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话语权
[
2014/03/04 16:33 | by admin ]
2014/03/04 16:33 | by admin ]
只有文化的才是科学的，只有文化的哲学才是科学的哲学，只有文化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只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就是因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来源。
习近平最近指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努力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用国家文化软实力来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说明，科学兴国和文化兴国是统一的。科学是什么？科学是由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规律组成的理论体系。科学的对象是客观规律，内容是科学规律，形式是语言。科学规律和语言组成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也即理论体系。在人类一次创业时期，社会科学是自然科学的组成部分，客观性是一切科学科学性的标准。在人类二次创业时期，自然科学只是社会科学的环节，真善美的统一才是一切科学追求的目标。不能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的知识不是真正的知识，“善”和“美”本身就是“真”的一个环节。这种真善美统一，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统一的科学只能是文化。只有文化的才是科学的，只有文化的哲学才是科学的哲学，只有文化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只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中国传统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就是因为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来源。
什么是文化？文化，就是着眼于系统的文明。从要素来看是文明；从系统来看是文化。还原论是文明，整体论是文化。 “天人相分”是文明，“天人合一”是文化。西医是文明，中医是文化。线性思维方式是文明，对称思维方式是文化。牛顿力学是文明，量子力学是文化。西方原子论哲学是文明，中国道论哲学是文化。西方经济学是文明，中国经济学是文化。矛盾辩证法是文明，对称辩证法是文化。文明是相对的、暂时的、可变的，所谓文化中的糟粕只是随时空条件变化而被淘汰的“文明”。而文化则是文明中的深层结构。在大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舍己救人的行为，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这种文化不会因为经济转型、制度更替而变化。在这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是文明，民族精神是文化。文明是名词，文化是动词。从静态来看，是文明；从动态来看，是文化。从客体来看，是文明；从主体来看，是文化。从主体活动成果来看，是文明；从这些成果中渗透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来看，是文化。能在人类世代更替中传承下来的是文化，不断被新陈代谢的是文明。金钱是文明，道德是文化；价格是文明，价值是文化。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是文明的市场经济，以价值机制为核心的市场经济是文化的市场经济，只有文化的市场经济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主流经济学家所谓“大地震后灾区重建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理论来看，GDP增长与财产增长、经济增长是两个概念。GDP增长以及把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提倡增产节约、把财产增长看成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是文化经济学。货币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幸福经济学是文化经济学。“世界工厂论”是文明经济学，“重新洗牌论”、“后来居上论”是文化经济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文明经济学，效率与公平的对称是文化经济学。货币GDP是文明经济学，财富GDP、绿色GDP、社会GDP是文化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对称经济学是文化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中国经济学是文化经济学。建立在文明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建立在文化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之王，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社会科学的王宫。在社会主义国民核算体系中，要用文化GDP代替货币GDP；而所谓战争、大灾难可以带来GDP增长的经济学是文明经济学不是文化经济学。我们不否认传统GDP理论的抽象合理性与线性科学性，但要指导一国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绝不能仅靠货币经济学、GDP经济学等文明经济学，而要靠文化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分析方法也说明：边际分析方法本质上是价值分析方法，它同价格经济学不兼容。在价格经济学中运用边际分析方法是价格经济学的悖论。这个悖论说明：不管经济学家们是否自觉，经济学本身严格来讲只能是一种文化；而以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的数理经济学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以价格经济学为框架容不下福利经济学，也就难以对社会经济现象作出统一完整的解释，价格经济学不能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作为文化的经济学同道德是统一的，作为文明的经济学同道德是对立的。经济学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规范与实证的对立、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对立、效率与公平的对立，都源于非文化的线性思维方式。对称经济学之所以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规范式与实证性的统一，就在于它是一种文化。经济学是定位于文化还是定位于文明，是对称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一切差别的根源。只有建立在对称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社会主义。
量子力学与经济学在科学性上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是复杂性科学，都是在无序中包含着有序。区别在于：前者的有序无序是自然的，后者是人为的；后者的人为不仅是自发的，而且可以通过自觉性活动，化无序为有序、以有序去整合无序。所以妄想离开量子力学与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用经典力学的线性思维方式去追求经济学科学性、实证性无异于拔着头发离开地球，是方法与对象的不对称。对称本身就是蕴含在量子力学、复杂系统论中的根本方法论原则。这可以从量子力学、复杂系统论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也可以从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与逻辑发展看出来。正因为市场经济活动的量子力学特征，所以完善的市场经济是有序与无序、自由与法制相统一的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由于它的系统性、整体性、跨学科性质，只能用文化来定位，才能解决在具体经济问题上的各种各样的纷争。只有文化的经济学才是科学的经济学，科学的经济学的是什么、为什么与怎么样是统一的，主体性、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是什么通过为什么、怎么样表现出来，操作性是其内部环节，工程方法是科学的经济学方法中一切方法的落脚点。因此，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主体性与科学性、实证性与规范性统一的对称逻辑，就是经济学的逻辑----研究的逻辑与叙述的逻辑。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科学的经济学是知识运营的组成部分；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以主体性为中心同科学性的统一。科学的经济学在形成人的理念和心态、决定人是利己还是利人、商场上奉行狼图腾还是羊图腾方面，其作用不是描述性的，而应该是规范性的。在本体论领域，实证性包含了规范性。但在社会科学领域，规范性则包含了实证性。由于本体论包含了历史观，所以总体上仍然是实证性包含了规范性。本体论中的实证性包含规范性，就是通过社会科学领域中规范性包含实证性表现出来，后者是前者的环节。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市场经济的规范性与实证性的关系，虽然在经济学中属于规范的范畴，但同它们在本体领域属于实证的范畴并不矛盾。把道德看成是规范的，把经济学不讲道德看成是实证的；把合作看成是非理性的，把不择手段竞争看成是理性的，没有科学依据。把价值关系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延伸到人与人的关系，把道德关系从人与人关系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经济与道德、经济学与伦理学就是重合的。只有经济与道德、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得到统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才能得到统一，经济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实现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发展只能是对称的而非线性的。人类经济活动是系统工程，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社会系统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斗争是相对的、同一是绝对的；矛盾是相对的、对称是绝对的。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实际上就是对称运动规律。以对称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的对称经济学是以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化、经济经营化为背景，以提高企业和国家生产力和竞争力为目标，以建构和谐社会为归宿建立起来的完整有序的经济理论体系。因此，对称辩证法不等于矛盾辩证法，对称经济学性质不同于政治经济学，科学的经济理性是文化理性而不是技术理性，生产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把握生产力的发展规律需要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根据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走的实证道路并不代表着经济学的科学化道路。现代经济理论产生于西方，但经济学本身并不以西方经济学为源头。西方经济学是以西方特有的线性思维方式为背景，其本质与当代科学精神格格不入。线性科学精神以还原论为特征，从事物最小的单位——本原出发，逐渐演绎出其整体。就象固体物理需要建立在分子物理学的基础上一样，对社会总体的解释建立在个体人的基础之上，原本存在于市场中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一定要从个体的偏好中寻求答案。这不是某一个西方先哲拍脑门子的产物，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是历史的必经阶段。用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来考察，当今世界三大经济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是在横向的配置或生产关系上做文章，而从来不把着眼点放在纵向——通过主体创新—创造—创业而形成的资源再生上。在他们看来，后者只是技术工艺学，而不是属于经济学。他们一方面把自己的体系构成以明确的学科分类封闭起来，另一方面又试图解释社会复杂经济有机体时，就不免显得力不从心；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一个个模型，要么脱离实际，要么互相矛盾；实际运用的结果，就是从悖论转为悖境。中国人的对称思维方式是整体论和还原论的统一。虽然作为中国国粹的中医理论中充满了气血、阴阳这些无法量化的概念，很难找到它的微观基础，但没有人能否定中医的有效性，虽然它在西方人眼里不符合科学精神。所以建立一个符合中华民族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的经济理论体系才是经济学通往科学之路。根据对称方法、五度空间方法、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统一的复杂系统论方法，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是从本质到现象展开的过程。由于《资本论》对市场经济的定位错误，所以它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进程与市场经济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不一致。《资本论》描述的客观经济过程与主观政治目标不对称。就客观的经济过程来讲，需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物资要素与人的要素的对称；而在政治目标上，则要突出劳动者在价值增值上唯一的地位和作用。这种不对称是造成社会主义运动左右摇摆的根本原因：右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然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左符合马克思主义，然而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国以来左右摇摆的悖境是《资本论》悖论在实践中的展开，也是中国生产力发展不快的宏观方面的原因。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从不完善到完善的发展；《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共同要害，是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划等号，把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划等号，因而都没有把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因此，建立在政治经济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只能是空想社会主义，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实践的证实。传统计划体制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说明，《资本论》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唯一的理论来源，甚至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思想来源。科学社会主义是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结晶，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科学社会主义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础，对民主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旧计划体制社会主义、马克思《资本论》的扬弃和融合，因此不能归结为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只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未能提出社会主义具体模式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如果说，工业经济时期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预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那么发生在知识经济时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揭示了社会主义具体模式。必须以全球金融危机为契机，根据中国范儿从对象、内容、方法、性质、宗旨方面建立新的经济学范式即对称经济学范式，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即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以“道”为核心的方法论、以规律为对象的科学观、对称的文化范式、功利主义价值观、平等理念、中庸之道的行为方式、人的主体性意识、对策理性、道德与法制相统一的礼制的社会管理模式、民主集中制的社会组织形式，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式，勤劳节简、小富即安的生活方式，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天和人、官和民、个人和社会的对称关系构成贯穿中国几千年奴隶与封建社会的主线，中国从未出现过西方贵族官僚宗教单向度的历史时期。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形成中国传统一以贯之的理性非宗教的人文思想文化体系，强大的理性力量最终征服了最初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一切征服者，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当今时代知识经济创意经济创新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而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则产生了对称逻辑，对称逻辑是通过典型分析认识本质、发现规律、消解悖论、提出对策、推动量子时代科学与经济发展的比形式逻辑更高级的科学方法，是把握复杂经济现象建立科学经济学必要的科学方法，也是建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必要的科学方法。根据对称逻辑的思维方式，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的，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资本主义完全竞争理论、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而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科学社会主义与科学发展观只能建立在主客体对称的对称论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平等是贯穿主客体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过程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无论是平等还是均衡都是一种平衡，但作为平等的平衡与作为均衡的平衡有本质的区别：后者只是客体和客体的平衡，前者是主体和客体的平衡；后者的平衡是消极的、静态的，前者的平衡是积极的、动态的；后者的平衡是自发的，前者的平衡是自觉的，是通过公有制为主导的政府宏观调控与微观经济活力的统一来实现的。所以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是对称论而非均衡论，中华传统对称文化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来源。如果说博弈论以均衡论为逻辑前提，那么对策论则是对称规律论的逻辑结论，中国传统认识规律以智取胜不打无把握之战的对策行为方式奠定了比西方“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盲目博弈行为方式更具主体性的通过创造机会来把握机会的行为方式基础。中国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出污泥而不染的传统道德理念在推动中国社会有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说明，市场经济的规范性与实证性是一致的，合作与竞争是统一的，所以必须用道德理性取代西方“经济人”的自私经济理性、诚信原则取代狼性法则、蓝海战略取代丛林法则作为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用和气生财、双赢竞争、共同发展的经营方式作为市场经济的经营方式。中国勤劳节简、小富即安、高储蓄率的生活方式和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个人主体性特征为创新精神、创业经济、创业工程奠定了个人主体性基础。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反剥削的思想基础，但同时中国固有的系统论思想也说明，经济系统是一有机整体，按包括资本在内的要素分配不等于剥削，只有一切向前看、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官商勾结投机操纵市场强取豪夺盘剥百姓才是剥削。中国传统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说明，市场经济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不是价格机制，发展经济是创造财富不是创造GDP,经济学是经世致用的实用科学不是堆砌公式的符号数学。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利益高于绝对利益的个人权利诉求、心理平衡方式与社会分配方式虽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有可能导致平均主义，但其中所包含的要求平等的内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被扬弃，成为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市场经济核心价值，而平等作为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法律本来要以道德为基础，司法审判离不开道德审判。在一个人情大于天的社会里，也必然更加讲究面子与道德。重人情也许不利于抽象的、纯理性的法制建设，但却为建设具体的、人情与法治相协调、道德与法理相一致的法制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中国历来人治主导法治、法治承载人治，人治、法治同法制建设之间从来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中国道德与法制相统一的礼制的社会管理模式使长期困扰西方市场经济的道德与法律的悖论得以化解，使市场经济法治与德治得以统一。在中国礼制传统中，道德是无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强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法律；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凝固，法律与道德从来没有截然分开。市场经济本来既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如果说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是宏观方面的德治与法治交替运用、儒家与法家各领风骚的结果，那么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求微观方面法律与道德的相辅相成。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市场自由与竞争是充分的，但不是完全的；只有“三纲五常”才能保证市场的有序运作、规范运作。中央集权，在小商品经济时代固然会限制经济自由化的发挥，但在经济宏观化时期用宏观经济主导微观经济倒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买官卖官”更符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心目中的“经济理性”，那么“学而优则仕”由于相对来讲更有利于人的主体性成长，因而也更具有新时期所需要的道德理性。“官本位”曾经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成为人的主体性发挥发展的桎梏，并限制了小商品经济、平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但在市场经济的立体化时期则是对“钱本位”的一种制衡，只有这种制衡才能使市场经济的价值多元化，使市场经济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职能与服务职能是统一的，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不是完善的市场经济，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政府宏观调控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封建官本位的扬弃。官商勾结固然是“官本位”和小商品经济、不健全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产物，但这是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也只有在深化改革和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过程中才能解决的现象，是经济形态、经济模式问题而非文化问题。在文化层面，中华民族历来“官”和“商”的界限还是分得清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过程也就是官商分离规范政府行为消除权力寻租土壤的过程。因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对于人与人是狼的小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许是先天劣势；相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先天优势。
