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是增长还是发展：评李稻葵的大国发展战略与模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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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28 11:23 | by admin ]
2014/08/28 11:23 | by admin ]
真正的大国“崛起”，是变增长为发展。
李稻葵：“金融危机逼迫着中国经济在世界崛起。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火车头。美国这个增长的火车头还在熄火，欧洲、日本也在重复美国的故事；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虽然出现了可喜的增长的苗头，但是增长的力度和速度远远比不上中国。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最迟在明年年中，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尽管中国人均产出水平还远远低于日本）。我们看到，在各种国际场合，中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总之，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事实上也是一个机遇，它已经逼着中国经济由过去三十年逐步地改革发展，到迅速地崛起。我们的任务是在被逼出来的崛起之后，拿出百倍的努力去巩固我们崛起的基础，站稳脚跟，让中国真正成为屹立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强国。”（27）李稻葵在这里是把所谓的“大国崛起”看成是金融危机中中国和美日欧等国的经济规模的此消彼长，即借美日欧等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衰退而使中国GDP增速领先，经济规模趁机坐大，而不是从金融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变增长为发展。这是舍本求末，本末倒置。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增长经济学的破产。因此，真正的大国“崛起”，是变增长为发展。要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要使中国避免金融危机，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果断停止以GDP增速、经济规模扩大为经济增长目标的做法，以生产力发展为参照，对理论范式、发展模式、增长方式进行正本清源，使一切宏观调控措施建立在对称经济、再生经济的基础上。无论是GDP增长率、经济规模还是就业率，都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指标而非目标。如果不是从根本指导思想与发展模式转变方面解决问题，而是仍然以经济规模扩大为目标，以提高GDP增长率为参照，想通过采取某项拔苗助长的具体措施以保证经济规模赶美超日，保证当年GDP增速不低于往年，为经济规模而经济规模，只能是竭泽而渔、饮鸩止渴。金融危机本身就是泡沫经济、透支消费造成。根本上，金融危机不是消费不足，而是供给不足。通过鼓励消费、超前消费、泡沫经济、配置型经济来拔苗助长、刺激市场、保证GDP增长率、扩大经济规模，只能使美国的金融危机即将在中国重演；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消彼长轮流坐庄的所谓“大国崛起”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也不是中华民族腾飞与中国人民幸福所需要的大国崛起。靠GDP增速第一带来的“大国崛起”只能是昙花一现，把经济规模超日赶美看成是被美国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只能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自我陶醉，只有靠变增长为发展带来的“大国崛起”才有稳固的基础。要变增长为发展、真正实现中国的大国崛起必须首先根本改变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增长经济学范式。
李稻葵大概也知道仅仅靠GDP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还不足以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所以他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补充条件：“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三个必要条件我们尚未完全具备。一是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社会基础。我们还必须努力完成中国经济崛起的结构调整的重任，内需必须扩大，但是内需的扩大必须产生经济效益，而不是为了产生内需而进行盲目投资。……改革尚未完成，中国经济还有大量低效率、无效率的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运行规律的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还必须坚持国家进一步退出的大方向，让中国的大型企业更加充满活力，达到它们应有的国际竞争力。……做大国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软实力和软技能的提高。这方面我们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们在重要国际场合的发言权、话语权、影响力远远不如一些中小型国家，更不用说大国了。一个核心问题是人才短缺以及人才使用不当。……做大国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道德号召力。中国有优势也有短板。我们的优势必须发扬光大。当今世界，我们最大的道德优势就是节能减排，节能减炭！”（28）问题是这三个必要条件全部补齐，再加上前面的GDP增速和经济规模扩大赶美超日，就具备了中国作为被美国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的充分条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既没有因为这三个必要条件的补齐，就使GDP增速和经济规模扩大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发展模式；也没有因为这三个必要条件的补齐，就使GDP经济学——增长经济学范式转变为真正的发展经济学。
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经济是人类创造、生产、实现价值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才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仅仅经济效率的增长。“效率”（李稻葵的“经济效益”实际指的是效率）是增长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发展绝不应该是所谓的GDP（“经济效益”）数字增长。把GDP数字增长等同于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观。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科学发展观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先进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变增长为发展，自觉把“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放在首位；而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社会的全面发展不是经济效率的增长。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效率、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也是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国有企业活力的标准本来不是效率而是效益、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社会整体效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创业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与拾金不昧、舍己为人的社会心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人的行为方式导向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将促进或阻碍社会财富增加与社会发展。因此软实力不仅仅是道德优势，道德优势不仅仅是节能减排、节能减炭，国家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软实力和软技能的提高，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社会基础不仅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与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经济相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经济发展是主客体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通过金融危机表现出来的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在发展模式上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此消彼长的平台。优势固然要发扬，短板也要补上，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比较优势”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全面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均衡逻辑的中国化而是体现了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对称逻辑。经济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这种对称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称经济学就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必须以发展经济学而不是增长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李稻葵认为，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的社会基础，“更多的功课需要我们去完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还未完成，其最大的障碍不仅是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更重要的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居功至伟，但是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基础、社会福利的关系这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深入分析，重新认识。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态是有可能不同的。以住房市场为例，以市场为主导的美国是一种模式，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又是一种模式，不能说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是我们必须向它靠拢的样板。最近笔者反复呼吁，中国经济需要‘二次房改’，目标是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模式，其根本理由是住房市场的发展模式必须与中国的基本情况相适应。”(29)李稻葵在这里通过“思想解放”、深入分析重新认识“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基础、社会福利的关系这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后，用“现代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来模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从他的以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为中国大陆“二次房改”的目标模式来看，他在骨子里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成现代市场经济，是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模仿的目标模式。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不是什么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态不同，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全面的、没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不全面的、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两者的理论基础、经济基础、核心价值、发展方向与目标不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也不同：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是“政府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是本，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的市场经济的形态不同是末。从实践上看，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建构中国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的社会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靠掠夺资源、通货膨胀、两极分化、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牺牲民族尊严与民族凝聚力来提高GDP增长率和经济总量，其结果就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经济实力与国家竞争力的侏儒，从而使中国的“大国崛起”建立在沙滩上。
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还未完成的最大障碍，既不是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也不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而是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学范式。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幸福经济学，资本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货币经济学。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货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幸福型福利，以货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金钱型福利。社会主义福利是幸福型福利，资本主义福利是金钱型福利。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由于不同的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什么是福利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也有不同的解读。在货币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向钱看，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社会公共品产业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与本质表现，福利是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和对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的某种补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的目的本来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教育、医疗、住房、社会公共品等福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与内在的组成部分。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幸福指数的提高。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幸福指数的提高，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来实现人的需要的满足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福利国家。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与金钱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方向与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社会所有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是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无法完成的最大障碍；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用幸福经济学代替货币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才有可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
要使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得以完成，夯实我国大国崛起的社会基础，不但要改变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学范式，而且要改变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发展模式。李稻葵：“大国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发展将面临一个发展中大国所面临的基本困惑，其中包括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也包括资源、能源和技术的难题。作为大国，必须开发自己潜在的统一大市场，必须合理地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必须在关键的技术领域里取得应有的突破。作为大国，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发展必须走一条新型现代化道路，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让中国民众过上现代化生活，过上不以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为代价的现代化生活。一旦中国的发展模式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将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尤其是对那些目前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及落后发展阶段的穷国的贡献。”（30）李稻葵在这段论述中虽然以“大国发展战略”为开场白，也出现“中国的发展模式”的字眼，但他对什么是大国发展战略和大国发展模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的大国发展模式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而模式之所以是模式，就是因为模式是本质、规律、结构、现象的统一，在现象后面蕴含本质、规律和稳定的结构。因此，经济模式的形成不是自发的，而是经济主体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自觉形成的；对经济模式的阐述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蕴涵着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思维方式的，在经济模式的背后，是经济模型、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范式。有什么样的经济学范式，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有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型；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型，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因此对经济模式的不同表述的区别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也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而是对称逻辑意义上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偶然的，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是必然的，被金额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是通过偶然表现出来的必然，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需要把视野放在中国作为大国发展模式的必然性上，而不是局限在金融危机的偶然性上。研究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需要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李稻葵所属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所渗透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得他不可能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大国的发展模式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就是GDP增长模式；当GDP增长模式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遇到外部金融危机、内部供需矛盾等困境后，作一些局部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正，但永远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发展模式。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不过是过渡形态，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指导下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经济发展模式是由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稳定的结构。经济主体包括主体的构成、主体的素质、主体的行为方式、经营方式，经济客体包括经济环境、可开发的资源、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经济主客体关系包括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活动所要实现的目标、社会经济有机体中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关系。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主客体对称发展模式、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发展模式、五度空间发展模式、再生经济发展模式、和谐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稳定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经济发展模式。对称发展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对称不仅是客体与客体的均衡，而且是主体与客体的“均衡”；主客体均衡的结果必然带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控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法制与民主的对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社会有机体中各个要素的对称、全球化与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对称。在对称的社会有机体中，商品流通只是商品生产的一个环节，商品生产不能归结于商品流通；商品生产只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方面，发展生产力不能归结于发展商品生产；物质生产力只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归结为发展物质生产力；物质财富只是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不能把社会财富归结为物质财富；财富增长只是人的幸福的途径之一，不能把财富增长看成人的幸福的唯一途径。生产力，无论是个别“生产力”还是社会生产力，都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不仅仅是某个生产领域、某个生产要素的功能。要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除了要提高个别生产力以外，还要协调我国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的关系，使个别生产力之间形成最佳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生产力。国家调节是核心，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根本，政府和国民综合素质都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就是主体的发展模式。通过用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强化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使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政策环境对称、和社会法制环境对称、和社会信息环境对称、和社会心理环境对称、和市场竞争环境对称，从而摆脱经济运行的困境，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只有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才能理解企业主体、区域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理解国际经济关系、区际经济关系。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就必须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要害，是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的经济学理论工具。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发展的模式。五度空间模式是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对称关系模式。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发展阶段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和谐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动的二维（国内）、三维（国际）的投入产出，而是知识、资本、劳动相互结合的动态结构；因此，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的，而不是平面二维与三维空间的。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资源优化再生的模式。优化配置资源，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发展生产力则是优化配置资源的目的。再生型经济的微观逻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再生型经济的中观程序：知识运营→资本运营→资产运营→产品运营，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再生经济；再生型经济的宏观架构：国民创新体系为主导，国民创业体系为基础。知识运营的落脚点是产品运营，虚拟经济的落脚点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落脚点是再生型实体经济。资源优化再生，就要开发知识资源，用知识的增值功能带动知识的创造与认识功能，使社会的经济增长范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成为生产为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的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使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通过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人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通过建立健全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强化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用经济学科学范式主导经济模式，用经济模式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区，用高新技术产业区辅射区域经济，使经济个性化和社会化同步增长，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相辅相成。再生型经济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双向互动中，人流、信息流、物质流三者之间相互对称与相互转化，使资源再生→资源优化再生→资源优
化再生的边际效益递增。
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规范与实证对称、控制与自由对称、公平与效率对称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模式和一般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区别在于，以人为本，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价值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限定了金钱的作用范围，为真善美腾出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实体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非仅仅“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GDP数量”与“经济总量”的增长。人的要素本来是生产力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目的本来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任何产业结构设计离开了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的幸福指数提高为核心目标，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陷于生产和消费的“二律背反”之中而不可自拔。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产业结构齐全、各地区经济结构互补性强的大国，其发展模式就应该是在把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外资依赖型转变为内资创业型的同时，大幅提高国内工资与社会福利水平，扩大国内市场。在国内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中，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步步走出国门，在有尊严的条件下参与全球化竞争。从以人为本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社会主义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而且是经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强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更强的竞争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的模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之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模式，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为目标、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幸福感的增强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增长方式、建立经济结构的最高指导思想。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和谐经济的发展模式。博弈论主张经济主体——“经济人”之间的竞争性，经济发展与人性发展、道德发展是对立的；对策是主观与客观、规范与实证、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范畴，主张经济主体间合作主导竞争，经济发展与人性发展、道德发展是对称的。在资源优化再生的基础上，使人类社会具有不同文明程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的民族、区域、国家、企业、个人实现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能促使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后来居上，从而缩小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走向人类共同富裕、和谐发展。和谐经济发展模式中合作机制而不是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合作以平等为前提，以诚信为基础。人格平等、平等前提下的合作不仅体现在个人之间，而且体现在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民族的平等问题，在个人和国家的平等问题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完整的市场体系不可跨越的中间环节。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际和谐、国际和谐，而且是族际和谐；这种和谐是平等前提下的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而是通过贸易，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使羊变成狼、使羊能和狼共舞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民族不平等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洗牌论”的理论依据。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如果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霸权主义、贫富两极分化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把经济全球化演变成世界单极化、扩大民族和国家不平等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工具，那就无法做到和谐经济。和谐经济，就是要在国内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价值为核心机制；在国际上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经济组织的干预和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全球南北贫富差距。和谐经济就是以合作为主导的完善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弱肉强食、奉行丛林法则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幸福经济的发展模式。幸福经济不是仅仅把福利和人的满足感看成是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而是把人与物的价值关系、社会伦理与道德观念等人与人的价值关系引入经济分析，把人的幸福指数看成经济发展的根本指标。幸福经济最根本的是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的核心机制，而不是用价值机制补充价格机制。幸福经济把主客体价值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是立体发展、平衡发展、全面发展、系统发展。市场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因此，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民族的与企业的经济主体性为代价，那么其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的货币升值就会使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就会引发国内经济不景气，那只能说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问题。全球化对不发展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可持续发展用系统经济代替要素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是这一复杂系统中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同一个系统中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发展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过程。价值，不但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且是产业系统的整体功能；只有系统经营、规模经营，才能主体经营、永续经营。仅仅靠“世界工厂”进行 “中国制造”，不但“制造”不出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利润只能被国外非制造领域所截留，因而不具备可持续“制造”能力。所以，要提高产品附加值，首先要提高产业附加值，让非“制造”、非直接生产领域，企业、产业的系统整合产生出更大的价值。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是和谐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稳定型经济发展模式、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统一。可持续发展模式，以人权为基石，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以社会综合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指标。可持续发展模式：创造性是起点，再生性是基础，主客体对称是核心，平等是动力，社会和谐是途径，人的幸福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目标。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size][/color]
