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才是改革发展的真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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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14 14:09 | by admin ]
2014/11/14 14:09 | by admin ]
中国功利主义的经济观是发展观，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幸福的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和目标。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使人民感到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当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GDP、人均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GDP数字同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把人民实际上生活水平提高看成改革的最大红利，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孟子》
GDP、人均GDP年年增长却出现养老金缺口，说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该是泡沫GDP范式。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而不能以配置经济学为基础。中国经济学范式是幸福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共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只能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与幸福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上根本不兼容。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而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能划等号、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是成正比也是正常的。当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GDP、人均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GDP数字同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和老百姓幸福有关。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而不能以配置经济学为基础。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首先要挤掉经济泡沫。泡沫经济是什么？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鬼城、空置房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泡沫经济的两大类型（虚拟泡沫与实体泡沫）、实体泡沫的两大因素之间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口袋经济、泡沫GDP经济，因为它们在表面欣欣向荣的背后，都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更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泡沫，不是价格泡沫而是价值泡沫；不是价格远离价值，而是经济增长远离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
以人民实际上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准，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对称经济发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来挤掉泡沫，而是从源头上挤掉泡沫。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其次要改变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泡沫GDP经济学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国际资本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联手盘剥中国人民的遮羞布。此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货币化、对外开放等同于外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财富外流、国空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政府通过出口补贴超发货币美元美国债贬值流向外国的理论依据。
所以要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代替GDP经济学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产”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与货币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产”的增长，应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范围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要提高老百姓收入，就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定位与理解“收入效益”范畴。所谓“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如果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同公共品转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对于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即使用经过多次修正、排除物价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来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广大百姓。
“实际购买力”和“有效购买力”还有差距：后者还要考虑“有效商品量”这一参数。
“收入效益”和“有效购买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种有效收入，前者则不但包括有效收入，还包括有效支出。
购买力=商品量/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 * 商品量
实际购买力=
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有效商品量
有效购买力=
货币量
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有效收入 =
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有效支出=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无效支出=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本应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项目，通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等各种“产业化”转移支付由百姓来买单，对于百姓来讲，就是无效支出。无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关系，因而同收入效益也成反比关系。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对于幸福经济学来讲，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如果由于这些指数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人们为了维持这些非收入效益而额外增加开支，因而增加人的无效支出，从而减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仅仅考察百姓物质收入，也必须放在幸福经济学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中。幸福经济学范式是对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的扬弃。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看来幸福指数是经济学绕不过去的坎；对其不能兼容的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如果也想贴近民众，最好还是转变自己的范式；硬在自己原有的范式框架内塞进幸福经济学基本范畴，只能削足适履、提襟见肘、当众献丑。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不规范的直接投融资方式，货币政策缺乏监管、股市投机无力规范，使人民不但难以拥有正常的资产性收入，而且本来少得可怜的保命钱还成为银市股市被圈被套被贬的对象，是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要用增加社会财富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首先要用再生型的创造型、生产型经济发展，代替配置型的破坏性生产、重复性生产、重复性交易以及出卖资源带来的GDP“增长”。要用创业带动生产、用创业工程带动生产工程、用再生性生产工程代替重复性生产工程。政府要规范银市、规范股市，严格执行中性货币政策，杜绝股市投机、挤掉股市泡沫；要扶持民间创业工程，开辟老百姓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渠道，把提高人民资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而不是把提高人民财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
转变经济学范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前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转变经济学范式的归宿；但二者的落脚点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就要国富民富。国空民穷，也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要通过政府法人人格化，用法律、道德和舆论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避免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通过税收手段，鼓励、扶持个人创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与再就业工程。要多发行用于基本建设的国库券。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通过各类“高速”交通设施建设，以时间换空间，扩大土地供应。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统一经营；由国家统一经营房地产，保证为国民提供质优价廉的住房，压缩百姓对居住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要稳定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使货币不断升值、储蓄不断增值。要持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要扩大政府公共品支出范围，缩小社会领域中（狭义）产业化、货币化范围，最大限度缩小老百姓对公共品买单范围。要停止教育（狭义）产业化政策，把提高国民知识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教育的支出。要停止医疗（狭义）产业化政策，建立公费医疗体系，把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医疗的支出。要停止发行各类彩票，避免“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心理对国民素质的负面诱导，强化国民主体素质，把提高国民主体性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并压缩百姓对各类捐赠的支出。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只有国富民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有确实保证。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还要提高老百姓“资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命题是一个悖论。财产作为消费品，本身不会增值，不可能会给人带来收入。财产如果能给人带来收入，要么转变成资产，那就是资产性收入而不是财产性收入，此时该“财产”作为消费品的使命终结；要么就是物价上涨，财产观念上增值，那么这种“财产性收入”只是自欺欺人。如果以货币GDP标准来衡量小康标准，可以通过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使“财产增值”，使每个住在经济适用房里的家庭成员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途径轻而易举地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通过货币贬值形成的“财产增值”只是泡沫增值，用这样的“财产增值”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只是一种愚民政策。
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根源是内外投机者的兴风作浪、共同盘剥中国人民的产物。在这个盘剥中国人民财富的过程中，GDP年年增长、一片莺歌燕舞，然而中国人民的个人财富却在年年缩水，虽然是在账面价值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缩水。所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是货币经济学范式。
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的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
让老百姓财富缩水的途径有：货币贬值；股市圈钱；房地产暴利。如果说，医疗产业化与教育产业化只能增加老百姓的外部负担，那么这三种则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掏空平民百姓的腰包。股市不规范、投资无门、物价上涨、储蓄贬值、社会保障不健全、医疗无保障、教育要投资，是老百姓把货币财富保值增值的希望寄托在房产上的原因，也是房价虚高的根源之一。老百姓倾其一生所有，甚至以终身房奴为代价，买了一套房子，即使日后“增值”部分超过利率增长部分，也是无奈之举，而不是什么“财产性收入”。观念上的“百万富翁”不能掩盖日常手头上的拮据。老百姓竭尽所有买下一套房子除了观念上自己拥有一套“值多少钱”的房子而自我安慰、自得其乐以外，实际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这与其说是所谓的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还不如说是让老百姓财富缩水。
在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看来，由于资源有限，为了争夺有限资源，人和人之间就要展开竞争。人与人之间是狼，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弱肉强食的狼道经济，发财就是吃着自己的碗里看着别人的锅里；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投机垄断哄抬物价内外勾结，只要不犯法，犯法不被发现，发现不被制裁，制裁收益大于成本，就可以干，而且可以大干。撑死了胆大的，饿死了胆小的；贫富分化就是这样产生的，两极分化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仇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所谓“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幸福感下降不是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经济越发展人们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越严重，那只能是因为经济越发展两极分化越严重。这说明，因为攀比造成的绝对收入增加相对收入减少、幸福感下降，不是经济发展、财富增加本身造成，而是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配置经济学范式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错误引导造成。而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资源是可再生的；资源通过开发来再生，通过平等竞争来开发，通过合作开发来双赢。如果说工业经济是资源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那么再生型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知识经济时代，诚信合作才使你能够赚大钱。坑蒙拐骗的赚钱模式是算术级数，诚信合作的赚钱模式是几何级数。平等竞争可以带来资源再生，诚信经营可以带来合作双赢。合作的目的是互惠。互补胜刚强——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合作可以以小制大，合作可以产生生产力。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的发展模式，虽然也会产生收入不均、贫富不同，但绝不会造成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心理不平衡与人的幸福感下降。
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幸福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使老百姓幸福、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为基础，而不能以GDP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为基础。
正好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熟完善的成熟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代替一样，西方GDP经济学范式被幸福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诚然，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幸福感不一样、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说明幸福有相对性。对于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强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幸福的，损人利己是不幸福的；通过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幸福的，不劳无获是不幸福的。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差的人却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崇拜厚黑学，贪图“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劳而获的生活。但幸福的相对性蕴含了幸福的绝对性。不管什么人、他（她）的人生观是什么、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幸福的，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肯定是不幸福的。有社会安全感是幸福的，缺乏社会安全感肯定是不幸福的。国家强大、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是幸福的，领土被占、民族分裂、社会动乱、国破家亡、被殖民被奴役肯定是不幸福的。少有所养、书有所读、老有所靠、安居乐业是幸福的，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养不起孩子、死不起坟墓肯定是不幸福的。自我实现、无怨无悔的人生是幸福的，一辈子一事无成肯定是不幸福的。人格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是幸福的，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肯定是不幸福的。改革开放以来GDP大幅增长、老百姓货币收入大幅提高而老百姓幸福感大幅降低，生活中“有钱不是万能，无钱万万不能”等现象说明，钱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用幸福的相对性否认幸福的绝对性的幸福虚无主义，或把幸福的绝对性归结为钱的绝对性的幸福庸俗主义都是错误的。前者否认了幸福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者把幸福经济学归结于西方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幸福的绝对性不能理解成钱的绝对性，幸福的绝对性就是幸福的本质、幸福发展的规律、实现幸福的途径。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是幸福的充分条件，满足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物质财富。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人格平等、社会安定，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才是人的幸福的充分条件。国家和民族只是放大的个人，有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尊严，有个人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幸福。因此，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幸福经济、幸福经济学。卖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也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GDP经济、西方经济学。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是统一的；国防也是经济，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安全本身是保护人民幸福生活的宏观经济、幸福经济。而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经济、廉价资源经济、廉价血汗工厂经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救美国也就是救中国的“中美国”一体化经济。前一段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关于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争论，眼下在钓鱼岛事件问题上是要领土还是要中日经济合作大局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和增长经济学范式的争论，而不是“草民”、 “爱国贼” 、“民粹主义”者和经济学家“精英”的争论。西方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幸福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否容纳作为新范式的幸福经济学。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讲增长不讲发展，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唯一的目标，后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感的增强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幸福感普遍增强的经济形态，而不是GDP增长率最高、经济规模最大的经济形态。
“草民”、“爱国贼”都是天生的幸福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而那些饱食西方经济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一头撞进卖国主义的阵营我们大家也同样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一定要把爱国卖国的争论还原为“草民”和“精英”的争论，那我们也只好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了。记住：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幸福经济是与GDP经济学不同的全新的经济学范式与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孟子》
