采取特殊的措施，积极加以应对，其中楼市、车市及股市为三大核心。”⒄“给定扩大高质量资产的供给是解决流动性过剩、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实惠的根本出路，从当前来看，笔者认为三项具体的措施实为关键：其一是房地产……其二是债劵市场……其三是大力扩大股市规模。” ⒅我认为，高额储蓄与资产供给的相对不足并不是流动性过剩的“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甚至不是次核心、次本质的因素。所谓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生产性过剩”，“生产性过剩”的背后，是结构的失衡。因此所谓生产过剩，只不过是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此起彼伏都是经济结构失衡而自发调节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抽象的生产过剩或资产供给不足。从目前来看，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内需不足而不是资产供给不足，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而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例如，楼市只有在真正开发地产、挤掉泡沫、提高人的消费预期——消费信心指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经济的作用。房地产泡沫、空置房大量资金被占用、股市楼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比重，是降低人的消费预期、阻碍经济发展、造成结构失衡的罪魁祸首。高房价通过消费预期危机严重拉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高房价会促进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为幌子，为房地产涨价提供理论依据，只是一场经济骗局。放水养鱼、与民生息、藏富于民，开放二板三板市场，发展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才是消除老百姓消费预期危机的根本途径；停止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公共品产业化与高房价政策，才是与民生息的必要措施。
把房子当做资产必然导致投机，并导致房产泡沫，把房子鼓噪成可以保值增值的恒产，也是落后于时代的观念。在小农经济时代，财产、资产、生产无论是在外部形态上还是空间距离方面，都是一回事，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把房子定位于恒产比较容易理解。当今时代，财产、资产、生产不但在外部形态不同，而且空间位置分离，此时再用“恒产”来定位房产，恐怕有点过时。
财产固定 币值稳定
恒财产 财产稳定 收入稳定
价值稳定
恒资产：投资无风险，且收益稳定
恒产
产业模式不变 单位不变
恒生产 工作固定不变 分工不变
就业模式不变 专业不变
事业基础不变
恒产观念源自于小农经济时代，指的是农民有自己的一份产业，主要就是指的土地。在当今时代，如果恒产仅是指形态固定的财产，则是小农意识的回光返照。然而正是这种小农意识的回光返照，使拥有自己买的房子，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这种观念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不对称。小农时代工作生产在同一个地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恒财产”与“恒生产”是对称的；而现代人的工作与生活的流动性，决定了其恒产应该是财产价值的稳定性、资产收入的稳定性、事业发展的持续性。在当今时代去追求所谓的固定形态的“恒产”，只能使自己有限生命的大部分耗在交通工具上面。人的生命资源，无论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最宝贵的资源；这部分资源的浪费，是资源的最大浪费。对这部分资源的开发，是资源的最大开发，而开发的必要前提是改变人们 “房子是恒产”的传统观念，赋予新的内涵，把人的目标从买房子、财产固定改为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稳定的事业（创业与职业）基础，同时希望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不会贬值。可以说，中国人的真正的“恒产”目前绝大部分存在银行。在经济宏观化、市场立体化、资产资本化、人员流动化时代，中国政府应当负起使中国人民 的“恒产”保值增值的信托责任，而不是为了GDP数量增长而鼓动老百姓购置固定的财产，更不是采用使货币逐步贬值的办法，“逼迫”老百姓购置房产。
应该从保护人权的高度，保护中国人民真正的恒产——银行储蓄存款不被贬值。应该在全社会树立物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范围任何幅度的上涨都是不正当不合理不应该的主流观点，并把这种主流观点凝固成稳定的社会心理。这一方面可以成为上层货币政策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可造成公众舆论压力，使决策者不敢滥发货币。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广大人民不相信名义工资，让主流经济学“合理通胀论”见鬼去。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来经营，经营者可以竞聘上岗，但垄断利润属于国家。目前房地产属于垄断行业，本来就不可以民营。这样一可以避免价格虚高，二可以避免豆腐渣工程。所有国有国营企业，其财务必须向全民公开，受全民监督，真正体现国有就是全民所有，实现民有民营民享。国有企业产品价格要实行听证制度，而不是暗箱操作。垄断行业民营化，将是官商勾结、投机横行、合法牟取垄断暴利的沃土。要杜绝投机就必须把垄断行业收归国有国营。这是反对两极分化的必要措施，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税收政策对于杜绝非垄断投机虽有一定效果，但对于房地产这样的垄断行业，税收政策只是为投机披上合法外衣，而且最终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消费者买单，反而由此更进一步提高房产价格。通过货币逐步贬值房产相对逐步升值迫使中国老百姓把银行储蓄存款转变为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房地产收入，是自欺欺人。
所谓流动性过剩和“生产性过剩”问题还必须放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考察。在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得到统一，被称为金融 “三元悖论”。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流动性过剩”，形成储蓄率高、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从而产生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就是金融悖境。走出金融 “三元悖论”“二律背反”靠什么？靠创业工程。在投融资结构中，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直接投融资中，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而不仅是股市、楼市等资产投融资，更不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噪的，发展中小民营银行、扩大间接投融资。社会主义国家房子本来只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更不是投机品；把房子当做资产、房市当做资产市场会鼓励房产投机，造成对老百姓投资方向的误导；“房子是资产”、“房子是恒产”、“房价只升不降”、“房子是最好的增值品”的观念误区会由于大量投机演变成房市泡沫，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偏离正确轨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立体的价值经济不是片面的价格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结构是对称的，各个要素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以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为主导、直接投融资为主体、创业工程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与金融悖境，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才是我国大国思维、大国战略的真正出发点。
间接投融资
再生型
金融
创业型
直接投融资 配置型
圈钱型
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模型Ⅰ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金融体制改革 本
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金融政策与监控措施 末
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模型Ⅱ
新经济条件下，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用财政投融资引导社会直接投融资，用直接投融资引导间接投融资；用扶持创业引导就业，用增量带动存量，用增加供给带动增加需求，用货币逐步升值带动消费增加——用再生带动配置的金融结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里金融的最佳结构体现了金融的对称结构：以政府为主导，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以再生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因此，与李稻葵所谓美国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资本市场国际化的绝好机遇”⒆的大国战略相反，我认为我国真正的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就是应自觉顺应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一趋势，带头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包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要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经济，用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用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代替扶持圈钱型“直接投融资”，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银行的政策资源，转为扶持再生性创业工程；应该严格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严格禁止私人、民间、外资进入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但可以允许、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严格禁止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使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能够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要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真正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的防火墙。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样的战略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解力之外，当然也在以西方经济学为范式背景与理论基础的国内经济学家李稻葵先生的理解力之外。李稻葵总结出来的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金融的双向国际化，只看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横向必然性，看不到全球金融危机后面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纵深必然性——比横向必然性更深层次的必然性，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看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强调中国应有大国思维并抓住机会“走出去”时，缺乏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主体性的思考，缺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的思考，对帝国主义就是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乃至战争侵略的本性缺乏认识，对建构中国金融安全体系缺乏整体思考，其“大国思维”总体上是线性、单向性、非对称的；其“大国发展战略”既不能真正解决国内诸如外汇保值增值、“流动性过剩”、金融危机防范等问题，也不能对建构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贡献。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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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是李稻葵《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中的一章。在本章中，李稻葵先是总结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近因远因、直接间接原因，然后从中总结出美国的金融危机给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李稻葵：美国的金融危机“应该说有近因和远因，既有直接的原因也有更大的背景，还有间接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金融创新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管，金融创新的速度和监管力度加强的速度没有匹配起来，因此它的金融体系里面产生了很多交易链条非常长的金融产品和交易。这种交易链条非常长的金融产品和交易，在没有完全监管的情况下，就隐藏了很多的风险。这种风险在经济运行比较好的时候，在投资者比较乐观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一旦这个经济出现小的波动，或者投资者的信心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么这样的链条非常长的、非常复杂的金融交易肯定会倒牌，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发展成危情，都可能导致这个‘火灾’。这是我们看到的直接原因。那么间接原因，或者背景原因，或者更大、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更深层的原因是经济过去几十年来，长期依赖信用的过分扩张，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信用的扩张就是企业在借钱，在搞投资，家庭在借钱，在搞投资，整个政府，至少在过去的七年之内，也是借钱过日子。那么企业也借钱，政府也借钱，家庭也借钱，导致了整个美国人都在借钱。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信用扩张得太快了，就使得它的经济里面产生了很多的债务。老百姓欠了信用卡的债，企业发行了很多的债券，甚至股票，还发行了很多的金融资产、金融证劵，政府也发生了债务，这么多的债务整个经济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维持一个这么高的债务需要信用，但任何信用都不可能是无限的。”②显然，李稻葵是“政策论”者，即美国次贷危机是政策失误造成的。然而不管是李稻葵分析的近因还是远因、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都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什么？美国金融危机（包括美国前段的次贷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的不对称。造成这些不对称的直接原因是投机。投机是西方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泛滥、完全竞争而产生出来的痼疾，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典型表现。投机的危害，并不仅仅是李稻葵讲的“这种交易链条非常长的金融产品和交易，在没有完全监管的情况下，就隐藏了很多的风险”，而是通过人为操纵控制，强化不对称——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称、能力不对称，扩大道德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尔后投机者一方面从中获取暴利，另方面把风险转嫁给社会，从而造成社会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全体美国人民为少数金融投机者买单；当美国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时，就是全世界人民为少数投机者买单。投机造成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由自由竞争演变成自由投机；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间接投融资发展成银行贷款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由金融衍生品催化出泡沫经济；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金融衍生品使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脱节；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金融泡沫与信用泡沫互为因果，使企业信用脱离自身经济实力，泡沫破灭即企业信用破产，金融企业信用破产即酿成金融危机。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如土地可再生、再生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这一现实和 “土地不可再生”这一“经济共识”之间、“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经济“理性预期”与房地产供过于求这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不对称，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从而造成危机——从房市危机通过金融衍生品杠杆橇动金融危机，并牵动整个经济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行为方式，认为投机和投资可以不加区分、虚拟经济可以离开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似乎这就是“新经济”、“GDP经济”。李稻葵在此文中，多次把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投机”称作“游戏”，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投机”的字眼，这与其说是不负责任的总结，还不如说是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使然——西方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就是投机投资不加区分、只要能赚到钱就行的经济学。知识经济不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也并非虚幻经济，更不是投机经济。通过金融创新而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只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其能否畅通无阻、可持续赚钱，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其他因素的相互制衡。如果这个相互制衡的经济体有一个缺口被打破，将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的重组。在重组过程中，泡沫被挤掉就是必然的。所以虚拟经济不是万能的，金融衍生品的工具作用不能被神化，更不能因此可以成为投机的工具；经济运行的因果、本末关系不能被倒置。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与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相伴随，是经济的立体化、系统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竿子插到底的小生产思维方式与运作方式，同系统化的经济运作模式是不对称的，最终破产是必然的。必须用经济系统论、经济控制论代替经济原子论。只要控制投机，金融危机就可以避免。正好像投资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分，投机也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别。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二维平面配置的产物，垄断的投机则是三维、四维甚至五维立体“落差”的结果。平面的投机是寻找市场机会、钻市场的空子、获取风险利润；立体的投机则是制造机会、操纵市场、兴风作浪、请君入瓮，无风险获取暴利。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竞争的负产品，并不排斥竞争，那么垄断的投机则使竞争不再充分，竞争的游戏规则不再有效。垄断支撑投机，投机强化垄断，从而使有钱投机的人获得更高暴利，没钱投机的人只能买高价房居住或在房贷的诱惑下成为房奴，从而使穷者越穷，而富者越富。从房地产泡沫可以看出：垄断与投机结伴的垄断投机，是促成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垄断投机与完全的市场经济不兼容。投资垄断和投机垄断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使价格背离价值，从中牟取暴利，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而投资垄断往往是通过投机垄断或变相的投机垄断来进行。要把股票正常交易、用脚投票同投机区别开来。如果不能像挤脓包一样地把投机行为从股市和期货交易中挤出去，那么就没有规范的股市和期货市场。一方面想要建立规范的股票市场，另一方面又容许投机行为存在，这本身是一种悖论；这个悖论不仅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而且也是造成中国股市好坏之争的根源。中国股票是否规范、要不要规范，不是以西方股市为模本，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说了算，而只能以规范经济学、规范的市场经济为标准。并不是只有计划经济才需要反投机，规范的市场经济更需要反投机。政府宏观调控同充分的自由竞争之所以不矛盾，就是因为前者可以抑制垄断投机，保护充分的自由竞争。通过反垄断与保护公平，政府宏观调控与自由竞争二者可以得到统一。所以政府宏观调控与自由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从充分的自由竞争就是反垄断来讲，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从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来讲，政府宏观调控就是保护公平竞争，而保护公平竞争就是保护自由竞争。保护竞争的公平性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功能与界线。