李稻葵：“金融危机逼迫着中国经济在世界崛起。我们看到，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火车头。美国这个增长的火车头还在熄火，欧洲、日本也在重复美国的故事；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虽然出现了可喜的增长的苗头，但是增长的力度和速度远远比不上中国。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最迟在明年年中，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尽管中国人均产出水平还远远低于日本）。我们看到，在各种国际场合，中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总之，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它事实上也是一个机遇，它已经逼着中国经济由过去三十年逐步地改革发展，到迅速地崛起。我们的任务是在被逼出来的崛起之后，拿出百倍的努力去巩固我们崛起的基础，站稳脚跟，让中国真正成为屹立于世界的经济大国和强国。”（27）李稻葵在这里是把所谓的“大国崛起”看成是金融危机中中国和美日欧等国的经济规模的此消彼长，即借美日欧等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衰退而使中国GDP增速领先，经济规模趁机坐大，而不是从金融危机中总结经验教训根本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变增长为发展。这是舍本求末，本末倒置。如果说，金融危机的根源是泡沫经济，那么，泡沫经济的根源是折腾经济，折腾经济的根源是GDP增长方式。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增长经济学的破产。因此，真正的大国“崛起”，是变增长为发展。要用生产力发展代替GDP增长，用知识运营增长方式代替资本运营增长方式，用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用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发展模式，用价值机制代替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用国民创新体系、国民创业体系代替国民产业化体系，用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代替货币型国民经济系统，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经济学范式代替主客体对立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用对称代替均衡、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而要使中国避免金融危机，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果断停止以GDP增速、经济规模扩大为经济增长目标的做法，以生产力发展为参照，对理论范式、发展模式、增长方式进行正本清源，使一切宏观调控措施建立在对称经济、再生经济的基础上。无论是GDP增长率、经济规模还是就业率，都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指标而非目标。如果不是从根本指导思想与发展模式转变方面解决问题，而是仍然以经济规模扩大为目标，以提高GDP增长率为参照，想通过采取某项拔苗助长的具体措施以保证经济规模赶美超日，保证当年GDP增速不低于往年，为经济规模而经济规模，只能是竭泽而渔、饮鸩止渴。金融危机本身就是泡沫经济、透支消费造成。根本上，金融危机不是消费不足，而是供给不足。通过鼓励消费、超前消费、泡沫经济、配置型经济来拔苗助长、刺激市场、保证GDP增长率、扩大经济规模，只能使美国的金融危机即将在中国重演；这种“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消彼长轮流坐庄的所谓“大国崛起”不是真正的大国崛起，也不是中华民族腾飞与中国人民幸福所需要的大国崛起。靠GDP增速第一带来的“大国崛起”只能是昙花一现，把经济规模超日赶美看成是被美国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只能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自我陶醉，只有靠变增长为发展带来的“大国崛起”才有稳固的基础。要变增长为发展、真正实现中国的大国崛起必须首先根本改变价格经济学、配置经济学、均衡经济学——增长经济学范式。
李稻葵大概也知道仅仅靠GDP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还不足以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所以他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补充条件：“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三个必要条件我们尚未完全具备。一是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社会基础。我们还必须努力完成中国经济崛起的结构调整的重任，内需必须扩大，但是内需的扩大必须产生经济效益，而不是为了产生内需而进行盲目投资。……改革尚未完成，中国经济还有大量低效率、无效率的不符合市场经济基本运行规律的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完成，还必须坚持国家进一步退出的大方向，让中国的大型企业更加充满活力，达到它们应有的国际竞争力。……做大国的第二个必要条件是软实力和软技能的提高。这方面我们的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们在重要国际场合的发言权、话语权、影响力远远不如一些中小型国家，更不用说大国了。一个核心问题是人才短缺以及人才使用不当。……做大国的第三个必要条件是道德号召力。中国有优势也有短板。我们的优势必须发扬光大。当今世界，我们最大的道德优势就是节能减排，节能减炭！”（28）问题是这三个必要条件全部补齐，再加上前面的GDP增速和经济规模扩大赶美超日，就具备了中国作为被美国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的充分条件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既没有因为这三个必要条件的补齐，就使GDP增速和经济规模扩大的增长方式转变为发展模式；也没有因为这三个必要条件的补齐，就使GDP经济学——增长经济学范式转变为真正的发展经济学。
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经济是人类创造、生产、实现价值的活动；价值规律而非价格规律才是经济学的核心规律。以经济为中心是以再生生产力为中心而非以钱为中心，经济发展是价值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再生生产力的发展、中国人民创新能力的发展而非仅仅经济效率的增长。“效率”（李稻葵的“经济效益”实际指的是效率）是增长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是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是客观存在的，但这发展绝不应该是所谓的GDP（“经济效益”）数字增长。把GDP数字增长等同于发展，不是科学的发展观。从现象看经济发展是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从本质看经济发展是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不仅是高楼林立，先进生产力快速发展应落实为社会资源可再生能力、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与人民生活状况确实改善：科学发展观要求透过现象看本质。所谓“先进生产力”，就是再生生产力。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变增长为发展，自觉把“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放在首位；而改革开放发展的根本目标，就是提高、进一步提高、再进一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社会的全面发展不是经济效率的增长。再生生产力不能归结于生产率——再生生产力是质和量相统一的范畴，而效率、生产率只是量的概念。生产率概念产生于工业经济时期，再生生产力则属于知识经济。是把“先进的生产力”放在首位，还是把“生产率”放在首位；是把“再生的效率”放在首位，还是把“配置的效率”放在首位，是“发展”与“增长”的根本区别，也是再生经济学与配置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作为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的经济是整体范畴而不是层次范畴，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经济而不是层次经济。知识市场经济没有外部性，经济发展就是社会整体的发展。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国有企业活力的标准本来不是效率而是效益、不是经济效益而是社会整体效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但只有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才能使政府经济职能成为服务型政府、创业型政府的内在环节。先进的、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对称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起推动作用。“一切向钱看”、“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与拾金不昧、舍己为人的社会心理，对于社会GDP的提高、经济的发展有着不同的意义和价值。人的行为方式导向是积极还是消极、是主体性还是负主体性，将促进或阻碍社会财富增加与社会发展。因此软实力不仅仅是道德优势，道德优势不仅仅是节能减排、节能减炭，国家核心竞争力不仅仅是软实力和软技能的提高，雄厚的经济基础和稳固的社会基础不仅仅指社会财富总量或社会有效经济总量的增加，而是社会福利总水平或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社会总的幸福指数的提高、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与人的全面发展是思想、政治、经济相统一的社会系统工程，经济发展是主客体对称的、时空层次相统一的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辨证发展过程，通过金融危机表现出来的经济全球化是中国经济在发展模式上后来居上的契机而不是中国重演西方经济增长史此消彼长的平台。优势固然要发扬，短板也要补上，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比较优势”发展而是以中国为主体的全面发展，中国经济的发展逻辑不是西方经济的增长逻辑、均衡逻辑的中国化而是体现了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人类经济发展的一般逻辑、对称逻辑。经济发展是政府执政能力与民间活力、国富与民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民族主体性与开放性、物资财富增加与人民幸福指数提高的对称发展，只有这种对称发展才能真正做到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称经济学就是发展经济学，也只有对称经济学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必须以发展经济学而不是增长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李稻葵认为，要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的社会基础，“更多的功课需要我们去完成。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还未完成，其最大的障碍不仅是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更重要的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居功至伟，但是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基础、社会福利的关系这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需要我们深入分析，重新认识。尤其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态是有可能不同的。以住房市场为例，以市场为主导的美国是一种模式，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又是一种模式，不能说美国模式是唯一正确的，是我们必须向它靠拢的样板。最近笔者反复呼吁，中国经济需要‘二次房改’，目标是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模式，其根本理由是住房市场的发展模式必须与中国的基本情况相适应。”(29)李稻葵在这里通过“思想解放”、深入分析重新认识“什么是现代市场经济，市场与社会基础、社会福利的关系这一系列现代市场经济的重大课题”后，用“现代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来模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从他的以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为中国大陆“二次房改”的目标模式来看，他在骨子里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看成现代市场经济，是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模仿的目标模式。这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这个区别不是什么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态不同，而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全面的、没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不全面的、有外部性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两者的理论基础、经济基础、核心价值、发展方向与目标不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也不同：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是“政府干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真正的现代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是本，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造成的市场经济的形态不同是末。从实践上看，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建构中国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国的社会基础。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目标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相对称、效率与公平相一致的再生型、福利型国家，而不仅仅是经济总量最大、GDP数量最高的国家。如果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把经济总量与GDP数量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靠掠夺资源、通货膨胀、两极分化、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牺牲民族尊严与民族凝聚力来提高GDP增长率和经济总量，其结果就是把我国搞成经济总量与GDP数量的巨人、经济实力与国家竞争力的侏儒，从而使中国的“大国崛起”建立在沙滩上。
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还未完成的最大障碍，既不是利益格局的盘根错节，也不是改革者自身的思想解放，而是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学范式。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社会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幸福经济学，资本主义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货币经济学。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与以货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福利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我把以幸福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幸福型福利，以货币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称为金钱型福利。社会主义福利是幸福型福利，资本主义福利是金钱型福利。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的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福利“经济学原理”。由于不同的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不同，什么是福利国家在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中也有不同的解读。在货币经济学看来，福利就是可计量的效用的增加；福利国家就是国家总的效用的增长，在此基础上以社会保障制度为主体，政府保证所有公民享有最低标准的收入、营养、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全民保障”、“全民医疗”、“人民福利”，是西方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典型模式。“效用”，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通过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现国家总的效用增长；二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用的增加，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向钱看，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社会公共品产业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与本质表现，福利是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和对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的某种补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的目的本来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教育、医疗、住房、社会公共品等福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与内在的组成部分。在幸福经济学看来，福利是在再生生产力发展基础上，人们生活效益包括收入效益与非收入效益的增长、幸福指数的提高。人们不仅享受免费的基本医疗与教育、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生存权保障，而且有发展权保障；把生存权与发展权统一起来的核心是公平与效率的一致、民主与法制的统一，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因此，“效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福利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一次分配，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渠道；效益的增加、幸福指数的提高，是实现福利的主要方式。从历史上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福利，首先要经过完全自由竞争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经济周期波动的血与火的洗礼，才能把蛋糕做大；“福利”只是对一次分配不公的某种程度的补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实现福利，一开始就应该和谐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通过贡献与索取的对称来实现人的需要的满足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二者逻辑与历史、理论与现实差别的根源，在于市场核心机制的不同。前者不管怎样改头换面，都万变不离其宗，改变不了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本质。后者的逻辑与历史是价值规律的展开——人的幸福感的增强，才是最大的效益与最大的福利。每个人福利最大化的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福利国家。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与金钱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化改革方向与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社会所有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是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无法完成的最大障碍；把市场化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用幸福经济学代替货币经济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才有可能真正完成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
要使我们的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得以完成，夯实我国大国崛起的社会基础，不但要改变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学范式，而且要改变福利经济学后面的经济发展模式。李稻葵：“大国发展战略 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发展将面临一个发展中大国所面临的基本困惑，其中包括国际贸易环境的恶化，也包括资源、能源和技术的难题。作为大国，必须开发自己潜在的统一大市场，必须合理地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必须在关键的技术领域里取得应有的突破。作为大国，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发展必须走一条新型现代化道路，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让中国民众过上现代化生活，过上不以大量的资源和能源消耗为代价的现代化生活。一旦中国的发展模式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将是中国对全人类的贡献，尤其是对那些目前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及落后发展阶段的穷国的贡献。”（30）李稻葵在这段论述中虽然以“大国发展战略”为开场白，也出现“中国的发展模式”的字眼，但他对什么是大国发展战略和大国发展模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他的大国发展模式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而模式之所以是模式，就是因为模式是本质、规律、结构、现象的统一，在现象后面蕴含本质、规律和稳定的结构。因此，经济模式的形成不是自发的，而是经济主体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自觉形成的；对经济模式的阐述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蕴涵着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思维方式的，在经济模式的背后，是经济模型、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范式。有什么样的经济学范式，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有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型；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型，就有什么样的经济模式。因此对经济模式的不同表述的区别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也不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而是对称逻辑意义上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偶然的，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是必然的，被金额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是通过偶然表现出来的必然，所以我们要研究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需要把视野放在中国作为大国发展模式的必然性上，而不是局限在金融危机的偶然性上。研究中国作为大国的发展模式需要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李稻葵所属的西方经济学范式、所渗透的线性思维方式，使得他不可能对中国这样的转型大国的发展模式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就是GDP增长模式；当GDP增长模式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遇到外部金融危机、内部供需矛盾等困境后，作一些局部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正，但永远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发展模式。西方经济学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西方经济学看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根本对立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不过是过渡形态，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指导下根本无法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经济发展模式是由经济主体和经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组成的稳定的结构。经济主体包括主体的构成、主体的素质、主体的行为方式、经营方式，经济客体包括经济环境、可开发的资源、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经济主客体关系包括社会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活动所要实现的目标、社会经济有机体中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关系。在对称经济学看来，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主客体对称发展模式、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发展模式、五度空间发展模式、再生经济发展模式、和谐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稳定型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对称经济发展模式。对称发展模式用对称代替均衡作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对称不仅是客体与客体的均衡，而且是主体与客体的“均衡”；主客体均衡的结果必然带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控制经济与自由经济的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对称、法制与民主的对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称、社会有机体中各个要素的对称、全球化与国家民族主体性的对称。在对称的社会有机体中，商品流通只是商品生产的一个环节，商品生产不能归结于商品流通；商品生产只是发展生产力的一个方面，发展生产力不能归结于发展商品生产；物质生产力只是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部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归结为发展物质生产力；物质财富只是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不能把社会财富归结为物质财富；财富增长只是人的幸福的途径之一，不能把财富增长看成人的幸福的唯一途径。生产力，无论是个别“生产力”还是社会生产力，都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不仅仅是某个生产领域、某个生产要素的功能。要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除了要提高个别生产力以外，还要协调我国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的关系，使个别生产力之间形成最佳结构，才能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生产力。国家调节是核心，国民素质的提高是根本，政府和国民综合素质都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就是主体的发展模式。通过用对策代替博弈作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强化主体的创造性、主客体关系的和谐性，强化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的对称与统一，使知识主体化、个性化、功能化、价值化、增值化，使主体和客体、主观与客观、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的统一具体化、微观化；通过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使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使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政策环境对称、和社会法制环境对称、和社会信息环境对称、和社会心理环境对称、和市场竞争环境对称，从而摆脱经济运行的困境，消除经济危机的根源，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结构协调有序可持续发展。只有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才能理解企业主体、区域主体、民族主体、国家主体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才能理解国际经济关系、区际经济关系。要从主体的角度来定位经济体，就必须以价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民族与国家的经济主体性，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机制的前提与组成部分。以价格机制作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机制的要害，是帝国主义借全球化来推行他们的新殖民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扩大贫富差距与对立的经济学理论工具。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发展的模式。五度空间模式是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对称关系模式。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发展阶段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和谐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动的二维（国内）、三维（国际）的投入产出，而是知识、资本、劳动相互结合的动态结构；因此，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的，而不是平面二维与三维空间的。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资源优化再生的模式。优化配置资源，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发展生产力则是优化配置资源的目的。再生型经济的微观逻辑：创意→创新→创造→创业→二次创业；再生型经济的中观程序：知识运营→资本运营→资产运营→产品运营，虚拟经济→实体经济→再生经济；再生型经济的宏观架构：国民创新体系为主导，国民创业体系为基础。知识运营的落脚点是产品运营，虚拟经济的落脚点是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落脚点是再生型实体经济。资源优化再生，就要开发知识资源，用知识的增值功能带动知识的创造与认识功能，使社会的经济增长范式由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运用市场手段和现代信息手段开发知识这一精神资源，促使知识成为生产为诸要素的“整合器”、“粘合剂”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催化剂”，促使知识由潜在的生产力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要素，由生产力中的非主导要素转变为主导要素，使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通过提高人的整体素质，提高人的创新、创造、创业能力；通过建立健全国民创新、创造、创业体系，强化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地位；用经济学科学范式主导经济模式，用经济模式主导高新技术产业区，用高新技术产业区辅射区域经济，使经济个性化和社会化同步增长，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相辅相成。再生型经济在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的双向互动中，人流、信息流、物质流三者之间相互对称与相互转化，使资源再生→资源优化再生→资源优
化再生的边际效益递增。