根据中华民族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经济主体化不但不矛盾，而且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体化、经济主体化是对称的。新自由主义右派经济学的要害：西方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导致时空错位——用近代定位当代，用西方统驭东方，用客体吞并主体，用洋人代替祖宗，用“科学”消解人性。他们不理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也不懂历史发展的螺旋式。他们不懂历史。他们不懂中国的过去，不懂中国的现在，更不懂中国的未来。他们否认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可以把民族文化的传统优势转化为后发优势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建立比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先进更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西方已经步入人性化管理的今天，新自由主义的右派经济学却主张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要步西方近代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阶段，再经历一次血和泪的洗礼；他们认为，中国要重演近代史，要重头再来，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要成为西方资本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世界工厂。他们有一副典型的洋奴嘴脸。他们背祖忘宗，挑起了一次又一次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所谓“合法性危机”，从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到哲学到宗教到历史到文学到中医到文字到民族象征；似乎只有西方文化是合法的，中国传统文化都是非法的；在用合法来代替“非法”的过程中全盘西化，在全盘西化过程中，他们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取得领导权与话语霸权。他们不懂对称辩证法，因而也不懂对称经济学。实践证明：隐藏在右派经济学家话语霸权后面的“科学观”就是线性观，他们的经济发展观就是线性发展观。在他们那里，腐败之所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中国之所以只能做世界工厂，大量国有资产之所以可以容许流入少数人的腰包，是因为这是科学，是趋势，是提高效率的需要，是帕累托改进的需要，是资源优化配置的需要！而公平？只是效率的补充，小菜一碟不值一提。他们之所以把市场化等同于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自由化，把中国改革定位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源于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市场经济的标准模本，在理论上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画等号。当旧计划体制失败、作为旧计划体制的理论基础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出现信仰危机、改革开放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时，中国出现了理论真空。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却有着一套相对完整的市场理论体系，并有着似乎在西方成功的经验，这就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得以乘虚而入，并在中国大地上横行霸道，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此间虽有过马克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但由于缺乏抵挡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使论战仅停留在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层面。当后者给前者扣上反对改革、想走回头路的帽子时，前者要还手还真的底气不足。但全球性金融危机说明：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监管、主体与客体、全球化与区域化是对称的两极，任何一方失去了对方，自己这一方也就不复存在。这有点像对立统一，但不等于对立统一——作为“矛盾”的“对立统一”的双方，其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对称，其双方的同一性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相对的，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驱动力即双方的同一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左派经济学的矛盾辩证法离对称辩证法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右派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非对称思维则与对称辩证法风马牛不相及。所谓左右派经济学实际上只不过是对称经济学的不对称展开；扬弃它们，才能实现经济学的规范性与实证性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经济学与经济发展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对称哲学与对称经济学是把改革定位于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理论基础，是抵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使改革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正确方向的理论武器。
根据中华民族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所谓完善的市场经济，就是规范与实证的对称、控制与自由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自由，充分的而不是完全的竞争。完全的自由，是只要效率不要公平、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自由，是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充分的自由，是以平等为核心、平等制约下的自由。完全的竞争，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充分的竞争，是法律、诚信制约下的竞争。因此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完全自由、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是平面的市场经济，充分自由、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是立体的市场经济。平面的市场经济产生于线性的思维方式，立体的市场经济产生于对称的思维方式。线性的思维方式产生价格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实用主义，对称的思维方式产生对称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称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对称辩证法；因此只有懂得对称辩证法，才会懂得对称经济学。在对称经济学看来，政治与经济是对称的；政治与经济的对称集中体现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对称。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套，使政治体制成为民主与法制相统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相对称的、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制度保障，经济自由化的结果只能是泡沫经济与经济危机。如果说，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微观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同宏观调控手段的不对称，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与迄今为止的改革开放并未消除所有经济危机的根源。相反由于在制造新的不对称，因而形成新的经济危机，主要表现在生产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以前）与泡沫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主义的经济系统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从不对称转向对称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宏观经济落后于微观经济、因而不足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有效调控，那么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则是用宏观经济来否定微观经济，造成对微观经济的过度控制。只有对二者的扬弃才是全面的真理——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对称的社会形态。因此，根据中国范儿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本质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是对称经济学与价值经济学，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基础是价格经济学与一般均衡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是共有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基础是私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主体是劳动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济主体是投机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动力机制是合作机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动力机制是竞争机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是平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核心价值是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是充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条件是完全自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途径是工程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途径是产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与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是利润最大化、经济规模最大化与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主客体对称、五度空间与复杂系统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是线性非对称、纯客体均衡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向是国进民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向是国退民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结构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统一、民间自由与政府调控的统一、政府是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结构是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对立、政府属于市场外部性、宏观经济归结于微观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一元化领导下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独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体制是多党轮流执政下的三权分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伴随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完善的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传统社会主义中的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扬弃。应该用五度空间的相互转化来理解转型，而不是把转型理解成步西方资本主义的后尘。科学社会主义融合了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点，所以能容纳生产力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发展。
东西方文化的差别表面是空间地域上的，本质是层次与时间上的。法国思想家狄德罗这样评价中国：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中国人认为正确的道德品质比细致的科学知识更重要，现在的西方人正好相反，认为技术上的功效最可贵而道德毫无用处。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温文而雅，他们所要求的是正义和自由，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迷恋的战争、掠夺和毁灭。中国人的文化比起我们的文化更能使人类快乐。罗素认为中国人应找到自己独特的路，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明连结起来，并贡献于世界文化。罗素预言：中国将给人类一个全新的希望。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也预言：中国文化将统一世界。中国文化之所以能统一世界，根本在于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之所以只有文化的才是科学的，是因为人类进入量子时代只有文化的思维方式才是科学的思维方式。所谓文化的思维方式，就是中华民族整体的、综合的、全方位的思维方式，就是中华民族自然和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统一的思维方式，就是中华民族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中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就是思维方式的区别；相对来讲西方线性思维方式为特征的文化只是文明，中华对称非线性思维方式为特征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如果说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对称文化，那么中华文化的精粹就是对称的思维方式。根据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历史的规律性就在历史的主体性之中，历史的实证性就在历史的规范性之中；历史虽然不是任人打扮的女孩，但历史的必然性确实渗透在历史的主客体相互关系、英雄和时势的双向互动中。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脉络，由各民族文化、东西方文化组成的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过程。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人类文化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人类文化发展的逻辑过程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是一致的，人类文化的发展过程既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扬弃，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的展开，是遵循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螺旋式上升、波澜式前进的过程，是环环相扣、大圆圈套着中圆圈、中圆圈套着小圆圈的人类文化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是时间、空间、层次相统一，通过空间交替展开时间之矢的自然历史过程。从东方文化中心到西方文化中心再到东方文化中心，是文化上的时间连续关系。中西方文化的关系不是横向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的关系，而是纵向的扬弃、综合、升华，应从时间和层次的差别来理解中西方文化的空间差别。只有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而没有独立的并行不悖的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东西方文化发展规律只能从属于人类文化整体的发展规律；在一般、整体规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特殊、部分规律，受一般、整体规律的制约。中国传统文化同西方文化的空间差别正体现了两种文化发展的层次上的不同与时间上的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学范式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天人合一思维方式所蕴含的对称逻辑、对称哲学萌芽运用到现代成熟的经济学中，形成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相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是通过中国经济学范式体现出来的人类一般经济学的范式。作为对称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代替西方经济学成为人类经济学的主流正是通过空间交替展示时间之矢的经济学整体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因此作为对称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就是国际化的经济学，而现有的西方经济学只不过是西方本土化的经济学。包括马克思《资本论》在内的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范式缺陷说明，西方线性非对称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建立科学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在科学的经济学基础上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只有对称、非线性的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才有可能建立科学的经济学范式，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通过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华文化对包括《资本论》和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时间上的超越和层次上的升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就不是什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之所以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成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因为没有真正搞清楚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把马克思《资本论》看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思想来源，把斯大林模式看成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当斯大林模式失败、马克思《资本论》从整体上被实践证伪、实行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进行市场化改革与开放时，无法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找到理论依据，就只好先是把改革开放本身当做方向“摸着石头过河”，然后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自圆其说。这说明：要把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一起来，必须把握科学社会主义的真谛，重新定位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来源。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来源就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中国范儿。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华传统文化的逻辑必然性是一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逻辑必然性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是一致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要到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创造出来的文化中、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必然性中寻找。在16、17世纪以前的一、二千年间，中华文化作为人类最鼎盛的文化，中华文化都占有主导地位。只是到了近代，中国逐渐衰弱，人类文化才由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西方文明独占鳌头。经济全球化时期，全球经济是一个巨型系统，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根基就没有自己的经济主体性，就不能使自己处于同全球经济系统中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实现能量、信息、物质的交流与再生；有了以自己文化为根基的主体性，才能在经济全球化中使自己处于同其他要素的对称关系中，在全球经济重新洗牌中得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而实现跳跃式且可持续发展。国际化视野、全球性眼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族主体性是一致的，民族主体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内涵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成为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形态，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形态与更高级的文化、更先进的理论、更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对称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力量应该成为以主体为中心同客体统一、相对主体为中心同相对客体统一、规范性与实证性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道路、制度、发展模式的文化优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将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展开绚丽多彩的画卷。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作为自己的催化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将充分展示自己的深厚底蕴使自己重放光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将通过建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而再次展示自己的生命力。
中国范儿与中国话语权
[ 2014/02/24 11:37 | by admin ]
2014/02/24 11:37 | by admin ]
内容提要 中国范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的稳定的结构，是通过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凝结下来的中华民族稳定的世界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核心价值、管理模式、组织形式与人的主体性特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中国范儿是中华文化范式，是中华文化的特殊本质。中国范儿是曾经使中国岿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强国最根本的软实力，也是当前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实现中国梦，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中国话语权体系，确立中国国际话语权，靠的就是中国范儿。
关键词 中国梦 中国范儿 中华文化范式 对称思维方式 中国话语权
习近平同志最近指出，中国梦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必须坚持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努力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凝聚中国力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中国话语权体系、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最根本的，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最核心的，是中国范儿。中国范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在的稳定的结构，是通过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凝结下来的中华民族稳定的世界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核心价值、管理模式、组织形式与人的主体性特征，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就像2013年春节联欢晚会新年第一曲的《中国范儿》歌词：真草隶篆写着那中国范儿，梅兰竹菊画着那中国范儿，笙管笛箫吹出了中国范儿，唐诗宋词诵出了中国范儿……