GDP、人均GDP年年增长却出现养老金缺口，说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该是泡沫GDP范式。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而不能以配置经济学为基础。中国经济学范式是幸福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就是以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辩证法和对称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人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为理论出发点、以共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和谐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人的幸福最大化为最终目标、以对称思维方式和整体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五度空间分析的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对称性、具体性、全面性，是幸福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就是对称经济学范式。从所渗透的思维方式特征来看，幸福经济学范式本质上只能是中国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与幸福经济学范式在思维方式上根本不兼容。幸福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幸福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幸福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
幸福，就是需要的满足。需要作为社会发展的深层动力，本身是一个系统，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两个基本层次。物质生活水平和人的幸福水平不能划等号、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幸福水平的提高不是成正比是正常的。而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能划等号、GDP增长与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不是成正比也是正常的。当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一方面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另一方面却为GDP、人均GDP增长作出巨大贡献时，很难想象这样的GDP数字同真正提高老百姓收入有关，和老百姓幸福有关。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提高老百姓收入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范式为基础，而不能以配置经济学为基础。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首先要挤掉经济泡沫。泡沫经济是什么？美国次贷危机说明：虚拟经济很容易演变为泡沫经济。但泡沫经济并不仅仅由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也有泡沫经济；实体经济的泡沫经济，也并非仅仅表现在鬼城、空置房造成的房地产泡沫、通货膨胀、价格虚高上面。地方政府为了GDP数字增长，在制定地方产业政策时，大搞配置经济、口袋经济，造成各地GDP数字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根本脱节，是实体泡沫经济的重要原因。泡沫经济的两大类型（虚拟泡沫与实体泡沫）、实体泡沫的两大因素之间是互为因果、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因此，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口袋经济、泡沫GDP经济，因为它们在表面欣欣向荣的背后，都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更没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以，泡沫，不是价格泡沫而是价值泡沫；不是价格远离价值，而是经济增长远离人民实际生活水平提高。
以人民实际上生活水平提高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标准，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对称经济发展，不是等泡沫形成后再来挤掉泡沫，而是从源头上挤掉泡沫。所以，把泡沫经济仅仅理解成虚拟经济过度增长，把泡沫经济形成的原因仅仅归结为金融投机或者投机，是片面的。这种理解不但不能从源头上挤掉泡沫，而且由于转移目标，在挤掉不重要的表面的泡沫的同时，助长深层次的、更大的泡沫。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其次要改变经济学范式。当前流行的泡沫GDP经济学是使老百姓收入难以提高的罪魁祸首。当GDP数字年年增长而中国大多数人并未感到生活水平同步提高时，GDP数字只是国际政治国际资本与国内特殊利益集团联手盘剥中国人民的遮羞布。此时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连为一体——政治已经经济化了。国际政治为国际资本服务，国际资本为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开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可以使世界工厂里备受压榨的中国人民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妄想中。当然，其中也有部分原因是国际社会主流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深信不疑而自欺欺人的结果。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把市场化等同于产业化货币化、对外开放等同于外向型经济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是财富上移、财富外流、国空民穷的始作俑者。这种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是把政府责任推给民间、把人民应享有的权益让渡给政府、政府通过出口补贴超发货币美元美国债贬值流向外国的理论依据。
所以要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幸福经济学代替GDP经济学作为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货币GDP增长观——经济增长观与“财产”增长观源于主流经济学家的配置经济学范式与货币经济学范式。价值规律是经济的核心规律，价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生产力发展、“财产”的增长，应是指价值的增长，而不是货币GDP总量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标准，只能是老百姓“收入效益”的提高，而不是什么GDP数字提高、人均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购买力数字提高、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只要是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范围内，无论对各种数字怎样“修正”，都只不过是一种泡沫，只是经过不断“修正”的泡沫更有迷惑性而已。主流经济学的数字GDP、带血GDP、货币经济学、价格经济学、口袋经济学同幸福经济学、人民的真实生活水平提高相差甚远。要提高老百姓收入，就要改变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范式。只有在以价值机制为核心机制的再生经济学中，才能定位与理解“收入效益”范畴。所谓“收入效益”，是人的货币收入和生活质量提高综合指数二者间的相关系数，或人的货币收入能给人的生活质量带来实际提高的程度。如果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同公共品转移支出增加相等，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提高对于老百姓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即使用经过多次修正、排除物价因素的“人均可支配实际购买力数字提高”来说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仍然是在忽悠广大百姓。
“实际购买力”和“有效购买力”还有差距：后者还要考虑“有效商品量”这一参数。
“收入效益”和“有效购买力”二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只是一种有效收入，前者则不但包括有效收入，还包括有效支出。
购买力=商品量/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 * 商品量
实际购买力=
货币量
手持货币量*有效商品量
有效购买力=
货币量
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有效收入 =
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有效支出=有效购买力*有效商品 无效支出=无效商品*无效交易
收入效益=收入生活效益（有效收入，有效支出）
本应由政府公共品支出的项目，通过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等各种“产业化”转移支付由百姓来买单，对于百姓来讲，就是无效支出。无效支出和有效支出成反比关系，因而同收入效益也成反比关系。对于货币经济学来讲，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生活效益）只要提高人的有效收入即可。但对于幸福经济学来讲，要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不但要提高人的收入效益，而且要提高人的非收入效益，包括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如果由于这些指数降低，不但直接在精神方面降低人的生活质量，而且人们为了维持这些非收入效益而额外增加开支，因而增加人的无效支出，从而减少收入效益。所以即使仅仅考察百姓物质收入，也必须放在幸福经济学范式中，而不是放在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中。幸福经济学范式是对配置经济学、货币经济学范式的扬弃。
幸福指数（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的满意度）=生活效益（收入效益，非收入效益）
非收入效益=非收入生活效益（自由指数，平等指数，和谐指数，安全指数，环境指数，……）
看来幸福指数是经济学绕不过去的坎；对其不能兼容的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如果也想贴近民众，最好还是转变自己的范式；硬在自己原有的范式框架内塞进幸福经济学基本范畴，只能削足适履、提襟见肘、当众献丑。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还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与不规范的直接投融资方式，货币政策缺乏监管、股市投机无力规范，使人民不但难以拥有正常的资产性收入，而且本来少得可怜的保命钱还成为银市股市被圈被套被贬的对象，是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的根本原因。
要用增加社会财富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首先要用再生型的创造型、生产型经济发展，代替配置型的破坏性生产、重复性生产、重复性交易以及出卖资源带来的GDP“增长”。要用创业带动生产、用创业工程带动生产工程、用再生性生产工程代替重复性生产工程。政府要规范银市、规范股市，严格执行中性货币政策，杜绝股市投机、挤掉股市泡沫；要扶持民间创业工程，开辟老百姓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渠道，把提高人民资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而不是把提高人民财产性收入作为经济发展政策目标。
转变经济学范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前提，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是转变经济学范式的归宿；但二者的落脚点都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才能使人民生活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就要国富民富。国空民穷，也是人民生活水平不能随着经济发展同步提高的根本原因。要通过政府法人人格化，用法律、道德和舆论制约和规范政府行为，避免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转移支付、转嫁负担而造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通过税收手段，鼓励、扶持个人创业与中小企业发展；用创业工程带动就业与再就业工程。要多发行用于基本建设的国库券。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通过各类“高速”交通设施建设，以时间换空间，扩大土地供应。资源产业、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统一经营；由国家统一经营房地产，保证为国民提供质优价廉的住房，压缩百姓对居住的支出占收入的比重。要稳定实行中性货币政策，使货币不断升值、储蓄不断增值。要持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不断增加政府基本建设投资。要扩大政府公共品支出范围，缩小社会领域中（狭义）产业化、货币化范围，最大限度缩小老百姓对公共品买单范围。要停止教育（狭义）产业化政策，把提高国民知识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教育的支出。要停止医疗（狭义）产业化政策，建立公费医疗体系，把提高国民身体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压缩百姓对自身医疗的支出。要停止发行各类彩票，避免“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心理对国民素质的负面诱导，强化国民主体素质，把提高国民主体性素质纳入公共品基本建设范围，并压缩百姓对各类捐赠的支出。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障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基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只有国富民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才有确实保证。
要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还要提高老百姓“资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命题是一个悖论。财产作为消费品，本身不会增值，不可能会给人带来收入。财产如果能给人带来收入，要么转变成资产，那就是资产性收入而不是财产性收入，此时该“财产”作为消费品的使命终结；要么就是物价上涨，财产观念上增值，那么这种“财产性收入”只是自欺欺人。如果以货币GDP标准来衡量小康标准，可以通过滥发纸币、通货膨胀使“财产增值”，使每个住在经济适用房里的家庭成员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的途径轻而易举地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通过货币贬值形成的“财产增值”只是泡沫增值，用这样的“财产增值”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只是一种愚民政策。
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根源是内外投机者的兴风作浪、共同盘剥中国人民的产物。在这个盘剥中国人民财富的过程中，GDP年年增长、一片莺歌燕舞，然而中国人民的个人财富却在年年缩水，虽然是在账面价值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缩水。所以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的前提是幸福经济学范式，起码是财富经济学范式，而不应是货币经济学范式。
从房价越高市场消费越火、政府越调控楼盘卖的越快可以看出，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而且由于其垄断的是人的基本必须品，因此出现超常暴利是很平常的事。但平常不等于正常，房地产是高度垄断行业，为官商勾结提供了温床，也成为老百姓个人财富的盘剥机。用这种办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能造成两极分化。
让老百姓财富缩水的途径有：货币贬值；股市圈钱；房地产暴利。如果说，医疗产业化与教育产业化只能增加老百姓的外部负担，那么这三种则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掏空平民百姓的腰包。股市不规范、投资无门、物价上涨、储蓄贬值、社会保障不健全、医疗无保障、教育要投资，是老百姓把货币财富保值增值的希望寄托在房产上的原因，也是房价虚高的根源之一。老百姓倾其一生所有，甚至以终身房奴为代价，买了一套房子，即使日后“增值”部分超过利率增长部分，也是无奈之举，而不是什么“财产性收入”。观念上的“百万富翁”不能掩盖日常手头上的拮据。老百姓竭尽所有买下一套房子除了观念上自己拥有一套“值多少钱”的房子而自我安慰、自得其乐以外，实际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这与其说是所谓的提高老百姓“财产性收入”，还不如说是让老百姓财富缩水。
在西方主流配置经济学看来，由于资源有限，为了争夺有限资源，人和人之间就要展开竞争。人与人之间是狼，所谓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是弱肉强食的狼道经济，发财就是吃着自己的碗里看着别人的锅里；坑蒙拐骗假冒伪劣豆腐渣工程，投机垄断哄抬物价内外勾结，只要不犯法，犯法不被发现，发现不被制裁，制裁收益大于成本，就可以干，而且可以大干。撑死了胆大的，饿死了胆小的；贫富分化就是这样产生的，两极分化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仇富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所谓“拿起筷子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幸福感下降不是分配不均造成的，而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经济越发展人们通过“攀比”产生的心理不平衡越严重，那只能是因为经济越发展两极分化越严重。这说明，因为攀比造成的绝对收入增加相对收入减少、幸福感下降，不是经济发展、财富增加本身造成，而是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和配置经济学范式对人们的经济活动的错误引导造成。而在再生经济学看来，资源是可再生的；资源通过开发来再生，通过平等竞争来开发，通过合作开发来双赢。如果说工业经济是资源配置经济学的时代背景，那么再生型经济学是知识经济的时代要求。知识经济时代，诚信合作才使你能够赚大钱。坑蒙拐骗的赚钱模式是算术级数，诚信合作的赚钱模式是几何级数。平等竞争可以带来资源再生，诚信经营可以带来合作双赢。合作的目的是互惠。互补胜刚强——合作产生协同效应，合作可以以小制大，合作可以产生生产力。在这样的经济学指导下的发展模式，虽然也会产生收入不均、贫富不同，但绝不会造成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心理不平衡与人的幸福感下降。
事实证明：“GDP为纲”与“以人为本”相悖。人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幸福，而人幸福与否不完全由金钱来决定。价值固然可以量化，但不完全是靠货币、靠由货币反映的GDP总值来量化，而是靠人的幸福程度来量化。幸福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使老百姓幸福、真正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具体政策，体现了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切实提高老百姓收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必须以对称经济学、再生经济学与幸福经济学为基础，而不能以GDP经济学、配置经济学为基础。
正好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成熟完善的成熟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代替一样，西方GDP经济学范式被幸福经济学范式所代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诚然，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幸福感不一样、对幸福的理解也不一样，说明幸福有相对性。对于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强的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幸福的，损人利己是不幸福的；通过劳动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幸福的，不劳无获是不幸福的。道德感、社会责任感差的人却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崇拜厚黑学，贪图“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劳而获的生活。但幸福的相对性蕴含了幸福的绝对性。不管什么人、他（她）的人生观是什么、对幸福的理解是什么，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幸福的，不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肯定是不幸福的。有社会安全感是幸福的，缺乏社会安全感肯定是不幸福的。国家强大、领土完整、民族团结、社会安定是幸福的，领土被占、民族分裂、社会动乱、国破家亡、被殖民被奴役肯定是不幸福的。少有所养、书有所读、老有所靠、安居乐业是幸福的，看不起病、读不起书、养不起孩子、死不起坟墓肯定是不幸福的。自我实现、无怨无悔的人生是幸福的，一辈子一事无成肯定是不幸福的。人格平等、人人平等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是幸福的，人吃人、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对于大多数人肯定是不幸福的。改革开放以来GDP大幅增长、老百姓货币收入大幅提高而老百姓幸福感大幅降低，生活中“有钱不是万能，无钱万万不能”等现象说明，钱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用幸福的相对性否认幸福的绝对性的幸福虚无主义，或把幸福的绝对性归结为钱的绝对性的幸福庸俗主义都是错误的。前者否认了幸福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者把幸福经济学归结于西方经济学、庸俗经济学。幸福的绝对性不能理解成钱的绝对性，幸福的绝对性就是幸福的本质、幸福发展的规律、实现幸福的途径。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是幸福的充分条件，满足幸福的唯一途径就是增加物质财富。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物质财富只是幸福的必要条件，领土完整、民族尊严、人格平等、社会安定，人的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才是人的幸福的充分条件。国家和民族只是放大的个人，有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尊严，有个人的尊严才有个人的幸福。因此，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幸福经济、幸福经济学。卖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经济学原理也是统一的，与之统一的是GDP经济、西方经济学。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是统一的；国防也是经济，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安全本身是保护人民幸福生活的宏观经济、幸福经济。而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中国成为西方的殖民地经济、廉价资源经济、廉价血汗工厂经济、中国生产美国消费救美国也就是救中国的“中美国”一体化经济。前一段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关于爱国主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的争论，眼下在钓鱼岛事件问题上是要领土还是要中日经济合作大局的争论，实质上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幸福经济学范式和西方经济学范式、发展经济学范式和增长经济学范式的争论，而不是“草民”、 “爱国贼” 、“民粹主义”者和经济学家“精英”的争论。西方经济学是增长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幸福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增长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能否容纳作为新范式的幸福经济学。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讲增长不讲发展，以物质财富的增加为唯一的目标，后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的全面发展和幸福感的增强为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幸福感普遍增强的经济形态，而不是GDP增长率最高、经济规模最大的经济形态。
“草民”、“爱国贼”都是天生的幸福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而那些饱食西方经济学、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一头撞进卖国主义的阵营我们大家也同样不必大惊小怪。如果一定要把爱国卖国的争论还原为“草民”和“精英”的争论，那我们也只好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了。记住：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幸福经济是与GDP经济学不同的全新的经济学范式与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经济解释的出发点是经济学的公理不是假设:评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二）