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模式，就是规范与实证对称、控制与自由对称、公平与效率对称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模式和一般国家的发展模式的区别在于，以人为本，以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导，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价值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限定了金钱的作用范围，为真善美腾出空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生产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实体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财富的增加、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非仅仅“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GDP数量”与“经济总量”的增长。人的要素本来是生产力的主体，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目的本来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任何产业结构设计离开了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的幸福指数提高为核心目标，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陷于生产和消费的“二律背反”之中而不可自拔。中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人民，其成果本来属于人民而不仅是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中国改革开放不是领袖人物的扭转乾坤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其成果本来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只是与人民分享。中国作为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产业结构齐全、各地区经济结构互补性强的大国，其发展模式就应该是在把出口导向型转变为内需导向型、外资依赖型转变为内资创业型的同时，大幅提高国内工资与社会福利水平，扩大国内市场。在国内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中，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步步走出国门，在有尊严的条件下参与全球化竞争。从以人为本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社会主义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而且是经济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强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有着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更强的竞争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的模式。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之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模式，就是以主客体的对称运动过程为基础，以建立国民创新体系与国民创业体系为途径，以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一致为方向，以再生型与福利型国民经济系统为目标、以提高先进生产力——再生生产力为系统功能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中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幸福感的增强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增长方式、建立经济结构的最高指导思想。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和谐经济的发展模式。博弈论主张经济主体——“经济人”之间的竞争性，经济发展与人性发展、道德发展是对立的；对策是主观与客观、规范与实证、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范畴，主张经济主体间合作主导竞争，经济发展与人性发展、道德发展是对称的。在资源优化再生的基础上，使人类社会具有不同文明程度、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的民族、区域、国家、企业、个人实现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能促使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后来居上，从而缩小南北差距、贫富差距，走向人类共同富裕、和谐发展。和谐经济发展模式中合作机制而不是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机制。合作以平等为前提，以诚信为基础。人格平等、平等前提下的合作不仅体现在个人之间，而且体现在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民族的平等问题，在个人和国家的平等问题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是完整的市场体系不可跨越的中间环节。和谐社会，不仅仅是人际和谐、国际和谐，而且是族际和谐；这种和谐是平等前提下的优势互补、双赢合作。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不仅仅是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优势互补，而是通过贸易，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使羊变成狼、使羊能和狼共舞的过程。经济全球化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民族不平等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洗牌论”的理论依据。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如果打着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用价格机制“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幌子，用全球化和全球价格机制来吞掉国家与民族的经济主体性；在全球“价格”机制的基础上，把西方“价值”观念、霸权主义、贫富两极分化通过“颜色革命”推广到全球，把经济全球化演变成世界单极化、扩大民族和国家不平等的理论基础与理论工具，那就无法做到和谐经济。和谐经济，就是要在国内以平等为核心价值，以价值为核心机制；在国际上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通过全球性经济与政治经济组织的干预和全球经济重新洗牌，缩小而不是扩大全球南北贫富差距。和谐经济就是以合作为主导的完善的、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是弱肉强食、奉行丛林法则的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幸福经济的发展模式。幸福经济不是仅仅把福利和人的满足感看成是个人效用总和的函数，而是把人与物的价值关系、社会伦理与道德观念等人与人的价值关系引入经济分析，把人的幸福指数看成经济发展的根本指标。幸福经济最根本的是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经济的核心机制，而不是用价值机制补充价格机制。幸福经济把主客体价值关系看成是基本的经济关系，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中国的大国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是立体发展、平衡发展、全面发展、系统发展。市场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因此，交易自由必然产生优化配置，国际贸易可以带来世界经济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是双向同步过程。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以牺牲民族的与企业的经济主体性为代价，那么其发展将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一国的货币升值就会使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就会引发国内经济不景气，那只能说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问题。全球化对不发展国家是有利还是不利，关键在于不发达国家的主体性发展程度。可持续发展用系统经济代替要素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系统；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系，是这一复杂系统中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同一个系统中系统和要素之间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中的产业发展是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过程。价值，不但是企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且是产业系统的整体功能；只有系统经营、规模经营，才能主体经营、永续经营。仅仅靠“世界工厂”进行 “中国制造”，不但“制造”不出高附加值的产品，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利润只能被国外非制造领域所截留，因而不具备可持续“制造”能力。所以，要提高产品附加值，首先要提高产业附加值，让非“制造”、非直接生产领域，企业、产业的系统整合产生出更大的价值。可持续发展模式，是绿色经济发展模式，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是和谐经济发展模式、幸福经济发展模式、稳定型经济发展模式、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统一。可持续发展模式，以人权为基石，以对策为经济主体的一般行为方式，以对称为经济发展的一般平衡方法，以再生型经济为经济发展的一般模式，以系统经济为经济发展的整体结构，以价值机制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以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机制，以社会综合效益为经济发展的根本指标。可持续发展模式：创造性是起点，再生性是基础，主客体对称是核心，平等是动力，社会和谐是途径，人的幸福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目标。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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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的根源与治理通胀的根本: 评李稻葵的大国发展战略与模式(三）
[ 2014/08/19 21:48 | by admin ]
2014/08/19 21:48 | by admin ]
政府真正有为的，只能是财政政策。再生是本、配置是末，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也是本和末的关系。
李稻葵：“我们认为，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是一种非典型性通货膨胀，即它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成本推动型的、发源于局部产品同时又是部分地从国际原材料和粮食价格输入的通货膨胀。这种非典型性通货膨胀将于未来十年内持续地存在中国经济中。传统意义上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指的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政府主导的投资性活动失控所导致的、产品市场相对短缺而引起的通货膨胀。”（24）李稻葵的成本推动型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论源于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理论，总需求与总供给理论源于简单商品经济时期，那个时候产品与需求结构简单，消费者对特定产品的需求刚性强，产品与需求结构失衡、某一主要产品供不应求或成本上涨就有可能造成物价上涨。当今时代产品多样化、产品可替代性强，很难想像某个产品、构成生产成本的诸多要素中某个生产要素价格上涨，就会推动产品价格的整体上涨。如果说某个要素成本真的能推动产品价格总体上涨，那只能是经济学家 “成本推动型”上涨理论形成的通胀预期造成的，而不是成本本身推动的。当今社会通胀的根源只能是GDP增长方式造成的配置型经济、泡沫经济。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应对通货膨胀？李稻葵：“货币政策适宜中性，汇率政策应当灵活 我们认为，传统的紧缩性货币政策不见得是最佳应对方式。这类政策强调提高利息率、控制银行信贷，可以避免由于长期真实利率过低导致资金大量由银行储蓄流向消费（小部分）、投资品（大部分）的局面。但必须看到，紧缩性货币政策往往对生产成本上升的企业有血上加霜的作用，它会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传递到产品市场，无助于将成本上升的压力消化在企业内部。因此，面向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应该采用过分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应该转向中性（顶多为中间偏紧）的货币政策。更重要的是，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可以采用灵活的汇率政策，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的步伐，适当的人民币升值（如以每年5%—6%的速度）首先可以降低进口原材料的成本，从而减少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这样的汇率政策也可以减少企业的出口（包括农产品出口），促进产品（包括农产品）的进口，化解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压力的另一个重要政策是，有针对性地鼓励投资，对于原材料依赖型行业和农业，政府可以使用适当的补贴性政策，政府补贴的一个来源可以是国家投资公司从对国外原材料企业的股权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总之，新一轮通货膨胀已经到来，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不是全面的需求高涨，而是成本推动，应对这样的通货膨胀压力，中国需要需求新的对策，其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25）“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改革财政理念的转型，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应该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26）对通货膨胀的因果分析决定了应对通货膨胀的对策，而这两者都取决于分析者所属的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范式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一般均衡理论是过时的理论，使之无法找到当今时代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西方经济学无法容纳真正的宏观调控，使之无法从真正的宏观调控中找到应对通货膨胀的方案。李稻葵从一般均衡论的总需求、总供给概念出发，把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归因于所谓的成本推动型，而不是从经济增长方式上找原因，可以说是舍本求末；他拟从货币中性、汇率灵活、人民币升值、政府补贴企业进口原材料成本方面控制通胀，把政府公共财政转型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服务”，而不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引导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可以说是本末倒置。在政府宏观调控中，控制货币总量、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对称的两个轮子，是控制通货膨胀、保证经济对称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轮子。财政政策同所谓的货币政策的作用属于此消彼长的关系，但资本流动性大小同财政政策作用大小的关系，则要看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与配置经济学中，资本流动性同财政政策的作用成反比关系；在再生经济学中，资本流动性同财政政策的作用成正比关系。本国货币是增值有利还是贬值有利，也取决于经济模式与经济学范式。在配置经济与配置经济学范式看来，本国货币贬值，有利于出口增加、就业增加，因而有利；在再生经济与再生经济学看来，本国货币增值有利增加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并促进提高本国商品的技术含量，从而促进产业更新换代和再生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随着直接投融资比重越来越大，创业型直接投融资的比重越来越大，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大，财政政策的作用也势必越来越大，而所谓货币政策的作用将越来越小。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同样，各国货币政策有无独立性、汇率能否稳定、资本能否自由流动，以及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性能否统一，并非取决于所谓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作用的大小，而是取决于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学范式。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流动性同各国经济的再生性成正比，配置性成反比。
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大
再生型经济与经济学范式
汇率的稳定性
配置型经济与经济学范式
资本的流动性 小
经济发展模式与金融政策模型
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流动性三者之所以得不到统一，是由于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学范式是配置型的。舍本求末乃至本末倒置离开经济基础与经济增长方式谈利率高低汇率浮动货币政策，只能是按下葫芦冒起瓢，其作用是有限的，从长远来看是无效甚至负面的。在配置经济学范式内，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紧缩性还是扩张性，都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两种结论，也就是陷于悖论。走出悖论的唯一途径，是用再生经济学代替配置经济学、再生型经济增长方式代替配置型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在实践中，也不可能按照配置经济学所提供的模式来实行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因为经济活动本身是再生的而不是仅仅是配置的；只能是实践支配理论而不是理论剪裁实践。但配置经济学的模型对经济决策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再生经济学，才能使经济决策由自发上升到自觉。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既不是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也不是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而应实行同经济增长速度与水平相对称、使货币逐步增值的对称政策。由于资源是再生的、生产是不断发展的，币值是不断上升的，因此汇率利率也必须浮动；汇率利率浮动的水平与幅度，应该同币值增值的水平与幅度相对称。这是鼓励储蓄、通过鼓励储蓄来鼓励投资、通过鼓励投资来促进生产、促进资源再生与可再生消费的再生型经济发展模式。汇率浮动、利率高低，不是出于权宜之计，不是出于某种政策需要；因为离开了再生之本，任何“货币政策”都是一把双刃剑，都会在实行中陷于悖境。在配置经济学范式内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永远不能自圆其说，根源即在于此。因此，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只能“无为而治”。政府真正有为的，只能是财政政策。再生是本、配置是末，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也是本和末的关系。从历史上看，随着市场的主体化，知识经济逐步取代传统经济，再生经济逐步取代配置经济，财政手段将逐步取代货币手段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宏观调控手段。“干预”把货币政策当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手段，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是以不变应万变，这是宏观调控与政府干预在“货币政策”上的本质区别，李稻葵上述用“灵活的”货币政策治理通胀的玩法属于政府“干预”而不属于真正的宏观调控，其长远效果已经被中外实践所否定。
再生经济 财政手段 宏观调控手段
的逻辑与历史进程
配置经济 “货币手段”
货币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对称是绝对的，不对称是相对的。实现货币交换价值与价值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低级对称向高级对称转化的源泉与动力，不是 “货币政策”而是财政政策——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再生型经济不断发展，货币不断升值，推动币值与价值从低级对称向高级对称发展。在这整个过程中，发展才是硬道理，生产才是硬道理，再生性生产才是硬道理。出口也好、内需也好，都是配置；相对于再生这一硬道理来讲，配置只是“软道理”，软道理服从硬道理。硬道理是纲，软道理是目，纲举目张。而舍本求末，只能形成泡沫经济，陷入经济困境，酿成经济危机。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就是这种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的结果；而每折腾一次，都要给经济造成极大损害。西方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虽然看到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看到了货币政策在稳定价格和消除经济周期上的矛盾，但他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仅仅是通过把预期引入到经济过程的分析中、把均衡看成是动态的均衡是不够的。因为使均衡由静态转变为动态、暂时转变为长久，不是靠“事前”的计划与“ 事后”的计算，也不仅仅是靠储蓄等于投资，而是靠价值的产生、再生与实现。要使币值同价值对称，就要避免掌握货币发行权的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把“货币手段”看成宏观调控手段之一的“货币政策”论，则恰恰为政府货币发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通道。所以，要杜绝政府货币发行机会主义行为，就要拒绝把灵活的“货币手段”作为政府干预手段之一，就要使货币发行法制化。如果说，一定要使“货币手段”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那么它的实现方式，只能通过法律手段，使币值永远保持同价值的对称。在日常运行中，政府通过微调，使币值同价值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只要永远保持币值同价值的对称，就会从源头上消除经济不稳定与通货膨胀。从这个意义上，与其说货币是宏观调控的手段，还不如说是宏观调控的内容与对象。币值稳定、稳步上升是经济稳定、根治通胀的牛鼻子；政府要用财政手段来保证币值稳定、根治通胀，而不是用货币手段来填补通胀缺口。
国家：行政 执法
货币所有权
人民：人大 立法
货币发行法制化模型
国家拥有货币所有权，政府拥有货币发行权，说明政府宏观调控是完整的市场体制的一环。西方经济学家哈耶克从自由主义逻辑兼容性出发，否定政府货币发行权，结果走上不能自圆其说的不归路。哈耶克的货币中性理论有点接近于对称货币理论，但怎样保持 “货币的中性？”哈耶克开出的药方，是“自行调节”，“国家干预显然是多余的”。这实际上是使“货币中性”成为空中楼阁，中看不中用，理论上正确，实际上不可行。“货币中性”论同自由主义不对称。要使“货币中性”，只能通过政府行政手段和法制手段。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的“货币中性”，就是币值与价值对称的“货币对称”。“货币对称”是对称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环节，也是对称经济学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的财政政策
保持对称 币值控制 内部平衡
发展的国 稳妥的货币政策
家经济政策 价格控制 外部平衡
开放的产业政策
自由的贸易政策
属于宏观调控的政府经济政策模型
保持币值稳定，既不是采用金本位制，也不是采用盯紧美元的办法，而是货币发行量同本国价值增长量相一致的方法。货币发行量同价值挂钩而不是同价格挂钩。把币值同黄金储量、美元、价格挂钩的办法，是把大厦建在沙滩上，不稳定的结论已经包含在不稳定的前提之中。只能以当年的价值为基数，根据新增价值量按同比来增加货币量。
新自由主义把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真正的宏观调控与自由市场看成此消彼长的关系，而不是相辅相成的对称关系，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的思路。市场经济是主体化的，政府与企业都是其中的环节，宏观调控与微观活力相辅相成。不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和计划经济不矛盾，而且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间也不矛盾。市场经济中，有企业的计划，也有国家的计划；二者不但不冲突，而且互为前提；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国家计划与企业计划的对称。传统计划经济与自由主义各走一个极端，共同点就是企业计划与国家计划的不对称，从而造成了计划与市场的不对称。没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没有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真正的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就不能有效控制通胀。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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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靠什么: 评李稻葵的大国发展战略与模式（二）
[ 2014/08/03 22:26 | by admin ]
2014/08/03 22:26 | by admin ]
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李稻葵：“解决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 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根据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矛盾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比较难以在短期内下降，中国的资金供给面相对仍非常充足；而且，多年形成的、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的基本格局也难以改变，毕竟，就业压力在上升，国内人口结构相对还比较年轻，不大规模投资，经济难以发展，就业压力也难以化解。如何解决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过去十几年来，我们依赖的是国外市场，而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思路。……答案只能是在内需上做文章。要提高内需，靠最终消费自然是最佳的方案，但是，最终消费需求毕竟是由上亿家庭和机构分别独立作出的，有深刻的社会、文化根基，制度变迁难以在中短期内改变国民的消费观念，政策推动更是乏力。比较现实的方案就是，以投资推动内需的上升，而且其前提是，投资推动内需的同时不能带来新的产能扩张。怎么办？答案非常明晰，那就是必须投资于现有的生产能力，即对现有产能进行更新改造，既让投资不转换为新的净生产能力，又能消化一部分储蓄，带动内需的上升。换言之，现有的产能是资本的存量，投资是流量，根据以上的分析，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必然是在保障生产能力不剧烈上升的前提下，让投资这一流量上升。那就是，一方面要增加投资，另一方面要淘汰旧的产能。绿色产能革命，其本质就是这样的过程。”⒇李稻葵认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靠的是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能力不会剧烈上升，以和国内低消费市场保持平衡。李稻葵把这种模式称为“绿色产能革命”，即把增加的投资全部投到淘汰旧的产能上面。李稻葵这种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绿色产能革命”是一种消极的平衡观，其本质仍然是一种“经济过热论”，只不过比一般的“经济过热论”多了一个解套的方案——“绿色产能革命”，但这个方案在理论上和他后面的要“增加总供给”的提法相悖，在实践中则会陷入“滞涨”的悖境，所以不能作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的“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基本矛盾本身并不成立，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根本不是什么“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从直接现实性上看，我国确实存在着“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矛盾，但“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和“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不是一回事。这两者的区别很重要。“需求”是主观范畴，“消费”是客观范畴。消费不足，既有可能是“需求”不足引起，也有可能是需求很强烈，但不敢消费造成。如果是前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这一矛盾的假说有可能成立；如果是后者，“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就是一个假命题。实事求是讲，中国目前“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只是假象，“产能增长与消费不足”才是真相，并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问题的关键，造成消费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不敢消费而不是没有需求。“内需不足”，根本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所谓消费预期危机就是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普遍、长期不敢消费、自我抑制消费需求，造成消费市场低迷、制约经济发展。有效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人的消费水平并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而造成广大民众长期有效消费能力评估值低下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人民的有效收入低下的预期。提高人民的有效收入预期的根本途径，在于转变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完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产业结构与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停止教育、医疗、住房、公共品产业化政策，扩大政府对社会公共品的开支，扶持创业，建立健全公平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法治。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定位于“产能增长与需求不足”，解决矛盾的途径定位于增加投资的同时降低生产能力，是削足适履，舍本求末。
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什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的基本矛盾是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从逻辑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是比产能与需求的矛盾更深层次的矛盾；从现实上看，投资与需求的矛盾不一定都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GDP经济学才会把投资和形成直接产能划等号，发展经济学中的投资有着比形成直接产能更广泛的视野。消费需求只是需求的一个环节。如果说，投资和消费可以从量上平衡，投资和需求则只能从质上对称。在质上对称的前提下，投资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需求拉动供给，供给推动消费，消费推动需求，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基本结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把投资需求的满足放在消费前面。为了使知识经济时期需求和投资这一基本的结构关系对称，政府不但必须用内需导向型来代替出口导向型，而且要用知识密集型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用幸福目标来代替GDP目标。如果说投资为主导与消费为主导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那么投资主导与需求主导则是内在的统一。需求首先是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其次是客体对客体的需求。需求未满足就是不对称，对称，就是需求的满足。符合发展经济学对称要求——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投资，永远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只有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基础上的投资，才会形成产能与需求的矛盾。
其次，产能既有消费品的产能，也有生产资料的产能；既有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资料的产能，也有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产能。把产能狭隘地理解成消费品产能是片面的。淘汰旧的产能必然是用新的产能来代替，这照样会使生产能力上升，只不过这里的生产能力是生产新的产能——生产资料产能的能力，而不是生产消费品的能力。生产新的产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投资任何基本建设都会产生既要增加投资以保持高增长、高就业率，又要使生产消费品能力不会剧烈上升的结果。这与其说是投资生产能力问题，还不如说是投资方向问题；与其说是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把投资方向定位于基本建设投资，而所谓的“绿色产能革命”即能源革命完全可以纳入基本建设的范畴。这与其说是所谓“绿色产能革命”，还不如说是产业结构的设计——产业结构必须根据对称经济学原理来设计，对称经济学的主客体对称原理是对一般均衡论包括马克思两大部类生产理论的扬弃。
根据上面投资、需求、消费关系模型Ⅰ和Ⅱ（Ⅰ见第12章），我们可以看出，要解决投资与需求这一我国经济发展基本矛盾，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绿色产能革命”，而是符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产业观和结构设计。在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与其搜肠刮肚研究中国尚存那些优势产业，还不如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产业结构与产业关系作一番整体梳理。通过梳理偶然，借以认清必然，树立符合时代要求、符合中国国情、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产业观和发展观。产业观，就是通过产业政策体现出来的产业结构观。产业观的后面是发展观。不同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什么样的增长方式，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什么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体现了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主导产业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背后，是不同的经济学范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这是我们考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确定解决中国经济的基本矛盾的方式、方法、途径的前提。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是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知识运营是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方式，通过知识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和整合，使知识在生产系统中占主导，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先导与主导，使人类由一次创业转变为二次创业，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可持续发展。知识运营就是用知识运营带动资本运营、用资本运营带动资产运营、用资产运营带动产品运营、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产品更新换代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使知识产业成为其他产业的龙头产业的经营模式。知识运营的实质，是使第五次产业革命形成的信息产业、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只有知识产业的龙头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走向统一，而且使传统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而只有知识产业龙头化，才使这种桥梁和纽带现实地渗透到传统产业的各个领域中，使它们各自得以升华和超越。对于工业上落后的国家来讲，这种统一使它们可能不再重复那些污染工业、高耗能工业和剥削性经济，借助知识文明尽快直接达到工业文明的繁荣，使之后来居上——既保持回归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业文明。知识运营就是用高层的经营活动统驭低层的经营活动，就是以知识产业为龙头，以对人类第一次创业的成果——传统产业——按生态原则重塑改造为途径，以人与环境的协同为基础，以人类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归宿。主导产业上升和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移、经济发展模式的转轨和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如果说全球性金融危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是危机也是机遇，中国是被金融危机逼出来的大国崛起，那么就是促成了中国率先实现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通过这样的转移、转轨与转换，使中国积极、主动地以优势地位参与全球性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的重新洗牌，为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内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既实现了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提高，为国内工资提升、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奠定了经济基础，又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一。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知识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和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概念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建设指的是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知识经济使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基本建设是指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除了包括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外，法制建设、教育科研、医疗养老、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其中当然也包括李稻葵的“产能革命”）都属于基本建设的范畴。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都可以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的同时，不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把这样的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同样会大幅度增加GDP，不但大幅提高当年GDP，而且为GDP的可持续提高打下基础。传统的房地产业由于在增加投资需求、增加投资的同时，也增加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所以很容易造成生产与消费的失衡而形成泡沫。所以房地产只是GDP总量的短期增长点，由于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增长点，所以不是GDP总量的长期增长点。各地之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地方经济支柱产业，是由于房地产是各地GDP短期增长的支柱产业：可以通过开发房地产出卖土地资源，出卖土地可以便捷地、多快好省地增加GDP总量；房子是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最大的生活必需品，如再通过“土地不可再生”因而“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符合人的直观的神话的炒作，可以快速大量地聚集资金，快速增长GDP总量；房地产业低技术含量、高资金流动的特点，可以为大小官员们权力寻租提供最大的空间。所以房地产是短期GDP总量的支柱产业、各地政府政绩的支柱产业、各级官员追名逐利的支柱产业，但决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法制建设、教育体系、医疗体系、新农村建设、绿色环保工程基本建设，交通、水利、绿化、能源与信息输送、保障性粮食生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能源开发、新材料合成等才是支柱产业。“房地产”的要害在“房”不在“地”, “房地产开发”的要害在于用房产开发带动地产开发而不是地产开发带动房产开发，造成权力垄断、权力寻租与两极分化，并由此造成土地开发的异化。把房地产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舍本求末，与基本建设的要求背道而驰。