如果说，金融投机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则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只要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解析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无论是市场自发调节还是政府宏观调控，也解决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如果说，早在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本人即已发文指出，当时的金融危机虽非全球化的，然而是全球性的，其宣告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那么，此次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十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机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实际意义——美国的金融危机将通过其世界性的广泛而紧密的联系波及全球。这将标志着国际旧金融体系——以间接投融资（即李稻葵讲的美国人、美国企业、美国政府借钱消费、借钱投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苛延残喘十年后已走向全面崩溃；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把金融仅仅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属于配置经济学范式。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而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而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
找到了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下一步就是找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由于李稻葵并不能找到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所以他也就无法找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机遇。李稻葵：“我不同意美国的金融危机必然由中国或者外国人买单的这种说法……咱们算一笔账好了，美国的国债劵大概相当于美国GDP的35%，大概在6万亿美元左右。那么6万亿美元的国库券，对于美国这个大经济而言，从长远看，是美国所能支付得起的，并不是支付不起的。”③“我们每年生产出来的大量的产品是没有被我们的民众消费的，50%被民众消费了，剩下50%干什么去了呢？剩下50%里面43%是国内投资，7%去了国外，送给外国人消费了，外国人当然给我们美元、欧元了。现在国外危机来了，你这个7%的部分的量，肯定要缩水了。”④李稻葵这两句话存在着自相矛盾：既然美国能付得起我们的美元国债，我们的7%又怎么“缩水”、“送给外国人消费了”？既然我们的7%“缩水”以致“送给外国人消费了”，又怎么“从长远看，是美国所能支付得起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美国对美元国债理论上能还，实际上不能还；表面上能还，实际上赖账——通过“缩水”来赖账，这和不能“还”有什么区别？明明知道会缩水，会肉包子打狗“送给外国人消费”，还要以“美国所能支付得起的”为由继续买美元国债，不是替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又是什么？
李稻葵：“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还没有出现危机的是谁呢？就是政府，政府还没有危机。实事求是讲啊，美国政府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大政府，美国还是一个强国，现在还没有出现信用危机。现在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国会通过了法案，允许它把这个债务的上限提高，允许美国政府再发7000亿美元的债券，用来支撑，用来赎回这些呆账，事实上就是用美国的信用来弥补企业界和家庭的信用。”⑤物极必反、两极相逢，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抱薪救火为投机分子买单，由此引起了美国人民一次次的反弹与示威，最终酿成占领华尔街事件，整个事件以美国政府的暴力镇压而告终。这只能说明投机者、金融寡头已经绑架了美国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成为投机者、金融寡头的利益代表，并因此使自己站在广大美国普通百姓的对立面，怎么能说美国政府还没有危机呢？以反倾销为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次次通过法案，要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就是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缩水，达到变相赖账的目的，甚至有美国国会议员公开宣称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是可以不还，怎么能说美国的国家信用还没有危机呢？以开金融峰会制定国际金融规则为由，骗各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为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试图在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下用美国经济绑架全球经济，怎么能说美国的国家信用还没有危机呢？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后来的欧债危机，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美国这样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那么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信用、国家信用的破产也就是必然的。
李稻葵上述种种自相矛盾还是次要的，关键的是：不管美元国债能不能还，能不能还本付利保值，我们还有必要买吗？我认为，从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看，我们不应该拿中国的外汇储备去买美元国债，而应该拿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应结合产业升级，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前提下，增加进口，贬抑出口，把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转变为生产力。重点放在新农村建设，以增加就业、增加供给、贬抑物价，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目前如果是产能过剩造成通货膨胀，这时如果采取紧缩政策恐怕是背道而驰，结果适得其反。因为提高货币效率的根本途径，不是减少货币供给，而是增加产品供给。减少货币供给，最直接的办法是用两万亿外汇储备回收人民币；而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两万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建设的紧缺用品。路在脚下，钱在钱途。钱是祸还是福，在导不在堵。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抓住百年机遇，出手布局华尔街”⑥。用国家资金来炒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中投公司的美元本来就是来自用增发人民币收购进口企业美元而来，如果不能在实物进口上弥补市场空缺，将使国内通胀持续，使全体国民财富受损。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全体一致通过”的玩钱游戏。玩钱、投机，只会使原来的出口导向、掏空国内市场、货币虚高造成的通胀雪上加霜。
李稻葵：“面对如此重大的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和金融界最应该做的，并且应该马上做的是，积极主动出手，寻找投资机会，完成在美国主流金融机构战略布局的目标。……当前是投资美国金融机构的一个宝贵机遇”。⑦“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绝好机遇就在今天。……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实现国际化以后，其本土企业和机构的融资成本能够大幅降低，因为全球的投资者都更加关注当地的投资机会，由此导致的国际资本的涌入会为本土融资者提供更多资金选择。本土的融资者进而也顺理成章的规避了汇率风险……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另一好处，就是从根本上带动了本土金融服务业以及相关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另一个巨大好处就是使得本国政府能够更好地运用强大的资本市场，以此为本地的宏观经济稳定创造条件。”⑧“双轨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从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远远大于其弊端。”⑨李稻葵讲了这么多，可以归结成一句话：中国金融国际化利大于弊，中国金融国际化是美国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机遇。问题是：我国长期推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品出口国外掏空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对冲外汇的人民币留在国内，造成人民币外升内贬，国内通货膨胀，有哪个国家愿意把人民币作为硬通货？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前提是人民币币值稳定与汇率稳定，要求国内产品供应充足，减少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提高人民币货币效率与中国政府信誉度，为此必须改变目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代之以内需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李稻葵就金融谈金融，就金融国际化谈金融国际化，他的金融国际化主张停留在纯金融层面抽象推论和数据分析上，而不是把金融、金融国际化放在社会经济有机体中全面考察，这种线性思维方式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他的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国际化的主张和他的中国发展战略之间是一个悖论，以致在现实中不可操作。什么是金融？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把金融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把金融理解成可以从经济增长方式中抽象出来单独进行的资本经营的盈利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金融主要表现为直接投融资；资本运营作为一种增长方式，它的作用大小、怎样发挥离不开在整个经济增长方式中的定位。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定位：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基础，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中由资本运营主导、由间接投融资主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为了不使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资本运营不能离开知识运营、资产运营和产品运营，间接投融资只能依托直接投融资。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波及告诉我们：出口导向型经济靠不住，只有以国内市场为依托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金融国际化是利还是弊不能靠抽象推论，而应该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中，用五度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整体考察。只要思维方式正确，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机遇，既不是替美国人买单以“既要‘落人情’又要‘得实惠’”⑩，也不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抓住百年机遇，出手布局华尔街”，更不是“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绝好机遇就在今天”，而是让我们看清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内在必然性，看清了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用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为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建立我国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和李稻葵抽象推论的金融国际化的结论恰好是对立的。不能把我国经济增长的希望和命脉寄托在出口创汇、金融投机上，而应该把我国经济增长的希望和前途依托在开发国内市场、扶持国内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上。现有外汇储蓄最好的保值增值措施是国内大型基本建设投资，而不是购买美国外债和参与美国金融投机。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投机与投资不加区别、风险与收益划等号、赚钱与发展划等号的经济学。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西部牛仔精神就是冒险精神；这种精神在小商品生产时期也许能歪打正着、高歌猛进，但如果“与时俱进”地猛打猛撞、推广应用到全球化时代的金融领域，很可能造成全球化的经济灾难。虽然灾难过后，是加速新一轮的大鱼吃小鱼，这对于奉行狼性法则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讲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可以用“危机后面是机会”的陈词滥调来大吹大擂一番，但对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来讲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们把外汇储备拿去进口国内建设所需要的实物资产，而不是参与国际金融投机，那么人民币升值引起汇率变化并不会造成所储备的外汇缩水。外汇储备借给外国人搞金融投机，无异于肉包子打狗。所以，对于要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要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要蹚国际金融投机这个浑水。即使是借给外国政府或金融机构投资，在目前国内百废待兴、巨大的投资需求面前，其综合效益也远不如把钱放在国内投资。
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性二者并不矛盾，相辅相成；不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否认经济主体性。李稻葵：“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金融风暴来临之时，各国救市计划以中国外汇储备的贬值为代价。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不仅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新格局。”⑾问题是，在国际金融新格局建立起来之前，美国拥有金融霸主的地位，美元这一世界货币要印多印少、贬值增值都取决于美国政府。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逻辑与历史两方面都已证明，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各国救市计划以中国外汇储备的贬值为代价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也不是因为李稻葵先生一句“最不愿意看到”就会使美国政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避免发生的现象。把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希望寄托在美国政府在李稻葵们的道德呼唤感召下的良心发现不可能，寄托在国际金融新格局不现实；寄托在对外投资也是舍近求远、舍本求末。李稻葵：“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高达50%的国民储蓄率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告诉我们，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都将是世界最大的投资国，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体现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巨大规模。显而易见，全球金融的稳定对中国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也直接影响着中国自身金融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更直接关乎中国对外投资的保值增值。因此，全球金融稳定是中国在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谈判中最大的具体利益所在。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全世界各国应该是高度一致的。”⑿李稻葵在这里是把结论当前提：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所以中国有必要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因为中国有必要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所以全球金融稳定是中国在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谈判中最大的具体利益所在。李稻葵倒因为果的论证实际上是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作为预设前提，然后要中国自觉担当起世界金融危机消防队员的角色。这明显是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误导。首先李稻葵这种倒果为因论证的前提“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就不成立。中国自己国内的事情都没有办好，为什么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呢？中国为什么要在国际金融并不稳定的情况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呢？中国为什么不能等国际金融稳定的时候，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呢？中国为什么要先盲目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然后为了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自觉承担起世界金融危机消防队的角色呢？世界金融危机的产生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深刻的制度、体制根源，同时也是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惯用手段、索罗斯这样的金融投机大鳄套取全球金融资产的熟练手法，是我们中国自觉担当起消防队的角色就能消除得了的吗？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每几年爆发一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是必然的，要中国为了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自觉承担起世界金融危机消防队的角色，其后果只能是美国绑架中国，中国自作多情地甘愿受人绑架、自欺欺人地一次次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买单，从而掉进深不见底的陷阱而不可自拔。逻辑和实践两方面都已经充分证明，自由主义支配下投机猖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标本；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世界金融体系是不可能稳定的；在世界金融体系的根基并不牢固的情况下，要中国一厢情愿地为国际金融稳定做贡献是不现实的；仅靠中国“以新兴大国思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⒀，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峰会”就能够“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⒁，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国际主流经济学界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模式”，则只不过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名义套牢中国、攫取中国不可再生性资源、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国际大骗局。