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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要素禀赋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不是某个要素的功能。





由于林毅夫企业“自生能力”不是建立在企业主体性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企业对比较优势的认定、要素禀赋的选择上,所以林毅夫的企业“自生能力”概念和企业主体性概念有本质区别;以这样的概念为出发点,也必然造成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定位错误。林毅夫:“从自生能力的概念出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应该定位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因为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了,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自然必须提升其产业、产品、技术水平。在每个国家的土地(自然资源)的禀赋是给定的前提下,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指的是每个劳动者所可支配的资本的量的增加,资本来源于剩余的积累,要最快地提升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国家就必须在每一个时点创造最大的剩余,并将剩余中最大的部分用来作为积累。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在每一个时点上按其当前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产品、技术,整个经济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并且,资本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意愿会最大,要素禀赋结构提高的速度就会最快。”⒂林毅夫在这里是以保护企业“自生能力”为由,把通过资本积累实现从劳力密集向资本密集转化看成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并把这样的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定位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把劳力密集和资本密集看成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层次是工业经济时期的思维模式,在知识经济时期已经过时。在知识经济时期,劳力密集和资本密集可以统一。同时,社会主义国家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强的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也是一种要素禀赋,通过政府推动可以形成以知识运营为主导产业、以基本建设为支柱产业、以高速路发展为基础产业的中国的优势产业——不是以某个产业为优势产业,而是以整个产业结构为优势产业。它不仅是优势产业,而且是产业优势;它不仅可以使中国经济抵御全球性金融危机,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样的政府宏观调控和保护企业的“自生能力”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决定不同的企业“自生能力”,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因此,市场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要素禀赋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基于要素禀赋不同基础上的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是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而不是某个要素的功能。企业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作用,是实现国与国之间信息与知识不对称向对称转化的过程,是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也是增强国家经济主体性与核心竞争力的过程。因此,企业“自生能力”是必要的,但提升民族工业的产业结构也是必要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企业“自生能力”,不能成为“国际分工论”、“世界工厂论”、企业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依据,而应成为全球经济技术“洗牌论”的理论依据。企业的“自生能力”和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不是也不应该是国际分工的结果;参与经济全球化不是弱化而是强化我国的经济主体性。只有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主体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会避免国与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使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为全球各国人民共享。在知识经济的全球知识重新洗牌、通过知识重新洗牌带动技术重新洗牌的过程中,实现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产业技术结构与企业主体性的提升,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数量的后来居上并可持续发展,才是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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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家的发展目标、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而不是以GDP增长最快、经济规模最大、资本积累最多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




林毅夫:“因此,两个国家从长期比较起来,当然是采用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国家发展较好,实行赶超战略的国家可谓‘欲速则不达’,这是短期的赶超和长期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但是很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精英都看不到这个矛盾,只看到本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与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巨大差距,并急切的想要弥补这一差距,却不知道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 ⒀林毅夫这种“产业、技术结构都是内生变量,不能靠直接干预去改变”的思维方式就是经典的线性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否定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通过全球知识的重新洗牌实现技术和经济的重新洗牌使发展中国家实现后来居上的可能。这实际上就是说,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一步步爬行。

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一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增长方式,取决于这个国家采用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对称经济学的发展模式,是五度空间的发展模式。五度空间的发展模式更全面、更系统地揭示了经济技术发展的本质和结构。五度空间模式揭示了知识经济(层次)、全球化与多元化(空间)、超速发展(时间)、合作主导竞争与双赢发展(性质)的相互关系。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的重新洗牌将带动经济技术的重新洗牌,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区域化是双向同步过程,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可能跨阶段发展并后来居上;既然层次、时间、空间可以相互转化,知识经济时代的产业技术结构、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结构,就应该是以创新业为先导、知识业为主导、制造业为核心、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配套的再生型→循环型→生态型→稳定型→对称型结构,以取得可持续发展与超速发展。我国实行赶超战略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目标决定战略而不是相反。企业的目标是利润;对于数字经济学来讲,国家只是放大的企业,宏观经济只是放大的微观经济,因而国家的目标是GDP增长。在他们看来,汶川大地震造成的几千亿人民币的损失,国家财政拿出几百亿来重建,不是中国人民财富的损失,而是为GDP增长、企业利润增加、国家经济规模扩大带来机会的大好事。这种扭曲的、宏观经济微观化的 “破窗”经济学固然可以作为民营企业的指导,但作为政府绝对不可以随鸡起舞。我国国家的发展目标、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应该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强、社会可持续发展,并以此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而不是以GDP增长最快、经济规模最大、资本积累最多作为选择发展模式、采取发展战略的最高指导思想。由国家的发展模式决定国家的发展战略,由国家发展战略决定产业、技术结构,与其说是政府直接干预,不如说本身就是产业技术的内生变量。