[ 2014/11/08 23:23 | by admin ]
2014/11/08 23:23 | by admin ]
经济解释的出发点就是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就是经济学的公理。以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作为经济学的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逻辑的出发点，根本不是什么假设，也根本不要什么假设。以这样的公理为出发点展开来的经济学体系可以做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思辩与实证的统一，可以统一解释所有经济现象而不会被证伪。对称经济学的产生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西方经济学不是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经济解释的出发点就是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就是经济学的公理。张五常：“以选择理论来解释人的行为，当然要假设人的行为是可以被预测的。严格一点说，经济学的第一个公理是任何人的行为，都是由个人作出可以被预测的选择（Predictable choice)而起。这是公理，是经济学一个基础假设，不管是对还是错，是不能有所争议的。” ④张五常在这里明确地把经济学假设当做公理。把假设当公理、以个人为出发点是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张五常把假设当公理、以个人为出发点，说明他是以西方经济学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任何一门科学的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学的公理。公理，就是不证自明的、不可证伪的、一门科学的对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反映。只有以这样的公理为出发点进行逻辑严密的推导，才能得出不可证伪的科学结论；只有以不可证伪的公理为出发点、以不可证伪的逻辑推导为过程、得出不可证伪的结论的逻辑体系才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不例外。什么是经济学的公理？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是产生所有经济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次的本质，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领域一切现象都是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和表现，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例外。以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作为经济学的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逻辑的出发点，根本不是什么假设，也根本不要什么假设。公理之所以“不能有所争议”是因为不可证伪，而假设轻易就能被证伪，所以假设不可能“不能有所争议”。诚然，迄今为止的学说99.9%都是假设，但作为科学的体系，只能用0.1%的公理作为出发点。古今中外，除了西方经济学公然主张以假设为出发点外，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公然主张以假设为公理和出发点。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由于作为概念其内涵不具备经济领域的全部涵盖性，在演绎推导形成体系过程中容易出现例外，所以只能是假设而不可能是公理，必然被替换而不能一以贯之、从一而终，更不能做到“没有争议”。但如果我们从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逐步推导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就可以建构起不可证伪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在这里，经济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经济人是实证的，而不是假设的。经济人是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经济人是行为的，而不是理论的。具体的经济人是主体, 主体与客体相对而言.所以以具体的经济人----主体为出发点,就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经济人是哲学分析的终点，经济学研究和叙述的起点。这其中，观察与推理、 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公理与数学公理一样，只能靠直觉凝结产生，因为在表面的直觉背后，是复杂的逻辑推理与实践验证过程；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经济学“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经济学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形式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艾萨克•牛顿（1643—1727），英国近代物理学家。他的力学与线性思维方式只适合于宏观低速领域，不适合于微观高速领域。在微观高速领域要运用量子力学与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论思维方式。人类经济也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其中小商品经济时期相当于物理宏观低速领域，现代知识市场经济相当于物理微观高速领域。牛顿“我能算出天体运行的轨道，却算不出人性的贪婪。”秉持线性思维方式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只能适用于解释小商品经济，当代经济学必须运用非线性的、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在当代经济学领域运用经济学中的“牛顿定律”是思维方式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
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以经济主客体关系为经济学的公理、出发点，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停留在牛顿力学层面。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只有纯客观的才是实证的。在量子力学的科学观看来，主客体不可分，实证在于主客体的统一，实践标准是事实标准、价值标准、逻辑标准的统一。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经济学的客观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在量子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客观性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内在一致的。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应该是抽象的；在量子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应该是具体的。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抽象的纯客观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由于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使西方经济学家不可能理解经济学主客体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他们以某一个经济客体的要素为出发点，很容易被证伪，所以他们的理论、模型只能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概率论为根本方法，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这就是张五常说的“必然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经济无能为力，不能像张五常那样用歪解科学方法论来自圆其说，也不能像其他所谓经济学家那样，用所谓中国市场经济不成熟来自圆其说，而只能在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自身找原因。应该用经济学来解释经济，而不是用经济来注解经济学。当然经济学有改变经济现实、使经济规范化的功能，但经济学首先能解释任何经济现象，通过证明自己的解释力来证明自己的科学性，然后才有资格指导经济规范化。而西方经济学既没有解释力，又强调实证主义、反对规范化，这就只能被排除在中国经济解释之外。
能够作为经济解释出发点的经济学，只能是一般的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由于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虽然有的政治经济学也标榜自己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所以政治经济学作为范式是前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是与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特殊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能成为经济解释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能成为经济解释的理论基础，是由于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在社会规律中的地位不同，但总体上社会经济规律是他们合力的结果。只有对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合理的定位、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作为“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都是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虽然都能对本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反映，因而也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经济规律，但从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具体和抽象的关系。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等于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只有这样的经济学，才能作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主体（理论）
出发点 （相互作用） 产生问题 提出假设 检验假设 升华理论 理论发展
客体（经济现象）
经济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也就是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对称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对称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终结，科学经济学的开始。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经济学，是用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因素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从中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能作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还原论的出发点不是科学经济学的出发点
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是由于西方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经济学还原论的出发点只能是假设而不可能是公理。张五常：“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私是人的本质，是真理，是不可更改的，但从经济科学的角度看，这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私作为一个辩证的基础假设，在这个起点上不容有所争议。”“基础假设不容许有异议，而人的本质究竟是怎样那是心理学、生理学，或哲学上的事，而是我们要假设人是怎样。” ⑤张五常这里隐含两个悖论：“基础假设”和“不容许有异议”之间，“假设”与“要假设”之间。既然是假设，又怎么能够“不容许有异议”？既然“不容许有异议”，又怎么成了假设？假设是实证范畴还是规范范畴？如果是实证范畴，怎么能“要假设”？如果是规范范畴，何必称“假设”？张五常的上述悖论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他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源于他的经济学的抽象的出发点。这就不能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吗？
人是什么？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人的本质有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
首先是一般层次。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对称是人和整个大自然共有的自然本质，也是人的最深层的本质。既然追求平等是人与大自然的共有本质，因此它是无善无恶的。从这个层面来讲，人的本质不是自私的。其次是特殊层次。在这个层次，人的本质是创造。有了创造能力，人们就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联合起来，互相合作。所以人性是善的，可以而且也应该做到自由、平等、博爱。从这个层面来讲，人的本质也不是自私的。最后是个别层次。人类除了互相合作的一面以外，还有互相争夺的一面。因此人性是善恶混。互助合作的一面是更为深层的本质，它们虽然共同发生作用，但由于每个人的环境、地位、能力、修养不同，所以它们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人表现出更多的互相合作的属性，有的人表现出更多的互相争夺的属性。好的制度使人的善的本性得到发挥，不好的制度使人的恶的本性得到实现。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必须对权力多元化监督，但这只是制度对人性的导向作用的证明，而不是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证明。从这个层面来讲，人的本质也不是自私的。
萨特（1905一1980），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先于人作为主体的本质，是人的非自觉的自我创造的本质先于自觉的自我创造的本质，正好像人的少年期靠父母生存属于非自觉的自我创造一样。成人的非自觉的自我创造同自觉的自我创造是人的本质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是本质的不同层次。后者的空间展示只是前者的时间展开的不同表现。因此，应把人的本质同人的素质区别开来。萨特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是存在先于素质，或人的本质先于人的素质。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说明了人的多层次本质。人的素质也可理解为人的特殊本质。“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是和人的一般本质相统一的一般存在先于和人的特殊存在相统一的特殊本质。存在和本质在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
那么，西方经济学家认定的“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结论又是怎样得出来的呢？是西方经济学家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得出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精力集中于简单的线性系统，滋生了一种重抽象还原的主流学术氛围。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片面分析的而非综合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系统的组成部分解释复杂系统，尽管这些部分实际上是无法从整体分割的。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对经济的唯一根本的陈述是关于经济中最本原层次的陈述。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系统行为，如企业自组织、市场交换过程都看作是现象，这些现象可以简化为深层的本原（注：不是本质）——如经济人、商品、产权、交易，而经济人又还原为自私的经济人。他们的方法论基础是还原论----把复杂微观系统的变化看作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的运动引起的。还原论把粒子物理的定律看成宇宙最深层次的本质，然而恰恰是粒子物理的定律本身，宣告了还原论的破产。粒子物理告诉我们：不但客体与客体之间，而且客体与主体之间，都处于不可分割的整体之中。因此，宇宙是也只能是一个整体，还原论本身就是整体论。五度空间理论与方法，使整体论与还原论得以统一，整体论与个体论得以统一。本质是具体的，而抽象不是本质。对称是出发点和归宿，抽象和辩证是手段和途径。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是五度空间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对称经济学是（扬弃还原论的）整体论，西方经济学是还原论；整体论以自然经济与知识经济为背景，还原论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整体论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是对称逻辑。还原论的哲学基础是天人相分，思维方式是“形式”逻辑。整体论重普遍联系、全息关系和直觉。还原论重抽象与分析。二者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但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还原论科学将成昔日黄花。在同自然的关系上，整体论更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所以，对称经济学治本，西方经济学治标；对称经济学为本，西方经济学为用；对称经济学为道，西方经济学为器。
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随着市场社会经济形态由小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平面的市场经济向立体的市场经济、从工业市场经济向知识市场经济发展，人的行为方式也发生质的变化——从竞争走向合作，从博弈中分离出对策。而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系统的参照系由于仍停留在小商品经济和工业市场经济时期，所以他们的立足基础仍然是个人——无论是“经济人”还是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制度经济学，无不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还原论。在还原论看来，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是个人。还原论把社会的最小单位个人的行为方式移植到经济活动中来，认为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也是个人，是个人之间的博弈活动。因此还原论的参照系是小商品经济时期。在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是企业；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人和事之间、企业之间联系的有机性、对称性，决定了人与企业、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合作关系。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西方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
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
以抽象的“经济人”为出发点，信息是不对称的，人在经济活动中只有博弈，而无对策。以具体的主体为出发点，信息不对称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主体的能动性，决定了主体的经济活动是一个对策的过程。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也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出发点。所以，问题和假设只是中点，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理论发展的中间环节。把理性等于抽象，是方法论上的误区，无论是分析还是综合，从研究到叙述，理性都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
从现实来看，“经济人”也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把人看成“经济人”还是“道德人”，集中体现了性善者与性恶者、性善论者与性恶论者两种不同的人本观。实际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是人的两种属性，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不同主观修养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的人。而两种不同的人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属性在人身上的不同组合、不同比重而已。只要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个系统，人的本质属性是这一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经济人”、“道德人”、“政治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名称而已。用“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来界定人的本质、定义“经济人”，是把结论当前提，是静态的、孤立的、线性的思维方式的产物。随着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人”也可以扩展为“道德人”，或把“道德人”作为“经济人”的内在环节。包含“道德人”在内的“经济人”可以作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主体。人的本质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这个原理是经济学、管理学中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统一的理论依据。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子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天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说：“人性就像那急流的水，缺口在东便向东方流，缺口在西便向西方流。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就像水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一样。”孟子说：“水的确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但是，也无所谓向上流向下流吗？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当然，如果水受拍打而
飞溅起来，能使它高过额头；加压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岗。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形势迫使它如此的。人的可以迫使他做坏事，本性的改变也像这样。”
具体
经济人 理性 抽象
非理性
主体
——社会——市场——经济人
客体 哲学（方法论）
具体——抽象——具体
主体
经济人——社会、市场——
客体 经济学
具体 抽象 具体
经济学的出发点与体系建构方法论模型
人的细胞同动物的细胞没有本质的不同，但人有自我意识，能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别开来；