如果不能迅速果断采取措施终结这场骗局，最终结果不但拖垮现有中国经济，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全部送给美国，而且由于所形成的美国绑架中国的牢固模式，将殃及我们的后代，使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都要做牛做马为美国人花天酒地造成的金融危机买单。实践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在风云变幻、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十面埋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羊性和狼性不对称竞争的国际金融大环境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的后果，只能是使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被逐步冰雪消融，化为乌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列宁）这个论断后面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在核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直接表现范围受到限制，但帝国主义就是侵略掠夺这个本性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样没有改变。妄想通过几次国际金融峰会就可以根本改变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就可以制定出国际通行有效的金融国际化的游戏规则，并使国际金融垄断巨头自觉遵守这些游戏规则，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全面进军国际金融投资乃至投机，只能是与虎谋皮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外汇投资没有基本的保值增值保证的前提下，侈谈什么“外汇投资公司，类似于中央银行，对中央政府的贡献，体现在它对实现中央政府这一综合政治经济目标的贡献上，而不仅仅是多获得一些外汇的投资回报。”（P146）只能是花钱买喝彩，而且喝的是倒彩——用万亿美元的逐步蒸发来换取西方国家首脑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竖起大拇指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这样的“政治目标”的实现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感觉，恐怕不是高兴，而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陈。在中国已经买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国债、在美国金融危机时中国喊出“救美国也即救中国”的口号又慷慨大方出手相救增持美国国债达2万个亿的情况下，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主权纠纷中仍然总是站在日本菲律宾等资本主义国家一边对中国发难，说明虽然中国屡屡要求西方发达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是清楚的，在他们头脑中两大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是根深蒂固的，冷战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完全结束，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形态上与西方国家趋同、在经济全球化中自觉担任大国角色一掷千金慷慨解囊四处救火今天救美国明天救意大利后天救菲律宾就会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达到什么“综合政治经济目标”，只能是热脸贴着人家的冷屁股，最终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中国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那么首先要对中国人民的财富负责；如果真要使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那么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只能是把眼光放到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人民幸福为本的市场经济；所谓经济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就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包括就业问题、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社会对称发展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投资的充分性、有效性。内需不足，根本的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不是客观上投资需求不足，而是决策者头脑中投资需求不足。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承认：“中国的就业问题总量之大、矛盾之复杂是任何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供求缺口至少1千300万人。2005年底，国企失业人数超过200多万，今后三年还会有360多万国企人员、400多万集体企业人员进入失业大军。2006年有124万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1亿多农村劳动力闲置，到2008年城镇失业人口可能突破五千万人，农村突破二亿人”。按照海外专业人士的估计，目前中国城镇有15%的失业率、农村有30%的失业率。而中国的环保建设、基本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目前陷于一方面有大量人口没事干、另一方面有很多事没人干的悖境。走出这个悖境的关键，是使钱有事干——巨额的外汇储备与银行存款有有效的投资渠道。这就是投资需求，而且是巨大的投资需求。如果我们的近两万亿外汇储备和高达50%的国民储蓄率能有效花在再生型基本建设上，并通过其杠杆作用扶持全民创业工程，就业问题可解决；就业问题解决了，上述其它问题可迎刃而解。资本运作本来是促进生产要素的结合，使之转变为生产力。一个国家的政府，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直接投资增值、带动社会全面发展，还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投机或借给别人间接投资增值、赚更多的钱，不但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观、执政观，在实践中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决策者头脑中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观与正确的经济学范式是纲，上述问题是目；抓住了纲，纲举目张。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先进还是落后、发达还是发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过程中能否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能坚持自身的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趋利避害；如果不能坚持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个陷阱，一场灾难。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性，以知识主体性为主导、以金融主体性为核心、以资产主体性为途径、以产品主体性为归宿。金融的虚拟性、流动性、综合性特点，使之具有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所以，当我国讲大国思维、大国战略时，不要忘了金融安全——国内充分的直接投融资与稳定的币值、牢固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李稻葵：“中国经济内需不足，国内消费增长（2006年城镇消费增长率略高于GDP增长，但全国范围仍然落后于GDP增长）落后于生产能力增长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通货膨胀的危险不是首要的。事实上，通货膨胀水平略微上升从整体上看不是坏事，当然，相应的扶贫机制必须加强。”⒂我不明白，为什么李稻葵先生对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安全体系的建构如此热衷，对自己国内的金融安全、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却如此冷漠？难道美元是钱，老百姓口袋里的人民币就不是钱？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她）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她）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淘空，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国内金融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通胀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两极相逢，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搞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认为货币不断贬值、通货膨胀水平略微上升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是范式偏见。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货币逐步贬值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再生功能为主，货币逐步升值有利于经济发展。当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时，适度贬值（通货膨胀）有利于减少人们的财富持有量，促进节约，使社会有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投入生产，因而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当货币以再生为主要功能时，适度升值，有利于提高人们财富的持有量，促进消费，使社会有更多的可再生资源投入生产，因而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认为货币贬值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在知识经济时期已不合时宜。
配置 货币逐步贬值
金融和增 发展
长方式的
关系
再生 货币逐步升值
金融的逻辑模型Ⅲ
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货币逐步贬值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再生功能为主，货币逐步升值有利于经济发展。
李稻葵：“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本质是什么？是大量国民的储蓄与相对不足的资产供给这一对矛盾所产生的……高额储蓄加上资产供给的相对不足，导致大量货币以储蓄的形式停留在银行体系中，这就是中国流动性过剩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⒃“当今经济工作的核心是要迅速地扭转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要让他们对短期内的经济形势预期产生重要改变。如何改变短期内百姓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单靠传统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难以解决问题。中央和地方应积极采取特殊的措施，积极加以应对，其中楼市、车市及股市为三大核心。”⒄“给定扩大高质量资产的供给是解决流动性过剩、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实惠的根本出路，从当前来看，笔者认为三项具体的措施实为关键：其一是房地产……其二是债劵市场……其三是大力扩大股市规模。” ⒅我认为，高额储蓄与资产供给的相对不足并不是流动性过剩的“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甚至不是次核心、次本质的因素。所谓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生产性过剩”，“生产性过剩”的背后，是结构的失衡。因此所谓生产过剩，只不过是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此起彼伏都是经济结构失衡而自发调节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抽象的生产过剩或资产供给不足。从目前来看，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内需不足而不是资产供给不足，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而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例如，楼市只有在真正开发地产、挤掉泡沫、提高人的消费预期——消费信心指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经济的作用。房地产泡沫、空置房大量资金被占用、股市楼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比重，是降低人的消费预期、阻碍经济发展、造成结构失衡的罪魁祸首。高房价通过消费预期危机严重拉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高房价会促进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为幌子，为房地产涨价提供理论依据，只是一场经济骗局。放水养鱼、与民生息、藏富于民，开放二板三板市场，发展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才是消除老百姓消费预期危机的根本途径；停止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公共品产业化与高房价政策，才是与民生息的必要措施。
把房子当做资产必然导致投机，并导致房产泡沫，把房子鼓噪成可以保值增值的恒产，也是落后于时代的观念。在小农经济时代，财产、资产、生产无论是在外部形态上还是空间距离方面，都是一回事，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把房子定位于恒产比较容易理解。当今时代，财产、资产、生产不但在外部形态不同，而且空间位置分离，此时再用“恒产”来定位房产，恐怕有点过时。
财产固定 币值稳定
恒财产 财产稳定 收入稳定
价值稳定
恒资产：投资无风险，且收益稳定
恒产
产业模式不变 单位不变
恒生产 工作固定不变 分工不变
就业模式不变 专业不变
事业基础不变
恒产观念源自于小农经济时代，指的是农民有自己的一份产业，主要就是指的土地。在当今时代，如果恒产仅是指形态固定的财产，则是小农意识的回光返照。然而正是这种小农意识的回光返照，使拥有自己买的房子，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这种观念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不对称。小农时代工作生产在同一个地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恒财产”与“恒生产”是对称的；而现代人的工作与生活的流动性，决定了其恒产应该是财产价值的稳定性、资产收入的稳定性、事业发展的持续性。在当今时代去追求所谓的固定形态的“恒产”，只能使自己有限生命的大部分耗在交通工具上面。人的生命资源，无论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最宝贵的资源；这部分资源的浪费，是资源的最大浪费。对这部分资源的开发，是资源的最大开发，而开发的必要前提是改变人们 “房子是恒产”的传统观念，赋予新的内涵，把人的目标从买房子、财产固定改为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稳定的事业（创业与职业）基础，同时希望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不会贬值。可以说，中国人的真正的“恒产”目前绝大部分存在银行。在经济宏观化、市场立体化、资产资本化、人员流动化时代，中国政府应当负起使中国人民 的“恒产”保值增值的信托责任，而不是为了GDP数量增长而鼓动老百姓购置固定的财产，更不是采用使货币逐步贬值的办法，“逼迫”老百姓购置房产。
应该从保护人权的高度，保护中国人民真正的恒产——银行储蓄存款不被贬值。应该在全社会树立物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范围任何幅度的上涨都是不正当不合理不应该的主流观点，并把这种主流观点凝固成稳定的社会心理。这一方面可以成为上层货币政策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可造成公众舆论压力，使决策者不敢滥发货币。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广大人民不相信名义工资，让主流经济学“合理通胀论”见鬼去。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来经营，经营者可以竞聘上岗，但垄断利润属于国家。目前房地产属于垄断行业，本来就不可以民营。这样一可以避免价格虚高，二可以避免豆腐渣工程。所有国有国营企业，其财务必须向全民公开，受全民监督，真正体现国有就是全民所有，实现民有民营民享。国有企业产品价格要实行听证制度，而不是暗箱操作。垄断行业民营化，将是官商勾结、投机横行、合法牟取垄断暴利的沃土。要杜绝投机就必须把垄断行业收归国有国营。这是反对两极分化的必要措施，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税收政策对于杜绝非垄断投机虽有一定效果，但对于房地产这样的垄断行业，税收政策只是为投机披上合法外衣，而且最终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消费者买单，反而由此更进一步提高房产价格。通过货币逐步贬值房产相对逐步升值迫使中国老百姓把银行储蓄存款转变为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房地产收入，是自欺欺人。
所谓流动性过剩和“生产性过剩”问题还必须放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考察。在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得到统一，被称为金融 “三元悖论”。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流动性过剩”，形成储蓄率高、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从而产生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就是金融悖境。走出金融 “三元悖论”“二律背反”靠什么？靠创业工程。在投融资结构中，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直接投融资中，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而不仅是股市、楼市等资产投融资，更不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噪的，发展中小民营银行、扩大间接投融资。社会主义国家房子本来只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更不是投机品；把房子当做资产、房市当做资产市场会鼓励房产投机，造成对老百姓投资方向的误导；“房子是资产”、“房子是恒产”、“房价只升不降”、“房子是最好的增值品”的观念误区会由于大量投机演变成房市泡沫，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偏离正确轨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立体的价值经济不是片面的价格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结构是对称的，各个要素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以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为主导、直接投融资为主体、创业工程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与金融悖境，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才是我国大国思维、大国战略的真正出发点。
间接投融资
再生型
金融
创业型
直接投融资 配置型
圈钱型
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模型Ⅰ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金融体制改革 本
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金融政策与监控措施 末
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模型Ⅱ