中国范儿是中华文化范式，是中华文化的特殊本质。中国范儿是曾经使中国岿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成为世界强国最根本的软实力，也是当前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之源。实现中国梦，靠的就是中国范儿。中国范儿就是这么气派！中国范儿就是这么这么帅！
中国人凭什么？中国人凭中国范儿！
什么是中国范儿？
中国范儿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礼记》）“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在中国哲学中，主体与客体，人与外在的世界处在和谐一体、相互沟通的状态，追求的是“尽心知性则知天”“天人合一”（《孟子》）的境界，实际上不自觉地揭示了宇宙和人之间的全息关系｡中国“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得到了科学发展的证明。爱因斯坦相对论中的时空就带有主观的色彩,实际上包含着“天人合一”世界观的萌芽,只是爱因斯坦不自觉而已｡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告诉我们:主体和客体不可分，这种不可分不仅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且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不是康德所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一消极层面意义上,而是空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实证在于主客体的统一，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主体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实践标准是事实标准、价值标准、逻辑标准的统一。“天人合一”、主客体对称世界观可以在量子力学与爱因斯坦相对论基础上演化出五度空间世界观。自从爱因斯坦相对论问世以来,空间和时间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是相对论还是量子力学,其中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意识与物质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本身就说明，用包含意识空间在内、把意识空间与物质空间统一起来的五度空间观来代替相对论的四度空间观有必然性。五度空间观是四度空间观发展的必然结果，五度空间观是相对论的完成，量子力学是相对论向五度空间观转化的中间环节。五度空间即时间、空间、层次的统一。传统物理学的空间概念，就是立体三维空间。爱因斯坦相对论认为，空间和时间可以相互转化，时间是空间的另一种方式，因而传统的三维空间加上一维时间，成了四维空间。根据系统论，任何系统都是有层次的。这个层次不仅是传统物理三维空间中的高度，或可用感官把握的不同的物理层面，而且狭义上指事物的不同深度的本质。它虽然只有通过人的抽象思维来把握，然而却是外界事物的客观存在。同时，这种不同层次的本质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成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成为人们感官可以把握的新的物理三维空间。因此，四维空问还应加上层次一维，任何真正的系统都是五度空间。这五度空间的任何一维都可以和其他四维相互转化。作为事物本质的反映的人的意识空间或心理空间，本质上就属于这五度空间中的第五度空间——层次空间，而且是高层次的层次空间(意识本身又分成不同的层次，哲学思维的空间是最高层次的层次空间)。它同物质世界的相互转化，是五度空间相互转化的具体表现。五度空间观突出了人在“社会——自然”统一系统中的主体地位，用主客体的对称关系重新定位整合人所活动于其中的一切系统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之符合人的全面发展、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天人合一”—主客体对称—五度空间世界观为中华民族的腾飞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指导。
中国范儿是对称的思维方式。中国“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运用到思维方式上就是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证明，对称关系是宇宙的最深层本质，对称规律是社会的最根本规律，对称原理是科学的最基本原理，也是思维的最基本原理，因此中国传统的 “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易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的对称思维方式有现代科学的根据。对称思维方式的核心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展开来是时间、空间、层次对称的五度空间与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对于完整、准确、统一地把握自然、社会、思维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主体、客体的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社会系统中要素与结构的对称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我们把主客体看成本来就是同属于不可分的复杂系统架构中，那么在量子世界中看来不可解决的一系列难题，如微观世界到底是粒子、波、场还是弦等都可迎刃而解。在知识经济时代，以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为“天人合一”的桥梁，吸收西方抽象哲学、经济学和具体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将演化出对称哲学与对称逻辑学，从而促进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的极大发展。主体和客体对称的思维结构，说明规范不仅是一种主观价值判断，而是本身是社会、历史、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规范本身是实证的，实证本身是规范的，二者不存在并列的、外在的关系，因而也不存在谁补充谁的问题。因此，经济学的科学范式应是对称经济学的范式，对称经济学范式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实证与规范的统一，经济的世界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不可分；认为经济学拒斥形而上学、市场经济只讲实证性不讲规范性没有科学根据。主客体对称的思维方式是经济学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统一、道德标准与实证标准一致的科学依据，是建立规范性与规律性统一、宏观调控与微观活力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逻辑前提，也是改革开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逻辑前提。
中国范儿是对称的文化范式。文化是对称的、整体的、系统的、稳定发展的文明。文明可以是抽象的、线性的，文化只能是对称的、具体的。由中国“天人合一”、主客体对称世界观和对称的思维方式决定，中国文化就是对称文化。对称文化：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是谓微明：柔之胜刚，弱之胜强。（老子《道德经》）对称文化：天与人、义与利、道与德、理与气、名与实、形上与形下、德治与法治、出世与入世的对称。对称文化：民主与法制的对称、公平与效率的对称、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称、个人与企业的对称、民间与政府的对称、城市化与反城市化的对称、市场和礼制的对称、个体与整体的对称、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对称。对称文化：和谐文化、双赢文化、蓝海战略、对称管理、对称经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的世界观基础；中国“天人合一”中所蕴含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对于塑造现代市场经济有着先天的优势。对称文化，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优势之所以能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对称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产生出对称的、五度空间的、复杂系统论的思维方法，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文化的创新，并带动制度的、技术的、产业的、发展模式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可以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中国经济之所以是对称经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称文化。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可能后来居上，是因为中国经济是对称经济。中国的对称文化，是中国经济学的源头，也是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能后来居上的文化底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核就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内核就是对称文化。根据对称文化，改革是生产发展与经济结构、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从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而所谓左派与右派的区分与对立，就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对称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怎样解决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的不对称？计划体制问题重重，不改革不行，所以倒退没有出路；但西方的政治体制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弊端，照搬照套到中国也同样会水土不服出现政治体制与中国国情的不对称，产生可预测与不可预测的严重后果。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吸收西方宪政制度中合理的因素，设计一条真正体现中国传统民本范儿的民主集中制的社会主义宪政道路，才有可能建立与我国经济体制对称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消除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左右之争及其解决方案就体现了对称文化。
中国范儿是功利主义价值观。功利主义价值观就是用价值论的观念看问题，把认识论上的“真”还原为价值论上的“善”，认为真的不一定善，善一定包含了真；真是手段，善是目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礼记》）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普遍真理只有转化为普适价值才有价值，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是统一的，只有改造世界才能解释世界，只有知行合一、主客体统一、理论转变为实践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党章、十八大报告都很好，但必须通过可操作的顶层设计使之形成具体的制度、体制、政策，才能发挥正能量。改造世界的过程是从内到外、从主体到客体、从个人到社会的过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即“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功利主义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对称的思维方式与对称的文化范式扎根于中国主客体统一的功利主义价值观。非功利的价值观造成了西方哲学主客观的对立和不对称，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催化了中国哲学主客观的统一与对称。西方哲学的 “意义”是逻辑上的自洽和主观对客观的符合，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西方经济学以数理逻辑与数学符号来衡量水平高低；中国哲学的意义是价值即客体对人的有用性，以中国哲学为基础的中国经济学以经世致用和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为评估水平的标准。西方非功利的经济观是增长观，追求数字符号，把空置楼林立、赚取美元空头钞票带来的GDP、人均GDP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和目标；中国功利主义的经济观是发展观，把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作为幸福的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和目标。所谓功利主义价值观，就是把价格还原为价值，交换价值还原为使用价值。产品的本质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价值。只有实现的价值有使用价值，只有在使用的价值才是实现的价值。根据功利主义价值观，经济不等于金钱，以经济为中心不等于以金钱为中心，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不是价格机制。功利主义价值观是财富理性而不是金钱理性。财富理性就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财富的增加，金钱理性就是钱赚更多、口袋装得更满，靠鬼城、空置房实现GDP的增长。财富的本质是价值，经济是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实现价值靠价值本身的价值而不完全是靠价格，靠价格实现的价值只占价值的一小部分。价格和价值不能划等号，交换价值和价值不能划等号。任何财富只有在能给人带来满足感时，才能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现实成为人的幸福因子的财富才是实现其价值的、现实的财富。没有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是潜在的财富，不能实现其价值的财富只能成为累赘。财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钱为标准，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满足人的需求为标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求，使人民感到幸福，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中国范儿是平等理念。中国范儿的精粹：价值、平等、幸福。如果说，功利主义价值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那么平等理念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只有以平等为中介，价值才能转化为幸福，功利主义价值观才能转化为幸福观。平等，既是中国人追求的目标，也是中国人追求目标的手段。中国重义轻利、义利统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独有的科举制度中体现的都是平等理念。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是平均主义，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诚然由于长期封闭式的落后的温饱型小农经济带有平均主义的色彩，但这里的“平均主义”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基本生产方式造成的某方面客观结果，绝非深层次的社会心理；形成社会深层次心理的，除了基本生产方式，还有分配方式；除了物质的社会关系，还有思想的社会关系。实际上中国人民对于由于土地兼并与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下形成的经济政治等级差别的心理承受力相当强，仅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经济两极分化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等级差别不足以使老百姓造反，即使在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被逼上梁山时，仍然也尽可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说明中国人没有出于平均主义而仇官仇富的历史传统。综观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可以看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杀尽不平方太平”追求的不是平均主义而是人格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不是平均的“均”，而是平等的“均”；隐藏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心理后面的深层次心理结构，是人格平等，及在此基础上的权利平等与机会平等，而不是什么平均主义。计划经济的要害也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按分配而劳；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对利益高于绝对利益的个人权利诉求、心理平衡方式与社会分配方式虽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下有导致平均主义的趋向，但其中所包含的要求平等的内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被扬弃，成为效率与公平相一致、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用道德理性取代个人主义的经济理性、诚信原则取代狼性原则、蓝海战略取代丛林法则奠定了社会理性与个人处世方式基础。“经济人不讲道德”、“真正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等等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与中国平等理念的范儿格格不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剥削合理和靠官商勾结的原罪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免责空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失误形成的强弱分化不能固化为市场经济的丛林法则。压迫的本质是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本质是“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严重的仇官仇富心理不是平均主义的回光返照而是中国平等理念的展现；中国目前足以威胁政权稳定性的严重的仇官仇富现象说明，曾经在西方高歌猛进一路顺风的用血和泪刀和剑汗水和白骨堆积资本原始积累的手法在中国可能水土不服；如果一定要讲什么“中国特色”，那么无论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都要把平等摆中间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最大特色。中国没有土著居民，没有不同颜色人种，从来没有过种族歧视，没有人与人先天不平等的观念，任何人都不可能出于种族、肤色、出身、宗教的原因把不平等强加在其他人头上。中国只有民族融合没有民族奴役，只有农民起义没有宗教战争，只有后天形成的阶级差别没有先天的种族差别，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人人生而平等”的历史，反压迫反剥削的阶级斗争历史就是平等实现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中国相对其他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所以要真正“维稳”只能建立健全保证公平正义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范儿是中庸之道的行为方式。什么是“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庸”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和谐之道、合适之道、对称之道。作为对称规律的中庸之道既是宇宙观，也是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大到宇宙发展、社会进步，小到人的一言一行，万事万物无不遵循对称规律、中庸之道。自觉遵循对称规律、中庸之道，是治国治军、科学研究、生产发展、个人生活幸福美满的必要途径。所以孔子说：“君子行中庸之道，小人不行中庸之道。”子华说：“圣人贵在中，君子抱守中，作为中庸之道，这就全部达到了。”东方朔说：“智慧的人为人处世，没有不崇尚中的。”中庸融通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阴阳家等诸家思想的体系精髓，是中华对称文化的集大成。中庸之道首先表现为融合，而不是非此即彼。作为中庸之道的融合不是折衷和稀泥，而是扬弃，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中庸理性就是在差异中寻找同一，在否定中寻找肯定，在争论中产生智慧，在扬弃中综合真理，在对称中实现发展；和谐社会只能是社会各种力量平衡作用的结果，而不可能在单向度的社会中实现。改革开放以前奉行极左路线，搞一大二公、平均主义、按分配而劳、阶级斗争扩大化、以粮为纲一扫而光，使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在对外封闭与对内过度控制下资源得不到充分有效的开发利用，生产力不能充分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时期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名义下由新自由主义右派经济学家主导改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掩盖下走资本主义道路，推动私有化、金钱化、产业化和自由化，在“帕累托改进”名义下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腐败是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否认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否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平等，通过官商勾结瓜分国有资产盘剥老百姓形成权贵资本主义、破坏国家生态环境透支国家不可再生资源压低劳动力成本向国外倾销低附加值产品以及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掏空国内市场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消费能力等途径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并由此造成国内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这都违背了中庸之道。实践证明：不改革开放不行，改革开放不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行。十八大报告“既不走僵化封闭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就是在扬弃左右的基础上融合左右、在融合左右的基础上超越左右、既非左派又非右派的正派——中庸路线。改革开放只有遵循中庸之道才能建立经济高速发展、清正廉洁、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范儿是人的主体性意识，包括个人的主体性意识与民族的主体性意识。主体性意识首先是认知能力。中国周易以来“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在人类历史上率先解决了世界的可知性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人不但可以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且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不但可以认识形上，而且可以创造形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上为本，形下为末，注重形上，以道御器，居高临下，提纲挈领，科学的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主体性意识其次是创造理性。“天下万物生於有，有生於无”（《老子》），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最好的例证。“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老子》），万物生生不息，宇宙本质上是再生的，生产力的发展本质上是资源再生的过程而不是资源配置的过程。资源再生是目的，资源配置是手段。生产力在于资源的再生性而非资源的稀缺性，经济学的功能是教人投资创造价值而非教人投机零和博弈。创造理性就是创新、创造、创业思维，就是主体价值观、劳动价值观、创业价值观、自由自觉的劳动价值观。主体性意识再次是自强精神。无论是南征北战攻城略地功成名就封妻荫子，还是悬梁椎骨金榜题名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抑或宁做鸡头不做牛尾的权力观与创业精神，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存在方式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人的主体性意识最鲜明的表现就是爱国精神与民族主体性：“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岳飞《满江红》），“骑鹤楼头难忘十日，梅花岭畔共仰千秋”（史可法）。
“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阶级问题”（毛泽东）也即民族平等问题，民族平等与民族融合并不矛盾，民族主体性和经济全球化也不冲突，抵御外敌入侵反对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的民族英雄永远都是民族英雄，民族英雄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永远都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象征。