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特殊本质。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客体和主体、相对客体和相对主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科学理论既是以经济学家这一相对主体为中心的这个过程的产物，又是以这个过程本身为对象，因而经济学理论的内容——经济科学规律同对象——经济客观规律是同构的，有着天然的一致；这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例如经济客体）同其他要素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有着一种全息关系。离开这个总体过程去寻找什么“纯经济客体”的信息，“纯经济客体”的反映，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对这个总体过程的反映也即对经济客体的反映，总体的创造过程同对经济客体的反映过程是一致的。对称的方法是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方法论基础，也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基础。在对称辩证法看来，认识过程（研究过程属于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都是具体——抽象——具体。因为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因此都是整体；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方法和叙述方法是整体论方法。这就解决了整体论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怎样同整体论中整体原则相吻合的问题。从具体到抽象，可以看成是还原论的认识过程；从抽象到具体，可以看成是还原论的叙述过程。还原论本来就是要把整体还原为部分，所以这两个过程同它的个体论的基本原则不矛盾。所以还原论就是整体论。这就把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了起来。在这里，要把本原同本质区别开来。本原虽然是整体的最小单位，然而却仍然是现象；本质则是比规律更深层次的范畴。以五度空间模式来观察，从整体上看，整体论是真正的理论基础，而还原论只是一种应用理论。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作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当今世界三大流派、两大类型经济学出发点的扬弃，且同宇宙的本质、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相一致，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最大的涵盖力与解释力，因而具有公理的性质。以这样的公理为出发点展开来的经济学体系可以做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思辩与实证的统一，可以统一解释所有经济现象而不会被证伪。对称经济学的产生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西方经济学不是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经济解释的出发点就是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经济学体系的出发点就是经济学的公理。张五常：“以选择理论来解释人的行为，当然要假设人的行为是可以被预测的。严格一点说，经济学的第一个公理是任何人的行为，都是由个人作出可以被预测的选择（Predictable choice)而起。这是公理，是经济学一个基础假设，不管是对还是错，是不能有所争议的。” ④张五常在这里明确地把经济学假设当做公理。把假设当公理、以个人为出发点是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张五常把假设当公理、以个人为出发点，说明他是以西方经济学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任何一门科学的出发点是一门科学的公理，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学的公理。公理，就是不证自明的、不可证伪的、一门科学的对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的反映。只有以这样的公理为出发点进行逻辑严密的推导，才能得出不可证伪的科学结论；只有以不可证伪的公理为出发点、以不可证伪的逻辑推导为过程、得出不可证伪的结论的逻辑体系才是一门科学，经济学如果是一门科学也不例外。什么是经济学的公理？经济学的公理只能是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是产生所有经济现象的最根本原因。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次的本质，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就是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经济领域一切现象都是经济主客体对称关系的展开和表现，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例外。以经济主客体的对称关系作为经济学的公理，作为经济学体系逻辑的出发点，根本不是什么假设，也根本不要什么假设。公理之所以“不能有所争议”是因为不可证伪，而假设轻易就能被证伪，所以假设不可能“不能有所争议”。诚然，迄今为止的学说99.9%都是假设，但作为科学的体系，只能用0.1%的公理作为出发点。古今中外，除了西方经济学公然主张以假设为出发点外，没有任何一门科学公然主张以假设为公理和出发点。到目前为止，西方经济学曾经出现过三种出发点：亚当-斯密的价值、马克思的商品和帕累托的“经济人”。它们都只不过是经济社会的“本原”而非“本质”，由于作为概念其内涵不具备经济领域的全部涵盖性，在演绎推导形成体系过程中容易出现例外，所以只能是假设而不可能是公理，必然被替换而不能一以贯之、从一而终，更不能做到“没有争议”。但如果我们从经济现象的最深层次的特殊本质——主客体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逐步推导出主客体的价值关系，从主客体的价值关系推出经营活动、交易活动、“经济人”及其活动，就可以建构起不可证伪的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商品”。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经济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主客体关系。第三者是前二者的扬弃：把高品提升为“客体”，把“经济人”提升为“主体”——主体与客体及其对称关系——逻辑与历史的对称关系，就是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在这里，经济人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经济人是实证的，而不是假设的。经济人是现实的，而不是虚构的。经济人是行为的，而不是理论的。具体的经济人是主体, 主体与客体相对而言.所以以具体的经济人----主体为出发点,就是以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为出发点。经济人是哲学分析的终点，经济学研究和叙述的起点。这其中，观察与推理、 假说与验证、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都是必要的、相互对称的方法；其中，“数学公理”只是主体在这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关系中、逻辑思辨中的一种形式和非十分必要的环节。经济学公理与数学公理一样，只能靠直觉凝结产生，因为在表面的直觉背后，是复杂的逻辑推理与实践验证过程；但由于经济学是比数学更复杂的系统科学，因而从观察到直觉、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更复杂、过程也更漫长。但如果把经济学“公理化” 理解成排斥主体的“纯科学”的方法，则只能走向科学的反面。因此，经济学公理化方法应该是主客体相对称的对称逻辑的方法，而不仅是数学方法和传统形式逻辑方法。如果讲到分析工具的发展，那么对称逻辑是最重要的分析工具的发展成果。
艾萨克•牛顿（1643—1727），英国近代物理学家。他的力学与线性思维方式只适合于宏观低速领域，不适合于微观高速领域。在微观高速领域要运用量子力学与非线性的复杂系统论思维方式。人类经济也是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其中小商品经济时期相当于物理宏观低速领域，现代知识市场经济相当于物理微观高速领域。牛顿“我能算出天体运行的轨道，却算不出人性的贪婪。”秉持线性思维方式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只能适用于解释小商品经济，当代经济学必须运用非线性的、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在当代经济学领域运用经济学中的“牛顿定律”是思维方式与思维对象的不对称。
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以经济主客体关系为经济学的公理、出发点，是因为他们的思维方式停留在牛顿力学层面。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只有纯客观的才是实证的。在量子力学的科学观看来，主客体不可分，实证在于主客体的统一，实践标准是事实标准、价值标准、逻辑标准的统一。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经济学的客观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在量子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经济学的主体性与客观性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内在一致的。在牛顿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应该是抽象的；在量子力学层面的思维方式看来，作为经济学出发点的公理、定理应该是具体的。把脱离具体的、还原论意义上的抽象的纯客观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对立的。以具体的公理、定理作为经济学的出发点，经济学的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由于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使西方经济学家不可能理解经济学主客体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他们以某一个经济客体的要素为出发点，很容易被证伪，所以他们的理论、模型只能以假设为前提，以数理统计、概率论为根本方法，这就决定了西方经济学建立起来的模型只有或然性，而无普遍必然性；虽然有时会因碰运气发生作用，但极易因为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失效。这就是张五常说的“必然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用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经济无能为力，不能像张五常那样用歪解科学方法论来自圆其说，也不能像其他所谓经济学家那样，用所谓中国市场经济不成熟来自圆其说，而只能在西方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自身找原因。应该用经济学来解释经济，而不是用经济来注解经济学。当然经济学有改变经济现实、使经济规范化的功能，但经济学首先能解释任何经济现象，通过证明自己的解释力来证明自己的科学性，然后才有资格指导经济规范化。而西方经济学既没有解释力，又强调实证主义、反对规范化，这就只能被排除在中国经济解释之外。
能够作为经济解释出发点的经济学，只能是一般的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由于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虽然有的政治经济学也标榜自己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所以政治经济学作为范式是前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是与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特殊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不能成为经济解释的理论基础。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能成为经济解释的理论基础，是由于政治经济学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不可能以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为对象，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由参与经济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共同参与的。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阶级在社会规律中的地位不同，但总体上社会经济规律是他们合力的结果。只有对不同的阶级在社会经济规律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合理的定位、公正的评价，才能真正正确认识和揭示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而作为“阶级的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因为都是特定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虽然都能对本阶级的地位和作用有充分的反映，因而也从某个侧面反映社会经济规律，但从总体上不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是一般和特殊、宏观和微观、整体和部分、具体和抽象的关系。迄今为止的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并不等于经济学只能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特殊的理论经济学，完全可以从中提升出一般的理论经济学，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经济学。只有这样的经济学，才能作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主体（理论）
出发点 （相互作用） 产生问题 提出假设 检验假设 升华理论 理论发展
客体（经济现象）
经济理论体系的出发点也就是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对称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对称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的终结，科学经济学的开始。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对称经济学，是用对称的方法，五度空间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对人类经济活动中的各个因素与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作逻辑的、历史的、现实的分析，从中揭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的经济学。只有对称经济学才能作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
还原论的出发点不是科学经济学的出发点
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经济解释的出发点，是由于西方经济学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还原论的出发点，经济学还原论的出发点只能是假设而不可能是公理。张五常：“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自私是人的本质，是真理，是不可更改的，但从经济科学的角度看，这真理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自私作为一个辩证的基础假设，在这个起点上不容有所争议。”“基础假设不容许有异议，而人的本质究竟是怎样那是心理学、生理学，或哲学上的事，而是我们要假设人是怎样。” ⑤张五常这里隐含两个悖论：“基础假设”和“不容许有异议”之间，“假设”与“要假设”之间。既然是假设，又怎么能够“不容许有异议”？既然“不容许有异议”，又怎么成了假设？假设是实证范畴还是规范范畴？如果是实证范畴，怎么能“要假设”？如果是规范范畴，何必称“假设”？张五常的上述悖论不是偶然的，而是源于他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源于他的经济学的抽象的出发点。这就不能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吗？
人是什么？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人的本质有一般、特殊和个别三个层次。
首先是一般层次。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对称是人和整个大自然共有的自然本质，也是人的最深层的本质。既然追求平等是人与大自然的共有本质，因此它是无善无恶的。从这个层面来讲，人的本质不是自私的。其次是特殊层次。在这个层次，人的本质是创造。有了创造能力，人们就不但有必要、而且有可能联合起来，互相合作。所以人性是善的，可以而且也应该做到自由、平等、博爱。从这个层面来讲，人的本质也不是自私的。最后是个别层次。人类除了互相合作的一面以外，还有互相争夺的一面。因此人性是善恶混。互助合作的一面是更为深层的本质，它们虽然共同发生作用，但由于每个人的环境、地位、能力、修养不同，所以它们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人表现出更多的互相合作的属性，有的人表现出更多的互相争夺的属性。好的制度使人的善的本性得到发挥，不好的制度使人的恶的本性得到实现。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必须对权力多元化监督，但这只是制度对人性的导向作用的证明，而不是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证明。从这个层面来讲，人的本质也不是自私的。
萨特（1905一1980），法国哲学家。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是人的本质先于人作为主体的本质，是人的非自觉的自我创造的本质先于自觉的自我创造的本质，正好像人的少年期靠父母生存属于非自觉的自我创造一样。成人的非自觉的自我创造同自觉的自我创造是人的本质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是本质的不同层次。后者的空间展示只是前者的时间展开的不同表现。因此，应把人的本质同人的素质区别开来。萨特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是存在先于素质，或人的本质先于人的素质。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说明了人的多层次本质。人的素质也可理解为人的特殊本质。“存在先于本质”，实际上是和人的一般本质相统一的一般存在先于和人的特殊存在相统一的特殊本质。存在和本质在任何时候都是统一的。
那么，西方经济学家认定的“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结论又是怎样得出来的呢？是西方经济学家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得出来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精力集中于简单的线性系统，滋生了一种重抽象还原的主流学术氛围。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片面分析的而非综合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他们可以通过系统的组成部分解释复杂系统，尽管这些部分实际上是无法从整体分割的。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对经济的唯一根本的陈述是关于经济中最本原层次的陈述。西方经济学家们将系统行为，如企业自组织、市场交换过程都看作是现象，这些现象可以简化为深层的本原（注：不是本质）——如经济人、商品、产权、交易，而经济人又还原为自私的经济人。他们的方法论基础是还原论----把复杂微观系统的变化看作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的运动引起的。还原论把粒子物理的定律看成宇宙最深层次的本质，然而恰恰是粒子物理的定律本身，宣告了还原论的破产。粒子物理告诉我们：不但客体与客体之间，而且客体与主体之间，都处于不可分割的整体之中。因此，宇宙是也只能是一个整体，还原论本身就是整体论。五度空间理论与方法，使整体论与还原论得以统一，整体论与个体论得以统一。本质是具体的，而抽象不是本质。对称是出发点和归宿，抽象和辩证是手段和途径。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是五度空间演化的自然历史过程。对称经济学是（扬弃还原论的）整体论，西方经济学是还原论；整体论以自然经济与知识经济为背景，还原论是工业经济时代的产物。整体论的哲学基础是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是对称逻辑。还原论的哲学基础是天人相分，思维方式是“形式”逻辑。整体论重普遍联系、全息关系和直觉。还原论重抽象与分析。二者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但随着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化，还原论科学将成昔日黄花。在同自然的关系上，整体论更全面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所以，对称经济学治本，西方经济学治标；对称经济学为本，西方经济学为用；对称经济学为道，西方经济学为器。
还原论经济学缺乏出发点的本质性、自上而下的严密性、自下而上的创造性。见物不见人，人缺乏经济主体性，忽视文化、制度、人格、软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学还原论的要害，就在于它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时，不是把经济社会规律看成是经济社会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而是以一个要素作为出发点从现象到现象的展开。这种发展观是线性发展观。还原论的出发点决定了出发点的抽象性与不对称性，决定了理论出现悖论与实践出现悖境的必然性。随着市场社会经济形态由小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平面的市场经济向立体的市场经济、从工业市场经济向知识市场经济发展，人的行为方式也发生质的变化——从竞争走向合作，从博弈中分离出对策。而西方经济学的范式——系统的参照系由于仍停留在小商品经济和工业市场经济时期，所以他们的立足基础仍然是个人——无论是“经济人”还是博弈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制度经济学，无不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还原论。在还原论看来，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是个人。还原论把社会的最小单位个人的行为方式移植到经济活动中来，认为经济活动的最小单位也是个人，是个人之间的博弈活动。因此还原论的参照系是小商品经济时期。在现代市场经济时期，社会的最小经济单位是企业；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人和事之间、企业之间联系的有机性、对称性，决定了人与企业、人与人的关系本质上是合作关系。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决定西方经济学形成体系的方向：问题→政策→理论的不对称思维运动。
问题与理论，本来是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思维运动。但由于西方经济学缺乏整体稳定的框架，既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性，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因此变成从不对称到不对称的单向思维运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经济学家，囿于他们的思想方法，连自己的国家的问题都解释不了，根本没有资格对别人国家的事情指手划脚。照搬照套他们的理论，只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还原论的出发点与形成体系的方向，使西方经济学有经验而无完整理论，有模型而无范式,是无范式的范式。
以抽象的“经济人”为出发点，信息是不对称的，人在经济活动中只有博弈，而无对策。以具体的主体为出发点，信息不对称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主体的能动性，决定了主体的经济活动是一个对策的过程。问题，只是主客体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契机，而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的出发点。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要以主体原有的理论背景为前提；问题和理论的碰撞，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由于它们的相互作用，使经济学理论实现从抽象到具体的展开。所以，假设也不是出发点——既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也不是叙述出发点。所以，问题和假设只是中点，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理论发展的中间环节。把理性等于抽象，是方法论上的误区，无论是分析还是综合，从研究到叙述，理性都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
从现实来看，“经济人”也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把人看成“经济人”还是“道德人”，集中体现了性善者与性恶者、性善论者与性恶论者两种不同的人本观。实际上，“经济人”与“道德人”是人的两种属性，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的不同主观修养而形成的两种不同的人。而两种不同的人实际上是两种不同属性在人身上的不同组合、不同比重而已。只要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一个系统，人的本质属性是这一系统的整体功能，那么“经济人”、“道德人”、“政治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名称而已。用“人的本质是自私”的来界定人的本质、定义“经济人”，是把结论当前提，是静态的、孤立的、线性的思维方式的产物。随着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人”也可以扩展为“道德人”，或把“道德人”作为“经济人”的内在环节。包含“道德人”在内的“经济人”可以作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主体。人的本质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这个原理是经济学、管理学中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统一的理论依据。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子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天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说：“人性就像那急流的水，缺口在东便向东方流，缺口在西便向西方流。人性无所谓善与不善，就像水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一样。”孟子说：“水的确无所谓向东流向西流，但是，也无所谓向上流向下流吗？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人性没有不善良的，水没有不向低处流的。当然，如果水受拍打而