新经济条件下，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用财政投融资引导社会直接投融资，用直接投融资引导间接投融资；用扶持创业引导就业，用增量带动存量，用增加供给带动增加需求，用货币逐步升值带动消费增加——用再生带动配置的金融结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里金融的最佳结构体现了金融的对称结构：以政府为主导，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以再生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因此，与李稻葵所谓美国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资本市场国际化的绝好机遇”⒆的大国战略相反，我认为我国真正的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就是应自觉顺应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一趋势，带头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包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要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经济，用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用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代替扶持圈钱型“直接投融资”，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银行的政策资源，转为扶持再生性创业工程；应该严格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严格禁止私人、民间、外资进入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但可以允许、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严格禁止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使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能够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要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真正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的防火墙。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样的战略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解力之外，当然也在以西方经济学为范式背景与理论基础的国内经济学家李稻葵先生的理解力之外。李稻葵总结出来的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金融的双向国际化，只看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横向必然性，看不到全球金融危机后面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纵深必然性——比横向必然性更深层次的必然性，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看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强调中国应有大国思维并抓住机会“走出去”时，缺乏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主体性的思考，缺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的思考，对帝国主义就是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乃至战争侵略的本性缺乏认识，对建构中国金融安全体系缺乏整体思考，其“大国思维”总体上是线性、单向性、非对称的；其“大国发展战略”既不能真正解决国内诸如外汇保值增值、“流动性过剩”、金融危机防范等问题，也不能对建构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贡献。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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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与改革路径：评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五）
[ 2014/07/04 22:01 | by admin ]
2014/07/04 22:01 | by admin ]
社会就是在杨小凯的“两难选择”不断解决、不对称向对称不断转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削足适履、因噎废食、或为了适应某种理论的要求和框架的需要而倒退的过程。
用杨小凯自己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就可以为前段所谓林毅夫和杨小凯的“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孰优孰劣的争论划上句号。
从边际效率的角度来看机制设计，企业“角点解”边际分析重要；从边际效益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制度设计更重要。因而制度决定决策机制，决策机制决定机制设计，机制设计决定“角点解”边际分析。离开了制度设计，谈机制设计是本末倒置。制度设计高于机制设计说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也是经济的一个环节。政治不在经济之外，政治就在经济之中；政府不在市场之外，政府就在市场之中；把政治和经济、政府和市场看成两张皮，只要自由市场不要政府调控、只要经济体制改革不要政治体制改革是错误的；把政治体制改革定位于模仿西方自由化也是错误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制度创新的过程。
杨小凯：“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抱着做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不要动不动就谈什么制度创新。” ⒂制度创新也属于创新的范畴。在杨小凯两大本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著作中，只有基于分工演进的技术熟练与技术进步，竟然没有专章谈到创新，更不用说什么知识经济。杨小凯整体否定创新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缺陷必然造成的——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对创新和知识经济做出统一的解释。这只能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仍然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经济形态意义上的创新，无法容纳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它们有不同的时代背景：西方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有不同的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知识经济学以对称平衡观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以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知识经济学以价值经济学为核心；西方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归宿，知识经济学以再生经济学为归宿。知识经济学属于对称经济学范式。现在的问题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然存在的。同样都是“西方先进的制度”，美国是两党制，日本、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我不知杨小凯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学习”的是哪一种？如果只学一种，是否也陷入“两难选择”？如果两者都学，是否要综合？如果要综合，是否自然而然会综合出新东西？如果会综合出新东西，是否就是制度创新？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在综合中扬弃，在扬弃中综合；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制度扬弃与制度融合。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经济政治资源分配问题相关的“两难冲突”（杨小凯）化解的过程，就是经济与政治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扬弃、融合、制度创新的结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立体的市场经济就是政治与经济对称的市场经济；政治与经济的对称集中体现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实践证明，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经济与经济危机。如果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微观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同宏观调控手段的不对称，那么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前段的自由化改革开放并未消除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源，相反由于在制造新的不对称，因而形成新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与泡沫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系统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也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社会形态。所以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扬弃是必然的，作为这种扬弃的结果的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也是必然的。所以制度创新并不神秘，学习过程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只不过这种制度创新不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单向度学习，而是通过制度转型和制度融合来实现。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因此把转型理解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转型，是线性思维方式支配下的线性发展观。
杨小凯：“一般的制度，它是不能由某个政府和个人来创新的。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一般你能够创造新制度就是中国人说的屁股指挥脑袋，受你的地位限制，但无意中产生的制度就不是代表你掌权人的利益。所以为什么哈耶克，我们经济学界很有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就说好制度是无意产生的，人设计的制度不是好制度，所以制度创新一定是创造一个坏制度，好制度都是没有人能设计，无意中产生的，所以西方的很多制度都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国与国竞争之间、在亡国的压力之下产生的，你就是去模仿，比较简单有效。” ⒃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学的实证性和主体性对立起来，用实证性来排斥主体性。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所以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容纳人的主体性；上面提到的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容纳企业文化和机会管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都是无法容纳人的主体性的具体表现。而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的实证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含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排斥主体性的结果，就是经济学理论脱离实际，并经常陷入悖论，使之成不了科学；其在历史观上的表现就是机械主义消极自发的历史观，既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又否认了历史发展的主体性。杨小凯在这里是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性和坏制度混为一谈，把主体性错位和主体性本身混为一谈。制度创新的主体性错位确实会导致坏制度，但不能由此否定制度创新的主体性本身。制度创新的主体性是社会主体性的组成部分，否认制度创新的主体性就是否定社会活动的主体性，否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由人的自觉活动组成而导致机械主义历史观。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关系。全球化金融危机中频频出现的“信心”、“预期”、“政府救市”等字眼，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及价格经济学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破产。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同样，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改革的主体与客体必须对称。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称，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应该由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自己否定自己的利益，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会走样变调、走向政策制定初衷的反面，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的悖境，但不能由此否定改革的主体性。改革固然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否定。要使深化改革能顺利进行而不被扭曲变样，唯一的办法是使邓小平“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思想转变为改革的根本方针，从指导思想、根本制度入手，重新设计改革方案。其中最根本的是进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用“外部力量”——非既得利益者的力量来催化改革，剥夺既得利益者非法的既得利益，清算“原罪”（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官倒”、行贿受贿、不当竞争、走私、贩毒、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内线交易、投机垄断炒作哄抬物价、不顾工人死活并拖欠赖工资的血汗工厂等非法手段掘得“第一桶金”的积累原始资本行为。这个概念目前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广泛流行，说明了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的根源，也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不是向资本主义过渡；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合法致富，合法先富，“资本原始积累”与市场无政府主义的完全竞争不得人心），才能使改革走上正轨，并健康发展。改革的主体性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扭曲；正确定位的改革的主体性是改革作为系统工程的必要坏节，是改革顺利进行绕不过去的“坎”。渐进性改革策略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渐进性改革”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及所造成的副作用，必须在进一步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消除。像杨小凯主张的，不要改革的主体是不现实的。试问西方哪个民主国家的制度不是人来自觉设计的？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1787年主持了制宪会议制定了现在的美国宪法。美国奴隶制以及后来美国歧视黑人制度的消灭，都不是社会在发展中无意产生的，而是自由、公平与正义的道德要求。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一直把废除奴隶制当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四年美国南北战争、林肯的北军战胜了南军才最终废除了美国的奴隶制。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黑人非暴力维权运动才使《民权法》和《选举权法》等一系列法令和法规颁布，使得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制被废除。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通过主体的自觉活动来实现；任何好的制度，都要人来设计，人来制定，人来贯彻执行。杨小凯从“西方的很多制度都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得出“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结论，犯了从或然性的前提得出必然性结论的逻辑错误；而且也不符合事实，我相信西方没有一个制度“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杨小凯有这样的错觉完全是西方实证经济学的范式偏见在社会历史观上的显现。同时杨小凯关于“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结论也和他关于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的主张相悖⒄——试问“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要不要靠人来自觉进行？是否也可以在无意中产生？
杨小凯：“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和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⒅这就是杨小凯著名的“后发劣势论”，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在通过“机会主义”经济手段带来经济短期发展的同时，会使这种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而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经济的长期发展。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和国家机会主义划等号，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稳定的经济职能和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划等号，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稳定的经济职能和限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划等号，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稳定的经济职能看成是转轨国家由于“渐进式”改革没有先通过激进的“宪政改革”而形成的后发劣势，是杨小凯“后发劣势论”的基本思路。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看成是市场经济的累赘与阻碍社会前进的历史包袱，是市场经济的外部性，是一开始改革开放就必须先通过激进的“宪政改革”割掉的“毒瘤”，是以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参照得出来的结论，同时也是他的超边际分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要求——他无法对政府的经济职能进行“角点解”边际分析，正好像他无法对企业文化和机会管理进行“角点解”边际分析一样，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给政府的经济职能合理定位。这说明：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只能分析平面的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对于立体的市场经济和企业全面管理无能为力。这只能使他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与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脱节。对称经济发展观是立体发展观。从小商品经济向工业经济再向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向立体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逐步由市场的旁观者向规则的制定者再到市场的参与者转变。政府成为经济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救市买单，是经济行为由民间上升到政府的标志，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多元化之间的不对称迫使政府成为经济主体的标志。如果说，金融危机从宏观层面宣告了市场的立体化，那么当前普遍存在的“山寨现象”则从微观层面说明市场不再平面。“山寨现象”，一方面说明民间存在巨大的创业热情与冲动，另一方面“山寨”产品的大量假冒伪劣与侵权现象说明民间的这种创业热情如无政府的规范与引导将是对真正的创新=创造=创业活动的破坏，从而造成对市场秩序、对生产力的破坏。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创新是创业的市场“准入”，无创新将无真正的创业，小生产时期纯粹的、可以放任自由的民间创业活动已风光不再，产品的知识层次与立体化要求市场的立体化，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应被扬弃，任何现实的生产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宏观与微观相互碰撞、政府与民间相互协调的结果。金融危机从宏观层面、“山寨现象”从微观层面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微观的改革开放是宏观转型的基础，宏观的转型是微观的改革开放的主导。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是向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而是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此次源于西方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及西方国家采取的应急措施说明：资本主义与传统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二者都在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但传统社会主义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有先天的优势：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需要强有力政府的强力建构、控制与推行，其中就包括国有企业对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特殊行业的垄断。同时，金融危机及中国的经济现状也说明，完善的市场体制没有宏观调控不行，宏观调控没有廉洁高效的政府不行，廉洁高效的政府没有民主与法制不行，民主与法制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行。无论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经济的结构还是改革本身的逻辑，政治体制改革——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应该迫切摆上议事日程，这同样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对称造成的后果：官商勾结、腐败横行；贫富两极分化并导致人格两极分化，出现大量的弱势群体；裁判员也是运动员。“运动员”当“裁判员”造成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不对称。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从不对称到对称推移的结果，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是对称的发展过程，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由于腐败与分配不公，败坏了社会风气，挫伤了人的积极性，降低了人的素质，损害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不对称滋生出GDP增长同人的发展不对称、客体与主体的不对称，将造成社会不安定，从而不能实现对称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宏观调控和经济自由发展是对称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宏观调控是对称的。社会就是在杨小凯的“两难选择”不断解决、不对称向对称不断转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削足适履、因噎废食、或为了适应某种理论的要求和框架的需要而倒退的过程。