中国范儿是对策理性。对策理性与博弈理性相对而言，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是对策而不是博弈。对策的特征是“算”，“多算胜，少算则不胜”，“知己知彼百战无不胜”；博弈的特征是“猜”，只能在“囚徒困境”中胡乱猜想。博弈需要的是信息，对策需要的是智慧。信息的对称是消极的，智慧的对称是创造的。信息的对称受外部条件的限制，智慧的对称靠自己主观的努力。把握信息靠线性思维，智慧创造靠对称思维。对策理性着眼于战略，博弈理性着眼于战术。着眼于战略，就是从本质看问题、长远看问题、全局看问题；着眼于战术，就是着眼于一时一事的得失。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对策战胜博弈的历史。西汉时期，刘邦当皇帝后在都城洛阳南宫摆酒宴，招待文武百官。他问百官他与项羽的区别，百官纷纷夸赞他大仁大义。刘邦说自己运筹帷幄不如张良，安抚百姓不如萧何，率军打仗不如韩信，但他能合理地使用他们三位俊杰，所以能得天下。项羽曾几何时兵强马壮人多势众实力远大于刘邦，但他既不懂谋略又不懂争取人心更不懂使用人才，仅有的一个可以称之为人才的亚父范增还被他给活活气死，仅有匹夫之勇最后只能落个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下场。刘邦和项羽的关系从整体上看就是对策和博弈的关系。这里，所谓的对策就是既有运筹帷幄的战略规划，又有战略、民心、打仗、用人的通盘谋局。对策和博弈的关系可以用下棋和打牌的关系来比喻。下棋靠全局谋划，靠智慧取胜，打牌仅靠运气和冒险“优化配置”手头有限资源。西方“风险越大机会也越大”的投机经济学、GDP经济学、完全竞争经济学、建构精致数理模型进行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打牌经济学就是博弈经济学，中国再生经济学、全国一盘棋经济学、注重宏观调控充分竞争的经济学是下棋经济学、对策经济学、对称经济学。现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不应该是什么博弈，而应该是对策。对策是对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对“经济人”的超越，正像现代市场经济是对小商品经济的超越、知识市场经济是对工业市场经济的超越。对策理性说明：市场经济有计划，市场化改革有计划，深化改革必须在正确理论指导下搞好顶层设计，“摸着石头过河”也必须在正确理论指导下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完全可以回避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控制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各级政府官员、多种利益群体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与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实现经济主体与客体的对称，掌控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中国范儿是礼制的社会管理模式。“礼制”是伦理道德的法制化，“礼制”是形式，“仁义礼智信”是内容，强制推行的“礼制”使道德与法制合二而一。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人治社会，缺乏法治传统。这是一种偏见。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不但是法治社会，而且是高度法治的社会；不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而且把道德纳入法律的范畴强制推行。从内涵来说道德和法律是不同的概念，道德是无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强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法律。但在中国几千年的奴隶封建社会中，道德也通过法律的形式有形化并且被强制推行；中国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历代圣君贤臣都将“礼制”作为安邦定国、励精图治的主要社会管理模式，从周朝开始就形成的成熟礼制经长期延续，形成中华民族几千年礼仪文明发展的历史，使中华民族赢得“礼义之邦”的美誉。 “道之以政，齐之以德，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正是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者通过礼制把道德条文化、凝固化为法律并通过法治强力推行，道德观念才根深蒂固为中华民族深层次的社会心理，成为中国社会约定俗成的人的行为方式。通过“礼制”强制推行道德使道德法律化并固化为人的行为模式是中国封建王朝稳固的秘诀。只有仁义道德逐步成为人们普遍自觉遵循的行为准则时，法律和道德才逐步分离。但不管二者怎样分离，法律和道德都不可能截然分开。道德通过法律来提升，法律通过道德来承载；任何时候道德都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的凝固。道德审判固然不能代替司法审判，但司法审判如果离开了道德审判，恐怕也将成为无根的浮萍。所谓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就是司法审判与道德审判的统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违背道德审判的司法审判是公正的审判；而公正的审判必然与社会道德准则相一致。把法律和道德截然分开，必然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一个缺乏礼制寡廉鲜耻的国家，司法体制再健全法官也不可能是公正的，在到处奉行弱肉强食的潜规则没有任何公平正义的社会里讲“八荣八耻”“五讲四美三热爱”“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及“五个严禁”“零容忍”等法官行为规范都只能是一阵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正反两方面证明：依法治国以依德治国为基础，依德治国以依法治国为主导，礼制是依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统一的必要环节，是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必要环节，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环节。改革开放以来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一个曾经的礼仪之邦文明古国成为黄赌毒假骗腐大国，曾经“温良恭俭让”的国民成为世界上最不文明的国民，说明以经济为中心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重建把道德纳入法治轨道强制推行的“礼制”传统是提高全体国民素质净化社会风气经济稳定发展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证，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要措施。
中国范儿是民主集中制的社会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和外延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来理解。从微观来看，民主集中制可以看成是任何组织生活的原则；从宏观来看，民主集中制可以看成是一个政党乃至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从整个社会来看，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民主集中制的产生、形成、发展、完善的历史，认为中国缺乏民主传统是一种偏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民主集中制范儿首先通过民本与专制的统一来体现，其次通过政权更迭来实现——渗透在政权更迭中的主线，仍然是民本思想。在朝代兴跌、帝王更新之间的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争，就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民主形式。中国由于对不同宗教的包容性，所以从来没有出现过西方长达一千年中世纪“宗教裁判所”那样的宗教黑暗统治和十字军东征那样清除异端的宗教战争，所有的战争都是为了争夺统治权，最终决定战争胜负与在战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王朝存续时间长短的是民心的向背。正如唐朝开国皇帝李世民讲的：“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何止一个李世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任何一个能够使朝代延续的封建统治者的共识。连明王朝七品芝麻官都知道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硬是把仗势横行的奸相严嵩之妹严氏正法。中国封建专制时代极为严格公平的科举制度通过竞争考试、择优录取，给了每个底层百姓通过自身努力平等竞争进入上层的机会，比起西方的贵族等级制君主赐官制体现了每个人机会平等的原则，而每个人机会平等就是民主。如果说西方近代随着新兴资产阶级的产生作为对西方中世纪黑暗统治的反动而产生的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与形式民主是中国近代所没有的，那么贯穿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一直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反剥削反压迫的社会主义中的“民本”思想也是西方所不具备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近现代中国各种主义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与制度相较其他主义的理念与制度同中国固有的民本范儿更吻合。中国的民本范儿才是社会主义得以扎根的土壤。中国民主和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更注重实质民主，西方更注重形式民主。民本是民主的本质，实践证明如果不是以民为本的“民主”很可能只是假的、形式上的民主，只有以民为本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我们之所以说西式民主不适合中国，就是因为西方民主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有钱人维护自身既得利益欺骗人民的工具。这说明：民本是形式民主的内容和目的，形式民主是民本的途径和手段。只要是民本，专制也是民主，或形式上的专制实质上的民主；只要是官本、钱本，民主也是专制，或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的专制。所以贯穿民本理念与执政方针的中国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归根结底也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只看到中国成型的封建王朝的集权专制一面，未看到封建专制王朝成型前后通过农民起义诸侯造反体现出来的人民用剑和矛来投票、取得政权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地位而必须贯彻民本思想的民主的另一面，对中国历史的片面概括不可能看到中国历史的本质与规律。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不管史学家们用什么样的断代标准，一个基本的线索就是民本即实质民主。民主集中制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民主是专制的基础，专制是民主的主导；民主产生专制，专制制约民主。但综观整个中国的历史长河，应该说民主是绝对的，专制是相对的——不要说在战乱期间老百姓用刀和枪进行投票，封建专制王朝为了使天下长治久安必须做到以民为本，民本就是在封建专制外衣包装下的民主内容。如果说在冷兵器与信息封闭的封建社会，民主只能通过战争来实现，那么在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民主完全可以通过竞争来完成。无论是在广大民众踊跃投票中胜出成为接受欢呼的赢家，还是在刀光剑影、尸横遍野、人头落地、血流成河的战乱中笑到最后开创帝国，任何政权最终能够得以确立都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纯粹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政权都不能长久，充其量是前一个失去民心支持的政权向后一个得到民心支持的政权的过渡。信息封闭时代民意的彰显必须经过血和火的洗礼，信息开放时代民意的表述可以通过发达的舆论窗口来进行，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一规律不变。民主在任何时候都不会缺位，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作为中国周期发展后面的范儿在中国整体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会缺位，缺位的是统治者和思想家对民主的自觉意识和历史成败兴亡的深层次反思。通过深层次的反思我们可以悟出，民意可导不可堵，民主可导不可堵。导之则有序进行，堵之则通过动乱来实现。信息时代发达的信息工具和手段既为“导”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基础，也为“堵”演变为动乱提供了现实条件。所以要把公民的主体性、党员的主体性、社会活力和“乱”区别开来。如果因为怕乱而剥夺公民乃至党员的主体性，否定民主集中制这一基本原则，其结果就是产生真正的“乱”。要把“民主”和“乱”区别开来。中国不能乱，但中国不能没有民主。维稳不是治乱的根本，法治也不是治乱的根本，民主才是治乱的根本，因为法治——真正的法治也必须建立在民主之上。民主首先是民本。所谓“关注民生”，不是一种仁政，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体现民有、民享、民治的中国民本范儿；改革的成果本来就是人民的，而不是与人民“分享”改革成果。现在官民对立这么严重，为了避免对立转变为对抗，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避免，建立民意诉求人民参政议政畅通的渠道不可避免，用人民投票来选择监督执政者不可避免。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完善党的领导，完善党的领导首先要与时俱进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扩大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党员的民主权利。如果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内没有民主只有集中，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必然在党的领导层中逐步形成由腐败链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或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扩大自身既得利益必然通过以权谋私官官相护形成系统腐败侵犯一般党员和群众利益，导致党内特殊利益集团和广大一般党员的脱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所谓“官民对立”，首先是党内特殊利益集团和一般党员的对立，而不是共产党本身和人民群众的对立。共产党有8000万党员，大多数是好的，但由于缺乏党内民主，使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了整个共产党，给人共产党整体腐败的印象。如果8000万党员的民主权利都能得到保证，党内特殊利益集团就会冰雪消融，党内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就会脱颖而出，就会从根本上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党章规定的党的组织制度，只不过在实践中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在党的组织生态中集中有余民主不足，并没有真正做到党章规定的“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积极发展党内民主，增强党的创造力。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民主质量，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这就勾勒出从党内民主到党外民主的路线图。所以政治体制改革首先应该从党内民主化改革开始。所以民主不等于乱，有好的、先党内后党外的有序化的民主化改革路线图，民主化改革不会乱。但我们如果不能策划出一条好的先党内民主后党外民主的路线图来缓冲对抗和引导民意诉求表达方向，中国将成为前苏联或下一个埃及，动乱迟早会发生，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拾。没有好的有序化的使民主走上正轨的操作思路，整天理论上吵来吵去，只能火上浇油。“中国这么大不能乱所以不能搞选票民主”、“西式选票民主不适合中国”的把选票民主和西式民主划等号、选票民主和“乱”划等号、在此基础上把依宪行政和资产阶级宪政划等号、否定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权利的明显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违背党章规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的奇谈怪论提出来可能目的是灭火，但实际效果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不但不能掩盖矛盾解决矛盾，而且还会激化矛盾。这说明：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必须以理论科学为前提；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是因为她不仅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且反映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如果把“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做既得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进行似是而非、实用主义、随心所欲断章取义的解释，那么这样的“特色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无法被全党普遍接受形成党内共识，建立在这样的“特色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虚幻的表面的“自信”实际上的不自信。
增长与发展——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完整版）
[ 2014/02/05 13:43 | by admin ]
2014/02/05 13:43 | by admin ]
增长与发展——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
我们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经济结构的分析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而不仅仅是看字眼，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林毅夫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并没有真正超出要素分析的范畴而上升到结构分析的高度，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经济学
为了掩盖其“比较优势论”、“要素禀赋论”、“市场换技术论”只重要素分析不做结构分析的线性思维分析在经济理论方面遇到的尴尬和实践方面遇到的困境，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对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迁”关系做了一番“结构”分析，而他的所谓“结构分析”只不过是在原来属于平面二维分析的要素分析的基础上多了一层要政府顺应他的“比较优势论”制定政策的建议，似乎他的经济分析也属于经济“结构”的分析而不仅仅是要素分析。但我们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经济结构的分析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而不仅仅是看字眼，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林毅夫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并没有真正超出要素分析的范畴而上升到结构分析的高度，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评价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的依据，应该是它所提出的新的政策见解，以及由它引发的未来研究议题的相关性。”⒅这说明林毅夫自己也认为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新的经济学范式，不是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甚至不是新的理论，而只是新的经济政策。虽然他在新近出版的《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一书中开辟专章“流派之争与范式的变迁”，但该章正文中只有“为人生赋予意义”、“增长的演进”、“破解财富之谜”、“收敛与发散的解释”、“对发展的思考”、“新的战略思考的必要性”，似乎没有任何真正和“范式”、“范式的变迁”有关的文字⒆。他在本章的末尾提出“用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来补充现有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理论框架应该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提供结构化分析——具体而言，就是识别出使穷国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使富国能创造机会和财富的决定因素。”（同上）也只是提出建构新的“结构经济学”范式的设想，而设想还不等于现实。是否提出新的经济学范式要看体系本身的内容。林毅夫：“本书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主要围绕三个要点来组织：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的数量）——在每一个特定时期是给定的，且随着时间推移是可变的——决定了它的总预算、相对要素价格和比较优势，而且随着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演变。……第二，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经济的连续谱上的一点。……第三，在每一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要求在每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上都有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以及‘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⒇在林毅夫“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中，只有客体的要素，没有主体的要素；既没有静态的主体要素：国民素质和知识构成，也没有动态的主体要素：文化传承与历史积累；甚至没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结构：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均衡”）关系分析。需求的后面是主体，供给的本质是客体，在结构经济学中展开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必然离不开主体与客体的动态关系。林毅夫如果在经济结构中承认主体的要素，他的“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就不能成立，因为在经济主客体关系中，主体总是占主导地位，而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却是以否认人的主体性为立论依据。主客体关系是经济结构中最基本的关系，也是结构经济学的核心。由残缺不全的“要素禀赋”组成的不成结构的“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林毅夫按图索骥——按他一贯秉持的“比较优势”思路量身定做，以给他的“比较优势”理论贴标签、提供支持的“结构经济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结构会成为一种循环论证：用“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论证“新结构经济学”，然后又用“新结构经济学”论证“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只是他的“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的“皇帝的新装”。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经济学，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结构经济学”。从思维方式来讲，林毅夫之所以在他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新经济学名词的同时，却不能对他提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新的结构经济学基础理论不是偶然的——林毅夫认为经济理性就是选择理性。创立新的基础理论需要创造理性而不是选择理性，选择理性只能在现有理论框架范围内选择政策、提供政策支点而不能创造新的基础理论。不过从科学学对学科名称规范的意义上，不是新的基础理论、仅仅新的政策见解是不足以在“学”前加“新”字的，正好像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以世界学科发展前沿为参照系的世界级的原创基础理论、仅仅在世界最高级别经济机构担任最高级职务、在国外最高级别刊物发表论文、在国外最高级别论坛上发表演讲、有最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享有国际最高级别声誉不等于就是“世界级经济学家”一样。不要说仅仅新的政策见解，即使有某些理论上的新观点就在学科前加“新”字，恐怕科学史上的新学科会多如牛毛。这对认识科学发展规律、把握学科发展脉络没有好处。从严格的科学学意义上，只有新领域才有资格称为新学科，只有新范式才有资格称为学科发展的以人名或概念命名的新的里程碑，只有新的基础理论才有资格在旧学科前加“新”字成为原范式发展的新的阶段。按此要求“新结构经济学”必须在结构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提出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所以没有新的基础理论、没有新的理论、甚至没有新的理论观点只有新的理论设想和新的政策建议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有在“世界级经济学家”头衔光环照耀下自我拔高、自我炒作、标新立异、过度包装、强力推销之嫌。这不是严谨的学风，更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但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林毅夫以“比较优势”为杠杆，硬是把他所谓的“旧结构经济学”中原本一息尚存的“结构分析”肢解成了线性平面分析。没有结构的“结构分析”，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悖论。林毅夫：“就政府干预的目标和方式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深刻的差异。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的结论是，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应被限制在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孵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政府还必须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方面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21）如果我们把市场看成立体的结构，那么政府就是市场的要素，政府不在市场之外而就在市场之中。