飞溅起来，能使它高过额头；加压迫使它倒行，能使它流上山岗。这难道是水的本性吗？形势迫使它如此的。人的可以迫使他做坏事，本性的改变也像这样。”
具体
经济人 理性 抽象
非理性
主体
——社会——市场——经济人
客体 哲学（方法论）
具体——抽象——具体
主体
经济人——社会、市场——
客体 经济学
具体 抽象 具体
经济学的出发点与体系建构方法论模型
人的细胞同动物的细胞没有本质的不同，但人有自我意识，能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别开来；
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结构，是人同动物区别开来的特殊本质。主体与客体的对称关系，客体和主体、相对客体和相对主体是相互创造、相互生成的过程。科学理论既是以经济学家这一相对主体为中心的这个过程的产物，又是以这个过程本身为对象，因而经济学理论的内容——经济科学规律同对象——经济客观规律是同构的，有着天然的一致；这个系统中的任何一个要素（例如经济客体）同其他要素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有着一种全息关系。离开这个总体过程去寻找什么“纯经济客体”的信息，“纯经济客体”的反映，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对这个总体过程的反映也即对经济客体的反映，总体的创造过程同对经济客体的反映过程是一致的。对称的方法是整体论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方法论基础，也是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起来的方法论基础。在对称辩证法看来，认识过程（研究过程属于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都是具体——抽象——具体。因为起点和终点都是具体，因此都是整体；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方法和叙述方法是整体论方法。这就解决了整体论认识过程和叙述过程怎样同整体论中整体原则相吻合的问题。从具体到抽象，可以看成是还原论的认识过程；从抽象到具体，可以看成是还原论的叙述过程。还原论本来就是要把整体还原为部分，所以这两个过程同它的个体论的基本原则不矛盾。所以还原论就是整体论。这就把还原论与整体论统一了起来。在这里，要把本原同本质区别开来。本原虽然是整体的最小单位，然而却仍然是现象；本质则是比规律更深层次的范畴。以五度空间模式来观察，从整体上看，整体论是真正的理论基础，而还原论只是一种应用理论。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作为对称经济学的出发点，是当今世界三大流派、两大类型经济学出发点的扬弃，且同宇宙的本质、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相一致，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最大的涵盖力与解释力，因而具有公理的性质。以这样的公理为出发点展开来的经济学体系可以做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思辩与实证的统一，可以统一解释所有经济现象而不会被证伪。对称经济学的产生使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
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1
用对策代替博弈——评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 2014/10/15 13:08 | by admin ]
2014/10/15 13:08 | by admin ]
陈世清：用对策代替博弈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
通过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的市场监管理论的获奖，揭示了“博弈”和“对策”是经济主体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揭示了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由博弈向对策转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必然性。
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凭借其在大型企业、市场力量和监管等领域的学术贡献荣获201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说：“许多行业都是由少数大型企业或单个垄断者控制。如果不受监管，这类市场经常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实际)价格高于由成本推动的价格，或者效率差的企业通过禁止更有效率的新企业进入市场而存活。”“价格高于由成本推动的价格，或者效率差的企业通过禁止更有效率的新企业进入市场而存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市场失灵”，而这种市场失灵是由企业垄断造成的，而企业垄断又是由不受监管的市场完全竞争造成的。完全竞争必然走向竞争的反面——垄断，垄断使竞争不再充分，从而使市场失灵。这说明真正的市场竞争是充分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怎样充分竞争？引入政府的作用。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让•梯若尔为有关这类市场失灵的研究注入新活力”。他的研究对于政府如何处理企业合并或联合，以及如何监管垄断企业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让•梯若尔在接受法国《回声报》采访时就曾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主要源于监管失败。他认为，一些经济学家无限相信市场效率，而这一观点已经“落后时代30年”。如果在一个市场中，内部交易者可以随意转移资源，进行内部交易，将对其他交易者特别是小股东不利，股票市场也不能发育健全，只有信息透明才能保护小股东，使他们有积极性向市场注入资金。所以他认为公司信息透明性与公司治理很重要。对于由数家公司巨头主导的行业垄断及由此造成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只有政府规制才能有效监管并纠正市场失灵。借助这些新的理念和相应的机制设计，政府可以更好地鼓励强大的公司变得更具创造力，同时又防范它们伤害竞争和客户。让•梯若尔针对企业信息不透明与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提出的加强政府监管的对策方案说明，政府不在市场之外而就在市场之中，政府本身就是市场主体；包括企业规制在内的政府宏观调控是保证企业信息透明、市场充分竞争与有效运转的必要环节，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基础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把市场作用与政府调控对立起来、把政府看成市场外部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政府本身作为市场主体，对于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经济主体“对策”的典型——政府的强势地位，使其对企业的规制行为很难纳入通常所理解的完全竞争主体之间的“博弈”范畴。因此，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通过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的市场监管理论的获奖，揭示了“博弈”和“对策”是经济主体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揭示了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由博弈向对策转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必然性。政府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是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形态。
信息经济学是博弈论的理论基础，而博弈论又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西方现代经济学中之所以没有把博弈与对策、博弈论与对策论明确区别开来，是由于没有把信息经济学由信息认识论上升到信息控制论。停留在信息认识论层面的信息经济学，只能教人在“囚徒困境”中进行非合作博弈实现消极的“纳什均衡”，不能教人通过合作博弈实现积极的信息对称，这样的信息经济学只能教人博弈不能教人对策是必然的。像张维迎这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市场自发论逻辑就是建立在信息认识论与博弈论基础上的。诚然，信息对称或从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自然现象，社会领域信息对称是有自发的一面。人类社会追求信息从不对称到对称转化，是人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本能，正好像追求公平是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本能、通过内部基因变异外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实现生物体和环境的对称与进化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基本粒子运动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产生万物是自然界本体论意义上的本能一样。但人类追求信息对称不能仅仅停留在自发层面，而必须上升到自觉层次；就好像人的本能不能停留在动物层面而必须上升到理性层次一样。这就是信息认识论必须上升到信息控制论的逻辑的与历史的依据。之所以会出现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梯若尔教授说的，好的经济学家忙于教学和研究，所以没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差的经济学家反而做这些事情的现象，就是因为差的经济学家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大众媒体比较容易通过和差的经济学家的接触实现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信息对称，大众媒体通过和差的经济学家的接触可以相对提高和经济学家信息对称的边际效率；而那些差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也乐于接受媒体采访，也是出于用名气来弥补学问不足、实现自己人生超越与心理平衡的本能冲动。但这种低层次的、表面的信息对称会出现社会信息对称中的“劣币驱逐良币”，在社会大众整天听那些差的经济学家夸夸其谈时，听不到好的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实践证明：要解决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走出信息看信息，在经济控制论领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仅仅从信息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控制论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受控的实践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融合过程。这说明必须用自觉的信息对称代替自发的信息对称。这就必然要求用信息控制论代替信息认识论，把对策和博弈分离开来，用对策代替博弈。本人之所以长期主张从现有的“博弈”中分离出“对策”，把现在不加区分的“博弈”和“对策”看成两个概念，用对策代替博弈，就是希望提高人实现信息对称的自觉性，减少人实现信息对称的盲目性，提升人实现信息对称的层次性，从而改变人的自发的行为方式，提高人的主体性，提高人作为经济主体活动的效率与效益。
市场的逻辑本质上是对策的逻辑不是博弈的逻辑。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之所以得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为他把博弈论运用到经济活动的控制中，提出用机制设计和产业组织来控制人的经济活动，使人与人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无序“博弈”得以规范，使市场能够有序运转。这对于经济学理论与人类经济实践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让-梯若尔：“如果在一个市场中，内部交易者可以随意转移资源，进行内部交易，将对其他交易者不利，股票市场也不能发育健全。因此保护少数小股东很重要，这样他们才会有积极性向市场注入资金。”因此，“我认为透明性很重要，公司信息、公司治理也很重要。”如果说，“透明性”属于信息认识论范畴，那么“公司治理”就属于信息控制论范畴。通过信息控制实现信息对称（透明），实际上是用对策代替博弈，虽然让-梯若尔本人仍然把对策称之为博弈，或者他仍然把对策与博弈混为一谈。这不奇怪，人类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模糊到精确、多义到一义的过程，让-梯若尔的机制设计与产业组织理论客观上揭示了把对策与博弈两个概念剥离开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用对策代替博弈的必然性，虽然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用对策代替博弈、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方法，首先是进行产业组织的机制设计，也就是让-梯若尔说的，如果想把事情分析透彻（实现信息不对称向信息对称转化），就必须用博弈论（这里的“博弈论”实际上就是对策论）表述出来，这样就能知道改变游戏规则（进行机制设计）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否能通过对充满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活动进行规制实现信息不对称向信息对称转化、对充满无序的经济活动进行规范使之实现从无序向有序转化的目的）；其次是靠健全的法规和制度，对诸如内部交易等无序非法的博弈行为起诉、罚款甚至进监狱，使之得到有效控制。这种通过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宏观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微观的劳动力市场与经理人市场，以及股票、债券、期货、借贷市场，等等。市场经济的信息对称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于制度设计问题。让-梯若尔认为禁止内部交易很不容易，必须靠健全的法规和制度，说明科学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和小企业、企业和股东与客户“多种势力和群体”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掌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信息控制实现信息对称方面确实有制度优势。
曾几何时，西方经济学否认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所以才有不确定、信息不对称、非理性、有限理性，才有“囚徒困境”与博弈。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博弈没有对策，即使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著述中也有出现“对策”字眼，但在概念上仍然是博弈。让-梯若尔的对策论产业组织理论实际上指出了西方经济学通过对策走出经济人有限理性造成的“囚徒困境”的出路，虽然让-梯若尔仍然没有对对策与博弈的概念做明确的区分。让-梯若尔把博弈论定义为研究人与人之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让-梯若尔的博弈论定义过于宽泛，以致使人无法把握博弈的真正本质。人与人之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信息的交换中又包括博弈与对策两种方式。让-梯若尔对博弈论的宽泛定义实际上是把博弈与对策、博弈论与对策论混为一谈。实际上博弈与对策不同。所谓“博弈”，是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依靠经验和猜测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西方经济学中所谓人与人之间在“囚徒困境”中通过非合作博弈实现“纳什均衡”就是经典的博弈。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囚徒困境”，人们总是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间谍手段）实现信息对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策；即使人们经过努力后无法实现完全的信息对称，但人们这种想办法获取信息、实现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努力、措施从不得力向得力转化的摸索过程，就是一种对策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囚徒困境”中的博弈过程。所谓对策，就在信息对称或接近对称的基础上依靠知识和智慧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自觉的而非自发的。让-梯若尔对我国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取消内部关税使国内商品自由流通等建议就是在总结经验掌握规律基础上的对策论建议，虽然他在表述上仍然把他的对策说成博弈。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现有的信息经济学实际上是信息认识论）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信息认识论）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信息认识论）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与信息控制论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让-梯若尔强调了经济主体包括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说明了博弈向对策转化、信息认识论向信息控制论转化的必要性，在强调实证性的西方经济学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被中国经济学——主客体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对称经济学范式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让-梯若尔对人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从人类经济学本身的整体发展逻辑而言，让-梯若尔今年获奖可谓名至实归。
原载：求是理论网
——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
通过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的市场监管理论的获奖，揭示了“博弈”和“对策”是经济主体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揭示了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由博弈向对策转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必然性。
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凭借其在大型企业、市场力量和监管等领域的学术贡献荣获201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说：“许多行业都是由少数大型企业或单个垄断者控制。如果不受监管，这类市场经常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实际)价格高于由成本推动的价格，或者效率差的企业通过禁止更有效率的新企业进入市场而存活。”“价格高于由成本推动的价格，或者效率差的企业通过禁止更有效率的新企业进入市场而存活”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市场失灵”，而这种市场失灵是由企业垄断造成的，而企业垄断又是由不受监管的市场完全竞争造成的。完全竞争必然走向竞争的反面——垄断，垄断使竞争不再充分，从而使市场失灵。这说明真正的市场竞争是充分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怎样充分竞争？引入政府的作用。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让•梯若尔为有关这类市场失灵的研究注入新活力”。他的研究对于政府如何处理企业合并或联合，以及如何监管垄断企业具有重要意义。2012年，让•梯若尔在接受法国《回声报》采访时就曾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主要源于监管失败。他认为，一些经济学家无限相信市场效率，而这一观点已经“落后时代30年”。如果在一个市场中，内部交易者可以随意转移资源，进行内部交易，将对其他交易者特别是小股东不利，股票市场也不能发育健全，只有信息透明才能保护小股东，使他们有积极性向市场注入资金。所以他认为公司信息透明性与公司治理很重要。对于由数家公司巨头主导的行业垄断及由此造成的价格与价值的背离，只有政府规制才能有效监管并纠正市场失灵。借助这些新的理念和相应的机制设计，政府可以更好地鼓励强大的公司变得更具创造力，同时又防范它们伤害竞争和客户。让•梯若尔针对企业信息不透明与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提出的加强政府监管的对策方案说明，政府不在市场之外而就在市场之中，政府本身就是市场主体；包括企业规制在内的政府宏观调控是保证企业信息透明、市场充分竞争与有效运转的必要环节，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基础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内在统一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把市场作用与政府调控对立起来、把政府看成市场外部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政府本身作为市场主体，对于垄断造成的市场失灵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是经济主体“对策”的典型——政府的强势地位，使其对企业的规制行为很难纳入通常所理解的完全竞争主体之间的“博弈”范畴。因此，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意义，就在于通过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的市场监管理论的获奖，揭示了“博弈”和“对策”是经济主体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揭示了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由博弈向对策转化的历史必然性，也揭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必然性。政府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是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高级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形态。
信息经济学是博弈论的理论基础，而博弈论又是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在西方现代经济学中之所以没有把博弈与对策、博弈论与对策论明确区别开来，是由于没有把信息经济学由信息认识论上升到信息控制论。停留在信息认识论层面的信息经济学，只能教人在“囚徒困境”中进行非合作博弈实现消极的“纳什均衡”，不能教人通过合作博弈实现积极的信息对称，这样的信息经济学只能教人博弈不能教人对策是必然的。像张维迎这样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市场自发论逻辑就是建立在信息认识论与博弈论基础上的。诚然，信息对称或从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自然现象，社会领域信息对称是有自发的一面。人类社会追求信息从不对称到对称转化，是人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本能，正好像追求公平是人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本能、通过内部基因变异外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实现生物体和环境的对称与进化是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基本粒子运动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产生万物是自然界本体论意义上的本能一样。但人类追求信息对称不能仅仅停留在自发层面，而必须上升到自觉层次；就好像人的本能不能停留在动物层面而必须上升到理性层次一样。这就是信息认识论必须上升到信息控制论的逻辑的与历史的依据。之所以会出现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梯若尔教授说的，好的经济学家忙于教学和研究，所以没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差的经济学家反而做这些事情的现象，就是因为差的经济学家有时间面对大众媒体，大众媒体比较容易通过和差的经济学家的接触实现和经济学家之间的信息对称，大众媒体通过和差的经济学家的接触可以相对提高和经济学家信息对称的边际效率；而那些差的经济学家之所以也乐于接受媒体采访，也是出于用名气来弥补学问不足、实现自己人生超越与心理平衡的本能冲动。但这种低层次的、表面的信息对称会出现社会信息对称中的“劣币驱逐良币”，在社会大众整天听那些差的经济学家夸夸其谈时，听不到好的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实践证明：要解决市场经济信息不对称问题，必须走出信息看信息，在经济控制论领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仅仅从信息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控制论层面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受控的实践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从不确定到确定，从不对称到对称的双向融合过程。这说明必须用自觉的信息对称代替自发的信息对称。这就必然要求用信息控制论代替信息认识论，把对策和博弈分离开来，用对策代替博弈。本人之所以长期主张从现有的“博弈”中分离出“对策”，把现在不加区分的“博弈”和“对策”看成两个概念，用对策代替博弈，就是希望提高人实现信息对称的自觉性，减少人实现信息对称的盲目性，提升人实现信息对称的层次性，从而改变人的自发的行为方式，提高人的主体性，提高人作为经济主体活动的效率与效益。