中国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后发优势,不仅在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于新的科技革命为中国对称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的对称思维方式大显身手提供了平台。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对称思维方式,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催化剂,是中国科学发展、并用科学发展带动经济技术发展的最大的先天优势。

当然,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知识与经济的全新洗牌,热力学第二定律也是发挥作用的。只是在社会领域与在自然领域,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表现形式不一样:后者自发起作用,前者要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这个“自觉活动”就是自觉地用“先天优势”来激发“后发优势”。没有这种“先天优势”的激发作用,“后发优势”只能是一种落差;不但不能实现知识与经济的重新洗牌,而且只能扩大差别。所以,找准先天优势,理顺先天优势与后发优势之间的先后程序、层层递进关系,是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关键,也是落后国家在全球知识与经济重新洗牌中后来居上的关键。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对称思维方式的先天优势,是发挥中华民族文化其他方面的先天优势、并使先天优势转变为后发优势的前提,而把先天优势通过主观努力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比较优势形成的“内生变量”。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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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造理性来看,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决定不同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




从选择理性来看,要素禀赋是静态的、纯客体的。从创造理性来看,要素禀赋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先天优势能否转变为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要靠提升要素禀赋,提升要素禀赋使先天优势转变为比较优势是人的主体性发挥的微观体现。一个国家的资源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不是分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低层次的要素固然是高层次的要素的基础,但低层次要素的质和量由高层次要素的质和量决定。一个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程度、国民素质,可以决定低层次资源的开发和使用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总体上资本密集型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总体上劳动密集型国家,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根本原因。资源禀赋是劣势还是优势,不仅着眼于某个资源本身,而且要着眼于整个社会发展水平;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不是着眼于单个产品,还要着眼于社会组织化程度。国际贸易的基础固然是优势互补,但作为互补的优势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的。在资源禀赋观与上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线性思维方式和选择理性的局限性。