一旦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高度发达，人们完全可以在家里办公，由此完全可以把房子盖在远郊山上，享受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亭台楼阁、花前月下、夜夜闻啼鸟、春眠不觉晓、幽静浪漫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所以把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是一个错误的战略决策。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讲，应该是基本建设引导房地产，而不是房地产引导基本建设；正好像应该用地产引导房产，而不是房产引导地产。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属于基础设施建设，是基本建设的组成部分，也可以算是一种支柱产业，但房产开发只能算是一种一般的产品经营，和汽车、玩具生产经营无本质不同，不能算是支柱产业。现实上作为房地产业组成部分的地产业由于受房地产商利润驱动而失去土地集约化综合化生态化可再生开发功能，而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基础设施建设，因而也不能算是支柱产业。以房地产业为支柱产业、宏观经济微观化的结果，就是助长投机、形成泡沫、构成周期，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还是以房地产为支柱产业不仅仅是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了产业链之间逻辑的与历史的关系，也体现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果以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房地产为支柱；如果以“反城市化”为发展战略，就必须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随的发展战略，与后工业时代的发展要求似乎不大对称。把房地产作为优先考虑的龙头项目，试图以此来带动GDP的增长，是货币经济学而非发展经济学的产物。房地产导向是宏观经济微观化的产物，理论基础是配置经济学；基本建设导向是加强宏观调控的结果，理论基础是再生经济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是对不同产业政策及其背后的不同经济学范式的检验；一旦把基本建设作为支柱产业，多少钱都可以放进去，何来流动性过剩？一方面陷入所谓“流动性过剩”的困境，另方面大叫“经济过热”要急刹车，是一个悖论。此悖论通过宏观调控不力、决策失误、结构失衡而转变为“滞胀”的悖境。走出“滞胀”这个悖境，不是靠什么既增加投资又不增加生产能力的“产能革命”，而是投资基本建设；通过投资基本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延缓直接消费品生产能力，同时扩大就业、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二。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把高速路发展作为基础产业。如果说，基本建设是支柱产业，那么基本建设中的高速路建设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基础产业本来不是两张皮，基础产业也是支柱产业的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发展，本来就是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从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过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朴归真，而是人类社会的否定之否定，是历史发展的螺旋式。因此，发展高速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是缩小城市与农村、东部与西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是开发中国时间、空间、知识资源的根本途径。城市农村化与农村城镇化是双向互动的过程，把这双向互动统一起来的中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建设是我国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与枢纽产业。就高速路对我国经济的全方位牵动作用来讲，用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来进口几百条京津那样的高速路并由此牵动城乡互动、经济全方位发展，根本不可能造成所谓“过热”。进口高速路的外汇有倍增放大的作用；除了进口必要的技术与设备以外，其他的可由国内自行解决，这又可以形成产业链延伸，大量解决就业与内需问题。必须把高速路建设提高到“反城市化”与二次创业的高度来定位，把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逐步延伸到乡村、西部、人口稀少的荒凉地区，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人口稠密的京津、京沪这样的城际之间。可以说，高速路修到哪，土地、矿产等资源就开发到哪。高速路是二次创业的基础，是使农村城市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是支柱产业、主导产业的基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高速路建设既能增加投资，又能为增加其他基本建设投资和创业投资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大就业、可持续提高消费信心指数与扩大消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途径之三。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李稻葵：“根据以上的陈述，财政开支必须坚持三个原则：财政开支应该是民生性、福利型而不是生产性的，财政开支不应与民争利，不应带来挤出效应，而应该有带动其他社会开支的效应。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消费型的投资是提升国民消费的重要举措，而不是增加过剩生产能力。财政开支的方向应该是促进社会和谐，为将来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如节能减排、环境治理、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等，而不是生产性的，更不应该是政府自身开支的盲目扩大。当然，适当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促进公务员廉洁自律，也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总之，中国经济的转型需要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型，中国的公共财政需要由现金流平衡转向资产负债表平衡，应该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提高居民消费率而服务，应该为人民币国际化和成熟资本市场的建立而服务。在目前的条件下，适当提高中央财政的赤字和债务比重是应该的，也是能做到的，这一公共财政理念的转变值得大力提倡。”（21）这一段话可以看成是李稻葵对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中所谓“服务型政府”的经典描述，同时也是他的“绿色产能革命”思路的逻辑延伸。如果按照李稻葵的财政开支模式，上面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模式根本无法建立起来。同时，李稻葵的上述“公共财政理念”是把政府的生产性经济职能、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政府是市场的内在环节，政府公共财政包括财政投融资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组成部分，属于政府宏观调控范畴的财政投融资包括生产性财政投融资主导产业结构平衡是建构合理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必要环节，是避免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的必要实体经济保证，是用长线投资拉动短线投资、扶持中小企业创业、扶持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基础，是解决失业、消费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打破民间垄断、保证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充分竞争的必要措施。要使市场经济体制真正建立并使之健康发展，必须强化而不是弱化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职能，建构生产性为主的财政投融资体制。但政府生产性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不是政府部门赚钱职能；财政投融资的政策制定的过程不是政府同公众、民间企业博弈的过程,而是因势利导、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过程。财政投融资形成的国有企业应该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国家建立幸福经济的基石，对整个社会市场经济起价值导向作用。如果说，私有企业采用效率标准，国有企业应该采取效益标准。如果说，私有企业用利润定义效益，那么国有企业应用价值定义效益。如果只讲财政投融资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那么必将出现政府和国有企业与民争利，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变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以在强化政府经济职能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但也不能因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而否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包括财政投融资等生产性经济职能。能把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与政府服务职能统一起来的只有法制——完善的法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法制，即使财政开支的方向是消费型而不是生产性的也同样会带来权力腐败和与民争利；但只要把政府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政府经济职能包括生产性经济职能就是政府服务职能的组成部分，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二者就可以得到统一。以政府行为法制化为中介，强化政府经济职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所以，避免公共财政与民争利与其说像李稻葵设计的限制中国公共财政的职能范围，把财政投融资和公共财政对立起来，还不如把中国的财政投融资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把中国的公共财政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本身属于基本建设范畴。以政府财政投融资为主导是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保证。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李稻葵：“不夸张地讲，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是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22）我不知李稻葵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擅长数据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不知得出这个结论的数据是什么？是依据GDP增速推论，还是名义工资增长，抑或购买力平价计算？可以说，过去三十年来中国人民的名义收入是增加了，但有效收入并没有同比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下降了。特别是人民的幸福感并未提高。即使名义工资本身的增长速度也远远低于其他处于同样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国家的水平。据统计资料显示，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平均工资增长速度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0%不到。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是以极低工资和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浪费来维持低附加值出口产品竞争力的，靠这样的“竞次”出口导向型战略积累起来的外汇又拿去购买美国国债，由于没有相应的商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几万亿美元外汇对冲的人民币演变成国内的通货膨胀，低工资加通货膨胀造成国内市场萎缩，只好又把GDP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而形成恶性循环。作为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国内产业结构难以升级，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实际工资水平难以提高，GDP与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产品附加值水平、资源可再生能力反比增长。名义工资不等于实际工资，实际工资不等于有效收入，财富增加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根据幸福经济学原理，只有幸福指数提高才能称之为生活水平提高。一定的财富是幸福的必备条件，但财富无论多少都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只追求财富不可能给人幸福，追求幸福需要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又互为前提。同时，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资本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它的行为方式就是把财富带走，留给中国的就是相当数量的低工资就业人员和日益枯竭的不可再生资源、污染的环境；也就是说，由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这部分GDP增长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几乎无关。因此，GDP不但在质上，而且在量上都不能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划等号。笼统地根据GDP增速就推出“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又根据这个“奇迹”推出“一个落后的穷国在人类历史前所未有地迅速进入轨道的最佳实践。过去三十年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仅远远突破了中国百姓自己的预期，而且事实上也远远超过了西方人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几代人甚至十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结论，既无数据分析也无逻辑分析，是武断的和不负责任的。经济分析的参照系是GDP增长还是人民的幸福，可以决定对同一经济现象的经济分析的不同结论，也可以决定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方向。以人民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以人民的幸福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前提。
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必须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李稻葵：“对于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总需求膨胀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今天还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这个新问题可以概括为总供给冲击，即经济中的大部分生产者都遇到了由于各种因素引发的成本上升的压力，而这些成本上升的压力又导致了社会上大部分生产者生产意愿下降的现实。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宏观经济中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即在同样的出厂价格下，生产者愿意提供的产品数量下降了。这种总供给曲线收缩所带来的后果，既可以是供给下降带来的价格上涨（通货膨胀）或者整体经济活动的萎缩，当然也可能是两者的结合……也就是公众话语体系下的‘滞涨’。”（p188）李稻葵接下来用劳动用工成本的上升、国际市场上原材料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压力、企业税负成本的上升等几个方面，说明“在以上这一系列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总供给曲线无疑是在回缩。企业减产、停产、破产的例子越来越多”。（23）且不说李稻葵这里的“总供给冲击”、“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总需求膨胀”和同一本书中“现阶段面临的基本矛盾是高储蓄率导致的日益增长的生产能力与相对不足的国内需求（尤其是最终消费需求）之间存在差距”之间的自相矛盾，他对“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及其导致“滞涨”的因果关系的分析本身也是牵强附会的。事实证明：真正的“需求定律”是需求决定价格的定律，总体上是需求决定价格而不是价格决定需求，任何时候产品成本整体上涨的结果是整体价格上涨，整体价格上涨的结果是把上升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不是“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认为价格上涨会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是西方价格经济学对“需求定律”的曲解——价格会决定需求，价格上涨造成需求萎缩，需求萎缩又反过来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这样理解的“需求定律”已经被实际情况所证伪，只是价格经济学为了掩盖自己的范式缺陷而不承认。真正造成“总供给曲线的回缩”并因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和外汇的单项流出，把产品运到国外，对冲人民币留给国内。企业开工不足的最直接原因，不是什么成本上涨，而是外贸依存度奇高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一旦国际金融危机造成国外订单减少，企业只好关门。间接投融资为主的资本运营方式也是企业开工时断时续的重要原因，一旦银行紧缩银根资金链断裂，企业只好停工。李稻葵的所谓“滞涨”，就是生产和消费的悖境；而只要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理论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论、实践上出现生产和消费不兼容的悖境是必然的。在目前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差、产业结构层次低、产品附加值小的情况下，靠极力压低工人工资来维持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是竭泽而渔，自断国内市场的后路，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国外市场，从而造成恶性循环。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必然产生李稻葵上面所描述的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悖境。什么叫泡沫？不正常的溢价本身就是泡沫。股价溢价上市，股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股市泡沫是盘剥中小投资者的陷阱，是大企业圈钱的渠道，是两极分化的平台，照样蕴含金融危机。这说明直接投融资中，创业投融资必须占主导。所以，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政府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投融资，而不是鼓励股市投融资，也不是鼓励高消费。利用直接融资这一融资现代化手段，可以解决一方面企业资金紧张、开工不足，另一方面社会又有大量游资急于寻找出路；一方面高通胀，另一方面高储蓄；一方面高通胀高储蓄，另一方面劳动者高失业高闲置；一方面有事没人干，另一方面有人没事干；一方面银行储蓄资金膨胀，另一方面紧缩银根的“二律背反”即经济悖境，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发展生产力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目标；同时可以通过增量改革促存量结构调整，用新建股份制企业带动现有企业的股份制建设。在目前国内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人民整体生活水平不高的基础上，鼓励消费甚至鼓励浪费，自以为是地把消费需求看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鼓励高消费、超前消费，闹出“买房就是爱国”、“消费就是爱国”、“月光族是民族英雄”等笑话，甚至推出鼓励超前消费的消费信货，是釜底抽薪。目前必须把鼓励高储蓄和鼓励扶持国内创业型投资统一起来；在不断提高人民有效收入水平与有效收入预期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扩大国内市场，用国内市场来扶持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形成良性循环。以人为本不是口号，而是任何产业结构设计中最根本的环节。以人为本，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产业模式与发展战略——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投资与需求这一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间接投融资主导的金融体制是产生和激化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根源，以国内市场与国内直接投融资为中心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投资与需求的基本矛盾的必要基础。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size][/color]
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评李稻葵的大国发展战略与模式（一）
[ 2014/07/24 21:50 | by admin ]
2014/07/24 21:50 | by admin ]
我国真正的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就是应自觉顺应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一趋势，带头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包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是李稻葵《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中的一章。在本章中，李稻葵先是总结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近因远因、直接间接原因，然后从中总结出美国的金融危机给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李稻葵：美国的金融危机“应该说有近因和远因，既有直接的原因也有更大的背景，还有间接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金融创新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管，金融创新的速度和监管力度加强的速度没有匹配起来，因此它的金融体系里面产生了很多交易链条非常长的金融产品和交易。这种交易链条非常长的金融产品和交易，在没有完全监管的情况下，就隐藏了很多的风险。这种风险在经济运行比较好的时候，在投资者比较乐观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一旦这个经济出现小的波动，或者投资者的信心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么这样的链条非常长的、非常复杂的金融交易肯定会倒牌，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发展成危情，都可能导致这个‘火灾’。这是我们看到的直接原因。那么间接原因，或者背景原因，或者更大、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更深层的原因是经济过去几十年来，长期依赖信用的过分扩张，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信用的扩张就是企业在借钱，在搞投资，家庭在借钱，在搞投资，整个政府，至少在过去的七年之内，也是借钱过日子。那么企业也借钱，政府也借钱，家庭也借钱，导致了整个美国人都在借钱。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信用扩张得太快了，就使得它的经济里面产生了很多的债务。老百姓欠了信用卡的债，企业发行了很多的债券，甚至股票，还发行了很多的金融资产、金融证劵，政府也发生了债务，这么多的债务整个经济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维持一个这么高的债务需要信用，但任何信用都不可能是无限的。”②显然，李稻葵是“政策论”者，即美国次贷危机是政策失误造成的。然而不管是李稻葵分析的近因还是远因、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都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什么？美国金融危机（包括美国前段的次贷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的不对称。造成这些不对称的直接原因是投机。投机是西方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泛滥、完全竞争而产生出来的痼疾，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典型表现。投机的危害，并不仅仅是李稻葵讲的“这种交易链条非常长的金融产品和交易，在没有完全监管的情况下，就隐藏了很多的风险”，而是通过人为操纵控制，强化不对称——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称、能力不对称，扩大道德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尔后投机者一方面从中获取暴利，另方面把风险转嫁给社会，从而造成社会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全体美国人民为少数金融投机者买单；当美国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时，就是全世界人民为少数投机者买单。投机造成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由自由竞争演变成自由投机；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间接投融资发展成银行贷款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由金融衍生品催化出泡沫经济；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金融衍生品使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脱节；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金融泡沫与信用泡沫互为因果，使企业信用脱离自身经济实力，泡沫破灭即企业信用破产，金融企业信用破产即酿成金融危机。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如土地可再生、再生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这一现实和 “土地不可再生”这一“经济共识”之间、“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经济“理性预期”与房地产供过于求这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不对称，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从而造成危机——从房市危机通过金融衍生品杠杆橇动金融危机，并牵动整个经济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行为方式，认为投机和投资可以不加区分、虚拟经济可以离开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似乎这就是“新经济”、“GDP经济”。李稻葵在此文中，多次把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投机”称作“游戏”，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投机”的字眼，这与其说是不负责任的总结，还不如说是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使然——西方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就是投机投资不加区分、只要能赚到钱就行的经济学。知识经济不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也并非虚幻经济，更不是投机经济。通过金融创新而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只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其能否畅通无阻、可持续赚钱，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其他因素的相互制衡。如果这个相互制衡的经济体有一个缺口被打破，将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的重组。在重组过程中，泡沫被挤掉就是必然的。所以虚拟经济不是万能的，金融衍生品的工具作用不能被神化，更不能因此可以成为投机的工具；经济运行的因果、本末关系不能被倒置。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与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相伴随，是经济的立体化、系统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竿子插到底的小生产思维方式与运作方式，同系统化的经济运作模式是不对称的，最终破产是必然的。必须用经济系统论、经济控制论代替经济原子论。只要控制投机，金融危机就可以避免。正好像投资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分，投机也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别。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二维平面配置的产物，垄断的投机则是三维、四维甚至五维立体“落差”的结果。平面的投机是寻找市场机会、钻市场的空子、获取风险利润；立体的投机则是制造机会、操纵市场、兴风作浪、请君入瓮，无风险获取暴利。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竞争的负产品，并不排斥竞争，那么垄断的投机则使竞争不再充分，竞争的游戏规则不再有效。垄断支撑投机，投机强化垄断，从而使有钱投机的人获得更高暴利，没钱投机的人只能买高价房居住或在房贷的诱惑下成为房奴，从而使穷者越穷，而富者越富。从房地产泡沫可以看出：垄断与投机结伴的垄断投机，是促成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垄断投机与完全的市场经济不兼容。投资垄断和投机垄断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使价格背离价值，从中牟取暴利，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而投资垄断往往是通过投机垄断或变相的投机垄断来进行。要把股票正常交易、用脚投票同投机区别开来。如果不能像挤脓包一样地把投机行为从股市和期货交易中挤出去，那么就没有规范的股市和期货市场。一方面想要建立规范的股票市场，另一方面又容许投机行为存在，这本身是一种悖论；这个悖论不仅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而且也是造成中国股市好坏之争的根源。中国股票是否规范、要不要规范，不是以西方股市为模本，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说了算，而只能以规范经济学、规范的市场经济为标准。并不是只有计划经济才需要反投机，规范的市场经济更需要反投机。政府宏观调控同充分的自由竞争之所以不矛盾，就是因为前者可以抑制垄断投机，保护充分的自由竞争。通过反垄断与保护公平，政府宏观调控与自由竞争二者可以得到统一。所以政府宏观调控与自由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从充分的自由竞争就是反垄断来讲，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从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来讲，政府宏观调控就是保护公平竞争，而保护公平竞争就是保护自由竞争。保护竞争的公平性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功能与界线。
如果说，金融投机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则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只要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解析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无论是市场自发调节还是政府宏观调控，也解决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如果说，早在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本人即已发文指出，当时的金融危机虽非全球化的，然而是全球性的，其宣告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那么，此次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十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机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实际意义——美国的金融危机将通过其世界性的广泛而紧密的联系波及全球。这将标志着国际旧金融体系——以间接投融资（即李稻葵讲的美国人、美国企业、美国政府借钱消费、借钱投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苛延残喘十年后已走向全面崩溃；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把金融仅仅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属于配置经济学范式。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而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而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
找到了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下一步就是找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由于李稻葵并不能找到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所以他也就无法找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机遇。李稻葵：“我不同意美国的金融危机必然由中国或者外国人买单的这种说法……咱们算一笔账好了，美国的国债劵大概相当于美国GDP的35%，大概在6万亿美元左右。那么6万亿美元的国库券，对于美国这个大经济而言，从长远看，是美国所能支付得起的，并不是支付不起的。”③“我们每年生产出来的大量的产品是没有被我们的民众消费的，50%被民众消费了，剩下50%干什么去了呢？剩下50%里面43%是国内投资，7%去了国外，送给外国人消费了，外国人当然给我们美元、欧元了。现在国外危机来了，你这个7%的部分的量，肯定要缩水了。”④李稻葵这两句话存在着自相矛盾：既然美国能付得起我们的美元国债，我们的7%又怎么“缩水”、“送给外国人消费了”？既然我们的7%“缩水”以致“送给外国人消费了”，又怎么“从长远看，是美国所能支付得起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美国对美元国债理论上能还，实际上不能还；表面上能还，实际上赖账——通过“缩水”来赖账，这和不能“还”有什么区别？明明知道会缩水，会肉包子打狗“送给外国人消费”，还要以“美国所能支付得起的”为由继续买美元国债，不是替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又是什么？
李稻葵：“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还没有出现危机的是谁呢？就是政府，政府还没有危机。实事求是讲啊，美国政府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大政府，美国还是一个强国，现在还没有出现信用危机。现在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国会通过了法案，允许它把这个债务的上限提高，允许美国政府再发7000亿美元的债券，用来支撑，用来赎回这些呆账，事实上就是用美国的信用来弥补企业界和家庭的信用。”⑤物极必反、两极相逢，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抱薪救火为投机分子买单，由此引起了美国人民一次次的反弹与示威，最终酿成占领华尔街事件，整个事件以美国政府的暴力镇压而告终。这只能说明投机者、金融寡头已经绑架了美国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成为投机者、金融寡头的利益代表，并因此使自己站在广大美国普通百姓的对立面，怎么能说美国政府还没有危机呢？以反倾销为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次次通过法案，要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就是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缩水，达到变相赖账的目的，甚至有美国国会议员公开宣称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是可以不还，怎么能说美国的国家信用还没有危机呢？以开金融峰会制定国际金融规则为由，骗各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为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试图在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下用美国经济绑架全球经济，怎么能说美国的国家信用还没有危机呢？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后来的欧债危机，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美国这样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那么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信用、国家信用的破产也就是必然的。