市场的逻辑本质上是对策的逻辑不是博弈的逻辑。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之所以得201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因为他把博弈论运用到经济活动的控制中，提出用机制设计和产业组织来控制人的经济活动，使人与人之间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无序“博弈”得以规范，使市场能够有序运转。这对于经济学理论与人类经济实践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让-梯若尔：“如果在一个市场中，内部交易者可以随意转移资源，进行内部交易，将对其他交易者不利，股票市场也不能发育健全。因此保护少数小股东很重要，这样他们才会有积极性向市场注入资金。”因此，“我认为透明性很重要，公司信息、公司治理也很重要。”如果说，“透明性”属于信息认识论范畴，那么“公司治理”就属于信息控制论范畴。通过信息控制实现信息对称（透明），实际上是用对策代替博弈，虽然让-梯若尔本人仍然把对策称之为博弈，或者他仍然把对策与博弈混为一谈。这不奇怪，人类任何概念的发展，都有一个从模糊到精确、多义到一义的过程，让-梯若尔的机制设计与产业组织理论客观上揭示了把对策与博弈两个概念剥离开来、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用对策代替博弈的必然性，虽然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用对策代替博弈、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方法，首先是进行产业组织的机制设计，也就是让-梯若尔说的，如果想把事情分析透彻（实现信息不对称向信息对称转化），就必须用博弈论（这里的“博弈论”实际上就是对策论）表述出来，这样就能知道改变游戏规则（进行机制设计）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是否能通过对充满信息不对称的经济活动进行规制实现信息不对称向信息对称转化、对充满无序的经济活动进行规范使之实现从无序向有序转化的目的）；其次是靠健全的法规和制度，对诸如内部交易等无序非法的博弈行为起诉、罚款甚至进监狱，使之得到有效控制。这种通过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以实现信息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原理，可以运用于市场的任何一个角落，包括宏观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微观的劳动力市场与经理人市场，以及股票、债券、期货、借贷市场，等等。市场经济的信息对称问题，实际上可以归结于制度设计问题。让-梯若尔认为禁止内部交易很不容易，必须靠健全的法规和制度，说明科学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和小企业、企业和股东与客户“多种势力和群体”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掌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信息控制实现信息对称方面确实有制度优势。
曾几何时，西方经济学否认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由此否认经济科学决策的可能性。在他们那里，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社会规律与宇宙整体规律是脱节的，所以才有不确定、信息不对称、非理性、有限理性，才有“囚徒困境”与博弈。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只有博弈没有对策，即使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著述中也有出现“对策”字眼，但在概念上仍然是博弈。让-梯若尔的对策论产业组织理论实际上指出了西方经济学通过对策走出经济人有限理性造成的“囚徒困境”的出路，虽然让-梯若尔仍然没有对对策与博弈的概念做明确的区分。让-梯若尔把博弈论定义为研究人与人之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让-梯若尔的博弈论定义过于宽泛，以致使人无法把握博弈的真正本质。人与人之间、组织以及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包括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信息的交换中又包括博弈与对策两种方式。让-梯若尔对博弈论的宽泛定义实际上是把博弈与对策、博弈论与对策论混为一谈。实际上博弈与对策不同。所谓“博弈”，是在信息不对称基础上依靠经验和猜测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西方经济学中所谓人与人之间在“囚徒困境”中通过非合作博弈实现“纳什均衡”就是经典的博弈。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所谓的“囚徒困境”，人们总是通过各种手段（包括间谍手段）实现信息对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对策；即使人们经过努力后无法实现完全的信息对称，但人们这种想办法获取信息、实现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努力、措施从不得力向得力转化的摸索过程，就是一种对策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囚徒困境”中的博弈过程。所谓对策，就在信息对称或接近对称的基础上依靠知识和智慧进行决策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信息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自觉的而非自发的。让-梯若尔对我国提出的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取消内部关税使国内商品自由流通等建议就是在总结经验掌握规律基础上的对策论建议，虽然他在表述上仍然把他的对策说成博弈。博弈论建立在信息经济学（现有的信息经济学实际上是信息认识论）基础上, 而作为博弈论理论基础的信息经济学（信息认识论）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建立在一般均衡论与信息经济学（信息认识论）基础上的博弈论，与建立在对称经济学、知识经济学与信息控制论基础上的对策论有本质的区别。让-梯若尔强调了经济主体包括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主导作用，说明了博弈向对策转化、信息认识论向信息控制论转化的必要性，在强调实证性的西方经济学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说明西方现代经济学范式被中国经济学——主客体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对称经济学范式所代替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让-梯若尔对人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从人类经济学本身的整体发展逻辑而言，让-梯若尔今年获奖可谓名至实归。
原载：求是理论网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不需要西方国家承认
[ 2014/09/26 23:28 | by admin ]
2014/09/26 23:28 | by admin ]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实际上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否认了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承认了市场化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模本而被西方牵着改革的鼻子走。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道路、制度缺乏自信的表现。
爱国，让我想起了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首先存在思维方式冲突问题。从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看来，由于转基因能讲清各个基因的来龙去脉，所以就是安全的。但从中国人的对称思维、复杂系统论思维方式来看，要素的性质由系统决定，转基因中各个基因分别来看是安全的不等于转基因产品整体上是安全的。Wc是治癌的，苯甲酸钠作为防腐剂从单独使用来看没什么问题，但wc和苯甲酸钠结合会产生苯，而苯是致癌物质。苏丹红之所以有致癌性不是因为它的“基因”，而是因为它的分子化学结构。也许转基因产品从短期经济效益来看是有价值的，但从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来看其价值远远不如我国高产杂交水稻，而从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来看问题需要中国传统的整体论思维方式而不是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思维方式上的冲突。从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看来，只有实现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实现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西式宪政民主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它们不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但从中国整体论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价格为核心机制，以效率为核心价值，以利润为根本目标，主张完全竞争、弱肉强食、奉行丛林法则，经济增长是以剥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其最终结果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价值为核心机制，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人的幸福为根本目标，排除一切垄断、投机、权贵和不正当竞争，发展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其最终结果是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表面的平等掩盖实质的不平等，因而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只有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要建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市场经济的标准模本。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实际上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否认了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承认了市场化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模本而被西方牵着改革的鼻子走。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道路、制度缺乏自信的表现。
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除了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还存在着经济全球化和民族主体性的冲突。“全球化”本来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使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贫富差距、国内贫富差距，更有利于维护人权、民族主权。因此全球化不是全盘西化。但现有的全球化实质是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以致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既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化，也是反全球性的自由化，是全球化中民主与法制必须对称、全球化与主体性必须对称的朴实反映。因此，现在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本质上不是反对作为经济发展趋向的全球化本身。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试图用经济全球化消解中国经济主体性，用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世界工厂论来单向定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只会使中国经济在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波动中处于危险的境地。
据统计，我国因外汇储备增加而投放的货币量占到央行新增货币供应量的80%以上。美元大量流入造成我国被动增发人民币基础货币造成人民币贬值国内通货膨胀并由此丧失人民币定价权，因丧失人民币定价权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超级提款机与金融危机的转嫁地、缓冲带，根子不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占款对冲模式，而在出口导向、外资导向的发展模式；保卫人民币货币主权的根本途径不在金融领域，而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只有改变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制造美国赚钱的“中美国夫妻关系模式”，才能真正掌握人民币货币主权。要掌握人民币货币主权，经济发展模式是本，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占款对冲模式、人民币是否国际化是末。我们不能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由于人民币定价权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否外流，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是否能够随着改革开放得到切实提高，关系到我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是否安全，可以说人民币定价权实际上就是我国主权、人民人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以人民币定价权为纽带，说明发展模式和国家主权、人民人权之间不可分离。外向（包括出口导向与外资导向）型经济给我国带来的经济困局说明，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把选择发展模式提高到维护国家主权、人民人权的高度来定位；如果为了虚假的GDP增长、人均GDP提高而继续盲目对外开放，自作多情地继续维持和美国的“夫妻关系”，将使我国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政治附庸国与经济殖民地，使美国越来越富、中国越来越穷，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丧失民族主体性，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成果付之西流。
全球化对不发达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象我们这样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应该包括创新——创造——创业机制畅通灵活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系、核心技术保密体系、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以及为建立这样的体系所必须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先天的比较优势。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中国经济体，就不能以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来定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只有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才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体性。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全球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把贫富两极分化从国内扩大到全球；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和霸权主义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从而达到彻底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的目的。
物极必反、两极相逢，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抱薪救火为投机分子买单，由此引起了美国人民一次次的反弹与示威，最终酿成占领华尔街事件。整个事件以美国政府的暴力镇压而告终。这只能说明投机者、金融寡头已经绑架了美国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成为投机者、金融寡头的利益代表，并因此使自己站在广大美国普通百姓的对立面。以反倾销为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次次通过法案，要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就是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缩水，达到变相赖账的目的，甚至有美国国会议员公开宣称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是可以不还。美国以开金融峰会制定国际金融规则为由，骗各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为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试图在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下用美国经济绑架全球经济。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后来的欧债危机，再到目前的美国政府的停摆危机，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美国这样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那么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信用、国家信用的破产也就是必然的。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此前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调降至AA+。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当地时间本周二曾宣布将美国AAA主权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近日也宣布将美国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从A降至A-。大公国际认为美国高度依赖借新还旧维持其偿债能力的模式不断增加联邦政府债务偿还能力的脆弱性，这种状况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有实质性改变，因此将其评级下调。在近日凤凰网组织的、有5万多人参加的“您认为中国政府购买的美债安全吗？”网上投票中，有高达84%以上的人认为“不安全，有重大违约危险”。关键的是：不管美元国债能不能还，能不能还本付利保值，我们还有必要买吗？我认为，从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看，我们不应该拿中国的外汇储备去买美元国债，而应该进口技术实物进行科学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应结合产业升级，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前提下，增加进口，贬抑出口，把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转变为生产力。重点放在新农村建设，以增加就业、增加供给、贬抑物价、促进内需，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美国政府频发的信用危机宣告了我国出口导向、外资导向、外技导向、世界工厂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失败，也宣告了我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增长战略的失败。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举国竭尽全力支持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目前遇到了因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多次通过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4）大量购买国债滥发美元使美元不断贬值把危机造成的本国损失转嫁给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国家、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首当其冲不断缩水却无可奈何的困境；美国通过军事外交围堵我国，想通过军事外交政治手段直接间接赖掉我国用美元“储备货币”购买的1.3万亿美国国债造成的我国外交困境等等，都说明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储备货币实质是用自己的财富替外国人存款，而其价值却由外国人来决定。这点美国人最聪明：通过向外国人借钱，把外国的财富流进自己腰包，然后用滥发的美元来偿还；尔后再宣布美元贬值，最终是用一堆废纸来换取国外的真金实银，把那些象中国这样出口依赖型、为贸易顺差沾沾自喜的国家玩了一把。我们这些出口依赖型国家，为贸易顺差、赚取大量美元而沾沾自喜的国家的财富就这样通过“顺差”而大量地白白流进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被掏空，与此同时国家为了对冲外汇储备而不得不增发大量的基础货币，这一少一多，物价哪有不上涨的道理？美元贬值、外汇储备不能换回等值商品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实质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损失由中国人民来承担。我国目前如果是产能过剩造成通货膨胀，这时如果采取紧缩政策恐怕是背道而驰，结果适得其反。提高货币效率、降低物价的根本途径，不是减少货币供给，而是增加产品供给。减少货币供给，最直接的办法是用4万亿外汇储备回收人民币；而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4万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基本建设的紧缺用品。路在脚下，钱在钱途。钱是祸还是福，在导不在堵。
改革开放，战略是“道”，策略是“德”。“道”决定“德”，战略决定策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还是GDP增长，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战略。不讲姓社姓资“不争论”，只讲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其结果就是连什么是猫、什么是老鼠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说知道老鼠在哪里。对于主流经济学家而言，GDP就是老鼠，私有化、产业化、产品出口化就是猫。为了抓住GDP这只老鼠，不惜效率优先、血汗工厂、掏空资源、两极分化。这种猫抓老鼠的把戏最后演变成GDP外汇化，外汇美国国债化。外汇美国国债化的结果，就是应了中国人的老话：借钱树敌。美国人为了赖掉巨额外债，拿出外债的一小部分增强自身军力，拿出外债的一小部分收买代理人国家四面包围中国，再拿出外债的一小部分收买国内买办代理人做内奸，里应外合；而国内由于两极分化、腐败盛行而民心不稳，无法形成同仇敌忾的民族凝聚力以共同抵御外侮，使中华民族再次处于资源丧失、领土丢失、民族分裂、人心思变的内忧外患之中。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行不通。不讲姓社姓资、“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本身就是一种战略，然而却是完全错误的战略，是在“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等不要战略表面现象掩盖下的完全错误的战略。