而林毅夫在这里显然是把政府看成市场之外只能处理市场外部性的因素。在林毅夫那里市场是不包括政府在内的二维平面的“结构”。这实际上是披上结构分析外衣的平面线性分析。知识经济时代所谓的“旧结构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原则上是正确的，它和“价格扭曲”不能划等号，而林毅夫只会平面分析的“新结构经济学”相对于“旧结构经济学” 从结构分析的方法论角度而言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为了理解什么是结构经济学，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结构。什么是结构？结构就是事物作为系统的内部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所谓结构就是空间结构。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出现以前经典力学占统治地位时期，所谓结构是三维空间关系；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出现以后所谓结构就是时间一维加上原来的三维空间成了四维空间关系，自从本人的五度空间理论出来后所谓的结构就是原来的四维加上层次一维成了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关系。“时过境迁”所以人的观念必须“与时俱进”，“士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以五度空间结构存在；这五度空间的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时间、空间、层次维度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转化的，事物就是通过这五度空间的相互转化来实现发展的。因此，如果说认识事物离不开对对象的结构分析，那么可以说结构分析离不开五度空间结构分析——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对称分析。五度空间结构的对称分析方法是认识事物必备的基本方法，更是打着结构分析旗号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复杂系统，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分析离不开结构分析即五度空间分析的方法；对人类经济复杂系统用二维的、三维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就像用牛顿定律对量子现象进行分析，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根本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但林毅夫带有“结构”字眼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对市场经济进行结构分析时，竟然没有做到五度空间分析；其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是平面二维的，甚至没有达到三维空间的要求。这样平面的、片面的“结构分析”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如果说简单系统在其所属的复杂系统中只不过是要素，那么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在五度空间整体框架中也只不过是要素，构不成完整的结构，因此从本质意义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这一复杂系统的二维、三维空间分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分析，而仍然属于要素分析。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只不过是要素经济学，或打着“结构经济学”旗号的要素经济学、解构经济学。解构经济学就是线性经济学，渗透在线性经济学后面的是线性思维方式，也就是他自己讲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林毅夫之所以把结构分析变成了平面线性分析，根源在于，在他的“结构分析”中，没有时间、空间、层次的对称分析；在他的“结构分析”中时间维、空间维、层次维是脱节的。林毅夫：“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22）林毅夫在这里把政府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划等号，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对立起来，是小商品经济的思维方式。在小商品经济时期，市场和政府是外在的；政府的行政“干预”确实会扭曲价格。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市场本身已经立体化、整体化，政府客观上已经成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前期投入大、见效周期长、风险系数高，如果没有政府扶持民间创新—创造—创业，只能靠市场来换技术。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市场换技术的结果，就是市场丢掉了而技术却没有换回来。因此林毅夫历来主张的“市场换技术”这套路行不通；而要走自主创新这条路，离不开政府政策、资金、行政扶持。这时政府的行政支持不是扭曲价格，而是社会创造价值的必要环节。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在小商品经济时期，“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通过“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近似表现出来，但并不等于市场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由于市场的立体化、整体化，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得到直接表现。此时如果再秉持“市场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的过时观念让价格自由放任，只能放任投机者借助金融衍生品工具兴风作浪，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甚至全球经济危机，政府控制市场、“扭曲”价格就是价值机制的必然表现，也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环节。这里“扭曲”的是投机产生出来的不正常价格，维护的是价值及价值正常表现的正常价格。如果说，在小商品经济时期把政府排除在“市场”之外有近似的真理性，对小商品经济的结构分析大体可以把政府作为外部因素来考虑，那么对现代知识市场经济的结构分析把政府打入市场外部性的“冷宫”就有点不合时宜。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若想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来说，资本的稀缺、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新配置无利可图。”（23）在这里，林毅夫根据新古典方法以“有利可图”作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提升的必要条件，以“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然后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必须以“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作为产业结构提升的必要条件。林毅夫的这个三段论推理，大前提、小前提都是错的，所以结论无疑是错的。
首先大前提错误。产业结构提升的后面是技术的提升，技术提升的后面是科学的发展。人类历史上任何大的科学革命都会带来技术的发明创造、社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而科学家、发明家的发明创造绝大多数不是出于狭隘的金钱利益动机，而是出于好奇、兴趣爱好和自我实现的追求。瓦特发明蒸汽机及因此带来的人类工业革命，其动机并不是出于林毅夫的“有利可图”；人的好奇心和自我实现的追求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也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最深层的原动力。人的主体性确实是科学的结构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正是对人的本性缺乏深层次的分析、主体性的缺位导致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得出错误的结论。
其次小前提错误。即使根据新古典边际方法，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也显示出主体的缺位与时间维的缺失。知识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与工业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有不同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以平均利润率为参照，那么知识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往往是以常态化的超额利润率为目标。如果说，平均利润率建立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之上，那么，超额利润率只能靠整体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其中知识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是有机整体，认为仅仅靠技术创新就能提高产品附加值是不现实的。整体创新靠什么？靠人的主体性，靠国民创新体系，而不是靠比较优势！由整体创新产生的、常态化的超额利润率虽然也符合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的行为取向，然而却是一般均衡论无法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兼容的。所以，即使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企业要获取最大化利润也不一定非要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获取利润最大化的边际主义原理也必须在主客体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能得到充分展开。如果说，发展中国家企业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获得平均利润使发展中国家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那么靠整体创新使企业获取超额利润，发展中国家就能获得超速发展。因此，即使按照林毅夫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也不是靠“比较优势”获取平均利润的资本积累，而是靠整体创新获取的超额利润。林毅夫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逐步积累资本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说明其观念仍然停留在工业经济时期，他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无法与时俱进对知识经济和传统经济作出统一说明。这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历史局限性，说明了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基础上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说明了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基础上无法建立真正科学的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所谓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靠的就是“有利可图”、以利润为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说明他的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只是增长经济学。发展是立体的、五度空间的，而增长只是平面的、线性的。发展经济学需要结构分析，而增长经济学只需要平面分析。发展经济学注重规模分析，增长经济学注重边际分析。发展经济学注重边际效益分析，增长经济学注重边际效率分析。即使拿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擅长的微观经济分析来讲，经济发展也不是仅仅遵循边际效率规律，而是更多遵循边际效益规律。企业的规模化、多元化生产、名牌战略，科学家的跨学科研究，名人效应的跨领域移植等等，追求的就是边际效益而非边际效率。
我国改革的“红利”就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红利”而不是比较优势的“红利”，市场实质上就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市场就是价值之间发生关系的平台，发展经济学要求用主客体的对称分析代替纯客体的线性分析，用五度空间分析代替平面二维分析，用复杂系统论分析代替还原论分析，用规范分析代替实证分析，用规模分析代替边际分析，用“边际效益分析”提升“边际效率分析”，用价值经济学代替价格经济学，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的核心机制，用国民福利体系代替GDP增长体系，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科学发展代替增长。秉持线性思维方式不可能建构真正的发展经济学。林毅夫把新古典经济学的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的一般均衡论“原理”一竿子插到底，不但把价格机制作为微观经济领域的核心机制，而且把价格机制作为宏观经济领域的核心机制，不但作为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而且作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机制，不但作为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而且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这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错误出发导致对经济发展的结构分析中犯了层次混淆的错误。如果说，把价格机制作为微观经济的核心机制尚有近似的真理性，那么把价格机制搬到宏观经济领域作为核心机制则是绝对错误。在宏观经济领域明显地必须以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作为核心机制；如果说，决定企业是否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利润，那么决定经济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则只能是对整个社会有效益。能够保证落后国家技术更新、产业升级、增长方式转变、发展模式转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社会创造出来的福利总和无论是量还是质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每个企业的利润相加，其中看起来“无利可图”的空缺部分应该主要由政府来填补，仅仅靠“唯利是图”的企业根本不可能做到。这对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方法论原则、把政府定位于市场外部性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而言无法理喻也无法兼容，所以林毅夫只好把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唯利是图的企业，把企业发展经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发展“有利可图”的产业，把发展“有利可图”的产业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上面，最后得出中国只能靠卖地炒房增长GDP、做“世界工厂”来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发展”的“发展经济学”结论。这样的“发展经济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而只是增长经济学。
林毅夫之所以把价格机制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把利润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是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发展，而把发展定义为增长。什么是发展？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有两种途径：外延扩张与内涵深化。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林毅夫：“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全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严重影响都强烈呼唤着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研究议程应该能够丰富人们的研究，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这将有助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实现动态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消除贫困。”（24）但按照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利润多少积累资金快慢来衡量“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并制定“发展战略”的“新的框架”，并不能正确思考发展，更不能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正好像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无法真正容纳幸福经济学，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的“发展”、“发展经济学”也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有“增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如果有也只不过是名词而在概念上仍然是“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主要内容是通过扩大公共品范围，创造更多的生产性就业岗位、确保机遇平等、减少风险、缩小收入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使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到保护，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受益。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核心是机会平等。目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形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社会和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容性增长”概念所包含的社会理念及其经济学基础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对称发展的经济学同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产业化、包括公共产品产业化的政策建议及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价格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也同林毅夫以利润为导向、价格为核心机制的“比较优势论”根本对立。“包容性增长”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过渡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展示了“发展”概念和“增长”概念的本质区别，揭示了经济GDP增长向经济对称发展转变、增长向发展转变的历史必然性，说明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秉持的GDP增长经济学已落后于时代发展对经济学发展的要求。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范式。林毅夫之所以把价格机制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把利润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还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不是把发展经济学定位于研究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经济学，而是把发展经济学定位为研究不发达国家怎样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决策经济学、设想经济学、方案经济学、政策建议经济学、利润最大化经济学。这就使林毅夫要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的愿望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深厚的、扎实的理论经济学功底而仅仅靠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发展经济学，只能把发展经济学建立在沙滩上。我们可以试对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林氏“发展经济学”本身进行结构分析。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如下：（1）建立一个分析架构，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考虑在内；（2）分析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作用，以及从一个水平向另一个水平的转换机理；（3）分析经济扭曲出现的原因，以及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措施。”（25）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结构有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这是经济结构层面，虽然在这里林毅夫未穷尽经济结构的要素选项，因而是不完整的经济结构层面；二是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及转换机理；三是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这“二”和“三”层面都是政府行为层面，属于要素或经济现象层面。按照系统论的分层法，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应该有以下六大层次：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经济趋势、经济周期、经济规律、经济本质。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应该包含这六个层次的分析，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而政策建议只能是在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中，把握规律、预测趋势、掌控周期。其中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是结构分析的终点、政策建议的起点。而林毅夫在没有经过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的基础上，直接跨阶段进入了政策建议。在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目标结构的三个层次中最深层次的是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离经济规律间隔两大层次，离经济本质还差三个层次。这样的政策建议基础是不扎实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是要打折扣的。这说明，林毅夫并没有把他的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发展经济学定位于研究经济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这不是发展经济学，而是发展博弈学、发展政策学。这样的“发展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也不可能作为科学决策的依据。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整个西方经济学在“拒斥形而上学”思潮和还原论思维方式支配下从来没有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经济发展“规律”这个概念。不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在研究经济、市场经济的静态结构时尚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的，各家各派都能混口饭吃而皆大欢喜。但一旦涉及到研究发展问题时，不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发展经济学”恐怕只能捉襟见肘、漏洞百出、贻笑大方。研究发展却不研究发展规律本身是一个悖论。事物发展的深层规律制约浅层规律；不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特殊规律，不能从对策论的层次提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战略，只能从博弈论的层面提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设想。这种低层次、现象学层面的遐想由于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很容易被事实所证伪。