杨小凯：“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渐进主义与相应的双轨制导致的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Roland,2000;Cheung,1996）。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的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宪政秩序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双轨制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它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确定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折中并不容易……这种转轨要求主要参与者通过休克的方式放弃旧的游戏规则来建立起可信的承诺。”⒆“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官商勾结、腐败，这个东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⒇杨小凯在这里是根据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和价格经济学把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改革路线等同于“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过程，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政府宏观调控和民间自由市场的同时存在称为“双轨制”，然后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和国家机会主义、官商勾结、腐败混为一谈。这是杨小凯把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划等号，以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为出发点并运用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考察我国转型经济得出的错误结论。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改革路线不同于“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反腐败、剥夺既得利益者不当利益的过程。剥夺计划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和计划体制挂钩然而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权力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平稳收买”，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可以实现，任何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即使想阻挡也阻挡不住。张五常等人主张的所谓通过“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以降低改革阻力的自作聪明的馊主意，既没有被任何决策者采纳，也没有得到合法合理、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地推行；任何人想借改革之机利用权力直接间接巧立名目掠夺国有资产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必须有几个抓几个。今天没有被清算不等于永远不会被清算；权力寻租行为不可能因为贴上“改革”的标签就会变成合法。杨小凯把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应用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图就是“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过程，并因而主张激进式宪政改革的“休克疗法”，只能是无的放矢，跟风车作战。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的本质区别，恰恰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是国家机会主义，像美国政府平常对愈演愈烈的金融投机撒手不管，到了酿成金融危机时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市，为投机者擦屁股，并要求各国政府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就是典型的国家机会主义。政府宏观调控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的稳定的环节；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法制政策不健全导致的官商勾结和腐败，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本身没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从现象上看，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在实际操作中诸如项目承包、质量验收、土地资产拍卖等环节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可能，但完全可以通过机制设计来预先控制，通过制度反腐来事后补救。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法制政策不健全导致的官商勾结和腐败，为通过机制设计、制度反腐来控制提供了必要性；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国家机器，为通过机制设计、制度反腐来控制提供了可能性。所谓转型，就在制度、机制和经济发展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中，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不是由渐进式改革造成的“双轨制”，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是要把政府定位于市场经济的主体，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对称，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加强法制、健全法治、堵塞机制漏洞，严密控制腐败的产生和蔓延，纠正政府不守信和机会主义倾向，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职责和功能。杨小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把国家机会主义看成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本质，把腐败看成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本质特征，是其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偏见使然，同时也和他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理论相悖。根据杨小凯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现象都能够用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如果这样，国家作为经济主体是宏观经济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由此带来的官商勾结和腐败的蔓延以及政府不守信等现象可以看成是与此分工相应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要解决这个“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的办法，不是因噎废食减少甚至取消分工，而是在承认“分工与专业化加深”有必然性的前提下，另外再想办法减少交易成本。“分工与专业化加深”在前，想办法减少交易成本在后；国家成为经济主体，作为宏观经济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前，相应的防治腐败、制衡政府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后。根据杨小凯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我们也就可以得出经济体制改革在前，政治体制改革在后的“渐进式”改革为优的结论。虽然政治体制改革操作时间上在后，但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逻辑上在先。人需要两条腿走路，但人用两条腿走路时必须一脚前一脚后，不能两只脚同时跨出。在“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中，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实际上自始至终是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的，因而是对称的。用杨小凯自己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就可以为前段所谓林毅夫和杨小凯的“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孰优孰劣的争论划上句号。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size][/color]
用杨小凯自己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就可以为前段所谓林毅夫和杨小凯的“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孰优孰劣的争论划上句号。
从边际效率的角度来看机制设计，企业“角点解”边际分析重要；从边际效益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制度设计更重要。因而制度决定决策机制，决策机制决定机制设计，机制设计决定“角点解”边际分析。离开了制度设计，谈机制设计是本末倒置。制度设计高于机制设计说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也是经济的一个环节。政治不在经济之外，政治就在经济之中；政府不在市场之外，政府就在市场之中；把政治和经济、政府和市场看成两张皮，只要自由市场不要政府调控、只要经济体制改革不要政治体制改革是错误的；把政治体制改革定位于模仿西方自由化也是错误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制度创新的过程。
杨小凯：“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抱着做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不要动不动就谈什么制度创新。” ⒂制度创新也属于创新的范畴。在杨小凯两大本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著作中，只有基于分工演进的技术熟练与技术进步，竟然没有专章谈到创新，更不用说什么知识经济。杨小凯整体否定创新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缺陷必然造成的——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对创新和知识经济做出统一的解释。这只能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仍然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经济形态意义上的创新，无法容纳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它们有不同的时代背景：西方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有不同的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知识经济学以对称平衡观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以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知识经济学以价值经济学为核心；西方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归宿，知识经济学以再生经济学为归宿。知识经济学属于对称经济学范式。现在的问题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然存在的。同样都是“西方先进的制度”，美国是两党制，日本、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我不知杨小凯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学习”的是哪一种？如果只学一种，是否也陷入“两难选择”？如果两者都学，是否要综合？如果要综合，是否自然而然会综合出新东西？如果会综合出新东西，是否就是制度创新？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在综合中扬弃，在扬弃中综合；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制度扬弃与制度融合。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经济政治资源分配问题相关的“两难冲突”（杨小凯）化解的过程，就是经济与政治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扬弃、融合、制度创新的结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立体的市场经济就是政治与经济对称的市场经济；政治与经济的对称集中体现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实践证明，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经济与经济危机。如果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微观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同宏观调控手段的不对称，那么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前段的自由化改革开放并未消除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源，相反由于在制造新的不对称，因而形成新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与泡沫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系统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也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社会形态。所以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扬弃是必然的，作为这种扬弃的结果的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也是必然的。所以制度创新并不神秘，学习过程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只不过这种制度创新不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单向度学习，而是通过制度转型和制度融合来实现。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因此把转型理解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转型，是线性思维方式支配下的线性发展观。
杨小凯：“一般的制度，它是不能由某个政府和个人来创新的。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一般你能够创造新制度就是中国人说的屁股指挥脑袋，受你的地位限制，但无意中产生的制度就不是代表你掌权人的利益。所以为什么哈耶克，我们经济学界很有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就说好制度是无意产生的，人设计的制度不是好制度，所以制度创新一定是创造一个坏制度，好制度都是没有人能设计，无意中产生的，所以西方的很多制度都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国与国竞争之间、在亡国的压力之下产生的，你就是去模仿，比较简单有效。” ⒃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学的实证性和主体性对立起来，用实证性来排斥主体性。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所以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容纳人的主体性；上面提到的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容纳企业文化和机会管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都是无法容纳人的主体性的具体表现。而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的实证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含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排斥主体性的结果，就是经济学理论脱离实际，并经常陷入悖论，使之成不了科学；其在历史观上的表现就是机械主义消极自发的历史观，既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又否认了历史发展的主体性。杨小凯在这里是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性和坏制度混为一谈，把主体性错位和主体性本身混为一谈。制度创新的主体性错位确实会导致坏制度，但不能由此否定制度创新的主体性本身。制度创新的主体性是社会主体性的组成部分，否认制度创新的主体性就是否定社会活动的主体性，否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由人的自觉活动组成而导致机械主义历史观。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关系。全球化金融危机中频频出现的“信心”、“预期”、“政府救市”等字眼，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及价格经济学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破产。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同样，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改革的主体与客体必须对称。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称，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应该由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自己否定自己的利益，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会走样变调、走向政策制定初衷的反面，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的悖境，但不能由此否定改革的主体性。改革固然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否定。要使深化改革能顺利进行而不被扭曲变样，唯一的办法是使邓小平“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思想转变为改革的根本方针，从指导思想、根本制度入手，重新设计改革方案。其中最根本的是进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用“外部力量”——非既得利益者的力量来催化改革，剥夺既得利益者非法的既得利益，清算“原罪”（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官倒”、行贿受贿、不当竞争、走私、贩毒、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内线交易、投机垄断炒作哄抬物价、不顾工人死活并拖欠赖工资的血汗工厂等非法手段掘得“第一桶金”的积累原始资本行为。这个概念目前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广泛流行，说明了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的根源，也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不是向资本主义过渡；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合法致富，合法先富，“资本原始积累”与市场无政府主义的完全竞争不得人心），才能使改革走上正轨，并健康发展。改革的主体性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扭曲；正确定位的改革的主体性是改革作为系统工程的必要坏节，是改革顺利进行绕不过去的“坎”。渐进性改革策略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渐进性改革”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及所造成的副作用，必须在进一步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消除。像杨小凯主张的，不要改革的主体是不现实的。试问西方哪个民主国家的制度不是人来自觉设计的？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1787年主持了制宪会议制定了现在的美国宪法。美国奴隶制以及后来美国歧视黑人制度的消灭，都不是社会在发展中无意产生的，而是自由、公平与正义的道德要求。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一直把废除奴隶制当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四年美国南北战争、林肯的北军战胜了南军才最终废除了美国的奴隶制。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黑人非暴力维权运动才使《民权法》和《选举权法》等一系列法令和法规颁布，使得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制被废除。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通过主体的自觉活动来实现；任何好的制度，都要人来设计，人来制定，人来贯彻执行。杨小凯从“西方的很多制度都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得出“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结论，犯了从或然性的前提得出必然性结论的逻辑错误；而且也不符合事实，我相信西方没有一个制度“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杨小凯有这样的错觉完全是西方实证经济学的范式偏见在社会历史观上的显现。同时杨小凯关于“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结论也和他关于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的主张相悖⒄——试问“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要不要靠人来自觉进行？是否也可以在无意中产生？