李稻葵上述种种自相矛盾还是次要的，关键的是：不管美元国债能不能还，能不能还本付利保值，我们还有必要买吗？我认为，从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看，我们不应该拿中国的外汇储备去买美元国债，而应该拿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应结合产业升级，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前提下，增加进口，贬抑出口，把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转变为生产力。重点放在新农村建设，以增加就业、增加供给、贬抑物价，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目前如果是产能过剩造成通货膨胀，这时如果采取紧缩政策恐怕是背道而驰，结果适得其反。因为提高货币效率的根本途径，不是减少货币供给，而是增加产品供给。减少货币供给，最直接的办法是用两万亿外汇储备回收人民币；而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两万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建设的紧缺用品。路在脚下，钱在钱途。钱是祸还是福，在导不在堵。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抓住百年机遇，出手布局华尔街”⑥。用国家资金来炒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中投公司的美元本来就是来自用增发人民币收购进口企业美元而来，如果不能在实物进口上弥补市场空缺，将使国内通胀持续，使全体国民财富受损。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全体一致通过”的玩钱游戏。玩钱、投机，只会使原来的出口导向、掏空国内市场、货币虚高造成的通胀雪上加霜。
李稻葵：“面对如此重大的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和金融界最应该做的，并且应该马上做的是，积极主动出手，寻找投资机会，完成在美国主流金融机构战略布局的目标。……当前是投资美国金融机构的一个宝贵机遇”。⑦“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绝好机遇就在今天。……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实现国际化以后，其本土企业和机构的融资成本能够大幅降低，因为全球的投资者都更加关注当地的投资机会，由此导致的国际资本的涌入会为本土融资者提供更多资金选择。本土的融资者进而也顺理成章的规避了汇率风险……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另一好处，就是从根本上带动了本土金融服务业以及相关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另一个巨大好处就是使得本国政府能够更好地运用强大的资本市场，以此为本地的宏观经济稳定创造条件。”⑧“双轨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从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远远大于其弊端。”⑨李稻葵讲了这么多，可以归结成一句话：中国金融国际化利大于弊，中国金融国际化是美国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机遇。问题是：我国长期推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品出口国外掏空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对冲外汇的人民币留在国内，造成人民币外升内贬，国内通货膨胀，有哪个国家愿意把人民币作为硬通货？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前提是人民币币值稳定与汇率稳定，要求国内产品供应充足，减少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提高人民币货币效率与中国政府信誉度，为此必须改变目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代之以内需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李稻葵就金融谈金融，就金融国际化谈金融国际化，他的金融国际化主张停留在纯金融层面抽象推论和数据分析上，而不是把金融、金融国际化放在社会经济有机体中全面考察，这种线性思维方式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他的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国际化的主张和他的中国发展战略之间是一个悖论，以致在现实中不可操作。什么是金融？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把金融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把金融理解成可以从经济增长方式中抽象出来单独进行的资本经营的盈利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金融主要表现为直接投融资；资本运营作为一种增长方式，它的作用大小、怎样发挥离不开在整个经济增长方式中的定位。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定位：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基础，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中由资本运营主导、由间接投融资主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为了不使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资本运营不能离开知识运营、资产运营和产品运营，间接投融资只能依托直接投融资。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波及告诉我们：出口导向型经济靠不住，只有以国内市场为依托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金融国际化是利还是弊不能靠抽象推论，而应该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中，用五度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整体考察。只要思维方式正确，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机遇，既不是替美国人买单以“既要‘落人情’又要‘得实惠’”⑩，也不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抓住百年机遇，出手布局华尔街”，更不是“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绝好机遇就在今天”，而是让我们看清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内在必然性，看清了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用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为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建立我国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和李稻葵抽象推论的金融国际化的结论恰好是对立的。不能把我国经济增长的希望和命脉寄托在出口创汇、金融投机上，而应该把我国经济增长的希望和前途依托在开发国内市场、扶持国内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上。现有外汇储蓄最好的保值增值措施是国内大型基本建设投资，而不是购买美国外债和参与美国金融投机。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投机与投资不加区别、风险与收益划等号、赚钱与发展划等号的经济学。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西部牛仔精神就是冒险精神；这种精神在小商品生产时期也许能歪打正着、高歌猛进，但如果“与时俱进”地猛打猛撞、推广应用到全球化时代的金融领域，很可能造成全球化的经济灾难。虽然灾难过后，是加速新一轮的大鱼吃小鱼，这对于奉行狼性法则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讲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可以用“危机后面是机会”的陈词滥调来大吹大擂一番，但对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来讲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们把外汇储备拿去进口国内建设所需要的实物资产，而不是参与国际金融投机，那么人民币升值引起汇率变化并不会造成所储备的外汇缩水。外汇储备借给外国人搞金融投机，无异于肉包子打狗。所以，对于要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要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要蹚国际金融投机这个浑水。即使是借给外国政府或金融机构投资，在目前国内百废待兴、巨大的投资需求面前，其综合效益也远不如把钱放在国内投资。
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性二者并不矛盾，相辅相成；不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否认经济主体性。李稻葵：“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金融风暴来临之时，各国救市计划以中国外汇储备的贬值为代价。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不仅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新格局。”⑾问题是，在国际金融新格局建立起来之前，美国拥有金融霸主的地位，美元这一世界货币要印多印少、贬值增值都取决于美国政府。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逻辑与历史两方面都已证明，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各国救市计划以中国外汇储备的贬值为代价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也不是因为李稻葵先生一句“最不愿意看到”就会使美国政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避免发生的现象。把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希望寄托在美国政府在李稻葵们的道德呼唤感召下的良心发现不可能，寄托在国际金融新格局不现实；寄托在对外投资也是舍近求远、舍本求末。李稻葵：“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高达50%的国民储蓄率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告诉我们，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都将是世界最大的投资国，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体现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巨大规模。显而易见，全球金融的稳定对中国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也直接影响着中国自身金融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更直接关乎中国对外投资的保值增值。因此，全球金融稳定是中国在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谈判中最大的具体利益所在。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全世界各国应该是高度一致的。”⑿李稻葵在这里是把结论当前提：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所以中国有必要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因为中国有必要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所以全球金融稳定是中国在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谈判中最大的具体利益所在。李稻葵倒因为果的论证实际上是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作为预设前提，然后要中国自觉担当起世界金融危机消防队员的角色。这明显是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误导。首先李稻葵这种倒果为因论证的前提“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就不成立。中国自己国内的事情都没有办好，为什么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呢？中国为什么要在国际金融并不稳定的情况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呢？中国为什么不能等国际金融稳定的时候，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呢？中国为什么要先盲目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然后为了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自觉承担起世界金融危机消防队的角色呢？世界金融危机的产生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深刻的制度、体制根源，同时也是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惯用手段、索罗斯这样的金融投机大鳄套取全球金融资产的熟练手法，是我们中国自觉担当起消防队的角色就能消除得了的吗？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每几年爆发一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是必然的，要中国为了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自觉承担起世界金融危机消防队的角色，其后果只能是美国绑架中国，中国自作多情地甘愿受人绑架、自欺欺人地一次次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买单，从而掉进深不见底的陷阱而不可自拔。逻辑和实践两方面都已经充分证明，自由主义支配下投机猖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标本；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世界金融体系是不可能稳定的；在世界金融体系的根基并不牢固的情况下，要中国一厢情愿地为国际金融稳定做贡献是不现实的；仅靠中国“以新兴大国思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⒀，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峰会”就能够“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⒁，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国际主流经济学界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模式”，则只不过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名义套牢中国、攫取中国不可再生性资源、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国际大骗局。如果不能迅速果断采取措施终结这场骗局，最终结果不但拖垮现有中国经济，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全部送给美国，而且由于所形成的美国绑架中国的牢固模式，将殃及我们的后代，使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都要做牛做马为美国人花天酒地造成的金融危机买单。实践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在风云变幻、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十面埋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羊性和狼性不对称竞争的国际金融大环境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的后果，只能是使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被逐步冰雪消融，化为乌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列宁）这个论断后面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在核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直接表现范围受到限制，但帝国主义就是侵略掠夺这个本性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样没有改变。妄想通过几次国际金融峰会就可以根本改变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就可以制定出国际通行有效的金融国际化的游戏规则，并使国际金融垄断巨头自觉遵守这些游戏规则，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全面进军国际金融投资乃至投机，只能是与虎谋皮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外汇投资没有基本的保值增值保证的前提下，侈谈什么“外汇投资公司，类似于中央银行，对中央政府的贡献，体现在它对实现中央政府这一综合政治经济目标的贡献上，而不仅仅是多获得一些外汇的投资回报。”（P146）只能是花钱买喝彩，而且喝的是倒彩——用万亿美元的逐步蒸发来换取西方国家首脑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竖起大拇指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这样的“政治目标”的实现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感觉，恐怕不是高兴，而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陈。在中国已经买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国债、在美国金融危机时中国喊出“救美国也即救中国”的口号又慷慨大方出手相救增持美国国债达2万个亿的情况下，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主权纠纷中仍然总是站在日本菲律宾等资本主义国家一边对中国发难，说明虽然中国屡屡要求西方发达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是清楚的，在他们头脑中两大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是根深蒂固的，冷战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完全结束，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形态上与西方国家趋同、在经济全球化中自觉担任大国角色一掷千金慷慨解囊四处救火今天救美国明天救意大利后天救菲律宾就会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达到什么“综合政治经济目标”，只能是热脸贴着人家的冷屁股，最终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中国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那么首先要对中国人民的财富负责；如果真要使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那么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只能是把眼光放到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人民幸福为本的市场经济；所谓经济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就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包括就业问题、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社会对称发展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投资的充分性、有效性。内需不足，根本的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不是客观上投资需求不足，而是决策者头脑中投资需求不足。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承认：“中国的就业问题总量之大、矛盾之复杂是任何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供求缺口至少1千300万人。2005年底，国企失业人数超过200多万，今后三年还会有360多万国企人员、400多万集体企业人员进入失业大军。2006年有124万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1亿多农村劳动力闲置，到2008年城镇失业人口可能突破五千万人，农村突破二亿人”。按照海外专业人士的估计，目前中国城镇有15%的失业率、农村有30%的失业率。而中国的环保建设、基本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目前陷于一方面有大量人口没事干、另一方面有很多事没人干的悖境。走出这个悖境的关键，是使钱有事干——巨额的外汇储备与银行存款有有效的投资渠道。这就是投资需求，而且是巨大的投资需求。如果我们的近两万亿外汇储备和高达50%的国民储蓄率能有效花在再生型基本建设上，并通过其杠杆作用扶持全民创业工程，就业问题可解决；就业问题解决了，上述其它问题可迎刃而解。资本运作本来是促进生产要素的结合，使之转变为生产力。一个国家的政府，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直接投资增值、带动社会全面发展，还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投机或借给别人间接投资增值、赚更多的钱，不但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观、执政观，在实践中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决策者头脑中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观与正确的经济学范式是纲，上述问题是目；抓住了纲，纲举目张。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先进还是落后、发达还是发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过程中能否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能坚持自身的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趋利避害；如果不能坚持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个陷阱，一场灾难。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性，以知识主体性为主导、以金融主体性为核心、以资产主体性为途径、以产品主体性为归宿。金融的虚拟性、流动性、综合性特点，使之具有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所以，当我国讲大国思维、大国战略时，不要忘了金融安全——国内充分的直接投融资与稳定的币值、牢固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李稻葵：“中国经济内需不足，国内消费增长（2006年城镇消费增长率略高于GDP增长，但全国范围仍然落后于GDP增长）落后于生产能力增长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通货膨胀的危险不是首要的。事实上，通货膨胀水平略微上升从整体上看不是坏事，当然，相应的扶贫机制必须加强。”⒂我不明白，为什么李稻葵先生对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安全体系的建构如此热衷，对自己国内的金融安全、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却如此冷漠？难道美元是钱，老百姓口袋里的人民币就不是钱？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她）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她）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淘空，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国内金融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通胀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两极相逢，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搞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认为货币不断贬值、通货膨胀水平略微上升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是范式偏见。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货币逐步贬值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再生功能为主，货币逐步升值有利于经济发展。当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时，适度贬值（通货膨胀）有利于减少人们的财富持有量，促进节约，使社会有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投入生产，因而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当货币以再生为主要功能时，适度升值，有利于提高人们财富的持有量，促进消费，使社会有更多的可再生资源投入生产，因而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认为货币贬值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在知识经济时期已不合时宜。
配置 货币逐步贬值
金融和增 发展
长方式的
关系
再生 货币逐步升值
金融的逻辑模型Ⅲ
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货币逐步贬值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再生功能为主，货币逐步升值有利于经济发展。
李稻葵：“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本质是什么？是大量国民的储蓄与相对不足的资产供给这一对矛盾所产生的……高额储蓄加上资产供给的相对不足，导致大量货币以储蓄的形式停留在银行体系中，这就是中国流动性过剩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⒃“当今经济工作的核心是要迅速地扭转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要让他们对短期内的经济形势预期产生重要改变。如何改变短期内百姓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单靠传统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难以解决问题。中央和地方应积极采取特殊的措施，积极加以应对，其中楼市、车市及股市为三大核心。”⒄“给定扩大高质量资产的供给是解决流动性过剩、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实惠的根本出路，从当前来看，笔者认为三项具体的措施实为关键：其一是房地产……其二是债劵市场……其三是大力扩大股市规模。” ⒅我认为，高额储蓄与资产供给的相对不足并不是流动性过剩的“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甚至不是次核心、次本质的因素。所谓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生产性过剩”，“生产性过剩”的背后，是结构的失衡。因此所谓生产过剩，只不过是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此起彼伏都是经济结构失衡而自发调节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抽象的生产过剩或资产供给不足。从目前来看，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内需不足而不是资产供给不足，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而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例如，楼市只有在真正开发地产、挤掉泡沫、提高人的消费预期——消费信心指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经济的作用。房地产泡沫、空置房大量资金被占用、股市楼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比重，是降低人的消费预期、阻碍经济发展、造成结构失衡的罪魁祸首。高房价通过消费预期危机严重拉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高房价会促进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为幌子，为房地产涨价提供理论依据，只是一场经济骗局。放水养鱼、与民生息、藏富于民，开放二板三板市场，发展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才是消除老百姓消费预期危机的根本途径；停止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公共品产业化与高房价政策，才是与民生息的必要措施。
把房子当做资产必然导致投机，并导致房产泡沫，把房子鼓噪成可以保值增值的恒产，也是落后于时代的观念。在小农经济时代，财产、资产、生产无论是在外部形态上还是空间距离方面，都是一回事，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把房子定位于恒产比较容易理解。当今时代，财产、资产、生产不但在外部形态不同，而且空间位置分离，此时再用“恒产”来定位房产，恐怕有点过时。
财产固定 币值稳定
恒财产 财产稳定 收入稳定
价值稳定
恒资产：投资无风险，且收益稳定
恒产
产业模式不变 单位不变
恒生产 工作固定不变 分工不变
就业模式不变 专业不变
事业基础不变
恒产观念源自于小农经济时代，指的是农民有自己的一份产业，主要就是指的土地。在当今时代，如果恒产仅是指形态固定的财产，则是小农意识的回光返照。然而正是这种小农意识的回光返照，使拥有自己买的房子，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这种观念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不对称。小农时代工作生产在同一个地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恒财产”与“恒生产”是对称的；而现代人的工作与生活的流动性，决定了其恒产应该是财产价值的稳定性、资产收入的稳定性、事业发展的持续性。在当今时代去追求所谓的固定形态的“恒产”，只能使自己有限生命的大部分耗在交通工具上面。人的生命资源，无论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最宝贵的资源；这部分资源的浪费，是资源的最大浪费。对这部分资源的开发，是资源的最大开发，而开发的必要前提是改变人们 “房子是恒产”的传统观念，赋予新的内涵，把人的目标从买房子、财产固定改为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稳定的事业（创业与职业）基础，同时希望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不会贬值。可以说，中国人的真正的“恒产”目前绝大部分存在银行。在经济宏观化、市场立体化、资产资本化、人员流动化时代，中国政府应当负起使中国人民 的“恒产”保值增值的信托责任，而不是为了GDP数量增长而鼓动老百姓购置固定的财产，更不是采用使货币逐步贬值的办法，“逼迫”老百姓购置房产。
应该从保护人权的高度，保护中国人民真正的恒产——银行储蓄存款不被贬值。应该在全社会树立物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范围任何幅度的上涨都是不正当不合理不应该的主流观点，并把这种主流观点凝固成稳定的社会心理。这一方面可以成为上层货币政策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可造成公众舆论压力，使决策者不敢滥发货币。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广大人民不相信名义工资，让主流经济学“合理通胀论”见鬼去。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来经营，经营者可以竞聘上岗，但垄断利润属于国家。目前房地产属于垄断行业，本来就不可以民营。这样一可以避免价格虚高，二可以避免豆腐渣工程。所有国有国营企业，其财务必须向全民公开，受全民监督，真正体现国有就是全民所有，实现民有民营民享。国有企业产品价格要实行听证制度，而不是暗箱操作。垄断行业民营化，将是官商勾结、投机横行、合法牟取垄断暴利的沃土。要杜绝投机就必须把垄断行业收归国有国营。这是反对两极分化的必要措施，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税收政策对于杜绝非垄断投机虽有一定效果，但对于房地产这样的垄断行业，税收政策只是为投机披上合法外衣，而且最终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消费者买单，反而由此更进一步提高房产价格。通过货币逐步贬值房产相对逐步升值迫使中国老百姓把银行储蓄存款转变为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房地产收入，是自欺欺人。
所谓流动性过剩和“生产性过剩”问题还必须放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考察。在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得到统一，被称为金融 “三元悖论”。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流动性过剩”，形成储蓄率高、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从而产生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就是金融悖境。走出金融 “三元悖论”“二律背反”靠什么？靠创业工程。在投融资结构中，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直接投融资中，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而不仅是股市、楼市等资产投融资，更不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噪的，发展中小民营银行、扩大间接投融资。社会主义国家房子本来只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更不是投机品；把房子当做资产、房市当做资产市场会鼓励房产投机，造成对老百姓投资方向的误导；“房子是资产”、“房子是恒产”、“房价只升不降”、“房子是最好的增值品”的观念误区会由于大量投机演变成房市泡沫，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偏离正确轨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立体的价值经济不是片面的价格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结构是对称的，各个要素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以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为主导、直接投融资为主体、创业工程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与金融悖境，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才是我国大国思维、大国战略的真正出发点。
间接投融资
再生型
金融
创业型
直接投融资 配置型
圈钱型
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模型Ⅰ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金融体制改革 本
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金融政策与监控措施 末
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模型Ⅱ