真正能够“丰富人们的研究，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的“新的框架”只能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不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更不是发展经济学的唯一内容。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相对而言。从经济学的本义来讲，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因此经济学本来就是发展经济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本来就是同一的。之所以发展经济学会被当做只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因为增长经济学的存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包括西方现代经济学，实际上都是增长经济学。如果说，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那么增长经济学就是研究增长。增长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以价格为核心，以理性选择为途径，以资源配置为归宿，以利润增长、GDP增长、经济总量增长、经济规模扩大为目标，是指导经济增长而不是指导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动态发展过程。它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要素禀赋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为了让一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同时这些要素价格只能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决定。因此，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26）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范式框架是新古典主义的“价格均衡论”。随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从主观价值理论、边际主义理论演变为马歇尔的“价格均衡论”，就把市场价值通过交换价值来实现的市场行为逐步演变为把价值完全等同于交换价值（价格）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把市场经济逐步演变为金钱经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就同时演变为一切向钱看经济学的庸俗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就是线性思维方法，是把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是市场的原动力归结为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用价格高低、“经济剩余”即利润多寡与“资本积累”速度快慢来衡量资源稀缺度和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程度，这种利润导向的“微观经济学”在微观经济层面有正当性、合理性与近似正确性，不恰当地运用到宏观经济层面则只能是GDP导向的增长经济学。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研究“结构经济学”是方法和内容的不对称，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建立的“新结构经济学”只能是增长经济学而不可能是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范式决定经济发展模式，利润导向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决定利润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林毅夫根据他的西方新古典利润导向的经济学方法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以利润最大化为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实现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名为“发展”实为“增长”的“发展模式”，林毅夫把这种模式称为“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林毅夫：“本书第三部分的标题所提到的‘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概括了许多信息。经济发展是持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处于哪一发展阶段，如果能积极发展适应自身比较优势（由本国的优势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都可以成功完成这一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取得杰出增长表现的秘诀是利用后发优势，兴办与本国要素禀赋类似的国家曾发展迅速的那些产业。通过有选择地认真学习先进国家，后来者可以成功的模仿自18世纪以来已让多个后进国家顺利实现赶超的‘燕行模式’”。（27）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发展程度进行先后顺序的排列组合，和发达国家一起组成燕阵，领头雁是发达国家（曾经的后进国家），最落后的国家是雁尾，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带领下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依次取得发展。林毅夫又进一步对“燕行模式”进行细化分析，在“燕行模式”里又分离出“领头龙模式”，即同样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的发展中国家，其中跟得最紧的是“领头龙”，它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随着自身逐步向高端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腾出相对低端发展的空间，使其他发展中国家得以跟在“领头龙”后面得到发展。这是典型的线性发展模式。不过承蒙林毅夫把中国定位于“领头龙”。林毅夫：“世界经济新增长极的出现，巴西、中国和印度等中等收入大国的崛起，凭借它们充满活力的增长和巨大的产业规模，给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宝贵机遇。中国自身曾经是发展燕阵中的追随者，正由低技能的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转型，即将成为‘领头龙’。这样的转型将释放出接近一亿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足以让低收入国家目前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4倍以上。其他中等收入增长极国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低收入国家如果能够制定并实施可行的发展战略，抓住这一新的工业化良机，就可以踏上结构变迁的活力之路，成功实现减贫和经济繁荣。”（同上）“如果发展中国家能顺应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掘后发优势潜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则完全可以在未来数十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迅速增长……如果低收入国家的政府能采纳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建立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框架，填补领头龙留下的空间，则有望在未来数十年里达到8%甚至更高的年增长速度。”（28）林毅夫在这里讲增长速度，讲“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就是没有讲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创新。非但这样，林毅夫还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先进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了明确分工。林毅夫：“对于技术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29）林毅夫在这里是把“世界工厂论”建立在“国际分工论”的基础上，把“国际分工论”建立在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基础上；通过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定格在“世界工厂”的位子上。不管林毅夫描绘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市场换技术”来取得的“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的蓝图能否实现，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主义边际分析方法和线性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发展经济学”显然是简单地把效率当作效益，把增长当作发展，把增长经济学当作发展经济学。按照林毅夫的发展路线图，发展中国家即使能够取得“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和由落后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取得较高的边际生产率与GDP增长率，人民生活水平也会得到较大提高，但永远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这显然不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发展。发展不等于增长，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各自的理论基础、理论框架与核心内容都有本质的不同。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只能是扬弃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整体经济学。作为整体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以经济的整体发展规律为对象，以对称发展观为理论基础，以价值机制为核心，以理性选择和理性创造为途径，以价值创造和资源再生为归宿，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提高为目标，是指导经济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看来，一国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于该国企业在进入该产业时的眼前盈利能力、暂时的资金积累能力、通过购买技术实现技术更新的能力，也不是靠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率和边际生产率，而在于该国整体发展的潜力、自主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在于该国通过暂时的“扭曲价格”变暂时不利的“要素禀赋”为长期有利的“要素禀赋”实现技术更新换代、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转轨的跳跃式发展后来居上实现该国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结构经济学，其逻辑结构是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架构相对称的；在经济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建构中，实现经济发展，体现经济规律，展现经济本质。经济发展的结构是五度空间的结构，人类经济发展在时间、空间、层次的相互转化中实现，在五度空间相互转化中实现的各国经济发展轨迹是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的非线性过程。人类率先进入农业社会的，不是当时畜牧业最发达的国家；工业革命之花之所以绽开在英国，不是因为英国当时农业最先进；而信息革命的机遇女神之所以静悄悄地降临自由女神的国度，也不是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程度高于英国。这种超越发展不见得完全是基于后来居上国家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更多的是文化、制度、地理环境和人的主体性，其中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起着更关键的作用；由各国结构变迁展开来的人类经济发展的路线图不是、也不可能是呈现出林毅夫的由“燕行模式”与“领头龙”模式组成的直线，而是曲线。因此，林毅夫基于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的发展与他的“燕行模式”与“领头龙”模式之间不对称，他的结构经济学理论与他的经济发展模式逻辑上不兼容，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也不吻合。发展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是五度空间的“全息元”；知识经济时代在发展经济学指导下建构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知识经济（层次）、经济全球化（空间）、各国国情（空间）、经济现代发展趋势（时间）的统一，是企业、市场、政府，要素、结构、功能的统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而不是技术经济学。重技术轻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社会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科学主导技术，软技术（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对应的技术）主导硬技术（同自然科学对应的技术）。强调技术立国的日本如强弩之末，而注重知识创新的欧美则保持强势就是证明。知识经济的生命力，在于知识产业的龙头化：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来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使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使传统产业——工业、农业、畜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技术没有共享性，知识有共享性，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实现技术后来居上，把知识的层次性转变为时间的跨阶段发展。发展经济学和创业学、经营学、管理学是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创业模式、经营模式、管理模式是统一的；当今时代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家市场和企业孵化器可以轻易地解决具有市场潜力的新技术的企业化、产业化，使之转变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靠自身资金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进行创业使技术转变为生产力和效益的做法已经过时。诚然，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依次经过资源（即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运营（金融产业）—知识运营（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带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但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借助知识的共享性、信息高速公路和全球经济的普遍联系，具体某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跨阶段或浓缩某个阶段的时间段取得跨越式发展，使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实现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统一。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就可以做到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统一。发展中国家政府从政策、资金、人才、基础设施、法制诚信环境方面扶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工程，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更新、产业提升、超越发展的必要环节乃至主导环节。在此过程中政府逐步从市场外部性转变为市场内部性是自然历史过程。发展本来就是解决外部性问题。解决“市场失效”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政府扶持创业工程、促进技术创新与技术转化、优化提升社会产业结构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企业边际效率或为企业资金积累提供外围环境服务，而是提高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与福利水平。发展只能是五度空间的，具有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结构的经济本身不可能是按照新古典边际效率视野线性发展的；冠以“结构经济学”名号的发展经济学不但离不开经济结构的分析，而且离不开本身的结构分析，离不开经济学、创业学、经营学、管理学、创业工程相互关系的结构分析，打着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旗号的所谓“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劳动密集论”、“比较优势论”等理论背后的新古典线性发展观和线性发展模式不可能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指导经济发展。这就是林毅夫“此次全球危机以其巨大的金融、经济和人力资本代价，也未能帮助其找到原因”（30）的原因。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我们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经济结构的分析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而不仅仅是看字眼，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林毅夫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并没有真正超出要素分析的范畴而上升到结构分析的高度，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经济学
为了掩盖其“比较优势论”、“要素禀赋论”、“市场换技术论”只重要素分析不做结构分析的线性思维分析在经济理论方面遇到的尴尬和实践方面遇到的困境，林毅夫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对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和政府之间的“结构”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迁”关系做了一番“结构”分析，而他的所谓“结构分析”只不过是在原来属于平面二维分析的要素分析的基础上多了一层要政府顺应他的“比较优势论”制定政策的建议，似乎他的经济分析也属于经济“结构”的分析而不仅仅是要素分析。但我们只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把经济结构的分析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而不仅仅是看字眼，那么我们就会看到，林毅夫的所谓“新结构经济学”并没有真正超出要素分析的范畴而上升到结构分析的高度，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新’在何处 评价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的依据，应该是它所提出的新的政策见解，以及由它引发的未来研究议题的相关性。”⒅这说明林毅夫自己也认为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新的经济学范式，不是新的经济学基础理论，甚至不是新的理论，而只是新的经济政策。虽然他在新近出版的《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一书中开辟专章“流派之争与范式的变迁”，但该章正文中只有“为人生赋予意义”、“增长的演进”、“破解财富之谜”、“收敛与发散的解释”、“对发展的思考”、“新的战略思考的必要性”，似乎没有任何真正和“范式”、“范式的变迁”有关的文字⒆。他在本章的末尾提出“用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来补充现有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理论框架应该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提供结构化分析——具体而言，就是识别出使穷国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使富国能创造机会和财富的决定因素。”（同上）也只是提出建构新的“结构经济学”范式的设想，而设想还不等于现实。是否提出新的经济学范式要看体系本身的内容。林毅夫：“本书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主要围绕三个要点来组织：第一．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资本的数量）——在每一个特定时期是给定的，且随着时间推移是可变的——决定了它的总预算、相对要素价格和比较优势，而且随着发展水平的不同而演变。……第二，经济发展的每一个水平都是一条从低收入农业经济一直到高收入工业经济的连续谱上的一点。……第三，在每一个给定的发展水平，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基本机制。但是，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要求在每一个新的发展水平上都有产业升级和多样化以及‘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的相应改善。”⒇在林毅夫“结构经济学”的三个要点中，只有客体的要素，没有主体的要素；既没有静态的主体要素：国民素质和知识构成，也没有动态的主体要素：文化传承与历史积累；甚至没有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结构：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均衡”）关系分析。需求的后面是主体，供给的本质是客体，在结构经济学中展开需求与供给的对称关系必然离不开主体与客体的动态关系。林毅夫如果在经济结构中承认主体的要素，他的“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就不能成立，因为在经济主客体关系中，主体总是占主导地位，而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却是以否认人的主体性为立论依据。主客体关系是经济结构中最基本的关系，也是结构经济学的核心。由残缺不全的“要素禀赋”组成的不成结构的“结构经济学”实际上是林毅夫按图索骥——按他一贯秉持的“比较优势”思路量身定做，以给他的“比较优势”理论贴标签、提供支持的“结构经济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逻辑结构会成为一种循环论证：用“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论证“新结构经济学”，然后又用“新结构经济学”论证“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只是他的“要素禀赋论”和“比较优势论”的“皇帝的新装”。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经济学，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结构经济学”。从思维方式来讲，林毅夫之所以在他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这一新经济学名词的同时，却不能对他提出来的“新结构经济学”提出新的结构经济学基础理论不是偶然的——林毅夫认为经济理性就是选择理性。创立新的基础理论需要创造理性而不是选择理性，选择理性只能在现有理论框架范围内选择政策、提供政策支点而不能创造新的基础理论。不过从科学学对学科名称规范的意义上，不是新的基础理论、仅仅新的政策见解是不足以在“学”前加“新”字的，正好像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范式和以世界学科发展前沿为参照系的世界级的原创基础理论、仅仅在世界最高级别经济机构担任最高级职务、在国外最高级别刊物发表论文、在国外最高级别论坛上发表演讲、有最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享有国际最高级别声誉不等于就是“世界级经济学家”一样。不要说仅仅新的政策见解，即使有某些理论上的新观点就在学科前加“新”字，恐怕科学史上的新学科会多如牛毛。这对认识科学发展规律、把握学科发展脉络没有好处。从严格的科学学意义上，只有新领域才有资格称为新学科，只有新范式才有资格称为学科发展的以人名或概念命名的新的里程碑，只有新的基础理论才有资格在旧学科前加“新”字成为原范式发展的新的阶段。按此要求“新结构经济学”必须在结构经济学的范式框架中提出结构经济学的新的基础理论。所以没有新的基础理论、没有新的理论、甚至没有新的理论观点只有新的理论设想和新的政策建议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有在“世界级经济学家”头衔光环照耀下自我拔高、自我炒作、标新立异、过度包装、强力推销之嫌。这不是严谨的学风，更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但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真正关键在于，林毅夫以“比较优势”为杠杆，硬是把他所谓的“旧结构经济学”中原本一息尚存的“结构分析”肢解成了线性平面分析。没有结构的“结构分析”，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悖论。林毅夫：“就政府干预的目标和方式而言，新旧结构经济学却有着深刻的差异。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新结构经济学的结论是，政府在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应被限制在提供关于新产业的信息、协调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的关联投资、为先驱企业补偿信息外部性，以及通过孵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来培育新产业。……政府还必须在改善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方面起到有效的引导作用。”（21）如果我们把市场看成立体的结构，那么政府就是市场的要素，政府不在市场之外而就在市场之中。而林毅夫在这里显然是把政府看成市场之外只能处理市场外部性的因素。在林毅夫那里市场是不包括政府在内的二维平面的“结构”。这实际上是披上结构分析外衣的平面线性分析。知识经济时代所谓的“旧结构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原则上是正确的，它和“价格扭曲”不能划等号，而林毅夫只会平面分析的“新结构经济学”相对于“旧结构经济学” 从结构分析的方法论角度而言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为了理解什么是结构经济学，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结构。什么是结构？结构就是事物作为系统的内部要素与要素之间的空间关系。所谓结构就是空间结构。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出现以前经典力学占统治地位时期，所谓结构是三维空间关系；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出现以后所谓结构就是时间一维加上原来的三维空间成了四维空间关系，自从本人的五度空间理论出来后所谓的结构就是原来的四维加上层次一维成了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的五维空间关系。“时过境迁”所以人的观念必须“与时俱进”，“士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以五度空间结构存在；这五度空间的结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时间、空间、层次维度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转化的，事物就是通过这五度空间的相互转化来实现发展的。因此，如果说认识事物离不开对对象的结构分析，那么可以说结构分析离不开五度空间结构分析——时间、空间、层次相互转化的对称分析。五度空间结构的对称分析方法是认识事物必备的基本方法，更是打着结构分析旗号的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人类的经济活动是复杂系统，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分析离不开结构分析即五度空间分析的方法；对人类经济复杂系统用二维的、三维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就像用牛顿定律对量子现象进行分析，是方法和对象的不对称，根本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但林毅夫带有“结构”字眼的“新结构经济学”在对市场经济进行结构分析时，竟然没有做到五度空间分析；其对经济结构的分析是平面二维的，甚至没有达到三维空间的要求。这样平面的、片面的“结构分析”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如果说简单系统在其所属的复杂系统中只不过是要素，那么二维空间、三维空间在五度空间整体框架中也只不过是要素，构不成完整的结构，因此从本质意义上对社会经济现象这一复杂系统的二维、三维空间分析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结构分析，而仍然属于要素分析。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不是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只不过是要素经济学，或打着“结构经济学”旗号的要素经济学、解构经济学。解构经济学就是线性经济学，渗透在线性经济学后面的是线性思维方式，也就是他自己讲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方式。