杨小凯：“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和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⒅这就是杨小凯著名的“后发劣势论”，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在通过“机会主义”经济手段带来经济短期发展的同时，会使这种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而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经济的长期发展。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和国家机会主义划等号，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稳定的经济职能和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划等号，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稳定的经济职能和限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划等号，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稳定的经济职能看成是转轨国家由于“渐进式”改革没有先通过激进的“宪政改革”而形成的后发劣势，是杨小凯“后发劣势论”的基本思路。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看成是市场经济的累赘与阻碍社会前进的历史包袱，是市场经济的外部性，是一开始改革开放就必须先通过激进的“宪政改革”割掉的“毒瘤”，是以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参照得出来的结论，同时也是他的超边际分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要求——他无法对政府的经济职能进行“角点解”边际分析，正好像他无法对企业文化和机会管理进行“角点解”边际分析一样，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给政府的经济职能合理定位。这说明：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只能分析平面的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对于立体的市场经济和企业全面管理无能为力。这只能使他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与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脱节。对称经济发展观是立体发展观。从小商品经济向工业经济再向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向立体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逐步由市场的旁观者向规则的制定者再到市场的参与者转变。政府成为经济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救市买单，是经济行为由民间上升到政府的标志，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多元化之间的不对称迫使政府成为经济主体的标志。如果说，金融危机从宏观层面宣告了市场的立体化，那么当前普遍存在的“山寨现象”则从微观层面说明市场不再平面。“山寨现象”，一方面说明民间存在巨大的创业热情与冲动，另一方面“山寨”产品的大量假冒伪劣与侵权现象说明民间的这种创业热情如无政府的规范与引导将是对真正的创新=创造=创业活动的破坏，从而造成对市场秩序、对生产力的破坏。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创新是创业的市场“准入”，无创新将无真正的创业，小生产时期纯粹的、可以放任自由的民间创业活动已风光不再，产品的知识层次与立体化要求市场的立体化，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应被扬弃，任何现实的生产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宏观与微观相互碰撞、政府与民间相互协调的结果。金融危机从宏观层面、“山寨现象”从微观层面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微观的改革开放是宏观转型的基础，宏观的转型是微观的改革开放的主导。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是向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而是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此次源于西方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及西方国家采取的应急措施说明：资本主义与传统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二者都在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但传统社会主义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有先天的优势：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需要强有力政府的强力建构、控制与推行，其中就包括国有企业对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特殊行业的垄断。同时，金融危机及中国的经济现状也说明，完善的市场体制没有宏观调控不行，宏观调控没有廉洁高效的政府不行，廉洁高效的政府没有民主与法制不行，民主与法制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行。无论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经济的结构还是改革本身的逻辑，政治体制改革——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应该迫切摆上议事日程，这同样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对称造成的后果：官商勾结、腐败横行；贫富两极分化并导致人格两极分化，出现大量的弱势群体；裁判员也是运动员。“运动员”当“裁判员”造成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不对称。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从不对称到对称推移的结果，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是对称的发展过程，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由于腐败与分配不公，败坏了社会风气，挫伤了人的积极性，降低了人的素质，损害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不对称滋生出GDP增长同人的发展不对称、客体与主体的不对称，将造成社会不安定，从而不能实现对称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宏观调控和经济自由发展是对称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宏观调控是对称的。社会就是在杨小凯的“两难选择”不断解决、不对称向对称不断转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削足适履、因噎废食、或为了适应某种理论的要求和框架的需要而倒退的过程。
杨小凯：“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渐进主义与相应的双轨制导致的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Roland,2000;Cheung,1996）。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的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宪政秩序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双轨制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它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确定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折中并不容易……这种转轨要求主要参与者通过休克的方式放弃旧的游戏规则来建立起可信的承诺。”⒆“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官商勾结、腐败，这个东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⒇杨小凯在这里是根据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和价格经济学把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改革路线等同于“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过程，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政府宏观调控和民间自由市场的同时存在称为“双轨制”，然后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和国家机会主义、官商勾结、腐败混为一谈。这是杨小凯把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划等号，以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为出发点并运用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考察我国转型经济得出的错误结论。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改革路线不同于“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反腐败、剥夺既得利益者不当利益的过程。剥夺计划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和计划体制挂钩然而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权力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平稳收买”，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可以实现，任何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即使想阻挡也阻挡不住。张五常等人主张的所谓通过“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以降低改革阻力的自作聪明的馊主意，既没有被任何决策者采纳，也没有得到合法合理、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地推行；任何人想借改革之机利用权力直接间接巧立名目掠夺国有资产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必须有几个抓几个。今天没有被清算不等于永远不会被清算；权力寻租行为不可能因为贴上“改革”的标签就会变成合法。杨小凯把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应用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图就是“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过程，并因而主张激进式宪政改革的“休克疗法”，只能是无的放矢，跟风车作战。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的本质区别，恰恰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是国家机会主义，像美国政府平常对愈演愈烈的金融投机撒手不管，到了酿成金融危机时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市，为投机者擦屁股，并要求各国政府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就是典型的国家机会主义。政府宏观调控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的稳定的环节；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法制政策不健全导致的官商勾结和腐败，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本身没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从现象上看，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在实际操作中诸如项目承包、质量验收、土地资产拍卖等环节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可能，但完全可以通过机制设计来预先控制，通过制度反腐来事后补救。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法制政策不健全导致的官商勾结和腐败，为通过机制设计、制度反腐来控制提供了必要性；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国家机器，为通过机制设计、制度反腐来控制提供了可能性。所谓转型，就在制度、机制和经济发展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中，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不是由渐进式改革造成的“双轨制”，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是要把政府定位于市场经济的主体，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对称，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加强法制、健全法治、堵塞机制漏洞，严密控制腐败的产生和蔓延，纠正政府不守信和机会主义倾向，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职责和功能。杨小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把国家机会主义看成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本质，把腐败看成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本质特征，是其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偏见使然，同时也和他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理论相悖。根据杨小凯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现象都能够用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如果这样，国家作为经济主体是宏观经济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由此带来的官商勾结和腐败的蔓延以及政府不守信等现象可以看成是与此分工相应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要解决这个“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的办法，不是因噎废食减少甚至取消分工，而是在承认“分工与专业化加深”有必然性的前提下，另外再想办法减少交易成本。“分工与专业化加深”在前，想办法减少交易成本在后；国家成为经济主体，作为宏观经济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前，相应的防治腐败、制衡政府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后。根据杨小凯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我们也就可以得出经济体制改革在前，政治体制改革在后的“渐进式”改革为优的结论。虽然政治体制改革操作时间上在后，但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逻辑上在先。人需要两条腿走路，但人用两条腿走路时必须一脚前一脚后，不能两只脚同时跨出。在“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中，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实际上自始至终是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的，因而是对称的。用杨小凯自己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就可以为前段所谓林毅夫和杨小凯的“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孰优孰劣的争论划上句号。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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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效益分析”与“边际效率分析”:评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四）
[ 2014/06/27 23:27 | by admin ]
2014/06/27 23:27 | by admin ]