从幸福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的范式差异可以看出，幸福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不是所谓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而是民族主体的市场经济与殖民的市场经济的争论。在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市场是平面的，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任何民族主义都是民粹主义，两极分化只要没有达到老百姓造反的程度就是“帕累托最优”。可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祖师爷美国可没有按照他们徒子徒孙所领会的自己的理论去办。他们的政府先是通过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买办汉奸集团购买1.3万亿的美国国债，然后用武力逼迫人民币升值，用这种办法明目张胆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他们自己限制对中国战略物质、核心技术出口，另一方面却逼迫中国廉价出口战略物质，仅仅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就遭到欧美日联合施压。他们公然鼓吹“中美国”理论，用经过他们政府的种种操纵手法逐步贬值最后对于中国一文不值的美元废纸来骗取全体中国人民为全体美国人民创造财富，用中国人民的两极分化、血汗工厂换取美国人民的歌舞升平。所有这些做法遵循的是幸福经济学理论、市场立体化理论，而不是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于美国政府的上述种种做法，中国的“精英”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站出来指责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而对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利用稀土这个战略优势作贸易武器使用却横加指责，认为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这说明这些中国“精英”经济学家是对别人自由主义，对自己“马克思主义”。
希拉里.克林顿去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中国的官员和富人，基本都已经移民或准备移民，完全是为了逃避社会责任，对国家人民背叛的行为。” 意识形态和我们对立的美国政府首脑都说这帮人叛国，这帮人自己应该感到羞耻！但他们羞耻了吗？NO！可以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说明，对国家人民背叛得更彻底的，不是移民和向国外转移财产，而是卖国灵魂，是中国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以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切入点，以经济全球化为名扼杀中华民族主体性造成的民族主体意识的淡化。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要害与危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文化无国界的幌子，妄图通过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来摧垮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好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西方的舶来品。这说明我们要在全球化中确立民族主体性，首先要确立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科学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选择的结果，中国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也是中国现实选择的必然，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体性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凝铸成的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来看，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不是舶来品，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模本，只有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理解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的权贵资本主义，理解成道德沦丧、腐败横行、潜规则通行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是在“中国特色”掩盖下的修正主义。在中国，修正主义上台必然水土不服，其结果必然是动乱和折腾。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是既不走回头路，也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邪路。这是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注解。我国没必要非要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爱国，让我想起了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首先存在思维方式冲突问题。从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看来，由于转基因能讲清各个基因的来龙去脉，所以就是安全的。但从中国人的对称思维、复杂系统论思维方式来看，要素的性质由系统决定，转基因中各个基因分别来看是安全的不等于转基因产品整体上是安全的。Wc是治癌的，苯甲酸钠作为防腐剂从单独使用来看没什么问题，但wc和苯甲酸钠结合会产生苯，而苯是致癌物质。苏丹红之所以有致癌性不是因为它的“基因”，而是因为它的分子化学结构。也许转基因产品从短期经济效益来看是有价值的，但从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来看其价值远远不如我国高产杂交水稻，而从社会效益和长远经济效益来看问题需要中国传统的整体论思维方式而不是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中国和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思维方式上的冲突。从西方还原论的思维方式看来，只有实现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只有实现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西式宪政民主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它们不承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但从中国整体论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价格为核心机制，以效率为核心价值，以利润为根本目标，主张完全竞争、弱肉强食、奉行丛林法则，经济增长是以剥夺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其最终结果是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价值为核心机制，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人的幸福为根本目标，排除一切垄断、投机、权贵和不正当竞争，发展以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其最终结果是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表面的平等掩盖实质的不平等，因而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只有以平等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要建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市场经济的标准模本。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实际上否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否认了市场化改革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承认了市场化改革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模本而被西方牵着改革的鼻子走。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道路、制度缺乏自信的表现。
我国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之间除了思维方式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还存在着经济全球化和民族主体性的冲突。“全球化”本来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使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南北贫富差距、国内贫富差距，更有利于维护人权、民族主权。因此全球化不是全盘西化。但现有的全球化实质是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以致出现了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既是全球性的反自由化，也是反全球性的自由化，是全球化中民主与法制必须对称、全球化与主体性必须对称的朴实反映。因此，现在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本质上不是反对作为经济发展趋向的全球化本身。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中国主流经济学家试图用经济全球化消解中国经济主体性，用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世界工厂论来单向定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只会使中国经济在变幻莫测的世界经济波动中处于危险的境地。
据统计，我国因外汇储备增加而投放的货币量占到央行新增货币供应量的80%以上。美元大量流入造成我国被动增发人民币基础货币造成人民币贬值国内通货膨胀并由此丧失人民币定价权，因丧失人民币定价权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超级提款机与金融危机的转嫁地、缓冲带，根子不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占款对冲模式，而在出口导向、外资导向的发展模式；保卫人民币货币主权的根本途径不在金融领域，而在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只有改变中国生产美国消费、中国制造美国赚钱的“中美国夫妻关系模式”，才能真正掌握人民币货币主权。要掌握人民币货币主权，经济发展模式是本，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汇占款对冲模式、人民币是否国际化是末。我们不能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由于人民币定价权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成果是否外流，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是否能够随着改革开放得到切实提高，关系到我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我国经济是否安全，可以说人民币定价权实际上就是我国主权、人民人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以人民币定价权为纽带，说明发展模式和国家主权、人民人权之间不可分离。外向（包括出口导向与外资导向）型经济给我国带来的经济困局说明，现在已经到了应该把选择发展模式提高到维护国家主权、人民人权的高度来定位；如果为了虚假的GDP增长、人均GDP提高而继续盲目对外开放，自作多情地继续维持和美国的“夫妻关系”，将使我国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政治附庸国与经济殖民地，使美国越来越富、中国越来越穷，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丧失民族主体性，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成果付之西流。
全球化对不发达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象我们这样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主体性，应该包括创新——创造——创业机制畅通灵活的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结构完整的经济体系、核心技术保密体系、金融危机防范体系、粮食危机防范体系、战略物资储备体系，以及为建立这样的体系所必须的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先天的比较优势。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中国经济体，就不能以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来定位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不能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只有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才能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体性。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全球市场原教旨主义主流经济学的要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把贫富两极分化从国内扩大到全球；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和霸权主义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从而达到彻底否定我国社会主义的目的。
物极必反、两极相逢，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抱薪救火为投机分子买单，由此引起了美国人民一次次的反弹与示威，最终酿成占领华尔街事件。整个事件以美国政府的暴力镇压而告终。这只能说明投机者、金融寡头已经绑架了美国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成为投机者、金融寡头的利益代表，并因此使自己站在广大美国普通百姓的对立面。以反倾销为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次次通过法案，要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就是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缩水，达到变相赖账的目的，甚至有美国国会议员公开宣称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是可以不还。美国以开金融峰会制定国际金融规则为由，骗各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为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试图在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下用美国经济绑架全球经济。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后来的欧债危机，再到目前的美国政府的停摆危机，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美国这样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那么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信用、国家信用的破产也就是必然的。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14.29万亿美元上限。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的标准普尔此前将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调降至AA+。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当地时间本周二曾宣布将美国AAA主权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中国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近日也宣布将美国本、外币主权信用等级从A降至A-。大公国际认为美国高度依赖借新还旧维持其偿债能力的模式不断增加联邦政府债务偿还能力的脆弱性，这种状况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不会有实质性改变，因此将其评级下调。在近日凤凰网组织的、有5万多人参加的“您认为中国政府购买的美债安全吗？”网上投票中，有高达84%以上的人认为“不安全，有重大违约危险”。关键的是：不管美元国债能不能还，能不能还本付利保值，我们还有必要买吗？我认为，从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看，我们不应该拿中国的外汇储备去买美元国债，而应该进口技术实物进行科学的城镇化建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应结合产业升级，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前提下，增加进口，贬抑出口，把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转变为生产力。重点放在新农村建设，以增加就业、增加供给、贬抑物价、促进内需，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美国政府频发的信用危机宣告了我国出口导向、外资导向、外技导向、世界工厂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失败，也宣告了我国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增长战略的失败。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举国竭尽全力支持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目前遇到了因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多次通过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4）大量购买国债滥发美元使美元不断贬值把危机造成的本国损失转嫁给以美元为“储备货币”的国家、我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近4万亿美元的“储备货币”首当其冲不断缩水却无可奈何的困境；美国通过军事外交围堵我国，想通过军事外交政治手段直接间接赖掉我国用美元“储备货币”购买的1.3万亿美国国债造成的我国外交困境等等，都说明了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进入死胡同。储备货币实质是用自己的财富替外国人存款，而其价值却由外国人来决定。这点美国人最聪明：通过向外国人借钱，把外国的财富流进自己腰包，然后用滥发的美元来偿还；尔后再宣布美元贬值，最终是用一堆废纸来换取国外的真金实银，把那些象中国这样出口依赖型、为贸易顺差沾沾自喜的国家玩了一把。我们这些出口依赖型国家，为贸易顺差、赚取大量美元而沾沾自喜的国家的财富就这样通过“顺差”而大量地白白流进美国等发达国家。国内市场被掏空，与此同时国家为了对冲外汇储备而不得不增发大量的基础货币，这一少一多，物价哪有不上涨的道理？美元贬值、外汇储备不能换回等值商品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实质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损失由中国人民来承担。我国目前如果是产能过剩造成通货膨胀，这时如果采取紧缩政策恐怕是背道而驰，结果适得其反。提高货币效率、降低物价的根本途径，不是减少货币供给，而是增加产品供给。减少货币供给，最直接的办法是用4万亿外汇储备回收人民币；而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4万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基本建设的紧缺用品。路在脚下，钱在钱途。钱是祸还是福，在导不在堵。
改革开放，战略是“道”，策略是“德”。“道”决定“德”，战略决定策略。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还是GDP增长，是改革开放最大的战略。不讲姓社姓资“不争论”，只讲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其结果就是连什么是猫、什么是老鼠都搞不清楚，更不要说知道老鼠在哪里。对于主流经济学家而言，GDP就是老鼠，私有化、产业化、产品出口化就是猫。为了抓住GDP这只老鼠，不惜效率优先、血汗工厂、掏空资源、两极分化。这种猫抓老鼠的把戏最后演变成GDP外汇化，外汇美国国债化。外汇美国国债化的结果，就是应了中国人的老话：借钱树敌。美国人为了赖掉巨额外债，拿出外债的一小部分增强自身军力，拿出外债的一小部分收买代理人国家四面包围中国，再拿出外债的一小部分收买国内买办代理人做内奸，里应外合；而国内由于两极分化、腐败盛行而民心不稳，无法形成同仇敌忾的民族凝聚力以共同抵御外侮，使中华民族再次处于资源丧失、领土丢失、民族分裂、人心思变的内忧外患之中。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行不通。不讲姓社姓资、“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本身就是一种战略，然而却是完全错误的战略，是在“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等不要战略表面现象掩盖下的完全错误的战略。
从幸福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的范式差异可以看出，幸福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之间的争论不是所谓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争论，而是民族主体的市场经济与殖民的市场经济的争论。在新自由主义者、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市场是平面的，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任何民族主义都是民粹主义，两极分化只要没有达到老百姓造反的程度就是“帕累托最优”。可是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祖师爷美国可没有按照他们徒子徒孙所领会的自己的理论去办。他们的政府先是通过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买办汉奸集团购买1.3万亿的美国国债，然后用武力逼迫人民币升值，用这种办法明目张胆地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他们自己限制对中国战略物质、核心技术出口，另一方面却逼迫中国廉价出口战略物质，仅仅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就遭到欧美日联合施压。他们公然鼓吹“中美国”理论，用经过他们政府的种种操纵手法逐步贬值最后对于中国一文不值的美元废纸来骗取全体中国人民为全体美国人民创造财富，用中国人民的两极分化、血汗工厂换取美国人民的歌舞升平。所有这些做法遵循的是幸福经济学理论、市场立体化理论，而不是什么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于美国政府的上述种种做法，中国的“精英”经济学家没有一个站出来指责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而对于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利用稀土这个战略优势作贸易武器使用却横加指责，认为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这说明这些中国“精英”经济学家是对别人自由主义，对自己“马克思主义”。