新经济条件下，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用财政投融资引导社会直接投融资，用直接投融资引导间接投融资；用扶持创业引导就业，用增量带动存量，用增加供给带动增加需求，用货币逐步升值带动消费增加——用再生带动配置的金融结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里金融的最佳结构体现了金融的对称结构：以政府为主导，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以再生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因此，与李稻葵所谓美国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资本市场国际化的绝好机遇”⒆的大国战略相反，我认为我国真正的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就是应自觉顺应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一趋势，带头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包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要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经济，用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用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代替扶持圈钱型“直接投融资”，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银行的政策资源，转为扶持再生性创业工程；应该严格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严格禁止私人、民间、外资进入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但可以允许、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严格禁止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使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能够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要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真正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的防火墙。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样的战略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解力之外，当然也在以西方经济学为范式背景与理论基础的国内经济学家李稻葵先生的理解力之外。李稻葵总结出来的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金融的双向国际化，只看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横向必然性，看不到全球金融危机后面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纵深必然性——比横向必然性更深层次的必然性，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看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强调中国应有大国思维并抓住机会“走出去”时，缺乏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主体性的思考，缺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的思考，对帝国主义就是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乃至战争侵略的本性缺乏认识，对建构中国金融安全体系缺乏整体思考，其“大国思维”总体上是线性、单向性、非对称的；其“大国发展战略”既不能真正解决国内诸如外汇保值增值、“流动性过剩”、金融危机防范等问题，也不能对建构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贡献。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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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是李稻葵《逼出来的大国崛起——我们面对金融危机的选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中的一章。在本章中，李稻葵先是总结了美国的金融危机的近因远因、直接间接原因，然后从中总结出美国的金融危机给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李稻葵：美国的金融危机“应该说有近因和远因，既有直接的原因也有更大的背景，还有间接的原因。直接的原因，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金融创新没有受到应有的监管，金融创新的速度和监管力度加强的速度没有匹配起来，因此它的金融体系里面产生了很多交易链条非常长的金融产品和交易。这种交易链条非常长的金融产品和交易，在没有完全监管的情况下，就隐藏了很多的风险。这种风险在经济运行比较好的时候，在投资者比较乐观的时候，没有表现出来，但是一旦这个经济出现小的波动，或者投资者的信心出现了微妙的变化，那么这样的链条非常长的、非常复杂的金融交易肯定会倒牌，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发展成危情，都可能导致这个‘火灾’。这是我们看到的直接原因。那么间接原因，或者背景原因，或者更大、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呢？更深层的原因是经济过去几十年来，长期依赖信用的过分扩张，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信用的扩张就是企业在借钱，在搞投资，家庭在借钱，在搞投资，整个政府，至少在过去的七年之内，也是借钱过日子。那么企业也借钱，政府也借钱，家庭也借钱，导致了整个美国人都在借钱。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信用扩张得太快了，就使得它的经济里面产生了很多的债务。老百姓欠了信用卡的债，企业发行了很多的债券，甚至股票，还发行了很多的金融资产、金融证劵，政府也发生了债务，这么多的债务整个经济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维持一个这么高的债务需要信用，但任何信用都不可能是无限的。”②显然，李稻葵是“政策论”者，即美国次贷危机是政策失误造成的。然而不管是李稻葵分析的近因还是远因、直接原因还是间接原因，都只是现象而不是本质。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是什么？美国金融危机（包括美国前段的次贷危机）的本质是不对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的不对称。造成这些不对称的直接原因是投机。投机是西方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泛滥、完全竞争而产生出来的痼疾，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典型表现。投机的危害，并不仅仅是李稻葵讲的“这种交易链条非常长的金融产品和交易，在没有完全监管的情况下，就隐藏了很多的风险”，而是通过人为操纵控制，强化不对称——知识不对称、信息不对称、能力不对称，扩大道德风险、社会风险、自然风险，尔后投机者一方面从中获取暴利，另方面把风险转嫁给社会，从而造成社会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全体美国人民为少数金融投机者买单；当美国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时，就是全世界人民为少数投机者买单。投机造成的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对称：由自由竞争演变成自由投机；经营权与所有权不对称：间接投融资发展成银行贷款膨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不对称：由金融衍生品催化出泡沫经济；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不对称：金融衍生品使理性预期与经济现实脱节；企业信用与经济实力不对称：金融泡沫与信用泡沫互为因果，使企业信用脱离自身经济实力，泡沫破灭即企业信用破产，金融企业信用破产即酿成金融危机。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概念和经济现实不对称。如土地可再生、再生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这一现实和 “土地不可再生”这一“经济共识”之间、“房价只升不降”这一经济“理性预期”与房地产供过于求这一残酷的现实之间的不对称，造成了房地产泡沫，从而造成危机——从房市危机通过金融衍生品杠杆橇动金融危机，并牵动整个经济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这样产生的，也是这样形成的。
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要素与经济系统不对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线性思维方式决定了只抓一点不及其余的行为方式，认为投机和投资可以不加区分、虚拟经济可以离开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行，似乎这就是“新经济”、“GDP经济”。李稻葵在此文中，多次把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投机”称作“游戏”，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投机”的字眼，这与其说是不负责任的总结，还不如说是他所属的经济学范式使然——西方经济学以价格机制为市场核心机制，就是投机投资不加区分、只要能赚到钱就行的经济学。知识经济不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也并非虚幻经济，更不是投机经济。通过金融创新而创造出来的金融衍生品，只是整个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其能否畅通无阻、可持续赚钱，取决于整个经济体其他因素的相互制衡。如果这个相互制衡的经济体有一个缺口被打破，将会造成整个经济体的重组。在重组过程中，泡沫被挤掉就是必然的。所以虚拟经济不是万能的，金融衍生品的工具作用不能被神化，更不能因此可以成为投机的工具；经济运行的因果、本末关系不能被倒置。投机的催化作用，使经济转轨过程中客观原因与决策失误造成结构失衡。与经济全球化、知识化相伴随，是经济的立体化、系统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一竿子插到底的小生产思维方式与运作方式，同系统化的经济运作模式是不对称的，最终破产是必然的。必须用经济系统论、经济控制论代替经济原子论。只要控制投机，金融危机就可以避免。正好像投资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分，投机也有自由竞争与垄断之别。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二维平面配置的产物，垄断的投机则是三维、四维甚至五维立体“落差”的结果。平面的投机是寻找市场机会、钻市场的空子、获取风险利润；立体的投机则是制造机会、操纵市场、兴风作浪、请君入瓮，无风险获取暴利。如果说，平面的投机是竞争的负产品，并不排斥竞争，那么垄断的投机则使竞争不再充分，竞争的游戏规则不再有效。垄断支撑投机，投机强化垄断，从而使有钱投机的人获得更高暴利，没钱投机的人只能买高价房居住或在房贷的诱惑下成为房奴，从而使穷者越穷，而富者越富。从房地产泡沫可以看出：垄断与投机结伴的垄断投机，是促成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垄断投机与完全的市场经济不兼容。投资垄断和投机垄断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使价格背离价值，从中牟取暴利，从而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而投资垄断往往是通过投机垄断或变相的投机垄断来进行。要把股票正常交易、用脚投票同投机区别开来。如果不能像挤脓包一样地把投机行为从股市和期货交易中挤出去，那么就没有规范的股市和期货市场。一方面想要建立规范的股票市场，另一方面又容许投机行为存在，这本身是一种悖论；这个悖论不仅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而且也是造成中国股市好坏之争的根源。中国股票是否规范、要不要规范，不是以西方股市为模本，也不是主流经济学家说了算，而只能以规范经济学、规范的市场经济为标准。并不是只有计划经济才需要反投机，规范的市场经济更需要反投机。政府宏观调控同充分的自由竞争之所以不矛盾，就是因为前者可以抑制垄断投机，保护充分的自由竞争。通过反垄断与保护公平，政府宏观调控与自由竞争二者可以得到统一。所以政府宏观调控与自由竞争不是对立的，而是对称的。从充分的自由竞争就是反垄断来讲，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从自由竞争就是公平竞争来讲，政府宏观调控就是保护公平竞争，而保护公平竞争就是保护自由竞争。保护竞争的公平性就是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功能与界线。
如果说，金融投机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那么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现有金融体制的不对称，则是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宣告了全球性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破产，宣告了GDP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论基础——价格经济学的破产。只要是以价格机制为核心，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解析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无论是市场自发调节还是政府宏观调控，也解决不了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如果说，早在十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本人即已发文指出，当时的金融危机虽非全球化的，然而是全球性的，其宣告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移、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经济学范式转换的必然性；那么，此次金融危机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说明旧的金融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又经过十年的苛延残喘、余热发挥，已经使这种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美国的全球金融霸主地位，使其金融危机不仅有象征意义而且有实际意义——美国的金融危机将通过其世界性的广泛而紧密的联系波及全球。这将标志着国际旧金融体系——以间接投融资（即李稻葵讲的美国人、美国企业、美国政府借钱消费、借钱投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苛延残喘十年后已走向全面崩溃；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把金融仅仅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属于配置经济学范式。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由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运营上升到知识运营，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性直接投融资将逐步取代间接投融资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投融资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但决定投融资方式的转变，而且决定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与范围。而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同现有国际金融体制之间的不对称。而国际金融投机使这种不对称所蕴含的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金融体制改革的后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是资本运营向知识运营上升、知识运营对资本运营提升的资本运营与知识运营之间的双向运动。
找到了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下一步就是找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由于李稻葵并不能找到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真正原因，所以他也就无法找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机遇。李稻葵：“我不同意美国的金融危机必然由中国或者外国人买单的这种说法……咱们算一笔账好了，美国的国债劵大概相当于美国GDP的35%，大概在6万亿美元左右。那么6万亿美元的国库券，对于美国这个大经济而言，从长远看，是美国所能支付得起的，并不是支付不起的。”③“我们每年生产出来的大量的产品是没有被我们的民众消费的，50%被民众消费了，剩下50%干什么去了呢？剩下50%里面43%是国内投资，7%去了国外，送给外国人消费了，外国人当然给我们美元、欧元了。现在国外危机来了，你这个7%的部分的量，肯定要缩水了。”④李稻葵这两句话存在着自相矛盾：既然美国能付得起我们的美元国债，我们的7%又怎么“缩水”、“送给外国人消费了”？既然我们的7%“缩水”以致“送给外国人消费了”，又怎么“从长远看，是美国所能支付得起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美国对美元国债理论上能还，实际上不能还；表面上能还，实际上赖账——通过“缩水”来赖账，这和不能“还”有什么区别？明明知道会缩水，会肉包子打狗“送给外国人消费”，还要以“美国所能支付得起的”为由继续买美元国债，不是替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又是什么？
李稻葵：“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还没有出现危机的是谁呢？就是政府，政府还没有危机。实事求是讲啊，美国政府现在依然还是一个大政府，美国还是一个强国，现在还没有出现信用危机。现在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国会通过了法案，允许它把这个债务的上限提高，允许美国政府再发7000亿美元的债券，用来支撑，用来赎回这些呆账，事实上就是用美国的信用来弥补企业界和家庭的信用。”⑤物极必反、两极相逢，信奉自由资本主义的美国政府在美国次贷危机中直接介入微观经济、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行为，是把政府降为微观经济主体，用全体纳税人的钱抱薪救火为投机分子买单，由此引起了美国人民一次次的反弹与示威，最终酿成占领华尔街事件，整个事件以美国政府的暴力镇压而告终。这只能说明投机者、金融寡头已经绑架了美国国家，在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上形成的脆弱的金融体系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成为投机者、金融寡头的利益代表，并因此使自己站在广大美国普通百姓的对立面，怎么能说美国政府还没有危机呢？以反倾销为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次次通过法案，要逼迫人民币升值，目的就是使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手中的美国国债缩水，达到变相赖账的目的，甚至有美国国会议员公开宣称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就是可以不还，怎么能说美国的国家信用还没有危机呢？以开金融峰会制定国际金融规则为由，骗各主要发达国家政府为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买单，试图在经济全球化的名义下用美国经济绑架全球经济，怎么能说美国的国家信用还没有危机呢？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后来的欧债危机，大量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果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美国这样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是必然的，那么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信用、国家信用的破产也就是必然的。
李稻葵上述种种自相矛盾还是次要的，关键的是：不管美元国债能不能还，能不能还本付利保值，我们还有必要买吗？我认为，从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和根本原因看，我们不应该拿中国的外汇储备去买美元国债，而应该拿来促进国内产业结构提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模式转轨。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不是没钱，而是钱用错了方向；中国不是供给不足，而是肥水流入他人田。只要资金运用得当，战略正确，无论是基本建设投资还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都有充分的资金保证。问题的关键，在于“以民为本”的口号有无落实到实处。应结合产业升级，在保护民族工业的前提下，增加进口，贬抑出口，把长期贸易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转变为生产力。重点放在新农村建设，以增加就业、增加供给、贬抑物价，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目前如果是产能过剩造成通货膨胀，这时如果采取紧缩政策恐怕是背道而驰，结果适得其反。因为提高货币效率的根本途径，不是减少货币供给，而是增加产品供给。减少货币供给，最直接的办法是用两万亿外汇储备回收人民币；而增加产品供给，最快的途径是用两万亿外汇储备进口大量国内民生与建设的紧缺用品。路在脚下，钱在钱途。钱是祸还是福，在导不在堵。运作中国外汇储备的中国投资公司，其资金运作只能是在进口产品上作中国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补充，辅助国内产业政策，弥补中国出口导向造成的国内产品的空缺，而不是拿来炒股、“抓住百年机遇，出手布局华尔街”⑥。用国家资金来炒股，实际上是政府投机。中投公司的美元本来就是来自用增发人民币收购进口企业美元而来，如果不能在实物进口上弥补市场空缺，将使国内通胀持续，使全体国民财富受损。出口导向型经济能否使全体人民受益就看你外贸盈余怎么用。必须使中投掌握的两万多亿的外汇盈余运作置于全体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不是成为少数人“全体一致通过”的玩钱游戏。玩钱、投机，只会使原来的出口导向、掏空国内市场、货币虚高造成的通胀雪上加霜。
李稻葵：“面对如此重大的美国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和金融界最应该做的，并且应该马上做的是，积极主动出手，寻找投资机会，完成在美国主流金融机构战略布局的目标。……当前是投资美国金融机构的一个宝贵机遇”。⑦“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绝好机遇就在今天。……当一个国家的资本市场实现国际化以后，其本土企业和机构的融资成本能够大幅降低，因为全球的投资者都更加关注当地的投资机会，由此导致的国际资本的涌入会为本土融资者提供更多资金选择。本土的融资者进而也顺理成章的规避了汇率风险……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另一好处，就是从根本上带动了本土金融服务业以及相关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资本市场国际化的另一个巨大好处就是使得本国政府能够更好地运用强大的资本市场，以此为本地的宏观经济稳定创造条件。”⑧“双轨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从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人民币国际化的好处远远大于其弊端。”⑨李稻葵讲了这么多，可以归结成一句话：中国金融国际化利大于弊，中国金融国际化是美国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机遇。问题是：我国长期推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产品出口国外掏空国内市场，与此同时对冲外汇的人民币留在国内，造成人民币外升内贬，国内通货膨胀，有哪个国家愿意把人民币作为硬通货？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前提是人民币币值稳定与汇率稳定，要求国内产品供应充足，减少人民币基础货币发行，提高人民币货币效率与中国政府信誉度，为此必须改变目前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代之以内需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李稻葵就金融谈金融，就金融国际化谈金融国际化，他的金融国际化主张停留在纯金融层面抽象推论和数据分析上，而不是把金融、金融国际化放在社会经济有机体中全面考察，这种线性思维方式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他的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国际化的主张和他的中国发展战略之间是一个悖论，以致在现实中不可操作。什么是金融？所谓金融，就是资本运营，包括直接投融资与间接投融资两种形式。把金融理解成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中介或间接投融资活动，把金融理解成可以从经济增长方式中抽象出来单独进行的资本经营的盈利活动，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知识经济时代，金融主要表现为直接投融资；资本运营作为一种增长方式，它的作用大小、怎样发挥离不开在整个经济增长方式中的定位。知识经济时代资本运营的定位：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以资本运营为核心，以资产运营为基础，以产品运营为归宿。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在经济增长方式中由资本运营主导、由间接投融资主导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为了不使虚拟经济演变为虚幻经济，资本运营不能离开知识运营、资产运营和产品运营，间接投融资只能依托直接投融资。美国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波及告诉我们：出口导向型经济靠不住，只有以国内市场为依托才能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金融国际化是利还是弊不能靠抽象推论，而应该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模式中，用五度空间理论、复杂系统论的方法来整体考察。只要思维方式正确，我们就可以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机遇，既不是替美国人买单以“既要‘落人情’又要‘得实惠’”⑩，也不是趁人之危、落井下石“抓住百年机遇，出手布局华尔街”，更不是“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绝好机遇就在今天”，而是让我们看清了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内在必然性，看清了经济全球化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主体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市场经济充分自由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在联系，看清了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是用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为此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建立我国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和李稻葵抽象推论的金融国际化的结论恰好是对立的。不能把我国经济增长的希望和命脉寄托在出口创汇、金融投机上，而应该把我国经济增长的希望和前途依托在开发国内市场、扶持国内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上。现有外汇储蓄最好的保值增值措施是国内大型基本建设投资，而不是购买美国外债和参与美国金融投机。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投机与投资不加区别、风险与收益划等号、赚钱与发展划等号的经济学。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发展起来的西部牛仔精神就是冒险精神；这种精神在小商品生产时期也许能歪打正着、高歌猛进，但如果“与时俱进”地猛打猛撞、推广应用到全球化时代的金融领域，很可能造成全球化的经济灾难。虽然灾难过后，是加速新一轮的大鱼吃小鱼，这对于奉行狼性法则的主流经济学家来讲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可以用“危机后面是机会”的陈词滥调来大吹大擂一番，但对于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来讲可能不是一件好事。但如果我们把外汇储备拿去进口国内建设所需要的实物资产，而不是参与国际金融投机，那么人民币升值引起汇率变化并不会造成所储备的外汇缩水。外汇储备借给外国人搞金融投机，无异于肉包子打狗。所以，对于要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要坚守自己的原则，不要蹚国际金融投机这个浑水。即使是借给外国政府或金融机构投资，在目前国内百废待兴、巨大的投资需求面前，其综合效益也远不如把钱放在国内投资。
美国金融危机告诉我们：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性二者并不矛盾，相辅相成；不能以经济全球化为名否认经济主体性。李稻葵：“中国的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是金融风暴来临之时，各国救市计划以中国外汇储备的贬值为代价。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不仅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新格局。”⑾问题是，在国际金融新格局建立起来之前，美国拥有金融霸主的地位，美元这一世界货币要印多印少、贬值增值都取决于美国政府。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逻辑与历史两方面都已证明，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各国救市计划以中国外汇储备的贬值为代价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规律，也不是因为李稻葵先生一句“最不愿意看到”就会使美国政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避免发生的现象。把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希望寄托在美国政府在李稻葵们的道德呼唤感召下的良心发现不可能，寄托在国际金融新格局不现实；寄托在对外投资也是舍近求远、舍本求末。李稻葵：“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高达50%的国民储蓄率以及日益增长的经济规模告诉我们，中国在未来相当长时期都将是世界最大的投资国，将近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体现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巨大规模。显而易见，全球金融的稳定对中国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也直接影响着中国自身金融的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更直接关乎中国对外投资的保值增值。因此，全球金融稳定是中国在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谈判中最大的具体利益所在。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全世界各国应该是高度一致的。”⑿李稻葵在这里是把结论当前提：因为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所以中国有必要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因为中国有必要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所以全球金融稳定是中国在建立全球金融新秩序谈判中最大的具体利益所在。李稻葵倒因为果的论证实际上是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作为预设前提，然后要中国自觉担当起世界金融危机消防队员的角色。这明显是对中国发展战略的误导。首先李稻葵这种倒果为因论证的前提“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就不成立。中国自己国内的事情都没有办好，为什么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呢？中国为什么要在国际金融并不稳定的情况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呢？中国为什么不能等国际金融稳定的时候，再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呢？中国为什么要先盲目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然后为了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自觉承担起世界金融危机消防队的角色呢？世界金融危机的产生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深刻的制度、体制根源，同时也是美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掠夺发展中国家的惯用手段、索罗斯这样的金融投机大鳄套取全球金融资产的熟练手法，是我们中国自觉担当起消防队的角色就能消除得了的吗？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每几年爆发一次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而且一次比一次猛烈是必然的，要中国为了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自觉承担起世界金融危机消防队的角色，其后果只能是美国绑架中国，中国自作多情地甘愿受人绑架、自欺欺人地一次次为美国的金融危机买单，从而掉进深不见底的陷阱而不可自拔。逻辑和实践两方面都已经充分证明，自由主义支配下投机猖獗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标本；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下，世界金融体系是不可能稳定的；在世界金融体系的根基并不牢固的情况下，要中国一厢情愿地为国际金融稳定做贡献是不现实的；仅靠中国“以新兴大国思维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⒀，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峰会”就能够“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⒁，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国际主流经济学界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模式”，则只不过是打着经济全球化名义套牢中国、攫取中国不可再生性资源、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国际大骗局。如果不能迅速果断采取措施终结这场骗局，最终结果不但拖垮现有中国经济，使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全部送给美国，而且由于所形成的美国绑架中国的牢固模式，将殃及我们的后代，使我们中国人世世代代都要做牛做马为美国人花天酒地造成的金融危机买单。实践已经证明并还将继续证明：在风云变幻、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十面埋伏、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羊性和狼性不对称竞争的国际金融大环境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国之一的后果，只能是使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被逐步冰雪消融，化为乌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列宁）这个论断后面的本质是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在核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直接表现范围受到限制，但帝国主义就是侵略掠夺这个本性就像狗改不了吃屎一样没有改变。妄想通过几次国际金融峰会就可以根本改变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就可以制定出国际通行有效的金融国际化的游戏规则，并使国际金融垄断巨头自觉遵守这些游戏规则，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全面进军国际金融投资乃至投机，只能是与虎谋皮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外汇投资没有基本的保值增值保证的前提下，侈谈什么“外汇投资公司，类似于中央银行，对中央政府的贡献，体现在它对实现中央政府这一综合政治经济目标的贡献上，而不仅仅是多获得一些外汇的投资回报。”（P146）只能是花钱买喝彩，而且喝的是倒彩——用万亿美元的逐步蒸发来换取西方国家首脑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竖起大拇指称“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大国”，这样的“政治目标”的实现在中国人民心中的感觉，恐怕不是高兴，而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陈。在中国已经买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国债、在美国金融危机时中国喊出“救美国也即救中国”的口号又慷慨大方出手相救增持美国国债达2万个亿的情况下，美国在中国与周边国家主权纠纷中仍然总是站在日本菲律宾等资本主义国家一边对中国发难，说明虽然中国屡屡要求西方发达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是清楚的，在他们头脑中两大社会制度不同的意识形态是根深蒂固的，冷战并没有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而完全结束，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形态上与西方国家趋同、在经济全球化中自觉担任大国角色一掷千金慷慨解囊四处救火今天救美国明天救意大利后天救菲律宾就会消除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围堵，达到什么“综合政治经济目标”，只能是热脸贴着人家的冷屁股，最终结果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中国真是一个负责任大国，那么首先要对中国人民的财富负责；如果真要使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那么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只能是把眼光放到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本质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以人为本、以人民为本、以人民幸福为本的市场经济；所谓经济全球化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性，就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包括就业问题、老龄化问题、住房问题、贫富分化问题、三农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发展的可持续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社会对称发展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内投资的充分性、有效性。内需不足，根本的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不是客观上投资需求不足，而是决策者头脑中投资需求不足。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承认：“中国的就业问题总量之大、矛盾之复杂是任何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供求缺口至少1千300万人。2005年底，国企失业人数超过200多万，今后三年还会有360多万国企人员、400多万集体企业人员进入失业大军。2006年有124万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1亿多农村劳动力闲置，到2008年城镇失业人口可能突破五千万人，农村突破二亿人”。按照海外专业人士的估计，目前中国城镇有15%的失业率、农村有30%的失业率。而中国的环保建设、基本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这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目前陷于一方面有大量人口没事干、另一方面有很多事没人干的悖境。走出这个悖境的关键，是使钱有事干——巨额的外汇储备与银行存款有有效的投资渠道。这就是投资需求，而且是巨大的投资需求。如果我们的近两万亿外汇储备和高达50%的国民储蓄率能有效花在再生型基本建设上，并通过其杠杆作用扶持全民创业工程，就业问题可解决；就业问题解决了，上述其它问题可迎刃而解。资本运作本来是促进生产要素的结合，使之转变为生产力。一个国家的政府，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直接投资增值、带动社会全面发展，还是通过巨额资本运作来投机或借给别人间接投资增值、赚更多的钱，不但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范式，而且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观、执政观，在实践中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决策者头脑中的科学发展观、执政观与正确的经济学范式是纲，上述问题是目；抓住了纲，纲举目张。一个国家，不管它是先进还是落后、发达还是发展，融入全球化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全球化过程中能否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如果能坚持自身的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可以趋利避害；如果不能坚持主体性，那么全球化就是一个陷阱，一场灾难。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性，以知识主体性为主导、以金融主体性为核心、以资产主体性为途径、以产品主体性为归宿。金融的虚拟性、流动性、综合性特点，使之具有承上启下、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所以，当我国讲大国思维、大国战略时，不要忘了金融安全——国内充分的直接投融资与稳定的币值、牢固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李稻葵：“中国经济内需不足，国内消费增长（2006年城镇消费增长率略高于GDP增长，但全国范围仍然落后于GDP增长）落后于生产能力增长是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通货膨胀的危险不是首要的。事实上，通货膨胀水平略微上升从整体上看不是坏事，当然，相应的扶贫机制必须加强。”⒂我不明白，为什么李稻葵先生对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安全体系的建构如此热衷，对自己国内的金融安全、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却如此冷漠？难道美元是钱，老百姓口袋里的人民币就不是钱？存在银行里的储蓄，是老百姓的产权，而产权的背后是人权。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讲，这些钱是他（她）们的养老、医疗的基本保障，因而还体现了他（她）们的人身权、人格权与生存权。保护广大老百姓的这一基本的私有财产不被侵犯，不被少数投机者的兴风作浪而被淘空，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国内金融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如果政府闻风起舞，用通胀手段来调控宏观经济走向，其中形成的弹性空间，将成投机者钻营的空间，相应地也将有可能成为相关官员搞内线交易进行权力寻租的空间。因此把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让利率随行就市二者两极相逢，都是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钱（有的是终身省吃俭用留下来的保命钱）当成可开发的资源。不知口口声声尊重产权——私有产权、主张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对广大普通百姓存在银行里的保命钱如此轻率？中国的储蓄率如此之高，既为投机者钻营提供了巨大的运作空间，又为政府保护其“神圣不可侵犯”提供了巨大的政策需求。使中国老百姓存在银行里的巨额储蓄保值增值，作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使储蓄保值增值根本的、也是唯一的办法，是稳定币值、稳定利率，不把玩利率搞通胀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应立法禁止用银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我国的现状，我国的经济安全最重要的是金融安全，金融安全最重要的是老百姓的钱袋安全。应该把货币政策上升到产权制度、人权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的高度来定位。通过立法与相关配套措施，保证人民币币值稳中有升，从而保证人民“恒产恒心”、安居乐业，社会和谐发展。同时，认为货币不断贬值、通货膨胀水平略微上升有利于经济发展也是范式偏见。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货币逐步贬值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再生功能为主，货币逐步升值有利于经济发展。当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时，适度贬值（通货膨胀）有利于减少人们的财富持有量，促进节约，使社会有更多的不可再生资源投入生产，因而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当货币以再生为主要功能时，适度升值，有利于提高人们财富的持有量，促进消费，使社会有更多的可再生资源投入生产，因而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认为货币贬值可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是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方式，在知识经济时期已不合时宜。