只有在价值经济学的基础上，“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用分析”这三个概念才能得到明确的分离，各自得到准确的定位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就是概念从模糊到精确的发展过程。正好像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我们应该从“博弈”中分离出“对策”，随着人类经济实践的发展，我们也应该从“边际效率分析”中分离出“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益分析”与“边际效率分析”的区别：前者是对称分析，后者是线性分析；前者是价值分析，后者是价格分析。二者既不等同，也不等比，有时还会成反比；如我国的教育产业化政策，遵循的就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学校和老师的收入提高了，国家教育投入的压力减轻了，然而学生的整体素质、特别是创新能力却降低了，国民创新体系受到严重冲击——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国民创新体系与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教育产业化体系是此消彼长的关系。但目前“边际效率”、“边际效益”、“边际效用”是经济学界用得非常混乱的概念；有时通用，有时分别指生产和消费；分别指生产消费时，用法也不固定。但总体上都是指边际效率，即使是指消费效用也是最终还原到成本利润的边际分析。因此，现有的所有边际分析，包括“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用分析”，也包括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实质上都是“边际效率分析”。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经济学，价值为价格服务，价格就是价值，有奶便是妈，有钱就是娘，效率就是效益，赚钱就是硬道理，所以在西方经济学中没有什么价值和价格、效益和效率的区别，所谓的边际效益分析和边际效率分析是一回事，边际效益分析归结为边际效率分析。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所谓边际分析，就是研究劳动时间与其他生产要素、产品与中间产品等的数量在边际上增减的收益与成本，这里的“收益”是指利润，所以现在通行的边际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论，理论范式是价格经济学。所谓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就是把效用、消费偏好、分工、产品的种类、厂商的数量、交易费用、经济规模、经济网络、组织的内生决定与演化、商业周期、城市的形成等全部纳入分析框架的边际分析方法。超边际分析也是边际分析，只不过分析的范围不同——所谓“超边际分析”实际上就是扩大了传统边际分析的范围，但并没有超出传统边际分析的范式框架与思维方式——一般均衡论与价格经济学的范式框架和形式化的线性思维方式，也不能走出一般均衡论与价格经济学的范式局限——违背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是：价值机制而非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价格机制只是价值机制的局部表现；因此是价格为价值服务而不是相反。由于违背实际，所以建立在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边际分析、超边际分析只能产生、不能解决“价值悖论”与“财富悖论”。所谓“价值悖论”，就是钻石对于人类维持生存没有任何价值，然而其市场价值非常高；相反，水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其市场价值却非常低，这种强烈的反差就构成了这个悖论。对此边际效用理论认为，商品的需求价格不是由商品的总效用而是由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决定价值的是效率以及决定效率的工具、劳力与资源。钻石边际效用很大，消费者愿意以较多的价格购买；而水虽然是人的生命不可缺少的，给人带来极高的效用，但由于世界上水的数量很多，增加一个单位的水给人们增加的效用就很低了，即水的边际效用很低，所以水的价格自然也就很低了。我认为，建立在价格理论基础上的边际效用理论、边际分析与超边际分析没有也不可能解决“价值悖论”。人类从月球上取回一块石头，其效率不会高于人类得到一块同等重量的钻石，但它的一般市场价格——个人收藏或使用价值绝对要低于同等重量的钻石；然而它在科学研究上的价值——对于人类的使用价值绝对要高于同等重量的钻石。“大海捞针”其效率要低于人类得到与这颗“针”同等重量的钻石，但从大海捞起来的这颗针的使用价值与市场价格绝对要低于同等分量的钻石。人的分工不一定都由用钱来计算的效用最大化决定。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说发现一个事物的原因比当波斯人的王还好。有人皓首穷经，一辈子追求科学上的新发现，而个人所得无几；这样的人追求的是自我实现带来的精神上的充实与心理上的满足，因此也没有违背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这种精神上的追求也同样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分工明确、专业精细的科学家队伍的形成、科学家对国家的奉献精神及由此带来的一个国家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富裕程度的不同，恐怕不能用科学家个人的收益与成本的边际分析来解释，与建立在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超边际分析”也同样是风马牛不相及。二战前后日本的比较优势与富裕就是这样形成的；虽然日本的资本比较雄厚，但日本的资源非常贫乏，日本科学家的奉献与团队精神（分工与合作精神。没有合作，分工的意义等于零。把分工和合作最佳统一起来的，靠的是团队精神）好像与资本和资源都没有太大的关联。分工离不开合作，分工与合作离不开管理，而管理不仅仅是“协调”（杨小凯）或分工自身的“内生演进”（杨小凯），而是形成企业系统；企业系统不仅具有大于各部分功能总和的系统功能，而且具有不可还原、不可替代、无法量化的“系统质”。企业系统质、人的素质、奉献与团队精神、国家与民族的凝聚力及由此形成的生产力，恐怕是超边际分析的数学模型无能为力也无法解释的——能够用数学模型形式化的，只能是可以量化的东西，而无法量化的东西，根本无法形式化。超边际分析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简单模式，但不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复杂模式；随着文化管理、知识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比重越来越高，企业的有机性越来越强，企业分工与专业化的模式、经济规模与规模经济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不可量化的因素在企业发展、效益提高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这是在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中现代企业管理缺位的根本原因。
价格经济学在微观经济领域只有近似的真理性，把其当作绝对真理就是大错特错；能够成为绝对真理的，只能是价值经济学。所谓价值经济学，就是以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价值经济学中，产品的本质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价值。使用价值的价格由使用价值的量决定，使用价值的量由稀缺度决定，稀缺度由供求关系决定，供求关系由主客体关系决定。在知识经济时代，主客体关系由效益决定；而这里的效益不是指利润，而是指满足人的需求程度。人的需求，既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需求。因此，使用价值是实体、属性、关系的统一。关系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用主客体关系定位价值的价值经济学、建立在价值经济学基础上的边际效益分析可以解决“价值悖论”。水虽然整体上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水总体上对于人类有很高的价值，但由于水整体上不稀缺，所以某一部分的水价格不高；某一部分的水价格不高是由某一部分的水价值不高决定的，和水总体上对于人类有很高的价值并不冲突。但如果在特定环境下（比如沙漠），人快要渴死时，那么特定的水对于人的价值就很高，它的价值和这个快要渴死的人身价成正比，也即这个人的身价有多高，那么这部分水的价格就可以有多高。同样，在正常环境下，因为钻石比某部分水要稀缺得多，所以钻石的使用价值要比某部分水大的多；此时钻石的价格大于某部分水，就是此时钻石的价值大于某部分水的反映。但如果在特定环境下（比如沙漠），人快要渴死时，那么钻石的价值就远远不如水对于此人的价值，钻石的价格也远远不如水的价格。这里，整体的水和人类之间、一般环境下某部分水和某部分人之间、特殊环境下某部分水和某部分人之间、一般环境下钻石和一般的人之间、特殊环境下钻石和特殊的人之间的价值关系是不同的，由不同的价值决定不同的价格是正常的；由主客体具体关系形成的价值是具体的，水的价值是大是小、钻石的价值是大是小，由此决定的价格孰大孰小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要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所谓的“价值悖论”就会被化解。这才是真正的“超边际分析”——建立在价值经济学基础上的“超边际效益分析”；而建立在客体和客体之间一般均衡与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所谓“超边际分析”则不可能具体分析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所以也就无法化解上述“价值悖论”。“财富悖论”也一样：如果这边以满足感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水准，那边以金钱作为衡量社会——福利的标准，那么就会出现“财富悖论”。“财富悖论”的根源在于“价格经济学悖论”。如果以满足感而不是以货币收入作为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标准，那么就要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作为经济学的核心机制，由此价格经济学范式就要转变。如果说，西方价格经济学的范式要求边际效率分析，那么幸福经济学范式则要求边际效益分析。特别是要建立经济学帝国，要使经济学成为充分利用生命的艺术，就只能用边际效益分析代替边际效率分析。要建立幸福经济学，用精确的数字方法则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人的幸福感是根本不能计算的；如果要使人的幸福感能得以准确评价，唯一的办法是定性的结构分析，而定量的模型分析根本帮不上忙。这就是对象和方法的对称。对于传统经济，精确的数理模型分析工具固然有近似的性质，但靠直觉建立起来的定性分析的结构性模型反映经济本质与规律会更准确。当然，这里的结构分析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对称逻辑的全息结构分析。“价值悖论”、“财富悖论”的产生与化解，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悖论与化解，经济学与管理学、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的脱节与统一说明，必须用价值经济学代替价格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核心，用“边际效益分析”代替“边际效率分析”作为边际分析的总体方法，把“边际效率分析”纳入“边际效益分析”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因此“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用分析”都必须建立在价值经济学的基础上。也只有在价值经济学的基础上，“边际效益分析”、“边际效率分析”、“边际效用分析”这三个概念才能得到明确的分离，各自得到准确的定位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这需要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形式化的思维方式和复杂经济现象之间的不对称是产生概念混乱、实践困惑的根源；只要抛弃形式化的思维方式，严格区分这三个概念，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环境中用对称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客体价值关系，那么边际效益递减还是边际效益递增、边际效率递减还是边际效率递增、边际效用递减还是边际效用递增、边际报酬递减还是边际报酬递增等长久困扰经济学界的疑难问题就将迎刃而解。
价值是相对的。鲁迅先生说，同样一部《红楼梦》，在不同的人的眼光里有不同的价值：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性别在不同的人那里，价值也不同。贾宝玉：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必得两个女儿伴着我读书，我方能认得字，心里也明白，不然我自己心里糊涂。……
天生人为万物之灵，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
不管怎么说，还是价值决定价格。宝钗：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
那宝玉有用吗？不见得！宝玉问黛玉：“可也有玉没有？” 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故问我有也无，因答道：“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宝玉听了，登时发作起痴狂病来，摘下那玉，就狠命摔去，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呢！我也不要这劳什子了！”在宝玉心中，宝玉无价（没有价值），弃如敝履！吓的众人一拥争去拾玉。
出身高贵比出身寒门好吗？不见得！看宝玉怎么说：“天下竟有这等人物！如今看来，我竟成了泥猪癞狗了。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出身高贵的贾宝玉遇到出身寒门的秦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发出如此感慨。
按理说，贾宝玉如此性情中人，应该很忠于感情吧！不见得！宝玉道：“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誓。” 林黛玉道：“你也不用说誓，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贾宝玉也是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的料，算是被林妹妹看透了！不过虽然喜新厌旧是人的本能，但家庭稳定的边际效益还是大于见异思迁。
不过合有合的好处，分有分的价值。“虽不曾会面，然一个在潇湘馆临风洒泪，一个在怡红院对月长吁，却不是人居两地，情发一心！”贾宝玉与林黛玉闹别扭，不是也增进感情吗？所以，王熙凤：“我说他们不用人费心，自己就会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说合。我及至到那里要说合，谁知两个人倒在一处对赔不是了。对笑对诉，倒像‘黄鹰抓住了鹞子的脚’，两个都扣了环了，那里还要人去说合”。
贾宝玉粪土功名利禄，居然也能说出一番道理。你看他是怎么责备宝钗的：“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言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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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不是科学的经济学: 评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三）
[ 2014/06/19 21:58 | by admin ]
2014/06/19 21:58 | by admin ]
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西方经济学范式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范式
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渗透的思维方式也是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这决定了他所从属的经济学范式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要求对称的思维方式——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而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自私的个人为起点、以价格经济学为核心、以配置经济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范式之所以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就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范式是西方经济学家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
杨小凯：“一个来自科学史上的故事同经济学的这个发展过程有点类似。当托勒密体系和新观测到的天文现象产生明显矛盾时，能解释这些新发现的新理论就不断被发展出来。这些新理论可能解释这些新现象中的几种，但却同托勒密体系的核心不一致，且这些新理论彼此之间也不一致。哥白尼则认识到，仅靠增加越来越多的相互矛盾的理论分支，是不可能协调托勒密体系同这些观测之间的冲突的。他争辩道，最好的办法是采用他的哥白尼体系，该体系认为太阳，而不是地球，才是天体运行的中心。一旦采用这个新体系，修改过的托勒密体系就再也没有内在的不一致，而这个统一的哥白尼和开普勒理论，则能用来解释托勒密体系不能解释的所有现象。现在经济学遇到的情形，同500年前天文学上发生的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宏观经济学、贸易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产权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新企业理论，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与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不一致的反映。我们在本书中试图做的事情，同哥白尼和开普勒做过的事情相似。通过恢复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位置，我们就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解释和预见诸如企业出现、景气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和经济增长等有趣的现象。”⑥由于建立在某个“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中的托勒密体系，其所采取的参照系——某个“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同宇宙学本身所要求的参照系不对称，“和新观测到的天文现象产生明显矛盾”是必然的，“能解释这些新发现的新理论就不断被发展出来”是必然的。同样，由于“能解释这些新发现的新理论”本身也不是建立在同宇宙学本身所要求的参照系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各自不同的“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基础上，所以“这些新理论彼此之间也不一致”也同样是必然的。这就好像鸡和蛋无论哪一个在先，在不同的参照系中都可以自圆其说，都可以得到“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的验证。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以还原论为方法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这个学派那个学派，均属于为鸡和蛋哪个在先进行“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的逻辑推演、烦琐论证、各树一帜，相互之间争得面红耳赤，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论战中“大师”、“名人”辈出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各自都有、也都只有片面的、抽象的真理，与具体的、真正的真理不沾边。这说明：仅仅在还原论方法论范式里建构起来的“统一严谨的数学框架”不足以建立真正科学的经济学体系，必须有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把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相结合，才有可能得出只可证明不可证伪的经济学真理。这里参照系是重要的；从宇宙本质到现象展开、生物界从简单蛋白质到复杂蛋白质演进的逻辑关系与历史进程来看，无疑是蛋在先；但这个结论不是建立在简单逻辑分析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逻辑与历史相一致、认识史与客观发展史相统一的基础上，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的过程，因而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的统一。西方经济学，不管是古典还是新古典，乃至杨小凯的“新兴古典”，边际分析还是超边际分析，都属于在还原论思维方式指导下，以社会均衡观为参照、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理论、以自私的个人为起点、以价格经济学为核心、以配置经济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经济学范式。它们相互之间区别是次要的，理论参照系、理论出发点、理论核心、理论目标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它们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只要范式不改变，那么杨小凯的“宏观经济学、贸易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产权和交易成本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新企业理论”，即使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与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不一致的反映”，也不能根本改变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仍然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同样，只要没有超出西方经济学范式，仍然还是在西方经济学范式这样“一个统一的框架内”，那么即使“通过恢复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位置”，我们仍然不可能“解释和预见诸如企业出现、景气周期、失业、货币、城市和经济增长等有趣的现象”。西方经济学范式决定了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
克罗狄斯•托勒密（上图，90—168），古希腊天文学家，创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理论体系。尼古拉•哥白尼（中图，1473 —1543），中世纪波兰天文学家，提出“日心说”，推翻了托勒密体系。开普勒（下图，1571-1630）是近代德国著名的天体物理学家，发现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为哥白尼创立的“太阳中心说”提供了最为有力的证据。他们三人都是以人类为参照系观察宇宙的中心，而不是以宇宙本身惯性系为参照观察宇宙的中心。以宇宙惯性系为参照，宇宙没有中心，也可以说任何地方都是中心。所以不能混淆参照系与惯性系这两个不同概念。参照系只能是相对于人而言，因而具 有主观的特征，而惯性系是客观存在的。参照系与参照系对称，惯性系与惯性系对称。同时性在不同的参照系之间只能是相对的，但是在不同的惯性系之间可以绝对存在。参照系与惯性系之间是否对称，必须放在主客体相统一的更大范围、更高层面来考察。整个宇宙是一个惯性系，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在宇宙这个惯性系中，宇称是守恒的。当我们取宇宙中的一个局部现象——弱相互作用为参照系进行考察时，宇称是不守恒的。但弱相互作用下的不守恒，是局部的、微观的、暂时的现象；由于这个不守恒本身是可重复的，所以从整体和长期来看，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也是守恒的；只是这个守恒通过不守恒表现出来，守恒是本质，不守恒是现象。宇称守恒是绝对的，不守恒是相对的。宇宙本身作为一个惯性系统，无所谓复杂与简单。所谓复杂系统与简单系统的区分，完全是以人类为参照系而 产生出来。所谓复杂系统，是由有序与无序两个层面组成的系统；简单系统是由有序一个层面组成的系统。有序与无序、复杂与简单的区别是相对的，仅取决于主体的参照系。就惯性系来讲，宇宙空间无中心；就人类参照系来讲，社会空间、人类生存的空间是宇宙的中心。 爱因斯坦把参照系与惯性系混为一谈，违背了对称性的原理，就会把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夸大为对宇宙整体和本质的认识。主客体间的不对称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这说明，对称逻辑是任何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