林毅夫之所以把结构分析变成了平面线性分析，根源在于，在他的“结构分析”中，没有时间、空间、层次的对称分析；在他的“结构分析”中时间维、空间维、层次维是脱节的。林毅夫：“旧结构经济学倡导的经济政策是违背比较优势的，它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通过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来优先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新结构经济学则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认为政府应该解决外部性问题和协调问题，以帮助企业进行产业升级。”（22）林毅夫在这里把政府直接的行政手段和价格扭曲划等号，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对立起来，是小商品经济的思维方式。在小商品经济时期，市场和政府是外在的；政府的行政“干预”确实会扭曲价格。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市场本身已经立体化、整体化，政府客观上已经成为完善的市场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前期投入大、见效周期长、风险系数高，如果没有政府扶持民间创新—创造—创业，只能靠市场来换技术。而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市场换技术的结果，就是市场丢掉了而技术却没有换回来。因此林毅夫历来主张的“市场换技术”这套路行不通；而要走自主创新这条路，离不开政府政策、资金、行政扶持。这时政府的行政支持不是扭曲价格，而是社会创造价值的必要环节。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在小商品经济时期，“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通过“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制”近似表现出来，但并不等于市场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在知识市场经济时期，由于市场的立体化、整体化，市场的核心机制是价值机制得到直接表现。此时如果再秉持“市场的核心机制就是价格机制”的过时观念让价格自由放任，只能放任投机者借助金融衍生品工具兴风作浪，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甚至全球经济危机，政府控制市场、“扭曲”价格就是价值机制的必然表现，也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环节。这里“扭曲”的是投机产生出来的不正常价格，维护的是价值及价值正常表现的正常价格。如果说，在小商品经济时期把政府排除在“市场”之外有近似的真理性，对小商品经济的结构分析大体可以把政府作为外部因素来考虑，那么对现代知识市场经济的结构分析把政府打入市场外部性的“冷宫”就有点不合时宜。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若想发展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所内生决定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竞争性市场中的企业来说，资本的稀缺、软件和硬件基础设施的落后，都使得资源从已有产业向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新配置无利可图。”（23）在这里，林毅夫根据新古典方法以“有利可图”作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提升的必要条件，以“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作为发展中国家“有利可图”的必要条件，然后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必须以“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作为产业结构提升的必要条件。林毅夫的这个三段论推理，大前提、小前提都是错的，所以结论无疑是错的。
首先大前提错误。产业结构提升的后面是技术的提升，技术提升的后面是科学的发展。人类历史上任何大的科学革命都会带来技术的发明创造、社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提升。而科学家、发明家的发明创造绝大多数不是出于狭隘的金钱利益动机，而是出于好奇、兴趣爱好和自我实现的追求。瓦特发明蒸汽机及因此带来的人类工业革命，其动机并不是出于林毅夫的“有利可图”；人的好奇心和自我实现的追求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也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最深层的原动力。人的主体性确实是科学的结构经济学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正是对人的本性缺乏深层次的分析、主体性的缺位导致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得出错误的结论。
其次小前提错误。即使根据新古典边际方法，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也显示出主体的缺位与时间维的缺失。知识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与工业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有不同的内容与表现形式。如果说，工业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以平均利润率为参照，那么知识经济时代的边际效率规律往往是以常态化的超额利润率为目标。如果说，平均利润率建立在“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之上，那么，超额利润率只能靠整体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其中知识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是有机整体，认为仅仅靠技术创新就能提高产品附加值是不现实的。整体创新靠什么？靠人的主体性，靠国民创新体系，而不是靠比较优势！由整体创新产生的、常态化的超额利润率虽然也符合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的行为取向，然而却是一般均衡论无法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无法兼容的。所以，即使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企业要获取最大化利润也不一定非要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获取利润最大化的边际主义原理也必须在主客体对称的经济学范式框架中才能得到充分展开。如果说，发展中国家企业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获得平均利润使发展中国家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那么靠整体创新使企业获取超额利润，发展中国家就能获得超速发展。因此，即使按照林毅夫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也不是靠“比较优势”获取平均利润的资本积累，而是靠整体创新获取的超额利润。林毅夫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能靠“要素禀赋”、“比较优势”逐步积累资本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说明其观念仍然停留在工业经济时期，他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无法与时俱进对知识经济和传统经济作出统一说明。这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历史局限性，说明了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基础上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历史局限性，说明了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基础上无法建立真正科学的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所谓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发展靠的就是“有利可图”、以利润为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说明他的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只是增长经济学。发展是立体的、五度空间的，而增长只是平面的、线性的。发展经济学需要结构分析，而增长经济学只需要平面分析。发展经济学注重规模分析，增长经济学注重边际分析。发展经济学注重边际效益分析，增长经济学注重边际效率分析。即使拿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擅长的微观经济分析来讲，经济发展也不是仅仅遵循边际效率规律，而是更多遵循边际效益规律。企业的规模化、多元化生产、名牌战略，科学家的跨学科研究，名人效应的跨领域移植等等，追求的就是边际效益而非边际效率。
我国改革的“红利”就是创新——包括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红利”而不是比较优势的“红利”，市场实质上就是主体与客体、相对主体与相对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市场就是价值之间发生关系的平台，发展经济学要求用主客体的对称分析代替纯客体的线性分析，用五度空间分析代替平面二维分析，用复杂系统论分析代替还原论分析，用规范分析代替实证分析，用规模分析代替边际分析，用“边际效益分析”提升“边际效率分析”，用价值经济学代替价格经济学，用价值机制取代价格机制成为市场的核心机制，用国民福利体系代替GDP增长体系，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用科学发展代替增长。秉持线性思维方式不可能建构真正的发展经济学。林毅夫把新古典经济学的交换价值和价值划等号、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核心机制的一般均衡论“原理”一竿子插到底，不但把价格机制作为微观经济领域的核心机制，而且把价格机制作为宏观经济领域的核心机制，不但作为微观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而且作为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机制，不但作为结构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而且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这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错误出发导致对经济发展的结构分析中犯了层次混淆的错误。如果说，把价格机制作为微观经济的核心机制尚有近似的真理性，那么把价格机制搬到宏观经济领域作为核心机制则是绝对错误。在宏观经济领域明显地必须以价值机制而不是价格机制作为核心机制；如果说，决定企业是否投资的主要目标是利润，那么决定经济发展、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则只能是对整个社会有效益。能够保证落后国家技术更新、产业升级、增长方式转变、发展模式转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社会创造出来的福利总和无论是量还是质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每个企业的利润相加，其中看起来“无利可图”的空缺部分应该主要由政府来填补，仅仅靠“唯利是图”的企业根本不可能做到。这对于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方法论原则、把政府定位于市场外部性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而言无法理喻也无法兼容，所以林毅夫只好把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唯利是图的企业，把企业发展经济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发展“有利可图”的产业，把发展“有利可图”的产业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市场换技术”上面，最后得出中国只能靠卖地炒房增长GDP、做“世界工厂”来跟在西方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发展”的“发展经济学”结论。这样的“发展经济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而只是增长经济学。
林毅夫之所以把价格机制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把利润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是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发展，而把发展定义为增长。什么是发展？发展是社会全面的进步，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的进步、人的素质提高与德智体能全面提升，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展相对于增长而言。增长狭义指的是按GDP来计算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增长是直线的，发展是系统的、对称的。经济总量增加、经济规模扩大有两种途径：外延扩张与内涵深化。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知识的功能化与社会的经济化，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逐步趋同，GDP增长已经不能全面真实反映经济增长，即使经济增长也离不开社会的整体发展；用GDP来计算经济增长、衡量社会发展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发展是价值的发展不是金钱的增长，是效益的发展不是效率的增长，是全面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增长，是辨证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增长。林毅夫：“发展经济学的现状和全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严重影响都强烈呼唤着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的问题。新结构经济学所提出的研究议程应该能够丰富人们的研究，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这将有助于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实现动态的、可持续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并消除贫困。”（24）但按照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结构经济学”，以利润多少积累资金快慢来衡量“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并制定“发展战略”的“新的框架”，并不能正确思考发展，更不能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正好像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无法真正容纳幸福经济学，建立在一般均衡论和价格经济学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框架中的“发展”、“发展经济学”也只不过是“皇帝的新衣”。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有“增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如果有也只不过是名词而在概念上仍然是“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主要内容是通过扩大公共品范围，创造更多的生产性就业岗位、确保机遇平等、减少风险、缩小收入差距、消除两极分化、使最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得到保护，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受益。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核心是机会平等。目的是完善市场经济形态，“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社会和经济协调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包容性增长”概念所包含的社会理念及其经济学基础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社会对称发展的经济学同中国“主流经济学”的产业化、包括公共产品产业化的政策建议及其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价格经济学、GDP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也同林毅夫以利润为导向、价格为核心机制的“比较优势论”根本对立。“包容性增长”是“增长”向“发展”转化的过渡概念，通过这个概念展示了“发展”概念和“增长”概念的本质区别，揭示了经济GDP增长向经济对称发展转变、增长向发展转变的历史必然性，说明了中国“主流经济学”秉持的GDP增长经济学已落后于时代发展对经济学发展的要求。
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是根本对立的经济学范式。林毅夫之所以把价格机制作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机制，把利润作为发展的唯一目标、指标和发展动力，还由于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不是把发展经济学定位于研究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经济学，而是把发展经济学定位为研究不发达国家怎样向发达国家转变的决策经济学、设想经济学、方案经济学、政策建议经济学、利润最大化经济学。这就使林毅夫要建立“一个新的框架来思考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的愿望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深厚的、扎实的理论经济学功底而仅仅靠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建立发展经济学，只能把发展经济学建立在沙滩上。我们可以试对林毅夫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林氏“发展经济学”本身进行结构分析。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如下：（1）建立一个分析架构，将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等因素考虑在内；（2）分析政府与市场在不同发展水平上的作用，以及从一个水平向另一个水平的转换机理；（3）分析经济扭曲出现的原因，以及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措施。”（25）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的目标结构有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和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产业、社会、经济结构”，这是经济结构层面，虽然在这里林毅夫未穷尽经济结构的要素选项，因而是不完整的经济结构层面；二是政府与市场的作用及转换机理；三是政府为退出扭曲应该采取的具体措施。这“二”和“三”层面都是政府行为层面，属于要素或经济现象层面。按照系统论的分层法，一个完整的经济系统应该有以下六大层次：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经济趋势、经济周期、经济规律、经济本质。真正的结构经济学应该包含这六个层次的分析，实现从现象到本质的深化、本质到现象的展开、理论对实践的指导，而政策建议只能是在从本质到现象的展开过程中，把握规律、预测趋势、掌控周期。其中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是结构分析的终点、政策建议的起点。而林毅夫在没有经过经济规律和经济本质的分析的基础上，直接跨阶段进入了政策建议。在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目标结构的三个层次中最深层次的是经济结构；而经济结构离经济规律间隔两大层次，离经济本质还差三个层次。这样的政策建议基础是不扎实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是要打折扣的。这说明，林毅夫并没有把他的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的发展经济学定位于研究经济发展的本质和一般规律。这不是发展经济学，而是发展博弈学、发展政策学。这样的“发展经济学”不可能成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也不可能作为科学决策的依据。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整个西方经济学在“拒斥形而上学”思潮和还原论思维方式支配下从来没有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经济发展“规律”这个概念。不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在研究经济、市场经济的静态结构时尚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说各的，各家各派都能混口饭吃而皆大欢喜。但一旦涉及到研究发展问题时，不把经济学定位为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发展经济学”恐怕只能捉襟见肘、漏洞百出、贻笑大方。研究发展却不研究发展规律本身是一个悖论。事物发展的深层规律制约浅层规律；不研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不可能真正把握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特殊规律，不能从对策论的层次提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战略，只能从博弈论的层面提出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的设想。这种低层次、现象学层面的遐想由于缺乏深层次的理论支持，很容易被事实所证伪。