配置 货币逐步贬值
金融和增 发展
长方式的
关系
再生 货币逐步升值
金融的逻辑模型Ⅲ
在配置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配置功能为主，货币逐步贬值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再生经济学范式中，货币以再生功能为主，货币逐步升值有利于经济发展。
李稻葵：“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本质是什么？是大量国民的储蓄与相对不足的资产供给这一对矛盾所产生的……高额储蓄加上资产供给的相对不足，导致大量货币以储蓄的形式停留在银行体系中，这就是中国流动性过剩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⒃“当今经济工作的核心是要迅速地扭转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预期，要让他们对短期内的经济形势预期产生重要改变。如何改变短期内百姓对经济形势的预期，单靠传统的货币政策和金融政策难以解决问题。中央和地方应积极采取特殊的措施，积极加以应对，其中楼市、车市及股市为三大核心。”⒄“给定扩大高质量资产的供给是解决流动性过剩、提升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和实惠的根本出路，从当前来看，笔者认为三项具体的措施实为关键：其一是房地产……其二是债劵市场……其三是大力扩大股市规模。” ⒅我认为，高额储蓄与资产供给的相对不足并不是流动性过剩的“最核心、最本质的因素”，甚至不是次核心、次本质的因素。所谓流动性过剩的背后，是“生产性过剩”，“生产性过剩”的背后，是结构的失衡。因此所谓生产过剩，只不过是相对过剩而从未出现过绝对过剩。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发展此起彼伏都是经济结构失衡而自发调节的结果，根本不是什么抽象的生产过剩或资产供给不足。从目前来看，最大的结构失衡是内需不足而不是资产供给不足，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是人们的消费预期危机。收入预期与物价预期都会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预期，而消费预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例如，楼市只有在真正开发地产、挤掉泡沫、提高人的消费预期——消费信心指数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起到推动经济的作用。房地产泡沫、空置房大量资金被占用、股市楼市投机比重高于投资比重，是降低人的消费预期、阻碍经济发展、造成结构失衡的罪魁祸首。高房价通过消费预期危机严重拉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高房价会促进经济发展、以房地产业是支柱产业为幌子，为房地产涨价提供理论依据，只是一场经济骗局。放水养鱼、与民生息、藏富于民，开放二板三板市场，发展创业型直接投融资，才是消除老百姓消费预期危机的根本途径；停止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公共品产业化与高房价政策，才是与民生息的必要措施。
把房子当做资产必然导致投机，并导致房产泡沫，把房子鼓噪成可以保值增值的恒产，也是落后于时代的观念。在小农经济时代，财产、资产、生产无论是在外部形态上还是空间距离方面，都是一回事，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把房子定位于恒产比较容易理解。当今时代，财产、资产、生产不但在外部形态不同，而且空间位置分离，此时再用“恒产”来定位房产，恐怕有点过时。
财产固定 币值稳定
恒财产 财产稳定 收入稳定
价值稳定
恒资产：投资无风险，且收益稳定
恒产
产业模式不变 单位不变
恒生产 工作固定不变 分工不变
就业模式不变 专业不变
事业基础不变
恒产观念源自于小农经济时代，指的是农民有自己的一份产业，主要就是指的土地。在当今时代，如果恒产仅是指形态固定的财产，则是小农意识的回光返照。然而正是这种小农意识的回光返照，使拥有自己买的房子，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理想。这种观念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不对称。小农时代工作生产在同一个地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恒财产”与“恒生产”是对称的；而现代人的工作与生活的流动性，决定了其恒产应该是财产价值的稳定性、资产收入的稳定性、事业发展的持续性。在当今时代去追求所谓的固定形态的“恒产”，只能使自己有限生命的大部分耗在交通工具上面。人的生命资源，无论对个人对社会都是最宝贵的资源；这部分资源的浪费，是资源的最大浪费。对这部分资源的开发，是资源的最大开发，而开发的必要前提是改变人们 “房子是恒产”的传统观念，赋予新的内涵，把人的目标从买房子、财产固定改为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稳定的事业（创业与职业）基础，同时希望自己存在银行里的钱不会贬值。可以说，中国人的真正的“恒产”目前绝大部分存在银行。在经济宏观化、市场立体化、资产资本化、人员流动化时代，中国政府应当负起使中国人民 的“恒产”保值增值的信托责任，而不是为了GDP数量增长而鼓动老百姓购置固定的财产，更不是采用使货币逐步贬值的办法，“逼迫”老百姓购置房产。
应该从保护人权的高度，保护中国人民真正的恒产——银行储蓄存款不被贬值。应该在全社会树立物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范围任何幅度的上涨都是不正当不合理不应该的主流观点，并把这种主流观点凝固成稳定的社会心理。这一方面可以成为上层货币政策的依据，另一方面也可造成公众舆论压力，使决策者不敢滥发货币。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广大人民不相信名义工资，让主流经济学“合理通胀论”见鬼去。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垄断行业只能由国家来经营，经营者可以竞聘上岗，但垄断利润属于国家。目前房地产属于垄断行业，本来就不可以民营。这样一可以避免价格虚高，二可以避免豆腐渣工程。所有国有国营企业，其财务必须向全民公开，受全民监督，真正体现国有就是全民所有，实现民有民营民享。国有企业产品价格要实行听证制度，而不是暗箱操作。垄断行业民营化，将是官商勾结、投机横行、合法牟取垄断暴利的沃土。要杜绝投机就必须把垄断行业收归国有国营。这是反对两极分化的必要措施，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税收政策对于杜绝非垄断投机虽有一定效果，但对于房地产这样的垄断行业，税收政策只是为投机披上合法外衣，而且最终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消费者买单，反而由此更进一步提高房产价格。通过货币逐步贬值房产相对逐步升值迫使中国老百姓把银行储蓄存款转变为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房地产收入，是自欺欺人。
所谓流动性过剩和“生产性过剩”问题还必须放在人类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大背景下考察。在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能得到统一，被称为金融 “三元悖论”。当经济增长方式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建立直接投融资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社会金融体制仍然以间接投融资为主时，社会大量游资不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而必然转变成“流动性过剩”，形成储蓄率高、投机和无序运动，并演变为周期性金融危机，从而产生投资和需求、生产和消费脱节的“二律背反”，这个“二律背反”就是金融悖境。走出金融 “三元悖论”“二律背反”靠什么？靠创业工程。在投融资结构中，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直接投融资中，创业型直接投融资必须占主导。在大量游资存在的今天，应该适时地引导创业型直接投融资，而不仅是股市、楼市等资产投融资，更不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噪的，发展中小民营银行、扩大间接投融资。社会主义国家房子本来只是消费品而不是投资品，更不是投机品；把房子当做资产、房市当做资产市场会鼓励房产投机，造成对老百姓投资方向的误导；“房子是资产”、“房子是恒产”、“房价只升不降”、“房子是最好的增值品”的观念误区会由于大量投机演变成房市泡沫，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偏离正确轨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立体的价值经济不是片面的价格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结构是对称的，各个要素必须与时俱进，实现不对称向对称转化，以实现资源的再生与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体现知识运营这一经济增长方式的，知识运营为主导、直接投融资为主体、创业工程为基础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走出金融“二律背反”、“三元悖论”，使社会大量游资能转变成投资和消费的有效需求，使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得以统一；从根本上避免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与金融悖境，使各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才是我国大国思维、大国战略的真正出发点。
间接投融资
再生型
金融
创业型
直接投融资 配置型
圈钱型
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模型Ⅰ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金融体制改革 本
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金融政策与监控措施 末
金融危机预警机制
金融安全与金融危机防范体系模型Ⅱ
新经济条件下，最优金融结构应该是：用财政投融资引导社会直接投融资，用直接投融资引导间接投融资；用扶持创业引导就业，用增量带动存量，用增加供给带动增加需求，用货币逐步升值带动消费增加——用再生带动配置的金融结构，可以避免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使经济可持续发展。这里金融的最佳结构体现了金融的对称结构：以政府为主导，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以再生为基础，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因此，与李稻葵所谓美国金融危机后我国面临“资本市场国际化的绝好机遇”⒆的大国战略相反，我认为我国真正的大国思维与大国战略就是应自觉顺应直接投融资将主导国际金融新秩序这一趋势，带头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建立国家金融安全体系包括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要用内需导向型经济代替出口导向型与外贸依赖型经济，用直接投融资为主代替间接投融资为主，用扶持创业型直接投融资代替扶持圈钱型“直接投融资”，把救市——救股市、救房市、救银行的政策资源，转为扶持再生性创业工程；应该严格限制间接投融资的发展、避免贷款膨胀引发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炒家利用热钱制造金融危机，严格禁止私人、民间、外资进入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但可以允许、鼓励与支持私人、民间、外资创办或参股投资银行。严格禁止投行开办间接投融资业务，使投行的虚拟直接投融资能够落实为实体直接投融资。中国的外汇储备只能拿来进口国内再生型直接投融资、特别是再生型基本建设所需要的紧缺物品，而不应购买国外投机性极强、风险性极大的金融产品。只有从资金源头上堵住金融投机、特别是国际金融投机的漏洞，才能防范虚拟经济演变成虚幻经济。要奉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中性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提高企业、民族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主体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真正筑起一道金融危机的防火墙。金融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组成部分；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指导金融发展观，用金融发展观指导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金融危机防范体系。这样的战略在西方经济学的视野之外，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理解力之外，当然也在以西方经济学为范式背景与理论基础的国内经济学家李稻葵先生的理解力之外。李稻葵总结出来的华尔街风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和机遇——中国金融的双向国际化，只看到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国际化的横向必然性，看不到全球金融危机后面全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轨的纵深必然性——比横向必然性更深层次的必然性，看不到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性质，看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强调中国应有大国思维并抓住机会“走出去”时，缺乏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主体性的思考，缺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性的思考，对帝国主义就是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乃至战争侵略的本性缺乏认识，对建构中国金融安全体系缺乏整体思考，其“大国思维”总体上是线性、单向性、非对称的；其“大国发展战略”既不能真正解决国内诸如外汇保值增值、“流动性过剩”、金融危机防范等问题，也不能对建构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促进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贡献。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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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与改革路径：评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五）
[ 2014/07/04 22:01 | by admin ]
2014/07/04 22:01 | by admin ]
社会就是在杨小凯的“两难选择”不断解决、不对称向对称不断转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削足适履、因噎废食、或为了适应某种理论的要求和框架的需要而倒退的过程。
用杨小凯自己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就可以为前段所谓林毅夫和杨小凯的“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孰优孰劣的争论划上句号。
从边际效率的角度来看机制设计，企业“角点解”边际分析重要；从边际效益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制度设计更重要。因而制度决定决策机制，决策机制决定机制设计，机制设计决定“角点解”边际分析。离开了制度设计，谈机制设计是本末倒置。制度设计高于机制设计说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也是经济的一个环节。政治不在经济之外，政治就在经济之中；政府不在市场之外，政府就在市场之中；把政治和经济、政府和市场看成两张皮，只要自由市场不要政府调控、只要经济体制改革不要政治体制改革是错误的；把政治体制改革定位于模仿西方自由化也是错误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制度创新的过程。
杨小凯：“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抱着做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不要动不动就谈什么制度创新。” ⒂制度创新也属于创新的范畴。在杨小凯两大本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著作中，只有基于分工演进的技术熟练与技术进步，竟然没有专章谈到创新，更不用说什么知识经济。杨小凯整体否定创新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缺陷必然造成的——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对创新和知识经济做出统一的解释。这只能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仍然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经济形态意义上的创新，无法容纳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它们有不同的时代背景：西方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有不同的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知识经济学以对称平衡观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以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知识经济学以价值经济学为核心；西方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归宿，知识经济学以再生经济学为归宿。知识经济学属于对称经济学范式。现在的问题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然存在的。同样都是“西方先进的制度”，美国是两党制，日本、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我不知杨小凯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学习”的是哪一种？如果只学一种，是否也陷入“两难选择”？如果两者都学，是否要综合？如果要综合，是否自然而然会综合出新东西？如果会综合出新东西，是否就是制度创新？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在综合中扬弃，在扬弃中综合；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制度扬弃与制度融合。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经济政治资源分配问题相关的“两难冲突”（杨小凯）化解的过程，就是经济与政治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扬弃、融合、制度创新的结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立体的市场经济就是政治与经济对称的市场经济；政治与经济的对称集中体现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实践证明，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经济与经济危机。如果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微观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同宏观调控手段的不对称，那么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前段的自由化改革开放并未消除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源，相反由于在制造新的不对称，因而形成新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与泡沫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系统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也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社会形态。所以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扬弃是必然的，作为这种扬弃的结果的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也是必然的。所以制度创新并不神秘，学习过程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只不过这种制度创新不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单向度学习，而是通过制度转型和制度融合来实现。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因此把转型理解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转型，是线性思维方式支配下的线性发展观。
杨小凯：“一般的制度，它是不能由某个政府和个人来创新的。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一般你能够创造新制度就是中国人说的屁股指挥脑袋，受你的地位限制，但无意中产生的制度就不是代表你掌权人的利益。所以为什么哈耶克，我们经济学界很有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就说好制度是无意产生的，人设计的制度不是好制度，所以制度创新一定是创造一个坏制度，好制度都是没有人能设计，无意中产生的，所以西方的很多制度都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国与国竞争之间、在亡国的压力之下产生的，你就是去模仿，比较简单有效。” ⒃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学的实证性和主体性对立起来，用实证性来排斥主体性。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所以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容纳人的主体性；上面提到的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容纳企业文化和机会管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都是无法容纳人的主体性的具体表现。而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的实证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含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排斥主体性的结果，就是经济学理论脱离实际，并经常陷入悖论，使之成不了科学；其在历史观上的表现就是机械主义消极自发的历史观，既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又否认了历史发展的主体性。杨小凯在这里是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性和坏制度混为一谈，把主体性错位和主体性本身混为一谈。制度创新的主体性错位确实会导致坏制度，但不能由此否定制度创新的主体性本身。制度创新的主体性是社会主体性的组成部分，否认制度创新的主体性就是否定社会活动的主体性，否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由人的自觉活动组成而导致机械主义历史观。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关系。全球化金融危机中频频出现的“信心”、“预期”、“政府救市”等字眼，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及价格经济学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破产。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同样，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改革的主体与客体必须对称。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称，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应该由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自己否定自己的利益，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会走样变调、走向政策制定初衷的反面，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的悖境，但不能由此否定改革的主体性。改革固然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否定。要使深化改革能顺利进行而不被扭曲变样，唯一的办法是使邓小平“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思想转变为改革的根本方针，从指导思想、根本制度入手，重新设计改革方案。其中最根本的是进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用“外部力量”——非既得利益者的力量来催化改革，剥夺既得利益者非法的既得利益，清算“原罪”（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官倒”、行贿受贿、不当竞争、走私、贩毒、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内线交易、投机垄断炒作哄抬物价、不顾工人死活并拖欠赖工资的血汗工厂等非法手段掘得“第一桶金”的积累原始资本行为。这个概念目前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广泛流行，说明了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的根源，也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不是向资本主义过渡；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合法致富，合法先富，“资本原始积累”与市场无政府主义的完全竞争不得人心），才能使改革走上正轨，并健康发展。改革的主体性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扭曲；正确定位的改革的主体性是改革作为系统工程的必要坏节，是改革顺利进行绕不过去的“坎”。渐进性改革策略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渐进性改革”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及所造成的副作用，必须在进一步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消除。像杨小凯主张的，不要改革的主体是不现实的。试问西方哪个民主国家的制度不是人来自觉设计的？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1787年主持了制宪会议制定了现在的美国宪法。美国奴隶制以及后来美国歧视黑人制度的消灭，都不是社会在发展中无意产生的，而是自由、公平与正义的道德要求。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一直把废除奴隶制当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四年美国南北战争、林肯的北军战胜了南军才最终废除了美国的奴隶制。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黑人非暴力维权运动才使《民权法》和《选举权法》等一系列法令和法规颁布，使得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制被废除。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通过主体的自觉活动来实现；任何好的制度，都要人来设计，人来制定，人来贯彻执行。杨小凯从“西方的很多制度都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得出“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结论，犯了从或然性的前提得出必然性结论的逻辑错误；而且也不符合事实，我相信西方没有一个制度“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杨小凯有这样的错觉完全是西方实证经济学的范式偏见在社会历史观上的显现。同时杨小凯关于“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结论也和他关于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的主张相悖⒄——试问“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要不要靠人来自觉进行？是否也可以在无意中产生？
杨小凯：“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和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⒅这就是杨小凯著名的“后发劣势论”，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在通过“机会主义”经济手段带来经济短期发展的同时，会使这种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而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经济的长期发展。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和国家机会主义划等号，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稳定的经济职能和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划等号，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稳定的经济职能和限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划等号，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稳定的经济职能看成是转轨国家由于“渐进式”改革没有先通过激进的“宪政改革”而形成的后发劣势，是杨小凯“后发劣势论”的基本思路。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看成是市场经济的累赘与阻碍社会前进的历史包袱，是市场经济的外部性，是一开始改革开放就必须先通过激进的“宪政改革”割掉的“毒瘤”，是以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参照得出来的结论，同时也是他的超边际分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要求——他无法对政府的经济职能进行“角点解”边际分析，正好像他无法对企业文化和机会管理进行“角点解”边际分析一样，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给政府的经济职能合理定位。这说明：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只能分析平面的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对于立体的市场经济和企业全面管理无能为力。这只能使他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与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脱节。对称经济发展观是立体发展观。从小商品经济向工业经济再向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向立体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逐步由市场的旁观者向规则的制定者再到市场的参与者转变。政府成为经济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救市买单，是经济行为由民间上升到政府的标志，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多元化之间的不对称迫使政府成为经济主体的标志。如果说，金融危机从宏观层面宣告了市场的立体化，那么当前普遍存在的“山寨现象”则从微观层面说明市场不再平面。“山寨现象”，一方面说明民间存在巨大的创业热情与冲动，另一方面“山寨”产品的大量假冒伪劣与侵权现象说明民间的这种创业热情如无政府的规范与引导将是对真正的创新=创造=创业活动的破坏，从而造成对市场秩序、对生产力的破坏。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创新是创业的市场“准入”，无创新将无真正的创业，小生产时期纯粹的、可以放任自由的民间创业活动已风光不再，产品的知识层次与立体化要求市场的立体化，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应被扬弃，任何现实的生产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宏观与微观相互碰撞、政府与民间相互协调的结果。金融危机从宏观层面、“山寨现象”从微观层面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微观的改革开放是宏观转型的基础，宏观的转型是微观的改革开放的主导。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是向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而是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此次源于西方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及西方国家采取的应急措施说明：资本主义与传统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二者都在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但传统社会主义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有先天的优势：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需要强有力政府的强力建构、控制与推行，其中就包括国有企业对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特殊行业的垄断。同时，金融危机及中国的经济现状也说明，完善的市场体制没有宏观调控不行，宏观调控没有廉洁高效的政府不行，廉洁高效的政府没有民主与法制不行，民主与法制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行。无论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经济的结构还是改革本身的逻辑，政治体制改革——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应该迫切摆上议事日程，这同样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对称造成的后果：官商勾结、腐败横行；贫富两极分化并导致人格两极分化，出现大量的弱势群体；裁判员也是运动员。“运动员”当“裁判员”造成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不对称。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从不对称到对称推移的结果，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是对称的发展过程，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由于腐败与分配不公，败坏了社会风气，挫伤了人的积极性，降低了人的素质，损害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不对称滋生出GDP增长同人的发展不对称、客体与主体的不对称，将造成社会不安定，从而不能实现对称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宏观调控和经济自由发展是对称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宏观调控是对称的。社会就是在杨小凯的“两难选择”不断解决、不对称向对称不断转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削足适履、因噎废食、或为了适应某种理论的要求和框架的需要而倒退的过程。