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西方经济学范式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范式。经济是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是宇宙的产物，经济学首先必须以宇宙为参照，以社会的出发点为自己立论的出发点。从宇宙和社会的本质——主客体的对称关系及其演化过程可以看出，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一个对称的结构，而不是某个要素。以要素而不是以本质为出发点的所谓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只能是纯逻辑的推导过程，同客观事实发展史相脱节。宇宙和社会的演化是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说明，要使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的一致结合起来，就必须把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同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结合起来。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相一致的基础，也是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同本体论、历史观、认识论相一致的总体框架。只有把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同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结合起来，才有真正的逻辑和历史的一致。因此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要求对称的思维方式——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而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以自私的个人为起点、以价格经济学为核心、以配置经济学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范式之所以不是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就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范式是西方经济学家线性思维方式的产物。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渗透的思维方式也是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这决定了他所从属的经济学范式是西方经济学范式。杨小凯：“我们用各种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来解释很多发展现象，它们都是分工的不同侧面。特别是，通过价格制度，我们用一个新兴古典序贯均衡模型来揭示有不同分工网络结构的自发地社会组织试验的含义。这个模型的特征是有限理性、适应性行为、经济组织演进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通过社会试验获得的信息的自发演进。” ⑦“2.1 运用一般均衡概念理解经济发展机制”。⑧这里杨小凯明确肯定了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一般均衡论与价格经济学。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就是对分工形成的经济网络的每个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求出其最优解，同时排除不可能为最优的角点解，再进行总成本—收益分析，从中找出效用最大的角点解。杨小凯：“超边际分析则同线性和非线性规划、整数和复合整数规划、动态规划及控制论有关。超边际分析除对每一个角点解和内点解进行边际分析之外，还对它们进行总收益成本分析。”⑨但超边际分析之所以只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简单模式，不能够分析分工与专业化的复杂模式，就是因为超边际分析方法的线性思维方式。正好像企业的产生与发展不是减少交易成本的产物，分工的形成与发展也不是减少交易成本的结果。无论是企业还是分工，其形成与发展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历史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期间虽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是主体的动机，但实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个目标的过程绝不是对各个“角点解”的超边际分析的量的叠加，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实现也不是各个“角点解”超边际分析的函数，而是各个要素与结构的对称与衔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统一的管理模式就是对称管理模式。中国管理模式作为对称管理模式，既是中国“天人合一”、“内圣外王”、“义利统一”、“无为无不为”传统管理模式的现代发展，又是人类管理模式发展链条中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相互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华传统文化最大的特色是对称文化。对称文化：天与人、义与利、道与德、理与气、名与实、形上与形下、德治与法治、出世与入世的对称。对称文化：民主与法制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称、个人与企业的对称、民间与政府的对称。中国管理模式就是对称管理模式。
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这其中无形的、不可计算的因素的作用大于各种有形的、可计算的因素的作用。分工作为企业的结构之一，只是形成企业整体功能的组成部分，既不能单独起作用，在整体功能中的作用也不能单独分开计算。杨小凯的超边际分析试图把分工在形成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中整体功能的作用单独分开计算，寻找企业分工合理化、效率最大化的途径，有抽象的认识意义，但如果把其具体化，试图把企业的整体功能归结为各个部分功能最大化的总和，只能破坏企业有机体的整体作用。企业经营是全息经营。全息方法说明，经济规模与规模经济的关系，是对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平均利润率的否证。系统方法与控制论方法说明系统结构与自组织能力和系统功能的关系，是对边际分析方法的否证。在全息方法看来，边际量与总量之间并不总是存在着正比关系，二者有时成反比的关系；经济规模不一定等于规模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分工与经济规模会不会转变为规模经济，会不会出现“一般化报酬递增”（杨小凯），要看项目内容（机会）、主体素质、企业文化、团队精神和管理水平，而不是对分工和经济规模的关系进行形式化的数学抽象推论。洪秀全等率领50万众军队、船1万余艘，船帆遮天盖日，夹江东下，连克九江、安庆、芜湖，烽火燃及18省，先后攻克城池600余座，创建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军队和政权，其纲领之完备、组织之严密、分工之细密、规模之宏伟，甚至超过当时的清王朝，但为什么后来失败了？因为文化观念落后，极力贬低践踏中华传统文化，使之逐步失去看重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民的支持。清王朝满族统治者虽然对于汉族来讲是异族，然而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甚于太平天国，这使它的统治根基——人心并未被彻底动摇。到太平天国后期，人民对太平天国的反感甚于对清王朝的反感。这说明：民族感情归根结底是文化感情，民族凝聚力归根结底是文化凝聚力，中国超稳定的政治经济结构根源于中国超稳定的文化结构，仅由此就可以推论企业竞争力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企业文化。对于太平天国的成败、企业文化对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杨小凯能否用各个“角点解”的超边际分析来解释？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临晋设疑、夏阳偷渡，木罂渡军、背水为营，拔旗易帜、传檄而定，沈沙决水、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不按常规出牌，不按兵法排兵布阵，用兵出神入化、变幻莫测；企业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优，人优我换，通过创新战略——文化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在宏观的买方市场中创造一个微观的卖方市场，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取得超额利润，此类种种对策智谋，杨小凯能否在一个单一的涵盖式的数学框架之内来论证？对于蓝海战略与红海战略孰优孰劣、长尾战略与龙头战略谁胜谁负，杨小凯能否用他的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的理论来分析？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机会管理，机会管理就是创造机会、把握机会、通过创造机会来把握机会。机会把握住了，就是超速发展；机会把握不住就得淘汰。这好像与分工、交易费用和经济规模没有太大关系，也无法用超边际分析来解释。杨小凯在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著作中，还谈到发展经济学的微观机制，谈到经济发展的动态机制与发展的宏观经济学，谈到了分工的内生演进产生的经济发展，谈到分工产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内生机制，谈到企业制度、内生交易费用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但就是没有谈到机会管理这个现代企业管理中最关键的问题。杨小凯讲到了“经济发展、企业
孙子是古代军事家，也是对策思维的典范。孙子的管理智慧，就是要把孙子的对策智慧移植到管理活动中，减少管理活动中的盲目性，提高管理活动中的自觉性，自觉地用经济对策代替经济博弈。有的老板认为，商场如战场，《孙子兵法》中的“兵者，诡道也”就是商场厚黑学；有的老板认为，商场是双赢合作的场所，好项目是合作出来的，《孙子兵法》中的“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就是商场蓝海战略的理论依据。孙子思想中所包含的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个体和团队、战略和战术、势和导、攻和守、进和退、虚和实、奇和正、众和寡的对称辩证关系，有普适性、合理性。
刘邦是政治家，从善如流，善用人才，善于战略，善于笼络民心，善于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创造机会。“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响，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人杰为其所用，所以得天下。刘邦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壮大自己的实力，赢在政治家的谋略、大家风范的性格与领袖级的组织能力。
韩信是军事家，善于谋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临晋设疑、夏阳偷渡，木罂渡军、背水为营，拔旗易帜、传檄而定，沈沙决水、半渡而击，四面楚歌、十面埋伏，都是他的精彩杰作，也是人类军事史上谋略的典范。曾几何时他的军事实力可以和刘邦、项羽三足鼎立，之所以最后还是被吕后擒杀，是因为他的谋略属于军事层面而不属于政治层面，他虽然能够在残酷的军事斗争中取胜，却只能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韩信赢在善谋，输在性格优柔寡断和缺乏政治家的头脑。
项羽是战术家，崇善武力，是力能扛鼎气压万夫的一代英雄豪杰；曾几何时，他的军事实力远超刘邦。但他不善谋略，不善用人，生性多疑，就一个谋士范增不能用。他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赢得起输不起。赢时归功于自己，忘记了功臣；遇到困境与失败时只找客观原因不找主观原因，感叹“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失败时把责任推到天意，“天要亡我，非战之罪”；死要面子，能伸不能屈，宁愿自刎乌江边也不要东山再起的机会。项羽赢在武力，输在性格刚愎自用、目光短浅，缺乏政治家的头脑。
制度和企业家精神”⑩但他居然把企业制度说成“是基于分工的一种交易结构”，由企业文化、企业精神、企业团队、企业家素质、员工素质等要素形成企业有机体的“系统质”不见了；在该标题含“企业家精神”字眼的章节中，仅提到“企业家精神的成长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提到企业剩余索取权对培育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设计了企业家剩余索取权与企业家精神最佳结构模型，把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看成是企业家知识和思想的定价方式，但企业家精神到底是什么却只字未提。企业家精神仅仅是企业家的“知识”或“思想”吗？企业家精神是通过创新来创造机会的创业精神，企业家通过创新来创造机会获得的回报从质到量也不等同于剩余索取。杨小凯在这里是把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混为一谈。企业家固然不同于投资者，但企业家也不同于职业经理人。杨小凯看不到机会管理的重要性、看不到企业有机体与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不是偶然的，而是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和基础理论一般均衡论的先天局限性造成的。机会管理是主客体对称的范畴，企业有机体是系统的范畴，需要对称的、立体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理解，而均衡论的线性的、平面的思维方式使它不可能涉及这个领域。同时，企业家的机会管理的成本收益和职业经理人的剩余索取不一样，不可能通过数学模型来评估预测。杨小凯在这里是为了数学建模的需要，不得不把企业家归类到职业经理人，把企业家的创业收益归类到职业经理人的剩余索取。这是按图索骥、削足适履，用数学形式来剪裁经济学、管理学的思想内容。这说明在杨小凯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中，不可能给现代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正确定位；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涵盖现代企业家的机会管理，无法涵盖以现代企业家的机会管理为核心的企业经营管理，也就无法给企业做实质性的解释。企业管理学不能数学化，经济学也不能数学化。经济学的核心是价值，价值不能数学化。能数学化的是价格，而价格只是价值的局部表现。由于数理逻辑本质上仍然属于知性逻辑的范畴，所以不能由知性逻辑的必要性推出数理逻辑的必要性。数理逻辑是对知性逻辑的简洁化，因而充其量是有益的，但不是必要的。只要符合知性逻辑，用自然语言照样可以论证经济学原理。把经济学数学化，把只有理性才能把握的复杂知识硬塞入知性认识的框架，其结果就是出现大量的悖论。这就是西方经济学出现大量悖论的根源。无法给企业和经济发展做实质性解释的企业超边际分析数学框架只能是数学游戏。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近代哲学家、数学家。用数学的方法研究形式逻辑的思想来源于莱布尼茨，他认为经典的传统逻辑必须改造和发展，使之更为精确和便于演算。所以数理逻辑不是新的逻辑，没有超出传统逻辑的知性逻辑的范畴。数理逻辑就是精确化、数学化的形式逻辑。
数学模型之所以不能反映企业管理和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还因为纯数学只能证明不能发现，只能根据现有的经济现象进行建模，而不能预测经济的发展。一旦经济增长方式改变，原有的模型就将无效。比如丁伯根的“蛛网理论”，其依据就是农产品的生产周期较长。在生产规模既定之后生产过程未定之前，无法中途改变规模以适应需求变化。因此，农产品的需求信息与价格有一定的滞后性。把这种由于信息不对称与生产周期造成的价格变动轨迹画在以价格和产量为轴的坐标图上，形同蛛网，就形成蛛网理论。问题是蛛网理论的基础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价格反映的失灵，但信息不对称是历史的、相对的；一旦信息工具与手段发达、信息对称了，价格反映灵敏了，“蛛网理论”也就失去了客观依据。所以要使数学模型能反映经济的本质，预测经济的发展，靠得还是模型后面的思想——正确的方法论与正确的思维方法。是否更深刻、更正确认识经济本质与规律，不是看其是否运用数学方程，而是看其整体抽象度。而数学不可能做到最高层次的抽象；能做到最高层次抽象的是哲学方法论。五度空间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对称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对称逻辑，就是这样的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方法。想用数学方法代替哲学的方法，只能菜篮打水，树杈打渔，挂一漏万，不着要领。缺乏管理学和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思维是杨小凯发展经济学的典型缺陷。杨小凯自己也认为数学不是万能的。杨小凯：“很显然，不管数学形式化的潜在好处是什么，它并不意味着凡是用复杂数学包装起来的经济思想就一定是深刻的。的确，我们也看到，很多建立在复杂数学之上的经济模型，其实思想非常肤浅。原因在于，即使是目前最高深的数学技术，也不能刻画出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的丰富实质。因此，对于真实世界而言，现在很多运用了高深数学技术的经济模型，仍然显得过于简单，从而也就不能用于政策制定或商业问题上。与此同时，还有很多重要的经济思想，则由于太复杂而不能用数学语言形式化。” ⑾这说明，杨小凯自己也承认他的超边际分析的数学框架无法统一解释复杂的经济与企业管理现象。然而，杨小凯却似乎明知不可而为之：“但是，数学形式化能加速知识累积的优点，将毫无疑问地使主流经济学在演进过程中以应用越来越复杂的数学，并将这些深刻思想形式化为特征。”⑿人类任何“深刻的思想”都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如果能够形式化也就不可能是什么“深刻的思想”。任何语言，包括自然语言和人工语言（数学是一种人工语言），都必须转变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才能表达思想；而概念、范畴、范畴体系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要形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自然语言是不可替代的，人工语言只能是自然语言的辅助工具和补充。由于历史进化和现实的原因，自然语言可以表达人类知性、理性，逻辑、非逻辑的完整思想；而数学等人工语言即使转变成概念，也只能近似地表达人的知性认识，如果仅仅停留在形式层面则什么也表达不了。所以把自然语言看成低级语言、数学等人工语言看成高级语言是错误的，正好像把汉语看成低级语言、把英语看成高级语言，把用汉语发表的论文看成低级论文、用英语发表的论文看成高级论文是荒谬的一样。“深刻思想形式化”就像“木的铁”、“圆的方”一样，是自相矛盾的命题，是一个悖论、一个伪命题。“深刻思想形式化”就和制造“永动机”一样，是一个根本实现不了的幻想。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会有把经济学“深刻思想形式化”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把形式逻辑看成和语言一样的纯形式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他们把经济看成只是现象，再深刻的经济思想也不过是对现象的罗列概括，而不是对经济规律的反映，因此这些所谓“深刻的经济思想”可以在“形式化”后像叠砖头一样得到“累积”。这说明，线性、还原论、经验主义与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缺陷，使西方经济学无法自圆其说，无法解释经济现实，同时也是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管理学脱节的根本原因，而无法与现代管理学衔接的经济学不可能是现代经济学，更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学。现代企业管理是文化管理为主导、机会管理为核心、人本管理为基础的立体管理。分工和合作浓缩在团队管理中，是人本管理的一个环节；经济规模从属于规模经济的需要，而规模经济是机会管理的延伸；企业理念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现代企业管理的灵魂。企业家是现代企业的核心，是机会管理作为现代企业管理核心的人格化，真正的企业家的看家本领就是机会管理，企业其他管理围绕机会管理这个核心展开。所有这些现代企业管理的软件、硬件似乎很难能够纳入杨小凯的“角点解”进行超边际分析。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是工业化、城市化时期比较平面只有硬件缺乏软件的经济活动的反映，拿到现在来只能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现代企业管理中，机会管理是本，企业家人格是最大的资本，有形资本、分工、交易费用、经济规模与经济组织是末。知识经济时代的机会管理需要企业家的对策论思维而非博弈论思维，要取得利润最大化和“一般化报酬递增”，不是仅仅取决于量的线性分析，更多是取决于结构的非线性分析。对于经济博弈，超边际分析方法也许可以派上用场；对于经济对策，超边际分析方法无能为力。就是边际分析本身，知识经济时代的边际分析同工业经济时代的边际分析也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是边际效用递减规律，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前者则相反，是边际效用递增规律，边际报酬递增规律。要提高企业的整体功能必须靠复杂系统论的全息方法；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全息方法是超边际效益分析方法，是对超边际效率分析方法的扬弃。所以我们要区别“边际效益分析”与“边际效率分析”这两个概念。
霍金（1942—），英国当代物理学家。他用数学方法推出整个宇宙起源于无任何静止质量、没有大小、能级无限大的“奇点”。霍金的“奇点”不是宇宙真正的起点，而是荒谬的极点。霍金通过数学计算认为人只要乘坐速度超过光速的宇宙飞船，就可以穿越“时间隧道”而回到过去，和死去的亲人见面也是荒唐的。即使人可以乘坐速度超过光速的宇宙飞船穿越“时间隧道”而回到“过去”，看到的也只是“过去”的影像，而不可能和死去的亲人谈话。这说明，用数学这种抽象的方法，来演绎复杂的过程、推断具体的结论，无异于用树叉来打渔。具体的对象只能用具体的思维方法来把握。正好像金钱不是万能，数学方法也不是万能；研究复杂事物的本质，哲学和直觉是不可少的。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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