从选择理性来看,比较优势是静态的、纯客体的。创造理性认为,比较优势不是静态的纯客体的,而是动态的、主客体共同决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主体性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在知识经济时代,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将由主体来定义与定位。因此,离开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和人的主体性发展的不同阶段,静态地、消极地看待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实际阻断了像我国这样目前来看资源贫乏国家、特别是贫穷国家的发展道路,使之消极地沦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靠出卖廉价劳动力来糊口。所以,要把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同建设我国国民创新体系结合起来。如果仅仅从工业经济的眼光消极地、静态地、纯客体的角度去理解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问题,只能使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使富国与穷国的两极分化现象更严重,使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的发展,先天的比较优势会越来越弱化,而后天比较优势则会越来越强化。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比较优势取决于知识、制度与新科技产业中的核心技术。而恰恰是后者,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你方唱罢我登场”是规律性的普遍现象。西方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克歇尔、俄林、萨谬尔森等人的建立在“生产要素比例——生产要素密度原理”基础上的比较优势原理,只适合于工业经济时期。在人类创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中,同一个地方、同一种要素禀赋、同一种文化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也就有不同的地位。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发展,可能要以西方“天人相分”的哲学为背景;而以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则恰恰需要以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为参照。在工业经济时代,也许东部平原地带更适合车水马龙;在生态创业时期,也许人们更需要西部山区的郁郁葱葱。我国劳动力密集的优势并非只能通过出口产品价格低廉来体现;植树造林、开发荒地也许更能产生生态生产力。“竞争力”这个时髦概念出现于自由竞争时期;然而就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层结构而言,“生产力”是个更重要的概念。以竞争力为核心,价格举足轻重;以生产力为窠臼,人的数量与质量更根本。不同的范式、不同的增长方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在这里,是主体决定客体而非相反。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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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有禀赋,结构也有禀赋,而且是更重要的禀赋。单个资源必须放在整个社会系统的环境中定位,才能真正做到最佳利用。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完整把握经济系统,才能给经济系统中每一个要素与关系以合理定位,建立合理的结构,形成真正的比较优势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要素有禀赋,结构也有禀赋,而且是更重要的禀赋。单个资源必须放在整个社会系统的环境中定位,才能真正做到最佳利用。在知识经济时期与对称经济学范式中,从宏观来看的国内国际经济结构是五度空间的,而不是平面二维与三维空间的。在社会经济化、经济社会化的今天,要用系统论来扬弃还原论,用社会经济系统工程定位要素禀赋。劳动力密集这个要素不可能单独发挥作用;与劳动力密集这个所谓比较优势相配套的,是资源密集,而我国恰恰是人口平均资源贫乏的国家,用劳动力密集这个要素禀赋产生的“比较优势”发展出口导向劳动力密集型经济,只能造成我国资源枯竭。这说明:从某个要素看的比较优势,从结构上看很可能恰恰是比较劣势。用某个要素来说明比较优势形成模式发展产业,其结果很可能不是扬长避短,而是扬短避长。要素禀赋最重要的是结构,比较优势最重要的是结构,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是结构。所谓结构优势,就是生产中人和人、人和物的结构从不对称向对称、消极对称向积极对称转化,在此过程中使人的素质和要素禀赋二者都得到提升,实现劳动力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统一、劳动力密集和资源再生性开发的统一。对称结构,是转型经济的最深层机制。知识经济使经济全球化、生产社会化程度得以按几何级数增长,这种按几何级数扩大的生产社会化本身就可以使价值得以扩大、提升、再生。因此,知识经济以放大的形式,使资源的再生优于资源的配置、资源的配置从属资源的再生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得以展示和充分发挥。转型经济不但表现为经济活动中知识运营、生产社会化所带来的资源再生,而且表现为思维结构、社会结构、企业结构、生产结构的对称、有序、优化组合所带来的资源的裂变、再生与生产力的几何级数增长。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不仅仅是民间与政府、企业与产业的关系。从结构上看,市场除了民间与政府、企业与产业的关系以外,还有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物质经济与精神经济、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关系;在性质上,还有财富与幸福的关系;在空间上,还有企业、产业、区域经济同全球经济的关系;在时间上,还有配置与再生、生产周期与循环经济的关系。在配置经济学看来,比较优势是要素概念;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从诸如人口、劳力、资源、成本等要素考虑的比较优势;其定位是纯客体的。在再生经济学看来,比较优势是结构概念;在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可以通过主体对客体的整合,使区域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显示出优势,其定位是主客体的统一。我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互补性强,经过协调就可以门类齐全、结构完整、化劣为优;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是一个从本土化到国际化、从区域经济到全球经济的层层递进、逐步演化的连续的过程,从本土化、区域化到国际化是中国全球化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这个时间结构可以使中国经济在本土化基础上国际化、主体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显示出时间结构优势。时间结构优势与空间结构优势二者是统一的: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是通过时间结构优势展开为空间结构优势,用空间结构优势提升时间结构优势。大中华经济圈使中华民族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得以有机结合,经济潜力得以充分发挥,使中华民族得以再次腾飞。这说明:只有用五度空间的思维方式,才能完整把握经济系统,才能给经济系统中每一个要素与关系以合理定位,建立合理的结构,形成真正的比较优势。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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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体是要素,文化也是要素,而且是更重要的要素.中华民族的对称思维方式是中国主要的要素禀赋,也是中国主要的比较优势。



在对称经济学看来,客体是要素,文化也是要素,而且是更重要的要素。要素禀赋论与比较优势论是否正确,前提是搞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搞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的前提,是搞清楚什么是比较优势的思维方式。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什么,不同的思维方式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那么,我们考察比较优势的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什么?是牛顿力学的线性的、纯客体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还是量子力学的主客体统一的、整体论的思维方式?中国“天人合一”中所蕴含的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相对称的思维方式——对称逻辑,对于建立对称经济学与对称经济模式有着先天的优势。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奠定了经济学形而上学——对称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对称哲学,则奠定了对称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对称经济学,是对称的经济发展观的理论依据;以对称的经济发展观为指导,可以形成对称管理学、建构对称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天优势之所以能转变为后发优势,就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经济与经济全球化的碰撞,产生出五度空间的、对称的、系统论的思维方式,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哲学的、经济学的、管理学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并带动制度的、管理的、技术的、产业的创新。通过这些创新,可以使中国经济后来居上。中国经济之所以是对称经济,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称文化。而中国经济之所以有可能后来居上,是因为中国经济是对称经济。中华民族的对称思维方式是中国主要的要素禀赋,也是中国主要的比较优势。很可惜秉持西方实证主义思维方式的林毅夫先生看不到中国这方面的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



本文摘自陈世清著《超越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一书(80万字),该书已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数字出版。纸质版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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