杨小凯：“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渐进主义与相应的双轨制导致的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Roland,2000;Cheung,1996）。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的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宪政秩序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双轨制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它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确定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折中并不容易……这种转轨要求主要参与者通过休克的方式放弃旧的游戏规则来建立起可信的承诺。”⒆“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官商勾结、腐败，这个东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⒇杨小凯在这里是根据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和价格经济学把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改革路线等同于“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过程，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政府宏观调控和民间自由市场的同时存在称为“双轨制”，然后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和国家机会主义、官商勾结、腐败混为一谈。这是杨小凯把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划等号，以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为出发点并运用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考察我国转型经济得出的错误结论。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改革路线不同于“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反腐败、剥夺既得利益者不当利益的过程。剥夺计划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和计划体制挂钩然而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权力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平稳收买”，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可以实现，任何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即使想阻挡也阻挡不住。张五常等人主张的所谓通过“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以降低改革阻力的自作聪明的馊主意，既没有被任何决策者采纳，也没有得到合法合理、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地推行；任何人想借改革之机利用权力直接间接巧立名目掠夺国有资产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必须有几个抓几个。今天没有被清算不等于永远不会被清算；权力寻租行为不可能因为贴上“改革”的标签就会变成合法。杨小凯把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应用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图就是“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过程，并因而主张激进式宪政改革的“休克疗法”，只能是无的放矢，跟风车作战。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的本质区别，恰恰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是国家机会主义，像美国政府平常对愈演愈烈的金融投机撒手不管，到了酿成金融危机时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市，为投机者擦屁股，并要求各国政府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就是典型的国家机会主义。政府宏观调控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的稳定的环节；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法制政策不健全导致的官商勾结和腐败，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本身没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从现象上看，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在实际操作中诸如项目承包、质量验收、土地资产拍卖等环节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可能，但完全可以通过机制设计来预先控制，通过制度反腐来事后补救。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法制政策不健全导致的官商勾结和腐败，为通过机制设计、制度反腐来控制提供了必要性；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国家机器，为通过机制设计、制度反腐来控制提供了可能性。所谓转型，就在制度、机制和经济发展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中，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不是由渐进式改革造成的“双轨制”，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是要把政府定位于市场经济的主体，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对称，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加强法制、健全法治、堵塞机制漏洞，严密控制腐败的产生和蔓延，纠正政府不守信和机会主义倾向，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职责和功能。杨小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把国家机会主义看成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本质，把腐败看成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本质特征，是其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偏见使然，同时也和他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理论相悖。根据杨小凯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现象都能够用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如果这样，国家作为经济主体是宏观经济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由此带来的官商勾结和腐败的蔓延以及政府不守信等现象可以看成是与此分工相应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要解决这个“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的办法，不是因噎废食减少甚至取消分工，而是在承认“分工与专业化加深”有必然性的前提下，另外再想办法减少交易成本。“分工与专业化加深”在前，想办法减少交易成本在后；国家成为经济主体，作为宏观经济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前，相应的防治腐败、制衡政府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后。根据杨小凯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我们也就可以得出经济体制改革在前，政治体制改革在后的“渐进式”改革为优的结论。虽然政治体制改革操作时间上在后，但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逻辑上在先。人需要两条腿走路，但人用两条腿走路时必须一脚前一脚后，不能两只脚同时跨出。在“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中，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实际上自始至终是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的，因而是对称的。用杨小凯自己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就可以为前段所谓林毅夫和杨小凯的“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孰优孰劣的争论划上句号。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size][/color]
用杨小凯自己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就可以为前段所谓林毅夫和杨小凯的“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孰优孰劣的争论划上句号。
从边际效率的角度来看机制设计，企业“角点解”边际分析重要；从边际效益的角度来看，社会的制度设计更重要。因而制度决定决策机制，决策机制决定机制设计，机制设计决定“角点解”边际分析。离开了制度设计，谈机制设计是本末倒置。制度设计高于机制设计说明：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也是经济的一个环节。政治不在经济之外，政治就在经济之中；政府不在市场之外，政府就在市场之中；把政治和经济、政府和市场看成两张皮，只要自由市场不要政府调控、只要经济体制改革不要政治体制改革是错误的；把政治体制改革定位于模仿西方自由化也是错误的。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必然是制度创新的过程。
杨小凯：“我觉得中国现在应该抱着做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不要动不动就谈什么制度创新。” ⒂制度创新也属于创新的范畴。在杨小凯两大本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著作中，只有基于分工演进的技术熟练与技术进步，竟然没有专章谈到创新，更不用说什么知识经济。杨小凯整体否定创新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缺陷必然造成的——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对创新和知识经济做出统一的解释。这只能落后于时代的要求。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仍然属于同一个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经济形态意义上的创新，无法容纳知识经济与知识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经济学范式。它们有不同的时代背景：西方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学的时代背景是知识经济。有不同的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理论基础，知识经济学以对称平衡观为理论基础；西方经济学以价格经济学为核心，知识经济学以价值经济学为核心；西方经济学以配置经济学为归宿，知识经济学以再生经济学为归宿。知识经济学属于对称经济学范式。现在的问题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必然存在的。同样都是“西方先进的制度”，美国是两党制，日本、英国是君主立宪制，我不知杨小凯要我们“老老实实地学习”的是哪一种？如果只学一种，是否也陷入“两难选择”？如果两者都学，是否要综合？如果要综合，是否自然而然会综合出新东西？如果会综合出新东西，是否就是制度创新？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在综合中扬弃，在扬弃中综合；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制度扬弃与制度融合。制度创新的过程就是经济政治资源分配问题相关的“两难冲突”（杨小凯）化解的过程，就是经济与政治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由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扬弃、融合、制度创新的结果，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立体的市场经济就是政治与经济对称的市场经济；政治与经济的对称集中体现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实践证明，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经济与经济危机。如果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微观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同宏观调控手段的不对称，那么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前段的自由化改革开放并未消除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源，相反由于在制造新的不对称，因而形成新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与泡沫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系统既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也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社会形态。所以传统社会主义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扬弃是必然的，作为这种扬弃的结果的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也是必然的。所以制度创新并不神秘，学习过程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只不过这种制度创新不是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单向度学习，而是通过制度转型和制度融合来实现。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把社会系统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落实到实处，在宏观上靠的就是转型；不但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转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要转型。转型并非单向、直线的，而是传统社会主义与发达资本主义的双向互补融合。融合是空间时间层次的融合。空间:通过中国来展现世界。时间:通过现在来展现未来。层次:通过特殊来展现一般。中国经济就是通过空间时间层次的转型与融合实现建构与发展。因此把转型理解为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转型，是线性思维方式支配下的线性发展观。
杨小凯：“一般的制度，它是不能由某个政府和个人来创新的。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一般你能够创造新制度就是中国人说的屁股指挥脑袋，受你的地位限制，但无意中产生的制度就不是代表你掌权人的利益。所以为什么哈耶克，我们经济学界很有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就说好制度是无意产生的，人设计的制度不是好制度，所以制度创新一定是创造一个坏制度，好制度都是没有人能设计，无意中产生的，所以西方的很多制度都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国与国竞争之间、在亡国的压力之下产生的，你就是去模仿，比较简单有效。” ⒃西方经济学把经济学的实证性和主体性对立起来，用实证性来排斥主体性。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属于西方经济学范式，所以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容纳人的主体性；上面提到的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容纳企业文化和机会管理、真正的企业家精神，都是无法容纳人的主体性的具体表现。而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经济学的实证性与主体性、科学性与主体性是统一的；西方经济学（含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排斥主体性的结果，就是经济学理论脱离实际，并经常陷入悖论，使之成不了科学；其在历史观上的表现就是机械主义消极自发的历史观，既否认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又否认了历史发展的主体性。杨小凯在这里是把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性和坏制度混为一谈，把主体性错位和主体性本身混为一谈。制度创新的主体性错位确实会导致坏制度，但不能由此否定制度创新的主体性本身。制度创新的主体性是社会主体性的组成部分，否认制度创新的主体性就是否定社会活动的主体性，否定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由人的自觉活动组成而导致机械主义历史观。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背后是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本质是基本的经济关系的不对称，基本的经济关系就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关系。全球化金融危机中频频出现的“信心”、“预期”、“政府救市”等字眼，说明了人的理性预期、国家经济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在经济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证明了经济发展是主客体的统一，从而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实证主义、唯“科学”主义经济学以及价格经济学的彻底破产，宣告了隐藏在这些经济学范式背后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破产。经济发展是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运动；经济发展的必然性转变为现实性、现实性转变为现实要经过人的主观努力。主客体相互关系本质上是对称关系；主客体的对称程度决定社会系统有序化程度、和谐程度与生产力发挥程度。同样，以人为中心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改革的主体与客体必须对称。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同生产关系的对称，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对称主要表现在应该由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领导改革，由被改革者来自己否定自己的利益，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上面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会走样变调、走向政策制定初衷的反面，是改革的主体与客体的不对称造成的悖境，但不能由此否定改革的主体性。改革固然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但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自我否定。要使深化改革能顺利进行而不被扭曲变样，唯一的办法是使邓小平“改革也是一场革命”的思想转变为改革的根本方针，从指导思想、根本制度入手，重新设计改革方案。其中最根本的是进行真正的民主化改革，用“外部力量”——非既得利益者的力量来催化改革，剥夺既得利益者非法的既得利益，清算“原罪”（即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官倒”、行贿受贿、不当竞争、走私、贩毒、制假售假、坑蒙拐骗、内线交易、投机垄断炒作哄抬物价、不顾工人死活并拖欠赖工资的血汗工厂等非法手段掘得“第一桶金”的积累原始资本行为。这个概念目前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广泛流行，说明了中国目前普遍存在的仇富心理的根源，也说明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不是向资本主义过渡；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必须合法致富，合法先富，“资本原始积累”与市场无政府主义的完全竞争不得人心），才能使改革走上正轨，并健康发展。改革的主体性既不能否定，也不能扭曲；正确定位的改革的主体性是改革作为系统工程的必要坏节，是改革顺利进行绕不过去的“坎”。渐进性改革策略总体上是正确的，但“渐进性改革”的主客体的不对称及所造成的副作用，必须在进一步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消除。像杨小凯主张的，不要改革的主体是不现实的。试问西方哪个民主国家的制度不是人来自觉设计的？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1787年主持了制宪会议制定了现在的美国宪法。美国奴隶制以及后来美国歧视黑人制度的消灭，都不是社会在发展中无意产生的，而是自由、公平与正义的道德要求。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一直把废除奴隶制当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四年美国南北战争、林肯的北军战胜了南军才最终废除了美国的奴隶制。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黑人非暴力维权运动才使《民权法》和《选举权法》等一系列法令和法规颁布，使得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制被废除。社会发展的必然性通过主体的自觉活动来实现；任何好的制度，都要人来设计，人来制定，人来贯彻执行。杨小凯从“西方的很多制度都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得出“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结论，犯了从或然性的前提得出必然性结论的逻辑错误；而且也不符合事实，我相信西方没有一个制度“是长期中无意之中产生的”，杨小凯有这样的错觉完全是西方实证经济学的范式偏见在社会历史观上的显现。同时杨小凯关于“好的制度都是无意中产生的”结论也和他关于后发国家应该由难而易，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才能克服“后发劣势”的主张相悖⒄——试问“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要不要靠人来自觉进行？是否也可以在无意中产生？
杨小凯：“政府垄断银行业、保险业、汽车制造业和电信业，并用模仿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方法来代替制度改革，也是中国的后发劣势。这种后发劣势的最重要弊病并不是国营企业效率低，而是将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政府既当裁判，又当球员。在这种制度下，国营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经济发展。” ⒅这就是杨小凯著名的“后发劣势论”，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在通过“机会主义”经济手段带来经济短期发展的同时，会使这种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而限制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经济的长期发展。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和国家机会主义划等号，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稳定的经济职能和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划等号，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稳定的经济职能和限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经济的长期发展划等号，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稳定的经济职能看成是转轨国家由于“渐进式”改革没有先通过激进的“宪政改革”而形成的后发劣势，是杨小凯“后发劣势论”的基本思路。杨小凯的“后发劣势论”把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看成是市场经济的累赘与阻碍社会前进的历史包袱，是市场经济的外部性，是一开始改革开放就必须先通过激进的“宪政改革”割掉的“毒瘤”，是以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参照得出来的结论，同时也是他的超边际分析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要求——他无法对政府的经济职能进行“角点解”边际分析，正好像他无法对企业文化和机会管理进行“角点解”边际分析一样，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无法给政府的经济职能合理定位。这说明：他的超边际分析的统一数学框架只能分析平面的市场经济和企业管理，对于立体的市场经济和企业全面管理无能为力。这只能使他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与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脱节。对称经济发展观是立体发展观。从小商品经济向工业经济再向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向立体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逐步由市场的旁观者向规则的制定者再到市场的参与者转变。政府成为经济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救市买单，是经济行为由民间上升到政府的标志，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多元化之间的不对称迫使政府成为经济主体的标志。如果说，金融危机从宏观层面宣告了市场的立体化，那么当前普遍存在的“山寨现象”则从微观层面说明市场不再平面。“山寨现象”，一方面说明民间存在巨大的创业热情与冲动，另一方面“山寨”产品的大量假冒伪劣与侵权现象说明民间的这种创业热情如无政府的规范与引导将是对真正的创新=创造=创业活动的破坏，从而造成对市场秩序、对生产力的破坏。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创新是创业的市场“准入”，无创新将无真正的创业，小生产时期纯粹的、可以放任自由的民间创业活动已风光不再，产品的知识层次与立体化要求市场的立体化，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脱节、“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对立应被扬弃，任何现实的生产都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宏观与微观相互碰撞、政府与民间相互协调的结果。金融危机从宏观层面、“山寨现象”从微观层面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微观的改革开放是宏观转型的基础，宏观的转型是微观的改革开放的主导。通过改革开放实现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不是向不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而是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此次源于西方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及西方国家采取的应急措施说明：资本主义与传统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二者都在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但传统社会主义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过渡有先天的优势：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需要强有力政府的强力建构、控制与推行，其中就包括国有企业对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特殊行业的垄断。同时，金融危机及中国的经济现状也说明，完善的市场体制没有宏观调控不行，宏观调控没有廉洁高效的政府不行，廉洁高效的政府没有民主与法制不行，民主与法制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行。无论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市场经济的结构还是改革本身的逻辑，政治体制改革——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都应该迫切摆上议事日程，这同样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不对称造成的后果：官商勾结、腐败横行；贫富两极分化并导致人格两极分化，出现大量的弱势群体；裁判员也是运动员。“运动员”当“裁判员”造成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不对称。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从不对称到对称推移的结果，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是对称的发展过程，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从不对称到对称的转化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由于腐败与分配不公，败坏了社会风气，挫伤了人的积极性，降低了人的素质，损害了人的全面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不对称滋生出GDP增长同人的发展不对称、客体与主体的不对称，将造成社会不安定，从而不能实现对称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宏观调控和经济自由发展是对称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府宏观调控是对称的。社会就是在杨小凯的“两难选择”不断解决、不对称向对称不断转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削足适履、因噎废食、或为了适应某种理论的要求和框架的需要而倒退的过程。
杨小凯：“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渐进主义与相应的双轨制导致的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Roland,2000;Cheung,1996）。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的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双轨制以任意决定的政府权力和不公正、不稳定、不确定、不透明的游戏规则为特征。宪政秩序要求政府对游戏规则的可信承诺，而双轨制却以政府对游戏规则的承诺不可信为特征。双轨制也制度化下列安排：政府官员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这与必须使它们分离的宪政原则不兼容，确定这种两难冲突的有效折中并不容易……这种转轨要求主要参与者通过休克的方式放弃旧的游戏规则来建立起可信的承诺。”⒆“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和官商勾结、腐败，这个东西现在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⒇杨小凯在这里是根据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和价格经济学把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改革路线等同于“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过程，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固有的政府宏观调控和民间自由市场的同时存在称为“双轨制”，然后在此基础上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宏观调控和国家机会主义、官商勾结、腐败混为一谈。这是杨小凯把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划等号，以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为出发点并运用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考察我国转型经济得出的错误结论。先经济体制改革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式”改革路线不同于“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反腐败、剥夺既得利益者不当利益的过程。剥夺计划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和计划体制挂钩然而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权力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平稳收买”，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自然而然就可以实现，任何所谓的“既得利益者”即使想阻挡也阻挡不住。张五常等人主张的所谓通过“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以降低改革阻力的自作聪明的馊主意，既没有被任何决策者采纳，也没有得到合法合理、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地推行；任何人想借改革之机利用权力直接间接巧立名目掠夺国有资产的行为都是犯罪行为必须有几个抓几个。今天没有被清算不等于永远不会被清算；权力寻租行为不可能因为贴上“改革”的标签就会变成合法。杨小凯把他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应用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认为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图就是“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的过程，并因而主张激进式宪政改革的“休克疗法”，只能是无的放矢，跟风车作战。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的本质区别，恰恰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干预是国家机会主义，像美国政府平常对愈演愈烈的金融投机撒手不管，到了酿成金融危机时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市，为投机者擦屁股，并要求各国政府为美国金融危机买单，就是典型的国家机会主义。政府宏观调控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的稳定的环节；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法制政策不健全导致的官商勾结和腐败，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本身没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从现象上看，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在实际操作中诸如项目承包、质量验收、土地资产拍卖等环节为官商勾结提供了可能，但完全可以通过机制设计来预先控制，通过制度反腐来事后补救。转型过程中的制度法制政策不健全导致的官商勾结和腐败，为通过机制设计、制度反腐来控制提供了必要性；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国家机器，为通过机制设计、制度反腐来控制提供了可能性。所谓转型，就在制度、机制和经济发展之间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中，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向完善的市场经济转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不是由渐进式改革造成的“双轨制”，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是要把政府定位于市场经济的主体，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经济的内在环节；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实现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对称，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加强法制、健全法治、堵塞机制漏洞，严密控制腐败的产生和蔓延，纠正政府不守信和机会主义倾向，是完善的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本身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职责和功能。杨小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把国家机会主义看成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宏观调控的本质，把腐败看成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的本质特征，是其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范式偏见使然，同时也和他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理论相悖。根据杨小凯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问题，绝大多数经济现象都能够用劳动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来解释。如果这样，国家作为经济主体是宏观经济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由此带来的官商勾结和腐败的蔓延以及政府不守信等现象可以看成是与此分工相应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增加；要解决这个“分工与专业化加深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的办法，不是因噎废食减少甚至取消分工，而是在承认“分工与专业化加深”有必然性的前提下，另外再想办法减少交易成本。“分工与专业化加深”在前，想办法减少交易成本在后；国家成为经济主体，作为宏观经济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前，相应的防治腐败、制衡政府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在后。根据杨小凯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我们也就可以得出经济体制改革在前，政治体制改革在后的“渐进式”改革为优的结论。虽然政治体制改革操作时间上在后，但政治体制改革的理想目标逻辑上在先。人需要两条腿走路，但人用两条腿走路时必须一脚前一脚后，不能两只脚同时跨出。在“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中，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在实际上自始至终是双向互动、互相促进的，因而是对称的。用杨小凯自己的超边际发展经济学的分工与专业化理论就可以为前段所谓林毅夫和杨小凯的“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孰优孰劣的争论划上句号。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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