真正能够“丰富人们的研究，深化人们对经济发展本质的理解”的“新的框架”只能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什么是真正的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发展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规律、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学。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不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更不是发展经济学的唯一内容。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相对而言。从经济学的本义来讲，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因此经济学本来就是发展经济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本来就是同一的。之所以发展经济学会被当做只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因为增长经济学的存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包括西方现代经济学，实际上都是增长经济学。如果说，发展经济学研究发展，那么增长经济学就是研究增长。增长经济学以一般均衡论为基础，以价格为核心，以理性选择为途径，以资源配置为归宿，以利润增长、GDP增长、经济总量增长、经济规模扩大为目标，是指导经济增长而不是指导经济发展的经济学。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种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来研究经济结构的决定因素和动态发展过程。它认为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内生于它的要素禀赋结构，持续的经济发展是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一国要素禀赋升级的最佳方法是在任一特定时刻根据它当时给定的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它的产业。经济将最富竞争力，经济剩余将最大，资本积累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也将是最快的。为了让一国的私营企业进入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充分反映这些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同时这些要素价格只能在运行良好的市场上通过竞争来决定。因此，市场应该成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26）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范式框架是新古典主义的“价格均衡论”。随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从主观价值理论、边际主义理论演变为马歇尔的“价格均衡论”，就把市场价值通过交换价值来实现的市场行为逐步演变为把价值完全等同于交换价值（价格）的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把市场经济逐步演变为金钱经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也就同时演变为一切向钱看经济学的庸俗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就是线性思维方法，是把价值的创造生产实现是市场的原动力归结为价格机制是市场的核心机制，用价格高低、“经济剩余”即利润多寡与“资本积累”速度快慢来衡量资源稀缺度和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程度，这种利润导向的“微观经济学”在微观经济层面有正当性、合理性与近似正确性，不恰当地运用到宏观经济层面则只能是GDP导向的增长经济学。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研究“结构经济学”是方法和内容的不对称，用“新古典主义的方法”建立的“新结构经济学”只能是增长经济学而不可能是发展经济学。
经济学范式决定经济发展模式，利润导向的西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决定利润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林毅夫根据他的西方新古典利润导向的经济学方法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以利润最大化为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实现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的名为“发展”实为“增长”的“发展模式”，林毅夫把这种模式称为“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林毅夫：“本书第三部分的标题所提到的‘燕行模式’和‘领头龙模式’概括了许多信息。经济发展是持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处于哪一发展阶段，如果能积极发展适应自身比较优势（由本国的优势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都可以成功完成这一发展过程。发展中国家取得杰出增长表现的秘诀是利用后发优势，兴办与本国要素禀赋类似的国家曾发展迅速的那些产业。通过有选择地认真学习先进国家，后来者可以成功的模仿自18世纪以来已让多个后进国家顺利实现赶超的‘燕行模式’”。（27）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和发展程度进行先后顺序的排列组合，和发达国家一起组成燕阵，领头雁是发达国家（曾经的后进国家），最落后的国家是雁尾，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的带领下利用自身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依次取得发展。林毅夫又进一步对“燕行模式”进行细化分析，在“燕行模式”里又分离出“领头龙模式”，即同样是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的发展中国家，其中跟得最紧的是“领头龙”，它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起承前启后的作用，随着自身逐步向高端的发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腾出相对低端发展的空间，使其他发展中国家得以跟在“领头龙”后面得到发展。这是典型的线性发展模式。不过承蒙林毅夫把中国定位于“领头龙”。林毅夫：“世界经济新增长极的出现，巴西、中国和印度等中等收入大国的崛起，凭借它们充满活力的增长和巨大的产业规模，给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宝贵机遇。中国自身曾经是发展燕阵中的追随者，正由低技能的制造业向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产业转型，即将成为‘领头龙’。这样的转型将释放出接近一亿个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足以让低收入国家目前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4倍以上。其他中等收入增长极国家也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势。低收入国家如果能够制定并实施可行的发展战略，抓住这一新的工业化良机，就可以踏上结构变迁的活力之路，成功实现减贫和经济繁荣。”（同上）“如果发展中国家能顺应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掘后发优势潜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则完全可以在未来数十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迅速增长……如果低收入国家的政府能采纳新结构经济学的建议，建立有利于自身比较优势的私营部门发展的政策框架，填补领头龙留下的空间，则有望在未来数十年里达到8%甚至更高的年增长速度。”（28）林毅夫在这里讲增长速度，讲“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就是没有讲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创新。非但这样，林毅夫还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先进技术的创新和使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了明确分工。林毅夫：“对于技术引进，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或采用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技术，从而将它们的劣势转变为优势。与之相反，发达经济体必须在全球技术前沿上进行生产，并必须持续在研发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实现技术创新。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潜力实现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29）林毅夫在这里是把“世界工厂论”建立在“国际分工论”的基础上，把“国际分工论”建立在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基础上；通过新古典边际效率分析方法把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定格在“世界工厂”的位子上。不管林毅夫描绘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市场换技术”来取得的“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的蓝图能否实现，林毅夫建立在新古典主义边际分析方法和线性思维方式基础上的“发展经济学”显然是简单地把效率当作效益，把增长当作发展，把增长经济学当作发展经济学。按照林毅夫的发展路线图，发展中国家即使能够取得“高于发达国家数倍的技术创新率”和由落后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取得较高的边际生产率与GDP增长率，人民生活水平也会得到较大提高，但永远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这显然不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发展。发展不等于增长，真正的发展经济学与增长经济学不是同一个经济学范式，各自的理论基础、理论框架与核心内容都有本质的不同。真正的发展经济学只能是扬弃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整体经济学。作为整体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以经济的整体发展规律为对象，以对称发展观为理论基础，以价值机制为核心，以理性选择和理性创造为途径，以价值创造和资源再生为归宿，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提高为目标，是指导经济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在发展经济学看来，一国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产业比较优势”不在于该国企业在进入该产业时的眼前盈利能力、暂时的资金积累能力、通过购买技术实现技术更新的能力，也不是靠引进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创新率和边际生产率，而在于该国整体发展的潜力、自主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和企业长期的盈利能力，在于该国通过暂时的“扭曲价格”变暂时不利的“要素禀赋”为长期有利的“要素禀赋”实现技术更新换代、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转轨的跳跃式发展后来居上实现该国福利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结构经济学，其逻辑结构是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架构相对称的；在经济活动的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相互建构中，实现经济发展，体现经济规律，展现经济本质。经济发展的结构是五度空间的结构，人类经济发展在时间、空间、层次的相互转化中实现，在五度空间相互转化中实现的各国经济发展轨迹是螺旋式上升与波浪式前进的非线性过程。人类率先进入农业社会的，不是当时畜牧业最发达的国家；工业革命之花之所以绽开在英国，不是因为英国当时农业最先进；而信息革命的机遇女神之所以静悄悄地降临自由女神的国度，也不是因为美国的工业发展程度高于英国。这种超越发展不见得完全是基于后来居上国家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更多的是文化、制度、地理环境和人的主体性，其中制度变迁与技术创新起着更关键的作用；由各国结构变迁展开来的人类经济发展的路线图不是、也不可能是呈现出林毅夫的由“燕行模式”与“领头龙”模式组成的直线，而是曲线。因此，林毅夫基于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的发展与他的“燕行模式”与“领头龙”模式之间不对称，他的结构经济学理论与他的经济发展模式逻辑上不兼容，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也不吻合。发展经济学的逻辑结构是五度空间的“全息元”；知识经济时代在发展经济学指导下建构起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是知识经济（层次）、经济全球化（空间）、各国国情（空间）、经济现代发展趋势（时间）的统一，是企业、市场、政府，要素、结构、功能的统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经济学是知识经济学而不是技术经济学。重技术轻科学、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的传统观念，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社会科学主导自然科学，科学主导技术，软技术（同社会科学、思维科学对应的技术）主导硬技术（同自然科学对应的技术）。强调技术立国的日本如强弩之末，而注重知识创新的欧美则保持强势就是证明。知识经济的生命力，在于知识产业的龙头化：用知识和知识产业来统驭和改造传统产业，使第六次产业革命形成的知识产业同传统产业之间从分离走向以知识产业为中心的统一，使传统产业——工业、农业、畜牧业走向统一。知识是传统产业统一的桥梁和纽带。技术没有共享性，知识有共享性，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实现技术后来居上，把知识的层次性转变为时间的跨阶段发展。发展经济学和创业学、经营学、管理学是统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创业模式、经营模式、管理模式是统一的；当今时代发达的资本市场、企业家市场和企业孵化器可以轻易地解决具有市场潜力的新技术的企业化、产业化，使之转变为生产力和经济效益，靠自身资金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后才进行创业使技术转变为生产力和效益的做法已经过时。诚然，人类经济增长方式依次经过资源（即林毅夫的“要素禀赋”）运营—产品运营—资产运营（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运营（金融产业）—知识运营（知识创新带动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带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但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时代，借助知识的共享性、信息高速公路和全球经济的普遍联系，具体某个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通过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实现跨阶段或浓缩某个阶段的时间段取得跨越式发展，使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实现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知识密集的统一。新农村建设包括知识农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就可以做到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统一。发展中国家政府从政策、资金、人才、基础设施、法制诚信环境方面扶持创意—创新—创造—创业工程，是发展中国家技术更新、产业提升、超越发展的必要环节乃至主导环节。在此过程中政府逐步从市场外部性转变为市场内部性是自然历史过程。发展本来就是解决外部性问题。解决“市场失效”的根本途径，是把政府宏观调控定位于市场调节之中而不是之外；政府扶持创业工程、促进技术创新与技术转化、优化提升社会产业结构的目的不仅仅是提高企业边际效率或为企业资金积累提供外围环境服务，而是提高整个社会发展水平与福利水平。发展只能是五度空间的，具有时间空间层次统一结构的经济本身不可能是按照新古典边际效率视野线性发展的；冠以“结构经济学”名号的发展经济学不但离不开经济结构的分析，而且离不开本身的结构分析，离不开经济学、创业学、经营学、管理学、创业工程相互关系的结构分析，打着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旗号的所谓“世界工厂论”、“要素禀赋论”、“劳动密集论”、“比较优势论”等理论背后的新古典线性发展观和线性发展模式不可能解释经济现象、认识经济规律、揭示经济本质、指导经济发展。这就是林毅夫“此次全球危机以其巨大的金融、经济和人力资本代价，也未能帮助其找到原因”（30）的原因。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76）：评张维迎市场的逻辑（五）
[ 2014/01/25 23:34 | by admin ]
2014/01/25 23:34 | by admin ]
市场的逻辑之所以是平等的逻辑，还因为等价交换不等于公平交换
市场的逻辑之所以是平等的逻辑，还因为等价交换不等于公平交换。权钱交换否定的不是商品等价交换原则而是公平交换原则，体现的不是公平交换原则而是等价交换原则。从它体现的是商品交换原则来看，消除了权力的神秘感和神圣感，从而为剥夺这种权力提供了可能；从它否定的是公平交换原则来看，为剥夺这种权力提供了必要。等价交换和公平交换不等同，公平交换除了必须等价交换以外，还有一个前提和基础，首先是机会是否平等，权力来源是否平等，正好像商品来源是否平等一样。如果权力来源不正、商品本身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掠夺，权钱等价交换、商品等价交换又有何公平可言？是在等价掩盖下的不公平，等价和不公平互为因果，形成社会不平等的圆圈，从而使等价交换成为腐败的根源和表现。从等价交换不等于公平交换、等价原则不同于公平原则可以看出：随着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平等”有一个从等价到公平、从现象到本质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把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套到市场经济中来，就有可能曲解市场经济真正的平等原则，从而陷入“是仇富还是仇腐”、“要不要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还是为穷人说话”、“保护富人是保护先进还是保护腐败”的悖论与悖境之中。诚然，一方面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另方面肆意践踏市场平等原则、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讲效率再讲公平甚至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是此类悖论与悖境的始作俑者；但我们同他们论战时，必须学会透过假象看真相、从深层次的理论根底着手，抓住要害、抓住关键，才能化解诡辩、消解悖论。富人与穷人的区分只是现象，造成富人与穷人区别的原因才是本质。是否通过“等价交易”形成富人与穷人的区别只是初级本质，是否通过“公平交易”形成富人与穷人的差距才是深层本质。富人是否剥削者、富人对穷人的态度、富人对社会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级的，由形成富人与穷人差距的深层本质决定。如果只停留在现象层面，任何荒谬的观点都会披上冠冕堂皇的理论外衣，上述问题任何对立的观点都可以得到理论的证明。但只要我们从逻辑和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把握市场经济真正的平等原则，就会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现在理不清、道不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所谓富人与穷人的关系问题还原为机会是否平等、社会是否公正的问题，使之由口水战转变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平等机制的具体措施。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市场的逻辑之所以是平等的逻辑，还因为等价交换不等于公平交换。权钱交换否定的不是商品等价交换原则而是公平交换原则，体现的不是公平交换原则而是等价交换原则。从它体现的是商品交换原则来看，消除了权力的神秘感和神圣感，从而为剥夺这种权力提供了可能；从它否定的是公平交换原则来看，为剥夺这种权力提供了必要。等价交换和公平交换不等同，公平交换除了必须等价交换以外，还有一个前提和基础，首先是机会是否平等，权力来源是否平等，正好像商品来源是否平等一样。如果权力来源不正、商品本身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掠夺，权钱等价交换、商品等价交换又有何公平可言？是在等价掩盖下的不公平，等价和不公平互为因果，形成社会不平等的圆圈，从而使等价交换成为腐败的根源和表现。从等价交换不等于公平交换、等价原则不同于公平原则可以看出：随着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平等”有一个从等价到公平、从现象到本质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把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套到市场经济中来，就有可能曲解市场经济真正的平等原则，从而陷入“是仇富还是仇腐”、“要不要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还是为穷人说话”、“保护富人是保护先进还是保护腐败”的悖论与悖境之中。诚然，一方面主张市场原教旨主义、另方面肆意践踏市场平等原则、鼓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讲效率再讲公平甚至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新自由主义主流经济学家是此类悖论与悖境的始作俑者；但我们同他们论战时，必须学会透过假象看真相、从深层次的理论根底着手，抓住要害、抓住关键，才能化解诡辩、消解悖论。富人与穷人的区分只是现象，造成富人与穷人区别的原因才是本质。是否通过“等价交易”形成富人与穷人的区别只是初级本质，是否通过“公平交易”形成富人与穷人的差距才是深层本质。富人是否剥削者、富人对穷人的态度、富人对社会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级的，由形成富人与穷人差距的深层本质决定。如果只停留在现象层面，任何荒谬的观点都会披上冠冕堂皇的理论外衣，上述问题任何对立的观点都可以得到理论的证明。但只要我们从逻辑和历史、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把握市场经济真正的平等原则，就会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现在理不清、道不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所谓富人与穷人的关系问题还原为机会是否平等、社会是否公正的问题，使之由口水战转变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平等机制的具体措施。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75）：评张维迎市场的逻辑（四）
[ 2014/01/20 22:14 | by admin ]
2014/01/20 22:14 | by admin ]
“你只有使别人幸福你自己才能幸福”的命题逻辑上蕴涵了市场的逻辑是平等的逻辑、效率与公平是统一的结论
张维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大蛋糕”理论、腐败不可避免论和腐败有益论同他的“你只有使别人幸福你自己才能幸福”的市场逻辑相互不兼容，实际上是逻辑悖论。“你只有使别人幸福你自己才能幸福”的命题逻辑上蕴涵了市场的逻辑是平等的逻辑、效率与公平是统一的结论。市场的逻辑之所以是平等的逻辑，还因为平等与自由、民主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从逻辑上看，民主是自由的途径，自由是平等的前提；相对于平等而言，民主与自由都是手段；平等是核心价值，民主与自由是围绕这一核心价值展开的外围价值。只有民主、自由与法制的对称，才能使民主与自由走向平等，而不是走向平等的反面。所以对称是重要的；离开对称，民主、自由和法制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民主和自由走向无政府主义，法制成了专制，它们都离平等渐行渐远。从历史上看，在商品经济早期，自由与平等是同一的；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立体化、宏观化，自由与平等逐步分离，以致经济主体的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必须通过法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以化解各种“外部性”问题对市场公正原则的干扰。所以，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认为市场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的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正确的，但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合时宜。既然平等是目标，自由、民主只是实现平等的手段，那么当自由、民主同平等背离时，自由与民主就必须受到限制，以保障平等的实现。当然，如果剥夺自由与民主的同时又损害了平等，或为了损害平等而剥夺自由与民主，那这样的社会就必须改革。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张维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大蛋糕”理论、腐败不可避免论和腐败有益论同他的“你只有使别人幸福你自己才能幸福”的市场逻辑相互不兼容，实际上是逻辑悖论。“你只有使别人幸福你自己才能幸福”的命题逻辑上蕴涵了市场的逻辑是平等的逻辑、效率与公平是统一的结论。市场的逻辑之所以是平等的逻辑，还因为平等与自由、民主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是同一层次的概念。从逻辑上看，民主是自由的途径，自由是平等的前提；相对于平等而言，民主与自由都是手段；平等是核心价值，民主与自由是围绕这一核心价值展开的外围价值。只有民主、自由与法制的对称，才能使民主与自由走向平等，而不是走向平等的反面。所以对称是重要的；离开对称，民主、自由和法制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民主和自由走向无政府主义，法制成了专制，它们都离平等渐行渐远。从历史上看，在商品经济早期，自由与平等是同一的；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随着市场经济越来越立体化、宏观化，自由与平等逐步分离，以致经济主体的自由与平等的统一必须通过法制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来实现，以化解各种“外部性”问题对市场公正原则的干扰。所以，从逻辑和历史两方面来看，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平等；认为市场的基本原则是自由的观点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正确的，但在当今时代已经不合时宜。既然平等是目标，自由、民主只是实现平等的手段，那么当自由、民主同平等背离时，自由与民主就必须受到限制，以保障平等的实现。当然，如果剥夺自由与民主的同时又损害了平等，或为了损害平等而剥夺自由与民主，那这样的社会就必须改革。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http://mm.10086.cn/1007/300002771578.html?p=&fw=000552&o=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