希拉里.克林顿去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中国的官员和富人，基本都已经移民或准备移民，完全是为了逃避社会责任，对国家人民背叛的行为。” 意识形态和我们对立的美国政府首脑都说这帮人叛国，这帮人自己应该感到羞耻！但他们羞耻了吗？NO！可以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说明，对国家人民背叛得更彻底的，不是移民和向国外转移财产，而是卖国灵魂，是中国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以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切入点，以经济全球化为名扼杀中华民族主体性造成的民族主体意识的淡化。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要害与危害，是打着经济全球化、文化无国界的幌子，妄图通过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来摧垮中华民族的主体性。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好的，社会主义也不过是西方的舶来品。这说明我们要在全球化中确立民族主体性，首先要确立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科学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历史选择的结果，中国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也是中国现实选择的必然，坚持经济全球化中的民族主体性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题中应有之义。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凝铸成的社会主义，就是以人为本、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从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来看，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不是舶来品，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标准模本，只有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特色”理解成国空民穷、衙空民穷、官富民穷的权贵资本主义，理解成道德沦丧、腐败横行、潜规则通行的原始积累资本主义，是在“中国特色”掩盖下的修正主义。在中国，修正主义上台必然水土不服，其结果必然是动乱和折腾。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提出，“只要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胜利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和奋斗目标。”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就是既不走回头路，也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邪路。这是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注解。我国没必要非要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经济学是实证性与规范性的统一：评张五常“经济解释”（一）
[ 2014/09/11 23:40 | by admin ]
2014/09/11 23:40 | by admin ]
经济学的对象是人的自觉活动，人的活动就是由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组成。经济解释的为什么、怎么样就在是什么之中，经济解释就是解释经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经济解释“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统一的, 经济解释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统一和自然科学解释的“是什么”等价。经济学的实证性离不开规范性。
对称经济学使经济学第一次实现了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三层含义：一是正确的认识,二是合理的解释，三是积极的引导。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积极的引导：怎么样。所谓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因此经济解释与经济解决是统一的，经济学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统一的。而张五常虽然以经济解释见长，出了三卷本厚厚的《经济解释》，但当他割裂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宣称经济解释就是只讲经济是什么，不讲经济为什么、怎么样时，他就既解决不了经济问题，也解释不了经济现象。
张五常：“‘经济解释’是说以经济学的角度，用上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现象或人的行为。在科学的范畴内，问题来来去去只有一条：为什么？是的，‘怎么办？’是工程学的问题，而‘好不好？’则是伦理学上的问题了。科学不问‘怎么办’，也不问‘好不好’。” ①张五常在这里对“经济解释”的解释，混淆了经济学和其他科学的本质区别。经济学的对象是人的自觉活动，人的活动就是由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组成。经济解释的为什么、怎么样就在是什么之中，经济解释就是解释经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经济解释“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统一的, 经济解释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的统一和自然科学解释的“是什么”等价。经济学的实证性离不开规范性。在经济学领域，之所以没有离开为什么、怎么样的“是什么”，还因为真是真理，善是合理；合理就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的统一、科学性和主体性的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表现在意义和价值的对称。在特定层次，合理与真理是统一的，真理是实用的；符合论与实用论是统一的。之所以出现合理与真理的背离是由于混淆了不同层次的真理，把低层次的真理扩大为高层次的真理，把它绝对化，从而成为不合理。但就更高层次的真理来讲，相应于这个层次来讲又是合理的了，因而合理与真理的统一是具体的。这说明经济学是一个系统。这个具体化是一个过程，人们向更高的合理追求的过程也即向更高的真理追求的过程。因而经济学是一个系统化、合理化、规范化的过程。合理与真理既同一又对立的关系，是人类追求真理的动力，也是真善美协调发展的动力，真善美本身又互为动力。因而经济学系统必然是真善美的统一。在经济学系统中，合理、真理、价值性之间的关系是全息关系。因而既有必要，又有可能运用对称的方法，自觉使它们相互渗透、相互包含、推动它们向更高层次发展。所以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是统一的。所谓经济学规范与实证的统一，就是在是什么的基础上为什么，在为什么的基础上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指导下，去进一步认识是什么、解释为什么，从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达到真善美的统一。所以，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有两层意义：一是合理的解释，一是正确的引导。合理的哲学，是真善美对称的哲学。合理的经济学，是真善美对称的经济学。经济学是审美的，就应该是规范的，就应该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思维规律与客观规律的相互建构原理、相互建构的基础与纽带说明：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它的实证性与主体性、怎么样与是什么是内在一致的。经济社会本来是由人的自觉活动组成的，事实、逻辑与价值不可分割，这是经济社会和自然的本质区别。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经济解释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实证性之中，经济学的实证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同样，经济学的规范性就在经济学的科学性之中，经济学的科学性就在经济学的规范性之中。经济学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经济学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发展尺度与道德尺度的统一，经济学规范与实证的统一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妄图离开经济学的规范性寻找经济学的实证性，离开经济学的规范性寻找经济学的科学性，本身既不规范也不科学；其结果，是既无经济学的规范性又无经济学的实证性。
经济学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模型Ⅱ
经济学检验真理标准模型
经济学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事实标准、价值标准与逻辑标准的统一。
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是经济现象的解释与经济问题的解决统一的理论依据。经济解释是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理论活动。人类科学活动有两个方面：一是自下而上的认识、研究、叙述（建构科学理论体系）的活动，一是自上而下的理论指导实践活动。解释活动是理论指导实践活动的中间环节。由于每个经济学家从属于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拥有不同的经济学原理，所以每个经济学家对同一经济现象会有不同的解释。但经济是复杂系统，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解释应该是整体的解释，而不是支离破碎、断章取义的解释。如果不是完整地、从逻辑和历史的结合上解释，那么可以用任何荒谬的“理论”来解释世界上的任何现象，用世界上的任何现象来支持世界上的任何荒谬的理论。从科学史的意义上，人类科学活动有两个方面——解释和建构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经济学家之所以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之所以高于经济学者，不仅在于能解释经济现象，而且在于他能建构自己的经济学范式。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经济学家不仅能解释经济现象，而且能建构经济模式——先是理论建构，尔后现实建构。解释是建构的前提，建构是解释的完成。理论建构是现实建构的起点，现实建构是理论建构的归宿。只有解释而无建构，那么由于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对同一个经济现像的经济解释将会无限多样，并最终陷入盲人摸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口水战中。像张五常说的：“不要忘记，有解释力的理论，必然有被事实推翻的可能，不可能被推翻的理论，半点用途都没有。”②这样能被推翻的“有解释力的理论”，用这样“有解释力的理论”所做的任何“经济解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此经济解释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经济解释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工程学问题。线性思维方式与理论体系的不可操作性，是西方经济学的最本质特征。因此，它们只谈经济问题的“解释”，而不谈经济问题的“解决”；事实上也解决不了问题。搞不清分析与综合、研究与叙述的联系与区别；只有逻辑分析，没有历史分析；用“思想实验”代替社会实验。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实验”，抹杀了被实验者的主体能动性。西方经济学用牛顿宏观力学层面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作为量子力学层面的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方法和对象、工具和目的相背离，错误的结论一开始就包含在错误的前提之中，经济学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科学的。之所以张五常的经济解释是不科学的，张五常对经济解释的解释是不科学的，是由于张五常所从属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是不科学的。
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统一，是经济学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一致性的理论依据。张五常：“我以‘科学的方法’置于本书之首，长‘章’而大论，倒不是因为这学问对本书有什么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重要的是文化传统，往往大谈仁义道德，缺乏验证的精神，对科学的本质有根深蒂固的误解。而二十世纪对中国人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主义——使同学们对科学的认识加上一层不透明的胶膜。……我认为，科学方法论对中国人比对西方好些民族更为重要。” ③张五常在这里显示出他对中国大谈仁义道德的传统文化、二十世纪对中国人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有极大的偏见，认为中国大谈仁义道德的传统文化、二十世纪对中国人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把道德和验证精神对立起来，所以与科学的方法是对立的。实际上，把道德和验证精神对立起来的，不是中国大谈仁义道德的传统文化、二十世纪对中国人有影响的“三民主义”及“马克思主义”，而是张五常把主体性与客观性、规范性与实证性、道德与科学、人道主义价值观和人道主义历史观对立起来的西方经济学的线性思维方式。
斯密（1723～1790）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最著名的思想是把市场看成“无形的手”，市场每个人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他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理论体系。他在《国富论》中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而且正是人的这种自私本性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在《道德情操论》中，他又认为人有非自私的一面。斯密这样写道：“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说明他并没有主张经济学不讲道德。他的自相矛盾的理论包含了西方经济学后来发展的所有思想的萌芽。但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产生于商品经济时期，在市场经济时期整体已经过时；他的理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漏洞百出，不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
我国理论界是曾经有过马克思主义是否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否历史观的争论。本人认为，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曾经阐述的唯物史观而言，人道主义确实只是一种价值观而非历史观。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真理，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开放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阐述的唯物史观没有封闭历史观真理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结果就是人类哲学，唯物史观的发展结果就是人类历史观。就人类哲学或人类历史观而言，人道主义和历史观并不矛盾，更不冲突。如果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个人主义，这样的人道主义历史观是个人主义历史观，那么作为人类哲学的历史观的人道主义作为主客体相互关系的本质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本质的不同。所谓人道主义历史观，就是把人类社会看成是宇宙发展完整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宇宙整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类及个体从结果来看是神秘的，从起源和过程来看是自然的；社会发展的规律虽然是主客体相互关系的规律，然而是自然规律的延伸，是宇宙普遍规律的局部表现，同自然规律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主客体相互关系构成的社会时空与自然界的时空同源、同构、同质、同功。对称哲学，以对称哲学为哲学基础的对称经济学，科学与道德是完全统一的：科学直接就是道德，道德直接就是科学。而在其他学科，科学与道德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背离。对称经济学的最重要功能，就在于使科学同道德统一起来。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就在于经济学有君临一切的整合力，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去整合各门科学，包括历史观。使科学和道德统一起来的核心和纽带就是主客体对称，使科学和道德统一起来的平台就是对称经济学。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二者都是相对与绝对的统一；前者以后者为基础，后者以前者为主导。如果在有些人那里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发生了不一致，那只是这些人头脑里的道德观念绝对化了的结果，而不是二者本性上的不一致。
资产阶级有人道主义，并不等于人道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如果说人道主义是一种价值观，那么人道主义就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人类普世的道德价值观就是人类的历史观。人类普世的价值——人类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就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道德价值。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人类人道主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都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由主体的活动组成，是人性、人的本质、人的理想的实现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的内在必然性联系。所以历史的发展与道德的发展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那只能是历史退步，而不是历史的进步。历史进步以道德进步为标准，道德进步以历史进步为根本、动力、基础。真理是具体的、全面的。认为道德尺度和历史尺度不一致是由于把道德看成是全面的，而把真理看成是片面的。实际上片面的真理对应于片面的道德，全面的道德要求全面的真理，二者在本性上是一致的。
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一致的基础，在于人是历史的主体。一方面，社会的本质是人；另方面，人又不在社会之外，或凌驾于社会之上，而是在社会之中，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和人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正好像任何事物的本质都是事物的部分一样。任何事物，都由现象和本质两个层次、部分组成。因此，我们既要反对那种否认人是社会的本质、把人看成只是社会的奴隶的观点，又要反对那种认为人在社会之上，人可以随心所欲创造社会历史的观点，全面地、准确地把握人和社会的关系、价值观和历史观的关系。
用现代解释学的眼光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否统一，青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是否一致，如果仅仅从马克思的原话中找唯一正确的答案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关键是从本质来看，从发展来看，科学与人道主义是一致的；如果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也应该是一致的。如果过去不一致，那么在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中，也会一致起来。用整体的、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我们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关系的正确态度。
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一致性模型
科学的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是一致的。
对称经济学的道德尺度与历史尺度是一致的。
市场经济的科学规律本身是规范的。量子力学与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后者的人为不仅是自发的，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性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所以妄想离开量学力子、复杂科学、主体科学的思维方式，用经典力学的思维方式去追求经济学科学性、实证性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而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科学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这可以从量子力学、复杂性科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也可以从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正因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主体性、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部环节，工程方法是经济学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脚点。因此，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对称逻辑，就是经济学的逻辑----研究的逻辑与叙述的逻辑。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经济学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以主体性为中心同科学性的统一。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规范性的。在本体论领域，实证性包含了规范性。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规范性则包含了实证性。由于本体论包含了历史观，所以总体上仍然实证性包含了规范性。本体论中的实证性包含规范性，就是通过社会科学领域中规范性包含实证性表现出来，后者是前者的环节。因此，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合作与竞争的关系问题，虽然在经济学中属于规范的范畴，但同它们在本体领域属于实证的范畴并不矛盾。把合作看成是规范的，把竞争看成是实证的；把合作看成是非理性的，把竞争看成是理性的，没有科学依据。把价值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到人与人的关系，把道德关系从人与人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与道德，经济学与伦理学就是重合的。当然，二者的合一有个过程。只有从分散的小商品经济发展到大工业生产，从市场经济以竞争为主发展到以合作为主，经济学才能从唯“科学”主义发展到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经济与道德、经济学与伦理学、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才能得到统一，中国大谈仁义道德的传统文化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实证性才能得到揭示。
社会——人——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本质部分，它是社会的最深层本质、最后的动力，而人是社会和主体的中介。在这里，只要把人上升为主体，把道德观上升到主体论，人道主义历史观和规律论历史观、规范历史观和实证历史观就可以得到统一。对称经济学是规范经济学，规范经济学就是真（科学）、善（道德）、美（真与善在人的情感中的对称与直觉）的统一的经济学。
对中国改革开放转型的经济解释，是经济解释的经典案例。是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是解释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不同的选择就体现了经济解释后面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在西方经济学看来，解释中国经济，就是解释中国GDP快速增长后面的原因；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释中国经济就是解释中国生产力快速发展后面的原因。解释中国经济增长容易，解释中国经济发展难。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解释发展，是一个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过程。而本质，既是规律也是范式。经济解释，就是要从规律中提升范式、在范式指导下提升规律。这是一个哲学、经济学、管理学相互结合，理论与实践相互渗透的过程。我们能做的，就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增长的原因中找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原因，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发展的原因中总结出科学的发展观与科学的经济学范式，以作为今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向导，使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实现从自发到自觉的飞跃。这才是中国经济解释——中国经济解释这个经典案例说明：经济解释的“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统一的。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